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宏观政策研究范文

一、新时期教育宏观政策研究的焦点问题

（一）深化改革

以浙江省为例，在省级层面主要推进了一些关键性改革。一是全面实施课程改革，努力解决“学什么”的问题，通过“减少必修、增加选修”，努力把更多的课程选择权交给学生、把更多的课程开发权交给教师、把更多的课程设置权交给学校。二是全面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努力解决“怎么考”的问题。从2013年开始，在全省中小学取消任何形式的与“小升初”招生相挂钩的学科知识笔试和面试，公办初中一律就近分片招生，民办初中采用面谈加摇号等形式进行招生。2014年浙江省成为全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试点省，明确了四种高考招生方式：第一种是统一高考招生；第二种是高职提前招生，普通高中以学考成绩为依据，中职学生以职业技能考试成绩为依据，实行一档多投；第三种是高职单独考试招生，面向中职学校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相结合的考试；第四种是“三位一体”招生。以上两项关键性的改革，影响了浙江教育的全局，带动了各个教育环节的改革。

（二）促进均衡

河南省针对教育在城乡、区域、校际、群体间存在的差距，加大政策、资金、项目等扶持力度，努力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在促进均衡方面做了较多的思考与总结。一是加大支持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力度。认真贯彻落实《河南省教育脱贫攻坚专项工作方案》，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力争到2020年，贫困地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义务教育净入学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基本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二是促进入学机会公平。完善义务教育公办中小学免试就近入学制度，加大对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治理力度，逐步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均衡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的比例；同时，认真落实国家关于保障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政策，持续提高农村考生上重点大学比例。三是保障特殊群体教育权利。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机制，依法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同时，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与保护。四是建立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十二五”期间，累计投入各类资金390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5亿人次，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统筹联动

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的责任，统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强化省级政府的统筹实施职能，并且在全国设立了7个省级教育统筹综合试点，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利，强调在横向解决统筹疑难问题的同时，还要做到从中央到省、到市县的联动，有效保障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山东、广东、上海在这方面的示范作用值得总结。以广东为例，2011年，广东开始探索建立以“三个统筹”为核心的基础教育省级政府统筹落实机制。一是实行工作统筹。通过建立省―地级以上市―县（市、区）政府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纵向统筹”机制和省―地级以上市―县（市、区）各级建立有关职能部门协调联动的“横向统筹”机制，从分散多头布置工作转为整体系统推进工作，更好形成工作合力。二是实行资金统筹。通过“全面规划、整体推进，总体考评、综合奖补”的办法，把各级财政教育投入、各项教育专项资金和社会各界支持教育的资金统筹起来，确保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实行考核统筹。省委、省政府清理合并考核检查评比项目，把教育“创强争先”督导验收列为对地级以上市、县（市、区）、镇（街）政府考核检查评比项目之一，统一建立奖惩考核办法，统一制定考核指标体系，统一组织督导评估，推动各项目标任务最大程度地按要求实现。

（四）培育智库

湖南省教科院院长石灯明认为教育智库发展的关键在以下几点：一是明晰教育智库的基本定位，以全球视野、中国特色、专业品质和实践操作拿出战略性、前瞻性、思想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围绕政府工作中心和大局，聚焦政府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关切人民群众的期盼。二是保持教育智库的独立性，即：要具有研究的独立精神、独立的评价标准、独立的机构地位，最大程度地保障教育问题的调查、分析、判断、预测、评估工作的准确度和公正性。三是改革教育智库的工作机制，即：建立综合研究工作机制，建立协同创新工作平台，建立成果质量保障机制，这是提高教育智库学术地位、坚持长期的定向研究、扩大其社会知名度和政策影响力的重要前提。四是创新教育智库人才培养交流机制，建立开放互动的人才进出机制，加强对高端人才和青年才俊及其团队的培养，加大教育智库的自主用人权和人才的自主选择权，打破“终身制”“铁饭碗”的身份桎梏，构建人才“旋转门”，畅通官、商、学相互交流的“直通车”。

二、新时期教育宏观政策研究的关键事项

（一）把握教育规律，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特别是要重点推进初等教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终身教育体制建设、拔尖人才培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办学体制改革，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和省级统筹改革的经验，把其中带有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提炼出来，用以指导教育实践。

（二）加强教育统筹，包括中央、省甚至县一级的统筹

��家教育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充分把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充分了解国家层面及各区域层面教育改革发展实情；区域教育宏观政策制定实施，必须与国家教育宏观政策衔接并充分符合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署和教育改革发展需要。这是教育政策制定实施的一条宝贵经验。（三）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上做好文章，多做文章

要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有力、规范有序的体制机制，在促进职能转变上，政策法规要更加积极有为，要通过职能转变加快权利清单、责任清单的制定，及时了解和掌握教育重大决策，有效提升依法、科学民主决策的针对性，使教育政策的评估、评价工作真正地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发展所用。

三、新时期教育宏观政策研究展望

（一）强调看齐意识，增进对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重要性的认识

无论从认识上、相关机制或条件的保障上，均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中央有关教育的决策与部署，增强我们的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深入学习、准确把握文件原则和精神，做好教育统筹，把教育政策研究与社会其他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与教育其他类型的研究结合起来，统一目标、统一力量、统一规划，形成合力，避免让教育研究力量脱离开教育政策制定的大目标，这是一个统筹和协作的关系。

（二）增强教育敏感度，以问题为导向继续实践改革探索

增强教育敏感度，强调在进行教育宏观政策研究时，不但要关心个体的经验，研究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更要重视教育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研究，要从全局高度、长远眼光观察分析问题，注重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把握改革发展中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聚焦教育未来问题的研究，包括教育的信息化、国际化、法制化。同时，还要拓宽视野，以国际视野继续国际经验比较，增强文化自信，关注国际上共性的规律、共性的问题。

（三）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加快完善教育宏观政策决策机制

教育信息与数据的汇总、统计、分析一直是当前教育政策研究非常欠缺的。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加快完善教育宏观政策决策机制，意味着今后要进一步做好定量分析，做好大数据处理，为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必要的数据信息条件，针对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互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激发教育发展的活力与动力。

（四）聚焦教育治理，以治理现代化带动教育改革新进展

十八大以来，治理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到现阶段的关键问题。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孙绵涛认为，教育治理政策研究是推动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教育治理现代化政策的学理研究是教育治理政策现代化研究的核心，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的探讨与思考上：以问题为导向的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内容研究（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目的、要素、层次），以决策为核心的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政策过程研究（决策方案的形成、预测及合法化）、决策环境研究、决策价值研究等。

第2篇：宏观政策研究范文

摘要：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滞性，这是目前大多数学者及执政当局普遍的共识。经济政策时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政策的时滞，有利于政策制定当局对政策的准确考量，同时规避非适时的经济政策实施的风险，最大限度地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根据凯恩斯的相关理论，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探讨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滞，并提出把握宏观经济政策时滞性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内部时滞；外部时滞；政府执政能力；政策有效性

1研究背景

关于经济波动，长期以来针对政府要不要采取稳定经济的政策进行干预的讨论就没停止过。凯恩斯干预（即政府干预）认为坚持稳定经济的政策是非常必要，也是有效的。他们认为市场失灵（经济大波动）时，市场经济内在本身已无法做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时只能由政府通过政策来进行调节，才可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凯恩斯主义（即凯恩斯干预）自出现以来一直饱受争议，只要遇到特殊时期，它总是被推到风口浪尖，特别是2008年底以来的世界经济。那些非凯恩斯主义普遍认为这次的经济危机与凯恩斯干预不无关系，他们认为经济波动无需人为干预，市场经济本身会对经济波动做出自动调节。我认为在经济大的波动时凯恩斯干预是必要的，至于它的有效性是否能达到预期，不是凯恩斯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宏观经济政策时滞性是否能准确把握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以下简称经济政策）的时滞性是指经济政策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完毕的时间长度。它分为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是指市场经济出现问题时，决策者制定出相关政策并付诸实施的时间间隔，它包括认识阶段、决策阶段，这个时期特别考验决策者的快速反应能力、识别能力和应变能力；外部时滞是指政策开始执行到政策执行完毕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由于政策实施后首先要影响中间变量，再由中间变量影响目标变量，这都需要一个过程。例如，利率政策实施后首先影响个人可支配收入、投资和消费（中间变量），然后才能影响国民收入（目标变量），这个时间长度依经济情况不同各有差异。一般来讲，财政政策的内部时滞较长，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但其外部时滞较长。不管怎样，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有时滞性，在此期间，经济可能发生了与预期目标完全不同的变化，这就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效果，所以对政策时滞性是否准确把握将直接影响政策的有效性。

2经济政策时滞性的影响因素

2．1内外部环境

内部环境一般是指国内的环境，它又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就是国内的整体大环境的状态，如经济的整体表现，包括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民生、投资等；微观环境主要指实体经济的状态，它包含了市场、利润，价格，成本和就业等。这两大环境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或相互抑制。政府对内部环境的客观把握，直接制约着经济政策方向及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外部环境是指国外的整体环境状态总称，主要是指经济环境，也要关注政治环境。如美国宽松量化政策、英国的退欧、人民币入篮SDR、西方大选及政阁组合等等，这些也将影响我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及未来经济的发展。

2．2政府的执政能力

凯恩斯干预考量的是政府的执政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政府能力。政府能力是政府在行驶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政府绩效，具体可表述为政治绩效、经济绩效、文化绩效、社会绩效四个基本向度。政府执政能力主要体现在知识能力、识别能力、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上，政府执政能力的体现靠的是大智慧。

2．3政策出台时机与执行路径

一项政策出台的时机最终影响政策效果。2007年我国整体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这一年在货币政策上的调整是前所未有的，但最终的效果还是不尽人意。我认为时机把握上放在2003－2005年间是比较合适的，这期间房地产价格开始初现上涨的势头，如果这时开始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或许不会出现今天房价高企的局面。政策的时机把握好了，执行的路径还需仔细斟酌。2008年底我国政府出台的4万亿的投资政策（其中2万亿给了铁路部门），曾经有很多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政府干预的力度过大，担忧会扰乱市场经济内在本身的调节机制，不能让市场发挥正常的作用。现在回过头看，这项政策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每年直接拉动GDP增长不少于3个百分点；高铁的陆续建成，大大提高和改善了百姓的出行环境和效率，高铁技术也成为我国对外技术输出的一块王牌。但物价的持续上涨问题确成了百姓及政府头疼的顽疾。这次政府的主动出击是及时的，它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政策调节影响国民收入及就业，最终改善民生。设定的执行路径是通过政府购买支出（即政府投资）和利率的中介目标来影响国民收入，从而带动就业。这种设计突出的矛盾是政府投资过大会带来市场利率上升，降低了民间资本参与社会投资的热情，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挤出效应”，其次还会带来社会成本的上升，使百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加大。如果将08年底的政策路径调整，最终目标不变，中介目标由原来的政府投资和利率调整为税收，通过降低税收来提高国民收入和就业，一样可以改善民生。西方国家在运用这个政策工具上积累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如肯尼迪政府在1964－－1965两年减税使边际税率平均下降20％，带来了美国经济的高涨；1977年里根政府实行的三年内全面削减边际税率30％的“肯普—罗思法案”，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兴。当然我们必须提及的，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总需求管理。总需求是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及净出口四项构成，很容易让人忽略税收间接对GDP的拉动作用。在税收的问题上，很多人理解是：政府若实行减税的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会降低，直接影响到各级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的下降，从而使国民收入减少，民生无法保障。这里我们不妨从理论上来了解下税收的作用。理论上经济低迷时政府采取积极的或膨胀性的财政政策是有效的，财政政策有两个工具即政府支出和税收，方向是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都可以拉动经济上行。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对国民收入拉动很快，但物价普涨，我国本世纪十几年的宏观经济实践也给我们留下很多教训；而通过减税不仅能增加国民收入，还可以改善民生。税收的传导路径是这样的：税收———个人和企业收入———消费或投资———国民收入。减税直接带来的是个人和企业收入的增加，百姓生活相应提高，企业负担下降，改善了民生；另外在原有的税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增加，税收也会相应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弥补了因为减税使政府损失的一部分财政收入；个人和企业收入增加，直接带动公众消费和投资增加，拉动就业，导致GDP上升。可以说减税让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都能受益，它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近两年我国税收营改增的重大举措，这是中央政府对税收作用的重新认识，也是形势的需要。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其核心就是减税，政府在未来将通过税收这个政策工具来服务于社会。

2．4政策预期与政府心理维度

每项政策的制定都会对其最终的效果有个预期，含短期和长期两方面，这是对政府决策层智慧的大考验。当然，我们纵观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对预期的绝对准确是难以做到的。政策预期毕竟是在决策时期，处内部时滞阶段，带有更多预估的色彩，而政策效果是要通过实践才可知的，是滞后的。由于经济的复杂性，有些形势是我们主观或客观没有估计到的，这会导致政策的外部时滞影响政策效果。政策预期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政府具备良好的心态，即政府的心里维度。2007年针对物价上涨的势头，我们在货币政策上9次的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5次的提高存贷款利率。一年之内政策干预之频繁，这在世界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一方面反映出我们经验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们心态的弱点—心太急。我们忽略了市场内在本身的自动调节机制，对市场的过激干预使市场难以正常发挥作用。

2．5政府与公众的博弈

博弈无处不在，政府与公众的博弈始终是难以回避的。我们常说一项政策出台最终有没有实质性的效果，这跟公众是否买账有关，这就是博弈。博弈有些是共赢的，有些确是对抗的，博弈可以折射出政策的不足。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这一政策落地一年实施情况如何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1750万，相比2015年的出生人口1655，仅仅增加95万，相比2014年的出生人口1687万，也只是增加63万。人们生育意愿似乎不强，“全面二孩”政策暂时遇冷，究其原因除了长期以来强生育控制（计划生育）、低生育意愿和高生育成本外，就是二孩政策本身还需在配套政策上做进一步完善，如二孩家庭收入个税的减免，住房的补贴，在教育、医疗等方面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支持。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政策的示范效应我们可以加以借鉴。

2．6随机或偶然因素

世界经济风云变幻，随机或偶然因素影响经济时有发生。有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却有其必然性，有些对经济的影响甚至是深远的，我们决不可忽视，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底的世界经济危机。这两大危机，打乱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或多或少影响到各国的经济政策，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我国经济除了受国际的影响外，国内的一些偶然或随机因素也是不容小视的，如恶劣天气的影响、资本市场的人为操纵、抑或网络谣言，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的节奏，最终影响政策时滞及政策效果。

3准确把握经济政策时滞性的有效途径

3．1政府准确对经济的把脉

政府对经济的把脉有如中医问诊，中医讲究“望、闻、问、切”，针对不同的患者，中医会开出不同的方子，并且会依患者使用情况适时做出调整。政府对经济准确把脉，不妨汲取中医的精髓，这里有几点是需要重点考虑的：（1）对经济本身客观状况的准确把握“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给人看病要对症下药，治理经济也要找准病灶。通过对经济全面诊断，就是要清楚市场经济内在本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问题还需做综合研判，对不同的问题要区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这也是对政府勤政的严峻考验。（2）政策调整靠“度”的准确考量政府准确把脉经济，还要能开出标本兼治，综合实施的良方。中医的方子很讲究，用哪几味药，每味药用多少，不能有半点马虎。政策也是一样，需要根据经济所呈现的状况不同严格把控。譬如2008年前三季度“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200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均是依据经济整体情况做出的适度调整，其中微妙字眼的变化传递的是政府对于政策“度”的把握，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检验。（3）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细分这里的细分是指政府对于经济中不同问题的处理不能一刀切，切记在政策的制定上不能用一个药方解决所有问题的惰。（4）制定的政策要接地气，要使政策真正能落地生根，最终能解决实际问题。（5）克服“政治经济周期”的影响尽管政策正确而适时，但官员们可能由于利己的政治考虑而不予执行。这种风气还存在于有些政府官员中，怕担责任，不作为时有发生，这是一种变相的腐败，我们要坚决遏制，绝不姑息。（6）政策实施后的跟踪调研必不可少，做到第一时间掌握政策对经济的细微变化，以利于政策的不断调整。

3．2政策目标实现的“丁伯根法则”

各国政府在不同发展时期会制定出不同的政策目标，有些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而有些确是冲突的，冲突的根源是目标与政策工具不匹配。“丁伯根法则”在解决政策目标冲突上给予我们很好的启发，即要实现n种政策目标，至少要有n种政策工具（具体政策措施）相配合，才能充分实现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如“全面二孩”政策为什么遇冷，究其原因就是配套政策不够。要实现我国未来人口可持续发展，我们还须配套实施人口宣传政策、生育权限政策、生育服务政策和生育福利政策等政策工具。综上所述，一旦明确了政策存在时滞的基本特征，就必须对政策预期效果进行综合判断，不同周期的政策选择及时滞性是不同的，政府应按经济风向审时度势。

参考文献

［1］夏斌．危机下的中国思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和前景［J］．中国经济报告，2017，（1）．

［4］胡舒立等著．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4．

［5］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第3篇：宏观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3-0101-01

1 目前我国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1.1 经济建设支出比重过大

长期以来政府直接投资比重过大。同时,由于经济建设支出刚性强、持续时间长,对经济的影响往往超出预期,如1998年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后,全国各地利用中央举借的长期建设国债收入以及地方和银行的配套资金,兴建了一大批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其中有不少项目在积极财政政策退出时仍在建设之中,这些在建工程项目需要大量后续资金投入,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将会使这些在建工程项目的后续资金来源失掉既定渠道的支撑。

1.2 财政对教育投入不足且分配不公平

据有关研究表明,教育不公平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还存在较严重的不公平问题,虽然我国已在2006年起实施对西部农村的所有中、小学生实施免学、杂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但由于教育经费的投入仍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惯性,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仍需时日。

1.3 财政支农投入不足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将近8亿农民,尽管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但在农村仍有近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体来说,这几亿农民的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是未来拉动我国内需的潜在动力。中央近年来加大了对“三农”工作的重视力度,财政支农比重从1998年的10.69%到2002年的7.17%,随后的几年也都维持在7%左右,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8%的水平。

1.4 社会保障支出比例过低、覆盖面不广

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稳定器”,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然而,目前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只有8%-10%左右,离我们要达到的15%-20%的水平还相差甚远,更无法与发达国家30%―50%和发展中国家20%的水平相比。其次,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我国目前已初步建立起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但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农民等非城市户口人群尚未能享受到这一公共服务。

1.5 税收在调控经济中的作用仍未充分发挥

税收是经济活动成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制度设计直接影响到企业、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目前的税制显现出不完整、不适应、不公平等问题,限制了其调控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目前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有抑制投资的作用,与我国下一阶段发展自主创新产业不相适应;个人所得税仍采取分类课征的方式,不同来源收入税负不一,不利于税收的监管,限制了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职能;消费税虽然在2006年进行了调整,但其税基仍然过窄,限制了其调节居民消费结构作用的发挥;资源税设计还不完善,在调节资源使用,实现中央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标的作用还很有限,等等。

2 完善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2.1 调整经济建设支出,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相比较而言,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见效更快,但它也存在刚性强、周期长、过度干预资源配置等缺陷,会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造成宏观经济过于依赖政府调控的局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要求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应有所降低;由于政府投资对经济会产生“乘数”效应,当前经济“过热”的形势也要求政府在项目投资方面应总量控制,并对经济建设支出的结构进行调整。

2.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大农业投入,优化投入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处于短缺状态,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农民自酬资金和农业相关税费,农村税费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适时的提出,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提供了机遇,中央这几年逐步扩大了支农力度,但离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一步应逐步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2.3 加大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力度

人力资本是经济集约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现阶段不仅要稳步扩大义务教育的投入规模,还应加大对职业培训的投入力度,这对于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劳动者再就业的层次、推动全民素质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在科技创新投入方面,一方面,政府应承担起促进科技进步的主要责任,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还应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的政策优惠,同时加大科技研发环境建设,为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创造条件,引导民间资金进入科技创新领域。

2.4 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一方面,稳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农村过去传统的依靠家庭、土地的保障模式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今后应逐步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初始阶段,可以由财政每年拨付一定的资金作为启动,以后逐步建成基金运行模式;另一方面,应逐步将进城务工的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为城市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理应有权享受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

第4篇：宏观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 宏观经济 运行 调控 经济管理 经济走向

一、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2015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6%，其中3月份进出口增幅出现双降。近期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严峻复杂，但机电产品进口和部分高端制造品出口增速大幅超过整体水平，显示我国外贸比较优势转换的进程正在加快。

2015年一季度，中国进出口总值5.5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3.15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进口2.39万亿元，下降17.3%。3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1.7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3.5%。其中，出口下降14.6%；进口下降12.3%。从出口方面看，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出口订单有所减少，是近期出口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此外，劳动力、融资、汇率、环保等综合成本居高不下，传统竞争优势被削弱也制约了出口增长。

2014年以来全球地缘政治动荡不已，大国的博弈渐趋激烈，大国对抗火花四溅，对世界经济确实有很大影响。由于世界经济没有大的好转，同时我国正处于比较优势转换阶段。因此，不应对短期内外贸进出口出现大的好转抱有过高期待。今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管理的应该主要放在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来，狠抓各项政策的落实。

二、采取措施促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大逻辑就是大基调，大转折，既要深刻认识它，还要积极引导它。新常态必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新常态、新机遇、新思维、新发展这一年引领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一）打开稳增长的政策工具箱

国家主席上今年博鳌论坛上发表主题讲话时曾经讲到，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好，政策工具多。国务院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也曾经提到，国家近几年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的政策，所以运用政策的回旋余地还比较大，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比较多。

换句话说，新一轮投资即将展开，今年以来，可以将围绕“7大类重大投资工程包、6大领域消费工程”和“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充实项目库，形成“实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滚动机制。以“一带一路”举例说明，“一带一路”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管理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方面如何理解“一带一路”？这是第一个促进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兴制造业体系的建立，新的亚洲地区经济体系的建立，促进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进程。所以说“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经济战略，又是政治外交战略。

（二）稳增长政策加码

2015年3月30日下午，央行、住建部与银监会了《关于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降低了首套和二套房首付比例；同时财政部也在官网公布了《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降低二手房交易营业税。

2015年3月31日，《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公布，将于201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当前金融市场化、金融创新加速背景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完善我国金融安全网的重大制度推进。

除此之外，国家还有一系列政策促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在此处不一一列举。但总而言之，宏观经济政策不外乎主有四个主要目标，即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环境更加复杂，各方面也将面临全新的挑战。我国涉及相关领域要以“盘存量、控增量、提效率”为着眼点，加大各方面政策创新力度，提高政策效率，在“短期与长期”、“周期与结构”、“风险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的关键。尽管世界经济出现分化，目前各国都在努力改善自身经济发展环境。我国也是如此，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融资租赁等新型贸易业态今年将继续蓬勃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实施，这些都是促进今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利因素。

三、结语

正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关键。所以并不是说今年经济增长略微放缓，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不重要了，宏观经济政策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目前宏观调控还有很多手段可以应用。我们正在协同推进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有利化解部分遇到的问题，在“新常态”我们面临许多困难，但越是困难，越意味着机遇多，解决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新的机遇，新的成功。

（作者单位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财政局）

参考文献

[1] 郎丽华，张连城.中国经济周期与对外贸易周期的关系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 （11）.

[2] 张连城.未来几年的宏观经济走势与经济政策取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 （1）.

[3] 王静.转型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基于实践的探索和反思[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第5篇：宏观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机制；宏观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003-02

一、城乡统筹发展的若干理论分析

（一）从宏观全局认识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1.统筹城乡经济社会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客观必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及发展，我国的城乡关系发展局面日益增强。但是我国城乡之间仍然没有建立起一种良性发展的局面，城乡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很好的统筹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不仅对于社会的稳定不利，更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光体现在解决了温饱问题，让大家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还体现在城乡之间的和谐发展上，全体公民之间对于公平的感知上。因此，要想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更全面的、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和难点就在农村。而把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和促进农村社会进步作为重中之重，由城乡分治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格局，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具有全局性的关键意义。

（二）政府在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中担负着重要职责

概括说来，政府在统筹城乡社会经济中需要明确以下职责：一是制度支持。政府应该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等方面，逐渐消除对于农民的歧视，真正做到全体公平的平等。二是政策导向。政府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方面应该加强对于农村的倾向力度，使得农业的发展有政策的支持，有政策的保障。三是强化投入。政府应该更大力气，更多的投入到农业中去，使得农业的发展有资金的支持，有技术的支持，有人才的支持。

二、当前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不协调，城市化进程中矛盾凸显

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吸收的劳动力增速有限，第三产业发展缓慢，限制了就业范围的扩大，无法大量吸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过剩的劳动力。而就业结构的矛盾又体现在，大量的人才不愿意去从事第一产业，导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人才的过剩。同样，这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矛盾，对于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正是因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这种不协调，才造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不断凸显。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必然趋势。这里的真正融入，我的理解，不光是农业人口进入城市这种主观的融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融入是因为农业的发展不再需要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客观的融入，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入，以及城市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产品供给对于所有居民的一视同仁。但是客观说来，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中还是存在许多的问题，存在很多的矛盾，我国的城市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而是一种表面上的城市化，是一种不成熟的城市化。

（二）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总理曾经说过：“任何一个很小的数字乘以13亿，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同样，任何一个很大的数字除以13亿也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因此经济总量上的成绩固然可喜，也不值得我们骄傲。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里面就不得不提到收入分配的问题了。宏观收入分配的失衡，使得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的扩大。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反映不平衡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警戒位置，这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和重视。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一方面不利于促进农民的积极性，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开拓农村市场，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而同样的，我国现在经济转型，原先依靠出口的外向型经济要向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的经济模式转变，重点扩大消费需求，就离不开农村这一庞大的市场。从我国家电下乡政策推出后家电业的第二春的场景可以看出，农村的消费潜力巨大。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然是不利于开拓农村市场，不利于整个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

（三）城乡社会发展诸方面存在重大差距

1.关于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城乡之间教育基础设施差别很大。教育的开展，教学水平的提高，离不开一定的基础设施投入。但是由于城乡之间在资金、技术以及教育的投入方面的差别，使得城乡之间的教育基础设施差别很大。这种城乡之间在教育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差异，不仅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对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进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城乡的统筹，都是十分不利的。

2.关于城乡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差距。我国现在的医疗保险可以说是实现了全民覆盖。在城市，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农村，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虽然都是医疗保险，但是二者在报销比例、所缴数额、财政支持方面还是存在有较大的差距。

三、我国城乡关系不合理的原因分析

（一）宏观分配政策有失偏颇，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首先就是政府支持农业的资金总量不足。政府财力毕竟是有限的，需要财政支持的方方面面也很多，国家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要用的钱也很多，有些也确实是迫切需要国家财政支持的，但是也正因为此，让国家在很多时候忽略到了农业的发展，忽略了农业作为基础，是需要长期的，可持续的财政支持的。其次就是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增长不理想。最后是财政支农结构不尽合理。财政用于生产性的支出比重在下降，而用于各项事业费的支出比重则在上升。我们更多地将目光放在了发展区域农业、新型农业、特色农业，还有家庭农场主农业这些新型的模式上，这固然是个好事，但是为了招商引资而带来的事业型费用，为了单纯的政绩而带来的盲目成本，却给本应该好好发展的基础农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二）县乡财政困难重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保障

现在很多的县乡，虽然建有豪华办公楼，公务接待费用惊人，但是那往往都是腐败的原因。事实上，在我国的很多县乡，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乡，其财政问题是重重的，财政困难经常发生。

（三）城乡分治格局并未改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得以固化

我国自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起，就将全国人口截然分成了城市人和农村人。这种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固化，使我国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要向农村倾斜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投资。农业的发展，需要全方位、多角度的配合。国家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要促进农业的发展，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就需要加大对于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将农村地区的路修宽了、灯点亮了、通信信号变顺畅了、河道里的淤泥清干净了，我想，对于促进农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二）进一步加大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支持力度

首先，要把农村反贫困行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劳动和就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其次，要继续增加国家的扶贫开发投入。一是要合理增加财政扶贫资金。财政扶贫资金的增加要与政府职能、国家财力、贫困发生率及扶贫开发需要相适应。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都有责任增加扶贫投入。二是继续保持并逐步增加信贷扶贫资金规模。最后，要特别注意宏观收入分配的平衡，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为农村地区的居民提供更加宽广的投资渠道和获取报酬的方式，应该鼓励和引导乡镇经济的发展，鼓励乡镇经济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调动农民的消费热情，进一步挖掘农村市场巨大的潜力。

（三）调整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分配政策

着力调整中央和省级教育的投入结构，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级整体基础教育投入比重，改变现行重视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的不合理状况。此外，还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中央和省对下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于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要保证农村的孩子不光有学上，而且是在安全的校舍中上课，有整齐的课桌椅，有条件的地区还应该逐步配套有多媒体教学设备，不能让农村的孩子在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四）切实加强国家对于农村的卫生投入

农村卫生工作的健康稳定发展是农村社会经济整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农村卫生投入至为关键。国家应该在新农合的保障范围，保障力度，保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以及方便快捷性方面再投入力度，保证农民生了病可以快捷方便的实现报销。同时，国家应该致力于在农村建立一批水平较高的医院，免去农村看大病要去城市的尴尬困境，切实解决农民的负担。还有，国家在为农村培养医务工作者时，应该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医科类高校毕业生毕业后投入到基层医疗单位，投入到农村医疗中去，投入到偏远地区的医疗服务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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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晓红.统筹城乡研究动态分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3] 韩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J].红旗文稿，2003，

（12）.

第6篇：宏观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资产价格泡沫；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5－0053－07

由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资产价格泡沫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之间关系研究的热潮是对以往金融理论和实践的一次深刻反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有可能导致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并对现行的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作出调整。这是当前全球货币经济理论和金融监管领域的最前沿、最热门的课题。跟踪、了解该领域的最新进展，对我国如何应对资产价格泡沫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通胀衡量、现代货币体制与资产价格泡沫

现行的通货膨胀指标一般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表示，但其作为反映货币购买力变化的指标，实际上并未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德国中央银行行长Weber(2010)认为，由于住房市场运行影响整体经济及价格水平，并且也与金融稳定息息相关。因而，中央银行应尽可能将住房市场运行情况纳入其分析框架；有关住房的支出作为消费支出的组成部分，应该将住房价格以及包括自有住房在内的租金价格纳入CPI。这样，改进后的CPI更能准确反映通货膨胀的实际水平。实际上，欧洲国家已经启动了相关的前期工作。

此外，与实际的通货膨胀相关的因素还有有形效应(Visible Effect)和无形效应(Invisible Effect)(费希尔，1934)。通货膨胀的有形效应是指由货币供给的增加超过货币需求的增加而导致的价格上涨，这相当于我们通常理解的通货膨胀，可以用CPI来表示。货币供应量增加以后，“由此引起的价格提高，不会按货币量增加的比例，均等地影响到一切种类的商品”。在货币增加的过程中，由新发行货币接受者增加消费开始通过经济联系逐渐传导到其他行业、地区的后接受货币者，价格的上涨是缓慢发生的，相对于货币供应增长而言，反映在全体消费者价格水平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康替龙，1755)。

通货膨胀的无形效应是指由货币存量上升而导致的再分配效应(Redistributive Effect)，这与价格水平的变化没有关系，新发行货币的早接受者在损害后接受货币者的情况下获益(即康替龙效应)。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的代表人物Mises也认为，在货币供应增加的过程中，(1)发生通货膨胀，财富和收入从后来收到新货币的人向较早收到新货币的人重新分配；(2)货币供给增加的影响全部释放之后，财富和收入的永久转移仍然继续，这是因为新的均衡将反映因干预性通货膨胀过程而改变了的财富、收入和需求结构。

货币供给增加对市场的不同领域的影响是不同的，从而不可避免地改变相对价格，作为大众消费品的价格上涨较慢，因而，难以用一个综合性的价格指数来代表价格水平的变化。Mises认为，通胀的有形效应和无形效应由货币存量的变化来体现。

综合而言，现行的通货膨胀计量方法往往低估了货币购买力的实际变化。

现行主流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是盯住CPI的，使中短期内(一般为两年)CPI涨幅接近但不超过2％。上述分析表明，CPI仅仅反映了实际通胀的一部分，因而，以此确定的利率水平相对于实际的通胀水平而言是过低的，难以有效制约货币增长。从OECD国家1970年以来的货币供应M1和M2、GDP、CPI等增长情况来看，货币供应增长持续超过CPI增长，也超过名义GDP的增长，因而，CPI不能全部反映实际的通胀水平。

在现代货币体制下，货币可以自由地、无成本地创造，不需要由实际的资源、储备等来支撑。货币的过度增长必将导致资产泡沫：而资产泡沫破裂后，为刺激经济，又需要更多的货币、更低的利率来支撑，因而，资产泡沫周期是现代金融体制的必然产物。

具体到本次危机，各方对危机根源尚未形成共识。本世纪以来，由于全球商品供应充足，通胀预期及通胀率较低，许多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将政策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较低的利率和对宏观经济持续稳定的预期，导致投资者低估了资产风险(Gerlach at al，2009)。同时。与全球储蓄过度和经常账户失衡扩大相联系的不同期限收益率曲线利差收窄导致金融机构增加杠杆率，投资者愿意承担更大风险。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风险并没有被很好地评估，更没有被监管者化解。

对于危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导致了房产价格泡沫，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有研究发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难以解释房产价格行为(Dokko et al，2009；Gtaeser et al，2010；Bean et al，2010)。格林斯潘(Greenspan，2010)认为美国住房价格与长期利率更加相关，而这段时间里短期和长期利率之间的联系不强。IMF(2009)对跨国数据的比较发现，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的低利率与房产价格增长并没有实质上的联系。

也有很多人并不认同上述观点。Taylor (2007)认为，在美国，住房需求对短期的货币市场利率较为敏感，2002年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了住房需求，推高了房价。Adrian and Shin(2008)认为，较低的联邦基金利率降低了批发市场的融资成本，导致美国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迅猛增长。Merrouche and Nier(2010)发现，在许多发达国家里，单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对银行业风险承担意愿的影响较弱。但全球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确实对银行风险承担意愿产生影响。因而，危机前较长时期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愿意承担更大的信用风险，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早期预警指标与“逆风而动”的货币政策策略

以货币政策应对资产价格泡沫的最佳方法是在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初期就能可靠地监测到，以便较早地调整货币政策，抑制泡沫的进一步发展。这要求货币政策决策者掌握可靠的资产价格泡沫的领先指标。即早期预警信息。这是政策制定者采取“逆风而动”策略的前提条件。

近年来有关资产价格泡沫的早期预警方面的研

究表明，资产价格和货币信贷之间的联系有可能影响货币信贷指标所包含的CH稳定风险信息，资产价格繁荣／破裂周期对经济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后果，对央行的价格稳定目标构成挑战。欧央行就资产价格泡沫的早期预警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Alessi and Detken(2009)利用1970－2007年18个OECD国家的经济金融数据，用信号指示(Sinnalling)方法来预测导致较为严重经济后果的资产价格繁荣。通过比较各种指标，发现基于货币和信贷总量的全球流动性指标是最好的，它可以为政策决策者提供有用的早期预警信息。Agnello and Schuknecht(2009)利用1980－2007年18个OECD国家的房地产价格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概率(Random EffectsPanel Probit)模型来估计价格长期偏离的概率，发现：短期利率、国内外货币信贷状况、按揭市场的放松管制等对概率值有显著影响，能较为成功地、较早地预测房地产价格的繁荣和破裂。Gerdesmeier等人(2009)利用1969－2008年17个OECD国家和欧元区的股价和房价数据，采用合并概率(Pooled Probit－type)方法，发现：信贷总量、长期名义利率和投资GDP比的变化等能较早地预测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

从上述欧央行对OECD国家资产价格的研究来看，全球性的货币、信贷指标是所有备选指标中最好的，可以较好地作为资产价格泡沫的早期预警指标。这两个指标都是全球性的，这表明资产价格泡沫大都是全球性的现象。从研究结果来看，74－82％的预警是准确的，26－32％的是错误的；从季度数据来看，95％的资产价格繁荣能在至少6个季度前预警，70％的资产价格破裂能在至少8个季度前预警；从年度数据来看，80％的资产价格繁荣和53％的价格泡沫破裂能在2年前预警。较高的预警准确率和较长的领先时间给货币政策采用“逆风而动”策略来应对资产价格泡沫提供了可能性。

上述研究表明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对资产价格泡沫实施早期预警。然而，同样的信号可能提供不同的信息，因而，对早期预警信号的解读必须小心谨慎，这些预警信号只能作为决策者决策时所使用信息的一部分。

从经济金融变量中提取有关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早期预警信息，为采用“逆风而动”策略提供了可能性。采用这种策略是有成本的――机械性地对金融失衡采取“逆风而动”策略将使通胀波动增大(Geflaeh et al，2009)，需要较大幅度地提高利率才能奏效，这会导致产出成本提高(Bank 0fEngland，2009)；而对小型开放经济而言，高利率可能导致国际资本流入，反而会使金融失衡进一步积累(0stry et al，2010)。显然，中央银行需要对是否采用提高利率的方式来避免金融失衡的积累作出判断，这对中央银行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与金融稳定

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是以价格稳定为主要目标的，本次危机并未否定这种货币政策框架。从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来看，货币政策的目标――价格稳定也有助于金融稳定。由于：(1)金融稳定是货币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中央银行需要关注金融稳定；(2)金融稳定也是金融现象，与货币政策关系密切；(3)中央银行在应对此次危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人们就开始关注是否对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进行调整以达到价格稳定目标的同时也能维护金融稳定。问题是：如何对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进行调整，在不影响价格稳定的目标下又能促进金融稳定?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中需要加入金融稳定目标吗?调整后的货币政策框架足以保持金融稳定吗?

首先，改进货币政策分析模型，加强中央银行对金融失衡和金融风险的监测和分析，将金融部门因素纳入模型。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其政策手段是短期利率，危机之前的货币政策基本不考虑货币信贷增长等指标，但危机后这些指标的重要性得到了重新认识。德国中央银行行长Weber(2010b)认为，货币信贷的增长与资产价格泡沫之间存在经验联系，货币政策应对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予以关注。美联储副主席Kohn(2009)认为现行的用于分析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模型大都忽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金融中间媒介作用和资产价格等这些因素，需要将这些因素有机地纳入宏观经济模型。毫无疑问，这些工作对货币政策决策者评估金融部门的运行与价格、产出稳定性之间的联系是极其重要的。

其次，货币政策和金融周期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货币政策可以延长其考虑期限，对金融周期作出更均匀的(Symmetrical)反应，这有助于金融稳定。一方面，金融周期影响货币政策，金融失衡将引发经济下滑，导致价格有紧缩风险，从而有必要调整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也影响金融周期，比如，货币政策有能力影响风险承担行为，从而通过影响银行放贷而影响金融周期。这样，货币政策考虑这些因素时，就应该对金融周期作出更均衡的反应。当然，这不是试图用货币政策去影响资产价格的繁荣一破裂周期，而是试图减缓金融周期的波动(Weber,2010b)。

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或许可以采用更加均匀的政策策略来应对金融失衡。通常，货币政策考虑的期限短于两年，而金融失衡通常是逐渐积累的，金融周期时间较长，达到七、八年以上，因而，货币政策通常不考虑金融失衡问题。为使货币政策在金融周期内更加均匀。中央银行可能需要延长政策考虑期限(Borioand White，2004；Gedach et al，2009)，也即，将金融稳定问题纳入政策决策中。货币政策需要在完整的经济金融周期内更均匀地实施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失衡。

显然，采用更加均匀的货币政策存在挑战：(1)需要甄别、选择金融指标以较早地和可靠地预警相关的金融失衡，并把这些变量包含在货币政策决策中；(2)研究显示，早期预警指标不能探测到价格泡沫和错误地预警价格泡沫的概率较高(Alessi and Detken，2009；AgneUo and Schukneeht，2009；Gerdesmeier etal，2009)；(3)对运用货币政策来熨平金融周期而导致的实体经济成本尚没有达成共识；(4)货币政策影响金融周期的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货币政策对初始的金融失衡作出反应，这意味着：相对于不对金融失衡作出反应时的情况，短期通胀从目标值的偏离将可能更大、时间也更长――至少在金融失衡与价格稳定不完全一致时如此。因而，如果果真对金融失衡作出反应，就有必要扩大通胀的目标范围。这种做法将使价格在更长的时期内稳定，因为不这样做就要冒由于金融失衡而导致价格更大波动的风险。然而，这可能会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和责任性。对通胀采取更宽容的做法将淡化政策的责任，

并对中央银行的价格稳定的承诺带来不确定性。

上述做法并不意味着要将金融稳定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独立的目标，而是中央银行在作货币政策决策时可以更多地考虑金融稳定状况，但仅仅限于与货币政策的价格稳定这一主要目标没有冲突时的程度。这与许多通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在处理汇率变动时的情形很相似――尽管中央银行自身并没有任何汇率目标，但中央银行还是在汇率影响通胀和产出前景这一范围内对汇率变动进行仔细监测和分析。BIS的高级官员认为，如果将金融稳定作为中央银行的另一单独目标，这就意味着政策利率这一单一工具指派给多个政策目标，这使政策工具面临多个目标之间的权衡，从而导致这些目标都不能达到(Bini－Smaghi，2010)。

研究表明：(1)调整现行货币政策框架，采用更加均匀的货币政策策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衡失衡，但或许这将导致消费者价格波动的增大(Gerlachet al，2009)；(2)需要加强金融指标在评估价格稳定风险方面的作用，但即便采用更加均衡的货币政策策略，也很难利用货币政策这一单一工具来实现资产价格和CPI的同时稳定，因而，不宜将金融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独立目标，否则，货币政策的负担太重(We，her,2010b)；(3)利率是应对金融失衡的一个“钝”工具，特别是在金融监管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因而，金融稳定不可能单由货币政策就可以达到。

在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的大幅度放松能有助于缓解通缩风险，同时稳定金融部门和使货币政策有效传导。与之相反，用来解决初始阶段的金融失衡的货币紧缩可能导致产出缺口扩大和通胀波动的增大，这可能与最初的稳定金融的政策目标存在冲突。当货币政策不是强有力地针对金融失衡的积累进行逆风操作时，其所导致的不对称性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和鼓励金融失衡的积累。这种货币政策的内在的时间不一致性不可能由货币政策自身来有效解决，而是需要实施审慎政策(Farhi and Tirole，2009)。

此次危机后，包括日本、瑞典、欧洲、英格兰等在内的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之间关系的认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认为货币政策可以对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作用，拟将金融周期纳入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并对货币政策框架作出调整。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不是要使货币政策针对资产价格作出反应，而是关注信用周期，并利用货币政策来影响而不是控制金融周期。显然，仅仅是货币政策自身难以有效应对资产价格泡沫。

四、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与金融失衡

很早以来，理论研究就对有效市场理论越来越持怀疑态度(Schiller,1981)。由于信息摩擦、道德风险以及其他诸如外部性和羊群效应导致的激励扭曲等，使得金融市场是不完美的，这导致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而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忽视这些风险。金融创新导致借款者更易获得信贷以及风险在系统内更有效地分布，这当然是有益的，但从这次危机来看，问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大幅扩张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被忽视了，金融监管机构越来越不愿意采取实质性的监管政策，而是更多地信赖市场力量来自我纠偏。

这些年国际清算银行在制定、推广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上作了巨大努力。这些努力主要是使银行内部经济资本的评估与监管机构的要求相一致，但尚存在如下这些问题：(1)没有设法缓和由于资本不足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2)没有解决顺周期性问题；(3)对诸如由大量运用批发融资所引发的流动性风险的监管缺位；(4)对快速发展的“影子银行体系”缺乏有效监管(Vinals，2009)。正是这些宏观审慎政策的缺失导致危机恶化程度出乎人们的意料。实际上，应对金融失衡的主要手段应该是宏观审慎政策(IMF，2010)。

最近的危机表明，结构性金融产品、特殊目的工具(SPV)和发起一分销(0＆D)模式等一系列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的风险更难被识别和捕捉，金融创新导致资本充足率指标不能准确反映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并且，资本充足率存在顺周期性，也易被人为操纵。因此，BIS开始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进行反思和补充。

宏观审慎政策通过缓和系统性风险的积累来确保金融稳定(Crockett，2000)。由于金融失衡通常是在经济繁荣时期由杠杆率增加、金融机构风险头寸过大而积累的，因而，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个关键作用是解决顺周期性的问题。一个改进的方法是对目前的审慎工具重新进行设计以使其能更加自动地逆周期(IMF，2010)。

影响金融失衡的顺周期积累可以通过以下方式：(1)影响杠杆率的过度增加。工具包括更高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在经济繁荣时期在最低资本金要求的基础上增加资本缓冲(Capital Buffer)、前瞻性的期望损失拨备等。(2)限制流动性风险的积累。正如巴塞尔委员会在2009年12月提出的建议，通过设立量化的流动性标准以限制对非核心资本融资的依赖，影响金融机构在经济高涨时期限错配的过度积累，抑制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3)要求审慎的抵押品政策。监管者可以设置抵押品的最低折扣率和最高贷款成数并在资产价格繁荣时收紧、在低迷时放松，以此缓解由抵押品价格下跌而导致的信用风险。

这些工具都应该同时而不是单独使用以提高政策有效性(IMF，2010)。无论是在经济繁荣还是萧条时期，这些宏观审慎政策都限制了宏观金融的反馈作用。首先，在经济繁荣时期能减少金融失衡的积累。其次，在经济繁荣时期积累的吸收损失的资本缓冲能在经济萧条时下调，以避免削弱其放贷能力。最后，通过先限制在经济繁荣时脆弱性的积累，在经济萧条时这些政策也减少脆弱性爆发的可能性。

由于所有通过杠杆提供信贷的金融机构都是系统相关的，因而，逆周期的审慎政策应该适用于所有这类金融机构(Nier，2009)。在宏观经济恶化时，每一家通过杠杆提供信贷的金融机构都易受到伤害，且很容易在金融系统内传染，造成系统性风险，因而，审慎政策应该适用于银行、融资租赁公司、信用社、货币市场基金、投资银行、银行支持渠道、特殊目的机构等的每一家个体。

宏观审慎框架是基于严明的规则和相机抉择(当规则不足时)的基础之上的。逆周期的准备调整和资本缓冲规则比相机抉择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这些规则增加了市场参与者对于管制行为的可预见性，从而减轻了金融部门调整的负担。然而，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事先风险衡量的困难以及宏观审慎工具影响的不确定性可能使政策制定者难以设计出足够严明的规则(Vinals and Feichter，2010)。因而，规则需要与相机抉择相结合。

宏观审慎标准的制定需要国际合作，以避免监管套利。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已经就杠杆率标准的制订广泛征求意见。根据各国的反馈来看，目前的难点是如何针对各国不同的会计制度来确定一致的杠杆率计算方法。

除了顺周期性问题外，宏观审慎政策也寻求解决

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结构性弱点的积累问题，比如，证券化过程中激励的不一致导致放贷标准的放松以及衍生品市场缺乏透明性，缺乏对那些在金融失衡积累过程中成为“大到不能倒”金融机构的解决办法，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关联性的大幅增加导致风险分布模糊以及冲击在系统范围内更快速地扩散等等。这些结构性弱点是问题和集体行为问题的根源(Bank ofEngand，2009)。

在应对金融失衡上，货币政策和审慎政策这两个工具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如果政策利率变化，市场利率相应发生变化，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会发生变化，使资本充足率发生变化：资本金要求变动反过来也会影响市场利率。在这两个工具的具体使用上，审慎工具的调整频率较低，而货币政策工具则可以频繁地使用。至于不同工具间如何互动、配合使用的问题，尚处于研究之中，未形成结论性的研究成果。

从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来看，尽管金融稳定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宏观审慎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宏观审慎政策不应该由中央银行来实施。相反，由于中央银行在应对金融失衡上拥有信息和行动上的优势，以及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要求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We―ber，2010b)。美联储前副主席Blinder(2叭01则从范畴经济学(Economics 0f Scope)角度分析，表示宏观审慎监管应由美联储来实施。美英两国最近有关监管体制的改革也体现了这一点。当然，也应该注意到，金融稳定不是货币政策的又一个目标，其独立于货币政策。

五、政策启示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特殊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城市化进程正处于中期、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于储蓄等等，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特别是房产泡沫)是大概率事件。国外有关防范资产价格泡沫的最新研究进展给我们如下启示：

1、将房价因素合理地纳入CPI体系中。鉴于我国正处于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以及城市居民住房改善需求强烈，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住房消费是居民消费支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房价和房租走势的偏离也是必然的，因而有必要将房价因素单独纳入CPI，以更准确地反映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

2、货币政策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包含了未能被通胀和经济增长所捕捉的信息，并且，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居民财富的积累，居民的资产配置也越来越多元化，资产价格的大幅变动对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而，有必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所隐含的信息以及可能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并采取防御性的货币政策，力求在泡沫形成的初步阶段就采取行动。

3、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匀性。即便是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占主流的通胀目标制。政策考虑的期限一般也仅为1～2年时间。这显然大大短于金融周期，容易导致短视的货币政策，可能加剧经济波动，引发金融失衡。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的均匀性是指货币政策要以整个周期为考虑对象，采取相对和缓的政策措施，即经济高涨时的政策要同时考虑可能给经济低谷时经济的影响；反之，亦然。这样，货币政策在整个周期内的调整幅度就相对和缓。

4、进行机构和机制改革，健全宏观审慎框架，改善货币政策环境，增强金融稳定。宏观金融审慎框架就是将金融体系视为一个整体。关注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强调宏观金融审慎框架给货币政策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以抵消金融体系的过度顺周期性。在微观上，加强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状况的监测，并实行信息共享。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施行“一行三会”的管理体制，即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职能。三大监管机构各自对相应行业实施监管，这种模式显然与业务经营的综合化趋势以及金融风险的整体性不协调，也与央行承担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职责不匹配，因而，宜进行机构和机制改革，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增强金融稳定。

第7篇：宏观政策研究范文

税收作为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是一个国家对本国经济进行有效调控的重要手段。当下，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多年来发展过程中积聚的诸多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同时，面临着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这对我国经济结构性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既提出了要求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时间窗口。因此，把握机遇，积极地利用税收杠杆对我国经济进行合理调整，对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功与否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二、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结构性问题

1.消费需求不足

消费、投资、出口是构成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且，维持三者合适的比例，促使其相互协调，有利于经济的健康与持续发展。近几年来，消费在我国GDP中的占比（消费率）持续下降到40%多一点，与此同时，投资和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却不断上升，成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力，这造成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在发达国家中，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达到60%-70%，而在美国更是高达近80%，即使是在同等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其贡献率也达到50%-60%。在最近的金融经济危机中，为了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我国扩大了以政府主导的投资，即所谓的“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这样的投资既对公众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同时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很多重复建设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浪费。在出口方面，由于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较大，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可见，促进国内居民消费，将经济增长从依赖出口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向依赖国内消费需求转变，使经济焕发出内生增长的活力成为我国经济调整的着力点之一。

2.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升级

当前，我国三大产业中，以制造业为标志的第二产业占据了主体地位，其次是以服务业为标志的第三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与以第三产业为主体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还相对低级，即便在制造业领域，我国也仅仅充当着国际打工仔的角色，从事着低附加值的加工或代加工生产，位于价值链的中低端，而发达国家在让出该部分后处于价值链的中高端，这也表明我国的高科技技术发展落后，高科技企业数量少，技术水平低，研发的投入和能力不足。眼下，正赶上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之际，如不抓紧时间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当唯一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之时，也可能是我国经济失去光环之刻。

3.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我国东西部地区间的GDP差距近几年来不断扩大，同时，东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东部地区先富起来，带动西部地区迎头赶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的意志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对各地区所有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的实现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这种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不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经济建康持续发展，而且会对社会稳定造成破坏，进而对经济发展赖以存在的良好环境形成威胁。如何协调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并将这种协同转变为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以及如何让所有地区，所有人民都能够公平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成为当前有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经济发展方式落后

从根本上看，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停留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难循环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不成比例大量投入实现，因此，对资源的消耗强度也比较高。在此过程中，导致大量的废弃物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严重的污染，同时，我国经济增长仍维持从资源到产品再到废弃物的线性模式，对发展循环经济重视不够，也造成很大浪费。加上生产过程中缺少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如此种种，最终导致的是我国经济总体的效率低下，不仅劳动生产率低下，其它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产出率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构建高效节约型增长模式已成为另一紧要任务。

（三）环境问题

发达国家中，由于政府和民众通过涉及环保方面的相关立法和公众临督，许多对环境会造成严重污染的行业企业或由于受到禁止，或对污染物的处理成本过高而无法在本国生存，多年来一直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我国在招商引资政策的指引下，毫无选择地对外资进行利用同样为许多高污染企业进入我国打开了大门。再加上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以GDP为唯一考核指标的官员升迁制度更是促使地方政府对包括本国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大开绿灯，对生产活动造成的环境破坏睁一只睁闭一只眼，加上利益相绊，更有理由疏于管控，结果是前所未有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对生态环境的严重透支不仅将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已严重地危及到了我国民众的生存环境和享有健康的权利。贯彻以民为本，科学的发展观要求我们的经济朝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

三、相关税收政策建议

（一） 促进国内消费需求

为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可以对个人所得税进行适当调整，如进一步提高所得税起征点，对低收入群体免征个税。提高累进税制的税率级距的同时，加强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力度和税收稽查，严防其逃税漏税。此外，开征并完善社会保障税，给予低收入阶层生活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调整消费税，对生活必需品减免消费税以减轻普通民众生活成本，增加对奢侈品的消费税额，加征遗产税和赠予税，以抑制个人财富的过度积聚。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

对现代服务业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其进行减负，促进服务业投资与发展。对服务业设置营业税经常使企业面临营业税和增值税交叉征收的双重应税负担，严重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2012年底，我国开启了营改增的试点实验，将营业税并入增值税，到目前为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以物流业为例，在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背景下，营改增极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促进了该行业的同时，加快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在对服务业整体减税的同时还应配以结构性再减税，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在引导促进服务业方面的作用。为了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投资，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从而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质量，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可以对高科技企业、自主创新企业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新技术产业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扣除，加速折旧，递延纳税，税收抵免等。

（三）调节区域经济平衡的税收政策

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在税收政策上主要是实行向中西部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区别对待。对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放水养鱼，即在中西部地区实行低税率，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当地企业减轻负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强盈利能力，发展壮大，吸引外来资本企业投资入驻，从而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税收在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协调方面也只有这些，而要实现该目标，需要其他多方面公共政策的协调配合。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的税收政策

第8篇：宏观政策研究范文

    伴随着贸易的全球化,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全球化和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问题;其二是银行业的开放问题;其三是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与全球化进程。这三方面的问题构成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

    一、必须按市场化的趋向逐步建立利率与汇率的调整机制

    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风暴在肆虐亚洲各国,甚至影响欧美金融市场时,中国能够不受太大的影响,主要是现行体制对金融冲击起到了保护作用。中国银行和证券市场尚未对外开放,不存在大量的非居民外汇存款和离岸信贷,再加上严格的外汇管理使中国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出或称资本外逃。同样,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则有效地防止了挤兑风潮,在外汇流入流出方面没有对中央银行构成压力,使人民币不贬值问题成为可能。

    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对中国有效地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维护亚洲地区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一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如果国外需求和投资构成本国经济的重要来源时,利率和汇率与国际资本市场隔绝或脱节,将会对本国储蓄和外汇汇价带来误导。当国内利率与国际货币市场利率存在较大差距时,套利性的借贷必然出现。同样,当汇价高估或低估时,对本国进出口和币值稳定也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固定汇率制的主要缺陷在于,它钉住一国货币,而被钉住国家的货币汇价往往因其经济与金融状况变化而变化,因此它可能使钉住国家货币汇价脱离自身的价值基础。这就要求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既要维持汇率的稳定,也要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的变化情况,及时对汇率进行调整,避免固定汇率走向僵化。

    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计划利率和固定汇率制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改革现有的利率管理体制和固定汇率制度。从改革的方向上讲,将是逐步朝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的目标迈进。如果没有亚洲金融风暴,这项改革的进程会快一些,现在看来需要慎重研究。既要克服因噎废食,停顿利率及汇率自由化步伐的做法;同时也要避免放开汇率过急,草率开放本国市场的倾向。因为两者都会酝酿中国的潜在金融风险,前者会使我们容易产生对人民币的高估,使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对外贸易及外汇储备方面矛盾不能真实反映出来,导致国际经济的失衡;后者则容易使中国经济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过早地融入国际货币市场体系,失去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制度保障。因此,研究好利率与汇率的灵活调整机制,有步骤地放松对利率与汇率的管制,是正确应对当前经济全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银行业的开放必须谨慎进行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业的全球化主要指全国金融业的开放问题。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对外开放是金融业开放的中心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外国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并要求开设分支机构,开展人民币存贷款业务,尤其是中国希望加入WTO,西方国家会以中国必须允许跨国性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和开放本国银行业市场作为条件。因此,从长远发展需要看,中国必须认真研究银行业的开放问题,要研究中国银行业开放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时机;要研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妥善处理银行业存在的金融风险;要研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形式、业务范围和监管要求;要研究银行业市场开放后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防止因市场开放过早而失去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应担当的角色,而且应从战略的高度研究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应对政策,这是确保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课题。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银行业的开放首先要研究银行体系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中国银行体系中存在的金融风险是由两方面原因形成的。一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委定项目、银行拿钱”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而形成的不良贷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计委挤财政、财政挤银行。这种信贷风险或者说是银行的金融风险是由制度造成的,很像南韩的政府主导贷款因素。二是泡沫性风险,这是因为经济过热,如房地产热和股票热形成的泡沫经济,当资产价格下跌后,银行出现呆帐和死帐。化解银行业的金融风险应该说是增强本国银行资本实力,步入良性循环和实施银行业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

    如何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银行开放的另一重要条件,它包括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和银行自身风险控制两个方面。我们在讨论银行监管水平时往往强调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这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依赖于每一家银行自身风险控制水平的高低。从东亚金融危机的情况看,中央银行的监管制度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监管模式,应该说有一套比较接近市场经济运作的监管制度与法律体系,但金融机构还是普遍出现经营管理不善、风险控制不严、不良资产增加等问题。因此,借鉴亚洲金融危机教训,既要认真研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框架、方法与内容;同时也要研究银行经营风险问题,只有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良性互动、健康运行的金融体系。

    三、在培育本国市场的基础上稳妥进行证券市场国际化

    证券市场从新兴市场逐步发展成为成熟市场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本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因为一国经济从起飞阶段到发展成熟阶段,必须将本国经济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体系,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成熟阶段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从这层意义上讲,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涉及本国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两者之间的发展关系。尤其在本国市场未充分发育前,要不要迈出国际化的进程,一直是存在争议的题目,也贯穿着发展证券市场的指导思想。中国从1990年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建立中国的证券市场之初就迈出了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步伐,主要是进行B股市场的试点,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企业的股票。1993年又进行了发行H股的试点,让中国企业到香港上市,后来又扩展到美国、英国、新加坡进行第一上市或第二上市。一种观点认为把好企业都拿到外国去上市,不利于本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应以发展本国市场为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建设既要利用本国资金,也要充分利用外国资本。运用股票形式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与发展本国市场并不矛盾。因此,在证券市场国际化战略上存在如何处理好本国市场(HomeMarket)与海外市场(OverseasMarket)的关系问题。

第9篇：宏观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 宏观经济因素 货币政策

一、引言

利率期限结构是指在某一时点上，不同期限资金的收益率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它反映了不同期限的资金供求关系，揭示了市场利率的总体水平和变化方向。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等原因，利率作为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变量及货币当局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主要观测变量，其在金融市场上所起的杠杆功能显得日趋重要。

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长久以来都是金融家和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但是，二者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区别。一方面，金融家主要集中在有价证券利率的预测和定价上，并没有指明利率期限结构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家专注于理解利率、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关系，为了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往往信赖“预期假说”，而不管其贫乏的实证记录。结合这两条线的研究似乎是富有成效的，因为两种方式都有潜在收益（Hordahl等，2006）。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将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进行联合研究的成果，从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利率期限结构，以此加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本文主要包括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以及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二、加入宏观经济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传统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主要是针对期限结构本身的研究，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随着利率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们开始重视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的宏观经济信息，并尝试将宏观经济变量引入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发现在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后，对利率变动的解释度显著增强（Kozicki和Tinsley，2001；陈哲，2008）。

1.国外研究现状

泰勒规则和新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引发并促进了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即宏观-金融模型（Macro-finance Model）的研究。Kozicki和Tinsley（2001），Ang和Piazzesi（2003）首次在期限结构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并证明这样做是合适的。Ang和Piazzesi认为宏观经济变量对收益率起到重要的解释作用，这些变量在期限结构模型中能改善其预测效果，在这一开创之作后，宏观-金融模型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不断被修正和发展。

Hordahl等（2006），Rudebusch和Wu（2008）将期限结构模型追加到新凯恩斯宏观模型中。Hordahl等构造了一项完全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动态期限结构模型，模型包括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三个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考虑了短期利率到宏观经济产出的明确反馈。Rudebusch和Wu的建模与前者类似，他们均在建模过程中将定价核心看做是外生决定的，但二者都在供给和需求方程中添加了带有几分任意性的滞后结构。

由于大多数的宏观模型中的关键变量是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但是由于这类模型的过度简化揭示了非常有限的有关货币权威性和私下部分（private sector）的信息量。众所周知，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所以，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难以充分地预测货币政策未来的表现。因此，Bekaert等（2010）完善了带有无套利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结构化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框架，与前面所提研究不同，除了通货膨胀、去趋势化的产出和短期利率以外，他们在潜在的宏观模型中引进了两个不可观测的变量——随时间变化的通胀目标和输出的自然增长率，构建了一个五因素的清晰的结构化模型，促成了期限结构动力的一个有意义的经济解释。

此外，学者通过不断修正和完善，将宏观—金融模型进行拓展。例如，achter和Iania（2011）通过引入额外的流动性相关和回归预测因素，扩展了仅包含标准宏观经济因素的基准宏观-金融模型，模型在使用横截面数据修正收益率曲线上，显著优于Dew大多数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宏观-金融收益率曲线模型。Benchimol和Fourcans（2012）遵循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提出并测试欧元区的模型，特别强调了风险规避和货币的作用。Dewachter等（2012）开发了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模型中同时考虑了经济冲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通过这一框架来分析欧洲地区通过宏观经济冲击（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利率）的空间和时间进行的传播。

2.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因而有关宏观-金融模型这一领域的理论及建模方面的研究还较缺乏，新起的研究都是基于国外学者的理论及模型框架上进行的。

朱波，文兴易（2010）根据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金融模型的结合方式，对国外新近的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区分，主要分为仅在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宏观经济变量的简约型宏观金融模型，以及对利率期限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考虑的结构化宏观金融模型两种类型。沈根祥，闫海峰（2011）也是在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按照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因子来源将其分为内基模型和外基模型。其中内基模型的因子不可观测，其经济含义往往难以解释，而外基模型中的因子为宏观经济变量，模型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

孙皓，石柱鲜（2011a，2011b）首次使用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但他们并没有构建新的模型，而是基于Oda和Suzuki（2007）的模型框架，先是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过程中的时变宏观经济风险价格进行定量估计，随后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

三、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了宏观经济的信息，同时，宏观经济因素会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1.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

目前，研究宏观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生产、消费、投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给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宏观经济因素，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利率期限结构与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情况。

（1）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利率期限结构包含通货膨胀的信息（Mishkin，1990a，1990b；Fama，1990），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预测功能（Ang等，2006），李宏瑾，钟正生，李晓嘉（2010）通过对中国银行间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短期利率期限结构（特别是中短端）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变动的信息，可以作为预测变量用来判断未来通货膨胀走势。

但是，不同学者关于利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Ribba（2011）通过将预期通胀对利率冲击的瞬间响应限制到零，发现短期名义利率不能作为通货膨胀的预测器来解释，至少不是长期预测器。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7年期利率差对未来3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增大，而陈红霞等（2011）表明市场利差与未来通胀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对未来通胀具有持续显著的负效应。

除了能够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功能外，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Yuksel和Akdi（2009）就探讨了不同通货膨胀对美国利率不确定性测度的影响，脉冲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负面影响，而结构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正面影响。Tillmann（2011）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框架内，根据货币传导成本渠道，评估了利率对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研究表明，更高的利率转换成更高的边际生产成本，并最终成为更高的通货膨胀。Hagedorn（2011）根据理性预期和全可信度下的标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模型预测，名义利率应该下降以实现低通货膨胀目标，而实际利率大致维持不变。Ehrmann等（2011）使用高频率债券收益率数据来研究欧元区的通胀预期，发现更低的长期利率，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好的锚定反应，能够大幅增加长期通胀预期的锚定。Wright（2011）提供了期限溢价，通胀不确定性和二者关系的跨国实证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长期通胀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收益率曲线斜率向上进行解释。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的关系。关于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早在Estrella和Hardouvelis（1991）就通过美国季度数据，证明10年期和3个月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消费、投资和产出情况。Haubrieh和Dombrosk（1996）通过研究说明利差对GDP增长也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走势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孙皓，石柱鲜，2011），利率期限结构是宏观经济波动态势的“指示器”（孙皓等，2012）。

于鑫（2008）认为长短期利差对我国未来经济变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利差的边际预测效果较差。况山（2009）研究发现银行间市场不同长短期利差结构对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的预测能力不同。其中，2年期国债利率与同业拆借1天的利差对一致指数解释力度较强，且一致指数与利差呈负相关关系系，利差越大，未来10个月的一致指数越小。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3年期利差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经济的增长。此外，利率期限结构对还能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预测，孙皓，石柱鲜（2011）研究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变动能够较为稳定地指示未来3个月的经济周期波动状态。

最新的研究由Favero等（2012）等做出，他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状态空间模型框架，用来分析无套利和大型信息集的预测功能，发现非套利模型在较短的期限较短的范围内更有用，大型信息集则在较长的范围和较长的期限内更有用；收益率曲线模型可以利用宏观经济变量来预测宏观经济。

（3）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大量文献都表明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率期限结构中蕴含着货币政策信息（徐小华，何佳，2007；郭涛，宋德勇，2008），通过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中央银行可以获得金融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以及利率变化的预期信息，从而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它的具体操作和传导机制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Dai和Philippon，2006）。另外，贾德奎（2010）还从货币政策透明度角度上进行研究，发现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更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和形成稳定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

不同期限利率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对我国短期利率的影响要远大于对中长期利率的影响（刘海东，2006）。货币政策对期限结构不同因子的影响效果也具有显著差异，孙皓，石柱鲜（2011）表明货币政策作用下，利率期限结构水平和曲率因子减小，而斜率因子增大。在货币政策的宽松期和紧缩期，面临货币政策从紧的冲击，水平因子的响应分别为正向和负向，而斜率的响应均为负向；当货币政策由宽松期转向紧缩期时，水平因子变大，斜度变小（潘敏等，2012）。但是沈根祥（2011）的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和利率期限结构之间的短期动态影响表现出非对称性，即债券市场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较为迟缓，但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变化反应敏锐。而长期均衡关系则表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有显著影响，但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央行的利率调控目标不敏感，不能形成明确预期。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除了分别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外，国内外学者也尝试着探索利率期限结构与多种宏观经济因素间的动态关系，从整体上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胡雪琴，陈勇（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我国国债市场的三因子动态模型，分析利率期限结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三者的关系。Reschreiter（2011）研究货币政策制度的转变对英国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目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货币政策改变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实际利率的均值回归水平下降，实际利率的波动性也降低了，实际利率偏离均值的持久性则增加了。Orphanides和Wei（2012）则探索了宏观经济结构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表明实际GDP增长、通货膨胀和名义短期利率的递归估计的VAR产生与调查预测更为一致的预测。

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宏观冲击对不同期限利率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货币冲击、供给冲击和价格冲击对短期利率具有持续显著的影响，而对长期利率则没有显著作用（刘金全等，2007）。同时，不同类型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不一致，于鑫（2009）认为利率的水平因子受价格水平的影响最大，货币政策变化主要引起倾斜和曲度因子的变化，但季绍波等（2010）则认为货币政策主导水平因子变化，实际经济变化才是倾斜和曲度因子变化的主要原因。孙皓，石柱鲜（2011）模拟了宏观经济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冲击效应，认为宏观冲击长期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整体水平具有明显影响，而对坡度的影响仅在短期内有效。

四、研究评述和未来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