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精选(九篇)

第1篇：新民主主义范文

“新民主主义” 和“新三民主义”革命理论的教学之所以难以深入，其一是因为这两个理论的内涵非常深奥，须要学生具有一定政治理论的素养和全面扎实的历史知识作基础；其二是因为这两个概念和另外两个概念“民主主义革命”和“三民主义”紧密相关，互相牵连，易混淆在一起，学生对其感觉乱作一团，不知所云。如何才能有效地帮助学生解开乱麻，理清线索？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可以在教学中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一些尝试。

首先，须要让学生明白一个基本前提条件：革命的性质是由革命的对象来确定，即要想确定某种革命的社会性质，只须弄清楚革命要反对的对象也就是要打击的对象是谁便可清楚。例如，封建地主阶级反抗奴隶主统治的斗争便是封建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地主阶级专制统治的武装斗争即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所以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尽管由农民阶级来领导，但由于其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时代环境之下承担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因此便具有了一定民主革命的性质。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更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了。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就不难得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种具体形式和表现，正如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因为现阶段（抗战时期）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还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性质是相同的，其实他们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新”字上，“新”就新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确实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她的前途不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实现资产阶级而是要发展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对此同志同样有过精辟地分析：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绝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详见《新民主主义论》）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连接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阶段和形式。

上述皆在突出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或“民主主义革命”都意在强调革命的社会性质问题。至于“新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中的“新”又意在何指呢？

“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或“三民主义”之间的区别不是意在强调说明革命性质的问题，而是为了突出说明革命形式和任务的新变化。其实就其性质而言，“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同属“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因为他们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革命的对象相同，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基本相同，革命的领导阶级也相同）。之所以会有“新旧三民主义”之称谓乃是由中国近代革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1906年，孙中山先生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将十六字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纲领概括深化为“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理论，亦可称为“旧三民主义”。此后，“三民主义”便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辛亥革命”的指针，她的实施成功实现了在中国结束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创了民国共和的新纪元。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与最终失败并未完成其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帝制不存，封建犹在”，至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享受到的侵略权益和和特殊利益更是毫发未损。但此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却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种变化是全新的，那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和觉醒，以及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此情形之下，孙中山先生在完成了对中国的改组的同时也实现了“三民主义”的创新工作，深刻体现了其作为伟大历史人物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此后中国的革命活动即以“新三民主义”为政治纲领和行动指南，实现了国民革命中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形式上对全国的统一。从“新旧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产生的历程和实际所起作用中不难发现，它们的区别不在于革命性质而是革命形势的变化使其必须重新武装自己以便于继续完成其未竟的革命任务，孙先生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即对此作了很好的阐释。

第2篇：新民主主义范文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恰巧迎合了俄国、中国这些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迫切需要工业化的历史要求。在苏联、中国“实现”了。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西方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仅在于他理想社会的空想性，还在于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西方民主思想完全相悖。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把它的社会成员强行划分为专政阶级和被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不会是和谐公正的社会；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阶层、每个政党都可以提出管理社会的方案供社会选择，为什么要使用暴力革命呢？因此，由民族矛盾引起的市政性质的巴黎公社失败后，暴力学说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市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了。这就是伯恩思坦和被列宁骂为“叛徒考茨基”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发端。

民主社会主义就其思想起源于拉萨尔、伯恩思坦、考茨基，兴盛于二战以后。二战后，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许多弊端已逐渐消除，社会逐渐走向民主、公正、公平，同时，以苏联为代表的集权社会主义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计划经济矛盾，以及官僚腐败、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低于民主社会等一系列问题以已昭然于世，这种现实，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的社会主义逐渐失去科学性，在东方，人们试图保持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克服集权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探索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4、新民主社会主义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区别于这之前到伯恩思坦的民主社会主义。新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代表一个阶级，而是代表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不仅仅是理论的理想，而且是切实可行的社会管理模式。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区别于集权社会主义又强调集体主义思想的与资本主义有一定差别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中国这种人口和资源矛盾的、集权社会主义矛盾尖锐后的、但又有浓厚集体主义传统的社会寻求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

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民主”二字的民主社会主义，它已区别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集权社会主义了。

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既批评资本主义，也攻击共产主义，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是民主法制国家、自由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通过争取选举胜利，在议会获得多数，利用议会和“现行国家体制”实行社会和经济的改革计划，就能实现社会主义，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上主张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把政党看作多元化政治竞争中的一支力量，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实行代议制；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国营、私人和合作企业同时发展，主张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目标上实现社会正义，把人作为一切关注的中心，保障劳动者的决策权，收入分配合理化，发展福利事业，最终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新社会。

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曾在苏联东欧盛行，随着苏联东欧解体，他们的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他们发展的道路而获得新生，从而使“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不再有多大的意义。而中国今天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由于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使得在社会和平变革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福利性质不能全抛下，而不能不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探索，这个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在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前提下的民主社会主义，因此是新民主社会主义。

新民主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有几个不同的地方：(1 )、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空想成分，不相信人类社会是不需要管理(政府)的社会，认为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解体后的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而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形态；(2 )、人类社会是需要管理(政府)的社会，但这个社会不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专政的社会；(3 )、既然人类社会是不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专政的需要管理(政府)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只能是民主社会；(4 )、但是，新民主社会主义继承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社会公正的思想。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区别于过去的旧“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新民主社会主义新在：1 、与过去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基本点不同：新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为了改造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中国这样的社会谋求社会变革的探索；2 、社会(国家)观不同：新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不能没有管理，新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而是突出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管理模式；3 、新民主社会主义在总结人类民主政治的先进思想的基础上把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民主政治)，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社会公正作为最终目标。4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和平变革的新探索。

新民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在于：新民主社会主义突出地强调了社会的集体主义思想，即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新民主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什么？是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 社会保障制度。

三、新民主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1 、集权社会主义已完成了使命

中国的集权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初始积累的使命，再使用集权政治+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形式已经不能快速地发展中国。要快速地发展中国，使中国融入世界文明潮流中，中国无论是走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道路，还是私有制道路，民主政治作为选择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人口和资源不存在矛盾，人民“等量”地占有现有财富而民主化完全是可行的。即便如此，由于90年代以来权力市场化，现在再采用全体国民等量地均分国有资产，已不再是等量了。

社会主义作为集体主义思想同个人主义思想一样是人类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用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社会生产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样是社会生产的一种方式。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相比较，有一个显著特点：社会主义思想突出地表达了全社会成员公正地占有生活资料的愿望。这一特点，如果用均贫富来实施，会造成社会生产停滞而缺少生机，也不符合社会的二重性原则；(社会的二重性原则即社会一方面要保障群体的利益，一方面又要保障个体的利益。)如果用新民主社会主义，避免贫富悬殊过大的方法，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健康有序发展。

个人主义思想，在民主法治社会，如果不考虑人口和资源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个人主义行为不会造成一部分社会成员缺衣少食而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那这个社会会以最大速度发展，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创造活力都会被激活。这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民主政治+ 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

民主政治+ 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道路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救亡运动中被堵绝了。由于工业化初始积累的需要，我们走上了集权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工业化初始积累已经完成，我们能否走上民主政治+ 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呢？苏联东欧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但是我们不能，至少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能。这是由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和和平变革的条件决定的。当然，放弃社会和平变革，通过社会残忍的整合也可能走上这条路，然后寻求高速发展。问题是哪些人成为这种社会整合的牺牲品呢？农民？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即使我们不是这个社会整合的牺牲品，我们能忍心以“君子之仁”看到同类白白牺牲吗？

为了和平变革中国，我们必无选择：走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2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国体上主权在民和政体上主权在领导的矛盾。自从满清灭亡，任何一部宪法都写上了“主权在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要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国家，没有政府，“天下为公”。但是，由于共产主义的浩渺和工业化初始积累的需要，我们走上了集权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我们的人民在感到国家主人的喜悦的同时，他们把一切包括自身都交给了领导安排，领导行使国家(社会)意志。群众是被领导和安排的群众。

由于人是二重性的人，当领导作为人在缺少监督的条件下支配群众时，他的权力部分地会异化，使国体上主权在民难以完全实现，领导在作为管理者的同时会成为统治者，一定条件下群众只是为他创造财富的劳动者。

社会需要管理，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集权的方式和民主的方式。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帝及其皇族的国家，由于国体上主权在君，当然政体上是主权在“父母官”。封建社会解体后，共和国已明确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这种条件下能否进行集权管理呢？

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社会管理的目的是什么？是防止社会不至于在无谓的冲突中毁灭自已，是为了发展物质生产力和人自身，是为了完成人的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无限追求人(类)自身的幸福。

集权政治只有在以下两个前提下才能等同于民主政治的管理效果：一是最高领导人是完全无私的人，他的存在纯粹是为了人民的存在；二是最高领导人是万能的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不受智力和体力的限制。因为，只有他无私，他才会每时每刻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谋划，只有他万能，他才不会决策错误，始终指引人民走正确的道路。因为全社会成员都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但是人是二重性的人，没有一个人是纯粹为他人存在而无视自身的存在；没有一个人是万能的人，因为每个人的智力和体力对于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有限的。由于人的二重性，集权政治的弊端是明显的。集权政治必然将部分权力异化为人民利益的对立物。由于领导能力的有限性，领导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因此，在人民主权的国家，集权政治这种管理模式是不能保证完全实现人民主权和人民利益的。

民主政治则相反：一是它能限制领导的自然属性，即使领导想干坏事都不行，因为领导的决策、决策的实施都是在人民的监督下进行，领导想贪都不敢贪，“伸手必被捉”；二是民主政治能集全体社会成员之智慧，它克服了领导个人能力之不足。

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体上主权在民和政体上主权在领导的矛盾，克服中国政治制度之不足的唯一措施，就是实现政体上主权在民。

3 、民主政治是“纲”

新民主社会主义把民主政治看着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良性发展、解决社会一切矛盾的唯一形式。

中国有许多问题：有经济发展问题、社会矛盾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还有诚信沦丧、反腐败等等等等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民主政治问题。民主政治问题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问题。如果说“纲举目张”，那么，民主政治就是“纲”。

民主政治是“纲”，这是中国几千年集权管理的经验教训总结，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经验总结。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的管理模式，最终都要走向民主政治管理模式。十五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落后了，根本原因是集权政治阻碍了社会发展，欧洲文明为什么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就是因为它有民主的思想，民主的制度，在民主制度下创造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奴隶劳动也能创造财富，但是它的发展是缓慢的。

在当今，给人民以民主是最大的“德”，“德在衙门最好修”。不能以人民长期的痛苦换取领导私利的满足。集权社会是少数人的天堂，民主社会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天堂。社会就象一个家庭，家庭需要温暖；家庭是温暖全家人，而不是温暖部分人。

四、新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观

1 、人的解放是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统一

就人的解放来说，人的解放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解放，一是社会解放。

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却是自然的奴隶。人是自然的产物，但是并非自然界的一切都适合人的存在和发展，并非一切的自然物人都可以不通过劳动而直接满足人的需要。人要改造自然，从自然中寻找生活资料和其它物质资料，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人要同自然作斗争，解放生产力，获得自然解放。自然解放就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使自然环境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

人是社会的产物，人却是社会的奴隶。人要在社会中才能生存，人却被种种伦理道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精神枷锁束缚。而且，人在它特定的阶段被异化为非人，不被同类当作人。人要探寻社会组合关系，构建最佳社会组织结构，探索人与社会关系的真理，获得社会解放。社会解放是构建、调整、完善各种社会关系，追求没有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的社会，追求公证、和谐的社会，使个体人能最大限度地自由、存在、发展。

因此，人要获得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自然解放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解放是人与社会的关系。

新民主社会主义并不认为它的目的仅仅是解放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然解放，而且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实现人的社会解放。尽管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是互为统一的关系，但是，新民主社会主义仍然要高举着社会解放的旗帜，这个旗帜就是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自己的主人，他们是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一道为发展社会和发展自身管理社会。这个实现形式就是民主政治，它具体的操作手段就是宪政民主。

2 、国不同于政府

新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国不同于政府。国是区别于其它人类团体的有领土边界的社会，国的基本内容是居民和土地；家是以婚姻或血缘关系等方式存在的共同生活体；政府是凌驾于该社会之上的管理机构——国(家)政权；社会成员只存在阶层，不存在阶级，阶级只存在于集权社会，阶级只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国与政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使用的“国家”这个词是指国(有领土边界的社会)，只是借用国家这个传统称谓而已。

政府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是指对整个国家(社会)进行组织管理的政权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政府制定并直接实施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法律等政策。狭义的政府是指执行人民意志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

①政府的产生

人是社会人，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和发展，但是人也是自然人，人天生地要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国(社会)需要管理，对外抵御外侮，对内要调解矛盾、促进社会发展，这就需要一种来自于公众之中又凌驾于公众之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体现为权力、法律和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权力需要通过一定形式——政府(立法、行政、司法)行使。

自然状态下的人类，他们共同劳动，自然分配，彼此依靠集体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存在，他们是平等的，是自然状态下的平等，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自然和谐，是无意识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随着个体人的发展，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剩余产品出现，同类之间的残杀增多了，自然的平静和和谐被打破，生产力不断遭到人类自身的破坏，人类迫切地需要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来管理社会，平息冲突，缓和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

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来自个体人之间权利的互相转让，这种转让是有意识的，也是无意识的：既然你要加入到社会中来获取你的需要，你就应该按照社会的要求转让你的部分权利，维护社会的存在。

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需要一定的管理机构来实现，这种管理机构就是政府。政府为了解决社会内部冲突和抵御外侮就需要军队、警察、法律、监狱。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公众权利的转让，政府的本质是代表社会利益管理社会事务，自觉维护和促进社会发展。这是政府存在的唯一合理依据。

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94 )如果我们把恩格斯这段话中的国家改为政府来表述政府的起源时还是比较科学的：“政府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政府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政府。”

②政府的职能

由于政府是国(社会)需要管理，对外抵御外侮，对内要调解矛盾、促进社会发展，需要一种来自于公众之中又凌驾于公众之上的权威，需要权力得到行使而产生的，因此，政府的职能只有两个：对内的管理职能和对外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职能。

第3篇：新民主主义范文

通过学习，深刻感受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长期社会历史发展和人民实践的最终结果。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土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了大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近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伟大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其中之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直至当今的快速发展。这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历史必然。

通过学习，第一个认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一条根本经验就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一开始想走苏联那样的中心城市暴动的道路，按照共产国际的理论来指导工作。实践证明这条道路走不通，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深化对国情的认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第二个认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顺应世界大势。中国历史上曾经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后来在世界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夜郎自大，丧失了与世界同进步的历史机遇，变成落伍者，落到了被动挨打的境地。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更是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这段历史悲剧，我们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实行，都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产生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我们党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出来，走在了时代前列。改革开放就是我们党正确判断世界大势提出的重大决策，还有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积极争取加入世贸组织，打开了对外开放的新天地。当前，提出在当今世界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和互动空前紧密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把握世界大势，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正如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我们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具体而言，作为生态环保科研工作者，我们的研究领域要与总书记要求、党中央决定相一致，从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到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强资源开发利用监管；从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到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山水林田湖草保护，每一项研究都要尽量围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来设计。

第4篇：新民主主义范文

（一）以学校教育为主渠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相当重视，他曾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通过创办学校、进行集会、学习通俗读本等多种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早在1917年，就曾在长沙创办过工人夜校。在大革命期间，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主持和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创办学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1936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给抗大学员讲课的主要内容。1939年6月，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

（二）在纠正错误思想的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很注重思想作风建设。1929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包括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强调其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巨大妨碍性。1937年6月，针对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肯定了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革命胜利的原因，同时也指出思想错误都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必须纠正和避免。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大创造，其通过学习理论文件，其中包括《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二十二个文件，系统批判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尤其是党内领导干部的和教条主义，从源头上和思想上消除了错误思想。这不仅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

（三）通过多种实践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倡通过多种方式共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中，报纸，尤其是党报，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传播工具。特别强调了报纸在宣传过程中的重要性。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认为报纸是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他亲自指导了《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并成为该报刊的重要撰稿人。除此之外，指出不能忽视标语、口号、宣传画、演讲、文艺演出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他说“：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他也曾说过：“第一口头讲话，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四出传单，第五演新剧，第六墙报上做文章。”通过宣传形式的多样化和通俗化，将马克思主义灌输、渗透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成为指导革命运动有力的理论武器。

（四）重视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识到培养理论家、领导干部在革命中的重要性。首先，认为在中国必须培养一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发生的实际问题的理论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提倡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了一批理论家，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次，善于使用、培养和爱护干部，他认为一支强有力的懂文化、懂政治、懂军事的干部队伍能够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他强烈要求党员干部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来带动群众并践行革命思想理论。他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同时认为，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不够的，应提倡领导干部结合群众共同推进。1943年6月，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号召领导骨干应该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他强调：“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的领导。”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一）注重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首先，将高校发展成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阵地。青年是民族的希望，高等院校应该注重“两课”的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和把握远大理想及现实目标的关系，自觉地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目标。其次，把党校办成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重要阵地。党校是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的主渠道，是党委的重要部门，对推进全党的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培养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理论宣传队伍，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建设，培养他们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从书本走出来，深入解决实际问题。其次，要广泛吸纳党政领导干部，进行经常性的理论宣传教育，注重发挥干部典型、群众骨干的积极作用。最后，大力培养既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懂网络传播的专业队伍，及时占据新闻媒体舆论场中的话权。

第5篇：新民主主义范文

指出“即民主政治”，其影响至深至广。追溯民主政治的源出，同一样，也是一个由日译而来的舶来词，原文“democracy”一词多义，台湾学者马起华作过归纳:日译有“民主政、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及民众政治”，中译有“民主政体、民主国家、民主主义、民主制度、平民主义、民治、民主及德谟克拉西，简称德先生”。“democracy”如此复杂多义，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从不同的视角全面诠释这一概念。从形式层面上看，民主政治体现为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根本标志内蕴于“宪法”和“民意机关”两要素中。宪法是民主制度法律化的最高形式。作为民主制度标志的宪法，是指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宪法。这样的宪法，一方面规定国家的基本制度、根本问题，一方面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义务;一方面规范限制政府的政治行为，一方面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无可比拟的权威。民意机关即议会，具体地说，是人民通过会议的形式表达政治要求、实现人民的权力机构。作为民主制度标志的议会，是指由多数人参与并按多数人意志行事的决策机构。“宪法”和“民意机关”两要素是民主政治的标志形式，同时也必须具备实质意义。具体而言:其一，是指宪法的内容必须是良宪，在现代，良宪的基本标志是以公民权利为核心，宪法的权威高于一切人和组织，宪法不能纸面化;其二，是指议会必须真正代表民意，必须拥有实质权力。故判断民主政治的标准不能仅以形式要素来衡量，还要实际考量这一形式下民主政治的实质。只有形式而不具备实质内涵的政治体制，不能称为民主政治，仅仅是名义民主或幌子民主而已，其现实危害性不亚于专制，有时基于其麻痹性更有甚于专制。从内容层面上看，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拥有和有效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具体而言，其一，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是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其二，民主政治的价值追求是人民，即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其三，民主政治要采取民主的组织原则、组织制度、活动程序和运行机制，保证人民自愿、有效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一般以直接行使选举、创制、复决、罢免四大民权为标志。总之，民主政治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政治形态，在这样的形态下，民主政治与可以说是极为接近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替代合理性。

二、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理论廓清

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不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内涵理念都相当纠结。二者既内在关联、密不可分，又充溢张力甚至背离。一方面，与民主政治密不可分。二者的基本价值追求一致，都是为了人的权利与尊严;二者又彼此需要，缺一不可:民主是产生以及运作的前提和基础，是的核心内容和最根本的价值追求;是对民主成果和运行的根本保障，是民主实现的基本形式。民主的基本原理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的权力如何实现?只有在秩序中才能得以最好地实现，人民对权力的控制只有靠法律维系才是最安全最可靠的，而“以法律支配权力”的合法性是，法所表现的必须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这一逻辑意味着，“民主的统治形态是法律支配权力的逻辑起点”，“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一种形态或一种过程”。另一方面，与民主政治又具有很大的差异或张力。现代著名政治学家萧公权称民主为“民治”，认为其精义在于“以民决政”，他的定义是:“宪，法也，政，治也;者，法治也。”他认为的精义在于“以法治国”。的基本特征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它争得的民主体制确定下来，以便巩固这种民主体制，发展这种民主体制”［18］。这其实也表达了，“争”的时态或者说历史的不同际遇，决定着二者“何为第一需要”的问题，或者说，主张者的权力方位决定着某种政制内涵的倾向性。“民主制度涉及如何获得并保有权力。制度则涉及如何限制权力。”概言之，的要旨在于“限权”，民主的要旨在于“权源”;民主解决的是“谁来统治”问题，解决的是“如何统治”问题;民主理论相信只要权力来源于人民，政治就自然具有其正当性、可靠性，理论则认为不论权力来自哪里，都有侵害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危险，因而强调以宪法和法律限制权力。

但正如美国宪法学家沃尔特•莫菲所说，“这两个理论之间的基本区别不是对于人类的尊严和自治的重要性的争论，而是如何最好地表达和保护这两个基本价值的争论”。因此，二者在理论上的争论，并不影响其在实践中携手共进，互补共生。以典型的西方政制模式———美国模式和法国模式分析:美国模式更关切，即如何用法律限制、规范政府权力以保障基本人权，俟法治()确立之后，再逐渐推行扩大民主。法国模式则相反，即先关切民主，后着眼法治()。事实证明，没有法治()的民主无法达到民主的预期目的，法国为此走了许多弯路。但是能说美国模式是“先有法治后施民主吗”?史实非也，美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独立战争世所共知。这里，“时局”是一个颇为关键的条件，正如当年所言，“现在的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所谓合法，就是要合乎民主的决定，合乎人民的意志。……将‘法’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使‘法’有民主主义的内容，决不是只问合乎旧法统或不合乎旧法统，而不问这个旧法统是法西斯的或不是法西斯的。”的道理即法治()是有前提条件的，是要问一问“法自何来”的。如果法有合法来处即大多数人意志也即人民的意志，那么，法治()才有其合理性，才可以致力于法治();如果法的来源不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这时的主题就不应当是法治，而应当是争取“制定法律的权力”或者说“民主的权利”。

三、新民主主义政治两个话语体系的“合体”

近代的中国内外交困、积贫积弱，与民主政治在实践层面上正处于紧张甚至背离时期。从运动的缘起看，新民主主义兴起于抗日战争的战火硝烟中，当时社会的政治情势总体上处于的训政时期，即“总理遗愿”中的准备时期。由于种种理由，在实施的关键步骤上总是一拖再拖。对此，在外敌入侵的大势下，全国人民一再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和宽容。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敌我形势的变化以及专制统治的加强，一度寄希望于政府主动改革的派，发起了大规模的争取民主的运动。迫于形势，于1939年11月接受了国民参政会关于问题的议案，被迫允许各地成立促进会，公开讨论问题，并宣布于1940年底召集国民大会实施。从时局及策略上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的侵略战略调整为“政论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其目的在于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国共合作，策动政府投降。集团的方针也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为此，共产党首先确定了“积极改革政治”的主张，决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治的政权，以期为全国人民“树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样板”。其次，共产党对方兴全国的运动也必须有一个明确表态。中共中央为此先后两次发出专门指示，决定“积极的主动的参加与领导这一民主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各地应成立国民促进会的群众团体……迫使采取比较进步的办法”［22］。的概念就是在延安各界国民促进会上提出的。

第6篇：新民主主义范文

1 民族分离主义

民族分离主义主要是指在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多民族国家内的一个或多个少数民族，极力争取从现有国家中分离出去或同其他相邻的同一民族合并，以谋求建立单独民族国家的运动。民族分离主义是冷战后最典型的民族主义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苏联这个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上。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以苏联解体为开端。苏联解体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上，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政治上，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对外关系上，西方国家长期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除了以上内容，民族因素也是造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苏联由100多个民族组成，民族问题错综复杂。不仅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存在矛盾，而且在各共和国之间、共和国内部各民族之间也矛盾重重。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尽管苏联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但是也存在不少失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并没有对民族主义给予更多的关心和重视，相反由于他所推行的新思维、公开性以及民主化的方针政策，使得苏联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中，特别是民族矛盾突出，族际冲突频发，离心倾向越来越加剧。在他当政的6年9个月中，苏联由于民族分离主义崛起、泛滥而导致联盟瓦解。

苏联解体产生巨大影响，它不但重创社会主义阵营，而且为民族分离主义者建立各种非法民族组织，公开搞分裂活动提供了合法借口，引发新一股民族分离主义的热潮。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民族分裂势力，就是在这股新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中开始民族分立活动的。自从车臣土地被俄国人纳入版图，车臣同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俄罗斯人的矛盾和冲突从未停止过。历史旧仇加上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误，使车臣人的仇俄情绪不断增加，苏联解体为其提供了良机。为达到目的，车臣民族分离主义者不断制造恐怖活动，劫持人质，制造爆炸事件，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尽管俄罗斯政府采取多次军事打击，但是也难以彻底消除民族矛盾，挖掉民族分离主义的基石。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也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分离主义者活动明显活跃。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也有所升温。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魁北克省在魁北克人党的带领下，不断掀起独立风潮。如何避免民族分离主义的愈演愈烈，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2 泛民族主义

泛民族主义是指主要发生在东欧、中亚及西亚地区，以光大和复兴传统帝国为目的的民族主义。它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泛突厥主义是当今中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和社会思潮。

泛突厥主义最初滋生于克里米亚、伏尔加河沿岸、阿塞拜疆的鞑靼人中，然后扩展到中亚的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他操突厥族语言的民族，最后在土耳其深深地扎下根。冷战前的泛突厥主义基本处于蛰伏状态，跨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苏联民族危机的加深及随后的解体，中亚突厥语各族相继走上独立道路，民族主义势力急剧上升，民族认同感骤然加强。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背后的推波助澜，泛突厥主义运动再次形成强劲势头。土耳其境内的泛突厥主义公然提出“21世纪是突厥人的世纪”的口号，力图营造一个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独立国家以及俄罗斯的车臣、鞑靼斯坦和中国的新疆地区在内的地跨欧亚的突厥国家联合体。土耳其积极宣扬突厥语国家联盟的构想，大力支持各种泛突厥语组织及以“泛突厥”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努力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渠道，扩展其在中亚的影响。尽管泛突厥主义在初期可以起到加强民族认同感、实现民族融合的作用，但是作为一把“双刃剑”，如果不加限制地发展，往往会诱发某些民族对国家的离心倾向，从而危及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稳定。因此，中亚各国对泛突厥主义的兴趣越来越弱。

3 结束语

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不合理的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继续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断升温，因而，民族分离主义和泛民族主义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但是制约其发展的各种因素也明显存在，各国政府也在积极制定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各种政策，谋求和平与发展，世界发展的总体形势趋于缓和。

参考文献

第7篇：新民主主义范文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发展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文化，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的根本方向和基本价值取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为直接任务、各种社会矛盾极其复杂的大国，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领导人民大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并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前进，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才能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引导革命取得胜利。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一）催生了新民主主义文化

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建设的序幕，吹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声号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获得广泛传播，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化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最高呼声，予以高度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所滋生的那种追求安逸、维护现状、拒斥革新的社会心理极大地冲击，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中国文化的变化，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了极其重要的准备，首先，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民主思想，与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高度契合；其次，五四时期日益普及的科学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广泛的思想基础。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成为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的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五四革命洪流的洗礼，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就为新文化的产生准备了根本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运而生了。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符合中国实际，反应中国国情的先进文化，它立足于中华民族的现实土壤，产生于火热的斗争生活，是用中国语言、中华文化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形式。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保证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渗透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保证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具有的突出的阶级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见证

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强调文化的政治立场，具有突出的阶级性特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手段，正如所说：“中国共产党是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所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它的党性原则，是不可动摇的。特别是运动以后，明确了思想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共识。新民主主义文化服务于时代主题，它是无产阶级用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锐利武器。对于中国共产党完成两大历史任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一）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典范与有力见证

1、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思想产生的思想理论条件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与文化条件。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主要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思想产生的前提条件。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巨变。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将眼光转向俄国，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重新考虑中国前途问题，最终形成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指导思想――思想。

2、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的形式和语言变为中国的民族形式和语言，创立中国式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中国作风和民族气派的科学理论。它以一系列独创性的新原理、新结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成功解决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不论是“全盘西化”论，还是“文化本位”论，都具有致命弱点，在学理上和实践上都必然走向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成功的解决了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不是要简单抛弃”，“是要批判它，要把那些在错误的、但对于那个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的形式内获得的成果，从这种暂时的形式中剥取出来。”[4]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采取了继承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原则，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

第8篇：新民主主义范文

本文主要对中国在赞比亚的农业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分析。这种模式包含着市场导向型生产，雇佣劳动、机械化生产、寻求收益和资本积累的特点。毛时代中国在非洲的农业介入以增强当地自主性和自力更生的能力为目的，援建的农业项目不求对中国的经济利益，产权完全为东道国所有。如今赞比亚已有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国资及私人农场，具有外资在赞比亚的一般性特征：一是投资的逐利目的，二是项目的所有权为投资方所有，对赞比亚土地持有长期租赁权（通常为99年）。

而所谓农业帝国主义模式，在我们看来，尽管它现在不是中国在赞比亚以及非洲的主要形式，但依然值得重视。西方媒体宣称，由于中国大量人口的需求以及中国对非洲日益深刻的介入，中国已成为“土地殖民主义”的先导。这些西方评论员被中国作为西方战略竞争者的恶感所驱使着，过度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在非农业投资的性质。它意在将农业也划入到无处不在的“中国式新殖民主义”的话语中。

农业资本主义：赞比亚的中国农场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每周有个名叫“星期二集市”的农贸市场。过去它是个露天市场，现在添了个屋顶。每周二早晨，买主们穿梭于集市，采购新鲜蔬菜。他们大多是当地赞比亚人，也有印度人和中国人，偶尔会有白人。卖主大多是赞比亚人，但中间会有两三个售卖亚洲常见的叶菜和蘑菇的中国农场主。虽然赞比亚农场主的种族背景各异，除了赞比亚人，还有希腊、津巴布韦、南非白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等，但在星期二集市上，中国农场主是唯一的非黑人商贩。赞比亚南亚商务联合会的相关人士认为，赞比亚的印度人受种姓意识束缚，出身于高等种姓家族的印度人不屑于成为市场商贩。相反，赞比亚的中国人就比较没有这种等级面子的顾虑和作为“外国人”的优越感。

中国人在赞比亚经营的农场（本文简称为“中国农场”，虽然这个称谓并不十分恰当）都是商业农场，但是规模差异很大。小的仅几公顷，相当于一个赞比亚小型农户农场的平均规模；大的有几百乃至几千公顷，相当于赞比亚一般商业农场的规模。本地中国人中有名的“老胡农场”由一个两公顷的和一个八公顷的农场组成，这两个农场离市中心不远，许多中国人开车到他的农场买菜。星期二集市上的中国农场主来自类似老胡这样的小型蔬菜农场，他们的产品销售依靠当地的农贸集市以及中国顾客群体中的关系网络。

中国农场主背景各异，通过不同途径来到赞比亚：老胡过去在中国医疗队做厨师。李果的专业是药剂师，因为她丈夫在卢萨卡为中国政府工作，后来她在赞比亚开辟了蘑菇农场。刘先生原在赞比亚的一个中国国资农场工作，随后买了自己的农场。另一个中国农场主则因为在其他商业领域投资失败，才转向农场经营。这些农场主有些来自非农背景，在赞比亚才学会了农场经营。

赞比亚有1300万人口，6亿公顷土地，4200万公顷可耕地，670万公顷已使用耕地，其中170万公顷用于粮食种植。同时农业为70%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2002年，联合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赞比亚的60万农户中，75%是平均拥有耕地两公顷的小型农户，他们依靠家庭劳动力，使用人力驱动的劳动工具；20%为拥有10~20公顷土地的新兴小型商业农户，他们能利用畜力驱动的工具、改良的种子和肥料；4%~5%为经营30~600公顷农场的商业化农场主。

殖民者的白人后代在赞比亚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商业和农场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2003年，又有125名津巴布韦的白人农场主定居赞比亚南部和中部，获得免费土地并投资1000万美元，占据着烟草生产的主导地位。在赞比亚，约600~750个大型商业化农场生产了市场上40%的粮食和畜产品。

2006~2007年，中国媒体曾报道过赞比亚有12~15家国资或私人的中国农场，总计占地1万公顷。2008年，有研究者指出赞比亚有23个此类农场，总投资达到1000万美元；这些农场都为赞比亚当地市场提供产品，并没有出口导向。2009年，赞比亚中国大使指出，该国有“超过30家中国农场”，总计投资逾1500万美元。他补充道，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投资赞比亚农业。2009年后期，中国公司拟在赞比亚农业方面投资1250万美元，预计增加就业机会1217个。尽管如此，农业投资仅占中国在赞比亚投资总量的一小部分。在赞比亚的300家中国企业已经投资了8.8亿美元——是在农业方面投资的60倍——而且这些企业已计划再投资62.5亿美元，其中88%投在采矿业，可增加2800个就业岗位；另外5830万美元投在制造业，计划可增加9100个就业岗位。

所有关于中国人投资赞比亚农业的报道都未提供中国农场的完整名单，只讨论了几个有名的例子。中国农场都是当地注册的农场，我们在2008年主要了解了六家国资农场。这六大国资农场包括中赞友谊农场、中垦农场、喜洋洋农场、中垦友谊农场、中华农场以及阳光农场，各自规模在40~4100公顷间。中垦以及中垦友谊农场，是中国农垦集团的农场。喜洋洋、阳光、中华农场则是江苏省国资农场公司。赞比亚最早的中国农场，位于首都卢萨卡附近的中赞友谊农场则是中垦和江苏农垦1989~1990年建立的合资企业（见表1）。所有国资农场都是商业化农场，在当地市场出售其产品，但在成功程度上有极大差异，大概其中一半能盈利。

这些国资农场的显著特点是在管理层和国资企业总部间建立一种公司内部的承包合同关系。总部有义务促进管理层的良性经营并决定所获利润如何在管理层和总部间分配。如果农场经营良好，中方管理层除了全额工资以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农场利润的分红。有些农场也有赞比亚籍的管理层员工，他们只有工资收入，并不参与分红。在经营上，这些国资农场以通常的农业资本主义方式经营，雇佣劳动力并追求利益最大化。

国资农场常用经营合同制和承包形式管理海外市场，以推动农场管理走向盈利。这种机制诞生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它推动企业以经济利益为中心、通过将所有权与管理层分离实现政治与企业的分离，即国家是资产所有者并掌管政治，而经济运营权、管理权、和分配权授予各企业，成为去政治化的领域。企业与经理人签约，经理人在利益决策权上有很大自主性。承包在1988年成为热潮，那年被称作“承包年”。新的管理方式促进了劳动力商品化，相伴随的是1986年劳动部开始全面推广劳动合同制。

农村改革（1978~1984）瓦解了集体性的劳动收益分配制度，将集体的土地承包给个体农户。随着改革的推进，国有农场开始将土地承包出去。在一些农场，职工中拥有资金、能力、或关系的就有机会成为合同经理人；其他人就变为合同经理的雇佣工人。同时，合同经理人主要采用按时或计件付费的形式雇佣农民工。鉴于这些中国式改革的特点，九十年代开始到赞比亚经营农场的中国人对赞比亚的劳动雇佣的几种形式已经不陌生了。

尽管国资农场的经理人有“承包责任”，但承包的具体内容仍有很多具体的不同。比如中赞友谊农场每年应向两个国有企业的代表组成的董事会缴纳12万美元的收益。如果有额外的盈余，其中60%应该用于再投资；40%用于员工分红。阳光农场略有不同：它是江苏农垦（75%）和经理人（25%）共同持股的农场。这种经理人/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产生于该经理人为公司购买农场并自己拿出7万美元参与初期投资。如果经理人能在六年内将总公司最初的19万美元投资返还，他所持的股份会增至51%，而总公司则将持有49%的股份。

中垦是赞比亚规模最大盈利最多的中国农场。其经理人的承包责任包括达到企业设定的产量和销售目标以及每年盈利30万美元。额外的盈余则有35%用于员工分红，65%上交总公司。没有具体的再投资要求。平时中国员工仅能拿到工资的60%，其余的40%要等到农场的年终表现得到总公司的评价和认可后才能兑现。若经理人没能上交承包的利润，中国员工月工资将减少40%。在中垦农场的管理层内部，中国员工的月工资差别不大：经理的月工资为1500美元，副经理为1300美元，会计为1200美元，销售经理和刚来赞比亚工作的硕士毕业生为1000美元。副经理的妻子，放弃了国内美发师的工作来赞比亚与丈夫团聚并为这个团队做后勤服务，她的月工资为300美元。经理、会计和硕士毕业生是总公司的正式员工，他们的工资由总公司决定；而其他的中国员工是农场雇佣的员工，工资则由经理决定。中国员工的得失与农场产出挂钩。分红仅在中国员工中进行，按照员工的工资比率分配。农场雇佣的两位赞籍管理人员直接与中国经理人协商他们的工资要求，而赞比亚工人的工资则是另一种方案。

中垦农场除了上交预期利润外，管理层还必须满足产出、销售以及资产建设方面的指标。农场的管理层全权管理农场雇佣的中赞员工，而对总公司的正式员工则有有限的管理权。另外，管理团队需要征得总公司的同意方能花销大笔经费，如购买联合收割机。在2008年秋季的某天，一位农场的中国雇员抱怨他们还没拿到2007年的那40%的工资，因为总公司还没完成对农场表现的评估。两天后，来自北京的评估报告由相关人员亲手交给了农场的经理。评估结果为优，在场的人都喜形于色。

至少中赞友谊、喜洋洋以及中垦农场这三个中国农场是赞比亚全国农场主联合会的成员，它们按照联合会的标准支付工人工资。这些标准尽管与农场工会协商过并且获得政府批准，仍低于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在我们2008年9月的采访中解释说，农场工人与采矿、制造业工人不同，前者经常会得到农场的住宿和水电补贴。虽然中赞、喜洋洋和中垦确实为长期工作的农场工人和家属提供住宿并补贴日常用水用电，但农场工人住房困难仍然存在。中垦农场为工人提供一些建筑材料使他们可以在农场自建简易房。中垦农场也提供专用汽车接送工人子女上下学并为需要紧急医院护理的工人提供交通工具。

中垦农场的工人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罢工来要求提高工资。2008年一些工人拿一小时1020赞比亚克瓦查的工资（克瓦查随时浮动；2008年7~9月间，1美元约为3500-3700克瓦查）；另一些则拿8000克瓦查的日工资；还有一些拿28万克瓦查的月工资。中垦的技术工人工资每月在50万~70万克瓦查左右，而在2008年10月赞籍管理层员工的工资最高可达到240万克瓦查或约685美元。管理层遵照赞比亚全国农场主联合会的指导，将每年工人的工资涨幅控制在8%~10%之间。2007年联合会的指导涨幅为8%，但工人们坚持政府的建议，即10%的涨幅。工人抱怨他们的工资少得可怜，但认为在中垦工作比在其他地方的好处就是中垦为工人和家属安排车辆到医院看病而且工人可在紧急时刻向农场借贷。

据农场经理介绍，在中垦有过工作经历的人不少后来在其他农场做了工头。中垦也赞助少数当地工人学习，参加国家技能认证考试。除了使一些当地工人获得一些技能以外，国资农场也培养了中国私人农场的农场主。国资农场的个别员工后来自己出来租地经营，成为私人农场主。但是对大多数依靠手工耕种的普通赞比亚农民来说，他们没法从资本密集的、高度机械化的大农场获得技术和技能转让。

“农业帝国主义”？

国际媒体和NGO常将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投资描述为企图或努力获取非洲大量土地、安置大量中国农民就业、将农产品出口供给中国市场，以应对中国国内日渐低迷的农业生产。如果确实如此，或可以称为一种中国“农业帝国主义”。“农业帝国主义”是最近出现的概念，指近来出现的海外资本的抢地（land grab）或超级圈地行为、用以建立动则几十万公顷的巨型种植园、生产用于出口的作物或生物燃料。来自欧洲、美国、中东和南亚的公司已经在经营这样的农场，其利润现在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且可能随新技术的引进成倍地增长。而且市场也有保障，因为欧盟要求到2015年，其运输燃料的10%须来自植物类的生物燃料，这就相当于要求有1750万公顷的土地用来生产生物燃料。

根据美国中非关系专家黛博拉布罗蒂格最近的估计，在非洲的中国农场有九十多家，土地面积超过48000公顷。虽然中国公司很少参与抢地，但是许多西方媒体坚持认为中国已经参与其中。一位加拿大记者声称“中国企业正在购置大面积的农地种植庄稼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中国农场主引入中国劳动力，包括犯人，到农场工作。”一家以色列土地问题网站认为，“中国农场控制赞比亚农业主体”，“赞比亚生产的食物由中国人消费了”。一位渣打银行的南非官员认为“在赞比亚，有很多中国农场和工人生产食品，这些食品被运回中国。”

这些观点都与事实不符。撰写联合国2009年关于土地争夺报告的作者认为“我们发现在非洲，获得大量土地的大玩家不是中国，而是韩国、海湾国家以及西方的一些机构。”西班牙的一个粮农NGO列出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抢地者，但其中没有中国在非洲的任何项目，只讨论了2008年中国农业部草拟的一份鼓励中国企业租赁或购买国外土地用于农耕以确保中国大豆供给的政策，并注释了该项政策已经被搁置。一位美国智库的分析师认为：“尽管中国在非洲农业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些基金的大部分没有直接用于土地租赁。在中国投资租赁的土地项目中，它倾向于开展合作性的项目。中国当然有资源进行更积极的购买外国土地的贸易活动。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这样做。”

2009年，中国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宣布中国不会像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那样投资海外农场，而是会依靠本国资源满足食物需求。亦有官员认为在非洲种粮食然后运回中国的想法很荒谬，尤其是当从国外直接进口粮食更便宜的时候。2008年，中国自非洲进口的农产品的价值仅为9亿美元，只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1.7%，并且其中 60%是非食品类商品，包括棉花、烟草以及羊毛等。

河北省张家口农业科技研究所研究员赵志海在全国人大上提出了一项议案：组织一亿中国人去非洲开发农业，以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和就业严峻的问题。他曾就杂交水稻培育问题访问过埃塞俄比亚和几内亚，认为“在当今经济环境中，有这么多人失业，中国可以通过为这些失业者找到工作而获益，而非洲也可以从我们土地和作物开发的技能上获益。”

政府没有采纳赵志海的意见，但是类似的思路过去也有提及。2007年，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针对重庆这个省级直辖市几百万农民因为市政的高速城市化项目而丧失土地的情况，建议一些农民可以移民到非洲，而进出口银行可以在资本投资、项目发展以及营销方面给他们支持。李若谷认为移民非洲可减轻中国的就业压力，并提及非洲的食品生产状况不尽如人意，因此他很可能并没有想象把非洲种植的粮食运回中国。

西方媒体反复提及一家中国公司，中兴农贸有限公司（ZTE），在刚果（金）获得了280万公顷的土地，以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种植园，并保证年产量500万吨，而刚果金一国年产量仅为20万吨。这被作为中国正在非洲购买百万公顷农地的佐证。一家肯尼亚报纸报道“中国也在全非洲购买大面积的土地用来生产生物燃料和食品”，而乌干达的一位专业人士认为“购买海外土地用以食品生产将被中国政府制定为政策。”2009年中，又有报道指出中兴公司获得了10万公顷先前没有用于农业耕种的土地，而且在正在协商刚果（金）的另一块10万公顷的土地。事实是，2007年当ZTE与刚果金农业部签署《理解备忘录》时，估价10亿美元的生物燃料计划需要建设达到300万公顷的油料棕榈树种植园。但是在《理解备忘录》签署的三年后，什么事情都没有落实，“根据农业部的消息，‘没人再谈论它了’。”

结论：十字路口

中国农场主仅仅是赞比亚商业农场主的一小部分，更是赞比亚全部农业经营人口中的很小部分。赞比亚政府希望本国经济走出单一依赖矿产开发的困境，所以，几乎不大可能禁止中国公司在赞比亚的农业开发，特别是中国农场主的经营方式与其它商业农场没有什么不同。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在赞比亚和非洲其他地方建立中小型的商业农场，产品在当地市场销售，但是不大可能出现产品远销中国的巨型种植园。

然而中国企业是否会参与抢地的问题仍没有明确的答案。中国在非洲的生物燃料项目的规模被错误阐释，而中国人涌入非洲进行农业生产的现象也被过分夸大了，甚至出现了“保定村”这样捏造的案例。然而，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鲜明地反对中国企业在非洲谋取大量土地用来生产生物燃料或粮食作物，那么中国企业成为大地主——以及由此带来的圈地、开发以及环境破坏等——仍然是有可能的。2010年3月，赞比亚总统访华期间，由武汉凯迪公司与赞比亚生物燃料公司联合签署的《理解备忘录》中提到将进行30亿美元的投资，并创造20万个工作机会。尽管《理解备忘录》可能主要反映了赞比亚政府为吸引中国投资做出的努力，该计划是否会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也还有待观察，然而中国公司对海外巨型农场的兴趣也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出于其他国家先例而默许曾经是殖民经济特征之一的海外种植园经济，但这其中确实存在着深刻的道义问题和政治风险。印度政府对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经历刻骨铭心，曾经回避明显支持本国公司参与海外抢地。然而从2009年秋季起，它“开始放下旧有的沉默，帮助大多为私人领域的印度公司参与抢地铺平道路。”印度政府相关部门现正帮助签订协议，在纳米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建立大规模的印度跨国农场经营机构。在埃塞俄比亚的甘贝拉，一个印度园艺公司已经以每年一公顷一美元的价格租赁了30万公顷的土地。它计划最终雇佣两万名工人并每天支付他们少于80美分的工资。

第9篇：新民主主义范文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 文化理论 研究综述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的发展史中的文化问题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就2001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作一概括，以便对研究其他的文化理论有一定的借鉴。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研究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思想资源与背景，形成的过程特别是形成的标志，历来是学者们的焦点，笔者就2001年以来学者们的观点阐述如下：

首先，就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形成了种种观点。在各种观点中，共性的一面是，大都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思想资源是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如凌厚锋在《论文化观及中国文化转型》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转型。从指导思想、方法论、文化主体和民族精神等方面给予中西之争以正确的解决，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1］詹永媛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基础》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观，既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又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实践及经验和九一八事变以来文化界关于建设新文化的思想是其思想来源。”［2］王东在《中华腾飞论》一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历史铺垫”一节中指出：“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3］牛君、温炳禄在《论梁漱溟、胡适的中西文化思想及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在对近代以来长期的中西文化争论做了科学回答的前提下，在理论上借鉴了梁漱溟、胡适的中西文化思想的合理内核，同时，超越了二者的局限，并提供了对待文化的批判武器，而形成的完整的文化观。”［4］郭若平在《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的思想资源――以“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论争为中心》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既是中国革命长期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思想上的体现，同时，它的形成还得益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艺界有关“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思想论争，这两大论争为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5］范玉双在《浅谈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一文中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孕育的土壤；马克思哲学世界化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大批‘文化’涌进边区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产生提供了帮助。”［6］鲍雪松、史文军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理论渊源》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丰厚土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有益养料；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内在理论根源。”［7］另外，孙玉太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述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伴随着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伴随着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而形成。”［8］

其次，围绕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形成标志争论激烈。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标志说法不一，各持其据。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第一，即三阶段论；张艳国在《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酝酿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五四时期、陈独秀等的最初探索开始，中共成立后，瞿秋白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和深化。直到40年代初期，以《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为标志，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这种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学术领域占主导地位。”［9］第二，即两篇文章论；王东在《中华腾飞》一书的第一节“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历史铺垫”中指出：“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加上1945年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10］第三，即多篇文章论；刘辉在《近二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形成的标志除了的《新民主主义论》外还应加上等人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等文，这样来理解‘标志’问题可以较清楚地反映该思想体系的形成特征，真正体现中共高层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体智慧、思想共识和整体认识上的互补性特点。”［11］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的研究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的提法，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001年以来学者们围绕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展开了新的探讨。

首先是四特征论。刘辉、黄兴涛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再认识》一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提法更加流行和被大多数人认可。［12］

其次是一致论。郭建宁在《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三特征与四特征是完全一致的，即作者的一致论，其依据有两个：第一，首次论，即首次提出了四特征的说法，只不过是后来沿用的这一思路，阐发这一精神的，在后来的报告中，没有沿用四特征的说法，而是改用三特征的表达，这是令人费解的。第二，包含论；即认为大众的就包含了民主、代表了民主、意味着民主，并且用的论述，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13］

最后是学术界其他的观点。侯且岸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论析》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是创新的文化、民族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大众的民主的文化、建设中的文化。”［14］闫锋在《浅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质》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它不仅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基本特征，而且还应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二是内部呈现出各种文化思想错综复杂多元并存的特征；三是具有过渡性特征。”［15］

另外，周红在《浅析的文化观》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民族性、开放性；人民性、民主性；科学性、实践性。”［16］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也开始注意到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研究，主要从科学内涵、理论创新和现代的价值意义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孙玉太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述论》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科学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内涵、特征和作用，成为近代中国人会通中西文化最为珍贵的历史结晶，既高扬着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又灌注着强烈而理性的民族精神。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也为未来新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中共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深入思考的起点，直接孕育出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代表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思想。”［17］秦文志、刘静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现实指导意义》一文中指出：“第一，关于中国文化分期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把握先进文化思想与党的方针政策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制定和贯彻，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三，关于中国先进文化的地位、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以及反对‘全盘西化’等问题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第四，关于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坚持文艺工作的正确服务方向，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18］

杜艳华在《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进步作用》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服务于时代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富强不可缺少的武器；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其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作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表明它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19］范玉双在《浅谈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关系密切，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提和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20］

另外，施碧霞、张玲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当代中国农村的新发展》一文中指出了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对当代农村的新发展及其现实意义：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式成为农村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动力；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内容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品格成为农村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体现。 ［21］

总之，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全方位拓展，对构建社会主义的新价值体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大而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注 释：

［1］凌厚锋.论文化观及中国文化转型.［J］.人大复印资料双月刊.思想研究，2007(2).

［2］詹永媛.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基础.［J］.广西社会科学，2003(9).

［3］［10］王东.《中华腾飞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牛君、温炳禄.论梁漱溟、胡适的中西文化思想及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3).

［5］郭若平.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的思想资源――以“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论争为中心.［J］.思想研究，2003(5).

［6］［20］范玉双.浅谈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J］.思想研究，2005(4).

［7］鲍雪松、史文军.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理论渊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8］［17］孙玉太.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述论.［J］.山东社会科学，2006(12).

［9］［11］刘辉.近二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1(12).

［12］刘辉、黄兴涛.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再认识.［J］.党的文献，2002(3).

［13］郭建宁.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J］.河北学刊，2003(5).

［14］侯且岸.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论析.［J］.教学与研究，2004(6).

［15］闫锋.浅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质.［J］.党史文苑，2006(12).

［16］周红.浅析的文化观.［J］.思想研究，2001(6).

［18］秦文志、刘静.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现实指导意义.［J］.探索，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