结构主义语言学精选(九篇)

第1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对比分析法;第二语言教学;汉语第二语言教学

第二语言教学中，教师常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比两种语言项目或结构，帮助学习者区分和理解，从而更好地掌握和运用目的语。对比分析法的提出是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以对比分析法为核心，分析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第二语言教学的影响，并探究如何更好地利用对比分析理论，开展第二语言教学。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一）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兴起于20世纪初，其基本理论来源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索绪尔最重要的结构主义原则可以概括为“两个区分”和“两个系统”。

1.区分“言语”和“语言”。言语是指人们日常交流所用的话语，是由个体说出的，而语言则是从个体的话语中抽象出来，具有社会性的语法体系。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是语言而非言语。

2.区分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内部各要素在一定时间内的相互作用，也就是主张语言的共时研究。

3.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符号由“能指”（形式）和“所指”（概念）组成。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

4.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是由各成分依照一定关系有序组合而成的。

索绪尔虽没有使用“结构”一词， 但他提出的系统的内在固有秩序的看法，就相当于“结构”的概念，由此也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新时期。

（二）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

随着对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 后来的语言学家在索绪尔的基础之上不断发展着结构主义理论。20世纪30年代，欧洲语言学界主要形成了三个学派：以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等为代表的布拉格功能语言学派、以叶姆斯列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语符学派、以布龙菲尔德等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其中，以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影响最大。它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语言“系统 ”的理论， 认为语言是一个由各种结构成分组成的系统，主张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对语言材料进行科学、客观的描写，揭示系统内部的关系结构。此外，布隆菲尔德还受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用刺激――反应论来解释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

总体来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语言的结构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描写，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结构分析和描写的方法。第二语言教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本文所探讨的对比分析法就是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语言研究方法，之后被应用到第二语言教学中。

二、对比分析法

（一）对比分析法的基本内容

对比分析法是将两种语言的系统进行共时比较，以揭示其相同点和不同点的一种语言分析方法。它的语言学基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迁移理论。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对语言结构进行共时、客观、静态的描写，注重语言形式而不注重语言意义。正因为有了对语言结构的细致的描述，不同语言系统中的对比才有了物质基础。

把对比分析运用到第二语言教学中，始于40年代的美国。1945年，美国语言教育家弗莱斯指出：“最有效的教材应该是以对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进行科学描述和仔细对比为基础。”拉多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其了第二语言习得的对比分析假说，他在《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提出：凡是跟学习者的母语相似的项目，对他们就比较简单，而和他们的母语不同的项目，学起来就很困难。也就是说，目的语和母语的相似性越强，越容易产生正迁移，越有利于学习者学习，反之则越困难。

对比分析法大体按照四个步骤进行：描写，选择，对比，预测。描写是对母语和目的语进行详细具体的描写，这是对比的基础;选择是在两种语言中选择有意义的语言项目或结构;对比是比较所选择的两种语言项目或结构的异同;预测是在对比的基础上，分析第二语言学习者可能出现的在学习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或产生的错误。

（二）对比分析法对第二语言教学的意义

对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进行具体的比较， 尽管只是对语言形式和结构上作静态的描写， 但对第二语言教学的帮助很大。第二语言教学是在学习者掌握了第一语言后进行的，因此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会不可避免地将两者进行对比。对比分析法有利于教师探究某种语言的内在规律，揭示各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各自的特点。如果教师对学生的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相同点、相似点和不同点都能清楚掌握， 就能预测、解释、纠正学习者因母语干扰而产生的错误， 就能及时准确判断出错误的根源， 甚至有效避免这种错误的产生。

因此，对比分析法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意义是：发现学生的学习难点和重点，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和预见性。这对于设计大纲、编写教材和设计课程、改进教学都具有参照性。

（三）对比分析法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应用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与其他语言相比，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语法上，没有形态变化，主要依靠语序变化和虚词;二是语音上，有大多数语言所没有的声调;三是词汇上，存在大量的同义词和近义词，还有丰富的量词和语气词;四是汉字，也是许多非表意文字语言中所没有的。这些在汉语第二语言习得中必然形成难点。

以语音教学为例，汉语中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是作为区别特征的，但在英语中，它们是属于同一音位的条件变体，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这里教师应该提醒学生注意区分，否则在汉语中会造成意义的混淆。

在词汇教学中，也会出现母语与目的语没有完全对应的情况。比如英语中的 “他/她/它”分别用“he/she/it” 来表示，而在汉语中虽然三者写法不同，但读音完全相同，需要通过具体文本来判断。

再如“把”字句、无标记被字句等汉语有的语法结构，在教学中就应该作为句型操练的重点，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反复练习并掌握。

在运用对比分析法时，要注意防止走极端。教师既不能向学生讲解大量的语言对比理论知识， 也不能只重视语言技能的操练而忽视语言对比理论。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汉语语言能力，而对于语言背后的语言学知识不需要过深的了解，过多专业性的解释反而可能使学生产生困惑。因此，对比分析的研究成果只是用来作为教材编写和教师组织句型操练时确定难点和重点的参考，目的是更好地预测和纠正学生的错误。教师在编写教材和备课时， 要充分利用对比研究的成果，以明确难点， 突出重点。而在课堂上，应该采取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的原则，对容易出错的地方做适当讲解，对会造成干扰的地方多加练习。在练习中，也不能一味只采用听说法进行机械操练，而应注重在对比理解的基础上练习，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对比分析法的局限性和改进措施

对比分析法盛行于20世纪中期，有一套严密的方法和程序，但也存在其局限性。

第一，对比分析假说认为目的语与母语越是相近，就越容易学习，然而事实表明，两种语言相近虽然能使学习者产生熟悉感，有利于正迁移，但也会因为两个语言项目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而产生干扰，造成负迁移。

第二，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对比分析法只对语言的表层结构进行对比，而且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语法几个方面，只重视语言形式，忽视意义和功能。

第三，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困难和错误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并不只是因为目的语与母语之间的差异。

针对以上的局限性，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改进。

1.把对比分析的范围由语际对比延伸到语内对比

教师不仅可以将母语和目的语进行语际间对比，还可以对目的语系统内部的语言项目进行对比。汉语中有大量的近义词，在词义、程度、色彩等方面有所不同，比如 “交流”和“交换”、“相信”和“信任”、“鼓动”和“煽动”等。在对比分析过程中，对于相似而有差异的部分要尤其注意，多举示例，强化差别，弱化干扰，使学习者能够明显地感知差别并学会分辨和运用。例如“开垦”、“开拓”、“开辟”都有“开发”的意思，但“开垦”多与耕种土地有关，“开拓”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扩充，“开辟”则强调从无到有的创造性过程。

2.把对比分析的内容从形式层面扩大到功能意义层面

除了对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教师还可以把对比分析运用到语言功能的实践中去，通过语境对比、搭配对比、文化对比等方式，帮助学习者认识并掌握一个词或语言要素在不同语用范围或语境中的条件和用法，使其得以正确而得体地进行语言交际。

比如在表达去学校的方式时，可以说“我坐出租车去学校”“我打的去学校”，但不能说“我坐打的去学校”，这是搭配上的对比。敬语和谦辞、问候和告别、宴请和送礼、色彩偏好等在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语境中也有所不同，教师也可以用对比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给学习者指出并强调其差异。

3.把对比分析与偏误分析相结合

在教学实践中， 对比分析可以与偏误分析联系起来。偏误分析是对比分析的进一步发展。偏误分析是对学习者的错误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不仅考虑语际迁移，还考虑语内迁移的影响。两者结合不仅可以更科学有效地预测学习中的难点，还可以验证预测是否正确，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资料。

三、结语

对比分析法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迁移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语言研究的方法，虽然60年代后期逐渐受到其他语言学理论的挑战，但它的重要作用却无法抹煞。第二语言教学不仅需要善于运用教学方法，还要有研究意识和预见性。因此，在如今的第二语言教学中，对比分析法在学习者重难点分析和错误预测等方面，依然具有科学性和实践价值。此外，教师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对比分析法，将其运用到教学过程中去，通过语境对比、搭配对比、文化对比等方式，使学习者掌握从形式、意义、功能等多方面掌握目的语，达到交际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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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霞.对比分析理论与第二语言教学[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

[6]汪火焰.简析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影响[J].武汉大学学报，2007.

第2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的背景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之前，语言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和语文学家创立的“语法”。这种“语法”是以逻辑为基础建立的一些规则，没有涉及到语言结构。第二阶段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出现的语文学。语文学派认为语言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相反他重视的是古文献，因此，语文学主要是确定、解读和评注古文献，币忽视活的、现时的语言研究。最重要的是第三阶段，比较语文学或称比较语法阶段。比较语法源于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他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精通梵语和波斯语。在长期的语言实践过程中，他发现印度的古语言—梵语，有许多语法形式和词根跟欧洲的一些语言有联系，1786年他在印度..亚洲学会”宣读论文.阐述了这些新的看法。

进入十九世纪初，威廉•凉斯的看法被人们所重视，这样，在欧洲掀起了语言比较研究的热潮，先后出现了一连串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如法朗兹•葆朴、雅各布•格里木、波特、库恩、马克思•缪勒、布劳恩、古尔替乌斯、施来赫尔等等，著作如葆朴的《梵语动词变位系统》(1816年)、缪勒的《语言科学讲话》(1861年)、古尔替乌斯的《希腊语词源学原理》(1879年)、施来赫尔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1861年)等等。在十九世纪整整百余年时间，比较语法达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尤其是印欧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做得非常细致和深入。

人们对印欧语系的语言已经有了详细的了解。比较语法虽然对开辟语言研究这个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它还没有去弄清楚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它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所作的比较有什么目的，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今天看来，比较语法的研究最主要的功绩只是为重建语言的历史做了一些具体和实质性的工作。

比较语法学派既然不关心研究目的和关系意义，那么他们所研究的必然是“纯粹”的语言，所以比较语法学家对语言的看法绝大多数抱着自然主义的观点。例如施来赫尔在他的《语言比较的研究》中说“语言有它的将来，这将来就词的广义来说也可以叫做历史，但是这历史的最纯粹的形式，我们也可以在自然界比方一棵植物的增长里找到，语言是属于自然界的范围，而不是属于自由的心理活动的范围。”再比如马克思•缪勒在他的《语言科学讲活》中说:“语言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应该属于自然科学。”又说语言的一切变化“都不是真正历史的变化，而只是自然的增长;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可以有历史，而语言或任何其他自然界的产物，严格地说，没有历史，而只有增长”“我们必须考虑到语言虽不断起变化，但不是任何人所能产生或阻止的。••，…随意创造新的词语，将好象变更血液循环的规律。”象施来赫尔和缪勒一样，把语言及其发展变化看作是类似植物增长和人体血液循环一样的自然主义观，有一大批人。

到了1870年，比较语法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出现了一个新语法学派，也称“青年语法学派”。他们开始提出质疑:语言生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语言的生命真的象植物增长和人体血液循环一样的吗?以德国勃鲁格曼为代表，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老师古尔替乌斯，宣称古尔替乌斯等以前的比较语法学家所从事的只限于语言的研究，而很少注意到说话者个人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言语的机构应该包括个人心理的和生理的两个方面。生理方面比如语音。发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的，所以语音定律(语音变化规律)跟物理定律一样产格，不容许有例外。另一方面，心理方面是与人的因素相关的，比如由类推作用构成.新的形式，发生类推作用完全是由人的心理联:想造成的。象英语的复数形式、被动态、完成:时等等形式。在新语法学派之厉，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派，如保罗等的个人心理主义学派。总之新语法学派的兴起，使比较语法发生了转折，人们对语言研究的思考更进一步深入。正是在比较语法学末期这种背景下开始诞生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一位天才语言学家，1878他就写出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这篇震惊欧洲语言学界的论文，那时他才21岁。早期，索绪尔站在新语法学派的立场，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了一种所谓的.‘格式塔思想”，后来扩展到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语言学界特别注重对语言，结构、系统和功能的研究，索绪尔也深受影响，这样他对语言的观点逐渐与新语法学派发生了脱离，渐渐创立了自己一个新的学派—心理社会学学派。

“格式塔思想”转变了索绪尔当初的语言观，但由他所建立的心理社会学学派理论却直接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学模式，而涂尔干的社会学学说又来源于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心理社会学学派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而社会是由“观念的总体”构成的，观念又体现于人的心理，所以“社会事实”就是“集体心理现象”，语言就是集体心理现象。索绪尔深感当前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的缺陷，他毕生致力于探索，一生中很少发表著作和文章，但潜心于教学和研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如梅耶、巴利、施薛皿等。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在他逝世后，由他的学生巴利、施薛霭等于1916年整理出版的。有的人认为，索绪尔的沉默正表现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站在时代前列的悲剧。

《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称《教程》)的问世，全方位革新了以前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及研究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各个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语言学研究的不是各个要素，而是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的“结构”，指的就是索绪尔的“系统”。《教程》的出版，标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立，也标志着普通语言学的建立。这时，语言学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索绪尔成为本世纪直到目前为止，影响最深远的一位语言学家。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法充分阐述于《普通语言学教程》，《教程》内容丰富，范围非常广泛，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几乎都能管到。又因其阐述问题概括性强，包含的思想深邃，故初学者读此书感到困难。但总的看，《教程》始终贯穿主要几条大纲，这几条大纲就是索绪尔语言观的核心，它给我们指明了研究的方向。 1、区分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

按照索绪尔的语言观，语言既是社会的，又是心理的，而心理总归是属于个体的。他把以前人们所说的语言这个笼统概念称为“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又区分为语言和言语，认为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语言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言语包括说话者的意志组合(即心理)和语音表达，是次要的;语言是纯心理的东西，是在言语活动范围内人们的心理印象，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是主要的。因此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是:语言由言语构成;言语要产生表达效果，为人所理解，也离不开语言。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属于社会部分的语言，而不是属于个人部分的言语。

2、指出语言研究就是要从所指和能指中找出它本身的价值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之所以这样有用，就是因为它有价值。语言的价值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是在劳动和工资这两者之间的对等关系体现出来，语言的价值是在索绪尔所说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对等关系体现出来。通俗一点，所指就是概念，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语义(或内容)，能指是音响形象，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语言形式。一定的形式总是表示一定的语义，一定的语义要用一定的形式表达，它们之间是互相对应的。正因为这样，语言才能完成交际的功能，才体现出它的价值，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语言就是由所指和能指构成的符号系统。这里，索绪尔给我们指出了语言研究的着手点。

3、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

由于语言和言语的存在，索绪尔又区分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什么叫做共时语言学?什么叫做历时语言学?索绪尔在《教程》里说:“有关我们的科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涉及进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索绪尔认为，言语是个人的，言语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时间阶段上的演变，言语是千变万化的东西，所以言语是属于历时的。相反，语言是属于社会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是比较稳定的，虽然语言在漫长的历史上有变化，但变化最终还是出自于言语上，所以语言可以看作静态的，共时的。索绪尔认为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同时存在的语言的各成分之间的联系，是属于整个系统的逻辑和心理的关系，是最主要的，而把以前比较语法学所重视的历时研究认为是次要的。

4、确定语言成分的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各种成分的关系，可以分成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种。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一方面，在说话的时候，各个词(或称各个要素)是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个要素可能只有一个词，可能是一串词组成的句子。总之，这些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就是句段关系。句段关系在语言研究中僻如句子层次分析、词组结构分析、词的结构分析等.另一方面，在说话的时候，话语之外总是有一些东西出现在说话者的记忆里，这些在记忆里被唤起的东西，与说出的每个词(或称每个要素)有一些共同点相联系着，这种联系称联想关系。联想关系在语言研究中僻如名词的词形变化:复数、格。动词的词形变化:进行体、完成体、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等等都属于联想关系。

后来的结构主义追随者修改了索绪尔这两个带有心理学概念色彩的术语，把句段关系称为组合关系，把联想关系称为聚合关系，被人们所公认。

《教程》洋洋大观，内容远不止上面所述，如在绪论中讨论到了文字、音位学，第三编讨论了历时语言学，第四编讨论了地理语言学，第五编讨论了原始语言，语言的史前史。但总.的说，重点在绪论和第一、二编，这三部分是《教程》的精髓。而关于语言和言语、所指和能指、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区分又是结构主义的精神核心，是贯穿《教程》的骨架，也是《教程》占有最大篇幅论述的内容，故此文仅作精要介绍。索绪尔对语言的种种看法，形成了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最基本方法。

在索绪尔的《教程》问世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对语言提出这样深刻而自成体系的观点，《教程》的出版成了一部划时代著作。

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索绪尔之后，结构主义发展分成了三个主要的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学派。

这三个学派都遵循语言符号系统理论，把语言看作语言学研究对象，把言语排除在语言学大门之外，这是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学派的研究侧重点不一样，在具体程序操作中，一些细节也有分岐，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

1、布拉格学派

1926年，特鲁别茨科依等在布拉格成立语言学会，标志布拉格学派成立。布拉格学派主要研究成就在音位学，这方面成绩最突出是特鲁别茨科依，他最先把语言系统理论运用到语音研究，发展成音位学，他把音位定义为:在语言中相对立的不能分解为更小的辨义单位的成员。这个定义从语音对立和辨义特征两方面相结合，今天看来一直是比较科学的。

特鲁别茨科依对音今学和语音学的区分是很清楚的，他明确指出:研究言语的能指的

学科叫语音学，研究语言的能指的学科叫做音位学，语音学是纯粹的语音现象的研究，音位学是语言语音功能的研究。在他之前，索绪尔也没有给音位学作出过这样明确的定义，索绪尔《教程》里的音位学概念大致相当于语音学，索绪尔所说的音位也只相当于通常说的音素。索绪尔的这些概念称呼也只是沿用比较语法学派的称呼法，但索绪尔又说:“许多音位学家差不多都只注重发音动作，即用发音器官发出声音.而忽略了听感方面。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在我们耳朵里产生的印象不仅与器官的发动形象一样直接，而且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从这里看出，索绪尔对音位学的概念不仅只注重语音，而且考虑到了听感(辨义)的一面，并且说“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也就是意味着要从语言的角度来认识音位学。所以说，索绪尔为特鲁别茨科依的现代音位学概念事实上莫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特鲁别茨科依也批评了其他一些音位学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给音位下定义。

特鲁别茨科依还全面论述了音位在语言中的地位，如何确定音位，如何划分音位和音位组合的界线，音位组合时各种对立出现的情况等等，这都集中论述在他的著作《音位学原理))(有译为《音位学纲要)))。这部著作是特鲁别茨科依去世后不久出版的遗著，书中所用语

言材料多达220种，是布拉格学派在音位学研究方面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2、哥本哈根学派

哥本哈根学派是一个纯理论研究学派。这一学派主要研究语言的符号性质，及从符号的角度确定语言在人文事实中的地位，从形式和实体方面来分析语言，给语言的本质以更严密准确的分析，形成一个严密的语符学理论体系。

语符学理论是对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符号系统理论的发展。索绪尔在《教程》中说，社会生活中有一门研究符号生命的科学叫符号学，语言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并且是一个自成为特殊系统的成员。接着又提到，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语言符号则是能指(形式)和所指(内容或意义)之间的关系。哥本哈根学派据此发挥更细，区分为: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并进而把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排除在语言之外，而把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及其所构成的种种关系看成是语言之内，并由此构成语言符号系列。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语言学不同于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我们研究语言•要在其中找到一个常数，使之投射于现实语言中，不论有任何变化，都是适用的，永恒的。他们极力拼弃以往语言研究中采用的归纳法，认为采用归纳法不科学，归纳只能寻找语言中的差异，而不能发现常数，只有采用演绎法才能找到常数。而哥本哈根学派的所谓常数就是符号，认为只有符号是永恒的，所以要研究有关于符号的一切.语言学家用语符学理论套用到各种语言研究中去，确实也没有发现什么差错。但实际操作性很差，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种纯理论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当你理解了哥本哈根的理论观点时，它给你一种清心明目的感觉，甚至让人感到兴奋。但另一方面，它对具体的语言分析帮助不大。

哥本哈根学派最主要代表人物有乌尔达尔、叶尔姆斯列夫，他们的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叶尔姆斯列夫的名著《语言理论导论》里。

3、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又称描写语言学派。

描写语言学派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基督教的传播和战争的需要。伊斯兰教、佛教、婆罗门教等教派都规定其经文不能随便译成其他语文，基督教却不一样，相反要求它的教徒尽可能将其经文译成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和方言。因此，在二十世纪初，美洲有大量基督教徒进入印第安语区学习研究印第安语等土著语言，进行布教活动.，他们当中有些还是很有语言修养的教士。这些教士们记录土著语言，给当地人创造文字，然后用当地文字翻印福音书，客观上积累了大量的语言新材料，同时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调查方法，从而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1911至1939年，人类学家、语言学家鲍厄斯对这些语言作了综合研究，写成很有名气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共三大册)。一般认为鲍厄斯的工作，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开端。

另一个原因，也可称为次要原因，是二战爆发期间，为适应全球战争的需要，美国人需要学量外国语，描写语言学大师之一布龙菲尔德本人就参与编写过几种外语教材。以上这两种语言工作方法都是不谋而合的。

描写语言学顾名思义，注重的是对语言的描写，当接触一种陌生的语言时，学习它必须从语音结构和结构组合入手，因此描写语言学的大量工作是描写语言的音素组合，找出它的特点和规律。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在调查印第安民族时，他们首先遇到的也是语言问题，他们首先也得从学习和研究印第安语入手。所以在美国，许多有名的人类学家同时也是语言学大师。

描写语言学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开始调查印第安语的都是欧洲语言学家，只是在长期大量的调查工作中，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很讲时效的一套方法特色。但总的，描写语言学完全遵循索绪尔的语言理论，首先他们亲身感受到语言是由各要素组合起来的，语言的价值体现在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他们就是要渴诚找出这些关系的规律。语言的符号事实显而易见，一种语言是由有限的符号组合而成的。学习研究的是社会共用的语言，而不是某人特征的言语。研究语言重在现时的，也就是共时研究，历时研究是不重要的。这些都是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原则。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大师是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萨不尔生于1884年，布龙菲尔德生于1887年，是同一时代的人。两个人各写有一本书，都叫《语言论》。萨丕尔的《语言论》是一本小册子，论述很精辟;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有600多页，结构很严密，论述没有漏洞。都是语言理论的经典，同齐名。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同是结构主义大师，但他俩的语言观有所不同，可能与职业有关，萨丕尔持观念主义(或称心灵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有结构模式，语言的结构模式大大地制约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主张一些难于解释清楚的细节不必过于纠缠;布龙菲尔德持的是机械主义(或称行为主义、形式主义)语言观，主张研究语言是描写其形式构造，排除任何带意义的因素。因此，有的人把萨丕尔排除在描写语

言学派之外。萨丕尔又是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他1933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38主又当选为美国人类学协会(下转第68页) 会长，足见他在这两个领域中占有的领袖地位。无论怎样，两人同为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并因这两人所作出的成绩，使这一派成为结构主义三大派中势力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派。

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

第3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一、索绪尔和结构主义

索绪尔1857年生于瑞士，1880年考取博士学位，此后30多年潜心研究语言，从丰富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缺陷，下决心提出一个全新的有别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索绪尔逝世后，1916年索绪尔的学生们将他的理论、思想整理出版为《普通语言学教程》。该书也是索绪尔唯一一本著作，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创立，后被奉为语言学的“圣经”。它集中体现了索绪尔的主要语言学理论，以“语言是符号系统”作为理论核心，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基础，提出了“能指”、“可指”的概念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约定俗成的联系，重视区分共时和历时，注重研究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主张区别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他的符号学思想促使了符号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使他成为符号学的先驱。《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而《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体现的索绪尔的思想、理论，突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局限，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全新时期——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这场划时代的革命给语言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效应：以索绪尔的思想理论为基础，欧洲语言学出现了结构主义思潮，并促使生成了布拉格功能语言学派、哥本哈根语符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等三个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派。

索绪尔极其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现代语言学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索绪尔的理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是现代语言学的支柱。”①无论今后语言学如何变化和发展，他的理论和思想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不可忽略的参考价值。

二、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巨大成就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来，我国语言学家在汉语研究中的语音研究、语法研究、词汇研究等方面都深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

（一）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语音研究的影响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阐述的音位学理论，对中国的语音学研究影响深远。50年代初，我国语言学界并不支持音位学理论；1955年到1958年，我国语言学界展开了对普通话音位系统以及对音位学理论的讨论。讨论的目的就在于如何借鉴结构主义的音位学思想，吸收欧美的音位学理论，在把握好汉语普通话属性和特点的前提下，研究汉语音位学以及发展语言学中的音位学理论。在此过程中，对于归纳音位的原则较多的采用了结构主义三大学派之一——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确定音位的原则，即对立互补原则、语音相似原则、模式匀整原则和经济原则等。此外，汉语中音位变体理论较多的受到了布拉格学派中在音位学方面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成就最突出的特鲁别茨柯依的理论。特鲁别茨柯依认为音位学应该研究在一种语言中哪些语音的区别是同意义的。这直接影响了我国语音学中对音位变体的研究。例如，在河南信阳地区，[n]和[l]的并没有起到区别意义的作用，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牛”和“流”不分，“能”和“棱”不分。因此在这个地区的方言中，[n][l]是同一个音位的变体。

（二）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语法研究的影响

1948年，赵元任出版《国语入门》，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应用结构主义思想来研究汉语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出现了汉语语法研究史上从未有过的采用结构主义思想进行汉语语法分析的现象。索绪尔认为语言状态中，最重要的是一切以关系为基础；而这些关系通过语言单位之间彼此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产生相互作用。在《国语入门》中，赵元任正是根据词与词的组合关系对汉语词类进行了划分。

1957年，陆志韦等人编著的《汉语的构词法》 ②出版。作者在研究汉语的构词法的时候提出了以扩展法作为确定汉语词的界限的形式标准。而此方法正是来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直接成分分析法”（扩展是直接成分分析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汉语构词法》还根据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关于语素的思想具体论述了汉语中的词儿，这不仅新颖，而且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 ③

但结构主义思想也对我国语言学中的语法研究产生过消极的指导作用。例如，索绪尔认为语法作为一个稳定性极高的语言的组成部分，只是静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并非变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张对语法进行断代研究。这样，就忽略了语法的历史发展。我国语言学家高明凯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认为语法古今一样，古代语言和现代口语可混在一起研究，虽然不像索绪尔那样忽略古今的联系，却也同样忽视了语法的历史发展。这就是结构主义思想对我国语言学研究负面影响的一个体现。

（三）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词汇研究的影响

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全面渗透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著作是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在这部作品中，丁声树大量采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进行了汉语语法分析。他采用结构主义“替换”和“分布”的理论进行词类划分，如“出题”中的“题”可以与“一个”“一些”组合，也可以用“路”“话”替换为“问路”“问话”；“题字”中的“题”后可跟“过”“了”，也可用“写”“打”替换为“写字”“打字”。由此可总结出“出题”的“题”是名词，“题字”的“题”是动词，它们不算是同一个词。这同时也体现了对结构主义理论中组合关系聚合关系的应用。比如对“次动词”的划分：“能带体词宾语是一般动词的性质，但是不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又跟一般动词有区别，所以叫做‘次动词’。”④这里通过描述次动词“是一般动词的性质”（体现了聚合关系），“不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体现了组合关系），对“次动词”的范围进行了界定。此外，丁声树还采用了结构主义“类义”的理论，认为词类具有共同意义。在句法分析中，他按照结构主义语法中词序配列的分析方法来确定句子成分。⑤

此外，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注重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对我国古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也有一定影响。

第4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关键词】共时；历时；共时研究；历时研究；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留给20世纪语言学的宝贵的遗产，在现代西方语言学思想史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这部书不仅使索绪尔成为“现代语言学之父”，而且他所发起的这场语言学革命也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这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内容十分丰富而又极为广泛，特别是第二编“共时语言学”（PART TWO Synchronic Linguistics）部分和第三编“历时语言学”（PART THREE Diachronic Linguistics）部分，包含着索绪尔重要而独特的语言学观点。本文的重点就在于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来探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中的共时观和历时观及其作为方法论的意义和作用。文中所引的索绪尔的论述取材于英国著名语言学家Roy Harris的英译本――《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一、共时和历时（Synchrony & Diachrony）

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是在书中位于PART TWO & THREE前的PART ONE GENERAL PRINCIPLES中，在这个部分的CHAPTER Ⅲ.Static linguistics and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中，Saussure提出语言（学）的内在二重性，提出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方法既是一切研究价值的科学的内在二重性（Internal duality of all sciences concerned with values），也是语言学研究的内在二重性（Internal duality and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索绪尔从一个图形出发（见下图），首先形象地指出了共时和历时是两条交叉的横纵方向，1.Axis of simultaneity（AB）.This axis concerns relations between things which coexist，relations from which the passage of time is entirely excluded.2.Axis of succession（CD）.Along this axis one may consider only one thing at a time.But here we find all the things situated along the first axis，together with the changes they undergo.①在此，索绪尔并没有提出共时和历时的两个术语，而只是指明了两种研究方法及其一般方向；之后从价值（value，这是索绪尔的一个重要思想）的角度提出区分语言学为两种语言学，他暂先定名为演化语言学（Evolutionary linguistics）和静态语言学（Static linguistics）；直到这一小节的最后一段才明确提出了共时（Synchronic，synchrony）和历时（Diachronic，diachrony），进而提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区分和概念。索绪尔认为：Everything is synchronic which relate to the static aspect of our science，and diachronic everything which concerns evolution.Likewise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will designate respectively a linguistic state and a phase of evolution.㈡

二、共时和共时语言学

在PART TWO SYNCHRONIC LINGUISTICS这一部分的表述中，索绪尔否定了那种关于主体“实体的”观点，而赞成一种“关系的”观点，提出研究语言不仅应该根据语言的个别部分，不仅应该历时地进行研究，而且应该根据语言个别部分之间的关系共时地进行研究。这就是说，要根据语言学当时的适当性，应当把语言作为一种完整的形式（Gestalteinheit），作为一个统一的领域，一个自足的系统来研究。例如一个词的历史，时常离这个词现在的意思相差很远，其原因是除了历史之外，还有一个“体系”的问题，而这样一个体系主要是由对于这个体系的种种成分而发生影响的平衡规律组成的，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这些规律都取决于语言的共时性。事实上，在语言中起作用的基本关系，乃是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种种意义合成的整体，自然地形成一个以区别和对立关系为基础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还形成一个共时性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索绪尔强调共时性的重要性，以区别于对语言的历时性研究，这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样就承认了语言既有它的历史范围，也有它当前的结构的属性，其创新之处在于坚持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语言在任何时刻都是完整的，不管刚才在这系统中发生了什么变化，也就是说，每一种语言除了它自身的历史之外，还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客观存在，是一个从说话人现在嘴里发出的语音系统，说话人的言语其实以当时说话的形式而构造和组成语言，通常并不顾及语言的历史。

三、历时和历时语言学

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的大力提倡并不意味着他对历时语言学研究及方法的否定，之所以把共时语言学的地位摆在历时语言学前面，其实只是对当时的语言学现状――只注重语言的历时研究而忽视语言的共时研究的一种反动。实际上，《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中历时语言学的内容占了近三分之一。

由于印欧语的屈折性，索绪尔探讨历时语言学也是关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学。他从语音变化（Sound changes）的角度切入来阐述他的历时语言学的思想，而且这方面的内容在PART THREE中占有大量的比重，甚至从本书的Contents 中就能感觉到这一点，讨论了大量的和语音有关的现象，如Chapter Ⅱ.Sound changes，Chapter Ⅲ.Grammatical consequences of phonetic evolution，Chapter Ⅳ.Analogy 以及Chapter Ⅴ.Analogy and evolution.在PART THREE Diachronic Linguistics，Chapter Ⅰ General observations 中，索绪尔指出：“Diachronic linguistics studies the relations which hold not between the coexisting terms of a linguistic state，but between successtive terms substituted on for another over a period of time.”㈢“Historical phonetics，and historical phonetics in its entirety，is the first object of study in diachronic linguistics.”㈣这是由印欧语的特性――屈折性决定的。这一理论的应用范围是广泛的，但不是绝对的，例如汉语这种缺少屈折变化的语言，这么一种以语音的历时性来研究探讨并基本上就可以涵盖某种语言历时性的可能性，在汉语中是不存在的。

尽管索绪尔特别地推崇共时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但在其著作中，关于历时语言学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一左右就很说明问题。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的提倡，是不满于当时的语言学研究只注重历时研究，到了今天，无论共时与历时，理应成为我们研究语言的理论和方法的两个基本要素。共时和历时的区分，不是认识论上的区别，而是方法论上的区别。

四、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索绪尔区分了共时语言学（或静态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或演化语言学），共时就是静态的，历时就是演化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即共时的观点和历时的观点是语言研究可采用的两种观点，前者涉及共时事实，即共存于同一个系统的事实，后者涉及历时事实，即随时间变化但不影响整个系统的事实，或者说是跨越时间所产生的事实。为什么语言中会存在这两种事实？这个问题与语言符号的特性即不可变性和可变性有关。这一特性也是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前提。

语言符号一方面是可变的，另一方面是不可变的，这似乎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对这问题的解释涉及到语言符号任意性、规约性和社会性关系。索绪尔认为，这一特性可联系非理性的任意性原则和时间的连续性原则给以解释。从语言的内部看，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因而能指对所指的选择似乎是自由的。这一点看起来符号是容易改变的，可正是因为语言符号以任意性为基础，说话大众才没有讨论改变符号的基础；从语言的外部看，也就是从符号和使用它的语言社团成员的关系看，符号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制约的，一种符号不能随随便便被另一种符号所代替，这体现出语言符号的规约性。随时间的流逝，语言符号注定要变化的，这种不变性和可变性是时间的连续性原则在起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时间因素既使语言符号具有不可变性的一面（体现在语言的历史继承性），也使语言符号具有可变性的一面（体现在语言的历时变化性）。同时必须看到，语言是社会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说话大众将产生改变它的社会力量。所以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包含着自由和非自由之间的矛盾，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因此是自由的；而考虑时间因素，语言符号既是非自由的，具有不变性，也是变化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可变性。正是由于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的特征，导致了两种语言事实的产生。在索绪尔看来，由一这两种事实完全属于不同的秩序，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区分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或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概言之，索绪尔认为应该把所有的语言现象分为两类，一类属语言的共时性现象，亦即属于语言的横切面的现象，另一类属语言的历时性现象，亦即有关语言成分的历史演化的纵横面的现象。因此，我们要分出两种语言学，“Just as political history includes the description of periods as well as the narration of events，it might be supposed by describing a sequence of states of a language one was studying the language along the temporal axis.But in order to do that，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consider separately the factors of transition involved in passing from one linguistic state to the next.The term evolution and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are more exact，and we shall make frequent use of these terms.By contrast，on may speak of the science of linguistic states，or static linguistics.”“But in order to mark this contrast more effectively，and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orders of phenomena relating to the same object of study，we shall speak for preference of synchronic linguistics and diachronic linguistics.Everything is synchronic which relates to the static aspects of our science and diachronic everything which concerns evolution.Likewise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will designate respectively a linguistic state and a phase of evolution.”㈤

“Synchronic linguistics will be concerned with 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nexions between coexisting items constituting a system，as perceived by the sam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Diachronic linguistics on the other hand will be concerned with connexions between sequence of items not perceived by the sam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which replace one another without themselves constituting a system.”㈥

那么，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哪一种更为重要呢？索绪尔认为，共时观点比历时观点更为重要，“For example，to begin with the most obvious fact，they are not of equal importance.It is clear that the synchronic point of view takes precedence over the diachronic，since for the community of language users that is the one and only reality.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linguist.If he takes a diachronic point of views，he is no longer examining the language，but a series of events which modify it.”⑦

在索绪尔看来，共时和历时是两种对立的现象，应该分别进行研究，但这只是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对立，即共时和历时的对立只是方法论上的对立而不是认识论上的对立，并不是说两者是互相排斥的。索绪尔指出，在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十字路口上，我们应该选择前者，也就是研究语言的共时符号系统的关系和价值。但同时索绪尔通过语言和下棋的比喻，说明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在这种方法论的影响下，现代语言学流派如以梅耶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欧美结构主义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都在现代语言学的长河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参考文献：

[1]F.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林玉山.现代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注释：

①F.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P80

②F.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P81

③F.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P139

④F.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P139

⑤F.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P81

第5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似乎是离很远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如果不太接触西方理论，也很可能会不以为然地说：“结构主义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场广义的革命。结构主义诞生之后，它像一把利剑一样改变着人们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文化思潮，它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作为文艺思潮，结构主义几乎影响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从理论到创作，从小说、戏剧、诗歌到电影。这一思潮还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国际影响，从60年代中期开始，它以法国为中心，迅速扩展到英、美、西德、意大利、丹麦，并对苏联、东德、波兰、捷克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产生了影响。它是战后继英美新批评派和法国现象学派而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第三大思潮。有人认为，从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的人”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人”。

那么，是谁制造了结构主义这么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剑呢？

谁制造了结构主义？

没有一种思潮可以在一夜间形成并名震天下，结构主义也不例外。尽管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但它并不是在60年代才形成，也不是诞生于法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岁月。当时西方有一部份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他们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如文化的各个分支或文学的各种体裁）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规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2）中所表达的见解：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最初的结构主义思想，它首先被运用到了语言学的研究上。

出生于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研究的始作俑者，他在长期的语言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19世纪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相对立的新观点。比较语言学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静止的单位对待，只注意了它们的历史比较，而忽视了语言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忽视了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索绪尔则把具体的语言行为（“言语”）和人们在学习语言中所掌握的深层体系（“语言”）区别开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语言学是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学问。索绪尔使用的词虽然是“系统”而不是“结构”，但意思是一样的。他把语言的特点看作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系网络，纯粹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并把这种关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原则。索绪尔的理论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来以《普通语言学》的书名出版，对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也因此被人们敬称为“结构主义之父”。

1945年法国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他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对于原始人的逻辑、图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具体逻辑”。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他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于是，到了60年代，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一个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时代到来了。

结构主义为什么能在60年代的法国流行起来并如日中天呢？其原因大概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会和语言危机的表现，也是对那种危机的反应。它从历史逃到语言－－这是一种讽刺行为，因为正如巴尔特所看到的，没有什么行动在历史上能更有意义。”战后的法国和其他曾经将版图延伸到国土之外其他土地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法国的学者们已不能自由地出入曾经是他们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实地考察，重实地调查、轻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适合他们，结构主义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这大概也是结构主义的大师们看上去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的原因。另外，战后法国经济飞速恢复与发展，以“他人是我的地狱”为宗旨的存在主义哲学同现实格格不入，人们对“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等这些存在主义的概念失去了早先的热情和兴趣，结构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存在主义的否定的思潮而兴起。结构主义认为：“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

于是，在存在主义的退潮声中，以后起之秀身份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紧锣密鼓地登台亮相了。

结构主义方法论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正如霍克斯所说：“在任何情境里、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再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因此，对语言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出发，而不应当离开特定的符号系统去研究孤立的词。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所以，结构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它力图研究联结和结合诸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

结构主义方法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共时性的强调。强调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索绪尔指出：“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索绪尔认为，既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的序列。于是索绪尔提出一种与共时性的语言系统相适应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即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共时性和整体观和系统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整体观和系统观的必然延伸。

走近两位结构主义大师

（1）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

出生于瑞士的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一生最重要的阶段是他在1906年到1911年他去世前的几年间他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的课程，建立起与传统语言学理论完全不同的语言学体系。在此之前他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这一事业作铺垫：他年轻时曾经在日内瓦大学和来比锡大学读书，并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于1878年完成了《论印欧系语音元音的原始系统》的著名论文，引起轰动。此后，他又在柏林大学和来比锡大学继续深造，1881年到巴黎的高等研究学院教授梵语，并兼任巴黎语言学学会秘书，建立起法兰西语言学派。他还来不及将他的讲稿编写成书就与世长辞。后来，他的学生们根据他的一部份手稿、材料和同学们的笔记，编辑整理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出版，从此，他的语言学理论便以极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被扩散到全世界，并渗透到各行各业的研究中。其影响正如美国学者戴维·罗比所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使语言学改变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它的强大影响使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超越了纯粹文学语言问题而产生出有关整个文学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性质和组织的新理论。” 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伸出来的一些普遍性的结构原则，在日后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些重要方法论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些普遍性的语言学原则包含有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主要贡献。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引发出结构主义重分析结构的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语是第二性的。语言是社会性的，是一种抽象记忆的产物，语言优于言语，言语的意义源于语言；语言不是如词典式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种规则的躯干，它是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而言语是个别性的，是创造的产物，是种受经验控制的线性形式，是一个特定制造的事件。正是因为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才产生了结构主义的一个无处不在的法则：“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它也表明了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语言－－即系统－－是一种自主的、内在化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

其二，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引发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相比，结构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是因索绪尔视语言自身是个符号系统引发而来的。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没有意义，它就不是语言。他的对于符号及其构成关系的强调，导致后人建立了“符号学”。在符号学家看来，现实中任何东西如穿戴、人的行动等，都可视为符号，因而都可建立一个有关穿戴、人的行动等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视语言为一种符号系统也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意义的构成只取决语言的各种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所谓语言，就是一个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组成的符号系统。

其三，从索绪尔对共时分析的追求引发出在特定时空中的定性研究法。共时分析是结构主义者最喜欢用的分析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也包含其中，即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借助于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

事实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正是把索绪尔的各种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而索绪尔关于

语言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规律更被用来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用语言学原理对文学的功能系统作出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

（2）结构人类学的缔造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生于法国，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神话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他早年就读于巴黎大学，1935年到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社会学，并用了4时间对巴西的原始部落进行民俗学、人种学的调查考察。二战开始，他曾回法国服兵役，巴黎陷落后，他旅居美国，结识了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他的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运用于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用语言学的模式来解释亲属关系和神话结构，从而对结构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的大量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热带的忧郁》（1955）、《结构人类学》（1955）、《野性的思维》（1962）和《神话学》（四卷本）（1964－1971）奠定了把结构主义方法引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符号），不同的思想型式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的排列和组合。他通过亲属关系、原始人的思维型式和神话系统所作的人类研究，试图找到对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心智普遍有效的思维结构及构成原则。他认为处于人类心智活动的深层的那个普遍结构是无意识地发生作用的。其结构主义方法主要有如下原则：

（一）对整体性的要求；

（二）整体优于部分；

（三）内在性原则，即结构具有封闭性，对结构的解释与历史的东西无关；

（四）用共时态反对历时态，即强调共时态的优越性；

（五）结构通过差异而达到可理解性；

（六）结构分析的基本规则：

1．结构分析应是现实的；

2．结构分析应是简化的；

3．结构分析应是解释性的；

等等。

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神话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他对神话的考证、确定某一神话的原始真实版本和内容没有兴趣，他所进行的工作是想从神话研究中找到对所有人类心灵普遍有效的逻辑或思维原则，用他的话说，就是全人类的心灵都具有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中是难以找到这种普遍的野性思维的原则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普遍的教育驯化，使现代人的心灵充满了各种特殊的逻辑或思维方式，那种原始的逻辑或野性思维已被掩盖或被埋起来了。神话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冷”社会的文化，从中将能寻求普遍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研究中所提供的语言学方法，实际开了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河，他的神话分析也就成为一切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一个摹本，他所提出的著名论点－－每一个具体神话的各自单独的叙述，即神话言语，都是从神话的语言的基本结构中脱胎而出并从属于这个基本结构的－－也就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并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是以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为主要对象和背景来展开的，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关键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阅读

【正文】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掀起的思想波澜已无需赘言，更无需按部就班地作一番导论式的介绍。因此本文主要以对比的方式来勾勒出它们各自对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其中以凸现后结构主义的文化贡献为主要着眼点。后结构主义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政治理论、社会学、民族志、历史学到精神分析等诸多领域，后结构主义的踪影几乎无处不在，至今仍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然，要对后结构主义进行讨论，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问题。

一、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

不可否认，后结构主义产生于结构主义，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动。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不少学者认为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划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注：杨大春，1998，第64页。）不过，这反倒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既然无法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作出界限分明的划分，那么不如将着眼点落于二者之间的延续性和对立性方面，由此来澄清二者的异同。这种做法既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又可以使二者各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结构主义，简要地讲，起始于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著作，后经列维-斯特劳斯的发展，成为人类学中的一种文化分析方法论。到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法国，其影响不仅波及到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而且通过巴尔特等人的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又扩展到文学批评、历史学乃至哲学等领域。可以说，50年代是一个以结构主义为主导批判话语的年代，它取代了40年代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潮的地位。然而，在50年代中期，某些结构主义话语的实践者，如巴尔特，已经开始去超越结构主义内在的局限性；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新一代的批评家，其中包括M.布朗绍和G.巴塔耶；这些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深受尼采、海德格尔以及更为自由的思想传统所影响，他们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拆解结构主义，而是有更远大的目标，只是由于结构主义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暂且采取一种批判战略。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的最新形式，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作为对于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的序幕。（注：Surber，J.P.，1998，p.191.） 从这样一种背景去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划界往往在于如何去理解后结构主义的这个“后”字(post)，因为这是许多争论的焦点所在。（注：Edgar，Andrew&Sedgwick，Peter，(eds.)，1999，p.299.）如果从“强”意义上去理解，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超越和替代；如果从时序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朝着某些新的方向发展和扩展了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来看，它最初是作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本身明显带有一种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色彩，因此明确地反对以往的“主体中心化”的思想运动。从这一点上来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显然存在着延续性，只不过后者的理论主张并没有走出形而上学的怪圈，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将它所要反对的东西重新表现出来。后结构主义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纲领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启示，却没有停留在结构主义的基本前提上，而恰恰要对结构主义进行拆除，进而去消解任何以“启蒙”的知识和真理观念为前提的理论。

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后”字可以理解为对以往种种“主体中心化”理论立场的全面告退。换一个角度讲，如果说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也可以说，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分野，如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野，尽管很难从时间上作出确切划定，但是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二、后结构主义的标志：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消解形而上学传统，（注：严格地讲，应该是“解除形而上学的中心作用”，因为“消解”(decentre)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去掉……的中心”或“非中心化”，后来在中文的使用中逐渐简化为“消解”，从字面上反倒看不出与“中心”的关系。不过，这对理解上似乎并未造成太大的妨碍。）无疑是后结构主义最显著的标志。然而，这并非是后结构主义的首创，而是对德国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想的进一步拓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尼采和海德格尔是后结构主义的最重要的历史先驱，因此我们不妨从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来追寻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源泉。

1.对于西方文明的总体批判

在现代思想家当中，尼采是对所谓的西方传统展开彻底、全面和持久的批判的第一人。在尼采看来，柏拉图关于不变的理念世界与流变的感觉世界的区分所确立的这种基本对立主导了欧洲思想和历史进程。按照尼采对柏拉图的解读，在这种区分下，我们的现实世界在与另一个更完善世界的对比之下被贬低了。那么曾被尼采称之为“大众的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从本质上讲正是建立在柏拉图的这种对立之上的，因此基督教要去宣扬此世苦行来世回报的教义。虽然现代性对于宗教的怀疑削弱了对于来世的信念，但并未成功地将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所否认的意义或价值归还于当下世界。其结果便是虚无主义，即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盛行的一种无意义或无价值感；尼采以“上帝死了”这句名言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种虚无主义状态。

海德格尔正是由于全面地研究了尼采才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从现象学研究转向了总体批判。尼采对于西方文化的指责主要采取的是一种道德批判形式，针对的是其宗教和政治基础，而海德格尔则将欧洲文化的道德虚无主义看作为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的征兆。在海德格尔看来，当思想被禁止提出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时，虚无主义就深深印刻于西方文化的起源，其最终结果是当下世界的虚无主义。在这个世界中，科学和技术实际上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最终实现了对所有人类事务的支配。而人类本身却在越来越受管制的生命中失去了意义感或价值感。海德格尔认为，超越这种虚无主义之路在于对西方文明展开一种总体批判，彻底拆除其最深层的和最基本的假定，从而为建立一种新兴的存在与人的关系扫清道路。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并不是另一种哲学或意识，而是更新的和更为本真的，不再受逻辑、科学和现代技术所支配的经验言说和思维方式。

海德格尔的这种反思方式使得其后来的著述越来越诗意化，甚至神秘化。就这方面而言，后结构主义者总的来说是倾向于追随海德格尔，同时在许多方面仍然贴近于尼采的批判立场，但是后结构主义者对于尼采的接受主要表现为认同尼采对西方文化所作的宣判：西方文化最终是由哲学所决定的，欧洲哲学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任何批判工程必须首先从总体上去动摇和拆除与西方形而上学相关的假定和观念。

2.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

尼采在寻找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轨迹的驱动机制中发现，虽然西方哲学及其旁系是以求真意志为其特征的，但这不过是一种更基本的和更普遍的原则—权力意志的历史变体。按照尼采的分析，权力意志不仅仅是个人欲望的一种功能，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原则。这一原则规定着一切，从自然、社会乃至人的存在，以至于任何事物最终要设法获得其存在都必须划出其形而上学的势力范围。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顶峰，是表达西方传统的最终意义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观念，由此可以走出权力的专制去迎接存在与人的新关系的黎明。

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海德格尔对于尼采的权力意志的解释表明，总体批判的最终目的是去揭示所有文化话语、文化制度以及文化实践是如何在特定的权力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及如何被用来去支持和强化这些形态的。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权力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些形式的经济组织的历史特征或附随现象，而是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和话语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可以借此来抵御任何严厉的政治批判。

3.语言的中心性

如果说尼采以“真实的幻觉”揭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虚假性，那么海德格尔经过反思之后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

这一著名论断。（注：Surber，J.P.，1998，p.188.）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经验和思想的控制是逐渐地渗透于我们的话语方式，因此必须从语言中去寻找这种控制的根基。那么要重新发现存在的意义，则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新的语言观和一种与语言的新的关系。显然，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揭示预示了对语言的中心性的消除。

后结构主义汲取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见识，将话语及其在不同文本的具体作用列为其批判纲领的核心。他们认为，话语与人类关系连接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对文本中的操作机制进行批判就等于批判文化本身。事实上，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化即是其各种话语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对文化展开批判即是去揭示形形色色的文化文本显现其特定的权力形态的方式，去揭示为什么文本偏爱于某些术语、隐喻和修辞而压制其他对于文本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术语、隐喻和修辞。那么，所谓彻底的批判的目标则是去揭示文化文本所造成的“真实的幻觉”，去揭示建构文本所经由的偏爱和压制的过程，从而让人们认识到占主导地位的术语和隐喻如果没有正是它们试图加以遮蔽和压制的这些限定便不会有任何意义。换言之，如果语言是隐喻的集合，而这些隐喻在其起源被遗忘时又成为固定的客观术语或真实概念，那么彻底批判的任务则是通过揭示其历史的、偶然的和任意的谱系来产生一种非神秘化（祛魅）作用，彻底揭穿其妄称客观真理的虚假面目。

应该指出的是，后结构主义的批判之所以往往带有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的怪僻风格，其原因显然与这种语言观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讲是语言手段和修辞手段的一种复杂和动态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作为一组所谓带有真实性的命题来加以分析的某种东西。同时，从后结构主义者的愿望来讲，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来力求避免建构另一种“真实的”或“概念的”话语，因为这样的话语会使他们陷入他们要去批判的陷阱，这样后结构主义自身的表述风格便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其批判话语的风格并不是一种随意的或突发奇想的选择，而是一种批判手段，用来对他们所批判的文化话语的术语进行例示、折射、颠倒或游戏。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策略并不是力图陈述关于某一文本的某些真实论题，而是让其话语风格产生工具、折射和离变作用，进而教授读者如何自己来批判文本，也就是说其目的不是设法让读者相信某种真实的或客观的文本解释。不过这样一种策略是否成功仍然是一个问题。 4.消解策略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那么要理解后结构主义的“消解中心”策略——即消除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则需要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出发点。黑格尔的宏大哲学综合是建立在三个不可分割的断定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关于现代哲学的发展（开启于笛卡儿的“思想的我”这一概念，后经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黑格尔认为西方传统的最高境界乃是自我意识即人的意识的最终实现，也就是说主观性意识到自身是所有现实、真理和存在的来源。在黑格尔看来，虽然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自己”为西方哲学确立了基本议程，但是，苏格拉底的这一规劝只是在后基督教即现代世界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黑格尔以最为极端的形式确立了意识或主观性的中心地位，认为意识或主观性是所有真理和存在的中心，是不可反驳的终极法庭，它负责裁决一切有关真理、意义和人的价值的断定。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存在都无法拒绝纳入自我意识所代表的绝对和封闭的循环：自我意识的主体没有“自身之外”（outside，出位）和“他物”（other，他者），（注：Surber，J.P.，1998，p.189.）因此它标志着神在人间的真正的道成肉身，虽然仅仅表现为图形或符号的形式。

其次，与这些思想紧密相连的是黑格尔的文化观，尤其是他把哲学视为文化的最高体现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西方文明的真正可以流芳千古的成就，乃是像黑格尔这样的伟大的哲学家所提出的思想和体系，因为每一位哲学家都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形式的纯理性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位哲学家都体现出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自我意识或主观性。黑格尔对于文化和历史的这种解释之根本，在于认为所有文化文本最终必然是哲学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因为它们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哲学所最为清晰表达的“真理”。不过黑格尔认为，将一个文本视为合理的，意味着文本是一个有内在连贯性的有机统一体，它表达的是贯穿于全部文本的惟一的主导思想。换言之，按照黑格尔哲学范式的解释，文本应该被看作为完全明晰的中介，直接地和毫无扭曲地把作者的合理统一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对于在哲学上自我意识的解释者来说，他应该能够把握赋予文本以生命的本质和统一的概念，文本的具体内容或风格与其哲学意义和意谓全然无关。后者只能是连贯的、统一的和合理的。因此，黑格尔将文本视为合理的、统一的和中心化的观点，与他把自我意识的主体视为所有文本的最终来源是完全对应的。

最后，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历史绝不能被看作为仅仅是经验事件的偶然排列，或各种传统的一种复杂织体(texture)。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在自我意识的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对现代哲学的统一的、必然的和合理的展开。哲学的历史构成了历史本身的真正本质和范式，因此真正的历史只能是理性的和合理的。实际上，黑格尔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历史是一种普遍的、超越个人的“世界精神”达到自我意识，是对注定要发生的进步所作的一种惟一的、统一的和始终如一的叙述。这种历史观，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来讲，就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那么去解释历史文本不过就是确定它们在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的这个支配一切的目的论的发展过程当中所发挥的特定作用。

虽然黑格尔以后的几代思想家对黑格尔的哲学抱以摒弃的态度，但是黑格尔哲学赖以为基础的基本概念依然产生着影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者就是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西方形而上学的这些残余，他们为此而采取的批判策略则旨在消除形而上学的核心观念。

于是，拉康去消解主体，德里达去消解文本，福柯去消解历史。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采用了不同的批判话语，但是他们的消解策略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因此要在他们的观点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反倒容易引起误解。不过，无论哪一位后结构主义者，他在进行消解之前首先要超越结构主义的种种二元对立。或者说，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为主要对象和背景来展开的。

三、超越二元对立

后结构主义的产生恰恰以结构主义作为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是在超越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过程中来具体实施自己的消解策略的。所以说，消解并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设想，而是具体的理论建树。众所周知，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在于认为一个文本或现象的表层结构与其深层结构之间可以清晰地划分出一条界线，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这种区分不过是在重申生成与存在、意见与真理、表现与实在、现象与本体等等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分，而且在每个对子中总是轻前重后。后结构主义认为，在每个对子中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互依赖的，因此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区分是假定的，是意义或意指(signification)游戏的产物，并不是现实的或终极的区分。不仅仅是深层结构必然要左右表层结构并在表层结构上显现自身，而且表层结构往往要反抗，打破乃至否弃深层结构的所谓逻辑。更具体地讲，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寻找任何文本的意义并不应在文本本身背后或底层的深层结构中去寻找，而应在文本自身要素的不断转换的意义游戏中去寻找。

这样，后结构主义以结构观念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作为突破口，进而揭示二元对立是人赋予对象的，而不是对象本有的，它是一种构想的结构，是一种人为的游戏。然而，这种突破是具有真正的认识论意义，还是走入了一种更加极端的主观主义？或许，后结构主义的对于二元对立的超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补救，也就是说在结构的观念处处捉襟见肘的时候，后结构主义以一种更加令人迷惑的意义游戏把人们引入一个更加远离自然世界的文本世界。这中间既可以看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断裂，也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断裂可能是一种假象，它掩盖的也许是一种转换或延续。从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所谓超越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超越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或者说是一种游戏方式的转换。

1.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源自索绪尔关于记号的定义。索绪尔把记号定义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后者被看作为一种心理概念。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任意的，因为从其根基上来讲并不存在任何自然关系。然而，一旦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被确定，由此产生的记号往往被看作为语言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单位。对于这种稳定的、静态的结构，后结构主义者显然不能予以认同。于是他们在能指与所指前面加上“可变”(sliding)一词来标明同结构主义的分歧。所谓“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的概念无非是把一种静态的概念转换为一种动态的概念。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总是在不断地转换和变化，因此同一能指在不同语境或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根据与之相关的所指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后结构主义以语言的文学使用，尤其是以诗体和修辞手段作为例证，来强调意指的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与结构主义的僵化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他们指出诸如隐喻和转喻这些手段比之结构主义拘泥字面意义(literalism)的做法更能体现语言的实际性质。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结构主义所描述的语言结构正如尼采所言，不过是隐喻和其他比喻的残余物，它们通过不断的重复和流传而丧失了其诗的光泽。（注：Surber，J.P.，1998，p.192.）那么，后结构主义者显然是要将诗意归还于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在本质的意义上是诗”（海德格尔语）。这种诗意乃是真正的意指所在，它如同海神普洛透斯千变万化，稳定的语言结构是无法捕捉到这样一种品质的。 2.语言与言语以及封闭问题

后结构主义者沿着同样的思想轨迹，拒斥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之间的严格区分。后结构主义的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关系的蕴涵是，一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可能性不可能脱离语言的实际使用，因为在语言活动的实际发生当中，能指与所指之间总是在铸造新的和有创意性的关系，语言系统本身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那么，一种语言绝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给定的和封闭的意义可能性母体，实际的言语活动可以从中进行选择，而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语言创新的历史档案馆，某些意义可能性不断地被抛弃，其他的可能性又不断地补充进来。

后结构主义特别批判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系统或它们所产生的文本的封闭性(closure)的假定，认为这种假定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残余。对此，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语言和文本是彻底开放和多义性的。这就是说，语言和文本可以传达多重意义，接受多重的解释。因此，语言和文本是进行意义游戏的开放空间。

3.共时性与历时性

虽然结构主义把共时性与历时性作为一个二元对立提出，但是其分析显然更注重于前者，即语言、文本或文化的共时维度，而对其历史的，即历时的发展的注重则逊于前者。后结构主义无意去重新进行历时性的历史叙事，它的关注点是指出共时性与历时性区分的人为性和不充分性。显然，一个“时间片段”是从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抽离而来的，正如同任何动态过程都可定格于某一个点，从而产生一个时间剖面进行分析。过程与剖面始终是同一现象的正反面。然而，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更为关键之处在于：正如同结构主义的共时性分析所寻求的系统结构实际上是由于压制意义游戏而产生的一种幻觉，历时性分析所产生的明显的时间延续性同样是有效假定的人为效果。不仅语言及其文本自身是开放的和多义的，而且它们的产生、接受以及相互影响的历史不能按照某

种连续的或没有断裂的弧形来勾勒。后结构主义者意在指出，各种不同的语言产物和文本是随着时间以相当任意的和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借用、相互评注，而且经常是相互削弱对方的表面意义。为此，后结构主义有时使用“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一词，以唤起对于随着时间而进行的文本游戏的注意。这样，后结构主义拒斥了任何关于某种无所不包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观念，允许各具特色的文本去相互影响、相互对抗。

4.作为纵向聚合关系的书写

作为结构主义的奠基者，索绪尔对于口头语言的注重显然胜过书面语言，因而“说”处于一种特权位置，而“写”则处于次要位置。在他看来，写只不过是一种“关于记号的记号”(signofasign)，（注：Surber，J.P.，1998，p.193.）是对口头语言进行编码的第二级的即辅助的工具，其自身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语言学意义。因此，在结构主义的纲领中，写从未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后结构主义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缺陷，认为对写的压制是结构主义所沿袭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典型特征。于是，后结构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重要性进行了颠倒。首先，后结构主义者认为，重口头语言轻书面语言，或者重生动的说轻无声的写，自然导致结构主义从心灵的角度或其概念思维过程来推断结构的某种最终来源。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就曾经认为，他所研究的结构是人类心理或文化的固定和不变的特征，（注：Surber，J.P.，1998，p.193.）而这中间所蕴涵的恰恰是后结构主义要去否弃的那种本质主义观点；其次，认为说而不是写是语言的纵向聚合关系的表现，往往加剧了结构主义对于意义游戏和意义多义性的理论盲目性，因为这无形中是鼓励这样一种观点：原则上，任何陈述的意义都可以通过进一步追问说话者来澄清和确定。当然，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在书面文本中发生，但是在结构主义那里，关于确定意义的说话者的在场的观念自然地扩展到关于写的观念。因此，结构主义往往像理解语言系统本身那样去理解文本，将文本理解为封闭和统一的整体，具有与作者建构文本时的意向相对应的确定意义。

在后结构主义看来，写为理解语言的实际功能提供了一个更为充分的聚合关系。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写本身呈现为一个表层上的有形标识组合，它们由不同的间距（spacing，间隔）和标点来分隔，而写者即这些标识的制造者往往并不在场，无法进行澄清。恰恰是写的物质性表现了它的人为构想的性质及其记号的“在场”与间距的“不在场”之间的游戏。这就是说，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而是一个多义的构成，具有许多“开放”点，解释可以从这些开放点进出。作者作为对其自己的书写的“权威”，他的不在场恰恰显示出读者的活动的重要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去重视作者所要表明的意义，即按照作者在一种语言中选择的结构可能性来确定的意义，而是在读者自己的解释语境中去对书面文本进行破解，重新编码和游戏。

由此可见，所谓对二元对立的超越，无非是从一个语言的、科学的世界转入一个文本的、解释的世界，无非是从结构、逻辑、方法转换到解构、解释、游戏。这种突破能否完成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摧毁？

其实，无论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德里达的解构谋略，抑或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尽管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是只能说他们完成的是一种认识视角的扩展，并不足以颠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因为后结构主义本身不过是一种“没有主体的主观主义”。（注：Anderson，P.，1983，p.54.）简而言之，它只是对实证主义的声讨中的一种呼声而已，并不足以形成一种认识论上的革命。

当然，后结构主义并不单纯是一种语言游戏的循环，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四、方法与反方法之间：解构之谜及其社会和文化批判意义

正如同结构的观念当初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解构的观念一经提出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正如同当年英美人类学界对于结构方法趋之若鹜，一时间结构分析几乎弥漫于所有人类学研究，解构同样在70～80年代红极一时，特别是在美国“耶鲁”学派的推动和普及下，从文学批评领域扩展到整个文化研究领域。这说明解构并不是德里达本人的专利，并非他一人所玩的“游戏”。解构之所以成为一股“思潮”，正因为解构已经走入了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解构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解构，而是具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不过，“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被清楚界定的“流派”，虽然通常大家会将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的作品当作一个起点。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就如同任何一种文化运动一样，结构主义的影响与发展是很复杂的。

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of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比如说，人类学与民族志学家李维史陀（ClaudeLevi-Strauss）这位早期著名的结构主义实践者，就分析了包括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准备这些文化现象。

第6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关键词】回顾 布龙菲尔德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 语言论

一、布龙菲尔德及《语言论》简介

列昂纳德・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是20世纪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他在美国语言学界的地位，有如索绪尔在欧洲语言学界的地位。布龙菲尔德1887年4月1日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北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先导人物之一。

他在语言学理论上发展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又进一步具体化，并有所创新，于1933 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语言论》。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使得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成为世界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发展最完备，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

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背景及其现状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通俗理解为以Saussure（1916）语言学思想为源头，以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结构主义为主体的一个语言学派别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以Bloomfield和后Bloomfield学派的学者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派。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在20世纪30～50年代盛行于欧美大陆最具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在这个语言学派诞生前的上世纪初，大洋彼岸的欧洲大陆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那就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索绪尔这本书提出了许多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观点，如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语言与言语；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等等。（雄兵，2003）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从社会背景看，20 世纪初期建立，以鲍阿斯为代表，对美洲的本土语言――印第安语系诸语言调查和研究使得美国描写语言学家特别重视记录和分析语言的技术，彻底摆脱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传统，完全以描写的方法对所调查的语言进行整理。

从理论背景看， 1916 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 Saussure强调符号的价值在于其相互关系，而不在于符号本身（即“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

而Bloomfield 强调音位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声波的实际形状，而仅仅在于这种波形跟同一语言里所有其他音位波形之间的差别。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对正在迅速灭绝的美洲印第安语言进行有效的记录构成了美国描写语言学产生的客观社会需要（即社会背景） ，而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理论则为该学派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语言理论基础（即理论背景）。

三、《语言论》重点概要

1.区分语言的共时系统和历史演变

在语言理论方面，布龙菲尔德受索绪尔影响，在基本观点上有许多一致的地方，这首先表现为区分语言的共时系统和历时演变。布龙菲尔德和索绪尔一样，为了确定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主张把言语和语言区分开来，认定语言学只管语言。

布龙菲尔德主张首先把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并把共时系统的语言看作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接着又把语言的共时系统和历时演变区分开来，并把共时系统的语言看作一个符号系统。这些基本理论后来贯彻到他的名著《语言论》中，成为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

布龙菲尔德区分语言的共时系统和历时演变的这条基本原则，一直被美国描写语言学家所遵循。把语言共时系统的描写放在语言研究的首要地位，这些被认为是美国结构语言学的突出特点。

2.排除对心理学的依赖

他在《语言论》第二章“语言的用途”中提出的一个有名的公式。这公式是：Sr…sR（刺激反映论） 其中，S：表示实际的刺激；R：表示实际的反应；r：表示语言的替代性反应；s：表示语言的替代性刺激。布龙菲尔德说：“S和R都是“实际事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存在于语言之外的，r和s都是“言语事项”，是语言学家所关心的。”

他排除对心理学的依赖，其实际含义是反对传统心理学的“心灵主义”，强调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机械主义”，并认为，只有排除对“心灵”的依赖，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语言科学，才可以保证研究取得的成果。（石安石，1996）

3.主张从“形式”入手，谨慎对待“意义”

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中多处谈到语言分析中必须依靠意义。他提到： “在词汇形式里，我们把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规定为语素，而把语素的意义规定为义素。”“我们不得不把我们语言学的基本假设改成这样：在一个言语社团里，某些话语在语音和意义上是相似的或者部分地相似”。（布龙菲尔德，2008）

由上面引录的几段话来看，布龙菲尔德在语言分析中强调意义的复杂性并不是否定或排斥意义，他的本意是要从形式入手，谨慎对待意义。他不是在理论上排斥意义，而是在研究方法上的一种选择。我们研究语言要从语言的语音形式开始而不是要从意义入手。（王亚婷， 2011）

四、总结

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对美洲的印第安语和其他的土著语的整理和描写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这是对世界语言学的一大重要的贡献。布龙菲尔德许多研究语言的方法都被后来的语言学家所运用来帮助研究本族语及其外族的语言，从而使语言研究工作不断向进步。

【参考文献】

[1]布龙菲尔德著， 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 语言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石安石. 布龙菲尔德语法理论的贡献――布氏《语言论》读书笔记[J].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

第7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在中国，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老子，对这问题最著名的论答是荀子的“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在古希腊，形式派则坚定的认为事物的名称是约定俗成的。这一主张和荀子的论断不谋而合。与古希腊不同的是，中国没有走上与形式逻辑一致的、重形式的语言研究道路，却走上了与修辞、篇章紧密相连的注重意义、注重实用的功能化道路。在古希腊偏重形式的研究道路上，形成了自己的语法研究体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诞生了传统的西方语言学。

总之，语文学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解读古代文献，并不是去探索语言自身的规律，因此语文学时期的语言研究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语言学研究史的分期有着数种分法，马悦然将中国语言学史分为六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清代到19世纪末。他将汉语史分为三期；古汉语、中古汉语（隋唐时期）、早期官话（13、14世纪）。马悦然认为汉语研究史和汉语史的发展阶段大体相同，可以看出，他的分期是采取语言研究史和语言史双重标准的。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特性，中国没有诞生语法学。从先秦时期到秦汉时期的语言学研究主要是音韵学方面，并且取得了很大成果。先秦时期语言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这时期关于语言学的争论主要是“名实”问题。随着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形成了小学这门学问，马悦然称之为“语文学”。这时期的研究开始涉及方言词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音韵学取得重要发展的时期，最重大的成果是反切的发明和韵书的编纂，音韵学在隋唐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切韵》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到了元明时期，关于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已经屡见不鲜，比如《中原音韵》、《洪武正韵》、《语助》等书，这一时期的陈弟在古音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是小学的辉煌时期，王力先生认为语言科学只能算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从先秦时期到清代，中国传统语言学发展了2000多年，创造出了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方言学、修辞学等传统语言文字学得各个分科，语言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绩！20世纪的到来将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翻开新的一页！

汉语语言学的近百年研究与发展

上文我们主要讨论了20世纪之前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及研究成果，紧接着我们将结合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描绘出近百年的中国语言学发展状况。西方语言学同中国语言学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希腊逐渐演变而来的西方语言学严格上来说始于19世纪。在语言学史历程中，现代语言学时期是西方语言学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探索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一切与语言有关的问题。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有以下几个时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始于19世纪末，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研究，探索本族语及亲属语言之间的联系和它们的发展规律，从而打破了形而上学的固定不变的框架，成为了现代语言学的第一个里程碑。就在同时期20世纪的前夕，《马氏文通》的面世，让中国诞生了语法学，从而使中国在60年代结构主义时期对语法的认识有了质的进步！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第二个时期，产生于20世纪初。结构主义主张每种语言都有一套独特的关系结构。语言中的个别单位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在跟其它的单位区别和对立中存在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普通语言教程》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本书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是符号系统”这一观点。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结构主义就已经运用到汉语研究当中去了。最早引进西方先进语言学理论的《马氏文通》采用了前结构主义的方法。而后又有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赵元任先生的《国语入门》，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熙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我们的前辈都在努力的借鉴西方先进方法来融入汉语研究，表明了中国语法学界正在不断的吸收着结构主义的先进观念和方法以促进中国汉语研究的发展，它从20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对中国语言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在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中，结构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人们运用结构主义来构建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分析汉语语法研究中不同层面的问题，帮助改善汉语教学方法。作为一名汉语语法研究者，要充分理解结构主义并且把它运用到汉语研究当中。

结构主义已经是研究汉语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大多数研究领域中，要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少不了对结构主义的学习和掌握。结构主义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根深蒂固的一种运用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汉语研究问题的方法了。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起初引进中国时反响非常强烈，也掀起了一股乔姆斯基热。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生成语法并没能够取代结构主义语法,而且从汉语语法研究的实践来看,采用生成语法研究汉语更适于中国汉语的特点。我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成语法采用演绎式的研究方法,根据阐明理论的需要来选择例证,很少涉及汉语中存在的大量特殊的语言现象和语法问题；而结构主义采用系统归纳式的研究方法,从个别到一般,更适于从微观上解决各种问题。因此,结构主义是从微观进入宏观,在汉语研究的主要方面逐层构建起结构系统,而且在每一个层面都用实证的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一点是转换生成语法至今还无法做到的。

目前在国内影响较大的系统功能语言理论和认知语言学,从语言观和方法论上可以说对结构主义有了突破性的超越,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但这两种理论要想像结构主义那样,在实证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取得语言学者们的普遍认同,还须要一段时日。由此可以看出，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一直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产生着重大的作用。

第8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关键词：语言研究、方法论、演进、原因

一、传统语法

语法系统由若干单位构成，目的是为了找出构成单位，划分各个单位的类别，对类别之间组合关系、功能作出说明。传统语法主要是词类研究。19世纪以前的语言研究应该都为传统语法研究，传统语法是规定性的，一成不变的。因为语法学家试图建立语言规范或使用标准来规定人们的言语行为，目的是叫人如何说话、如何使用语言。但语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永远无法打达到平衡状态，若达到便成了死语言。

传统语法以词为基本单位，马建忠借鉴于此提出了汉语词本位结构体系。《马氏文通》的贡献：（1）提出了汉语语言的基本单位——词。（2）提出了汉语词类的学说（3）初步分析了语义结构关系和句法结构关系。《马氏文通》的语法大于句法+词法，马氏认为汉语词法不发达，重心在句法。马氏的问题：1分布是单向的，位置变功能便随着变，词无定类主张靠分布理论和意义来确定词类2没有解决词类以及与句法关系问题，但它是一个尝试，迈出了前进的第一步。由于存在上述问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提出了句本位来弥补马氏的缺陷。1、句子是句法分析的基点，所有语法分析都在句子上完成2、依句辨品离句无品3、句子分析方法是中心词分析法。句本位结构体系的提出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成为大中小学教学的范本。但黎氏的理论造成词无定类，且中心词分析法对复杂一点的句子束手无策。面对这一问题，就需要有更适合的研究方法出现。

传统语法发展的历史很长，生命力极旺盛，影响深远，迄今为止仍然是语法教学的主要内容。

二、结构语法

1916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标志着结构语法的诞生。它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描写性的，结构主义语法分三个派别：哥本哈根派、描写派、布拉格派。三派虽各有分歧但主体都继承和发展了结构主义奠基人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基本精神，因此三派统称结构主义语法。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被称为是语言史上的大革命。

索绪尔的理论核心是以组合和聚合为核心的共时态。其性质是线性的，所有的东西都和线性联系在一起，基础是时间观。共时态语言最大特点是静止的，全部都停留在点上，把语言放在最理想的状态中研究，实际上是把语言和交际环境割裂开了，且语言是不断发展的，索绪尔的最理想平面（共时、静态）是永远无法达到的。结构语法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描写性的，重描写轻解释是结构语法的缺陷。

朱德熙受结构主义影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汉语词组本位（“词组本位”这一概念是由其学生陆剑明明确提出的）。朱先生前所未有的贡献：1、解决了词类问题，汉语词类是词组中的类，是一对多的关系。2、在词组层面上发现了层次性3、发现汉语句子由词组实现或者词组递归构成，所以词组和句子构造基本一致。4、发现主谓词组同其他词组地位一致，都可以充当句子成分，汉语句子结构不一定是主谓框架，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句子。任何一伟大的理论也都会被实践所检验，都会出现其脆弱的一面。后来人们发现朱先生理论有几点问题：

1.层面错误，词组层面与句子层面并不相同。

2.句子层面有语用成分而词组层面则无。词组是临时组合的为句子而组合，在不同句子里组合也不同。

三、（一）转换生成语法

针对结构主义的一些弊端，乔姆斯基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 他认为语言只描写不解释是不行的，语言研究的强弱在于解释的强弱，语言是自足性的是其重要观点。转换生成语法的重心是：人如何利用有限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乔姆斯基试图找出人的这种能力，因此有人称他们为形式学派。转换生成语法为语言研究重新定位，认为理论该走在事实的前面，应该具有预测力和解释力，他开创了形式化和演绎法的研究新思路，使其自身的影响远远超出语言学。但，转换生成语法重理论轻事实是其致命的弱点，致使这一理论处在不断变动中，难以立住脚跟。

（二）功能语法

形式主义语法试图从形式、语言的内部寻找解释，而功能语法提出心理分析手段，试图从语言外部寻求对语言的解释，认为人的语言能力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紧密相连，并认为句法作为语言结构的一部分并不是自足的，句法跟语言的词汇、语义部分是密不可分后者甚至更重要，语言中的各种单位范畴都是非离散性的、边界是不明确的。功能主义语法基本方法也是解释性的，但它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流派，而是语言研究的一个趋向，大体分两大类：

1.以英国韩礼德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功能牌，主要关注语言在交际中的作用

2.认知语法和语言类型学，主要研究认知对语法结构的制约作用。功能语法也是重解释轻描写。

四、三维语法

针对上述语法的弊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语言研究单纯的重视描写或单纯的重视解释都是很不对的，其方法不可取的，于是积极寻求新的方法。“三维语法”应该说是二者成功结合的范例。三维语法源于语言研究中的三个平面思想，“三个平面”理论是由美国哲学家莫里斯提出来的：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但在语法研究中明确提到句法、语义和语用的则是荷兰语言学家迪克。中国语言学家受其影响结合汉语自身的特点认为把句法、语义、语用结合起来的语法研究称之为“三维语法”更贴切页。1、三种语法结构：句法结构、语义结构、语用结构2、三种语法成分：句法成分、语义成分、语用成分3、三种语法功能：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4、三种语法意义：句法意义、语义意义、语用意义5、三种语法中心：句法中心、语义中心、语用中心6、三种分析方法：句法分析方法、语用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描写和解释相结合是三维语法的基本研究方法，描写是解释的前提，解释是描写的基础，二者相互依赖，描写细致充分、解释简明扼要。解释、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可以说是后出转精的语法研究方法，它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并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使之尽善尽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语言学家受西方理论的影响，又相继提出了复本位、小句中枢本位、字本位、原则本位等等，这些语言研究的结构方法优点自不用说（任何一学说的存在必有它存在的价值），但 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且他们也并未超出朱德熙先生的理论，至今更多的人们还是倾向于使用朱先生的“词组本位”理论，至于语言研究更先进的方法，随着时代的推进、优秀成果的积淀，更多的期望于后学的小成。

参考文献：

[1]<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胡裕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5

[2]<当代西方语法理论>俞如珍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年

[3]<汉语语法学> 张斌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年

[4]<与语言符号有关的问题> 文炼 <中国语文>1991年2期

[5]<语言研究与语言研究方法> 张绍杰 <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3期

第9篇：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

(一)高校母语教学大纲形同虚设

第二语言———英语作为我国应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未来发展目标，在我国高校英语教学大纲中也有着明确要求，尤其是近些年企业、事业单位、公务员考核对于英语四、六级要求不断提高，使英语教学、课程设计不断精益求精。然而，与第二语言应用发展形势迥然不同的“中国文化课”，则发展形势不容乐观。中华文化课作为我国母语文化在高校建立的一门必修课，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母语教学思想、文化结构设置都与实际传播发展严重脱节。作为传承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母语文化，其教学大纲形同虚设，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并没有体现出我国语言文化特色。二语习得和跨文化交际对于大学生发展是尤为重要，但部分大学生却忽视了第二语言学习是基于母语进行词汇、语法、结构的理解，单纯学习第二语言，忽视母语“文化共享”的特性，则会起到事倍功半的不良效果。

(二)母语正迁移作用被严重忽视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首先应对语言的不同文化、历史背景、政治因素进行全面了解。就目前而言，人们总是产生语言学习的定式思维，认为语言学习单纯通过阅读、写作、口语等已足够，却忽视了“合作学习”的功能，使母语正迁移作用被严重忽视。当人们学习目的语的时候，脑海中的思维模式会受母语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性和共同点。母语与目的语出现共同点时，则会通过母语加深对目的语语法、结构的认知;当二者出现差异性时，则会提高第二语言学习的积极性和效率，对于一些要点进行重点研究。忽视母语正迁移作用，所培养的人才大多是“高分低能”，忽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对外来文化认知不够，跨文化交际能力弱。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于语言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的认知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学习观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语言文化、知识体系是客观存在的。对于文化体系、知识结构、语言能力的掌握则取决于自身学习观、主观能动性。学生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主观构建知识。学习过程主要表现在对原本知识经验的改革重组，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构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学习观，强调知识信息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通过自身不断探索、延伸、筛选，对于自身学习才有真实意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属性。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知识观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知识体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知识不具备绝对真实性，随着外部环境、结构变革升华，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侧面翻译母语文化随着时代变迁，周围人的认知程度，其教学、传播能力也不断发生变化。语言自身是一种知识形态，在学习者通过自己的经验将语言建构起来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构建、重组，有新的语言词汇、语法构建融入，所以某一阶段知识体系固然被推崇，但却不是最终答案。(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教学观的基本目的，在于学生和老师之间“合作式教学”。教学本身不能忽视学生已经构建的知识体系，简单强硬地采取“填鸭式”进行教学不利于学生接受新的知识体系和重新构建原有知识体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让学生自主观察知识的异同点，进而合理引导，提供一定资料信息予以支持。学习观、知识观、教学观对于母语文化体系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使整个结构清晰化，对于母语衍生、教学、发展有一完整体系，同时在母语文化发展过程中使学生加深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认知。

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于母语文化教学和发展的启示

针对当前母语文化严重缺失、崇洋之风积习难改、母语正迁移作用被严重忽视的现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从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主观能动性开始，构建母语知识体系，激励学生提高对母语文化学习的兴趣，进而全面促使母语文化不断发展。

(一)自主语言知识建构，提高母语学习能动性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传统教学理论相比中心对象发生了变化。传统教学的中心对象是老师，学生被动获取知识，减少了亲自思考、体验的环节。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则将学生列为中心对象，学生主动对外在文化、知识进行探索，并对已掌握的文化、知识、语言结构进行构建。这个过程是主动构建的过程。与传统教学相比，学生通过自己的分析、体验、提问、解决问题、获取知识经验，使学习从被动到主动，则会大大提高对母语认知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母语学习效率。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最近展开区对学生母

语文化构建的帮助语言学习重在于交流、互动，因此对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着严格要求。母语文化学习过程中，学生对知识储备、知识体系建立有一个极限，即自己最大实力水平，凭借“合作式学习”模式使自己突破现阶段水平，达到新的知识体系，二者之间的过渡区间被称为“最近发展区”。不同学生对于语言的认知能力不同，水平较高的同学，可以加强同学与同学间的相互作用，促进后者快速过渡到下一高层次的知识体系结构中，对母语文化掌握、语言建构起到积极作用。

(三)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并重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出教师在整个母语文化教学活动中起到的是促进、提示、帮助建构的作用，而主体仍然是学生。教师通过对课程目标、课程环节等详细安排，根据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可以实时提出不同问题，激发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索知识，并根据老师提供的不同教学资料展开深入分析，对母语文化进行构建，成为知识体系的主体。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学生学习。

(四)建构主义理论情境性教学促进学习者主动性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母语文化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体现为“情境主义”。母语文化、知识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外在因素的影响，故在合理运用语言时，应充分遵循语言文化的情境性，进而科学、合理、客观地对事物进行展现。教师可以通过文字、声音、动画等虚拟场景，使学生在语言文化学习过程中更接近于真实情景，充分调动已构建的知识体系，并合理运用视觉、听觉两大功能，从最直观的角度出发，充分激发学生母语文化学习兴趣，提高对母语文化的实践应用热情。

(五)母语文化与英语文化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