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数字化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 目前 学术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 社会 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 企业 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 政治 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 发展 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 现代 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 理论 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 自然 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 方法 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 影响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 影响 。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 企业 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 经济 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 分析 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 中国 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 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 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 理论 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 发展 规律 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 研究 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 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 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 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 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 2004年达到39. 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 总 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 文献 :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 金融 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2]林毅夫. 现代 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第2篇：数字化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赤字 扩张性财政 经济刺激
随着历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实施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有效地依靠政府投资带动了我国GDP的增长，但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也不断增大，如图1所示，2010年我国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已达6772.65亿元，虽然较2009年有所回落，但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达到2.8%，财政赤字规模较大，因而研究我国政府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未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财政赤字与经济发展相关要素关联度分析
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幅增长可以通过带动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通过作用于社会产品产出、消费价格水平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来影响社会的总体供求关系，并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量、通货膨胀水平等指标产生影响。
本文以1985年以来我国年度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对1985年以来我国政府财政赤字与该年度的经济发展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平均货币工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财政赤字的增加对这些经济要素的变化有显著的相关影响，此外，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是关系并不明显，而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进出口状况的关联度较小，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基于此，本文认为：
（一）财政赤字扩张政策促进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
我国财政赤字规模扩大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关系均显著为正，其中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GDP的相关关系为0.682、
0.675、0.698，伴随着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各个产业的生产总值也稳步提升。同时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加，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无疑是促进我国宏观经济逆势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也伴随着我国居民平均货币工资的增长，这种增长增加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促进了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有效地拉动了内需，从而抵消了出口形势低迷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与进出口差额之间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较小，因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拉动投资和内需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二）我国财政赤字扩张刺激通货膨胀水平
基于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我国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成负相关关系，当财政赤字规模较低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升高，但是升高幅度较小，二者相关系数仅为0.439，并且其显著性较差，因此本文认为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对于经济整体通货膨胀状况的影响程度较小，其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方向也有待验证。
（三）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提升就业作用有限
国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定目标往往集中在三个方面：促增长、稳通胀和保就业。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增长与城镇失业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有效拉动了投资和内需，但对于居民就业率的提升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效果，因而可以认为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提升就业的作用效果较为有限。
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分析
我国财政赤字扩展政策可以有效地拉动内需和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保障我国宏观经济在出口疲软、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依然稳步增长，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本文在上述相关性分析基础上，从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两大方面对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从而了解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提供科学的建议。
（一）我国财政赤字对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效应分析
我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带动经济增长，最直接的途径便是通过政府引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原材料产品的需求，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等，因此作为财政赤字政策最主要的刺激途径，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财政赤字政策与各个固定资产投资细分分支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来了解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具体拉动作用，如表2所示。
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加大财政赤字的同时，其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上，在我国政府加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的政策贯彻过程中，各地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更新和改造以往的基础设施来实现GDP的增长，从而提高自身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着力较小，特别是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投入力度较低，由此可见在各地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等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资金支出占其总体财政安排的比例较小，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存在偏离民生所需项目，主要投资于更能凸显政绩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倾向。
同时，目前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所带动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国家预算资金投入，其所带动的其他相关资金投资较少，尤其是外资参与投资的资金比例较小，大量国家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的现实也说明目前我国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提振经济的措施给国家财政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各地政府应当适当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构成，通过引导其他资金投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来适当丰富其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从而降低财政负担，同时也转移项目成本和风险。
最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与企业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长相关性不显著，说明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所投资的固定资产项目并未带动企业主导的固定资产项目的投资，由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考虑目标，因此在目前经济形势较为悲观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往往有所减少，而另一方面，我国各级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往往与企业的经营运作相关性较低，因此企业对于参与这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兴趣较小，使得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财政赤字规模之间的相关程度下降，进而降低了二者之间相关关系的显著性。
综上可知，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虽然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但是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项目具有较为明显的政府导向型，投资项目的资金构成单一，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水平较差，企业的参与程度低，因而是一种较为不可持续的增长趋势，所以我国政府在未来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时应当更注意与市场接轨，丰富投资项目的投资模式，调动相关企业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一种可持续增长的财政支出刺激模式。
（二）我国财政赤字对居民社会消费拉动效应分析
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也有效地拉动了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对拉动内需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对其拉动内需的具体机理依然有待进一步分析。本文通过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相关的经济参数的相关分析来了解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居民社会消费的具体拉动效应，如表3所示。
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有效地刺激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财政赤字规模越大，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程度越大。同时，从上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中财政赤字规模越大，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越低，即居民的生活水平随之提高，因而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来说，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扩展具有有效的拉动效应。
但是，从供给面上，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扩展政策并未能有效提振国内消费领域的供给方信心，各个居民消费相关行业的景气指数并未因为我国政府刺激性的财政支出政策而产生对应的变化，因此本文认为虽然我国政府所实施的财政支出刺激政策在短期内通过家电下乡补贴、购车补贴等方式刺激了居民的消费热情，但是在企业界和市场的供给端，由于国家财政刺激政策具有短期性并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狭隘性，如产品补贴范围有限，产品指定供应商限制等，市场对于我国政府所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反应并不热烈，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虽然对于居民社会消费具有打动效应，但并未起到促进长期国内消费的预期效果，是一种短期的，不可持续的财政刺激政策。
因此，在未来我国政府制定财政赤字政策时，应当注意改变刺激性财政政策在居民消费相关政策细节上的刺激模式，从仅提高居民的消费热情这一短期目标中解放出来，以提高市场对于居民消费的供给热情以及居民消费体系的长期健康发展为主要目标对我国居民消费体系进行长远的规划，例如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来引导企业产能，提高企业生产热情；通过减少物流运输费用来促进居民消费商品流通；通过减少交易环节费用征收来促进居民商品交换效率等。
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改进建议
基于本文对我国政府近年来的财政赤字扩张政策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政府在经济危机过后所采取的刺激性财政政策对保证我国经济在危机时期的稳步增长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提升效应上。
通过对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的具体刺激效应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依然停留在政府主导的短期刺激性投资上，对于市场的主体——企业的积极性的调动十分欠缺，大多数财政支出政策仅仅着眼于短期内提高政府经济政绩，并提高居民的消费热情，却未对企业界的需求和关注做出对应的应对政策，从而使得目前我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缺乏有效的持续性。
因此，在未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中，政府决策者应当从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出发，通过制定符合企业界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的财政刺激政策来提高企业参与经济刺激计划的热情，从而使我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真正具有长期的经济提升效应，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3篇：数字化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政策跟踪审计；关键环节
一、新时期大型商业银行政策跟踪审计的新内涵
对于国家审计机关来说，政策跟踪审计是指按照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工作部署，对于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相关政策实施所需资金的筹措、使用、管理及其绩效情况，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持续开展审计监督的活动。跟踪审计在监督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防止损失浪费、促进相关政府部门完善制度、改进机制、细化落实国家有关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开展政策跟踪审计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大型商业银行内审部门根据国家审计机关的要求，对本行贯彻国家大政方针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开展的跟踪审计；二是就本行决策层和董事会贯彻落实国家大政方针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相关制度、办法或细则在全辖分支机构的落实与成效情况开展的跟踪审计。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大型商业银行立足自身职能，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加大金融科技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增强信贷投放，为抗击疫情、托底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加大金融支持稳企业保民生力度方面，减费让利、纾困贷款、贷款展期、续贷、延期付息、以物抵债、债转股、降低利率、减负本息、为中小微企业办理普惠小微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是否存在未积极对接企业需求、明减暗增、以贷收费、存贷挂钩、大量贷款脱实向虚、空转套利、模糊统计口径、数字扶贫、以创新名义掩盖风险规避监管等，需要内审部门进行跟踪审计。2021年1月4日，财政部了新版《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对已有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进行了新的完善和修订。在新的评价体系中，共分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发展质量、风险防控、经营效益四个维度。其中新增了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评价维度,下设服务生态文明战略情况、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情况、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增”完成情况、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控”完成情况等四个二级指标。在评价导向上，更加突出服务国家宏观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微观经济等综合经济效益，引导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提高数字化金融服务能力及绿色金融服务能力，响应国家宏观政策，精准投放信贷资源流向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以上这些都是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政策跟踪审计需准确理解和把握的新内涵。
二、实施政策跟踪审计需把握四个关键点
一是要清楚政策跟踪审计审什么。在日常工作中，既有短期效力的政策，又有需要长期执行落实的政策。开展政策跟踪审计时，审计人员需提高政治站位，具有大局意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准确把握政策的实质。政策是纲，其他是目，所有的经营过程和审计行为都要围绕政策展开，所有的经营效果和审计结果都要服务于政策。要精准判断审计对象对政策的理解是否准确；传导是否及时；执行是否到位；效果是否达到预期；问题、堵点和痛点在哪里，是否具有普遍性；存在的问题、难点是否具有不可改进性；整改是否及时、到位，风险是否得到化解。二是要把握政策跟踪审计与常规审计的差异性。一项政策从落地到产生效果，一般都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而评判政策的效果，不仅仅是经济效果，还有非常强的外溢社会效果和示范带动效应，有时候外溢的社会效果远远大于或重要于可量化的经济效果。所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若出现偏差与失误，带来的后果也远大于某单项业务的风险。开展政策跟踪审计时，不仅要从业务视角看问题，更要从政治层面看问题；不仅要关注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经济效益没问题不等于政策落实无偏差；不仅要揭示风险，更要深度剖析问题背后的政策缺陷、制度漏洞、管理盲区和各层级政策执行者的责任担当。常规审计通常都是事后进行，是某项业务结束后的一系列审计行为。虽然查出了问题，但已是既成事实，纠正起来难度较大，成本也较高，责任追究也较麻烦。政策跟踪审计可采取事前介入、嵌入监督、跟进监督、多维度监督、全流程跟踪、全过程审计。此外，政策跟踪审计与常规审计在审计样本的选取和审计手段上也有明显不同。常规审计着重于一个个问题点，由点联成线，每一个问题点都要查深查透；而政策跟踪审计强调的是整体性、全面性，是一个面，需强化全量业务分析，淡化传统抽样，由面再来找点，通过问题点来验证，每个面都要查准查实。三是要在政策跟踪审计过程中充分用好大数据技术。随着智能互联网技术和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大量应用，大型银行服务数字经济、服务供应链和价值链、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明显增强。执拗和习惯于传统的审计思维，往往很难适应并完成政策跟踪审计任务。并且移动支付和无接触式交易带来的便利，使得本已海量的数据快速增长，不具备大数据审计思维、不具有大数据审计技术或者离开大数据审计是很难胜任政策跟踪审计任务的。商业银行正经历着从业务信息化、数字化，到信息数字化、数字价值化的变革，数据是一种宝贵资源，若没有相适应的审计能力体现数据的价值，所拥有的资源就只是闲置的资源。在审计过程中，要加快由经验选样审计向全量数据化审计的转变,不论是结构化数据，还是非结构化数据；不论是银行内部各大业务系统的会计数据、统计数据、报表数据，还是来自外部国家机关、监管部门、第三方机构和公共网络的数据，都要借助“数据+模型+算法”的方式，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测平台，充分运用RPA（RoboticProcessAutomation，自动化流程机器人）、Python、SQL、SPSS等技术手段，有效解决大数据环境下长期困扰审计人员的信息不对称难题，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发现问题，然后进行分类汇总和原因分析。四是要实现全流程跟踪与全过程审计的共融互促。政策跟踪审计要达到预期效果，全流程跟踪与全过程审计的有机融合是关键。如果仅仅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如政策落地一年后开展政策执行情况审计，这时经济结果和外部效果已经形成,时间机会成本和资源浪费都已成为不可逆的事实，此时得出的审计结论很难客观评判政策本身的有效性，进而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判断。若政策开始实施时审计就同步介入，政策实施到哪里，审计也跟踪到哪里，就可以有效避免政策跟踪审计在错误的时点得出不恰当的结论。全流程跟踪在前、全过程审计随后，全流程跟踪为全过程审计提供保障，全过程审计为全流程跟踪进行评估。主动而不被动、及时而不失时点地以非现场监测为手段的审计跟踪可以有效发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苗头性问题、理解性偏差，随后的审计则揭示和纠正已出现的偏差和苗头性问题，形成良性互动。
三、提高政策跟踪审计质效要确保四个不可缺少
“十四五”期间，需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接受外部国家审计机关政策跟踪审计的频次会增多，力度会加大，同样根据本行决策层布置开展的政策跟踪审计的频次也会进一步增多，审计力度也会进一步加大，审计重点也会进一步突出，要使银行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关键堵点，持续加大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更好地服务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就需要在审计实践中增强使命感，不断提升政策跟踪审计的质效，以高质量的政策跟踪审计引领和保障国家有关决策部署在大型商业银行落地生根见效。第一，保持政治定力，提升政治站位不可缺少。在实际工作中，政治站位不高、政治领悟力不强、政治执行力不够，往往很难找准政策跟踪审计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具体表现在：一不聚焦，没有敏锐性，靶向不明，不能对标对表政策的背景、内涵、红线、底线；二不精准，泛化和浮于表面，不能由表及里地准确反映政策执行效果，使得审计效果大打折扣，继而不能为政治监督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导致政策制定者面临错判、误判的决策风险。第二，不断探索和丰富以非现场监测为主要手段的全流程跟踪方式方法不可缺少。随着算力的快速提升，集约化、智能化和立体化的非现场监测预警系统可以为全过程审计提供重要的支持保障。要把审计数字化、数字化审计融入监测过程，形成分析建模、实时监测、风险预警、跟踪督办、反馈优化的监测工作流程，借助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生物识别、深度学习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探索实现多维度分析，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风险的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实时同步监测、远程监测和基于AI技术的智慧监测，提高审计跟踪的主动性、及时性和前瞻性。第三，及时督促审计对象纠偏差、查风险、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不可缺少。政策跟踪审计不仅仅要深入揭示各层级人员政策执行不到位的问题、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风险、违法违规问题和案件隐患，查找内部控制缺陷和不足，更要对问题整改进行持续跟踪，及时督导审计对象即时纠改政策执行中的偏差、误区、盲区和痛点，如“包装式”落实、“选择性”执行，避免风险交叉传染与共振放大。立行立改可以有效减少政策执行的机会成本，确保政策措施高效推进，更好地发挥政策效能。在整改过程中，要体现一体化整改、系统性整改、根源性整改，防止碎片化整改、材料式整改、变通式整改、数字式整改，只有问题点没有整体面的整改。第四，充分发挥审计推动相关政策措施落地落实落细的促进作用不可缺少。政策跟踪审计不仅仅是履职，校正偏差，更要成为政策落实的推动员，实现增值服务。大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要始终把推动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在本单位的有效落实作为首要职责，保持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一丝不苟的奉献精神，不断拓展政策跟踪审计的深度和广度，细化和优化政策跟踪审计的机制和流程，完善对政策执行的评价报告办法，加强质量控制，提出合理化管理建议，促进国家有关重大政策措施有效落地实施。
第4篇：数字化经济政策范文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体下，可能呈现不同的关系。自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如何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从西部地区财政政策出发，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结论：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确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特别是财政收入政策与经济增长有着很大关联，因此应注重财政收入政策的实施，使其向着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财政政策 经济增长 误差修正模型（ECM）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1-0113-03
一、引言
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现有研究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经济增长的效应上，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有必要对财政政策在不同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效应进行把握。从实践经验来看，对于不同的经济体，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是分析的理论和工具差异所决定的，经济环境本身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本文以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分析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一些有利于完善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中心议题和各国发展理念的主流。财政政策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有无效应、有多大效应以及效应的产生机理和实现路径如何，历来是理论者和实践者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必须认真考虑和回答的问题。对此问题的探究因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文献的回顾和综述要从凯恩斯主义开始。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和总供给有乘数效应，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乘数大于1，乘数随消费倾向的增大而增大，即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变化会给产出和需求带来乘数倍的变化。
非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如：理性预期、李嘉图等价问题、消费均衡化问题、利率补偿和政府政策的可信度问题以及不确定性问题，这些理论都表示财政政策带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由于预期、政府可信度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等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有可能为零或负值。
国内外学者对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法始终未取得一致。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干预财政状况会损害经济增长。Grier和Tullock（1989），Barro（1991）等通过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与之相反的观点是财政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许多文献是利用财政政策乘数来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INTERLINK模型中，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税收乘数明显小于支出乘数（Dalsgaard，Andre and Richardson，2001）。 刘溶沧、马栓友（2001）对1980—1999年的赤字国债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如果国债用于公共投资，其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会大于赤字国债筹集资金的负效应，因此国债投资的净效应为正。
第三种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例如，Sims（1997）、Cohrane（2001）、Daniel（2001）、Dupor（2000）认为，一国的财政收支并非与经济增长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直接取决于通货膨胀水平，即一国的物价水平决定财政政策，主要是因为价格水平决定一国政府债券的实际值和政府财政的盈余程度。肖芸、龚六堂（2003）进一步研究指出，财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统计相关性，并且体现为Laffer曲线特征，即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支出增加，然而一旦超过临界值时，二者就会呈负相关关系。尹恒、龚六堂等（2001）认为消费性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若财政支出同时具备生产和消费功能，则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
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层面，缺少区域的特定分析。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三大区域之一，对国家经济增长有及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西部地区切入，分析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
三、西北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一般性分析
自2000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财政政策的目标就是促进经济增长。为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选择GDP、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赤字及其增长率，来分析经济总量指标与主要财政指标的关系。
由图3.1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及财政赤字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随着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的增加，GDP也呈增加的趋势。财政赤字的增长率经历了两个最高点，2000年财政赤字的增长率达到最高，经济增长率也迎来一个高潮，之后二者都逐渐降低，财政赤字率的降低与中央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的财政支持密不可分。2001年以后GDP增长率开始逐步攀升，并在财政收入增长率与财政支出增长率都增加的情况下，在2005年达到最大值。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之对应的地方政府财政支持也开始加大，财政赤字增加，经济不断增长，经济增长的扩张期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在2009年达到最高值。在这之后的财政赤字水平得到了控制，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赤字水平降低，经济稳定增长。
综上所述，经济总量指标与财政指标的变化趋势、周期、拐点都较为呼应和吻合，中国经济增长受到财政方面的变量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经济增长也对财政政策拉动产生了较大的依赖惯性。
四、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与变量选择
为了研究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本文采用了财政方面的两个基本变量—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以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模型上采用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虽然采用非结构化的研究模型能比较真实地反映财政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影响，因此可能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能够做出相关时间序列的预测和确定随机扰动项对变量的动态影响，但经过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发现所选变量序列存在一定趋势，不能保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所以我们采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来确定西北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短期与长期关系。
变量选择上，本文财政支出和收入使用一般预算性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这主要是因为一般预算支出或收入在时间序列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比性。采用人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反映了该地区宏观税负水平，也就说明了财政政策的松紧程度或政府对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力度。
为分析的方便，将人均产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等变量分别令为Y、GI、GT和TY，并对人均产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取对数为LY、LGI、LGT。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所选数据为排除价格对变量的影响都通过以1978年为基期的指数进行平减。
（二）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
1.变量平稳性分析
根据ADF检验来检测变量平稳性。其中，人均产出LY、DLY采用无截距无趋势项，其它各变量为有截距项，滞后期数为2，检验结果如表4.1。可以看出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增长和变化趋势。由平稳性检验可知变量都是二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考虑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建立消除了自相关关系的回归方程。
2.模型协整关系检验
由回归模型结果可得回归方程：
LY=1.11LNT-0.07LGI-0.19TY+2.69AR（1）-0.12AR（2）
模型的拟和优度很高，达到99.98%。各变量的p值都小于5%，可见模型显著性高。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各变量对GDP具有显著性影响。变量是否有协整关系还要检验模型残差值有没有单位根。
模型残差值的ADF值小于5%水平下的p值，说明残差值不存在单位根，因此变量具有协整关系，协整关系下对应的长期均衡方程就是回归方程。
3.误差修正模型
因为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回归方程为：
ΔLY=0.03ΔLGI+0.086ΔLGT-0.12ΔTY+0.21ECM（-1）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样本决定系数R=0.85，说明财政变量对GDP有很好的解释能力。人均财政收入在90%的水平下对西北地区人均GDP影响显著，但人均财政支出变量对人均GDP的解释能力不强，这有可能与西北地区财政支出的结构相关。回归模型只是说明了财政变量对GDP的影响，而GDP会不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变量，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因果关系检验来证实。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表4.2检验结果可知，LY是LGI和TY的格兰杰原因；LGT和TY都是LGI的格兰杰原因。即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影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同时影响人均预算的财政支出。
五、结论分析
本文在回顾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基础上，首先通过对数据的一般性分析，得出西部地区财政收入、支出与经济增长有相似的趋势。总体趋势的吻合表明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可能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具体的关系如何要通过模型的实证检验得出。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西部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有很大影响，说明通过对税收的调整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影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同时影响人均预算的财政支出。本文的不足在于没有具体分析财政收入结构对经济的影响，所以缺乏财政收入政策如何具体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建议，但因为本文只是分析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体的政策建议需要其他学者对财政收入与支出结构的分析。
综上所述，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有相关关系，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规划来引导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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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数字化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汇率波动；财政赤字；最优货币政策
一、引言
货币政策规则是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决策和操作的指导原则。最优的、时间一致的、前瞻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规则不仅可以指导中央银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货币政策，而且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行性与透明性。恰当的基准利率既能起到正确反应货币当局调控经济的意图，又能保证参与市场的经济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透明且可预期的货币政策规则对于政府有效的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经济参与主体更为理性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从而减少经济短期波动、降低风险溢价等成本要素都有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面临不断升值的压力，与此同时，由于欧债危机持续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政府还是会以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讨论汇率波动、财政赤字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对于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是在近几十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Kyland-Prescott（1977）提出了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t）的概念，即没有预先承诺并予以坚定执行的预承诺机制，当期最优的货币政策未必在未来各期都是最优的[1]。二是Taylor规则。Tayolor规则描述了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随着价格水平或实际收入水平的变换如何作出调整，对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具有深刻影响[2]。三是盯住通货膨胀（Inflation Targeting）的货币政策体制。Barro-Gordon认为当中央银行的目标与社会福利目标不一致时会产生通胀偏差[3]。Dong（2008）探讨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以及英国汇率变动，对货币政策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加拿大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关注实际汇率的变动而新西兰储备银行似乎并没有针对汇率变动的政策[4]。Ball（2009）采用了一个简单开放的宏观经济学模型研究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于汇率变化的反应，研究认为汇率变化的最优反应取决于引起汇率变化的原因：如果汇率升值是由于资本流动的改变，中央银行的最优政策是降低利率；如果汇率升值目的是为了改变进出口状况，中央银行的最优政策是提高利率。如果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响应于汇率变动，经济更趋于稳定[5]。Alalmeida（2003）采用动态规划的方法建立了中央银行盯住通货膨胀区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6]。Almeida（2007）探讨了财政收支不均衡的背景下最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7]。
刘斌（2003）通过建立混合型模型建立货币政策规则的基本框架，在随机模拟的基础上计算了完全承诺、最优Taylor规则以及相机抉择对于我国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最优的Taylor规则能够很好地近似完全承诺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8]。许冰（2009）从福利损失和经济稳定性角度比较了实现承诺与相机抉择这两大货币政策规则在我国的优劣[9]。陈鹄飞（2010）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建立了包含行为资产定价的动态模型经济系统，研究资产价格波动与最优货币政策的选择问题，通过求得闭型解而得到最优货币政策选择规则[10]。彭海城（2010）通过建立中央银行的决策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目标对资产价格波动与最优货币之间关系的影响[11]。许冰、叶娅芬（2009）从福利损失和经济稳定性角度出发，比较了事先承诺和相机抉择这两大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研究表明事先承诺最优货币政策对经济稳定性影响要小于相机抉择，而社会福利损失要小于相机抉择的福利损失[12]。朱孟楠（2011）从资产价格和汇率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考虑了包含资产价格和汇率的中央银行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并采用优化的方法求解出了最优货币政策且进行了实证研究[13]。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数据说明与处理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了2001—2010年的月度数据。由于各类指数所采用的基期不同，把各类指数统一为2000年12月的定基比数据。由于目前并不月度GDP的统计数据，因此将季度GDP进行月度分解而得到，目前主要有插值法和利用工业增加值数据进行转换而得到的方法。由于插值法精确度相对较差，因此利用工业增加值数据将季度GDP分摊到月从而得到月度GDP数据，并将名义GDP进行价格调整从而得到实际GDP，将其作为实际产出GDP的变量。在此基础上，通过H-P滤波方法对对数实际GDP序列进行趋势分解，并将实际产出GDP与得到的GDP趋势变量序列进行差分，从而得到实际产出缺口y。本文采用环比CPI的对数值作为通货膨胀的变量（2000年12月CPI=100），用？仔表示；实际有效汇率取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对数值，用e表示；名义汇率用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数值，用q表示；名义利率用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用nr表示；实际利率用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差反映，用rr表示；政府财政赤字指标用月度政府财政赤字与月度GDP比值得到，用fd表示。以上所有数据除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汇率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库以外，其他数据均来自于中经网（http：///）。由于变量经过自然对数变换可以尽可能降低异方差，因此所有的变量除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以外都通过取自然对数进行处理②。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汇率、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以最小化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为目标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了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利率反应函数），并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货币政策规则应首先考虑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其次是产出缺口和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率）。当实际有效汇率高于其均衡水平（汇率升值），应降低利率，反之则提高利率；当产出缺口增加时，表明经济实际产出已经超过了经济正常发展的潜在产出水平，因此要相应的提高利率平抑经济。当通货膨胀率增加的时，通过提高利率来平抑物价，这与理论分析是一致的。（下转第32页）
（上接第28页）
二是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中产出缺口、通胀率以及名义有效汇率的权重均受到中央银行损失函数中产出缺口比重？茁和贴现因子？姿的影响，而政府财政赤字与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动则不会受到影响。中央银行损失函数中产出缺口比重越大，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中产出缺口的权重也就越大。贴现因子反应的是中央银行对于未来损失的重视程度。贴现因子变大，说明中央银行更加重视未来损失，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中产出缺口和通胀的权重都将有所增大。
三是政府财政赤字水平对于均衡利率的影响并不大。这可能与我国国情相关，政府财政支出主要是受到政府预算的影响，与市场利率大小关系不大，而且政府财政赤字的变化对均衡利率水平影响相对较小。
结合以上的结论，本文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均衡利率水平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系统工程。在当前我国汇率面临升值压力的背景下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尤其要重视保持价格的稳定。因为无论是通货膨胀率还是实际有效汇率，最终都是和价格直接相关。
二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要维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地位。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政府财政赤字对于货币政策规则的影响相对很小，这可能与我国当前财政收支与市场利率之间的关联很小有关。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于约束财政纪律、促进政府债务保持合理空间都有正向作用。
三是在人民币汇率备受世界关注的背景下，要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同时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因为汇率是联系国内外经济的价格表，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中央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的同时要注意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人民币汇率水平不能脱离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而超前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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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数字化经济政策范文
[论文关键词]区域性政府作用数字图书馆
[论文摘要]区域性数字图书馆是一种社会信息环境和社会共享系统，其建设和发展与政府的正确决策、经费保障以及资源配置密切相关。
数字图书馆是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产物。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数字图书馆的雏形一出现，就在发达国家引起重视，并相应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和财力实施了该类图书馆的相关工程和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而使图书馆的功能和服务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数字图书馆的出现也加速了社会的信息化。
数字图书馆是一种社会环境，也是一种社会服务，更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它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应用都与社会密切相联，它的运作和运行都不能离开社会化。而它的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作用。自上世纪末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数字图书馆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美、英、法、德、日、俄等国家和地区相继投入巨资开展数字图书馆研究，一批规模效益型成果已在互联网上陆续出现。我国政府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开发应用也予以相当力量的支持，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部级的数字图书馆工程相继实施，其成果也让我国社会各界直接受益。在部级数字图书馆项目或工程的影响和示范下，我国以省市为行政主体的区域性数字图书馆不断出现，因其区域性强、贴近服务、运作灵活、效益明显，其作用和影响更显重要。如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北京、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在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一些区域性的数字图书馆有的已步人良性发展的轨道，为行业和区域社会的信息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由于区域性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管理与发展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因素。
1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首先取决于政府的正确决策
图书情报界多年以来追求协作、合作和共享，虽然也曾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但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和制约，很难得到政府的持续支持。因此，此类活动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收效甚微。而随着现代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开始迈进信息化社会的门槛，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已成为世界的一股潮流和趋势，图书情报界呼吁政府予以重视和支持，此项事业也很快引起政府的关注和兴趣，许多省市的人大、政协的委员代表均以议案和提案的形式，要求政府建设以省市为基础的数字图书馆，以改善信息环境，营造信息社会条件，消除数字鸿沟。这些提案和议案也在一定层面和一定程度上促进政府决策的实施和执行。
政府决策是政府管理的核心和关键，对于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正确决策则是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成功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和管理模式正在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而实施和实现这种转变很重要的措施就是要求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和交流。构筑区域性的数字图书馆，这是公众对文化、教育和信息等资源社会化的迫切需求，也是推进社会信息化的有力行动。可以说构筑区域性的数字图书馆对目前政府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信息服务、满足公众和社会多层次的信息需求、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社会进步等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决定了政府决策建设数字图书馆的信心。
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政府决策一定要落实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目前我国由政府资助建设的数字图书馆从运行的结果来看差异很大，收效也很不一样。所以，区域性数字图书馆什么时候建，怎么样建。以什么方式建，建在什么地方，建几个地方，政府与承建方的责任，如何持续发展，受益面的大小和效益的发挥，管理与控制机制等等均需要在决策中区分清楚。我们目前的状况是把数字图书馆建设敞为一项工程，建完拉倒，不考虑建设模式，也不考虑其后续的发展。本来数字图书馆是以集中建设分布利用形式出现的，而我国一些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则采用多中心制，最终造成无中心。有些还套用陈旧的行政地区中心模式，造成管理层次多而滥，导致效益低下，利用不畅，投入和产出不能成正比，建设重复浪费，有的甚至出现停工停用状态，使政府的前期投入归零。所以，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决策，首要的是科学和发展，其次是规范和合乎规律，三是要注重效益和责任。
2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依赖于政府合理的经费保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形势步人较快发展的良性轨道。政府财政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依照公共财政支出的基本原则，开始对共享信息资源基础设施予以经费支持。做为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数字化图书馆，它既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同时也要为社会发展服务。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教育普及程度，与该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利益关系。在信息化时代，信息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信息机构包括数字图书馆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区域创新是区域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这就要求作为社会信息环境和社会信息服务的公众信息保障系统之一的数字图书馆在区域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发展事业中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也要求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支持数字图书馆发展，充分发挥和利用数字图书馆来推动地方信息化水平和社会的发展]。
时展到了今天，可以说信息化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应为公共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当然，数字图书馆的投资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定要求实现信息资源一定程度的共享和成本分摊。数字图书馆是一项长期共享的事业，而不是一次投入就可以满足了的工程，它既有硬件环境技术没施的建设，更有数字资源管理平台和服务手段的建设。所以政府的前期投入和后期持续的经费保障都十分重要。从国内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成败经验来看，前期建设政府投入大而没有后续经费保障或完全依靠建设单位自筹经费的，运作起来都十分困难或者胎死腹中，造成前期投人的巨大浪费，而能持续投人并每年纳入预算拨付的都可以不断发展，充满生机活力。
由于区域性数字图书馆规模大，覆盖面广，其前期投入和后续支持经费都是巨大的，光靠政府的投入也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根据受益原则，各共享单位分摊一定的经费也是合理和积极的。另外在分摊经费时也可考虑共享单位经费支付的能力予以经费的合理摊派。这样，使数字图书馆在政府拨给稳定持续的保障经费情况下，各分享单位根据受益面和承担能力分摊一定的经费，从而使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得到全面有效的经费资助，全面承担为区域性社会、教育和文化发展服务的职责，并走人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3通过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政府可介入社会信息资源的配置
数字图书馆的功能就是向社会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以满足人们各方面的信息需求从而营造与区域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信息环境。信息资源，就是指人类社会信息活动中积累起来的以信息为核心的各类信息活动要素的集合。数字图书馆所提供的人们需求的信息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源，其配置规律也就遵循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目前，我国的信息市场在借助于其自身内在的运行机制配置信息资源，维持市场正常运行的同时，经常会出现信息资源配置和市场运行偏离预期结果的情况。这种情况发生的结果往往形成信息市场的无序和追逐信息资源的利润化而造成信息的垄断、恶意竞争及信息资源的粗制滥造。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在区域性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有必要运用其行政的强制力和影响力，对信息资源的流动、交易和利用、共享进行一种有效的监督和干预，使其在社会的不同部门和领域发挥应有作用。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信息产品由于其特殊的消费和生产属性，具有非常明显的外部效应。信息资源市场配置方式中外部效应必须要求政府的干预。人们从数字图书馆中获取信息资源，其实也是一种信息资源消费。信息资源消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具有公共产品特征。一般情况下，公共物品的配置方式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以政府为主，以市场配置为辅。对于非排他性公共需求信息，由于它对社会有益，而信息提供者通常又无法或难以控制消费行为和从用户那里收费。因此，这类信息应当主要由政府直接投资或补贴的作法予以资助。
数字图书馆总体上是社会公益性机构，在资源配置上往往受知识产权、专利权、原料控制诸方面制约而造成经费和运作上的困难。可以说现在知识原料控制导致了数字鸿沟，发达国家控制了80％的信息资源和人才，我国的东西部区的差距也日益扩大。知识产权一方面保护知识拥有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造成信息商品市场垄断的一个原因可以说，信息产品特殊的成本结构导致自然垄断的产生，而在市场出现垄断的地方和行业，政府干预一直被认为是变更市场结果的有效措施。政府可以通过专家评估确立特许制度，操纵和管制信息资源市场价格及规定允许的资金利润率，从而使市场接近社会有效的消费和产出水平。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反垄断立法，防止个别数据商的经济行为者独霸市场。
第7篇：数字化经济政策范文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一）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的概念
财政平衡是指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在总量上相等。如大体相等，可称为基本平衡。财政赤字是指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会计上将其用红字表示，所以称为财政赤字。财政平衡和财政赤字通常按财政年度计算，我国的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相同。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收支相等，也就是财政平衡；二是收大于支，即存在财政结余；三是支大于收，发生赤字。从我国和其他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在编制预算时，三种情况都可能出现，但预算执行结果收支完全相等、分毫不差的情况几乎没有，不是收大于支，就是支大于收。因此，只要收支相差不多，就可以看作财政大体平衡。
（二）赤字与赤字预算
财政赤字是一种统称，出现财政赤字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编制预算时就是支出大于收入，留有一块缺口，这是事先有计划地安排的赤字，这种预算称为赤字预算；另一种是预算安排中并没有赤字或者赤字数额很小，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收入减少或支出扩大，结果出现赤字或增加了赤字的数额，这种执行中出现的赤字也称决算赤字。
预算是平衡的，决算出了赤字，一般来说只是个别年份因天灾或工作失误等而造成的。而赤字预算则一般是和赤字政策相联系的，因为有某种需要，政府事先有计划地安排了赤字的使用方向，以达到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等目标。
（三）长期平衡与当年平衡
一般讲财政平衡，多指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近几十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长期平衡的观点，他们认为财政的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要与经济周期相适应，因此，追求财政平衡也不能只着眼于当年，而应着眼于长期的平衡，在一段时期内，有些年份出现赤字，而另一些年份有结余，从整个时期来看，只要总量大体平衡，就可以认为是财政平衡。
（四）财政赤字的不同口径
如何计算财政赤字的数额，不同国家使用的口径有所不同，最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口径：
第一种：赤字（结余）：（经常收入+债务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债务支出）
这一公式又可表示为：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债务收入-债务支出）
这里首先明确一下公式中的概念：经常收入是指政府通过税收等法定渠道所取得的财政收入；经常支出是发挥政府基本职能所安排的支出；投资支出是与固定资产形成直接有关的支出；债务收入包括国家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收入、向国外或银行的借款收入；债务支出是指还本付息的支出。显然这一公式所表示的赤字就是我国通常所说的“硬赤字”，即国家通过举债手段仍未能弥补上的入不敷出硬缺口。
第二种：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
按照这一口径计算，如果出现了财政赤字，说明财政在其正常收入的数量规模之外，多支出了一部分资金，这部分资金通常是通过政府举债来弥补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软赤字”。
这两种口径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把年度债务收支计入正常财政收支的范围。各国对债务收支的处理方法是不相同的，日本把国债收入列入国家岁入之中，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多不把公债收入作为正常的财政收入。1993年之前，我国是采用第一种口径计算财政赤字的。1993年以后，已经改为采用第二种口径了（但在付息支出的处理上仍与西方通行口径有差别）。
（五）中央、地方、全国财政赤字及赤字占gdp的比重
多数国家的预算是分级编制的，中央政府预算中的赤字，称为中央赤字；各地方汇总的地方预算中的赤字叫做地方赤字；全国财政赤字就是将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汇总后，将两部分赤字（结余）相加后的全国总赤字。
一般而言，各国中央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很多，而地方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很少。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其借债能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旦出现赤字要通过以后年度压缩支出或增加税收来弥补。像美国，近十余年来联邦政府几乎年年是赤字，而州和地方政府则基本是略有结余的。按照我国《预算法》的规定，地方政府在编制预算时是不能出现赤字的，在实践中地方出现赤字的情况也比较少。
衡量一个国家财政赤字的多少、财政状况的好坏，进行财政赤字的年度间或国际间比较时，通常采用赤字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
赤字额占gdp的比重，即是将赤字数额与gdp进行对比，它反映财政收支入不敷出的程度和财政稳固状态的区间。一般认为这一指标的警戒线是3％一5％。
（六）安排财政收支的原则
在编制财政预算，安排财政收支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原则。一种是“量入为出”，就是根据收入能力来安排支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另一种是“量出制入”，就是根据支出需要来组织收入，“要办多少事，去筹多少钱”。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量入为出”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原则。但在实践中，有时必要的支出无法压缩到收入能力之内，仍然会出现财政赤字，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绝大多数年份出现赤字，就是这种无奈的结果。
因此，对“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的理解不能绝对化。“量出为入”并不是要满足所有的支出需要，关键是要合理地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安排支出时从当时当地的经济水平和人民负担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入”应该是按照政府履行职能需要积极组织的收入。从逻辑上说，政府理财在收支规模方面第一个层次的原则应是在明确政府合理职能范围和必要支出任务的前提下设计筹措财力的通盘框架，即“量出制入”；而后，应在财政常规运转、安排落实具体项目的层次上量力而行，以收定支，即“量入为出”。这样，量出制入和量入为出是在先后两个层次上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原则，积极组织收入和合理安排支出实际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偏废。
财政赤字的弥补
（一）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方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实行的经济制度各异，形成财政赤字的原因和赤字计算口径不一样，因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也有差别。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第一，用往年财政结余弥补；第二，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第三，发行公债，以债务收支弥补赤字。
1.往年财政结余弥补赤字
“所谓财政结余，并不是结余钞票，而是结余相应的物资”。①运用上年结余弥补当年赤字，只要是真实的结余，便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来源。利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不会影响银行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量，也不会引起债务负担。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状况看，从1979年至今实际上只有1985年略有结余。因此利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在实践中无法实现。
① 《陈云文稿选编（1952-196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2.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财政向银行透支是指财政从银行取得资金用以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法；财政向银行借款则可看做是有偿透支，即付息借款。在我国，两种方法的效应实质上差别并不太大。这种弥补方法具有三种运作过程和后果：
（1）如果银行是用压缩原有贷款办法或用银行存差向财政垫支，这种垫支都是有物质作基础的，货币发行可以保持在经济性发行范围内，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总供求平衡不会产生冲击。
（2）如果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部分超过了银行承受能力，这时超出的部分将引致银行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而这部分“财政发行”是没有物质保证的，这将引起需求总量膨胀的不良后果。
（3）如果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银行完全没有承受能力，这时，完全靠毫无物质基础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来弥补。这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非经济增长，使社会购买力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90年代初，考虑到银行业务发展情况和体制改革深化等因素，我国已明确规定不得再采用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3.发行公债弥补赤字
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是现代各国的普遍作法。尽管各国财政赤字形成原因和发债自的是不尽相同的，但各国发行国债的绝大部分实际上都是用于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尤其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发行内债弥补赤字。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多，资源贫乏，生产力低下，仅靠国内筹集弥补赤字的能力有限，还向国外发债弥补赤字。用公债弥补财政赤字，实质上是将不属于国家支配的社会资金在一定时期内转为国家使用，是社会资金使用权在一定时期内的转移和使用结构的调整。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只要合理掌握，一般不会影响经济正常发展。这主要是因为：
（1）发行公债只是将部分社会资金的使用权暂时转移，使分散的购买力在一定期限内集中到政府手中，不会改变流通中的货币与可供物资的对应关系，因此，适度的国债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2）公债的认购通常实行自愿的原则，通过发行公债获取的资金基本上是社会资金运动中游离出来的部分，即社会暂歇的资金，将这部分资金暂时集中使用，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不能把公债视为可以无限制使用的弥补财政赤字手段。当财政赤字长期、连续、大量发生，债务规模超出合理区间，形成债台高筑局面时，就可能引出危机性的后果。而且，社会闲置资金是有限的，国家集中过多往往会侵蚀经济主体的必要资金，从而降低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力与效率。
（二）我国财政赤字弥补的概况
1993年以前，由于我国的赤字是财政的经常性收入与债务收入加在一起之后，仍然入不敷出的硬缺口（硬赤字），当这种赤字发生时，因国债收入已经打入预算收入，弥补硬赤字只有两条途径。一是运用过去年度的财政结余，从我国实际情况考察，这种方式余地极小，因为1979年以后连续出现赤字，已经没有结余可利用。另一条途径是向银行透支或借款，这种弥补方式容易引起“赤字货币化”的通货膨胀。例如1979～1980年发生较高额的赤字，按硬赤字口径计算，1979年为170.67亿元，1980年为127.05亿元。1980年财政向银行透支额的年末余额为1 70.2亿元，引起了当年和下一年度的货币发行量较大幅度的增加和零售物价指数的上涨，1979～1980年零售物价指数共上涨8％。1994年，国家规定财政不再向银行借款用以弥补赤字，财政赤字完全依靠国债弥补，至此，我国财政“硬赤字”计算口径不再存在，结束了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的方式。1994年以后的财政赤字全部以发行国债弥补。
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得以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它是一种复杂的动态过程，包括国民经济中的物资可供量（有效供给）与社会购买力（有效需求）数量相当、结构适应、流通顺畅。社会总供求的平衡是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
社会经济运行动态过程中，影响平衡的因素来自各个方面且千变万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平衡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错综复杂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矛盾，使之不断达到相对的平衡。
一般来说，企业和居民只能在自己的收入范围内安排支出，即使发生借款也只是收入支配权的暂时转移。能够创造购买力、影响需求量的只有两个手段，就是财政和金融。财政和信贷的收支都是货币收支，是整个社会货币流通和资金收支与分配的两道“闸门”。
在我国，一方面银行财政金库，财政的存款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银行向财政缴纳利润或税收，并且购入财政发行的债券。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是由财政和银行共同提供的。不论是财政出现赤字，还是信贷出现了不平衡，都会影响到社会总供给的变化。所以要保持总供求的平衡，宏观层次上的关键就在于管好这两道“闸门”。当我国取消了财政向银行透支的渠道以后，实际上财政赤字已经不能直接引发总需求的扩张了。但这时财政赤字仍然可以通过各种间接的渠道，引起银行过多发行货币和需求膨胀。
应该看到，50年代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方针，是与我国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1949年建国后，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加快工业建设的进程，国家只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统一调度使用，为此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从生产、流通到分配、消费，都是通过政府的计划直接进行控制和调节的。国民收入除了劳动者的必要消费部分外，绝大部分由财政集中起来统一分配，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需要。这种体制决定了财政对国民经济总量平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只要财政收支能保持平衡，整个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也就有了基础条件；而如果财政不平衡，就会很快引起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所以，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二十年来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经济与旧的计划经济相比，在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政府计划与调控经济的方式发生变化，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已经很小，市场机制正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中发挥着作用。
（2）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经济运行中自主经营，展开竞争。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成份在产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国有企业正在实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结构为目标的战略性改组。
（3）通过对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个人收入大幅度增长，城乡居民的个人消费和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大提高，已经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4）随着银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巳形成了中央银行调控下较完整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信贷资金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货币政策成为调控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状况的有力杠杆。
（5）国际收支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显著上升，随着对外开放，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np的比例巳由1978年的不足10％，上升到接近40％，1979～1997年间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近35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收支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形势对国民经济及总供求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6）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周期波动“自然节律”因素，在我国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正因为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这些重大的变化，财政虽然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仍然处于重要地位，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决定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两者应该、也必须互相配合，来调节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尽量避免或减少其对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损害。因而，在这一总目标下，我们就不能孤立地追求财政的平衡，而是要特别注重财政与金融的协调平衡以及社会总资金运行与社会供求总量与结构的综合平衡。为了这个目标，有时还需要财政或银行在不同年度采取紧缩或扩张的政策，这与财政平衡方针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经济的市场化以及经济情况的复杂化，决定了今天综合平衡的调控手段要由过去的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调控对象也要由过去对实物形态的指令性安排为主转变为以价值形态的杠杆调节为主。但是，这些并不能否定综合平衡思想的内核。
回顾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国民经济的供求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出现较大波动的时候，人们就肯定和重视综合平衡的理论，并据以进行经济调整；当经济调整恢复了平衡，国民经济顺利运行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就往往出现否定和抛弃综合平衡理论的倾向；当因此而使平衡关系遭到破坏，便又开始一轮新的循环。这种历史现象，一方面说明社会总供求平衡与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说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容易导致国民经济出现反复，甚至付出高昴的“学费”。
在我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经济周期”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减少它带来的损失，即实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是我们必须着力探讨的重大课题，并且要跳出计划经济下固守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的框子，把眼界进一步扩展到跨年度、跨经济周期的相机调控及动态中与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全方位协调配合。西方各国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实施反周期调节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成功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和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实践，是在新时期通过宏观调控寻求总供求平衡的典型事例。
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
（一）关于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基本观点
关于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人们的认识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
1.西方经济学对财政赤字经济影响的不同论点
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认为赤字对经济会产生“坏”的影响，因此对赤字持否定态度，认为赤字是战争、自然灾害使经济遭到破坏所产生的结果，财政赤字只是加大了政府的非生产性支出，沉重的赤字拖累迫使国家滥发铸币和纸币，造成的后果，一是赤字会降低资本积累，减缓经济发展过程；二是赤字会引起货币贬值，使人民蒙受灾难。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却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有效需求不足，大量失业者存在，因而执行赤字政策，扩大支出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之目的。他们认为赤字财政是一种财政政策工具，当经济周期处于谷底状态时，政府可以通过反周期的赤字财政政策，使经济爬出谷底恢复繁荣。从资本主义实践看，凯恩期主义理论确实拯救了30年代陷于“大萧条”中的资本主义经济。
而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中滞胀的出现，新的一些经济学派又开始否定凯恩斯的理论，认为财政赤字是一种公害，它引起通货膨胀，抬高利率，导致贸易经常项目的逆差，对私人投资具有排挤效应等。直至目前，对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仍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2.我国理论界对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看法也存在分歧
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财政赤字有百害而无一利，它导致通货膨胀，形成虚假购买力，加剧消费与积累比例的失调等等。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述认识过于绝对化，无法解释我国近二十年间连年赤字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仍取得重大成就的现实。对财政赤字的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对财政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是否能成为调节总供给的手段之一，等等，都要进行具体分析。在一定条件下，财政赤字也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二）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一般分析
1.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
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1）财政赤字由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财政向银行透支是当财政出现赤字时靠银行资金来弥补，财政对银行既不还本也不付息。“借款”是指财政与银行之间形成资金借贷的权责关系，即有借有还，并支付利息，但实际上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向银行借款后主要是支付一定的利息，尚未还本，因此，在我国财政透支与借款实质上差别并不大。
第一，财政发生赤字向银行透支或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我国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是发生在由中央银行国库职能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根据制度安排，财政的一切收支都是通过中央银行帐户入库和拨付的，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这部分货币差额需向银行“借”。比如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100亿元，在财政借款帐户的借方记100亿元，在国库存款帐户的贷方记100亿元。这样就可以安排100亿元支出，并通过各种用途分别形成企业存款，居民储蓄或手持现金。可见，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我们知道，随着经济的增长，货币的需求量也必须要增加，货币供给量就必须与之相适应，在新增的货币供给中，有一个由货币系统决定的基础货币增量，在这个限度内货币的发行都属于正常的经济发行，是有物质保证的。财政透支或借款如不超过这一限额时，就不会发生货币的非经济发行，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如果财政透支超过了这一限额，超过的部分必然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即成为没有物质保证的空头票子，财政用这部分借款安排支出，无疑会造成社会需求总量的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赤字并非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因素，信用膨胀同样会造成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划等号。
（2）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效应。
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效应，应视不同的债权人而定。
第一，当购买公债的是居民个人或企业，包括商业银行时，一般来说只是购买力的转移或替代，这种公债的收入是实实在在的收入，是债权人把属于其支配的商品物资转移给政府支配的货币收入，是有物质保证的，因此不会产生增加货币供给的效应，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国家把公债投向国民经济急需的“瓶颈”部门和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来说将有利于改善总供给，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细节需要进一步分析，当居民或企业用储蓄或定期存款m2购买国债，通过财政支出转变为m1时，虽然m2口径的货币供给规模不变，但其中m1的规模却增加了，这种结构性变化，对市场均衡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中央银行购买公债实际上是货币发行，效应相当于“向银行透支”。它的传导过程是，中央银行认购政府公债，财政将公债收入用于支出，则中央银行的财政金库存款减少，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相应增加。商业银行有超额储备，就可能用以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存款增加的同时并不扩大贷款规模，或中央银行认购公债的同时，相应地压缩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也不会扩大贷款规模，于是就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
2.财政赤字扩大需求的效应
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
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购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
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
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销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销；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财政困难特别是中央财政困难，在基本建设投资资金来源中预算内投资的比重已显著下降，1996年和1997年仅为6.3％和6.4％，而企业自筹资金的比重1996年为45.7％，1997年为46.5％，国民经济的积累率与80年代初相比也不相上下，这说明在改革中通过多种措施扩大了非政府投资比重，尽管改革20年来连续出现赤字，但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并不明显。
（三）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的再认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都是由国家计划统一安排，与此相适应，一向是执行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在传统财政观念中，财政赤字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在我国即使偶而出现，也不过是经济工作一时失误的后果。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前，财政赤字也只是在少数年份出现。改革开放后，1979年出现了巨额赤字1 70.67亿元（硬赤字）和以后多年连续出现的赤字，以及不得不在年初编制预算时就打赤字，开始引起理论界和政府的关注。连年财政赤字形成的原因和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一直成为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探讨的热点。
第8篇：数字化经济政策范文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第9篇：数字化经济政策范文
越南1986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也带动了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新兴经济活动逐渐普遍。越南工商会与技术项目研究中心于6月举行了“越南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吸取亚洲各国成功经验”的报告会。这是越南工商会推进的“支持企业和手工艺村加强电子商务应用，不断提高货物销量和出口总量”项目框架内的活动之一。
数字经济强调的是在一个经济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数字经济也是一个信息和商务活动都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
越南工商会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有40%的人口正在使用互联网。自2010年至今，越南互联网用户占据人口总数30%，连续多年跻身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前20个国家名单。预计到2020年，越南互联网用户可能提升到占人口总数的45-50%。
互联网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知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越南工商会常务委员阮光荣表示，每一项有关科技的工作就能创造新的5到7个相关就业岗位，信息技术和传媒产业每增长20%将带动国家GDP增长1%。然而，最近公布的信息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考察结果却不如所望，在对50个国家进行的考察中，越南排在第45位。因此，越南希望尽快加速相关技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