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技术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前沿技术论文范文
内容摘要:近年来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在Malmquist指数分解问题上存在分歧和争论,本文对这些分歧做出深入分析,并指出:现有的很多研究由于理解的偏差,对技术变化指数进行了错误地运用;宏观经济研究更适宜使用规模报酬固定的假设;序列DEA方法能够更加准确的测度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关键词:Malmquist指数 技术进步 规模报酬 序列DE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衡量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重视。然而,不同学者测算得到的结果往往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别无非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数据,二是方法。对于TFP变动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四种方法:增长核算法,生产函数法,随机前沿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Malmquist指数法)。DEA这种非参数方法由于无需事先确定生产函数的形式、允许无效率存在以及便于分解等诸多优势,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章祥荪和贵斌威,2008)。然而很多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的研究都在对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的问题上存在误区,也引发了一些争论。
对技术变化指数的理解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可以被分解为技术变化(进步)指数(TC)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EC)。但很多采用DEA方法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忽视或曲解了Malmquist指数分解中技术变化指数的真实含义。事实上,该指数反映的是生产前沿的外推(Fare et al.,1994),也就是最优技术的变化,而不反映决策单位(如厂商、国家或地区)的真实技术水平变化。换句话说,技术变化指数和真实的技术水平变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只有假设先进的技术一旦产生便能够被系统内的所有决策单位无成本、无时滞的使用时,技术变化指数才反映各个决策单位的真实技术变化。然而这种假设意味着,不处在生产前沿的决策单位(追赶者),其真实技术水平的变化是由外部给定的。这种假设并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内生增长理论的本意―即便技术可以完全无条件的扩散,对于追赶者而言,新技术也是需要成本(如人力资源储备等)和时间来模仿、学习和消化吸收的。
因此,测算得到的技术变化指数对于追赶者而言是外生变量,并不反映其自身技术水平,用技术变化指数测算经济体自身技术变迁带来的影响是一种张冠李戴的方法。当然,使用该指数评估生产前沿的变化给决策单位生产率带来的潜在影响仍然是可行的。
更重要的是,对于追赶者来说,将技术变化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试图用决策单位自身的某些特征作为解释变量来解释技术变化指数的做法是对技术变化指数的错误运用。原因正如前文所言,对于追赶者而言,技术变化指数是外生决定的。然而大量的文献采用了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如颜鹏飞和王兵(2004),采用若干人力资本和制度变迁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试图分析各省技术变化指数变动的原因;Guillaumont Jeanneney、Hua和Liang(2006)在研究金融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中,试图用金融发展因素解释我国各省的技术变化指数等等。当然,技术变化指数并不是完全外生决定于追赶者的,经济体的要素投入比例(或/和产出比例)及其变化决定了其在技术前沿上的投影,从而影响到技术变化指数,但是这种联系较为复杂,并非线性,还被外生因素所支配。
下文使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更直观地说明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在进行宏观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时,劳动力和资本被作为投入,国内生产总值被作为产出,因此,考察一个两时期规模报酬不变(CRS)、两投入(x1,x2)单产出(y)的模型。在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并不影响最后的结论,为了便于图形的展现,下文采用基于投入导向的距离函数Dti(xt,yt)来测算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如图1)。
假设t时期存在决策单位U,其没有处在生产前沿上;在t+1期,决策单位仍然没有处在生产前沿上,而其他一些决策单位实现了技术进步,并成功的将生产前沿向前推进。按照Fare et al.(1994)的方法,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因子分别为:
(1)
(2)
(3)
其中xt,yt+1是二维向量。图1中,A点反映t时刻决策单位U(xt,yt)的单位产出所需投入,B点是A点在t期生产前沿上的投影,C点是其在t+1期生产前沿上的投影;D点反映t+1时刻决策单位U(xt+1,yt+1)的单位产出所需投入,E点是D点在t期生产前沿上的投影,F点是其在t+1期生产前沿上的投影。由距离函数的定义可得:
(4)
将(4)代入(3)得到技术变化指数
(5)
式(5)中,技术变化指标与OA和OD的取值无关,而只与技术前沿的变化有关。这证明其反映的是最优技术的变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假设决策单位的生产活动(包括生产技术)在t+1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此时D点与A点重合,E点与B点重合,F点与C点重合,显然此时的技术变化指标为OB/OC,大于1,如果错误的将该指标理解为决策单位自身的特征,那就意味着在t+1时期,该决策单位的生产技术“被进步”。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章祥荪和贵斌威(2008)指出:按照Fare et al.(1994)的方法分解得出的“技术进步”(即技术变化指数)并不是现实技术进步, 而是参照技术(基准技术)的进步。他们在研究中区分了基准技术和最佳实践技术,认为国内利用Malmquist指数法进行的研究大多按照Fare等的思路进行,对技术进步和规模收益变动做了错误的分解, 减弱了模型的解释力,应该采用Ray和Desli(1997)提出的模型进行分解。但需要注意的是,章祥荪和贵斌威采用Ray和Desli的方法得出的技术变化指数仍然不是决策单位实际的技术进步,其本质仍然是一种参照技术的变化,只不过参照对象换成了最佳实践技术―在他们的方法中,技术进步指数仍然是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生产前沿的变动得到的,区别只在于Ray和Desli的生产前沿考虑了规模收益,是最佳实践技术前沿。
规模收益假设
章祥荪和贵斌威(2008)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对于规模收益可变和规模收益固定两种假设,应该接受哪一个?笔者认为,对于宏观经济研究,规模收益固定的假设更接近实际,这是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其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是给定的,规模不能自行决定(科埃利等,2008),也不可能随意改变;尽管在DEA方法中考察宏观决策单位,真实的经济活动却是由相对独立的微观主体完成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由这些微观经济单位加总决定,没有证据证明特定微观个体的规模必然与其所处的宏观经济体的规模相关;即便现实测算发现规模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其中宏观经济规模和微观个体规模所扮演的角色也很难被分清。当然,对于微观层面(如厂商)的研究,规模收益可变的假设是更符合实际的,现实中规模效应往往对厂商的经营是有着显著的影响的。同时,在规模收益可变的研究中,同意章祥荪和贵斌威(2008)的观点,采用Ray和Desli(1997)的方法,其结论更具说服力。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与序列DEA方法
前文的分析说明,对于追赶者来说,技术变化指标是外生的,那么Malmquist指数分解得到的另一因子―技术效率变化,其真实含义又是怎样的呢?将(4)式代入(2)式,得
(6)
可以发现,技术效率变化既与生产前沿相关,也与决策单位自身的特征相关,与技术变化指标不同,技术效率变化是决策单位内生的。事实上,技术效率,也就是投入导向距离函数的倒数1/D ti(xt,yt),其定义为决策单位由给定投入集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科埃利等,2008)。理论上能获得的最大产出即生产前沿上的产出,所以技术效率变化指标反映出其追赶生产前沿的努力。技术效率变化与OF正相关,与OD负相关。假设投入要素的比例不变(这样假设只是为了说明问题,不影响分析的普适性),当决策单位的实际技术发生进步时,OD缩短,如果生产前沿不变,那么决策单位技术效率提高;当其实际技术退步时,OD拉长,如果生产前沿不变,那么其技术效率降低。当生产前沿向前推进(前沿技术进步)时,OF缩短,如果决策单位实际技术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其技术效率降低,这种降低可以理解为对决策单位学习、模仿最新技术能力或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一种惩罚。但当生产前沿发生倒退时,TEC指标在传统的当前DEA方法下,其意义变得难以解释―OF拉长,如果决策单位实际运用的技术没有发生变化,其技术效率会“被提高”,技术效率变化大于1。
序列DEA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困扰。该方法假设在任一时期,以前各期的技术仍然可行。考虑最简单的两期情况,如图2所示,当由t+1期决策单位形成的生产前沿相对于由t期决策单位形成的生产前沿没有在任何一处出现倒退时(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t期的决策单位位于t+1期的生产前沿包络之外),当前DEA方法与序列DEA方法的结果没有区别,因为两种方法在相同时期作为参考的前沿技术是相同的。
如图3所示,当由t+1期决策单位形成的生产前沿相对于由t期决策单位形成的生产前沿出现(部分或全面的)倒退时(这意味着:存在t期的决策单位位于t+1期的生产前沿包络之外),当前DEA方法与序列DEA方法得出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一般是有差异的,更明显的区别在于对Malmquist指数的分解,对特定决策单位,两种方法得到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与技术变化指数经常会有显著的区别。出现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种方法在相同时期所参考的前沿技术不同,序列DEA方法避免了生产前沿发生倒退的情况,技术效率也就不存在“被提高”的可能,同时测算所得技术变化指数只可能大于或等于1。
参考文献:
1.章祥荪,贵斌威.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分析:Malmquist指数法评述与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6)
2.Fare. R., Grosskopf. S., Norris. M. and Zhang. Z.,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3.颜鹏飞,王兵.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基于DEA 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4(12)
第2篇：前沿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前沿生产函数；技术效率；面板模型；福建省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2-0031-03
1引言
想要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要考察其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且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尤其重要。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富裕，近年来更是处于海峡两岸经济特区的发展前景之下，发展的速度非常可喜，但是在经济增长数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质量有待观察。在“十二五”规划及海峡经济特区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对福建省未来的发展尤为重要，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点就是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本文以厦门市、泉州市、莆田市、龙岩市及福州市五个地区的技术效率展开研究，然后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建议能帮助有关部门提高对技术效率的关注。
2相关文献综述
技术效率的概念最早由法瑞尔提出，他指出“技术效率是指在生产技术和价格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按照既定的要素投入比例，生产一定量产品所需的最小成本与实际成本的百分比”。乐宾森从产出角度认为技术效率是指在相同的投入下生产单元实际产出与理想的最大可能性产出的比率。Lao和Yotopoulus则提出了相对技术效率的概念。认为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出比另外一个企业的产出高，那么它具有较高的技术效率。徐琼则认为技术效率是用来衡量在现有的技术条件水平下，生产者获得最大的产出的能力，表示生产者的实际生产活动接近前沿面的程度，即反映了现有技术的发挥程度。由于实际值可以观测到，因此度量技术效率的关键是前沿面的确定，所有生产前沿面函数理论在研究生技术效率中十分重要。在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单元都能得到最大产出。因此，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现实生产中生产能否达到最大产出的前沿边界依赖于技术效率水平的高低。如果技术效率为1，表明产出达到了前沿边界，技术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如果技术效率小于1，表明产出未能达到前沿边界，现有的技术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技术的损失。因此我们可以采取措施使得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的技术效率提高，使得现有技术能够能到充分的发挥。
目前技术效率水平的测算主要分参数和非参数两种方法，非参数方法主要依靠样本中所有个体投入和产出构建一个能够包含所有个体生产方式的最小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即所有要素和产出的有效组合。“有效”则是以一定的投入得出最大产出，或者以最小的投入得到一定的产出。而参数方法中最常见的是随机前沿方法，其优点是把无效率项和随机误差项分隔开来一次来保证被估计的技术效率是有效的。而且参数法无须估计生产函数，并且可以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方式。
Aigne，Movell和Schmidt，Meeusen分别提出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一开始的模型是针对横截面数据而提出的生产函数，生产函数中的误差项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随Yt变化的误差项，另外一部分是技术无效部分。该模型可以表示为：
Yi=Xiβ+（Vi-Ui）， i=1， 2， …， N（1）
N 表示样本，Xi表示解释变量向量，我们假设Vi～（0， σi），β为待估计的参数向量，Ui表示非负随机变量，这一变量与生产的技术无效率是相互关联的，假设它服从截尾正态分布N（mi， σ2u）。公式（2）是用来表明Ui也就是技术无效率影响的界定：
Ui=δ0+δiZi+Wi（2）
zi表示跟生产中的技术无效率相互关联的解释变量向量，δ表示待估计的系数向量，假设Wi服从截尾正态分布N（0， σ2）。那么第i家企业的生产技术效率就可以定义为：
TEi=E（-Ui）=E（-Ziδ-Wi）（3）
该模型一开始并不能处理综列数据，但是Battese和Coelli在1992年提出了一个能够运用于综列数据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得该模型能够处理跨时间段的数据，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模型的适用范围。本文在借鉴Battese和Coelli的模型基础上，利用较为灵活的超越对数函数，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来测算福建省五个城市的生产效率。
3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3.1理论模型
本文在Battese和Coelli提出的适用于面板数据并包含技术非效率影响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下，使用较为灵活的超越对数函数建立测算福建省经济技术效率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具体如下：
i为城市序列号，t为时期序列号，β0是截距项，而βk、βL、βkk、βLL、βkL为待估计参数。公式（5）中，εit代表第一个公式中的误差项，这个误差项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系统的随机误差νit来表示白噪声，另外一部分是表示技术无效的非负随机误差项μit。本文采用νit～iidN（0， σ2ν）、μit～iidN+（0， σ2μ）且νit相互独立作为随机前沿模型的假设。公式（6），TEit是样本第i个城市第t年度的技术效率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当μit=0时，则TEit=1， 此时这一城市为技术有效率的；而当μit>0时，则0
3.2数据处理
3.2.1数据说明
本文运用EVIEWS软件以福建省厦门市、泉州市、莆田市、龙岩市和福州市作为样本，时间的跨度从1999年到2009年共十个年度，通过这几个城市的GDP、固定资产投资、年末从业人员等数据对福建省经济技术效率进行最大似然估计。
其中：GDP代表各地区的生产总值；K代表固定资产投资；L为各地区年末从业人员。
3.2.2实证测算
应用EVIEWS软件，我们可以得到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见表1）和福建省5个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表2）。
3.3结果分析
（1）γ值为084，且通过了极大似然估计表明公式（4）中误差项有着比较明显的复合结构，我们可以使用SFA技术来拟合模型。
（2）η值为-054，表明时间因素对误差的影响将以递增的速率增大，这说明，福建省各个城市在技术生产上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有加大的趋势。
（3）从表1中的βk、βll、βkl，我们可以看出模型有较好的经济意义，βk为087，表明福建省GDP的增长更多的是依赖于资本的增长，而βll、βkl比较小，表明人力因素对福建省GDP的增长贡献比较小。
（4）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福建省各个城市的技术生产水平有逐渐提高的态势。这说明在近几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在逐年提高，并逐渐接近前沿面。
（5）从表2我们也可以做出判断，厦门、福州这两个大型城市与龙岩、莆田、泉州等地级城市在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上并不存在着区别。说明各个省市的发展模式和生产技术效率水平上的差距不大，各个城市的技术效率差异并不明显，但是在不同时期的技术利用上存在着区别。
（6）从各个城市的分析来看，福建省11年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91，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仍然有较大的提高空间。福建省并没有让自己的投入要素得到最有益的发挥。因此我们需要提高对生产产出的控制，提高要素投入产生的效率，加大对要素的利用效率来促进生产的增加。
（7）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福建省五个城市的技术效率水平并不稳定，出现一定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的产生并不一致，表明各个城市的生产技术效率利用上有一定的独立性。
4结论
本文通过前沿生产函数来计算经济技术效率，得出福建省的经济增长较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的投入，而资本的投入毕竟是有限的，因此我们需要提高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来增加经济增长，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增长更加平稳。而我们测算出来的技术效率显示了福建省要素投入的利用效率，从整体上来看，福建省的经济技术效率较高，但是仍然有上升的空间。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效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由于福建省各个城市的技术效率相对较高，因此我们应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使得技术前沿面上移，保证技术效率能够不断地提高。但是也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生产要素的利用，以此提高技术效率。在要素投入增长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技术效率水平，促进GDP的增长将成为今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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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德祥，李京文，孟卫东R&D对技术效率影响的区域差异及其路径依赖——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面板随机前沿方法（SFA）的经验分析[J].科研管理，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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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前沿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 艾滋病疫苗；文献计量；共引分析；信息可视化
[中图分类号] R512.91；G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2（b）-0169-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research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AIDS vaccine technology. Methods The research papers about the theme of AIDS vaccine technology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were retrieved， the data was cleaned and managed by TDA softwa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from the country/region distribution， country/region cooperation network， cited literature and other aspects were made statistical analysis by the method of co-citation analysis and visual tools such as Ucinet and SPSS. Result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AIDS vaccin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papers has been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other countries since 2011， of which， the number of Chinese papers ranked fourth.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AIDS vaccine field of China was less. There were 9 frontier fields of AIDS vaccine technologies through the research such as structure of a soluble cleaved HIV-1 envelope trimer， the research on animal model of HIV/AIDS. Conclusion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f AIDS vaccine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world， but the research strength of our country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AIDS vaccine； Bibliometric analysis； Co-citation analysis；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艾滋病，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是由感染艾滋病病毒（HIV）引起，进而损害人体免疫系统，导致患者丧失免疫功能，甚至死亡的传染性疾病[1]，并已经成为各个国家不容忽视的疾病[2-3]，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现。尽管艾滋病新药不断涌现，但由于HIV本身高度的变异性和快速的耐药性，始终为医学上的难题。因此，研制出安全有效的艾滋病疫苗毫无疑问是控制全球艾滋病蔓延的最佳方法之一，也是最终解决这个医学和社会双重顽疾的最有效手段[4-5]。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艾滋病疫苗技术的相关文献信息进行分析，借助TDA、SPSS和Ucinet等分析工具分别从国家/地区分布、国家/地区合作网络和被引文献等计量指标入手，探讨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态势，为我国艾滋病疫苗技术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以（“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Virus”OR“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AND（Vaccine）等主题进行检索，数据检索及下载时间是2016年9月10日。使用TDA、SPSS、Ucinet等数据处理软件等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SCI论文的基本情况
从艾滋病疫苗技术SCI的数量情况来看，艾滋病疫苗技术论文是从1983年开始发表，截至2016年共发表SCI论文12 560篇。从图1可以看出，全球天然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的SCI论文年发文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除近几年增长势头放缓，有小幅波动以外，增长趋势一直比较稳定。
2.2 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SCI论文主要国家/地区分布
2011～2016年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的SCI论文国家/地区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从图2中可以看出，2012～2016年艾滋病疫苗技g领域美国发表SCI论文为2147篇，数量最多，占总论文量的60.67%，是第2名英国发文量的5倍，中国大陆的论文数量以259篇位居第4，占总论文量的7.32%。
2.3 艾滋病疫苗技术主要国家/地区的合作网络
将发文量排名前10的国家/地区论文分布进行共引分析。共引是指两篇文献同时被第3篇文献或其他文献引用的情况，因此，可以认为同时被引用的文献在主题或者领域内具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和相关度[6]，本研究将共引分析利用于国家/地区层面，借以探讨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程度（图3）。从艾滋病疫苗技术主要国家/地区合作网络分布来看，美国处于网络核心位置，在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与每个国家都存在一定的联系，说明美国在世界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中国在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处于边缘地带，仅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存在合作，国际合作层面须待加强。
2.4 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前沿领域的识别
通过筛选集中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发表年份为2011～2016年的被引论文，共得到88 492条记录。按其被引频次由高到低排序，选取前110篇（频次≥30次）作为高被引论文数据进行共引分析，形成110×110的原始共被引矩阵。利用标化公式测度文献之间的关联值对原始共被引矩阵进行处理[7]，从而排除论文本身被引频次过高带来的偏倚，将处理后的原始矩阵信息导入到Thomson Data Analyzer 软件（TDA version 3.0，Thom？鄄son Reuters Co.，NY）中，根据Ucinet软件可视化结果（高被引论文关系图，图4）并结合SPSS快速聚类以及专业知识分析、归纳，得到艾滋病疫苗技术研究前沿。
节点面积越大表示该国家论文数量越多，网络中两个节点联系的粗细代表两个国家的合作强度，线条越粗表示这两个国家的合作的论文数量越多，合作强度越大
方框代表高被引论文；方框大小代表论文被引频次，方框越大则被引频次越高；方框之间的连线代表两篇论文的共引强度，连线越粗则共引强度越大，方框中的序号与表1相对应（在使用Ucinet软件时，通过调节阈值可删除关联度较小的论文，故部分论文不显示在图中）
图4 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高被引论文关系图
经分析共分为9个前沿领域，论文类簇共囊括了108篇核心论文（通过调节阈值删除部分论文），根据9个论文类簇，结合艾滋病疫苗技术专业知识对核心论文进行内容分析，进一步分析归纳得到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的研究前沿，见表1。
3 讨论
近年来艾滋病疫苗技术研究领域发展较为迅速，国际上参与研究的国家/地区众多，发文量呈现增长趋势。中国大陆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量位居世界第4，在发文量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国际艾滋病疫苗技术合作来看，只与部分国家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处于边缘地带。说明我国在艾滋病疫苗技术前沿领域的研究实力比较薄弱，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本研究中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研究前沿的排列顺序是首先根据核心论文的发表时间远近程度，然后按论文簇中总体被引频次由高到低排序，因此得到的是目前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最热但不一定是发文数量最多的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1――HIV膜蛋白三聚体结构研究。代表论文：Crystal Structure of a Soluble Cleaved HIV-1 Envelope Trimer，被引频次：131次。HIV包膜蛋白（Env；gp160三聚体）是病毒粒子表面上的唯一抗原，也是目前疫苗设计的主要目标[8-9]，而如何在跨膜区域形成的有序三聚体结构对于整个HIV包膜蛋白的结构稳定性非常重要[10]。
研究前沿2――HIV/AIDS动物模型研究。动物模型在HIV-1致病机制研究以及抗AIDS药物和疫苗研发中具有重要作用[11]。虽然SIV/SHIV 猕猴模型与人AIDS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SIV/SHIV与HIV-1间的遗传差异较大，致使SIV/SHIV猕猴模型存在很多局限性。因此创建非人灵长类HIV/AIDS动物模型则是以后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12]。
研究前沿3――HIV-1膜蛋白基因研究。目前，艾滋病疫苗中和抗体的测定在HIV-1疫苗的保护性免疫应答[13]和提高免疫功能等领域具有一定的应用和实践，而采用编码HIV-1膜蛋白的基因制备的假病毒进行HIV中和抗体的测定已经成为各个研究机构主要使用的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14-15]。
研究前沿4――HIV/AIDS广泛中和抗体研究。中和抗体的产生是机体针对病毒感染的主要免疫应答，也是助力于研发有效艾滋病疫苗的基础。就艾滋病疫苗而言，诱导机体产生广泛有效的中和抗体在机体对抗HIV感染中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16]。
研究前沿5――HIV/AIDS免疫保护机制研究。重新建立机体免疫保护系统，最大程度激发机体的免疫反应，是研发艾滋病疫苗成败的关键，而如何构建有效的免疫策略正确认识和评价艾滋病疫苗将是以后艾滋病疫苗研发的难点[17]。
研究前沿6――HIV-1膜蛋白三聚体免疫应答研究。构建成熟膜蛋白三聚体分子是HIV疫苗研究的首要策略[18]，HIV-1膜蛋白由于高度糖基化导致一些保守抗原表位被遮蔽，难以有效激活中和抗体，产生相应的免疫应答[19]，也将会是以后艾滋病疫苗技术研究的热点。
研究前沿7――艾滋病天然免疫系统研究。机体天然免疫系统在HIV感染初期及急性感染期，由于机体尚未建立起获得性免疫反应，而此时天然免疫系统成为机体抵抗HIV感染的第一道防线，使HIV感染初期及急性感染期病毒载量明显降低。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了天然免疫系统在抗HIV方面发挥的重要性[20]。
研究前沿8――HIV/AIDS免疫原设计研究。设计和生产具有保护效力的预防型HIV-1疫苗一直被认为是战胜艾滋病的最佳途径。目前主要有两种艾滋病疫苗免疫原设计策略：诱导广谱中和抗体（bNAb）和有效的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应答，而诱导有效的CTL应答可以减缓病毒感染进程，其主要免疫原包括“马赛克”疫苗、保守区免疫原和病毒适应性图谱指导的免疫原等[21]。
研究前沿9――HIV/AIDS诱导免疫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免疫策略可以诱导机体产生不同的免疫应答，而有些免疫策略能诱导较好的免疫效果。例如，利用病毒载体或重组蛋白等进行加强免疫，进而诱导更强的HIV特异性免疫应答[22]。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艾滋病疫苗技术领域高被引文献选取数量上存在主观性；对艾滋病疫苗技术研究前沿的解读受研究者主观性及专业知识的限制，结果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倚；离检索时间较近并纳入分析的艾滋病疫苗技术文献由于发表时间较短，共引分析时其被引频次不高，可能会被忽略，从而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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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前沿技术论文范文
沿海防护林体系是沿海地区防灾减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沿海地区生态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工农业生产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进入新世纪，国家启动了六大林业重点工程，进一步加大了沿海地区林业建设的力度，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总理、回良玉副总理都做出了加强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重要批示。全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已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在今年的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作为区域林业发展的重点工程，提出要适时启动全国沿海防护林体系等工程建设。
为加强我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学术交流，总结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取得的宝贵经验，探索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推动我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更好更快发展，经研究，国家林业局植树造林司与中国林学会决定于*年9月下旬在我国沿海城市共同举办“全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会期2~3天。会议由国家林业局植树造林司和中国林学会联合主办，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中国海洋学会和中国气象学会共同协办，中国林学会学术部、中国林学会有关专业委员会（分会）、有关省林学会共同承办。现广泛征集会议交流论文，并就征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本次会议主题为：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与防灾减灾
二、征文内容
1、沿海防护林体系结构、功能与布局研究；
2、沿海防护林与防灾减灾；
3、沿海防护林与促进农民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地方经济发展；
4、沿海地区森林资源保护及相关政策研究；
5、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管理；
6、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技术标准；
7、沿海湿地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
8、海岸基干林带与红树林、柽柳为主的消浪林带建设和可持续经营；
9、海岸带土壤改良与土壤肥力维护；
10、沿海防护林树种选择、培育、低效林改造及其它重大技术；
11、沿海防护林病虫害防治及外来有害生物防治；
12、沿海防护林综合效益监测及效益评价；
13、信息技术在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中的应用等。
14、国外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现状和发展趋势；
三、征文要求
1、应征论文应是未正式发表过的研究成果，字数（含摘要、关键字与参考文献）不超过5000字。论文应包括题目、摘要、关键字、正文和参考文献。论文后请务必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职务/职称、电话、传真、电子信箱、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
2、作者可书面或电子投稿：书面投稿一式3份，无论录用与否均不退稿，请自留底稿。电子投稿的稿件请采用Word文档或rtf格式。邮寄投稿时请在信封注明“沿海防护林学术研讨会征文”
3、论文格式参见《林业科学》稿件格式有关要求，《林业科学》
4．征文截止时间：*年7月31日（以寄出地邮戳为准）。论文录用通知*年8月20日前发出。
5．被本次会议录用的学术论文将以会议论文集的形式正式出版，出版费用由作者自理。
6．书面投稿地址：*，北京市颐和园后，中国林学会学术部刘根凤曾祥谓（收）
7、电子投稿的E-mail地址：*
第5篇：前沿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工业生态效率；技术差距；共同前沿；数据包络分析（DEA）
中图分类号：X3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4-0025-07
Abstract： Given the technology heterogeneity in the saving of industrial resources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in China’s different regions， this paper uses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method to evaluate the industrial eco-efficiency in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4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eta-frontier theory and analyz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industrial eco-efficiency. Then， Meta-technology Ratio （MTR） is used to measure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gap among China’s three major area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of China’s provincial industrial eco-efficiency is 0.236 during 2006-2014， and it leaves big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saving resources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industrial eco-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mong three major areas are conspicuous. The industrial eco-efficiency of the east area is relative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 areas， the industrial eco-efficiency gap still widening.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corresponding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China’s industrial eco-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Key words： industrial eco-efficiency； technology gap；meta-frontier；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一、引言
工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推动了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引领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鉴于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我国一直遵循“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制造业”的工业建设纲领，在该纲领的指引下，我国工业发展迅速，工业总体规模大幅提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特别是制造业产出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为确立我国经济大国地位以及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支撑。但是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发展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是非常惨痛的。长期以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工业增长模式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资源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生态恶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费与CO2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各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居于世界前列。工业是能源的主要消耗者，同时也是各种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如何降低工业领域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合理制定工业节能减排政策是破解我国资源约束与环境恶化的关键。然而，我国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条件、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人文传统等固有属性差异很大，环境技术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因而各区域的节能减排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制定节能减排对策时，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差异性，并因地制宜地制定对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挖掘节能减排潜力，实现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在此背景下，基于共同前沿理论，采用DEA方法科学测算我国30个省份2006～2014年的工业生态效率，分析效率的区域差异特征，衡量区域之间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区域工业生态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
生态效率是一种新型的反映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它强调在获取经济产出时最大程度的减少环境影响，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精髓。近年来，生态效率逐渐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生态效率指标测度方法较多，其中包括基于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该方法主要优点在于不需要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可以壬生成投入产出指标权重且可以非常便捷的处理多产出问题。由于DEA方法上述方面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而该方法在生态效率测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代表性的文献包括，Zhang et al.[1]（2008）构建DEA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工业系统的生态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分析了生态无效率的根源；Picazo-Tadeo et al.[2]（2011）采用DEA方法研究了西班牙农业生态效率，并针对单一污染物视角的生态效率进行深入探讨；Camarero et al.[3]（2013）基于生态效率指标与DEA方法测度了1980～2008年间22个OECD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效率并考察其收敛性特征；杨文举[4]（2009）采用DEA方法测度了中国各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并分析了工业生态效率与工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邓波等[5]（2011）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剥离了外部环境因素与随机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对我国2008年的区域生态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汪克亮等[6]（2015）将自然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排放视为环境压力，采用考虑松弛的DEA方法测度了2006～201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工业生态效率并检验其敛散特征与影响因素。然而，上述文献均没有考虑到我国各区域环境技术的异质性特征，从而无法界定效率缺失的真正根源。国内外诸多研究已经证实共同前沿（Meta-frontier）方法可以有效解决技术异质下的效率测度问题[7-15]。为此，本文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工业环境技术的异质性特征，在共同前沿理论框架下研究中国地区工业生态效率问题，解释区域之间工业生态效率差异性及工业环境技术差距的根源，以期为各地区
因地制宜地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提供经验支持。
三、样本、指标和数据
本文以2006-2014年30个省份（包括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统称省份，基于数据可得性，、台湾、香港、澳门不在样本范围内）为决策单元，构建工业生态效率测度DEA模型。按照地理位置，本文将全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组（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与海南11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与湖南8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与新疆11省份）。借鉴众多文献的做法[6]，本文将各省份工业生产过程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视为投入变量，将其作为工业产出所付出的环境成本。由于本文将环境影响视为投入，则各省份工业投入与产出的所有可能组合我们称之为“工业环境技术”，即工业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技术。工业环境污染种类繁多，考虑到不同污染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最终选择工业用水、工业用煤、工业SO2排放量、工业COD排放总量这四种指标作为投入指标，以各省份的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并使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指数将其平减为2005年不变价格。各变量指标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并经过整理得到。
四、实证分析
（一） 各省份工业生态效率及其区域差异性
本文采用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假定（CRS）的DEA模型，分别计算共同前沿与群组前沿（即区域前沿）下各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值，样本区间选定为2006-2014年，运用deap2.1软件进行测算，得到研究期间内各省份的共同前沿工业生态效率与区域前沿工业生态效率的描述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2006-2014年，如果以全国共同前沿作为比较标准，我国30个省份工业生态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236，严重偏低，离前沿面还有很大的距离。由于本文选择的DEA模型是基于投入导向的，因而这一结果意味着在维持既定工业总产值的条件下，我国三大工业污染物还可以在原有基础上降低76.4%，工业生态效率的改进空间很大，工业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潜力巨大，凸显了当前我国工业增长模式的粗放型特征，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极不协调的。然而，在区域前沿下，研究期间内我国省际工业生态效率的均值为0.425，明显高于共同前沿下的工业生态效率水平，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效率测度所参照的工业环境技术标准不同。共同前沿代表的全国潜在最优的工业环境技术，而区域前沿只能反映各区域潜在最佳的工业环境技术。我们以西部地区的重庆为例，考察期内其共同前沿工业生态效率均值仅为0.153，意味着如果达到全国潜在最优的工业环境技术，还能够减少84.7%的工业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而区域前沿下的工业生态效率值为0.395，这表明如果以西部地区的最佳工业环境技术为基准，重庆还存在60.5%的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空间，这同时也体现了西部最佳工业环境技术与全国最佳工业环境技术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根据表1，我们发现很多省份下两种工业环境技术标准下的工业生态效率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为了证明这一差异性在统计上显著，本文利用两样本的Mann-Whitney检验来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检验的真实概率p值为0，在1%的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从统计上证实了这种差异的显著性。但我们同时也发现，研究期间内东部地区的所有省份两种标准下的工业生态效率值是相同的，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潜在最优的工业环境技术即为全国最优的工业环境技术，研究期间内共同前沿均是由东部地区的省份来占据，共同前沿与东部区域前沿是重合的，因而两种前沿下东部各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值是完全一致的。
接下来考察我国工业生态效率的地区差异性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基于区域前沿的工业生态效率是根据不同组群工业环境技术标准测算得到的，因而不同区域省份之间的工业生态效率值不具备可比性。因此，全国各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比较只能是遵循全国共同前沿这个统一的比较基准。如图1所示，共同前沿下不同省份之间的工业生
态效率差异性较大。其中，效率最高的省份是北京，样本期内其工业生态效率均值为0.745，排名较高的省份还有天津（0.712）、山东（0.636）与广东（0.501）等省份。可以发现，这些省份都来自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它们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雄厚的经济实力、较高的对外开放度、发达的生产与环境治理技术以及先进的环保理念，工业生产消耗的资源与排出的污染相对较少，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度较高，是我国节能减排的先行者与排头兵，反映了我国工业生态效率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研究期间内工业生态效率值靠后的几个省份有贵州（0.044）、云南（0.056）、甘肃（0.099）、青海（0.069）、宁夏（0.095）与新疆（0.056），这些省份都来自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其中有四个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还没有达到10%，效率最低的贵州仅为4.4%，这一结果充分表明我国工业发展还存在巨大的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潜力，如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这些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至前沿面，那么我国资源环境的严峻局势一定会得到本质上的改观。
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样本期内的工业生态效率均值分别为0.421、0.155与0.110，中西部地区远低于东部地区。造成中西部地区工业生态效率较低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不具备区位优势，经济开放度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外资吸引能力弱，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大量的财力、物力与优秀人才源源不断的流向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为了全力支持东部地区发展，一直扮演着能源基地与传统制造基地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己的发展。近年来，为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腾笼换鸟”，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的大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日益严峻。上世纪末以来，国家开始重视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也陆续推出一些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中部崛起”等战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已经开始显现出崭新的面貌，经济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要想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是不可能的，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真正实现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三大区域工业环境技术差距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同一省份在共同前沿与区域前沿下的工业生态效率值有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别，缘由在于该区域工业环境技术与全国工业环境技术之间存在差距。在共同前沿理论中，可以采用“共同技术率（MTR）”来衡量这一差距。根据公式（10），我们可以计算得到研究期间内每个省份的共同技术率，进而考察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群组）之间工业环境技术的异质性与技术差距，结果如图2、图3所示。
通过计算可知，2006―2014年，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共同技术率均值分别为1.00、0.293与0.316。区域之间工业环境技术异质性特征比较明显。其中，东部地区的共同技术率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在样本期间内的值一直为1，代表了我国最高的工业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技术，实现了全国潜在最优环境技术的100%，引领了我国工业环境技术的发展，推动我国工业环境技术前沿不断向外拓展，在提升我国整体工业生态效率水平进程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是“领导者”与“先进者”。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环境共同技术率明显偏低，只实现了全国潜在最优环境技术的29.3%与31.6%，还存在将近70%的技术改进空间。正如上文所述，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科技水平与雄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为东部地区集结了强大的技术优势，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与技术都处于劣势地位，有限的经济增长伴随了巨大的环境压力，环保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反映不同区域工业环境技术差距情况，我们可以对共同技术率进行两两相减，得出我国三大区域工业之间的环境技术差距。从图3可以看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工业环境技术差距有超过0.10的可能性。技术差距值从2006年的0.011上升至2014年的0.043，虽然区域之间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在数值上比较小，但区域之间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在样本期间内有增大的趋势。显而易见的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明显偏大。其中，样本期内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一直维持在0.70左右。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技术差距值从2006年的0.683上升至2014年的0.718，呈现出扩大的态势。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环境技术差距值平均达到0.686，且这种巨大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在样本期内一直维持，没有出现任何改善迹象。上述分析结果充分表明我国三大区域之间的工业环境技术的差异性特征显著，不同区域工业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能力存在很大的差距。巨大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区域之间可能存在技术转移与扩散的壁垒，从而导致东部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与节能减排技术无法有效向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相关决策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尽快采取有效的对策措施来扭转这一现状，防止我国区域间工业环境技术差距进一步被拉大，尽早实现三大区域间工业环境技术以及工业生态效率的趋同。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充分考虑到我国区域工业环境技术的异质性，在共同前沿理论下分析我国地区工业生态效率问题。以2006-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工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方法，分别在共同前沿与群组（区域）前沿下测算了各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考察了各省份、三大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差异性特征，并采用共同技术率衡量了我国三大区域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结果表明：（1）2006～2014年，以共同前沿为比较基准，全国30个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均值仅为0.236，严重偏低，充分表明近年来我国工业仍然遵循的是资源环境密集型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工业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的空间巨大；（2）不同省份之间的工业生态效率差异性较为明显，其中东部地区省份的表现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彰显了我国仍然存在的巨大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潜力。如果能够充分缩小我国区域之间的工业生态效率差距，那么我国工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3）研究期间内，三大区域工业环境技术异质性特征显著，工业环境技术差距巨大，东部地区的工业环境技术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本文结论蕴含了深刻的政策启示：（1）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是转变我国工业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加大工业领域节能减排的推进力度，是从根本上扭转当前我国粗放型的工业增长模式、缓解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以及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2）改变工业从主要依靠规模扩张、过度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的粗放发展向注重效率、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努力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推进工业企业节能技术进步和清洁生产，不断提高工业生产部门的资源使用效率与污染排放效率；（3）进一步完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准入条件，提高“两高”行业在环保、能耗、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准入门槛，严格实施工业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改进工业生产工艺与设备，提高工业能源、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与水资源消耗的下降；（4）大力开展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的技术创新工作，在重点行业推广一批潜力大、应用广的重大节能减排技术。加强区域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扫除一切技术壁垒，使得国内外先进的生产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以及环境管理经验能够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充分转移与扩散，有效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水平，实现工业生态效率的本质性提高。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引领者的作用，在继续引进国外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同时，带动中西部地区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在借鉴吸收东部地区先进技术与管理模式的同时，进一步发挥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挖掘技术潜力，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工业环境技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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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前沿技术论文范文
摘 要：利用随机前沿方法，对中国1978-2007年间省际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以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产业集聚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1978-2007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空间非均衡增长趋势；中部地区总体上“追赶效应”显著，对减小中国东西部差异起着重要作用；省际技术进步变动趋势减缓，而空间上的技术效率、要素配置效率和集聚水平则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以及生产要素在地区间配置效率优化，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率的差异正逐步缩小，但与部分西部省区的差异却仍在扩大。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产业集聚；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039-11
引 言
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研究一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规律，探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这些研究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基于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实际GDP增长中各种因素影响贡献的大小，即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索罗、卢卡斯增长模型及增长残差理论，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解和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水平；考虑空间因素、非完全竞争及规模报酬递增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区域间、区域内部资本产出、人均产出等因素的动态变化和空间分布规律，为经济增长提供合理的解释。
当前中国出现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非均衡经济增长及产业转移，随着未来人口红利和资本边际收益的减少，区域可持续经济增长在强调要素投入的前提下，也需要强调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空间集聚水平。
作为经济增长模型中不能用要素贡献解释的全要素生产率（TFP），通常被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动之和。技术效率的提高使生产向生产前沿移动，而技术进步可将生产函数的边界向外延伸。在技术水平及要素投入（资本、劳动等）既定的前提下，技术有效性反映了对现有技术的利用水平，与技术的现存状态没有直接关系。技术不发达地区仍可通过有效管理、人员培训等手段充分地利用现有技术。而技术发达地区也可能由于管理上的疏误等原因，而使现有技术不能很好地利用。
目前国内学者们对技术效率的分析主要使用参数和非参数两种方法。在非参数的方面主要使用数据包络（DEA）方法分析制造业或地区的TFP变动。由于DEA方法不考虑随机误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各省在不同时期受政策、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生产效率，对随机误差项的影响较大。在参数分析方面，除生产函数残差估计外，主要采用随机前沿方法（SFA）估计TFP增长。郝睿同时采用DEA和SFA两种方法将中国30个省在1978-2003年的劳均GDP增长分解为物质资本积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所贡献的经济增长，认为效率改善是唯一减少区域差距的因素，但其作用会随时间推移逐步减少[注：参见郝睿《经济效率与地区平等：中国省际经济增长与差距的实证分析（1978-2003）》，《世界经济文汇》2006年第2期。]。张军等通过估计分行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并对TFP增长率分解后发现，由工业结构调整引致的行业间要素重置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乃至工业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工业行业的结构调整主导了改革后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的总体走势，并造成了不同行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显著差异[注：参见张军、陈诗一、Gary H.Jefferson《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然而，多数研究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效率分析仅关注生产函数或随机前沿面本身，并未考虑区域、区域间要素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及溢出效应，也忽略了不同地区间因技术进步贡献所带来的差异。本文拟从技术效率分析出发，结合新经济地理学方法，评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增长主要影响因素的贡献及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状况，探讨要素效率与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之间的关系。
一、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技术效率测度模型的构建
（一）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技术效率测度
研究生产率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对投入产出数据、技术结构假定、决策单元以及经济行为假设等方面的差异。这类方法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分析。这种方法把产出增长中不能解释的残差部分都归结成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对投入要素增长的分布要求比较苛刻。二是通过前沿生产函数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前沿生产函数主要包括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基于非参数方法的数据包络分析及Malmquist指数方法等，根据投入、产出的变动和生产前沿函数的变动，计算出生产率的变化。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假定生产中存在技术非完全效率，并假定技术非效率按照一定的方式变化。基本模型表述为[注：See Aigner， D. J.， Lovell， C. A. K. & Schmidt， P.， Formul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s，Journal of Econometrics，6（1）， 1977， pp.21-37. Battese， G. E.， & Corra， G.， Estimation of Production Frontier Model：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Pastoral Zone of Eastern Australia，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1（3）， 1977， pp.169-179. Meeusen， W. & Broeck， J. van den， Efficiency Estimation from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s with Composed Err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8（2），1977， pp.435-444.]：
Yit=f（t，xk）e（νit-μit） i=1，...，N；t=1，...，T
vit∈N（0，σν2）， μit∈|N（μ，σμ2）|（1）
第7篇：前沿技术论文范文
技术效率在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究竟哪些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时,国内经济学家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一是研究工业企业的多个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刘小玄和郑京海,1998;姚洋和章奇,2001;叶蓁和刘志迎,2006)[1][2][3];二是研究工业企业单一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姚洋,1998;刘小玄,2000;刘小玄,2004;刘小玄和李利英,2005)[4][5][6][7];三是研究行业技术效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8]。刘小玄和郑京海(1998)用1985—1994年的数据分别采用超越对数的OLS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析了决定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因素,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开放程度、市场发育程度等是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姚洋和章奇(2001)用基于Cobb-Douglas的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认为影响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的因素有所有制形式、企业规模、公共研究结构和企业的R&D支出、FDI及其外溢效应、地理位置等。涂正革和肖耿(2005)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及非技术效率模型分析了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间技术效率差距因素,认为所有制因素、预算软约束、企业规模效应、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技术外溢效应、行业竞争压力、地区因素等影响了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9]叶蓁和刘志迎(2006)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即劳动力素质因素、R&D、企业的业务构成、企业规模、行业的外向程度等。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对劳均服务业增加值区域不均衡的影响。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的因素现在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在新的形势下分析影响经济增长,尤其是分析影响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效率的各种因素,并解释不同因素影响下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的效率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实际的生产活动中,有一些外部变量不直接进入生产,但却对生产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考虑这些外在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会得到更有效的估计结果,从而获知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生产效率的变化。生产性服务业,又称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是指为生产、商务活动而非直接向个体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服务,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国家统计局2002年出台了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本文和大部分学者一样也采用国家统计局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①*由于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口径的原因,本文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信息传输业合并,简称交通邮电业。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原值和增加值几个方面来说,1993—2004②**年间中国交通邮电业、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之和占生产性服务业的90%左右,因此可以用交通邮电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来代表生产性服务业。本文即是用交通邮电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加总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效率影响因素。从已有研究出发并结合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实际可以得出可能影响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因素如下:(1)外国直接投资(FDI)。FDI具有资本积累的直接效应,而且具有技术扩散、人力资本提高和制度变迁的间接效应,通过竞争效应、示范与模仿效应、联系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等对我国企业产生技术外溢。引进外资通常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获取最新技术,尤其是关键技术的重要途径。(2)产业结构因素。产业结构的演变引发经济资源不断从传统产业向新产业转移,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使资源配置优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讲,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的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可以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产业结构用不同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变换的速度迅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越高。(3)资本密集度。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就曾指出,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哈罗德、多马和索洛等更是强调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资本密集度可以更好地衡量资本的作用,资本密集度越高,表明人均劳动的设备装备水平越高,从而就越可能提高技术效率。(4)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反映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财政支出越大,说明政府对市场干预越强,财政支出的大小可能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效率产生影响。其他可能影响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因素有:(1)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其涉及市场化、对外开放和产权制度多元化等几个方面。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可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技术效率的改善。市场化程度涉及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产权制度、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程度、经济行为主体的独立性等。因为市场化本身代表了产权制度多元化的方向,可以用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来衡量制度因素。(2)R&D(研发)因素。R&D的投入被视为知识和技术的投入,生产性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行业,R&D对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可能有一定的影响。(3)城市化。生产服务业中心区位集聚的布局模式显示,生产服务业与城市化水平关系密切。一般认为,生产服务业比制造业更有明显的集聚效应,这类行业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或都市圈。由产业集聚过程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对生产性服务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建模
目前研究技术效率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种,参数法有随机前沿分析方法,非参数法有Malmquist分析法。分析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一般用参数法,如随机前沿分析法。大量文献的实证研究采用了两步回归方法,首先估计出随机前沿的生产函数,估计出效率值,然后用效率值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通过各个系数的显着程度和数值来判定真正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两步回归法也存在着一定的计量问题:首先,超越对数函数的参数估计、无效率值和随机误差,无效率值与超越对数模型中的投入、产出变量是正交的,即假定投入要素与这些外生变量不存在相关性。如果遗漏了关键变量会造成第一步的估计结果就是有偏的,估计出的有偏无效率项会造成第二步估计的效率方程系数也是有偏的。其次,随机前沿模型往往假设无效率项同分布,但是在第二步的生产效率回归方程中,生产效率项是随着不同的外部变量变化的,这就与第一步的两者不相关形成了矛盾。因此,两步回归法容易影响结论的可靠性。解决方法是采用一步回归,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或是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王泓仁和施密特(Wang、Hung-Jen and Schmidt,2002)利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证实了一步估计优于两步估计法。[10]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不仅考虑了随机冲击的影响,更考虑了技术的非效率的影响,可以反映技术效率水平,也可以揭示技术效率差异的原因。因此随机前沿分析法在技术效率研究中得到较为普遍的应用,刘小玄和郑京海(1998),姚洋和章奇(2001),涂正革和肖耿(2005)等都是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来研究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问题。本文即是用一步法的考虑人力资本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效率影响因素。Aigner、Lovell and Schmidt(1977)[11],Meeusen and Van den Broeck(1977)[12]分别提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在早期的研究中随机前沿模型主要运用横截面数据,Pitt and Lee(1981)[13],Kumbhakar(1990)[14],Battese and Coelli(1992,1995)[15][16]等将其发展为可以使用面板数据。此后该模型进行了扩展,Ui分布假设为截断的正态分布或者两参数γ分布,支持面板数据和时变技术效率。详细的论述可以参看Forsund、Lovell and Schmidt(1980)[17],Schmidt(1986)[18],Bauer(1990)[19]及Greene(1993)[20]等人的论文。Batteseand Coelli(1992)提出支持平衡或非平衡的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效应假定为随时而变的截断的正态分布随机变量。本文在Battes and Coelli(1992)模型基础上,运用包含人力资本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技术来研究影响1993—2004年间我国29个省市技术效率的各种因素。采用考虑人力资本的非中性技术进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为: 其中wit服从非负结尾正态分布N+(0,σ2w);δk是待估计参数,表示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δk为负表示对技术效率有正的影响;δk为正表示对技术效率有负的影响。对外开放度(EXPORT)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效率应该具有促进作用,因此EXPORT的系数δ1应该为负。外国直接投资(FDI)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通过模仿,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干中学和技术外溢,必将达到促进国内企业技术效率提升的作用,故FDI的系数δ2也应该为负。资本密集度(K_L),即生产性服务业资本投入和就业的比例,反映人均资本装备水平,人均资本装备水平越高,技术效率提高越快,因而资本密集度的系数δ3应该为负。研发(R&D),这里采用各省(市、自治区)产出专利的授权数量作为研发投入,即通过研发结果反推研发投入,与经济学中的显示性偏好相似的处理方式。专利包括发明专利、新型实用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R&D产出越多,技术效率提升应该越快,故其系数δ4应该为负。财政支出(FISC),财政支出越大,表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大,越不利于提升效率,故假定该系数δ5为正,即财政支出越多,技术效率越下降。产业结构,服务业GDP3和工业GDP2发展得越快,结构越高级化,技术效率提升也越快,故GDP3和GDP2前的系数δ6和δ7的系数为负。城市化(URBAN),城市化发展越快,有利于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必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效率的提升,故其系数δ7为负。市场化程度(MARKET)越高,竞争越普遍越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高,故其系数δ9应该为负。实证分析的结果将对这些效率影响因素进行验证。
第8篇：前沿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学方法；基础性；前沿性；应用性
所谓三基性，是指本科教育中最为突出的三个基本特性，即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性，这三性既相辅相成，又矛盾制约而受争议。我国本科教育强调基础性教育，无疑是最重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核心，但对工科计算机本科教育而言，由于学科知识具有更新快、变化快、应用面广和工程性强等特点，前沿性和应用性教育凸现重要性，需求表现在一是许多前沿的理论和知识普及很快，一些过去的研究生教学内容可下降给本科生的课程；二是社会对本科生实用能力和知识宽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本科教育必须致力于提高本科生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如何在高年级，特别是大四学生教学中把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性这三性较好地相融合，并在教学中把握好分寸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1三基性教学问题
本科教育的改革，特别是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是近年热议的话题之一，国内外没有成熟的样本，但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计算机基础教学的多元化、专业化[1]。目前，本科基础教育多采用全国统一的思想，有基本一致的大纲、内容、实验环境和教学手段，有等级考试的驱动和标准，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年来
各研究型大学的计算机教学呈现改革趋势，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更多强调实践和案例教学，大幅度减少基础课时，基本动手能力培养重要性增加。
2) 基础教学更多强调应用，呈专业化、多元化趋势，知识关联体系网络日趋复杂化。
3) 一些过去研究生的课程内容在本科教育中出现，如分布式并行计算、网络计算等方面，高端知识普及化、应用化。
4) 为适应计算机技术和市场应用的需求，专业课程也越分越细，知识宽度和深度要求越来越高，专业选修课设置越来越多，知识结构发生变化。
5) 计算机基础教育低龄化，从中小学开始就进行计算机的基础教育。如日本中学生的计算机竞赛内容就已经涉及到多CPU并行计算等前沿内容，教育对象的基础发生很大变化。
因此，如何定位和分界计算机初级教育、专职业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是个值得研究的教育理念问题，同时，在各阶段教育过程中，如何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培养目标，把握知识结构、教学方法的平衡分寸至关重要。
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特别是大四学生一般会面
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也面临许多特殊的需求。
1) 知识的融会贯通需求。高年级学生一般前期修课密集，到大四时已经修完大多数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学生面临考研、就业等迫切需求，课程教学时，根据本课程领域需求回顾前面所学知识，并使其结合应用，做到融会贯通，以便有效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2) 实践动手能力急速提高的需求。对计算机专业学生而言，无论考研还是就业，都要有比较宽广的实践知识和动手能力，而学生动手机会少，缺乏环境与机会是一个普遍问题，大四学生已经进入实习阶段，有的即将开始毕业设计工作，因此，迫切需要提高实践动手能力，课程教育需要配合和引导这方面的需求。
3) 新知识学习掌握能力的需求。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学生必须有学习掌握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当前，在许多场合，对新知识的考核都是很重要的内容，能较快掌握并应用新知识，进行创新性工作往往是学生成为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阶梯。
高年级学生的不稳定性和上述特殊需求，导致这一阶段教学非常艰难，教师需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技巧，否则，学生就会对课程失去兴趣。因此，针对高年级学生需求，基础性教育要融会贯通学生前面所学知识；前沿性教育要扩展学生视野、培养创新性意识并掌握一些热点技术；而应用性教育要加强学生的动手技能，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如何把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性这三性融合并恰当地体现在教学方法中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法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
基础性教育无疑是本科教育最重要的教育基础，大学课程首要任务是为学生打好理论与技术基础，掌握能力，发展有后劲，但基础课不是“陈旧课”[2]，它应该反映该课程领域最新的进展和研究成果，根据国家的战略转变，近来各大学都把创新性教育放在了重要位置。对工科计算机本科教育而言，学科知识具有更新快、变化快的特点，许多前沿理论和知识普及很快，一些过去的研究生教学内容下降给本科生。如分布式并行计算技术，由于普及与硬件价格的迅速下降，已经从高端技术转为普及技术，课程体系要跟上技术的发展，在课程内容上就要有前沿性内容，融入理论与技术的最新发展。
计算机学科另一重要特色是极强的工程特性，目前，各行业都在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社会对本科生的实用能力和知识宽度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本科生有较好的基础知识，还要求学生有较强的、多方面的动手能力。学生求职时，几乎会涉及所有软件工具和热门技术，职业对应用性教育的巨大压力，常常导致学生重实用轻基础，而本科教育必须致力于提高本科生的核心竞争力[3]，才能引起学生共鸣。
2三基性教学方法初探
笔者认为要设计好一门课程并上好一门课程，要具备4个要素。
1) 课程理念：即本课程目标、思路等，包括对学生知识和意识的培养。
2) 学生需求：任何课程，在一定时间空间内具体面对特定的学生需求。
3) 教师素养：教师在课程领域的科研和教学水平。
4) 教学方法：围绕课程理念和课程内容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
针对上述高年级本科教学需求，三基性教学理念要将三者加以融合并掌握好彼此之间的教学分寸。具体而言，三基性教育有3个目标。
1) 基础性教育要努力使学生前面知识得到融会贯通；
2) 前沿性教育要扩展学生视野、培养创新性意识并掌握一些热点技术；
3) 应用性教育要加强学生的动手技能，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因此，围绕着教学理念和目标，三基性教学方法的核心表现在3个方面。
1) 针对基础性教学，探索综合与贯通教学方法；
2) 针对前沿性教学，扩展视野与创新意识的培养；
3) 针对应用性教学，精心设计实验，加强案例教学与动手能力培养。
解决好上述关键问题要做好5个方面工作。
1) 选好能融合三性的教学课程，并非每个课程都具有三性的元素；
2) 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
3) 掌握好三性在教学中的分寸，这是需要认真研究把握的；
4) 教学方法的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性的具体方法体现和手段；
5) 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和教学效果的评估。
下面，以笔者近几年开设的大四本科选修课程“集群与网格计算”为例进行探讨。近年来，集群计算模式是网络计算系统中用途最广的计算模式之一[4]，已成为应用和商业化的一个热点技术，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网格计算模式已经发展为连接和统一各类不同远程资源的一种基础结构，集群和网格技术作为一种实用技术已经逐渐标准化、实用化和产品化，国内外各种应用实例和介绍书目也比较丰富，因此，我们有必要及时把相关基础知识和简单应用技术介绍给学生。从课程内容上说，该课程设计具有三基性要素。
1) 基础性：课程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涵盖面宽，基础性强，包括了操作系统、网络、分布式并行等方面的知识，可综合对前面所学知识加以扩展和贯通；
2) 应用性：该领域有广阔的应用背景，包括选机型、安装、配置、编程、应用等，有一系列的动手锻炼实践，非常贴近高端应用；
3) 前沿性：由于该领域属热点技术，因此，近年来发展较快，有较多的科研项目和技术专题实例，且新思想、新技术层出不穷。
因此，课程教学制定了如下的目标。
1) 掌握网格与集群计算的基础；
2) 学习构建简单的网格与集群的技术；
3) 提高综合应用计算机技术的能力；
4) 了解当前一些热点技术及其应用；
5) 培养多点思维和前沿意识。
在基础性教学方面，我们要重点介绍该领域的一些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技术和系统构建思想，使学生能理解和应用该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在扩大知识面的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启迪开拓学生的思维和视野，使学生能对网络计算技术的进展和应用有更深刻的理解，掌握集群与网格计算的基础知识。例如基础性教学方面，较详细地讲授了集群与网格的基本概念、历史演化、体系结构、各种分类及各层的基本原理等方面，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在前沿性方面，我们要以最新的大量科研项目为例，介绍一些典型应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及跟踪前沿技术的意识。许多教学内容来自于最新的外文资料和论文，深入浅出地向学生介绍该领域的技术历史、驱动力、发展思想，把各种相关的技术模式加以分析介绍，启迪学生的思路，培养创新意识。例如，以国内外著名研究项目Condor, Globus, PBS等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介绍当前的热点及难点技术，如任务调度、中间件、虚拟机、集群管理和负载平衡等内容，这种讲解是在基础知识之后，且结合项目，言之有物，使学生容易理解前沿技术。
在应用性方面，我们要加强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从现有市场产品和技术入手，引导学生构建和应用简单的集群与网格计算环境，然后介绍高级并行编程语言和方法，使学生能解决实际的大型问题，同时，由浅到深，设计9个课程实践，包括操作系统配置，集群和网格的构建、集群和网格的管理、编程环境及程序设计、应用编程等，给学生大量实践动手的机会，每个实验都给出相关的软件、配置说明和实验方法。
在授课方法上，我们应始终围绕上述课程理念和三基性的目标，努力掌握好三者的比例和分配，把握难度分寸，使教科书内容、科研项目内容、研究论文内容和市场技术内容较好结合，以培养能力和意识为主，具体知识为次，使之成为一个综合性较强的大四课程，起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3存在问题与讨论
如何在教学中把握三基性平衡与分寸问题存在不同看法，它不仅体现在教学理念方面、体现在教学分寸和内容方面，还体现为如下一些具体问题。
1) 计算机技术进步太快：大学课程基础性要求课程内容相对稳定和成熟，而频繁更新教学内容会导致教与学的许多问题和矛盾。
2) 思想理念变化：当今社会，随着时代主题和社会需求的发展变化，许多技术市场理念变化很快，教学方法上既要保持传统的继承，又需要与时俱进，但大学教育忌盲目跟风。
3) 技术颠覆性强：前沿性教育是创新性能力培养的核心，敢想敢干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动力，但是它也面临很多不定因素，如技术变化快，一些理论、概念、术语和技术可能很快过时，甚至被抛弃，从而造成混乱，不利于教学的稳定。
4) 理论与技术的不成熟性：一些新概念、理论和知识的引入所采用的教学素材可能并不成熟，甚至有争议，或过一段时间，这些内容被发现是有问题的，从而引发争议。
5) 教学方法把握难：三基性教学对教师有极高的要求，它要求教师在该领域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对新知识和前沿知识有较深入的理解和追踪，同时还需要较强的实践指导能力。此外，还需要较好地把握三基性的分寸，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手段。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略，那就是教育要适应学生需求，要面向时代的主流和需求，因此，深入的研究可以从大学课程设置分析入手，收集学生知识结构以及考研、就业等具体需求，这对三基性融合的教学理念、方法、内容和手段的研究是十分有益。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高年级本科教学中的需求，提出三基性结合教学问题，研究如何较好把握三者分寸，适应高年级本科教学的方法。结合笔者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所开设的大四课程，我们对本科教学中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性有机结合的教学方法进行初步探讨，对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相关的调整，以达到提高学生核心竞争力的目标。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在选课、内容、教学方法、手段、实验体系诸多方面进行实践和研究，并将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同时，我们也希望业界同行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张森. 论我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的今后发展[J]. 计算机教育,2005(10):9-11.
[2] 郑莉. 精品课程建设中的几个重要关系[J]. 计算机教育,2006(10):15-17.
[3] 胡凯,阚志刚,宋京民,等. 网络计算新技术[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401.
Preliminary Exploring of Three Basic Characteristics in Teaching
Upperclassman for Undergraduate Course
HU Kai
(School of Computer,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第9篇：前沿技术论文范文
媒体艺术发展历史与前沿成效 文章 来源 自 3 e du 教育 网
艺术作为时代环境的真切反映,它在极大程度上展现着时展的面貌,而就当今时代而言,随着社会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演变,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信息技术展露的载体,因而,数字媒体艺术开始在社会中大力发展起来。数字媒体艺术通过帮助艺术工作人员使用信息技术将艺术想法以及其他的艺术实践实现精准地呈现,极大的提升了时代艺术的发展水平,为人们提供了艺术的盛宴。本文从数字媒体艺术以及其前沿成果的角度出发,通过阐述数字媒体艺术的相关含义,谈论了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其在当今时代取得的前沿成果。
一、数字媒体艺术的理论概念分析
21世纪以来,数字媒体艺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完善的大力推动,以及信息技术迅速更新换代的强力支持,逐步在艺术创作及表现工作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当今时代,数字媒体艺术已经不仅仅是艺术家的进行艺术创意表达的一种工具,还在极大的程度上成为了社会经济增长的强大助力,在为人们提供视觉享受的同时,还使得社会的整体经济水平实现了大幅度的提升,数字媒体艺术当前的推广应用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
具体而言,数字媒体艺术主要就是指艺术创作者使用数字信息技术以及先进的传媒手段作为艺术工作的工具,将自身的感性艺术思维与人类的理性科技思维进行恰当融合,以推动艺术创作顺利呈现的一种的新型艺术方法。数字媒体艺术是当今时代生命力最为强盛也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艺术设计方式,它为艺术工作者使用先进的信息科技,比如数字绘画艺术艺术、计算机美术等技术,来设计作品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途径。从学科角度来看,数字媒体艺术是当今时代的一种典型的交叉学科,它即包含了人文艺术知识,也凸显了信息技术科学,属于应用技术学科门类,此学科在数字技术不断完善的环境中必将取得更为进步的发展。
就目前社会的数字技术使用状况而言,数字技术普遍被应用于感官艺术创作的工作中,致力于为人们提供整体视觉的细腻享受。例如,使用数字技术来开展平面广告设计、建筑外观设计以及视频和电影的制作等工作,或者是在更深一步的角度看,人们还利用数字技术来创作网络游戏、电子游戏以及进行数码摄影等工作。总而言之,数字技术在当今时代的应用是十分广泛的。而数字媒体艺术则是工作人员在艺术创作工作中,或者是在艺术表现全过程,或者是艺术表现的个别部分使用数字技术来落实工作的一种艺术创作。
二、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前沿成果
当今时代,数字媒体艺术在世界上迅速发展起来,并开始获得广泛的应用,成为艺术世界的一种极大的突破,不管是在当前时期还是在未来社会,数字媒体艺术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人们享乐生活的主要调剂。本文下面就针对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其在当前时期取得的前沿成果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