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驰台词精选(九篇)

第1篇：周星驰台词范文

2、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3、我最恨别人只看到我的英俊却看不到我的内涵。

4、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

5、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6、扫地只不过是我表面工作，我真正地身份是一位研究僧（生）。

7、大什么大？你有没有公德心啊！又吵又闹的！街坊们不用睡觉了？人家明天还要上班呢，滚开！

8、从来没有试过这么清新脱俗的感觉，牛肉的鲜，撒尿虾的甜，混在一起的味道，竟然比“老鼠斑”有过之而不及，正如比我的初恋更加诗情画意，所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诗！好诗啊！

9、他武功的名堂呢，称之为九天十地，菩萨摇头怕怕，劈雳金光雷电掌！一掌打出，方圆百里之内，不论人畜、虾蟹、跳蚤，全部都化成了飞灰！

10、善有善因，恶有恶报，天理循环，天公地道，我曾误抓龙鸡，今日皇上抓我，实在抓得有教育意义，我对皇上的景仰之心，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又有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第2篇：周星驰台词范文

冯小刚和周星驰是中国影坛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喜剧导演，有“北有冯小刚南有周星驰”之誉。谁能想到，在市场竞争颇为激烈的情况下，两个著名的“喜剧之王”竟成为挚友，甚至发生了互让电影“档期”、互相在对方电影中“客串”角色的“怪事”。两位著名导演之问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同是草根小人物，大明星倾力帮助“失足青年”

从1994年开始，刚刚步入导演行列的冯小刚噩梦连连，他先后执导的影视作品《一地鸡毛》、《月亮背面》、《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都没有被广电总局通过。冯小刚深受打击，更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1997年3月的一天，已“待业”在家半年的冯小刚接到好友，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韩三平的电话，韩厂长激动地说：“我正在全聚德饭店，你猜我和谁在一起?周星驰!你不是最喜欢看他的电影吗?快过来吧，他想见你。”

冯小刚和周星驰曾有过一面之缘。1996年2月，周星驰和哥伦比亚公司的一位高层人士到北京过春节，想看看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冯小刚和韩三平陪着他们转了一天。听说冯小刚连续三部作品都没有通过，晚饭后，周星驰特意将他的个人简历和三个剧本要了去。其间，两人还就剧本几次电话沟通。

这次一见面，周星驰就热情地与冯小刚拥抱。他盯着冯小刚目光炯炯地说：“你那三个剧本我仔细看了，虽然问题不少，可我还是很喜欢。你不知道，我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特意找个普通话好的朋友给我念了好几遍台词，你那里面京味十足的台词多次把我逗翻了。”

冯小刚一脸无奈地说：“不瞒你说，前段时间，我又看中了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可要把小说改成电影，也只是想想罢了：现在投资的人一见我就躲，我上哪儿弄几百万元哪。我现在在影视圈就整个一‘失足青年’嘛!”

周星驰打开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包，掏出一沓资料对冯小刚说：“这是我的详细情况和一个剧本。知道吗，我觉得咱们有两个方面很像：一是都有点喜剧细胞；二呢，都是‘草根’阶层。你是军人出身，不是电影科班；我中学毕业后在茶楼当过跑堂，在电子厂当过工人。我们能走上电影这一行都不容易呀。我希望与你成为好朋友。我的电话你也知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提出来。”

一番话令冯小刚很感动。要知道，周星驰这时已主演过40部喜剧电影，多次获得电影大奖，是电影界一名炙手可热的喜剧明星。

冯小刚没想到，分别不到一个月，周星驰就再次来到北京，而且给自己带来了非常实际的帮助――请来了他多年的好朋友，紫禁城影业公司当家人张和平。

那天的晚宴上，周星驰把两人的手往一起拉，就像背台词一样说：“我做次红娘，给你们牵线搭桥，剩下的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张和平哈哈大笑，对冯小刚说：“听星驰说你有一个不错的剧本。我相信星驰的感觉，也相信你的能力，我来投资，你把剧本调整好我们就开工!”

还能说什么呢?冯小刚觉得有太多太多感谢的话卡在喉咙里，却怎么也说不出。他打开酒瓶，“咕嘟咕嘟”倒满两杯，举杯说：“我是军人出身。大恩不言谢，感谢的话全在酒里!”说完，不顾两人阻拦，站起身来一饮而尽。

冯小刚和张和平合作异常顺利。债台高筑的冯小刚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新影片的创作中。筹备和拍摄阶段，周星驰多次给冯小刚打来电话，询问有关情况，提供不少帮助。这部凝聚着冯小刚极多心血、拍摄周期只有45天的《甲方乙方》获得巨大成功。《甲方乙方》投资成本为人民币400万元，仅票房就突破人民币3300万元。

冯小刚一直想谢周星驰，却苦于没机会见面。1997年12月初，得知周星驰正在浙江横店拍摄外景，他连夜坐车赶去。一见面，冯小刚就拿出礼物――一幅7万多元的名人字画、一双50多元的布鞋，诚恳地说：“这是我最喜欢的字，那是你最爱穿的布鞋，小小礼物还望笑纳。”周星驰哑然失笑道：“到底是喜剧导演哪，送礼都和别人不一样。”冯小刚咧嘴一笑说：“想不到吧，这叫雅俗共赏，也让你见识见识冯氏幽默。”接着，他又一本正经地说，“我也不知道该送你什么，就到处打电话询问，知道你喜欢穿便衣布鞋，便特意跑到王府井挑了这双鞋。说句掏心掏肺的话，什么礼物也表达不了我的心情，北京的胡同这么多，没有你我是真转不出来呀。”周星驰连连摆手说：“我只不过给你搭桥，还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没有说错吧?我就知道你有这个能力。”

这一次，冯小刚休了10天假，陪周星驰吃他最喜欢的芥蓝菜，打斯诺克台球。两人交流对喜剧电影的认识，友情也进一步加深。

从1998年开始，冯小刚相继拍摄了《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大腕》等贺岁影片，成为一名最具票房号召力的著名导演。出了名的冯小刚始终对周星驰满怀感恩之情，有什么大事小事总是第一个想到周星驰，有时电话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友情穿越岁月沧桑，感恩的心缱缱绻绻

1999年的一个深夜，周星驰枕边的手机突然响起。周星驰一看，是冯小刚打来的，马上意识到他遇到了特别不开心的事情，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没礼貌”地深夜来电话。果然，电话那头传来冯小刚忧郁的声音：“对不起，耽误你睡觉了!有一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久，想找你聊聊，你一定要帮我拿个主意啊……”

早在北京某公司任文体干事时，冯小刚就和北京某医院一名护士结婚并育有一个女儿。冯小刚做导演后，聚少离多的生活使两人感情逐渐变淡。这时，演员徐帆闯入冯小刚的世界，两人很快擦出爱情火花。一边是婚姻家庭，是贤惠孝顺的妻子、聪明可爱的女儿和双方四个老人；一边是他事业的助手、感情的知音：冯小刚很苦恼，不知该怎么选择。

冯小刚说完，周星驰好半天才开口说：婚姻是靠两个人共同用心经营的，如果有可能，希望冯小刚尽量维护婚姻，保护孩子，不要伤害到孩子，因为周星驰就是在一个破碎家庭中长大的。“当然，实在不能在一起，那一步也是可以走的。就像我的父母虽然分开了，现在生活得都很幸福。我也理解了老人当初的选择，还经常和爸爸通电话呢!”周星驰建议冯小刚，无论如何，跟妻子好好沟通，争取谅解；要尽最大努力给予补偿；尽量给予孩子完整的父爱。

“兄弟，你说得很有道理。你放心，我会好好处理这些问题的。”冯小刚连连答应。

1999年9月，冯小刚与妻子协议离婚后，和徐帆走进婚姻殿堂。他向女儿倾注了更多的父爱，买了一套大房子并装修好，让母女俩搬了进去，还负担了女儿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冯小刚的做法得到周星驰的赞赏，两人的友谊进一步加深。

冯小刚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周星驰却遭遇一连串失败。1996年，周星驰执导的首部电影《食神》表现一般；1998年在电影《行运一条龙》中，他竟破天荒沦为配角。他又遇到感情问题，相继传出他和一些演员的绯闻。当时，周星驰低落的消息和绯闻占据着报纸的娱乐头条。

对这些新闻，冯小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给周星 驰打去电话：“最近接了娃哈哈乌龙茶饮料的广告，你也来杭州吧。一来可以散散心，二来我们能在一起谈谈电影。”

这是周星驰冯小刚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从筹备到拍完总共半个月。天黑后，他们一起前往西湖，在长长的苏堤上，坐听远远近近的蝉鸣，享受着难得的宁静和心与心的交流。冯小刚为周星驰鼓劲说：“你是华语影坛非常了不起的演员，80多部影视，40多次获奖哦。我才几部啊?你的挫折只是暂时的，我有个想法，要不你也尝试拍部喜剧放在贺岁档?”

一听这话，周星驰连连摇头说：“那可不行，贺岁片是你的地盘，我不能破坏游戏规则。”

“我的地盘也想让你做主，知道吗?我向来喜欢艺术竞争，我做过市场调查，现在观众对贺岁片需求很大。你想想啊，年终岁尾老百姓最期待什么?团圆和笑声!你对喜剧有这么多的感悟，你不拍谁拍?”随后，他拍了拍周星驰的肩膀说，“别犹豫了，这几年光我一个人‘贺岁’，都有点寂寞了。再说，你都拿了那么多次奖，我一个奖也没有，我想拍文艺片了。”

周星驰沉思片刻转过头欲言又止，月光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冯小刚依稀看到周星驰眼里闪着晶莹泪光，他轻轻摆了摆手说：“还记得几年前的情景吗?你是我的伯乐。就像我当年一样，你什么也不用说，把劲用在工作上。”

几个月后，周星驰才知道，为了和他这次聚会，冯小刚推迟了一部新片的筹备工作……

恩恩怨怨真兄弟，“喜剧之王”再集结

2004年2月，周星驰的首部贺岁电影《功夫》和冯小刚第七部贺岁电影《天下无贼》同时进入前期筹备阶段。两人约定要在各自的电影中为对方准备一个角色。冯小刚给周星驰准备了“劫匪”的角色，但周星驰由于档期和工作的关系最终没有出演。为弥补缺憾，也为了报答冯小刚的友情，周星驰特意把《功夫》的第一句台词给了冯小刚。

可友情归友情，工作起来，周星驰一点兄弟情面也不留。冯小刚在《功夫》拍摄中多次被周星驰“修理”。

《功夫》中，冯小刚出演一个黑帮老大，就一句台词：“都是谁，还有没有王法?”出场没几分钟，角色就被斧头帮杀死。就这短短几分钟的戏，他们拍了好几天，有一个分镜头一连拍了七次才过关。

当天晚上，周星驰特意“赔罪”说：“老大，你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客串，我对你一点情面都不留，真是对不住啊。”

“都是谁，还有没有王法?”穿着角色的黑风衣，戴着墨镜。冯小刚摆了一个酷酷的造型。摘下墨镜，他和周星驰开起了玩笑：“我都给你记住呢，我在你的电影中被修理几天，你就要在我的电影中被修理几天!”

说归说，笑归笑，冯小刚随即跷起大拇指说：“都说你拍电影认真，这回我算领教了，这一趟我没有自来，我还要感谢你呢。”

几个月后，两人的电影相继“杀青”，周星驰向冯小刚电话汇报：“大家都夸你的黑帮演得精彩传种!”冯小刚也回敬了几句“肉麻”的话，话锋一转，他说出自己的决定：“我要为你让出传统的每年12月23日的贺岁档期。”

“那可不行!那么多年观众都已经习惯在这个时候看你的电影了。再说，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投资的老总能同意吗?”听到冯小刚令人出乎意料的决定，周星驰很感动，也很惊愕。

“我已经和老总们商量过了，你第一次拍贺岁片，是客人，我们该让。再说我们的电影投资4000万，票房5000万就赢了；你投资1.6亿，你的压力多大呀。”

2004年12月，一前一后上映的两部大片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冯小刚的贺岁电影达到了新的巅峰，周星驰也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然而，两部贺岁电影也引发两位著名导演一段不小的风波。那时，“周星驰PK冯小刚”，“谁的贺岁片更好”的争议是影迷们整天议论的话题。处于漩涡之中的两人频频在两地接受媒体访问，一次，媒体访问周星驰时曲解了他的本意，报道发表竟成了“周星驰冯小刚矛盾激化互不相让”、“冯小刚是票房专业户，电影奖牌困难户”。冯小刚恼火不说，周星驰也有苦难言。隔阂由此产生了。

打这以后，两人虽然偶有电话沟通，但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深入谈心了。

2007年3月的一天，周星驰习惯性地打开电脑，点击“娱乐”信息。

突然，一条消息映入他眼帘：“冯小刚手部患有严重的白癜风。”周星驰顾不上吃饭，坐下来仔细阅读并搜索有关冯小刚健康状况的信息。这一搜不要紧，他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冯小刚患有心脏病，两次昏倒在辽宁宽甸的片场……”

看着信息，脑海里浮现出与冯小刚的那些温暖往事，周星驰自言自语：“我们有两年多没有见面了，想不到……”他随即给经纪人打电话：“把我的工作往后推推，我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

2007年3月21日，辽宁宽甸，寒风凛冽白雪皑皑，在冯小刚新片《集结号》的拍摄现场，突然开来两辆轿车。大家疑惑之间，面带微笑的周星驰下了车。不远处，当穿着厚棉衣棉裤、一脸青黄的冯小刚站起来时，周星驰疾步上前，将带来的药品递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微笑着张开了双臂。

“星驰，你，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在这里顶风冒雪拍大片，我就来学习了，怎么?不欢迎?”

还是那个熟悉的笑容，还是那副真诚的模样，一股暖流瞬间涌上冯小刚心头。晚上，冯小刚就在剧组摆开欢迎宴。他拿出一瓶60度的“黑土地”倒了两碗，端起碗说：“剧组野外拍戏就这个条件，委屈你这个大导演了。来，雨年多不见，咱哥俩干一碗!”

周星驰劝阻道：“你身体不好，还是少喝点。”冯小刚微微一笑说：“咱眼下在东北，就按这里的规矩办。你大老远来了，我就是喝高也要陪你，再说了我那都是老毛病，只是外界刚知道而已。”

冯小刚介绍道：“我以后不再拍单纯的喜剧了，我要拍内容更丰富更能发人深省的故事。《集结号》的故事是张国立告诉我的。这是部带有悲情色彩的战争大片，我们剧组来宽甸几个月了，每天大家都在摄氏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玩命工作，就是再苦再累，我也要顶住啊。”

随后，冯小刚故意脸色一沉，假意嗔道：“没有办法，我们都是这样苦出来的；不像你，喜剧之王，获了这么多的电影大奖。听说你正在准备的《长江7号》又是大手笔?”

周星驰岂能听不出冯小刚的弦外之音，他站起身端起满满一碗酒，真诚地说：“冯哥，对不起，我早就想向你当面解释那个误会。我演过《喜剧之王》，人们习惯叫我喜剧之王。可在我心中，你一直是喜剧之王，你一个奖都没得，可老百姓还是那样喜欢你的电影，你想想，10多亿老百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奖杯，你说你的奖杯有多少?我已经想好了，为了道歉更为了回报，我要像当年你一样，我把《长江7号》的贺岁档期让给你!”

一句话说得冯小刚笑了起来，可笑着笑着，冯小刚突然掉下眼泪，坦言：“我这个人就这脾气，我在乎奖杯，可我更要对得起观众那张电影票。”顿了顿，他又说，“让档期就不必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恩恩怨怨这么多年，我们仍然是打不烂拆不散的朋友……”

第3篇：周星驰台词范文

[关键词] 周星驰电影；“无厘头”；方言文化词语

中国改革开放后，生活殷实，后现代文化盛行，“无厘头”搞笑方式风行，这种现实文化促使周星驰电影的流行，也使表达该文化的港粤地域的方言词语“无厘头”扩大流行范围，“无厘头”这一词语靠周星驰电影的传播流行，成为准确记录这种搞笑文化的流行词，显示出方言文化是有吸收价值应受尊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周星驰电影反映出后现代文化氛围，对记录特定文化的词语“无厘头”流行起到助推作用，使它从粤方言进入普通话词汇中，而广为流行。目前对“无厘头”词语与语言文化、影视作品的互动关系很少探讨，笔者特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阐明周星驰电影和社会文化环境与“无厘头”流行的互动机制，启发对外汉语教育者对汉语词汇学教学内容的改革。

一、“无厘头”文化的流行

与周星驰电影的反映助推 20世纪90年代香港兴起了一种俗文化或称为次文化，以周星驰创制主演的电影娱乐文化为此种文化的典型代表。其表现是，在压力加大、紧张忙碌的生活中，人们寻求无端的搞笑刺激与讽刺，来丰富紧张的工作生活。其语言或行为靠嬉戏、调侃、玩世不恭的表象深刻反映现实社会的本质。这种文化曾经影响主导了整个香港社会十余年，还将长久地渗入人们的精神生活，凝聚成为一种精神基因。这种“无厘头”文化主要通过周星驰电影作品传播到汉语北方方言区，首先得到年轻人的喜爱与痴迷，其语言艺术行为也适应各种语言文学艺术，所以其使用领域被迅速拓展，使用人群迅速扩大，而广泛流行于汉文化中。

此种“无厘头”文化形象地再现了及时行乐、无深度表现、离析正统、打破常规等社会心态。[1]被文化界归为后现代文化范畴。“无厘头”搞笑喜剧的方式是随心所欲地组织和违反常态地串联一些毫无关联的现象或事物，出奇制胜地反映出现实社会，来达到搞笑或讽刺的目的。其表面上的串联想象好像厘定不清组合串联的缘由，莫名其妙，没有来头。由于这种流行文化诞生地在港粤地区，粤方言对这种不能从深层探明厘清其源头的搞笑文化有一个特有称呼，即“无厘头”。用它指称此种文化还暗含着其产生源头。周星驰影视喜剧对此种文化的艺术再现反映与传播助推，促使“无厘头”文化广泛传遍中国各地，并使“无厘头”文化放大传播，从而演绎得丰富多彩。例如，成语“度日如年”被人“无厘头”式戏说为“特指当公务员的日子，非常好过，每天像过年一样”。2012年春晚的小品《荆轲刺秦》穿越节目更显示出“无厘头”文化式的恶搞，它们还在反映并助推着“无厘头”文化的流行。

二、周星驰电影与“无厘头”含义的认知联系

周星驰电影助推着人们对流行语“无厘头”含义的认知理解。与“无厘头”文化在现代时尚青年中产生同步，周星驰主演的“无厘头系列电影”开创了“无厘头”的表演方式，形象而又及时地反映了这种文化。其作品《大话西游》《功夫》等传遍汉语社会，那种“大话”式语言也在青少年中间风靡流行。周星驰的影视作品往往在一种对话没有意义的场景中，通过创造性地分析解构，获得独特的喜剧效果。其电影中的鲜明独特语言行为被称为“无厘头”语言行为。其突出特点就是语言的意义被随心所欲地解构得不合正统，话语表达内涵无法找出源头和依据，语言表达显示出对常态的扭曲。譬如，《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中，春十三娘杀红了眼来寻至尊宝妹妹晶晶时，至尊宝（周星驰饰演）请求春十三娘剖开他的胸膛，好让她看一下他内心的真正归属。春十三娘骂了一句：“无厘头！” 此时影片的字幕以“Nonsense”英文词对应解释了“无厘头”，其意为“没有意义、胡说八道、废话”的意思。这其中所使用的话语，形象地映射出了“无厘头”文化的鲜明特征。[2]

第4篇：周星驰台词范文

另一方面，周星驰仍然是无敌的。“无敌”在他早年的电影里是种搞笑的设定，它是《破坏之王》里咸蛋超人的无敌风火轮，也是《食神》里史蒂芬周落难前的志得意满。现在这两个字仍然印在周星驰的电影里，《西游降魔篇》的海报上写着“无敌贺岁”，《美人鱼》的宣传曲里，邓超唱着“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不出意料，又有人说这是周星驰在抒发自己的心声。

起码在春节档，周星驰是无敌的。2013年年初，《西游降魔篇》的成绩是12.45亿元，是那一年的内地票房冠军。今年上映的《美人鱼》表现更是惊人，截至2月16日中午，《美人鱼》上映9天票房已经突破20亿元，将同档期的《三打白骨精》《澳门风云3》远远抛在后头。假如不出意外，再过几天，《美人鱼》将超越《捉妖记》，成为迄今为止的内地票房总冠军。

观众一面为过去三十年里的周星驰镀上金光，一面五味杂陈地争论周星驰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原先的味道。这种争论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从2006年的《长江7号》开始，到最近的《美人鱼》，以至于在舆论场里形成了一种跟周星驰过往角色截然不同的周星驰。“他”几乎是那些无厘头角色的反面：成功又寂寞，最执著的是时间和金钱，被合作者评价为“暴君”。

接受采访时，周星驰蜷缩在一张单人沙发上，询问着摄影师光线是否合适，然后主动站起来把沙发移到窗边，拉开窗帘，态度平和，完全不像当年盛传的“暴君”形象。1月31日，北京是《美人鱼》电影路演的最后一站。在此之前，周星驰已经带着主创们跑完了全国12个票仓城市。他习惯了每4年在媒体镜头前出现一次，与此同时这个在香港红了几十年的导演对内地也越来越熟悉。与《西游降魔篇》上映时磕磕巴巴的普通话相比，他现在已经可以在台上帮助香港演员李尚正（《西游降魔篇》中沙僧的扮演者）做普通话翻译。 >> 只有说到角色时，才可以在如今的周星驰身上看到“周星星”的影子。

他在内地的地位超然，几乎每个被他找来拍戏的演员都会激动地说“我是看着你的电影长大的。”这不是一句客套话，在简陋的录像厅和家庭VCD碟片的时代，周星驰完成了对无数年轻人的精神烙印。而他们在评价《美人鱼》的时候，经常会留言“还星爷一张电影票”，那是还给过去的周星驰的。

过去的周星驰通常扮演那种放在今天会被称为潘康娜禾澹但这些草根和小人物最后往往可以得到漂亮姑娘的青睐。小人物也有梦想，咸鱼也可翻身成为大英雄的故事，都是他自身经历和香港精神的真实写照。

2013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周星驰评选为“亚洲英雄”，给出的评价是，“如果说中国有查理・卓别林的话，那就是周星驰。”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没有哪个喜剧导演能够超越他的成就。各种即兴的装疯卖傻动作，令人混乱的玩笑，再加上各种中国功夫动作融合在一起，即便中间显得不那么连贯，依然成为他身上无可替代的强烈风格和类型，也为他带来了商业上的成功。

每4年生产一部电影，对于曾经高产的周星驰是一个谨慎得过分的节奏。

在《美人鱼》电影筹备前期，周星驰通常每天固定上下班，往返于他位于香港的电影工作室和家两点一线之间。每天中午1点到公司，召集四五个编剧开会，晚上7点大家外出吃饭，吃完饭继续回办公室，把刚才讨论过的故事纪录下来，第二天再拿出来重新看，不好就重来。卢正雨已经不记得《美人鱼》的剧本究竟改了多少次了。

这位湖南人是周星驰团队中唯一一名内地主创，他从高中起就是周星驰的粉丝。卢正雨最出名的作品是微电影《绝世高手》，向《功夫》致敬和不按逻辑出牌的情节转换，处处都有周星驰的影子。2011年，《西游降魔篇》开机，卢正雨接到了剧组副导演的电话，让他去试一个角色，结果除了演个小配角，还因为创意多样以及风格跟周星驰接近成了这部电影的现场编剧。在《美人鱼》中，卢正雨同时承担编剧和执行导演，还有了一个终于能看清脸的角色。

“从现场开拍的版本，到最后拍摄的版本，我们每天从拍摄前现场准备开始，还会再讨论一遍今天要拍的本子，递到演员手中的最终台词常常是抄写在一张破纸条上的。”卢正雨说。

在周星驰只是一个演员的时候，他就喜欢掌控电影拍摄的一切。如果合作伙伴更看重人情世故，就容易跟他发生冲突，导致一些人最终跟他分道扬镳。

“创意这件事没有一个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有的东西我今天觉得好，但明天我就觉得不好，又要重来。你看今天是新的，但明天就不一定了，变成旧的东西我就不喜欢了。但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要不停解决这个。”周星驰如此解释。他习惯了一部电影改到最后一秒，哪怕在结束拍摄后的配音部分还不停调整台词细节。

他无疑是个聪明的人，但也同样会陷入困惑。“我每一秒都在想观众喜欢看什么。途径是什么？猜啊！有时候也看看数据，问问朋友。不过很多时候你认为有效果的其实效果并不大，常有这种事，有时候猜中的机会会多一点，也有时候大部分都猜不中。”任何资源他都愿意拿来用，特别擅长发现一些出色的配角。比如，在《西游降魔篇》中，周星驰找来了《中国达人秀》中崭露头角的杨迪饰演喷血哥。在《美人鱼》中，他邀请了孔连顺和白客出镜，他们是网络剧《万万没想到》中最受关注的主演。

“他能够发现每一个人身上不同的点，然后把它放大。他看到了林允身上这种像白纸一样的气质，美人鱼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种族，他们是生活在海底，对人类的认知也是一张白纸，演出来可能傻傻的，但是刚好要这种效果。”卢正雨说。

这算是回应了对《美人鱼》里星女郎的批评。《美人鱼》是一部3D科幻片，号称制作成本达3亿元人民币，剧本是周星驰从2012年就开始酝酿的，林允饰演的美人鱼珊珊被派到人类世界，刺杀邓超饰演的想要填海造地的富翁。它更像一个警世预言―人类为了获得财富，肆意破坏地球生态。

这样宏大的命题在周星驰以往的电影里并不多见，然而没有太多人讨论影片里环保的主题，有的只是对星女郎的评价。这位新人看起来是不是太稚嫩了？她跟莫文蔚、朱茵等光采照人的星女郎相比，是不是太苍白了？更进一步来说，周星驰在跟内地演员合作之后，是不是不像拍港片那样挥洒自如了？

这不是周星驰一个人的困惑，而是电影生产中心转移之后，一个群体面临土壤变化时必然产生的不适。跟周星驰同时代的香港电影人，由于当初面临本地观众减少，中国台湾、东南亚市场的丧失，集体北上最终却都不尽人意。《大话西游》导演刘镇伟后来拍出的电影惨不忍睹，与周星驰在同档期竞争的王晶，虽然以《澳门风云3》取得超过8亿元的票房，但豆瓣评分却只有4.1分。他们呈现的作品似乎和内地观众的口味格格不入。 01 周星驰已不再当主演，转而找到内地的知名演员，在其身上实现自己的电影主张。02 善用草根配角，是周星驰电影的一大特色。

从《西游降魔篇》开始，周星驰已经成为这个群体里票房和口碑安全的少数几个特例。然而在安全之外，他必须追求有所突破。香港人的务实和理性在他身上都有体现，他有意识地重新梳理一些能代表自身精神价值的文化符号，然后找到内地最好的演员表达出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用很快的时间他就能理解一种文化，理解一种生活方式。”卢正雨说。

在《美人鱼》中，人们可以看到很多周星驰典型的古老又现实的喜剧桥段，比如被剥落的香蕉皮滑倒，再比如扔飞刀的时候永远阴差阳错地扎在了自己人身上。这些桥段依然是整个电影放映过程中观众笑得最激烈的部分，俗气但百看不厌。

在片场，你常常可以看到周星驰亲自为演员做示范。这些桥段他已经演过上百遍，每个动作的幅度，乃至笑声应该怎么拿捏，他都烂熟于心。如果对方是很有演戏经验的成熟演员，他就会聊很多表演逻辑，并帮对方找一个经典电影中的人物做参考。如果是新人，他就直接让你做出一个准确的表情，至于最后怎么剪怎么用，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

但他有时候也不一定如此得心应手，他总担心自己的影片没什么新玩意儿，赶不上年轻人的潮流。周星驰现在使用的手机还是iPhone 4，除了打电话几乎派不上别的用场。他会让助理留意一些比较热点的文化现象。很多人都接到过周星驰助理打来的电话，“有空跟周先生吃顿饭吗？他想向你请教一下。”

“他需要每天去看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有一些什么新人，观众喜欢什么新的东西，然后把观众的喜好跟自己的喜好结合起来，而不是一味地迎合观众。”林子聪说，他是周星驰电影里的黄金配角，也是跟他长期合作的编剧。

或许感受到年轻人的口味变化实在太快，周星驰现在“越来越着急了”。他常常会感概“时间不多了”，也越来越不愿意在电影之外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导演周星驰的电影成绩单

2009年，周星驰砍掉了星辉海外公司的艺人经纪部分，这给他惹来一些不近人情的批评之声。“‘我四年才拍一部电影，你们还是自己去谋生路吧。’周先生是这样劝我离开的。”林子聪说。在收缩公司业务的同时，周星驰开始尝试着做一些监制工作，“有时候你的创意有很多，还是要有人帮你实现出来。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就那么多。”目前，周星驰正在跟徐克合作西游系列的第二部《西游除妖篇》，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加快创作节奏。

第5篇：周星驰台词范文

1.1周星驰之前的“无厘头”表演雏形周星驰走红前，许氏兄弟以及周润发等人在喜剧表演中已经尝试“无厘头”形态。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许氏”粵语喜剧中，为吸引观众,所安排的角色言行有违常规、常理，时现戏仿恶搞的情节场景，同时偏狂过火的内容亦大量存在。这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演员的演绎，许冠文的工于心计与奸诈、许冠杰的聪明与技高一筹、许冠英的憨厚老实都令人难忘。《天才与白痴》《卖身契》是突出的代表作品=《天才与白痴》（1975)描写了精神病大夫与精神病患者之间的荒谬闹剧，可谓疯癫到极点，有关场景与对白触及到了“无厘头”的核心精神。如主刀的医生（许冠文饰演）一边手术一边打电话赌马，这个搞怪得有些吓人的场景虽然不可能在现实中真正发生，但在电影中以“厘头”形式嘲讽（也是批判）了人为的荒唐。《卖身契》（1978)—片当中，“白毛”电视台为追求收视率,制作了一档极其荒谬的电视节目，约请薛志文（许冠文饰演）做主持人，薛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引导嘉宾贪财求富而抛弃人伦,将节目的庸俗、过火表现得极为充分,也极为“无厘头”。

    本片搞笑片段很多，如电视台换经理的程序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与强烈的讽剌性,只是1970、1980年代的“许氏”兄弟电影中的“无厘头”尚未全面发展到1990年代周星驰主演的“无厘头”电影那般天马行空、酣畅淋漓的境地，而且因为内容上的针砭现实、表演上的鬼马风格广为人们欣赏称道，夹杂在其中的“无厘头”部分（与90年代周星驰电影表演风格相似相通）被人们忽略了。香港有影评人士认为，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承袭了“许氏”电影，“同样是粵方言中的俚语、谚语，周星驰只是用了谐音或倒置性的方法，大玩语言游戏,就让人觉得即使是没有来由、不知所云却猛地觉得好笑；明知逻辑不通，却因为他一脸认真地说话让人忍俊不禁。这是周星驰对许冠文电影中小人物、小市民的传承,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

20世纪80年代后期，周润发在有关喜剧片中也不乏“无厘头”式演绎b《公子多情》（1988)中周润发不同装扮造型和夸张表演戏仿恶搞成分；同年上映的贺岁片U八星报喜》中，周润发饰演带娘娘腔的阿郎,言行逻辑有别于常人,肢体语言极尽夸张,影片前半段，阿郎因泡妞将大哥阿辉（黄百鸣饰演）的车子撞坏，为了转移大哥的情绪以逃避惩罚，制造‘‘电话故障”的台词颇显‘‘无厘头”精神,同时也为影片制造了十分强烈的“笑果”；《纵横四海》开头不久，阿海（周润发饰）用咀嚼过的口香糖为一幅名画加上了一只‘‘耳环”，而在片尾时，阿海身着围裙，将孩子当作家具顺手扔出一段的表演都有着很明显的“无厘头”痕迹；《赌神1》(1989)在高进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周润发对于弱智的表现模式,也体现了“无厘头”的表演特色，使得这个角色更加丰满与立体。

1.2与周星驰合作演员的“无厘头”表演如果说,许冠文、周润发等人的喜剧表演与周星驰表演存在时间差，难以让观众用“无厘头”去串联的话，与周星驰合作的其他演员的“无厘头”表演让周的表演锦上添花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如罗家英在《大话西游2之大圣娶亲》中演绎的唐僧形象不输于周星驰塑造的至尊宝形象，成为了《大话西游》最吸引人的角色之至今他的那些令人喷饭的台词以及那首经典的《onlyyou》还在大、中学生中传播并被“改编”，没有罗版唐僧的莫名啰嗦,某种程度上难以表现出至尊宝的无奈、痛苦与反叛的内心世界。而吴孟达在“无厘头”电影中的表演（均为配角）很抢眼，仅次于周星驰。他在周星驰主演的喜剧片中时常扮演老爸、老师、乞丐等角色,其表演不避粗俗与丑怪，常以怪诞离奇的行为和张扬恣肆的语言，放大人们的食色本性及欲望。如果说周星驰“无厘头”表演被认可、被推崇,我们千万不可忽视吴孟达这位“绿叶”的衬托功劳。其他演员也有尝试“无厘头”表演风格的，如《情圣》中毛舜筠的表演、《食神》中莫文蔚的演绎都带有明显的“无厘头”成分,等等。

1.3周星驰“无厘头”演绎最为深入人心喜剧作品成败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演员表演,如卓别林电影、英国的“憨豆”系列、冯小刚电影中葛优的冷幽默、香港许氏电影中许氏兄弟的“鬼马”表演、80年代后期“富贵系列”中肥姐骠叔的搭档搞笑等等，表演因素占了很大比例。至于成熟的“无厘头”喜剧，确实因为周星驰的表演使其别具一格，成就了一批经典作品，姐《赌圣》(1990)中阿星因牵挂绮梦无心参赌而显得懵懵懂懂、天真无知；《审死官》(1992)中宋士杰是一个以个人利益为主，以替人伸张正义为次的古代律师，周星驰的表演显得自然、逗趣，如公堂中上窜下跳、振振有词说个不停的一段戏,夸张而不惹人反感；《鹿鼎记》（1992)中周星驰版的韦小宝在妓院长大，勤学苦练匪夷所思的骂人技巧，能够直言不讳拆解陈近南的话，其顽劣的市井形象鲜活生动；《大内密探零零发》（1996)中，周星驰将好莱坞影片《铁金刚》系列中的詹姆斯邦德替换为中国古代的大内禁卫，进行肆无忌惮的戏谑《食神》(1996)既表现得意时的嚣张浮夸，也以神思恍惚的表情、夸张且冷静的举止表现被背叛遭暗算时的境遇;两部《大话西游》中其夸张表演有所收敛,沉稳中带着沧桑，真诚中夹杂着滑稽，等等，不一而足。整体而言，玩世不恭、调侃自嘲、不按正常逻辑思维、言行乖谬特别是颓废中带有神经质的尖笑声且语速奇快是周氏‘‘无厘头”风格的明显特点。应该指出，不喜欢周星驰表演的内地观众可能觉得其所塑造的形象粗鄙低俗，因为影片中人物确实有猥琐垃圾式的言行，特别是王晶执导的作品，这与导演理念及香港商业电影的整体面貌有关。

在周星驰主演的喜剧电影中，人物的对白往往是一种语言游戏（故意前言不搭后语和玩世不恭的嘲讽）,颠覆规则和逻辑，捉狭权威;有时主角的台词滔滔不绝,表面看起来好“无厘头”，其实正是周星驰的用心，就算是即兴式表演或极度搞笑式对白，也是与他影片中需要的东西吻合。至于神经质（有时耍酷的表情）、夸张连续的尖锐大笑，更是影迷们熟悉的周式表演风格。如此看来不论民间还是学界常将“无厘头电影”与“周星驰主演电影”换用，虽不尽科学合理，但确实证明了周星驰的表演对“无厘头”电影的极大贡献,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王晶、刘镇伟、李力持等人导演周星驰主演的喜剧片均被称为“周星驰电影”或“周星驰无厘头电影”，表演起到的作用掩盖了其他因素。至于有人讨论美国的喜剧演员金凯瑞与周星驰的演技之优劣，笔者认为前者虽有夸张癫狂的台词动作、神经质的表情,但缺乏周星驰那种即兴式的不合逻辑的对白，内涵上谈不上对经典文本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其形象塑造更多具有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两人表演形态即使有相似点,但整体风格有异,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

2.定位；‘无厘头”叙事模式不易复制

作为最早的类型电影之喜剧电影不同于其他类型电影有明确的类型特征或模式可以遵循,其作品丰富，结构手法与基调形态千差万别，令观众眼花缭乱,或许这正是喜剧片的魅力所在。“随着喜剧和各种影片类型为广大观众所熟知，随着广大观众对旧模式、手法、语言的厌烦，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喜剧类型，即自我相关的喜剧，这种喜剧就是通过打破常规和观众的种种习惯性心理期待来造成喜剧效果的。这种与喜剧类型自身或其他电影类型产生关系的喜剧模式有多种手法，最常用的一种是将以前各种类型中大家熟悉的经典性场面改变意味,处理成喜剧场面。”笔者认为，郝建先生这里所说的“新的喜剧类型”或“自我相关的喜剧”其实就是喜剧片种中的“亚类型”（即喜剧片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电影类型的养分，“生长”或“裂变”出带有新元素的喜剧种类，笔者认为这些种类可以用喜剧电影的“亚类型”来表述。）香港喜剧片整体看来模式形态多种多样，但相对而言,依据选材、主旨、情节等标准，可以整合出几大“亚类型”，比较而言，社会生活喜剧类型元素相对单一,选材集中于家庭生活与爱情;功夫喜剧、动作喜剧、警匪喜剧主要将喜剧元素糅合进原先的功夫、动作、警匪片中；而“无厘头”喜剧嫁接的类型元素较为丰富，选材也最为繁杂，属于典型的喜剧片中的亚类型。

不同的喜剧亚类型是喜剧这一大类型的分化,是可以模仿、复制和批量生产的商业片。如香港的功夫喜剧、动作喜剧、喜剧等亚类型喜剧,人物身份与人物关系设置相对模式化，故事发展与走向有一定的套路，其创作是为了赚取更大的票房利润。比较起香港其他喜剧电影中的亚类型“无厘头”喜剧电影显得有点另类，难以在主题表达、题材选择、情节推进等方面归纳出明显或外显的叙事模式可供借鉴或复制；可是1990年开始周星驰主演的“无厘头”电影从创作目的到市场结果确实是商业片，仔细分析有关文本，无疑在诸多方面有着相似性,只是这些“相似性”显得较内在、隐秘，且相互交缠，需要用心探究。

2.1表演风格雷同，喜剧手法与喜剧效果相似

对于20世纪90年代香港典型的“无厘头”电影来说,表演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虽然周星驰在不同喜剧片中的表演因合作者、选材、剧情而有差异,但整体风格存在相通之处:那些有违常理富有嘲讽意味(包括自嘲）的可笑对白、神经质的表情和夸张的大笑声、精灵古怪的举止、异想天开的情境设置,给人“似曾相识”感,让观众特别是星迷陶醉赞赏。

周星驰主演的“无厘头”电影的题材主要有两类是取自中国古典题材加以改造；二是表现香港现代小人物生存状况。两类题材共同的处理手法是:通过恶搞、戏仿，营造荒诞桥段，或解构观众的古典文化情结，或颠覆人们对传统英雄形象的认识。《审死官》消解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清官”情结；《唐伯虎点秋香》终结了故事中的才子佳人童话；《大话西游》解构了为造福世人历经磨难的无畏探索精神。现代题材在夸张的表演与极具想象力的情节中同样解构了约定俗成的价值观，解构了人们对于“英雄’“权威”的认知，如《逃学威龙》、《国产零零漆》、《食神》等,与古装选材的喜剧片在喜剧手法的采用及喜剧效果的达成上很接近。

2.2人物形象相近,故事模式趋同

周星驰主演的喜剧中的角色多为处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的卑微人物：《整蛊专家》中古晶是运用各种伎俩整人却受到拥戴的骗子；《破坏之王》中的何金银是经常被人欺负性格懦弱的无名小卒；《喜剧之王》中的尹天仇是一个“跑龙套”的临时演员;《九品芝麻官》中包龙星起初是贪财好色之辈；《审死官》中宋士杰开始时是一个见钱眼开颠倒黑白的古代状！J师；《大话西游》中的至尊宝是一个山贼,等等。这些人物的言行方式玩世不恭、嬉皮笑脸。性格中都有胆小、自私、好色、小气的成分，同时不乏善良乐观，夹杂着调皮、执着；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的人物，谈不上高尚，但不乏正气感与道德感。

周星驰“无厘头”电影每部作品的情节构思都不一样,都可以用“标新立异”来形容,但故事发展基本脱不开这一模式：主人公受挫，困顿不堪，或处于弱势被挑衅被欺侮地位,经过艰苦磨练,终于出人头地一惩恶扬善，扬眉吐气。片中的小人物即主角总是通过努力与坚持，并抓住某种幸运或机缘巧合而成就了正义，获得了成功。如咖喱与辣椒最终破了案（《咖喱辣椒》）；白面包青天最终正确断了官司（《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零零发也终于保护了皇上（《大内密探零零发》）;苏灿当上了武状元（《武状元苏乞儿》）；唐伯虎点了秋香（《唐伯虎点秋香》）；高进失忆后走出低谷战胜强大对手找回了尊严（《赌神》）；至尊宝为了救爱人紫霞以牺牲爱情承担痛苦为代价，同时也成全了大业（《大话西游》。显然,周星驰“无厘头”电影的故事没有脱离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

“无厘头电影作为香港商业喜剧的典范之一，似乎全力实践着类型电影‘交互性’的特点要求”，几乎每一部“无厘头”电影都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交融结合，可以说不同类型杂糅是“无厘头”喜剧片的特色之一，且不同于功夫喜剧或动作喜剧类型之间的搭配相对固定化，常常兼容古装喜剧、科幻、功夫等等类型元素，或爱情、魔幻、动作等类型元素结合，或其他多种元素结合,这是“无厘头”喜剧难以复制的主要原因：每部影片杂糅的类型元素有差异，不固定。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无厘头”不那么具备典型类型片的范儿。作为喜剧电影中的一种特别的亚类型“无厘头”喜剧丰富了喜剧理论，丰富了大众的观影体验。作为倚重于表演因素的喜剧片亚类型，脱离具体的时代氛围以及特定的主演，它能否健康发展，获得市场的青睐仍是一个未知数。

3.影响：“无厘头”影片成为华语地区特有的次文化现象

3.1 “无厘头”影片的内涵与后现代解构思潮有不同程度的“暗合”

“无厘头”电影在上世纪末受到大陆年轻观众的青睐,成为华语地区特有的次文化现象。有生命力的方言不止是一种语言，更是一种文化，粵语即是这样的方言代表=“无厘头”因子藏在粵语语系表达中，其所具有的世俗乐观精神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中得到极大释放，同时周星驰主演的喜剧电影已经不是（如“许氏”电影）冷静批判社会现实,而是运用极具个性化表演风格，夸张变形地呈现港人面临“九七”到来时的惶恐、不安、无奈等情绪“在主人公塑造、叙事、语言上都达到一种出位和狂欢化的效果,从而具有了后现代文体夸张、反讽、戏仿、碎片化等特征”，这也使得粵语文化中无厘头因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翻新”与强化，甚至演变为一种“次文化”（即部分人热衷的新兴文化,不涉及宗教信仰，经媒体推介逐渐流行，但一般难以成为主流文化一笔者注)。‘无厘头’文化是香港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以周星驰为代表的次文化，并长期主导香港娱乐文化o‘无厘头’文化透过香港喜剧影视作品的流行而发展，并被华语地区广泛接受，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亦广泛接受其喜剧艺术的表演形式，并逐渐运用在现实生活中。”在周星驰等演员的对话、独白或行为中，有观众会感受到“无厘头”的油滑粗俗、不着边际,也有观众会欣赏“无厘头”的直率大胆、无所顾忌，只是它打破了旧有的生活逻辑、等级制度和价值秩序（比如强调对权威的服从,强调伦理教化，强调理性秩序等）。虽然周星驰主演的“无厘头”电影令人觉得其内涵上反权威、反传统,但并不是自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实践,即使两者确实存在着某种内涵上的对接或暗合。周星驰电影传播到大陆后，其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某些观念不谋而合，年轻观众于是将自己的“深刻”理解或解读附加于周氏电影,这也充分说明对于文学艺术作品而言，创作者的初衷与受众的接受传播存在着差异。

让“无厘头”电影在理论上攀升至“后现代主义”高度的主要是上世纪末的大陆年轻观众《大话西游》的“反季热”（上映时反响平平，沉寂一段时间后随着碟片传播而大受欢迎，这是影片的主创者们始料未及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证明。大多数的年轻观众都会将至尊宝遭遇中的无奈痛苦与自身所处的社会情境和生活体验相联系，创作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各种“无厘头”改编版本。继之,在文学、电视节目、影视剧、网络“恶搞”文化等方面都出现“无厘头”作品或文本。

3.2 “无厘头”出现于文学及电视节目

新世纪，大陆刮起了一阵“无厘头”风。从2001至2003年，颇有《大话西游》遗风的《悟空传》、《沙僧日记》、《八戒日记》、《华山论贱》等一系列“无厘头”小说相继面世，各有拥趸。2004年3月，由新浪网授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新浪无厘头丛书》就包括了《非正常男女》、《搞笑天地》、《冒牌金庸》和《世说新语》,总字数超过百万。这些作品解构四大名著、解构金庸、解构莎士比亚,似乎一切东西方经典均可被解构=“无厘头”文学创作的目的是博人莞尔，以消解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压力，它与传统文学担负起的‘‘经国之大业”重荷无缘,在港台文化影响和网络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年轻作者，亦无意让文学背负使命，仅以搞笑为手段,以解构经典文学为快意。

“无厘头”在香港的诞生离不开电视,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各家电视台为了抢夺收视率而制作了一些低俗节目和电影。这些节目与影片中各种笑料让观众应接不暇，剌激性的场面以及爆炸性的噱头和笑料开始充斥其中。这是香港‘‘无厘头”文化土壤的组成部分，“无厘头”与电视文化的关系还可以追朔到周星驰曾经主持少儿节目《四三零穿梭机》,有关内容已现“无厘头”端倪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无厘头”的搞笑方式受到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的青睐。笔者认为现在三地的综艺节目常制造“无厘头”式笑料,港台更为明显，个人认为其中睿智幽默的不多,粗俗成分不少。

3. 3“无厘头”渗透进大陆影视剧

继戏仿成分浓重的清宫戏后，大陆出现了一些具有明显无厘头特征的影视作品，如《大电影之数百亿》两部（2006,2007),《高兴》、《十全九美》、《熊猫大侠》、《隋朝来客》、《倔强的萝卜》及影视两版《武林外传》等，多以恶搞、拼贴作为创作手段。到目前为止，最能体现大陆‘‘无厘头”创作水准且不是随意拼贴的当属古装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剧作将后现代文化戏谑调侃等特征巧妙地转化为喜剧元素，在调笑中消解了传统武侠精神的内核，这种调侃式的消解成为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秘诀”,必须指出，本剧在解构的同时也在建构,往往用剧中人物的言行表现戏仿出一个更贴近当代人心理需求的新的‘‘武林”，正如周星驰主演的“无厘头”电影在消解传统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同时,维护着爱情、亲情、友情，维护着善恶有报的信念。

3.4与网络“恶搞”文化结合

第6篇：周星驰台词范文

 

从《大话西游》系列电影开始，周星驰就成了后现代主义无厘头电影的代表。他的电影以喜剧为依托，喜中有悲、悲喜交加，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虽然近年来不少人都想复制周氏无厘头喜剧，但却都不尽如人意。周星驰电影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周星驰电影中独特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有人说，周星驰电影是“让人哭的喜剧”，为什么他的喜剧会让人哭?周星驰电影中传达出来的喜与悲的观念是什么?只有把这些问题探究明白，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后现代主义无厘头电影的本质诉求，才能更好地促进后现代主义无厘头电影事业的发展。

 

一、周星驰电影艺术表现手法中的喜与悲

 

(一)情节上内容与形式的错位

 

周星驰喜剧有着独特而鲜明的喜剧表现风格，其本质特征就是情节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错位。在周星驰的电影中，情节上内容与形式的错位带来的喜剧效果比比皆是。

 

西方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就是“没有痛感的丑”。比如在周星驰的电影《七品芝麻官》里，两家妓院的老鸨为了争夺生意而破口大骂，观众在没有任何伤痛感的前提下被她们粗俗的言语逗得哈哈大笑。康德认为喜剧就是一种“预期的失望”，电影《武状元苏乞儿》里，观众随着剧情的铺垫越来越期望苏灿威武地上场，结果苏灿却在走上擂台前就摔了一跤，使观众不禁大笑。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认为，喜剧是一种“心理能量的节省”。周星驰电影里的英雄人物经常会在关键时刻状况百出，本来是很紧张、很严肃的情节，却用一种很随意、很荒诞的形式来表现。因为喜剧本就是这种内容与形式的错位，只不过周星驰把这种错位用到了极致，用得更夸张、更频繁，进而成为其电影的一种鲜明风格。

 

(二)“陌生化”的表演

 

“陌生化”的表演形式并不是周星驰的独创，但是“陌生化”表演本身就要求导演和演员要有创新。周星驰的电影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陌生”的，都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传统上认知的那样。比如他的《大话西游》系列，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戏剧上对孙悟空、唐僧以及各种妖怪的认知。孙悟空不仅仅是孙悟空，而成为带有周星驰气质的孙悟空，唐僧也改掉一贯斯文的形象，变成婆婆妈妈的罗家英版的唐三藏。另外，周星驰电影里经常会强调“舞台”，他把观众和剧情推开来，达到一种“间离效果”。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唐伯虎和华太太的一番打斗中突然插入一段广告，然后又回归到正常的剧情。这样的表演形式，一来增强了喜剧效果，二来很好地起到间离作用，在观众即将随着剧情产生共鸣时打断了情感，使观众有自己的判断，并使他们对虚构的事实也能产生与实际相同的情感。

 

(三)反映现实的真实情感

 

任何文化形态的作品都离不开创作者所处环境的时代背景，周星驰也不例外。香港有着殖民历史，这就形成了香港人的港式文化和心理，而周星驰的很多作品就抓住了这一点。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很大，再加上本身就有的殖民文化，对于香港底层的一些“草根”家庭来说，生活中有强烈的漂泊感和命运的压迫感。所以周星驰的很多电影都表现了小人物的辛酸生活，一面是贫困的家庭，一面却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周星驰电影《审死官》中对金钱和良心的拷问;《算死草》中对人情和法律的质疑;《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中对权贵的批判;《少林足球》中命运的不公等，所有这些表达都成了香港“草根”阶级共有的一种心理诉求。

 

二、周星驰电影艺术形象中的喜与悲

 

(一)对传统英雄形象的颠覆

 

在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英雄更多的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所谓“英雄”必须是像武侠小说中的乔峰和郭靖那样不仅需要一身“浩然正气”，更要有一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爱人”精神。儒家为“仁者爱人”提出的准则就是“克己复礼”，但是周星驰电影中的英雄不仅仅是对英雄“浩然正气”的形象颠覆，更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提出抗议。

 

周星驰电影中的英雄人物通常更多的是一些市井小人物。在影片《鹿鼎记》中，周星驰把韦小宝这一角色的贪财好色和油嘴滑舌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从始至终却没有让人对韦小宝有任何的讨厌，反而更加让人喜欢。影片中，韦小宝有数不清的缺点，然而面对杀不杀一个好皇帝的选择时，他能心怀黎民百姓，可见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善良明智的。英雄也是人，他有他的喜好和优缺点。所以，影片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观，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更加“接地气”的“草根英雄”。再如《武状元苏乞儿》中的苏灿、《食神》中的史蒂芬·周、《功夫》中的星仔以及《破坏之王》中的何金银等也是如此。

 

另外，周星驰电影更对传统观念“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思想提出质疑。在影片《大话西游》中，虽然孙悟空最终还是大义凛然地选择了取经大业而放弃了自己最爱的紫霞，但是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却刺痛了多少观众的神经。这不禁会让人反思，再理性强大的英雄也是有人性的，难道英雄就应该“存天理，灭人欲”吗?在影片《西游·降魔篇》中，周星驰在影片的末尾做出了最后的挣扎，唐三藏在段小姐为他牺牲后终于说出了他的心声，这是周星驰对传统英雄主义的质疑，同时也是一个人对其既定宿命的控诉。

 

(二)对女性形象的特殊塑造

 

周星驰电影中从不缺乏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或温柔大方或端庄典雅，或小鸟依人或爱憎分明……但通过对周星驰电影中经典的女性角色形象的梳理和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其实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她们不论出身贵贱，但都是善良的。《食神》中莫文蔚扮演的双刀火鸡，虽然外表丑陋，但是善良正义。《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中由蔡少芬扮演的如烟，虽然是青楼女子，但她的本性是善良的。《少林足球》中赵薇扮演的阿梅，虽然有点自卑，但是她的内心是纯真温厚的。

 

其次，周星驰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在爱情面前都是敢爱敢恨的女强人。不论是《整蛊专家》中由关之琳扮演的富商小姐程乐儿，还是《喜剧之王》中由张柏芝扮演的舞女柳飘飘;不论是《逃学威龙》中张敏扮演的教师Miss Ho，还是《国产凌凌漆》中袁咏仪扮演的杀手李香琴;不论是《大话西游》中朱茵扮演的紫霞仙子，还是《西游·降魔篇》中舒淇扮演的驱魔人段小姐，虽然她们的身份地位不同，但都敢于抛开一切去追求真爱。

 

(三)对“丑”的夸张运用

 

对于“丑”的运用，也是周氏喜剧中的一大特色。周星驰电影中有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丑”的形象，这些形象在观众的脑海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提到周星驰电影中的丑角，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唐伯虎点秋香》里以“丑”成名的如花(李健仁扮演)。身高1.80米，满脸胡茬是如花标准的形象;撩起飘飘长发的回眸一笑，粗壮的小拇指伸进大鼻孔里挖鼻屎是如花标志性的动作。这样的身材、样貌和动作，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人联想起美女这一词汇。而在周星驰电影中却把如花称为“美女”，并夸赞其“如花似玉”。这样的巨大反差常常在电影里引得观众捧腹大笑。

 

如花的丑只是为了达到喜剧效果单纯的外表丑陋，但周星驰电影中更多的却是外表丑陋而心灵美好的角色。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中，他的黄金搭档吴孟达通常扮演的就是形象丑的配角。吴孟达的丑多是一种外表丑，比如《赌圣》中的达叔，贪财好色又无知无能;《破坏之王》中的“魔鬼筋肉人”，专门坑蒙拐骗单纯的人等，但是这些外表丑的角色其内心都是善良的，如果没有这些善良的丑的形象，周星驰所演的主角英俊潇洒的形象也不可能被表现得那么突出，甚至这些丑人的善良之心是主角人生改变的关键性因素。电影《少林足球》中的阿梅、《食神》里的双刀火鸡、《功夫》里的包租婆等，在周星驰电影中，随处可见这些外表丑陋，内心却闪耀着善良的光辉的角色。

 

相反，周星驰电影更多的是用外表英俊威武，而内心阴险狡诈的人物形象来诠释人性的“丑恶”。最典型的形象就是《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中人面兽心的常威和奸邪歹毒的朝堂大臣。这样对丑的极致刻画，是周星驰电影中塑造反面形象的惯用手法。好人的丑且命运凄惨同恶人的美却飞黄腾达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周星驰喜剧电影中对现实主义悲剧命运的批判。

 

三、周星驰电影喜与悲的精神实质

 

(一)周星驰电影的喜剧精神

 

1.寓庄于谐的实质

 

周星驰的电影常常会让人大笑之后有所思考，而喜剧的精神就在于此。“寓庄于谐”，所谓“庄”就是庄严深刻的主题思想，而“谐”就是诙谐幽默的外在表现形式。把庄严深刻的主题思想通过诙谐幽默的形式展现出来，这就是喜剧的艺术特征。自从周星驰电影风靡全国以来，大家对他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对其作品也褒贬不一。他的作品广受“草根”阶层和青年大学生的追捧，而在电影学术界，却有更多反对的声音。有的人认为周星驰是一位后现代主义电影大师，而周星驰自己却讲，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后现代。有人说他的电影低俗恶搞，难登大雅之堂，而周星驰一直都很少与外界交流回应，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电影。

 

2.喜剧精神的来源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喜剧之王》这部电影就很好地诠释了周星驰电影的喜剧精神。影片主角尹天仇只是个跑龙套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做一名伟大演员的梦想。即使他被嘲笑、被谩骂，可还是拼搏努力，积极向上，对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其实尹天仇不只是尹天仇，他更代表了和尹天仇一样的现实生活中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普通“草根”阶层。他们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雄厚的资产，没有高收入，没有高学历，他们每天都生活在疲惫和压力之中而默默无闻。但是他们却没有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他们仍然苦中作乐，在平凡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对现实生活没有那么绝望，不论现实怎样残酷却总对生活抱有希望，就是这一点点希望成了周星驰电影喜剧精神的闪光点。

 

(二)周星驰电影的悲剧精神

 

我们说周星驰喜剧是“让人哭的喜剧”，说是“喜剧”，那是因为他的电影表现形式是诙谐幽默的，电影的结局通常是圆满的。但是圆满并不代表没有悲剧因素，正是因为换来这种圆满的代价过高，所以才会有悲剧的出现。

 

1.崇高的爱情悲剧

 

说到周星驰电影中的爱情悲剧，相信很多人都能背下这段经典的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电影《大话西游》中至尊宝说出这段台词的时候，像是个笑话，但变身后的孙悟空说出来的时候，却是一种大彻大悟的悲哀。影片最后的台词是这样的，“那个人样子好怪。”“我也看到了，他好像一条狗。”与其说这是在形容孙悟空，不如说这是在讽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像孙悟空的那部分。明明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却不得不展现自己“超我”的一面。明知道结果是怎样，但还是要义无反顾地服从命运的安排。表面上光鲜亮丽大义凛然，其实在内心深处是被深深压制的人性。这样的爱情悲剧已然不只是爱情的悲剧了，更是人的悲哀。

 

2.充满抗争精神的生活悲剧

 

周星驰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有一个片段，苏乞儿享尽人间大富大贵又尝尽人间大苦大悲，成为乞丐的他在地上写了四个字“苦海无涯”。而当他一觉醒来时却发现，他写的四个字已被前辈洪七公改为了“苦尽甘来”。即使有再多的艰难坎坷，生活还是会继续下去。

 

生活中有悲剧，但悲剧不是生活。生活中，总会有些时候，满心期待换来的却是失望或者是误解。正如电影《喜剧之王》中的尹天仇，他不过是坚守自己的演员梦想，却总是遭到别人的嘲笑。环顾四周，似乎只有自己在徘徊，努力了但还是看不到希望。又如电影《少林足球》中的少林足球队，为了守住自己的球门，守住自己的尊严，更是守住自己对生活最后的希望，他们拼上了性命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明知道以后的道路是多么艰辛，可我们依旧会再一次向命运发起挑战，明知希望不大却仍然要坚守，悲剧的真正内涵就在于此。悲剧不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也不是让人悲伤的过程，而是在悲伤过程中的那份抗争精神。明知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巨大，但毅然选择为了理想而与现实抗争。充满抗争精神的生活悲剧，这才是周星驰喜剧让人哭的悲剧精神所在。

 

(三)悲喜交加——让人哭的喜剧

 

1.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诉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当今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也正是由于这种物质上的飞跃扼杀了人类最初所向往的那种“诗意的栖居”。我们离人性的本真越来越远，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人们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再加上经济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绝望，人们越来越需要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让世界不再是人理性认识的那样，而是人认为和感觉的那样。于是，后现代主义、荒诞派产生了。周星驰电影兴起的时期，恰恰是香港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高度发达的香港面临着回归的“恐慌”和亚洲金融危机，香港人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迷茫。在剧烈的变革面前，人们显然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于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思维也就应运而生了。但是上一代人尤其是老一辈艺术家对后现代主义并不认可，他们还坚守着传统的艺术观念，而年轻一代又不能深入认识后现代，只是单纯地在模仿“非主流”，搞怪低俗娱乐至上，进而扭曲了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其实后现代并不是让人低俗，也不是让人悲观绝望，而是一种非传统的手法，是一种非理性的主题;后现代是让人思考，让人反省，让人用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的困苦，做平凡的人。是平凡的又是卓越的，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这才是后现代主义真正的诉求。

 

2.周星驰电影的悲喜交加所传达的观念

 

本文用“悲喜交加”四个字来高度概括周星驰电影，而悲喜交加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周星驰电影，而包含了我们所处的整个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转型，在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我们也面临着心态失衡这一社会问题。首先，由于当前各种社会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容易在资源占有、机会获得、成果享用等多方面出现分配不均的现象。其次，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价值观、审美观等也发生着急剧变化，人们应对未来多元的变化准备不足，很容易产生迷茫、焦虑和信任危机。再次，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本应该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独特价值选择，这是区别于“别人”的一个坐标。但现代化社会推崇的却是“标准化”的操作模式，这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很难坚守自己的标准。

 

因此，在这个“生活加急”的失衡时代，我们越来越需要一种“慢生活”的方式，回归一种自然、轻松和谐的意境，回归一种“诗意的栖居”。“不仅人们的生存中不时有理想之光照耀，而且生存本身就充满诗意;人不为物质需要的满足而将自己改变成动物式存在，而是为生存的理想激励，在现实或感性形式中领略理想之光。”正如周星驰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守住最后一间老宅，最后一块农田;守住最后的爱情，最后的尊严，以及最后的梦想。这不仅是周星驰电影悲喜交加的内容所传达给我们的，更是周星驰电影风格本身所要传达给我们的。

第7篇：周星驰台词范文

    

     有道是：网友一思考，周星驰就发笑。初时听闻此说，还心存疑窦，仔细想来，也就释然。逛了逛网络文学青年聚集地，读一读“口涎写作一派”的大作，《大话西游》系列中的台词不时或见，更有通篇全用“爱你一万年”、“心里的一滴眼泪”之类套语俗话组装而成的；QQ中的自我介绍，除了“这家伙很懒之外”，见得比较多的，也就是“给我一个XX理由”之类。还有虚拟社区里面的插科打诨相互攻讦，无不表示自己是真正的大话西游爱好者，并以此为无上荣耀。恰与互联网公司惶惶不可终日形成强烈对照，纯网民们的网上作派，除了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之外，几乎清一色是悠哉闲哉小资伪酷，大话西游精神豁然贯通。倘若有人试图引经据典解释孙悟空与紫霞前生今世缘起种种，必有人群起攻之——想那么多干嘛？仿佛看见了周星驰上帝一般的笑容。试着在新浪搜索引擎中搜一搜周星驰，会出来89个网站；而刘德华呢？88个，几乎齐头并进；周润发则差得太多了，只有16个。

    

     周星星溶入中国网民网络生活的鼎盛时段，《新周刊》作了一个周星驰专访，出了个专辑名曰“无厘头.com”，似是有意为此事作结。随着中国B2C电子商务站点的勃兴，周星驰一波未平，又来了一波浪潮。

    

     可是，就象网络不是周星驰发明的一样，中国B2C电子商务绝对不是周星驰搞起来的。但是……又的确很象。找几家有代表性的商家网站看一看，你会发现周星驰其实是中国B2C电子商务的形象支柱。金山卓越在去年全面转型之后，用以树立招牌的，大致就是价格低得要令人大跌眼镜的《大话西游》了。据不完全统计，我身边就有不下十位朋友为能够以如此低廉的价格拿下正版而且好看的VCD而高呼万岁，更因为能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拿到实物就对电子商务油然而生亲近之情。我注意卓越首页上的“人气最旺商品”列表很长时间了，发现“大话西游”基本没有落过榜，最近情况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也只是《月光宝盒》换成了《九品芝麻官》而已。在“卓越十大标志商品”当中，《大圣娶亲》与《金瓶梅词话》、《猫和老鼠》一道，光辉永在。当当网上书店的畅销VCD排行榜上，《月光宝盒》第一，《大圣娶亲》第二，更是风光占尽。不仅如此，一本对“周星驰文化”推波助澜的书叫《大话西游宝典》的，在畅销书排行当中排在第三，紧紧地压住了阿来的《尘埃落定》，屈居煽情大师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与查尔斯的漫画大作《史努比全集》之后。而My8848近期意在重振声威的促销活动当中，干脆就把《大话西游》当成了附加赠品，真是深知网虫作为一种另类动物的生活习性。

    

     与其他类型的网站相比，中国B2C电子商务站点说来还算坚挺，一如亚洲金融风暴中的人民币，在纳斯达克风吹雨打之中，鲜有因体力不支而为网捐躯的烈士。从上述几家在宣传媒介上声称的商品销量、营业额及畅销商品排行榜、主打商品等资料来看，周星驰的电影所带来的营收在其中所占比例，真是太大了，算来几乎中国网民人手一碟。试问古往今来，谁曾有过这般的号召力、影响力、持久力？唯周星驰也。也只有周星驰的电影作品能够赋予中国B2C电子商务站点以暗渡陈仓之力，在互联网探索的艰难里程当中，扶了他们一把。他们试过《村上春树全集》，有点灰色，不灵；试过《金瓶梅词话》，太过黄色，不行……都不如贩卖周星驰来得妥当、来得顺心、来得笑口常开。

第8篇：周星驰台词范文

《逃学威龙》讲述的是飞虎队队长周星星不受上司赏识,被派往学校当卧底查案的故事。影片虽不乏周星星与黑社会组织展开恶战,差点引爆军火等千钧一发的情节,但更多的是描述周星星查案过程中如何一步步适应校园环境,逐步洞察黑社会阴谋并最终获得胜利的情节。电影并没有给他安排一个高大威猛的形象,相反让他忍受不了学校的种种制度而屡受惩罚,状况百出。此外还穿插了周星星被学校女老师吸引,大追女仔的幽默搞笑镜头。从飞虎队队长到学校问题学生前后的大反差,在遇到美女时作为男人会垂涎三尺等,一个如此饱满鲜活的人物形象便站在了人们的面前。《喜剧之王》中不知名的演员尹天仇酷爱演戏,经常到电影片场争取演出机会,无奈只有跑龙套的机会,还常遭到奚落,但他并未因此而气馁,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说服大众接受自己对演技的理解。片中尹天仇为了演戏寻找小剧场排练话剧,可惜街坊反映冷淡,无人问津;好不容易获得演出机会又因种种原因被搞砸;收工后的酬劳只是奢望能得到一个盒饭。特别是尹天仇与导演、场务、杜鹃的对话表现出了现实生活中演艺圈的冷漠和残酷,想想时下那些为演艺事业而奋斗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像尹天仇一样承受着这些不为人知的压力和磨练。还有另一部作品《功夫》,背景设置为20世纪40年代一个叫做猪笼城寨的贫民窟,这里有许多形形的人物形象,如厉害刻薄的包租婆、怕老婆的包租公、隐居市井的苦力强,还有哑女芳、裁缝、小混混、理发师等,他们为生存和恶势力斗争。电影中首次出现贫民窟时众人的对白,没有优雅的措辞,也没有煽情的语言,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生活对话,如包租公和大家打招呼、占小贩便宜、偷亲女孩,包租婆开口闭口都是钱等,恰到好处地为观众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生活画卷。周星驰电影之所以成为普通大众的代言人,将这些各色的小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这与香港市民文化是分不开的,嘈杂又安宁的街市,各色各样忙碌的人们,都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电影中人物调侃、自嘲的语言方式,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都成为现代人生存现实与文化形态的深刻缩影,角色的语言唤起了观众强烈的归属感。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人民大众仍是社会的主体,普通民众更需要受到关注,抓住了小人物的生活现状也就是抓住了社会的脉搏。为小人物特写,塑造典型人物正是周星驰电影喜中有悲、立足现实、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周星驰电影成为香港电影一个时代的标志,与他独树一帜的电影风格是密不可分的。一说起他的作品,人们最先联想到的就是无厘头和搞笑,表现这种风格最直观的方式就是以语言为载体呈现到观众的眼前。从周星驰参演的几十部作品中,我们可以随意举出许多经典人物形象,聪明机灵的韦小宝、风流倜傥的唐伯虎、情圣至尊宝、发明高手零零发、食神史蒂芬周、怀才不遇的尹天仇、参透武功绝学的阿星,等等。这些人物形象有古有今,有喜有悲,但在形象塑造上始终离不开无厘头和幽默搞笑的台词,许多经典的台词被影迷所传诵,更有甚者将其在网络上恶搞。这些个性化的语言造就了周星驰与众不同的个性化电影。无厘头式的语言多表现为脱离大众的话语范式,从词语的选择、句式结构甚至到语气语调都具有一定的自我角色意识。周星驰的电影擅长将角色塑造为说话油腔滑调、想法天马行空的形象,在有意无意间通过夸张、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食神》史蒂芬周形容自己做的攋尿牛丸是“弹牙到可以打乒乓波嘅牛丸”。《国产凌凌漆》取子弹时凌凌漆的台词“古时有关云长全神贯注捉象棋刮骨疗毒,今日有我凌凌漆聚精会神睇咸带凿骨攞弹头。”同样是治疗重症,一个是人们心中的英雄一个是几乎被人遗忘的特工,前者正经后者不正经,对比强烈。《鹿鼎记》中有一段韦小宝向众人描述陈近南“身高八尺,腰围又系八尺”,“一掌打出,方圆百里之内,无论人畜、虾蟹、虱乸全部都要化为飞灰”,正好符合韦小宝爱吹牛、耍小聪明的性格。这些语言看似夸张,有时甚至不符合逻辑,但想象力丰富,生动形象,喜剧感强,确实达到(文秘站:)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让人捧腹大笑。除了上面的例子,电影的人物还总能创造出一些看似无理,仔细琢磨又不无道理的话来,让观众一想起这些经典对白便能马上想到人物形象,彰显人物个性。如《大话西游》中至尊宝说:“曾经有一份至真嘅爱情摆喺我面前,我冇珍惜。到冇咗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如果个天可以畀个机会我返转头嘅话,我会同个女仔讲三个字:我爱你。如果系都要喺呢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系……一万年!”这段荡气回肠的爱情宣言怎么能够不令女子为之动容,正好凸显了他情圣的特质。《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小强你唔好死呀!我同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咗咁多年,一直将你当做系亲生骨肉来供书教学,恁唔到今日白头人送黑头人!”这样的台词本应是用在人身上的,殊不知小强是只在大众眼里让人厌恶的蟑螂,电影用拟人的手法来表现既让观众大跌眼镜,又不禁赞叹编剧的过人才智,使得江南才子唐伯虎的个性鲜明、幽默,为影片增色不少。这样的语言不胜枚举,由于篇幅关系不再过多举例。在周星驰之前少有创作者运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让人叫好,迄今也难有人超越这种无厘头的模式,这种个性化的语言背后是香港文化自由、开明,主张人个性解放的表现。从百年前起,香港就是一个自由港,在这里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自然更有优势接收外来的思想和观念。香港社会一直推行着自由开放的政策,在港人的观念中也崇尚民主自由,有个性的新奇事物也容易被人们接受。周星驰电影的独特风格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不但不会成为异类,反而被人们所推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票房奇迹。

周星驰电影的语言又一特点是语言多元化。由于历史地理原因,在香港有着不一样的文化体验,人们既可以感受到时尚现代的建筑,也可以感受到当地质朴的民居,既有现代文明,又有历史痕迹。作为沿海城市,香港将亚洲和欧洲的文化元素结合起来,东西方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展,互相影响上百年之久,从最初的猛烈碰撞到如今的相互融合,在不断吸收融合了各种文化的过程中显示了颇具特色的文化特征。这使得香港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方向,也正是在这片土壤里萌芽了周星驰电影语言的多元化。在香港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中文和英语,香港回归后政府的语文政策是两文三语,即粤语、普通话和英语,因此在电影中中英文都很常见。如对警察的称呼通常男的称为“阿sir”,女的称为“madam”,片中女性次要角色的名字通常是英文名。一些英文日常用语也自如地被运用于电影中,如“sorry”“help”“getout”等。还有较为突出的一点是,文化水平不高或生活在底层的角色喜欢使用中英文混合的港式英语,如“book房(订房)”“唔啱feel(感觉不对)”“好man(很男人)”“总台call啦”“你cheap唔cheap啲呀”等。在《大话西游》中唐僧唱起了改编自英文歌的Onlyyou堪称经典。口语化的对白中还使用了很多香港当地的俗语。如尹天仇被场务骂“冚家铲(全家死光)”,称呼外国人“鬼佬”,还有“茄哩啡(临时演员)”“扑街(去死)”“死蠢(蠢到无药可救)”“孤寒(小气)”“quali(资格)”等,这些俗语都承载了地域文化的历史。再者,电影中的人物 常常不拘泥于影片中生活的年代,台词有时穿越古今、跨越时空,将古代、现代和外国的语言混合在一起。如前文提到的唐僧也现代人了一把,大唱英文歌Onlyyou。《唐伯虎点秋香》中华夫人欲捉拿唐伯虎时,两人一唱一和炫耀各自的毒药,模仿当时电视上一则有名的药品广告,滑稽搞笑。其他作品也不乏这种不受时空限制、调侃人生的人物台词,这些都为电影的幽默效果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他的电影并不只有像《破坏之王》中黑熊用何金银沾满粪便的双手擦脸的疯狂喜剧套路,还尝试加入了一些黑色幽默的元素,如《喜剧之王》中的场务骂尹天仇是一摊屎,这正是片中那位空怀抱负却被人看做废物的临时演员的心情写照。同样是以“屎”为桥段,这让喜剧的语言多元化。

值得一提的是,周星驰电影译成普通话后在内地也广为流传,电影创作者准备的笑料、亮点也被观众接受。普通话版在忠于粤语版的基础上,还借用和创造了不少有趣的词汇和语句,如“秀逗”“我kao”“I服了You”“有没有搞错”等,有的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日常交际用语。这些语词虽然算不上原汁原味,但也不失无厘头和搞笑的本质,存在差异的两种版本的比较研究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第9篇：周星驰台词范文

关键词：无根情怀颠狂狂欢

世界上的电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周星驰的电影，一种是没有周星驰的电影。当无数的星迷开始用这样的标准来划分电影类型的时候，电影明星周星驰对于电影的影响可见一斑。

周星驰风格的形成，离不开香港本土特有的社会文化土壤，在东西方夹缝中挣扎的香港文化促成了香港人特有的无根情怀，而周星驰无厘头的喜剧风格就是根植与这样的文化土壤。

无根情怀的土壤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周星驰几乎成了香港喜剧的代名词，他所特有的喜剧风格使得“无厘头”这样的一个名词真正进入了喜剧的世界，同时也进入了观众的视野，并且成为喜剧中最有代表性同时也最具有香港特色的一支。“无厘头”原是广东佛山等地的俗语，意思是一个人做事、说话都令人难以理解、无中心，其言语和行为没有明确的目的，粗俗随意，乱发牢骚，莫名其妙，但并非没有道理。转嫁到电影中的无厘头，便成了“恶搞”的代名词。

无厘头表现在周星驰的电影中，是一种无根情怀下用以宣泄的娱乐的狂欢。从1990年《一本漫画走天涯》开始，便出现了周星驰无厘头的风格的雏形，而周星驰无厘头的天分也开始崭露，一直发展到2008年初的集无厘头于大成的《长江七号》无不彰显着周星驰将娱乐的狂欢发挥到极致的特殊的喜剧魅力。

娱乐的狂欢根植于“无根情怀”的土壤。香港是一个“无根”的城市，香港回归之前，虽然属于中国，却一直在英国的统治下，这就决定了它的文化是处于东西方统治之下，难以避免的呈现出飘零和迷失的色彩。

香港偏偏是个最没有历史感的城市……对于上一代来说，香港只是一处逃避动乱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自然就谈不上归属感。生于斯长于斯的新一代，具有较强的本土意思，却又与中国更为疏远……旧的历史被有意无意地压抑，新的历史意识又无法正常地滋长。[1]大陆是香港的母亲，近在咫尺却不能关怀照顾，而英国作为香港的父亲，远在天涯却要时时控制，香港一直处于这样的矛盾中，不管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是在每个香港人的心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无可改变的飘飘状态，造就了香一无二漂泊的文化状态。

在这种“无根”的飘零和迷失中，香港终究无法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博大的思想，人们物质世界的无限丰盈，快餐式的消费文化，人们无法接受那种深刻的娱乐方式，暂时的理解、宣泄、精神压力下的一种喷薄的释放变为一种普遍的诉求。对于一个无根的社会来说，娱乐的狂欢近乎一种末世的狂欢，用瞬间爆发的冲击来消散心中的无奈和困惑，成了周星驰的电影带给观众最重要的精神缓释。大卫·波德维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中，用了“尽皆过火，尽是颠狂”的话语，用他来形容周星驰在这种无根情怀下所创造的无厘头电影奇迹是再合适不过了。

香港喜剧的娱乐传统

喜剧电影是香港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类型，有这悠久的历史，同时也最具有香港的本土特色。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凤凰和长城就拍摄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喜剧电影，凤凰主要是拍摄的社会人情喜剧，而长城是讽刺喜剧，他们在保持旧上海喜剧电影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形态更趋丰富稳定，而电懋和邵氏兄弟等电影企业则是推出了更具有本土特色的都市风情喜剧，进一步完善了喜剧类型。

凤凰影业公司的电影承袭了旧上海喜剧答应的窜作，保持了浓郁的中原色彩和轻喜剧传统。[2]大多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在其延续时期，主要代表作品有《一板之隔》、《水火之间》、《乔迁之喜》，主要反映的下层市民生活。长城的讽刺喜剧充满了关切和温馨，是一种比较轻松的讽刺喜剧，比如《三恋》、《香喷喷小姐》和《笑笑笑》等。

电懋和邵氏兄弟主要推出的是表现都市人间百态的风情喜剧。电懋严格的是“通俗而不粗俗，部追求严谨高深但是也要求高雅格调”的中层路线；而邵氏兄弟的影片则是主题正确而不说教，题材通俗而不庸俗：既有英国式喜剧的高度幽默，又有美国式喜剧的尖锐讽刺。这两个电影公司所拍摄的电影不像社会人情喜剧那样充满着对香港社会的写实，也不像讽刺喜剧那样富有社会批判意识，而是以通俗性来营造更强的娱乐性，最大限度地迎合观众的口味。它洋溢着中产阶级的乐观正义，展示的是没有问题的香港，既是有也多是庸人自扰式的爱情、婚姻和家庭问题，香港程度上背离了传统香港电影所宣传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体现了一定的本土意识。邵氏的主要作品有“丈夫三部曲”：《丈夫的情人》、《丈夫的秘密》、《风流丈夫》；电懋则是表现都市青年男女爱情的一系列青春爱情喜剧如《青春女儿》、《香车美人》、《长腿姐姐》、《快乐天使》。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许冠文编导的《鬼马双星》和《半斤八两》等影片进一步掀起了“小市民喜剧”的热潮，小市民喜剧主要是以一种审视和批判的眼光对香港社会和香港市民中的一些现象进行讽刺和自嘲，目的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在1978年，成龙主演的《蛇形刁手》和《醉拳》则掀起了功夫喜剧的高潮，促使更多的公司拍摄反应城市小市民生活或迎合都市平民审美趣味的喜剧片。

八十年代初，新艺城公司开始模仿“007电影”，推出了都市动作喜剧《最佳拍档》系列，解构了007电影中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精英主义，而让警察处处表现出俗世凡人的特征，以此来拉近主人公与香港市民百姓之间的心理距离。

而王晶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所执导的《追女仔》系列和《鹿鼎记》系列等喜剧片将世俗化取向发展到一味媚俗的地步。在王晶的喜剧中，原本存在于许冠文喜剧中的自我审视和社会批判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只有满不在乎的自嘲，用一种游戏和反政府、反权威、反秩序的态度让香港普通市民在现实生活中所受到的压抑得到宣泄，使他们心灵深处的反抗和破坏的冲动得到释放，令他们的自尊心在这样的喜剧电影所编织的白日梦中获得暂时的和虚幻的满足。

到了八十年代末，周星持的无厘头喜剧救将这种世俗化的取向发展到了极致，用独特的言语表达和动作情节给电影观众带来了无厘头的娱乐狂欢。无厘头喜剧是香港喜剧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无厘头的娱乐狂欢

在这种情况下，无厘头宿命般地出现了。周星驰所出演的角色，大多是早已在人们心中有着固定形象或者是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他往往很随意地在古装戏中加入很多现代的元素，例如流行用语或者是时髦动作，使得熟悉中带着陌生，嬉皮中带着犀利。不管是《审死官》中的宋世杰，《大话西游》中的至尊宝，《食神》中的食神，《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唐伯虎，还是《九品芝麻官》中的包青天，无一例外的语言颠狂，动作滑稽，自由率性并且张扬大胆，但是正义、善良而真诚。而情节上也同样是无一例外对经典或者对约定俗成的故事情节进行颠覆，不管是对于动作片的颠覆作品《龙的传人》，还是对于武侠的颠覆作品《鹿鼎记》，同时还有对于《西游记》的颠覆作品《大话西游》都呈现出一种对于传统和对于社会框架的叛逆和疏离。这样，周星驰的电影作品就跳出了时代的局限，使得无厘头更加如鱼得水，发挥的淋漓尽致。

语言的狂欢来的最直接，对于观众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同时也是周星驰无厘头的最大的特点。改编自王家卫的《重庆森林》里经典台词“如果记忆也是一罐罐头的话，我希望它永远都不会过期；如果非要给它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在《大话西游》中的时候，变成了“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而我没有去珍惜，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当至尊宝混杂着眼泪说出这几句话的时候，语言的颠狂状态使得这样一句原本意思简单明了的话成为了经典。而唐僧的那几句罗嗦的唠叨也成了无数人崇拜的对象“你想要啊，悟空？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部说我怎么直到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么？”这样的台词没有引人深思、余音绕梁的艺术品质，却由于其独特的颠狂而成了无厘头部落的流行语。与大陆贫嘴小说的代表王朔所不同的是，王朔的贫嘴语言只能算是娱乐的一种初级状态，还算不上颠狂。在贫嘴的同时隐含着一些对人生的思考，而周星驰喜剧的语言就是终极的狂欢，目的就是找到宣泄的出口，哪怕自娱自乐的方法。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使得中国大陆不可能达到一种集体的娱乐的狂欢，而工业化和消费文化统治的香港却可以。

桥段的反复拼贴使用是周星驰电影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很少有并非同一系列的电影有这么多的重复和拼贴。《算死草》中“黑猫是黑的，白猫是白的，那熊猫是什么颜色的啊？”在《行运一条龙》中就直接搬过了使用。

在2008年初刚刚上映的《长江七号》，与其说是周星驰创新的电影力作，不如说是他这么多年一次精彩的喜剧总结，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周星驰在历经二十多年磨炼后对于单靠言语颠狂取胜的喜剧的一种突破和尝试。影片的各个方面都在向观众展示着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历程，同时也是无厘头的集大成的作品。在整部电影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周星驰过去电影的痕迹。所不同的是，无厘头在这部电影中不再是周星驰一个人的专利，而是转移到了其他人的身上，尤其是一些小孩子是身上。让他们表现和曾经的周星驰一样的语言和动作，从而达到疯癫娱乐的效果。张狂的阔少小学生对于瘦小的学生的欺负和对身材高大但是声音温柔的女孩的嘲讽都带有明显的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周小狄在看到周星驰买来的旧风扇冈刚转了一下就坏掉了以后脱口而出的“你大爷”，周星驰问“你大爷是谁？”周小狄说“是我同学”也是搬用了周星驰的自由率性和语言的颠狂。

在小学校里阔少手里的彩色的棒棒糖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是《功夫》中的棒棒糖，这样的延续和戏仿带有浓烈的周星驰的疯狂娱乐精神。周星驰在《喜剧之王》中在片厂试戏的时候，被要求表演“高兴，生气，伤心，看到美女，家里着火，中了，全家死光，考试一百分”表情的情节在《长江七号》中就变身为长江七号被周小狄的小伙伴们要求表演同样的情节。周小狄的破的球鞋，让人看到的时候不禁联想到《喜剧之王》中周星驰的那双破球鞋。周小狄在梦中穿着球鞋飞上高空的时候，和《功夫》一样，他也踏在了一只大鸟上，不管是镜头还是情节都是对于《功夫》的戏仿。在学校里打架的那一段，；两个体态硕大的孩子比武的时候，男孩以飞快的速度冲过来的情节，基本上是对于《功夫》的重复和搬用。

对于自己的模仿和重现，是周星驰颠狂娱乐精神的最重要的表现，同时也最能打动观众，实现宣泄娱乐的消费。

而周星驰这一次仍然是率性真诚而善良，却是在摒弃了搞笑风格之后的，却融入了更多的温情和稳重。当然周星驰在这部电影中也不是如早期在《雷霆先锋》中中规中矩的配角表演，也不是在无厘头风格形成后夸张的动作表演加上颠狂的语言风格，而是周星驰在这么多年的积累和沉淀之后，对于无厘头的另一种诠释，他不再是一个人承担整部电影的无厘头风格的表现，而是将这样的风格融入在故事情节中，用更多的人和更多的细节来体现。

狂欢的心理诉求

香港是一个商业化的国际大都市，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而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比香港更商业化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个事实却很少引人注目。[3]正是这样的商业化使得最能代表香港文化的电影不可避免的蒙上了商业化的色彩，也才会有了商业化的娱乐狂欢。

事实上，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狂欢，生活的压力和社会来自各个方面各种约定的束缚。使得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渴望一种狂欢，可是释放，可以宣泄，使得自己紧张的精神压力得到缓解。由于喜剧的精神是建立在超越之上的，它是以蔑视和嘲弄各种禁律为擅长，它的任务和天然的走向就是去处理我们社会和个人内心的许多恐惧。[4]无厘头意识作为香港人集体潜意识的积淀物，充分体现出通俗性、颠覆性、市俗性、多元性、反智性等特点。同时,新生代消费的需要和影片自身求新求变的结果使无厘头影片在人们不期然中诞生了“它表达了香港人的社会生活模式”心态和行为取向，展示了他们的迷茫和仿徨，并通过周星驰的电影宣泄了这种困惑。[5]

香港的观众喜欢周星驰，在电影这个特殊的文化载体中，观众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的痕迹，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甚至无法去实施的恶作剧，都可以通过周星驰在电影中去实现。英国的罗吉·福勒主编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中关于喜剧曾经有这样的描述“喜剧唤起人类恶作剧的本能，并使这种本能得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周星驰的电影中这种对于恶作剧的实施完成，更是满足了观众的这样的本能，他的无厘头的语言，对于坏人的贬损，随心所欲的拳打脚踢，无一不满足了观众的本能的需要，打动了观众的内心。

大陆的观众更喜欢周星驰。大陆历史文化悠久的土壤孕育不了无厘头的电影，人们被社会生活中更为严密的框架所包裹和束缚，现实生活中的冲破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陆最出名的喜剧导演冯小刚的喜剧用一种王朔式的幽默创造了诙谐幽默的平民喜剧，然而纵观冯式的喜剧，我们不难发现，早期的《甲方乙方》、《没完没了》、《不见不散》尚且可以看到一些纯粹娱乐的元素，观众提到的冯小刚的贺岁片的时候，我们也还可以想起“既然张佃户来了，咱家的骡子呀，马呀，就都歇了吧”，提到《大腕》的时候也会想起来，最后结尾时候经典的一段台词。然后之后的《天下无贼》已经逐渐走向了“冷幽默”，带着些许人世的沧桑和对社会现象的暗隐的讽刺，比起周星驰的娱乐的狂欢，似乎欠缺了些什么。大陆的社会环境总是让人们在瞬间的娱乐之后转回原本沉重的社会轨道，于是没有办法出现香港式的集体的娱乐狂欢，于是人们会更偏向于周星驰式的幽默和颠狂。

根植于香港无根情怀土壤中的无厘头电影，对于喜剧电影发展来说，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和意义。那些颠狂的言语、滑稽的动作所带给我们的娱乐的狂欢定会带着时间的印痕越发地彰显无厘头的艺术的魅力。在摒弃了精英化地思考和美学追求，在放弃了文以载道地重任之后，没有对彼岸世界地憧憬，也没有终极关怀，只在乎此时此刻欢愉的无厘头电影定会在多元化风格的喜剧之路上越走越远。

[1]张英进：《香港电影中地“超地区想象“：文化、身份、工业问题》，《当代电影》2004年第4期

[2]赵卫防：《香港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3]李欧梵：《寻回香港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