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前景精选(九篇)

第1篇：数字乡村前景范文

【关键词】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路径

一、研究背景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数字农业农村是实现信息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机融合的重要途径。进入新时代国家高度重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党的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先后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要求积极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有机融合，以数字化作为推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现代化技术支撑。县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经济社会单元，其政策落实和支持力度对于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至关重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化发展基础、对数字农业农村的认识程度与重视程度等都直接影响着数字农业农村的发展水平。据《2019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报告绿皮书》报告显示，成都市有6个区入选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然而却没有县（市、区）进入全国数字农业农村先进县（市、区）名单，也从侧面反映出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待提高。在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形势下，如何紧抓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机遇，充分发挥成都市县域经济优势，以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为基础，以数字农业与生活、生态融合为拓展，着力构建数字农业支撑体系，不断探索数字农业农村应用模式，营造数字农业农村新场景，积极推动数字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积极助推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走在全国前列意义重大。

二、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现状

成都市以“四化同步”为发展路径，强化顶层设计，先后印发《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都市现代农业信息化的意见(试行)》(成办发[2013]44号)，市政府成府函〔2017〕94号批复的《成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规划（2016-2025）》，要求着力推进农业大数据中心建设、农业物联网云平台建设、“互联网+”都市现代农业示范等重点工程建设。截至2018年，全市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形成，行政村光纤覆盖率已达100%，家庭住宅光纤到户覆盖率超过97%，光纤网络用户覆盖率、用户数均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无线通信网络覆盖100%行政村，移动通信4G网络覆盖规模中西部列第一，居全国第二，入选全国首批5G城市名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计算机应用率、网络覆盖率、从业人员智能手机覆盖率等指标均达到99%，蒲江县、成都天地网、都江堰青城茶叶、四川微牧获批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县域则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积极推进数字农业农村建设。蒲江县整县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以信息化助推猕猴桃、柑橘、茶叶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整县获批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大邑县以国家大田种植数字农业建设试点项目，以粮油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为基础，积极推进全县智慧农业发展，探索数字赋能的大邑模式；彭州市发挥蔬菜产业优势，建立蔬菜全产业链大数据中心，获批2018年度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创新项目。成都市各县（市、区）发挥县域农业产业优势，积极探索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的特色模式与经验，为推动成都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有益尝试。

三、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不足

根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的《2019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成都市没有县（市、区）入选全国数字农业农村先进县（市、区）名单，没有发挥出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农村改革先行区优势。对标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结合成都市发展实际和未来发展定位，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存在以下不足：

（一）顶层设计支撑不足成都市市级层面制定了《成都市农业信息化发展规划（2016-2025）》，积极编制《成都市数字乡村发展规划（2020-2025）》等系列数字农业农村顶层设计，为成都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指明路径。然而，在县域层面，县（市、区）根据自身区域优势、特色、农业农村发展阶段等情况编制县域数字农业农村专项规划或者专项实施方案的很少，顶层设计引领支撑作用不足。县域内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一方面，数字农业农村缺乏数据标准体系，各类数据没有形成统一归口，造成了星罗棋布的信息孤岛。另一方面，各涉农部门涉农数据未形成共享机制，涉农审批、涉农政务未形成数字一体化服务机制。最后，区域内涉农高校、研究机构、生产经营主体间未形成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使得大量数据未能有效利用，造成资源浪费。

（二）数字化发展基础薄弱硬件、软件和网络基础建设情况直接决定了县域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的基础水平。成都市县域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基础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数据采集硬件生产、创新不够，不能完全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二是现有系统多为单一资源库，在农产品单品种全产业链分析、农村电子商务和政务服务等方面缺乏自动化、智能化的分析模型应用，集成、创新力度不够；三是网络运营成本还较高，使得数字技术在农业上应用还不够充分。

（三）数字农业融合应用不足数字农业的发展需要数字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整体协调推进，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营销、品牌打造方面来看，全市县域数字技术与农业融合应用还不够深入。在农业生产方面，数字化技术主要应用于设施栽培，但大田作物数字技术化应用水平则有待提高，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应用数字化能力还不足。在农业服务方面，县域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未建立，区域内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主体库等数据资源体系尚未建立，未能形成高效的B2C精准社会化服务供给平台。在农产品营销方面，县域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整合力度不够，整体上本土县级电子商务公共平台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而以县级电子商务运营中心为枢纽、镇(乡)服务站为依托，村(社区)服务网点为终端的三级联动农村电商服务体系需进一步完善。在农业品牌创建方面，县域内公共品牌推广力度不够，影响力不足，运用新媒体、短视频APP等宣传推广县域公共品牌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新业态培育方面，线上会展、文创农业、休闲农业、“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数字技术融合度不高，未能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农业新业态的提升作用。在数字化监管方面，目前县域内农产品数字化溯源体系较完善，但是在投入品、农机应用等监管方面，数字化应用水平待提升。

（四）数字生活新场景营造不足县域内党建数字化应用水平不高，村党组织应用数字技术开展网上党课、线上培训的较少，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还不高。镇、村卫生系统采用线上挂号、线上支付医疗费用等应用不足，农村医疗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便捷程度与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县域内农村地区开展数字教育和教育资源共享的较少，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形势下，开展线上教育的短板在远郊县域的农村地区表现突出。

（五）配套保障不完善首先，县域数字化人才不足，村级数字化技术队伍培训不足，农村电商人才缺乏，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欠缺且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其次，针对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支持不足，发改、农业农村、交通等部门在涉及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时还未形成政策合力，对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支撑还不足。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需要稳定的资金保障，目前县域内数字农业农村专项资金投入还较少，仅依靠市级物联网示范基地项目，县域配套投入还不足以支撑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快速发展，县域主动引导，鼓励社会多元投入的金融机制还未形成。

四、成都市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路径建议

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举措。立足成都市当前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实际，根据各县（市、区）的社会经济、产业优势、数字化发展基础等条件，为探索打造符合国际化城市发展定位、体现成都特色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路径，助推成都市乡村振兴走在前列起好示范，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衔接《成都市数字乡村发展规划（2020-2025）》，紧紧围绕县域发展实际和优势，制定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规划、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定位、方向及路径，制定重点任务、重点项目，系统推进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探索制定农业农村数字标准体系，形成可共享、可应用的标准数据。建立涉农部门信息交流共享机制，整合各域各类各型政务及业务数据系统，打通多部门互联互通，推动农业数据资源的集成和整合，使数据形成合力，实现开放共享。建立产学研合作的长效机制，引导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单位开展数字农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科技人员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二）构建数字农业支撑体系推进物质装备改造与提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构建支持大数据应用和云端海量信息处理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深入开展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推动无线宽带网络全域布局，加快推进5G基站建设，提升农村网络覆盖水平。继续推进农业物联网建设工程，实现农产品生产过程数据自动化、智能化采集。强化农机装备智能化应用，研发推广适合各种地形和环境的农业机械，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无人旋耕机等智能装备，推进农机化与大数据智能化深度融合。强化技术创新与软件集成。围绕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前沿技术，联合开展数字农业关键技术攻关，积极推动成熟技术推广应用。打造数字农业大数据平台，构建农业资源相关数据库，强化大数据平台集成研究，加快推进多部门涉农信息、涉农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应用，促进农业资源数据挖掘、分析、预测。建设政府服务监管平台，推动数字化服务的精确性和系统性。构建基于农业全产业链的智能装备应用及管理系统，推动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控制技术与装备的集成应用。

（三）推进数字农业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农业数字化生产管理。强化互联网、移动互联技术、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应用，搭建灵活、便捷、高效、透明的农业生产管理体系。强化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投入品管理智能化建设，推动农药、化肥减量使用。加大数字化技术在农业生产计划、农事操作、加工仓储、财务管理等环节的应用，加快推动耕、播、收全程机械化建设，积极推动适宜性数字技术在中药材和特色果蔬产业生产环节的应用。推动农业数字化服务。围绕农资、农机和农技服务，加快整合现有数字农业相关信息系统与APP，强化运用推广，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数字农资”建设，探索按需送货、因地配肥、技术到户的一条龙服务模式，提升农资物流管理智能化和农资服务精准化。加速农技推广数字化建设，大力推动专家在线诊断、远程会诊、农技在线科普等农技数字化服务。集聚行业力量，搭建农机社会化服务平台，为农机销售、农机服务提供在线供需对接撮合，加强农机调度与作业监测，提升农机利用效率。创新农业数字化营销。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物流、冷链仓储等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和提升，建立产后设备数字化共享服务网络，利用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加工状态、仓储环境、物流位置等信息，提供供需匹配、冷链监控等服务。加强农产品营销大数据库建设，开电子营销数据监测分析，建立覆盖全产业链的数据监测体系，促进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构建数字农业品牌。统筹区域行业资源整合，开展数字农业品牌建设示范行动，着力建设品牌营销工场，推动数字农业大品牌打造。借助农产品博览会、展销会等渠道，强化品牌宣传、展示和推介，健全数字农业品牌防伪机制，提升数字农业品牌知名度。全方位提升对行业领军企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加速行业领域核心企业集聚、抱团发展，加快构建县域数字农业产业生态圈。培育数字农业新业态。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突破口，以现有数字农业融合示范项目为重点，利用信息技术分化、嫁接、重构农业新的生产经营主体或服务组织形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业态新模式，鼓励发展文创农业、康养农业、会展农业、众筹农业、农业私人定制等基于互联网的农业新型经营模式。以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现代农业生产为主，利用现代信息推动传统农业数字化改造，扩展休闲文创农业表达形式，延伸农业产业价值链，培育农民增收新的增长点。创新农业数字化政务监管。构建涉农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建立指挥统一、多部联动的应急处置平台，提升对突发农产品安全事件的快速应对能力，切实提高农产品安全的保障水平。依托农业资源一张图，重点加强粮食产业生产情况监测，提升农业资源及产业发展数据收集和管理水平。

（四）营造农村数字化新场景依托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以信息化技术改造、升级乡村生活方式，推进全面覆盖乡村的党务党建、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文化、政务便民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网络化管理体系建设，创设数字乡村新场景。推广“互联网+党建”，逐步实现信息、政务运转、民情收集、议事协商、公共服务等村级事务网上运行。探索建立远程会诊系统，大力推动在线预约挂号、快捷支付等互联网医疗服务。积极推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和文化服务普惠共享，探索建设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虚拟博物馆，推广在线教育、远程教育等互联网服务新模式，扩大优质教育、文化资源覆盖面。推动“互联网+社区”向农村延伸，提高村级综合服务信息化水平，提高群众办事便捷程度。

第2篇：数字乡村前景范文

关键词：农村电商；农民增收；数字化

1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发展农村电商的题中之义

农村电商的重点在于解决小农户与市场的对接难题，如何更好地将农产品销售出去，实现农村收入增加是其中的关键。在陕西省商洛县考察调研时指出，“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是大有可为的。”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改造提升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推动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随着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农村电商将再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已达1.79万亿元，同比增长8.9%。随着一系列适应电商市场的农产品持续热销，农村电商不仅有力促进农业产业化、数字化发展，而且将有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 131元，比1949年实际增长超过40倍，比2012年翻了两番[1]。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未来农村电商应该起到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确保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致富。

2农村电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面临的深层挑战

2.1农业品牌建设的挑战。品牌强则农业强[2]。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打造农业品牌已经是当务之急。一方面，品牌农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作出重要部署，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考察调研时强调，“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另一方面，社会消费进入“品牌时代”。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产品的质量、安全、营养、绿色有机等要求越来越突出，农业品牌的整合重塑迎来了新的机遇。另外，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正在被用于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流通等农业生态链的全过程，“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但相比工业品品牌，农业品牌建设仍然处于探索初期，发展并不完善，没有形成完整的品牌，大多数品牌都是各自为政，行业内部缺乏相互合作，也不注重线上线下的互动发展。现有的农业品牌，由于品牌保护力较弱，部分商家“以次充好”的现象严重影响农业品牌的口碑，进而影响品牌的长远发展。简言之，实施农产品的品牌战略，已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农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必由之路。2.2农村场景条件的挑战。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广阔，各地区地理地貌差别较大。从贫困地区的区位因素来看，更是呈现出“山大沟深”的特点。从农村电商发展进程看，农村电商发展状况好的地区有着以下两方面特征：其一是本地已经有着发展基础较好的优势传统产业和区域产品，传统产业依托数字化转型得到了新的飞跃。例如，吉林省通榆县依托当地优势农产品，通过统一品牌授权面向全国销售的原产地直供农村电商发展模式。通榆县对于地处世界公认的“黄金粮食产业带”，是有名的“杂粮杂豆之乡”“绿豆之乡”“葵花之乡”。通榆县利用所处的地理区位优势，对本地优势农副产品的资源进行高度整合，不仅实现农产品利益最大化，而且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其二是地区地理位置优越，道路交通设施的完善，当地农产品运输、配送方便快捷。例如，被誉为“买西北卖全国”的陕西省武功县是有名的“西北电商第一县”。武功县虽然是陕西省面积最小的县，但凭借距离西安市80公里的优秀地理位置，经短短五年发展，形成了专属的农村电商销售模式，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更多的贫困地区既没有特色农产品，也没有良好的地理条件，极大地影响了地区农产品的销量和销路，制约农民持续增收。2.3培育农民网商的挑战。由于农民文化素质偏低，传统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地方政府虽然将培训农民技能摆在人才培养体系的突出位置，但农村电商发展是长期工程，当农民短期看不到收益回报，就会立刻选择放弃，回归到原来的传统农产品销售模式，或者继续交由第三方交易平台代为销售，导致虽然地方政府开办的网商培训项目不少，但是农民网商转化率低、培育难的问题依然存在。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农村，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收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农村地区常住人口55 162万人，相比2015年，减少了8.6%。现代农业建设离不开农业数字化发展[3]，农村电商则是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先导和基础，不仅可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思维。相比起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各方面基础较为薄弱，对数字技能人才的吸引力不足，而基础网络的维护、农产品网店的运营、农村电商园区的建设等都离不开数字技能人才的参与，技术人才流失严重、数字技能人才短缺和农民网商培育难度大仍然是当前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难题。

3数字化建设下农村电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路径

3.1提升农业产业链数字化水平，着力打造品牌农业。推动农产品从原产地生产到加工包装再到仓储、物流、配送全程信息化、数据化，提升农业产业链上下游数字化水平。根据生鲜农产品分布的区域化、产品种类的差异化以及消费者群体分布广、产品需求的个性化等特点，建立区域性生鲜农产品公共信息平台，实现农业产业链上下游的数据信息交换、共享，打造农产品物流监控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信息基础。加强在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推广市场信息、产品售后服务、产品仓储配送运输管理等数字软件的应用，建立健全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以及“从餐桌到田间”的全程信息收集、处理、系统，确保生鲜农产品的物流效率和质量安全。打造品牌农业是农村电商发展中，尤其是推动农产品上行的重要一环，不仅提升农产品价值，而且能够推进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首先，打造品牌农业有赖于生产与经营的规模化。摒弃原有的小农意识，集合各方力量，形成规模效应，通过农村合作社等集体组织，促进农业品牌化。其次，打造品牌农业需要摆脱农业的局限性。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完整的农业生态产业链，为农产品上行打造完善可靠的供应链。最后，标准化生产是品牌农业的支撑。以农业的自然生态属性为主抓手，通过引进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和手段，设计系统的种植标准、行业标准、流通标准等，为优质、合格的农产品设立准入门槛与流通规范，形成打造品牌农业的有力支撑。3.2打破场景条件的桎梏，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拓宽渠道。对于既没有本地特色农产品，也没有便捷的交通条件的贫困地区来说，可以通过借鉴其他发展较好的农村电商模式，并结合自身情况，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从农产品角度出发，农村电商带给贫困地区对接广阔市场的机会，地方政府和电商平台可以通力合作，深度挖掘本地优质产品，做好产品设计，讲好产品故事，增加产品附加值，帮助农产品网货化。例如，2019年，在四川甘孜州丹巴县八科村有一种叫“黄豆荚”的豆类植物在盒马鲜生上市后，仅仅三周时间，便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一跃成为盒马生鲜的明星蔬菜。据调查，八科村种植黄金荚的农户，已经达到了53户，每亩地农户普遍增收7 000至8 000元，八科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盒马村”。从物流成本出发，贫困地区建立物流服务中心成本太高，可以通过共建共享县域物流服务中心，以及“自建+共建”构建村级物流服务站，与其他服务场所共建共享办公场地、公用办公设备，办公人员也可身兼多职，例如，依靠农村的小卖部建设村级物流服务站，不仅方便村民寄递快递，而且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3.3培养本地化农民网商，提高农民数字技能。农村电商发展起步阶段可以通过“走出去、请进来”解决短期内的人才问题，但是，“走出去”成本高，覆盖面不广，“请进来”难以形成常态化，最终人才还是流失。因此，只有本地化培养才是最终解决之道。农村电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各类人才支撑体系，所以农民网商的本地化培养需要体系化推进。首先，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做好农村电商发展各类人才需求状况调查，制定系统化、长效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其次，培训内容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要重视农村电商实战性要求，注重农民网商的“转化率”和“实效性”；最后，农民数字技能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村电商发展的水平，开展农民数字技能培训是数字技术普及、农民生产技能水平提高的重要措施。当前，各地都在探索各种有效的网商培育模式，不光要教农民怎么开办网店、直播卖货，更要提升农民网商数字技能，学习互联网基础知识，以及包括从网店设计、营销推广和运营策划等网络销售全过程，通过提高农民数字技能，促进农民群体整体素质提高，为乡村振兴夯实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谢天成，王大树.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路径研究[J].新视野，2019(6)：41-46.

[2]林广毅，王昕天，李敏，等.农村电商100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3]胡青.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农业”发展趋势与实践策略[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9(5)：69-75.

第3篇：数字乡村前景范文

吴东亮，男，博士后，副教授。长期从事旅游规划与数字景区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特别是对乡村旅游和数字规划在乡村旅游深层次开发应用有探索性的研究。同时，也从事度假村的管理与运营的教学工作。从2009年至今在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现代休闲与旅游发展研究所从事旅游规划、乡村旅游研究。

1、近年来，生态旅游盛行，乡村文化进一步被大家所关注，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乡村文化游?

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范围内，通过组织与规划，利用乡村环境，农林牧渔生产、民俗节庆、民俗风情、农村文化、村落古镇、农家生活等资源，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娱乐、健身等多种需求的旅游活动。

十二五期间国家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乡村旅游作为旅游的基本形式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农家乐”、“渔家乐”、“乡村酒店”等都属于乡村旅游范畴。而乡村旅游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游客享受自然，体验农村生活和地方文化，以及低碳出行、生态环保。

乡村旅游是一种体验式旅游，它源于乡村特有的地方文化和环境。相对于城市而言，它是一种差异性文化，使得游客在这种差异性驱动下，产生出游的动机。这种成因我们通常叫差异性原理。乡村体验反映在各种乡村元素中，它涵盖邻里关系、村落风貌、风水地形、风物习俗、民众言行、饮食起居各个方面。开发、保护乡村旅游的最终目的是要保护乡村文化空间，保护一个活的文化肌体。

2、为什么乡村独有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

生活在人造环境城市中的人们，生活压抑问题越来越突显。人们渴望接近自然，向往乡村。这就为乡村旅游带来了繁荣发展的市场。其中具有乡村代表性的土特产、手工艺品成为旅游者的新宠。政府的扶植和支持推动了乡村旅游商品的发展。

田园景色和浓重的乡村文化氛围决定着该地乡村旅游的知名度。乡村文化内涵来源于游客对乡村生活的切身体验，是生活的真实反映。近期，各地政府都在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培植地方文化，如民俗表演、婚庆和赶庙会等。可见，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是旅游借助文化搭台，以达到丰富自身的目的。从理论上讲，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地方过度地追求经济利益，使文化失去了它原有的真实性。

乡村文化是一种自然与人类的和谐，是乡村广大劳动人民通过生活世代积累而形成的，如农耕文化。后来通过旅游的方式，乡村文化才被传播和交流。所以，乡村文化的本质是反映人民的真实生活。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对乡村文化不要刻意挖掘，要顺其自然，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有机结合。反之，旅游的本质是游客通过旅游而增长见识，放松心身、娱乐康体、体验文化的一种过程。只有明白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做好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文化的保护和促进旅游的发展。

3、乡村旅游如何反应文化的内涵?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好原有的乡村文化7如何反映乡村文化的真实性7有人提出，乡村旅游是无景点的旅游。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乡村旅游有别于观光旅游。乡村旅游强调的是乡村环境和乡村文化，过分的人为造景和开发都偏离了乡村旅游的初衷。一个偏僻而人民生活安祥的地方，一个具有浓重地方文化氛围的村庄，才是旅游者所向往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目前在国内出现了一些为旅游而商业化的文化现象，如为旅游建造的巨大塑像、景区的观光电梯等，这些只能说是一种旅游商业行为，不能和原生态的文化本身联系在一起。随着旅游者的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些东西可能也会脱去它文化的外衣。

北京密云县生态旅游资源丰富、风景秀丽，渔文化历史悠久，独具特色。密云水库的鱼已经成为北京的一大品牌。依托水库资源与渔文化的品牌影响力，密云政府每年都举办“鱼王”美食节，美食节庆典非常隆重，邀请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参加，评出前三名鱼王，并有歌舞表演，鱼王竞拍多项内容。竞拍所得的钱全部捐献北京水源保护基金会，作为保护潮河和白河的源头经费和支持这些地区的教育事业经费。这样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不仅增加了旅游收入，也推动了环保、教育事业发展，还起到了文化宣传作用，提高了当地人们的文化品位，可谓一举多得。

4、在乡村景区独有文化建设中，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当前乡村旅游最迫切解决的环节就是管理。中国乡村旅游目前处于发展阶段，相应的标准和服务规范正在完善。在当前的环境中，旅游经营者需要提升自身形象，提高服务意识，利用现代管理手段，利用原生态的乡村旅游资源营造乡村文化氛围。

第4篇：数字乡村前景范文

[关键词]读说资源 乡土特色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5）18-030

如今的农村，虽经济生活与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农村的儿童语言学习资源却有着独特的条件。田间、村头、门前屋后，到处是“活标本”，语言资源触手可及，眼眨看到，张嘴说到，使用于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遍地是“黄金”，到处是汉语，给农村孩子的语言学习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串门喜庆乐交往，银杏树下歌声扬

农村的生活丰富多彩，开发儿童友好交往的过程，有机地进行语言文字教育，可提高全面孩子的素质。泰兴是银杏之乡，银杏树雄姿英发、坚韧挺拔，扇形的树叶、压弯枝头的累累果实绿黄相间，而树下洒下阵阵凉爽，这些景象在孩子的心中构成了一道奇特的亮丽的风景线，孩子们三个一群，两个一党，或听听农民朋友的对收成的评估，或听听银杏美丽的传说，或者拾起掉下的银杏果相互追逐，闲了的时候，还向祖辈学习唱家乡歌如《打银杏》、《爱在人间天地久》等。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便是农村孩子语言学习的一大优势。

二、村头田边学汉字，劳动实践拓见闻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田野风光美、自然景观美、农家新居美等都是学生认读的好题材。“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美的发现。”我们可引导学生利用自己身边的事物，感乡村之美，读景中之语言。置身于农村生活的海洋，农村孩子更能把识字与认识事物结合起来，这就培养了农家孩子在生活中主动认读的良好习惯。

三、家乡特产手里捧，图文汉字上心头

农家小院，门前屋后，种点蔬菜是少不了的，韭菜、芹菜、菠菜……今天来点韭菜炒蛋，明天来点青椒炒青豆，把生活调节得有滋有味，置身其中，孩子看在眼里，吃在嘴里，乐在心头。如此完美的资源，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学生的生活情况。与家乡土产品相关的一些话题便成了泰兴孩子最浅层次、最朦胧的却又出自内心的需求。有意识地引导孩子进行一些新颖有趣的认读活动，将会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打开学生认读的闸门，兴趣所至，使心中的话随口道来。如介绍银杏景，品尝土产品，谈谈银杏史，解释银杏用途，推销家乡特产等，真正将学生从单一的课堂教学中解放出来，融进广袤天宇下的世界认读大课堂。

四、乡企宣传常认读，农家孩子早学商

如今，农民们富裕了，有了余钱，便办起了自己的小买卖、小作坊，农民朋友们不再是单一的农民生活了，张家开起了“豆腐店”、李家兴起了“油作坊”、王家“加工刨床”，马家办起了“猪鬃加工厂”……日子越过越红火，小买卖变成大买卖，小作坊变成了大工厂，厂子越办越旺。甚至有不少工厂已成为省内外小有名气的企业，他们的产品、规格、品牌、销量、销地、企业文化，已成为农村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有不少的产品成套的宣传材料堆满橱子。农村的地方、工业的方方面面，从品牌、生产车间、各种型号的产品以及销路，孩子们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里面包含了无数的汉字认读资源，且与孩子们的家庭生活息息相关，带领孩子们去认认企业的宣传标语，讲讲出其中的故事，自家的厂子，全村的企业，孩子们太自然了。利用好这些地方工业内部的认读资源，效果将会远大于对汉字的认读，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五、乡土文化扬传统，农村习俗来做媒

第5篇：数字乡村前景范文

【摘 要 题】教育史研究

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救国”风行一时，而教育界也是新名词迭出：生产教育、艺术教育、军事教育……新式教育的推行从表面看亦是轰轰烈烈。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私塾教育的盛行。私塾教育，在30年代的中国极其发达，据1935-1936学年度的统计，塾师人数约110,933人，学生数约1,878,351人，仅江苏省塾师即有24,259人，学生数为436,647人。[1]

私塾的盛行，作为民众教育投资选择的结果，展现了与教育当局迥异的心态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却缺乏对这种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所凸显的复杂的农村文化背景的考量。本文拟从剖析教育素称发达的苏南地区私塾及塾师的状况入手，以私塾教育的消费群体——农民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的回应。

一、三十年代苏南私塾之概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私塾，较之科举时代，其功能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科举时代，私塾是国家教育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公学、义学、书院并行不悖，私塾的教化功能与地位为国家与社会所认同。民国以前的私塾有经馆、蒙馆之分，分别承担着读书仕进和略识文字的两大功能。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的前一功能，民国时期的私塾已无经馆、蒙馆之分，[2]其所授内容亦已被视为“腐朽不堪”，私塾在教育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观念上已不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认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苏南的私塾情况。

当时教师所授课程大都依旧，间有思想开通之塾师讲授国文、算术、尺牍等科，但大都仍以《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为课本。教馆大多条件简陋，许多教馆没有窗户，光线昏暗，课桌椅制式不一，而师资亦参差不齐。据曾参加过塾师训练班工作的高馨圃回忆，“其中受训的就资格言，有逊清的禀贡生、秀才，有民国成立后的小学毕业生，还有些从前考秀才未取的童生和粗通文墨而教学多年的塾师……就年龄言，有须发皓然的老者，有初涉社会的青年，最可异的是，有几位塾师曾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3]

当时的私塾教法多为灌注式，对初级学生，一般只读书识字，不加讲解。然而就是这样看来死板的私塾，却在乡间大行其道，在与学校争夺生源时常占上风，令教育当局徒呼奈何。无论从受教育人数上还是民众拥护程度上，私塾的号召力都远远高于新式学校，这从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来：镇江入学儿童共计11,346人，私塾儿童即占8700人。无锡入私塾学童达5,592人。据《江苏教育概览》介绍，本省入学儿童虽占百分之十四强，但入私塾者概略估计当亦不在百分之十以下。当时作为省会的镇江，“私塾为数极多，几乎每个街巷中都有”。[4](P.131)而据调查，句容1934年全县人口识字者31,562人，曾入私塾者22,802人。占2/3强。[5]

从30年代初起，江苏教育厅开始为取缔私塾作一系列努力，先后颁布了《江苏省各县塾师登记及核定暂行办法》、《江苏管理私塾暂行规程》(1930)、《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1932)等，试图将游离于新式教育体制之外的私塾教育纳入新式教育的框架，然而收效甚微。当时江苏省教育当局将之归咎于新式教育经费难以落实以及农民思想守旧。然而事实上，江苏省教育经费还是比较充足的。1927年，江苏开征义务教育捐，有忙漕附税、屠牙各税，年收约380万元。地方教育方面，全省各县教费总额已达1200余万元。故就经费而论，实为他省所难企及。[6]

二、私塾盛行的经济考察

私塾的盛行，从表面上来看，是“劣币驱逐良币”，出现这样的情况，30年代的农村经济凋敝作为一种背景确实应予考虑。

农民的收入原本不高，据1929年苏南10县的调查，不分业佃，不论面积，每亩农田（含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平均收入在10-30元之间，总平均为18,71元，去除各项开支，自种田每亩纯收入为13,49元，租种田为9,82元。

苏南各县田亩均收表(1929)[7]

县别

每亩平均

自种田每亩

租种田每亩

收入

平均纯收入

平均纯收入

嘉定

20.45

8.09

——

太仓

14.60

7.80

5.15

川沙

15.57

14.11

3.98

松江

18.37

16.28

10.52

昆山

14.60

10.40

8.71

武进

30.04

23.27

10.13

常熟

22.23

14.62

10.89

无锡

26.20

17.76

19.37

镇江

14.52

9.89

——

江宁

10.53

12.64

——

平均

18.71

13.49

9.82

30年代的农业危机更使农民收入下降，而学校高昂的费用是农民无力承受的。当时的教育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自从采用欧洲学校制度以来，教育的内容较前复杂，教育的费用从而增加，教育差不多成为富裕阶级的专利品，一个人进大学，每年非花三四百元不可，一个中学生每年亦非一二百元不可，惟富有阶级才能担当这么一笔学费。”[8]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农民在教育投资倾向上偏好于私塾。

同新式教育相比，私塾收费低廉而且灵活。据统计，江苏全年所收学费数（私塾）为人均3.4元。[1](P.683)而乡村塾师，全年每人收入仅三四十元[11](P.97)，“那些只能在小区域里竞争位置的乡村教师，常常只有一点点微薄的

收入。这种收入不过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燃料的干柴禾，一小笔钱，一般一年不超过十元钱，有时，那些只有一两个学生的教师，除了供饭，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报酬。”[10](P.72)学费的收取也不像学堂一次收取，而是按端午、中秋、春节三节分期缴纳，[11](P.143)这更符合农民现金流动的习惯，而且“穷照穷出，富照富出，家长无不胜担负的痛苦”。[3]相对低廉的学费和灵活的收费方式招徕了众多学生。

另外，民国时期的私塾大多为蒙馆，其“消费群体”与学校有别，大多数选择私塾的家长教育观念比较现实，并不指望子女能从政入仕，而以读书识字为满足。加上私塾不是国家教育政策扶持的对象，私塾的生存直接仰仗于家长的供给，私塾先生需要满足家长的需要，所以事实上其教学内容的“适用性”超过了新式学校。当时一般商贾、业主对子弟的文化学习重在识字、作文和珠算，而这些皆是私塾的强项。

当时的改良私塾“着重读写算的训练。学生肄业两年，一般都娴于写算：能写一手工整的字，会写往来书信和其它应用文章（浅近的文言），会打算盘和算帐。这些技能正适应社会上的需要，特别在当时能适应某些学生到上海等外码头去学生意的需要。当时所设课程有习字、国文、尺牍和珠算等。习字是每日午后必不可少的一课。规定以欧、柳、颜的楷书字帖为临写范本，老师分别指导，学生刻苦临摹。尺牍和珠算两门课，老师都编有讲义，循序渐进。尺牍，从称呼、格式教起，指导学生学习各类书信的内容和写法。珠算，从口诀和发珠教起，指导学生练习加减乘除的打法和程序，以及各种应用题的运算，并经常对学生逐个考查和个别训练。”[12](P.64)由于私塾先生能迁就事实，迎合家长的心理来开设课程，故而其“适用性”优于学校。

私塾不仅收费低廉，而且杂费亦较学校为少。

学校虽收费高昂，但质量并不很高，当时的教育专家吴研因曾检讨说：“中国的小学，除极少数已依照教育原理，应用科学方法，在那里自耕自种之外，其余大多数的小学，实在程度远在水平线下，差不多和私塾一般，谈不上什么教育。”[8](P.310)而“学生的文化知识，就作文的测验看，是惊人的低下。”[13](P.29)

因而无论是从教育投入成本还是从产出效益来看，从乡民的角度审视，私塾无疑要超过学校。从“经济人”的角度，选择私塾作为教育投资的对象是自然的。

三、私塾盛行之文化心态

私塾的盛行还有着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毕竟，作为“社会人”的农民，其选择必然受到乡村社会的影响。他们把私塾称为“本学堂”，把新式学堂称为“洋学堂”。这一方面说明了农民对它模糊的艳羡或仇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农民与之相生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私塾与塾师是作为维护乡村文化秩序的重要力量被认可、接纳的。这种认可不仅仅源于塾师对儒家经典的占有而产生的权威感，更多的是对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扮演的角色的回应。塾师在乡村的地位是独特的。他们往往是乡村为数极少的识文断字者中的一员。这种知识技能使得他们在乡村交际系统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塾师对于社会上各种应用文的程序大都熟悉，他们会替人家看信、写信，会帮助人家写各项票据，会替人家写各式帖子或对联。一到红白喜事，这类书写工作自非塾师莫属。学校老师由于其生活质量的保障源于城市，他们的知识背景与个人认同同样源自城市，所以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在乡民的心目中，他们均属于另一个世界。而塾师，从情感上是一位熟人，然而又是必须带着几分敬意来交往的熟人。

私塾所拥有的一整套仪式更加强了乡民对塾师的敬畏。私塾学生入学第一天，要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或神像行跪拜之礼。跪拜时，燃香点烛，地铺红毡毯，礼节甚为隆重。[11](P.62)老师受聘时，先由东家定好关书（聘书），书上写明东家姓名及学生姓名，这种正式的文字在乡村也是不多见的。[9]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他能够对学生进行严厉的责罚。

在乡村，分家产及转让田地的契约的执笔者及代签名者也往往是塾师，由于塾师经常参与乡村权力机制的象征性事务：田地的转移，仪式的组织，加上塾师自身的权威感，因而虽不掌握真正的乡村权力，却分享权力的程序性资源，而在乡民心目中显现其为乡村权力结构的构成部分的感觉。这就是“软性权力”。

无疑，“软性权力”塑造了乡民对塾师的尊重感，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乡民对整个乡村秩序稳定性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又因乡村秩序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而日益动摇而强化。从总体上看，苏南农业经济属于“过密型经济”。[14](P.129)这种相对于产量增长劳力过于密集从而造成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缺乏效率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农业人均所得极少，农民为生存而挣扎，缓解的途径是释放相对于土地过剩的人口。然而由于缺乏流通的渠道和城市吸纳能力的欠缺，农业社会长期以来是单向流动，粮食与农产品流入城市，而大量的过剩人口却只能滞留在农村。因为与农业相比，中国的工业无疑更加脆弱，无力吸收庞大的剩余人口。因而农村经济虽已由自给经济的传统形态进入到商品经济阶段，但仍带有自给式小农生产的浓厚色彩。[15]而同时，自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化的力量却逐步动摇着农村，士绅集团从总体上所起的乡村——城市维系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精英与乡村社会出现了沟通上的功能。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村提供现代化所需的原料，而另一方面，又把乡村视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这一点在30年代江苏省教育厅对私塾的态度上映衬出来。

30年代，周佛海出掌教育厅，制定了《江苏教育三年计划草案》，其教育重心放在义务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针对小学教育，全然不顾农民无力负担的事实，要增设初级小学，联合增设完全小学，增设高小，推行小学区制，[6]而对于私塾，则采取打压态度，1932年通过的《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一味要求塾师及私塾的正规化、“小学化”，规定私塾的课程，每周应授党义一小时，国语12小时，算术6小时，常识12小时，体育2小时，并以取缔相威胁。[16]这种借鉴欧美与日本而生的学制，并没有考虑城乡分别的现实。

这种一味追求教育正规化、西方化的趣求，即使在当时，亦有有识之士觉察到其难以实现的一面，教育界人士姜琦认为“中国教育确是有缺陷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经济组织的社会，而教育却是模仿欧、美及日本的工业经济组织社会的教育政策。这种教育为‘乐育英才主义’的教育。”[8](P.22)而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调查中，曾任村中小学 校长的陈村长也认为这种新的学校制度在村中不能起作用。并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学期没有按照村中农事活动的日历调整；第二，学校的教育方式是“集体”授课，很少考虑个人缺席的情况；第三，现有的女教员在村中没有威信。而这三点，均是普遍存在于学校而私塾所无的。[32]

虽然教育社区化的思路一直存在，并展现在陶行知等人的实践中，然而，教育的国家化从“现代化”的话语来看，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种努力作为一种合法性，从清末废除科举以来一直至今，都是主流学制。然而这种主流学制更多地考虑城市现代化的需求，它与农村的实际需求关联较少。农民对私塾的选择，实质上是对教育社区化的选择，可以看做对这种“现代化”破坏自身生存系统的反应与调适，然而这种反应在“现代化”的视角下被看做是愚昧的证明。这反过来强化了农民对城市的疏离感及对渐遭破坏的乡村文化秩序的依恋。这种依恋在对塾师的尊敬中凸显出来。

然而农民心中充满了矛盾，他们不自觉地抗拒着西化对乡村社会的侵蚀，但他们也意识到，要想让他们的后代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走出乡村社会或者在这个社会中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而这两者的实现，都只能依赖享有软性权力的塾师。因为在乡村，职业与教育很有关系。识字者常有职业的优先权。根据人类学家林耀华在福建义序的调查，识字而无职业者，几绝无仅有。15-49岁之间识字而无职业者仅有0.4%，而不识字无职业者占4.9%。[18](P.13)珠算及尺牍可以使子女成为学徒，从而离开乡村社会，识文断字亦可以使他在乡村获得尊重。塾师可以帮助他们，在农民的视角，塾师是他们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同一秩序的共生物。

要之，30年代苏南地区私塾的盛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与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的作用及享有的“软性权力”有关。农民的选择不仅作出了在教育国家化还是社区化这一两难命题上乡村社区的回应，同时也凸显了国民政府30年代现代化努力（包括教育现代化）的阙失及农民对这种阙失的回应。

［收稿日期］2002-10-16

【参考文献】

[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M].

[2]　宜兴文史资料：第十三辑[M].

[3]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J].1936.(1):40.

[4]　镇江文史资料：第14辑.

[5]　吴相湘.民国史料丛刊[M].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6]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教育概览》（一）.

[7]　古木某.中国农村经济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8]　革命文献：第55辑.

[9]　常州文史资料：第2辑.

[10]　〔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11]　江都文史资料：第6辑[M].

[12]　无锡县文史资料：第4辑[M].

[13]　费孝通.江村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14]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5]　周中建.二三十年代苏南农家收支状况研究[J].中国农史，1999.(4).

[16]　江苏教育[J].1932.(3).

第6篇：数字乡村前景范文

【摘  要  题】教育史研究

  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救国”风行一时，而教育界也是新名词迭出：生产教育、艺术教育、军事教育……新式教育的推行从表面看亦是轰轰烈烈。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私塾教育的盛行。私塾教育，在30年代的中国极其发达，据1935-1936学年度的统计，塾师人数约110,933人，学生数约1,878,351人，仅江苏省塾师即有24,259人，学生数为436,647人。[1]

私塾的盛行，作为民众教育投资选择的结果，展现了与教育当局迥异的心态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却缺乏对这种心态以及这种心态所凸显的复杂的农村文化背景的考量。本文拟从剖析教育素称发达的苏南地区私塾及塾师的状况入手，以私塾教育的消费群体——农民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的回应。

一、三十年代苏南私塾之概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私塾，较之科举时代，其功能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科举时代，私塾是国家教育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与公学、义学、书院并行不悖，私塾的教化功能与地位为国家与社会所认同。民国以前的私塾有经馆、蒙馆之分，分别承担着读书仕进和略识文字的两大功能。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的前一功能，民国时期的私塾已无经馆、蒙馆之分，[2]其所授内容亦已被视为“腐朽不堪”，私塾在教育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观念上已不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认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苏南的私塾情况。

当时教师所授课程大都依旧，间有思想开通之塾师讲授国文、算术、尺牍等科，但大都仍以《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为课本。教馆大多条件简陋，许多教馆没有窗户，光线昏暗，课桌椅制式不一，而师资亦参差不齐。据曾参加过塾师训练班工作的高馨圃回忆，“其中受训的就资格言，有逊清的禀贡生、秀才，有民国成立后的小学毕业生，还有些从前考秀才未取的童生和粗通文墨而教学多年的塾师……就年龄言，有须发皓然的老者，有初涉社会的青年，最可异的是，有几位塾师曾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3]

当时的私塾教法多为灌注式，对初级学生，一般只读书识字，不加讲解。然而就是这样看来死板的私塾，却在乡间大行其道，在与学校争夺生源时常占上风，令教育当局徒呼奈何。无论从受教育人数上还是民众拥护程度上，私塾的号召力都远远高于新式学校，这从一系列数据可以看出来：镇江入学儿童共计11,346人，私塾儿童即占8700人。无锡入私塾学童达5,592人。据《江苏教育概览》介绍，本省入学儿童虽占百分之十四强，但入私塾者概略估计当亦不在百分之十以下。当时作为省会的镇江，“私塾为数极多，几乎每个街巷中都有”。[4](P.131)而据调查，句容1934年全县人口识字者31,562人，曾入私塾者22,802人。占2/3强。[5]

从30年代初起，江苏教育厅开始为取缔私塾作一系列努力，先后颁布了《江苏省各县塾师登记及核定暂行办法》、《江苏管理私塾暂行规程》(1930)、《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1932)等，试图将游离于新式教育体制之外的私塾教育纳入新式教育的框架，然而收效甚微。当时江苏省教育当局将之归咎于新式教育经费难以落实以及农民思想守旧。然而事实上，江苏省教育经费还是比较充足的。1927年，江苏开征义务教育捐，有忙漕附税、屠牙各税，年收约380万元。地方教育方面，全省各县教费总额已达1200余万元。故就经费而论，实为他省所难企及。[6]

二、私塾盛行的经济考察

私塾的盛行，从表面上来看，是“劣币驱逐良币”，出现这样的情况，30年代的农村经济凋敝作为一种背景确实应予考虑。

农民的收入原本不高，据1929年苏南10县的调查，不分业佃，不论面积，每亩农田（含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平均收入在10-30元之间，总平均为18,71元，去除各项开支，自种田每亩纯收入为13,49元，租种田为9,82元。

苏南各县田亩均收表(1929)[7]  

县别

  每亩平均

  自种田每亩

  租种田每亩

  收入

  平均纯收入

  平均纯收入

嘉定

  20.45

  8.09

  ——

太仓

  14.60

  7.80

  5.15

川沙

  15.57

  14.11

3.98

松江

  18.37

  16.28

10.52

昆山

  14.60

  10.40

8.71

武进

  30.04

  23.27

10.13

常熟

  22.23

  14.62

10.89

无锡

  26.20

  17.76

19.37

镇江

  14.52

  9.89

  ——

江宁

  10.53

  12.64

——

平均

  18.71

  13.49

9.82

30年代的农业危机更使农民收入下降，而学校高昂的费用是农民无力承受的。当时的教育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自从采用欧洲学校制度以来，教育的内容较前复杂，教育的费用从而增加，教育差不多成为富裕阶级的专利品，一个人进大学，每年非花三四百元不可，一个中学生每年亦非一二百元不可，惟富有阶级才能担当这么一笔学费。”[8]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农民在教育投资倾向上偏好于私塾。

同新式教育相比，私塾收费低廉而且灵活。据统计，江苏全年所收学费数（私塾）为人均3.4元。[1](P.683)而乡村塾师，全年每人收入仅三四十元[11](P.97)，“那些只能在小区域里竞争位置的乡村教师，常常只有一点点微薄的收入。这种收入不过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燃料的干柴禾，一小笔钱，一般一年不超过十元钱，有时，那些只有一两个学生的教师，除了供饭，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报酬。”[10](P.72)学费的收取也不像学堂一次收取，而是按端午、中秋、春节三节分期缴纳，[11](P.143)这更符合农民现金流动的习惯，而且“穷照穷出，富照富出，家长无不胜担负的痛苦”。[3]相对低廉的学费和灵活的收费方式招徕了众多学生。

另外，民国时期的私塾大多为蒙馆，其“消费群体”与学校有别，大多数选择私塾的家长教育观念比较现实，并不指望子女能从政入仕，而以读书识字为满足。加上私塾不是国家教育政策扶持的对象，私塾的生存直接仰仗于家长的供给，私塾先生需要满足家长的需要，所以事实上其教学内容的“适用性”超过了新式学校。当时一般商贾、业主对子弟的文化学习重在识字、作文和珠算，而这些皆是私塾的强项。

当时的改良私塾“着重读写算的训练。学生肄业两年，一般都娴于写算：能写一手工整的字，会写往来书信和其它应用文章（浅近的文言），会打算盘和算帐。这些技能正适应社会上的需要，特别在当时能适应某些学生到上海等外码头去学生意的需要。当时所设课程有习字、国文、尺牍和珠算等。习字是每日午后必不可少的一课。规定以欧、柳、颜的楷书字帖为临写范本，老师分别指导，学生刻苦临摹。尺牍和珠算两门课，老师都编有讲义，循序渐进。尺牍，从称呼、格式教起，指导学生学习各类书信的内容和写法。珠算，从口诀和发珠教起，指导学生练习加减乘除的打法和程序，以及各种应用题的运算，并经常对学生逐个考查和个别训练。”[12](P.64)由于私塾先生能迁就事实，迎合家长的心理来开设课程，故而其“适用性”优于学校。

私塾不仅收费低廉，而且杂费亦较学校为少。

学校虽收费高昂，但质量并不很高，当时的教育专家吴研因曾检讨说：“中国的小学，除极少数已依照教育原理，应用科学方法，在那里自耕自种之外，其余大多数的小学，实在程度远在水平线下，差不多和私塾一般，谈不上什么教育。”[8](P.310)而“学生的文化知识，就作文的测验看，是惊人的低下。”[13](P.29)

因而无论是从教育投入成本还是从产出效益来看，从乡民的角度审视，私塾无疑要超过学校。从“经济人”的角度，选择私塾作为教育投资的对象是自然的。

三、私塾盛行之文化心态

私塾的盛行还有着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毕竟，作为“社会人”的农民，其选择必然受到乡村社会的影响。他们把私塾称为“本学堂”，把新式学堂称为“洋学堂”。这一方面说明了农民对它模糊的艳羡或仇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农民与之相生的陌生感与疏离感。

私塾与塾师是作为维护乡村文化秩序的重要力量被认可、接纳的。这种认可不仅仅源于塾师对儒家经典的占有而产生的权威感，更多的是对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扮演的角色的回应。塾师在乡村的地位是独特的。他们往往是乡村为数极少的识文断字者中的一员。这种知识技能使得他们在乡村交际系统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塾师对于社会上各种应用文的程序大都熟悉，他们会替人家看信、写信，会帮助人家写各项票据，会替人家写各式帖子或对联。一到红白喜事，这类书写工作自非塾师莫属。学校老师由于其生活质量的保障源于城市，他们的知识背景与个人认同同样源自城市，所以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在乡民的心目中，他们均属于另一个世界。而塾师，从情感上是一位熟人，然而又是必须带着几分敬意来交往的熟人。

私塾所拥有的一整套仪式更加强了乡民对塾师的敬畏。私塾学生入学第一天，要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或神像行跪拜之礼。跪拜时，燃香点烛，地铺红毡毯，礼节甚为隆重。[11](P.62)老师受聘时，先由东家定好关书（聘书），书上写明东家姓名及学生姓名，这种正式的文字在乡村也是不多见的。[9]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他能够对学生进行严厉的责罚。

在乡村，分家产及转让田地的契约的执笔者及代签名者也往往是塾师，由于塾师经常参与乡村权力机制的象征性事务：田地的转移，仪式的组织，加上塾师自身的权威感，因而虽不掌握真正的乡村权力，却分享权力的程序性资源，而在乡民心目中显现其为乡村权力结构的构成部分的感觉。这就是“软性权力”。

无疑，“软性权力”塑造了乡民对塾师的尊重感，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乡民对整个乡村秩序稳定性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又因乡村秩序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而日益动摇而强化。从总体上看，苏南农业经济属于“过密型经济”。[14](P.129)这种相对于产量增长劳力过于密集从而造成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缺乏效率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使得这一模式下的农业人均所得极少，农民为生存而挣扎，缓解的途径是释放相对于土地过剩的人口。然而由于缺乏流通的渠道和城市吸纳能力的欠缺，农业社会长期以来是单向流动，粮食与农产品流入城市，而大量的过剩人口却只能滞留在农村。因为与农业相比，中国的工业无疑更加脆弱，无力吸收庞大的剩余人口。因而农村经济虽已由自给经济的传统形态进入到商品经济阶段，但仍带有自给式小农生产的浓厚色彩。[15]而同时，自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化的力量却逐步动摇着农村，士绅集团从总体上所起的乡村——城市维系功能的丧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精英与乡村社会出现了沟通上的功能性障碍。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村提供现代化所需的原料，而另一方面，又把乡村视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这一点在30年代江苏省教育厅对私塾的态度上映衬出来。

30年代，周佛海出掌教育厅，制定了《江苏教育三年计划草案》，其教育重心放在义务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针对小学教育，全然不顾农民无力负担的事实，要增设初级小学，联合增设完全小学，增设高小，推行小学区制，[6]而对于私塾，则采取打压态度，1932年通过的《江苏省各县私塾改进及取缔简则》，一味要求塾师及私塾的正规化、“小学化”，规定私塾的课程，每周应授党义一小时，国语12小时，算术6小时，常识12小时，体育2小时，并以取缔相威胁。[16]这种借鉴欧美与日本而生的学制，并没有考虑城乡分别的现实。

这种一味追求教育正规化、西方化的趣求，即使在当时，亦有有识之士觉察到其难以实现的一面，教育界人士姜琦认为“中国教育确是有缺陷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经济组织的社会，而教育却是模仿欧、美及日本的工业经济组织社会的教育政策。这种教育为‘乐育英才主义’的教育。”[8](P.22)而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开弦弓村的调查中，曾任村中小学校长的陈村长也认为这种新的学校制度在村中不能起作用。并列举了三点理由，第一，学期没有按照村中农事活动的日历调整；第二，学校的教育方式是“集体”授课，很少考虑个人缺席的情况；第三，现有的女教员在村中没有威信。而这三点，均是普遍存在于学校而私塾所无的。[32]

虽然教育社区化的思路一直存在，并展现在陶行知等人的实践中，然而，教育的国家化从“现代化”的话语来看，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种努力作为一种合法性，从清末废除科举以来一直至今，都是主流学制。然而这种主流学制更多地考虑城市现代化的需求，它与农村的实际需求关联较少。农民对私塾的选择，实质上是对教育社区化的选择，可以看做对这种“现代化”破坏自身生存系统的反应与调适，然而这种反应在“现代化”的视角下被看做是愚昧的证明。这反过来强化了农民对城市的疏离感及对渐遭破坏的乡村文化秩序的依恋。这种依恋在对塾师的尊敬中凸显出来。

然而农民心中充满了矛盾，他们不自觉地抗拒着西化对乡村社会的侵蚀，但他们也意识到，要想让他们的后代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走出乡村社会或者在这个社会中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而这两者的实现，都只能依赖享有软性权力的塾师。因为在乡村，职业与教育很有关系。识字者常有职业的优先权。根据人类学家林耀华在福建义序的调查，识字而无职业者，几绝无仅有。15-49岁之间识字而无职业者仅有0.4%，而不识字无职业者占4.9%。[18](P.13)珠算及尺牍可以使子女成为学徒，从而离开乡村社会，识文断字亦可以使他在乡村获得尊重。塾师可以帮助他们，在农民的视角，塾师是他们社会支持网络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同一秩序的共生物。

要之，30年代苏南地区私塾的盛行，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与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的作用及享有的“软性权力”有关。农民的选择不仅作出了在教育国家化还是社区化这一两难命题上乡村社区的回应，同时也凸显了国民政府30年代现代化努力（包括教育现代化）的阙失及农民对这种阙失的回应。

［收稿日期］2002-10-16

【参考文献】

[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M].

[2]　宜兴文史资料：第十三辑[M].

第7篇：数字乡村前景范文

（邹平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山东 邹平 256200）

【摘要】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数字电影放映技术已经是我国影院的一种重要的放映形式，但那么在农村的文化建设中电影放映技术起到了什么作用，本文重点来探讨这个方面的内容。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让广大农民群众享受不折不扣的文化服务，是繁荣发展农村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关键词 数字；电影影院；农村文化建设；作用

1　数字电影放映在农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我国农村电影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波浪式的发展过程。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民一度创造了世界上最动人的观看电影的场景。每到村里放电影之时，十里八乡的人们，或步行，或骑车，三五成群，扶老携幼，早早聚集在银幕前，“村村挂银幕、户户看电影”的景象到处可见。在当时，电影成为农民群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成了人们最经常化的一种文化娱乐形式。乡村基层党政组织也利用电影放映聚众面广的特点，运用映前放幻灯片和粉刻版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普及科技和法律常识，宣传好人好事，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文明进步。

新型的数字电影放映设备，比较传统的胶片放映，具有节目储存量大、声像效果好，且操作简便、运输方便等优点，能让边远山区农民在自家门口看到与城市主流影院音像效果差不多的好电影和基本能同步上映的新节目，深受农民喜爱。尤其是图文并茂、形象生动的科教片，更受农民兄弟青睐[1]。

2　数字电影放映已纳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为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实现和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信息资源共享”和“农家书屋”等四项工程一起，构建起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了农村电影“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购买、农民受惠”的原则和2010年以前基本实现全国农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总目标。党和国家为什么要这样高度重视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呢？

首先，农村电影放映具有鲜明的社会公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把送电影、送戏剧、送图书“三下乡”活动作为活跃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举措，不仅因为电影放映是一种娱乐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宣传形式。电影放映是用艺术的形式向人们进行宣传教育，让人们在笑声中既消除疲劳，又学习知识，受到教益，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翻开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无论什么时期，电影总是伴随着中国农村革命和建设步伐，紧紧地为之起到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董存瑞》、《黄继光》、《英雄儿女》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激励着广大军民协力同心，为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而浴血奋战。有人曾说海南岛是靠《白毛女》解放的，这话乍听起来有点离奇，细想一下也不玄乎，它正好言明了电影对人的艺术感染作用。正是“白毛女”的悲惨遭遇，激发了战士们的斗志，才把蒋匪反动派赶出了海南岛。在和平建设时期，《焦裕禄》、《雷锋》、《王杰》等模范人物形象，教育和培养出一大批好干部、好农民、好青年。现实生活中受电影艺术熏陶而成长进步的人士比比皆是，真所谓“一部好的电影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2]。

其次，数字电影放映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和宣传效果具有不可替代性。大家知道，电影放映本身场面大，观众容量多，艺术感染力强，尤其是运用高科技制作的数字电影放映，称之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种“与时俱进”的科技产品。她画面高清晰，环绕立体声，视听效果好。特别是放映思想性、教育性很强的宣传影片，银幕上出现的一个镜头，音箱里传出的一声呐喊，通过强烈的声光穿透，能同时震憾成百上千名观众与之产生共鸣。这种特殊宣传形式所具有的特殊宣传效果是其他宣传形式不可比拟的，如同政治学习中集中学习比分散学习更具效果一样，群体型看电影受教育的效果要比单个看电视受教育的效果好得多。

综上所述，足以显现农村电影，尤其是数字电影放映在农村文化建设包括农村中小学生综合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3　数字电影放映是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既然数字电影放映在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村中小学生综合教育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尤其是县（市、区）电影行政主管部门，则应把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列入自身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第一，要制订整体规划。各县（市、区）要根据各县、乡行政村的多少，按照国家文化部和广电总局关于每23个行政村建一个电影放映队的要求，摸清底数，看所在县、乡需要建立多少个电影放映队。然后按照“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要求，计算所在县、乡每年需要放映多少场公益电影，并逐级上报，以便争取各级政府的设备资助和放映补贴。

第二，要抓好技术培训。数字电影放映设备是一种电子产品，它集电影的效果、电视的传输、电信的管理和电子的商务等四大优势于一身，虽然操作简便，但程序规范、科学、严格，既需要认真的态度，也需要掌握熟练的技能。因此，不论操作者是新招聘的还是原来的老放映员，都需要重新学习和培训，然后组织考试，合格者发给合格证书，做到持证上岗[3]。

第三，要创新体制机制。农村数字电影公益放映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要采取全新的体制进行运作。所有工作人员要实行聘任制，然后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实行奖勤罚懒，优胜劣汰。农村电影放映员要求年纪轻，身体好，文化程度高，尤其要热爱农村电影放映事业，要有乐于吃苦、乐于奉献的精神。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要适时进行总结表彰，对那些工作成绩突出、贡献大的放映员予以奖励。

第四，要善于两手齐抓。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属公益性文化事业。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建起了一个政府服务农民的平台，与此同时，利用这个载体，又可以激活农村电影市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放映队在圆满完成政府公益性电影放映任务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开拓市场，搞活经营，开展农村红白喜事、影企联姻等经营性电影放映，做大做强电影文化产业，走出一条政府买单的公益性电影与市场经营性电影相互促进的新路子。要加快农村电影改革发展步伐，积极探索新体制、新机制、新举措，不断提高数字电影在农村的覆盖率，让更广大的农村地区能看到数字电影，享受到党和政府的殷殷关怀之情。只有这样，农村电影事业才能实现长足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农村数字电影公益放映才能为农村文化建设乃至整个新农村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汤长扬.起重机创新设计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及方向[J].科技资讯，2012(09)．

［2］张蓓蓓,王晶.3D电影制作技术与态度成就品质:专访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技术系朱梁副教授[J].数码影像时代，2012(06)．

第8篇：数字乡村前景范文

【宋】翁卷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最美乡村四月天

乡村的四月，是美丽的。山坡是绿的，原野是绿的，绿的树，绿的草，绿的禾苗，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绿色的世界。在绿色的原野上，河渠纵横交错，一道道，一片片，白茫茫。举目望去，绿油油的禾田，白茫茫的水，果然是“绿遍山原白满川”。

乡村的四月，是诗意的。迷迷蒙蒙的春雨，如梦似幻。这雨极细极小，像雾一样蒙眬。不时有杜鹃的呜叫声从远远近近的树上、空中传来。好像那如烟似雾的春雨就是被这些杜鹃呼唤而来。一句“子规声里雨如烟”，贴切而传声。乡村的四月，是忙碌的。人们不会像冬天那么贪恋被窝，亦不会像夏天那样惧怕阳光，所以，总是早早地就把自己交给田野：除草、翻土、播种，插秧……各种各样的农活，都一股脑儿地集中到四月。“才了蚕桑又插田”的意思是：刚刚结束蚕桑之事，又忙着耕耘插田。

乡村的四月，是娴静的。农人们都下田干活了，村子里看不到一个闲人。“乡村四月闲人少”，你能看到的是：屋檐下挂着的腌肉，院子里晒着的衣服，树阴下打盹的狗，竹林边闲逛的鸡……四月的阳光蔓延到每一个角落，给整个村庄抹上了一层明亮的橘黄。

全诗用白描的手法，描绘出江南农村初夏时节的景象。前两句着重写景：绿原、白川、子规、烟雨，寥寥几笔就把水乡初夏时特有的景色勾勒出来，色彩相映，动静相生。后两句写人，画面上主要突出在水田插秧的农民形象，从而衬托出“乡村四月”劳动的紧张、繁忙。最美乡村四月天，因为有希望，所有的忙碌都是幸福的。

让我们记住翁卷这个名字，他和徐照、徐玑、赵师秀都生于浙江永嘉，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温州。因志趣相投、诗风相近，故称“永嘉四灵”。

望庐山瀑布

【唐】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其险也若此

李白一生与庐山有不解之缘。他多次隐居庐山，他的政治、情感，乃至人生观的演变，都和庐山藕断丝连。

“香炉峰”在庐山西北，在李白眼中，它就像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升起了团团白烟，似梦迷离，在红日的照射下，幻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生”这个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地把山间的烟云冉冉上升、袅袅浮游的景象表现得栩栩如生。

“遥看”，是远远地望。这是整条瀑布落入视线的条件。这里的“挂”字用得着实有趣，它化动为静，把凌空而下的瀑布想象成一条高悬的白练。不知你有没有思考过：是谁将这样一条巨大的瀑布高挂于万丈崖壁之上？一定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大自然。所以，这个“挂”字也包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神奇伟力的赞颂。

诗的三、四行，既写出了瀑布的奔腾之态，又抒发了作者有别于常人的内心感受。“飞流”两个字，极言瀑布流速之快。“直下”，写出了瀑布的垂直险陡。“桃花潭水深千尺”“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丈”，仿佛不用“千”这样一个夸张的数字，就不足以表达潭水之深、瀑布之高、白发之长。

“疑是银河落九天”是一种恍恍惚惚如若隔世之感。“落”这个字很有意境，仿佛雄鹰落地，势如猛虎；又似白鸟腾空，足尖只轻轻一点，便随风飘然而逝。

宋人魏庆之说：“七言诗第五字要响。”（《诗人玉屑》）这个看法在《望庐山瀑布》一诗中似乎特别有说服力。无论是“生”“挂”，还是“落”，都字字铿锵，给人以无穷想象的余地。

李白50岁左右隐居庐山，并作此诗。他用胸中之豪气赋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他对自然伟力的讴歌，也是对高瞻远瞩、奋斗不息的人生理想的礼赞。

墨梅

【元】王冕

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

寒梅一枝香胜雪

在解读这首诗之前，我想说一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是我国清代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全书共出现一百多个人物，作者通过讲述这些人物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讽刺了封建人物的种种丑态。可以说，全书大多数人物都是反面典型，但还是有一位正面形象，就是《儒林外史》之第一人——王冕。王冕自幼家贫，却好学如痴。他白天放牛时，偷入学舍听诸生上课；晚上又到佛寺长明灯下苦读，终于学得满腹经纶，而且能诗善画，尤善画梅，自号“梅花屋主”。《墨梅》是一首题画诗。“洗砚池”，写字、画画后洗笔洗砚的池子。这里化用了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典故。“淡墨”，墨色的一种，和“浓墨”“焦墨”相对。诗的前两句意思是：我家画中洗砚池边的梅树，花开朵朵，都是用淡淡的墨水点染而成。

诗的后两句盛赞墨梅的高风亮节。它由淡墨画成，外表虽然并不娇艳，但具有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的内在气质。它不想用鲜艳的色彩去吸引人，讨好人，求得人们的夸奖，只愿清香一缕，留在天地之间。诗人以梅花自喻，表达了自己如梅的风骨和淡泊名利的胸襟。

王冕一生爱梅，不仅种梅、画梅，还写过许多描写梅的诗。除了《墨梅》，他还写过《白梅》。原诗为：“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这首诗既是咏梅，也是诗人不入流俗，不与俗人为伍的高雅之趣。“诗格”“画格”“人格”，在王冕的身上浑然相通。

（郭学萍，特级教师，南京市下关区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

第9篇：数字乡村前景范文

【关键字】 乡村文化乡村景观乡村生活价值观念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概念内容的界定

本文涉及的文化景观一般包括三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国际范围内的世界遗产，是指各个国家中保存下来的对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具有代表性和突出贡献的各类遗产；第二个层面是国家范围内的国家及省市级的各类遗产地景观。上面这两类构成了目前文化景观保护的核心内容；第三个层面（即本文论述的重点）是更加具体且范围更小的乡村文化与景观，这部分内容除涵盖了乡村范围内的建筑、街道、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如富有乡土气息的生活习俗、地方方言乃至于一个地方独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2 现状分析

在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当中，各地城市形象特色缺失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包括建筑、规划、景观及视觉艺术工作者的普遍关注，人们普遍认识到在中国，大小城市一个样，南方北方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城市个性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忧，城市尚且如此，乡村又是怎样呢？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2012.10.20日在天津表示，中国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据官方公布的数字，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村庄的消失必然带走了大量的乡村文化与景观。

3: 乡村文化及景观逐渐衰弱的原因分析

对于世界、国家、省市级的各类遗产地，虽然在具体投入上会有所差异，但是毕竟一直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都在不同程度的进行着保护。而对地方文化与景观的关注和投入却一直难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实际的投入，究其原因可以归纳如下：

3.1 级别不够

人类社会发展万余年对事物的关注角度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在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名人雅士的关注始终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思想意识下乡村文化与景观自然没有足够的资格为人所关心。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对草根文化的偏见一时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所以这种地方特色的文化与景观被忽视也就在“情理之中”。

3.2 国家政策对其造成的冲击

由于农业社会造成的国家发展落后使得城市化梦想在近代一直左右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978-1984年，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阶段；1985-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阶段；1992-2000年，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一半以上的中国人走进了城市。波涛汹涌的城市化浪潮使得大量人口远离乡村，在这场运动中城市给人生活带来的好处被盲目夸大，政府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许多乡村人口还没有做好进城的准备就已经“被上楼”。

3.3 公众价值观念影响

公众特别是乡村居民那种发自内心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崇拜进一步加快了乡村的消退。作为事物发展的内因这比国家的城市化政策表现的更加有力，当这两股力量形成合力时，乡村文化和景观的生命就显得更加脆弱无力了。这种价值观念与城市化政策里应外合加速了城市的扩张和乡村文化与景观的衰败。

4 如何应对地方乡村文化景观的衰退

在应对地方乡村文化消失的问题上其根本前提是保留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必须有原有的居民继续生活居住在乡村这块土地上。只有这样乡村文化与景观的传承与发展才会成为可能，而要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4.1 政府积极主动的直接干预

在国内，政府在重大项目上的主导能力和效率有目共睹，2008奥运会和2010上海世博会以及各类大型盛会的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试想对于乡村文化景观，如果政府能够积极主动的投入一定的努力势必会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具体做法可以考虑如下几点；

首先从提高乡村经济的发展着手，只有经济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公众对乡村的看法。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说明了乡村景观面临着灭绝的境况，而乡村文化与景观对于民族特色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乡村文化景观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异常珍贵。由此从媒体等许多方面开始向公众灌输乡村文化与景观是何等的珍贵。但现实中因乡村经济的落后使得生活在乡村的居民完全无法体会到这一点，有限的配套和落后的公共设施无法使乡村居民对其存有更多的依恋，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选择到城里谋生。发展乡村经济，提高乡村公共环境质量是改变当前乡村人口流失，保留乡村社会及生态结构的基础。

其次，在发达地区率先实现逆城市化发展。对于物质条件相对富有的阶层居住在拥挤的城市并非最好的选择，发达国家在经历了高度城市化之后逐渐出现了“乡村化”发展的潮流，有钱人都住在农村，这种观念和发展结果也许在中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化后同样也会出现，(尽管这种趋势和潮流对城市和社会发展并非正确的道路，国外规划界大都已经对这种城市发展模式持否定态度)，政府应主动引导这股潮流的适当发展。但是在当前的中国，乡村化潮流对改变社会公众对乡村固有的观念必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乡村不再意味着贫穷落后，淳朴的民风和邻里感情应该得到公众的认同”。这对乡村文化景观的保护必然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再次，在规划层面给乡村和城市一个平衡。城市发展不能无限制的扩张，这在规划领域和城市问题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共识。在关注城市“紧收型”规划理念的同时，在规划层面也应该注重对乡村文化区域的整体规划，强调对乡村文化的集中发展。这些规划政策也许能在政府管理层面为乡村景观的保护带来更多有益的帮助。

4.2 创造社会环境使其自然发展

创造社会环境之一是保证乡村居民的物理生活空间，如同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乡村文化景观同样也存在着一股无形的力量调节着城市与乡村的平衡，那同样也是市场。当前的高房价使得很多踏入城市的乡村人口再次回到故乡进行发展，这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然而现实是有些乡村居民已无法得到足够他们生活的土壤，故乡大量的基础农田得到开发，土地被大量征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有再次走进城市。作为政府应适时在此类地区推出相应的措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物理生存空间，而非一味的强调城市化与大开发。

创造环境的第二个方面可以从政策入手为乡村居民的生活提供更加有效的保障。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际上可以为乡村文化景观的保护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大致存在三种主要形式，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前三类保险在不同地区分属当地各自管理，乡村人口在没有交满相应年限保险费的情况下一旦离开缴费地就无法获得相应的保障，这给乡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带来了许多问题，当前国家正在进行相应的改革，2013年开始三种保险可以在不同地区互相转换，这无疑为乡村人口在流动时带来了有利的保障，但是深入分析这三类保险之间的差距后发现“互转”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乡村人口的社会保障系数，城镇职工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在保障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其缴费相差十倍甚至几十倍倍之多。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相同。所谓的三者“互转”，其实只是在后两者之间可以无条件实行互转。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由于缴费高可以无条件转成后两者。而后两者只有在缴费满15年（含15年）的才可以申请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享受城镇职工养老的待遇。

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公众（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对乡村的认识，社会保是其根本性的因素，试想为什么乡村人口羡慕城市人，而城市人为什么看不起乡村人，根本是城市与乡村存有相差甚大的社会保障。如果这种保障一旦平衡，乡村人也许就不在那么向往城市人，公众身份的社会偏见也就消失了，那时乡村文化景观才能从根本上作为一种和城市文化相平等的景观不断的发展而不是逐渐消退。当然取消这种差异必然面临着各类繁多的问题，但是至少在当前政府应该为缩减这种差异而进行努力。通过更多的渠道来平衡公众间的保障差异。

5 总结：

从对乡村文化及景观的现状分析和原因探索可以发现，乡村文化及景观的问题其根本在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城市和乡村在公众意识中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城市以绝对的优势优于乡村）。针对乡村文化景观面临的问题，很显然其最佳状态不是任其自由的发展而是在适当的时机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行干预，一种情况是以政府为主导作用直接推进或影响乡村文化景观的恢复与发展，具体表现为提高乡村经济的发展并在发达地区实现逆城市化发展，通过这种方式影响公众对乡村固有观念的转变；另外还要在政府规划层面注重对乡村文化景观的保护与整体规划。另一种情况则是从公众社会保障的角度努力缩小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保障差异问题，乡村文化景观的健康发展是和乡村人口的社会身份价值同步的。

参考文献：

[1]. 李德惠《中国现代城市市名考》[M]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1.

[2]. (美)克莱尔・库珀・马库斯(Clair Cooper Marcus)，(美)卡罗琳・弗朗西斯(Carolyn Francis)

《人性场所》[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3]. 余明阳，姜炜著 [M],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4

[4]. 吕文强 《城市视觉设计》[M],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