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故事精选(九篇)

第1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摘 要： 流传于朝鲜平壤的民间故事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说。这些传说的主要描写对象是平壤地区的古代将领。在流传过程中，这些传说对历史人物的事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虚构和加工，其中涉及卵生神话母题、对英雄人物的美化等，还包含将历史人物的事迹移植到传说故事中的情况。这些人物传说丰富了平壤民间故事的内容和题材，体现了古代平壤人民对爱国英雄的热爱。

关键词： 平壤 民间故事 人物传说

朝鲜平壤地区流传着内容丰富、题材多样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的内容包括记录名将事迹、普通人反抗斗争的人物传说，记录地理事物命名、名胜古迹由来的风物传说，以及记录风俗习惯由来的风俗传说，等等。这些故事的时间跨越了朝鲜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仅从有史可考的民间故事来看，包括三国时期、高丽时期、李朝时期。

朝鲜外文出版社于1988年将流传于平壤地区的众多民间故事进行搜集整理，汇集成《平壤民间故事》一书。在这些民间故事中，有史可考的人物传说在其中占据重要部分。例如《傻子温达》的故事和《鹿足夫人》故事中关于乙支文德的叙述都可以在《三国史记》等历史著作中找到它们的人物原型。同时，对历史事件的移植也可以在平壤民间故事中窥见一斑。

一、乙支文德故事的神奇诞生母题及其早年传说

乙支文德是高句丽“萨水大捷”中的首要将领，因而乙支文德成为朝鲜半岛最重要的英雄人物之一，从高丽王朝至今都受到历代政权及普通民众的崇拜。高丽时期金富轼等编撰的正史《三国史记》将乙支文德的传记放置在名将金庾信的传记之后，可见乙支文德在高丽时期即成为官方所颂扬的最重要的民族英雄之一。平壤民间故事中对乙支文德有详细的记述。在这样的人物传说中，乙支文德作为英雄人物，其形象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一定的神圣性。

对乙支文德的叙述见于平壤民间故事《鹿足夫人和她的两个儿子》：“传说石多山下的积善谷有一位好心的妇人，有一天她锄草回来，看见很多很多鸟在一起孵一个大卵。于是便把那卵带回家来，从卵里生出来的就是乙支文德将军。”[1]62这具有典型卵生神话的特征，其“神奇诞生”母题显示了乙支文德的诞生异于凡人。@样神异的诞生“具有了异于凡人的特征，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英雄的神圣性，同时也就预示着他们会创造出神奇的伟业”[2]。这种神奇的诞生符合朝鲜人民对于乙支文德民族英雄崇拜的心理，也为乙支文德以后的英雄伟业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即乙支文德之所以取得萨水大捷的胜利，其原因之一就是其神奇的诞生。

然而作为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能够对乙支文德的诞生进行如此神奇的描述，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乙支文德史料本身的匮乏。作为最早记述乙支文德的史料，《三国史记》对于乙支文德的出身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乙支文德，未详其世系。资沉鸷有智数，兼解属文。”[3]443这一段叙述既未明确叙述乙支文德的家世，又未提及乙支文德的早年经历，接下来便立即叙述隋炀帝下诏征高句丽及乙支文德诈降之事。史料的匮乏给民间文学的创造提供了巨大的创作空间，因而产生了乙支文德的卵生神话及乙支文德是怎样成长为一代名将的故事。

在民间故事的叙述中，乙支文德经历了一段具有民间故事特征的“拜师学艺”成长经历。民间故事中的乙支文德拜到“学问渊博、精通兵法”的隐士宇敬先生之门下学艺。宇敬先生之妻鹿足夫人在这一阶段也给了乙支文德很多帮助。鹿足夫人的形象也具有典型的神话色彩，她“双足生得有些异常，很像鹿蹄”[1]60。正是因为这样神奇的诞生和异人的传授，才使得乙支文德最终成为“资沉鸷有智数，兼解属文”的文武双全的英雄形象。这样文武双全的英雄显然是民间故事中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因而乙支文德故事的神奇诞生母题和他早年拜师学艺的传说有力地弥补了史料对乙支文德家世、早年记载的不足，使得乙支文德成为一个理想化的英雄形象，为其日后在萨水大捷中的功绩提供一定的合理性。

二、温达故事对英雄形象的美化和对故事情节的丰富

“傻瓜温达”的故事见于《三国史记》，主人公温达是高句丽平冈王时人，为侍奉母亲而乞食，被世人视为“傻瓜”。平冈王因女儿哭泣，吓唬女儿日后将嫁给傻瓜温达。公主成年后因记得父亲的话欲嫁给温达而被父亲逐出。于是公主便嫁到温达家中，教温达买马参与狩猎。在公主的教导下，温达成为一代名将，在辽东战役中立下大功。主人公温达的卑微出身与公主的高贵出身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他们的结合在门第观念森严的古代朝鲜打破了几乎难以逾越的阶级壁垒。这是温达故事在民间流传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极大地满足了大众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或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4]。

温达的传记在《三国史记》中本身就存在浓重的民间传说色彩，因而韩国学者朴ブ踩衔《三国史记》对于温达的记述是“故事、历史和汉文学合一的资料”[5]。即便《三国史记》对温达的记述带有很明显的民间传说色彩，但温达故事在民间的流传中并不满足于既有史料的记载。这种民间流传的再创造最明显的一点是对主人公温达形象的美化。《三国史记》记载温达“容貌龙钟可笑”[3]460，但丑陋的容貌显然不符合民间对于完美英雄的印象，也不符合民间对温达与公主结合这一故事情节的理解。因而民间故事对温达的形象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美化，使温达成了一个具有英俊相貌的美男子，又在史料之外增加了温达异于常人的魁伟形象，“他生得膀大腰圆，身高八尺有余，圆圆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背起柴来抵得上好几个人”。“财主们便骂他：‘别看他相貌堂堂，可生就的一副贱骨头……’”[1]45《三国史记》记述的温达故事可以看作是蠢人故事的一种变体。但民间故事的流传使得蠢人逐渐成了英雄。民间对于温达形象的美化使得温达作为一位民间故事中的英雄，拥有了更加符合英雄的外貌特点。

这样英俊的外貌使得原本愚笨丑陋可笑的“傻温达”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这就与温达的“愚笨可笑”传到王宫的故事情节产生一定的矛盾。因而民间故事又对温达的形象做出了一些增添。例如增添了官员出行，路人纷纷避让，而温达直挺挺地站着，受到衙役的责打而一声不吭的情节。这就使得温达的愚笨形象在受到削弱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弥补。同时也增加了温达不畏权贵的英雄气概，使温达形象更符合民间故事中的英雄形象。

《三史记》对于温达成长为名将的叙述也有明显的漏洞。《三国史记》中记载公主下嫁温达以后，公主指导温达买马。温达按照妻子的要求努力养马，在狩猎中的良好表现得到了平冈王的注意。然而《三国史记》对于温达的武艺并没有叙述，也缺乏温达成长为英雄的过程叙述。温达从一个受人耻笑的“傻瓜”成长为一代名将的过程，《三国史记》都没有做出合理的叙述，使得故事情节突兀，也使得温达的英雄形象受到了削弱。在民间故事的流传中，为了使温达的英雄形象更丰满，故事情节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丰富。与乙支文德故事相类似，温达故事也增加了“拜师学艺”这一具有民间故事特征的情节。故事里的温达去找公主“事先打听好的一位武艺高超、学识渊博的道人，拜他为师”。“整整三年，温达起早贪黑，练武习文”[1]51。故事在民间的流传中也增加了温达因愚笨而更加努力练武习文的情节。这些情节的增加把温达从一个愚笨可笑的人合情合理而循序渐进地变成一位英雄。这样的叙述既填补了史料记载中的漏洞，更符合民间故事中英雄成长故事的模式。同时，“练武习文”情节的增加使得温达更符合民间“文武双全”的完美英雄的形象特点。

三、铁锤将军故事对史料的移植

铁锤将军故事是在平壤地区流传较广的一则民间故事，至今仍在朝鲜半岛为群众所津津乐道。在朝鲜的民间故事中，流传有诸多版本的手执铁锤抗击侵略的高句丽将军形象。这一故事也被改编为动画片，在2015年于朝鲜上映。朝鲜于2015年推出手机游戏《少年将军》，其中游戏主人公的名字就是“铁锤”，可见铁锤将军故事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之大。

铁锤将军的主要故事情节如下：高句丽时期的平壤青年铁锤是一个铁匠的儿子，他与恋人凤仙约定习武三年以后相见。但在铁锤走后，凤仙被官员强纳为妾。铁锤拜名师习武后，出山救得凤仙，之后投身军伍，在高句丽与外国的战争中建立功勋，而后隐居于大城山。铁锤将军晚年，在外敌入侵之时执锤大呼，使得敌人胆寒，纷纷败逃。

这则民间故事融入民间故事中的爱情因素，具有英雄成长故事的典型情节――“拜师学艺”。“拜师学艺”的情节与乙支文德故事、温达故事在民间的流传过程中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可以看作是平壤民间故事中英雄成长故事的一个典型模式。铁锤将军其人不见于《三国史记》，考察《三国史记》中将领传记，也不见有手执铁锤的高句丽将领。但考察铁锤将军故事的情节，可以看出这则民间故事在情节上对《三国史记》传记内容的移植。

《三国史记・素那列传》记录新罗将领素那的事迹。素那在与H的作战过程中有如下记录：“素那奋刃向贼，大呼曰：‘尔等知新罗有沈那之子素那乎？固不畏死以图生，欲斗者曷不来耶？’遂愤怒突贼，贼不敢迫。”[3]470《素那列传》中又有记述百济人对沈那、素那父子的恐惧：“百济人指沈那曰新罗飞将，因相谓曰：‘沈那尚生。’莫近白城。”[3]470

在铁锤将军故事中，铁锤将军晚年执锤大呼，吓退敌军的故事情节与《素那列传》的故事情节几乎完全一致，即铁锤将军执锤大呼：“今天我要叫你们尝尝大高句丽老将铁锤的厉害！”敌军闻此迅速败退，称：“高句丽的铁锤将军还活着！”[1]108《三国史记》作为一部正史，在朝鲜半岛流传极为广泛，因此被平壤地区的群众广泛接受。铁锤将军故事作为流传于平壤地区的民间故事，带有明显的平壤地方特色，诸如铁锤将军隐居于大城山，等等。在铁锤将军故事的流传过程中，为丰富故事情节，突出故事中的英雄形象，《三国史记》中其他地区的史料被移植到铁锤将军故事中。在移植过程中，新罗将领素那的事迹就与平壤地区的铁锤将军故事相结合，被逐渐本土化，由一个新罗的历史事件转化为叙述高句丽时期平壤人抗击外敌的民间故事。

四、结语

平壤民间故事中的历史人物传说讲述了一系列朝鲜古代英雄的事迹，这些英雄故事大多取材于历史文献，但由于历史文献叙述的简略，民间故事又对历史文献中的情节进行了一系列补充。这些补充的内容多数涉及史料语焉不详的英雄成长过程。在叙述英雄成长过程中，平壤民间故事中的历史人物传说形成了一定的模式：拜师学艺的故事情节为英雄从普通人成长为英勇的将领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在成长中成为文武双全的人则使得民间故事中的英雄更符合民间印象中的完美英雄形象。

对英雄形象的美化也是这些历史人物传说的民间再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史料中面貌丑陋的英雄在民间故事中成了美男子，这是民间对英雄外在形象的要求；有的英雄在史料中并无记载其文化水平，但民间故事将其塑造成文武双全的英雄，这也是历史人物传说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对英雄形象的美化。平壤民间故事作为平壤地区的民间文学，在流传过程中将其他地区的历史人物事迹与本地区民间故事相结合，从而塑造出属于本地区的英雄人物，这是平壤民间故事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地区文化相融合的一个特征。

总而言之，平壤民间故事中的历史人物传说主要表现平壤地区古代将领的英雄事迹，这些故事发展了史料中将领的事迹，对平壤地区古代将领形象进行了美化。其中也存在将其他地区将领事迹移植到本地区英雄故事中的情况。这些故事从内容及流传发展的过程来看，都体现了古代平壤人民对爱国将领的热爱之情。

参考文献：

[1][朝]平壤民间故事[M].平壤：外文出版社，1988：62，60，45，51，108.

[2]刘雪玉.东北满族英雄故事母题探析[J].文化遗产，2014（2）：66.

[3][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M].京城府：朝鲜史学会，1941：443，460，470.

第2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京地区特色的一种概括式的描述，以北京地区的社会、人情风貌、北京地区的语言为其典型特色。

本文以“京味”影视作品指代以反映北京地区生活风貌为主的影视作品创作。在这些“京味”影视作品创作中，北京文人笔记对这些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笔者认为北京文人笔记的创作价值非常值得当代影视从业者进行充分重视与运用。

北京文人笔记包括笔记小说与史料笔记等。北京文人笔记小说给电影、电视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北京文人史料笔记为人文纪录片创作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一、影视“京味”特色与北京文人笔记

美国著名编剧大师罗伯特 ・麦基在他关于剧本创作的著作《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原理》 [1]第十九章谈到作家的创作方法时强调，影视剧创作首要的任务并不是幻想出一个巧妙的场景然后根据场景进行创作，而是在创作之前，用大约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去研究故事的每一幕，用卡片的方式，将自己对故事的研究记录下来，根据这些研究去创作出故事的步骤大纲。作家对故事进行的前期研究，是故事创作的创意来源，也是影视作品是否具有质感的保障。“京味”影视作品的创作者们进行作品创作之前，对所创作的作品内容、相关背景、人物特点等的研究就是在寻找能够真正引起观众兴趣的创意点。在这些前期研究中，北京文人笔记对这些影视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具有北京地域特色的影视剧，例如电影《霸王别姬》、电视剧《四世同堂》《京华烟云》《五月槐花香》《铁齿铜牙纪晓岚》等都是以不同时期的北京地区历史风貌、人物传奇为主要演绎内容的电影、电视剧作品。而与这些传奇故事相似的更多人物故事、历史故事，却大量被保留在了历代北京文人笔记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北京历史上曾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历史事件和相关风云人物，都会在不同时期的北京文人笔记中找到相关的记载。这些资料有时可以和正史的记录互相印证，成为正史有力的补充；有时却能极大地激发艺术家的想象力，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各类艺术创作。因此，在不同时期的作家创作关于北京故事的时候，文人笔记经常是他们需要参考的重要内容。且不说传统曲艺中的传奇故事大多来自笔记及笔记小说的记载，现代小说、话剧的创作也对其屡有借鉴。但是“京味”影像作品的创作中，对北京文人笔记的重视却没有到位。

在我们对北京地区相关人文笔记的内容进行系统梳理时发现，大部分北京文人笔记是生活在北京地区的文人、学者通过笔记式的记录将自己所生活的年代的史料、轶闻、风土名物、历代典制、诗文评述、文坛逸事甚至是述异、幽怪、稽古考辨或地理、水利、象纬、律历、财赋、音韵、医药等的详细记录。由于北京是明清两代的皇城，文人笔记中关于皇家生活的记录更具有正史不具备的丰富性，其对宫廷生活、宫廷仪式、宫廷逸闻的记录经常让读者大吃一惊，叹为观止。这些丰富的笔记资料，在严肃的史学和社会学、人文学研究中经常是被简单地用作正史之外的参考材料来使用的，只有少数几本例如《万历野获编》《酌中志》《阅微草堂笔记》《郎潜纪闻》《夜谭随录》《燕京杂记》《池北偶谈》等因为其重要的细节性记录、佐证价值和优秀的文笔受到了一定的重视。

但对于以虚构想象为主的影视剧创作来说，文人笔记却是极好的影视剧故事创意来源。文人笔记在正史研究中被摒弃的“芜杂”，正是影视故事虚拟想象中所需要的丰富多样的素材与创意来源。以构建人物、历史传奇故事为主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这些需要丰富想象的艺术创作，大都可以在历代北京文人笔记那些被称之为“芜杂”的记录中找到一定的创意来源。宫廷秘闻为主的《酌中志》、鬼怪传奇见长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其中很多作者记录的人物经历和志怪传奇都可以延展成一个能够充分调动观众兴趣的故事。虽然电影、电视剧作品中已经有一些个别作品例如《魅变》（以《阅微草堂笔记》为蓝本）、《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对其有所重视，但在梳理历代北京文人笔记的过程中我们却发现，影视剧创作者在创作关于北京地区的影视作品时，对北京文人笔记的重视是不够的。或者说，影视创作者因为自身在故事的前期创作中，对相关资料的阅读和研究不充分，才会出现各类关于北京地区的影视作品与历史时代不符，与人物特点不符，甚至与社会风貌、人文习惯都不符合的情况。而这些不符合，都是相关影像作品的质量频频被评论界和观众诟病的原因。

因此，记载着北京城各个时代、内容丰富，有时是志怪传奇的文人笔记是影视创作者可以开采的创意来源的宝库。特别是在以擅长拍摄历史题材故事见长的中国大陆，北京文人笔记的创意价值是需要重新审视和挖掘的。

二、人文纪录片创作与北京文人笔记

北京文人史料笔记为人文纪录片创作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众多关于北京地区的影视作品创作中，北京人文纪录

片是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分类。这种类型的作品并不是以虚构见长，而是采用纪实的方式，记录和展示有关北京地区的社会、人物及历史事件。目前比较知名的电视纪录片有北京电视台制作的《这里是北京》、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国宝档案》《故宫》等。而在这些纪录片创作中，北京文人笔记在其创作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资料佐证作用，以区别于正史记录的角度，展示了新的角。

出于对抓住观众兴趣度的需要，电视记录片的创作在 21世纪以来受到美国系列纪录片《探索发现》的影响，开始注重在真实记录的过程中加强故事演绎和悬念制造的能力。而北京人文纪录片的创作也延续了这一创作风格，将纪录片中需要展示的真实人物和事件用故事演绎的方式展示给观众。在关于北京地区的纪录片中，众多关于历史古迹、名人传记、宫廷秘闻和北京社会风俗、小吃等的纪录片都大量采用了北京文人笔记当中的资料。例如关于故宫的纪录片大量采用《酌中志》中关于明代故宫的记载，关于北京小吃、民俗的纪录片也会频频采用《万历野获编》《酌中志》《陶庵梦忆》等笔记中关于明清社会风俗、宗教仪式等的记载。还有关于北京历史名胜古迹、皇家园林、墓葬、帝王生活、后宫秘史等的记载。由于正史对当权者的历史记录多有隐晦之处，后世的纪录片展示中，就更会倾向于采用北京文人笔记中的资料去佐证和推论当时的历史、人物故事。

查慎行客居北京三十余年，《人海记》系其康熙五十二年告归后，集其客居京师时之闻见杂录 [2]。本书所录多为明及清初典制掌故、人事琐闻。凡科试、职官、武备、宫廷、礼制、海运、图书、物产、人事等，均有涉及，大多得自亲闻，可以称之为第一手资料。而清初记事，更多亲历，颇可资考证。全书分上下两卷。卷上记典制者有：《汉官给俸》《内阁墨判》《世祖受贺》《翰林外传》《明孝陵享殿》等。记科试者有：《满洲考试》《顺天乡试官员》《洪武科举》《岁贡恩贡》《殿试策进呈》《选历科程墨》《会试同门房刻》等。记武备者有：《八旗分驻》《满汉兵饷》等。记人物者有：《宋献策》《郑贵妃》《阮大铖复用》《刘念台》等。记物产者有：《沙果》《宝抵银鱼》《大内瓜子》《各省贡茶》《鹧鸪米》等。记图籍者有：《续文献通考》《石经山藏经》《乡会试录序》等。卷下多记人物、事件、物产等。有记人物者：《李襄敏诗兆》《唐文恪谥》《陈张后裔》《宋景濂迁葬》《朱文恪胪传》《阮大铖暴死》《马士英伏诛》《李林甫》等。有记图籍文献者：《宋潜溪集》《郑所南心史》《国朝人物编》《藏书之厄》《牧斋明史》《黄石斋著纂》《南内藏书》《韵府群玉》等。有记典制者：《明制宫衔》《入城治丧》《诰命移赠》《明初文臣无谥》《厂卫》《大臣赐第京师》《琼林宴尽七杯》《本朝内监书目》《元旦朝仪》等。有记北京景色者：《灯市》《兴隆寺八景》《阜城门西寺观》《北京廊房》《听经楼》等。

这种以北京文人笔记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和佐证材料的北京人文纪录片的创作，充分体现了文人笔记在北京地区相关影像作品创作中的重要史料价值。虽然对于纪录片来说，采用野史还是采用正史作为纪录片演绎的资料来源历史学者们还有争议，但是北京文人笔记在北京人文纪录片中的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在北京人文纪录片的创作中，北京文人笔记作为历代文人记录下来的知识思想宝库，仍旧具有巨大的发掘价值。毕竟，关于北京的纪录片还在不断的创作中，编导们对于文人笔记的阅读和参照还将会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

三、北京文人笔记与“京味”影视作品的质感

影像作品的质量是创作者和观众都十分关心的重点，票房、收视、投资等等相关问题都与影像作品的质量直接相关。但近几年电影、电视作品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雷剧”频出也是一直被评论界和观众诟病的话题之一。这些“雷剧”的出现都是由于影视创作者对于其作品质量的不重视或者说创作者的功力不足导致的。“真正具有戏剧张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具有生活质感的戏” [3]，当下影视作品多“雷剧”，特别是相关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大量细节不符合史实，朝代乱用，语言乱用的情况都是影视作品缺乏质感的表现。增强此类影视作品生活质感的一种方式就是对历代文人笔记的重视。

首先，影视作品的质感来源于对故事原创性的追求。重复是影视创作的大忌，但中国影视作品的创作却以重复、扎堆作为快速圈钱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国影视作品的创作经常出现一部作品成为热点，相似类型的作品跟风而上、泥沙俱下的现象。《致青春》火了之后，青春片扎堆。《泰

》火了之后，喜剧片扎堆。《雍正王朝》火了之后，帝王剧扎推。《金枝欲孽》火了之后，宫斗戏扎堆。《潜伏》火了之后，谍战剧扎堆。《步步惊心》火了之后，穿越剧扎堆这些影视创作的乱象，不时引来广电总局的各种“限制”，但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影视创作中原创性的缺乏。历史事实证明，扎堆跟风的作品从来很难出现真正的好作品，而真正具有生活质感的影像作品，是那些能够潜心于前期创作，在前期调研和各类细节讲求上都做到精益求精的作品。只有这些作品才能成为新的热点，也只有这种创作方式才是影视剧创作健康发展的方式。而文人笔记在影视剧原创性的挖掘上是具有极大价值的。

历代北京文人笔记当中，既有宫廷逸事又有民间传奇，既有朝堂典章又有社会风俗，既有真人故事又有鬼怪记录这些丰富的文人笔记中储存着大量故事创作者渴求的原型故事，这些原型故事经过影视创作者真正的原创性建构，都将是能够吸引观众兴趣的好故事。这些文人笔记的价值在“京味”影视故事的创作中虽然偶有出现，但仍旧属于个别现象。对北京文人笔记中大量原型故事的重视，是增强“京味”影视剧创作原创性和生活质感的重要方式之一。

第二，影视作品的质感还来源于对人物生活细节的重现。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可以是虚构的，但人物生活的时代、社会、环境的细节却需要能够完成合理的构建以取得观众信任。失去观众信任的作品，故事讲得再好都不是一个可以打动人的故事。即使是架空历史的作品，在作者所营造的影像时空中，生活的各种真实细节也是构建人物性格和影响故事驱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遑论需要大量历史细节作为支撑的历史题材作品了。人类生活的大量历史细节可能在正史中的记载不多，特别是涉及到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社会历史人物的时候，但亲身经历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文人所留下的笔记，或者生活在当时的文人所采集记录的笔记，却是寻找和营造这些生活细节的可靠佐证。例如大太监魏忠贤的故事，如果参看刘若愚的《酌中志》，其人物从衣着、言语到日常行为，活动路线等等都能找到各种详细记录的细节。又如讲述帝王故事的明代、清代的朝堂、后宫戏，如果对当时文人笔记进行详细的研读，就不会出现张冠李戴、需要避讳的语言在人物口中脱口而出，不会出现使用死后的谥号称呼自己，也不会出现文武大臣衣物乱穿一气等“天雷滚滚”的现象。

如果影视剧创作中对故事的细节能够有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人物活动的环境、服饰、行为、语言等细节得到足够的重视，那么很多影视剧都能够从“雷剧”变为“正剧”。例如 2015年下半年的由现象级架构时空的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琅琊榜》，就是因为创作人员对于大量人物生活细节的重视，使得一部本来忽略年代、人物生活细节只注重宫廷权谋、兄弟情谊的小说作品，成为被观众热捧的年度现象级电视剧。剧中的服饰颜色、造型、宫廷各类仪式的礼节、不同阶层的人物行为方式等细节的考究都成为网友热烈讨论的焦点。这种创作方式给了当下的影视创作者一个非常大的警示，只有真正注重生活质感的电视剧才能真正地吸引观众。而北京文人笔记中记载的大量细节，特别是历代宫廷、民间人物生活的细节，都是相关“京味”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重要参考资料。真正具有“京味”的影视作品，一定是对北京地区各个朝代的细节都讲究到位的作品，而北京文人P记，就是其中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综上所述，北京文人笔记在“京味”影视作品创作中不仅是重要的创意来源，还是相关纪录片创作的重要资料佐证和区别于正史角度的阐释方式。在“京味”影视作品的质感保证上，北京文人笔记不但能够提供大量的原创故事素材，还能够提供各类原型故事创作时所需的诸如时代风貌、建筑环境、典章礼仪、民风民俗、人物行为话语等各种细节。北京文人笔记在“京味”影像作品的创作中，其价值需要得到重视和重新发掘。

*本文为张智华主持的2014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北京文人笔记研究”（批准号14JDWYB004）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美]罗伯特 ・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周铁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第3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魏征 事迹 史料

1 两种最原史始的资料

魏征作为贞观贤相，唐代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之史料应该是极为丰富的。首先应该指出，关于魏征生平事迹特别是其谏事的最原始资料包括两种，即魏征自撰之书和唐代实录、国史中的相关记载。

1.1魏征自撰之书

《旧唐书》卷71《魏征传》有云：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太宗始疑征阿党，征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

可见魏征谏诤之事确实很多，仅太宗即位之初，就已多达二百余事，其一生进谏，更不知凡几。他还曾经亲自将其“谏诤言辞”录为一书，这应该是一部收录谏疏原文的书籍。后人所编《魏公故事》，当近于今本谏录，仅择其主要内容，字数尚多达“凡数十万言”，如果这部书是收录其所有谏疏，卷数应该很多。但两《唐志》所著录的魏征《谏事》仅有五卷，如果这就是史传所说之书，应该是选编重要谏疏而成，而不会是所有谏疏的汇编。

1.2唐代实录、国史中的相关记载。

唐代设立史馆，负责纂修实录、国史，这是唐代最重要的本朝史书。《新唐书?艺文志》正史类著录的国史有“《武徳贞观两朝史》八十卷，长孙无忌、令狐徳棻、顾胤等撰。吴兢《唐书》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国史》一百六卷，又一百一十三卷。”起居注类著录的唐高祖、太宗实录有“《高祖实录》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龄监修，许敬宗删改。《今上实录》二十卷，敬播、顾胤撰，房玄龄监修。长孙无忌《贞观实录》四十卷。”据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的记载，还有许敬宗在八十卷本基础上增加二十卷的百卷本国史，武周长寿中牛凤及重新编撰的记事起于武德、终于弘道的《唐书》一百一十卷。诸书在唐代流传之久暂广狭不同，有些甚至只是根据一些传材料著录的，根本就没有通行过。如所谓吴兢《唐书》一百卷，实出误解。《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说：“先是，左庶子吴兢旧任史官，撰《唐书》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书未成，以丁忧罢职。至是，上疏请终其功。”《新唐书?艺文志》即据此著录。其实吴兢《国史》在编撰过程中，监修国史萧嵩曾奏取六十五卷，死后其子又进八十余卷，应该都不是定本。韦述曾说：吴兢“别撰《唐书》一百一十卷，下至开元之初”。很可能正是韦述将这两次取进的吴兢《国史》合在一起分为一百一十卷，又在此基础上续撰三卷，成为《国史》一百一十三卷。《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安史之乱平定以后，韦述将其献于朝，后经柳芳等人先后增补，成为一百三十卷的《国史》定本。

唐代实录、国史中记载许多魏征事迹，不仅是就魏征在唐史中的地位和实录、国史在唐代史书中的地位所作的简单推断，也可以从两个具体事例得到证明。一是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亦多载魏征事迹言论，而这部书主要即据实录、国史摘编而成，陈寅恪先生甚至说“《贞观政要》即《（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二是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中引用《实录》，不少条目都涉及魏征，特别是有几条与《魏文贞公故事》同时引用，更说明二者的记载有同有异。

唐代实录、国史的编纂，始于唐太宗时期。高宗以后，不但国史经过多次改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也经过许敬宗等人篡改，但关于高祖、太宗时期的史事，大体可以视为太宗、高宗初年的记载。因此，其中记载魏征事迹言论的部分，比魏征自撰之书略晚，却比后人相关著作要早，后人著作应该参考过实录、国史。

2 对《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几种魏征传记史料略作介绍

魏征自传之书在《旧唐书·经籍志》中有所记载，即子部杂家的《谏事》五卷，题魏征撰。此外专门记载魏征事迹的书籍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则著录了六部之多，即史部故事类有敬播《文贞公传事》四卷、刘袆之《文贞公故事》六卷、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史部杂传记类有王方庆《魏文贞故书》十卷、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子部儒家类有《魏征谏事》五卷。而现今传世的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五卷北宋时的两种目录中并不见记载。笔者对《新唐志》所载几部书籍作简要介绍。

2.1敬播《文贞公传事》四卷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敬播传》说：“敬播，蒲州河东人也。贞观初，举进士。俄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寻授太子校书。史成，迁著作郎，兼修国史。与给事中许敬宗撰《高祖》、《太宗实录》，自创业至于贞观十四年，凡四十卷。”敬播是唐太宗时期参预编纂实录、国史的主要史臣之一，应该是在修史过程中，接触到大量关于魏征生平的史料，就同时编撰了此书。这部书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宋代以后除郑樵《通志·艺文略》据以转录外，其他公私藏书目录都没有著录，可能早在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失传。从书名中“传事”来看，应该是一部以记事为主的传记性史书，只因多涉朝章典故，而被著录在故事类。

2.2刘祎之《文贞公故事》六卷

《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说：“刘祎之，字希美，常州晋陵人……直昭文馆。俄迁右史、弘文馆直学士。上元中，与元万顷等偕召入禁中，论次新书凡千余篇。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时谓‘北门学士’……除中书舍人……俄拜相王府司马，检校中书侍郎……后既立王为帝，以其参奉大议，愈亲之，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垂拱中……赐死于家，年五十七。”刘祎之在睿宗初次即位时，当过很短时间的宰相，后被武则天所杀。他编撰《文贞公故事》六卷，应该是上元（674—675）年间，在“论次新书千余篇”之内。所谓“论次新书”，就此书而言，很可能是指在敬播五卷书的基础上，又从改编之实录、国史及民间杂书中采摭材料，增加一卷，而成为魏征传记新书。那么自然刘书一出，敬播原书很快就亡佚了。这部书除《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外，还见于其他书目著录。《崇文总目》传记类载：“《文正公故事》三卷，刘祎之撰。”《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载：“《魏玄成故事》三卷。”文贞公是魏征的谥号，宋代讳“贞”字，改为“文正公”，又或以其字称为“魏玄成”。三卷本很可能已是残本，《崇文总目》为藏书目录，著录实有卷数，《新唐志》为史志目录，仍著录其全书卷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唐代传入日本的古书，其旧事家著录《魏文贞故事》六卷，虽然没有题撰人，但卷数相合，应该也是刘祎之此书。

2.3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

这部书《新唐志》故事类著录在刘祎之书下，《通志·艺文略》转录，其他公私藏书目录不载，应该也早已失传。张大业的时代和生平都没有记载，应该略晚于刘祎之。武则天、唐玄宗时有张大素、张大安兄弟，著名于时，张大业或即其同族兄弟。

2.4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

王方庆，雍州咸阳人。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参军。永淳中，累迁太仆少卿。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境内清肃。证圣元年，召拜洛州长史。万岁登封元年，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俄转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后以老疾，授麟台监修国史。寻兼检校太子左庶子，进石泉公。长安二年（703）卒。《文贞公事录》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崇文总目》史部传记类。又《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著录“王庆方撰《魏征传》一卷”，“庆方”二字当为“方庆”之误倒。《宋史·艺文志》传记类作“王方庆《魏玄成传》一卷”。“事录”与“传”意义相通，卷数又相同，应该是同书异名。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曾经引用“王方庆《文贞公传录》”，这个书名正好介于“事录”向“传”过渡的中间阶段，可以很好地说明这部书的书名变化过程。

2.5王方庆《魏文贞故书》十卷

此书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记类著录。“故书”不知是否为“故事”之误。又日本藤原孝范《明文抄》卷一《帝道部》上、卷四《人事部》下、卷五《武事部》引有《魏文贞故事》，卷二《帝道部》下引有《魏文贞政书》。（据孙猛先生《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考证》书稿，未出版。）由于刘祎之《文贞公故事》六卷曾传入日本，这几条佚文应以出于刘书的可能性为最大，“政书”亦为“故事”之误。但如果日本果真曾有“政书”流传，则很可能就是“故书”，政、故形近致误。

上述几部书籍都已亡佚，唯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五卷传世至今，然此书北宋以前书目中都未见记载，南宋以后突然出现，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刘知几.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吴兢.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m].四部丛刊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6]王应麟.玉海[m].文渊阁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

[7]郑樵.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

[8]王尧臣.崇文总目.文渊阁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

[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吴兢传.旧唐书(卷102).

[11]王应麟.玉海(卷46).集贤注记.

[12]陈寅恪.元白诗箋证稿.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133.

第4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初中历史；历史故事；教学

历史是由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共同构建展示出来的。在初中历史课教学中，如果能够正确运用历史故事进行教学，在活跃教学氛围的同时，也能够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选取与课程教学目的相关的、能与现实相结合的历史故事

从古到今，历史故事很多，但历史课堂时间有限，所以教师必须选取一些与课程教学目标相关，具有针对性的历史故事。如在教授《红军长征》这一课时，教师可以在备课时搜集具有代表性的、能够反映长征精神的历史故事讲述给学生听，有助于学生记忆。其次，通过历史的学习，除了让学生了解过去，更应该引导他们思考现在。因此，教师还应当尽量选取能够结合现实的历史故事。例如在教授《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课时，教师可以准备圆明园十二兽首遗失、拍卖的故事，让学生在记忆知识点的同时，感受到当时英法联军的罪行，从而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感。

二、选择合适的讲述时机

一堂课往往需要多个环节共同构成，教师必须把握好时机，

适时插入历史故事，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千万不能将历史故事片面地作为活跃课堂气氛的方法，也不能将历史故事作为课堂重点而脱离了教学内容重点。在课堂开始之初，借助有趣、富有悬念的历史故事，可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力；在课堂进行之中，针对一些教学重点，教师可以适当地穿插少量历史故事，帮助学生记忆和理解；在课堂结束时，用历史故事作为收尾，既可以起到巩固提高的作用，又可以有效地调节学生的情绪。

三、注意历史故事的语言表述策略

教师在讲述历史故事时，良好的语言组织及表达策略会为故事增色不少，自然提升了历史故事在教学中的效果。首先，教师应当充分备课，熟悉了解教学内容，熟悉选取好的历史故事，才能在课堂中挥洒自如。其次，教师在讲故事时，尽量使用精炼的语言和准确的用词，将故事讲述清楚。最后，教师在讲述历史故事时要富于情感，运用生动的语言描述故事，并且从明确的语气和感情变化中，表现故事当中正确的价值判断，给学生以引导。

总之，历史教师能够在课堂中巧妙地运用历史故事进行教

学，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要科学地选取历史故事，熟练穿插于一堂课当中，才能提高初中历史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杨爱红.历史故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J].中学时代，2013（04）.

[2]陈宇.如何培养初中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J].科教新报：教育科研，2011（26）.

第5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一、格萨尔史诗的本体认定

格萨尔史诗，藏语中称为“格萨尔的故事”，简称“仲”或“岭仲”，意译即“故事”、“岭国的故事”。后来，受佛教术语的影响，一些文化人称“仲”为“传记”或“本生”。于是出现“岭·格萨尔王传”的称呼。近年来，由于学术交流的需要，藏族也吸收了“史诗”这一术语，“格萨尔史诗”这一词组，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专用学术术语。

二、格萨尔史诗的流传形式

在藏文产生前，格萨尔史诗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藏文产生之后，出现艺人“说唱形式”和“文本形式”同时在民间流传的情况，其中艺人的说唱形式占最大的比例。

说唱形式 由民间艺人讲唱，众人席地而坐，数日不散。这些说唱艺人一般都不会读书写字，但他们都是天才的诗人和歌唱家，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表演才能。讲唱格萨尔史诗时，艺人们用诗的歌唱为主，散文的讲解为辅，是一种“诗、文、曲”三结合的讲唱。若不录音、录像，仅以文字难以描述艺人讲唱时声情并茂的动人场景。一些杰出的民间艺人，自称“天启”、“神授”的说唱者，只要有“施主”供应茶食，他们便能连续不断地演唱下去，据传已故著名的扎巴老人曾在功德林讲唱“霍岭大战”时就用了十三天!

据粗略统计，20世纪80年代，在藏区还有40多个老艺人，每人都能演唱40～120部格萨尔史诗，据此我们能整理出几千部格萨尔史诗本子。可见蕴藏在民间艺人中的史诗数量是巨大的。目前，藏区处在从传统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时期，现代化的传煤如广播、电影、电视、卡拉OK吸引了绝大多数原有的史诗听众，青年人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对围坐篝火旁听老人咏唱农耕游牧文化生活没有兴趣。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的史诗艺人也相继过世，格萨尔史诗的口头传唱在稍稍地消亡，这也是我们能切身感觉到的变化。尽管史诗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社会通迅方式的时代的终结早已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但史诗所具有的独具魅力的文化功能并不会随着职业化游吟诗人的消亡而减退。

文本形式 目前，全国六七家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近百部格萨尔史诗的文本。对这些文本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有古代抄本、木刻本；也有文人加工整理的本子；文人根据格萨尔的故事而创作的本子；还有个别艺人自己创作的本子。当然更多的是根据录音整理出的记录本。因此，研究格萨尔史诗，必须对这百十部文本加以分类，鉴别出哪些本子是接近格萨尔史诗的原生形态，哪些本子是后期艺人、文人修改过的本子。

因为格萨尔史诗是活的史诗，它的绝大部分还保存在民间，只有一小部分形成文本供人阅读，所以，格萨尔史诗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公认的、定型的文本。这表明格萨尔史诗内容的浩博繁杂。出版一部完整、定型的格萨尔史诗虽然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但恐怕很难实现。

三、格萨尔史诗的核心内容和整体结构

格萨尔史诗虽然浩博繁杂，但核心内容却基本一致，整体结构也十分清晰。格萨尔史诗的核心内容就是讲述自己的祖先——“董”氏的来源、世系、传承，以及格萨尔率领“三十个众兄弟南征北战，建立丰功伟绩的英雄故事”。

现已出版的《世界形成》、《董氏预言授记》、 《天界篇》等书，讲述了格萨尔祖先“董”氏族的来源、世系和传承；《诞生篇》和《赛马篇》等书，讲述格萨尔诞生和“董”的“父系三兄弟”从卫藏辗转迁徙到黄河源头，并占领其地的经历。

迁徙到岭地的“董”氏父系三兄弟与当地其他氏族联姻，组成更大的群体，史诗中称为“岭地六部”。“岭地六部”的同辈男子互为兄弟，当格萨尔降生时，‘岭地六部’共有三十个众兄弟。格萨尔率领这三十个兄弟首先征服的“四方四敌”(指“魔部”、“霍尔部”、“门部”、“姜部”)，其后相继征服了邻近的“十八大宗”；然后占领了边远的“三十六小宗”。在征服这58个部落或邦国的过程中，格萨尔为岭地的民众夺取了牛、羊、马、金、银、绸缎、水晶、茶叶等生活必须的物质财富，并把它作为遗产留给后人，这就是史诗中反复描述的格萨尔的丰功伟绩。

通过以上对百十部史诗粗略的内容分析，顺序排列，看似繁杂庞大的史诗却有严密的整体结构，每个单行的史诗本子，在整体结构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不会出前后的错乱。所以，格萨尔史诗的整体结构可以概括为：以格萨尔为中心，纵向追溯了格萨尔祖先的渊源、传承，以及迁徙到黄河上游的过程；横向则铺陈了格萨尔的战斗一生，以及他的丰功伟绩。

四、用藏文的历史文献验证格萨尔史诗

这个史诗唱段告诉我们，“董”氏族的发展线索是：古代六氏族——“穆布董”——岭六部——三十个众兄弟。这是贯穿在整个史诗的历史线索。研究史诗的历史内涵时绝对不能脱离各种史诗文本所提供的这条脉络。而这条一脉相承的历史线索隐含在各种史诗文本中，应该引起史诗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追溯“董”氏族的渊源，必然涉及整个藏族的族源问题。历史文献中藏族族源是多元的。如：《萨迦世系谱》主张人类祖称“天神下降”说；《朗氏家谱》主张藏族祖先从“卵中衍化”说；《德吾宗教源流》第227页有类似汉族的“开天辟地”的记载，等等。总之，藏文史书中关于藏族的族源记载是多样的，目前比较普遍的则采取“神猴与岩魔女结合，繁衍出藏族的各个氏族”的说法，我们把它称为“藏族族源猕猴之种说”。

著名的藏文史书《柱间史》⑹记载：神猴和岩魔女结合，生下六个似人似猴的孩子，父母把他们放置在林中，不久繁衍四百多个子孙。神猴根据子孙的相貌把他们分成“董”、“冬”、“斯”、“穆”四个群体(氏族)。这就是史书常称的“原初四氏族”。

格萨尔史诗中经常提到的“董”氏族，原来是藏族“原初四氏族”之一，“董”氏族最初居住在“约茹”，也就是现今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

1、关于“古代六氏族”的史料

格萨尔史诗中经常谈及的“古代六氏族”，按藏族历史文献的记载是从“原初四氏族”中分化来的。藏文历史文献中，把“原初四氏族”称为“舅父氏族”，把“古代六氏族”称为“外甥氏族”，他们是甥舅关系。所以，从“原初四氏族”中分裂出“古代六氏族”其实质是舅父氏族中分化出外甥氏族的。

“古代六氏族”在广袤洪荒的青藏高原上各自以血缘氏族为单位，随水草任意迁徙，每次迁到新的地方就认为自己是该土地的主人，藏文史料和格萨尔史诗中把它称为“占地”或“分地”。在远古时代，“古代六氏族”就已经走出了卫藏，迁徙到了“汉藏交界的地方”。《汉藏史集》第13页在记载“古代六氏族”迁到汉藏交界的地方时，“在玛卡学热带达巴这个地方，吐蕃的三父六子分地居住”这与史诗中谈及的董氏父亲三兄弟占据“玛康岭”，即占地称王的说法是极其相似的。这表明，史诗与历史事实始终互为表里，即有其事才有其说，不是艺人异想天开编造出来的。

2、关于“穆布董”——“岭”(“岭六部”)的史料

我们从藏文历史文献中终于找到了“岭巴”这氏族(部落)。它原来是穆布董氏族中的“尊者六系”之一，并不像格萨尔史诗中描写的那么强大。但“岭巴”这个氏族(部落)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它的确有“古代六氏族”——“穆布董”——“岭巴”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线索。这个悠久的历史不仅被格萨尔史诗反复歌诵，在可靠的藏族典籍中也有明确记载，两者完全吻合。这有力地证明史诗中咏唱的“董”氏族的历史故事并非民间艺人的胡编乱造，而是有历史根据的，难怪民间艺人始终坚持说他们讲唱的是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珍藏在一代又一代的艺人的记忆中。

五、格萨尔史诗与藏族最早故事集《玛桑故事》的比较

格萨尔史诗大致在什么年代初具雏形，这也是史诗研究的一大难题。本文找出藏族最早的《玛桑故事》作为“参照物”，与格萨尔史诗相比较研究，以探索格萨尔史诗形成的相对年代。

藏族的著名史书《智者喜宴》(上册)第164页在记述止贡赞普事迹时写到：“藏族最早的故事书有《遗体变金的故事》、《玛桑故事》、《麻雀的故事》等。”可见故事已经成为一种文体，故事的名目也繁多，民间讲唱故事十分盛行，看来人类的童年是在故事中度过的。

《玛桑故事》是藏族最古老的故事，可惜已经失传。但“玛桑”是藏族历史上非常活跃的一个氏族，藏文史书中有断断续续的记载。下面我把“玛桑”的史料大致地串连起来，以窥视《玛桑故事》的大概内容。

1、“玛桑”是藏族远古的氏族之一，起源于阿里地区，其势力一度波及卫藏。在吐蕃王朝以前曾在高原掌权。

2、“玛桑”氏族的一支是萨迦“昆”氏的始祖。此时“玛桑”还征服了格萨尔的祖先“董”氏族。

3、到了吐蕃时代，大臣罗昂杀死止贡赞普，并一度夺取吐蕃政权。据《柱间史》第58页记载，大臣罗昂的全名叫“玛桑·罗昂”，可见，吐蕃王朝的初期，玛桑氏族还很强大。

引用以上三条史料的目的要证明“玛桑”又是一支有着光辉历史的远古氏族，与格萨尔的祖先有过激烈的冲突。藏文史书中把《玛桑故事》推崇为藏族最早的故事集之一，据我个人的推测，《玛桑故事》的内容可能是一本讲述“玛桑”氏族起源、发展、壮大的故事，具备了史诗的性质，在古代民间广为讲唱，所以被佛教徒视为佛教经典的先声或预示，并为格萨尔史诗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借鉴。

现在，我们换个视角，考察一下格萨尔史诗是如何看待玛桑氏族的，史诗和《玛桑故事》有何关系。

第一，格萨尔史诗中声称“玛桑”是格萨尔的父系氏族，是母系社会的产物。在母系时代，“董”的血统按女性计算，氏族实行外婚，氏族中的女性只能与外族的男子婚配，但子女与母亲、舅父生活在本氏族中，父亲则是外族的人，子女们依稀知道自己父亲的族系。所以格萨尔史诗中把“玛桑”认定为自己的父亲，反映了史诗对母系社会的遥远、模糊的记忆。

第二，格萨尔史诗中常常用“玛桑”两字为格萨尔命名，以表示对远古父系的怀念。

第三，格萨尔史诗中有“玛桑”字样的书名。

通过玛桑史料与格萨尔史诗的比较，不难发现格萨尔史诗与玛桑氏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格萨尔有“玛桑好汉”的名字，格萨尔史诗也有称之为玛桑的书名，我们能否这样大胆地推断：藏族最古老但已失传的《玛桑故事》是否就是我们现在就能读到的《格萨尔史诗》呢?如这种推断还欠历史资料，从以上的历史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如果说《玛桑故事》是最古老的，那么与“玛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格萨尔史诗也同样的古老。这些故事从远古传来，至少在吐蕃第八位赞普——止贡赞普时代就已初具史诗的型态，并在民间有人讲唱，有广大的听众，就是说格萨尔史诗距今至少有两千多年了。

六、史诗研究的两种误导

1、“文化中心论”的误导

20世纪30～40年代，一些中外专家初步接触到格萨尔史诗时，由于语言障碍难能与史诗艺人交流，而当时为数不多的史诗文本珍藏在寺院和贵族手中，难得一见。尽管他们连格萨尔史诗的皮毛都没有碰着，却匆匆谈观点、下结论，说什么“格萨尔是罗马凯撒(Kai-Sir)，说什么“格萨尔是关公”，“格萨尔史诗是‘藏三国’”。据说这些专家运用的是高深莫测的“历史语音考证法”。他们从事学术，事先带着某种成见和情绪。

2、“历史演义小说”思维定势的误导

用这种思维定势研究格萨尔史诗，认定史诗是历史演义小说，是依据某种史实创作出来的故事。他们说“《格萨尔》基本上是吐蕃人按照吐蕃时期的基本史实创作出来的长篇诗体作品”(参见《格萨尔学集成》第二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7页)，并进一步断定“格萨尔是墀松德赞的文学形象”(也就是说格萨尔史诗是依据墀松德赞的历史事实创作出来的)。因此对史诗中的征战情节作了大量的历史考证，认为史诗描写的征战与墀松德赞进行的战争完全吻合。

我认为，首先，格萨尔史诗不是历史小说，格萨尔史诗是董氏族的先民向后人讲述的氏族发展史，是董氏族的先民世世代代积累和记忆下来的祖先业绩，史诗没有作者，也不需要某个作者创作。把口头传说记录下来就是杰出的作品。其次，吐蕃和“岭”有共同的族源，但后来的发展是不同的，吐蕃以拉萨为中心，岭在黄河上游的“玛康岭”。吐蕃赞普是“穆”氏族，岭格萨尔是“董”氏族，还有格萨尔和墀松德赞是否同时代的人，也需要认真考察。

如果说“历史演义”小说是根据史实的再创作，那么史诗仅仅是对祖先历史的回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把史诗当作历史小说，一味去寻找、考证历史原型，就容易在历史考据中陷入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泥潭。另外也容易走上只信文字记载的史书，而否认口碑史料，否认老人记忆，否认民间传说的极端。所以我认为用“历史小说”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史诗也是一种误导。

七、简短的小结

本文对格萨尔史诗进行了粗略的追根溯源的工作。若问格萨尔史诗的源头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史诗的源头在藏族的猴子变人的传说里；在藏族“原初四氏族”、“古代六氏族”的衍化过程中。说得具体一点，格萨尔的祖先“董”氏族从西藏的山南雅隆出发，辗转阿里，迁徙到了“黄河源头，发展成为强大的“岭”部落，这些人群自称“岭巴”，也就是住在黄河源头的人，他们的英雄也称之为“岭·格萨尔”。格萨尔史诗是他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这部史诗产生于藏族先民中，是历代先民积累、创造的，是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

第6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居鲁士；希罗多德；母题；口述历史

古昔流传至今的很多历史记载，今人看来有如传奇小说，大多荒诞离奇、不足为信。有些尚可钩沉辨析，更多则无从稽考，只能以讹传讹地流传下去。某些历史名人，帝国创建者和征服者，生前辉煌，死后却鲜有可靠史料存世，变成半传说半历史的人物。例如，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一位对世界历史进程影响重大的人物，对其业绩虽略知梗概，但细节多存疑，且其身世朦胧，尤其是出生、发迹和死亡，所存记载多有争论，且真伪难辨，相关故事皆小说家笔法，实难采信。本文中，笔者拟将研究重点放在居鲁士的早年传奇上，尤其是他出生、成长和创建波斯基业的故事，分析各种故事的版本来源、流传加工方式、形成原因等，并对口述历史的特征做出初步探讨。

一、古希腊流传的居鲁士传奇

有关居鲁士大帝的史料，同代巴比伦铭文档案1仅存一鳞半爪，且十分简略，不足以勾勒其基本轮廓。所存史料，除犹太《圣经》的相关记载，2就是希腊史家保留的传奇故事了。这些故事主要来源有三：其一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历史》（Histories）第1卷，其中有相当篇幅涉及居鲁士生平战事；其二为公元前5世纪末、前4世纪初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克尼多斯的克特西亚斯”所著《波斯史》（Persica），其中述及居鲁士生平，借后期史家转载得知其梗概；3其三是同

代稍晚的希腊史家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1笔者的关注焦点为居鲁士的家世及其早年生涯。让我们首先看看希罗多德笔下的居鲁士：

按希罗多德的说法（1. 107-122）：米底末代君主阿斯杜阿该斯无子嗣，膝下仅一女，名叫芒达妮。国王夜梦其女撒尿，尿泛滥成洪水淹没整个亚洲，预感此梦不祥，遂请祭司释梦。在获知梦的意义后，担心未来外孙成为亚洲之主，威胁自身权位，就故意将公主外嫁波斯人冈比西斯，当时波斯人臣属米底，其地位比中等米底人还低。就在公主出嫁之年，国王复得一梦，梦见公主生出葡萄藤覆盖整个亚洲。国王愈发担心，下决心根除后患，遂将临盆在即的公主从波斯接回，待其分娩后，将所生婴孩交给亲信大臣哈尔帕格斯，嘱他处死婴孩并将其掩埋。哈尔帕格斯担心未来遭公主报复，不愿行此杀人勾当，就把国王的牧人米特拉达特斯唤来，令他将婴孩弃于山间牧场喂野兽。牧人抱婴孩回家，途中获悉婴孩真实身份，又逢妻子分娩死婴，经不住妻子的苦苦哀求，只得把小王子交给她抚养，而将死婴弃于荒野。第三天，牧人又请哈尔帕格斯派亲信卫兵去山野核查婴孩残骸，并将其掩埋。小王子则在牧人夫妇精心培育下长大，他就是未来叱咤风云的居鲁士大帝。

居鲁士年方10岁，与群童相戏，被众童拥戴为王，发号施令，任命百官。孩童中有位米底权贵之子，羞于服从居鲁士命令，因而受其鞭笞。米底贵族见儿子被牧人之子欺辱，就在国王面前诉苦。国王遂召牧人父子受审。小居鲁士从容应对，气度不凡。国王凭直觉判定这是自己的外孙，遂拷问牧人。牧人在严刑下供出全部真相，求王宽恕。国王并未计较牧人，而是追问哈尔帕格斯。后者知事泄，遂据实交代事情原委。国王深恨其不忠，欲图报复，但不露声色，反要哈尔帕格斯将自己的独子送入宫中陪伴他失而复得的外孙，并准备设宴庆祝祖孙团圆。哈尔帕格斯欣然送独子入宫，怎料国王却将其子杀死并肢解，烹成肉羹，将其头与手足置于篮中。哈尔帕格斯与众宾客前往宫中赴宴，竟不知所食之肉乃亲子之肉。国王问他是否吃得满意，并让他掀开篮子一看究竟。哈尔帕格斯看到亲子的头与手足，始知儿子遇害，但他仍表现得从容克制，表示对国王任何行为都感到满意，还把剩余的亲子之肉带走。至于对居鲁士的处置，国王征询释梦祭司的意见。祭司回答说：孩子已在游戏中称王，梦已应验，就不必再有担心，但建议国王放居鲁士回波斯与其生父母团聚。阿斯杜阿该斯遂将外孙送回波斯。居鲁士与生身父母团聚后，常提到养母慈爱。因养母名“斯帕克”（Spako），波斯语原意为“母狗”，对应的希腊语为“库诺”（kynō）。他的亲生父母为让波斯人相信，他们的儿子获神明特别庇护，就说他被弃后被母狗养大，此说在波斯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母狗哺育居鲁士的故事依然见于罗马帝国晚期史家查士丁的著作中。查士丁曾为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史家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已散佚的通史著作《腓力史》（Historiae Philippicae）撰写过一部《摘要》（Epitome），其中包括居鲁士传记。《摘要》中的居鲁士故事基本等同于希罗多德版本，只添加了被希罗多德抛弃的“母狗育婴”情节。按查士丁记载，哈尔帕格斯派国王的牧人将婴孩居鲁士弃于山林中。牧人之妻获悉小王子被弃，就恳求丈夫捡回弃婴由自己抚养。牧人禁不住妻子再三恳求，就返回森林，发现一只母狗正哺育小王子，保护他免遭野兽禽鸟之害。牧人见状，顿生恻隐之心，遂将婴孩抱回。当牧人妻将婴孩抱于怀中时，小王子对她微笑，如见亲人。牧人之妻被婴孩打动，遂要求用自己刚分娩的亲生婴孩替换小王子。牧人允诺。此后故事雷同于希罗多德版本。2

成人后的居鲁士在波斯颇有威望。哈尔帕格斯为报国王杀子之仇，就给居鲁士送密信，怂恿其造反，自己与心怀不满的米底贵族们愿里应外合策应他。居鲁士遂召集波斯各部落集会，号召他们造反，米底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得到广泛响应。阿斯杜阿该斯获悉波斯人叛乱，竟忘记当初对哈尔帕格斯的暴行，反而任命他担任讨伐军统帅。两军相遇，哈尔帕格斯前徒倒戈，米底人或降或作鸟兽散。阿斯杜阿该斯死守都城，终被擒获。波斯人从此摆脱米底人桎梏，并继承了米底帝国在亚洲的疆土。居鲁士对外祖父始终善待，让他在宫中颐养天年（1. 123-130）。此后，他相继征服吕底亚和巴比伦尼亚，成为真正的亚洲之主。年迈时在同中亚游牧民族马萨革泰人作战时不幸阵亡。

克特西亚斯曾供职于波斯宫廷，担任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二世的希腊籍医生，著《波斯史》23卷、《印度史》51卷等，今只存摘要和残篇，其史料价值普遍被古今学者低估。按9世纪拜占庭学者弗提乌斯（Photius）记载，居鲁士故事保留在《波斯史》第7—11卷中。原文已散佚，但希腊化后期的“大马士革的尼克劳斯”（Nicolaus of Damascus）所著《通史》有大量残片存世，包括较完整的克特西亚斯版本的居鲁士早年故事，与希罗多德版本迥然不同：

按克特西亚斯的说法，1居鲁士的出身与波斯和米底王族全无关联，而是波斯马尔狄亚部落（Mardians）的一位年轻人。其父阿特拉达特斯（Atradates）因贫穷沦为盗贼，其母阿尔格斯特

（Argoste）是牧羊女。按米底风俗，穷人为求衣食可投靠富人，卖身为奴。居鲁士因生活贫困而投靠一位皇家侍从，成为一名花匠。因不堪主管苛待，转投一位掌灯具官员，得到青睐。因表现突出，被酒正阿尔特姆巴雷斯（Artembares）看中，成为“司酒者”（cup-bearer），为国王同桌餐友斟酒，其优雅举止引起国王阿斯杜阿该斯的注意和好感。后来，年迈的酒正因病向国王请假，推荐居鲁士代行其职，为国王斟酒，并收居鲁士为义子。不久，酒正病逝，居鲁士遂名正言顺地取代其职，成为国王近侍，颇得恩宠，并继承其义父全部财产。很快，居鲁士成为宫廷显贵，深得国王器重，他也因而将父母接到身边居住。母亲见儿子发迹，回想当年身怀居鲁士时曾得一梦，梦见自己的尿泛滥成大河，覆盖整个亚洲并流入海中。居鲁士于是请一位巴比伦术士占梦。梦被占为大吉，预示居鲁士将统治全亚洲，但术士叮嘱居鲁士，切勿将此梦泄露给米底王，以免惹祸上身。居鲁士于是游说国王，让其父成为波斯总督，其母成为波斯最尊贵妇女。此后，居鲁士又觅得一位得力助手，名叫奥伊巴拉斯（Oebaras）。居鲁士向他透露了起事计划，获后者大力支持。奥伊巴拉斯甚至不择手段地害死那位巴比伦术士，以免泄密。居鲁士按奥伊巴拉斯建议，派人给其父送密信，让他招兵买马，武装年轻人，以备日后起事；又两次向国王请假回波斯省亲，照顾生病父亲。国王最终准其5个月假期，将他放虎归山。

曾为居鲁士占梦的巴比伦术士死后，其妻另嫁术士的兄弟。当她获悉居鲁士返回波斯后，就将前夫所释之梦泄露给新夫，后者立即向国王告发。国王即派三百骑兵赴波斯召居鲁士还朝，不从则斩。居鲁士设宴稳住米底骑兵，将其灌醉，转逃至许尔巴城，与其父招募的波斯武装会合，击溃追赶来的米底骑兵，米底王遂发大军征讨。经过一场恶战，居鲁士退守城池，随后率领波斯人突围，退入帕萨加代山要塞，其父率老弱残兵守城，城破受伤被俘，旋即死去，被米底王厚葬之。阿斯杜阿该斯继而追击至帕萨加代山并将其围困，但居鲁士置之死地而后生，率波斯人向山下俯冲，最终击败米底人。

另据弗提乌斯《摘要》，2米底王败逃至厄克巴塔那，被其女阿米提斯（Amytis）和女婿斯皮塔马斯（Spitamas）藏于某古堡中。居鲁士抵达后，严刑审问阿米提斯及其夫。阿斯杜阿该斯为保护女儿，主动投降。居鲁士很快将其释放，待之如父。对阿米提斯，居鲁士也待以母礼。后居鲁士以隐藏岳父罪名处死斯皮塔马斯，将阿米提斯纳为妻室。此后，居鲁士通过数次征服战争终成亚洲之主，但在同德尔比克人（Derbices）作战时坠马受伤，不久过世。

与克特西亚斯同代稍晚的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0年）曾用小说家笔法撰写一部居鲁士传，名曰《居鲁士的教育》。这部传记把居鲁士描绘成美德化身、理想君主的典范，虚构成份浓厚，常常罔顾史实，可视为文学作品，内容大致如下：

居鲁士为米底王阿斯杜阿该斯外孙，波斯王冈比西斯之子。波斯式教育（实为斯巴达式教育）培养了他的高贵品质和完善人格。少年留居米底，在战争中崭露头角。返回波斯后成为军事统帅，并作为诸侯，与米底联合抗击亚述（实为巴比伦帝国），先后降服亚美尼亚等亚述盟友，征服吕底亚，最终攻陷巴比伦城。最后，阿斯杜阿该斯之子，居鲁士的舅舅，米底王居亚克勒斯献国于居鲁士，并将女儿嫁给他。色诺芬版本很多方面迥异希罗多德：阿斯杜阿该斯并非无子；居鲁士也并非靠武力征服米底，而是靠后者主动馈赠，暴动主题变成和平禅让主题。居鲁士也非战死沙场，而是和平终其天年。

二、居鲁士传奇中的神话和民间故事成分

在古代传说中，英雄人物都有不平凡的出生经历，其中被家长抛弃的母题具有世界性，尤其盛行于希腊世界，曾被民俗学者汤普逊在《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以下简称《索引》）归入S301“弃子”母题。1居鲁士出生后被外祖父抛弃正符合该母题。“弃子”母题的最古记述当属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传奇，至少在公元前两千年代前期就在两河流域地区开始流行。此外，亚述女王塞米拉米斯（Semiramis）、犹太先知摩西（Moses）、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迦尔纳（Karna）、中国的周始祖弃等。在希腊神话中，此类英雄更不胜枚举，如赫拉克勒斯（Heracles）、珀尔修斯（Perseus）、俄狄浦斯（Oedipus）、帕里斯（Paris）、伊翁（Ion）、特勒福斯（Telephus）、安菲翁与仄托斯（Amphion and Zethus）、珀利阿斯与涅琉斯（Pelias and Neleus）、罗马神话中的罗慕路斯与雷姆斯（Romulus and Rhemus），甚至包括公元前7世纪的科林斯僭主库普赛洛斯（Cypselus）。希腊神明也有被抛弃的故事，如匠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森林之神潘（Pan）、医神阿斯克勒皮俄斯等（Asclepius）。此类故事中，婴孩抛弃者通常是其父母或（外）祖父母等。婴孩则被认为是危险不祥之物，威胁到亲人的生命和利益，或是被母亲抛弃的私生子。这种威胁常通过神谕或梦的方式告知其亲人，如拉伊俄斯从神谕中获悉儿子将杀父娶母，就将俄狄浦斯抛弃了；特洛伊王后赫卡柏因梦见生下火炬焚毁了特洛伊城，就将儿子帕里斯抛弃了。在居鲁士的故事中，主人公是被外祖父抛弃的，因为居鲁士威胁了外祖父的权位。类似故事在古典神话中也很流行，如珀尔修斯、特勒福斯、罗慕路斯等，外祖父充当了迫害者角色，因外孙危害到他的权力和生命，而这种威胁来自神谕的预言。这很符合汤普逊《索引》的M311.1母题，即“国王毁于其孙辈的预言”，以及M343. 2母题，即“被孙辈谋害的预言”。2例如珀尔修斯的故事：外祖父阿克里西乌斯从神谕获悉自己将死于外孙之手，因而将女儿达那厄（Danae）关入青铜墓室，试图阻止与异往，但宙斯化作金雨与之交媾，使之怀孕生下珀尔修斯。阿克里西乌斯只得将女儿和外孙钉在木箱中抛入大海。这些故事结局雷同：无论迫害者怎样处心积虑地防范，总是事与愿违。弃儿英雄终将获救并长大成人，可怕预言成真，主观意志毕竟无法改变命运，迫害者也终将自食其果。这就是《索引》中的M371母题，即“抛弃婴孩避免预言实现。”3

阿斯杜阿该斯也是受到命运捉弄，力图改变却徒劳无功的人。他通过两个梦获悉了危险的预警。这两个梦使用的象征符号不同，但传递的信息却相同，即女儿的后代将成为亚洲主宰。按照佩灵的分析，1尿在民间信仰中具有复杂多重含义，可象征“治愈”（healing）和“生殖”（fertility），也有某种巫术致厄功能。作为污秽物，尿或有除垢功效，可带来疗效和益处，也有污损之意，可带来疾病和灾祸。具体在希罗多德故事中，尿显然是芒达妮公主后代象征，这同亚述人的《释梦书》相吻合。该书指出，如果撒尿时尿液散开，而撒尿者顺其自然，就预示生子，并将成为王者。然而，尿的生殖意义在希腊人观念中却很少见。至于尿成洪水之势，其直接象征意义就是芒达妮之子将统治全亚洲，与第二个梦的葡萄藤意义雷同。枝蔓伸展的树预示未来的支配权，此种象征亦见于希腊文学作品中，如索福克勒斯悲剧《厄勒克特拉》（419-423）：克吕泰姆涅斯特拉梦见阿伽门农的王杖长出茂盛枝条覆盖了迈锡尼王国全境。希罗多德《历史》（7. 19. 1）也曾提到波斯王薛西斯在出征希腊前梦见自己头上的橄榄冠嫩枝蔓延覆盖了整个大地，被占梦祭司解释成征服全世界。此外，葡萄藤也是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族象征。佩灵认为这种象征尤其适合东方的梦，《旧约·圣经》中有很多类似比喻。汤普逊《索引》提到一类母亲做的梦，预示其尚未出生的婴孩未来将成为伟人，其中M312.0.4.1母题为“梦见一颗枝繁叶茂的树，表示一位英雄（圣人）的诞生”。2如将母亲换成外祖父，就同阿斯杜阿该斯第二个梦的意境十分契合了。

被希罗多德放弃的见载于查士丁《摘要》的母狗喂养居鲁士的故事，属于世界性故事母题，也是古典神话最流行的母题。在汤普逊《索引》中，B类故事皆与动物有关，其中很多故事涉及“友善的动物”或“助人的动物”（B300-B599）。动物的助人方式（B500-B599）各异，其中一类为“动物哺育人”的故事，其中B535母题，即“动物保姆，动物哺育弃婴”的母题同居鲁士的故事最吻合。3在希腊神话中，动物哺育弃婴故事很多：帕里斯曾被母熊哺育，特勒福斯被母鹿哺育，阿斯克勒皮俄斯被母山羊哺育。被母狗或母狼抚养的故事就更多了，如珀利阿斯和涅琉斯，波塞冬与梯罗的双生子，被母遗弃后，分别受到母马和母狗的哺育。罗马建城者罗慕路斯和雷姆斯兄弟被其叔祖弃于第伯河畔，也曾获得母狼哺育和保护。此类故事在《索引》中亦可归入母题M535.0.4，“母狗充当孩童保姆”；B535.0.9，“母狼充当孩童保姆”；B535.0.11，“母狼照看被弃于森林中的婴孩”等。4

居鲁士童年时代“扮演国王”（playing king）故事其实也是一个东方母题。类似故事见载于古印度月护王旃荼罗笈多的传说：据说旃荼罗笈多本是无父孤儿，被母弃于牛栏，被牧牛人抚养，后转卖猎人，被分派看管牲口，为牧牛少年。旃荼罗笈多自幼显示出王者气质，与村童游戏，自扮国王，任命百官，惩办罪人。婆罗门考底利耶（Kautilya or Chanakya）途经此村，见牧童气质不凡，即付重金从猎人手中将其买下，带至呾叉始罗（Taxila）接受良好教育，终成大器。5中国古籍亦有蜀先主刘备相关记载：“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叔父子敬谓曰：‘汝勿妄语，灭吾门也！’”6

居鲁士被外祖父认出属于识别故事，在民间故事中屡见不鲜。识别手段多种多样，通通被汤普逊归入《索引》H0-199母题中。希罗多德未使用过于程式化的母题，如靠身体标记、器物等识别，而是靠祖孙外貌相似、外孙气度非凡和年龄相符等判据。其中前两者亦属民间故事的识别母题，即H20，“靠相像识别”和H41，“靠王族品性特质识别”。7随着真相大白，阿斯杜阿该斯对不忠的亲信实施骇人听闻的残忍报复。这种报复方式被英国古典学者维斯特命名为“提厄斯特斯母题”（Thyestes motif），认为是印欧传说中流行的母题，列举了希腊、北欧（Nordic）和高加索地区的类似故事。1瑞士古典学者伯克特也对希腊神话中的同类故事及其所反映的宗教仪式与社会风俗展开详细分析。2提厄斯特斯是英雄珀罗普斯之子，与其兄阿特柔斯争夺迈锡尼王权，互相倾轧，被逐出国门。阿特柔斯获悉妻子阿厄洛佩与其兄弟有，遂将其妻溺死，并想出阴毒手段报复其兄弟。按阿波罗多洛斯《神话摘要》（2. 13）：阿特柔斯假意摆出和解姿态，邀请流放中的兄弟重返故国，设宴款待，但暗中派人抓捕提厄斯特斯三子，将其杀死，吩咐厨师肢解身体，烹调成美味的肉，献给提厄斯特斯。当后者津津有味地享用过亲子之肉后，阿特柔斯才把婴孩们的头脚展示给他看，并再次将其逐出国门。按伯克特说法：“希罗多德在米底波斯传说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在所有细节上都与提厄斯特斯的宴饮相对应的故事。”3这就是阿斯杜阿该斯报复哈尔帕格斯的故事。

三、资料的来源、整合及其真实性

希罗多德怎样获取信息资料，其资料来源和可靠性如何，怎样利用这些资料去编写和加工故事，怎样甄别史料，他的事实真相标准是什么？探讨这些问题的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限于篇幅，本文只局限于探讨希罗多德的居鲁士早年传奇，并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从上节分析看，希罗多德的居鲁士故事充满神话和民间故事母题，具有明显的口头传说特点，而非依据可靠的书面档案文献和历史记载写就的。这些故事母题很多具有国际性，有些在东方较流行，有些则盛行于古典世界，因而，希罗多德收集的史料既有东方成分，也有希腊成分，毋宁是两者的混合体。

按希罗多德自己的说法（1. 95），他所讲述的居鲁士故事是某些波斯人如实陈述的“真实的故事”（ton eonta logon），没有夸张渲染（semnoun）。此外，他还知道居鲁士的其他三种故事。换言之，希罗多德的故事是从波斯人或米底人那里获悉的，据他所知共有四种，他选择其中自认为平实不夸张的故事讲给希腊读者。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他的信息源于波斯或米底，而且不止一种信息。他提到一种他不相信的故事，即弃儿居鲁士被母狗哺育的故事。通常看法是，希罗多德采用的居鲁士故事是这个看似古朴的故事的合理化版本（rationalized version），故事中的狗被替换成人，变成了居鲁士的养母斯帕克。然而，德国学者费林认为，即便这个古朴版本也不是原汁原味的波斯故事，居鲁士之所以被母狗哺育，只是源于“居鲁士”（Kyros）与希腊文“母狗”的词源联系。换言之，母狗哺育居鲁士也是希腊人编造的，是希腊人的文字游戏，希罗多德将此故事合理化后，借用了一个表示“母狗”的波斯词汇加上希腊文词尾作为居鲁士养母的名字。也就是说，希罗多德的故事其实是编造的，不是从波斯人那里获悉的。4然而，将此故事完全视为希腊人或希罗多德的编造似有欠公允。笔者毋宁相信，该故事的真正源头来自波斯或米底，但被擅长文字游戏的希腊人改造了，添加了希腊人熟悉的“母狗育婴”母题，希罗多德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合理化加工。希罗多德觉得“母狗育婴”故事（借居鲁士生身父母所言）夸大了神助之力（1. 122），因而不可信，而经他合理化的版本则更合乎常理。为取信于读者，就伪托这个新故事是诚实的波斯人所讲的。

尽管希罗多德的故事中可能引用某些波斯语词汇，但他似乎并不通晓波斯语。他曾把波斯的密特拉神当作女神（1. 131）；他认为所有波斯人的名字都是以Σ结尾的，说明他知道的都是希腊化的波斯人名字。1因而，他采集的东方故事显然不是原始波斯资料，而是经过希腊人加工的二手资料：

他承认……他完全依靠业已存在的波斯传说作为自己的故事（logos）来源。因为希罗多德本人

明显不讲波斯语，他对波斯传说的了解必定是二手的，其基础是大卫·阿舍利所描述的“源于米底

或波斯的经以前希腊人加工和合理化的”故事。换言之，东方传说借助希腊媒介传递给希腊听众包

含了一个过滤过程，以希腊听众最容易接受的方式重塑这些外国故事。希罗多德本人出于自身的历

史和审美目的加工这些故事就是这种吸收过程的延续。2

希罗多德的东方故事，除了旅行中采集的口传故事，也会吸收一些“史话家”（logioi）的书面资

料。3他撰写埃及史时就曾提到“米利都的赫卡提俄斯”（2. 143），这是他唯一提及的前辈史话家。他可能还从同代或稍早的爱奥尼亚史话家们那里汲取过有关东方国家和民族的资料，如赫兰尼科斯的《波斯史》（Persica）等，但这仅仅是推测。虽然这些资料是书面著述，但内容大多是口传故事。

有一种推测，希罗多德的居鲁士传奇可能源自米底贵族哈尔帕格斯的家族传说，因为故事的主角，除了居鲁士和阿斯杜阿该斯，便是这位始终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米底贵族了。此外，这位哈尔帕格斯还曾追随居鲁士攻打吕底亚首都撒尔迪斯并献策（1. 80），担任征服爱奥尼亚的波斯军统帅（1. 162， 164， 168-169），继而征服卡里亚和吕西亚，最终攻陷吕西亚首府克桑托斯（1. 171， 174-177）。考古学家曾在吕西亚首府克桑托斯发现铭文。铭文记载波斯征服后当地王朝的五至六位君主的名字，其创建者的吕西亚文名字是“Arppakuh”，其希腊化名字就是哈尔帕格斯。学界因而推测，铭文上的哈尔帕格斯就是居鲁士麾下的那位米底将军，其后裔成为吕西亚当地的世系统治者，即所谓的“哈尔帕格斯王朝”（Harpagid Dynasty）。希罗多德的米底故事和居鲁士早年传奇或许就源自这个米底家族。4

似乎很清晰的是，希罗多德在这个故事里（居鲁士早年故事）掌握了米底的原始资料；而且，

事实上，在居鲁士的故事里，这位背叛者，米底人哈尔帕格斯，无论在本故事中还是在攻陷撒尔迪斯、

爱奥尼亚和吕西亚的记述中，都被赋予了突出地位，这就让某些学者们假设，希罗多德可能熟悉他

在小亚的家族。5

如果说，居鲁士的早年传奇有其米底和波斯的资料背景，那么，居鲁士故事的源头则可能更加久远。德鲁斯推测，克特西亚斯的居鲁士故事的真正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代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萨尔贡的故事属于“出身卑微国王的类型”。故事主人公并非王室父母所生，婴孩时被弃于幼发拉底河，侥幸获救存活，后达到权力和荣誉顶峰。“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喜欢这种故事……无论是真实的，如亚伯拉罕林肯从小木屋到白宫的传说，还是虚构的，如灰姑娘的故事，还是真实与幻想的混合，如迪克·惠廷顿的故事，这类故事几乎在民间记忆中是根深蒂固的。在两河流域有大量此类的故事。除了萨尔贡的故事，我们发现，在公元前一千年代，还有赛米拉米斯的故事。”6德鲁斯将萨尔贡与居鲁士的故事加以比较，发现两者有不少共通处：1、两者都是弃儿。希罗多德的版本“更接近于萨尔贡的传说”，但克特西亚斯将居鲁士的父母说成是卑微之人，也归因于萨尔

贡传说。2、两者都是花匠。克特西亚斯的居鲁士曾负责美化皇家庄园，非常敬业，因而获主人赏赐提升，得以转入室内，接近国王。德鲁斯进而举出其他例证，说明“从花匠擢升到国王是两河流域讲故事的人热衷的主题”。3、两者都是国王的“司酒者”。德鲁斯推测，克特西亚斯的居鲁士故事不是虚构的，而是他在巴比伦侍奉波斯王室时获悉的，他的故事“必定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晚期巴比伦的一个真正传说，即居鲁士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成为王室庄园花匠，后成为‘司酒者’，继而成为国王”。1这种故事被巴比伦民间喜闻乐道，但故事主角萨尔贡已被淡忘，被替换成居鲁士，尽管有关萨尔贡的书面记载仍被马尔都克神庙祭司们保存着。

如果德鲁斯的分析成立，那么克特西亚斯的居鲁士故事可能代表了一种民间流行版本。在这个版本中，新王朝的创建者居鲁士被塑造成平民英雄。他同王室无任何血缘联系，却靠自身才能和冥冥中神明护佑，开创了自己辉煌的事业。然而，即便这个民间版本，却依然有可能源自波斯王族，确切地说，源自阿黑门尼德家族另一支系大流士家族。马洛温认为，克特西亚斯把居鲁士说成平民“仅仅是为了损害居鲁士世系的声誉同时证明大流士夺取王位的正当性”。2因为居鲁士和大流士分属阿黑门尼德家族两个不同支系。居鲁士的波斯王族血统本来毋庸置疑，其父为波斯东部的安鄯王。帕萨加代出土的一个宫殿门柱上有头戴王冠有翼男子形象，其下铭文是：“我，国王居鲁士，阿黑门尼德家族成员。”然而，靠上台的大流士却嫉妒居鲁士及其所代表的那个支系的功业。他在《贝希斯敦铭文》中既不回顾居鲁士业绩，也不将居鲁士列入其8位祖先中，只将他作为冈比西斯的父亲勉强提到。克特西亚斯侍奉的阿塔薛西斯二世属于大流士支系，自然乐于这种贬损居鲁士出身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不过，笔者并不相信，克特西亚斯有意编造这种故事来讨好雇主。他讲的故事可能源于嫉妒居鲁士的大流士支系。这种故事被散布，并在民间流传，却被波斯统治者容忍，恰恰说明这种支派间的斗争。

与克特西亚斯的故事相比，希罗多德和色诺芬都承认居鲁士的王族血统。色诺芬声称居鲁士不仅是米底王外孙，还是波斯王之子，其目的无非是突出居鲁士的高贵身份。希罗多德只承认居鲁士是米底王外孙，却把其父冈比西斯说成是普通的波斯人，一方面是出于故事结构安排，因为阿斯杜阿该斯从第一个梦中获悉自己被外孙威胁，出于防范才让女儿嫁给比米底人身份更低的波斯平民。如果把冈比西斯说成波斯王族，阿斯杜阿该斯的嫁女之举岂不愚蠢至极、自取其祸吗？另外他也会觉得，将居鲁士出身说得如此高贵显系夸张，不宜采用。

希罗多德的居鲁士出生故事也吸收了萨尔贡传奇精髓，即“弃子”情节，从这个意义上讲，希罗多德的版本“更接近于萨尔贡的传说”。在希罗多德故事中，居鲁士依然保持王子身份。或许，当萨尔贡故事演变成居鲁士故事后，可能流传着至少两种版本，一种是克特西亚斯版本，一个平民英雄的故事，另一个是希罗多德版本，一个贵族英雄的故事。前者忽视了弃子情节，只演绎了一位从平民到国王的引人入胜的奋斗故事，更合乎平民趣味；后者则演绎了一位小王子非凡出生，历经磨难而终成大器的故事。此种故事可能都源自波斯和米底的贵族圈子，但一个故事更受平民欢迎，在民间流传加工；另一个更符合贵族趣味，在贵族圈子中流传。希罗多德采纳的是贵族版本，这个版本很适合希腊人欣赏习惯，因为希腊神话的贵族味道很浓，神话中的弃儿都是贵族出身，神的后裔。然而，希罗多德出于故事情节需要，把居鲁士的父亲说成波斯平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故事的贵族味，却把坚持原汁原味的版本，如色诺芬的说法，说成夸大不实的故事而弃之不选。

牛津古典学者墨里认为，居鲁士的早年传奇“与构成世界历史的高阶政治和事件（high politics and events）相关联”，且与“这些事件的官方皇家版本”有着密切联系。“希罗多德所接触的并非波斯历史的官方皇家版本，而是其各种变体，这些变体流行于高等贵族阶层中：近乎悖论的是，对希腊人而言，接触波斯帝国中的这些统治阶层比接触帝国官僚机构总是更容易些。”这些贵族集团提供的不是历史叙述，不是连续完整的叙述或传记，而是彼此孤立但内容详尽的故事，具有明显的口述特征，使用传统技巧，即民间故事的母题来讲故事。这体现了古代贵族的特点，尽管文字已纳入行政管理体系，却依旧勇武少文，目不识丁。1他们讲述的“历史”更像宫廷小说，残忍的惩罚和复仇，宰相的忠诚和背叛，后宫阴谋和椒房秘事等，都是宫廷贵族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些内容在希罗多德的波斯故事中屡见不鲜，在希腊故事中却并不多见。

故事的本源或许在东方，但在细节上却是希腊人熟悉的神话母题和情节。正如伯克特所观察的那样，哈尔帕格斯的可怕遭遇与希腊的提厄斯特斯故事在很多细节上雷同：受害者都在为自己特备的桌子上用餐；婴孩部分煮熟，部分烤熟；头和脚（希罗多德故事里还包括手）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以便让孩子的父亲辨认出来。伯克特认为，希罗多德的故事细节很可能源自提厄斯特斯宴会的故事。2

换言之，希罗多德把源自米底的东方故事按希腊流行的母题加以改造，披上了一层希腊人熟悉的外衣。

希罗多德显然深受古典时代雅典悲剧的影响，他讲故事时套用了很多悲剧表现手法。例如，悲剧中的“识别”（anagnōrisis）是亚里士多德着重强调的技巧。亚里士多德认为，靠标志识别最缺乏艺术性，平庸诗人最爱用这种俗套，而根据事物的发展自然而然地识别出来最好，其次是靠推理。3

阿斯杜阿该斯识别外孙居鲁士就没有使用民间故事惯用的那些俗套。识别看上去很自然，也合乎情理。阿斯杜阿该斯先从孩子的外貌和气质上判断他不像是出身低贱的孩子，又根据年龄推断，此男孩儿与自己遗失的外孙同龄，因而隐约认定这个男孩就是自己的外孙，随后顺理成章地拷问牧人，逼他说出真相。对牧人的审问与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对忒拜牧羊人的审问颇类似。齐泽克曾以居鲁士大帝传奇为例，说明历史是怎样被文学化的。希罗多德、克特西亚斯和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故事分别代表古希腊的三种文学传统：希罗多德的居鲁士故事是按照埃斯库罗斯所代表的古典悲剧精神展现的；克特西亚斯的故事则代表了悲剧衰落期蹩脚模仿的情节剧的那种过分夸张渲染的浪漫特征；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则被描绘成苏格拉底类型角色，使之成为伦理、哲学和政治的楷模。4

墨里的观点很重要，他让我们认识到波斯的史料状况。波斯宫廷或许有其记录帝王起居和编年史之类的档案资料，但希腊史家所能接触的史料不是那些藏在深宫中的官方书面资料，而是宫廷内外贵族家族口耳相授，世代相传，甚至流向街头坊间的，按神话和民间故事母题加工过的宫廷小说、逸闻趣事，充其量是一种口述历史。当希腊史家们把这些外国口述故事带回希腊，用希腊人熟悉的故事套路加以重塑，再讲给希腊听众时，就愈加离奇古怪，有如小说家之言，令人质疑其真实性。因而，处处追求真相的希罗多德被有学问的同胞们称作谎言之父。而那位供职波斯宫廷的希腊医生克特西亚斯写成的《波斯史》，自称其原始资料来自波斯宫廷，自古就备受质疑和诟病。今天已有学者开始给克特西亚斯翻案了。5他讲述的故事“其实就是真正的波斯史，这不是一位希腊医生的编造，而是波斯贵族所目睹的波斯宫廷生活的写照。一部波斯史的匮乏毕竟是波斯人的失败，而非希腊人的失败。”6无论克特西亚斯还是希罗多德，他们所用史料均属口述史料，他们的史书所传达

的不是书面历史档案，而是口述历史。他们都曾被指责为谎言家，其实他们没有撒谎，而是口述史的传承者。希罗多德不仅记录和叙述这些口述史，还进行甄别批判，孜孜以求历史的“真相”。

然而，希罗多德孜孜以求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希罗多德的“真实”概念与我们大不相同，他并不能准确区分神话与真正的历史。当代史家希望通过对史料甄别、分析与批判，对新史料的发掘、搜集和占有，对相关学科（如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专业知识的应用，来复原历史本貌，但希罗多德缺乏这种能力。他所能做的就是把获得的资料进行理性甄别，把他认为合理的故事挑选出来，把不合理的内容改造成看似合理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这种经过合理化的看似有说服力的故事就是他所追求的真实。这实际上延续了他的前辈史家赫卡泰俄斯引入的基于理性判断和研究之上的历史真实概念，即真实的历史是经得起仔细核实的“logoi”。当然，希罗多德的合理化改造也伴随着东方故事的希腊化，即用希腊人熟悉的讲故事技巧和母题来改造他的外国故事。正如恰森所云，希罗多德常把“合理性”（plausibility）作为其追求的最高目标，为此他把所收集的外国故事与希腊传统故事模式相互融合，让希腊听众更易理解，并从中发现意义，从而加强故事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最终强化了所述故事的“真实性”和说服力，从而提高其史著的权威性。1

另外，希罗多德所追求的与其说是历史真相，不如说通过他的历史故事说明更高的哲学、宗教和道德真理。他从不照搬东方故事，而是根据自己的哲学、伦理和宗教信念重塑故事人物。他把居鲁士的一生描绘成“一个确定的程式化传记的表现个人一生经历olbos、koros、hybris和ate的轮回的范例”。早年居鲁士堪称成功典范。他从善如流，睿智理性，节制而不过度，敬畏神明，因而处处得神眷顾，事业顺达，逐渐歼灭群雄，达到事业顶峰。然而，不断的成功让晚年居鲁士冲昏头脑。他不再敬畏神明，也不再顾及行事后果，变得傲慢而冲动，欲壑难填，终于在同马萨革泰人战争中身陷险境而亡身，结局令人嗟叹。其实，居鲁士战死是希罗多德故意安排给他的命运。“遗憾的是，希罗多德利用居鲁士的东方战争详尽地给出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他的道德教训要求居鲁士死于那场战役，因而其编年史价值减少了。”2这个故事的逻辑反映了希罗多德的德尔斐宗教信念，即神明是嫉妒的。神明可以成就凡人功业，也嫉妒凡人功业，狂妄傲慢（hybris）只能导致诸神疏离和个人毁灭。希罗多德不仅这样塑造居鲁士，也塑造了其他类似的典型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在这个框架下被反复重朔，他的宗教道德信念也被一再证明是真理。这就是希罗多德塑造的“真实”，比历史细节更真实的历史。这有点像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和历史的看法，历史只能反映细节真实，而悲剧却能反映普遍的真实，从这一点讲，悲剧比历史更真实。

四、口述的历史

在本节，笔者将从居鲁士故事的研究转向历史学的重要领域——“口述历史”的讨论。自古以来，希罗多德就享有两个看似矛盾的称号，一个是“历史之父”，一个是“谎言之父”，这两个称号都是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送给他的。3希罗多德作为“历史之父”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这里毋庸赘言，但因他讲了很多荒诞离奇的故事（tall tales），与他的继任者修昔底德形成鲜明对比，因而也被认为是谎言家。这种看法显然是对原始时代口述历史缺乏了解的缘故。

人类文化传统远远早于文字的历史。史前文盲时代文化传统的传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形式，这种世代口头流传的文化传统就是所谓的“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以诗歌、歌谣、格言、散文故事等形式传承，涉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寓言、风俗制度的阐释、不成文法律等诸多内容。口述历史（oral history）是其中重要部分。以口述形式传承的历史，传承者的记忆能力发挥着关键作用。

古希腊曾经历漫长的文盲时代。史前青铜时代的中晚期，即所谓的“克里特迈锡尼时代”，希腊虽然出现了象形文、线文A和线文B，却没有书面历史和文学传世，因而那个时代依然是口述历史和口述文学的时代。希腊神话的雏形可能就是在那个时期蕴育而成的。在随后的黑暗时代，文字完全消失，希腊社会是纯粹的文盲时代，也是口传史诗和神话传说大行其道的时期。随后的古风时代，虽然文字系统已从腓尼基引入希腊，但应用范围很有限。因而，古风时代依然是口述传统盛行的时代，该时期的历史依然属于口述历史范畴，也是希罗多德所考察的主要内容。即便到了希罗多德生活的公元前5世纪，即古典时代前期，口述之风虽有衰落迹象，但依然很有市场。

由于史料匮乏，古风时代的希腊历史是怎样被记录和传承的，传承者是谁，希罗多德是怎样获取和整理这些口述历史的？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古典学的相关研究。然而，近现代对原始文盲社会的人类学考察，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陆续出版的对前殖民时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社会口述传统的研究，提供了可资类比的重要证据。不仅有助于澄清希腊古风时代的很多谜团，也有助于重新认识希罗多德的学术地位及其作品的价值。

前殖民时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社会的文化传统就是靠口述传承的。口述的传统分成两类，有官方的，也有私人的。国家通常是王国或酋长国，通常设有官方的传统保存者。例如卢旺达（Rwanda）王国就设有四类保存传统的官员：谱系家（genealogists）负责记忆国王和太后的名单（王表）；回忆录作者（memorialists）负责记忆历任君主的重大事件；吟诵者（rhapsodists）负责记忆歌颂君主的颂词；还有一类名叫“abiiru”的官员，负责记忆王朝秘辛。这些官方传统的保存者已有朦胧的年代意识，他们记录的王表，其统治者是按年代先后排序的，有些还记录国王在位年数。在西非的乡村和城镇也有这种专职的口述史家，负责记住乡镇的传统。私人传统是由单个群体，如家族、氏族等传承的，其记忆通常不如官方长久，其功利性也逊于官方。

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正是希腊史学从口述历史向书面历史过渡的时期。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希腊各城邦也设有这种保存地方传统的官员，如“hieromnemones”（神圣记忆者）、“epistatai”（档案保管员）、“mnemones”（记忆者）等。1有的负责宗教传统的记录，有的负责世俗传统的记录。克里特岛出土的铭文还记录了一位“记忆者”的名字。他们是依附于城邦或神庙的职业记忆者，凭记忆保存城邦和宗教传统，但当文字出现后，他们也会借助文字辅助记忆。除了官方背景的传统，更多的则是氏族、家族保存的传统，包括“谱系、轶事、有关家族成员的私人记忆，围绕家族神祠和坟墓的故事，以及有关名祖英雄的神话。”2与非洲文盲社会不同的是，古风时代的“希腊不是官方传统生根的肥沃土壤，历史资料的传承不是高度组织化的。”

另外，希腊古风时代还有很多故事搜集者和研究者，被称作“logioi”，意为“通晓故事的人”，口述传统的搜集、保存、整理和讲述者。公元前5世纪后期，他们开始被称作“logographoi”，意为“编年史家”，表明这些“通晓故事的人”开始写书了，把他们掌握的历史按一定编年体系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文字受局限的时代，这些人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博闻强记的人。他们不仅搜集各种故事，还受雇于城邦或家族，为其整理口述历史，并在公共场合向听众朗诵他们的故事。希罗多德同他们类似，也曾亲往奥林匹克赛会向听众宣讲故事。3他要把自己搜集整理的成果凭记忆朗诵给听众，或从书写

文本中读出来。这些人很关注自己的名气，如果名气大，他们就会得到雇主聘用和赞助，为其整理和传述历史，因而修昔底德嘲讽他们只关注吸引听众而轻视事实真相的发掘。1

希罗多德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开场白），不遗余力地收集各种传说和历史故事。他是古代的田野工作者，辛勤而敬业，四处寻访他的信息提供者，听他们讲故事，向他们提问题，去听那些职业故事讲授者的公共表演。他的故事大多是听来的，引用的原始资料大多是地方性（epichoric）口述历史，引用时总是加上“雅典人说”、“迦太基人说”、“我告诉你们利比亚人是怎么讲的”、“据说”、“故事是这样的”等，表明他的故事都是“听”而非“读”来的，只有四处提到信息提供者的名字，包括那位著名的前辈“米利都的赫卡泰俄斯”，但总的来看，他的地方传说来自匿名的信息提供者。希罗多德把自己展现为公正无私的研究者，其动机是追求知识和真相。他从各种地方群体中收集和比较证据，信息来源非常驳杂，但每个群体似乎都有一套共同认可的传说。收集到这些不同的地方传说后，他通过交叉核实，系统地整理和讲述这些故事。2

由于希罗多德的历史研究对象是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他对东方各国和各民族的历史也非常感兴趣。他本人来自波斯统治下的小亚城邦哈利卡尔那索斯，很多同代和更早的爱奥尼亚史话家都曾是东方故事的收集者。然而，从上文居鲁士故事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所收集的东方资料并不是波斯官方的书面档案，而是其变体，流传在波斯和米底贵族中的各种故事，充斥着神话和民间故事母题。“在他处理非希腊世界的资料时，希罗多德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外域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用希腊人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3因而，我们看到的希罗多德的波斯历史不是那种编年体式的书面历史，而是生动有趣的充满口传文学特征和生命力的故事，而且被明显希腊化了。

默里曾注意到，希罗多德《历史》对往昔的回忆至多二百年。“希罗多德的合乎理性的信息从公元前450年追溯到7世纪中期……公元前650年前的时期实际上是他不了解的。”4其实，这反映了口述历史的记忆特征。万西纳于20世纪中期在刚果的调查表明，当地可信的传统只能追溯到1800或1750年前，更早的可靠信息非常罕见，且只限于国家传统。5这说明，口述历史至多可以回溯150年或200年。这同希罗多德较清晰的历史记忆完全吻合。希罗多德对距他生活年代不远的历史人物的描述，包括一个世纪前的居鲁士，浪漫传奇成份常常多于历史事实成份，这说明希罗多德掌握的相关史料都是口述历史，不是文献档案历史。

对上古时代口述历史的探讨依然是我国史学研究的薄弱点，这使我们对早期传说历史的认识常常朦胧不清，也因而不能公允地评价希罗多德的历史功绩。本文通过对居鲁士早年传奇故事的分析，不仅要说明古代传说历史的特点，还口述史家以公允的地位，也呼吁古代史学界重视运用人类学和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把跨学科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史学研究中。

第7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历史影像资料的运用

历史影像资料是指在历史事件发生时能够被影片制作者或他人所拍摄的真实的历史材料。①

1.视频影像资料

历史视频影像资料是指相关记录性影片、电视片及以其他方式摄制的视频资料，运用视频影像资料，最大的作用是能够真实、直观地展示历史事实，无须过多说明。它们及时记录下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历史人物的形象和行动，堪称最真实、最客观的影像，弥足珍贵，无可替代。《爱新觉罗・溥仪》、《紫禁残梦》以及《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中国远征军》、《撼天记》等采用的大量历史影片资料，取自当时拍摄的新闻影片。对某些独一无二的影像来说，无论多么残旧，创作者都难以割舍。在创作《梅兰芳1930》时，编导就说：“找到了当年梅兰芳在美国访问时不到两分钟的影像资料的时候，这珍贵的画面我一秒钟都没有剪掉，因为它太重要了。”②

《故宫》第10集《从皇宫到博物院》中运用了1903年由一位美国人拍摄的故宫黑白影像，画面上已有大量的线条、雪花，但它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故宫的影片资料，其价值不言而喻，这时画面的残破、模糊、摇晃反而更能显示出富于历史感的真实。

2.照片资料

历史照片的资料价值仅次于历史视频资料。莫高窟发现者道士王圆现存的影像只有一张照片，《敦煌》运用这张照片，胜于很多文字描述。《复活的军团》和《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马王堆传奇》，分别大量运用了上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兵马俑、马王堆汉墓进行发掘的照片，很好地表现出当时的事件过程和时代气氛，弥补了视频的不足。

文献资料的运用

文献资料指可信度较高的历史书籍、档案、日记、报刊、图画等资料，通过对这些文字记载、图画的详细拍摄展示，从侧面印证事实，表明历史事件、人物存在的具体形态。

1.档案、书籍、日记、报刊等文字资料

历史档案、书籍、日记、报刊等文字记载是十分珍贵的佐证材料，在历史纪录片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档案被《故宫》创作者列为首要文献，几乎每一集中都有相关档案的展示，且并非泛泛使用。“片中一定要有重要历史档案的展示，如：诏书、奏折、起居注，古代紫禁城的图纸、烫样儿等如能找到也可利用;这些档案的使用不用多但要精准……事件的选取以大家过去有耳闻但知之不详的东西为佳。”③如第10集《从皇宫到博物院》中叙述清帝退位过程，一般观众并不了解此事，通过详细展示隆裕太后颁发的退位诏书，观众了解了具体操作者、清廷态度等。

除了权威的史书，以竹简、木简、石刻文字等不同形式存在的其他文字记录，也可能对史实的叙述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复活的军团》第五集《举国之战》，除引用《史记》的文字记载，还以湖北秦墓竹简为重点，通过对竹简所录小官吏自传和士兵书信的展示解读，阐释秦朝兵役制度、法律制度、农业生产制度等，使历史事实特别细致可信。

近代以来，多种报刊出版发行，文献资料愈加丰富。关于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纪录片，如《寅年记忆》系列等，多次展示当时报纸的报道，佐证和叙述史实。

2.图画资料

图画资料包括各种质地的画卷，如纸、布、帛画及壁画、石刻画等。历史图画可以直观地展示出某些历史信息，为历史叙述提供很多精准深刻的细节。《故宫》第3集《礼仪天下》中展示了清代宫廷画《耕织图》，画中有个农民装扮的中年男人，他是康熙皇帝第四子胤的化身，为了讨好重视农业的父亲，他找人精心创作了这幅绢画，把自己和妻子儿女变身为农家人。后来他如愿登上皇位（即雍正皇帝），也十分重视农业，每年做一天农民。从画中观众感受到宫廷争斗的紧张氛围，并窥见了雍正皇帝心机深沉的个性。

文物资料的运用

1.有代表性的历史物品

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历史物品，浓缩着不同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内涵，透露出丰富真实的历史信息。

《复活的军团》对秦始皇兵马俑坑中保留下来的文物进行认真考证，从兵马俑的形象、服饰、神态、队列，以及佩带的武器、储备的战车、马匹等情况，还原秦朝的军队制度、武器水平等。

《故宫》第9集《宫廷西洋风》从大量宫藏文物入手，通过展示新法地平式日晷仪、铜镀金写字人钟、手摇计算机等各种西化的宫廷器具，分析清朝皇帝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他们只是用西方科技成果点缀生活，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科技的巨大作用，由此埋下了闭关自足、落后挨打的种子。

2.历史史迹、遗址、建筑

历史事件过去后，其发生地、相关历史建筑是沉默的见证者。对历史事件发生地的拍摄展示，可以提供历史事件的部分面貌，帮助观众感知和想象历史现场。《故宫》中有大量的宫殿建筑空镜头，以太和殿、储秀宫等前殿、后宫分别表现在此发生过的朝政故事、后宫争斗。《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黄埔军校》多次展示现存的黄埔军校旧址，依此叙述黄埔军校的历史。

再现性影像的运用

编导依据史料，通过拍摄或动画技术再现历史场景，形成真实性较强的再现影像，这里不包括不少人推崇的虚构性再现。

1.模拟再现拍摄

模拟再现影像强调知识性和说明性，编导依据文献记载将历史场景再现，不使用专业演员，不重视情感表现而注重操作者的动作步骤，目的是突出相关的科学原理和知识技能。

如《紫禁城》第一集《宫门大开》中，故宫专家再现了建国之初修复古代书画的情景，展示了修复的五个常规步骤。

《故宫》里也有大量着力于科学性说明的再现画面，如古代工匠的雕玉流程、古玉的开采、瓷器的制作、科学仪器的操作等，都将具体动作步骤演绎得十分清晰，演示者面貌却很模糊。

2.动画再现

有些难以拍摄的场景，创作者运用现代二维、三维动画技术再现，或将动画结合小部分实景拍摄进行再现，比如《故宫》里明朝紫禁城的空间布局和建筑式样还原、明朝的紫禁城建筑工地等场景，都是根据宫廷档案记载用三维动画创作出来的;万人运大石、明成祖阅兵、康熙登基大典、李自成攻入北京等场景，则属于现代动画技术和少量实景拍摄的结合。④

历史纪录片编导往往不满足于较少的影像资料，不满足于面对历史场景发生地进行无边际的想象，便通过各种方式再现、还原历史和营造画面，力求将历史文化阐释得生动活泼。

“历史题材纪录片文本范式创作的核心是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和再构成。”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纪录片将多种历史资料综合运用，叙述历史过程、编织历史故事，以满足阐释历史、服务现实、普及历史文化的需要。

【本文为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科教兴国战略与科教电视创作”（项目号：2010B060900086）部分研究成果】

注释：

①【德】埃尔文・莱赛：《合法的手段――纪录电影与历史》[M]，载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571页

②周兵：《在创作方法与受众的审美能力之间寻求一种张力――真实再现的探索》[J]，《现代传播》，2003年第6期，第66～67页

③④周兵：《创新、实验、传承 ――〈故宫〉创作构想和反思》[J]，《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90～94页

第8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小学生《史记故事》读后感1

  《司马迁发奋写史记》这篇课文相信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司马迁把毕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创作《史记》当中。《史记》这本书，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这3000余年间的历史。为了这部52万字的旷世巨作，司马迁可谓呕心沥血。读完了这本书，我陷入了想象的长河。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巨著，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创作，开创了我国史传文学的先河。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这本书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告诉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别人的意见与批评。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中我们明白人始终有一死，但死的意义不同，与其让自己的死轻于鸿毛，还不如做一番大事，死得重于泰山。”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又给予我们一个启示：智者们虽然有智，不要妄自尊大，高人一等，以治人者自居;愚者们虽然很愚，不必妄自菲薄、卑躬屈膝，以治于人自慰;集思广益总比独断独行好，独立思考总比盲从盲信好……

  从《愚蠢的秦二世》中，我明白了，一个国家要想长盛不衰，拥有贤明的君王，清廉的为国着想的臣子是必然，文中的秦二世就是一个愚昧无知，昏庸无道的人，正是因为听信小人之言，白白地断送了整个大秦的江山。从《项羽，刘邦的故事》中，我也知道了要想打下江山，光靠武力远远不够，还要能贴近民心。项羽虽拥兵无数，最后却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与乌江边。正是因为他只想到用武力来压迫别人，取得一点胜利就骄傲自满。《破釜沉舟》虽提高了士气，但四面楚歌，他也无从解释。刘邦夺天下，深得民心也正是关键。《卧薪尝胆》让我们深知一时繁荣屈辱、失败算不了什么，只有你拥有永不言弃的精神，笑到最后的必定是你!因一时的成功而松懈，只会让人看到他的轻狂……

  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文学是比鸟飞得还远的梦想，比花开得还美的情感，比星闪得还亮的智慧!“我说，文学为我们飞翔插上翅膀，为攀上知识的高峰助推，为我们美好的未来点缀!

  小学生《史记故事》读后感2

  辩士中的超级英雄

  在你眼里，英雄应该是怎样的?

  有人说：“英雄者，有凌云之壮志，气吞山河之势，腹纳九州之量，包藏四海之胸襟!”我想，每个人都有着当英雄的渴望吧!但英雄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如果那么容易，世界上岂不人人都是英雄?老师说过，有人主张成败论英雄，有人主张君王草寇论英雄。在我眼里，《史记》就是一部中华儿女英雄传——命运不济的英雄，成就霸业的英雄，仁勇集一身的女英雄……

  春秋战国是货真价实的乱世，又是人才英雄辈出的大时代。有一群人不想在乱世浮生，成为了《史记》里叱咤风云的辩士英雄。而苏秦便可以称为其中的超级辩士了。他主张合纵，游说六国联盟抗秦，从而挂六国相印，名震于下。

  虽然《战国策》里对苏秦的描述也并不正确，其实苏秦与张仪并不是同学，苏秦更没有同时佩戴六国相印等等。但这些并不重要，《苏秦列传》依然很有文学价值，因为正是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一大批像苏秦一样的纵横家们，是如何在各国之间推销自己的独特见解，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让我看到了他们是如何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君王、赢天下的。纵横捭阖的即使不是苏秦，也一定会有一像他一样的超级英雄来拯救黎民百姓。

  可以说，苏秦的智慧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他凭一个人的力量使得战事频发时期各国和平共处了十五年，没有了战争，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他游说时，立论之前先铺垫，否定外交政策，会出现的恶果并警示;一个赞颂，一个类比，一语点明实行合纵之策;然后，正反论述如何实行合纵之策。最终成就了六国军事联盟。他可真是气势磅礴、雄辩方法多变的超级英雄!

  然而，我并不认为所有的纵横家都能成为英雄。大时代的纵横家亦是鱼龙混杂，参差不齐，不乏有些前倨后恭，毫无品行之人。历史证明只有那些先人后己、大公无私、为民着想的辩士提出的见解才能真正被人们所接受。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要学习辩士们“语言的艺术”，而不是权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部《史记》帮助我们看清那段风云变幻的时代。

  这一次，我明白了——英雄者，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思，不惧强权之勇，能言善辩之才，为国为民之怀。

  小学生《史记故事》读后感3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今年暑假，我有幸读了《史记故事》这本书，这本书是我国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著。

  在这本书里，我认识了许多英雄豪杰。如：炎帝、黄帝、大禹、齐桓公、晏子……，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更是令我感慨万千。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晏子奉命出使楚国，楚灵王本想羞辱晏子，结果却被晏子识破把戏;神医扁鹊医术高超，接二连三为齐桓侯治病，可是被齐桓侯拒绝了，结果齐桓侯病死了……

  在这些故事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是”汉初三杰“。在刘邦打天下时，张良和韩信、萧何三人立下了汗马功劳，被称为”汉初三杰“。张良屈尊为老人捡鞋子，穿鞋子并不生气，最终得到了老人给他的《太公兵法》，后来，他日夜研究这本书，终于成为谋略出众之人。韩信足智多谋，在军事上为刘邦出谋划策;萧何为了得到刘邦的信任，把家里的全部家产捐了出来，用于征战的军饷。这个故事里的张良，他让我懂得了，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史记故事》是一本生动、有趣，值得一看的好书，相信有很多同学都还没有看过，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读一读，读完后，说不定你比我的收获还要多。

  小学生《史记故事》读后感4

  《史记》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呕心沥血、倾一生心血创作的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它记载了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汉武帝时期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

  在《史记》五十多万字的长河中，令我记忆最深的便是司马迁那令人悲愤而又令人同情的故事。司马迁是朝廷的史官，他写《史记》秉笔直书，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他敢于批评朝廷，把汉武帝的荒谬行为一一写在史记中，从而惹恼了汉武帝。当时，李陵攻打匈奴，因寡不敌众，不得不败下阵来，当了战俘。汉武帝为此大发雷霆，众大臣一个都不敢上前为李陵辩解。唯有司马迁上前为李陵讲话，他例出了几个方面：第一，李陵攻打匈奴，援军迟迟不到，才导致战败;第二，李陵投降匈奴，是为了储存实力，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可汉武帝怎么听得进去，一气之下，想讲司马迁处以死刑。众大臣纷纷向汉武帝为司马迁求情，汉武帝才免了司马迁的死刑，但还是将司马迁改判为宫刑。

第9篇：史记中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历史档案；茶文化典故；形成影响

我国是茶叶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饮茶历史最长的国家。我们已经很难确定我国饮茶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无法证明是谁发明了饮茶。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国不仅是茶叶的发源地，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世界上多数地区的茶文化与茶叶生产理念都是从我国传递过去的，可以说在整个茶文化体系中，中国的茶文化有着重要价值和内涵。

1我国茶文化的历史及相关典故分析

1.1我国茶文化的历史内涵分析

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内涵和价值，尤其是进入新中国之后，茶文化发展进入全新阶段，相对传统文化来说，当前茶文化发展过程中，其更注重时代特点和人民需求。可以说，茶文化体系中更讲究“写真”，同时也注重对情感和认知的融入。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们想要有效了解传统文化，就必须对茶文化的特点和内涵进行全面系统化了解。首先，茶文化的内涵表现为传承性。茶文化并不是在一天之内所产生的，如今整个茶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体系和产业，正是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延续，在不断沉淀的过程中，其逐渐发展成为成熟的茶文化机制。一直以来，我们的茶文化都没有断绝过，其关键原因在与茶文化被直接、有效的传承下来。其次，我国的茶文化并非在一个地区，而是在多个地区都形成了茶文化体系，分布广泛、内容多元的茶文化体系成为具有我国特色的文化机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茶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事物发展融合的产物。在长期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系列文化元素，将茶文化进行深入剖析，我们可以发现多数情况下，茶文化都通过一定文学形式展现出来。因此无论茶文化如何发展，其都需要有一定文学作品做传播铺垫。

1.2我国茶文化中形成的相关典故分析

典故一：赐茶代酒。现代社交礼仪中，酒是重要的“情感表达”工具。但也存在一些场合，不适宜喝酒，因此就会用“以茶代酒”来具体代替，既不失去礼节，同时也能有效开展情感沟通活动。这一“做法”的来源事实就是从记载的典故中转变而来的。根据《三国志》中介绍，吴国第四代皇帝孙皓非常喜欢喝酒，而且每次举办宴会时，来宾都要喝很多酒。但其中有一位大臣韦曜酒量并不多，而孙皓非常器重博学有才的韦曜，因此每次当韦曜喝不了酒的时候，孙皓就会让内侍偷偷的用茶换掉韦曜杯中的酒。这就是以茶代酒的典故来源，从这一典故的形成，其中就是茶文化内涵的一种展现，以茶代酒，实际上是茶文化中以礼待人的具体展现。而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传承这一典故，正是经典著作记录的结果。典故二：陆纳杖侄。实际上，茶在饮用之风兴起初期，只是被作为贵族和上层人士品鉴的饮料。陆纳杖侄是根据东晋著作《中兴书》的记载所流传至今的茶文化典故。其大概讲的是：陆纳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有一次他在接待谢安的拜访时，仅仅安排了茶果来接待。而其侄子认为接待人是东晋极其有权势的人，因此就认为整个接待的安排过于简单，所以便自主主张，用丰盛的菜肴替代了原来的瓜果安排。待谢安走之后，陆纳便对侄子这一行为愤怒职责不已，并且杖责其侄子40板子。这就是陆纳杖侄典故的来源，这一典故也被成为我国茶文化十大典故之一，而在这一典故中丰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勤俭节约的道德理念。当然这一典故的传承，离不开《中兴书》的记载。典故三：王蒙与水厄。真正意义上，饮茶从贵族走向大众，还是唐宋以后的事情，因此在魏晋时期，很多人并没有形成饮茶的习惯，即使是多数贵族，也没有形成相应习惯，所以多数人对喝茶并没有太多兴趣。根据《世说新语》中记载，东晋时期的王蒙，非常受皇帝器重，因此也是当时的权势重臣。而王蒙有个爱好就是喝茶，并且是非常喜欢喝茶，其喝茶的热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接受范围，一旦家里有客人来，其就一定要来访的客人和自己一起豪饮，由于多数贵族尚未养成喝茶的习惯，所以每次去王蒙家中拜访，就表达出自身的担心和害怕，因此在每次去之前，通常都说今天有水厄。通过这一典故，我们可以了解到茶在东晋时期并未形成风气，同时其也被作为招待客人的重要工具。此外饮茶风气的形成，应该与权贵推广有很大关系。

2历史档案的作用和价值分析

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档案是一种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工具书。其中囊括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文化成果，同时其中也富含了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共同信仰和社会风俗等等。可以说，历史档案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字记载，而整个档案中也包含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因此想要深入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必须体系化了解历史档案的作用和价值。一方面，我们应该清楚历史档案是对人类活动和人类文明的记录依据，也是几千年文明的见证者。由于历史原因，很多证明同时期文明的方式都不复存在，无论是民谣，还是语言，其对原有故事内容记载的内容缺乏客观依据。而只有历史档案能够对同时期发生的事件进行清晰化描述，后人通过了解和学习这些历史档案内容，能够对故事进行真实有效的还原。除了真实记载价值之外，实际上历史档案也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但在多数人看来，更在意的是历史档案对历史事迹记录的内容，因此其看中的是档案文化的历史性和传承性。随着我们对文化观念认知不断成熟，如今我们在研究历史档案时，通常也充分认识到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内涵。通过对档案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认知历史档案典故中所记载的历史事实。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历史档案与中华五千年文明深深相融，因此对传统文化的真实可靠性，以及文明延续性都有极高要求。想要达到中华文明的有效创新、传承和发展，不能只靠语言，更重要的是依赖可信度极高的文字记载，历史档案就一起客观性成为重要的传播载体。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如今历史档案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档案内容，而是融入了社会发展心态和实践价值的重要内涵。所以，历史档案中所记载的不仅是一种文化内容和历史资料，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社会观念的有效继承，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所不可缺失的重要内容。

3历史档案对茶文化典故形成的具体影响分析

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是文字和语言，只有依托这两种形式，各种文化才有可能被传承发展下去，而语言的传递方式比较多，比如民歌、民谣等等，但传播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文字，通过文字的记载，不仅能最大限度的确保整个传承过程不发生变质，同时也能实现对整个文化的等量传递。因此我们在界定一种文化或者文明时，最有力的证明依据就是其文字内容。历史档案无疑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证明方式。茶文化如何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日益重大，其关键就是有陆续出现了一系列与茶相关的文学作品，乃至经典专著对整个文化内容进行了体系化宣传和记载。历史档案作为文化记录的重要文字形式，其中记载了整个民族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富含了各种文化元素。相对于文化传承的另外一种“语言”形式而言，历史档案更具有稳定性和真实性，可以说历史档案是我们了解茶文化的最正面渠道。深度了解传统茶文化，不仅需要了解其文化内容，还要有效认识其外部延伸。所谓传统茶文化的外部延伸，并不是简单元素，并非一般人所想到的茶道等。实际上其延伸是融入了精神理念和价值观念的文学艺术，而这些延伸是我们必须了解并且学习的内容，只有深入了解这些内容，并且相应融入情感和价值内容，从而才能为有效了解、学习、传承、创新茶文化奠定基础。历史档案所记载的方式比较科学，同时其保存性比较好，因此其就成为我们传递文化，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有关茶文化所形成的历史档案是我们体系化了解茶文化的依据和前提，也是我们认知茶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茶文化典故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但凡可信度高，而且具有研究价值的典故事迹都是通过相关经典著作所形成的。因此茶文化的历史主要依据历史档案来实现记载和传承，如今我们所知道的第一部有关茶叶的著作就是唐代陆羽的茶经，因此当前我们研究、学习茶文化的主要依据也是这些文字记载，因此，可以说历史档案是茶文化典故传承与发展的主要载体。此外，茶文化典故的形成都有独特的背景，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因此一直以来，我们在学习和认识茶文化时，都必须深刻认识和理解其中的内涵与价值，这是我们传承茶文化的依据和前提。

4结语

我国的茶文化不仅体系全面，内涵丰富，更重要的是其承载和沉淀了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说茶文化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也是融入了整个民族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经过长期传承、发展，如今茶文化已经形成了遍布各地区，涵盖多种茶叶类型，融入了多种元素的茶文化体系。而记载我国茶文化体系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就是历史档案，通过历史档案的有效记载，为整个茶文化体系传承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前提。因此通过对历史档案的价值意义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深层次分析历史档案在茶文化不断传承、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价值和内涵。

参考文献

[1]朱时磊.唐代茶文化问题研究[J].茶世界,2013(11):151-154.

[2]陈文华.魏晋六朝饮食文化与文学[J].世界农业,2013(17):112-125.

[3]范增平.试论唐诗对茶文化的传播[J].农业考古,2014(7):53-57.

[4]于越.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当代历程和未来走向[J].农业考古,2014(15):7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