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的日子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面对不同的形势，先后实行了两种内容截然不同且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争论的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显然，这两大政策均抓住了各自面临的主要矛盾，拯救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今天，当人们回顾历史，看到这两大政策成功的同时，更应当看到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循形势之发展及实践之深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突破经典社会主义藩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绩。

一、制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切为了赢得战争胜利

1919年3月至1920年10月协约国又先后三次组织了对苏俄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而俄国国内的自卫军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也充当走狗，与之配合。当年8月30日，革命领袖和导师列宁又遇刺，身中两颗带毒子弹，伤势十分严重。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的居民每天只能得到1／8磅的面包，许多工厂因缺乏原料、燃料而停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了赢得自己的生存权利，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竭尽全力来赢得这场战争。“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一切为了东线”、“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急关头，甚至最危急的关头到了”等就是那时候的最典型口号，也是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形势特征和政策导向的口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正是因这样残酷的形势而制定出来的。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有：(1)宣布全国为军营，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以保证战争需要；(2)实行余粮收集制，作为国家动员战备物资的惟一手段，作为工农产品直接交换的方式；(3)实行全部工业、商业和运输业国有化；(4)实行重要物资国家垄断制，取消自由市场，实现非现金结算，准备取消货币，急剧缩小工资差距，实行消费公社制和免费定量配给制，实行劳动义务制。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自1918年夏至1921年初采取的一系列非常措施。首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具有必要性。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地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国内的叛乱和国外的武装干涉接连不断。而经历了4年世界大战的俄国在经济上已经陷入崩溃。这样，处于危机中的苏维埃政权，必须集中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来确保战争的胜利。因此，“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了胜利”就成为决定苏俄政治经济生活的最高原则。在这种形势下，苏俄政府实施这一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使苏俄得以集中全国所有的财力、物力来保证前线的需要，为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奠定了胜利的物质基础，确保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巩固，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最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存在许多弊端。这种政策的指导思想有重大失误。随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中作用的发挥，加之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党逐渐将这些战时的非常措施升华为建设社会主义、实义政策对他们的严重束缚和带给他们的沉重负担。广大农民也强烈反对余粮收集制，要求经营自由和贸易自由。结果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生产的下降，成为1920年底1921年初苏俄发生经济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政策对于战胜困难，赢得内战的胜利，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正是这种近乎严酷的政策帮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这场战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为国内战争所迫，也是列宁为寻求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而作的一次尝试。实践证明，直接过渡在苏俄是行不通的。

二、实行新经济政策，适应战争向和平过渡

1920年底至1921年初，苏俄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这是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1)经济困难及其原因：据统计，1920年俄国的农业总产量只有战前水平的2／3，粮食产量仅为战前产量的1／2，工业总产量是战前的1／3。全国各地大部分的铁路和桥梁遭到严重破坏，一半以上的火车头无法使用。老百姓的日常用品如衣服、帽子等严重缺乏，在俄国寒冷的冬季，人们不得不忍受着严寒的侵袭。1921年，俄国的谷物产量只有1913年的1／5，这一年，全国有500多万人死于饥饿。那么，造成苏俄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4年的世界大战和3年的国内战争使苏俄的社会经济满目疮痍，百业凋敝；第二，1920－1921俄国各地普遍发生大旱灾，粮食大幅减产；第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实施加剧了国内经济的进一步恶化。(2)政治危机：苏俄国内的经济危机很快发展成为政治危机。广大农民、工人的不满情绪增加。1920年秋天，全国有13个省由于农民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停止收集余粮的工作。由于富农的煽动，1921年春天，全国各地到处出现了农民的反对余粮收集制的暴动。在城市，许多工厂的工人由于对生活条件的恶化不满，纷纷罢工。在以工人、农民为主的军队中，也日益不稳定。

以此而论，若经济再不发展，国家将面临崩溃。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是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这就需要调整生产关系，将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予以废弃。必须看到：在战争年代甘愿勒紧裤带以支撑工农政权的农民，此时已不能再忍受余粮收集制式的无偿征收，他们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同他们现时的切身利益是相互抵触的。部分中农甚至卷入反苏维埃的活动。农民们希望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希望有宽松些的经济环境，希望有可供交换的市场以体现自己的劳动价值。因此，此时若不抛弃已严重压抑生产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则俄共自身将被人民所抛弃。

1920年12月，标志俄共(布)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鉴于战争的结束，列宁指出：“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和基本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大会通过了被列宁誉为“第二党纲”的苏俄第一个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全俄电气化计划》。1921年3月，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开始制订并实行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标志的一系列新经济政策。这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内容上截

然不同，与马恩经典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理论更有明显差异。

新经济政策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农业方面，以粮食税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余粮收集制名义上是征集农民的余粮，但实际上农民的一部分生产生活必需粮也被征集，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后，粮食税额比余粮收集的征收额减少近一半，纳税后剩下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在工业方面，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对所有企业都实行国有化的做法，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把经济国有化了的中小企业发还给私人或合作社经营，并以租让、租借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些资本主义成分有利于城乡商品交换，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为过渡时期发展生产、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商业流通方面，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取缔一切自由贸易、国家垄断贸易、实行实物配给制的做法，确认自由贸易原则，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允许自由买卖，大大活跃了市场，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商品经济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在分配制度方面，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平均主义的实物分配制，在承认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分配制度的改革，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与他们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大大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三、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到“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意义

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找到了适合俄国国情和特点的正确政策措施，创立了崭新的较为完整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伟大事业中，苏俄开展了社会主义的改造；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干涉和叛乱进行的保卫斗争；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分析和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对新经济政策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在这些相互交替的革命斗争和经济改造的建设实践中，列宁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探索，创立了崭新的较为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还包含着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并且构成了一个崭新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一，经济落后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通过“间接”、“迂回”的道路或“改良主义”的方法、思想和理论。列宁关于间接、迂回过渡的思想，是他通过分析俄国国情和总结实践经验得出来的。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试图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法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结果“在经济战线遭到了惨败”，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列宁分析和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在1921年到1922年期间，列宁撰写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对俄国间接、迂回的过渡道路进行了论证和系统总结。主要内容有：科学地论述过渡时期的含义和必然性；从理论上阐述了过渡时期经济特征的一般性和个性，在《论粮食税》中正确分析了过渡时期的5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征；在实践中提出了俄国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指出采取的办法是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实现社会主义与小农经济的结合，建立牢固的工农经济联盟。列宁认识到共产主义政策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它脱离了小农占优势的俄国国情，余粮收集制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和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妥善解决农民问题，建立社会主义与工农的经济联盟，把它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核心。列宁把粮食税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指出：“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又巩固无产阶级”列宁认为工农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商品交换关系。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农民小商品经济同市场、同自由贸易的密切联系，满足农民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促进农民经营的积极性，同时把小农经济的发展逐步引向社会主义轨道。

第2篇：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1新经济政策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俄国的经济实践中，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用固定的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税额少于收集额，纳税后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大企业仍归国有，中小企业允许私营，部分的恢复私人企业，采取租让制和租借制的形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开放市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1.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余粮收集制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用适应当时国内外战争形势需要的一项临时性的粮食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采用强制的手段无偿的从农民手中征收除了农民的口粮、饲料和种子以外的全部余粮，征收的粮食由劳动国防委员会直接分配给前线的士兵、城市工人和其他居民。粮食税的实行使农民能自行支配纳税后所剩余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样做极大的高了农民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经济，从而最终实现工人与农民的巩固联盟。

1.2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结合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被四面包围，一切的产品交换关系被割断。因此，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只能采取国家垄断的产品交换制度，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随着粮食税的实行，国家垄断的产品交换制度也被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制度所取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即把市场商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与农民商品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在国家调节的基础上给私人商业以充分的活动自由。

3.利用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途径。列宁结合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深刻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内涵、性质、作用和形式。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能够被无产阶级国家加以限制并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农联盟的巩固，有利于对小生产和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利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并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根据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关系的特点，列宁提出了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租借制四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既利用资本主义的资本和技术设备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业，也发展了小农经济，使小农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在资源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

2新经济政策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发挥了指导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自身需求能否被满足极大的影响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当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深化，我国原来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利益阶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等问题，必然会使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趋于复杂和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发挥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指导作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第3篇：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 “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固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三,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证。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工农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我国目前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只有重视农业的发展,处理好工农关系,保障农民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权基础也是工农联盟。城乡和谐发展,工农共同富裕,是巩固政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在改革与发展中,必须保障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更进一步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

第四,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4篇：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列宁 新经济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只肯定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说明它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直到现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及其所包含的方法论，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宝贵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1新经济政策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俄国的经济实践中，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用固定的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税额少于收集额，纳税后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大企业仍归国有，中小企业允许私营，部分的恢复私人企业，采取租让制和租借制的形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开放市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1.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余粮收集制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用适应当时国内外战争形势需要的一项临时性的粮食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采用强制的手段无偿的从农民手中征收除了农民的口粮、饲料和种子以外的全部余粮，征收的粮食由劳动国防委员会直接分配给前线的士兵、城市工人和其他居民。粮食税的实行使农民能自行支配纳税后所剩余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样做极大的高了农民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经济，从而最终实现工人与农民的巩固联盟。

1.2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结合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被四面包围，一切的产品交换关系被割断。因此，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只能采取国家垄断的产品交换制度，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随着粮食税的实行，国家垄断的产品交换制度也被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制度所取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即把市场商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与农民商品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在国家调节的基础上给私人商业以充分的活动自由。

3.利用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途径。列宁结合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深刻论证了无产阶级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内涵、性质、作用和形式。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能够被无产阶级国家加以限制并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农联盟的巩固，有利于对小生产和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利于在无产阶级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并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根据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关系的特点，列宁提出了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租借制四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既利用资本主义的资本和技术设备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业，也发展了小农经济，使小农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在资源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

2新经济政策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发挥了指导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自身需求能否被满足极大的影响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当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深化，我国原来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利益阶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等问题，必然会使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趋于复杂和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发挥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指导作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新经济政策探索出一条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研究新经济政策不仅是理解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列宁主义的理论需要，而且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寻求改革发展出路的需要，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

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就是我们要正确认识社会矛盾。正确认识社会矛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我们国家的改革又进入了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同时，我们还肩负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上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学习和研究列宁新经济政策，加强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指导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

[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人民出版社，2002.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01.

[4]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页.

[5]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 ].

第5篇：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6篇：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论文摘要:列宁新经济政策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夹肚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取代余旅收集。这一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青、足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公社会主义要不断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是正确的认识国情，社会主义要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关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在这里，邓小平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之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是因为新经济政策探索出一条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因而，“研究和探讨‘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列宁主义的理论需要，而且是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寻求发展路向和改革出路的时代需要，是指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一、新经济政策思想的提出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提出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战争和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导致的国内出现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高度要求苏俄与德国谈判，缔结和约，退出战争。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人会通过了与德国签订利约决议案.英德之间不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苏俄退出了战争。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正是在这以后，苏维埃政权获得了一个和平喘息时机，党和国家政权适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展开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途径的最初尝试’心但是，这种“尝试’，很快就被1918年夏季开始的十四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所中断。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权迫于战争形势，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实行余粮收集制实行国有化.消灭资本主义，实行计划调拨制和分配制，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实行这一政策，有力地支持革命战争，使苏俄粉碎了外国的武装千涉，战胜了国内的白匪叛乱。但是这一政策对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利文化建设则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1921年春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于“新经济政策”，列宁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他说:“我们当时不这样就不能在这经济破坏的小农国家内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取得了胜利……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方法，这里，列宁指出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必要性以及不足，正是这种政策的不足造成了1921年春的严峻的局面。

“战时共产主义”所引起的政治危机表现为苏俄国内政局不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为:一是农村的许多地方，如乌克兰、顿河流域、西伯利亚的农村，一部分农民进行骚动和暴动，杀害农村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毁坏农村生产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烧毁国家的粮食仓库，二是在大中城市，工人阶级队伍不稳定，一部分工人离开城市和脱离工人阶级队伍，到农村去寻找生路，使城市工人的数量锐减，另一部分工人则在工厂里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以表达他们对国家政策的不满意和不理解，三是1921年3月初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即苏维埃俄国的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城，一部分水兵发起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要求建立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上述情况说明，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将对苏维埃政权构成直接威胁.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不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且还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战争及在这一背景下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影响，苏俄生产力水平倒退了几十年。有资料显示:1920年煤炭开采量为870万吨，只比1899年稍多一点，生铁冶炼量为11. 6万吨，比186。年减少1/2，棉织品产量只相当于1857年水平。1920年国内的工业生产比1913年减少6/7。许多铁路和桥梁被破坏，大部分机车和约占1/4的车厢不能使用，导致运输业陷于困境.1920年的农业总产量，只等于战前到2/3，仅如此，金属、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和面包、肉类、鞋类、衣服等日用品也极为曦乏。这种情况要求苏俄采取新的政策加以改变.

俄国的国情是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苏俄当时的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俄国的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这些均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列宁指出，这种国情决定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他还说，“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因为“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直接下命令的方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由此不难看出，正确认识国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通过战时共产主义实践，列宁和俄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即改变了国家的粮食政策，由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制，改变了禁止买卖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政策，允许自由贸易，改变了所有制的政策，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发展，并且实行租让制，即一部分国有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让他们到俄国来经营等等。

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列宁在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由当时苏俄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其国情所决定的唯一可以采用的正确可行的举措。其实质不仅仅在于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探寻了在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生产力，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正如列宁所说，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唯一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一次伟大的探索、实验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一)粮食税制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

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是以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标志的，这一政策的转变开始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列宁作出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分析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原因。

列宁认为这“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间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大家知道，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国家采取余粮收集制，本打算以工业品交换农民的余粮，但由于战争的需要，国家拿不出那么多工业品来交换农民的余粮，于是就无偿地从农民手中将其全部余粮拿了过来用于战争所需.不仅仅是余粮，有时甚至拿来了农民生活必需的一部分粮食，从而导致农民生活极端困苦，这样还破坏了个体农民经济赖以存在的条件—生产者占有自己的产品并且以商品交换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劳动价值由此，苏维埃政权同农民的关系极为紧张，能否改善农民生活状况不仅是一个经济间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间题.如同列宁所说，“好多事件，特别是战争、经济破坏、军队复员以及极端严重的歉收造成的极度贫困引起的事件，……使得农民处境特别困难、特别紧张，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农民的动摇，使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倒向资产阶级方面。面对农民政治上的动摇，列宁认为必须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改善农民生活。而解决这些间题关键在于“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方法.nClz〕针对俄国是个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列宁指出，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拥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动因.而粮食税可以起到这种作用。所以，俄共(布)决定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制.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标志着粮食税制开始取代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制，农民在耕种时就可以知道自己承担的纳税数额.农民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即可以用来改善和巩固自己的经济，用来提高个人的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还可以通过合作社或自由贸易的途径进行商品交换.粮食税的实行，国家所收取的粮食数额人人少于余粮收集制所收取的粮食数额。1921---1922年度，国家通过实物税收取的粮食数额为2. 4亿普特，比以往余粮收集制收取的粮食数额少2亿普特.这样，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他们的生活状况迅速得到了改善。同时，由于实行粮食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25年，俄国农业的规模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因此，苏维埃政权同农民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改善.

(二)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

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即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货币和市场都不复存在。战时共产主义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实践，不允许商品交换，取消货币、商品和市场，禁止自由贸易，利用苏维埃政权通过行政命令实行计划经济，试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使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取消商品、市场和货币是不现实的。他认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而实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正如列宁所说:“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阵地上去，从‘冲击’转到‘围攻’的方法上去”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来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也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退却”到新经济政策中的商品交换，而不仅仅是“退却”到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提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他还说，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商品经济、货币关系，利用市场，同农民经济建立联系。通过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反思，列宁认识到了自由贸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自由贸易当时又叫流转自由。自由贸易对农民和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是联系两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对小农来说，实行流转自由，可以改善小农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从而发展小农经济。小农作为小生产者，需要有自由贸易。只有通过自由贸易，他们才能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换回自己生活所需的其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即工业产品.可见，实行自由贸易，有利于提高小农的生活和生产水平。因此，列宁在谈到必须实行自由流转时说:“这种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G57而国家则可以通过贸易，用工业品换取所稿的粮食和其他工业原料，从而加强了工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新经济政策伊始，商品交换必须在地方范围内进行，主要是通过消费合作社来进行交换.这种交换还只是物物交换，货币不参与商品流通。但是，实践的发展使列宁认识到这种交换的不足与缺点。于是，就打破了商品交换受地方流转范围限制的作法，改用货币交换的形式，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列宁还主张发展商业，认为发展商业是党和国家面临的特殊任务。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苏俄要真正有效地恢复和发展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发挥商业。他指出:“我们看到，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问题己提上日程.不管我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列宁之所以说发展商业是一项特殊任务，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和市场，不存在商业。但是，当时的苏俄必须解决发展商业这一任务。因为只有发展商业，才能满足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才能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此，他提出，国家政权机关的活动要紧紧围绕发展商业的任务进行，特别是那些领导经济工作的机关应该参与组织商业活动.他还提出苏维埃国家要善于同外国人做生意，并且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要认真地学习经商。

(三)利用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中间环节。

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使列宁认识到在小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优势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采取迁回措施。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列宁在《论粮食税》这一著作中提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这里，列宁指出了利用资本主义必然性。因为当时的俄国存在大量的小生产、存在商品交换，在这种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企图人为地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认为”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是必然会遭到失败的”.同时，列宁还提出，资本主义是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正如列宁说:“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因此，列宁甚至认为私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帮手。 所以，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西方。”列宁认为，当时苏俄经济结构中存在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5种经济成分。这5种经济成份可分为两种类型，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在非社会主义化的经济中，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我们的救星”。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划的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所播要的.列宁提出，“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就是说，作为人生产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小生产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只有它才能使俄国摆脱生产极为落后的面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条正确途径。在他看来，如果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正如他说:“只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否则，就不会有社会主义。

所以，列宁认为，应当提倡国家资本主义，把私人资本主义和小生产资本主义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他提出:“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这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就是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俄国由小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重要最有效的中间环节。列宁还探索了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问题.总的来说，有四种形式，即租让制、合作社、代销制和租赁制.列宁认为，租让制是重要的形式。所谓租让制，就是国家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定合同，将自己暂时无力经营的一些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让他们到俄国来经营。实行租让制会使苏俄付出一定的代价，即要把生产的一大批产品交给外国资本家.但对苏俄来说，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有意义的.经济上，苏俄既可以引进大量资金，最新的技术装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使一部分企业迅速恢复生产，从而带动态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义可以在增加苏俄产品的数量，提高产品质量，这就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政治上，由于实行租让制，可以制约国际资本主义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封锁、侵略的阴谋。所以，列宁反复强调要大力培植与发展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认为它在苏维埃政权下已经是3/4的社会主义，因为这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的过渡.

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是合作社.就是小生产者在自愿的基础上，以商品交换为目的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列宁认为，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合作社，从国家利益来看有许多好处。一是便于国家对商业进行统计、监督和管理，便子国家同商人订立合同。而是便于把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组织起来.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形式是代销制。所谓代销制，就是指“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既有利于城乡商品流转，又有利于国家对商业的管理和监督。国家资本主义的第四种形式是租货制。即“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十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和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种形式同租让制的区别仅在于合作对象不同.租货制的对象是国内资本家，而租让制的对象是外国资本家。

上述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了苏维埃政权同人民的关系.有资料显示，1924年农民消费的粮食、肉类和油脂数最大大超过战前1913年的水平1926年第四季度，工人的实际工资比1922年第一季度增长了3倍，工人的物质生活也大大优于战前的水平。

三、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意义

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实施，使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同时也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之所以发生这种改变，是因为列宁和俄共能够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发现新间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间题。从而创造性地提出适合苏俄国情的新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突破了马恩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是多方面的。

—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战时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余粮收集制要求将农民的全部余粮无偿地收归苏维埃政权，致使农民生活十分困苦，乃至出现农民骚乱和暴动。新经济政策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制，农民交税后的余粮可以自由支配，既可以用于个人消费，与可以用于交换.这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因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苏维埃政权同人民群众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地完善，使得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利益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其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的高低，影响到其创造性的发挥。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政策的制定应放在人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同意不同意的基点上。在新世纪，江泽民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所以，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我们国家的改革又进入了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同时，我们还肩负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上的竟争压力.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需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显得更好实现。

—社会主义要不断进行改革.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列宁逝世这段时间里，列宁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两次实践。第一次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由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苏俄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第二次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使苏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政治局面稳定。出现这前后不同的两种结果告诉人们，社会主义也要不断进行改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济改革的社会.这是说，社会主义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我国20多年改革实践说明社会主义要不断进行改革.由于改革，我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温饱达到小康进向全面小康迈进，由于改革，我国实现了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向前发展的良好势头油于改革，我国政治的、文化的等方面的体制更加完善。

第7篇：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人类历史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苏俄是一个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理论之中没有明确指出此类国家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必然性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危机

1918～1920年，苏俄爆发了内战，为了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俄逐步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余粮征集制、禁止自由贸易、产品配给制、义务劳动制度等方面。

苏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夺取军事斗争胜利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如果在军事斗争胜利之后还要将其作为长期政策坚持实施的话，将会对苏俄的社会主义事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从根本上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客观规律。

经济危机：1921年，苏俄整个国民经济都濒临崩溃。1921年苏俄的工业的产值只是战前的七分之一，、农业产值刚超战前一半，、交通运输陷于瘫痪、粮食供给也异常的困难。对此，列宁说：“人民已极度饥饿，以致非改善他们的状况不可了。我们没有考虑到，只顾眼前，到后来就会遇到困难。这是一个错误，正是这个错误才使我们现在面临粮食危机。”

政治危机：苏俄的经济危机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1920年到1921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城市爆发了严重的工人罢工和抗议游行。而对于占俄国总人口多达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以余粮征集制和取消自由贸易为代表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农民暴动频发。1921年2月28日，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发生，水兵提出“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喀琅施塔得叛乱的主力是从农民中招募来的新兵，水兵的叛乱其实是农民对余粮征集制不满的激烈表现。喀琅施塔叛乱严重刺激了列宁：“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的办法，即用最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

（二）苏俄的现实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俄的经济文化和生产力水平相当落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据着主导，商品经济并没有充分发展。列宁曾经阐述：“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分析了苏俄经济结构中的成分：自然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成分，类似苏俄这种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大工业不发达、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直接过渡”是不现实的和无法实现的，而“新经济政策”这种“间接过渡”才是才是真正符合其现实条件的。

二、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形成

（一）列宁过渡思想演变

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强调过俄国不可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俄国最首要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然后再进行针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列宁还严肃地批判了在俄国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跳过论”。这些构成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渊源。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列宁的过渡思想分成了“直接过渡”和“间接过渡”。列宁的两种思想在发展完善后最终形成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

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列宁反思、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教训，并且分析了“战时共产主义”的主观原因，最终承认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是错误的。列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展开深刻反思并否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促使了他“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二）托洛茨基与新经济政策

托洛茨基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领袖，是工农红军以及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托洛茨基在经济管理方面颇有建树，这在苏俄领导人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当前，许多专家认为：斯大林实行的经济政策，例如强制集体化和超工业化政策都来源于托洛茨基，所以托洛茨基要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负责，当然也同时要为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终止负责。此观点忽视了托洛茨基提出这些观点的背景和出发点，亚力克诺夫认为：“把托洛茨基看作新经济政策的敌人甚至是掘墓人是错误的”；“必须把他的立场放在布尔什维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关系中去看待。”其实，托洛茨基与新经济政策很有渊源，他是苏俄新经济政策的率先提倡者，也是苏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首先实践和提议者，他在新经济政策思想形成中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1920年，苏俄内战基本平息，军事斗争的胜利基本实现，苏俄进入了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没有随着战争而终止。1921年，工农联盟临近破裂的边缘，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同样严重，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势在必行，托洛茨基恰恰就是苏俄“新经济政策”的率先提议者。1920年，他在乌拉尔区考察调研，随后就他在俄共布政治局中率先提出了要实行渐进农业税并恢复商品交换的提议，但当时很多中央委员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抱乐观态度，他们反对托洛茨基的提议。对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托洛茨基是支持的：“关于向新经济政策转化的那些基本的、非常稳妥的主张，是列宁构思出来的。我立即表示支持。”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托洛茨基在大会上提出新经济政策只是改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条绝对必要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托洛茨基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有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托洛茨基曾经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体现的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借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在苏俄内战时期，托洛茨基对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危害是有一定的认识的，特别是实际的经济管理工作让他看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造成的部分危害。托洛茨基说，（在乌拉尔的工作考察）“使我相信，国内战争条件强加于我们的战时共产主义方式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必须恢复某种程度的国内市场。”1920年，托洛茨基提交了《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他在《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中提出来要用产量比例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及恢复建商品交换，这两点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精神大体相符。

三、结语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形成既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重要领导人思想层面上的发展与演变。这启示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做到一起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本国国情；同时，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思想。（作者单位：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Terry Brother Stone and Paul Dukes，The Trotsky Reappraisal[M]，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2.

第8篇：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农村经济政策；小农经济；商品率

中图分类号：F09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4-0053-07

对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在我国已有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没有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新经济政策结束的原因而不分析具体的经济政策及其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不分析当时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对经济造成的困难，显然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本文将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共产党围绕如何对待小农经济进行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导致了后来的经济困难进行分析，从实际经济政策选择的角度来探讨新经济政策结束的原因。

一、小农愿望：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前提

1921年3月，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的决议。已有的研究都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内战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已经不能继续忍受余粮征集制。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苏共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在农村的表现并不仅仅是余粮征集制，也包括着忽视农村条件和农民愿望，在农村推行激进的社会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标志着苏共“承认农村的特殊利益和权利，满足农村的基本需要”，放弃在农村的激进的社会政策。［1］22列宁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这恰恰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列宁所说的农民，主要是农村的小生产者。因此，当苏共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其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依据就是小农的愿望。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苏联共产党就委托当时苏联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李托森科和恰亚诺夫分别提出可供党进行选择的农村发展方案。李托森科方案建议在苏联农村建立拥有大片土地，使用雇佣农业工人的大型农场主经济。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斯托雷平改革的继续和变种。恰亚诺夫方案认为，苏联农业应该依靠家庭农户经济的发展，通过国家监督和引导，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这两个方案于1920年6月被送到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前身）和农业人民委员会。经过这两个机构的反复讨论，最终苏联共产党选择了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2］

随着192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决定从余粮征集制转向农业税，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农村的发展也走上了按照以恰亚诺夫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政策与法令所设定的轨道。这个轨道就是在苏联农村通过引导小农经济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为此，苏维埃政府在1922年11月15日制定了土地法，这个法令“特别致力于创造一些满足个体耕种发展的条件，因为这种个体耕种在经过改革的米尔(村社)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3］236。

苏联共产党选择在农村满足小农经济发展的方案，而拒绝了建立大型农场主经济的方案，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显然令人无法理解。因为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还是斯托雷平改革都证明，大农场主经济将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提供更多商品化的农产品。而且这一方案也与列宁一贯的思想相矛盾，正是列宁曾经认为，形势根本不容许恢复旧的小农经济。实际上，苏共选择满足小农经济发展的政策，是由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决定的，或者说它别无选择。

俄国农村在历史上形成了村社土地共有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障碍。在沙皇俄国存在的最后十年，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进行了在农村建立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革。改革带来的经济成效是显著的，特别是类似于大农场主的经济形式具有远远优越于小农经济的经济效率。在1913年，俄国地主的单位粮食产量是中农和贫农的2到3倍，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比改革前提高了50%，而且，这些类似于大农场主的经济是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4］32但是，斯托雷平改革也造成了大量小农的破产，从而引发了农民的反抗，并为1917年俄国革命提供了主要力量。虽然1917年革命的“政治中心舞台在彼得格勒，但其背景却是由俄国农村提供的。正是俄国乡村的形势发展，决定了彼得格勒政治精英行动的条件”［5］64。这个条件就是，那些破产以后“背井离乡的贫农，进入城市成为工人，参军成为士兵。1917年革命的主力军――工人与士兵，斯托雷平改革都创造出来了”［6］265。

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列宁进行过认真研究。列宁在斯托雷平改革开始时就指出：“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贯穿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7］209列宁肯定了斯托雷平改革具有经济上的进步性，也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本质是：“想加速农民的彻底破产，保存地主土地，帮助一小撮富裕农民‘经营独立农庄’，尽量夺取更多的村社土地。”［8］78这样的改革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生死搏斗的决心。”“在斯托雷平教训的敲打下，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越来越好的战士。”［9］187-188因为，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生活的愿望，像一根红线贯穿在俄国革命中。一位农民代表在杜马发言时态度坚决地表明了这样的愿望：“无论你们争论多久，都不可能创造一个星球，那就意味着你们必须给我们土地。”［10］苏联共产党在1905年革命以后的土地纲领就是根据列宁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和俄国农民的愿望分析制定的。“历史已经明确地做出了回答，斯托雷平的改革失败了，它直接导向了革命。其原因不在于手段的缺乏，策略的错误，而在于斯托雷平建立大农场主经济的思想与俄国处于资本主义边缘这一现实的矛盾。”［7］对斯托雷平改革后果十分清楚的列宁，只能选择顺应小农愿望的方案。

同时，苏共能够取得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胜利，是因为它根据当时俄国农民的要求，提出了符合大多数小农要求的土地政策。1917年2月革命以后，在俄国农村发生了广泛的农民自发夺取土地的起义，苏联共产党及时提出了自己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赢得了相当部分农民的支持。有了苏共在夺取政权以后颁布的法令的支持，农民把大部分地主、国家和教会的土地据为己有（一般都是通过农村公社进行的），“这些夺回的土地使一部分农民的地位得到显著改善。”［11］113在这个过程中，地主阶级及其代表的大经济已被消灭，农村公社夺回土地以后，分配给本村的农民家庭，进行个体耕种，这造就了由家庭农户经济构成的苏联农村经济，也恢复了村社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据1919年的统计，当时俄国农村将近97%的土地掌握在家庭农户手中，约有3%的土地由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耕种。十月革命前后发生在农村的重新分配土地构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也成为俄国农民支持苏共的重要条件。如果苏共选择在农村建立大农场主经济，即实行新的斯托雷平式改革，将失去俄国农民对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的支持。一度对小农经济持否定态度的列宁后来对此有了清醒认识，他指出：“农民常常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赶走了地主，但我们不拥护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个体经济。’”［12］46

而且，新经济政策是作为一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手段而提出的，即列宁和苏共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将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而是将它看作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条件的一种方法。从这个认识出发，苏共在制定农村政策时，就必须考虑采取何种经济形式更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被认为更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苏联农村中贫农和中农（包括人数和所拥有的土地数的比例）占绝对优势，苏共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认为，这是建立工农联盟的基础。通过工农联盟，在苏维埃政权的引导下，将最终在农村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因此，新经济政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目标，“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工农联盟的一种特殊形式”［13］26。苏共决定顺应小农愿望，满足小农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前提，即这个发展必须最终导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但列宁又认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4］6当苏联共产党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选择时，就必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小农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大农场主经济）。为此，苏维埃政权在1922年颁布土地法前，预先颁布了土地协作社法令。“这个法令实际上承认农村公社的存在，并且力图改变它。”［3］235法令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小农经济演变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

俄国农民对农村公社的依赖实际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传统对苏共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也有巨大影响。虽然斯托雷平改革下了极大的决心要瓦解农民对农村公社的依赖，但实际成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且遭到农民顽强的抵抗。即使那些被移民到西伯利亚的农民，不久也加入了农村公社。斯托雷平本人到这些地方视察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行为的合理性。［15］苏联共产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实际上是鼓励村社发挥作用，只不过规定它的作用应该与苏维埃一致。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农民欢迎这样的制度安排。到1927年，在俄罗斯联邦，91%的耕地属于村社所有。以至于有俄罗斯学者得出结论：“只要历史一给俄国农民短暂的喘息之机，他们就明确地选择了村社类型的生活方式。”［15］

苏联共产党在1920年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只能顺应小农的要求进行政策选择。这一选择不论当时看来多么合理，后来苏联共产党遇到的困难却是这一选择的必然结果。

二、政策的反向激励与小农经济的困局

按照恰亚诺夫的方案，苏共在新经济政策初期的所有农村经济政策，都是为了保护贫农和中农，帮助农村无产阶级，限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即支持小农经济。对于土地租赁和使用雇工等可能破坏小农经济的行为，苏维埃政权都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16］222

苏联共产党采取的政策，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这些政策只是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1925-1928年，苏联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在1913年的水平上下波动，除了1926年略超过1913年水平外，其他年份的粮食总产量都略低于1913年。［2］这说明，苏联共产党所选择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仅仅起到了恢复农业生产而非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从社会角度分析，苏联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却推动苏联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符合苏联共产党目标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就是后来粮食危机发生的根源。

新经济政策实行6年以后，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苏联农村发生了迅速的社会分化，但这个变化却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村的社会分化几乎完全不同。到1927年，有7%的农民（人数约为270万）完全没有土地，他们成为农村的无产阶级。有2700万农民完全没有马和牛，他们成为农村中的贫农，其人数大约占35%。在农村中人数最多的是中农，他们的比例为53%-55%，但他们的生产工具依然非常原始，在中部黑土区有92.5%的农户没有任何农业机械。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6年，在农村只有5%左右的农民成功地使自己富裕起来，这就是被称为富农的那些农民。大约有3.8%的富农使用雇佣农业工人或者出租农业生产工具。［17］9，25-26对于当时苏联农村的社会分化，还有一种估计，认为当时苏联农村中，贫农占29.4%（其中包括7%的农村无产阶级），中农占67.5%，富农仅占3.1%。［18］209不管哪一种估计更准确，都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即苏联共产党的政策的确顺应了小农的愿望，达到了保护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中农，限制富农的目的。结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地禁止买卖，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力受到限制，大农户的部分利润由国家通过高额课税的办法加以征收，富农获取土地耕作资料也受到限制。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同于革命前时期的富农概念。在1920年代，这个概念指的是那些具有活力、拥有一定的财富，在革命前属于中农范畴的人。”［4］679-680新富农的出现，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也是1925年苏共政策变化的结果。当时苏共向全体农民发出号召：“发财吧，发展你们自己的经济吧，不要担心会受到压制。”［19］并正式允许雇佣劳动和土地租赁。新富农阶层并不是革命前的富农，它是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尽管如此，富农仍然在经济活动和政治上受到限制，而且限制在一度放松以后，又不断加强。

苏联共产党成功地限制了富农的发展，在苏联农村形成了一个以中农和贫农占绝对优势的小农经济。这样的农村社会结构，正是苏共在政治上所希望的，也是小农所希望的。中农和贫农因此成为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商品化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在1925年，贫农和中农提供了全部商品粮的88%还要多，而富农提供的商品粮不到12%。［13］88贫农和中农在商品粮销售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是因为贫农和中农有大量可以作为商品销售的剩余粮食，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销售除了种子和口粮以外的所有粮食，有时甚至连口粮都不能保证充分留足。贫农和中农往往缺乏现金，而苏联已改粮食税为货币税，为了纳税和购买必需的生活与生产用品，以便减少对富农的依赖，他们不得不将一切可以节省出来的粮食出售。这就使得贫农和相当一部分中农很难有剩余产品用于积累，因而他们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虽然有少数中农有逐步实现积累的可能性，但当时的农村经济政策却使这些中农不愿进行积累。苏联的农业生产在1926年超过1913年的水平后，连续几年产量徘徊，原因就在于苏联当时形成的小农经济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其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大低于1913年以前俄国的农业经济。

“如果要使农民努力工作，或者至少使他合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进行工作，物质激励就是必须的。”［20］51而苏共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对于农业发展特别是对于能够提供大量商品化农产品的农业发展起到的却是反向的激励作用。苏共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期间的农业税政策是为限制富农，保持一个小农为主的经济这个目标服务的，它起到的是降低生产者积极性的作用。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苏共改余粮征集制为粮食税，无疑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对于苏联农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苏共的农业税政策，对于遭到战争破坏的农业和已经疲惫不堪的农民来说，仍然显得过于沉重。苏联实行的农业税是根据土地耕作面积来确定税率，耕作面积越多，税率就越高。在1924年，苏联农村中纳税最高与最低者之间的差距达到10倍之多。［4］679那些能够更多耕作土地，生产更多粮食的农民，税收负担就更沉重。对富农进行限制的同时，苏共对农村无产阶级和贫农采取了免税或者降低赋税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对于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影响起到积极作用，但在1925年以后，这些政策的消极作用逐步显现出来。为了避免纳税，许多农民选择在满足自己需要的情况下尽可能少耕作土地。苏共实行的农业税政策固然发挥了限制富农的作用，却使苏联农村出现了大量未得到耕作的土地。［13］102其后果就是苏联的农业生产在1926年以后陷入徘徊状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按照俄罗斯联邦的统计数据，在1928-1929年度，有56%的农户年收入为250卢布，人均为36卢布，略低于191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21］82收入低下的农民没有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能力。

限制富农的政策也影响到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在1920年代，富农的比例极其微小，按最高估计不超过5%，多数估计为3%多一点。苏联农村的富农有一部分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就是富农，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有一些中农上升为富农，但人数并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这不是因为中农当中没有人具有成为富农的能力、机会和资源，而是因为苏共限制富农的政策，使这些有可能成为富农的农民不愿意或者不敢在经济上进一步富裕从而跻身于富农的行列。为了限制富农，苏共不仅实行对富农的高额累进农业税，而且在政治上取消了富农的选举权。对于这些措施，即使被认为是富农利益代言人的布哈林也认为是必需的。这使得一些农民主要是中农认为，苏维埃政权并不希望发展生产，因为有人刚把农业发展了，就剥夺他的选举权。而且，农民中还流行一种说法：少播种点，那样可以不交税。［22］550这些都对那些有能力通过发展生产进一步富裕的中农产生了影响，使他们不愿意尽全力发展生产，以避免成为富农。这些政策在保证苏联出现了一个贫农和中农占绝对优势的小农经济的同时，也使苏联的农业生产在超过1913年的水平以后，就陷入停滞。

贫农由于收入低下，几乎没有生产工具，他们不得不向富农租用生产工具，为了还债，他们又不得不给富农干活，或者将自己的土地租给富农。富农因为拥有生产工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其影响不断扩大，“在许多村社和村苏维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3］。这显然是苏共不希望发生的。为了削弱富农在农村正在扩大的影响，1926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再次通过决议，决定改变课税等级，加大课税的累进率，完全免除力量薄弱的农民的赋税，加重对富裕农民和富农的课税。这必然形成对农业的反向激励，农业生产的停滞就不可避免了。

苏联农业陷入停滞，并不意味着苏联的农业已没有发展的潜力。但苏联已经形成的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家庭农户经济和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显然无法释放这些生产潜力。

三、粮食商品率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再选择

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的小农经济，受当时政策的约束，在1926年以后已经不具备在粮食产量方面取得新的巨大突破的可能。而在这个时期，苏联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已经提出了对农产品的巨大要求。与1913年相比，1927年苏联的城市人口增加了20%，城市人口的增加伴随的是农产品商品化率下降到仅为1913年的50%，这就使得城市人民的生活遇到农产品供应不足的困难。由于当时农业产值占苏联国民产值的约70%，农业生产陷入徘徊就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导致城市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已经不能满足接受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的农村青年的需要，甚至不能吸收农村的全部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农村青年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整个国民经济在1927年前后遇到新的严重困难，到1927年底，“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24］。

经济困难使党内争论重新激化，也促使苏共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新的思考。对于新经济政策，苏共党内一开始就存在激烈的反对意见，而且反对意见在工人队伍中得到广泛支持，许多党员和工人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对革命的背叛，“是对无产阶级的新的剥削”［25］15。1927年，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时，反对派再次提出了反对意见。尽管当时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实际上抑制了富农的发展，但联合反对派却在其纲领中认为：“2500万小农构成了俄国资本主义趋势的根源，从这些小农中产生的富农正在实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他们指责苏共领导，“低估农村中发生的社会分化，掩饰富农日益增长的作用”，认为“富农正使中农和贫农在政治和经济上服从自己，以反对无产阶级”。［26］因而要求党在农村展开组织贫雇农反对富农剥削的阶级斗争，并提出了一系列替代原有政策的政策主张。［27］农民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要求。反对派的纲领、工人阶级和部分农民的要求实际上说明，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关键时刻，问题仅仅在于如何调整。

虽然面临反对派的巨大压力，斯大林还是明确拒绝了这些指责和要求，但反对派纲领中提出的替代政策，将对斯大林重新进行政策选择构成限制。1927年，斯大林就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开始思考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应该进行那些方面的调整。但在这个时期，“斯大林仍然明确地支持继续新经济政策甚至扩大新经济政策”［28］22。

为了全盘研究和解决农村与农业发展问题，苏共于1927年10月建立了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的农村发展委员会。莫洛托夫上任后开展的一项工作即是就农村与农业问题征求苏联经济学家的意见。

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等苏联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及时提交了对农业发展的意见。他们两人虽然对苏联农业发展看法不同，但都认为高商品性生产在农户中的消失，是苏联农业发展遇到的严重问题；苏联农业发展中刺激因素太弱，扩大对农户的刺激因素，是经济发展最起码的要素之一。恰亚诺夫认为苏联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在苏联农业发展只能通过农户经济达到纵向集体化农业的目标，要以不同形式促进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康德拉季耶夫则认为，苏联农村的社会分化并不严重，农村中的上层（富农）比例很小，目前仍应以农户经济为主，苏联农业发展主要取决于：市场条件和农业机械化程度。［29］484-534

虽然斯大林在1929年1月批判了恰亚诺夫的观点，但恰亚诺夫和康德拉季耶夫的一些见解仍然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对斯大林进行新的政策选择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涅姆钦诺夫运用统计方法对革命前后的粮食商品率进行了研究后认为：革命后形成的以家庭农户为主的农村经济所生产的粮食，成为商品被出售的只有11.7%，而革命前的大地主经济的粮食商品率却高达47%，已经在苏联建立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粮食商品率更达到47.2%。［30］涅姆钦诺夫的研究在商品率问题上与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见解一致，但他的研究却明确指出，要解决苏联的农业发展问题，新的政策选择应是建立能够提供大量商品粮的大农业经济。

于是可供苏共选择的就有这样一些方案：A.恢复被十月革命消灭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经济。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一种选择，但有人有这样的想法；B.降低工业增长速度，同时也就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增加。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就持这样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已经在1928年4月被布哈林指责为彻头彻尾的富农纲领；C.实行集体化，建立一种大农业经济；D.继续保持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但要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纵向集体化。

斯大林面临着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的难题。在反复对比了各种政策建议以后，斯大林决定以涅姆钦诺夫的建议作为新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基础，同时采纳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建议中的个别观点，从而形成了苏共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推行农业集体化，建立能够实行机械化作业的大农业，以保证为即将开始的加速工业化提供必需的农产品。

在1928年，斯大林面临的是如何为苏联建立一个能够提供最大量商品粮的农业经济的选择。几个当时苏联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都证明，苏联当时农村经济存在的问题是农产品商品率过低，革命前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和苏联为数不多的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大经济，都拥有不但远远高于贫农和中农的，而且远远高于富农的粮食商品率。作为革命者，斯大林不可能选择已经被革命否定的大地主经济。这不仅因为斯大林作为革命家的政治立场，而且还因为斯托雷平改革的后果仍然是斯大林这一代人清晰的历史记忆。他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的政治形势都决定他能选择的，只能是另一种当时被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能够提供最大量商品粮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集体化。实践证明苏共过去选择的农村经济政策不能提供最大量的商品粮，没有最大量的商品粮就不能尽快实现工业化，而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取决于苏联的工业化，这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实现粮食商品率最大化就成为斯大林进行政策选择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主要原因。对于继续保持小农经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方案，斯大林也曾经作为可供选择的政策提出过。然而，这个政策的实现需要一个完整的农业服务体系，而且即使建立了这样一个体系，小农经济是否能够具有大农业所具有的商品率，对斯大林而言仍然是没有把握的。所以，斯大林在1928年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是俄国“历史道路的产物（正如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所揭示的），而不是斯大林个人的产物”［31］，不能简单认为是斯大林的错误。这样认识问题，并不意味着认为斯大林没有错误。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最初的设想是：“这个转变应该是渐进的、自愿的计划，没有任何粗暴的强制特点。”［28］后来它为什么变成了充满强制的灾难，已经不是本文能够说明的，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斯大林的初衷显然是希望大农业经济能够提供最大量的商品粮，而农业集体化被他认为是建立大农业经济的有效途径。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一个留下了无比宝贵教益的试验时期。”［32］因为是试验时期，苏共对许多问题的解决就处于探索中。在整个1920年代，有许多创新，也开启了势力强大的传统主义的闸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革命热情依然激昂，但生活本身却迫使苏共对可能与愿望进行严肃的重新估价。苏共对要反对什么比对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认识上要清楚得多。其政策设计既要考虑现有的条件，又不能放弃党的目标，而且政策选择的后果不可能马上表现出来。到1920年代末，党内产生了广泛的迅速实现革命承诺的强烈要求，农村经济的停滞也产生了对过去选择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应。这两者都在斯大林实行的大转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11年后，斯大林在苏共18大的报告中说道：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粮食产量的商品率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现在我国农业是世界上商品率最高的。［33］又过了几年，斯大林与丘吉尔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了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斯大林说，实行集体化政策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丘吉尔说，我想是这样的，你们没有几万个贵族和大地主，只有几百万小农，几千万小农。斯大林抬抬手说：为了避免不时发生的饥荒，俄国必须使用拖拉机耕作土地，我们不得不走这样一条路。［4］705斯大林多年后的这些言论无非再次说明了他的追求，也说明苏共在1921选择的顺应小农愿望的农村经济政策，最终成了新经济政策结束的主要原因，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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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范文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