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态势精选(九篇)

第1篇：宏观经济态势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第2篇：宏观经济态势范文

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ses dominating traits of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year 2004 and the first season of 2005.Then, it plays importance on the strengthening on the market increase by deepening reformation. Lastly, it demonstrates how to regulation economy by the government from three aspects.

关键词：宏观经济   调控     市场销售   经济结构

Keywords: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marketing         economic structure

 

1.引言

中国经济在2004年第一季度延续2003年扩张趋势而加速增长。在国内需求主导的经济扩张过程中，经常项目余额逆周期运动而净出口需求大幅度减少。同时，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以及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加剧问题，一系列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在第二季度出台。从第二季度起，中国经济景气开始收缩而逐步转折下行。不过，2004年中国经济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将CPI指数上涨率控制在3.5%左右的同时实现了9%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在2004年实际GDP水平已经接近潜在GDP水平的基础上，使2005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进一步接近潜在GDP增长速度，促进潜在供给能力的充分利用。

2.2004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主要有以下特征：

1). 经济走势前高后低。一季度经济增长偏快，投资增长过猛，部分行业投资过热。之后，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了控制贷款、缩减财政支出、暂停建设用地审批、清理投资项目和开发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下半年经济逐步回落、趋稳。

    2). 进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 1154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35.7%。其中，出口 5934 亿美元，增长 35.4%；进口 5614 亿美元，增长 36%。贸易顺差 320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 65 亿美元，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下半年进口增幅回落。

    3).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趋于稳定。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0073 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增速比上年回落 1.9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19.1%。其中，城镇投资增长 27.6%，增速比上年低 1.5 个百分点。从走势看，年初城镇投资过快的增长势头在上半年已经明显回落。6 月底的累计增长速度已降至略高于 30% 的水平，下半年投资增速基本趋于稳定。

    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上升。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539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 10.2%，增速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 35573 亿元，增长 14.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 18377 亿元，增长 10.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售总额 44840 亿元，增长 12.5%；餐饮业零售额 7486 亿元，增长 21.6%；其他行业零售额 1624 亿元，增长 1.5%。

    5). 物价水平温和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3.9%，商品零售价格上涨 2.8%，两者涨幅分别比上年提高 2.7 和 2.9 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11.4%，是 1996 年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6.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 5.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3.1%。从走势看，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峰值出现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则快速走低。

    总体来看，2004 年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项经济指标均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较高水平。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经济运行中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了有效抑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受体制性因素影响，宏观调控的成果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外部影响在加大。

3. 2005 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05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速，国内生产总值达 31355 亿元，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低 0.3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逐步向理性区间回落，工业生产和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消费增长加快，物价上涨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经济运行态势基本良好。

1). 国内市场销售较旺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112 亿元，同比增长 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1.9%，比去年同期加快 2.7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090 亿元，增长 14.7%；县及县以下 5022 亿元，增长 11.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 12616 亿元，增长 13.6%；餐饮业 2063 亿元，增长 17.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是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2).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继续回落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0998 亿元，同比增长 22.8%，比去年同期回落 20.2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9037 亿元，增长 25.3%；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1962 亿元，增长 12.7%。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2324 亿元，增长 26.7%。分行业看，农业、能源、交通等行业投资得到加强，水泥、冶金等行业投资继续得到抑制。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134 亿美元，同比增长 9.5%，增幅较上年同期高 2 个百分点。

3). 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一季度全国进出口额为 29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1%，增幅回落 15.1 个百分点。其中进口 1393.1 亿美元，增长 12.2%，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 23.8 个百分点；出口 1558.9 亿美元，增长 34.9%，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累计外贸顺差 165.8 亿美元，主要是进口大幅度回落所致，也反映了国内投资需求增势减弱。出口增幅虽略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格局意味着出口增长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意味着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加剧。

4)．工业产出水平稳定增长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 14415 亿元，同比增长 16.2%，增幅较上年同期低 1.5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低 0.5 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增长 16.3%；轻工业增长 16.0%。分产品看，发电量、原煤、钢材分别增长 13.0%、9.1% 和 22.4%，微型电子计算机、移动电话机、传真机分别增长 57.5%、23.9% 和 34.1%。汽车生产增长 1.6%，其中轿车下降 2.8%。

5). 物价水平仍在可接受区间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升 2.8%，涨幅与上年同期持平，较去年全年回落了 1.1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 2.5%，农村上涨 3.5%。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 6.1%，居住价格上涨 5.6%，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2.6%，其它类商品价格基本维持稳定或略有下降。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 1.6%，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 1.8%，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5.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 10.1%。

6). 金融运行基本平稳

   3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 2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增幅比上年同期低 5.1 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 0.6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 (M1) 余额为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增幅比上年同期低 10.2 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 3.7 个百分点。市场现金流通量 (MO) 为 2.1 万亿元，同比增长10.1%。3 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1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存款余额为 26.9 万亿元，增长 15.6%。

以上情况表明，2005 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延续了上年的良好态势，投资、消费、外贸出口和外商投资均保持了较快增长，为全年经济增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也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宏观调控成果有待进一步巩固。特别要注意克服经济运行中的体制“瓶颈”，应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市场自主性增长的基础。

首先，由于经济结构中的深层矛盾，庞大工业产能一方面使 70% 以上的商品供大于求，并且不得不依靠投资增长和国际市场来消化，另一方面，重要能源、原材料以及土地等关键生产要素瓶颈的存在，难以支撑持续的投资高增长，而依靠国际市场则必然受到全球资源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双重制约。

其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受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供求关系紧张和价格上涨影响，输入性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日益增大。在国内消费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要么转化为工业库存的增加，要么使部分生产能力被淘汰。

第三，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就业压力始终存在，加上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国内消费难以实现大幅增长。要保证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使GDP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小幅波动，就需要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工作，而目前的宏观调控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正确把握调控方向，选择调控目标十分重要。

4. 如何调控

在调控方向上，是继续抑制经济过热，防止反弹；还是反向操作，防止经济的加速下行；或是稳定现行政策，观察发展动态；这是目前需要作出的方向性判断。如何调控，取决于我们的调控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调控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权衡。一是短期和中期；二是内需和外需；三是总量与结构。尽管这三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确实要有所取舍。

第一个方面的权衡是短期和中期目标。

年初确定今年的增长目标是8％，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极特殊的事件发生，实现这一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明年、后年的增速如何。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允许GDP增速回落的底部在何处？如何防止GDP增速的加速回落。从当前的情况看，如果仅仅是工业增长和工业投资放缓使GDP增速适度回落，对于防止今后几年的能力过剩和供大于求是有利的。也就是说，略微降低一点当前的增速，可能有利于今后两年保持相对高一些的增速。从持续稳定发展的角度看，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当然，当前增速的回落应有一个底限，我认为中央确定的既定目标就是这个底限。另外，在消费增速相对平稳的条件下，有可能影响GDP增速加速回落的因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出口增速加速回落，另一个是房地产市场的急剧收缩。所以，在权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增长目标时，关键是要把握好对这两个部门的调控力度，以保持国民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不是大起大落。

    第二个方面的权衡是内需和外需。

从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一直保持双顺差。10年来，贸易顺差累计约3000亿美元左右，外商直接投资大体上每年在400亿－600亿美元之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396亿美元，考虑到去年同期近80亿美元的逆差，仅净出口就拉高GDP增量约3800亿元人民币。这样的结果对增长、就业的有利方面自不待言。如果这样的出口实绩是因为我国产业和产品的总体竞争力提高的结果，是在各种经济参数比较合理的条件下取得的结果，应该说不足为虑。问题是我国的生态、环境的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计入，资源的价格偏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社会成本也没计入，这就使出口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增大。一是贸易摩擦增多；二是资源配置恶化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三是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外汇占款增加，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加大；四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造成资本被动对外输出，从总体上看不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因此，无论是维护当前的宏观经济稳定，还是促进经济的中长期发展，都有必要对内需与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加以评估。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战略与政策调整提出的要求，合理适度调整政策，改变粗放型出口扩张战略，限制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提高出口的质量和效益。同时，提高消费率，切实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减少对外部需求的过高依赖和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

第三个方面的权衡是总量与结构。

一般说来，在总量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调整结构比较难；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就会增加。从2002年底这轮增长进入上升通道后，结构性矛盾就日渐突出，主要表现是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增大，采掘业、资源型产业与原材料工业和制造业的矛盾加剧。今年1－5月，铁矿石原矿量、生铁、粗钢、钢材、铝材、焦炭、纱、布、硫酸、烧碱等产品以远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增长；而载波通讯设备、光通讯设备、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机站、电工仪器仪表、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等产品都呈负增长。这表明，结构性矛盾还在加剧。很显然，在总量高速扩张的情况下，结构调整的收效不会太大，而且这种结构的扭曲从长远看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长期平均增速的降低。

5.总结

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需要为结构调整提供适宜的总量环境，需要在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上下大力气。当然，总量是影响结构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调整结构还必须深化改革，理顺经济参数，校正经济主体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第3篇：宏观经济态势范文

一、国债、企业与股票市场间的动态相关性

（一）动态相关性的度量方法

动态相关系数是针对一系列的白噪http://声随机变量而言的，rt～n（0，ht）可用den haa提出的var估计方法，ht是方差－协方差矩阵，ht=dtrtdt，由此可以导出rt=dt-1htdt-1，其中的rt就是动态相关系数。

k.h.liow et al.为了研究公开交易的房地产证券市场，就曾使用garch模型来估计房地产证券市场收益率的条件波动性，用mv-dcc模型估计动态条件相关性。并且估计条件相关性的数据即是条件波动性的数据。并考察了条件波动性是否具有时变特性。

在使用dcc系列模型估计动态相关系数之前，有专家提出判断恒定相关系数是否合意的方法，因为如果恒定的相关系数能良好的描述经济序列的情况，那可以不用动态相关系数。tse于2000年在garch模型中引入了lm检验来验证，jim lee（2006）的文章就是采用的这种检验方法。首先对收益率数据进行常数相关性检验。

本文利用交叉相关系数公式计算动态相关系数，交叉相关系数（cross correlation）计算的是两个变量之间、其中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的超前或滞后期之间的相关性，计算公式为：

ρi=■，i=0,±1,±2,…,±k（1）

其中，cov（xt+i，yt）是变量的协方差，σxt+i*σt是变量的标准差相乘，i≤0时表示当期的y与超前i期的x的相关性，i≥ 0时表示当期的y与滞后i期的x的相关性，从而得到有关的动态相关系数轨迹，他们的相关性在较长时间范围内比较稳定，当y出现扩张性冲击后，x在当年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扩张性反应，这种反应较为灵敏。

交互相关系数（cross correlation）是研究两个变量之间、其中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的超前或滞后期之间的相关性，计算公式为：

ρi=■，i=0,±1,±2,…,±k (2)

其中，cov（xt+i，yt）是变量的协方差，σxt+i*σt是变量的标准差相乘，i≤0时表示当期的y与超前i期的x的相关性，i≥ 0时表示当期的y与滞后i期的x的相关性，从而得到有关的动态相关系数轨迹，他们的相关性在较长时间范围内比较稳定，当y出现扩张性冲击后，x在当年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扩张性反应，这种反应较为灵敏。

（二）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取2003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国泰君安数据库，其中股票指数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简称为sz）作为代表，它利用在沪市上市的全部股票包括a股和b股计算，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国债指数也选取在上交所上市的所有国债计算的上证国债指数（简称gz）做代表，它于2003年1月2日起对外，可以反映国债市场价格综合变动情况。企债指数同样选取在上交所上市的所有企债计算的上证企债指数做代表，如此可以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因为国债指数和股指的编制起始日期较早，而企业债券的编制日期较晚从2003年6月9日开始，因此本文的数据从2003年7月始。

因为宏观经济变量数据日度的不可获得性，因此采用月度数据作分析，同时也可以跟资本市场数据的频度保持一致性。本文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数据和资本市场收益率都是来自国泰安经济研究数据库。

（三）动态相关性实证结果

检验发现，在四个时间段，波动出现了异常，推测市场相关性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引入结构断点检验。

资本市场间的相关性更低，因此分散风险的能力也就更强。通过看回归系数，可以判断出经济周期对相关性的影响。

由图1可以看出，相关系数可以表示两列经济序列的周期性，从国债和企业债券的相关系数曲线图可以看出，系数大于零的顺周期和系数小于零的逆周期交替进行，大概一年半为一个周期。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动态相关系数与企债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动态相关系数曲线波动性十分相似，只是后者的幅度稍大。三条曲线的波动性在2006年一季度后都变大了，国债市场和企债市场的动态相关系数曲线与其他两条曲线的波动性在2006年

转贴于 http://

后的趋势是相反的，波动幅度也较大。

二、影响资本市场间动态http://关系的宏观经济因素

（ 一）宏观经济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影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因素很复杂，本文尝试从国家调控的角度和以往研究的基础出发，选择相关的经济因素做分析。我们分析后认为，影响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共同因素可能为利率（ll）、货币供应量(hb)、汇率(hl)、宏观景气预警指数(jq)、居民消费价格指数(jm)、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fdc)等，故本文将其作为宏观经济变量引入模型。

因为宏观经济变量数据日度的不可获得性，及与资本市场数据的频度保持一致性的目的，采用月度数据作分析。本文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数据和资本市场收益率都是来自国泰安经济研究数据库。利率采用的是金融机构1年期的贷款利率，货币供应量使用的是m2准货币，汇率是对美元的加权平均汇率，宏观景气预警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采用的都是环比指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房地产开发综合价格指数和汇率相关性为0.5，和宏观景气预警指数的相关性为0.644，货币供应量和汇率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9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利率的关系为0.7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宏观景气预警指数为0.46，宏观景气预警指数和房地产开发综合价格指数为0.644，相关性较高。

（二） 理论模型的设定

(3)

是三个资本市场两两动态条件相关系数的估计值，fk，t-1是宏观经济变量的一阶滞后值，ρgq，ρgs，ρqs分别代表国债和企债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国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企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利率、货币供应量、汇率、宏观景气预警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

（三）实证结果

本文用动态相关系数对各个宏观经济因素做回归，下面是相关的系数表和拟合程度。

通过实证发现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对三个资本市场两两间的收益率相关系数都有较强的影响力。宏观景气预警指数、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及利率三个宏观因素对国债和企业债券之间动态相关系数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汇率、货币供应量和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三个宏观因素对国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有影响作用；汇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房地产开发综合经济指数及利率五个因素均对企业债券和上证股指收益率之间有影响，实证证明了影响企业债券和上证股指收益率的因素更多，这二者的信息流通渠道宽于其他两个市场之间的。

三、 三个市场动态相关系数的结构断点检验

（一） 结构断点检验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迅速对各国金融市场产生了剧烈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拟对股指、债指、企指收益率三者的动态相关关系分别做结构断点检验，来具体量化宏观经济变动可能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同时在对资本市场收益率动态相关关系进行检验时，分析国内因素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相关结构变动的影响。

闫鹏、杜子平、张勇曾通过自组织特征映射（som）神经网络的聚类功能对上证综指和深证综指的相关性进行了变结构点的测定，同时利用了时变copula模型对变结构点前后相关性过程分别进行了建模。

结构断点的单位根检验也可以检测序列中是否存在结构断点。单位根检验根据序列类型划分的话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随机游走、随机趋势、退势平稳、趋势非平稳。adf检验和pp检验是非常常用的检验单位的方法，但是实验证实这两种检验在样本有限的条件下检验效果不理想，同时perron（1989）对结构突变的考虑使单位根检验就入了一个新的层次。现在，将存在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误判为单位根过程的错误就称为“perron现象”，但perron仅考虑了结构突变点已知的情况，banerjee,lumsdaine and stock,(1992)开发了在结构断点未知的情况下的单位根检验。

转贴于 http://

本文下面将按照结构突变点未知情况，采用递归检验编程来考察序列中是否存在结构突变点。

（二） 结构突http://变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对于水平值或者趋势存在结构突变的过程来说，如果不考虑这种突变，直接使用adf统计量检验单位根时，将会把一个水平值突变的退势平稳或者趋势突变过程错误的判断为随机趋势非平稳过程。这样无疑会导致检验功效降低、发生判断错误（把退势平稳过程误判为单位根过程）。

1、结构突变点已知的单位根检验。如果时间序列的结构突变点已知，用虚拟变量adf检验式来代表结构突变，检验的零假设是时间序列是存在结构突变点的单位根过程，备择假设是存在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检验用临界值从perron(1990)中查找。

2、结构突变点未知的单位根检验。banerjee,lumsdaine and stock,(1992)通过抽取子样本的方法不同提出三种检验结构突变点的方法：递归检验、滚动检验和循序检验。递归检验通过相应的adf值与临界值的比较，判断原序列是否为带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循序检验判断序列是否发生均值突变和趋势突变。三种检验方法得到的都是一个单位根检验统计量值的序列。临界值可以在banerjee,lumsdaine and stock,(1992)的表1、2中查到。

差分平稳过程代表的是频繁的随机的微小变化的积累，而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代表的是一种间歇发生的持久的猛烈变化。li xiao ming（2000）从结构变化的角度对中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动态特征进行研究，认为如果宏观经济变量序列实际经济序列是差分平稳过程，则政府主导的结构改革意义不大，因为改革对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影响会轻易被其他的随机冲击淹没；如果宏观经济变量序列是趋势平稳过程，则只有比较巨大的冲击，如改变经济基础结构的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变化趋势的影响才是有效的。如果序列是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却被误判为单位根过程，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三）递归检验

递归检验样本分段，2003.07~2005.04,2003.07~2005.05,…,2003.07~2011.02.第一个子样本容量是22，从2003年7月起逐月扩大子样本范围。对每一个子样本进行含有截距项和趋势项的adf检验，检验式为：

lngqt=ρlngqt-1+μ+αt+βlngqt-1+μt(4)

adf（k）表示adf检验值，其中k,(k=1,…39),分别对应于每一个递归子样本。把adf（1），…,adf(39)分别对应于2005年4月，…,2011年7月份，如果有某个adf值小于临界值，说明原序列是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在递归检验中，如果某个adf值小于临界值，说明原序列为带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

从图2可以看出，由图可以看出，曲线有处于临界值以下的点，说明国债和企债收益率动态相关系数存在结构断点。

从图3可以看出，国债和上证股指收益率动态条件相关系数不存在结构断点。

从图4可以看出，国债和企债收益率动态条件相关系数不存在结构断点。

第4篇：宏观经济态势范文

论文关键词 中国经济周期 宏观调控 灵活性

经济周期实质上反映的是一国的经济体系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对其均衡状态偏离与调整的过程。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方式一直都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在沿着其总体发展趋势运行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经济活动的上下波动，表现出周期性的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有时发展地很繁荣，有时又会出现低迷现象，经济在其总体发展趋势中，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

一、经济周期的简要解释

1825年，英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此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对经济周期这一问题的研究，他们给经济周期下了此定义：“经济活动水平的一种波动，它形成一种规律性模式，即先是经济活动的扩展，随后是收缩，接着是进一步扩张。这类周期随着产量的长期趋势进程而出现。”从经济学家们的描述中，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经济周期：经济活动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并不断重复的现象就是经济周期。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运行阶段与历次宏观调控措施回顾

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存在着争议。一般根据经济增长率的“谷—谷”划分法，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阶段划分为：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2010-至今。

（一）1978-1981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运行速度猛增、财政赤字较为严重、外贸赤字出现及外汇储备接近于零，此即第一轮经济过热。

针对以上问题，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调控措施：搞好整体平衡；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抽紧银根，大力减少货币投放和各项贷款；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

（二）1982-1986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经过1982-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能源、交通、通信和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出现短缺和价格的快速上涨。因而，1982-1986年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针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况，政府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措施：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控制银行借贷规模、控制自筹投资、加强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等；同时，政府还采取了管理和监督检查物价、对信贷进行全面检查等措施。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央行职能。

（三）1987-1990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87年为上个经济周期的恢复期。1988年我国实行的价格改革引起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热潮。伴随抢购风潮的是银行存款挤兑风潮，从1988年9月到1991年年底，我国进行了为时三年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主要集中在1988年和1989年，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主要是：加强调控物价；加强控制信贷规模，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缩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

（四）1991-199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91年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低谷后，我国经济开始迅速启动起来，步入高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现象，金融秩序混乱。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政府注意到信贷和投资过快扩张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199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进行宏观调控的通知》，提出了有关调控措施。1993年6月，国务院提出了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央行于1993年5月、7月分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993年12月，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自1994年开始，财政出现赤字后向银行透支不再被允许；1995年1月、7月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995年、1996年继续实行双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这次调控的最大特点是政府综合运用各项调控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推进，特别是通过充分运用利率政策调控经济取得了很好的调控效果。财政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通过发行国债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这一时期是政府配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阶段。

从1998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国内供求关系逐渐向买方市场转变，通货紧缩与有效需求不足成为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对此，宏观调控措施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扩大内需、稳健的货币政策。

（五）2000-200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2001年开始，我国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到2003年，随着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我国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和一些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较快增长，国家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安排。此次宏观调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货币政策特别是公开市场操作在调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呈现出过快增长的特点，一部分行业出现了投资过剩，经济出现局部过热，通货膨胀日渐加大。针对出现的新问题，政府于2004年年底将宏观调控措施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向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变，以此避免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过度攀升。

2006年，全球各类资产大幅度上涨，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也随之上涨，流动性过剩成为我国经济的首要问题。此外，旺盛的消费需求也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埋下隐患。另外，由于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强劲的出口势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2007年和2008年我国经济再次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因此，反通胀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同时，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于次年蔓延至全球范围，形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我国外部需求显著收缩，国内失业比例增加，加上全球通胀压力开始缓解，通缩风险同步增加，我国经济面临着刚刚“降温”又急需“升温”的境况。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可能面临的经济下行趋势与通货紧缩，2008年11月，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确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货币政策由“从紧”到“适度宽松”，显示出在多种的调控目标面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变化更具有灵活性。

到2009年，我国各项经济数据全面下降，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一起下降，并且降至了近十年来的一个相对低点。但在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2009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有所起色。而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在其带动下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

三、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分析

“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美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之一罗斯科·庞德的这则名言揭示出了这样一个真理：法律应当并且必须具有稳定性，但其稳定性是一种相对稳定性，而不是绝对的，法律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应该根据社会政治、经济、人们的价值取向等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唯有这样，法律才是有价值的法，才是“活”法，才是“良法”。笔者将此界定为法律的动态性，即法律的灵活性。经济法的灵活性在一国每轮经济周期发生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则更能充分体现经济法的这一灵活性。

（一）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界定

如前所述，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即：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此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的职能。

（二）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在经济周期中体现的特征

1.变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经济周期阶段发生的背景既有“市场失灵”问题，亦有市场虽处于正常状态，但市场经济形势却发生了变化。

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在我国市场经济出现缺陷时，国家当然要伸出“国家之手”，调整相关的宏观调控法规和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和健康状态，此时，宏观调控法便相应地呈现出了变动的特征。

另外，“市场失灵”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国家针对每次经济周期产生的背景“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对策”对其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这也体现出了宏观调控法的变动性的特征。

此外，即使市场处于正常状态，但这一时期的市场仍然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此时，国家不需也不应时时刻刻对某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应该以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前提，若市场经济形势发生了改变，则国家的宏观调控法也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又呈现出变动的特点。

2.扩张性和回复性

一方面，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国家运用公权对私权的一种干预。政府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极易走向专制，从而就成为了破坏市场的“利维坦”。因此，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律，其必然也具有潜在的扩张性的特征，这种扩张性会给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市场出现“失灵”现象，经济出现波动时，需要国家公权的扩张，对那些在市场经济形势正常时不应干预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此时宏观调控法律应对经济周期的“扩张”是为弥补市场缺陷而“扩张”，是为了使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和正常化。

对于所述第一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一定要加以控制，使其回复到“原貌”。这时，宏观调控法就呈现出了回复性的特征。而对于上述第二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其实也并不是没有限制，也需要对其加强控制，这是因为国家干预也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的风险。如果对国家干预不加以控制，任由政府无限制地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就会导致出现新的市场缺陷，使市场再度失灵”。所以，对第二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也同样需要控制，使其回复到干预前的“原状”，因而从这个层面讲，宏观调控法呈现出了回复性的特点。

3.相对稳定性

虽然每一经济周期运行阶段所呈现的特点和暴露的问题不尽相同，与此相对应的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不相同，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宏观调控法在具有动态性特点的同时，也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具有动态性，但从细微处具体来看，正是一个个具体的相对稳定的宏观调控法律才促使宏观调控法持续、稳定地发展。

第5篇：宏观经济态势范文

当前，金融宏观调控作为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对县域经济、金融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从短期来看，在国家实施金融宏观调控阶段，县域金融业外部经营环境趋紧，业务发展特别是信贷投放受到一定程度抑制，银企关系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得到暴露。但长远看，金融宏观调控为商业银行提高信贷经营管理带来新的机遇，既为商业银行稳健发展创造了良好稳定的经济环境，又为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营销优良客户提供了可能。这种情况下，如何以金融宏观调控为契机，抓住机遇，缓和矛盾，维护县域金融和社会稳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构建县域和谐金融生态环境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一、金融宏观调控背景下，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县域经济总量小，发展不平衡，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近年来县域经济虽然保持快速增长，但总量仍偏小。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渠道狭窄，基础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低，企业经营整体上仍未摆脱低迷状态，第三产业规模小，县域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等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仍存在。

2、社会诚信文化建设滞后，信用体系不健全。实体部门中的企业在与金融机构打交道时机会主义倾向严重。表现在企业负债率高，对银行的依赖性大；借款人还款意愿不强或根本就没有还款意愿，逃废、悬空金融债权；会计审计及信息披露的标准化、规范化不够，财务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较差；借款人对银行的贷后监督检查持抵触情绪，任意改变贷款用途，使银行难以落实贷款“三查”制度，加大贷款风险损失。

3、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有时甚至起负面作用。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确，仍未从微观经济领域完全退出，借款人仅凭领导批示或部门意见到银行申请贷款的情形仍不同程度存在，政府干预金融的潜在隐患仍未彻底根除。同时，由于司法不能真正独立，法院判决执行难，维护金融债权任务艰巨。

4、县域金融机构自身建设落后，金融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金融机构自我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明显不足，业务发展仍以传统的存、贷款为主，中间业务发展缓慢。二是资金价格定价能力不足，不能依据资金供求和风险状况形成自我定价机制。三是金融电子化建设步伐缓慢，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四是金融系统文化建设滞后，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服务理念、服务品牌。五是农村金融改革、机构建设不能完全适应“三农”经济发展需要。六是金融监管的调节不到位，国家信用担保机制极大地破坏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竞争规则，经营不善的乃至失败到严重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无法及时退出金融市场，一定程度上恶化金融生态体系。

5、担保、评估机构缺乏，社会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担保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借款人担保难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行与借款主体的关系。缺乏完善的评估、中介体系和中介服务人才，金融机构无法根据客户的真实信用状况做出准确的经营决策。

二、金融宏观调控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带来的机遇

金融宏观调控可能会带来县域金融机构贷款压缩，部分企业资金供给总量缺口加大。同时，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也可能会使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面临较大的政策性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行政干预风险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复杂性和工作难度。但金融宏观调控不等同于紧缩，更不是全面紧缩。事实上，金融宏观调控本身就包含了限制与发展，紧缩与扩张，后退与前进几方面的内容。金融宏观调控与发展的关系，体现在金融宏观调控既有直接刺激促进经济、金融发展的措施，也有通过限制一些领域的过度扩张，优化银行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质量，从而为整个经济、金融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措施。所以说,金融宏观调控的立足点是为了更好地发展，金融宏观调控给县域和谐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带来更多的还是发展和机遇。

1、金融宏观调控服从服务于国家整个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调控的是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通过“冷热”兼治，一些短缺部门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银行信贷结构优化、信贷质量提高奠定基础。如农业水利、生态环境、社会事业等目前过“冷”的领域，正是县域经济比较薄弱的方面，这将为县域经济新一轮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潜力。同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从紧、严控过热行业发展、生产要素供应趋紧等促使县域经济自觉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些都将给县域经济提供一个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2、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带来农林牧渔等“弱势行业”升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助于加快农业发展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长期来，农村金融供给存在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业产业贷款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金融服务品种单一，金融服务的时效性和连续性缺乏有效保障等。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势必会造成“三农”经济衰退，甚至会形成金融阻碍“三农”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金融宏观调控将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理性发挥现有金融资源功能，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三农”发展的金融理性支持和良性循环。

3、金融宏观调控暴露一些企业长期存在的弊端，如盲目、过度投资，融资渠道狭窄、过分依赖于银行贷款，内部管理不善、市场应变能力差、投入产出关系严重不协调、缺乏持续竞争力等。金融宏观调控客观上将促进企业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增强政策应变能力，学会科学理性决策。反省融资观念，拓宽融资渠道，增强市场应变能力。加强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机制，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风险观，摒 弃不顾风险和自身承受能力的盲目扩张行为。

4、金融宏观调控对银行现行经营理念是一次强烈冲击，迫使银行反省自身的管理水平、管理行为和管理理念，更加注重市场原则，注重对企业风险、行业风险的分析和调研，注重贷款的分散性，增强政策的敏锐性，利于加强银行信贷管理。同时，金融宏观调控明确给出了国家鼓励和限制发展的信号，为银行信贷决策指明了方向，有助于金融机构在贯彻宏观调控政策时，采取有保有压的策略实现调整、优化信贷结构，降低经营风险。

5、金融宏观调控通过机制、工具创新和制度规范，消除信贷市场分割和流动性约束，调整不同经济领域、产业和行业、企业和社会群体获得资金支持的可能性、便利度和规模。利于农业等基础产业相对薄弱、国有企业改革存在资金瓶颈、中小企业融资难矛盾突出、社会贫富悬殊加大等金融生态环境中薄弱环节的改善，使金融生态环境的多个组成部分得到相对平衡的发展，既有利于金融生态环境和谐稳定，也有利于金融生态环境整体水平提升。

三、抓住金融宏观调控契机，促进县域和谐金融生态环境发展

（一）自觉服从金融宏观调控，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关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各种不均衡现象。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过热现象不明显，在加强调控、防止过热的同时，注重引导支持，防止过冷，做到治“冷”与防“热”并重，区别对待，调控适度。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保证金融宏观调控的政策到位、措施得力，也要兼顾地方和行业的承受能力，准确分析判断县域经济形势和各行业景气状况，积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增长。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解决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为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二)地方政府要把加强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为金融业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

改善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工作作风，做好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统筹规划，明确建设金融生态环境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坚持依法行政，建设“诚信政府”并发挥其良好的示范效应。通过加强公共金融教育，保护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金融机构的依法自主经营权，把支持金融机构加快改革和为金融机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工作重点。加快社会信用建设步伐，建设“诚信社会”，支持金融机构依法维护金融债权工作，打击逃废金融债务等违法行为。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与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专业化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评级机构等，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

（三）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做到科学、规范、严格管理，增强自我调节功能。

一是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正确理解贯彻落实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与实现银行稳健经营、防范风险的关系，找准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并予以大力支持。解决金融机构在宏观调控中暴露出来的对宏观形势判断水平不高、对行业形势与行业风险缺乏可持续性研究、对地方政府支持或主办项目的风险状况评估不全面、对关联企业与集团企业贷前调查不够深入、仔细等弊端，改进信贷管理体制，健全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二是以金融宏观调控为契机，建立支持企业和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正确处理防范风险和业务拓展的关系，在加强风险防范的前提下积极拓展信贷业务。改进工作方式，加强金融服务，深入调查研究，切实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调整信贷经营策略，创新信贷运行机制。通过机构创新、机制创新等解决矛盾和问题。在坚持信贷原则的基础上，转变“唯大是从”观念，以评估借款人的未来盈利能力、企业管理能力、市场发展前景来指导信贷决策行为，对产品有市场、有效益、有优势和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新的信贷增长点。三是加强中间业务拓展产品，理顺和落实中间业务的内部利润分配机制。通过加强对中间业务的精细化管理，创新中间业务产品和服务、优化中间业务考核和激励办法、增强中间业务的整体营销，规范服务费用，增加中间业务收入。逐步降低贷款利息收入在各项收入中的比重，减轻绩效挂钩考核对贷款投放的压力，分散或降低经营风险。四是重视对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和利用。既要研究微观，即对客户、产品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研究利用，关注金融经济法律制度，社会信用状况，企业改制和发展，以及社会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又要研究宏观，即对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国家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等。只要商业银行能够积极主动地运用研究成果来使金融生态环境为自己所利用，就能够趋利避害，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保持各项业务稳健发展。

（四）继续加大“三农”信贷投入，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运行效能。

目前，县域农村资金外溢、金融法制环境缺失、征信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导致农村金融生态失衡现象严重。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投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以提升农村信用社竞争意识为突破口，营造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剔除农村信用社的官办色彩，体现民治思想，还经营权于民，促使农村信用社按照市场规律经营，进而促使其他各类农村金融机构也能主动由行政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最终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同时，建立农村贷款保险制度，提升农村资金自我创造能力。

（五）基层央行应把保持经济发展良好势头，作为贯彻落实金融调控政策措施的结合点。

1、提高基层央行的宏观经济金融分析水平。通过认真学习现代经济金融理论知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强信贷运行监测，坚持进行宏观经济金融分析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提高宏观经济金融分析 水平，加强对区域经济金融运行情况、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监测、分析和评价，落实好、传导好货币政策，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2、做好稳健货币政策的宣传。通过召开金融形势分析会等形式，引导金融部门准确理解稳健货币政策意图，着眼于实现提高金融运行的社会经济效益，加大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投入，全面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实现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

第6篇：宏观经济态势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 经济分析 未来发展趋势

1 概述

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及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影响着政府、企业或个人对市场的决策和调控的决策。在实际分析和判断中，如果忽视了正确的原则可能造成宏观经济判断上的分歧，使得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判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难以确保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相关部门必须科学合理的分析与判断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准确的把握未来经济发展趋势，从而提高个人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政府部门经济调控的有效性。

2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情况

2.1 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机遇 一是我国经济顺利驶入了稳定发展的正常航道；二是内生性增长机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是中国出口呈现出了恢复性增长的趋势。

另外，目前中等收入国家向逐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内需潜力巨大；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企业在面临市场经济改革或者调控时，自我发展能力和适应能力逐渐增强；国民储蓄率较高，对宏观经济政策发展空间较大等。

2.2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首先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我国通胀压力有增强的趋势不利于市场调控，使得我国房地产行业和汽车行业无法形成新的增长点，房价、物价持续上涨。另外地方债务风险、局部金融风险仍然存在并在积累，诸多中小型企业发展遇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出现一方面贷款宽松，一方面贷款难的问题同时存在，给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带来了巨大的阻力。

3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未来趋势判断需要把握的问题

3.1 确定经济变量合理的参照 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以及未来趋势的判断，涉及到的宏观经济变量范围较广，往往需要正确的确定相关参照值，参照值可以是正常值、过去值或者目标值，往往需要根据实际的经济变量，以确定不同意义的参照值。就GDP增长率来讲，其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个经济变量，因此可以将潜在的GDP增长率作为参照，也可以将目标增长率作为参照。实际GDP增长率下降或者上升并非都意味着宏观经济趋坏或者趋好，应该是趋近于潜在GDP增长率的实际GDP增长率上升，意味着宏观经济发展形势趋好；背离潜在GDP的实际GDP增长率上升，意味着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呈现不好的趋势。

3.2 区分经济变量临时性波动和趋势性变化 经济变量的变动往往呈现临时性和趋势性，对于这两种波动形式必须进行准确的区分与判断，切不可将两者混淆。对于2011年2月份我国出现进出口负值，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贸易顺差多年一直扩大的趋势造成的。但是实际上造成我国进出口长期顺差的原因是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储蓄率过高造成投资率过高，提高了产能，这必然会使得出口扩大、进口减少，造成顺差增加。这种中国经济的失衡是长期形式的，而个别月份的变化只是临时性波动，不会是趋势性波动。对经济变量临时波动和趋势波动变化的正确区分，能帮助企业决策者正确的判断宏观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提高企业市场变化的适应力。

3.3 加强通胀预期的管理 首先大力扶持农业生产，对农业产品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规则加以监督与管理，有效防止炒作投机。同时提高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变动的重视程度，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缓解通胀带来的压力。另外，需要根据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度提高存款利率，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促使合理均衡汇率的形成。通过强化通胀预期的管理，在分析和判断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上，对其进行宏观的调控，能有效的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3.4 重点调控房地产市场 首先应结合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建立有针对性的住房供应机制；加快廉租房住房建设，使其因商品房投资下降给我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方面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对于商品房供应通常需要及时进行动态检测，对不合理的住房需求进行制止与疏通，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另外还应该强化房产税的推动工作，积极完善相关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加强房地产信贷风险的管理，为房地产市场提供更多的住房资源，在缓解市场不合理住房需求的同时，也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了调控，有利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

4 结束语

一直以来，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判断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面对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必须全面、深入的分析，对相关措施进行准确的把握，确定经济变量合理的参照，区分经济变量临时性波动和趋势性变化，强化通胀预期管理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有利于相关企业和部门对宏观经济进行实时的了解，并对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进行掌控，从而制定出适合企业发展的经济措施，实现企业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富民，梁学栋.宏观经济、政府规制与房地产市场发展――政策调控与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研究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12，

12：152-155.

第7篇：宏观经济态势范文

笔者认为，目前经济下行走势与压力，不仅源自潜在增速回落与外部环境变化等新常态条件，而且与调整早先宏观经济失衡的阶段性非常态因素有关。结合十年宏调史实践经验全面认识目前经济减速成因，直面全面深化改革与调整宏观失衡的双重客观要求，在“宏观政策要稳”总思路指导下坚持完善十以来正确宏调方针，中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自主景气增长新格局。 经济增长为何减速？

2012年二季度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速“破8”，此后九个季度在7.5%上下波动。近来部分经济指标再度走低。如1月-8月固定投资同比增速降至接近实施刺激计划以来最低值，8月工业增加值增速比7月回落2.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创2011年3月以来最低。8月出口进口增速降至2.3%，当月贸易顺差增至近500亿美元，显示内需较弱。金属原料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发媒体“大宗商品雪崩钢价跌入无底洞”之类报道。

事实表明，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两层意义的下行压力。两年多来经济增速7.5%上下，与早先30多年近10%增速比较回落两个多百分点。更需重视的是，近年7.5%上下实际增速，并不完全由经济内在增长动力推动实现，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稳增长政策支持的结果。近来政府追加棚户区改造投资，增加水利和铁路投资，实施其他方面定向调控政策。没有政策层面“季度性增长保卫战”的努力，经济增速会显著低于目前实际水平。

两重意义上经济增速走低原因何在？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过紧。近两年货币信贷增速在13%-15%上下，广义融资增长率在15%-22%之间，是实际经济增速两倍上下。短期利率如一周Shibor和3月央票利率，去年6月曾短暂飙升，然而近年总体走势无过度异动。近年企业债、城投债收益率及贷款融资非利息成本有所增长，主要是失衡调整期市场风险溢价上升结果，不宜简单归结为货币政策过紧。

另一观点指出近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都在回落，由此推论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结果。作为全球最重要增量大国，中国与外部经济存在互动影响而不仅是单向作用。假如各国都用外部因素解释本国经济波动，全球范围走势难以在世界经济内部得到合理解释。在肯定外部因素重要性同时，对中国这样大国经济走势特点，还应侧重从国内环境阶段性特点方面探求根源。

近来学界讨论的视角，是把经济增速回落等方面特点归结为适应新常态的结果。新常态大体指经济运行新近呈现的趋势性和结构性变化及其派生状态。较有共识性看法认为，随着劳动力总量增长见顶、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回落、后发优势效应减弱，中国经济潜在供给增速趋于下降，目前应在接近8%水平。

潜在增速回落判断对观察目前形势有重要认识价值，不过仍不足以全面解释上述两重意义上经济增速走低现象。经济增速从两位数回落到7.5%上下大体可从潜在增速回落角度解释，问题在于目前经济内生动力难以支持7.5%实际增速。实际经济增长相对潜在增速基准偏弱，显然不便直接从“新常态条件”给出合乎逻辑解释，而需结合调整消化早先经济失衡累积矛盾的非常态因素方面寻求理解。 宏观失衡的系统成因

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开放景气成长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体改滞后与要素价格扭曲推动货币信用过度扩张，与基本面强劲增长力量相互激荡，为经济高速运转持续注入偏快偏热压力。倚重诸多产业-数量型工具的宽泛化宏调手段，难以根治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因素，逐步形成宏观经济失衡格局。可以从以下几个环节观察宏观失衡的形成机制。

首先是改革滞后与要素价格扭曲。例如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与汇率体制改革滞后不相适应，伴随贸易与国际收支顺差失衡急剧扩大，汇率这个开放经济基本相对价格没搞对。又如长期利率管制与调节相对呆滞导致利率扭曲，2003年-2012年间用CPI衡量大半时期是负利率，利率这个宏观经济基本价格没搞对。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导致工业用地价格偏低与商用土地价格偏高，土地这个关键要素价格没搞对。

其次是货币难管好即货币信用扩张偏快。2012年实际经济总量是十年前2003年的2.45倍，但是广义货币2012年是十年前的4.4倍，央行资产规模2012年是十年前的4.7倍，社会融资总额是十年前6倍以上，货币及负债扩张幅度是实际经济增幅2倍-3倍。数据显示，2003年-2012年间央行资产扩张近八成源自储备资产过量增长，可见央行过量增持外汇储备是货币过度扩张的主要直接推手。

再次是通胀压力表现为结构性物价上涨新特征。货币扩张偏快定义性派生通胀压力，然而在新世纪初年新经济环境下通货膨胀的物价表现呈现出新特点。CPI或GDP平减指数等常规宏观流量物价指数上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更是间歇性大幅飙升，如商品房均价不到十年增长好几倍。对比考察2003年-2012年间十余种宏观物价指数涨幅，可见不同流量和存量物品价格涨幅与各自供给弹性大小成反比。

最后是宏调过于宽泛化与深层改革难推动。政府宏调应对通胀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宏调主体部门过多与工具过于宽泛。梳理十年宏调史，多达十来个行政部门被赋予或自称为宏观调控部门参与宏调，几十种政策工具手段作为宏调措施采用。

宏调手段虽包含利率、财政平衡等总量和价格工具，然而实际操作过多倚重审批投资、有保有压、限贷限购等数量与产业政策工具，有时还诉诸冻结供地、价格管制、大案查处等超常行政干预措施。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货币信用总量是影响短期宏观涨落的“水龙头”，利率汇率等总量价格信号是调节引导总需求的“牛鼻子”。宏观总量价格工具利用不足，过多采用产业、数量、行政性工具调控，难以对宏观失衡达到标本兼治效果。宏调产业化与微观化倾向多年延续，形形管制派生新的设租寻租利益格局，客观上为转型期体制内一些残存非市场因素提供滋养。

就此而言，宏观失衡既是体制不完善与改革滞后的结果，同时又通过宽泛化宏调负面效应支撑体制内扭曲性因素，构成宏观失衡系统根源的因果闭合链条。 失衡调整进展与影响

经济失衡必须得到调整是经济规律客观要求。中国经济需经历一次阶段性调整，才能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调整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维持大体可接受水平基础上，通过市场出清机制和重建财金纪律调节早先累积失衡因素，并通过结构性改革再造自主增长的体制条件。

针对“4万亿”刺激伴随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形势，上届政府后期已开始对宏观失衡某些突出问题进行局部调整。受主客观条件限制，当时尚未能充分认识失衡调整必要性与紧迫性，初步调整性质措施存在被动性和局限性。

十以后新领导层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审时度势和谋划全局基础上，重新定位经济与宏调政策目标优先序，中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与主动调整失衡新阶段。与“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总思路相一致，近年中国经济政策优先目标定位于力推全面深化改革以激活经济增长微观动力。宏调政策则体现两点取向：力求保持货币与财政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的大体中性状态，在此基础上利用市场出清和调整功能化解早先宏观失衡矛盾。同时侧重采用定向调控举措实现稳增长目标。

虽然面临经济增速走低等方面困难，十以来调整失衡已在多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首先表现为“挤水分”，即消化调减早先扩张期形成的偏高产能。经济增长偏快时期投资规模大、生产周期长的上游行业扩张更快，如钢铁等上游部门超常扩张到2008年已面临调整压力，刺激经济时期失衡矛盾进一步加大，目前正经历艰难的产能过剩调整。近年PPI负增长与CPI正增长并存，重工业部门PPI负增长与轻工业部门PPI零增长并存，是调整上游部门失衡的相对价格表现。

其次表现为“去泡沫”，即治理房地产等部门过度扩张与价格虚高因素。2003年-2008年货币信用扩张推动房价多轮大幅上涨，大部分时间房地产投资增速高达30%。刺激经济时期房地产经历新一轮更为迅猛扩张。房地产失衡本质上是货币过度扩张现象，随着十以来货币与宏观政策定位温和中性立场，房地产部门早先潜在过量库存与风险开始水落石出。

再次表现为“控杠杆”，即规范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过度扩张。宽泛化宏调伴随“金融抑制”有增无减，影子银行与表外业务快速扩张并积累风险。地方政府债务超常增长：2007年-2010年间增长一倍多达到10.7万亿元，到2013年中进一步增至17.9万亿元。近年在防控系统性与区域性金融风险前提下限制地方债务过度扩张。在影子银行方面，从2013年3月银监会8号文到今年初国办107号文逐步改进相应监管。

最后表现为“调预期”，即引导市场转变经济增速回落时政府必然重手救市的预期。新世纪初年多年高增长使市场预期偏于乐观，“4万亿”刺激客观上增强了政策救市预期。近年宏调政策保持定力、以稳为先，既不收紧也不放松，利用市场力量稳健调减过剩产能、降低过高杠杆与调节虚高价格，允许个别金融产品违约。市场开始转变“政策是跌出来的”一度流行的预期，有利于提升硬预算约束与宏观财金纪律有效性。 调整新阶段的政策选择

预计这轮失衡调整大体经历三个阶段。针对“4万亿”刺激后通胀卷土重来形势，当时政府初步实施了一些局部调整政策。十以来各方对调整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共识度提升，新决策层尊重调整规律，主动推进调整，引导推动调整全面展开并取得阶段性重要成就。目前形势演变显示，经济运行正在向以深化调整为特征的第三阶段过渡。

调整第三阶段面临多重任务：一是要在经济减速环境下，较大程度消化上游工业部门与房地产等行业累积的过度产能与库存；二是借助市场出清机制与政策调节功能，使金融部门高杠杆与高债务风险得到控制与阶段性化解；三是推动宏调架构朝更加科学化方向转型。在大体平顺推进假设上，预计未来两三年可大体完成调整并迎来新一轮自主景气增长，届时中国将在全新基础上展开其经济追赶崛起的下半场历史进程。

为保证实现上述目标，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明确坚持改革调整的政策取向。在调整深化阶段各种深层矛盾和风险会进一步外化，呼吁刺激与回避调整的观点诉求及其影响力会增加。应继续坚守十以来结构性改革优先目标，以涉险犯难的决断直面调整困难，保持定力，积极作为，稳健推进改革与调整。

第二，适度下调经济增速底线目标。由于消化过剩产能与调减过高杠杆等具有减速效应，失衡调整期应允许经济增速暂时低于潜在增速。依据对中国奥肯关系认识，考虑近年宏观经济走势与劳动市场数量关系现实情况，建议把增速底线目标下调到7%或略低水平。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变化情况，政府对经济增速目标应更多从预测性和指导性角度加以阐释，不宜特别强调其指令性或刚性效力。

第三，货币政策需适当重视运用总量工具。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近来央行采用常备借贷便利（SLF）、定向降准、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多种工具维持货币适度增长。下一步需考虑采用普遍降准这样总量工具。选择适当时机普遍降准，是对早先超常存准率管制的逐步退出之举，也是利用市场化手段稳增长的自然合理之策，还有助于相对瘦身央行资产负债表，并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配套条件，可谓一举多得。降准无疑应审慎，关键是保持广义货币和流动性总量动态适度增长，严防货币过度扩张与通胀卷土重来。

第四，综合施策治理金融市场失衡因素与潜在风险。失衡调整意味着预算约束硬化与重新洗牌，应允许特定影子银行产品违约，打破刚性兑付预期和提升市场风险意识。同时采用破立结合、堵疏结合思路综合治理。

例如在规范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过大与多头举债问题同时，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合理机制。又如在要求影子银行违规表外业务回归银行表内同时，积极探索资产证券化的常规发展路径。

第8篇：宏观经济态势范文

关键词：金融市场；宏观经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6―0118―03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作为金融市场的代表，中国股票市场自从建立以来，经历多次大起大落。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曾经在2007年10月16日迎来历史最高点，随后逐渐震荡下滑且震荡频繁。一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波动较大，这意味着风险较高，而高风险需要高收益来补偿。可以说，中国的股票市场具有波动大、风险高等显著特征。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则以平稳的速度逐渐增长，那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能否很好地解释股票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是如何相互影响？如果以系统性的角度看待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这个系统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本文以上述几个问题为线索，对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

以往，许多国外学者从理论研究到经验论证，或是从实证计量到规范分析，针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展开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通常将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代表，进而研究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问题。Fama（1990）用美国股票市场股票 1953 年～1987 年间月收益率、季度收益率以及年收益率研究了收益率和未来的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高度相关，并且从长期来看股票收益率的波动受未来的经济运行状况影响。Hamilton（1996）则提出了双变量的状态转移模型，从模型角度假设存在一个潜在的单变量（描述经济运行状态的变量），这个单变量可以决定经济增长率与股票波动性，研究结果发现总体的经济变量有助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预测。Harris（1997）根据更多数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上述关系分别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非常弱。

国内学者展开相关研究稍晚，其中赵振全、张宇（2003）基于多元回归和 VAR 模型系统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他们的研究指出，相同时期两者具有较弱的关联，宏观经济波动解释股票市场波动的能力也较弱。与此同时，股票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测能力弱于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预测能力。而丁志卿等（2008）从非政策视角从理论上研究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影响的传导机制，进而分析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关联性，并总结宏观经济向股票市场传导失败的原因。学者李政（2009）经研究认为，中国股票收益率与宏观经济走势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不能通过中国股票市场有效预测宏观经济发展势态。

本文将根据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选取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构建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参考以往学者研究方式，描绘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周期关联性和变迁轨迹，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二、MSIH（M）-VAR（p）的模型构建

在此，我们对MSIH（M）-VAR（p）模型进行简要介绍。首先考虑一个最基本的线性k维p阶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yt=v+A1yt-1+…+Apyt-p+ut（1）

其中，yt=（y1t，…ykt）′代表k维的内生变量向量，t=1，…，T，v代表截距项，ut～ND（0，）误差项，假设误差项ut服从正态分布，则ut～NID（0，）。然而，当向量yt中具有“结构性突变”的非线性特征时，方程（1）所示的线性VAR（p）模型将无法准确刻画时间序列中存在的非线性特征。鉴于此，我们在上述线性VAR（p）模型中考虑非线性的“区制转移”特征。具体而言，假设向量yt潜在数据生成过程的各类参数依赖于不可观测的离散变量st，其中，st∈{1，…，M}，即st代表M种不同的区制。并且，st服从不可约的、遍历M种区制的马尔科夫过程，其转移概率pij=Pr（st+1=j|st=i），Mj=1Pij=1，i，j∈{1，…，M}。

如果在方程（1）所涵括的截距项v以及误差项ut里的异方差中均引入区制变量st，则能够构建MSIH（M）-VAR（p）模型：

yt=v（st）+A1yt-1+…+Apyt-p+ut，ut～NID（0，（st））（2）

其中，V（st）=Vt，t∈（1，…，M），（st）=στ，τ∈{1，…，M}。在本文中，向量yt的维数2，即yt=（sci，gdpt）′，scit和gdpt分别代表股票指数和GDP增长率的时间序列。经过数据处理后，确定了模型的VAR 阶数为 1阶，根据检验选择的模型是MSIH（2）-VAR（1），即“两区制”滞后1阶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最终在该模型基础上构成了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并依据系统总体增长速度划分为“低速增长”状态（regime=1）和“高速增长”状态（regime=2）。

三、实证分析

GDP增长速度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也是各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而经济增长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而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上比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非常具有代表性。长期以来，中国股票市场上并没有编制统一的能反映股市整体运行状况和总体趋势的股票价格指数。但是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同步性很高。因此，本文基于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上证综合收盘指数季度数据刻画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征，并基于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季度数据刻画了宏观经济运行轨迹。并且得到了“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区制划分及平滑概率均值、“两区制”马尔科夫区转移概率矩阵以及区制属性和模型各参数的估计结果。

为了深入了解“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动态变化特征，我们运用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了中国股票指数序列与GDP增长率序列的时间变化路径。具体表现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期间，GDP增长率无较大波动，保持在0.15上下至0.05左右的区间内，而2007年～2009年，GDP增长率先快速上涨，在2007年第四季度达到最大值，随后急剧下降，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最低点0.0533。少量上涨后GDP增长率在2010年和2011年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2012年～2014年则在较低的增长率水平下保持稳定。中国股票市场则在2001年～2007年间处于上下小幅度震荡。其后，在2007年～2009年，先是大幅度上涨，接着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大受打击，中国股票指数也剧烈下降。2009年后，虽然有小幅爬坡，但整体依旧呈持续走低趋势。统计数据显示，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内的“股票与经济”系统基本上在“低速增长”状态与“高速增长”状态之间游弋徘徊。具体而言，在2004年第一季度至2008 年第四季度以及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期间，系统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其他时段则均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此外，我们发现无论是处于“低速增长”状态还是处于“高速增长”状态，描绘“股票与经济”系统增长率高低的平滑概率始终较为稳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这说明中国金融与经济总体受外部力量冲击时的预警功能相对完善。统计数据显示两个区制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股票与经济”系统维持“低速增长”状态（regime=1）的概率为0.9218， 呈现出较高的稳定性。维持“高速增长”状态（regime=2）的概率为0.9183，略小于低速增长状态的维持概率（0.9218～0.9183）。对比两种状态下的维持概率，显然中国“股票与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较为不易维持。系统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为0.0817、低速增长区制向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为0.0782，这说明中国的整个经济金融系统更倾向于由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过渡。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参数回归结果较好。股票指数在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时的方差（1.895899），显著低于“高速增长”状态的方差（5.016926）。而GDP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时GDP的方差（0.026688）显著高于“高速增长状态”的方差（0.009910）。我们可以看出，当股票指数增长率较高时，通常存在较大波动性与较大不确定性，而在股票指数增长率较低时，稳定性更好；GDP增长率较高水平下，波动性与不确定性较小，在GDP增长率较低水平下，则存在波动性较大、不确定性较大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股票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稳定性有所欠缺，相对而言中国GDP的高增长状态更加稳健。

综合来看，基于“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而得到的平滑概率值计算结果进一步印证出，随着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及中国宏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股票指数序列和GDP 增长率序实发生着显著的状态变迁，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整体在“低速增长”状态和“高速增长”状态之间不断转换。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这十余年间，回顾中国金融市场开拓历程、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每次“股票与经济”系统结构突变所处的背景以及其中的缘由。2001年～2003年，中国金融市场政策在由规范发展向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转变，股票市场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同时经济增长也产生投资过快、通胀压力加大等系列问题。2004年伊始，伴随着银行信贷制度的逐渐完善，房地产市场以更加充沛的力量崛起，股票与经济系统增长情况好转，爬升至“高速增长状态”。而2009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和影响，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泥泞之中，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国宏观经济更是面临着严峻挑战，一直到2010年第四季度，“股票与经济”系统一直处于低速增长状态。可见，“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区制转变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晴雨变换，证实了两者在同一系统内呈同步变化趋势，我们需从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角度窥见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变化的关键时点，为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有力帮助。

四、结论

本文采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数据，根据非线性的Markov区制转换VAR模型，构成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该系统存在两个区制，区制一为GDP增长率与股票指数低速增长阶段，区制二为GDP增长率和股票指数高速增长阶段，基于以上内容展开了分析金融市场同宏观经济的关联性。总体上讲，“股票与经济”系统的两个增长区制在概率分布、持续期、波动性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具体结果如下：

1.“股票与经济”系统能够较为贴切地描绘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动态。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基本上在“低速增长”状态与“高速增长”状态之间游弋徘徊。

2.无论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或是 “高速增长”状态，平滑概率始终较为稳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这说明中国金融与经济总体受外部力量冲击时预警功能相对完善。

3.风险与波动方面，GDP增长率与股票指数所显示的情况不同，股票指数增长率较高时存在较大波动性，而GDP增长率则相反，在GDP增长率较高水平下存在较小波动性。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稳定性有所欠缺，相对而言中国GDP的高增长状态更加稳健。

4.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低速增区制的维持概率稍高于高速增长区制的维持概率，高速增长区制到低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高于低速增长区制到高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这说明中国“股票与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较为不易维持，并且中国的整个经济金融系统更倾向于由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过渡。

综上，保持股票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非常重要，同时，中国经济环境受到冲击后的恢复能力也有待提高。因此，一方面相关监管机构应审时度势，准确判断中国股市所处的区制状态及其波动性特征，利用经济政策手段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当金融市场显露出较强的下滑趋势时，应该及时积极地采取宏观调控，缓解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危机。

[参考文献]

[1]赵振全，张宇.中国股票市场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06）.

[2]张强，赵继鸿.基于MS-VAR模型的金融风险预警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3（03）.

[3]曲春青，王乾乾.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非对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马尔可夫区制转换VAR模型[J].金融发展研究，2013（03）.

第9篇：宏观经济态势范文

关键词：供给侧;土地宏观调控;战略;设计

一、 引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国家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旨在调整经济结构，增加供给有效性，实现要素最优配置，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在面临高产能、高库存、高杠杆、高成本等存量矛盾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铺平道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不仅是从要素领域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相关内容的延伸和聚焦，还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创新之举。对于土地宏观调控来说，发挥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基础性作用，要注重提升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和实施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 土地宏观调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内涵

土地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国家以土地作为调控经济运行的措施和政策，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的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环节。土地宏观调控集中体现了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国家意志，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对土地的数量结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统筹优化，从而实现社会各方利益在空间上的集合和再分配，实现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创新等要素的优化整合，实现公平基础上的土地可持续利用，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来看，就是要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规律，增强规划的前瞻性和统筹协调能力，处理好政府主导规划与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关系，加强规划的制度供给，从而实现市场经济环境下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框架设计

战略框架设计如图1所示。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背景。

（1）经济新常态背景。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但已不复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GDP增速水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与经济下行压力并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高效型增长转变，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已然对土地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把握经济新常态下经济服务化、社会信息化、人口城镇化、产业高端化与发展低碳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推M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为稳增长提供基础保障。

（2）区域协调发展背景。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为经济新常态提供了新的战略支撑，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主要力量，有利于区域间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形成新的区域经济格局，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需要完善相关领域的制度供给，相应地调整供地政策，加强区域间的新兴产业用地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引导，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

（3）新型城镇化背景。针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和对扩大内需的主动力作用未充分发挥等问题，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建设为主要载体，把握新常态下的土地资源供需形势，通过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有效性，积极稳妥推进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4）国土制度改革背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涉及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赋予农民更多土地财产权利以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这五个方面。对于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讲，就是要主动适应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新形势要求，统筹考量土地利用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增加规划制度供给的同时严格规划管控和用途管制，通过改革创新把握土地供给的数量、质量和时序要求，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原则。

（1）服务大局原则。土地宏观调控属于国土资源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必须将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 “三去一降一补”的总体要求深度融合，与国土资源改革的各项任务紧密结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提高土地宏观调控的统筹管控能力。

（2）超前谋划原则。超前谋划就是要处理好土地宏观调控短期与长期目标的关系，通过宏观调控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从短期来看就是要积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总体要求;从长期来看要立足于未来，逐步实现规划蓝图的发展内容。

（3）节约集约原则。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因此，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土地综合整治和土地内涵挖潜等措施，促进土地利用综合化、减量化、集约化，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4）改革创新原则。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创新，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要围绕加快职能转变，推动土地宏观调控相关审批事项整合，同时并积极开展“多规”试点，促进相关规划的衔接和协调，构建空间规划体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可操作、便实施的规划基础。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功能。

（1）宏观调控功能。土地的宏观调控功能体现在通过严格规划管控和用途管制，在增加规划制度供给的同时处理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同时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变化，为资源优化配置、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提供规划保障。

（2）规划引导功能。土地宏观调控的引导功能体现在注重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把握规划的宏观性、空间性和综合性特征，促进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数量、空间和时序要求有机结合，同时守住基本农田以及生态保护两条红线，以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城乡统筹功能。土地宏观调控的城乡统筹功能体现在通过保障城乡建设合理用地需求，在综合考虑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需求的情况下，促进土地在城乡实现结构优化、合理布局、效率提高和空间释放。同时，进一步完善基于城乡统筹的土地宏观调控制度，促进城乡土地要素能进行合理的流动。

（4）创新驱动功能。土地宏观调控的创新驱动功能体现在通过创新激发需求进而促进有效供给，通过改革创新把握土地供给的数量、质量和时序要求，实行规划和管理创新，促进合理用地、人口资源疏解、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提升，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

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目标。

（1）具有前瞻性的未来型战略目标。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侧重于对未来土地利用的引导，其本质是前瞻性的未来型规划。必然要立意于未来才能体现规划的价值和主导地位。改革目标和规划蓝图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要通过与时俱进的动态调整，逐步实现最终的宏观规划目标。

（2）具有弹性的开放型战略目标。土地宏观调控作为一个开放型的战略，必须从区域性的宏观战略视角统筹考虑系统内外的能量、物质、信息和价值的交换和变化规律，需要具有一定的弹性，才能做出科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才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土地宏观调控的动态指导性。

（3）具有导向性的资源兼资产型战略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地域目标不尽相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兼顾土地作为资源的自然属性和土地作为资产的社会经济属性，要统筹考虑土地的“资源型”兼“资产型”特点，合理地配置好资源，实现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4）具有市场性的调控型战略目标。市场调配资源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但市场存在一定盲目性，在经济下行压力过大时，通过增加有效土地供给、刺激土地需求以适当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反之则减少土地供给量抑制土地需求以调整经济发展步伐，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动态要求引导用地需求预期。

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任务。

（1）向可持续的土地宏观调控转型。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是土地宏观调控需要考虑的内容，应做到土地资源配置方向应与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土地资源配置质量应与济可行性、生产稳定性、生态保护性、社会可接受性的综合匹配程度相一致，土地资源配置时序应与土地开发利用的时序相一致，土地资源配置区域应与地区的资源禀赋特点相一致。

（2）向市场配置资源的土地宏观调控转型。土地宏观调控作为政府干预土地利用的手段，应处理好政府规划与市场的关系，将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有机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在土地资源配置中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发挥着调节供给与需求的纽带作用。

（3）向城l统筹的土地宏观调控转型。土地宏观调控是城乡统筹的抓手和平台，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促进城乡协调健康发展的机制。通过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整合和利用结构调整，提高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潜力，促进土地利用在规划分配过程中不断优化结构，实现可持续利用。

（4）向多规融合的土地宏观调控转型。“多规融合”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整体目标一致性和协调性的考虑，是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举措。必须通过探索跨区域的统一规划与协同管控机制，实现功能联动、产业对接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最终建立统一、高效、可持续的空间规划体系。

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措施。

（1）强化土地规划管控，促进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进一步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和用途管制，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加大生态空间建设力度，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促进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数量、空间和时序要求有机结合，以土地宏观调控为“底盘”，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2）加强土地综合整治，推进土地节约与合理利用。促进区域土地综合整治，统筹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加强“山、水、林、田、湖”生态一体化治理，进一步推进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城镇更新工程、低效用地再开发，提高土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保障能力。

（3）积极推动城乡统筹，构建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统筹考虑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数量、空间与时间关系，实行统一规划和管理，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立统一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市场，积极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4）释放红利，提高土地市场化配置程度。提高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程度，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调整产业用地政策，创新土地供应方式，合理提高农民个人收益，消除土地价格扭曲，探索征地与农转用审批实质性分离的制度设计，优化审批程序，降低土地使用成本，激发市场创新活力。

四、 结论

土地宏观调控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土地资源配置、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市场运行的重要手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具有重要作用。对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环节，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模糊，就会使土地宏观调控浮于形式，起不到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新常态发展的目的。本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内涵进行了诠释，并从背景、原则、功能、目标、任务以及措施这6个方面构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框架，并对框架内容进行了阐述，有助于我们在新的时期以全新的视角思考如何对土地宏观调控进行改进和完善，从而满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大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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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用地规划统筹研究”（项目号：201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