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古典文化精选(九篇)

第1篇：希腊的古典文化范文

位于爱琴海沿岸的希腊是一个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国家那里曾经诞生了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曾经哺育过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希腊自然环境秀丽迷人，人文环境浪漫平和，雪莱曾在诗中吟道： 我们都是希腊人。同时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和摇篮，今日西方世界无处不遗存着希腊文明的传统。没有希腊，我们无法想像欧洲文明将会怎样。

希腊文明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先人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典文化，为现代希腊人遗留了大量的宝贵文化遗产，同时不朽的文化这也是希腊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之 ，访古是到希腊旅游的重要内容。你可以选择到克里特岛考察爱琴文化，也可以到阿提卡半岛、雅典、斯巴达考察古代城邦文化，追忆逝去的繁华。在首都雅典，还有世人倾慕的巴特农神庙。当然，想要了解拜占庭文化则最好去马其顿地区和塞萨洛尼基。找对了地方你还可以在圣山阿索斯和彗星岩修道院见识到纯正的现代修道生活。

这些无一不让人心驰神往。希腊文化源远流长，这是一个如诗如画的国度。希腊一民族昔日天才的光环，虽已褪去了光彩，但她丰富的文化传承，堪称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藏。更何况那灿烂的阳光，澄净的天空、湛蓝的海洋，仍不停细语倾诉，向造物主发出千古不易的赞歌。细细数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希腊孕育了重要人物和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不胜枚举。

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为希腊辉煌的艺术奠定了坚实基础。真正意义的欧洲艺术该从古希腊开始。希腊艺术起源的地理范围以爱琴海为中心，因此也被视为爱琴艺术的延续。希腊艺术的主要特点是无所不包的和谐与规律性还有庄严与静穆。种种这些深厚的文化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希腊珠宝业的繁荣发展。

揭开希腊珠宝文化神秘面纱

“希腊”一词本意为典雅、优美。创造出许多艺术杰作的希腊人与这典雅、优美之名相称可谓名副其实。希腊式的经典、浑然天成融入到珠宝设计中，容易令人联想起文艺复兴最适合代表地中海艺术精华的历史与今天。这些不以喧嚣取胜，而是有分量感的珠宝贵族，在人群中即使不说话，一样不会被忽视。珠宝的存在感，来自矜持的张扬，和时间积累的自信。

希腊的珠宝首饰设计独具特色，具有强烈的希腊古典主义韵味有的造型就是直接来自于古希腊出土文物上面的图案。据说许多国际知名珠宝设计师都会来到这里寻找创作灵感。希腊所产的珠宝每件作品大都由直觉构想开始，奇思妙想的工匠们用不同宝石的组合，以独特建筑设计背景或艺术历史主题来发展。每一款珠宝，都具有精致手工感和艺术工艺气息。它们也是欧洲人文阶段的一个缩影。

希腊珠宝业对世界珠宝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首饰中戒指最为广泛流行，其特性越来越多造型也更加丰富多彩。 枚戒指也可能仅有几条金线组成，或是如手镯那样制成蛇形。镶嵌了宝石的动物造型的戒指款式也较为流行，而这种装饰方法就源于古希腊。

希腊珠宝业历史由来已久。众所周知，生于希腊的BvIgari家族，一百多年前就有了银质的雕刻品。因为对珍贵宝石的热爱，该品牌20世纪初的珠宝系列更加名声远扬，成为世界级的精品。上世纪30年代，Bvlgad突破传统学院派的严谨规条，形成出其独特的创作风格最著名的就是以多种不同颜色的宝石搭配组合，再运用不同材质的底座来凸显耀眼的色彩。无论凯尔特风格的trica系列，体现自然形式的natu ralia系列，还有首创将陶瓷、黄金和宝石结合为体的新颖chandra系列，都是她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

说到希腊珠宝不得不提及的是出生于希腊雅典的KettyKoutsolioutsos。1982年，她和丈夫Dimitri携手开创了知名品牌Folli Follie。Ketty Koutsolioutsos是整个品牌设计的是灵魂人物并亲自掌管取自她名字首字母的K系列。这独一无=的首饰系列有着极其奢华的设计，其许多设计灵感源于她在亚洲和远东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同时，KettyKoutsolioutsos也是Foili Follie的形象总监，她的创意灵感和强烈的个人风格体现在设计的各个领域。

希腊文化深刻影响其珠宝饰品的设计风格。在珍贵的青铜系列中，可以看到些希腊的文字符号。希腊珠宝业因其珠宝设计而著称，并以制作珠宝所选用的材料而久负盛名。所以，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希腊珠宝侧面反映了希腊文化。

希腊珠宝邈购指南

雅典位于希腊东南部，是世界闻名的古城，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1834年雅典被定为希腊的首都。在雅典市内残留着许多古希腊、罗马和拜占庭时代的古迹。其中，主要名胜有雅典卫城、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古罗马市场遗址、国家考古博物馆议会大厦和首届现代奥运会会址等。同时不能忽略的是，雅典不仅是希腊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也是购物者的天堂。

对于购物者来说，雅典确实是一个充满了惊喜的城市。在这里可以买到独无二的产品或是廉价的物品。金银珠宝是雅典的特色产品具有独特的希腊风格。早在古希腊，珠宝工匠们就开始大量制造珍珠饰品。现如今，雅典的首饰大都是当地的工匠手工制作的，白银镶嵌品和玳瑁首饰是由Loannina和Epiros出产的。在svntagma和Kolonaki的珠宝店里，还可以看到很多博物馆的复制品。在希腊，甚至有Llias Lalaounis首饰博物馆。

希腊人的艺术巧思从古代文物就可看出，金银饰品从米诺安时期就是人们的最佳配件，爱琴海的小岛上的商店街最多的店可能就是银饰品店最受游客欢迎。价钱依图案的复杂度和雕工难度，而有差异。此外，在选购银饰时，购买者须注意背后是否印有925的字样，一般来说，925是属于较好的银制品，8以下则纯度不佳。

第2篇：希腊的古典文化范文

一、起源与发展

古希腊悲剧始于公元前6世纪后三十年的雅典城邦。古希腊悲剧的悲，意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悲切、凄惨，而是严肃。古希腊悲剧原文的意思是“山羊歌”。现代学者推测山羊与悲剧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人们把山羊奖励给戏剧比赛的获胜者，或戏剧演唱者披上羊皮，打扮成半人半兽的样子祭奠酒神狄奥尼索斯。在希腊神话中，狄奥尼索斯是宙斯与少女西蜜丽之子。被杀后遭肢解，继而复活，成为酒与丰腴之神。在古希腊人的心中，他的复活象征了生命的新生、死亡和季节的更替。

根据亚里士多德记载，悲剧是“酒神诵”领唱者的即兴创作，喜剧是“生殖崇拜”仪式中领唱者的即兴创作。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专门探讨悲剧的含义，他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的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荷马史诗》在内容上影响了悲剧的发展及创作。悲剧一般具有宿命论色彩，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但却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

悲剧的演出大都采用说、唱、演、舞、化装和置景等多种艺术相结合的形式。公元前543年以后，戏剧的演出以比赛形式进行，演员配戴面具，以三人串演为定型阵容，男性演员串演所有角色，演出在露天举行。希腊悲剧都是一个完整的单元，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一般都有以下几个构成部分：开场、进场歌、场次、唱歌和出场。

到公元前5世纪，戏剧已经正式成为雅典文化和市民生活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戏剧的影响传至雅典以外的地方。一年一度的酒神节的重要内容更是盛大的戏剧比赛。每个参赛的剧作家都要提交一个悲剧三联剧和一个“羊人剧”作为参赛作品。剧作的主题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狄奥尼索斯的颂扬，而是开始在整个古希腊神话中取材。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的势力大大削弱，其戏剧的发展也逐渐失去了活力。

二、悲剧发展的巅峰时期

古希腊悲剧的发展和古希腊的民主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古希腊的民主运动始于雅典的梭伦时代。梭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就开始废除债务奴隶制，禁止土地兼并，限制贵族特权。克里斯提尼继梭伦之后，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高峰。伯里克利时代是古希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古代历史上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伯里克利特别爱好戏剧，他把戏剧作为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和民主精神的手段。雅典的民主精神、民主运动推动了戏剧的蓬勃发展，而戏剧又成为表达政治主张的讲台。伯里克利时代也是古希腊悲剧的发展的鼎盛时代。

最早的悲剧作家包括“戏剧之父”忒斯庇斯、最先在戏剧中引入面具的科里洛斯等。但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悲剧作家则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底斯三人。

埃斯库罗斯被誉为“悲剧之父”，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是雅典民主全盛时期的悲剧作家。他在27岁首次参加悲剧竞赛，即战胜了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底斯是雅典奴隶制民主国家危机时代的悲剧作家。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信仰危机和道德沦丧现象出现。在欧里庇底斯的戏剧中，可以清晰的感到剧作家对希腊政治现实的怀疑态度。

三、衰落与复兴

第3篇：希腊的古典文化范文

古代希腊历史是“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也就是“新课标”要求的内容，分段上属于世界古代史。在过去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中并没有世界古代史的要求。因为教材“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随着社会形势与教育体制的变化、学术文化及教育研究的进展而历史地变化的”。因此，古代希腊历史的教学就成为了高中历史教学的一个新的难点。“新课标”要求学生掌握的内容是：（1）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2）知道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认识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新课标要求的核心内容就是雅典民主政治。

目前的高中教材为“一标多本”，即一个课程标准，多种教材。然而无论是哪个版本的教材，古代希腊历史均为高中历史必修I世界史部分的开篇内容。以笔者使用的人民版教材为例，该教材将古代希腊历史放在必修I的专题六，与古代罗马历史放在同一专题中。该册书的前五个专题均为中国史的内容，因此专题六为世界史的开篇。相对于其它部分的世界史，世界古代史对于学生而言显得格外陌生。笔者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对于世界古代史非常陌生，古希腊古罗马在他们的思维中基本是个不存在的概念。但是，古代希腊历史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的地位却非常高。

古希腊是西方历史的滥觞，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146年，持续了大约650年。地理位置在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今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和爱琴海中的一些小岛。公元前5、6世纪，特别是希波战争以后，古代希腊诸城邦，特别是雅典，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古希腊人在哲学、历史、建筑、科学、文学、戏剧、雕塑等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一文明遗产在古希腊灭亡后，被古罗马人破坏性地延续下去，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

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Ⅰ将古希腊历史分成了两课。第1课是“古代希腊”，课文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蔚蓝色的希腊――自然地理环境――为民主政治形成提供自然条件；第二，充满活力的城市国家――城邦制度――为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环境；第三，珍惜自由的希腊公民――公民素质――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第2课是“卓尔不群的雅典”，课文也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梭伦改革――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第二，克里斯提尼改革――民主政治正式确立；第三，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

历史教师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信息的是历史教学的基本功能，如果没有历史知识信息的传递，要求学习掌握历史学习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塑造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就成了无本之木。因此，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信息是历史教师最基本的工作和任务。笔者认为，仅从课本所要求的内容，远远不能满足高中教学，特别是高中对古代希腊历史的要求，必须进行适当的补充。

第4篇：希腊的古典文化范文

关键词:古希腊;服饰;艺术魅力

公元前4世纪的欧洲，处于辉煌的希腊文明时代。古希腊服饰作为这个文明时代的产物，焕发出迷人的光彩。古希腊服饰，造型自然优雅、随意舒展，色彩单纯，格调清新。它所蕴涵的包容精神、所遵循的自然健康的穿着理念，对欧洲传统服饰和近代服饰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古希腊服饰是西方服装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当今，复古设计成为时尚，选择复古设计的产品成为人们抒发怀旧情绪的一种方式。在众多复古主题的时装设计中，古希腊风格独树一帜，成为设计师钟爱的古典设计元素之一。

一、古希腊服饰风格简述

(一)以披挂式和缠绕式为主，简练、自然、单纯、自由舒展温暖湿润的地中海气候带来了人们自然随性的生活方式。在其影响下，古希腊服饰造型呈现出简练、单纯、自由、舒展的特点。服装大都不经过剪裁、缝合。人们穿衣服基本上都是拿一块布料在身体上披挂、缠绕、穿插，最后用别饰针和束带固定。这种服装外观独特，看似无形却有形。根据服装不同的外形特征，古希腊服装还可以分为多立安式、希奥尼亚希顿式、克莱米斯式、佩普罗期式、希马申式、克莱米顿式六大风格［1］。无论哪种风格，其构成方式都是披挂或缠绕。披挂式服装其实就是一块矩形面料，只不过需要借助于饰针和绳带在肩部、胸部、腰部等人体的关键部位进行固定。宽大的面料经过绳带的束缚而收缩，并自然垂荡;宽窄不一、形态各异的褶裥随着人体运动而发生变化。披挂式服装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绳带的根数，系束的位置、方式及其松紧程度可随穿着者的体型、穿着需求而自由调节。缠绕式服装的代表是“希马申”，它是古希腊男子的主要服饰类型。缠绕式服装的面料通常长5米，宽1.5米，穿着者把它围裹在自己的身体上［2］。围裹的方式多种多样，根据人体的起伏与运动的需要来定。缠绕式服装有多种款式，自然、随意是其突出的特点。

(二)符合黄金分割比例，匀称、协调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发现了黄金分割定律。0.618这个比值看似简单，却具有魔幻般的魅力，这一点在科学与美学领域无数次得到了印证。那些精美的建筑以及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无一例外，都符合这个比例。在致力于展现人体美的古希腊服饰设计中，黄金分割理论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如男女通用的“多利亚”造型，该型服饰中那向外翻折的复式底边与穿着者的肚脐平齐，正好位于人体的黄金分割点［3］;在女式服装“雅典娜”中，腰带的设计使用凸显了上下身的比例关系;男子希顿长袍的下摆只到膝部，而腿部的黄金分割点恰恰就位于膝部［3］。还有年轻男子所穿的clamys外套，宽1.07米，长1.98米，宽和长的比例也接近黄金分割［3］。如此完美的服饰比例设定来源于古希腊人对客观自然的正确认识与准确把握。

(三)宽松、舒适，表现出对人性的尊重，反映了一种朴素的审美观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说:“古希腊的服饰穿脱均是很容易的事，举手间便可以完成。他只能勾勒出人体的基本体型，绝不紧裹躯体。”［4］古希腊服饰的构成可以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古希腊人把服装看做人体的附属物，他们认为服装最主要的功能除了御寒和遮体外，就是突出人体本身的美，因此服装要宽松、舒适，给身体提供自由的空间。在古希腊服饰中，鲜见复杂的结构和剪裁缝制工艺。拿整块面料随意缠裹这种着装形式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体各种活动的需求，实现了布料与人体、主体与客体、形式与精神的高度契合。古希腊服饰从廓形到细节、从服装到饰品，整体上体现出一种抱朴怀素的审美观。古希腊服装上最精美的饰物就是别针和搭扣，呈现最多的装饰还是自然的垂褶。古典主义所提倡的纯洁、理性的简朴风格在古希腊服饰中得到了完美展现。

(四)以白色基调为主，用色清新淡雅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哲学家马库斯•西塞罗认为:“适当的比例还要加上悦目的颜色才能称作美。”［5］古希腊人眼中的“悦目的颜色”为白色。古希腊人最喜欢白色，因为白色象征着纯洁、神圣、高贵，这与希腊哲学与人文精神相符，于是白色成为古希腊服饰的主打色彩。希腊女神都是身着白色曳地长裙出现的。质地细密、悬垂性强的毛织物是制作褶饰服装的主要材料。为了减弱白色所带来的单调感，希腊人会在服装的边沿配以各种鲜亮的颜色，或者用植物、动物、几何图案进行修饰，使服装富于变化，看上去更具个性。除了白色以外，紫色、绿色、灰色在某些服装款式中也有应用。

二、古希腊风格在世界服装发展史中的印迹

“时尚易逝，风格永存。”正如时装设计大师夏奈尔所言，古希腊服饰风格所散发出的自由、奔放的艺术魅力和自然、独立、理性的艺术气质，对欧洲乃至世界的服装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各个历史时期，古希腊服饰风格都放射出了迷人的光彩。

(一)承袭与发展———古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帝国在公元前2世纪征服了古希腊，但是古希腊文化并没有因此而灭绝。在服饰上，古罗马沿袭了古希腊的基本风格和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罗马人的主要服饰“托加”和“克拉米斯斗篷”，其前身就是古希腊服饰中的“希马申”和“希顿”［1］。古罗马的服装构成也是披挂式和缠绕式，也是将一整块面料附着于人体，也有垂荡的皱褶与宽松的结构，也要肌肤，就是说，古罗马服饰的特点与古希腊服饰一一对应。当然，古罗马人也结合时代要求，在承袭古希腊服饰风格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改良与发展。古罗马时期，盛行经过简单剪裁的贯头型服饰，如“佩奴拉”，这是其一;其二，奢华服饰出现，穿着者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身份与地位。

(二)复兴———18世纪末19世纪初17世纪的欧洲王室盛行巴洛克风格的服装，18世纪盛行洛可可风格的服装。这些服装的一个共同点是极度奢华、修饰繁缛、夸张，统治者想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高贵。王室贵族的着装习惯也影响了民间，人们在穿衣上追求繁复、华丽。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封建专制制度被废除，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心灵得到解放的人们渐渐厌弃了束缚身心的衣裙，转而追求自然朴素的着装。于是，简洁、典雅的古希腊服饰风格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18世纪中期，新古典主义服饰风格在古希腊风格的基础上兴起，包含众多古希腊服饰元素的新的服装形式应运而生，简单利落的款式、清新淡雅的色彩、自然流畅的线条成为服装设计的主流。新古典主义服饰理念推崇古希腊服饰风格中所蕴涵的“庄重与宁静，简练与人性”［1］，其倡导的精神是对巴洛克与洛可可风格的强烈反叛。

(三)主宰———20世纪初20世纪初，在“回到自然去”思潮的影响下，服装设计师们又一次驻足在古希腊服饰风格前。法国时装设计师波阿列特将古希腊服饰风格与东方服饰风格融合在一起，设计出了一款宽松顺垂的希腊式长裙，受到新女性的欢迎。该设计完全摒弃了紧身胸衣、裙撑以及繁复的装饰，突出了对身体的解放，迎合了女性对舒适感的追求。玛利亚诺•佛图尼设计了一款简洁的晚装，风靡一时，其设计灵感就来自于古希腊服饰“基同”。简•帕昆夫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了具有东方情调的系列设计。维奥尼特夫人从古希腊服饰造型方法中得到启发，发明了著名的斜裁法。运用该方法制作的服装自然、柔和，能够产生与古希腊服饰同样的效果［6］。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初，整个欧洲都成为古希腊风格服饰的秀场。

(四)大放异彩———20世纪七八十年代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设计师群体在国际服装界迅速崛起。他们以人们返璞归真的心理需求为出发点，提出了追求原生态、纯自然，反对精美裁剪、人为造型的“反时装”设计主张［7］。他们的设计融合了古希腊服装披挂、缠绕的穿着方式与日本和服宽松、舒展的结构，采用棉麻面料制作的服装上显露出大量自由而柔软的衣褶，整个服装体现出一种人衣合一的禅意。

(五)再次复兴———21世纪2004年，第28届夏季奥运会在希腊雅典开幕，奥运圣火重回故里，爱琴海的浪漫气息和希腊的古代文明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2006年，春夏国际服装流行趋势会上刮起了一股希腊风。希腊式的飘逸长裙，新古典主义的低领口和高腰线设计，石膏白和其他淡雅颜色的纯色丝绸，衣袂飘飘，风情万种，一派希腊景致。2008年，在华伦天奴的高级时装秀中，希腊女神的浪漫和优雅得到了完美的重现。精致的打褶，完美的高腰线分割，亮闪闪的水晶珠片，这一切都显露出不可抗拒的独特魅力。

三、古希腊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创新性应用

(一)将披挂、缠绕工艺手法应用于礼服的设计与制作

在礼服设计中，局部的立体花饰、堆积的褶皱、不对称的结构和整体的垂荡效果必不可少，因为这些元素可以突出礼服的华丽与高贵。近年来，在礼服的局部设计与制作以及整体造型中，设计师常常采用古希腊服饰构成中的披挂、缠绕工艺手法。采用披挂和缠绕工艺手法，利用多种材质，可以塑造出变幻多姿的艺术形态。披挂和缠绕方法的运用丰富了礼服的设计手法。

(二)将古希腊服饰风格与异质风格融合在一起

1．与东方风格融合典型的古代东方服饰是宽衣，而不是披挂和缠绕。但是，其中所蕴涵的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精神主旨与希腊服饰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异曲同工。因此，将古希腊服饰风格与东方风格融合在一起是可行的。采用这种方法设计出的服装，应有宽松的衣身和衣袖，有扩展的肩部，有东方的刺绣或古希腊服饰中惯用的碎褶。这样设计出的服装兼有东方传统服饰的超然飘逸与古希腊服饰的浪漫舒展，定会产生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2．与现代风格融合部分现代服装设计师运用后现代设计手法，对古希腊服饰进行解构和元素重组，然后融入现代流行元素、结合现代服装形制，打造出了全新的希腊风格。比如，约翰•加利亚诺就将折纸艺术和立体几何的硬挺造型融入了古希腊柔软舒展风格的服饰设计中，打造了软与硬对比、古与今碰撞的艺术效果。该设计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四、结语

古希腊服饰是服装史上的一个经典，其设计与制作手法穿越时空，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无论是它舒展、随意的造型风格，还是它所彰显的自由、平等、宽容的精神，都已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中，成为现代服装设计的宝贵财富。在服饰风格多元化、服装设计个性化的21世纪，古希腊服饰艺术风格定能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华。

参考文献:

［1］陈莹．古希腊服饰风格的魅力［J］．装饰，2005(9):64－65．

［2］马丽丽．古希腊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J］．美与时代，2012(10):107－109．

［3］范菲菲．浅析古希腊服饰［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4］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6］晏焱．论古希腊风格对现代女装的影响［J］．湖南包装，2009(4):40－41．

第5篇：希腊的古典文化范文

    关键词:古希腊 雕塑

    在古希腊哲学家与艺术家眼里,人体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是最具匀称和谐、庄重优美特征的审美对象。于是,古希腊艺术中,人体雕塑随处可见且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如果说古埃及雕塑的审美理想是追求“永恒”,而古希腊雕塑的审美理想则是追求“真实的美”。

    在文化史上,通常从亚历山大远征开始到埃及托勒密王朝臣服于罗马帝国的历史阶段称为“希腊化时期”。“希腊化时期”的题材相当丰富,出现的地区也十分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讲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扩张,其影响覆盖了整个欧洲,并且成为了整个西方艺术的奠基,其崇尚客观真实之美的文化便是西方文明讲究思辨性、讲究客观之真的最初体现。希腊雕塑创造了一种美的综合,对于人体本身也充满了赞美,这些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的许多****雕塑上得以体会。反过来说崇尚****的风俗也给了写实雕塑语言的发挥以淋漓尽致的机会。

    在古希腊哲学家与艺术家眼里,人体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是最具匀称和谐、庄重优美特征的审美对象。于是,古希腊艺术中,人体雕塑随处可见且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这与希腊人特殊的观念有关。在他们眼中,理想的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感觉敏锐的心灵,而是血统优越、发育良好、比例匀称、身手矫捷、擅长各种运动的****。这种思想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他们周围的利提阿人、加里人等几乎所有临近的异族都以****为羞,只有希腊人毫不介意地脱掉衣服参加角斗与竞走。斯巴达连青年女子运动时也差不多是****的。

    古希腊人在古典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与其他古代世界观相比较是进步的。私有制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古典世界观是重视个人个性的。但公有原则的并存,又决定了它对集体和国家的重视,从而形成了一个古典的民主主义思想。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古典世界观在本质上并没有离开唯心的即宗教世界观的范畴,但是,另一方面它承认人的崇高与伟大。古典世界观的主导思想是以人为本,人是主体,是标准,是世间万物的尺度,而神不过是理想的人。尽管神生活在天上,人生活在地上,但本质上人与神并没有这种天壤之别。神的身上所体现的实质上是人自身,对神的赞颂实质上是对人自身的肯定。与此紧密相联的就是那种神圣的裸裎观念,并因此而导致了更为直接的优异条件就是青年人的赤裸身体锻炼与竞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为艺术家提供了全民的模特儿。

    其次,那时的人们在浴场上、在练习场上、在敬神的舞蹈中、在公众的竞技中,经常看到****和****的动作。他们所注重而特别喜爱的,是表现力量、健康和活泼的形态和姿势。他们竭力要使肉体长成这一类形态,培养这一类姿势。几百年之间,雕塑家们就是这样的修正、改善、发展肉体美的观念。事实上,我们今日对于理想人体的观念就是始于他们的。在哥特式艺术终结的时期,比萨的尼古拉与近代最早的一批雕塑家脱离了教会传统,放弃细长丑陋、瘦骨嶙峋的形体的时候,就以留存下来的或新出土的希腊浮雕为模范。

第6篇：希腊的古典文化范文

古希腊文学概述

古希腊文学是指古代希腊世界的文学。广义的古希腊文学涵盖了从氏族制希腊社会到希腊化时代的文学，持续时间近1000年。古希腊文学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也是欧洲文学的第一个高峰。

古希腊文学反映了欧洲从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现实生活，特别体现了古代世界的人们对战争与和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古希腊时代显赫的英雄行为和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都在文学作品中得以深刻的体现。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为整个西方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也为人们研究古希腊世界的历史与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古希腊文学表现了古希腊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的理解与思考，其中蕴涵着他们较为原始的精神、心理、情感和文化的内容。外部世界的神秘莫测，大自然不可驾驭，人生的变幻无常，使他们形成了带有宗教宿命论色彩的“命运观”。体现在文学中，命运对人具有绝对的控制性和不可改变性，人必须服从命运的安排，但人又可以在命定的范围内发挥最大的才干与潜能，随心所欲的去做自己的事。

古希腊文学中的神和人都具有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狂欢取乐、享受人生的个体本位意识，而在困难面前又表现出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精神。威力无穷的命运给古希腊人带来了困惑与恐惧，也培养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个体精神。此外，他们在与命运抗争中激发出了蓬勃的生命活力。古希腊文学正是在描写人对现世价值的追寻、人与命运的矛盾和抗争中展示了人性的活泼与美丽，表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自由、乐观与浪漫。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自由观念是古希腊文学的基本精神，以后也成了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基本内核。

古希腊文学产生的基础

气候

希腊文化比东方文化（中东）出现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冰河期蔓延，欧洲大陆气候严寒。冬季希腊比较冷，但是毕竟是地中海式气候，夏天漫长炎热，尤其是对于雅典人。

天热，只需很少的设施就能维持生活，一块布身上一搭就是衣服，吃得也少，干活没劲，家里没有冰箱空调也呆不住，出去和人聊天玩，泡泡澡，听听歌谣－－闲暇、户外、懒散、热情。英国学者基托说：“很少有哪个民族这样酷爱交际。谈话对于希腊人而言像呼吸一样不可或缺。除了雅典，又有哪个社会产生过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物－－他没有写下一个字，没有传授一套教义，除了一两次上战场外，从未离开过一座城市，仅凭在街头与人谈话就改变了人类思想潮流。又有哪个社会，这样不考虑受教育阶层与未受教育阶层，有趣味者与粗俗大众之间的差别。雅典人，以及许多其他地区的希腊人的教育，是在集会场合上获得的－－在市场、柱廊、竞技场，在政治集会，在剧场，在荷马作品的公开朗诵会，在宗教庆典上长时间的演说中。在雅典，所有的事务可以向所有的人敞开，因为它们可以向空气和阳光敞开。”－－民主思想的产生。

地理

古希腊的地理范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屿、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沿海地带。到后来，随着领土扩张，也包括北非、西亚、意大利半岛南部及西西里岛等地中海地区。

希腊半岛境内多山，约占总面积的五分之四，加上雨量稀少，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只能生产少量的大麦、小麦和豆类，需要输入谷物，粮食问题是上古希腊的重要社会问题。但山区多大理石和陶土，矿产丰富。山坡丘陵地带盛产橄榄和葡萄，为建筑、冶金、榨油、酿酒等手工业提供了原料。此外，希腊半岛三面环海，拥有全世界最曲折蜿蜒的海岸线，多良港，有利于航海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

亚细亚半岛西部沿海地带与希腊半岛东部类似，多港口，为希腊半岛上的海外移民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地中海内岛屿星罗棋布，共400多个，相距不远。

人口

希腊半岛的原住民是非希腊语种的人，BC2000年左右，一批操希腊语的人从多瑙河下游逐渐南移，进入希腊各地。他们与原住民混居通婚，形成了希腊人。移民社会，具有开放的胸襟。

天时地利人和，共同哺育了一个蔚蓝色的文明。

古希腊文学发达的原因

由于古希腊海湾、海岛众多，航海业发达，因此同其他地区，特别是同埃及和西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商业、文化联系。早在古希腊文明诞生之前，在西亚的两河流域的峡谷里就连绵不断的产生了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那里已经具备了较先进的书写、冶金、纺织等手工艺术，数学、天文学、建筑学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地处北非的埃及，在工业、农业、科学、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古代罕见的奇迹。这一切都对希腊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希腊人从古老的东方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以滋润自己，希腊文学也具有显着的东方色彩。

古希腊文学表现了古希腊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的理解与思考，其中蕴涵着他们较为原始的精神、心理、情感和文化的内容。外部世界的神秘莫测，大自然不可驾驭，人生的变幻无常，使他们形成了带有宗教宿命论色彩的“命运观”。体现在文学中，命运对人具有绝对的控制性和不可改变性，人必须服从命运的安排，但人又可以在命定的范围内发挥最大的才干与潜能，随心所欲的去做自己的事。

英雄时代

希腊神话

希腊神话即口头或文字上一切有关古希腊人的神、英雄、自然和宇宙历史的神话。今日所知的希腊神话或传说大多来源于古希腊文学，包括如《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德》和《奥德赛》，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奥维德的《变形记》等经典作品，以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戏剧。神话谈到诸神与世界的起源、诸神争夺最高地位及最后由宙斯胜利的鬪争、诸神的爱情与争吵、神的冒险与力量对凡世的影响，包括与暴风或季节等自然现象和崇拜地点与仪式的关系。希腊神话和传说中最有名的故事有特洛伊战争、奥德修斯的游历、伊阿宋寻找金羊毛、海格力斯的功绩、忒修斯的冒险和俄狄浦斯的悲剧。 古希腊神话是原始氏族社会的精神产物，是古希腊人集体创造的，也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文学形式，大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以前。它在希腊原始初民长期口口相传的基础上形成基本规模，后在荷马、赫西俄德等人的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它产生和反映的地理位置是西起希腊半岛，东至小亚细亚半岛，南到克里特岛的广大爱琴海地区。希腊神话是一个广阔浩繁的系统，支脉派系庞杂，传说故事众多，并不完全一致。但它具有明显的家族色彩，包孕着一条血缘的纽带，存在一个基本脉络，大体可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大部分。

希腊神话中的神祇像人一样，有情欲，有善恶，有计谋，互有血缘关系，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一样迫害她的情敌。但神祇和人的区别也很明显：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其中地位最显赫的神是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个主神。

英雄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神和人所生的后代，是半神半人的，具有过人的才能和非凡的毅力。英雄传说以不同的家族为中心形成许多系统，主要包括赫拉克利特的传说，忒修斯的传说，伊阿宋的传说等等。

希腊神话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的，神的性格和职责以及故事情节都有发展变化。可以说古希腊神话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后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曾从古老的神话中汲取养分。

《荷马史诗》

《荷马史诗》是相传由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的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关于荷马所生的年代和是否确有其人都存在争议。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他可能生在公元前9、8世纪之间。荷马史诗在西方古典文学史中占有无可取代的地位，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古代史诗。《荷马史诗》不仅具有文学艺术上的重要价值，它在历史、地理、考古学和民俗学方面也提供给后世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

《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史上最早的正式的书面文学作品。史诗包括两部，分别是《伊利亚特》（一译《伊利昂纪》）和《奥德赛》（一译《奥德修纪》），相传作者是大致生活于公元前10世纪至8世纪之间的盲人诗人荷马，不过目前更流行的观点是《荷马史诗》是包括荷马在内的许多人集体创作并反复修改过的。

《伊利亚特》共24卷，15693行，取材于希腊神话中“不和的金苹果”的传说。相传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婚礼的时候忘记邀请不和女神厄里斯，愤怒的复仇女神在宴席上扔下一个金苹果，上写“赠给最美的女子”，引发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阿西娜和爱神阿芙罗狄忒之间的争夺，并最终导致特洛伊战争的爆发。史诗以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统率阿迦门农夺走勇将阿喀琉斯宠爱的女俘，阿喀琉斯因愤怒而不再参战这一情节为楔子，描写阿喀琉斯的愤怒以及此后51天之内发生的事情。

《奥德赛》的故事发生在紧接着特洛伊战争之后的10年中。特洛伊战争中为希腊联军献木马记的奥德修斯因冒犯海神波塞冬而在海上遇难，滞留异乡，他以无比的英雄气概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回家和妻儿团聚。

《荷马史诗》的主题是歌颂希腊民族的光荣史迹，赞美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善良品质，讴歌克服一切困难的乐观精神，肯定人与生活的价值。但史诗也具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常常是神与神之间斗争的缩影。但史诗对战争本身很少作正义与否的价值判断，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语言上，《荷马史诗》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修辞技巧相当成熟，叙事结构也非常合理。荷马善用比喻来描写人物及刻画宏阔的社会、历史场面。尽管其中不乏冗长多余的华丽辞藻，但这是所有古代文学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的诗人除荷马外，赫西俄德也非常着名。他大致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末至7世纪初。他的代表作包括教谕诗《工作与时日》和《神谱》。他的创作风格和荷马非常相似，语言上有模仿《荷马史诗》的痕迹。

抒情诗

古希腊抒情诗包括多种题材，主要分为双行体诗、讽刺诗、琴歌和牧歌。其中写双行体诗的古希腊诗人众多，最早的诗人据传是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的卡利诺斯，但是最擅长写此诗体的则是西摩尼德斯（前556－前466）。雅典民主制度的创建者梭伦也写过不少诗歌。然而古希腊抒情诗中，成就最高的却是琴歌，是一种伴随着音乐的歌曲类诗体。琴歌可分为两种，一是独唱体，一是合唱体。

独唱体琴歌的代表人物是女诗人萨福（前612－？）。她在雅典的民主派和贵族派的政治斗争中被迫流亡国外，后来在故乡莱斯博斯岛创建音乐学校。她一共创作了9卷诗，但留存下来的只有两首是完整的，其余都是一些残篇。她的语言艳丽无比，情调伤感，感情真挚，题材上多描写缠绵悱恻的爱情。如她的名作《致阿那克托里亚》，沉痛哀惋，感人肺腑。据说萨福是个同性恋者。她的许多诗作均于1703年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被公开焚毁。然而在古代希腊世界，萨福的地位极高，曾被柏拉图称为“第十个缪斯”。

除萨福外，阿尔凯奥斯和阿那克里翁也非常擅长写独唱体琴歌。阿尔凯奥斯和萨福过从甚密，但声名略逊于萨福。他的创作大多数是政治和战争题材，体现了琴歌中刚猛的一面。后世评论家认为正是他和萨福两个人使古希腊抒情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阿那克里翁则由于投靠王室，充当御用诗人而名声不佳。他的作品通俗流畅，对16世纪之后的欧洲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于合唱体琴歌，成就最高的诗人是品达（前518－前442）。他曾受教于雅典的一些着名的音乐家，其诗作的主题多半是歌颂神、歌颂奥林匹克运动的。他一生共创作诗歌17卷，现存4卷完整的竞技胜利者颂（共计45首诗）。品达的诗歌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弥尔顿、歌德等都曾有意模仿过他的风格。

《伊索寓言》

《伊索寓言》是源自古希腊的一系列寓言，相传由伊索创作，再由后人收集成书。也有人认为并无伊索其人，只是古人假托其名将一些民间故事结集成书。《伊索寓言》脍炙人口，对欧洲的寓言文学影响很大，拉封丹着名的《寓言诗》即以《伊索寓言》为主要素材。相传伊索是公元前世纪上半叶的一个获释的奴隶，聪明绝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寓言故事，但现在传世的只有公元前4世纪的一些古代作家整理编纂的120余则。不过根据考证其中有很多故事可能来源于亚洲或非洲，并非伊索所作。

伊索寓言主要是通过一些动物的言行来寄寓道德教谕，着名的故事包括“狮子和老鼠”、“狐狸和仙鹤”、“披着羊皮的狼”和“狐狸和葡萄”等。伊索寓言通常短小精悍，思想性颇强，体现了古代希腊人的智慧，对后世全世界的文学都产生了影响。

民主时代

古希腊悲剧

古希腊悲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狄俄倪索斯的庆典活动。在古希腊世界漫长的演进过程中，这种原始的祭祀活动逐渐发展成一种有合唱歌队伴奏，有演员表演并依靠幕布、背景、面具等塑造环境的艺术样式，这就是西方戏剧的雏形。古希腊戏剧大都取材于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所以题材通常都很严肃。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曾专门探讨悲剧的含义。他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是难以调和的，具有宿命论色彩。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却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

最早的悲剧作家包括“戏剧之父”忒斯庇斯、最先在戏剧中引入面具的科里洛斯等。但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悲剧作家则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三人。

埃斯库罗斯（前525－前456）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他对古希腊悲剧最大的贡献是在表演中引入了第二个演员，改变了过去古希腊戏剧中只有一个演员和歌队共同演出的传统模式，为戏剧情节的发展和戏剧道白的丰富多彩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条件。埃斯库罗斯已知剧名的作品共80部，其中只有7部传世，包括《俄瑞斯忒亚》三联剧（《阿迦门农》、《奠酒人》和《复仇女神》）、《乞援人》 、《波斯人》、《七将攻忒拜》和《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是整个古希腊戏剧的第一位大师，对整个西方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是雅典民主全盛时期的悲剧作家。他在27岁首次参加悲剧竞赛，即战胜了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称赞他“生前完满，身后无憾”。索福克勒斯一生共写过100余部戏剧，却只有7部传世，成就最高的是《安提戈涅》和《俄底浦斯王》 。其中《俄底浦斯王》被认为是古希腊悲剧的典范。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往往被称为“命运悲剧”，即通常表现个人意志行为与命运之间的冲突。

欧里庇得斯（前485－前406）是雅典奴隶制民主国家危机时代的悲剧作家。他一生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而是醉心于哲学思考。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神性与人性、战争与和平、民主、妇女问题等等。他一生共创作了80余部悲剧，有18部传世。其中最优秀的包括《美狄亚》、《特洛伊妇女》等。欧里庇德斯所处的时代是雅典由表面繁荣逐渐走向动荡的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信仰危机和道德沦丧现象出现。在欧里庇德斯的戏剧中，可以清晰的感到剧作家对希腊政治现实的怀疑态度。《美狄亚》被认为是古希腊最动人的悲剧之一，也是西方文学中第一次把妇女作为主要角色来塑造。由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风格和传统的悲剧风格不同，因此他生前并不出名，死后名声却很大，他的戏剧对希腊化时期的新戏剧、罗马文学和后世欧洲文学都有很大影响。

古希腊喜剧

古希腊喜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的狂欢歌舞和民间滑稽戏。公元前487年，雅典正式确定在春季酒神节庆中增加喜剧竞赛项目。在祭祀中，合唱队会表演歌舞祭祀酒神狄俄倪索斯，这种歌舞被称为“酒神颂”。“酒神颂”发展到后来，逐渐扩大到神话和英雄传说的范围——悲剧的形式逐步发展和完善，成为一种固定的叙事体。古希腊喜剧大半是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产生于言论比较自由的民主政治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喜剧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尤其擅长讽刺当权人物。这时的喜剧被称为“旧喜剧”。公元前5世纪雅典曾产生过三大喜剧诗人，分别是克拉提诺斯、欧波利斯和阿里斯托芬，只有阿里斯托芬有作品传世。

阿里斯托芬（前446－前358）生活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的城邦文明正在衰落之中，雅典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政治派系等现象，这些都称为剧作家创作的素材。阿里斯托芬一生共写过44个喜剧剧本，但完整流传下来的只有11部，比较着名的包括《巴比伦人》、《云》、《鸟》、《骑士》、《阿卡奈人》等。其中《鸟》是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古希腊现存的结构最完整的寓言喜剧，是乌托邦喜剧的滥觞。阿里斯托芬是整个欧洲的喜剧之父，正是他奠定了西方文学中喜剧以滑稽形式表现严肃主题的传统。

文化特点

古希腊文学表现了古希腊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的理解与思考，其中蕴涵着他们较为原始的精神、心理、情感和文化的内容。外部世界的神秘莫测，大自然不可驾驭，人生的变幻无常，使他们形成了带有宗教宿命论色彩的“命运观”。体现在文学中，命运对人具有绝对的控制性和不可改变性，人必须服从命运的安排，但人又可以在命定的范围内发挥最大的才干与潜能，随心所欲的去做自己的事。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的神和人都具有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狂欢取乐、享受人生的个体本位意识，而在困难面前又表现出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精神。威力无穷的命运给古希腊人带来了困惑与恐惧，也培养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个体精神。此外，他们在与命运抗争中激发出了蓬勃的生命活力。古希腊文学正是在描写人对现世价值的追寻、人与命运的矛盾和抗争中展示了人性的活泼与美丽，表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自由、乐观与浪漫。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自由观念是古希腊文学的基本精神，以后也成了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基本内核。古希腊文化作为古典文化代表，在西方乃至世界都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爱琴海文明虽较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和古印度文明迟，但其影响却更为巨大。换言之，上述文明以淘汰于历史长河之中，而古希腊文化精神却未被湮没。其灿烂程度影响力，长久的生命力似只有中华文明方可比拟。 一：理想主义。古希腊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就是和谐是美。古希腊人很早就提出黄金比例的观点，并运用于绘画雕刻。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观一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宇宙和世界按照“数”的关系和原则构成的，因此是最和谐的`最具有数的规律性。文学作品中，男性大多具有非凡的力量`英俊的相貌`发达的肌肉。女性则有惊世的容貌，诱人的胴体。神其实与人一样拥有情感`缺点，只是他们拥有人不具有的神力，换言之，神只是理想化了的人。二：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决不偶然。古希腊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希腊人重视个人价值，追求自由，享乐。希腊神话中经常出现半神般的英雄，像赫拉克勒斯`忒修斯`珀修斯等，不需要再举例。神同人一样，追求女色，争强好胜。三：理性主义。希腊人是奔放的，拥有所谓的“酒神情绪”。但比起其他民族，理性色彩还是比较突出的。古希伯人信奉上帝`埃及人崇敬太阳神，印度人膜拜的就更多了。希腊人对神的态度与其说是崇拜不如说追求向往。人甚至敢开神的玩笑。这种理性主义使得苏格拉底可以为真理喝下毒酒。希腊人将这运用到哲学，思考世界的本原，探讨悖论的逻辑；运用到科学，研究杠杆`滑轮`浮力，发现数的奥秘 。

古希腊文学的代表人物和作品

赫西奥德(Hesiod)

公元前八世纪末期到公元前七世纪初期，比奥西亚的一个自耕农。

教诲诗《工作与时日》。

叙事长诗《神谱》。

抒情诗歌

奴隶制－私有制，个人意识代替集体思想，抒发个人感情的抒情诗歌代替史诗开始繁荣。

抒情诗歌起源于民间歌谣，根据伴奏不同，有琴歌、笛歌等。

如：阿那克里翁。萨福。

寓言

相传伊索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曾是萨摩斯岛的雅德蒙的家奴，由于他的才智受到主人的赏识而获得自由。后来作为吕狄亚国王克洛索斯的特使被派往德尔斐，因得罪权贵和当地居民，被控告“亵渎神明”，投崖处死。

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约有四百篇，虽然都冠以伊索的名字，但其实是后人根据大量的希腊寓言和其他地区的寓言汇编而成。

来自社会下层的创作，主要反映了下层社会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是古代人民斗争经验和生活教训的总结，也含有许多消极的东西。

影响极大，对法国的拉封丹、德国的莱辛、俄国的克雷洛夫都产生了影响。

主要故事：《农夫与蛇》、《龟兔赛跑》、《狐狸与葡萄》。

文艺理论

1）苏格拉底：

哲学对话的形式，神创造自然界。对哲学作“心灵的转向”，研究自我，“认识你自己”。“辩证法”。－－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2）柏拉图(Plato)：

出身于雅典的名门贵族，二十岁时师从苏格拉底并成为苏格拉底的忠实信徒。苏格拉底的行为和学说主要就是通过柏拉图的着作纪录流传下来的。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曾流亡国外，公元前385年左右，柏拉图在雅典城外的阿加德米创办学园，在学园中免费收徒，通过数字、天文、音乐、哲学的训练，为当时的希腊城邦培养治国人才。其弟子们形成学园派。

政治上：反对民主制，提倡贵族政治（精英），提出乌托邦。主要体现在《理想国》中，展现了他理想的政治制度，这是西方最为广泛阅读的一部哲学着作。极其丰富、极其复杂。独裁和天真的混合物。优生学、公社化农业，为了完美的乌托邦，不惜消灭一个阶级，公有制度和法西斯观念，迷人也伤人。忽略了人的劣根性：占有欲、嫉妒心、不安分等。

法律上：比较切实，法律高于统治者的思想。影响极大。《法律篇》。

哲学上：创立理念论，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始祖。只有狗的概念才是真实的，不管是呆在窝里的还是在前院的狗都不过是表面上的狗，也就是说，它们是那永恒不变的完美原型的复制品。如此说来，一幅画中的狗就是复制品的复制品。理性主义。对绝对进步的坚持和对建立普遍原则的坚持。

文艺学上：《文艺对话集》，美是理念。

3）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BC384--BC322)：

诞生于希腊北部的马斯多尼亚，所以并非真正的希腊人，而是“外来人”。18岁入柏拉图的阿加德米学园，后来当学园教师，颇有自己的反叛思想，对导师柏拉图的理想主义进行了非难。公元前342年，应马其顿王菲力浦二世邀请，任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公元前335年在雅典城外的吕克昂建立自己的学园。吕克昂学园注重实际并大胆尝试和探索，在哲学和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活动多在散步时进行，故被称为“逍遥学派”。亚里士多德是个擅长分类的天才，首次将哲学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并开创了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生物学等学科，此外还涉猎逻辑学、心理学、物理学、历史学、美学、植物学、医学、气象学、数学。他不只是个教授，他本人就是西方的大学。着作有《工具篇》、《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诗学》、《修辞学》等。恩格斯称他为“最博学的人”。

影响

第7篇：希腊的古典文化范文

论文摘要：针对“体育与智育并重、力量与知识并举”的完人教育理想既促成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荣，又维护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纯洁性的说法，通过对完人教育理想的本体溯源以及在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中的转变过程，发现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现实选择是完人教育理想的破灭与重塑，而能够与其保持一致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古希腊竞技体育独有特征只不过是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与完人教育理想矛盾对立的产物，直至柏拉图等哲学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矛盾，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有特征亦随之丧失，与现代竞技体育也就相差无几了。

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如:宗教祭祀、祈福避祸、纪念英雄、政权更迭、战争和外交等等，由于年代久远，文献遗失，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与此相关的另一种说法，即古希腊的体育旨在施行体智并重，心身并举的完人教育的说法却广为流传，日益深人人心。这是由于现代竞技体育存在的一些弊端与恶习，诸如职业化所带来的过度训练，功利化所带来的只重视成绩，商业化所引发的暗箱操作、金钱交易等，一些学者据此证明，现代竞技体育已经偏离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正常轨道，丧失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精神，要想克服这种弊端，必须复兴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的精神，重塑体育与智育并重、力量与知识并举的完人教育理念。

事实上，我们对古希腊竞技体育和完人教育理想的理解存在偏差。因为，这种理想在古希腊从未成为现实，而且在这种理想指导下的古希腊竞技体育，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缺。应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使其与完人理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是柏拉图等哲学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矛盾，此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有特征亦随之丧失，与现代竞技体育也就大同小异了。

1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特征与思想基础

1)非功利性。考古的发现与相关的研究不断证实，古希腊的体育竞技与今天大不相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非功利性，不但竞技的承办方不会从活动中牟取任何收益，就连竞技的优胜者，亦不会从中获取某种物质好处，而更多得到的是精神奖励。这种非功利性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古代奥运会的纯洁性，因为，功利性因素的涉人，难免会带来一定的腐败机率。现代奥林匹克的创立者顾拜旦对此亦深有感触，因而主张抵制奥运会的商业化，并把商业化与奥运会的变质腐化联系起来，而力图维护其非功利性。但别具讽刺的是，第1届现代雅典奥运会因为出现了资金紧张，雅典政府为此不得不进行商业操作，靠民间募捐和发行纪念邮票等方式才勉强度过了难关。可见，所倡导的非功利性只是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一种理想礼。

2)非职业化。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坚持业余化原则，拒绝接受职业运动员的参与。业余化的好处非常明显，首先，运动员无需仅仅参加某一项或某几项运动，因而不会导致体育技能的畸形发展;其次，运动员参与比赛的目标在于娱乐性和参与性，而不必过分在意比赛结果;最后，非职业化可以吸纳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参与比赛，彰显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基础。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古希腊竞技体育在其初始阶段，更多是贵族精英内部的自娱自乐，而极少吸收平民阶层的参与，贵族阶层的闲暇亦是促成这种非职业化的重要原因。

3)完人理想。一般人认为，现代竞技体育的诸多弊病与不足，主要发端于商业化(功利化)和职业化(专业化)因素。因此，为了克服现代竞技体育的弊端，有必要复兴古希腊的体育精神，倡导古希腊的“完人”教育理念。古希腊人认为，要将竞技体育教育与知识教育一道，作为培养完善人格的必需环节;形体美和心灵美对于造就个人的美德同样重要。所谓完人理想就是体育与智育并重发展的理想，而这种体育与智育并重的“完人”教育理念在价值层面上体现为古希腊崇尚健全思想寓于健全身心、尊重生命、追求公平、和谐发展的体育精神，于竞技体育活动中表现为“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特征，可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盛，离不开古希腊人对完人理想的无限追求。

2《荷马史诗》与完人教育理想的幻觉

古希腊历史因其结构复杂而令人眼花缭乱，仅就现今考古的发现已经证明，它至少是克里特、迈锡尼、希腊城邦以及东方古代4种文明交错混合而成的结果，因此，详细考证其“竞技体育”和“完人理想”的各自的发展史及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从《荷马史诗》中可以约略地看出“完人教育理想”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基本形态。《荷马史诗》是以古希腊迈锡尼时期的特洛伊战争为背景，塑造了古希腊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他们可谓是古希腊完人教育理念的最初起源与标准样板。本来，把完美人格作为教育的榜样，这在古代是通行的做法，是无可厚非。但是古希腊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把这种完美人格作为榜样，而且把这种完美人格作为现实的目标，期望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与培育程序，把每一位希腊公民都塑造成这种完美人格范本一样的人。不过，因为伴随着竞技体育和智育的各自发展深化，这种完人的教育不是在体育与智育之间顾此失彼，就是对两者浅尝辄止，因而既不能造就真正的运动员，也无法培养伟大的哲学家，雅典教育的实际结果是只培养了运动员，而无法在智育方面取得大的成效。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位，根本原因在于希腊人未能分清《荷马史诗》是介于半神话与半史实的作品，从而以信史的态度完全接受了《荷马史诗》中虚幻的“完人”理想。古希腊人一旦接受其为信史，同时把其中的“完人”理想贯彻到现实之中，就有混同想象与现实之虞。换句话说，如果泛泛地讲体能与智慧并重，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但是如果把体能提高到以一挡万，把智慧说成了神人不及，那么这样的两相并著，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古希腊人为自身设定了一个太过高远的目标，因而导致其在实践之中，不是过于注重了体能的培养，就是太过偏向于智能的提高，而很难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所以古希腊人对《荷马史诗》的盲目推崇，导致其确立了过于高远虚幻的教育理想。

3完人理想的幻觉与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背道而行

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特征及完人教育理想的来源考察来看，古希腊竞技体育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两大特征，正好可以映衬“完人”教育理念，并与这种幻觉保持一致性。但从历史上来看，应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与完人理想之间的根本矛盾，使得这些特征失去了不断发展的土壤，不可能在现实中长久存在，即使存在也只是在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初创阶段。因为，古希腊人较早确立的身心并重、体智并举，培养卓越之完人的教育理念，有更深刻的内涵。他们所谓的体育，并非我们现代泛泛所讲的身体运动，而更多地特指竞技运动，也即体育比赛;他们所谓的智慧，也并非今天所说的文化教育，而更多的是指智慧教育、哲学教育。按照这样的考证，真正的完人既是运动竞技场上优胜的运动员，亦是学园中通晓智慧的哲学家。这种理想的设定是很高的，也只有在少数贵族，才可以做到这种既研究哲学，又进行竞技的体智并重。这就难怪在公元前500年至480年期间举行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优胜者或都是贵族，或都是职业竞技者，而真正的业余竞技者实际上就是这些贵族，他们之间才真正体现着“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竞技体育理念。

伴随着古希腊的竞技体育活动越来越被重视，获胜者的奖赏越来越丰厚，体育与智育各自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竞技体育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就再所难免，竞技者要想获得竞赛的胜利，必须很早就跟从专业教练，进行相应的训练;训练的种类几也从以前的无所不包，变为专门修习其中的一两种;而训练的方法，则愈加专业化。其中既包括具体的竞技技艺，还包括相应的饮食学、卫生学等知识;因而一些优胜者为了提高自己的成绩，不断提出新的方法、发明或改进锻炼规则，接受特殊的饮食制度，遵守卫生条例。比如，公元前460年和456年两届奥林匹亚竞技会长跑冠军德洛麦就发明了肉食食谱，以补充竞技者的营养。所有这些均进一步促进了竞技体育继续朝向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优胜者所获奖赏的不断提高，古希腊的竞技体育亦愈加难以保持早期的非功利性。竞技体育的功利化倾向不断增强。比如，雅典的梭伦就曾经颁布了一项法律(元前580)，规定每个奥林匹亚竞技优胜者可获得五百德拉克马的奖励，折桂的竞技者免除赋税，且终身由城邦供养，仅此一点，就足以断送雅典长久以来在竞技体育方面所维持的非功利性特征。此外，商业化操作跟着也兴盛起来，最初是商业庙会与节日庆典，其次是负责供应事务的妇女或，再次，竞技学堂及竞技馆，也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在这种情况下，体育不断强大，智育不断孤弱，所谓体智并重、身心并举的完人教育理想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而，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盛，根本称不上是其完人教育理念的必然结果，应该说是竞技体育本身与完人教育之间固有矛盾的特有产物，而始于古希腊竞技体育草创阶段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性”特征也只能在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中如昙花一现，随着竞技体育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商业化倾向增强，这些特征便愈加岌岌可危了。

4完人理想的重塑与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相向而行

在古希腊竞技体育职业化与商业化之后，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理想已名存实亡，但希腊人仍然对完人理想不离不弃，并根据这种完人理想的幻觉对新兴的职业化竞技体育加以指责，认为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职业化过分强调了体育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智育的必要性，背离了完人理想的初衷，因而必须加以遏制。这样的要求层出不穷，却从未得到实现。法国历史学家瓦诺耶克指出，“从色诺芬尼时起，体育课和思想文化课的苛求似乎是二律背反的”，但是，这种矛盾一直延续下来，却始终未能得到克服。

过去在谈及古希腊的体育与智育并重的完人教育理想时，论者经常引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关的论断，柏拉图r5,曾说:“神赐给人两种艺术:音乐和体操。神不是赐给灵魂和身体的……而是让它们在灵魂和身体之间融合，达到张弛有度。因为，单方面沉迷于体操的人难免失之粗野，只注重音乐的人则会流于柔弱。”就表面来看，柏拉图似乎同样是在强调智育的重要性，要求增加智育在教育中的比重，以便复兴古典时期的完人教育理想。但这只是表面而已，究其实质，柏拉图等人的批判在实际上非但没有扭转，反而促进了古希腊竞技运动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就他们的理论而言，他们业已放弃了古典时期的“完人”教育理想，转而主张“专业人”的教育理念。具体来讲，柏拉图所作的工作大体可分为以下3个方面:

1)他区分了竞技体育与一般体育。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目标是成为奥林匹亚运动会的优胜者，获得物质利益与精神荣誉;一般体育的目标在于强身健体，为精神活动奠定物质基础。大体说来，柏拉图所作的这种区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职业竞技与大众体育的区分。这在今天来说已成为常识的区分在古希腊却极有重要意义。正因为缺少这种区分，古希腊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完人理想的内容规定为竞技体育与智育兼举并重，要求教育在这两者之间实现兼收并蓄，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使得这种并重化为一纸空文，结果造成教育对竞技性体育的单方面强调，而忽视了智育的重要性。或者说由于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使得教育无法在体育与智育之间维持应有的平衡。所以柏拉图对竞技体育与一般体育所作的区分，一方面部分地挽救了古典希腊的完人理想，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竞技体育的独立化与专业化。古希腊竞技体育从此摆脱完人理想的束缚，无需再在体育与智育之间藏头露尾，也无需理会外界的指责，走上了与现代竞技体育相似的发展道路。

2)他区分了完人与职业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人分为卫国者、战士和农民，这3类人的分类，实际上是在向专业化作妥协，前文之所以说他只是部分维护了古希腊的完人理想，原因即在于此。承认单个人不能既是智力突出的卫国者，同时又是擅长体育的战士，即承认卫国者与战士必需由不同的人分别担任，必须进行职业化与专业化。但是要想具体地在同一个体身上，把体育和智力活动均达到极至，即既要在竞技赛场上成为佼佼者，又要在课堂中堪比哲学家，则始终是不可能的。柏拉图关于3种人的分类，恰恰解决了古希腊长久以来所面临的难题，把古希腊竞技体育从完人理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推动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与职业化进程。当然，由于柏拉图对智慧或智育的偏爱，造成其对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评价不高，甚至有时过激地主张取消古希腊竞技体育，但是这些并不能抹杀其理论在客观上促进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立发展这一事实。

3)他提出智育高于体育。苏格拉底明确把知识等同于美德，这在古希腊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希腊人更多地是把力量与知识并重的人称为具备美德。柏拉图继承了这一发明，进一步提高知识在美德中的比重，认为卫国者、国王的美德全在于智慧，在于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卫国者固然也需要进行体育训练，但这种训练更多的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而非出干美德和竞技方面的要求。就这一点而论，柏拉图不仅否定了完人教育的理想，确立了专业人的方向，而且在3种不同的专业人之间确立了在智育、美德和竞技体育3方面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高下优劣关系。

第8篇：希腊的古典文化范文

三十多年前读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时，曾被他关于古典文化是一种非历史的文化的论断所吸引。他说:“古典文化并没有记忆，没有这种特殊意义的历史器官。古典人的记忆……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因为当作清醒意识中的排列整齐的远景的过去与未来，那是没有的”，“在希腊人的世界意识中，一切个人经验以至共同的过去经验在特定的瞬间的‘现在’跟前无不立即变成了一种没有时间的、没有运动的、神话式的背景”。他还指出，“修昔底德绝对没有透露出他有透视若干世纪的历史的才华……优秀的古典历史著作都一成不变地是关于作者当时的政治事件的”，“直到波斯战争时期的古典历史，以及往后很久根据传统建立起来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神话思维的产物”[1]。当时觉得斯氏的论述颇有见地，仿佛道出了某些自己未曾看到的东西，但又感到这些话似乎太武断和绝对化，而他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的理论比较晦涩，并且已受到了批判，因而，这个问题只放在心上，未再深入思考。

较斯宾格勒稍晚一些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希腊思想的反历史倾向”，认为“古希腊的思想整个说来有着一种十分明确的流行倾向，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2]该书中译本在1986年问世，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1990年出版了张广智、张广勇的力作《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作者全方位地探讨西方史学从古到今的发展，旁征博引，视野广阔，读后很受启发，获益良多。该书有专节讨论“古典文化中的历史理论”，指出“作为西方文化滥觞的古希腊，并不是西方历史哲学的发源地，也就是说在这一片文化土壤中并没有产生出深刻的历史思想”。作者引述了斯特恩、柯林武德和斯宾格勒等西方学者关于古希腊人缺乏历史思想的论述，认为“以上这些观点都是从一定的视角或理论出发的，有的不免过于绝对，但它们都说明了古典文化的精神”。[3]

然而，就西方来说，史学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在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虽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但没有产生较有意义的史学著作。史学是希腊古典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古希腊人对人类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那么，“缺乏历史思想”的古希腊人又怎会超越某些其他民族和文化，创作出优秀的史学著作，成为西方史学的源头呢?

看来，首先应在历史哲学和历史著作之间做出区别。前述那些作者主要是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着眼的。古希腊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比较贫乏，而史学著作却有所建树。其次，史学著作有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之分。古希腊人主要是在近现代史方面取得成就，而在古代史领域内，他们的认识是幼稚的和不成熟的，神话笼罩着希腊人的古代历史。以下，我们准备就古希腊人对神话和古代历史的认识和神话与历史的交融略谈管见。

二

古希腊人具有丰富的神话传统。希腊神话是希腊文化艺术的源泉，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4]希腊神话对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活动具有极其强烈的影响。荷马史诗在古希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荷马不仅是他们最热爱的、最广泛引征的诗人，而且是他们民族精神的杰出象征，他们最早历史的无可指责的权威，并是创造他们众神祇的决定性人物。”[5]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故事特别内容丰富，逼真动人，系统完整，貌似历史。这恐怕与古希腊人对神话与历史的认识和有意无意地将神话“历史化”有关。古希腊人在神话与“古史”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他们将传说的英雄视为自己的祖先，各氏族、部落纷纷将英雄当作自己的名祖，英雄的业绩是他们引以为荣的历史。希腊人将神话当成“古史”，认为是真实可信的。英雄是“古史”的主角，“在古风古典时代希腊人的眼中，他们如同远古活生生的人，属于一个比当代更古老更有力量的种族，因为他更像人而不是神，遂被当作楷模仿效”。[6]

希腊神话起源于迈锡尼文明时期。当时希腊人已有了线形文字B，但现发掘到的线形文字B泥版，仅是一些帐目的记录，丝毫不涉及历史、文学和神话。当时的神话和传说大概多以民间故事和诗歌的形式在社会上口头流传相承，还不存在任何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叙述。

在所谓“黑暗时代”的荷马时代，迈锡尼文明毁灭，线形文字B失传，但神话故事仍存， 而且随着社会与人事的变迁有所增减变化。一代代民间歌手在地方上吟诵这些神话和传说，不断加以充实、补充和调整，其中最吸引人的则为关于特洛耶战争的各种故事。大约在公元前9-8世纪，这些故事被编集、加工、提炼，最后升华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希腊传统上将这两部史诗的作者归之于荷马。荷马史诗被公认为希腊神话创作的最高成就。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希腊人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字母文字，但其大量使用则要稍后一些。荷马史诗大概最初是在口头上创作和流传的，那时也还没有什么历史的文字记录与文献。

公元前8-6世纪，希腊城邦纷纷涌现，希腊人开始了最初的文化精神觉醒。萌芽中的历史意识和理性意识，就神话和历史而言，起初仍局限在神话的领域内，表现为一系列史诗的创作和神话的系谱化、历史化。关于特洛耶战争的神话故事大大小小极多，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只叙述特洛耶十年战争中的一段插曲和战后一个英雄的流浪冒险故事。于是，希腊人又创作出了《塞普里亚》（Cypria）、《埃提俄庇斯》（Aethiopis）、《小伊利亚特》（Little Iliad）)、《伊利帕尔息斯》（Iliupersis）、《诺斯托伊》（Nostoi）和《泰列格尼》（Telegony）六部史诗，加上《伊利亚特》和《奥德塞》共八部，系统描述了整个特洛耶战争的前后始末，合称特洛耶战争系列组诗。该六部史诗的规模和艺术质量远不如荷马史诗，皆失传。此外，还创作了关于忒拜地方英雄神话的三部忒拜系列组诗和关于天地众神的史诗《提坦诺马奇》（Titanomachy）一部。[7]系列组诗的创作迈出了将神话和传说系统化、历史化的第一步。

希腊神话中神祇众多，故事错综复杂，纷繁无章。较荷马稍后一点的另一位著名史诗作家赫西俄德遂著《神谱》，系统叙述从混沌初开到奥林帕斯诸神的诞生和发展，缕清他们之间的亲缘世系及其与其他神怪和后代英雄的关系，以奥林帕斯神系为主线来统一希腊神话。他在另一部史诗《工作与时日》中，则以神话的形式将人类的历史归结为五个种族和时代，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表达出了一种朴素的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和看法。追随其后，出现了一批谱系诗人和地方史诗。他们将一些城邦的建立及其统治者家族的世系与传说中的英雄连结起来，如《科林斯阿卡》（Corinthiaca）、《弗罗尼斯》（Phoronis）和《阿里马斯佩亚》（Arimaspea）等。赫西俄德及其后继者的史诗创作为希腊神话的系统化和历史化奠定了基础，既是历史意识的体现，也满足了当时希腊人的历史兴趣。英国著名古典史家柏里指出，“在所有这些心智活动中，我们能够辨认出一种粗糙形式的、受前后一致与年代顺序的观念所指引的历史探究的本能”。[8]

从公元前7世纪末起，在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产生了希腊世界最早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称米利都学派，他们努力探求宇宙万物的本源。理性精神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批判性的，势必引向对神话和人类过去历史的探讨和反思，导致“疑古”的倾向。科罗丰的色诺芬尼对荷马、赫西俄德描述的与人同形同性的奥林帕斯众神提出了诘问，认为“任何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外貌比作自己在世上的同类”。[9]

在史学领域，出现了一批不同于史诗、用散文记事的作家。他们多半为爱奥尼亚人，爱好旅行，到处观察民情风俗，收集民间旧闻，以散文的形式记述神话传说、一些国家城市的历史和各地的风土人情制度，可称为“史话家”（Logographer，或称散文记事家）。他们有了一定的批判和研究精神，根据理性和新的伦理价值观对传统的神话进行检验和修正。其方法是从众多相互矛盾的神话版本中选出较真实的情节，删除不合理的荒谬之处，使神话合理化、历史化。但由于“合理化”的前提是相信神话的基本真实性，神话的“古史”地位并未动摇，又因缺乏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合理化、历史化的结果未能澄清历史真相，只是把神话打扮得更像历史而已。例如，米利都的赫卡泰俄斯（Hecataeus，约公元前550-478年），在其《系谱》一书卷首宣称，“我这里所写的是我认为真实的记述。因为希腊人的故事是为数众多的，而且在我看来是荒谬可笑的”，[10]表明了寻求真实与合理的态度。可惜，其全书已佚亡，我们无法全面判断其成就。然而，就其少数残篇来看，他对神话所做的合理化解释则是浅薄而不能令人满意的。比如，他认为赫拉克勒斯并未从冥界牵回那只三头狗，只是在泰那伦海角（Taenarum的一个山洞，传说是冥府入口处）捉到一条可怕的毒蛇，因它咬人致命，故有“冥府之狗”之称，等等[11]。这只是对神话的具体情节做了修正与澄清。

三

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罗多德开始撰写《历史》一书，他称自己的著作为Historia，原为调查研究之意，后演变为西方语言中“历史”一词。希罗多德在全书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说:“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12]他抱着明确的目的，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在时间的框架中加以系统叙述，说明因果，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历史》一书是西方第一部堪称为“史学”的优秀作品，为希罗多德赢得了“西方史学之祖”的称号。从希氏的前言和全书涉及的内容来看，《历史》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希腊人所知的世界通史，其中包括了古代史。但仔细分析起来，该书虽穿插了不少较久远的传说和往事，实际却是一部近现代史。希罗多德在第1卷第5章中指出:“下面我却想指出据我本人所知是最初开始向希腊人闹事的那个人，然后再把我所要叙述的事情继续下去”，而这个人就是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的国王克洛伊索斯，“这个克洛伊索斯在异邦人中间是第一个制服了希腊人的人。”[13]所以，该书主要是从克洛伊索斯至希波战争的希腊世界和近东地区的历史，为时不过一百多年，应属于近现代史的范畴。

希罗多德本人接受赫西俄德关于英雄时代人种和黑铁时代人种的思想影响。他说:“波律克拉铁斯，据我所知，在希腊人中间是第一个想取得制海权的人;当然，这里是不把克诺索斯人米诺斯和在他之前掌握过制海权的任何人考虑在内的。在可以称之为人类的这一范畴之中，波律克拉铁斯可以说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14]。很清楚，他认为米诺斯等人是英雄时代人种，属于神话范围，不在他所考虑和探讨的历史领域之内。而波律克拉铁斯是现代人种，属于历史的范围，因此他将波律克拉铁斯列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想取得制海权的人。[15]看来，希罗多德是把古代史让给神话去支配和占领的。

至于希罗多德对神话和“古史”的处理办法，可以他在全书前五章关于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最早冲突的叙述为例。在克洛伊索斯之前，他根据所谓“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列举了五次这样的冲突，即:(一)腓尼基人将阿哥斯国王之女伊奥掳往埃及;(二)希腊人将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劫往克里特;(三)希腊人劫走科尔启斯国王之女美地亚;(四)特洛耶王子掠走斯巴达国王之妻海伦;(五)希腊联军侵入特洛耶。这五件事都属于希腊的神话传说故事，而希罗多德却基本上接受了下来，改装成历史，托之出于波斯人、腓尼基人之口。可见，希罗多德是把英雄时代的古史与今人的现代史区别开来，将前者划归神话领域，而如果自己在历史的探讨中有所涉及，仍然基本采纳，通过加工使之更合理化和历史化一些。事实上，希罗多德记述了大量往昔的趣闻轶事，富有神话和民间故事的气息与色彩。

稍晚于希罗多德的修昔底德是西方古代世界最卓越的历史家，以治学严谨、精于批判史料著称。但是，他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完全是一部当代史著作，不包括古代史。然而，全书的前23章可以说是一导论，其中修氏说明了自己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古代史的看法，简明回顾了希腊世界从远古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历史进程，并阐述了自己研究和写作历史的方法。由此，可以看出修氏对神话和古史的态度及处理方法。

首先，我们看到了修氏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相当科学的观点与方法。譬如，他注意从物质和经济因素的角度，如地理位置、海上交通、商业发展、财富积累、人口变动等，来考察希腊历史的发展;对神话的内容和史诗的描述持有怀疑态度，认为其中不乏夸张之处;采用考古学的眼光，如由迈锡尼的遗址和提洛岛上的墓葬，来观察历史的研究方法等。由于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不赘述。

其次，修昔底德也暴露出了他在对待和处理神话与古史方面的某些偏向和不足。(一)修昔底德不重视古代历史，对之不感兴趣。他说:“虽然对于远古时代，甚至对于我们当代以前的历史，由于时间的遥远，我不能完全明确地知道了，但是尽我的能力所及，回忆过去，所有的证据使我得到一个结论:过去的时代，无论在战争方面，或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16] (二)他仍然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及其业绩当作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加以叙述，如米诺斯、柏修斯、彼罗普斯、阿特柔斯和阿伽门农等。(三)在连贯概述希腊往昔历史进程时，没有看到迈锡尼文明的毁灭和迈锡尼文明与希腊古典文明之间的中断，缺乏具体的史实和确切的年代。

总之，修昔底德虽然对历史研究采取了比较客观和科学的方法，但他没有写古代历史，这不仅是因为他重视当代史，认为古代不“伟大”，更因为他无法用其比较科学的批判史料的方法来研究与撰写古代历史。神话传说笼罩着希腊的古代历史，没有关于远古历史的文字记录和可靠史料，修昔底德无“用武之地”[17]。因此，当他回顾往昔历史时，仍不得不接受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和基本情节，凭借自己的洞察力和对当代世界的社会、制度以及心理的了解来反思过去，乃至出现了漏洞和不确切之处。著名古希腊罗马史家芬利认为“就历史一词的真正意义而言，修昔底德在其开始几页中实际写出的不是历史。反之，他给于我们的相当于一种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一种被反思地运用于过去的关于力量和进展的理论”。[18]而当代英国古希腊史家卡特勒治甚至进一步称修氏的这段前言为“考古学神话”，认为修昔底德为了证明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最伟大的骚动”，而“矛盾地发现他本人不得不去发明他自己的主要是寓意的关于过去的神话”。[19]

四

如果说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这样杰出的史学家在神话与古史之间仍划不清界限，无法恢复古史真相的话，那末，一般的希腊人在这方面就更模糊一片了。特别是，在史学家、思想家企图使神话历史化、合理化的同时，悲剧诗人却正努力使神话人性化、社会化。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自己的思想感情，改造传统的神话，大量创作了以神话为题材、但为当代服务的悲剧，借以教育鼓舞他们的观众，而不考虑历史的真实情况。在神话、史诗、悲剧的薰陶和感染下，希腊人将神话视为至宝，奉作权威和指南，以指导自己各方面的活动。他们认为神话是真实的、可靠的，英雄是自己的祖先和仿效的楷模，神话中的过去就是自己古代的历史，神话和历史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在浓厚的神话氛围中，我们发现古希腊人在将古代的神话历史化的同时，还出现了将近代真实的历史神话化的趋向，于是历史化的神话和神话化的历史相互融合，共同溶化于希腊人的记忆乃至历史作品之中。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历史神话化的事例:如居鲁士童年的故事，波律克拉铁斯的兴亡及其指环印玺之失而复得，克洛伊索斯与梭伦的对话和他与居鲁士之间关系的戏剧性变化等。这里，再举一件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一再匡正的、被雅典人神话化的历史事实。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刺杀了当时雅典僭主希比亚之弟希帕库斯，但雅典人却相传他们刺杀的希帕库斯是当时的僭主，把他们奉为反对和推翻僭主政治的英雄，加以神化，在神圣的公民活动中心市场上竖立起他们的雕象（希罗多德，Ⅵ.123；修昔底德，Ⅰ.20；Ⅵ.53-59）。

在英雄传说被历史化的同时，神祇也被历史化了。许多“隐退的神”如海伦、狄奥斯里兄弟、许阿铿托斯、阿斯克勒庇俄斯等，都从原初的神的地位降为凡人，被世俗化成历史人物。希腊化时代的哲人欧赫墨罗斯（Euhemeros， 约公元前300年）将宙斯等天神看作远古真实的历史人物，是人世间的伟大君主，因其对人类的善行而被后世奉作神明。欧氏已不满足于对神话做细节上的合理化修正，而进一步认为:神灵是被神化的远古先祖，神话则是乔装改扮的远古历史。欧氏的理论被后世称作“欧赫墨罗斯主义”，对后人一直影响不衰。[20]

总之，古希腊人讲理性，重人性，务实而有历史感;同时也爱美，爱幻想，虔诚而迷信。古希腊人这种矛盾的精神气质在神话中和谐地融汇在一起。他们没有像汉民族那样把神话彻底改造成历史，也没有像其他上古民族那样沉溺于粗鄙荒诞的神话幻觉中。他们始终没有弄清神话与历史的真正界限，既虔诚地相信神话亦即古史的真实性，又不时地疑古，不断地修正细节，使神话日趋历史化、合理化、世俗化，同时也不断将真实的历史神话化、故事化、传奇化。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构拟出一个既浪漫优美又接近理性和现实的“古史”——神话化的历史与历史化的神话之融合与结晶。

[1]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24页。

[2]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3]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

[5] 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Peguin Books， 1979，p.15。

[6] Carlo Brillante，“Myth and History”，in Approaches to Greek Myth，London 1990，p.94。

[7]Moses Hadas，A 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Columbia Univesity Press，1950，pp.28-29。

[8] 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New York，1908，p.6。

[9] 转引自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1卷上册(中译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5页。

[10] 转引自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第13页。

[11]同上参阅Dowden，The Uses of Greek Mythology，London&New York，1992，p.43；1992，p.43。

[12]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13]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中译本)，第3页。

[14]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中译本)，第247-248页。

[15]参阅Paul Cartledge，“Inventing the Past：History v. Myth”，in The Greek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9。

[1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页。

[17]修昔底德明确说：“他们（指散文编年史家——笔者）的题材，由于时间的遥远，迷失于不可信的神话境界中。”（《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第17页）

[18]Finley，“Myth，memory and History”，in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Penguin Books，1975，p.19

第9篇：希腊的古典文化范文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5-0003-07

众所周知，古代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源头，尽管两者在制度的具体操作层面存在着诸多明显区别，但其基本的理念和精神还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学习和认识古代希腊的民主制度对于我们深入和正确地理解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一教材中，以“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为题单列为一课，对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产生的自然和社会背景、产生过程、黄金时代的运作以及直接民主制度的评价和影响做出了全面的述评，线索清晰，选材精当，观点明确，尤其注意到了古希腊民主制度与作为希腊基本的政治组织“城邦”之间的十分密切的共生关系，为同学们对这个问题的初步了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门径。不过，不论是古希腊的“城邦”问题，还是“民主”问题，都是近年来中外学术界讨论十分集中的“拳头”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很多，问题和争议也不少。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就学习这篇教材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和心得，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如何理解“城邦民主制度”的概念

在课文开头的引言中，编者就把学生们的视线“从华夏大地引向地中海世界”，指出以雅典卫城和帕特农神庙为象征的古希腊文明拥有着“一种与古代中国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城邦民主制度。”

在这里，教材点出了“城邦民主制度”这一关键性的概念，因为这种制度不仅与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迥然不同，也与现代的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城邦”与“民主”的紧密结合，可以说，这种民主制度从一开始就与作为古代希腊的基本的和最普遍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城邦”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这种相互的共生和依存关系贯穿了古希腊文明的始终。换句话说，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城邦民主制度”，都是与这种小国寡民的社会组织形态互为表里的。因此，要讲清楚希腊的“民主”制度，就首先要对希腊的“城邦”制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什么是“城邦”呢？教材在“希腊文明的摇篮”一节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希腊城邦得以产生和存在的自然地理条件，即山海阻隔的地形“把希腊人分割在彼此相对孤立的山谷里和海岛上”，并指出了城邦的“小国寡民”和“独立自主”两个基本的特征。不过，这两个特征仅仅说明了是希腊城邦的外部特征，可以说，这两点既是希腊城邦的基本特征，也是古代文明早期普遍存在的“城市国家”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更能够体现希腊城邦本质特点的是其内部特征，即所有的城邦都有着一个由全权公民组成、实行集体治权的公民团体，不论是在埃及和两河流域，还是在古代印度和中国的早期的“城市国家”中，虽然都具备“小国寡民”和“独立自主”这两个外部特征，但却找不到“公民团体”的影子。这种本质特征才是在世界古代文明早期普遍出现的“城市国家”中，为什么只有古希腊产生出了“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

说到“公民团体”，其基本的特点和要求就是人数上的有限性，这是实行集体治权和直接民主的前提条件。我们常说，“民主”只有在小范围内才能够实现，对于这一点，希腊人早已认识到了。这一实行集体治权的公民团体的公民人数应该控制在一个相当小的范围之内，对于一个理想国家的公民人数，希腊的很多思想家都曾经不厌其烦地加以讨论和论证，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一个城邦的公民人数最好不要超过1万人，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将理想国家的公民人数进行了更为精确的推算，分别得出1000人和5040人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与罗马人征服世界的理想不同，古代希腊人一直把“城邦的治理”作为其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今天我们使用的“政治学”（Politics）一词正是脱胎于希腊人的“城邦”（polis）一词，其原本的意思实为“城邦管理之学”。因此，小国寡民不仅是古希腊城邦的现实，也是古希腊城邦的理想。那么，为什么要限制公民人数和城邦的规模呢？其原因就是，只有在城邦的公民人数保持在一定限度的情况下，才能够真正实现城邦的民主制度。

说完“城邦”，我们再说“民主”。说到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我们首先就要提到公民大会。不论一个城邦的规模是大是小，政体是什么，公民大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从法理上讲，在所有的城邦，公民大会原则上都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国家的战争和媾和、重要官员的选举以及重要法律的出台都要得到公民大会的表决和通过，公民大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正是公民团体的集体治权作为城邦的本质特征的直接体现。在公民大会之下，会设置城邦的各种议事机构、司法机构和各类官职，虽然这些机构和官职的组成人员的产生办法不一，但大都从公民集体中直接产生，具有一定的任期，轮番而治，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不仅要对这些机构和官员的产生进行表决和认可，而且还要对其任期内的所有活动进行参与并实施监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议事机构的代表和官员的产生，还是对国家日常管理工作的监管，都需要每个公民的直接参与，这就要求所有或大多数公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经常接触，而这种面对面的社会（face-to-face society）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一定限度的公民人数。在希腊人看来，超过了这个限度就难以保障公民团体的集体治权了，即“国将不国”了。在这里，我们更为具体地看到了“希腊城邦民主制度”这个概念中的两个要素，即“城邦”和“民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古希腊的政治制度统称为“城邦民主制度”。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不论是“民主”，还是“民主制度”，在古希腊人的语境中还有着一种十分具体的特定含义，我们可以称为狭义的“民主”概念，它仅仅用来指称以雅典为代表的实行直接民主制的政体形式，而这种政体形式仅仅是希腊城邦众多的政治制度中的一种而已。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数百个城邦中，建立起像雅典这样的直接民主制度的城邦并不多。亚里士多德曾经把古希腊城邦现存的政体划分为六种，其中的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被称为是“正宗的政体”，而由这三种政体发展出来的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则被称为“蜕变的政体”，这两类政体的划分一方面建立在掌权者的人数上，即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另一方面则基于掌权者谋取利益的范围，总的来说，前三种“正宗的政体”，其掌权者既照顾到了自身的利益，也尽力去谋求全体公民的利益，而后三种“蜕变的政体”则不然，掌权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仅仅去谋求自身的利益，而置全体公民的利益于不顾。因此，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实际上成为“蜕变的政体”中的一种，因为它只顾及到了多数人（主要是平民）的利益，而忽视了少数人（主要是贵族）的利益。这种“多数原则”尤其体现在雅典取消了任官的所有财产资格的限制并且实行几乎所有官员的抽签产生之后，这种极端的做法一方面在最大的限度上实现了所有公民参政机会的平等，另一方面也不失为是对富者、贵者以及能者的一种变相的压制。

总之，不论对这种以雅典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制度如何评价，它都仅仅是希腊城邦存在的诸多政体中的一种，这种政体的多样性既是希腊城邦独立自主、各自为政的基本特征的一种体现，也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要把广义的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与狭义的以雅典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制度混为一谈，要注意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毕竟雅典不能代表整个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度也不能等同于希腊的民主制度。

二、雅典民主制度建立的动因是什么

――可疑的“新兴工商业者阶层”

说到雅典民主制度建立的原因和动力，又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点问题。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历史资料上的局限，关于梭伦改革之前的雅典政治史的情况，除了在19世纪末才被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中的片言只语的记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资料，而亚里士多德的记述也仅仅是一种“追忆”，因为这篇文献的产生也已经距离雅典民主政制建立的时间有好几百年了。我们知道，梭伦不仅是一位改变和规划了雅典政治发展道路的伟大的改革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位列早期希腊的“七贤”之一，而他的诗歌也大多是政治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梭伦改革的过程，这些诗歌的残篇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研究雅典民主政治创建史的重要资料。不过，我们要看到，梭伦改革时期与其说是雅典民主政治的起步和酝酿阶段，不如说已经到了民主制度建立的前夜了。

那么，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到底是谁或者哪一种力量推动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东西方学术界早已有过很多的探讨，并且由于出发点和侧重点的不同，有着多种不同的回答。不过，还是由于资料上的限制，这些回答大多带有推测或假说的性质。下面介绍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雅典的民主政治脱胎或发轫于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出现的原始民主制度，即军事民主制（问题在于既然所有民族都经历了这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发展阶段，为什么只有希腊发展出了城邦民主制度）；第二种观点认为，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度的基础上，正是由于奴隶承担了主要的生产活动，才使得公民能够有时间和闲暇去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或进行各种文化上的创造活动（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那就是不论从奴隶的数量还是从奴隶的普及程度来看，古希腊奴隶制度的盛期毫无疑问是在古典时代，而雅典民主制度的建立要大大早于这个时期）；第三种，可能也是影响最大的观点就是雅典民主政治建立的基础是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其始作俑者或推动者就是这种经济利益的代表人物，即传统的贫困小农和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之外的一个新兴的“工商业者阶层”，正是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力量”，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即争夺海外市场和原材料产地等经济利益），和下层平民联合起来与独揽大权的旧的氏族贵族展开了夺权的斗争，从而推动了民主制度的建立。

如果说前两种观点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的话，那么第三种观点乍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根据和说服力的。首先，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古希腊的经济生活从很早开始就带有很强烈的工商业色彩，一方面，地小多山、土地贫瘠和干燥少雨的气候条件下的相对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使希腊人不得不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包括葡萄、橄榄在内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同时，为了使公民有更多的谋生手段，也出于进口粮食的需要，发展手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也就成为包括雅典在内的很多城邦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被海洋所包围、岛屿和良港众多的优越的航海条件也为这种“外向型”的经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出海旅行、经商乃至于殖民活动成为希腊人经常性的活动。这种经济生活的特点最为集中地体现在雅典，由于土地的贫瘠和耕地的有限，现有的土地不能够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从梭伦改革开始，雅典就大力支持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在大量进口粮食的同时，也把包括陶器在内的手工业产品大量地出口到海外，到了古典时代，雅典成为希腊的一个工商业中心。

那么，这种工商业的发展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创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二者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呢？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与其说是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不如说是一种重要的结果。第一，有证据表明，在梭伦改革时期，雅典的公民绝大多数都是以土地为生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土地和债务问题成为当时面临的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商品货币经济仍旧停留在一个很不发达的水平上，就连梭伦本人是否经过商也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在雅典的史料中，只有到了古典时代才出现了专门以工商业为谋生手段的公民的记载，因此，说梭伦改革时期存在着一个“新兴的工商业者阶层”至少是十分可疑的；第二，如果说古风时代希腊城邦总的特征是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的话，那么到了古典时代则呈现出工商业日益繁荣的局面，在公民的经济生活中，不论是对工商业活动的参与，还是对市场的依赖性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不过，即使在这一时期，在工商业发达的城邦中，有证据表明，从事各种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人也大多是没有公民权的所谓“外邦人”（metics），以雅典为例，历史记载中的几个最大的手工业作坊主都是外邦人；第三，从城邦公民的主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来看，从古风到古典时代，拥有一块或大或小的土地既是公民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邦人即使很富有，也不能够购买土地），也是公民权的有力保障，失去土地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公民权的丧失。因此，维护公民土地占有的现状，防止土地的过度集中，从而避免由于公民数量的减少而危及公民团体的稳定性，成为城邦执政者和立法者一以贯之的主要任务和为政的目标。这种以土地和农业生产作为绝大多数公民安身立命的谋生手段的社会经济结构，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就是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普遍的推崇和重视，在对于工商业活动，希腊人虽然认识到并且承认它的必要性，但却表现出很多怀疑、排斥乃至于憎恨的情绪，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古代的重农轻商的“本末观念”十分相似。

因此，雅典民主政治的“工商业推动说”很难在史实上得到充分的证明。实际上，在这第三种观点的背后所蕴含的是西方学术界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目前仍旧在探讨过程中的“古代希腊的经济属性”的问题，即古希腊文明是农业文明还是工商业文明？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不能展开介绍。总体的情况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把古希腊文明定性为“工商业文明”的一派，即所谓“古史现代化派”基本上占据了优势的地位，从6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对这个问题开始进行全面的反思，把古希腊文明重新定位于“农业文明”的一派，即所谓的“原始派”正在逐步取得优势地位。需要指出的是，这场争论不仅吸引了西方的古典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广泛参与，也波及和影响了前苏联和中国的希腊史研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虽然古希腊的“农业文明说”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争论仍然在继续，“原始派”也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毕竟，古希腊文明的工商业特征和特色也是不容否认的，如何对希腊的工商业成份做出量化的研究，以及工商业活动对希腊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仍旧存在着很大的探讨空间和余地。

我们看到，雅典城邦民主制产生的“工商业者阶层推动说”正是这场争论中的“古史现代化派”思想的产物之一，虽然“原始派”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古史现代化派”还是用现代的[光对古代的历史进行了不恰当的比附和诠释，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历史的事实，这一点恐怕是不容否认的。

那么，雅典民主政治建立的推动者到底是谁呢？笔者认为，从现有的资料看，推动雅典民主进程的主要力量应该是在雅典的公民团体中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平民，他们主要以小块土地为生，但政治上的无权状态使他们没有一个合法的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渠道，梭伦改革之前很多平民普遍因为欠债而失去土地的现象正是这种无权状态的结果和体现，于是，他们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斗争从贵族手中夺取权力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当然，我们要看到，雅典的这种“夺权”斗争并不是一次完成的，经过了很多次改革和立法活动，平民才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从前所没有的被贵族所把持的各种权力，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雅典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并且日臻完善。总之，一直占据公民主体的中小土地所有者不断发起的自下而上的争取权力的斗争才是雅典民主政治得以建立的最大的推动力。

三、关于雅典直接民主制度的评价问题

与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的起源问题相仿，对于这种制度的利弊与功过，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直到今天，也一直存在着很多种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看法，赞誉者把它视为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批评者则把它看作是一种很糟糕的政体形式，上文中所提到的亚里士多德把它归入“蜕变的政体”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因此，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评价问题也是本课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对于这个问题，课文也做出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作者指出，一方面“雅典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民主氛围创造的空间，使雅典在精神文化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另一方面，雅典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在于，“雅典民主仅限于占城邦人口小部分的男性公民。对妇女、外邦人、广大奴隶而言，民主却是遥不可及”。对于雅典民主制度的弊端和负面的影响，课文最后做出了这样的总结：“雅典民主更是小国寡民的产物。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成为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隐患。狭隘的城邦政体，最终无法容纳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实际上，对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存在过的政治制度而言，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存在着优点和缺点，合理性和局限性，对于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民主制度也是如此，这是由人本身的局限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因此，对于古代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我们还是要把它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去评说，既不要完全回避它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无需过分地去苛求古人，既要肯定它的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和其他政治制度所不具备的优越性，也要对它本身的矛盾性、弊端和局限性做出客观的分析和判断。在这里，笔者并不想简单地总结和罗列雅典民主政治的优点和缺陷，仅想就这个问题本身做出一些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我们要看到，雅典民主制度的优点和缺点并不是完全割裂开来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和必然的逻辑上的关联，也就是说，优点和缺点既有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统一和相互依存的一面。正如列宁所言，所谓“优点”往往就是“缺点”的延伸，古希腊人就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比如，“勇敢”是希腊人所推崇的四大美德之一，但“勇敢”作为一种美德也是有其存在的条件的，没有原则的勇敢就会变成“鲁莽”，“优点”也就变成“缺点”了。在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问题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的统一体”或“优点和缺点之间相互的转化”。下面我们就以作为希腊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前提和背景的“城邦制度”和雅典民主制度运作层面最具特色的“抽签选官”的做法来说明这个问题。

上文讲到，古希腊的民主制度首先是一种城邦民主制度，也就是小范围的民主，其前提是城邦的公民在人数上要有一定的限度，其官员选举的有效性，选出的官员直接对公民大会负责的直接民主的运作方式，以及全体公民对国家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和制约等等都是建立在这种小范围的城邦民主制度的基础上的。这种城邦民主制度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以古典时代的雅典为例，第一，它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所有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在外敌入侵的时候，由所有公民组成的公民兵能够把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切身利益同城邦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不怕牺牲，英勇抗敌，因为城邦的战败也就意味着自身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丧失；第二，城邦管理人员的直接选举、有限的任期和轮番而治，由民众直接组成法庭的司法审判制度，使国家的所有政务都能够在制度的轨道上和公开性的阳光下运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了身份、财富等因素的介入和腐败的滋生。随着选官的财产资格被彻底取消，选官的方式也由选举改为抽签，由十个部落抽签产生的主席团在一年中的十分之一的时间里轮流执政，每个主席团也同样通过抽签的方式每天产生一名主席，这样一种“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参政模式使所有公民都拥有了同等的管理国家的机会，在最大的限度内实现了公民范围内的民主政治。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城邦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脆弱性。首先，对城邦公民人数和人口规模的限制使希腊人建立起更大规模的国家成为了不可能的事情，在世界上的其他古代文明纷纷通过战争和合并从城市国家向地区性的王国和跨地区的大帝国迈进的时候，希腊人只能固守着自己的城邦制度，不能走向联合和统一，也就不能形成一个有着更大规模的和可持续发展性的文明；第二，虽然在城邦内部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公民权利，建立起民主和法制，但城邦之间却一直和只能处在一种“无政府”的状态，长期不断的邦际混战消耗着各个城邦的人力和财力。所有这些都说明，希腊城邦日益陷入自身的矛盾当中，可以说，古希腊文明的优点和弱点都在城邦制度中暴露无遗，真可谓“成亦城邦，败亦城邦”。总之，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和“城邦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可以说，希腊城邦的优越性也就是希腊民主的优越性，而希腊城邦的弱点也可以凸显出希腊民主的局限性。

雅典选官制度的发展变化，既可以说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深化，也不失为一种极端的和激进的发展，从中可以很好地体现出“优点”是如何延伸成为“缺点”的。我们知道，梭伦改革时期，通过公民四个财产等级的划分并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使贵族以外的普通平民有了更多的参政权，就选官制度而言，这个时期一方面还存在着明确的财产资格的限制，即拥有不同数量的财产可以充任不同等级的官职，另一方面，包括执政官在内的国家各级官员还都是通过选举产生。随着克里斯提尼改革按照地域划分国民，氏族贵族的权力从根本上受到了削弱。到了希腊波斯战争的后期，经过厄非阿尔特等人的一系列民主改革，一方面贵族的权力几乎被剥夺殆尽，另一方面选官制度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选举各级官员的财政资格不但被取消，选举官员的方式也逐渐由选举改为抽签，到了伯里克利时代，除了十将军之外，几乎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是抽签产生。咋看起来，这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的突破和胜利，但实际上也蕴含着极端发展而造成的“蜕变”和由此产生的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呢？说到底还是与雅典人的“民主”观念有关，因为在他们看来，从前的财产资格也好，选举制度也好，都还不够“民主”。为了很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平等”。实际上，所谓的“民主”就是一种政治权利上的“平等”。那么，是选举制度更为“平等”呢，还是抽签制度更为“平等”呢？对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着十分深入的思考。他们认为，“平等”并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两种，一种是“数目上的平等”（numerical equality），即完全的均等，投票中一人一票的原则就遵循的是这种“平等”，也是更为显而易见的一种“平等”；另外一种是“比例上的平等” （proportional equality），这种“平等”则是一种有差别的平等，也是一种不易被人们察觉的“平等”，比如选举制度中把最优秀的人选出来管理国家就体现出了这种“平等”。他们认为，在国家的治理上，两种“平等”都要兼顾，不能偏废，通过投票选举官员正是这两种“平等”相互结合的一种完美体现。用这个“两种平等”的思想来看从“投票”到“抽签”的变化就很明了了，既从两种“平等”兼而有之进入到了只顾及一种“平等”，即“数目上的平等”，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样做真正地实现了所有人机会均等的理想，但却造成了对另外一种“平等”，即“比例上的平等”的无视和破坏，在实现了所有人机会均等的同时，也阻塞了少数的有治国才能的人的上升之路，从而制造了新的“不平等”。从此以后，这种伯里克利所谓的“多数原则”不但统治了雅典的选官制度，也在雅典的司法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

苏格拉底不但认识到了这一“多数原则”所带来的问题，而且还成为这种“多数原则”的最大的牺牲品。他指出，用抽签来选举官员的方式是十分荒谬的，因为由抽签而当选的普通公民可能是某一种手艺的专家，但不见得懂得治国，国家的治理还是需要有治国才能的人，而这样的人必须由选举产生。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比如一条在海上航行的大船，船的舵手是抽签产生呢，还是请懂得航海技术的人来担任，其答案不言而喻的。他指出，如果说一个不懂航海人被抽出来掌舵的话，这条船会非常危险，那么，一个国家由一个不懂得治国的人来治理的话，其危害性显然要更大。正是由于苏格拉底对抽签选官的制度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才遭到了指控，其中的一项罪名就是“反对民主”，其实，苏格拉底反对的并不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这种破坏了“比例平等”原则的极端做法罢了。可以说，在雅典的选官制度由“选举”改为“抽签”那一刻开始，其民主制度也就开始走向了反面，这种“多数人的暴政”已经违背了“所有人都应该拥有相应的权利”这一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正如柏拉图所言，如果说“少数人”压制“多数人”是有违“正义”的话，那么“多数人”压制“少数人”也同样是有违“正义”的。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把“民主制度”归于一种“蜕变的政体”之列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看到，与给雅典民主政治一个“好”的或“坏”的，“成功的”或“失败的”盖棺定论的评价相比，认识到其内在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似乎更难，也更加重要。与此同时，不论它是一种“好”的或“坏”的，“成功的”或“失败的”制度，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践都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民主制度的建设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