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力量精选(九篇)

第1篇：女人的力量范文

关键词：女性人力资本 低存量 影响 贫困县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

英国学者Zafiris·Tzannatos(1999)指出，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要大得多。Claudia·Olivetti(2006)发现女性工作经历的边际回报在近十年内增加了25%，比男性多出19%。在国内，众多学者的研究也同样证实了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然而，我国女性人力资本仍然没有得到重视，整体水平低，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则更低。据有关调查，我国“农村女性小学及以下文化占52%，初中文化占36%，高中文化占10%，大专以上文化占2%；女性文盲半文盲占文盲总数的61.2%；在辍学、失学儿童中，女童占60%以上”（于宏、索志林2010）。贫困县农村女性文盲半文盲所占比重比这还高，贫困县农村女性是我国女性人力资本存量最低的群体。贫困县农村女性人力资本的低存量，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一、女性人力资本低存量对家庭建设的影响

1.不利于生育观发展。生育观念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发展的，随着人们的素质提高以及人生观价值观而改变，其中女性的素质以及社会观、价值观对生育观的影响至关重要。据研究人力资本的众多学者大量研究证实，女性的素质文化、观念等人力资本的存量高低与生育数量呈反向关系，与生育质量呈正向关系。即女性人力资本存量越低，越愿意多生孩子，孩子质量相对降低；女性人力资本存量越高，越不愿意多生孩子，注重优生优育，不注重数量，而是重视质量。我国贫困县女性人力资本存量比较低，属于我国女性人力资本存量最低的女性群体。尽管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多年，但是在贫困县仍然有相对较多的女性在多生孩子，偷生孩子，我们所谓的“黑人”相对其他地方要多。这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低——多生孩子——孩子人力资本形成难——孩子（女孩子）人力资本存量低。对后代人力资本存量提升以及后辈生育观的发展都有不良影响。

2.不利于孩子形成较高的人力资本。在我国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受“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抚养孩子更多都是母亲负责。母亲的文化素养、人生观、价值观、为人处事之道，乃至她的一言一行，都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母亲在成人成才的开发、教育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根深蒂固。贫困县农村女性文化素质、技能低，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低是不争的事实，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养活孩子，而对于孩子的引导、快乐成长关心不足；对孩子的身体健康较为关注，而对心理健康关注相对不足；父辈与孩子的沟通不足，相对城市而言，代沟比较大；不了解孩子的愿望和需要，不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在孩子心智培养和人格铸造等方面比较欠缺。在国家义务教育等各种政策支持下，对孩子教育投资比较重视，但是，贫困县农村母亲基本上只是让孩子跟着老师走，无法在学习习惯、学习方法上给予帮助，有的甚至在农忙时节，还存在耽误孩子学习的情况，对孩子适应今后社会能力的培养和发展不可能有预见性，也不可能做出合理安排，通常根据传统习惯“养大”，即完成了父母的责任。农村孩子成才通常靠自己的努力，父母能够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尤其是女性人力资本存量比较低的情况下，对于孩子的成长成才是十分不利的。德国著名教育学家福禄贝尔认为：“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握在掌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握在母亲手中。”人力资本低存量的农村女性抚养孩子的现实，不禁让人担心孩子的成长，更担心国家未来的发展。

3.持家能力相对较差。基于女主内的思想指导，我国的家庭基本上是由女性（女主人）持家，因此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直接影响持家能力。持家是一种家庭管理能力，而管理家庭的能力与她所具备的素质、社会知识、理财能力、人际沟通能力以及道德水平等等密切相关。一个会持家的女性可以在有限的条件下把一个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和和睦睦，生机勃勃。但是，贫困县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低，她们的家庭管理各方面的能力相对不足，加之家庭物质资源匮乏，会造成人际关系紧张，与老人关系不和谐，在赡养老人方面能够做到物质上的满足就很不错了，有的甚至物质赡养也做不到，更难以做到精神方面的赡养。

二、对贫困县农村社会文明进步的影响

1.参政能力弱。在男权文化的制约下，农村妇女长期与政治绝缘。“男主外，女主内”传统习俗长期约束女，造成她们对公共事务不关心；传统思想认为“头发长，见识短”，女人能力有限，干不好村里的大事；不少地区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嫁走不取，娶来不分”的土地政策，实际上是在男人之间进行土地分割，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女性的地位和话语权；女性文化素质、能力素质以及法律素质低，等等这一切，使女性也难以参政。即便在有些地方，妇女能够参政议政，但是妇女正职少，副职多，多为配角，没有实权，管妇女工作居多。即便在贫困县某些乡村，少数女性能够成为一把手，也会由于素质不够高，决策能力不够强，政治影响有限。在农村留守劳动力女性化的背景下，女性的参政议政能力弱不仅影响女性的地位和发展，更关键的是，影响政治民主化进程，影响社会文明进程，因为女性发展水平和地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2.因循守旧，接受新文化能力不强。传统“妇道”文化使她们养成活动范围小，常常固守在家庭范围之中，遵守妇道，与外人尤其是男人接触少，形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难以冲破习俗、接受新的文化和思想，难以成为新文化、新文明的接受和传播主体，使农村文化文明建设缓慢。

3.学习能力不强。目前，贫困县农村许多女性劳动者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很多人不识字，不认识自己的名字，更不会写，也不认识数字，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的学习能力可想而知。现在许多地方都能够接收电视信号，但是，有许多人根本就看不懂，更不要说通过看电视学习知识文化。在我国很多文化、社会文明传播的方式是通过学习文件，她们看不懂，就是在有人讲解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理解。学习能力不强，将阻碍贫困县农村社会文明的进程。

4.弱化女性健康。贫困县农村留守劳动者女性化的结果是女性将承担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承担养育孩子、赡养老人，以及因为男性劳动力不在家而不得不从事的一些重体力活，长期使女性在一种超负荷的生理和体力状态下工作，使她们处于亚健康状况而得不到改善，这不仅对贫困县农村女性不利，更不利于农业发展、农村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

三、对贫困县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政策的改进以及城市生活的便捷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增强，城市工作生活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由于素质、能力方面的弱势，使女性更多的成为农村留守劳动者，女性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全国妇联2002年开展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村家庭中，从事纯农业劳动(种植和养殖)的农村妇女比例为82.1%，比男性高17.4个百分点。全国妇联2006年3-6月在河北、吉林、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四川、云南和甘肃10省万名农村妇女中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在农业生产中，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比例达74.7%；在生产生活中，妇女是重要的决策者，也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农村女性大部分自身素质、文化水平不高，人力资本存量低于农村男性。在农村整体人力资本存量就不高的情况下，稍微好些的男性人力资本流出，由女性承担我国的农业生产，他们的水平和当前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实际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势必要导致农业发展的停滞，进而危及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

首先，贫困县农村女性农业种植养殖科学技术水平不高，难以科学发展农业。通常按照她们习惯的传统方式进行生产，这不仅导致生产率低下，难以脱贫致富，更重要的是不科学的种植和养殖方式，可能破坏土质，破坏生态环境，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其次，贫困县农村女性学习能力不强，对于新技术、新知识接受难，接受缓慢，难以把新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学习掌握好，并且运用到生产中，使农业生产难以快速发展。

第三，女性并不是体力劳动的强者。农业生产中的很多劳动属于重体力活，而女性在体力方面通常不如男子，在男性劳动力不在家的情况下，她们只能够选择那些她们体力可以承受的劳动，规避难以承受的重体力活。但是，那些劳动可能是农业发展所必须的，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第四，贫困县农村女性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决策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受长期男人主宰世界、女人服从安排、服从丈夫的影响，就女性整体特征而言，不善于宏观思维，更注重于细节的处理和执行，不擅长于做决策，尤其不擅长于做具有战略性的长远决策。对于贫困县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很低的情况，让她们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决策者，这将影响农业的长远发展。

结语：本文分析贫困县农村女性人力资本低存量对贫困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不利影响，并无指责农村女性的意思，而是想要指出女性人力资本低存量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是要强调女性人力资本低存量的严峻现实。希望引起有关部门和决策者的重视，关注贫困县农村女性，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尽快提高她们的素质，提升她们的人力资本，使她们成为能够引领贫困县农村社会经济科学快速发展的新型女性。

参考文献：

[1]刘海军.中国农村因贫困成因研究综述[J].中国集体经济,2009,25

[2]杨静如.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探析[J].邢台学院学报,2009,4

[3]陆洋.中国农村女性经济参与的问题研究[J].科技致富向导,2011,6[4]孙运宏.农村女性贫困问题研究综述[J].Theoretic Observation,2011,3

[5]王爱君.女性贫困、代际传递与和谐增长[J].财经科学,2009,6

第2篇：女人的力量范文

关键词：女性劳动力就业人力资本投资

众所周知，入世对我国的生产力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劳动力的一半是女性，不可否认，当今女性在就业中面临的危机也正是其自身素质，尤其是受水平低的体现。能否扭转当今中国妇女就业的被动局面，关键就在于能否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

一、当前中国妇女就业的现状

1、女性就业率低，部分女性再就业困难

从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可以得到这样数据：男性就业人口占其活动人口比例比女性就业人口占其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18个百分点，说明女性就业率偏低，这使过多的女性需要再就业。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就业压力，而且从2001年起，国家实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与失业保险并轨，这就意味着，今后的各种富余人员以及劳动合同终止人员直接成为失业人员，再加上女性在就业中有时会受到年龄和性别的歧视，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女性再就业困难的现状。

2、女性低龄就业率高与低龄离职率过高并存

下面我们可以从通过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关于分年龄段经济活动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例来说明这一现象。

从表1中可发现，在各年龄段就业人口占其经济活动人口比例中，15—19岁组女性就业率高于男性，显然这是因为该年龄段女性就学率不高的反映，从而又反映出女性低龄就业问题。而从20岁以后女性就业率就显著低于男性，其中在40—49岁之间女性就业率只有80.8%。许多女性在刚步入中年的时候就离开工作岗位，其中许多属于不到法定退休年龄、也并非本人自愿，而是在企业“优化组合”中以“内退”形式劝退的。在全国妇联的调查中，下岗女工年龄最大的只有44岁。

3、女性就业质量不高，产业分布不均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我们可以做出下图：

由图中可以看出女性就业质量不高。在女性就业人口中,有90%左右分布在粗放经营和低技术构成的农、林、牧、副、渔业和低报酬、工时长、强度大、社会评价低的餐饮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高技术构成和集约化经营的领域只占5%左右,其中从事高科技的尖端人才中,女性比例更低;在管理岗位上,女性所占比例只有10%,占女性就业人口的0.5%以下。导致女性的这种就业状况的原因,除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的影响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偏低。

二、女性劳动力素质存在的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我国加入WTO后的经济，要求高素质的女性劳动力。而女性尽管建国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却远远不能适应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女性文盲比例过高

虽然从建国初期至今的全国性扫盲活动和普及基础教育使上亿的女性摘掉文盲的帽子，女性总体教育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女性中文盲的比例仍然偏高。

从图中我们清楚看出：2001年我国15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文盲比例占到14%，而同期男性却为5%。在所有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中，女性文盲占到73%，近3/4的比例。这些充分说明对我国女性的教育任重而道远。

2、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

对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我们可以通过从200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6岁及以上人口男女性受教育年限来说明。

由上表可见：女性受教育的年限普遍低于男性，53.8%的女性只接受到小学及以下教育，比男性高出近12个百分点。如此文化程度对女性就业率与就业质量有很大关系。文化素质低是女性劳动力就业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尤其对于要求掌握入世后的新技术、新来说，真是强其所难、力不从心。当然影响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对女性教育的期望偏低，为女性受教育而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过少。

3、女童失学现象严重

就家庭而言，女性无论在人力资本投资对象的选择还是投资力度上都处于劣势。女童入学率比男童低，而辍学率比男童高。

如果女性的低文化素质得不到及时改变，那么女性就无法适应新时期中国的变革，女性就业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女性素质将成为影响女性竞争能力大小，以及成败的关键因素。无论从现实还是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提高女性的素质迫在眉睫。

三、女性劳动力素质低的原因分析

造成女性劳动力素质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具体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

微观上造成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女儿是要嫁出去的，给女儿投资不会有什么收益，并且女性历来是与家务劳动联系在一起的，让女性接受教育则家务劳动无人干，致使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高于男性。另外，在传统上，家庭对儿子比对女儿寄予更高的期望，所以家庭更乐意在儿子受教育上投资。

2、父母目光短浅，缺乏长远目标

另人忧虑的是，今年来，旧的文盲尚未消除，青少年文盲又有不断增大之势。一些乡镇和家庭由于经营上的短视，只顾追求眼前的利益，忽视子女的教育，导致大批学龄儿童辍学，去经商打工，其中又以女性居多。

3、经济因素

在一些地区，尤其是西部贫穷地区，女性受教育程度很低，这与当地经济问题有关，有些贫困地区女性的教育发展多依靠外力和项目支持，一旦项目结束、资金用完，一切就回到了原起点，难以维系。

四、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与就业相关性

从劳动者个体的角度来讲，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含量越高，其劳动生产率越高，边际产品价值越大；反之，其劳动生产率越低，边际产品价值也就越小。相应地，在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者容易得到较好的工作和待遇，这是其内在人力资本价值的表现。如果用人力资本来解释男女劳动力就业差异及其职业性别歧视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1、人力资本投资造成人力资本存量的性别差异。由于和性别歧视行为的存在，女性受的机会少于男性。与男孩子相比，女孩子只能接受较少的教育和受到较差的健康护理是一种常见现象，特别是在传统的重男轻女的社会中，它直接了女性的劳动能力和竞争力。不仅如此，由于雇主更多地愿意对男性劳动力进行在职技能培训和专业培训，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性别差异。

2、生理差异造成女性人力资本价值的贬值。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由于生理上的差异，妇女因生育、照料子女等原因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等她们重返劳动力市场后，原有的人力资本会因“生锈”而减少甚至失去作用，造成男女劳动力生产率的差异及其职业选择、收入分配的差距，这也往往成为女性不容易就业的一个主要原因。

3、工作经验和职业变换是人力资本增加的主要途径之一，由于女性选择工作的范围窄，人力资本增加的途径受到限制，决定了她们大多数集中在技能含量较低或先前从事过的职业中，改变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可能性明显少于男性。

因此，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性别差异，使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少于男性，造成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这正是大多数女性不易就业或者只能在一些传统的、层次和收入低的岗位就业的主要原因。

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提高其人力资本，增大其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而且还可以延续劳动力就业，控制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女性受教育水平与其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有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在校时间越长，其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也越晚。婚龄和育龄时间的推迟对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来说意义重大，它将延长人口再生产的周期，进而抑制劳动力供给的速度和数量，减缓就业压力。除此之外，女性受教育水平高低对下一代的成长更为重要。一般来说，母亲的文化程度越高，其子女受教育水平也就越高。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母亲可以为未来劳动力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而这同时又可以进一步减缓劳动力供给的速度。同样子女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晚婚晚育年龄也就越晚，这也将进一步降低人口再生产的速度，使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速度得到控制，从而进入一种良好运行的状态。

五、从人力资本方面出发提高我国女性劳动力就业质量与数量的对策

基于我国女性的不平衡性，女性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应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对策。

1提高女性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首先要根据女性在文盲半文盲人口中的比重，提高女性在各类学校中比重。消除在文化教育上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从上保障女性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其次，进一步提高女童入学率、升学率，并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照顾，同时加强监督和指导，减少甚至杜绝女童辍学。最后，争取80%——90%的女性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达到小学毕业，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要达到半数以上。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还需要教育部门以及有关方面的通力合作。

2、加强女性劳动力职业培训，建立终生教育体系

入世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的改造要求不断提高女性劳动力的素质；行业的转移，职业流动的加快要求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进行及时的培训；农业方面未来几年释放出来的数千万劳动力必须经过培训才能成为合格的工人。这一切都呼唤完善的职业培训体系和终生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终生教育是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和手段。把教育、尤其是终生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新世纪中接受挑战的重要战略。现在“终身职业”正在消亡,多次择业成为趋势,希望在青年一劳永逸地积累足够一生享有的知识或技能的传统观念已经行不通。因此,终生教育成为发掘人的潜能和增强就业竞争能力的“供养站”。中国女性要想在新的就业机遇面前走出低谷,接受再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迫在眉睫。首先,女性只有提高自身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才能胜任未来的职业岗位。其次,职业女性只有接受再教育,更新自己的知识、技能,培养创新能力,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才能提高自身的就业层次和社会地位。在生产服务行业的职业女性,只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进行文化知识更新,使自己从无特长变为有“一技之长”、从“一技之长”变为“多技之长”、从“单一型人才”变为“复合型人才”,才能胜任自身的职业岗位,并不断提高就业层次。在科教文卫、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职业女性,必须争取参加进修和深造,如各种自学、函授、在职培训及脱产,以提高文化素质,增强岗位竞争能力,提高就业质量,争取在女性从业最薄弱的管理及负责人岗位上所突破。对下岗女职工来说,可通过参加各种培训,学习、掌握新技术,培养自我创业能力。据有关部门统计,经过培训的失业、下岗人员,其就业率达60%-90%。北京市对8个行业系统的50多个下岗职工进行调查表明,下岗者未经培训,其就业成功率只有5%-15%。可见,如果下岗者急于就业,忽视参加培训和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就很难竞争新的职业岗位

3、发展高层次女性劳动力教育

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第三产业人才，我国现有的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中的比重还太小，占GDP的比重还不到36%，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已达70%——80%，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平均也达到45%。

首先，有关部门应鼓励和发展适应女性身心发展特点需要的专业与课程，制定相应的政策，保障受到教育的女性专业人员享有与男性平等就业的权利。

其次，各中等和高等学校，凡适应女性的学科，应尽量招收女性，尽力改变文化层次越高，女性越少的现象，为女性劳动力进入先进领域就业做好基础工作。

4、家务劳动社会化

家务劳动占去女性劳动力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是影响女性人力资本得到进一步投资的一大障碍，也是影响女性在就业市场就业质与量的一个重要原因。各国的实践证明，解决这一的有效途径是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前，各级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化的家庭服务，使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企业创造价值，以提高其在就业上的竞争力。我国女性由于家务缠身，子女多，无暇从事市场经济活动。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家务劳动社会化无疑可以扫除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障碍。社区建设包括托儿所、幼儿园、食堂、餐馆等的设立和洗染、缝纫、修理、保姆等服务的提供，会降低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消除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后顾之忧，为妇女广泛、更多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创造条件。

总之，加强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社会发展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女性自身的争取和努力，而且更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有计划、分层次地提高女性素质的同时，为广大女性接受文化教育、进而正常就业建立起合理配套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机制，是提高中国女性劳动力素质的根本保障，也是我国在新时期下，使女性劳动力更好地迎接挑战的有利措施。

书目：

1、孟鑫《当前我国女性就业弱势的原因与对策》《前沿》2002年第6期

2、《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3、《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

4、吕学静《中国入世条件下女性人力资本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人口与》2002年第1期

p;《理论前沿》2002年第6期

2、《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3篇：女人的力量范文

关键词：以暴制暴 犯罪 量刑

家庭暴力是古今中外家庭常见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丑恶现象。女性生活在充斥暴力的家庭里，身为弱势群体的她们在忍无可忍时，积压已久的屈辱与愤怒一旦爆发，很容易演化为犯罪———以暴制暴。

一、女性“以暴制暴”犯罪的特点

女性“以暴制暴”的犯罪行为表现为用一种暴力行为来抵制另一种暴力行为，其与其他犯罪行为相比，表现为以下的特点。

（一）女性“以暴制暴”犯罪的主要原因是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此类犯罪的女性往往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思想观念陈旧，深受“嫁鸡随鸡”、“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观念的束缚，对长期遭受的家庭暴力一直在默默忍受，身体和心理受到严重摧残，精神频临崩溃。当再次遭受到家庭暴力的严重伤害时情绪突发，在高度刺激下产生严重危机感后实施了“以暴制暴”的行为。

（二）女性的“以暴制暴”带有防卫性质。长期以来，她们面对家庭暴力，无力反抗，逆来顺受，极度恐惧。当家庭暴力严重到超过她们忍耐限度时，她们才被迫反抗。她们的反抗是在自救，具有自我防卫的性质，但由于她们选择的方式触犯了刑法，往往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女性“以暴制暴”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小。这些女性的犯罪，虽然后果很严重，但并没有民愤，社会危害性小。周围的群众，甚至是受害人亲属，会替她们求情，请求法院从宽处理。

（四）“以暴制暴”的女性人身危险性小。这些女性的人身危险性小，也就是她们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极小。据有关研究表明，由长期的严重家庭暴力引发的伤害或杀人犯罪，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其犯罪的指向是唯一的。“以暴制暴”女性的人身危险性只针对原施暴人，并且犯罪后多数会去自首。

二、量刑的基本理论

对女性“以暴制暴”犯罪量刑时应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同时2010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用于指导人民法院对女性“以暴制暴”犯罪的量刑。

（一）对女性“以暴制暴”犯罪的量刑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判处的刑罚。

（二）对女性“以暴制暴”犯罪的量刑既要考虑被告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又要考虑被告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大小，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三）对女性“以暴制暴”犯罪的量刑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确保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对女性“以暴制暴”犯罪的量刑要客观、全面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确保刑法任务的实现；对于同一地区同一时期，案情相近或相似的案件，所判处的刑罚应当基本均衡。

三、对女性“以暴制暴”犯罪的量刑建议

遭受家暴的女性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引发的杀人案、伤害案在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占一定比例。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案件情节很相似，但因承办案件的法官对家庭暴力行为认识不同，定罪量刑各异：从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不等的有期徒刑，量刑幅度相当大。因此，针对此类案件的特殊性，需要我们形成统一公正的量刑标准，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一）对“以暴制暴”的女性要从宽处罚。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为了自保或保护子女而实施犯罪，她的犯罪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被害人的刺激或引诱造成的，犯罪后多数会去自首。此类案件一方面犯罪人主观恶性小，并且产生的后果对社会的危害性也不大，因此对于犯罪人从轻、减轻处罚，使这些长期受暴的女性得到公正的审判。

（二）对“以暴制暴”的女性尽量适用缓刑。如果对“以暴制暴”的女性最终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就符合了《刑法》第七十二条关于缓刑对象条件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尽量适用缓刑。一方面，“以暴制暴”的女性人身危险性比较小，符合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适用缓刑足以实现刑罚的目的。另一方面，“以暴制暴”的女性绝大部分都有孩子，在照顾孩子方面母亲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三）对“以暴制暴”的女性尽量适用减刑、假释。“以暴制暴”的女性人身危险性很小，对她们监禁改造不但浪费监狱的资源，而且还容易形成监禁人格。因此，对于符合减刑、假释形式条件的服刑女性，应该尽量适用减刑、假释，争取让她们早日回到孩子的身边。

参考文献：

[1]张娜.家庭暴力下受暴女性犯罪量刑问题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8（11）

[2]王雪萍.妇女以暴制暴犯罪问题探究[J].求索，2004（12）

[3]陈敏. 呐喊：中国女性反家庭暴力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

[4]张亚军，胡利敏.家庭暴力下受暴女性犯罪的量刑与执行途径[J].河北学刊，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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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女人的力量范文

关键词：“”；“穆桂英”；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240-02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继续积极领导妇女运动，媒体、报刊也相继报道了新中国的新女性形象，女“三八”红旗手、女先进生产者等新女性形象开始出现。这些新女性形象的主要特点是适应了政府的需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对于几千年来深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思想意识压迫的中国女性而言，能够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获得和男性一样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是她们多年来的梦想。而新中国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措施保障了女性的权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激发了女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女性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们热情饱满的参与到塑造新中国新女性形象的伟大浪潮中来。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二次会议以后，“”运动由酝酿阶段进入到全面开展阶段。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1958年为生产1 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由此，全国人民进入了“超英赶美”的“”时代。由于工业上的“”，造成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为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大量男劳动力不得不向工业流动，从而造成农业等其他行业劳动力的不足。为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发动人数众多，又长期闲散在家的广大女性是非常重要的。据统计，“1958年的女职工总数由1957年的3 000 000多人增加到7 500 000多人。”[1]在农村，为支援农业建设，也有90%的女性参加了农业生产。这一时期，从事民办工业的人员主要是女性，“据1958年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在730 000多民办工业中，85%以上是妇女。”[2]在“”运动中，参加生产建设的女性人数之多史无前例，而在此过程中，也涌现出大量“穆桂英”式的女性形象。

一、“巧姑娘”、“丰产姑娘”等女性形象的产生

在“”运动时期，为调动广大女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国妇联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通过奖励“三八”红旗手、评选女先进生产者等各种形式来激发女性的热情。据统计，1958年和1959年的女先进生产者人数和1957年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如“1957年女先进生产者有10万人。”[2]而 “1958年全国女先进生产者有28万人，1959年全国女先进生产者有54万人。”[3]1958年和1959年女先进生产者人数的增多，显示出了“”运动对女性参与生产建设的推动力量，客观上也反映出女性群体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人力资源力量。

农业方面，也产生了诸多的女劳动模范形象。如当时担任陕西省渭南县八里店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张秋香就是诸多女劳动模范代表之一，她1957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张秋香主要研究棉花问题，她刻苦钻研，并亲自试验，不断总结植棉经验，为我国的棉花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农业战线上突出成就，也使她的政治身份发生变化，她是新中国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为推广张秋香的植棉经验，开展了树立张秋香为榜样的“十万个张秋香”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1958年5月底，陕西省就出现了秋香社48个，秋香队328个，以妇女为主的秋香组13 441个。”[4]在陕西省开展的“十万个张秋香”运动中，上至六十几岁的老大娘，下到十几岁的小姑娘，都纷纷参与了这项运动，她们把张秋香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甚至有的姑娘表决心说，“学秋香，赶秋香，赶不上秋香不嫁郎。”[4]婚姻是女性人生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而这些年轻姑娘竟然把学习秋香运动和自己的婚姻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当时这场运动对女性的巨大影响。

“”运动开始后，为调动广大女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国很多地区开展了以“巧姑娘”、“丰产姑娘”为主题的竞赛活动，各地也相继涌现出数以万计的“巧姑娘”、“丰产姑娘”。如“湖北涌现出丰产姑娘三百余万人。山西涌现出巧姑娘七十余万人。江苏涌现出巧姑娘二十余万人。”[2]这些“巧姑娘”、“丰产姑娘”女性形象的大量产生，反映出“”运动对妇女运动的推动力量。广大女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们政治上翻了身，获得和男性平等的选举、参政权利；运动，又使女性在经济上有了保障；而新中国《婚姻法》的制定，又保障了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对于深受“男尊女卑”传统文化观念压迫的中国女性而言，她们深知女性地位的改变都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运动也恰好需要这样一支建设社会主义的人力资源力量，所以广大女性积极投入到“”运动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穆桂英”女性形象的大量产生

“”运动时期，在大炼钢铁口号的影响下，从事重工业部门的人员严重不足，不得不吸收大量男劳动力，于是，原来由男性工作的岗位需要女性代替，全国各地很多行业出现“以女替男”现象。“以女替男”既是“”运动时期客观环境的需要，同时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员计划调配的产物，当然也和中共对妇女解放的认识相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道路，他认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5]应该说，恩格斯对妇女解放认识的观点对中共的影响很大，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就认为只有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才能实现妇女解放。而“”运动时期，由于工业、农业等各行各业都急需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发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建设，既符合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妇女解放的认识，又符合当时客观环境的需要。

在“”运动时期，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甚至夫妻之间为提高粮食产量也都展开了比赛，浙江省嘉兴县荷花乡民主社支部书记陆尽忠就和他的爱人女社长许才宝进行了比赛，他们比赛的方式是看谁种的试验田产量高，后来经过验收，比赛结果如下：“妻子才宝一亩一分一厘田收毛谷1623.5斤，计亩产1243.3斤；丈夫尽忠一亩三分收毛谷1581斤，计亩产1094斤。”[6]妻子的亩产量竟然超过了丈夫的亩产量，女性竟然胜过了男性。人们对许才宝这位女性佩服至极，并把她比喻为“穆桂英”，“穆桂英、真英雄，征南战北显威风，如今妇女更能干，敢作敢为敢创作。”[6]

“”运动时期，诸如“巧姑娘”、“丰产姑娘”、“穆桂英”等形容女性的词汇逐渐丰富起来，并成为歌颂女性勤劳能干的专有名词。在媒体报刊中，也把很多女劳动模范、女先进生产者比喻为“穆桂英”，如“妇女们，齐出征，生产战线立奇功，坚决不打退堂鼓，赛过大破天门穆桂英。”[7]还有的报刊这样赞美女性，“干劲比武松，毅力比愚公，智力赛诸葛，速度撵卫星，勇气赛过穆桂英。”[8]从当时这些媒体报刊报道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穆桂英”形象已经成为“”运动时期尊崇的女性形象，这和当时生产建设发展需要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三、余论

“穆桂英”女性形象在“”运动时期的大量产生，有很多复杂多样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积极提倡男女平等思想，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领域制定了保障男女平等的相关措施，保障了妇女的权益，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激发了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当然，“穆桂英”女性形象的大量产生又和“”时期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这一时期，由于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加之很多男劳动力向重工业的转移，使很多女性不得不代替男性从事重体力劳动，“以女替男”现象的出现，客观上为“穆桂英”女性形象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大量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当时工业、农业发展的需要，补充了劳动力的不足，而“穆桂英”女性形象实质上也体现出女性并不比男性差，甚至女性比男性强的心理暗示。但是，也正由于在这种心理暗示的影响下，妇女们不顾自身生理特点，在“妇女什么也能干，什么也干得好”的精神支撑下赶超男性，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的女性出现妇科疾病增多的现象，女性劳动保护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61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女工的劳动保护工作的报告》，《报告》强调要建立健全女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保护制度，这为女性的劳动保护提供了保障。而从“”运动时期“穆桂英”女性形象大量生成的历史现象看，妇女问题确实是个特殊复杂的问题，要使妇女运动能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需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蔡畅.女职工同志们要更多地成为先进生产者[J].中国妇女，1959，（21）.

[2]本刊社论.妇女什么也能干，什么也干得好[J].中国妇女，1960，（1）.

[3]杨之华.积极参加“比、赶、学、帮”社会主义竞赛运动[J].中国妇女，1960，（3）.

[4]陕西省妇联.“学秋香、赶秋香”活动[J].中国妇女，1958，（10）.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9-160.

[6]唐瑞云.郑瑞琪.家庭里怎样插红旗[J].中国妇女，1958，（12）.

第5篇：女人的力量范文

关键词:女教师;职后投资;人力资本

教育部统计数字显示，高等教育中女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重在2000年为39%，至2014年为48%，达755423人。女教师人数和比例的增长显示着女教师在教师队伍中的地位，及对教育事业的重要影响。然而，女教师的职业发展却无法与这一比例相匹配。总体来说，大多数女教师停留在较低的工作层次。以职称为例，2014年，正高职称女教师在同级专任教师中占比29．5%，副高占44．5%，中级占53%，初级占56．8%。［1］职称比重呈金字塔形分布，职称越高，女教师的比重越小。这种现象在研究生导师资格、学术科研等方面同样存在。教师在教学科研中的差异，排除个体积极能动性因素，可以归因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教师人力资本存量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资，根据投资行为发生在入职前后，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职前投资和职后投资。职前人力资本投资是未进入高校前所进行的投资，主要形式为教育投资，用学历作为标志信号。个体在成为教师后需要在已有资本的基础上持续地投入学习，围绕教书育人工作，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强化自身的学术科研能力和专业创新技能。相对于职前投资，职后人力资本投资在内容上更具有专业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其决定着教师个体综合素质以及能否得到学生的承认和尊重。高校在招聘阶段，多依据教学科研要求、客观公平的择优录取。可以说，入职的女教师与男教师职前人力资本存量相当，甚至要比男教师更优秀。为什么随着工作时间的推移，女教师的职业发展会落后于男教师?从职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探索女教师发展受限的问题，无疑是一种新的思路。

一、高校女教师职后人力资本投资特点

高校女教师人力资本投资既具有一般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又具有不同的特殊性质。这是因为女教师首先是女性，具有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同时处于学校这个特殊的组织中，身为教师，特殊的职业性和工作习惯要求都促成了女教师在职后人力资本投资上具有不同于一般职业女性和男教师的特征。1．投资方式的不均衡性人力资本投资有教育、培训、流动和健康保健四种方式。高校女教师职前教育和同期的男教师没有太大区别，而工作后的再教育和培训机会则略低于男教师。2014年在专任教师中因进修而不任课的女教师占到46%。对于已婚女教师来说，会因家庭原因丧失培训机会，也因此降低流动的可能性，不利于人力资本价值的升值。在健康保健投资上，女教师相对于其他行业女性来说，和男教师相比差距不大。2．投资客体的主观能动性无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是国家财政、学校还是家庭，最重要的投资决策还是女教师本身。由于女教师必须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因此，这种投资行为具有主观能动性。同时，女教师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受到个体偏好、先天素质，以及外部社会、家庭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女教师人力资本投资这一本质上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过程带上了非经济色彩［2］，呈现出与男教师不同的特点。3．投资收益的继承性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所追求的不仅是未来的货币收益，还包括未来的精神收益。高校女教师除了扮演家庭里母亲的角色;在学校里还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职责。在与学生、尤其是女学生交往的过程中，女教师的仪容仪表、谈吐举止、内在气质及伦理道德水准等不仅传递着作为女性的自尊、自重、自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学生的为人处世，而且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这些未来的“父亲、母亲”的成长，以至于影响到全社会人口素质的提高。因此，高校女教师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增加对社会的贡献，有收益倍增的效果。4．投资成本的时间密集型作为一种时间密集型的投资，女教师职后人力资本投资除了直接成本外，间接成本及学习时间的机会成本甚至更高。女教师的时间在工作、家庭和闲暇三个方面进行配置，人力资本的投资需要一定的闲暇时间来保障。职后人力资本投资多发生在女教师结婚生育阶段，从而使得时间这一要素对女教师来说机会成本更高。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教师外部培训的次数下降;受训者的机会成本越高，接受培训的比例越低。

二、高校女教师职后人力资本投资障碍

研究高校女教师职后人力资本投资障碍，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先天不足，后天受限”。1．社会角色定位对女教师的约束生育和抚养孩子是女性生命和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会耗费女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期间必须退出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中断的工作经历对女教师的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很大，不仅会使女教师无法进行在职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活动，还会加速原有人力资本的折旧。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和时间长度不仅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工作经验、职业发展，还会不同程度地降低她们的工作总量和人力资本应该获得的收益。除了传统思想“男主外、女主内”的影响，经济学家也从分工的角度论证女性在家付出更多是家庭内部的经济最优化选择。贝克尔指出“如果妇女在做家务上优于男性，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妇女就应更多地从事家务劳动，并以这种劳务作为交换，分享丈夫赚取的更高收入”［3］，这些都极大削弱了女教师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中国男性每天家务时间48分钟，女性每天家务时间155分钟。因此女教师要取得和男性同等的成就，必须将时间和精力在孩子、家庭和工作之间分割。在男教师连续、全力以赴的提高业务时，女教师不得不牺牲闲暇时间从事家务劳动，用原本学习、提高技能的时间去管孩子与做家务。这样会造成女教师体能消耗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相应减少。2014年专任教师中因病、休而不任课的女教师占60%。女教师的人力资本含量比男教师低，从而收益率也低。较低的收益率反过来影响女教师的人力资本投资。2．女教师个体认知对自身发展的影响每个人对工作的内容、性质及工作的社会荣誉方面的感觉不同。高校女教师作为高知女性，主体意识与自我实现需求比一般女性要高，期待在职业发展和科研教学实践中有所建树。但由于女教师占有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源较少，教学科研又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和时间，人力资本投资和价值的实现难以在短期内产生效益，因此，能够坚持从事学术研究并获得成就的女教师数量不多。同时，当女教师在面临职业追求和性别属性冲突、自我认知与社会定位抵触时，容易产生角色困惑，导致职业倦怠，阻碍职业发展，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自我意识偏低的女教师会因受挫而降低对自身的要求，否认自身人力资本存量与他人具有相同价值，对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失去信心。在教育、培训、出差等机会面前，女教师会首先衡量家庭的需要而做出决定。当家庭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女教师会减少或放弃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优先考虑丈夫和孩子。3．管理制度滞后对女教师的忽略我国公办高校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在人员编制、收入报酬等方面没有实现与市场接轨。首先，在“评聘结合”的人力资本配置方式和专业技术职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教学和科研产出水平高于其人力资本客观价值的教师，会因空间有限而被配置到低级岗位上。［4］其次，决策中女性的缺位现象，使得女教师的科研能力与成就难以得到认可，在获得相关资源和支持时处于劣势。最后，管理制度忽视性别差异，实行“一刀切”，各级各类评估的核心指标偏重于科研，高校普遍存在着重视科研成果、轻视教学投入的倾向。相对于男教师，女教师强教学、弱科研，同目前评职称的标准乃至各种人才奖励计划中选拔人才的标准都不太相符，造成女教授、女博导等数量少的局面。女教师在教学方面的投入和成绩得不到应有的承认，或觉得付出与所得不匹配而降低努力学习的积极性，降低人力资本投资，进而影响教学和科研产出。综上所述，受社会角色定位和生理特点的影响，高校女教师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期限较男教师短，且因现行管理体制导致资源更多的向男教师倾斜，使得女教师预期收益不乐观;同时，高校现行薪酬模式无法与个体人力资本价值动态匹配，会导致高校女教师对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不高、投资意愿下降，从而降低或放弃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从高校视角来看，男教师较女教师的生产能力高，预期收益大、投资回报期限长。基于未来收益的考虑，当资金或名额有限时，对男教师的投资要优先于对女教师的投资。由此，女教师在职业上表现为人力资本价值较低，无法获得高校的重视，导致更低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更少的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恶性循环”(如图1)会造成女教师人力资本存量的减少和人力资源的浪费正如西奥多•W•舒尔茨所说:“尽管女性也得到教育和其他花费，但是这似乎在人力资本的核算中毫无地位。”［5］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性别差异，女教师的收益低于男教师。然而，舒尔茨随后又强调“这一棘手的忽略还是可以对付的，并且从可以获得额外知识而言，收益可能是很大的”，他用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论证“女性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大于男性，因此增加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6］。经济的分析能使人们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审视女教师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形成女教师自身的人力资本增值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提高高校女教师职后人力资本投资思路

第6篇：女人的力量范文

关 键 词：女性人力资源 就业 人力资本 投资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知识经济的逼近，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所谓人力资本就存在于人体中的知识和技能等的总和，是由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也就是对劳动者进行普通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投资、迁移投资和其在接受教育时放弃的工作收入等价值在劳动力身上的凝结。

对我国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既有传统观念中思想意识根深蒂固的问题，也有女性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受教育情况不容乐观的问题。总的讲，我国在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有了一些认识和提高，必要的政策、管理手段也在不断健全，但仍然有很大不足。面对新世纪的各项挑战，加大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已经迫在眉睫。

一、影响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原因

1、就宏观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小，女性人力资本投资规模更小。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重明显低。从文盲半文盲的性别构成来看，男少于女，并有增多趋势。在广大的偏远与贫困地区，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现象尤为突出，表现为女性人口的文化素质低，女性文盲率高，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低，女童失学辍学率高，青少年文盲率有不断增大之势。

2、由于历史和社会性别歧视行为的存在，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少于男性。与男孩子相比，女孩子只能接受较少的教育和受到较差的健康护理是一种常见现象，特别是在传统的重男轻女的社会中，它直接影响了女性的劳动能力和竞争力。不仅如此，就企业而言，在对培训对象的选择上，仍存在性别歧视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潜能的发挥，也限制了女性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在接受经营管理培训的人员中，女性占的比例很少，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性别差异。

3、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由于生理上的差异，妇女因生育、照料子女等原因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等她们重返劳动力市场后，原有的人力资本会因“生锈”而减少甚至失去作用。这种由于生理差异造成女性人力资本价值的贬值，往往会造成男女劳动力生产率的差异及其职业选择、收入分配的差距，进而成为女性不容易就业的一个主要原因。

4、工作经验和职业变换是人力资本增加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由于女性选择工作的范围窄，人力资本增加的途径受到限制，决定了她们大多数集中在技能含量较低或先前从事过的职业中，改变职业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明显少于男性，使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少于男性，造成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这正是大多数女性不易就业或者只能在一些传统的、层次和收入低的岗位就业的主要原因。

二、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分析

德国著名教育学家福禄贝尔曾讲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握在掌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握在母亲手中，因此，我们必须启发母亲——人类的教育者。”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如脑人心、根深蒂固的，也就是在成人成才的开发、教育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因此说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关系到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妇女素质的高低，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其综合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妇女作为一支重要的人才队伍，增加对她们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女性人才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对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提高其人力资本，增大其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质量；而且还可以延续劳动力就业，控制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女性受教育水平与其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有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在校时间越长，其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也越晚。婚龄和育龄时间的 推迟对劳动力严重过剩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它将延长人口再生产的周期，进而抑制劳动力供给的速度和数量，减缓就业压力。除此之外，女性受教育水平高低对下一代的成长更为重要。一般来说，母亲的文化程度越高，其子女受教育水平也就越高。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母亲可以为未来劳动力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而这同时又可以进一步减缓劳动力供给的速度。同样子女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晚婚晚育年龄也就越晚，这也将进一步降低人口再生产的速度，使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速度得到控制，从而进入一种良好运行的状态。

三、提高我国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对策

基于我国女性发展的不平衡性，女性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应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对策。

1、提高女性劳动力的文化素质。首先要根据女性在文盲半文盲人口中的比重，提高女性在各类学校中比重。消除在文化教育上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从法律上保障女性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其次，进一步提高女童入学率、升学率，并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照顾，同时加强监督和指导，减少甚至杜绝女童辍学。最后，争取80%——90%的女性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达到小学毕业，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要达到半数以上。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还需要教育部门以及有关方面的通力合作。

2、加强女性劳动力职业培训，建立终生教育体系。入世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的改造要求不断提高女性劳动力的素质；行业的转移，职业流动的加快要求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进行及时的培训；农业方面未来几年释放出来的数千万劳动力必须经过培训才能成为合格的工人。这一切都呼唤完善的职业培训体系和终生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终生教育是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把教育、尤其是终生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新世纪中接受挑战的重要战略。现在“终身职业”正在消亡,多次择业成为趋势，希望在青年时代一劳永逸地积累足够一生享有的知识或技能的传统观念已经行不通。因此, 终生教育成为发掘人的潜能和增强就业竞争能力的“供养站”。中国女性要想在新的就业机遇面前走出低谷，接受再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迫在眉睫。首先，女性只有提高自身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才能胜任未来的职业岗位。其次，职业女性只有接受再教育,更新自己的知识、技能,培养创新能力，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才能提高自身的就业层次和社会地位。在生产服务行业的职业女性，只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进行文化知识更新，使自己从无特长变为有“一技之长”、从“一技之长”变为“多技之长”、从“单一型人才”变为“复合型人才”，才能胜任自身的职业岗位,并不断提高就业层次。在科教文卫、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职业女性，必须争取参加进修和深造，如各种自学考试、函授、在职培训及脱产学习,以提高文化素质，增强岗位竞争能力，提高就业质量，争取在女性从业最薄弱的管理及负责人岗位上所突破。对下岗女职工来说,可通过参加各种培训，学习、掌握新技术,培养自我创业能力。据有关部门统计,经过培训的失业、下岗人员，其就业率达60%-90%。北京市对8个行业系统的50多个企业下岗职工进行调查表明，下岗者未经培训，其就业成功率只有5%-15%。可见，如果下岗者急于就业，忽视参加培训和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就很难竞争新的职业岗位

3、发展高层次女性劳动力教育。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第三产业人才，我国现有的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中的比重还太小，占GDP的比重还不到36%，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已达70%——80%，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平均也达到45%。因此有关部门应鼓励和发展适应女性身心发展特点需要的专业与课程，制定相应的政策，保障受到教育的女性专业人员享有与男性平等就业的权利。另外各中等和高等学校，凡适应女性的学科，应尽量招收女性，尽力改变文化层次越高，女性越少的现象，为女性劳动力进入先进领域就业做好基础工作。

4、家务劳动社会化。家务劳动占去女性劳动力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是影响女性人力资本得到进一步投资的一大障碍，也是影响女性在就业市场就业质与量的一个重要原因。各国的实践证明，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前，各级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化的家庭服务，使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企业创造价值，以提高其在就业上的竞争力。目前我国女性由于家务缠身，子女多，无暇从事市场经济活动。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家务劳动社会化无疑可以扫除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障碍。社区建设包括托儿所、幼儿园、食堂、餐馆等的设立和洗染、缝纫、修理、保姆等服务的提供，会降低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消除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后顾之忧，为妇女广泛、更多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创造条件。

总之，加强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女性就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社会发展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女性自身的争取和努力，而且更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有计划、分层次地提高女性素质的同时，为广大女性接受文化教育、进而正常就业建立起合理配套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机制，是提高中国女性劳动力素质的根本保障，也是我国在新时期下，使女性劳动力更好地迎接挑战的有利措施。

参考书目：

1．孟 鑫《研究当前我国女性就业弱势问题的原因与对策》 《理论前沿》2002年第6期

2．崔凤垣《关于我国妇女就业问题的思考》 《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5期(总第128期)

第7篇：女人的力量范文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升女性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引导女性理性消费，我们将通过推荐报名、网络投票方式，评选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女性”和“最受女性喜爱的十大品牌”，并在本次女性峰会上公布结果，真诚欢迎您的参与。

评选活动一：

最具影响力十大女性

何为最具影响力女性？1000人眼中有1000种选择，而正能量、富有爱心、热心公益、聪慧有礼，或许才是我们评判最具影响力女性的最佳标准。她们或美丽、优雅，或独立、张扬，或从容、自信――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她们被关注，被追逐，被效仿，是一份不可低估的柔性力量。从文化艺术到演艺时尚，从商界强人到普通女性，她们的成功给你前行的力量，她们的奉献让你体会到人性之美……

评选标准：

1. 影响力：所在企业或组织的行业地位、商业运作对产业上下游的带动及波及效应；

2. 突破力：在男性主导的大环境下，发挥女性特质，突破“天花板”的潜力；

3. 平衡力：在事业与家庭、内外部等各方面协调关系与平衡格局的能力；

4. 魅力：由内外在的气质、风度、性格等构成的综合吸引力。

评选活动二：

最受女性喜爱的十大品牌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物质和远方。在日常消费中，您对哪些品牌情有独钟？又有哪些品牌伴您度过漫漫岁月，在您的生活中不可缺少？抑或，哪些品牌让您梦寐以求却又可望不可即？快来我们的平台，说一说您心中最喜爱的品牌。

评选标准：

1. 该品牌产品的质量经过国家质检中心检测，长期合格，品牌影响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2. 该品牌服务体系优质完善，用户满意，无服务投诉，或投诉少且能及时妥善解决；

3. 该品牌产品的信誉良好，信守承诺，无欺诈用户的行为；

4. 该品牌具备良好的社会形象，特别是公益形象。

5. 该品牌知名度较高，用户对品牌的忠诚度、信誉度较高；

6. 该品牌对其行业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评选方式

1. 通过《37°女人》杂志官方微信微博，填写您心中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姓名或品牌名称，并填写推荐理由，点击回复或者@37度女人杂志。

2. 被推荐者可以是您认可的参评者，也可以是自己。

3. 推荐者在推荐时请留下自己和被推荐者的联系方式。

参与有奖

第8篇：女人的力量范文

*肌肤诱力：男孩子皮肤饱满有弹性，手感平滑柔和，肌肉结实，接触起来有磁性。肌肤的活力不仅感到好看，当女人揽入男孩时，贴紧的肌肤更会传给女人触觉上强烈的愉悦感.

*肢体活力：男孩子行动敏捷，肢体均匀，没有老化的赘肉，对大龄又需求力量感的名女人，有一股吸引人的活力。

*气味清新：男孩子呼吸清纯，少有口臭和体臭，对有品位的女人，气息有天然的吸引和排斥力.对于大多长久已经不大接吻的女人，还会有新的激发和刺激。

*性情相悦：男孩子相对中年男人大多单纯有激情，简单少于事顾，还有更多的孩子气。这能让事业上疲惫不堪的名女人多了一分轻松和快活。这比和成功男人交往，感觉上要放松和少有压力。

*力量引力：男孩子有力量感，拥抱女人时，源自体内的力量对事业有成的中年女人有特别的诱惑力。这些女人内心向往力量。

*性感吸引：通常，大多数中年以后的名女人，是适应不了男孩子的性需求，性吸引更多来自男孩子本能的性反应和望，急促的呼吸，灼热的神情，激烈的动作……让女人重新唤醒青春的激素。

*时尚气息：男孩子的喜好，语言，谈吐，穿着接近时代，给不同时代的女人贴近身边的社会活力，和时代气息。要知道所以是名女人，是有一颗奔跑的心。

*心理需求：大多名女人喜欢的男孩子多有性情乖巧，内钢外柔，体贴周到，容貌柔和的特点，这让整日辛劳的女人放松和愉悦。这样的女人多认为，太累，压力太大，和他在一起心底有了一股春风般的甜蜜。

第9篇：女人的力量范文

关键词: 女大学生 体质健康状况 调查分析

我国高校扩招后,每年都有大批的学生从高校毕业走入社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众多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体质健康表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笔者根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在2002年下发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以下简称《标准》),对湖南工学院2008级女大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以激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提高身体素质,增强体质,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为我院的体育教学、课外体育和科研工作找到一个良好的方向。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湖南工学院2008级所有全日制在校女生1368名。

1.2 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在研究过程中查阅和采集了与学生体质健康相关的文献资料和专著,了解当前此领域的研究水平。

1.2.2测量法。严格按照《标准》的要求,对样本进行身高体重,肺活量、握力、立定跳远、800米的测试。

1.2.3数理统计法。对测试的原始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2.测试结果与分析

2.1身体形态

身体形态以身高标准体重来判定,身高以厘米为单位,体重则是以公斤为单位。同一身高对应不同的体重,可以反映出个体不同的状态,分别为营养不良、较低体重、正常体重、超重和肥胖。表1是依据《标准》对我院女生的身体形态测试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我院新进校女生正常体重有776人,占总人数的56.73%,说明我院大部分的女生体型较好。另外有54人肥胖,占总人数的3.95%,这一部分学生应该注意控制平时的饮食,加强体育锻炼。还有2.85%的学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应该加强营养,增强体质。

2.2身体机能

人的整体及其组成的各器官、系统所表现的生命活动统称身体机能,通过呼吸肌、心血管系统反映出来。笔者通过肺活量指数来对学生的身体机能作出评价。肺活量是指一次尽力吸气后,再尽力呼出的气体总量。它等于潮气量+补吸气量+补呼气量。肺活量是一次呼吸的最大通气量,在一定意义上可反映呼吸机能的潜在能力。测量的仪器采用的是电子肺活量计,较传统的肺活量测试仪具有方便、快捷、读数精确的特点。在测量之前,笔者教会学生正确使用,并且组织学生做深呼吸的练习,以减少误差,尽量准确地测出每个学生的肺活量。表2是肺活量体重指数测试结果。依据表中数据可得知,我院女生肺活量指数大部分处在及格的范围,在平时的锻炼中应该加强有氧锻炼,以增强心肺功能。

2.3身体素质

人们通常从力量、速度、耐力三个方面来衡量一个人的身体素质。力量是指机体某部分肌肉的爆发力;柔韧是人体关节活动幅度的大小和韧带、肌腱、肌肉的弹性及伸展能力;耐力是人体长时间工作或运动时克服疲劳的能力。根据我院的具体情况,笔者选取握力、立定跳远作为测量上下肢力量的项目,选取800米作为测量耐力的项目。女子800米已经被定为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必测的项目,800米不及格者整个体质健康即视为不及格,由此可见国家对于青少年的耐力素质相当重视。同时也反映出我国青少年的耐力素质亟待提高。我院学生身体素质测试结果如表3所示:

2.3.1握力指数。握力指数反映了人综合的力量素质。通过数据显示,我院92.02%的女生的握力成绩虽然处在及格以上,但是有50.73%的学生是在及格这个等级。由此说明我院女生的握力成绩并不乐观,在以后的学习和锻炼中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锻炼。

2.3.2立定跳远。立定跳远可以测试下肢爆发力和身体的协调能力。从上表3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院女生立定跳远的成绩不及格者达到200人,占总人数的14.62%;而优秀的学生只有10人,仅占0.73%。我院女生在这方面的水平还较低。

2.3.3 800米。由于对800米的硬性要求,学生不得不努力跑,除了身体有疾病者不能完成以外,其他学生均跑完全程。从表3可以看到,不及格者仅占总人数的0.65%,而且有45.76%的学生成绩达到良好,较之往届,这是一大进步。主要原因是国家体育总局规定:800米测试成绩如果不及格,学生最终的体质健康成绩直接不及格。这就使得一部分学生不再抱有侥幸的心理,因此及格以上人数的比例大大增加。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从以上统计的数据来看,我院女生身体形态较正常,由于女生都比较爱美,更加上现在骨感美的意识深入她们的心中,因此女生中肥胖者较少。从心肺功能方面看,大部分女生的心肺功能不容乐观,主要是因为女生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不高,尤其是在耐力方面的锻炼更加少,心肺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在身体素质方面,从握力指数反映出来的数据可以看出,我院女生的上肢力量水平正常,但是就下肢的爆发力来说,水平普遍较低。究其原因,从整体上来看,2008级的学生由于在中学里没有很系统地上过体育课,而且高三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因此缺乏锻炼。

3.2建议

3.2.1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虽然在“减肥”的潮流下,女生的身体形态普遍有所好转,但是这种好的状态下存在着不好的现象。应该提倡健康的身体,而不是好身材下一个不健康的体质,走出“骨感就是美”的误区。

3.2.2体育教学内容的安排应适合女生的生理特征。我院目前开设的课程多为篮、足、排,田径,武术,而这些课程学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女生很难提起兴趣,通常是在考试的压力下不得不学习,在学习中缺乏主动性,因此很难真正起到锻炼的效果。我院应该多开设体育舞蹈、健美操、形体等女生感兴趣的项目,引导她们主动地参加锻炼。

3.2.3课余体育活动可以多组织团体健美操、艺术体操的比赛,这不仅可以激发女生课堂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而且可以把课堂知识与课外的比赛相结合,使她们的组织编排能力得到提高。

3.2.4加强对体质健康测试的宣传,让学生了解到健康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以及不健康将导致的后果。同时,要加大这一测试对健康的监管力度,及时公布测试结果,对于测试结果不及格的学生要究其原因,对症下药,在上课时重点对待。

3.2.5我院体育场馆的建设应该考虑女生锻炼的需要,修建一定数量的健身房、形体房供她们使用。

参考文献:

[1]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研究课题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解读[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中国学生体制与健康研究组.2000年中国学生体制与健康调研报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