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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精选(九篇)

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

第1篇: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农业经济;泰尔指数;象限图法;增长差异;甘肃省;

作者简介:罗君(1985-),女,四川武胜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经济地理。

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分析农业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对区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农业经济差异的研究方法多借鉴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田云等采用聚类分析对中国绿色农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1],徐茜等和晏路明采用熵值法对陕西省和福建省的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2,3]。大多数学者偏重于运用Theil系数、因子分析法、空间自相关模型等,结合GIS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4,5,6,7],揭示农业经济的空间特性。研究的视角多聚焦于农业较发达的区域或省份,对欠发达区域和农业落后区域的研究相对较少[8,9]。甘肃省经济欠发达,但作为西部的一个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部分学者对甘肃农业资源的开发优势评价和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分析均表明,甘肃农业资源分布、农业利用效率存在地域差异[10,11],即从另一角度表明甘肃农业经济在区域发展中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和象限图法,从定量角度分析甘肃省农业经济在县域层面的发展差异,为推动县域农业经济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开发政策提供参考。

1研究区概况及数据采集

甘肃省位于中国地理中心,地处黄河中上游,介于92°13′-108°46′E,32°11′-42°57′N之间,东西长1655km,南北宽530km。地形呈狭长状,处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大致可分为陇南山地、陇中黄土高原、甘南高原、河西走廊、祁连山脉、河西走廊以北地带六大地形区域。气候从东南到西北包括了从北亚热带湿润区到高寒区再到干旱区的各种气候类型。由于甘肃高差悬殊的地势,丰富多样的气候类型,不同组合的地貌与气候形成了类型多样的农业生态气候,决定了甘肃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空间分异。

甘肃全省现辖12个市、2个自治州;86个县(市、区),其中包括4个县级市、58个县、7个民族自治县和17个县辖区,本文的研究区域以69个县(包括4个县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0-2011年各行政单元的农业总产值(现价),农业人口作为研究的基础数据,资料来源于2001-2012年《甘肃发展年鉴》,部分缺失资料来源于相应年份《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本文的农业是指小农业,分析变量为县域农业总产值和县域年人均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农业人口,单位:元/人)。部分县名在研究期间有变更,文中的县名均以2012年甘肃发展年鉴中的名称为标准。

2研究方法

2.1泰尔指数(T)

泰尔指数(Theil)适合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地区进行分解,把区域的整体差异划分为区内差异和区间差异。其加权方式有两种,以各区域的人均GDP为权重和以各区域的人口比重作为权重,本文以各区域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为权重,其公式如下:

Nij和Yij分别代表单个县域的人口和农业生产总值;Ni和Yi分别代表各分区的人口和农业生产总值;N和Y为所有县域的人口总数和农业生产总值。Y軍i为各分区人均农业生产总值的权重值,Lpi为各分区的T指数。

2.2象限图法

笛卡儿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将横坐标轴X与纵坐标轴Y形成的区域称作象限,以原点为中心,X,Y轴为划分依据,分为4个象限:第一象限(X>0,Y>0),第二象限(X<0,Y>0),第三象限(X<0,Y<0),第四象限(X>0,Y<0)[12]。结合四象限法在区域经济中的研究[13],选取2000-2011年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农业经济发展的指标,对两项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在笛卡儿坐标系中以标准化后的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为横坐标,以2000-2011年两个指标的变化率为纵坐标,划分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的增长类型。

3农业经济差异特征

3.1农业经济总体差异减小

根据公式(1)计算甘肃省农业经济总体差异,其值介于0.537-1.086之间,其差异最大值年为2001年,最小值年为2009年。从图1可以看出,甘肃省农业经济差异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2年,农业经济差异呈倒V型波动下降,主要表现为2001年农业经济差异较2000年和2002年显著增大,呈倒V字型。2002-2009年,农业经济差异小幅波动下降,于2009年下降到最低值,成为整个研究阶段中差异最小的一年,这一阶段中,2003年和2006年农业经济差异有小幅上升的趋势,但未对差异整体下降趋势造成关键性影响。2009-2011年,区域经济总差异反弹增加,2009年农业经济差异值为0.537,2010年为0.615,2011年为0.670,其差异值在这一阶段逐年上升,农业经济差异有逐步增大的趋势。

3.2区间差异是农业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依据泰尔指数的空间分解特性,将甘肃省农业经济整体差异分解为区间差异和区内差异,明确差异的主导因素。农业经济的分区参考白永平对甘肃农业生态气候类型的划分、尚正永等对甘肃农业地域类型的聚类分析成果[14,15],结合甘肃省农业生产的地域条件及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本文将甘肃省农业经济的地域类型划分为河西地区(除嘉峪关外的河西走廊县市)、陇中地区(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陇南地区(陇南市、天水市)、陇东地区(庆阳市、平凉市)和民族地区(甘南州、临夏州),共5个农业经济区,作为测算农业经济区间差异的标准。

对区域总体差异与区间和区内差异进行拟合发现,总差异与区内差异、区间差异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93和0.97,即它们之间高度线性相关,表明区间和区内差异的变化趋势与整个区域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其中总体差异与区间差异的拟合值较高,表明区间差异与总体差异的关联度更大。从区间与区内差异的比重上看,区间差异的比重历年均保持在总差异的2/3左右,表明区间差异是造成农业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从构成上也可以看出,区间差异的曲线与总体差异的曲线保持高度一致,且区内差异的曲线值较小,也表明在农业经济总体差异中,区内差异的贡献较小,区间差异是农业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进一步分解区间差异(表1)发现,在区域上,陇中、陇南和民族地区农业经济的泰尔指数历年的值均为负,表明在农业经济发展中,这三个地区处于不利地位,对农业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其中民族地区泰尔指数最小,表明该区农业经济是全省最落后的区域。陇东地区大部分年份的泰尔指数均为正,相对而言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但其值较小,表明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拉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势头不强。河西地区历年的泰尔指数均为正,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且其值较大,成为推动全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从时间上看,陇中和民族地区的泰尔指数值逐渐变小,表明这两个地区的农业经济地位在不断降低,在全省农业经济中所处的地位逐渐降低。陇东和陇南地区的泰尔指数不断增大,而河西地区的泰尔指数不断减小,农业经济差异不断向中间收敛。从数值上也可以看出,2000年的区间差异为0.561,到2011年减小为0.454,区间差异不断减小,但总体上,河西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省农业经济发展中仍处于支配地位。

4县域农业经济增长分析

4.1农业经济增长速度

为反映各县农业经济的增长能力,采用相对发展率(Nich)测试各县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大区域的发展速度,用各县域某一时段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变化与同一时段整个研究区域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变化的比值进行测算。经计算得到甘肃省人均农业生产总值的Nich值分布(图2),可以看出甘肃省各县的相对发展率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出4个特征:(1)nich值大于1的县域个数为29个,小于1的个数为40个,即全省大部分县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省平均发展水平,呈现出少数区域拉动全省农业经济发展的现象。(2)相对发展率有正有负,最高的金塔县3.583,最低的迭部县-0.148,相对而言金塔县是全省农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县,迭部县的农业经济发展则显著落后于全省的平均发展速度。(3)相对发展率最高的县市全部集中在河西地区,分别为金塔县、敦煌市、高台县,其值明显高于其它地区。(4)相对发展率最低的县全部集中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分别是夏河县、碌曲县、玛曲县、卓尼县、迭部县和合作市,6县市中仅卓尼县的相对发展率为正,其余5个县市的相对发展率均为负,其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

4.2农业经济增长的象限分布

根据公式(2)绘制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象限分布图(图3),从农业生产总值的大小和增长速度来看,其散点位于坐标象限的一、二、三象限,表明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增长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象限内的散点代表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增长速度较快的县域,如民勤县、靖远县、静宁县、民乐县和武山县等,此类县域共有36个,占县域总数的52.17%。第二象限内的散点代表农业发展水平不高,但增长速度较快,如阿克塞县、肃北县等28个县域,占县域总数的40.58%。第三象限内的散点代表农业发展水平不高,且增长速度也较慢的县域,该类型的县域个数不多,仅有5个,占县域总数的7.25%。

从人均农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上看,县域农业经济也存在三种不同的增长类型。象限一的县域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占有量大,且增长速度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如高台县、瓜州县、玉门市等,该种类型的县域个数为23个,占县域总数的33.33%。象限二的县域人均占有量小但增长相对较快,如秦安县、武山县、积石山县等,此类型的县域41个,占县域总数的59.42%。象限三的县域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占有量小且增长速度缓慢,如合作市、玛曲县等,该类型的县域仍为5个,占县域总数的7.25%。

4.3农业经济类型划分

对比象限分布图,可以看出农业经济发展的散点均未在第四象限出现,即不存在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大,但增速缓慢的类型,表明全省农业经济仍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增长趋势明显。以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为标准衡量的农业经济在第一象限的散点个数明显减少,表明甘肃省农业经济发展在多数区域受农业人口总量的限制,人均水平较低。无论以农业生产总值还是人均农业生产总值为标准,在第三象限内的散点个数均为5个,分别为玛曲县、碌曲县、合作市、迭部县、夏河县,表明这5个县的农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综合考虑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的变化关系,将甘肃省农业经济增长划分为5种相对发展类型(图4):

(1)活跃型: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和增长率均大于0;(2)人口动力型: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和增长率大于0,农业生产总值小于0;(3)人口阻力型:农业生产总值和增长率大于0,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小于0;(4)潜力型: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小于0,增长率大于0;(5)滞后型: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和增长率均小于0。其中,活跃型农业经济增长类型可认为是引导农业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人口动力型和人口阻力型则与区域内农业人口数量有较大关系,农业经济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总量保持增长趋势,但受人口数量的影响,人均占有量小,农业经济缓慢增长,成为人口阻力型;人口动力型总体上表现为区域内经济总量不大,但由于农业人口较少,人均占有量呈增长趋势,农业经济也呈缓慢增长状态,表现为人口动力型;潜力型则是标准化后的农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占有量均为负,但其增长速度为正,有可能成为未来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区域;滞后型则是整个区域中农业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区域,农业经济呈负增长。

图5显示了甘肃不同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类型在农业经济区上的分布情况,活跃型县域和滞后型县域具有明显的分异特征,活跃型县域共17个,其中河西地区10个,所占比例为58.82%,陇中、陇南、陇东地区分布的活跃型县域个数分别为3、2、2,分别占活跃型县域的17.64%、11.77%和11.77%。五个农业经济区中仅甘南民族地区没有活跃型县域分布,且滞后型县域全部分布在这一地区。潜力型县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地区和陇南山区,占整个潜力型县域的72.73%。人口动力型县域主要分布在陇东,人口阻力型县域主要分布在陇中和陇东,即在陇东和陇中地区,农业人口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整个研究区域中,农业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为河西地区,农业经济缓慢增长的区域为陇中、陇南地区,而阻碍农业经济发展的是甘南民族地区。

5农业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5.1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的好坏是衡量农业经济发展优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自然条件的区域差异造成农业经济的空间分异。河西地区拥有良好的光热资源,地势平坦,利于机械化操作。该区有黑河、疏勒河、石羊河三大内陆河流域,年径流量41.9亿m3,地下水资源也较丰富,全区水资源总量80.34亿m3,人均占有1000多m3。良好的地形、光热条件和水资源灌溉条件,使该地区成为引导全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陇中地区地形破碎,沟壑纵横,气候属半干旱气候,年降水量200-500mm,受干旱低温的牵制,该区几乎年年有不同程度的旱灾,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陇东地区是甘肃省的农业生产老区,气候温暖湿润,光照条件良好,降水量基本满足农作物生长要求,土地垦殖率较高,适宜农作,是全省发展粮食作物的又一重要基地,在区域农业发展中的地位相对较高。陇南地区主要以山区和丘陵为主,河流分属嘉陵江流域和渭河流域,水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匀,由于地形限制,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其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不足1/10,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1/3。另一方面,该区生物资源有一定的潜在优势,药用植物有1000多种,产量占全省的70%,但农业生产受山地地形影响和限制,产出效率不高,从而阻碍农业经济发展。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区域海拔超过3000m,气候高寒湿润,热量不足,不适宜进行农业生产,其农业生产基础薄弱,成为全省农业经济最落后的区域。

5.2农业生产规模及模式

在5个农业经济区内,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农业生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从全省来看,人均耕地面积为0.1712hm2,其规模较小,其中河西地区相对较高,为0.2428hm2,民族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最小。农业生产规模较小,使农业生产不能达到规模效应,农业生产处于低水平增长状态。河西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陇东地区虽作为甘肃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但其规模相对较小,其他各区更是以小规模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经济随农业生产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农业生产方式方面,河西地区依托农业资源优势,在制种业、玉米、洋葱等生产上实施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同时依托敦煌种业、莫高股份、皇台酒业、荣华实业等四家以农业为基础的上市公司,逐步形成“公司+农户+基地”为主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建立相应的农业生产基地,保障公司与农户的利益链,进一步带动制种、酿造等农业企业的发展。近年来河西地区还不断推广温室大棚种植果蔬,正在逐步推行瓜果蔬菜基地与加工销售综合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该模式的发展一方面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减少了农产品销售的后顾之忧。陇中、陇南的部分区域,虽然也提出“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的发展模式,但多数是只提出农业发展的概念,还没有从整体上形成真正的产业链,农户各自为政,以试探性发展为主,对区域农业经济还不能起到推动或引领的作用。

5.3用于农业的投入

用于农业的投资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数量在区域间分布不均衡会进一步加大农业经济差异。2011年,甘肃省用于农业的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例上,各区均不到10%,投资比例较小。在区域分配上,5个地区的投资比例分别为陇中地区10.97%、河西地区37.37%、陇南地区16.79%、陇东地区28.79%和民族地区6.08%。就投资而言,甘肃省的农业经济投资向河西地区和陇东地区倾斜,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农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区域,推动这些区域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与其他地区的农业经济差异,进一步限制了农业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农业的科研投入较低,近年来甘肃农业研发强度(农业研发投资占农业GDP的比例)不断增长,2012年为0.3%,与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农业研发强度适当标准(1%)相比,差距较大。科研投入少,科研转化率较小是甘肃农业发展水平整体较低的重要因素。

除以上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外,农业经济还受农业政策、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农业区位、交通及周围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等诸多因素影响。

6结论

通过泰尔指数和象限图法,对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的区域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总体差异不断减小,2000-2011年间呈现倒V型下降、小幅波动下降和反弹回升三个发展阶段。在农业经济差异的分解特性上,区间差异和区内差异与总差异趋势相同,但区间差异大于区内差异,是全省县域农业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者。各地区间农业经济差异呈收敛趋势,区间差异不断缩小。

第2篇: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范文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the county economy has sustained rapid growth, and becoms an important force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due to the self-defects of county economy and error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understanding and the selection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mean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county economy. As the county economy in our county has great difference in natural resources, industrial bas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management mechanisms, policy environment and other aspects, county economic need to take the appropriate development strategy aco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t stages.

关键词: 城市化;县域经济;发展策略选择

Key words: urbanization;county economy;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4-0125-02

0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引起了理论界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诸多机遇、诸多选择,加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探讨和创新城镇化进程中县域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显得十分重要。

1城镇化进程中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与区域经济有许多相同的属性,但是县域经济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经济,有其产业属性和地域属性以及阶段性规律的特殊属性。区域经济按其形成的直接缘由可粗分为两类:一类是“地缘型”的区域经济,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等;另一类是“区划型”的区域经济,如在省域、市域、县域行政辖区内的经济活动,即构成了省域经济、市域经济、县域经济。城市化(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共同的发展过程,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应该是同步的。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看,在工业化的中期,城市化水平应该在30%-70%。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工业化进程作了6个时期和3个阶段的划分,即:人均收入水平280-560美元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人均收入560-112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均收入1120-2100美元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2009年,我国县域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扣除统计方面存在的“水分”,这一数字可能要低于1500美元(2009年人均GDP为3736美)。即使如此,按照钱纳里对工业化时期和阶段的划分,我国县域发展总体上早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进入这一阶段,城镇化水平应该处在30-70%之间。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处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为地割裂开来,导致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特别对县域而言,工业化水平极度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也加剧了城镇化总体水平的滞后。我国现阶段城镇化水平比较乐观的数字在38%左右(主要是大规模撤县设市产生了虚假城市化现象,使县域总体城市化水平的统计数字过高),这与工业化中期应该达到的城市化水平均值(50%)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2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县域经济发展途径选择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而城镇化又能推进县域经济工业化。我国正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阶段,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延伸,县域经济面临新一轮的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县域还是以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为主导产业,分散经营的农业和以农产品粗加工为主的企业生产成本高、生产标准落后,导致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较弱。面对残酷的竞争形势,迫使县域经济的市场主体-农民和中小企业转变生产理念,变革生产方式,按照国际化的标准来规范生产行为。县域经济发展正在由以传统农业为主的阶段进入以现代农业为主的阶段,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都将发将重大的改变。县域经济必须主动适应这种变化,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国际竞争。目前县域城镇化的滞后,不仅制约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经营水平;同时也制约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使农村的有效需求不足。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增强县城、小城镇的产业吸纳能力和辐射能力,使更多的农民离村离土,进入县城和小城镇生活,从而促进县域工业聚集和商贸业发展,为土地适度规模和集约经营创造前提条件。

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加快工业化进程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县域经济发展总的来说也是要完成工业化的历程。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县域经济发展现状所决定的。由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产业属性要求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着力改变农业的弱质现状;地域属性要求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着力改变农村人口、产业分散的现状;阶段性规律要求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明确发展阶段的增长动力,这种县域经济的工业化历程与区域经济的工业化历程有明显的区别。我国县域经济总体上是处在以民营经济为主要增长动力的发展阶段,这就决定了民营经济在县域经济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

3选择适宜的县域经济发展策略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深入发展,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外部因素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新时期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拐点”,同时也使县域经济面临挑战和新机遇。

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解决“三农”问题为核心,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统筹本地自然、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等各种资源而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色区域经济。由于我国县域在自然资源、产业基础、地理条件、管理机制、政策环境等方面千差万别。县域经济的发展策略主要有以区位资源禀赋为依托的“比较优势”和以产业基础为依托的“裂变与聚变”发展策略、以产业梯度转移为依托的“承接式”和以区域经济中心为依托的“一体化”发展策略和以县域开发为依托的“极化”发展策略。以区位资源禀赋为依托的“比较优势”和以产业基础为依托的“裂变与聚变”的县域经济发展策略是因根据所处地区的功能定位,突出比较优势,提升县域产业特色,从而获取差别利益;以产业梯度转移为依托的“承接式”和以区域经济中心为依托的“一体化”的发展策略是区域经济主动承接高梯度区域的产业转移,按照城市圈域经济理论以城市为中心,以首位度高的城市经济中心、若干腹地或周边城镇、“极化-扩散”效应网络发展县域经济,随着大城市的扩张,对周边地区的极化效应逐渐减弱,而辐射效应越来越强,这借力出海、借树遮阴,实现县域经济的快速成长、壮大;再就是以县域开发为依托的“极化”的发展策略,是按照增长极理论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把这些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选择一两个区位好或者产业基础好的地区,设立工业园区,集中财力开发,降低企业入驻成本,推进产业向园区聚集,把园区培育成县域经济增长极,形成增长轴线,从而带动更大范围区域的快速发展。因此,县域经济需要根据不同特点、不同阶段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当然,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还应该消除县域经济管理体制的缺陷,消除“市压县”、“市卡县”、“市挤县”、“市吃县”或“市刮县”等严重束缚了县域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迫切需要扩大县域经济管理权限的行政职能改革。如果各县(市)能够抓住当前的机遇,就会少走一些弯路,发展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反之,就会丧失经济“转型”、发展“转段”的机遇期,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县,将被边缘化,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总之,县域经济不仅具有产业和地域的特殊属性,还具有阶段性发展规律,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三农问题”,主要增长动力是民营经济,必须采取坚持经济民营化、农业产业化、工业新型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途径,不同县(市)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借助各种要素,采用综合性的可持续发展策略,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县域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凌耀初.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9.12.

[2]郭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国集体经济,2009.10.

[3]刘玉东.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与对策.中国经济与管理科学,2008.10.

第3篇: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 经济密度 空间差异 标准差椭圆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逐渐增强,经济要素的区域流动更加频繁,区域间的经济差异也日益扩大,这也成为了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早期的学者们大多使用一些传统的统计学指标(如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等)对整体差异的分布情况进行衡量(蒋建业,1998;董德利,2000)。此后,一些学者通过建立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以指标体系对各区域经济差异进行评价(陈秀洁,2001;代合治,2003)。然而,这样的方法虽然简便,但是很难直观反映区域差异的全局特征。在此之后,学者们开始使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区域差异做更加全面科学的研究。蒲英霞(2005)基于ESDA(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对江苏省县域总体和局部空间差异的变化趋势、特征与成因进行了初步探索;任家强等(2010)利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辽宁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进行了研究,揭示辽宁省44个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联系及空间变动规律。沈体雁(2013)基于区域密度方程和空间统计方法,利用两次经济普查的就业数据对我国内地就业密度的空间特征进行了研究。

从研究对象来看,目前区域经济空间差异的研究多以全国总体或经济发达地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西部落后地区研究仅有少数几篇(陈群利,2011;朱士鹏;2013)。基于此,本文借鉴空间计量分析中的标准差椭圆模型,对贵州省县域经济的空间差异进行定量测度与分析,并通过ArcGIS软件绘制图像以直观考察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以期能够补充和完善当前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二、研究对象、数据及方法

1、研究对象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东部,辖6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共有88个县(市辖区、县级市),国土面积17.6万平方公里,属经济欠发达地区。本文以贵州省88个县(市辖区、县级市)作为研究对象。

2、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贵州省统计年鉴2012》以及各市(州、地区)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需要强调的是,2011年前后,贵州省的行政区划有所调整:2011年撤销了铜仁地区,将其设为地级铜仁市,并增设碧江区;2012年贵阳市将所辖的花溪区与小河区合并成立新的花溪区,并增设观山湖区。鉴于此,本文所使用的各县(市辖区、县级市)土地面积均以调整后的行政区划为准。

3、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空间计量分析中的标准差椭圆模型对贵州省经济密度的县域分布进行研究。经济密度,简单来说即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中程度,主要指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密度。国内外学者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经济密度是反应经济集聚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使用经济密度可以有效避免因使用经济总量、人均量或人口规模等衡量指标所带来的不足:使用总量数据时较为单一,并且总量数据不能反映与比较当总量较小但其影响范围较大的区域的情况;而使用人均数据或人口规模指标时,人口数据的获取又缺乏连续性与准确性。因此,本文选用经济密度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集聚程度的指标。

经济密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D=■ (1)

其中,D为经济密度;r为区域国土面积;p可以使用不同维度的经济变量,如地区生产总值、产业(各产业总产值)、就业(就业人数)、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出口总额)等。

空间计量分析中的标准差椭圆模型,简称SDE方法,是测量区域经济差异与分析经济要素分布特征的重要方法。SDE的重心表示经济要素空间分布的相对位置,SDE的方位角反映分布的主趋势方向,SDE的长轴与短轴长度为标准距离,分别表示经济要素在主趋势方向上的离散程度与经济要素在次要方向上的离散程度。近几年,在使用标准差椭圆模型进行研究的学者有赵璐(2012)、方叶林(2013)等。下面具体介绍该方法。

首先,计算SDE重心(平均中心)。假设一个区域由n个子区域构成,mi(xi,yi)为第i个子区域的中心坐标,wi为第i个子区域的某种属性值或权值,则重心计算公式为:

M(X,Y)=■■ (2)

其次,计算SDE,公式为:

SDEx=■ (3)

SDEy=■ (4)

其中,xi与yi是第i个子区域的坐标;(X,Y))表示区域的重心;n为子区域总数。

最后,计算旋转角?兹,公式为:

tan?兹=■

A=■■■■2-■■■■2(5)

B=■

C=2■■■■■■■

其中,■■■与■■■是第i个子区域坐标与重心的偏差。

三、测算步骤与结果讨论

1、测算步骤

(1)生成经济密度分布图。本文按式(1)计算出贵州省88个县域的GDP密度,并利用ArcGIS 10软件生成贵州省2011年县域经济密度分布图(见图1)以便更直观地考察贵州省各县域单元的经济差异与分布情况。

(2)测算经济重心。重心是一个物理学的重要概念,近年来也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经济重心指区域经济的中心或主要部分,表明了区域经济的中心性。可以通过比较区域经济重心与区域几何中心的位置重合度来衡量区域经济的分布状况:二者距离越近,说明经济要素在区域间趋于匀质分布,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二者距离越远,则说明经济要素在区域间趋于集中分布,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刘卫东,1993)。

本文测算了两个维度的重心:地理重心G(即区域几何中心)与经济重心E,以便将经济要素的分布与县域的地理分布进行对比。地理重心的测算是由贵州省各县域行政中心所在地的地理经纬坐标进行计算,在使用重心公式时设wi=1,即每个区域不设置权值。经济重心的测算是在贵州省各县域行政中心所在地的地理经纬坐标的基础上,使用各县GDP密度作为权值wi,进行经济因素加权运算。计算结果分别如下:

G(x,y)=(107.00525,26.802525)

E(x,y)=(106.66368,26.670719)

(3)测绘标准差椭圆。依据式(2)―(5),本文借助空间计量分析软件ArcGIS 10的标准差椭圆(方向分布)运算模块,可对2011年贵州省县域经济的标准差椭圆各参数进行测算。本文分别计算了2011年以贵州省各县域行政中心所在地坐标的地理位置标准差椭圆与相应加上GDP密度为权值的标准差椭圆,选择SDE面会包含聚类中约68%的要素,并输出计算结果(见表1)与2011贵州省年标准差椭圆对比图(见图2)。

2、贵州省经济密度的空间分布

按各县域GDP密度的差异,可将贵州省的88个县域分为4种类型:高经济密度县域、较高经济密度县域、中等经济密度县域与低经济密度县域。

(1)高经济密度县域。包括3个县域:云岩区、小河区、南明区,地均GDP分别为56738万元、21217万元、14412万元。三个区域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位于贵州省中部,属贵州省省府贵阳市的市辖区,拥有较好的政策、区位与资源优势,是贵州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因此其在国土面积较小的区域内产生了较高的地区生产总值,表现出较高的密度水平。

(2)较高经济密度县域。其包括7个县域:钟山区、红花岗区、白云区、汇川区、仁怀市、乌当区、花溪区,地均GDP在4567万元至1032万元之间。它们的特征是除仁怀市外,均属贵阳或遵义市辖区,且位于贵州省北部区域。而仁怀市作为非市辖区,但其经济密度较高。这是由于仁怀市自古以生产白酒闻名,高附加值的白酒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这形成了地方竞争优势的来源。

(3)中等经济密度县域。其包括20个县域:清镇市、凯里市、碧江区、西秀区、息烽县、盘县、玉屏县、兴义市、修文县、平坝县、七星关区、金沙县、都匀市、开阳县、福泉市、六枝地区、纳雍县、黔西县、普定县、遵义县,地均GDP在785万元至331万元之间。中等经济密度县域中,一部分属于行政中心或市辖区,如都匀市、凯里市、碧江区、西秀区等。另一部分属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型区域,如福泉市、盘县等。

(4)低经济密度县域。其包括其余58个县域,地均GDP在281万元至51万元之间。均属贵州省发展较为落后的区域,均位于省内东部或南部。低经济密度县域包含了贵州省过半的县域,区域内大都缺乏经济发展的动力,资源较少或交通不便,因此经济总量低、发展速度较慢。

3、标准差椭圆分析

(1)经济重心与地理重心。从经济密度分布图(见图1)上可以观察到贵州省西北部的经济密度明显高于东南部。从地理重心与经济重心比较(见图2)的角度来看,经济重心比地理重心更靠西部。其次,由于贵阳市的经济密度极值对经济重心产生影响,所以全省的经济重心也正好位于贵阳市内。通过上述分析得知,贵州省的经济重心偏西,同时其中部区域的经济影响力较高,中部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鸿沟”。

(2)经济SDE与地理SDE。如表1与图2所示,地理SDE方位角与经济SDE方位角相差不大。单以经济SDE来分析,经济SDE方位角反映了各县域点经济密度的主要分布方向,即总体上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布处于西南至东北方向。这个方向是标准差椭圆长轴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高经济密度点比较密集,与长轴垂直的短轴方向表示高经济密度点不密集。

从两个SDE椭圆面积来看,地理SDE椭圆面积远大于经济SDE椭圆面积。以经济SDE来分析,无论长轴还是短轴的标准距离,均受经济密度分布的影响而有所收缩。标准距离小,说明经济要素向贵州省中心区域集聚,且存在与中部地区差异较大的极值,这对测绘结果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上两个原因使得贵州省的经济SDE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以贵阳市为重心,范围面狭窄;从总体分布格局来看,全省高经济密度点分布不密集;从椭圆面视角相对来看,在椭圆内高经济密度点分布密集,椭圆外高经济密度点分布不密集(或椭圆内低经济密度点分布不密集,椭圆外低经济密度点分布密集),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

四、结论与建议

1、主要结论

(1)贵州省内绝大部分地区仍属经济欠发达区域。从经济密度来看,全省88个县区中,65.9%的县区属于低经济密度县域。贵州在全国范围来讲,属于经济欠发达省份(2012年贵州在中国大陆省级行政区经济排名中,GDP总量排名26位,人均GDP排名31位,均属末位),省内基础设施落后、经济活力不强,导致省内绝大部分区域仍属欠发达状态。

(2)西北部分经济密度明显高于东南部分。贵州省的矿产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与北部,这些矿产资源主要包括:分布在六盘水、黔北和兴义的煤田与煤气资源;分布在黔西南的金锑砷铊矿;分布在黔中贵阳白云区、清镇、修文、遵义苟江和团溪等地的铝土矿;分布在瓮福、开阳的磷矿;分布在松桃和遵义的锰矿等)。贵州省的西北部具备较大的资源禀赋,且区位条件较好,其中黔北临近经济发展较好的重庆市,黔西南作为连接四川云南的铁路交通枢纽享有便利。而经济密度较低区域的东南部地区大多自然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这极大地制约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3)从总体格局上看,极化效应明显。全省经济形成以贵阳市为中心,其他部分县域分散于的格局。贵阳市三个市辖区经济密度远远高于其他县域,其中最高的云岩区大致是最低的望谟县的千余倍。而在地区(地区、州、市)一级,也形成了以地区首府为经济中心的格局。这样的经济格局主要受以下几个原因的影响:首先,行政区首府有获得各种资源的优势,大部分资源会往这些地区倾斜。其次,由于行政区首府相对于地区有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具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就业平台,因此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集聚于此。劳动力的集中不仅使得企业寻找劳动力的成本下降,还为当地的消费市场注入了活力,因此大量企业也向人口集中的中心区域集聚。此外,省级或地区级行政首府在社会资源、外商投资与科教文卫等方面的优势也直接导致了经济活动的集中。

2、政策建议

贵州省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较大。这直接导致了县域之间很难开展有效的区际分工,各地区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盲目引进投资项目,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同质化现象严重。经济差异的扩大,将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困难:居民收入偏低、生活困难,且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科教文卫事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严重短缺,最终将导致区域发展的更加不平衡,使各区域间的竞争摩擦加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贵州省未来的经济发展应该以“统筹全局、均衡发展”为主要目标。首先,省级政府部门在资源投向上应该对落后地区有所倾斜:一是经济要素的倾斜,在落后地区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着力加强信息网络与交通运输方面的投入,增加生产要素、商品与劳务的流动性与减少经济活动的空间成本;二是政治资源的倾斜,针对东南部落后地区出台相应的促进政策,如开展人才引进计划、针对特色产业的扶持政策等,引导落后地区自主发展、积累创新能力。其次,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调整、招商引资等方面应结合当地特殊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开展有效的区际分工,形成基于差异化发展的竞争优势,避免在自身弱项上与经济发达区域形成激烈竞争。最后,充分利用以贵阳、贵安新区为首的黔中经济区为增长极的经济辐射作用,通过产业联动、要素互动以及重塑区域产业链等方式进一步带动全省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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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方叶林、黄震方、陈文娣等:2001-2010年安徽省县域经济空间演化[J].地理科学进展,2013(5).

第4篇: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范文

一、用AHP法建立的兴安盟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指标评价模型及计算结果

本调研报告样本采用兴安盟所辖的6个旗县市,分别为: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科右前旗、科右中旗、扎赉特旗、突泉县(以下分别简称乌市、阿市、前旗、中旗、扎旗、突泉)。首先用AHP法(层次分析法)对全盟县域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将各项主要指标占评价体系总目标的权重计算出来(计算过程附后),然后根据统计分布理论,将各地2009年各项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实际值转换为期望值为0、均方差为1的标准化数值,再将全部指标的标准化值按每个子系统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就得到该县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再将计算得到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按各旗县市指标值的大小进行排名,就得到各旗县市的相对位置。

表12009年兴安盟分旗县市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一)将各旗县市主要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方法是统计中一种常用的消除量纲影响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假定变量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下,将变量值转化为数学期望为0,方差为1的标准化数值,从而达到同度量的效果。使用如下公式进行转化:

公式中:Xi为每一指标的算数平均值,σi为标准差,

表2标 准 化 处 理

(二)将全部指标的标准化值按所对应的每个子系统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就得到该县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最后将计算得到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按各旗县市指标值的大小进行排序。

表32009年兴安盟县域经济发展得分及排序表

注:得分均为相对值。

通过上述用AHP评价县域经济模型的建立、演绎及统计学计算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兴安盟由于自然、区位、历史、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县域经济的差异性较突出,各旗县市之间发展不平衡,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呈现132的发展格局,即“一大三中二小”。乌市作为兴安盟所在地及政治经济中心在此次综合评价中一支独大,是兴安盟县域经济最发达的旗县市,得分为1.4189,远高于县域平均水平和其他旗县市得分;排在第二位的是前旗得分为0.1276,排在第3位的是中旗得分为-0.0745,排在第4位的扎旗得分为-0.1715。这3个旗得分较接近,说明三地经济发展水平较相近,与后两名的旗县市相比较强;排在后2位的分别是突泉和阿市,得分分别为-0.4738和-0.8268,与其他4个旗市相比发展水平较低,得分也相差较多。

二、通过AHP模型分析兴安盟县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兴安盟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通过上述对比分析再结合当前全盟县域经济协调发展实际情况看,各县域经济体实力差距较大,产业结构矛盾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生产要素分配和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和制约因素:

(一)县域之间经济实力差异悬殊

通过对全盟各旗县市主要经济指标数据的综合比较分析,最高的乌市达到1.4189,而最低的阿市仅为-0.8268,显示出兴安盟的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具体来看:在全盟6个旗县市中,乌市地区生产总值排在第1位,且其他5旗县市与乌市差距很大, 2009年乌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9.76亿元,占全盟县域总量的32.4%,是最低阿市的9.3倍;乌市财政收入完成9.66亿元,是其他5个旗县市总和的1.9倍;其他如工业、投资、消费品零售额、第三产业、金融等重要指标也均遥遥领先其他旗县市(详见表1)。由于这些指标占总权重的比重较大,通过标准化处理后与各权重分别相乘再求和得到的分值就会很高。乌市工业经济相对发达,经济基础较好、发展水平较高,大部分高权重指标均大幅高于其他旗县市,从而在此评价体系中得到1.4189的高分。而其他旗县市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多数主要指标的总量小,占全盟县域经济总量的比重低,因此造成了得分都远低于乌市的结果。

(二)县域人均水平差距明显

从各旗县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看,2009年乌市为22044元,比最低的中旗多12362元,是其2.3倍,前旗、扎旗、突泉也比乌市人均值低10000元以上。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2009年乌市达到11410元,为全盟最高,扎旗(9310元)最低,乌市是扎旗的1.2倍,绝对差距为2100元。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来看,最高的乌市(5201元)比最低的突泉(3107元)高2094元,是其1.7倍。横向与全区101个旗县市区对比,兴安盟县域人均水平也较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乌市仅排第62位,其他5旗县市则均排在88位之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乌市排在66位,其他5旗县市均排在94位之后。

(三)县域产业结构不合理

从兴安盟各县域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来看,6个旗县市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农牧业主导型,即产业结构主要呈现农牧业占主导地位,工业化进程仅是初级阶段,服务业不发达,结构为“一二三”或“一三二”格局,这也是全盟县域经济结构的主流,有4个旗县属于此类。2009年前旗产业结构为48:25:27,中旗为42:23:35,扎旗为49:18:33,突泉为41:35:24。第二类为工业主导型,即经济主要靠工业拉动,同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并带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结构为“二三一”格局,全盟仅乌市为此类型,也是此次评价模型得分最高的地区。工业化进程已逐步从初级向中级阶段过渡,物流、金融、房地产、消费品市场等服务业产业较为发达,农业占经济的比重较小。2009年乌市产业结构为7:48:45,较为合理。第三类为服务业主导型,全盟仅阿市一个地区属此类,产业结构呈“三二一”格局,受历史、自然、区位等因素影响阿市农牧业受限较多,工业起步较晚、层次低、发展慢,多为地产特色产品的初加工,但阿市作为全盟6个旗县市中建市最晚的地区以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着国内外游客,从而使旅游经济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并形成了集观光旅游、温泉疗养、餐饮住宿、娱乐度假、矿泉火山、旅游产品等为一条龙的产业链。2009年阿市产业结构为21:20:59,虽然第三产业比重高于一二产业,从数字上看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较为相似,但要看到阿市,这种产业结构整体上仍处于低水平,主要是未经历过工业化进程的洗礼,服务业整体水平低、内部结构差,对旅游经济的依赖程度高且开发程度不够等因素造成的。

(四)县域农业占经济比重过大、发展水平低

在全盟6个旗县市中,前旗、中旗、扎旗和突泉4旗县是全盟乃至全区的传统产粮、养殖基地,属于农区、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县域经济。2009年这4旗县粮食产量在全区101个旗县市区中分别排在第12、22、9、20位;年末牲畜存栏头数分别排在第2、10、24、41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8.2%、42.0%、48.5%、41.3%,阿尔山市也达到了21.5%,可见,兴安盟县域中大部分旗县以农牧业为主。农牧业还是以传统农牧业为主,产业化程度低,产业链条短,并普遍存在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农业生产风险和经营风险依然较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较弱、优质农产品偏少、缺乏具有特色的品牌产品等问题。

(五)县域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差距大

统筹城乡、县域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支撑,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依托,只有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两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才能使地方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纵观兴安盟各旗县市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可谓参差不齐,差距较大。

1.工业是县域经济的核心,是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骨干力量,也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撑。随着全盟工业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各旗县市工业经济近几年得到较快发展,但规模大、效益好、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少,传统产业比重大、高新产业企业少,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低、融资难。从各旗县市规模以上工业经济发展情况来看,2009年乌市有52户规上企业、占全盟总数的39.1%,是最少阿市的26倍,比其他4旗县也均高出1倍以上;工业总产值乌市实现74.54亿元,是其他5旗县市总和的1.4倍。2009年乌市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29.78亿元,比其他5个旗县市完成总和还多5.56亿元,可见,兴安盟县域工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多数经营情况较好的或大中型企业集中在乌市,而其他旗县市企业少、规模小、效益低,对地方经济不大贡献。

2.近年来,兴安盟县域城镇化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仍在城乡经济社会生活中产生着深刻影响。多数城镇人口集中在乌市、阿市,其他4个旗县农业人口比重偏高,有的甚至高达88%,城乡不协调矛盾尚未消除,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农村发展仍滞后于城镇发展。城乡发展不协调,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配套功能不够完善,仍然是城镇化发展的薄弱环节,同时,城镇化水平跟不上工业化水平也制约着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此外,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全区相比也还有明显的差距, 2009年全盟县域城镇化率达到39.3%,分别低于全国、全水平7.3个、14.1个百分点。6个旗县市户籍人口中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除乌市和阿市超过75%外,其他4旗县中最低的前旗仅为12.5%,最高的中旗也只有32.0%。

(六)县域第三产业发展慢、总量小、比重低

兴安盟县域第三产业发展总体上看处于较低水平范畴,且传统行业所占比重偏大,结构不尽合理,竞争能力不强,新兴行业少、发展慢。分县域看,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阿市和乌市最高分别达到58.6%和45.2%,中旗和扎旗为35.1%和33.2%;前旗和突泉只有27.1%和24.0%。

(七)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大

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各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此都非常重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长期以来,受公共产品供给政策的影响,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较大,相对比较齐全,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城乡基础设施差距较大。从全盟县域投资情况来看,2009年全盟县域农村投资完成6.17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仅为3.2%;城镇投资完成169.98亿元,比重则达到88.6%;城镇投资与农村投资比高达27.6:1。各旗县市近几年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与城镇投资差距依然明显。2009年乌市、前旗、中旗、扎旗城镇投资都历史性的达到30亿元以上,突泉和阿市分别达到18亿元和14亿元,但有4个县市无农村投资,仅扎旗和突泉分别实现农村投资0.51亿元和5.66亿元,差距明显。从交通方面来看,2009年突泉路网密度(即平均每平方公里行政区域面积公路里程)达0.35公里,为各旗县市最高,是较低的阿市和中旗的4.4倍和3.2倍。交通不发达一直是制约兴安盟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

(八)县域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差距大

1.财政方面,县域财力不足一直是困扰全盟县域经济发展的突出障碍,绝大多数旗县市要依靠中央、自治区、盟级财政转移支付才能维持正常运转。县域普遍面临着必须依靠自身努力消化许多刚性财政支出的压力,特别是为改变落后面貌,又必须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发展环境,建立开发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加之增资、社保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增长远远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县级财政收支失衡的矛盾。从各旗县市财政收支水平对比来看,差距也较明显。从财政收入来看,2009年乌市财政收入达9.66亿元,是最低的阿市的18.2倍,其他4旗县除前旗1.65亿元外其余都低于1.2亿元,整体财政收入水平较低。从财政支出来看,2009年除阿市完成3.47亿元外,其他旗县市均超过11亿元,最高的扎旗15.60亿元,是最低阿市的4.5倍。从主要财政支出指标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中旗1.49亿元最高,是最低阿市的2.0倍;城乡社区事务支出乌市2.11亿元最高,是最低阿市的18.2倍;交通运输支出扎旗1.82亿元最高,是最低突泉的8.9倍。

2.金融方面,主要体现为融资渠道单一,缺乏有力的金融支持。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县域,特别是农村投资发展的瓶颈。由于县域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小型民营企业,因其本身一些固有缺陷,如信誉度低、缺乏规模效益、金融风险高、银行设立许多限制,不愿意对中小企业提供项目贷款,金融支持十分有限,项目资金筹措的方式只能通过自我原始积累和其他资金解决,导致融资渠道狭窄、单一。从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来看,2009年乌市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13.41亿元和65.20亿元,均遥遥领先其他旗县市,分别是存款余额最低的前旗的11.7倍和贷款余额最低的阿市的20.4倍。可见,信贷资金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

三、促进兴安盟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抢抓政策聚集优势的历史机遇,推动县域经济协调发展

当前,兴安盟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无以伦比的政策优势,正处在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作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地处东北、蒙东独特的地理位置,充分享有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规划、国家自治区特殊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和全区137个厅局单位定点帮扶等相关优惠政策。2009年国务院批复的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已上升至国家战略,规划中涉及到兴安盟的阿市、乌市等几个旗县市,都是与外蒙、东北经济联系的重要节点,对整体规划的实施和区域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2010年自治区党委政府作出鄂尔多斯对口支援兴安盟的重要决定,将发挥鄂尔多斯在产业、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兴安盟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近几年,来借助这些政策优势,全盟县域经济整体水平明显提高,招商引资工作也取得新进展。下一阶段,要继续抓住享受政策优势的有利机遇期,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和帮助,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利用好这些政策倾斜带来的项目、资金、人才、技术等各方面的支持,吸纳有利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各种要素,释放旗县市内部发展潜能,势必将进一步促进兴安盟县域经济更好更快更协调发展。各旗县市应充分研究好相关政策,逐条逐句充分挖掘优惠政策潜能,不等不靠主动出击,与相关部门、地区、企业等积极联系、主动对接、加强联动、互利共赢。

(二)统筹整合县域资源,建立协调互动发展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要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一是要通过统筹区域规划,调整区域生产力布局与产业带合理布局。应当着力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把各旗县市生产要素如存量土地等,相对集中用于全盟县域主导产业的发展,在大项目上各地可共同投资,共同分享税收,实现优势优先发展战略,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按照“政府引导、市场推动、沟通衔接、全面推进”的运行机制,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消除区域合作的各种障碍,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市场网络。二是要建立县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使区域间产业互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实现商品、资金、劳动力和人才、技术、产权、信息等生产要素无障碍流动,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联动打造全盟县域产业链条,要用合作博弈替代恶性竞争,把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或部门组成一个跨县域、有机联系的产业链。三是要发展农村集群经济和集群优势。政府部门应该引导发展县域集群经济,积极培育一批优秀的农村经纪人和经理,发展农村牧区集群经济并形成优势。如前旗、中旗、扎旗等地的特色农产品种植和养殖业,如能将这些分布零散的合作社或基地由点连成线,由线连成片,突破旗县行政区划限制,势必能形成规模,实现快发展、大发展。四是要对相对落后的旗县市实行政策倾斜和经济扶持,帮助培育发展内力和后劲。这些政策涉及财政、金融、税收和投资等各方面,如建立倾斜的公共财政、金融管理体制,对工业进行扶持,对重大开发项目进行投资和建设,帮助基础设施建设等。

(三)利用区域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各旗县市要做好产业发展定位,利用区域优势,实现特色优先。一些县域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特色就是财富、特色就是品牌、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兴安盟县域经济虽然形成了一些特色,但普遍规模小效益低,对经济增长财政增收贡献不大。因此,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结合本地资源状况、交通区位、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因地制宜,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突出特色,在区域发展中选准定位,打造特色,扩张优势,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着力培育一批特色经济,形成品牌效应,促进县域经济的大发展、快发展。要打好农业特色牌、农产品加工牌和旅游特色牌。兴安盟县域经济通过近几年发展形成了扎旗生猪、突泉肉鸡脱水蔬菜、前旗肉牛、中旗有机米、阿市旅游业等多个特色,但品牌效应还没有形成,小而不精。要大力发展农牧业龙头企业,走农牧业产业化道路,使特色农产品生产向品牌化、绿色化、规模化转变,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要充分依托阿尔山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把旅游产业做强做大。

(四)加快县域一体化进程,强化中心城镇辐射带动作用

加快县域一体化进程是解决县域不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一是要加快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从基础支撑上为县域一体化形成物质载体,加快建设农村公路,保证城乡道路通达、通畅,同时加快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县域产业发展一体化。重点在提高各旗县市产业的关联度上促进一体化发展。产业发展要集约化,农用地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种养殖能手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商业向商圈集中,旅游向阿市乌市中旗重点景区集中并形成经典旅游路线。三是县域社会保障一体化。应大力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采取降低农民参保费率、加大财政补贴等办法扩大覆盖面,并在各旗县市实现联网互通,逐步实现县域社会保障真正一体,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县域间流通。

在兴安盟县域协调发展中,中心城镇起着最主要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县域整体实力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整个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尤其要注重和发挥大乌兰浩特核心城市圈、阿尔山旅游精品城市及各县域中心镇的桥梁和辐射作用。一要依靠自身优势,充分利用扩散传输功能合理配置资本。中心城镇是工业和各类服务业的集聚地,综合经济功能、产业结构层次和外向度较高,可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满足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二要围绕中心城镇建立经济社会网络系统,以其为枢纽建立交通运输网络、市场贸易网络、财政金融服务网络、邮电信息网络、城乡联系网络等,把其商品、技术、信息、人才和完善的政策法规与先进的管理经验传送到其周围地区,提高这些地区的经济、科技、文化和管理水平,促进和影响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自身生产与生活需求的扩大与增加,有效吸引周边地区的各种资源。三要发挥中心城镇的示范作用。中心城镇全方位、多层次影响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展,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突出地表现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周边地区可利用媒体宣传、干部交流培训等方式加强学习。四要加大前旗、中旗、扎旗、突泉农牧为主四旗县特别是城关镇的经济联系和融合,促进这些地区积聚效应的发挥。

(五)转方式调结构,促进县域经济科学发展

1.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兴安盟县域经济资源性、初级化特征十分明显,依赖原材料工业和低端制造业所占比重较大;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以及产业化龙头企业不足;三次产业之间不够协调,经济发展的联动功能没有得到应有发挥。必须着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点加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高度重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工作,充分发挥几个工业园区和物流园区的产业聚集和带动作用。农业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工业要以体制改革、科技创新为突破口,立足本地主导产业,抓大扶强、做活做优大量的中小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大力培育新型产业。充分利用好“绿色”这一最大优势,积极发展低碳经济相关产业,探索碳汇经济发展交易产业,加快以风电、光电等新能源产业的开发利用。

2.进一步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加快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坚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政策,大力加强商品市场和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培育特色街区,打造核心商圈,拓展服务领域,增加服务功能,重点发展金融、保险、信息、旅游、会展、房地产、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使之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力量。

3.做大做亮旅游产业。兴安盟县域旅游产业应以阿尔山为龙头,其他旗县市为辅统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可以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发展壮大第三产业,而且旅游产业的经济带动性强,可以带动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文化娱乐业、批发零售业等相关产业发展,拉长旅游产业链。旅游业发展还能缓解就业矛盾。旅游业是就业容量大、就业程度高的产业,总体上就业门槛较低,劳动密集特点比较明显。兴安盟旅游产业发展应该在现有景点的基础上,强化对旅游资源的规划和管理,突出景区特色,科学规划,合理开发,统筹发展,加大宣传力度,打造旅游名牌,提高兴安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重点做好阿尔山旅游区、科尔沁文化、乌市红色文化旅游区等精品,以此带动全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4.加快非公经济的发展,增强县域经济活力。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县域非公有制经济,激发百姓创业的热情和干劲,县域内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行业和领域,都应允许非公经济进入,并与公有经济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的平台。积极鼓励和支持各类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大中专毕业生、复员转业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自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返乡创业。通过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幅度提高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强县域经济活力。

(六)加速农牧业现代化、产业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要紧紧围绕农牧业增产、农牧民增收和农村牧区稳定这个总体目标,坚持以工业化的理念谋划农牧业,加大农牧业生产基础设施投入,突出调整优化农牧业内部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加快发展现代农牧业。首先,要利用各旗县市的优势特色农牧业资源,形成农业产业化经营,坚持走“公司+基地+农户+市场”模式,既可以有效降低农民的风险,又可以快速有效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其次,县域内市郊镇郊应结合城镇“菜篮子工程”,围绕建立城市副食品基地,采取适应城镇市场需要的,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市镇郊农业生产结构。通过在城郊镇郊引进现代化农产品加工企业形成辐射效应,加快周边交通、教育、医疗、市场的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以城带乡的拉动型路径。三是要以农牧业生产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培育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要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五是要认真实施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培育优势特色产业为基础,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重点,以倡导文明新风为手段,以强化民主管理为保障,努力把农村建设成产业旺、农民富、环境美的文明新村。

(七)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结合城镇化道路,加快发展县域经济

当前全盟多数旗县市仍处于农业经济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缓慢,工业化、城镇化程度低。要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既要不断壮大工业经济规模,还要积极招商引资、启动民间资本、对现有企业改进挖潜等,多渠道壮大县域工业经济实力,并要促进县域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利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企业,加快现代工业的发展,走跨越式发展道路,促进企业不断改革创新,开发有市场前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具有强竞争力的新产品。积极发展工业园区,加强企业协作分工,发挥工业园区集聚产业、示范带动和扩张辐射的功能。积极与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协调煤化工项目,结合兴安盟水资源富集优势争取早日投产,从而实现工业经济大跨越发展。利用发达地区大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产品、管理和机制,用承包、参股、购买、托管、合作等方式,嫁接改造各旗县市现有的企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近年来方大集团并购乌钢和中粮集团牵手万佳的合作都是较成功的案例,鄂尔多斯对口支援兴安盟后一些旗县市也主动出击,与鄂尔多斯集团、乌兰集团等大企业集团进行联系,使当地企业得以重组、扩能或进一步发展,如乌市牧老大、前旗圣华新等公司。

城镇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与工业化又是相辅相成的。新型工业化要与城镇化相结合,加快县域中心镇发展,大力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引导县域工业在中心城镇布局和发展。在发展壮大现有城镇规模的同时,辐射带动周边小城镇发展,积极引导农民进镇入区从事工业生产、发展服务业,完善城镇功能,为二三产输送劳动力。要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人口聚集、产业聚集和城镇功能聚集。

(八)加大财政投入,金融政策适当倾斜

兴安盟县域经济整体上属于欠发达地区。从县域内部看,除乌市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外,其他5个旗县市均属欠发达范畴,有2个国贫旗县2个区贫旗县。欠发达地区要加快发展,需要大规模投入。经验表明,欠发达地区存在效益衰减现象,投资回报率低于发达地区,风险率又高于发达地区,且投资软硬环境不如发达地区,外部资本大规模投入的可能性较小,所以发展投资的主体是财政。随着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投资环境将逐步改善,经济发展逐渐加快,就会吸引外部资本进入,从而进一步推动欠发达县域经济的发展。可通过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作为援助欠发达地区的有力财政手段,并不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通过采取减免税收等方式保证欠发达地区居民基本生活水平和企业较好的政策发展环境。

县域政府部门要建立改善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大力推进县域金融生态的法制、信用和政策建设,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引导商业银行调整经营策略,拓展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服务领域,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县域金融机构基础好,网点多的优势,调整经营策略,实行差别授权和授信,对风险控制能力强的县域机构增加信贷业务授权,对信用建设较好的欠发达县域实行信贷倾斜,重点支持县域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欠发达县域设立分支机构,对县域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进行专项信贷支持。重点支持以粮棉油生产流通或加工转化为主业的龙头企业,支持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欠发达县域城镇化和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大力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

(九)着力改善民生,构建和谐兴安

第5篇: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长株潭 县域经济 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0-198-03

一、引言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自此,“县域经济”被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2003年,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均提出了大力推动和发展县域经济政策导向。2004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农村非农产业,壮大县域经济。”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 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扩大县域发展自,增加对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促进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和实力”等“壮大县域经济”的具体措施和要求①。2008年2月,湖南省第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重点培育一批县域工业园区,壮大县域特色产业,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开放型经济和劳务经济,建设和提升一批经济强县。”2009年湖南省委经济工作会上,省委书记张春贤同志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在富民强省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落实扩权强县政策措施,支持一批重点县率先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县的扶持力度。”

2007年12月,经报请国务院同意,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被正式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面积2.8万平方公里,2006年常住人口达到1300万,经济总量2818亿元,分别占湖南全省的13.3%、19.2%、37.6%,进出口、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省的比重都超过60%②,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株潭试验区将被赋予探索实现由以传统制造业为重点向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龙头、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升级;探索实现由粗放型扩张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单体城市化向注重城市之间的协调分工、形成功能分区、经济一体化;探索实现由注重经济增长向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等一系列历史使命。

二、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偏小

1.长沙市所属县域经济总量与沿海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从长沙市的情况来看,2008年,长沙县、浏阳市、望城县、宁乡县“四小龙”的GDP总值仅有长沙县、浏阳市达到了300亿元以上,其中望城县仅有194.1亿元,四县年GDP增长率上虽均超过了16%,但与沿海的江苏、浙江两省县域经济总量具有相当大的差距。位于江苏省的江阴县,2008年GDP总量达到了1530亿元,实现财政收入245亿元,③大大高于长沙各县水平。从人均水平看,2008年四县人均GDP均在5万元以下徘徊;财政收入全部低于4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7000元,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8000元,宁乡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6594元,说明地方政府可供支配的财力严重不足。“三湘第一县”的长沙县全口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仅占11.01%,其他三县市全部低于10%。虽然四县财政收入总量的扩张,占GDP的比重较以往有新的提高,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强县比较,长沙县域经济的财政实力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空间。长沙市县域经济的差距是湖南与沿海发达省份经济差距的生动缩影。

2.株洲市所属县域经济总量与全国百强县相比仍有差距。而2009年株洲县域经济总量(GDP)和财政总收入分别为297.9亿元、34.3亿元。株洲县域GDP不及长沙县域GDP的一半,财政总收入只有长沙县域财政总收入的1/3。

株洲五个县(市)中,还没有一个进入全国百强县,与全国发达县、省内先进县相比,差距还较大。株洲县域经济总量排第1位的醴陵市与长沙县相比,2008年醴陵市GDP只有长沙县的51%,财政总收入只有长沙县的29.2%,地方财政收入只有长沙县的25.6%。2009年株洲县域人均GDP为1.69万元,只有全国百强县人均水平的34.5%,比全国百强县平均水平低3.22万元,也比长沙县域水平低1.1万元。株洲县域人均一般预算收入为761元,只有全国百强县人均水平的31.7%。从县均水平看,株洲县均GDP100.5亿元,一般地方预算收入4.5亿元,县均GDP、县均一般地方预算收入分别仅为全国百强县均水平的27.4%、22.8%。④

3.湘潭市所属县域经济总量较全国县域经济强县存在明显差距。2009年,湘潭市所属县平均生产总值首次达到100亿元,而2008年长沙县、浏阳市、望城县、宁乡县的地区生产总值已达到369.6亿元、337.2亿元、194.1亿元、282.4亿元,分别为湘潭所属县平均水平的3.7倍、3.4倍、1.9倍、2.8倍,而且这种差距在2009年将进一步拉大。2009年湘潭县域人均GDP14606元,⑤为全国县域经济强县水平的40.2%,百强县水平的29.8%,而同期全国县域经济强县水平、百强县水平分别为36320元、49080元。人均生产总值长沙县已超过4.5万元,达到4.76万元,长株潭三市所属县域中,人均生产总值超过2万元的有望城县、宁乡县、浏阳市、攸县、醴陵市。而湘潭只有韶山市位列其中。湘潭市县域经济在财政收入上的差距更大。2009年,全市各县平均完成财政总收入57833万元,同比增长18%,低于全国县域经济强县增长速度;而同期的株洲县、攸县、炎陵县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增幅分别达26%、25%和27%,株洲市所属县域平均财政收入为6.86亿元,多出湘潭所属各县平均水平1.07亿元。望城县2000年财政收入2.1亿元,与湘潭市湘潭县的2.06亿元相差无几,而2008年望城县与湘潭县的财政收入分别为14亿元和7亿元,仅8年时间,就超出湘潭县近一倍。④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2009年湖南全省三次产业比为15.2:43.9:40.9,其中二、三产业比重比上年分别提高0.4个和0.8个百分点。长沙市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4.8:50.6:44.6,而株洲、湘潭两市的三次产业比分别为10.5:54.8:34.7、12.1:52.4:35.5,纵观长株潭三市在三次产业结构上总体呈现出“二、三、一”的格局。

1.长沙市所属县域产业结构仍需优化升级。长沙所属四县中,2008年,长沙县三产结构比为10.2:67.9:21.9,一、三产业比重分别较上年下降1.3和2个百分点;浏阳市三产结构比为12.4:65.4:22.2;望城县的三产结构之比为14.5:63.2:22.3;宁乡县三产结构比为17.8:57.3:24.9。2008年长沙四县(市)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从三次产业结构看:四县(市)产业发展均呈现出二、三、一的格局,工业初步成为强县经济的主导。四县(市)中宁乡县第一产业增加值最高,为50.3亿元,其次是浏阳市,为41.9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比例四县(市)均超过19%,长沙县在园区工业和优势产业集群的带动下成为全省第一经济强县,其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250.8亿元,居四县(市)之首。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70亿元的有长沙县、宁乡县和浏阳市,四县(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均超过20%。⑥但长沙四县(市)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较全国百强县第一位的江苏省江阴市仍然有着较大差距。江阴市2008年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558.5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4:62.1:36.5。③可以说,长株潭三市所属县域在产业结构上,还需进一步优化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推动经济总量和经济质量的提高。

2.株洲市所属县域工业产业化程度较低。2009年,株洲县域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为22.2:43.9:33.9,第一产业比重仍超过20%,高出全市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比长沙县域第一产业比重高12.6个百分点;⑦第二产业比重比全市平均水平低10.9个百分点,比长沙县域第二产业比重低20.8个百分点。如果按照目前世界通常使用的H.钱纳里等人提出的主要以人均经济总量来确定相应的工业化水平的理论,株洲县域经济还处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如果考虑到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株洲县域经济也才刚刚跨入工业化初级阶段的门槛,且与城区及全市平均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从产业结构来看,株洲县域经济约相当于低收入国家90年代的平均水平,产业化程度低,竞争力弱。

3.湘潭市所属县域第一产业比重过大。同期,湘潭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比是22.1:44.0:33.9。全国产业结构比是10.6:46.8:42.6,珠三角地区三次产业结构比是2.3:47.8:49.9。⑤湘潭县域经济第一产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5个百分点,比珠三角地区高19.8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比重比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第一位的江苏省江阴市低18.1个百分点,比湖南省第一强县长沙县低23.9个百分点。说明湘潭县域经济还处于传统农业向初级工业转型的阶段。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农业市场化程度不高。虽说湘潭市所辖湘潭县、湘乡县均为农业大县,但农产品结构单一,特色不浓,缺乏竞争力,商品率不高,2009年,两县农林牧渔也平均产值仅为65.9亿元。作为生猪产量湖南第一的湘潭县,其生猪产值中仍有15%没有商品化,而种植业商品率不到40%。就产品而且言,只有粮食和生猪在全国占有相当的份额,而比起岳阳的油料、浏阳的花卉等专业化经营,逊色不少。加工方面,富石肉联厂、新皇粮营养米业、宏兴隆湘莲等企业都还没有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规模,与望城的旺旺集团和株洲的唐人神集团差距很大。

第二,工业的内部结构不优。一方面规模企业总量偏小,支柱作用不强。2009年湘潭县域仅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85家,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为313.5亿元,而仅浏阳市2008年就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06家,位于长沙县的三一集团,2008年就实现产值208.9亿元。另一方面,优势产业比重较小。主要表现为资源型企业多,科技型企业少。2009年,湘潭县完成工业总产值151.1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产值34.4亿元,仅占总产值的22.8%。在湘潭县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中,原煤、水泥、玻璃制品和氮肥占据了极大比重⑧。

(三)特色经济不突出,城镇化水平不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要求也日益提高,这必然导致产品间的竞争加剧。这种竞争加剧不仅仅体现在价格的竞争上,更为明显地体现在质量的竞争上。卫生、营养、健康能满足新的消费理念的食品将大受消费者青睐。另一方面我国加入WTO后,来自国外农产品竞争压力日趋增大。长株潭三市所属县域经济无论是传统农业,还是工业,特色产品、优势产业不多,主要优质农产品偏少,高附加值产品少,缺乏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和品牌。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2009年城镇化率为50%左右②,远远低于沿海发达地区。其所属县域的城镇化率更低。农村城镇化的滞后首先表现为规模偏小,聚集功能弱,除县城和重点中心镇外,镇区人口一万人以上的建制镇寥寥可数,难以形成人流、物流、信息流,难以发挥城镇聚集功能。其次是县城龙头带动作用不强。理论上,只有当县城经济占县域经济总量的60%甚至80%以上,其积聚和辐射效应才能显现出来。但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内大多数县城尚未达到这一水平。再次,有些县域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交通、邮电、通信设施较落后,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信息网络等社会公共设施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招商引资,束缚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另外农村水利设施严重老化,经受不起较大的自然灾害的冲击。

三、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内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1.立足特色,整合资源,规模经营。长株潭区域各市县,因为地处城郊结合部,工业基础较好。长期以来,依据地方特色发展工业,形成了一些国内外闻名,而且至今行销中外、终久不衰的传统工业和传统产品。花炮是浏阳市有特色的传统产品,国内外的知名度很高。浏阳花炮产业跻身全省重点扶持的50个优势产业集群行列,花炮行业继续向厂房标准化、生产专业化、设备机械化、监管信息化、产业规模化的方向整合提升,整体活力凸显,产、销、效同步增长。2008年,花炮产业实现销售总额100.73亿元,税收8.64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8.79%和2.68%⑥。可以说,浏阳市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突出了地方有特色的传统工业。所以,长株潭区域县域经济的发展,应该而且必须重视和发现有特色的传统工业的作用,有特色的传统工业,是长株潭区域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不过,有特色传统工业的技术含量和资本的有机构成不高,多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市场进入的门槛较低。因为技术含量低,工人不需要经过多少学习和培训,就能上岗劳动生产,在进入门槛不高和有利可图的前提下,必然形成特色传统企业发展快、数量多、群雄割据的竞争格局。在一个范围不大的区域内,聚集如此之多的同类型企业,尽管能够产生一种集聚效应,有其积极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如果同类型企业集聚的密度过大、规模过小,也会带来生产成本和协调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加剧、知识容易泄漏、分工协作水平不高和规模效益较低等问题。所以,长株潭区域各市县突出地方特色发展工业,必须注意资源整合和规模经营。

2.分工协作,产业集群,提高效益。兴工强县需要立足特色、整合资源和规模经营。其中,突出特色是基础,整合资源是手段,规模经营是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资源整合不是把同类型或相关企业的资源简单地集合在一块,而是要把它们按照分工协作的方式,集聚在一块,实现产业集群,发挥集聚效应,提高规模经济效益。2005年,醴陵市有陶瓷企业419家,每家企业都是按照同样的生产流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彼此重复生产流程中每个环节的劳动。这种小规模的重复劳动,对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提升产品技术含量与劳动生产率极为不利。2005年底,醴陵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亿余元,兴建规划面积5.24平方公里的高标准生态型陶瓷产业园,园区依靠产业和科学人才优势,致力于形成具有集聚效应的产业集群,在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致力打造品牌行业、品牌企业和品牌产品,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到2009年底,醴陵陶瓷产业已跻身全国百佳产业集群,陶瓷产业园入园企业46家,已投产企业40家,产值突破25亿元,上缴税金33398万元⑦。资源整合如果仅仅把同类型企业或相关企业集合在一块,不能按照它们的生产流程实现纵向分工协作式的产业集群或者横向分工协作式的产业集群,就难以达到提高专业化与规模化水平,提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所以,分工协作、产业集群是一个比突出特色、整合资源更高层次的实现规模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模式。兴工强县既要注意突出特色、整合资源,更要强调分工协作、产业集群。

3.招商引资,突出民营,园区兴工。工业兴县、园区兴工、项目兴园,被认为是整合资源、分工协作、产业集群、规模经营的一种好的实现形式。传统的小而全的企业组织,资源消耗大、分工协作程度低、规模效益差,需要通过整合资源、分工协作、产业集群,实现规模经营。产业集群具有整合资源、分工协作、规模经营的作用。不过,产业集群是有条件的,只有产品价值链上的企业集合才是集群,只有在特定地理位置上的企业集合才算集群。工业园区就是产业集群的特定地理位置,从而被认为是整合资源、分工协作、产业集群、规模经营的一种好的实现形式。现在,长株潭区域各市县认识到了工业园区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建设工业园区的积极性很高。倒是在项目兴园的问题上,似乎都存在乱引进项目的问题,没能很好地发挥工业园区整合资源、分工协作、产业集群、规模经营的作用。

工业园区的项目引进是通过招商引资实现的。依据中央“非禁即入”的政策,进一步放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和投资领域,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投资范围,最大限度地激活民间资金。民营企业投资于园区项目的积极性提高了。项目兴园、(下转第201页)(上接第199页)园区兴工、工业兴县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就会越走越宽。

4.辐射带动,城乡呼应,打造城镇。长株潭区域各市县地处城郊结合部,区位优势非常明显,直接承受中心城市产业的辐射和带动,易于形成城乡分工协作型的产业集群和打造呼应中心城市的区域性城市。尽管长株潭区域某些市县具有地方资源特色和工业特色,如浏阳花炮、醴陵陶瓷、湘乡皮革,但并不意味所有的市县都有那么好的比较优势。这就说明,长株潭区域发展县域经济,突出特色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中心城市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心城区因为工业基础好,规模工业大,经济增长速度快,必然会对周边县域经济产生辐射带动作用。因此,发展市县的区域性城市,对于发挥中心城市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分工协作式的产业集群,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5.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两型社会”的要求发展县域经济。长株潭区域各县市应当抓住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的大好机遇,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遵循以人为本、环境优先、统筹兼顾、持续发展原则。通过综合利用经济、法律、政治手段,淘汰区域内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权威、高效、协调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统一管理体制,制订统一管理章程,对主要水资源、土地资源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维护、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加强规划,明确不同功能区域产业发展方向与重点,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发展;党政机关团体带头节能节水节地,减少耗能过多的电器设备,节约能源资源;严格按照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实施征地、按照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土地出让计划等实施供地,坚决停止对超标准的宽马路、大广场、大行政中心建设等用地的供应。

注释:

①邱志忠.湖南县域经济基于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的科学发展[W].2008.中国县域经济网省略/.

②张萍.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③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统计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④刘福刚,孟宪江.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09卷)[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⑤湖南省统计局.湘潭市各县市2009年统计公报[W].2009.湖南统计信息网 hntj.省略/tjgb/xqgb/xtgb/.

⑥湖南省统计局.长沙市各县市2008年统计公报[W].2009.湖南统计信息网 hntj.省略/tjgb/xqgb/csgb/.

第6篇: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范文

县域是我国政治经济系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层次。自古至今,县域始终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和最基本的单元。在当今社会,县域经济既处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具有联络城乡、总揽农村经济全局的重要基础地位。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区域经济、块状经济,是以县域为单位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县域具有农村范围大、农民数量多、以农业生产获得收入为主要渠道来维持民生的特点。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但是,我们同时需要认识到,县域经济并不仅仅是农村经济。县域经济属于行政区域经济范畴。正确认识县域经济内涵,突破农村经济意识,才能把握县域经济发展规律。县域经济是“民生经济”、“草根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其内生力量推动的。另外,壮大县域经济需要一整套区域统筹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促进体制改革、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思维。要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必须以县域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而加快大中城市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以县域经济的发展作为其坚强后盾。

二、安徽省县域经济存在的问题

安徽是农业大省,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省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近年来,安徽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并表现出较强的抗跌性,已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亮点。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安徽省县域经济仍然是全省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仍存在总量不足、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优和企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不论是发展的总量还是质量,都有待提升。具体表现在:

(一)县域经济总量不足

安徽省71.2%的人口在县域,县域国土面积占全省80%以上,但2010年县域生产总值占全省的47.77%,安徽省县域GDP不到全省的一半,明显低于周边省份县域经济占全省的份额,与县域人口、国土面积比重很不相称。而东部地区的浙江、山东分别达到65%、80%,中部地区的河南、江西和湖南也分别达到69.1%、57.3%和66.2%.安徽省县域平均GDP为69.5亿元,全省过百亿元的县仅8个。而2008年湖南、河南分别有8个、25个县。安徽省县域GDP平均规模分别比河南、湖北、山东、江苏低41.2亿元、3.9亿元、83.4亿元、198.8亿元。

(二)县域间发展差距较为明显

县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较为突出。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安徽县域经济实证分析与发展研究》分析,安徽省2008年县域综合梯度值大于1的是11个县(市),在0到1之间的是11个县(市),在-1到0之间是27个县(市),小于-1的是12个县(市)。其中,第一、二梯度是经济最发达地区;第三梯度是经济中等发达地区,处于全省中上发展水平,经济活动和发展潜力较强;第四梯度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三、四类县39个,占总县域数2/3.从总量看,2010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排名前10位县(市)的合计值分别为后10位的11.3倍、7.9倍和7倍,占全部县域的42.2%、40%和37.4%;从速度看,工业增幅高低相差59.7个百分点;投资增幅最高为2.5倍,最低为下降5.3%;财政收入增幅最高为89.5%,最低为下降2.9%;从人均水平看,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低的县只有最高县的42.2%,农民人均现金收入最低的县为最高县的30.9%.

(三)县域经济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2010年县域第一产业的比重较全省高10.63个百分点,而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则分别低4.43和6.2个百分点。县域经济中仍存在一产过高、二产脆弱、三产滞后现象,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产业综合竞争力不强,缺乏支撑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农业腿长,工业腿短”的格局未得到有效改变,经济增长仍然以粗放型为主。县域农业经营效率低、效益差、特点不突出。县域工业虽然企业众多,门类齐全,但同样存在产业链条短、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经济效益差和名牌产品少的问题,环境污染也较严重。服务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总量不足、比重偏低、内部结构不合理、发展层次低。第三产业中运输、仓储、邮电业和批零贸易餐饮业等传统行业比重过高,且缺少大型骨干龙头企业,整体实力不强;旅游、房地产、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新兴行业发展不足,远未成为服务业的支柱产业和重要增长点。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将严重制约县域工农业的发展,从而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城镇化水平不高

2010年,安徽省城镇化率为40.5%,比全国低5.2个百分点,低于中部地区的湖南(42.2%)、湖北(45.2%)、江西(41.4%)、山西(45.1%)等省。由于城镇化率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二者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达到共同发展。然而由于安徽省城镇化水平较低,使人口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受阻,进而对提高人口素质、增强城市功能、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协调城乡发展等都会带来不利影响,论文格式将削弱县域经济持续增长的稳定性。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安徽省县域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机遇、重要战略发展平台等空间巨大的重要发展机遇期,有针对性地解决好薄弱环节,提高安徽省县域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定性,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

三、安徽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全面推行扩权强县政策

全面推行强县扩权政策,使其能集中更多的资源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调动发展县域经济的积极性,并依法对行政许可事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清理,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赋予县市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决策权。

(二)建设长效金融生态环境

1.进一步完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机制。扩大县支行自主经营权,发挥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信贷服务功能,拓展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功能,增强对县域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

2.抢抓目前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有利机遇,建立政、银、企沟通协调机制,搭建银企合作平台,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对接。采取银政合作、政府协调、银企对接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建设一个长效的融资环境。

3.政府注资、出资建立覆盖全省县域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信贷风险补偿体系,简化手续,降低担保费率,降低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

4.多方配合联动,共同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大力实施信用工程,增强全社会信用意识,为金融支持营造一个坚固的信用环境;党政部门、政法部门要积极支持金融机构维护金融债权,协调司法部门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强化对违约失信的查处力度,为金融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建立有效的扶持机制,促进县域金融业加快发展。

5.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积极扶持十强县做大做强企业。

(三)加速与长三角经济融合

充分利用安徽省的区位优势,促进县域经济融入城市体系,实现市、县、镇联动发展。与东部接壤的沿边县市,特别是省内十强县域,可以充分利用地缘优势,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借助长三角经济实力雄厚和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产业、高素质人才聚集的平台,紧紧抓住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换代的良好机遇,主动承接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加速与长三角经济的融合。

(四)大力发展城镇经济促进产业集聚

小城镇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把培育县域中心城镇作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切入点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通过政府推动、政策扶持、体制创新、市场运作,使中心镇成为具有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小城市。同时,坚持将中心镇作为县市域总体规划的战略节点,实行县城、中心镇一体规划,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创新发展壮大特色经济,促进产业集聚和升级。第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以农村中心镇为主题,有计划、按步骤、有选择地建设一批小城镇,重点投入、重点发展;第二,积极引导,政策配套。将小城镇作为产业聚集地,引导加工制造和农业产业化项目向小城镇集中,根据城镇自身所处的位置和特点,发展一批特色乡镇,如工业主导型、商贸推动型、旅游开发型、边界贸易型等。以产业支撑小城镇发展,做到小城镇与县域经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并辅之以户籍管理、土地使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引导农民向小城镇流动,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

(五)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县域经济从“行政板块”向“经济板块”转化,促进要素的流动与共享,实现效益的公平与合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产业政策指导,对十强县以外的县域要实行更加开放、灵活的政策,在交通、通信、能源、环保、流通、旅游、农业、林业、水利和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方面,投资重点要向其倾斜,适当降低其重点项目的县级配套资金比例,鼓励和引导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向此区域流动。加速构建省会城市圈、皖江城市带和沿淮城市群建设,做大做强龙头和极点,充分发挥圈带辐射带动作用,加大对此区域发展的支持力度,帮助其培育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解决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六)大力扶持小企业健康成长

1.在规模做大上下功夫。通过重组、兼并、联合等多种方式,培育一批骨干和龙头企业;

2.在结构优上下功夫。应加大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力度,在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等优势企业的同时,狠抓一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高的名牌产品,带动整个产品结构升级,不断调整和优化工业结构;3.在所有制改活上下功夫。一方面要放宽政策,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参与公有企业改革,实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以资产重组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对中小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工业发展的活力;4.结合镇(乡)工业功能区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建设,采用由政府财政投资为主或市场化运作的方式,集中建造一批标准化厂房,通过厂房低价租赁及提供各种优质配套服务,对小企业实施孵化培育,促使其快速健康成长。这样既可以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缩短创业周期,降低初创成本,又可使小企业与区域内大企业大集团开展配套协作生产,促进产业链的形成,从而进一步做大块状经济“蛋糕”.

(七)加快农产品加工转化

采取立足地方特色和资源集中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要把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作为县域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合理布局,产品基地建设要按气候资源条件、按区域、流域连片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第7篇: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2009年广东省县域横截面数据,分别从概括性统计分析、空间模式详细分析的角度,基于因子分析法、空间统计分析法、空间变差法等方法,并利用R语言平台,对广东省县域经济空间发展模式做了全面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空间结构模式呈现明显集聚和差异状态。县域经济空间结构具有正相关特征,并呈明显的核心-型空间极化状态。珠江三角洲经济正相关性明显,并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经济相关性较弱,经济联系不够。县域规模特征也呈现出一定的自相关性,但相关程度较弱。

关键词:空间结构模式 因子分析 空间统计 空间变差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对县际空间结构模式的研究能够更详细地了解区域差异的特征,为更准确地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广东县域空间发展模式研究

(一)数据选取

本文采用广东省2009年统计资料,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财政收入、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人均GDP、面积等六个指标为基本分析变量,对广东省67个县市进行空间结构模式分析,探索空间集聚的规模和程度。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统计年鉴。

(二)概括性统计分析

本文首先对变量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因子提取,而后进行统计分析。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用主成分法提取因子,选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载荷矩阵。结果显示,前两个主成分变量解释的累积百分比达到75.51%,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公共因子在人均GDP、第二产值比重、GDP、财政收入上的载荷值都很大,可视为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经济因子;在面积和总人口上有很大载荷值,可视为规模因子。

图1表明:一是广东省县域的经济因子值的频率分布是偏态的,数据背离中心性,形态缺乏对称性;规模因子值的频率分布接近正态分布;二是经济因子值分布的区间大于规模因子,说明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于县市规模的分异程度;三是经济因子的峰度系数为11.72,有较广离群分布的“肥尾”特征,更具有较窄集簇分布的“尖顶”特征,规模因子的峰度系数为负值且绝对值较小,说明规模因子的值相较于正态分布相对分散,左侧有拖尾特征,但程度较弱;经济因子的峰度系数大于规模因子,说明少数县、市的经济变异程度较大,但大多数县域经济指标呈集聚式分布。

(三)县域空间结构模式分析

本文分别利用Moran`s I指数和Geary`s C指数作为检验变量间互相依赖水平的指标,探索广东省县域空间分布的结构特征。

1.全局空间自相关测度。由表1可知,规模因子具有空间正相关性。规模因子的Moran`s I和Geary`s C的估计值分别是0.2060和0.7793,属于正相关范围,且相关性显著。这意味着广东省县域之间的规模因子在空间上呈现为一种集聚现象。经济因子比规模因子具有更强的空间正相关特征。经济因子的Moran`s I和Geary`s C的估计值分别是0.4267和0.5332,相较于规模因子检验值接近于空间不相关临界值0和1,经济因子的检验值显示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且P值说明了相关性的显著。经济因子也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即高值区域与高值区域相邻,低值区域与低值区域相邻。

2.局部自相关测度。为了进一步探索区域单元上的经济因子与相邻局部小区域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的相关程度,采用局域空间关联性指标Local Moran`s I来测度其相关性。

利用K-means迭代聚类的方法对Local Moran`s I进行聚类分析。经分析可以得出:一是局域自相关系数小于0的县市有14个,占广东省县市总数的15.90%,这些县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显示出了与周围县市的非相似性,即高(低)值区域周围集聚着低(高)值区域,而这些Local Moran`s I的P值都大于0.05,说明它们周围可能集聚着一些低值区域。比如广东茂名、清远、惠州一些县市,邻接东西两翼及北部山区等低值区域。二是局部自相关检验系数大于0.5的县市有8个,占广东省县市总数的9.09%,其中东莞市、中山市、深圳市、佛山市、珠海市、广州市、江门市的Lisa值都大于0.5,并且P值小于0.05,与这些城市相关的周围县市具有相似性的属性值,且这些城市所在的地区属于高值集聚区,说明了珠江三角洲较快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且开始辐射到周围各县市经济的增长,增城的Lisa值为0.5247,但P值却小于0.05,可能和与其相邻的清远、韶关等北部山区经济发展较慢的县市有关。三是局部自相关系数在0-0.5的城市占大多数,正的值说明了这些区域单元周围相似值的空间集聚。而P值均小于0.05,可能是低值集聚区,可以通过Moran散点图进一步分析。

第8篇: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县域经济;发展;思考

县域经济是以县域为中心,以产业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村为重点,以县域行政范围为基础,以优化配置资源为目标,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

一直以来,县域经济在扩大我国经济总量、增强综合实力,统筹城乡建设、有效化解“三农”问题,促进就业、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巩固基层政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据统计,截至2006年末,我国列入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2072个行政单位县域国土面积占全国的92%;人口总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3%;县域经济gdp约占全国gdp的60%,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都占全国的1/3左右,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约占全国的1/4。

近年来,中央重新审视“重城轻乡”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态势,突破性地提出了“县域”概念,并将“县域经济”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明确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宏观经济政策呈现出向县域侧重的明确的方向性变化,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县域经济大发展时代。

2003年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为辽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特别是为辽宁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全省县域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但是,与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目前国内县域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相比,辽宁差距明显。如何解决目前制约辽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本省乃至东北地区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值得深入思考。

1 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辽宁目前有44个涉农县区,包括27个县和17个县级市,土地总面积为12.83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的86.7%;总人口2315.3万人,约占全省的55%。在中央振兴东北战略的推动下,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态势良好。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全面提升、结构改善、活力增强、效益提高”的良好态势。

(1)县域经济总体实力增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2006年辽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为3300.1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1.8%,占全省的35.6%,有7个县(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了1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3874元,增长了22.1%;实现工业增加值1453.03亿元,同比增长33%;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8.8亿元,增长了30.1%,占全省的13.3%,比上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

在2007年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排名中,东北地区占5个,全部出自辽宁,最高排名34位,分别是海城市、瓦房店市、普兰店市、庄河市、大石桥市。

(2)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和服务业持续提升。

2006年辽宁县域第一产业增加值为767.1亿元,增长10.7%,占全省的78.6%;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480亿元,增长26.3%,占全省的31.3%;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053亿元,增长24.6%,占全省的29.7%。三次产业比重由上年的25.6:43.2:31.2调整为23.2:44.9:31.9。一产业下降2.4个百分点,二产业上升1.7个百分点,三产业上升0.7个百分点。

(3)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2006年辽宁县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达1004.3亿元,占全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20.2%,比重较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比上年增长57.2%,比全省增幅35.7%高22个百分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为30.7%,比上年提高11.4个百分点。

电力、交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等投资均有大幅增长,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最为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历时6年总投资129亿元的全省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并交付使用,改善了农村电网的落后状况,实现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网同价,使全省691万户农民受益;二是全省省辖市全部通高速公路、1170个乡镇全部通油路,形成了“一网五射两环”的公路交通总格局;三是在辽西北全面启动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使458万农民饮水难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4)对外开放步伐加快,重点项目不断涌入。

招商引资步伐加快。随着县域基础设施和招商环境的改善,2006年辽宁县域实际利用外资12.2亿美元,占全省的20.3%;农业实际利用外资、农产品出口创汇同比增长20%以上。各县(市)普遍开工建设了一批重点工业项目。江苏雨润集团300万头生猪深加工项目落户开原,北票工业园引进浙江赐富、纵横两大集团,投资10亿元年产60万吨海绵铁项目进展顺利,盘锦大洼船舶工业园已签订项目总投资72亿元,42个重点项目中将有15个项目年内达产。

在省财政资金支持的25个县(市)工业项目集聚地中,规模以上企业数已由2005年的325个增至2006年的577个,增加252个,增幅77.5%。其中1亿元以上的企业已由2005年的42个增至2006年的100个,增加58个。

(5)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

2006年,辽宁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090元,比上年增加400元,增长10.8%。从44个县来看,11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5000元,占25%,比上年增加4个,其中,长海县仍旧是全国最高,达15012元;4000-5000元的有20个,占45.5%,比上年增加5个;3000-4000元的有11个,占25%,比上年减少5个;2000-3000元的有2个,占4.5%,比上年减少4个。

2 从辽宁县域经济发展引出的思考

(1)目前制约辽宁乃至全国大部分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虽然辽宁县域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放眼国内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县域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差距依然明显。

据2007年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具有如下特征: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有90个,东北地区有5个,中部地区有11个,西部地区有4个。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人口81.45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68.17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3.36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59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79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05%、15.86%、22.57%、16.43%、8.99%。

——新时期县域经济特色各异,竞争日益激烈:浙江省县域经济人均水平高,百强县比例大,为全国各省市区之最;江苏省县域经济规模大,百强县大而强;山东省县域经济单位多,差异性大,百强县增数多;广东省县域经济已经逐渐成为中心城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

通过与上述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地区的综合比较,现阶段制约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较低,竞争力不强。除少量县(市)外,总体处于国内县域经济发展一般水平,与全国百强县(市)平均水平差距明显。

二是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依然滞后,产业现代化水平低。产业集群特色不鲜明,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和规模化经营,没有发挥出自身优势,对整个产业的支持和推动力度不够。

三是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强者恒强、弱者常弱,各自为战,未形成类似江苏江阴、山东即墨等为代表的强县组团,体现出明显的集聚放大效应。

四是乡镇企业管理落后,没有树立起有市场号召力的特色品牌。

五是环境保护和资源优化配置意识不强,软硬环境建设亟待总体提升。

不难看出,以上问题正是一直以来制约和困扰中国大部分县域地区经济发展的通症,只是当前阶段更加突出、更加紧迫而已。

(2)关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初步设想。

必须看到,在现代化都市大行其道的今天,发展县域经济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县域经济发展的成败,关系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国的全面开放、发展和稳定,所以必须从六个方面入手:

①要坚定思想、统一认识,将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总体发展联系起来,树立“县域立,城市兴”的思想,加速推进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的“双轮拉动、同步增长”。

②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规划,依据各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势、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准确把握自身定位,将工作重点放到培养县域主导产业、培育特色经济品牌、扶持县域龙头企业上来。

③建立和完善国家县域经济发展指标评价考核体系。依靠该体系,促进县域经济在领导机制、改革机制、考核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实现创新发展。

④加速环境建设步伐,提高环境建设水平。在完善公共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设施的同时,加速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提升政府行政审批服务的水平和加快办事效率,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良的配套设施环境和优质的公共、行政服务。

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支持和鼓励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本地县域产业发展方向的乡镇中小企业引入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积极引导其立足本地、开拓市场、扩大规模、加速集聚。

⑥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人才资源管理,为县域经济发展集聚各类有用人才。充分利用各项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大力引进和培养适合县域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级人才,形成优势产业集聚人才、重点项目吸引人才的发展态势。

(3)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未来。

纵观我国几十年来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与教训共生,机遇与挑战同在。虽然其中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定困难,还要走一段漫长的崎岖之路,但从发展的角度,尤其是通过观察国内县域经济先进地区的发展轨迹来看,这些问题与困难的出现实属正常、无可避免,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然面对的。只有正视这些问题与困难,逐步解决和克服了它们,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才能迎来中国县域经济“万紫千红、满园秀色”的春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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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亚华.新时期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第9篇: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重力模型;增长极;点轴开发模式;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12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001-03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区域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统筹区域发展已放在突出位置,统筹就是强调要协调发展,因此区域调控成为政府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经济区的划分作为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的重要工具,是进行合理的地域分工和区际协作,引导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的基础,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区域开发、经济投资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1]。

一、环青海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一)区位条件分析

青海湖是我国第一大咸水湖,地处我国西部干旱区、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区三大区域的交汇地带[2],是世界著名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和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环青海湖地区地处青海省农牧结合部,距省会西宁市130公里,东接全省经济重心河湟谷地,西连柴达木盆地,是青海进入新疆、的重要通道。环湖北岸有青藏铁路、青新公路315国道,南岸有109国道通过,交通比较便利。该区域自然条件相对较好、自然资源相对富集,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以青海湖为依托旅游资源更是得天独厚,特色突出,在全省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

1.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环青海湖地区四县行政区域面积5.58万km2,占全省面积的7.75%。2008年末人口22.8万人,占全省人口的4.11%,国内生产总值553 411万元,占全省的5.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4 272.41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40倍(见表1)。

环青海湖地区经济发展既具有优势和各种机遇,也面临着很大的生态经济问题。

(1)区域经济总量小、质量低,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从三次产业产值比重来看,刚察县和共和县仍以农牧业为主。从三次产业就业比重来看环湖各县绝大多数劳动力仍滞留在第一产业,产业偏离度很高,产业结构极不合理,区域城镇化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见表1)。地区GDP(万元)人均GDP(元)人口(万人)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城镇化率(%)

海晏县141699416763.46.1∶67.9∶2640.8∶17.2∶41.938.2

刚察县49449114994.341.3∶14.9∶43.870.4∶0.5∶29.134.9

共和县1893981445713.118.8∶45.7∶35.562.6∶3.5∶33.934.4

天峻县172065860322.09.1∶80.9∶1076.2∶2.2∶21.625

青海省961520017389552.911∶55∶3444.5∶21.3∶34.240.86

(2)区域内四县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较大。

从表1可以看出海晏县和天峻县人均GDP分别达到41 676元和86 032元,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是刚察县与共和县则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共和县总人口13.1万人,天峻县仅2万人,人口分布极不均衡。从产业发展情况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最高的刚察县为40.8%,最低的海晏县为6.1%,非农就业比重最高的海晏县达到59.1%,最低的天峻县仅23.8%。四县城镇化水平差距也很大,海晏县城镇化率为38.2%,接近全省平均水平,而城镇化水平最低的天峻县仅25%(见表1)。

(3)环青海湖区域缺乏经济增长极。

城镇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的中心,也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支点和人口聚集的平台。经济区域需要有一个具有强大辐射力并对区域腹地发展有带动作用的中心城市,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但是环青海湖地区没有一座城市,只有11座城镇,除共和县恰卜恰镇之外,其余城镇规模过小,缺乏增长极导致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弱,缺乏与其他区域的竞争力和协作发展能力。

(4)环青海湖区域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不协调,区域内缺乏有效合作。

环青海湖地区四县毗邻青海湖,县域间相互接连,在资源禀赋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互补性,具备区域经济合作的条件,因此青海省经济区划中将其划分为一个经济区,并于2007年成立了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以促进自然生态保护和旅游资源综合利用。但是环青海湖经济区四县在行政区划上分别隶属于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和海晏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和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由于经济区划和行政区划不协调,流域各县在资源开发、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各自为政,低水平重复开发建设,没有实现有效合作和多方共赢。同时由于青海湖开发主体与治理主体不一致,也难以保证生态治理的可持续性。

环青海湖少数民族地区在西部生态经济脆弱区域中具有典型性,因此根据地区现状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不但对于促进环青海湖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保护青海湖湿地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西部同样面临生态经济问题的其他区域也有借鉴作用。

二、基于重力模型的环青海湖区域经济空间联系实证分析

(一)重力模型方法介绍

重力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地区间的客货流量是两地区间相互吸引、相互排斥的结果,从出行起点O到讫点D的客货流量与O点的总出行发生量和D点总吸引量成正比,而与O、D两点之间的距离成反比[3]。该法综合考虑了影响出行分布的区域社会经济增长因素和出行空间、时间阻碍等因素,是国内交通规划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4]。

基本重力模型(无约束重力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qij 指i、j分区之间的出行量预测值,O和D分别表示起止点间的交通出行量[5]。∫(Cij)为i区到j区的交通阻抗函数,它反映交通区之间交通便利程度的总体差异。由于不同目的或方式的出行分布特点存在一定差异,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需要根据出行调查的实际结果,选择合理的阻抗函数,分别建立不同目的或方式的模型[6]。

(二)重力模型方法在区域空间关系和经济区划方面的研究成果

重力模型方法在我国区域空间联系和指导经济区划方面有许多研究成果。顾朝林运用重力模型方法对中国城市间的空间联系强度进行定量计算,刻画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联系状态和结节区结构[7]。王钰兰等通过空间交互理论的重力模型对成渝经济区内的城市的空间相吸引强度和吸引范围进行定量计算,据此界定成渝经济区的范围,解析成渝经济区的空间的内在结构[8]。冀俊、李少游通过重力模型,分析广西城市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进而得出广西可能形成的城市群[9]。曹纪伟、叶桢翔用重力模型分析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对圈内的小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提出小城市应依靠交通资源优势积极对接大都市圈来发展自己这一战略决策[10]。

(三)基于重力模型的环青海湖区域经济空间联系实证分析

重力模型以万有引力为依据,用自然规律来反映经济社会的复杂现象,显然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对于一些确定存在很强吸引力的城市或地区,如经济发达地区、旅游景点、政治文化中心,使用重力模型才会产生较好的效果[3]。针对包含4个县域的环青海湖地区,采用空间重力模型来定量说明区域经济中心所在以及经济中心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强度是可行的。根据出行需求调查结果并考虑计算简便,选择幂函数作为交通阻抗函数,重力模型表示为:

式中α,β,γ为待定系数,需要根据现状 OD 调查资料,利用最小二乘法确定。由于环青海湖各县之间出行主要是依赖公路客车,其单位时间出行费用基本相等,所以计算时用出行时间代替出行费用。另外,环青海湖地区四个县中,天峻县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过小,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离青海湖景区较远,考虑到距离衰减规律的作用,所以在重力模型分析中不予考虑,只计算分析海晏县、共和县、刚察县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从中选取环青海湖地区的增长极。通过对三县公交运管所和交通局实地调研,整理出相关原始数据(略)。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定,得出α= 0.124 , β= 1.173 , γ= 1.455 ,即标定的重力模型为qij = Oi0.124Dj1.173 /Cij1.455

将所选地区的OD数据分别带入到上式中,可以计算出共和县对海晏县和刚察县的联系强度分别为0.0103和0.0055,自身的经济活力为0.1243。海晏县对共和县和刚察县的联系强度分别为0.0103和0.0037,自身的经济活力为0.106。刚察县对共和县和海晏县的联系强度分别为0.0045和0.0037,自身经济活力为0.106。各县经济联系势能总强度依次为q共和 =0.1234+0.0055+0.0103=0.1343,

q海晏=0.1060+0.0037+0.0103=0.1200,q刚察=0.1060+0.0037+0.0045=0.1142。

根据空间重力模型计算结果可知共和县的空间联系强度最大,目前具备成为环青海湖地区增长极的条件。从对环青海湖地区基本状况分析也可以看出,共和县无论从经济总体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能力、镇区面积等方面均居前列,实证分析结果与区域实际情况一致。另外,共和县的区位不但是环湖南岸,同时也是省内黄河谷地的起点,离省会西宁较近,处于青海省东西发展轴上,共和县的发展可以同时起到改善青海省两大重要的发展轴线(沿青藏铁路发展轴、沿黄河发展轴)的增长极分布状况和提升经济集聚、辐射能力的重要作用[11]。

三、环青海湖区域经济规划和开发战略措施

由于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的特殊性,环青海湖区域经济规划和开发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保护青海湖湿地生态安全为基本出发点,倡导区域合作,点轴梯度推进,并且根据资源优势,走特色经济和新型城镇化之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一)将产业规划与城镇规划相结合,培育区域增长极

环青海湖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发挥增长极的作用,实施非均衡协调发展。根据增长极理论,增长极是一组推进型的产业以及这种优势产业在特定地域上的集中。所以环青海湖区域经济开发首先要重视特色产业发展,并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促进城镇发展。

环湖地区四县应抓住机遇围绕青海湖这个国际品牌,进行产业规划,协同整合产业优势,培养特色产业集群以及合理分工和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通过产业链建立区域经济联系。

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中小城镇的作用,将城镇化与特色经济发展相结合。根据前述实证分析结果,综合考虑环湖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等因素,可以在共和县规划建设一座环青海湖区域性中心生态城市,成为该区域对外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大力发展特色经济,逐步形成城镇产业支撑的基础上,促进农牧区人口到城镇定居就业,提高城镇规模经济效益和集聚经济效益。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服务业,使环湖地区的小城镇建设与旅游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增强城镇的经济实力与吸引力,并以此促进环湖经济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二)依托交通轴线,实施点轴开发,完善城镇等级体系

点轴开发理论指出在重视“点”(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交通干线)的作用。 “点―轴系统”反映了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客观规律,是一种最有效的区域开发模式[12]。环青海湖地区是天然环状经济区,地广人稀,宜居地分散,城镇如“飞地”,彼此不相连,只有通过交通轴线连接起来,才能相互发挥经济辐射作用,所以环青海湖区域经济开发适宜增长极培育基础上的“点―轴”开发模式。借助环青海湖分布的交通干线作为轴线,立足本地丰富的畜牧业、能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势,把环湖地区发展成为现代畜牧业生态经济圈、环湖旅游生态经济圈、环湖城镇生态经济圈[13]。以特色产业和现有城镇为重点,依据区位条件、交通条件、资源禀赋条件等,选择培育有一定发展前途和潜力的次级“成长中心”城镇。充分重视中小城镇的定位与发展,优化区域的城镇规模结构体系,促进城镇体系的完善。

(三)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与环青海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生态安全和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只有提高环青海湖地区城镇化水平,才能够有效地将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少数生态极上,实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转化,收入水平提高,才能从根本上减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实现生态经济良性循环 [13]。

笔者实地调查发现环青海湖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进城的顾虑还比较多,乡土情结很重,这也是该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加上该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也不宜大规模的开发。为此,结合青海湖湿地生态保护的长远要求和区域社会经济现状,该区域最适宜的战略选择应是走健康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13-14]。要坚持以人为本,城乡统筹,通过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和牧区居民点规划,促使人口和经济活动相对集中于生态环境条件较好的宜居区域,改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保障水平,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集约化发展道路,并在规划建设中坚持突出民族特色和地方风貌。比如将生态畜牧业与生态旅游业有机结合,通过开发地方传统特色的畜牧业产品,开展牧家乐等形式,使旅游业发展带动畜牧业持续发展,不但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转型,增加牧民收入,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也使区域少数民族传统得以保留和发扬,有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

(四)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推进流域经济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

环青海湖地区具备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良好基础,推进环湖地区经济合作符合区域内各县利益,是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然选择。环青海湖四县应当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形成共荣共赢的整体合作理念,根据资源禀赋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合理配置资源,避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通过产业间优势互补,以共创旅游品牌为突破口,打造极具竞争实力的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产品和特色服务品牌。同时环湖地区应依托优势资源和重点项目联合对外进行招商引资,共同开展区际合作,加快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逐步形成协调发展、竞争合作的区域发展格局,引导区域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通过环青海湖区域内产业分工与合作,建立区内利益协调机制也是推进流域综合开发与治理的有效途径,只有通过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协调,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合理分工合作关系,实现流域经济一体化,才能为流域经济发展和综合治理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环青海湖区域规划和经济开发要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统筹城乡,完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打造环青海湖少数民族特色生态经济区,实现环青海湖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08BMZ-039)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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