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揭开了世界现代史的序幕：苏维埃俄国的建立，标志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走向了现實。接着，苏联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这种探索所获得的成功经验以及失败教训，都成为后起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宝贵财富。

【课标要求】

1　通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理解列宁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重要历史意义。

2　从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主要问题。

【知识结构】

【能力提升】

1　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区别及联系。

两次革命的相同点：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都发生在1917年，其发生的原因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都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工人和士兵都广泛地参加了这两次革命。但两次革命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首先，二者的革命任务和性质不同，二月革命的目的是沙皇专制统治，它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目的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其次，二者的结果不同，二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俄国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继续，二月革命为十月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2　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必然性。

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这一模式对苏联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有人以斯大林模式扼杀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为由，极力诋毁它，否定它，把斯大林模式说得一无是处。其實，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它没有充分认识到斯大林模式曾经带来的苏联经济跨越式的发展，也没能认识到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斯大林模式形成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首先，在苏联的外部，有帝国主义各国的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如果没有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想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不可能的。而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必须强调重工业的基础性，必须以重工业为重点。其次，这是由苏联的国情决定的。苏联成立之前的俄国是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化程度最低的。要實现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跨越，必须坚持以重工业为重点。最后，在政治上的高度集权，这和苏联脱胎于传统的封建帝国有关。由此可见，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由图说史】

1　《列宁同志清扫地球》（见下图）。

（1）图片简介：这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一幅漫画，漫画下面的文字是用俄文写的，意思是：列宁同志清扫地球。列宁同志扫的是一切坑害人民的坏蛋，包括沙皇俄国时期的封建残余势力、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2）列宁的理想：扫净世界上一切害人虫，建立一个真正的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

（3）评价：列宁同志是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

2　《苏联的病》（见下页图）。

（1）图片简介：一位西方的先生，戴着礼帽，拄着拐，最显眼的是他的两条腿：一条粗得如大象腿，一条细得似麻杆。两条腿粗细相差如此之大，不用问，这个人生病了。这个人的病态，很容易使我们想到苏联经济发展的严重困难。

（2）问题的严重性：由于长期實行斯大林模式，苏联的经济建设道路越走越偏。一成不变的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建设模式，使苏联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举步维艰，这使得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还出现了倒退。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情逐渐消退，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重危机。

（3）启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体成长一样，要讲究粗细搭配，营养均衡。当初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也可以说是正确的。但后来国内外形势变化了，当权者的政策却依然不变，以至于严重阻碍苏联的进一步发展。

【典例解析】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實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列宁选集》

材料二　1921年列宁又说：“目前已很清楚，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實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从冲击转到围攻的方法上去。”

——《苏联兴亡史》

请回答：

（1）以上材料说明苏俄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化后的中心措施是什么？

（2）苏俄的这一经济政策开始實施于哪一年？有什么作用？

（3）从苏俄经济政策的转变中能得出什么结论？

解析：阅读题中两则材料时要注意一个关键时间“1921年”，解答此题的关键是将这一时间和课本中列宁實施新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两则材料都涉及列宁对苏俄经济政策的调整，由此可以判断，这种政策的调整實际上指的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出台。

参考答案：（1）开始實施新经济政策。中心措施：国家允许多种经济并存，大力发展商品经济。（2）1921年。作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3）国家制定经济政策一定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并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言之有理即可）

【模拟训练】

一、单项选择题

1　列宁说：“如果没有战争，俄国也许会过上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不发生反对资本家的革命。”对这句话理解正确的是（　）

A．世界大战是十月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

B．没有世界大战就没有十月革命

C．战争激化俄国社会矛盾，加速革命爆发

D．战争可以成为革命的方式之一

2　下列对于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二月革命了沙皇专制统治

B．二月革命后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C．二月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D．二月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3　安东诺夫拿着手枪站在（临时政府）部长面前说：“我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临时政府被了。”这一情景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

A．二月革命　B．十月革命　C．德国投降　D．苏联解体

4　给下面这组图片确定一个历史主题，以下各项中最恰当的是

A．解放广大农奴　B．沙皇统治

C．发动十月革命　D．退出世界大战

5　下列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价中不正确的是（　）

A．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社会革命

B．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

C．十月革命是世界上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D．十月革命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6　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包括（　）

①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②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③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④鼓舞了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7　三年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政府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　）

A．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　B．开展工业化运动

C．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　D．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影响

8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者。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實践是

（

）

A．實施新经济政策

B．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C．领导苏俄人民战胜了内外敌人，保卫了苏维埃政权

D．1936年，颁布了苏联新宪法

9　新经济政策与以前的政策相比，主要“新”在（　）

A．国家控制经济命脉

B．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C．在一定范围内恢复资本主义生产

D．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性质

10．1923年，在苏联境内可以见到的现象有（　）

①在市场里自由贸易　②私人租赁经营一些工矿企业　③农民出卖富余的粮食④国家把农民的余粮全部收走

A．①②③④　B．①③　C．①②③　D．①③④

11　1932年，如果莫斯科市民与外国人通信联系，寄信时信封下面地址栏写的国名应是（　）

A．俄罗斯　B．苏维埃俄国　C．沙皇俄国　D．苏联

12　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形成的标志是（　）

A．1921年，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實施

B．1922年，苏联的成立

C．1937年，苏联两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D．1936年，苏联新宪法的制定

13．斯大林模式在经济领域的特点有（　）

①實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②片面发展重工业③實行高积累、高投资④限制商品货币关系

A．①②③　B．①②③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14　对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下列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A．形成的标志是1936年苏联新宪法的制定

B．是在苏联外有帝国主义包围，国内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形成的

C．使社会主义缺少活力，阻碍了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

D．使苏联的民主和法制建设遭到破坏和践踏

二、非选择题

15　探究题。

斯大林模式，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对苏联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其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材料一　1928—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在欧洲和世界所占的位次

材料二

（1）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斯大林模式对苏联的影响是怎样的？说明了什么？

材料三“这一模式也具有严重的弊端：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第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产值‘和产量，造成了产品品种少、质量差。第三，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东西太多，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长期停滞不前。第四，经济发展粗放，经济效益低下，大量消耗和浪费了资源。”

材料四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见下图。

（2）结合材料三和材料四，说说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给苏联带来了怎样的危害。

（3）对于斯大林模式，我们应当给予它一个怎样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4）斯大林模式的成与败，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怎样的借鉴？

参考答案：

一、1．C　2．D　3．B　4．C　5．C　6．D　7．A　8．A　9．C　10．C　11．D12．D

13．B

第2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从近代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如何衔接问题做出的创造性的理论回答，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列宁主义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苏联因素对社会论的形成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远大于消极作用。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苏联因素；列宁主义；共产国际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策略等问题的认识基本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对革命胜利后围绕建国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理论创造，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包含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内容。具体而言，在政治上，主张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性质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主张‘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在文化上，主张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①。这一社会建立以后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②，目标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③。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保留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阵营之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均体现出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特点。在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阐述“跨越论”的著作传入中国比较晚④，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影响了中共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提供理论支撑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相对而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追求的目标。马克思提出，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不经过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关于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列宁给我们留下了这方面的宝贵经验。十月革命后，为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曾经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总结实践经验中，列宁认识到，“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①列宁主张，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存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限制和规定资本主义的活动范围。列宁上述思想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即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的问题。在1932年，受《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启发，吸收了列宁提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②的思想。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直接引用列宁在《两种策略》中的原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列宁讲：“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③列宁这段话，被在七大引用，指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有益无害的”④。在报告中讲：“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⑤这不难看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来源。不仅多次引用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观点，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均倡导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⑥，七大时提出资本主义广大的发展，明显参考了列宁的思想。

二、列宁无产阶级理论对人民民主思想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了解列宁的国家理论，也熟悉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但还不能把这些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建立了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1927年11月，成立了湘赣边界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旧政权后，建立起来的自己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这些新政权是按照八七会议的精神，以苏联的苏维埃政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的工农兵政府与列宁的工兵或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思路是一致的”⑦。在总结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把列宁的国家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民主政权建设理论。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工农民主的新型政权。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1936年8月，又改为“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种调整，淡化了阶级性，突出民主性。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晋察冀等许多根据地建立了政权。这些政权，不是工农民主，而是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权。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按“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主席、参议会议长和边区政府。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文章，阐述了国家性质和政权组成问题，初步构建起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框架结构。在总结边区政权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必然要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因此，“现在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此，阐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即将组建的联合政权中的地位问题，即国体问题。继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权构成的形式，即政体问题，采取人们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选平等的选举，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①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②我们的民主联合制度与俄国的制度不同，我们不实行俄国式的无产阶级和一党制度，我们与其他政党联合建立“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③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社长曾提出，“列宁说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答到，“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④可见，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不违背列宁无产阶级的思想。1948年12月30日，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的共和国。”⑤这是首次公开使用“人民民主”的概念。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把列宁关于“无产者和一般穷人”的民主具体化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民主，把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的具体化为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反动派及其帮凶们”的。具体阐述了人民民主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人民民主是从几个革命阶级联合发展而来的，二者均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均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虽然历史使命不同，表现形式各异，但不论是联合，还是人民民主，均是运用列宁的国家理论分析中国实际而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的国家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列宁晚年文化建设的思想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

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的任务。这一点与列宁晚年倡导发展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列宁晚年多次强调文化建设。他认为，俄国虽然利用特殊的条件夺取了国家政权，但低下的文化水平仍严重地影响着政权的巩固。因此，如何发展文化的问题成为新政权面临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在《日记摘录》中，列宁谈到，“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⑥。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指出，“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一个阶段”①。列宁提出把工作重心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②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而一定形态的文化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他分析了中国封建经济、政治及与此相适应的封建文化，明确提出“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③。“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④讲：“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⑤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已经明晰。

四、苏联因素的总体评价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苏联影响表现在理论指导和经验推广两方面：理论指导来自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如何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建设的思想，它对中共发挥作用不是苏联强制的结果，而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自觉学习的结果。如研读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文章，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理论的合理内核；研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吸收并借鉴了列宁关于政权建设的思想，提出了人民民主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思想资源来自列宁”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依据是列宁主义。以列宁主义为理论根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虽然有一些内容来源于列宁主义，但是仍有很多属于的理论创造，这些内容是超越列宁主义之上的理论成果。虽然苏联并未经过新民主主义，而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还是可以找出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理论依据的因素。在运用列宁主义的时候，能够大胆解放思想，继承和发挥了列宁主义的合理因素，又在事实上否定了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内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和创新，这不能不被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所认清。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深层次矛盾不能不影响到斯大林对及中共的信任，和中国共产党因此承受着斯大林的质疑。经验推广体现在苏联借助共产国际这一推手，推广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和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给中国革命很多误导，使中国革命跌入低谷，中共为此进行了积极抵制。1935年共产国际改变战略和策略之后，中共减少了束缚和枷锁，才有了理论创造的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和发展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共产国际存续期间进行的，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实现的。诚如斯诺所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理论领导都是在共产国际密切指导之下，如果说不是积极具体指挥之下，而共产国际在过去十年中实际上已经成了俄国共产党的一个分局”①。

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是世界性共产党组织，在谋求苏联自身利益和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发挥了双重作用。以1935年为界，共产国际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935年之前，它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对世界革命的形势和中国革命所处的阶段做出误判，在指导思想上，先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其指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着胜利到失败的两次反复。对于共产国际的错误进行抵制，但是他的很多正确思想和主张在党内不占主流。1935年共产国际在七大时调整了原有的政治路线和指导方针，做出“不再干预各国共产党内部的事务”的决定之后，各个国家共产党民族化革命道路的探索才真正开始。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作用，有过一个总体的评价，叫做“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照的说法，就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苏联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积极方面体现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这次会议实现了指导路线的转变，为社会论的形成创造了政治前提。但是，1937年11月底，王明代表共产国际回国以后，曾一度干扰了党的正确路线，并危及了的领导地位。这是苏联因素的消极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过，其危害范围有限，时间也不长。在关键时刻，共产国际出面制止了王明的越权行为，承认了的领导地位。从苏联因素来讲，是将其消极方面转化为积极方面的结果。这是我党努力争取的结果，也是共产国际转变态度的结果（当然不是完全转变）。接着，我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肯定了的正确路线，这为革命论的系统化和社会论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这次会议为以党的领袖身份，名正言顺地从事理论创造活动，排除了障碍，提供了保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揭开了批判教条主义的序幕。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标志性理论成果，从这次会议开始相继问世。在这次会议上，所作《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是他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明确形成的标志。

第3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

【正文】

有没有列宁晚年思想？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列宁逝世时只有54岁，应该说不存在一个从年龄意义上讲的晚年，但从列宁自身思想发展的阶段看，确实存在着一个不同于早、中期的思想发展阶段。问题是这一思想阶段应从何时算起？学术界多有不同意见。作者的看法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应从1921年春算起。纵观列宁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17年十月革命前为第一阶段，集中反映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果和巴黎公社经验所进行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列宁试图把马恩的设想和巴黎公社的原则直接运用到俄国的社会生活中去，即“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页。），结果在实践中碰了壁。从1921年春到列宁逝世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新审查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构想，以及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而制定的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正是这些具有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战略构想和政策，构成了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列宁本人早中期社会主义思想相比，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发生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那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劳资矛盾最尖锐，工人阶级在人口中的比重最大。但后来的实践结果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后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方面异乎寻常地加快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另一方面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许多前人未曾预料的、难以想象的困难。例如，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虽然在社会制度上高于资本主义，但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却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至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在短期内充分表现出来。同时，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越过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并处在众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也是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总之，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难题，也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显著特点。要回答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应当解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十月革命前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和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等等。但是经过一段实践之后，列宁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并不完全适合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于是他不再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述，也不再固守自己原有的一些看法，而是根据俄国的实践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他强调：“实践比世界上所有理论争论都更为重要。”“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正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这种根据实践来谈论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使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3页。）

（三）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改革意识。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列宁发现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事业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的弊端和缺陷。为此，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改革问题。在1921年11月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他对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以及改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作用，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改革措施。针对党和国家机关中存在的弊端，他呼吁必须对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并强调今后“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3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是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倡导者。

总之，列宁晚年的思想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来自他对三年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以及后来转向新经济政策后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另一方面来自他对当时国际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二、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主要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关于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

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落后国家究竟能不能先于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说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那么，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无从谈起。针对考茨基和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攻击和责难，列宁在《论我国革命》等著作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首先，列宁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通常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顺序进行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并不排除在某种情况下个别发展阶段的跳跃性。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其次，列宁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获得跳跃式的发展，赶上或超过了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后，发现世界领土和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它们不得不诉诸武力。于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战争一方面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一些国家造成革命形势；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帝国主义自身的力量，造成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在这些薄弱环节上，无产阶级若有一条正确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就能够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这种薄弱环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恰恰就出现在俄国。这就决定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必然的。

第三，列宁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是不一样的。孟什维克分子反对十月革命的主要根据是：“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说，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问题是：不应以此为借口，去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革命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革命是经济、政治、文化和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俄国虽然生产力水平不高，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就应当先进行革命，然后利用革命后无产阶级政权的优势，去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文化条件。列宁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在这里，列宁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和马恩的设想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公式：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然后利用这个优势，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列宁这个先政治后经济、先夺取政权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发展公式，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关于由“直接过渡”转变为“迂回过渡”的思想

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转变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直接过渡，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需要通过什么中间环节，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1918—1920年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俄国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这种“直接过渡”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对农民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把全部剩余农产品交给国家，农民不得私自处理，实际上是没收农民余粮和农产品。这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2）把所有工业企业，包括中小型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3）禁止贸易自由，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粮食和主要消费品由国家设立的分配机构统一供应。（4）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对剥削者实行强制性劳动，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对战时共产主义作了如下评述：“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页。）后来列宁又多次指出：十月革命后，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指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570页。）“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迫切的基本任务。”（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576页。）

由此可见，战时共产主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战争的需要，但更主要的是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过渡”思想有关，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多半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触犯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果说，在战争条件下，出于战争的需要农民对于这种政策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当战争结束后农民就再也无法忍受了。所以，1921年春，当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便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士兵叛乱。这种情况使列宁认识到：必须采取另一种途径来建起社会主义。于是，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立即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实行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主要措施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交纳粮食税后把剩余粮食拿到市场上交换，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通过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利用市场、商业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小农经济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建设牢固的工农联盟。它是列宁对落后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重新认识的结果，是列宁“迂回过渡”思想的主要内容。它的实施，标志着苏维埃俄国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子

（三）关于发展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曾对当时俄国的经济结构作过一个分析，指出当时俄国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农村自然经济；（2）城乡小商品经济；（3）私人资本主义经济；（4）国家资本主义经济；（5）社会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占优势的是小农经济。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结合点在哪里？列宁认为，商业是唯一的结合点，“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页。）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但是，这样一来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既然有交换，那么，小农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

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政策：“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或者是（这是最后一种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页。）由此列宁得出结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把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即纳入无产阶级国家的监督和调节之下，使其不敢也不能超出无产阶级规定的限度和范围。

（四）关于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思想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就是建设大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列宁把实现工业化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的、工业的、电气化的马上。并强调：“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7页。）

对于农村和农民，列宁主张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长期考察，列宁发现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是在符合国家利益前提下，把农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社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771页。）由于合作化运动是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要求大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是只要“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五）关于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思想

苏维埃政权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它一方面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的国家机关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原因是苏维埃国家的一些机构“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旧东西。”它们“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9页。）同时，俄国是小生产者的大海，而“小生产者散漫性和萎靡状态的上层建筑”就是，这种不能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基本看法是：一方面，“如果没有‘国家机关’，那我们早就灭亡了”，另一方面，“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注：《列宁选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6页。）

为了改善国家机关，列宁认为首先要本着“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采取坚决而切实的措施来精简机构，如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减少到三四百人。要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国家机关中去，严格实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要坚决同的习气作斗争，“暴露它，揭穿它，使人人唾弃它。”根本的措施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在改革国家机关的同时，要加强党的建设。首先是要保持党的纯洁性，严格入党条件，清除党内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其次是发扬党内民主，建立和健全党内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再次是加强党的统一，防止党内分裂。为了防止党内分裂，列宁在病危期间口授了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主张扩大中央委员会，人数由原来的27名增加到50名或100名，以便加强党中央集体领导，“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3页。）列宁在信中还具体分析了俄共（布）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性格特点，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建设性意见，为俄共（布）党的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训。

（六）关于开展“文化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市居民中的40％、农民居民中的80％以上是文盲。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的落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强调，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化异常落后的状况，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在列宁看来，把俄国这样一个大多数居民都是文盲的国家，变成一个人人识字的文化发达的国家，不是一般的文化建设任务，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或“文化革命”。（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页。）实现这场文化革命，首先要消灭文盲，但不只是消灭文盲，它的根本任务是要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

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包括的内容很多：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造就科技人才和其他方面的专门人才，加强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教育等等。解决这些任务的基本途径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此，列宁提出要采取以下两方面的实际措施：一是大力增加教育经费，要把其他部门缩减出来的款项转给教育部门。二是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要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4页。）

三、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列宁晚年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为什么没有能够坚持下来？

列宁逝世之后，他所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不久便被中止了，此后新经济政策再也没有恢复。出现这种情况，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看，是由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不同于列宁。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构想，“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是“我们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唯一办法。”（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660页。）而斯大林则认为：“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页。）当1927年底1928年初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时，斯大林认为这是农村阶级斗争加剧、富农暗中破坏的结果。为此，他主张把同富农作斗争当作党在农村工作的重点，并提出采取超出新经济政策框架的“非常措施”：对不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的“富农和投机者”，将没收其全部余粮，同时向主要产粮区派出征粮队。这种作法很快在全国推广，实际上又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然，斯大林的这些做法，连同后来他所采取的一系列“非常措施”，都有其客观上的原因：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德、意、日法西斯分子相继上台执政，战争的威胁日益逼近。如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不可能在“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因此，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能全盘否定。但同时也应看到，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斯大林本应在“二战”结束后对这种体制加以改变，重新回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来。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将这种体制加以固定化、神圣化，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

（二）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是针对过渡时期还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涉及的大多是关于苏维埃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针对过渡时期。但是，除此之外也还有许多论述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因此，对于列宁晚年思想的针对性不应笼统地一概而论，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关于商品经济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曾设想很快可以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直接过渡到产品分配。后来，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列宁感到过渡时期没有商品是不行的。所以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他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要学会经商。但列宁始终没有从理论上把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提出来和肯定下来。这说明，列宁关于商品经济的有关论述，是针对过渡时期而不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不能说列宁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但是，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商品经济的思想，在实践中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看法的改变，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也都是针对社会主义时期，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总之，列宁晚年思想中，既有针对过渡时期的东西，又有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东西。如果把它看成仅仅是针对过渡时期，那就实际上将列宁晚年思想排斥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外，进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列宁晚年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4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述评

 

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初苏维埃政权遭受一系列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列宁经过艰苦的实践探索而提出的。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和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和出色运用。

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

新经济政策，是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对苏联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其理论成果，是关于“过渡时期”和“建设道路”的理论。

（一）关于过渡时期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唯物史观的运用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1921年春，俄国遭受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在列宁看来，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还论证了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在经济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坚持将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并且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

（二）关于前进与后退、直接或间接、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在建设道路问题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策略思想体现了前进与后退的对立统一关系。论文大全。

首先，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是前进的，但与此同时，不能不包含某些必要的退却、迂回。其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体现了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辨证关系。论文大全。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列宁认为“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1]( P581)就新经济政策而言，它是革命也是改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阐发的许多策略思想及辨证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宝贵贡献。

二、毛泽东、邓小平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中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高度重视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方面，毛泽东说：“‘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2]（538）这里他深刻准确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理论。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来看，毛泽东认识和阐述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因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危害。而毛泽东对列宁战略退却思想的研究也是出于实践的需要。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非常重视对列宁主义的认识和阐述。邓小平肯定了列宁领导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139）在他看来，列宁的这一理论主张通过迂回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适合当前中国人民实践的需要，可以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三、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79—1982年中国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表明了苏联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有的学者提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的发展。有的学者重点在探讨这一思想中前进与后退的关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举行。大会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意义方面。1989-1991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前进和退却的辩证关系，和列宁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论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原则和党性原则。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论文大全。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界深入研究了列宁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如《论粮食税论》《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十月革命四周年》、《论合作社》等等。有的学者提出了“东方列宁学”的概念，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来研究列宁的理论。

由此我们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对列宁理论研究的特点：“一是深层次发掘列宁思想遗产，二是以新视角研究列宁理论，二是敢于进行拨乱反正。”[4]（372）

四、综述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5]（213）列宁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针对当时俄国的国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提出，首先表明了列宁毫不拘泥于固定程式,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思路。其次表明了列宁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推动力量。从废除余粮征集制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当时的国情服务，列宁一直强调要在实践中来找出路。最后列宁深刻认识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只有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政治上才会有保障。在辩证法方面，新经济政策除了体现列宁思想中的政治和经济的辨证关系，前进和后退的辩证法以及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后期思想的璀璨明珠，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制高点之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成功实践，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俞良早:《创论“东方列宁学”》[J].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列宁全集》：第4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第5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

【正文】

［中图分类号］F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0)06-0001-07

列宁在推进俄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一贯提倡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从俄国实际出发确定革命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这正是列宁主义的精髓。可是以往学术界、理论界对此研究不够，所以当前有必要就此进行研究，掌握列宁的理论与实践，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

一、提出列宁主义“精髓”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列宁主义研究史上，曾经出现过关于列宁主义的“主要问题”、“基本问题”、“出发点”和“根基”的提法。1926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针对有的人认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作用问题而提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基，就是无产阶级问题。”还说：“或者农民问题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或者无产阶级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这里必须加以选择。”[1](P398-400)斯大林的这些论述，旨在说明无产阶级问题在列宁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他使用诸如“主要问题”、“基本问题”、“出发点”和“根基”等字眼，在于强调列宁主义体系中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内容是无产阶级问题。笔者认为，这个看法有以下不妥当之处：

第一，它只看到十月革命以前和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理论与实践，没有看到列宁理论与实践中真正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即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固然，列宁为在俄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进行了十多年的艰苦斗争，包括建立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和指导1905年革命，组织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领导苏维埃政权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特别是领导进行了三年的国内战争等等。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常识告诉人们，相对于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的斗争而言，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更艰巨、更伟大。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这样。事实上，1918年春当苏俄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时，列宁就着手探索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列宁以更大的努力进行这种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宝贵的理论。他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才是列宁主义体系中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

第二，它只看到了现成的理论或结论，没有看到列宁理论和实践内容的精华，即列宁在思考俄国革命与建设时所采用的科学思想方法。固然，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列宁高度评价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并且将它付诸实践，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可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它已经是一种现成的理论。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懂得，它是一种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合而产生的政治结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人们，了解、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最主要、最重要的不是了解、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理论或结论，而是要了解、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如前所述，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就如何认识俄国的实际和如何提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形成了科学的思想方法。这才是列宁理论与实践内容的精华。了解、学习和掌握列宁主义，更重要的是了解、学习和掌握这部分内容。

所谓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指列宁理论与实践内容的精华和核心，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的实际相结合，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就革命与建设提出同俄国国情相适应的正确方针和政策。这样，不仅可以克服上述斯大林看法的不妥当之处，而且有下述认识上的益处：

第一，它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列宁是一位务实的、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教条主义和灵活运用之区别。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向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灵活运用和推进其发展之态度。在要不要进行十月革命和要不要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问题上，教条主义者认为俄国的生产力尚未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十月革命是“早产儿”。列宁则正确地指出，俄国生产力水平虽然不高，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虽然不够好，但无产阶级可以先夺取政权，利用手中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措施问题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货币等等。列宁则从俄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实际出发提出，俄国可以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发挥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利用商品货币的作用，迂回地实现社会主义。这样，列宁在实践中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通过“中间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等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它有利于人们吸取列宁实践的经验，推进当前事业的发展。当前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但也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根据这种精神，我党提出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等。事实说明，我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同列宁的态度是一样的，我党对待自己事业的思想方法同列宁的思想方法也是一样的。这样，研究列宁主义的“精髓”，提出它的精髓是从俄国实际出发确定革命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和加深对我国发展道路正确性的认识，有助于人们吸取列宁的经验，发展当前的实践。

二、从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特殊形势确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针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只有在它的故乡即资本主义已得到充分发展的西方，才会走向灭亡。显然，1917年的俄国不同于西方国家。如果说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已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的话，俄国则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是，就在这个国家里，列宁领导无产阶级于1917年夺取了政权。

列宁之所以领导俄国无产阶级于1917年夺取政权，在于他认为当时俄国形成了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特殊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有必要和有可能夺取政权。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触发了俄国的工人运动。1915年5月，在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3万工人举行总罢工，要求降低物价，提高工资。1916年，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1月22日，彼得格勒10万工人罢工，纪念1905年革命过程中的“流血星期日”。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示威游行。1917年1月22日，彼得格勒14万工人举行罢工。莫斯科、哈尔科夫、叶卡特琳诺斯拉夫、特维尔、图巴、巴库等城市也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这时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大多数带有反对沙皇制度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治性质。与此同时，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战争也发展起来。在农村各地，饱受封建剥削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夺取地主的粮食、牲畜和农具，焚烧地主庄园。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发生二月革命，了沙皇专制制度。二月革命后，由于新上台的资产阶级政府继续推行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压迫广大工农群众的政策，工农群众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工人运动和农民战争进一步发展起来，形成了两种革命力量相结合的形势。鉴于此，列宁认为，俄国新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他于1917年9月22日在有关文章中指出：“现在正在成熟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即贫苦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英法金融资本、反对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机构的革命。”[2](P252)9月29日，他在文章中又指出：“在俄国，革命的转折时机显然已经到来。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农民起义正在发展。”[2](P268)“十分明显，既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了7个月之后，居然弄到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步，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正面临着全国性的崩溃，革命危机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反革命势力快要达到极限了。”“一切征兆都表明，全国性危机已经成熟。”[2](P272)于是，列宁领导党制定武装起义的方针，发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

上述事实说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条件是，国内既有强大的工人运动，又有猛烈的农民战争，并且从客观上看，这两种革命力量已经结合起来了，这是俄国革命形势的特殊性。列宁正因为看到了革命形势的这种特殊性，所以领导党及时制定了武装起义的方针，领导起义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多次强调指出了俄国革命形势的这种特殊性。1919年4月，他在文章中论及俄国比较容易开始革命的问题时指出：“我们开始这个革命比较容易，有下列原因。第一，沙皇君主国在政治上的非常落后（就20世纪的欧洲来说）使得群众的革命冲击力量异常强大。第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在1917年10月就是这样开始革命的，不然，我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3](P294)他的意思是说，同西方国家相比较，俄国由于经济落后，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农民群众，并且由于政治上的反动和落后，工人和农民都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使工人运动和农民战争走向了高潮，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使革命的功击力量异常强大，由此才有十月革命的胜利。

1923年1月，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再一次论及这个问题。当时，盂什维克尼·苏汉诺夫在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俄国的生产力没有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针对此，列宁指出：“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4](P371)“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4](P372)意思是说，俄国虽然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够充分，但是工人和农民掀起了革命，形成了足以旧制度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这个政权就是俄国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然后发展生产力，创造文明，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俄国由于是介于酉方国家与东方国家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4](P370)。

三、从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确定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时，俄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特别是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同社会化大生产占优势的国家相比较，在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困难更多，任务更艰巨。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从小农经济不能够立即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列宁在实践中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从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出发，确定了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

1918年春，苏俄人民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斗争告一段落，党和政府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建设上。之后，党和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之一是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根据列宁的主张，苏维埃政权将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以此来加强管理和发展生产。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形式有国家政权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监督，有国家对粮食的垄断和对资产者合作社的干预。但在当时，私有者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和习惯出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党内的某些同志也对这种政策持否定态度。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在这年4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将国家资本主义同小生产相比较，深刻地指出：“我说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划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5](P236)意思是说，如果摆脱教条主义思想方法，从俄国的实际出发看问题，就不难看出，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小生产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只有它才能使俄国摆脱生产力极为落后的面貌，从经济上和国力上强大起来。可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不立即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即不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党内那些持消极态度的同志提出，这是一种右倾思想，是一种危险倾向。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章中指出，俄国是一个小农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国家，相对于这种情况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发生，俄国人民的任务是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他说：“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5](P280)意思是说，有的人看不到俄国小农占优势的事实，不承认这个现实，不研究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政策和道路，不懂得在俄国搞经济建设不能简单地照搬书本上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知识，盲目地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经济错误。可见，列宁是何等重视从俄国的实际出发确定经济建设的政策和措施！

在这一时期，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苏维埃政权决定吸收旧社会过来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吸收某些接受苏维埃国家政策的旧企业主，参加经济生产建设工作，并且决定付给他们很高的工资。于是，党内有的人反对说，这是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在上述文章中，列宁针对这种论调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上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5](P285)这里的意思也是强调俄国情况的特殊性，即俄国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文明程度低，所以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

1921年3月以后，俄国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结束国内战争时期不得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用新的政策和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这时，列宁在考虑俄国新的政策和措施时，明确地提出必须看到俄国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他在俄共（布）十大政治工作报告中说：“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提出的贸易自由这一口号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关系中，还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困难问题和任务。我指的是，在一个无产阶级占少数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当无产阶级革命日益开展的时候，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来对待小业主的问题。”又说：“在我国，第一个特点……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不但只占少数，而且是极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6](P21)意思是说，必须关注俄国小生产占优势的现实，采取正确的政策对待小生产者。

在这次大会上，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列宁在讲到无产阶级同小农的关系时，再一次说道：“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6](P50)他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工人占大多数，这个阶级可以成为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俄国由于小农占大多数，这样的国家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个条件是它的革命能够及时地得到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支持，另一个条件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小农之间达成妥协，即国家政权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小农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在这里，列宁再一次提出必须关注俄国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和必须采取有利于小生产者利益的政策和措施。

列宁当时主张采取的新政策和新措施之一，是实行粮食税。此时以前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实行余粮收集制，无偿地收取了农民及其家庭消费以外的全部余粮，严重地损害了小生产者农民的利益。实行粮食税，农民只需将收成的一部分作为实物税上交给国家，此外的粮食由农民自己所有。这样，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就有个人的利益可图，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就能逐渐得以改善。可见，粮食税是着眼于满足小生产者农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列宁在党的十大报告中讲到必须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时说：“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他们是不可能感到满意的。”[6](P53)“我们必须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世界宣告，说明我们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基本上决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大经营，增加播种面积；代表大会正用这种办法来调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且相信，用这种办法一定能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6](P65)这足以说明，列宁主张实行粮食税，是因为他注意到俄国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农民，注意到必须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以及国家政权同他们之间的关系。

列宁当时主张采取的新政策和新措施之二，是允许自由流转即自由贸易。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不容许自由贸易，特别不容许粮食和农副产品自由贸易。这种做法使小生产者农民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况之中，因为小生产者农民必须通过自由贸易的途径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购回自己消费必需的工业品和扩大生产的生产资料。为了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列宁在主张实行粮食税的同时，主张允许农民自由流转，或者说自由贸易。他说：“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需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这就离不开地方流转自由。……农民要求在实践上向他们证明，掌握工厂和工业的工人能够同农民建立流转关系。”[6](P55)“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6](P209)这说明，列宁主张自由贸易，也是因为他注意到俄国存在着大量小农的事实，注意到必须满足他们的利益和要求。

列宁当时主张采取的新政策和新措施，还包括允许私人小工业企业发展、实行租让制等等。在大工业企业一时难以恢复生产的情况下，允许和帮助私人小工业企业的发展，可以尽快地生产出人们生活必需的产品，满足农民商品交换的需要。列宁说：“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恢复小工业是必要的，因为它不需要机器，不需要国家的和大批的原料、燃料和粮食的储备，却能够立即给农民经济以相当帮助并提高其生产力。”[6](P209)实行租让制，将一部分国有大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由他们到俄国来经营，可以使这些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生产出足够的产品，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特别是满足农民商品交换的需要。列宁在有关报告中讲到实行租让制的必要性时说：“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即表面上像是同外国资本主义结成联盟的经济关系，将使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有可能在下面同农民进行自由流转。”[6](P60)这些事实也说明，列宁注意到俄国存在着大量的小农，注意到必须从这个情况出发确定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措施。版权所有

上述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行，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列宁明确地看到并指出了这一点。他在有关文章中论及自由贸易会带来资本主义发展时指出：“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经验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观察所证实。”[6](P210)然而，他认为，在小生产占优势的苏俄，应该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创造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当时有人指责资本主义是祸害。列宁却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6](P217)他要求党和国家政权不要试图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通道，应该利用资本主义，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将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四、从群众缺少知识和政治觉悟低的状况确定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并举的方针

俄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胜利时，文盲者占全国人口的2/3以上。由于文盲者基本上不懂得政治，所以群众的政治觉悟也低。为此，列宁既主张在俄国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又主张进行政治教育，力图使这两者同时并举，形成合力，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

在国内战争过程中，列宁即已提出，必须对群众进行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1918年8月，他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分之九的劳动群众都懂得，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武器，他们过去的斗争遭到挫折，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现在必须使他们人人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这里所说的教育，既是文化知识教育，也是政治教育。同年12月，列宁针对工农群众需要学习文化的情况，发出了《关于编写工农读物的指示》。其中写道：“在两周内编写出一套工农读物。”“叙述要非常通俗，是给文化程度极低的农民看的。”[7](P396)他提出这套读物应该反映如下内容：什么是苏维埃政权，怎样管理国家，土地法，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厂国有化，劳动纪律，帝国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说明，列宁一方面希望利用这套读物对工农群众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另一方面希望利用它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1919年2月，列宁撰写和出版了《俄共（布）纲领草案》。该草案中国民教育方面的条文规定，对未满16周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把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同时，草案中还提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的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3](P106)这里他的思想是，学校教育既应该完成文化知识教育的任务，也应该完成政治教育的任务。

1919年5月，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现在群众迫切需要获得文化知识，因此，“必须向人民提出一些迫切的办法，使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教会几个不识字的人。”[3](P320)在这里，他指出了以下事实：有些农民由于愚昧无知，从地主那里夺取了书籍以后，将其隐藏在家中，不愿意提供给周围的人学习。他说：必须反对和消除这种可笑而落后的行为，“我们应当把动员识字的人扫除文盲这一简单而迫切的事情着手做起来。应当利用现有的书籍，着手建立有组织的图书馆网来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3](P321)。同时，他在讲话中指出，对群众的教育工作存在着来自旧社会的两方面阻力：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很多，他们不断地散布荒谬的、欺骗工农群众的舆论。二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在起作用，特别是他们关于“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观念侵蚀着工农群众的思想。据此，他提出：“我们现在非常突出地感到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普及知识，同我们接受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3](P319)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列宁一方面主张对群众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另一方面主张进行政治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主张把文化教育同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是当时的形势和情况诀定的。当时，处于国内战争中的苏俄，政治军事形势极为严峻。形势要求工农群众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拥护俄共（布）的领导，拥护苏维埃政权，不怕牺牲，勇敢地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可是，只有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才能使他们做到这一点。如果不把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或者说群众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没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政治教育则难以产生应有的效果。对此，列宁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如他说：“在党的工作中，我们已经练出了一套广泛对群众进行工作的本领，但是必须辅以文化教育工作，包括进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7](P450)意思是说，在当时，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途径，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利于党对群众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有阶级以来的各种社会形态下，文化教育都不可能离开政治。在诞生不久况且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苏维埃俄国，无疑更是这样。从这一情况出发，列宁说：“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8](P400)他还说：“几十万教师——这是一批应该推动工作、启发人们思想、同目前群众中还存在的偏见作斗争的工作人员。”虽然有些教师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行列，因为他们有知识，而没有知识我们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8](P405)意思是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文化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政治教育工作者，他们在进行文化教育工作时必须同时完成政治教育的任务。

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列宁从工农群众文化知识和政治觉悟的现状出发，着眼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出必须加强文化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

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提请人们注意俄国文化落后的事实。他说：“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水平，那就可以比较直接了当地解决这项任务了。”[9](P194)意思是说，苏俄之所以不能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反而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应该从它文化落后的事实中找原因。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必须使群众对新经济政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保证它能够顺利推进。为了做到这一点，列宁要求把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提上日程，说：“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这正是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如果这样的委员会果真能为政治教育服务……的话。”[9](P195)还说：“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当不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务必提高文化水平。”[9](P196)显然，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这两项任务应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思想同上述他的有关思想是一致的。在列宁看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首要的任务是在群众中扫除文盲。如他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就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和偏见，而没有政治。”[9](P200)其次必须使群众有书可读，有报纸和宣传小册子可看，把现有的书刊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

列宁逝世前夕，在《日记摘录》、《论合作社》等文章中，再一次提出苏俄文化的落后性和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性。他说，苏俄距离人人普遍会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同沙皇时代相比较，现在的进步也太慢。可是，能不能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对于苏俄的社会进步以至对于苏俄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关系极大。在他看来，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特别是苏俄农村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通过合作社的途径，可是只有在农民群众中进行文化教育，使他们增长见识，懂得参加合作社的好处，他们才会参加合作社。这就是他所说的：“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4](P364)他还说：“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4](P368)由此，他在提出两个划时代的任务时，规定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为了完成提高全体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如把国民教师的社会地位提到资本主义社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特别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组织城市文化教育团体下农村，帮助农村发展文化教育工作。使城市一部分工厂党支部同农村党支部建立联系，要求前者帮助后者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等。

总之，当时苏俄文化水平的状况，是列宁形成文化工作思想的基础和条件。列宁正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系列科学思想。

［收稿日期］2000-04-27

【参考文献】

[1]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列宁．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第6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毛泽东；民族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研究、探索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及变化，对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认识及其变化

（一）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认识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从国情出发主张在中国大力发展和保护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社会的向前发展。”但是，毛泽东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发展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

（二）建国前后毛泽东对民族资本主义的认识

1948年九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对民族资本主义的认识从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转向利用和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批评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新资本主义”的说法，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量上是小的，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起决定作用的。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信中进一步强调：“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决定了对民族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政策。“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但其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提出了要让“资本主义绝种”的主张，放弃了他制定的利用、限制政策，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失误埋下了伏笔。

二、正确看待毛泽东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其演变

毛泽东对民族资本主义经历了从发展、保护到利用、限制和让“资本主义绝种”的认识过程，其认识的形成及其演变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主客观因素促成的，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认识和对待。

（一）民主革命时期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原因

毛泽东大力发展和保护民族资本主义思想源于对马恩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继承、发展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以及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合理成分的借鉴。

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可以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恩格斯提出其他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认为中国也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俄国“新经济政策”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所采取的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它极大地促进了俄国经济发展。

毛泽东主张借鉴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他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孙中山提出了“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的思想，毛泽东批判汲取了孙中山新民生主义的积极因素，主张发展“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毛泽东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也有其现实原因——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和团结动员民族资产阶级的现实需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约10%，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占90%。毛泽东认为革命胜利后尽可能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帮助社会主义前进”，他指出：“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有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毛泽东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重大意义，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另外，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规律、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的正确把握的基础上提出团结和动员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战略也需要鼓励和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建国前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变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可以为国家建设和人民需要提供部分工业品，可以为社会训练部分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可以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为国家积累部分建设资金等。但又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对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剥削，生产无政府状态，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等。正是基于对民族资本主义双重作用的认识，毛泽东一贯主张对它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一方面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另一方面主张实行“节制资本”的政策，以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强调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利用，使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有相当的发展，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的方针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毛泽东的认识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发生变化，是符合毛泽东的认识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反映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建国初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也是毛泽东提出利用、限制、消灭民族资本主义的现实原因。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友好和援助政策，尽管我国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要得到苏联的信任和全面援助，就必须以实际行动表明我们搞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做出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从而导致过早提出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建国初期，私人资本主义发挥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私人投机资本对物价和市场的猖狂破坏，不法资本家对抗美援朝物资偷工减料以及盗骗国家资财等种种活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资产阶级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当时日益尖锐，党的中心任务是带领人民尽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采取利用和限制政策。

总之，20世纪50年代我国消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既定的战略，也是我国各种主客观条件及各种因素共同促成的，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以后出现改造过快过急问题是实践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认识问题。

通过探讨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认识的演变，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必须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其次，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处理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辨证关系。

参考文献

第7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列宁；文化革命；先进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2？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9-0174-03

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为突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列宁提出“文化革命”的一系列观点。列宁晚年的“文化革命”观并非脱离经济、政治的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要处理好其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关系，这是他晚年文化思想的实质与核心。认真研究列宁的“文化革命”观，不仅是在反思历史，而且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列宁“文化革命”观的理论渊源

关于“文化革命”的概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解释。首先，从其理论基础看，列宁晚年的“文化革命”观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学说理论，为列宁提供了研究相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和逻辑的一个起点；其次，与列宁早年重视文化建设的思想一脉相承，在称之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之一《论合作社》中，列宁首次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概念，“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再次，列宁晚年的“文化革命”观是列宁基于当时苏俄的国情，结合当时苏俄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而提出来的，是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也是同苏俄的历史发展紧密联系的；最后，从时间上概括，“文化革命”观是萌芽于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前，形成于实施新经济政策到列宁逝世，发展于列宁逝世后。

（一）当时苏俄新时期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

列宁说，一方面，“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要使整个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就必须使文化和技术教育进一步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另一方面，在当时“官僚不仅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因此，要培育列宁所说的建设国家机关的人才，还是要强化苏维埃政权的文化建设职能，并大力提高苏俄的文化水平，才能达到目的。

（二）当时完善苏俄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要求

列宁认为，“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还需经过整整一个时代”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还需完成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是很少的一些工作”。他认为执行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因素是能否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他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从而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素养。列宁提出的这些举措“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的工作重心也转向到了文化建设，所以说，列宁的“文化革命”观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是新经济政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要求。

（三）为了提高当时苏俄全国的整体文化水平

列宁在1922年3月给莫诺托夫的信中指出：“我们所缺少的主要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认为只有当全体人民提高了文化水平，才能建立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民主。

（四）与他自身的素质修养有着深刻而密切的联系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两度居住在英国、瑞士等国，长达14年之久，亲身体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睹和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这对开阔他的理论视野，使他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来考察、探索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疑大有裨益。

列宁的“文化革命”观，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内外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文化革命”思想也成为列宁晚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列宁“文化革命”观的内容分析

列宁所提的文化革命观的概念是广义的，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文化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列宁辩证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分析了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文化建设在促进经济发展、巩固政权稳定和加强党的建设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列宁指出，俄国的政治变革为文化革命开辟了道路，而文化革命是巩固政治变革和促进经济建设的保证。因此，列宁强调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一）文化革命的主要途径是批判的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经阶段，“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

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批判一些人企图“把资产阶级当作旧的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弃”的主张时，就曾深刻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从中看出，列宁既坚决抵制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又主张对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等要加以吸收。他提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而不应该简单的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列宁强调社会主义实现的关键，取决于苏维埃政权。他提出的一个著名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的总和=社会主义”。由此，苏俄必须学习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这也突出反映出列宁利用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态度。对于民族文化遗产，列宁明确提出纲领性口号：保存遗产，并不像档案保管员保存故纸堆那样；保存遗产，并不等于还局限于遗产。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出发，加上对人类文化最新成果的广泛吸收、立足当代的选择创造，最后达到创造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二）普及全国性的基础教育，重视知识分子

列宁认为必须看准国家的发展态势，大力推行全民教育，努力改变苏俄落后的状态。

列宁非常重视社会主义制度内知识分子的作用。1918年他提出“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需要广大群众自觉地根据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成绩把劳动生产率提高，超过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要改变苏俄文化落后的状况就必须首先解决教师的问题。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问题就是教师能否安心地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列宁认为现在“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来唯有过地，在资产阶级社会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如此，才能“使他们从资产积极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

总之，在列宁文化革命的构想中，壮大知识分子队伍和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重要。它们是文化革命初级阶段的成果，依靠他们去推进文化建设，奠定新型文明的基石。

（三）文化革命的最终价值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列宁在实践中进一步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1902年列宁在起草党纲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在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在于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他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新型文明，更是人类发展的新阶段。文化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造就一代新人从而贯穿于文化革命的始终。他曾说，“自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来，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条件已经有了，那便是群众的觉醒，群众对文化的企求。为新的社会制度所创造的，同时又创造着这个制度的新人正在成长”。新型文明的创造者可称为新人，而新人又是新型社会文明创造的最伟大的作品。从中看出，文化革命与人的发展、建设新型文明与造就新人被列宁有效地联系起来，将实现人的改造和发展视为文化革命的中心和归宿

（四）不断加强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改造人民，树立正气

在日常生活中，列宁认为，只有不断的加强渗透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人民，改造人民，才能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社会主义正气，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他提出，“从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作者，至多也只能消灭建筑在剥削上面的资本主义旧生活方式的基础。他们至多也只能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保持自己的政权……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那只有靠……下一代人去担负”。因而，“教育工作者和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列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下一代，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而，列宁终其一生都十分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捍卫无产阶级政权。

三、对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启示

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建设也面临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能否建设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因此，对列宁“文化革命”观进行深刻分析和研究，必将对我国的先进文化建设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正确认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

从列宁的文化革命观来看，列宁是深刻地把握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把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看成是苏维埃政权当时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他认为，是否能顺利地完成这项任务将关系到“或者是断送苏维埃政权所取得的一切政治成果，或者是为这些成果奠定经济基础”。

当前我国的文化水平和综合国力与列宁领导的苏俄时代不同了，但都是社会主义不同阶段对文化建设的不同要求和反映，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必须准确把握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辩证关系，坚持三者并重，任何不顾一切的突出政治建设或过于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都将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失衡。

（二）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要采取扬弃的科学态度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民族精神、观念、感情和习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封建文化，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在于怎样使传统适应现代化的变革，对于传统文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非绝对地抛弃传统。

首先要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应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展现我国民主、文明、开放、进步的新形象。

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国家应加强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有效地进行文化建设，使人们分清追求自身利益与极端个人主义的界限，重视物质财富与拜金主义的界限，生活享受与享乐主义的界限。因此，必须加强思想和文化的导向作用，教育和引导人们的行为，推动我国经济、政治健康发展。

（三）加快城乡文化发展，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列宁晚年的农村文化建设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核心是提高全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充分利用和发挥城市的辐射功能，使城市文化建设的优势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我国目前有1000多个大中小城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的广泛经济联系为我们进行农村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坚持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和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公共文化设施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载体，加快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就必须立足长远、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加大投入，加快完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布局。

3.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基础是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歧视、相互排斥。信任与尊重是交流的前提，只有城乡之间具有相互信任和尊重的态度，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城乡联盟。

4.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是城市帮助农村，是向农村输出文化，应做到资源共享，而非索取更非包办。必须以农村为主体，根据农村的特点和优势自身来制定建设规划，而非把城市的一套照搬到农村，更不可把文化交流变得企业化、商业化。

5.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是长久之计而非权宜之策。城乡文化一体化是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们应当做长期任务，坚持不懈地去努力。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4，348，365，520-521，676，683-684，687，705，773-774.

[2]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6.

[3]列宁.列宁选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76.

[4]列宁.列宁选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3，399.

[5]列宁.列宁选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20.

[6]蔡特金.回忆列宁（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6.

第8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民生观念；土地；经济；民族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5-0106-04

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民生观念，既是在民生主义实践社会行动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意识，又是对时代境遇要求的一种感应和反响。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民生观念虽然总是隐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身后，并非是一个显性的主题，但是其外部形态的转换却是丰富多姿的，同时彰显出民生观念活跃的延创性特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社会主义民生观念演进与整合以及正当性的考察，不仅可以为中国共产党以民生为现代性建构基本价值之一溯清源头，而且可为民生观念的现代性建构提供重要思想参鉴。

一、民生主体的扩充：从“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到“打土豪，分田地”

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民生主体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民生纲领或口号的选择性强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期至土地革命时期内，对民生主体的演绎经历了从注重工人阶级延伸至农民阶级的视野扩张，最终使得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社会行动获得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与物质动力。

1919年后，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者与宣传者，已经开始在质疑和批判西方现代性基本价值的虚伪性基础上，利用马克思主义主张的视野即劳动者平等的生存权利与对劳动果实的支配权利，去审视当时的民生问题。左翼知识分子强调，吃饭乃是头等的大事，最大的政治，人的首要权利是吃饭权与生存权，而这些权利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人人可欲的条件，因此，要解决民生问题，首要获得人人皆有之平等吃饭与生存权。所以，追求“民生平等”自始成为了科学社会主义信奉者解决民生问题的价值取向。而“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任破坏及建设的责任”，[1]165遵循此逻辑，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中，就明确提出了“援助工人阶级”，“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和消灭阶级区分的民生纲领。单就此纲领，可以看出，其一，彼时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较纯粹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仅作为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与指导思想。其二，先前爆发的十月革命以及新兴的工人阶级在中的能量初现，使得中国共产党视工人阶级为革命的最终决定力量，希望通过工人阶级的斗争现存国家政权，并把解放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恰如陈独秀所宣称的，“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便不能存在。”[1]135由此，中共一旦建立，随即投入到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狂潮中，而工人阶级在相继爆发的工人运动高潮中释放出的革命斗志，以及各地工会组织雨后春笋般的建立，使得党确信工人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体的历史使命。此外，不管是陈独秀在《新青年》开设的“劳动者纪念专号”，还是李汉俊等人创办的《劳动者》《伙友》周刊等，其宗旨皆是在揭露工人阶级被资本家压榨与剥削的民生状态以及宣扬“劳工神圣”的民生理念。而要想改变工人阶级之命运，只有通过实现工人阶级的联合，“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政权……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2]唯有如此，才能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强化工人阶级的知识，表现工人阶级的人格。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此时农民运动与农会组织的建立所展示出的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民生的关注，如浙江萧山县衙前村的现代农民抗争运动以及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的农会组织，但是这些运动与组织相较于工人运动呈现出地域性、零散性与昙花一现，并未形成系统的中国共产党指导农民民生改善的思想理念。由此可以看出，从建党到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宣传到组织，从启蒙到救亡的民生主体主要是工人阶级。

不过，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揭示以及革命实践的推进，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民生主体的认识单一性维度逐步实现了渐进的与历史的突破。事实上，中共“一大”所强调的民生理念，积极地影响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使旧三民主义中的“平均地权”获得了“耕者有其田”的规定。既然“耕者有其田”通约了国共双方的民生理念，这就意味着，其一，中国共产党对民生主体的认知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工人阶级了，而是开始关注农民阶级的民生改善问题。国民革命时期，已经重点关注与研究农民问题了，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问题》《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而系统提出并论证了农民民生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改善农民民生的迫切性，甚至总结出了改善农民民生问题的具体的“十四件大事”，而且把农民的民生问题提升为中国人民获取自由平等的首要问题。其二，民生主义实质上已打上了社会主义理论意蕴的烙印，而且使其具备了愈加明确而强烈的反对封建剥削的战斗性和革命性。当然，民生主义由于其两大前提要件即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没有实质性的建立起来，以及中华民国的执政者的背离，它也只能成为“主义”而存于“理论”之中了。不过，民生主义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并开展的土地革命进程中获得了新生与实践的场域。如所言，“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定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3]1075也就是说，民生主义的真正践行者的称号应赋予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阶段，“打土豪，分田地”不仅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实践“耕者有其田”的具体路径方法，同时也是党在此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民生观念。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充分意识到，革命的主力与民生的主体应该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如果不能获得农民如此可靠与广泛的支持与参与，改善民生只能再一次回归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民生主体，由此开启了由工人阶级主体向“工农联盟”的复合主体的建构进程。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工农联盟”的复合主体由“人民”这个具有政治维度的集合概念进行了替代，“人民”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民生的建构主体，并释放出了无比巨大的社会正能量，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精神财富，而且成为了社会主义民生建设成果的拥有者与共享者。

二、改善民生方法的转换：从“土地问题”到“注意经济工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被劳苦大众视为革命的中坚，能够成为被信任的领导者，源自于人民群众的民生得到改善，利益获得满足。“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4]因为，在人民群众的生存权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之下，满足于保障民众对物质利益的诉求乃是第一性的民生。而此时的物质利益基本上由解决“土地问题”基础之上的“注意经济工作”组合而来。“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5]136随着革命斗争与民生实践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对改善民生的方法不断进行充实和发展，逐步实现了在“分田分地真忙”的历史场域基础上，向在革命战争中制定经济政策、“注意经济工作”转进。

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农民在革命中主力军作用的认知，领会到了“土地问题”乃是改善农民民生问题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一以贯之的一条基线。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耕者有其田”的民生政策，在行动上采取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践行措施，在法律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等法律加以保障。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调和，提升各阶级参与抗战的热情，则践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解放战争时期，更加强调认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基本条件。”[6]1252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而1947年出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则将此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解放区内农民的土地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

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民生观念属于最基本层级的物质民生，这个层次的民生改善，离不开对农民这个民生主体所最关注的土地问题的解决，但是土地问题并非是改善民生的唯一方法。土地问题的解决乃是经济建设的爆发点，它点燃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这个在当时位居经济建设首位任务的极大热情。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同时，注重经济建设，随即也被纳入进中国共产党民生改善的视域之中。首先，注意到了经济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在解决民生问题中作用的关注，在1928年已经显现。他在《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文中提出，由于封锁所导致的日用必需品的短缺问题，必须得到重视与解决，“边界党如果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5]53第二，形成经济建设的热烈氛围。1933年，提出了经济建设保障民生改善的观念，批判并纠正了“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经济建设可能”的错误倾向，认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5]120他在此还具体阐述了“发行与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贸易”等经济建设的一般规划。第三，阐述经济政策。1934年，提出了土地革命时期内较为完整的经济政策。在发展经济支援战争的原则之下，“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5]130-131而在此时，已经把“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与“战胜帝国主义与”并列为挽救民族危亡与摆脱贫穷困苦的前提。第四，调整经济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伴随土地制度的调整，经济政策发生了变化，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在开办自给工业，军队、机关、学校开展生产运动，发展农工商业等基础之上，积极建立与发展公私兼顾之经济，以保障财政供给。此外，还“军民兼顾”，即一方面保障战争之需，另一方面还兼顾人民群众的民生改善。第五，关注城市经济建设。解放战争时期，一面要求发展大规模的“减租”与“生产”运动，解决民生困境，一面要求重视城市经济的建设问题，由于“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掌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为我党的重要任务。为此目的，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才，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非常必要。”[6]1173并且最终形成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发展工商业方针。

“土地问题”和“经济工作”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解决民生诉求的两个核心要素。它们既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基本方法又属于民生问题本身的内容。在改善民生的实践中，二者呈现出相互建构的特质，构成了改善民生的两大基石与抓手。时至社会主义现代民生建设时代，它们在民生建设中所特有的基础性地位与意义依然受到高度重视。

三、民生观念内涵与外延偏重：从社会革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重构

在从中国传统的民生观念到现代民生观念的演进中，民生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具有多维视角的观念。民生可以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国家的治理之道，是达至“大同”理想社会的必经之路，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源泉，是真实发展的终极目标，等等。所以，民生是一个内涵和外延皆相当复杂的观念体系。每一维度的“出场”与“在场”，其所观照的必定是特定历史阶段、背景以及与此历史阶段、背景相吻合的价值取向与立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生观念在其外延上就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民族形态。中共“一大”纲领提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由此，蕴涵“民生”内蕴的社会革命纲领被正式提出并确立。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延续了早期左翼先进分子所提出的，为获取最基本的权利——生存权和最基本的生存权——吃饭权而进行的社会革命逻辑。同时也说明了，民生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致思取向要早于对民族构建的诉求理路。而随着中共“二大”对党的纲领的修正与补充，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成为显性的主张，民生则转换为较隐性的观念。不过，由于“民生”所具有的终极价值的理论特性，使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生观念，其外延偏重于以“民生”为轴心的民族国家的生存问题，即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

中共“二大”提出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民族建构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使得民族国家的重构演变成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第一性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对三民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明确凝练出了中国革命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为民族国家的重构提供革命理论基础。由此可以得出，以“民生”为轴心的民族国家的生存问题成为了中国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基本问题。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肇始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即传统的儒家伦理秩序已经被现代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所埋没与替代。不过，这个中国具有现代气质的“第一共和国”的社会组织蓝图，在北洋军阀以及反动政府的腐蚀下迅速地发生了异化，中国社会组织蓝图依然被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所把持。“一个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7]只有消弭掉民族压迫，民生建设才能获得基本条件。民族独立是民生的前提，没有民族自主性民生便无从谈起。因此，民族国家的建构构成了民生的逻辑外延。因此，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只能以变革为初始。封建主义的本质在于土地生产资料主要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造成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统治者对劳动者的人身支配，以及劳动者对宗法共同体的盲从愚忠和依附。封建专制主义、等级制度、、特权思想等都是由此派生的。由于反动政权的社会基础是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土豪劣绅阶层，封建主义因素大量保留，导致民族资本匮乏，官僚资本与官僚资产阶级大量滋生。“帝国主义和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都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5]130这就决定了“祛殖民化”捍卫民族的主体性和“祛封建化”实现人民的自主性必然共同统一于中国新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之中。因此，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必然需要进行重构，即祛除殖民主义化和祛除封建主义化，获得民族与人民自主性的社会组织蓝图建构要素。以上表明，近代以来的中国民生建设必然要获得新型现代民族国家的支持，必然要在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来实现。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仅仅通过祛除殖民主义和祛除封建主义即可获取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建构呢？或者说，相比于民族国家的重构而言，民生在此时期是否属于必须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呢？为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厘清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民生改善与民族独立之间的勾连。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个如此特殊的历史境遇又决定了民生就其地位与作用而言，必然从属并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重构。民生观念似乎仅成为了民族国家重构的一个次生观念而已。然而事实上，没有民生建设的支援，民族自主性的获得仍旧属于无本之木的空谈。民生建设在此发挥的乃是一种动员的作用，不管是以解决土地问题还是经济建设来改善和保障民生，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巩固工农联盟。如所言，“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5]136可见，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所重视的更多是民生的工具性意义。原因在于，其一，通过民生获取对革命的领导权支持。“领导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6]1273其二，通过民生建设可以激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可以获得革命与战争所需要的物质给养。

综上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民生观念，经历了民生主体的扩充、改善民生方法的转换和民生观念内涵与外延偏重等三种维度与层级的运演逻辑。不过，首先，我们应该澄清的是，其中的每一个层次的演进逻辑，皆非是后者对前者的简单抛弃，而是随彼时民生实践的推移所实现的对民生观念认识的深化，表现出的是“民生主体”、“民生方法”和“民生内涵与外延”在各自建构中的复调式的运演特性。其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与民主革命任务——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大叙事，使得民生并非是一个较为显性的任务，它更多地呈现出的是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工具性价值意蕴。但是，社会主义民生观念始终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视野，相反其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逐步积淀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不断充实新的变量，向着更高层级民生观念演进。

参考文献：

[1]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3.

[2]陈独秀.短言[J] .共产党，1920，（11）.

[3]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76.

[5]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0.

第9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 战时共产主义；　新经济政策；　列宁；　体制转换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列宁第一次领导了苏维埃俄国的体制转换，即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体制转换，列宁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高超政治艺术和能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出现危机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就爆发了，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实行余粮收集制；大、中、小企业的产品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统一分配；取消自由贸易，实行实物化工资制；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资产阶级参加体力劳动。

1920年底，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并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但苏维埃政权却面临着新的不稳定因素，即农民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对苏维埃政权越来越不满意，对苏维埃政权推动的余粮收集制越来越反感。农村出现危机。危机状态表明，苏维埃政权与农民关系出现严重问题，共产党的政策严重脱离农民，苏维埃政权已经处于危机状态。

事实上，国内战争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任务、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遗憾的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些问题没有及时着手分析，凭着决策的惯性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而在任务、环境和条件都发生变化的态势下造成了一系列危机现象的出现。到1921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决策高层面临着困难的选择：要么冒着与多数农民为敌的危险，继续强制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要么废弃原有模式，选择农民所能够接受的政策。喀琅施塔得事件对列宁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列宁看到，党如果不改变政策，不进行体制改革，就会被人民群众推翻，因此必须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二、向新经济政策转变

1921年党的十大完成了决策层面的转变，出台了新经济政策。这时期，列宁在经济上实行粮食税、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开动市场机制；在政治上缩小肃反机构的职权和作用，初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思路，成立了苏联。经过一系列政策性的调整和转变，苏联平稳地遏制了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

实行粮食税以后，共产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农民手里上缴粮食税后的余粮。如果余粮上市则商品货币关系就会复活。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将商品货币关系看成是同资本主义关系连在一起的东西。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阶段，列宁还想在粮食税的框架内通过产品交换来阻止商品交换。但在1921年秋天产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8页）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及时取消国家与农民进行的产品交换，让农民走向市场。列宁号召大家“学会经商”。这时期列宁不再强调“国家强制”的方法，不再敦促使用最革命的手段，而是强调，俄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在列宁看来，余粮收集制是一种革命办法，而新经济政策则是改良主义的办法。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列宁不断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比如列宁曾经明确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2页）“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5、226页）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共产党纠正错误的正确方针，“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5页）。而“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列宁全集》第41卷，第208页）

三、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佳模式

列宁最初是将新经济政策作为反危机政策加以实施的，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不断推进，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决策高层也不断地反思和探索，导致全党战略思想和整个体制的变化。在不断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他要骑着新经济政策这匹骏马跨入社会主义，认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应该看到，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绝不仅仅是政策性或策略性的调整和改变，而是一个模式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转变。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佳模式和道路。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共产党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列宁给党规定的任务是：不要拉着农民走，推着农民动，而是同农民一道前进，使用农民最熟悉的语言，照顾到农民切身利益，运用无产阶级特有的悟性，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同农民在一起，与农民一起前进，这是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是新经济政策的主题。

列宁说：“新经济政策＝（1）检验同农民经济的‘结合’。（2）检验同资本主义的（既同商业的、也同工业的）（既同俄国的、也同外国的）竞赛。”（《列宁全集》第43卷，第397页）在这里，列宁实际上道出了新经济政策两个最重要的功能：其一，新经济政策容易同农民结合，易于被农民接受；其二，党通过这种政策可以同资本主义展开经济竞争。社会主义需要热情，但仅靠热情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还要将革命热情与文明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苏维埃政权完全可以通过合作社途径建设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