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精选(九篇)

第1篇：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

知识结构

春秋

战国

政治

诸侯争霸：齐桓公称霸，晋楚争霸，吴越争霸

七雄争霸；

公元前4世纪中期，齐魏强盛；

公元前3世纪以后，秦国称雄

战争

晋楚的城濮之战

齐魏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秦赵的长平之战

民族

周边民族：北有匈奴、东胡，西有戎，南有越

各民族逐步融合

教学建议

复习课设计

第五节春秋战国纷争和民族融合

一、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

让学生回忆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征：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即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度确立的过程。这一时期，争霸兼并战争不断。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统一与各民族的融合。

二、春秋时期诸侯争霸

1、讲清诸侯争霸战争的实质

2、齐桓公称霸

由学生回忆齐桓公是如何实现霸业的。

3、晋楚争霸

让学生记住晋楚先后称霸中原的时间，以及晋楚争霸中的重要战役城濮之战。

4、吴越争霸

让学生记住吴越两国先后在南方称霸。阖闾与勾践是春秋后期的霸主。

三、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

1、战国七雄争霸格局的形成

要求学生记住七雄争霸格局形成的重要历史事件。明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表明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上升，并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2、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

要求学生记住公元前4世纪中期和公元前3世纪以后，战国局势的特点以及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长平之战。

重点——齐桓公争霸

春秋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战争频繁，诸侯争霸。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公元前7世纪前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使齐国成为强国。又以“尊王攘夷”为口号，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获得外交优势。终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确立了中原霸主地位，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

重点——战国七雄争霸

春秋末年，晋国和齐国卿大夫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逐渐取代国君，掌握了政权，被周王正式承认为诸侯。即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经过春秋长期的战争，到战国初年，只剩下二十多个诸侯国，其中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形成了“战国七雄”的格局。七国之间战争不断，此时，战争开始具有封建兼并战的性质，以后逐渐转化为封建统一战争。

难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统一趋势

春秋战国时期与西周时期相比，表面上看是诸侯割据纷争、统一局面破坏，但实际上却孕育着统一的必然趋势。其原因如下：第一，西周末年，周天子权威已受到破坏。东周初，周天子实际上已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统一局面已不存在。第二，从经济上来说，由于春秋以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社会经济联系加强，各诸侯国经济交往频繁，这就为统一创造了经济基础。第三，从形式上来说，逐步实现着局部统一。春秋战国时期比西周时的“八百诸侯”相比，显然是大大进步了，更大范围的局部统一和区域统一已经出现。第四，从人们的要求来看，统一成为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共同愿望和人心所向。第五，从民族关系上来说，民族凝聚力增强，“华夷之辩”观念相对淡薄，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这些因素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统一趋势明显加强了。同时为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局面奠定了基础。

难点——春秋战国时期争霸战争的评价问题

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扩大地盘，掠夺人口和财富，相互争战，故有“春秋无义战”之说。争霸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人民怨恨战争，渴望统一。争霸战争的客观后果是大国拓展了疆域，实现了区域性的统一，加强了集权的趋势，加快了统一的步伐。同时又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奴隶主集团的势力，便利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战争又客观上促使华夏族同其他各族加强接触，促进了民族融合。应兼顾动机与效果，辩证统一地观察分析争霸战争。

典型例题

例题1999年全国高考试题右图中，战国时期韩、赵、魏都城的相应标号依次是（）

A．①②③B．①③②C．②③①D．③②①

答案：B。

例题分析：这是一道填图型单项选择题，本题考查了学生的识图能力和图文结合、历史地理综合能力。赵国在北方，曾修长城以防匈奴，魏国在中间，韩国在南方，最为弱小，最先为秦所灭。故选B。

例21999年全国高考试题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主要原因是（）。

A．实行商鞅变法B．更多使用铁制农具

C．牛耕得到推广D．重视水利工程建设

答案：A。

例题分析：这是一道分析型单项选择题，本题考查了学生对历史事件的发生原因的分析能力。秦国能称雄于七国主要原因不在BCD三项，它们只是秦称雄的一个方面，秦的强大不仅指经济发展，还包括军事强大，政治稳定等诸多因素，这就需要一次较为彻底的变法，即商鞅变法。故选A。

例3从西周初期分封至秦统一前，一直作为诸侯国而存在者是图中的

A．②③B．①④C．③④D．①②④

答案：B。

例题分析：此题为识图选择题，是历史和地理综合能力题，主要考查地理学科的识图能力、历史事实的再认再现能力、历史思维的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西周初年分封的主要诸侯国有鲁、齐、燕、卫、宋、晋，秦统一前的主要诸侯国有齐、楚、燕、韩、赵、魏、秦。显然，秦统一前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国只剩下齐、燕。图中①给了都城临淄，正是齐，①可以确认。图中④给了都城蓟，正是燕，④可以确认。图中②给了都城郢，应是楚，它不是西周初年分封的，而是后来自封的。图中③给了都城邯郸，应是赵，是战国初年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因此，符合题意要求的是①④。

例4春秋时期最典型的政治特点是()

A．周王室不被诸侯重视B．社会制度大变革

C．井田制瓦解D．诸侯争霸，分封制崩溃

答案：D

例题向析：此题为最佳选择题，是历史学科能力综合题，主要考查历史阶段特征的再认再现能力、历史思维的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四个选项都是春秋时期的历史特征，B项是根本特征，C项是经济特征，都不符合本题“政治特点”的要求。A、D两项都是政治特征，但是最典型的是D项，因为分封制的崩溃就是奴隶社会上层建筑的崩溃。

例5“战国七雄”局面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是

A．诸侯割据混战更加扩大B．人民遭受灾难更加严重

C．历史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D．封建制度逐渐确立

第2篇：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王闿运；以礼自治；通经致用

鸦片战争后，社会、人心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王闿运与晚清许多学人一样对此深表关切。面对晚清社会萎靡重利，人心陷溺的现象，他期求医治之道。但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士人，他对西学有一种抵触心怀，这决定他只能从古代的圣经贤传中寻求启发。所以他致力于研治经学，五经之中，他独崇《春秋》，指出“致用当通《春秋》”，认为《春秋》旨在拨乱，可以作为乱世的致用大法。他在《春秋例表，围取人灭例表》序中说：《春秋》所以拨乱，将使诸侯各守其封地而不相侵陵。强凌弱，众暴寡，则君子耻之，天下不得相灭亡而太平治见矣。然无他道，在自治以正，反求诸己。故抑负固，贵死位，贱苟免，绝贪利，义相反而各得道，并行而不悖，虽亡国杀君相随续，而圣人之治之也，雍乎游之于礼乐之林，皆愧畏悔悟，各正性命，不怨天，不尤人，确然其有以自乐也。盛哉乎!非尧舜之世，其孰能若此乎!然其忧深而思精，例繁而义隐，传者慎之，发挥旁通，词详旨闳……王闿运强调《春秋》拨乱，认为《春秋》王鲁，为孔子的王心所加，鲁国处在各国礼衰乐崩的时代，虽然外在形式恶劣，但是鲁国从自己本身做起，最终“抑负固，贵死位，贱苟免，绝贪利”，达到太平治的境界。王氏指出拨乱功成是一个臻于礼兴乐盛的境界，而要达到太平盛世，就要先“自治以正，反求诸己”，其最根本则离不开礼的作用与功效。

“礼”的内容十分宽泛，从国家典章制度到个人行为举止修养，无所不包。“礼”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影响最为深远，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之一。孔子将“礼”的精神实质发扬光大，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说明礼是人心的呈现，是一种内心的自觉作用，孔子又说：“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和谐，礼最根本切要的目的，是要使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维持一种高度和谐的状态。“礼”又是理性的辨别，凡事经过理性辨别，应行而行之，便是“合理”。所以，《礼记》说：“礼也者，理也。”又说：“礼也者，天地之序也。”《左传》鲁隐公十一年记载君子评论郑庄公的一句话：“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古人认为，礼不但可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并可以提供生活的秩序以及为后代子孙的幸福奠下基础。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小至个人修养，大至经国治世都不可或缺的。

“礼”既然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的规范和准则，作为在礼制熏陶下成长和生活的王闿运，自然也很重视礼。但他并不是要复古礼而是期盼在经典中寻觅出似“礼”一样的救世良方。在晚清经学阵营中，王闾运重《春秋》，宗《公羊》，无疑是今文学派之一员，但是他又汉宋兼采，不拘古今，超越经学古今流派之藩篱，对古文学经典《周官》(《周礼》)进行疏释和发挥，撰写了《周官笺》。他认为《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并将《周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对地官、春官、夏官、秋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启导后世的治国理念，有着深远的影响。王闿运提出了“《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的命题，并为此付出几十年的努力，孜孜不倦地撰写、修改《春秋例表》，用简单明了的书写方式来表达“《春秋》者，礼也”的作用与意义。

王闿运认为礼的内涵是经学的根本，诸经所言皆是礼。他在《论习礼》中说：“治经必先知礼，经所言皆礼制。唯讲礼倍难于古，故自汉以来，唯重《礼》学，《官》例是典制本原，《礼记》推其宜变。诸经所言，有明见三《礼》者，引而释之；有不见三《礼》者，旁推以通之。余所著八笺，略发其例矣。”王闾运指出，群经所要表达的，都是礼制，并说明了自己为经学作笺注的原则：若是三礼中已有具体的内容，他就用三礼中的内容来解释经文的意义；若是群经的内容没有三礼具体谈到的礼制，他就用旁推的方式以求了解经文所要表达的礼制，并自称对经学所作的笺注都是为了发明礼制的条例，可见他认为经学的精神都是礼。

王闾运没有脱却古代礼制思想的藩篱，最具体的表现是，他把宋襄公和宋共(伯)姬两位泥礼的古人作为崇拜和效法的偶像，他说：“春秋受命者文王，而中兴者伯姬，拨乱者宋襄，而成之者孔子。”认为这两个人是中兴与拨乱精神的代表，完美的礼义道德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例如，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的经文记载了宋襄公与楚国约定在泓水的上边打仗，宋襄公坚持行军礼而与之战，所谓“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结果宋兵大败，传文不以成败论，而称赞宋国在面临大事时仍然坚守礼节，不乘机攻击不摆好阵势的军队，即使是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王闾运也认为，“襄公一守礼而国以振，故讬此以为开国王。”宋襄公的行为虽然战败，但其最终能以礼服人，使国家振兴。经文体现的本是宋襄公的迂腐行为，但却被王闾运奉为用礼的典范。类似的例子在王氏经学著作中多有论及，王闾运认为在人心陷溺的乱世，唯有礼义足以化人，拨乱反正。由此可见，援经说政是王闿运经学的核心与灵魂。

王闿运援经说政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他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引出了“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主张。“自治”的观念来自于春秋公羊家所谓的“自正”，即强调先从自己做起，而后可以反正。在《公羊传》与何休的《解诂》中对此均有诠释。例如

《春秋》经曰：“隐公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公羊传》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於外大恶书，小恶不书，於内大恶讳，小恶书。解诂曰：“於内大恶讳，於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適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

经文指出隐公十年六月壬戌这一天，鲁国在营这个地方打败宋国；辛未这天，取郜这个地方；辛巳又占据了防这个地方。根据《春秋》义例，取邑是不书日的，这里为什么书日?传文解释说这是因为一个月内连取了两次，说明鲁国好战，非常过分。国内的大恶，《春秋》都是避讳的，这次为何记载鲁国好战?因为对外国的大恶书写，小恶不书写；对于国内的大恶就避讳，小恶才书写，故没有隐讳。这表明治国在于“自治”，《春秋》之所以对鲁国的事详细记载，国外的事则记载得很简略，意即在此。

王闿运把“自治”作为整部《春秋》的重点，他说：“《春秋》先自治，拨乱而反正”，又说孔子“作《春秋》……言但自治，设条教也。”并且他在授课时对学生大发议论说“恒见己之不足，岂计人之顺逆，……治经致用，莫切《春秋》”，提醒学生学《春秋》不在经言奥义，而在致用，小至个人修身，大至治国平天下，都务求“自治”。关于他以自治言个人修养者，在他的《论语训》中更是作了发挥：

(1)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训曰：门以喻道也。言游宦徒劳，教授有益也。从者，子路、子贡、颜渊皆异才尔。时犹未及门，在陈思归，裁其成章，乃皆升堂入室。若终身求仕，不暇讲论，故乱世以自治为贵矣。

朱熹曾对这段话进行解释：孔子尝厄于陈蔡之间，弟子多从之者，此时皆不在门。故孔子思之，盖不忘其相从于患难之中也。”王闾运则不从朱说，他将“门”解释为“道”，认为跟从孔子的子路、子贡、颜渊都是秀异俊材，不过当初都未能真正体会孔子的思想。及至困厄于陈蔡之间时，不能向外求仕进，故能专务于学问，会心于孔子的大道。王氏以为如果终身只知向外求取仕进，那么难以专心修养自己，反之，要使自己的涵养有所精进，必须以自治为重。如何才能自治呢?首先，王氏认为是言以律己，专力于自己所当为，心无所愧，内省不疚，这就是自治的修养功夫。例如：

(2)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颜渊)

训曰：君子但自治。

其次，王氏认为为学必须为己，而不是为人。例如：

(3)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宪问)

训曰：自治不暇，未能及世事也。

由上可见王闾运的“自治”，对个人修养而言，包括了德行与学识两方面的增进。但王闿运最重视的是国家社会，在他看来，《春秋》的自治理念，虽为古代圣人所立，但对于当今治国治乱仍有启迪的意义。所以，王氏认为要自治必须自正，从《春秋》所记古人以白正而作为防夷之道达至使国家自治。王氏之经典诠释中彰明此义仍如上述一样，意在启迪人们效法之。例如，

(4)《春秋》经曰：(庄公三十年，冬)，齐人伐山戎。

《公羊传》曰：此齐侯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子司马子曰：“盖以操之为已蹙矣。”此盖战也，何以不言战?《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

王氏笺曰：桓方尽取纪邑，又欲威鲁，贪功名而迫戎，忧其不敌，又不与戎敌，桓故使若驱之于山。示伯者，先自治之道，之尔云者，言但可驱不可战也。

经文记载鲁庄公三十年冬，齐国人讨伐山戎。这里的齐国人是指齐桓公，为什么称人而不书齐侯?《公羊传》认为这是对齐桓公的贬斥。为什么要贬斥齐桓公呢?《公羊传》认为齐桓公讨伐山戎的士兵操之过急，杀伤过多。这是双方交战，《春秋》为何不书战呢?《公羊传》认为只有当作战双方势均力敌，《春秋》才书战，齐桓公伐山戎，双方力量并不相当，只是齐桓公驱赶山戎罢了。王闾运则认为，齐桓公刚刚夺取了纪国的城邑(庄公二十九年秋七月，齐人降鄣)，又想以伐山戎来威胁鲁国，这是为了贪图功名而逼迫山戎。但齐桓公又考虑到自己势力不如山戎，故意不与之作战，《春秋》不书战好象是驱赶山戎。这表明要成就霸业者，必先以自治为道，使自己强大了，才能对外言战。所以，这样的情况只能叫驱赶而不叫战。显然，王闾运认为对外作战，必须先治理好自己国家的内政，做到有充分之把握。这样既是打败敌方的原则，又是防备外患的有力武器。

(5)《春秋》经曰：(僖公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霍，执宋公以伐宋。

《公羊传》曰：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王氏笺曰：起宋公当自治，故使若我执之而我释之。不使楚无故而执中国君，明凡夷狄之患不在夷狄，楚之祸由内召之。

经文没有书写是什么人执宋襄公。《公羊传》认为这是楚国的国君所为。为什么是楚国的国君所为就不书写呢?因为不赞成夷狄的人逮捕中国人。王闿运认为，《春秋》此处书“执”意为鲁国执宋襄公。虽然历史上实际拘执宋襄公的人是楚国国君，但是《春秋》不讲，故意说成是鲁国执宋君，这是要揭示夷狄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拘执中国之君，是诸夏的国家自己内乱不自正，才会招致楚国之祸。所以诸夏的国家若遭到夷狄之患，其治理的重点不是在于夷狄的侵犯，而是诸夏本身出了问题，首先治理的应该是内部事务，自己内务修明，夷狄自然不会来犯。

同时，王闾运认为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相安无事，只靠自己一方“自治”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夷狄之国亦应努力进步，而夷狄的进步主要靠诸夏之国对之进行“化导”来实现。

王氏以上对经义的解说似乎是厘正历史，其实也是援经说政，要抗御外侮，一是要内务修明，二是要“化导”夷狄。如果以此与当时清王朝受外敌入侵相对勘，王氏的真实用意不揭自明了。

(6)《春秋》经曰：隐公二年，九月，纪履蝓来逆女。

《公羊传》曰：纪履緰者何?纪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然则曷称?称诸父兄师友。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女曷为或称女，或称妇，或称夫人?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人国称夫人。

王氏笺曰：将以礼治人，不可苟从也，……宜先自治以治人，唯春秋谨之焉。

王闾运指出，《春秋》要以礼治人，必须要先自治，一国之君要先自治，才能为万民所主，才能教化民众。《春秋》经文书此条之意即在此。纪国大夫履緰来鲁国为其国君迎接鲁女，按照《仪礼·士昏礼》婚姻“六礼”之“亲迎”礼，应该新郎亲至女家迎娶新娘，即使国君也不应该不遵从此礼。而纪国派大夫来迎接，是非礼也。《春秋》本来是“外逆女不书”的，这里明显是对纪国君不亲迎非礼的讥刺。王闿运的诠释很显然意在说明治世在于“自正”。又如，

(7)《春秋》经曰：庄公十三年，冬，公会齐侯盟于柯。

《公羊传》曰：何以不曰·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会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庄公将会乎桓，曹子进曰：“君之意何如?”“诺!”于是会乎桓。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坏压境，君不图与?”管子曰：“然则君将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顾曰：“君许诺!”桓公曰：“诺!”曹子请盟。桓公下与之盟。已盟，曹子挥剑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雠，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笺曰：以信与桓，以恶责庄，亦所以自治。

鲁庄公十三年冬会见了齐桓公，鲁庄公与他的大臣曹子在会见要挟齐桓公归还土地，齐桓公很爽快的答应了。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挟之下的结盟是可以违背的，而齐桓公并未背约、也未记恨于鲁之曹子，而是与鲁国结盟了。《公羊传》认为，鲁国的这次外交活动较为顺利地化解了纠纷，不书日，是称赞齐桓公守信于天下。王闾运指出《春秋》是以这次讲求信用的外交事件为契机，要求鲁国必须严格律己，讲求信用，然后取信于天下，故《春秋》称赞齐桓公、反而讥贬鲁庄公，这也是对内要鲁国严格要求自己，以此说明“自治”之义。

第3篇：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周代；多字谥；省称

周代王公的谥号，多以单字谥相称，如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逸周书·谥法解》也是以单字介绍谥法。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只有到战国中晚期，才会出现魏惠成王、赵武灵王、秦昭襄王等多字谥的君主。其实不然，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多字谥就已经出现了。童书业曾指出：

周代谥号往往多至二三字，而文献中常简称其主要之一字，如卫武公之为“睿圣武公”，齐灵公之为“桓武灵公”是也。余如周贞定王亦称“定王”或“贞王”，考哲王亦称“考王”……又若韩桓惠王亦称“悼惠王”，“宣惠王”亦称“威侯”，秦悼武亦称“武烈王”，则或为三字谥，盖古谥法颇为错出也。《檀弓下》：“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则古谥法三字似为常例。1

童先生推断“古谥法三字似为常例”，颇为值得重视。按卫武公（公元前853年—公元前758年在位）值两周之际，其三字谥见于《国语·楚语

上》；齐灵公（公元前581年—公元前554年在位）值春秋中期，其三字谥见于齐国青铜器叔夷钟、镈铭文。公叔文子值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晚期。此三人皆有多字谥号，表明多字谥并非战国才出现。

两周青铜器铭文中，多字谥亦不乏其例。李零指出，西周穆王时器《班簋》铭文云：“班非敢觅，乍（作）邵（昭）考爽益（谥）曰‘大政’。”“大政”即为双字谥。春秋中晚期《禾簋》中的“懿恭孟姬”，春秋晚期《哀成叔鼎》中的“哀成叔”，战国田齐桓公午在齐侯因齐敦铭文中称为“孝武桓公”，皆多字谥的例证。2另外叔夷钟、镈铭文末尾云：“至于世曰武灵成子子孙孙永保用享。”李家浩认为“‘武灵成’应当是叔弓的谥。”3

出土简帛文献中亦有不少多字谥。《史记·楚世家》的平王，上博简《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和清华简《系年》均作“景平王”；《史记·楚世家》的惠王，清华简《楚居》和《系年》皆作“献惠王”；《史记·楚世家》的简王，上博简《柬大王泊旱》和清华简《楚居》作“柬大王”，清华简《系年》作“简大王”；《史记·楚世家》的声王，清华简《系年》作“声桓王”；《史记·楚世家》的悼王，清华简《楚居》、《系年》作“悼折王”；《史记·晋世家》的平公，清华简《系年》作“庄平公”。清华简《系年》中楚国的封君也多为双字谥，如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郎庄平君等。

以上材料表明，多字谥在周代出现很早，在各诸侯国的使用也不为鲜见。值得注意的是，传世文献所载周代同一历史人物的谥号，有时是多字谥，有时是多字谥的省称。由于对多字谥省称现象缺乏足够认识，一些学者在校释古籍时，往往对原作中的谥号做出一些误释。兹列举四例：

1、《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1

孙诒让《墨子间诂》云：

毕云：“检《史记》，楚无献惠王也，《艺文类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选注》引本书云‘墨子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恐是此间脱文。”……诒让案：此文脱佚甚多。余知古《渚宫旧事》二云：“墨子至郢，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是寡人虽不得天下，而乐养贤人。’”……余书“献惠王”亦止作“惠王”，疑故书本作“献书惠王”，传写脱“书”、存“献”，校者又更易上下文以就之耳。2

吴毓江《墨子校注》云：

“献书惠王”与下句“惠王以老辞”九字，道藏本、吴钞本、唐本、潜本、绵眇阁本、陈本、毕本作“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十一字，陆本、茅本、宝历本、李本、堂策槛本、四库本作“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九字。案陆本等无“见楚”二字者，比较近古。此文本作“献书惠王，惠王以老辞”。3

于省吾云：“孙诒让疑故书本作‘献书惠王’，是也。”王焕镳亦云：“吴、于说是，墨子于惠王仅一献书耳。”4

上述学者皆以《墨子·贵义》中的“献惠王”

为“献书惠王”的脱文。现据清华简《楚居》与《系年》，楚惠王确被称作“献惠王”，《墨子》原文无误。《楚居》：“至献惠王自媺郢徙袭为郢。”《系年》：“献惠王立十又一年，蔡昭侯申惧，自归于吴。”可见，“献惠”其实是个多字谥，楚惠王系楚献惠王的省称。

2、《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自秦以来，至秦元王不绝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灭周赧王，周绝于此。”5

这段关于秦国世系和年代的记载，钱培名《越绝书札记》云：“案《史记·秦本纪》，惠文以前，献公二十三年、孝公二十四年，无所谓‘元王’、‘平王’，亦并未闻秦有追尊献、孝二公为王之事，不足据。”6李步嘉《越绝书校释》、7

俞纪东《越绝书全译》8均采其说。而张仲清《越绝书校注》则指出，秦献公在《史记·索隐》引《世本》中作“元献公”，“然则此称元王者，王字固误，而称‘元’，盖自此乎？”9张氏之说颇有见地，《越绝书》中的“元王”与《世本》所载“元献公”应有联系。《吕氏春秋·当赏》：“公子连亡在魏……公子连立，是为献公。”可见，《当赏》篇中的公子连即秦献公。然而，关于秦献公的名与谥，古今学者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吕氏春秋·当赏》高诱注：“公子连一名元。”毕沅注：“公子连即献公……《索隐》云‘名师隰’。”10梁玉绳认为“元”乃秦献公之谥，而非名。他认为：

秦诸君多失名，《吕氏春秋》称献公为公子连，高诱注一名元，非也，则献公名连，《史》何以

不书？《索隐》谓名师隰，未知所出。又《秦记·索隐》引《世本》作“元献公”，疑《史》脱“元”字，盖两字谥也。1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赞成梁说，并推测“连或即师隰之合音”。2陈奇猷与梁玉绳、杨宽的看法不同，他认为：

献公之名，此作“连”，高注谓一名“元”，《史·索隐》谓名“师隰”。考连、元古音同隶元部，则元为连之同音假字，非公子连一名“元”也，“师隰”乃为别名耳。由此亦可知“元”亦非谥号，《索隐》：“《世本》作‘元献公’”，盖误以献公名连之异文“元”为谥耳。梁氏从《索隐》引《世本》说，失之未考。3

按：梁玉绳、杨宽的看法是正确的，“元”应是秦献公的谥号。传世文献对战国时期秦国君主的多字谥多有记载，如《史记·秦本纪》厉共公，《秦始皇本纪》作“剌龚公”；《秦本纪》的灵公，《秦始皇本纪》作“肃灵公”；《秦本纪》的孝公，《帝王世纪》作“孝襄公”；《秦本纪》的秦武王，《秦始皇本纪》作“悼武王”，《世本》作“武烈王”；惠文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等都是多字谥。《世本》所记“元献公”也应为多字谥，献公、元公系“元献公”的省称。《越绝书》称秦献公为“元王”，当有所本。

3、《史记·魏世家》载：“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二十三年，……哀王卒，子昭王立。”4

《史记·索隐》云：

《系本》襄王生昭王，无哀王，盖脱一代耳。而《纪年》说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今此分惠王之历以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纪事甚明，盖无足疑。而孔衍叙魏语亦有哀王。盖《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5

司马贞坚信《史记》无误，怀疑《世本》、《纪年》失载哀王一代。其实，《世本》、《纪年》记载无误，襄王、哀王乃襄哀王一君之两谥，《史记》与《索隐》误分襄哀王之历为二王之年。对此，钱穆先生考证曰：

《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

六年卒，子哀王立。”《竹书纪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后称今王，至二十年而书止。杜预《左传后序》谓：“《史记》误分惠成之世

以为后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崔述辨之云：“杜氏以《史记》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之年，是已。至谓《竹书》之今王乃哀王而无襄王，则非也。《孟子》书称见梁襄王，孟子门人记此书者，皆当时目睹之人，不容误哀为襄。则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称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则是梁有襄王，无哀王也。”黄式三辨之曰：“韩宣惠王子谥襄哀王，见《留侯传》。魏惠成王之子亦谥襄哀王，二君薨同年，亦同谥欤？史止称襄者，正如魏惠成王之称惠王，韩襄哀王之称襄王也。《史记》既分惠王之一世为二世，因分襄哀之一谥为二谥矣。”今按三晋之君，自梁惠成以下，率多一君二谥，且有三四谥者，黄以韩有襄哀证魏襄哀为一君，说最可信。《史》误分襄哀二君，犹如后人误以韩威侯与韩宣王为二人也。6

按：黄式三、钱穆的看法是正确的，魏襄王即魏哀王，襄王、哀王乃襄哀王的省称。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墓发掘出土的汉简《年表》记载了从西周“共和”到秦统一期间各国君主的谥号、年代和大事记，只是竹简残损严重，生从残简中辨识出《年表》中的“襄哀王”是一位魏王。7这为魏襄哀王是多字谥号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4、《燕召公世家》载：“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8

《史记·索隐》云：“并国史先失也。又自惠侯已下皆无名，亦不言属，惟昭王父子有名，盖在战国时旁见他说耳。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厘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盖国史微失本谥，故重耳。”9司马贞认为谥号重复的原因大概是燕国“国史微失本谥”造成的，然谥号重出的现象非独燕国有之，《秦本纪》有两惠公，

《齐世家》有两庄公，《鲁世家》有两文公，《卫世家》有两庄公，《宋世家》有两愍公、两昭公，这些现象显然不能简单地归之为“国史微失本谥”。另据《春秋》与《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滕国有君主滕文公（前599年—前575年），而据《孟子》记载，战国时期，滕国也有一位滕文公。汉代赵歧注释《孟子》时对此有一段解释：

滕侯，周文王之后也。《古纪》、《世本》录诸侯之世，滕国有考公麋，与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与文公相直。似后世避讳，改“考公”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谓之文公也。1

司马贞“盖国史微失本谥”和赵歧“似后世避讳”的推测，缺乏佐证，这种谥号重出的问题应该考虑到多字谥省称的因素。如《汉书·古今人表》、《帝王世纪》所载的周贞定王介（公元前468—公元前441年在位），《史记·周本纪》将之省称为“定王”，与前代的周定王瑜（公元前606—公元前585年在位）称呼相同，但实际上二者的谥号是不同的。

先秦、两汉文献中，同一人物常记载有不同的谥号。古今学者在校释这些文献时，往往认定其中必有误载，或改动原作中的谥号。兹举几例：

1、《说苑·正谏》：

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三月之粮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诸御己曰……顾臣愚，窃闻昔者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负羁而宋并之，莱不用子猛而齐并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国危，桀杀关龙逢而汤得之，纣杀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杀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贤用辩士之言，故身死而国亡。2

从诸御己列举的历史事件来说，这则故事应发生在战国时代，文中的楚庄王并非春秋时代的楚庄王。钱穆列举翔实的证据，考证此楚庄王是战国时代的楚顷襄王，3其说可从。向宗鲁引宋代学者叶大庆、日本学者关嘉之说，认为文中“楚庄王”有误，《黄氏日抄》也认为 “‘庄’字不知为何字之误”。4有的学者认为战国时代不应有楚庄王。顾广圻注《韩非子·喻老》云：“《荀子》杨倞注引无‘庄’字，按庄王与

庄蹻不同时，或此庄王亦谓威王也。”陈奇猷赞成此说。5陈氏注释《韩非子·奸劫弑臣》时，认为“楚庄王”是“顷襄王”之误，“盖庄、襄音近误为‘顷庄王’，后人见楚无‘顷庄王’，遂又删去‘顷’字也。”6

2、《说苑·权谋》：

楚成王赘属诸侯，使鲁君为仆，鲁君致大夫而谋曰：“我虽小，亦周之建国也。今成王以我为仆，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仪休曰：“不可不听楚王，身死国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为民，君也！”鲁君遂为仆。7

公仪休于鲁穆公（据《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407年—公元前377年在位）之时相鲁，文中“楚成王”显然不会是春秋时期的楚成王。向宗鲁认为：“楚成王、公仪休相去几二百年，何由并世？‘成王’疑‘威王’之误。”8

3、《吕氏春秋·君守》：

夫一能应万，无方而出之务者，唯有道者能之。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于国，有巧者皆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兒说之弟子请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9

陈奇猷认为，这个“宋元王”就是春秋时期的宋元公佐，与褚先生补《史记·龟策列传》中的宋元王、《庄子·田子方》中的“宋元君”是一个人。10此释不确。兒说是战国时期善辩之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11因此，《吕氏春秋·君守》中的“宋元王”不会是春

秋时期的宋元公。此处的“宋元王”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宋王偃。《史记·龟策列传》、《庄子·外物》、《论衡·说瑞》都记载了渔者得神龟献之于宋元君之事，所指皆为宋王偃。

宋王偃在《吕氏春秋》的《当染》、《顺说》两篇与《战国策·宋策》各篇中又被称作宋康王。《吕氏春秋·顺说》：“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毕沅注提到旧本讹作“惠盎见宋康成公而谓足声速”，并据《列子》、《淮南子》等书更改了旧本原文。1这一改动为后代许多学者所认同，现代《吕氏春秋》各注释本的正文也都采用毕沅改动后的文本。

4、《吕氏春秋·至忠》：

荆庄哀王猎于云梦，射随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夺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诛之。左右大夫皆进谏曰：“子培，贤者也，又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愿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兴师，战于两棠，大胜晋，归而赏有功者。2

荆庄哀王，东汉高诱认为是战国时期楚考烈王之子楚哀王。按两棠之战即晋、楚邲之战，3

又见于贾谊《新书·先醒》，故此处“荆庄哀王”指春秋时期的楚庄王侣无疑。高注不确。清代学者毕沅确定“此楚庄王也”，不过他认为称呼中“不当有‘哀’字。”陈奇猷先生指出，《太平御览》卷417引此作“庄襄王”，《吕氏春秋》中“哀”字或为“襄”字讹误。4

5、《战国策·赵策一》：“又使人请地于魏，魏宣子欲勿与。”5

缪文远注云：“宣”，鲍本作“桓”。吴补曰：“《韩子》、《说苑》亦并作‘宣’，恐‘桓’字讹。”6《战国策·魏策一》：“知伯索地于魏桓子，魏桓子弗予。”缪氏注：“魏桓子，名驹。《韩非子·说林上》作‘魏宣子’。朱起凤曰：作‘魏桓子’是也。《史记·六国表》云，‘魏桓子败知伯于晋阳’，《韩非》、《淮南》并引作‘宣子’，盖形之讹。”7缪氏并未指出两说对错。陈奇猷先生则认为：“《魏策》及《史记·魏世家》‘宣子’皆作‘桓子’，是，案魏无宣子。”8向宗鲁《说苑校正·权谋》注云：孙（诒让）云：“前《敬慎篇》亦作“桓”，《韩非》、《说林》及《难三》两篇、《淮南·人间训》并同，疑有二谥。承周（向宗鲁字承周）案：《韩子·十过篇》亦作“宣”。《史记·魏世家》及《索隐》引《世本》，皆作“桓”。“宣”、“桓”二字古同声通用，非二谥也。9

又《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曹宣公卒于师。”《礼记·檀弓下》则云：“曹桓公卒于会。”东汉郑玄注：“鲁成十三年曹伯庐卒于师是也。庐谥‘宣’，言‘桓’，声之误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沿用郑玄之说，径谓《礼记》中“桓”当作“宣”。10

上举诸例中，学者在校释文献时，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谥号，或认定其中必有误载，或改动原作中的谥号，这种做法值得商榷。由于周代存在多字谥省称的现象，这些不同的谥号，并不能完全排除其为多字谥省称的可能。在没有更多的确切材料予以证明之前，仍需阙疑待考。

第4篇：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156—05

春秋时期，随着文化教育的渐次下移，下层贵族、都邑平民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作家群体逐渐由上层贵族扩大到士阶层。但是，出身于王室世族的作家依然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本文主要考证春秋时期楚国的伍氏、观氏、桀氏、陆氏族属、世系以及有传世文学作品的伍参、伍举、伍尚、伍员、观射父、观瞻、桀溺、陆通等8位作家事略，以反映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繁荣之基本状况，从一个侧面展现长三角区域文化价值累积与裂变的历史进程。

一、伍氏族属、世系暨伍参、

伍举、伍尚、伍员事略考

关于楚国伍氏之族属，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三十六、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十六并引唐林宝《元和姓纂》：“伍，楚大夫伍恭（参）生举，举生奢，奢生尚、员。员字子胥，奔吴，其子又为王孙氏，适齐。”①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十姥》：“伍，伍氏出自春秋时楚庄王嬖人伍参，以贤智升为大夫；生举，食邑于椒，谓之椒举，其子曰椒鸣、伍奢。椒鸣得父邑，而奢以连尹为太子建太傅，费无极谮之，王逐太子而杀伍奢及其子棠君尚。尚弟员，字子胥，奔吴事阖庐为卿，破楚入郢，以报父雠。吴夫差时，忠谏不见听，属子于齐为王孙氏。”②郑樵《通志·氏族略四》：“伍氏，芈姓。楚大夫伍参之后也。伍子胥奔吴，其子又为王孙氏，适齐。……又有五氏，本伍氏，避仇改为‘五’。”③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伍氏，亦作‘五’，楚伍参之后有举、奢、尚、员。”④

案：伍参，《汉书·古今人表》作“五参”；伍举，宋洪适《隶释》卷三著录汉桓帝延僖三年（160）五月立《孙叔敖碑》作“五举”；伍员，《吕氏春秋·异宝篇》、《抱朴子·嘉遁篇》作“五员”；伍子胥，《战国策·燕策五》、《汉书·古今人表》、《艺文志》作“五子胥”。故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十五曰：“《孙叔敖碑》作‘五举’。案：唐《石经》初刻亦作‘五’，后加‘人’旁，非也。”⑤足见“伍氏”，本作“五氏”。则楚伍氏（五氏）为熊氏之别，未详其祢。

关于春秋时期楚伍氏之世系，襄二十六年《左传》杜《注》：“椒鸣， 伍举子。”⑥昭十九年《左传》杜《注》：“伍奢，伍举之子，伍员之父。”程公说《春秋分记·世谱七》：“伍氏，参生举，举生二子：曰奢，曰椒鸣；奢生二子：曰尚，曰员。”⑦则春秋时期楚伍氏（五氏）世系为：伍参伍举伍奢、椒鸣，伍奢伍尚、伍员。

关于伍举其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伍举娶于王子牟。”杜《注》：“伍举，子胥祖父椒举也。”《国语·楚语上》韦《注》：“椒举，楚大夫，伍参之子、伍奢之父伍举也。”⑧

案：关于楚椒氏之族属，先哲主要有三说：一为“越椒之后”说，唐林宝《元和姓纂·四宵》：“椒，楚大夫越椒之后。”二为“伍参祖父之后”说，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四宵》：“椒，《元和姓纂》曰：‘楚大夫越椒之后子鸣。’误也。谨案：《春秋》越椒者，若敖之后。而伍参之子伍举谓之椒举，举之子曰椒鸣。是伍参之祖父有字椒者，而举以王父字为氏；不然，则椒邑以邑为氏。特史失其传，非越椒之后有椒鸣也。今宜曰出自伍氏，伍参之子举以王父字为椒氏。”三为“伍参之后”说，郑樵《通志·氏族略三》：“椒氏，楚伍参之后也。或为伍氏，或为椒氏。”今考：越椒，即文九年、宣四年《春秋》之“椒”，亦即文九年、宣四年《左传》之“子越椒”，亦即文十六年、宣四年《左传》之“子越”，亦即宣二年《左传》之“斗椒”，亦即宣四年《左传》之“伯棼”，为斗伯比之孙、子良之子，仕穆、庄二王凡14年（前618—前605），庄王九年（前605）灭若敖氏，斗椒之子苗贲皇出奔晋，复斗般之子斗克黄祀斗氏。而伍参见于宣十二年《左传》，即庄王十七年（前597），上距庄王灭若敖氏之族已8年。则伍参之子椒举（伍举）、椒举之子椒鸣，自然非若敖氏之族，即楚椒氏并非出于斗伯比之孙、子良之子斗椒（子越椒、子越、伯棼）。又，按照周代“三代别族”之制，楚椒氏当出于伍参之父。可见，林氏“越椒之后”说失考，邓氏“伍参祖父之后”说与郑氏“伍参之后”说不确。又，《史记·楚世家》、《新序·杂事二》并谓庄王三年（前611）任伍举以政，至灵王三年（前538）依然为政。按照《礼记·曲礼上》所谓“四十曰强，而仕”之制，则其当为114岁以上之寿星。则伍举，即襄二十六年、昭四年《左传》、《国语·楚语上》之“椒举”，亦即《孙叔敖碑》之“五举”，姓芈，本氏熊，别氏伍（五），又别氏椒，伍参之子，伍奢（连尹奢）之父，楚大夫，康王十三年（前547）出奔郑，次年（前546）返楚，历仕庄、共、康、郏敖、灵五王凡74年（前611—前538），生卒年未详（前611年—前538年在世）。其主张“慎礼以得诸侯”，提出“无害为美”之说，直言敢谏，熟知典籍，尤谙习《诗》，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政治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慎礼以得诸侯》、《规礼》、《示诸侯以礼》（俱见《左传·昭公四年》）以及《无害为美论》（见《国语·楚语上》）诸文。

关于伍尚其人，昭公二十年《左传》杜《注》：“棠君（尚），奢之长子尚也，为棠邑大夫。”则伍尚（前？—前523），即昭二十年《左传》之“棠君尚”，芈姓，本氏熊，别氏伍（五），名尚，伍举（椒举）之孙，伍奢（连尹奢）长子，伍员（申胥、伍子胥）之兄，楚棠邑（地在今河南省遂平县西北百里）大夫，本年（前522）为平王所杀。其提出“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之说，倡导“孝”、“仁”、“知”、“勇”，恪守礼仪，素有令名，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贵族文士，传世有《孝仁知勇论》（见《左传·昭公二十年》）一文。

关于伍员其人，《左传·哀公十一年》云：“（子胥）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其先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其后世有名于楚。”《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越绝书·荆平王内传》说大同。《国语·吴语》韦《注》：“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员。鲁昭公二十年，奢诛于楚，员奔吴，吴与之申地，故曰申胥。”昭二十年《左传》杜《注》：“（伍）员，尚弟子胥。”

案：昭二十年《左传》言伍员迳至吴，与费无极及伍尚之言合；而《吕氏春秋·异宝篇》、《首时篇》、《史记·伍子胥列传》、《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越绝书·荆平王内传》多言伍员经历宋、郑、许诸国，最后适吴，与昭二十年《左传》异。又，《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有夫差称伍子胥“相国”之语，《左传》、《国语》、《史记》均无此说。“相国”一词，始见于《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任肥义之职，远在春秋之后。故《吴越春秋》之说不足信。则伍员（前？—前484），即《国语·吴语》、《越语下》、《越绝书·越绝请籴内传》、《越绝内经九术》之“申胥”，亦即《战国策·秦策三》、《燕策二》、《史记·秦本纪》、《吴世家》、《楚世家》、《乐毅列传》、《蒙恬列传》、《专诸列传》、《李斯列传》、《韩信列传》、《范雎列传》之“伍子胥”，亦即《吕氏春秋·异宝篇》、《抱朴子·嘉遁篇》之“五员”，亦即《战国策·燕策五》、《汉书·古今人表》、《艺文志》之“五子胥”，姓芈，本氏熊，别氏伍（五），又别氏申，其子又别为王孙氏，名员（贠），字子胥，伍举（椒举）之孙，伍奢（连尹奢）次子，伍尚（棠君尚）之弟，楚平王七年（前522）出奔吴。吴王阖庐元年（前514）仕吴为行人，夫差十二年（前484）为夫差所杀。伍员提出“用能援持盈以没，而骤救倾以时”之说，倡导“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精通兵法，熟悉典籍，尤谙习《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吴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与贵族文士，刘向《七录》著录《越绝》十六卷，《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五子胥》八篇，兵技巧家类著录《五子胥》十篇（图一卷），传世有《江上丈人祝》（见《吕氏春秋·异宝篇》）、《水战法》（见《太平御览》卷三百十五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肄楚之策》（见《左传·昭三十年》）、《谏王将许越求和》（见《左传·哀公元年》）、《谏王释齐而伐越书》（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及《天禄亟至必亡》（见《国语·吴语》）诸文。

二、观氏族属、世系暨观射父、观瞻事略考

关于楚观氏之族属，《左传·昭公元年》：“夏有观、扈。”《汉书·地理志上》颜《注》引汉应劭《风俗通义》：“（畔观县）夏有观、扈，世祖更名卫国，以封周后。”⑨《后汉书·郡国志三》：“卫公国。本观故国，姚姓，光武更名。”⑩《急就篇》卷一颜《注》：“观，夏之同姓诸侯也。国灭之后，因而氏焉。晋有观武，楚有观起、观从，皆其胤也。”宋陈彭年等《广韵·二十九换》“观”字《注》：“亦姓，《左传》，楚有观起。”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二十六桓》：“观，出自姒姓，夏王启庶子五人，食邑于观，谓之五观。其地洛汭是也。五观之后为诸侯，有罪，夏王灭之，子孙以国为氏。观丁父仕鄀，楚武王伐鄀，俘丁父以归，使为军帅。故楚大夫独有观氏，而世掌太卜，谓之卜尹。观起、观从、观詹（瞻），皆其后也。”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观氏，……姒姓，侯爵。《左传》云‘夏有观、扈’，皆同姓之国。至商失国，子孙以国为氏。今澶州有观城，是其地也。楚有观氏。”罗泌《路史·后纪十四》：“（夏启）子太康立，厥弟五人分封于卫，是为五观。其支于莘者，为莘氏、辛氏、甡氏、观氏、卜氏。”

案：“观”义有三：一为夏启之子，即《国语·楚语上》“启有五观”之“观”，韦《注》：“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北魏郦道元《水经·巨洋水注》：“《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淇水注》说大同。二为夏之敌国名，即昭元年《左传》、《汉书·地理志上》颜《注》引汉应劭《风俗通义》之“观”。据《汉书·地理志上》、昭元年《左传》杜《注》，故观国在山东省观城废县治西，即今范县之故观城。三为夏之同姓国名，即《后汉书·郡国志三》、《急就章》卷一颜《注》之“观”，当为夏敌国之观被夏灭后封其同姓之国。故清秦嘉谟辑补《世本》卷七中以《急就章》卷一颜《注》为误，实非。

关于春秋时期楚观氏之世系，《左传·昭公十三年》：“观起之死也，其子从在蔡，事朝吴。”哀十七年《左传》：“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宋程公说《春秋分记·世谱七》：“观氏，丁父与起，不详其世；起生从，从生瞻。”清李楷《尚史·氏族志二》：“观氏，观丁父为武王军率，其后曰观射父，射父后曰观起，起生从，从为卜尹。”

案：观起，见《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康王九年（前551）被车裂。观从，观起之子，见昭十三年《左传》，灵王十二年（前529）去楚。观丁父以鄀俘为楚武王（前740—前690在位）军率，则观起当为观丁父之后。又，观瞻，观起之孙，观从之子，见《左传·哀公十八年》，惠王十二年（前477）时为楚开卜大夫。而观射父仕楚昭王（前507—前494年在世）。可见，观射父当与观起之子观从大体同时。则春秋时期楚观氏世系为：观丁父……观起观从观瞻……观射父。

关于观射父其人，《国语·楚语下》：“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韦《注》：“观射父，楚大夫。”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五十二：“射，楚大夫观射父之后。见《左传》。”清张澍《养素堂文集·补风俗通姓氏篇序》：“昔春秋之时，周之史伯，鲁之众仲，郑之子羽、晋之胥臣，楚之观射父，皆善言族姓，炎、黄以来，如指诸掌。”

案：观射父见于《国语》，未见于《左传》。章氏说失考。故射氏为观氏之别，出于观射父。则观射父，姓姒，氏观，其后别氏射，名射父，本观人，国灭徙居楚，仕为行人，生卒年未详（前507—前494年在世）。其提出“神以精明临民”之说，倡导“绝地天通”之论，强调官制之别乃祭礼之序的社会本质，精通天文历法，恪守周礼，素有令名，熟识典籍，尤谙习《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思想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绝地天通》、《祭礼之序》、《祭礼之物》、《祭祀之别》、《祭礼之纯、精、事》、《祭礼三事》、《官制之别》（俱见《国语·楚语下》）诸文。

关于观瞻其人，《史记·楚世家》：“初，灵王会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起子从亡在吴，乃劝吴王伐楚，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为吴间。”《左传·哀公十八年》杜《注》：“观瞻，楚开卜大夫，观从之后。”则观瞻，姓姒，氏观，名瞻，观起（厘子）之孙，观从（子玉）之子，本观人，徙居楚，后徙居蔡，复归楚，仕为开卜大夫，生卒年未详（前478年在世）。其熟知天文、历法、星象、术数、卜筮之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晚期楚国著名贵族文士，传世有《卜如志》（见《左传·哀公十八年》）一文。

三、桀氏族属、世系暨桀溺事略考

关于楚桀氏之族属与春秋时期之世系，伪古文《尚书·商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五》：“桀氏，古隐者桀溺，汉襄城侯桀龙。”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说大同。

案：《潜夫论·志氏姓》、《元和姓纂》、《广韵》、《古今姓氏书辩证》“桀氏”皆阙。则楚桀氏为鲧（熙）之孙、夏禹（文命）之子帝启后裔，春秋时期世系未详。

关于桀溺其人，《论语·微子篇》何晏《集解》引汉郑玄《论语注》：“长沮、桀溺，隐者也。”《论语·宪问篇》梁皇侃《义疏》引《论语注》：“伯夷、叔齐、虞仲，避世者；荷蓧、长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连，避色者；荷蒉、楚狂接舆，避言者也。”元胡炳文《论语通》卷九引宋吴棫《论语续解》：“接舆书楚，故沮、溺、丈人不复书，盖皆楚人。”

案：《论语集解义疏》引《论语注》皆作“避”，阮校《论语注疏》引《论语注》皆作“辟”。又，北魏郦道元《水经·潕水注》、《史记·孔子世家》张守节《正义》并引晋李彤《圣贤冢墓记》：“南阳叶邑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史记·孔子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李泰《括地志》：“黄城山俗名菜山，在许州叶县西南二十五里。”则子路问津处在叶邑（今河南省叶县）西南二十五里之黄城山。时沈诸梁为叶公（县尹），其必为楚地。故桀溺为楚叶邑人。则桀溺，姓姒，氏桀，名溺，本巢人，国灭徙居楚叶邑，生卒年未详（前489年在世）。其倡导做“辟世之士”，善辞令，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耕隐之士，传世有“辟人与辟世之别”（见《论语·微子篇》）。

四、陆氏族属、世系暨陆通事略考

关于楚陆氏之族属与春秋时期之世系，宋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陆氏，芈姓，陆终之后。楚接舆陆通。又齐宣王封少子达于东原陆乡，因以为氏。《陈留风俗述》云：‘陆浑国之后。’”

案：王氏《姓氏急就篇》所引《陈留风俗述》，文渊阁四库本作《陈留风俗传》。据王氏《姓氏急就篇》，陆氏所出有三：一为芈姓，出自祝融（陆终）；一为妫姓，出自陈公子完后裔齐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少子达。一为妘姓，出自祝融八姓（陆终六子）后裔陆浑之戎。而唐林宝《元和姓纂·一屋》、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一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二十二、谢枋得《翰苑新书后集下》卷五、明凌迪知《万姓统谱·一屋》皆仅谓陆氏出自齐宣王田氏之后，说不确。则楚陆氏为熊氏之别，春秋时期世系未详。

关于陆通其人，《楚辞·九章·涉江》：“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汉王逸《注》：“接舆，楚狂接舆也。髡，剔也。首，头也。自刑身体，避世不仕也。桑扈，隐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战国策·秦策三》：“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佯狂，无益于殷、楚。”《水经·潕水注》引《尸子》：“楚狂接舆耕于方城。”汉扬雄《法言·渊骞篇》：“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舆之被其发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史记·孔子世家》裴骃《集解》引汉孔安国《论语训解》：“接舆，楚人也。”旧题汉刘向《列仙传》卷上：“陆通者，云楚狂接舆也。”《史记·邹阳列传》司马贞《索隐》、《战国策·秦策三》鲍彪《注》并引晋皇甫谧《高士传》：“楚人陆通，字接舆。”《论语·宪问篇》梁皇侃《义疏》引汉郑玄《论语注》：“伯夷、叔齐、虞仲，避世者；荷蓧、长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连，避色者；荷蒉、楚狂接舆，避言者也。”《史记·邹阳列传》裴骃《集解》引魏张晏《史记注》：“楚贤人，佯狂避世也。”《论语·微子篇》皇侃《义疏》：“接舆，楚人也。姓陆，名通，字接舆。楚昭王时政令无常，乃被发佯狂不仕，时人谓之为楚狂也。”

案：楚狂接舆事，亦见《论语·微子篇》、《庄子·人间世》、《逍遥游》、《应帝王篇》、《荀子·尧问篇》、《史记·孔子世家》、《邹阳传》，不具录。又，楚陆通归隐事，详见《韩诗外传》卷二、《列女传·贤明传》，不具引。又，唐林宝《元和姓纂·二十九叶》、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二十九叶》、郑樵《通志·氏族略五》、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并引汉赵岐《三辅决录》：“（接氏）接子昕著书十篇。”《元和姓纂·二十九叶》：“接舆，《论语》，楚狂接舆，隐者也，其后为氏。”则接氏、接舆氏为陆氏之别，出于陆通（接舆）。则陆通，即《史记·孔子世家》、《列女·贤明传》、《汉书·古今人表》之“楚狂接舆”，姓芈，本氏熊，别氏陆，其后别为接舆氏，省为接氏，名通，字接舆，楚人，生卒年未详（前489年在世）。其提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刑身体，避世不仕，素有令名，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晚期楚国著名耕隐之士，传世有《凤兮歌》（见《论语·微子篇》）。

综上所考，楚伍氏为熊氏之别，未详其祢，春秋时期世系为：伍参伍举伍奢、椒鸣，伍奢伍尚、伍员；楚观氏为夏禹之孙、帝启庶子五观后裔，出于观丁父，春秋时期世系为：观丁父……观起观从观瞻……观射父；桀氏为帝鲧之孙、夏禹之子帝启后裔，春秋时期世系未详；陆氏为熊氏之别，春秋时期世系未详。可见，伍氏、陆氏二族为楚公族，观氏、桀氏二族皆为楚公室异姓贵族。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伍参、伍举、伍尚、伍员、观射父、观瞻、桀溺、陆通，伍参、伍举、伍尚、伍员、陆通五子皆属楚公族作家群体，观射父、观瞻、桀溺三子可称之为楚公室异姓贵族作家群体。

第5篇：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

摘 要：徐建委着《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积累和学术史为中心》以全新的视角、独到的见解为我们揭示了包括《说苑》在内的战国秦汉时期文献典籍流传和累积的特质。该书的出版极大地深化了学术界对这一时期文献典籍的认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刘向、《说苑》、评介

一、引言

由于《说苑》保存了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材料，近年来围绕《说苑》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相关论著也层出不穷。如赵善诒的《说苑疏证》、向宗鲁的《说苑校证》、谢明仁的《刘向〈说苑〉研究》等等。而徐建委的《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积累和学术史为中心》亦是当中的一部力作。该书以历史文献学为主轴，综合运用了考据学、考古学、文学以及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详实的考证、全新的视角对《说苑》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流传特征，极大地深化了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历史典籍的认识。

二、主要内容及研究议题

《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积累和学术史为中心》于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总计282万言。全书除绪论外，总共有六章。

绪论：《刘向校书与古文献的流传》。作者首先从刘向校书的对象、步骤、原则以及基本单元等角度，考察刘向校书与中国古文献流变的关系。作者认为，刘向校书促成了古文献流传形态的根本改变，而非内容上的改变。作者回顾了前人研究《说苑》的成果，指出该书以早期文献存在的章节互见情况为资料考辨、分析的切入点，重点分析《说苑》中有关《诗》、《春秋》、故事等材料的文献学和学术史价值。

第一章：《刘向版本源流考》。首先，作者对《说苑》流传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认为《说苑》在唐初以前一直完整的流传下来，在之后的过程中则出现脱漏。

第二章：《“说”、与“小说”》。这一章，作者首先考证了“说”的含义、性质及归类标准，认为“说”是具有文化倾向的解说文，指的是那些能够单独成立的论说或叙述完整的故事单元一章。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深入考察了西汉时期的学术文化渊源，得出齐地学术文化是西汉学术文化主要上源的结论。第二，对《说苑》的编辑和内容进行了讨论，同时将《说苑》与《战国策》、《列女传》以及《新序》的材料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考察了“说”与《汉志》“小说”的关系，认为“说”和“小说”的根本区别在义理，而在文体形式上两者无多大差别。

第三章：《与早期学》。在此章，作者首先对《春秋》学研究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公》、《》二传着于竹帛的年代；《公》、《》二传的文献使用与经传并称；孔子与《春秋传》关系；公扈子说《春秋》与孔门《春秋》说；西汉《梁传》传述与《公羊传》、《左传》的关系；西汉《春秋》学的“师法”。接下来，作者则重点研究《说苑》与早期《春秋》学的关系，文章将《说苑》的《春秋》学材料与今本《春秋》三传、《春秋繁露》以及一些诸子文献进行了比较。

第四章：《与战国――西汉间的学》。作者在该章中对西汉博士职官的设置、职能与经学的关系，刘向《诗》学以及《说苑》中的《诗说》材料进行了研究。认为“立于学官”是“置博士”的前提条件，从而提出《鲁诗》非立于文帝之时的观点。此外作者还指出刘向《诗》学当归属《齐诗》，而《说苑》与《韩诗外传》并不存在承袭关系。在对《说苑》中的《诗说》材料进行研究中，作者将《说苑》引诗与各类文献进行比较，认为“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晚期各类文献对《诗经》的使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诗句理解和使用的稳定性、引用诗篇诗句的稳定性”。以此为基础，作者提出《说苑》所录的《诗经》文献可能是三家《诗》的上源文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第五章：《诸侯列国故事的撰述与早期叙事文学》。在将《说苑》中的诸侯列国故事按照时代、地理分布以及互见文献进行整理归类之后。作者指出《说苑》中的“事语类”故事主要是春秋以后各诸侯国的故事，这些故事主要造作者和传布者多数是儒家学者。

第六章：《与战国秦汉间文献的积累》。在前文对《说苑》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讨论了战国秦汉时期典籍的特征，认为这一时期的典籍具有长时段性，它们由先秦时代的资料、作者自己的论著以及后学的补述杂糅在一起，在年代关系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作者建议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不能简单的将这些典籍与其作者划上等号。

三、研究特点及学术价值

（一）、选题精当，以小见大。此前学界对于刘向《说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补疏证、成书状况、文学探讨以及思想内涵等方面。但是学界很少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说苑》进行研究。虽也有一些论著涉及到这一方面，但并未做全面的考察。而这正是该书研究的重点所在。该书将《说苑》中的《春秋》学、《诗》学以及诸侯列国故事材料与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比较研究，重点讨论《说苑》在文献累积和流传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又系统总结了战国秦汉时期典籍的特征。

（二）、史料丰富，考证缜密。反映历史实际的事实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因而史料是否丰富、准确是史学研究的关键。在该论著中，我们不难看到著者在广泛搜集以及运用史料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作者引用和参考的资料多达280余种，并且这些资料的种类也比较齐全。正如袁行霈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他（建委）充分利用了北大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等各处的丰富藏书，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在大量文献整理、排比、分析的基础上，对《说苑》在文献学、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提出了新的具有启发性的见解”。

（三）、强行突破，敢于创新；观点新颖，具有说服力。方志远教授在论述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三条道路”时指出：“一，拓宽视野，开辟新的领域。二，博采众长，创建新的学科。三，强行突破，在传统领域取得新的成果。”[1]20世纪以来，对于《说苑》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并且也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而作者却敢于在以往众多研究成果的其础上强行突破，在许多章节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观点。在第二章，作者认为西汉时期的“说”类文献主要与齐鲁文化有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映证了“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看，自战国以来，齐鲁两地就已成为了儒学最主要的传播地”[2]的观点。

（四）、客观评价既有的研究，指出薄弱之处和存在的问题，嘉惠学林。在文章的最后一章，作者系统总结战国秦汉间文献形成和传布的特征。以此为依据指出了学界在对战国秦汉史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材料的对应问题；（二）、《汉书・艺文志》所录古书与其“作者”之间存在不完全的对应；（三）、古书的材料适用时限与传统的学术史结构不完全对应。最后，作者特别强调对战国秦汉文献的审查工作，认为应当从“刘向校书开始，并突破传统的学术史描述结构，在早期文献流变的大趋势与文本内部的考古式研究相互联系的方向上同时展开，以期建立新的战国秦汉文献秩序和学术史结构”。

总言之，《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积累和学术史为中心》是作者长期学术积累的成果，体现出作者扎实的功底和严谨的学风。作为以文献学为主轴研究《说苑》的著作，其研究旨趣、结论与视野，均具有启发之处，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因此，相信此书的出版定会深化学术界对《说苑》以及战国秦汉时期历史文献的认识。（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第6篇：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

问题是，先秦儒家经典主要讲了些什么？经学历史大概如何？经学中蕴含有怎样的价值观念？以及在现代社会中，儒家经学有哪些可供汲取的资源，或者说，经学能厘清我们传统思想的根源，但能否指引我们的未来？

一

先秦《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是经学的源头，后来的十三经则是将《春秋》分为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将《礼》分为三礼（《仪礼》《礼记》《周礼》），还加入了《论语》《孟子》《孝经》，以及一部专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在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对经典的诠释也越来越丰富。因篇幅所限，下面我们分别简要介绍一下先秦五经的基本内容。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305篇诗大约成篇于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从其内容来看，《毛诗序》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按，风的意思是土风、风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十三经注疏》）。在功能上，《汉书?艺文志》认为周天子采诗的目的主要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所谓诗言志，《诗经》中有美有刺，美是赞美，刺即讽刺，采诗官搜集之后，以此为当政者提供信息，使知民情之所在。

《书》即《尚书》，孔颖达《尚书正义》解释说：“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十三经注疏》）。《汉书?艺文志》有“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之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尚书》，虽有记事之篇章，但以记言为主。从性质上看，《尚书》大致可分为六类：典、谟、训、诰、誓、命。典，指为后人推崇的记载，如《尧典》所记载尧舜的言论事迹。谟，意为谋议，如《皋陶谟》记载舜、禹、皋陶谋议政事。训，意为教导，记载有资历的大臣教导商王之言。诰，意为宣告，记载宣告王命之言，如《大诰》《康王之诰》。誓，就是誓辞，记载军队出征誓师之辞，如《甘誓》《牧誓》。命，指王命，天子加诸诸侯的命辞，如《文侯之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尚书》的种种记述中，透露出了当时政治、军事、伦理、法律、宗教等思想，如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根源。

礼起源于民间习俗和原始宗教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礼被确立为社会制度，成为社会秩序的保证。作为先秦五经之一的《礼》，指的是《仪礼》。《仪礼》又称《士礼》，其中主要记载了士阶层以上的贵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仪节，从冠、婚礼到国君宴请他国使臣之礼，叙述十分详尽，在一定程度上向后人展现了春秋时期贵族的生活状况。后世流传的关于礼的经典有三种，除了《仪礼》，还有《礼记》和《周礼》。人们一般将《礼记》视为对《仪礼》的解释和补充，是战国到汉代早期的礼学资料的汇编，其中有对礼的性质、意义的论述的内容，对于后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礼制思想、宗法制度及相关的社会状态，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而《周礼》又名《周官》，《周礼》以六官为名分为六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天官为六官之长，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礼，夏官掌军政，秋官掌狱讼，《冬官》亡佚，后人以《考工记》补之。《考工记》记载的是周代晚期的各种营造工艺，可见冬官执掌的大约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各种营建之事。相较其他两部礼学经典，从现存记载看，《周礼》出现得最晚，在西汉末年出现，然而其内容却是记载的西周的官制，以及与各官执掌相应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还规定了某些行为规范和仪式。

第7篇：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冀北地区；玉皇庙文化；代文化；无终

春秋战国时期分布于冀北地区的玉皇庙文化，自发现和命名以来，一直被学术界广泛关注。目前，对玉皇庙文化的族属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山戎[1]的遗存；另一种认为是狄建立的代国，玉皇庙文化是代文化[2]。我认为后一种观点考证甚详，言之有据，故本文从之。

既然玉皇庙文化是代国的文化，对玉皇庙文化的探讨无疑有助于对代国的认识，也有助于对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农牧文化特色的代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本文依据已发表资料，从玉皇庙文化入手，对代国的相关问题做些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在古籍文献里，代国是一个与赵国比邻的具有北方农牧文化特色的“国家”。那代国的范围都应包括哪里呢？对此，有的学者根据古文献考证，把代国的疆域划在以河北蔚县为中心的地区，既北至张北，南抵涞源，东接涿鹿，西到大同市和大同县之间，整个范围大致以洋河和桑干河上游地区为主[3]。有的学者认为玉皇庙文化分布范围北过河北沽源，南达蔚县，西在张家口与山西大同之间，东可抵河北的平泉县至卢龙县[4]，既包括了洋河与桑干河流域，也囊括了滦河流域的主要地区。

在《史记》等古籍文献里，凡提及“代”时，大多是战国早期赵灭代以后，赵国在原代国领地上行使辖地管理的一些记载。这些记载里的代，是赵灭代后，赵国管辖之下的代地或代郡，已不是赵灭代前的代国。所以，如果把赵灭代前与灭代后的代看成是一个代国的历史延续，把灭代前与灭代后的代国疆域视为没有变化的话，那必然会造成对历史的误读，因为赵灭代前的代是名副其实的代国，那时的代国因没有发生政权的更迭，没有外来强行侵入的文化影响，体现出的文化才是代文化，体现的疆域才是代国的疆域。更重要的是，随着政权更迭，原来的代国疆域也会因为各种因素发生改变，这些改变必然会给确定代国的范围造成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仅用查阅古籍文献记载的方法是不可能准确划出代国范围的。另外，因对玉皇庙文化起始时间和认识的不同，也会对代国疆域的探讨形成不同的认识。基于此，我认为目前探讨代国疆域范围应当注意两个基点：（一）因现在学界多认为玉皇庙文化的上限在春秋中期，下限不晚于战国早期，划分代国的疆域就应当以这个时间范围为基准。虽然目前发现有少量含有玉皇庙文化因素的器物延续到了战国早期甚至中期，但这显然是代灭亡后有些代文化因素继续在当地的残留，这一现象不应作为划分代国疆域的依据。（二）对年代早于春秋中期，器物风格也具有北方农牧文化的特征，但又不能确定属于玉皇庙文化的遗存，我认为暂不归属到玉皇庙文化为妥，也不作为划分代国疆域的依据。因为到目前为止，学界并没有发现玉皇庙文化早于春秋中期的可靠考古学证据。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青铜双耳三足罐形鼎，形态与延庆葫芦沟墓群[5]春秋晚期的陶器一样，属于玉皇庙文化的器物。《吕氏春秋・长攻》记载，赵襄子灭代前，“上于夏屋以望代俗，其乐甚美”。这里的“夏屋”即夏屋山，位置在今山西代县以北，赵襄子在这里登高远望代国人民生活情景，可见夏屋山在地域上应该是赵国与代国的交界地带，此地以北应是代国的范围。因而，山西浑源李峪村属玉皇庙文化范围应无大疑，这里可以看作是代国疆域的西南端。

阳原县板井墓群[6]的文化性质属玉皇庙文化，阳原县文物保管所文物藏品中也有该县芩家湾出土的玉皇庙文化夹砂黑褐陶双耳罐。因此，阳原县属玉皇庙文化分布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曾在蔚县征集过一件剑格与剑首均饰双环的玉皇庙文化青铜短剑，双环上有放射状线纹[7]（图一，5），短剑形态与延庆葫芦沟M10出土的短剑相同，年代当在春秋中期。因目前为止蔚县还没有发现过玉皇庙文化的遗址和墓葬，而与之相邻的阳原县有玉皇庙文化的墓群，蔚县以南又是中山国的北界，所以推测蔚县是代国的南部疆界。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张家口市征集过两件玉皇庙文化的青铜短剑[8]，一件剑格呈两匹头部向外的马头形，一件剑首呈双鸟对头状（图一，9、10），两件短剑年代分别属于春秋晚期和战国中期。张家口市宣化区早年曾征集到玉皇庙文化的短剑（图一，3、7），宣化区郊外的泥河子村也出土过玉皇庙文化的青铜短剑和马衔[9]，因此，张家口可以视为代国的北部疆界。

从张家口东去，含有玉皇庙文化的遗址或墓葬分布逐渐密集，除已发表的白庙[10]、北辛堡[11]、甘子堡[12]、小白阳[13]和北京延庆以玉皇庙[14]为代表的一批墓葬外，河北赤城县龙关镇，怀来县大古城、安家营，崇礼县[15]和涿鹿县[16]也都先后发现过属于玉皇庙文化的青铜短剑和其它遗物（图一，1、2、4、6、8）。因此这里应是代国的中心地区。从北京延庆再往东去，承德地区隆化县三道营骆驼梁墓群，滦平县的窑上营房西山墓地、夏台墓地都先后发现过玉皇庙文化的遗物[17]。自承德折向西南，天津蓟县西山北头村[18]出土过和宣化小白阳一样的短剑残剑首。由此可知，代国的东界当在河北承德地区的滦河中游一带。

如此，代国的疆域应西起山西浑源到大同一带，北至张家口，东抵承德的滦平、隆化，然后向南从天津蓟县一带沿太行山北路进入永定河中游，最后经蔚县与浑源对接。整个疆域范围以洋河、桑干河及永定河上游为中心，北达冀北山地，东抵滦河中游，西至山西大同，南邻中山国北境（图二）。

《史记・赵世家》载：赵襄子诱杀代王灭掉代国以后，派人接当时已是代王夫人的姐姐回赵国，“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杀。代人怜之，所死地名之为摩笄山”。史籍中所记的“摩笄山”有两个说法：一是根据《水经注》有关记载，蔚县代王城东南的马头山就是摩笄山；二是根据《太平御览・ 地部十・ 鸡鸣山》的记载，将宣化下花园的鸡鸣山定为摩笄山。林先生认为鸡鸣山为摩笄山之说有据[19]。我认为，在目前可以确认的玉皇庙文化范围里，考古发现的与玉皇庙文化器物共出的大批燕文化的青铜礼器和金器都集中出土于怀来、涿鹿到延庆一带，无疑怀来、涿鹿和延庆一带应该是代国贵族集中居住的地方，显然也是代国的政治中心所在。由此推断，代国都城当距此不远，或就在这一区域之中。下花园的鸡鸣山离这里最近，并且正是从代国的中心回当时赵国的必经之路，所以，鸡鸣山为摩笄山之说可信。马头山之说可能是基于将蔚县代王城视为代国故城而产生出的一个传说而已。

居于冀北洋河河谷地带的代国，在长达200多年的延绵发展中，一直处在燕、赵两个中原大国以及楼烦等北方农牧民族的包围之中。来自四面八方不同族群人们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不断地给代国输入了多种多样的文化血液，使代文化呈现出缤纷多彩的文化现象，而这恰恰是代文化呈现给我们的真实历史状况。

玉皇庙文化的陶器主要由手制夹砂红褐陶罐、夹砂灰褐陶双耳罐、双耳罐形鼎和轮制泥质灰陶罐、豆、盆组成，其中夹砂红褐陶罐数量最多，极具特色。这种罐从春秋中期到春秋晚期一直是玉皇庙文化中的陶器主体，它无疑是玉皇庙文化的典型器类。考古发现，玉皇庙文化的夹砂灰褐陶双耳罐、双耳罐形鼎出现的时间是春秋晚期，春秋晚期之前没有出现。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这两类陶器数量最多，之后，随着玉皇庙文化的消失，这两类陶器也最终失去了踪迹。

因夹砂陶双耳罐、双耳罐形鼎是春秋晚期才在玉皇庙文化里出现的，器形又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双耳罐形鬲极其相似，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两者的关系有所联想。经对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查对比较，我认为，玉皇庙文化双耳罐、双耳罐形鼎的出现，可能与春秋早期之后的无终西迁有关。

无终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北方地区的一个小国，位置在今天的天津蓟县。无终起始时间很早，《列子・汤问》里说：“禹之治水也，谜而失涂，谬之一国，滨北海之北，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其国名曰终北。”韩嘉谷先生认为：“《列子》所说‘终北’之国只能是蓟县无终，早及商代；由‘终北’成为‘无终子国’也只能在春秋以前。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即无终曾被认为是山戎，韦昭注《国语・鲁语》云：‘无终，山戎之国。’杜佑《通典》云：‘古无终子国，一名山戎。’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无终曾参与山戎的‘伐齐’‘病燕’活动，并且是其中骨干的缘故。”春秋早期，无终“在遭受齐桓公打击后，不能再在燕国都城肘腋之地的蓟县立足，于是向太行山区转移，成为太行山地区的无终” [20]。马长寿先生在《北狄与匈奴》里也提出：“无终初建牙于河北省的北部……西徙至山西北部的云中、代郡一带。” [21]两位学者都认为无终有西迁的经历。另外，《左传》载：鲁昭公元年（前514）“晋荀吴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大原即今天的山西太原一带。这里说的是春秋晚期晋国在晋阳一带曾打败无终和北方诸狄的事。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青铜双耳三足罐形鼎属玉皇庙文化，年代当在春秋晚期，可做上述记载与推论的佐证。

在玉皇庙文化里，双耳罐、双耳罐形鼎的出现是春秋晚期，它的出现不仅使人有一种突然而来的外来文化的感觉，而且在玉皇庙文化里也确实找不到这种器类再早的文化渊源。但任何考古文化的器物都不会是无源之水，如果把寻源的目光投向东方，我们发现与这两种器类相近的陶器在早于玉皇庙文化的山戎文化，即夏家店上层文化里却可以找到。1985年至1993年，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发掘了一处重要的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陶、铜器中就有大量的双耳罐形鼎和双耳鬲[22]。宁城小黑石沟遗存的年代约属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相当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也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最发达的时期，年代比玉皇庙文化年代要早。把宁城小黑石沟发现的双耳罐形鼎、双耳鬲与玉皇庙文化发现的双耳罐形鼎、双耳罐进行对比，会发现从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两类陶器存在相同文化的沿袭与发展轨迹，它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告诉我们，玉皇庙文化里的这两类陶器可能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有关（图三）。地域上无终与山戎相邻，文化上当时的山戎最强大，因而在考古文化上无终与山戎两者之间不会有大的差别，所以，双耳罐形鼎一类的陶器是无终与山戎同一文化圈中共有的器类。为此，我们不妨将双耳罐形鼎一类遗存暂称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因素的遗存”。

《国语・齐语》载：齐桓公“遂北伐山戎，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这里的“”和“斩”都是征伐和消灭的意思，说明齐桓公北伐山戎时也征伐了令支与孤竹。《史记・匈奴列传》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水经・湿水注》说：齐桓公“北伐山戎，过孤竹西征，束马悬车，上卑耳之西极”。从这三条记载中我们可以获知： （一）齐桓公在北伐山戎时也同时征伐了令支和孤竹，很可能是令支和孤竹也曾参加过侵燕的活动。既然令支和孤竹已在征伐之列，难道与令支、孤竹近在咫尺的无终就可以免祸于身？（二）齐桓公在北伐山戎后并没有直接南返齐国，而是继续向西征伐，“北伐山戎，过孤竹西征，束马悬车，上卑耳之西极”说的就是这事。齐伐山戎、令支和孤竹后，再西征，征的是谁？从地理位置看，非无终莫属。齐伐无终既有无终也参与过侵燕活动，伐山戎自然也要伐无终，也存在无终与山戎相邻，文化与生活方式及生活习俗与山戎相近的缘故。在齐国和燕国看来，无终、令支、孤竹、山戎是一体，它们没有区别，这可能就是韦昭注《国语・鲁语》时说“无终，山戎之国”的由来。再者，齐伐山戎、无终发生在春秋早期，玉皇庙文化中出现夏家店上层文化体系的陶器是春秋晚期，中间相差了近100年。这100年当是无终人逃离祖祖辈辈住了上千年的故土，一路向西漫漫跋涉的过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破家亡的无终人西迁之路走了近一个世纪不是不可能的（图四）。（三）“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山戎走，往哪里走？最大的逃亡方向是北方，因为那里本来就是山戎的老家。《齐世家》集解曾说“山戎北狄，盖今鲜卑也”，认为山戎是后世鲜卑的祖先。鲜卑祖籍在黑龙江，就此分析山戎逃亡方向应当是北方，并且逃的距离还挺远。但有没有个别山戎随无终西逃？另外，《战国策・赵策二》有“襄主（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记载，其中的“取代”大家已经明了，而“兼戎”的戎是哪个戎，在中原诸侯国人的眼里，无终算不算是戎？冀北和山西东部春秋晚期出现夏家店上层文化因素的遗存，是不是与此有关呢？

第8篇：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

2、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老子、孔子等许多著名思想家。

3、老子:是春秋晚期著名思想家，道家创始人，他的学说和思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代表作《道德经》。

4、老子学说的核心是“道”。

5、孔子:政治思想：核心是“仁”。他解释“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阶级社会里，这种普遍的爱当然是不存在的，但在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看待的奴隶社会里，他提出这种主张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具有古典人道主义。

6、编订文化典籍“五经”：《诗经》、《尚书》、《礼》、《易》和《春秋》。

7、墨翟:“兼爱”、“非攻”、“尚贤”。

8、孟子:“仁政”“民贵君轻”“重民”思想。

9、荀子:唯物主义思想，“制天命而用之”。

10、庄子:世界是“我”的主观产物，主观唯心论；鄙视富贵利禄。

11、韩非子:历史向前发展，今必胜古，主张按现实需要变革；治国“以法为本”、“法不阿贵”；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第9篇：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纹饰；题材；春秋战国；古希腊；比较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6-0152-01

一、非现实性的动物神兽主题

春秋战国时期明显减少使用商周时期盛行的饕餮纹，神兽纹是这一时期器物装饰的主体，以夔龙纹，蟠龙纹为主，中期出现了繁密的蟠虺纹，各种蟠螭纹和变体龙纹，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四足龙纹，同时凤纹在这一时期形态也基本定型化，蟠虺纹，作为青铜器装饰纹样之一。又称“蛇纹”。以小蛇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春秋战国时代的蛇纹大多很细小，作蟠旋交连状，旧称“蟠虺纹”。

在希腊东方纹样期，也流行着神兽主题，其中最典型的是怪兽格利方，狮身人面兽，以及兽头鸟身形象等。长着翼翅的战国翼翅神兽形象与希腊陶器纹饰中出现的翼兽形象不谋而合，它们可能都受到西亚或埃及地区的影响。

二、植物花卉题材纹饰

中国自战国中期才开始大量出现植物花卉题材纹样，尤其是在纺织品的装饰纹样中，在青铜器,漆器,瓦当纹饰中也有所见，植物花卉纹样常常与凤这一母题同时运用，并与凤的造型相互转化。而绣品上的植物花卉纹样是一种意象性的造型，具有现实中的许多植物特征，不是某一种具体的植物纹样。

古希腊植物花卉主题纹饰大量出现在古希腊的东方纹样期间，最典型的主题是莲花与掌状叶纹样。莲花纹饰直接取材于埃及的装饰题材，后来传入希腊，成为东方纹样时期的一大特色。也影响了整个古代欧洲的装饰。掌状叶纹也是由莲花纹变化而来的，并且也是由古埃及传入希腊的，古代埃及人早在公元前16世纪之前就熟练的运用了这种图案，并且总是伴随着莲花纹和旋涡纹一起使用。

公元前六世纪后，希腊纹饰中的莲花纹和掌状叶纹都基本定型化为纯装饰作用的纹饰了。

（一）莨苕叶

说到希腊植物花卉纹样就不得不提到莨苕叶这一最为著名的植物纹样，它最为著名之处便是被使用在建筑柱头上，这种柱式被称为“科林斯柱式”。科林斯柱式这一主题以及样式在西方设计艺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莨苕叶纹是希腊人的创造 并且在未来两千多年中经久不息。关于科林斯柱与茛苕叶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雅典雕刻家卡利马斯无意中发现一个草编的篮子，里面是一个来自科林斯的贫穷女孩仅有的家当，女孩已经悲惨的死去了。这个篮子被一块扳子或屋顶的砖瓦覆盖着，爵床叶在篮子周围生长，悬垂部分呈卷曲状。卡利马斯为这种迷人而简单的组合所感动，随即绘成素描，然后刻在石头上。这种技法便成为建筑学上古典语汇的一部分，是从文艺复兴到现今盛行的五大柱式之一。

（二）比较

从发展阶段上来说：中国战国时期的植物花卉纹饰尚且出于萌发时期还没有定型，其中的先行者是南方文化中的楚文化，飞舞灵动的花卉植物纹饰与楚风艺术的整体特征是一致的，代表着先秦时期清灵，灵巧的艺术风格。而希腊的植物花卉纹饰题材是希腊古典装饰纹饰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西方古典装饰艺术中意义和影响深远的一部分，其中最出名的茛苕叶，在未来的两千多年中依然经久不衰，可以说影响了整个西方古典时期的艺术。

三、情节性题材

中国最早的情节性内容的纹样出现在春秋晚期，先秦时代的这类纹饰只是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现象或情形，突出场面气氛的渲染，而故事性的特征不明显 宴乐、狩猎、出行等贵族阶级生活题材以及水陆攻占一类的战争题材成为中国战国时期纹饰的一大特色 战国时期的情节性纹饰主题有的是在一件器物上表现一个主题，有的则是多种主题的组合运用，无论何种方式，都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古典装饰。

希腊纹饰中的情节性纹饰在几何式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最多的形式，是在满布带状几何纹的陶器上留出一段长条形空间，空间内绘以狩猎，日常生活场景以及葬礼一类的图画。希腊情节性纹饰突出对故事性本身的描述 情节相比较而言更为完整 表现世俗生活 战争等题材的纹饰十分出色 题材相比中国同期也更加广泛。

（一）共通之处

中西方装饰题材都开始专注起现实的生活。

（二）不同

1.希腊纹饰中的情节性纹饰盛极一时，而先秦装饰中的情节性纹饰只是当时纹饰题材中的一部分。

2.希腊情节性纹饰生动现实，贴近生活，活灵活现，先秦情节性纹饰只是表现生活中的某一场景，故事性不强，强调任务动态与装饰性的组合，不深入刻画任务形象，装饰归于也符号化和平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