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成分精选(九篇)

第1篇：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成分范文

关键词：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新社会民主主义；当代社会民主主义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243-02

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世界，尤其是欧洲各国的主要政治思潮之一，是各国社会党，是各国社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的总称。

“社会民主”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欧洲1848年革命前后，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欧洲，最初是对欧洲工业化过程中的早期阶段出现的社会问题：工人贫困、劳资对立、社会分化在理论上的回应。

一、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到新社会民主主义

（一）古典社会民主主义，许多学者都对社会民主主义给予过定义，但笔者认为，马克・凯塞尔曼对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给出的定义应当是最为恰当的：接受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主张国家干预以应对发展的不平衡；采纳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以实现充分就业；采取经济盈余累进再分配的国家政策；由工人阶级构成党员大多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强大的、集中化的、纪律严明的工会运动保有密切的联系。

从以上定义不难看出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主张充分就业与经济的持续增长；主张国家对经济和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主张社会福利、社会正义、主张平等，这些也是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典型的价值观。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准则是，加强对经济的民主管理，充分就业和减少不平等。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是与促进社会改善，为公众提供福利服务，实现更大范围的平等等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目标相统一的。

（二）新社会民主主义，新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新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新是因其吸纳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新自由主义注重的是个人利益而不是集体利益，并且不注重社会关怀，新自由主义也不主张国家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力。因此，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放弃了古典民主主义的准则，放弃了其自身的改良角色，改变了以往注重集体利益的做法，转而重视个人利益。总的来说，新社会民主主义更强调个人主义，更加注重市场，更少运用国际集中管理经济的方式。新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这种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这种模式体现的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在某些方面是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和改行新自由主义假设的端点。

（三）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落，新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1、从二战以来，社会民主主义一直依赖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在当时据说是成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提供了其追求目标的手段，但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黄金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凯恩斯主义逐渐丧失了它的效力。人们通过凯恩斯主义曾经认为政府能够通过税收，支出，借贷等财政和货币政策，改变经济的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但当现实的情况使人们认识到这些措施和方法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时，这一主义也随之终结了。凯恩斯主义的终结，使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政党的自信被消弱了，而且使他们面临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有效政策和手段的困境。由于通货膨胀的上升及相关政策没能解决的问题，使古典社会民主主义逐渐衰落。

此外，全球化的兴起也对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造成了冲击，因为全球化消弱了民族国家管理经济的能力，进而消弱了社会民主主义。

2、随着经济方面的因素的转变，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发生了改变。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承诺的公共服务及再分配政策都离不开与之相应的经济增长和税收，然而通货膨胀、失业等问题使经济增长逐渐疲软。政府为了弥补经济增长疲软造成的财政收入的下滑以及满足扩大公共服务必须提高税率，这样以来，围绕税收达成的政治共识开始破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建立的社会进一步和解的希望开始动摇了。作为公众，虽然也能感受到税收的好处，但对个体而言，人们普遍认为税收太高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以福利国家作为促进平等的基本措施的做法因此遭到抨击。由于税率过高以及它并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好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关于税收的政策遭到抨击。国家没有以恰当的方式和付出恰当的代价取得符合社会所要求的改进，国家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只是使经济与其需要获得增长的状况进一步背离。因此，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新经济环境，新的经济形式及竞争，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作用遭到广泛的质疑，公共部门甚至成为和低效的代名词。

总之，新的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自身的弊端，相对于以往的各个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必须应对挑战，提出一种与新的经济环境相应的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新的经济环境，使新自由主义的的时界观，逐渐被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接纳。

二、新社会民主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比较

（一）社会民主主义就其价值观而言，有其成功的标准。不论新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古典社会民主主义都可以以这些标准作为成功的依据。这些标准可以分为两个宽泛的类别：社会的和经济的，思想的和选举的。

衡量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功有以下标准：社会是以平等的生活机会为目标；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注重广泛的和优质的公共服务；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重视改善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以获得选民的持续的支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外交政策以救济贫困、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保障人权为基础。

衡量社会民主主义在在思想和选举方面的的成功有以下标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是否会增强；执政地位是一切政党的最终的目标，成功的政党失去执政地位后，仍然会成为可以取代执政当的政党；思想方面的凝聚力有助于确定政治纲领，确定政治语言，因此，政党的派别倾向会影响其在选举中的号召力。

衡量成功的标准都必须与政党的目标相关，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两种模式之间的目标的变化，意味着成功标准的变化。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主要有：平等、集体权力、扩张国家的作用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再分配、国家为供养者、合作的理论。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公平、个人权利、扶助市场、个人主动获得改善、国家为改善能力者、社会。由于在此考察得是同一类别的政党，他们两种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但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

（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功有的标准存在差异。古典模式成功的标准是，以直接干预的方式，提高收入、财富、权力的社会平等；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保障经济增长、物价稳定、高工资和充分就业；把工会纳入国家制度，以保障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以扩大国家机构作用的方式实现政党的欲求，以社会化的方式，建立公共部门，提供以权利为基础的福利。

新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功的标准为，坚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价值观，与此同时消减公共部门不必要的开支；扩大市场的作用；采用节约和投资型的经济政策实现稳定的高就业水平；提高民主程度；采用不偏向的既得利益的全民政策；促进社会公平程度的提高。

成功的标准有很多种，这些标准因时间而异，但是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成功的标准更加简单也更绝对，即消除贫困；新社会民主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相比较而言，虽然有许多共性，但它是一种逐渐弱化的模式。

（三）新社会民主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比较可以揭示出新社会民主主义在某些方面的失败。首先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新社会民主主义在起政党的党纲中对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平等及集体行动等未做规定或未予考虑；其次就其执政能力而言，未能充分满足选民的期望和增强未来的信心；未能建立稳定的选举联盟，新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缺乏内聚力的脆弱联盟，这样的状况会加剧选举的不稳定性和阻碍连续执政。

三、新社会民主主义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比较的启示

（一）从早期到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一直面临着困境，社会民主主义所面临的困境从本质上说也就是一个持有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政党是否能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发挥作用的问题。在早期这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放弃他们的革命纲领以适应资本主义制度。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具有连贯性的问题。

从以上的比较和论述来看，古典社会民主主义与新社会民主主义似乎都没能使社会民主主义摆脱其面临的困境。虽然古典民主主义不适用于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不断变化的境况和挑战，但其定义与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考察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政党的框架。新社会民主主义所存在的弱点和弊端也未能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新的形式下受益，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启示我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要生存应该向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政策回归。

（二）虽然社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越来越向新自由主义靠近，但也不意味着这条路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应该找到一条更明确得实现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道路。为了减少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面临的困境，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纲领应该是不断修复的。总体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前进方向，不是规定性的，而是启示性的，并且这一方向是可以论证的。这样经过论证和修复的社会民主主义将比此前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更具有特色。它的目标应该是：1、平等，应该恢复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政党对这一概念的控制。为了使大多数人能够发挥自己的积极条件，必须对收入、财富、权力进行再分配；2、国家既是扮演提供者的角色又是能力的赋予者。这样的做法应当是最为恰当的，它既给予人们能力使其能把握机会，又能为那些没有足够的能力把握机会的人提供福利；3、利益相关者，这种做法是认识到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分配方法，但同时也认识到要使资本主义有效得运转，政府必须干预；4、集体背景下的个人权利，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已不再把集体作为行动的唯一手段，而是认为应该平衡个人与集体的权利，这样方法，在社会的不安全感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对相当数量的一部分人，十分具有吸引力；5、社群背景下得合作，包括放下经济事务和民主的权利，地方合作是其发展方向。这些目标将指引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政府制定政策的方向，有利于社会民主主义走出困境。

参考文献：

[1]W.E.Paterson and A．H Thomas ,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0xford:clarendon press ,1986,p3)

[2]托马斯・迈尔.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共同的基础和争论的问题[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1）.

第2篇：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成分范文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在实践中，由于主客观的诸多原因，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发生了嬗变。本文将试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内容出发探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实践中发生的嬗变及其原因，以期为我国现阶段改革提供经验启示。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然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等方面的理论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1.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性

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关系原理，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是旧中国的生产力非常落后，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的经济是非常孱弱的，尤其是重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建国初期我们几乎没有可以凭以立足的重工业产业，大部分都是农业、手工业以及家庭式的小作坊工业。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通过新中国的建立，我们肃清了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对经济的掠夺破坏，使建立新的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可能。因此，新中国必须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2.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目标，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1]。在这个共和国中，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构成形式。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并使之居于主导地位;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节制资本”。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曾指出新文化是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不是资产阶级文化，也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3.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既存在资本主义因素，也存在社会主义因素，它的阶级基础和政权结构中不仅包括农民阶级、工人阶级而且还包括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因素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因为各种社会主义因素尚处在未完全发展的状态，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同时，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2]675，而且“时间是相当地长”[2]684。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具有理论指导性和现实可行性。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1952年底，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和巩固起来，各项建设事业都呈现出勃勃生机。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实践嬗变

1952年下半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逐渐放弃了原来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战略构想，选择了一条直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道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实践嬗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时限的论述的变化

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讲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分别说要十五年、二十年或是三十年。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经历长久的时期， 新民主主义“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2]684“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2]160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强调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一段时间后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一定发展后，一举进入社会主义，可以说要坚持的时间是不短的。但是在毛泽东访苏返回北京后随即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10-15年就基本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际的时间是四年，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大大缩短。

2.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作重心的变化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到建国后应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也说过“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但是后来，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虽然也是坚持“一体两翼”即强调实现工业化为“主体”、对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为“两翼”，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作为了工作重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给人们的客观印象就是淡化了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

3.关于对待资本主义态度的变化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3]1058其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又提到“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4]1479可以看出，早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是采取保留态度，即可以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但是后来，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使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灭绝”，主张要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原先的保留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思想发生了背离。毛泽东思想的变化是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对待资本主义态度的一个缩影，说明当时党内对待资本主义态度已经发生转变，由原先的允许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转向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实践嬗变的原因

1.客观原因分析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实践中的放弃有其合理性，受其所处时代的大环境背景下的客观原因的影响，我们要从国内环境和国际背景两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扩大工业化的客观要求。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毛泽东意识到我国正面临着发展国防工业及重工业的首要任务，在冷战局势下，我国要自强自立就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国防和重工业体系。中国是一个重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要建立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先把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举全国之力以图之，而当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体系并不具备这个能力，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重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发展。因此，搞合作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然选择。

二是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苏联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逐渐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的政治格局。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方，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恢复、重建工作也依靠了苏联的援助，但是由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苏联方面始终认为中国实行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斯大林认为毛泽东要做“第二个铁托”，访苏的经历使毛泽东意识到必须尽快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获得苏联的承认与援助，加之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唯有社会主义苏联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更让毛泽东坚定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信念。

2.主观原因分析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被放弃也有其主观因素的影响，主要是理论本身的不成熟。虽然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必须要存在的过渡阶段并且完整表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条件、步骤、方法、时间界限等概念都模糊不清，特别是对于通过何种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如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都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而且，毛泽东曾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是党的中心任务，然而同时他又预言在民主革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国内的基本矛盾，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并不匹配。我们知道一个理论能够坚持下去并始终焕发生命力那么它一定要有明确理论界定，不会存在模糊概念，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并没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具体的准确论述，没有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任务做出正确分析，没有把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明确固定下来，使得在实践中很容易产生意见分歧，给具体工作的开展带来困难，从而极易发生放弃。

第3篇：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成分范文

关键词：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提出与历史嬗变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综观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不是泛指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它不包括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由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个长时期内，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批评了“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再次强调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1950年6月毛泽东还批评了那些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说“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1940年1月，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认为需要发展的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毛泽东还科学地预见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1950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稿上批语，强调应当限制和排挤“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后，这一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首先他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在他亲自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又指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到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12月曾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但这些思想并未能坚持下去。此后，不仅资本主义私营经济被灭绝，连个体经济和农村自留地也被取消。

导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急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是建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自身固有的各种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迫切需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观上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变化，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而对其消极作用估计过重，因而提出了急于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一）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所采取的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它极大地促进了俄国经济发展。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他还批评党内有的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的启示

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新民生主义提出了“节制资本”的思想。所谓“节制资本”，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毛泽东批判地汲取了孙中山新民生主义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1940年1月，他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的作用，强调这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认为一方面要允许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和发展，但同时应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三）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1931至1934年党内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1931年至1934年，王明在革命根据地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经济政策。如1931年11月通过的《劳动法》规定了机械的8小时工作制，名目繁多的节假日，过高的福利待遇，强迫介绍失业工人，降低征税起点，提高税率。这样致使苏区工厂、商店歇业倒闭，工人失业，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努力纠正这些错误政策。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保护私人经济使之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同时并进的政策。他说：“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恢复并发展了党的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都公开宣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度推行的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提出要“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来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从而有力地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误。

在1947年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在阐述“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政策时，他指出，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所犯的那样，是绝对不许重复的。针对某些地方侵犯私营工商业的现象，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章，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是政治上争取、经济上保护，强调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曾经指导党制定了对待民族资本主义正确的经济政策。1947年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就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建国初期又对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促进了它的发展。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评价与启示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即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之所以要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当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从抗战前直到1949年，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而“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对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增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有利的。毛泽东正是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问题的。

1947年在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所以必须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革命胜利后存在和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况”，因此，革命胜利后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这无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不允许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同时毛泽东认为，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能排斥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毛泽东是从反对党内民粹主义思想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他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而我国现阶段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提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从历史的、理论纵深的角度深刻认识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有助于深入理解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有关政策的重要性，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第4篇：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成分范文

关键词：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四座里程碑；中国模式；人民当家作主；人力产权自主实现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5-0044-08

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而我认为，随着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而先后竖起的四座里程碑，可以说是上述三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标志。

事实上，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的历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华民族探索复兴崛起道路的辉煌历程。“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及各种关系回归人自身。”这一辉煌历程的一切发展，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人力产权自主实现不断充分体现的历程，一个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日益强起来的历程，一个马克思揭示的人的异化与复归规律不断演化为中华民族复兴崛起具体历史形式的历程。

一、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勇敢担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复兴崛起历史使命的经济基础奠定

1　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有三种基本历史形态。一是“单一公有型”，即改革开放前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公主共发型”，即以宪法形式确定下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定型”基本经济制度。三是“公优充分型”，即将来公有经济优势充分发挥达到可以取代非公经济的“成熟型”基本经济制度。

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社会制度实践上是探索中华民族复兴崛起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模式的过程；在人类解放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丰富创新马列主义、思想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无论从“单一公有型”发展完善为“公主共发型”以及将来升华为“公优充分型”的历史过程看，还是从“单一公有型”、“公主共发型”和“公优充分型”各自建构发展过程看，作为经济基础，都毋庸置疑地决定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进程的方向。

2　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本质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勇敢担当

从人的发展意义上看，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归根到底的历史本质，在历史进程维度上由人的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作用于现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决定，集中表现为经济社会制度“否定的否定”过程中人的异化与复归；在社会政治高度上由中国共产党党纲见之于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历史过程决定，集中表现为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构实践效度上由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历史趋势的不可阻挡性决定，集中表现为人力产权自主实现。

当然应该看到，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历史本质当下的充分彰显，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凭借经济、政治乃至国际话语权的某种主导甚至垄断地位，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并颠覆社会主义以攫取全球财富而受到严重阻滞。这种阻滞的温和表现，是新自由主义全球泛滥导致的“否定的否定”和人的异化与复归历史趋势的逆向化或恶化。如被“和平演变”，雇佣劳动关系全球性恶性发展等等。这种阻滞的极端表现，是西方发达国家打着维护人权、民主的幌子，对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人权乃至肆意践踏等等。面对这一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坚守“坚持不懈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自己的努力，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的庄严承诺，不惧困难，勇敢担当，毅然决然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其意义的深远重大，在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

二、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建构政治历史前提的浴血创造及其历史必然性——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的第一座里程碑：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

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的建构创造政治历史前提，使中华民族政治上站起来，是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的第一座里程碑。撇开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的蓄意扭曲不论，学界对此依然存在的争议，是基于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片面理解，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建构历史必然性的质疑，甚至误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

1859年，马克思总结自己的研究时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够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他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经典理论，列宁在批判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时，曾引用并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今天重温并进一步深刻理解马克思这一经典理论以及列宁的阐释，有重要现实意义。

深刻理解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理论，应像列宁那样，沿着马克思的思路，首先深刻理解这段话开头部分关于“经济基础”的论述。马克思把“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生产方式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称之为“经济基础”，其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经济、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这也是早在提出“两个决不会”之前的《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原因。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所有制问题的运动是一切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另外，“迄今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一部世界史，就是所有制关系变更的历史”，也是一句流传甚广的经典名言。任何蓄意淡化甚至扭曲这些基本原理的观点和做法都是错误、有害的。对于“财产的所有权‘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观点，把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混同的观点及改革倾向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放专文入木三分地指出：必须警惕有人把对“两个决不会”的错误解释，用作反对或改变改革的政治方向的挡箭牌。至于基于“两个决不会”误解的“搞早了”的观点，除对“两个决不会”理论认识欠深刻外，对旧中国的腐朽程度、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共产党党纲的认识似乎也欠深刻。

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旧中国，自鸦片战争起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后，帝国主义列强肆无忌惮的军事、经济乃至文化侵略、掠夺，加速了经济的衰败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腐朽。辛亥革命时武装力量并不强大，参与人数并不广泛，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目标并不彻底，由此可以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概率很低。辛亥革命的成功，根源于清朝政府腐朽不堪到经不起微弱革命力量击打的程度。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致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人民不革命就没有生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济社会基础。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起到的是“助产婆”的作用，只是在加速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上有决定作用。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否定的否定”发展规律、“两个决不会”经典理论作用于中国发展的成功验证。基于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63年建构发展的中国模式的享誉中外，是这一经典理论成功验证的再确认。

三、“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中华民族站起来经济基础的奠定和中国模式建构起步——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的第二座里程碑：“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

新中国建立，中国人民政治上站起来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竖起了带领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第一座里程碑。第二步亦即第二座里程碑，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中华民族政治上站起来后站稳脚跟的经济基础。虽然“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很不完善，但作为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第一个历史形态，其重大意义不容低估，“搞早了”的观点不成立。

1　“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烙印和历史功绩

新中国28年（1949－1978），以消灭私有制为指向，建立了最后使公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95％以上的“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俗称“单一公有制”，为新中国整个上层建筑的建构发展初步奠定了经济基础。作为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第一个历史形态，“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打着探索前行的历史烙印，如公有化的要求过高、过快，脱离生产力的水平等等。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翻身解放政治上站起来进发的巨大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很大程度地弥补了上述不足。“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中国模式基本经济制度建构的起步形态，不但在经济上第一次让人民当了家作了主，而且初步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经济基础，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2　“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建构的理论基础和经济社会基础

“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建构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对《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肤浅理解形成的“一大二公”观点。彻底“消灭私有制”作为人类发展自然历史过程中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需要以保障财富生产基本达到各取所需程度的发达生产力为物质技术基础。现在回头看，可以肯定，当时致力于把小农经济、手工业和民族资本全部改造成为公有经济是错误的，但若不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使之居于主体地位也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通过“三大改造”建构基本经济制度并进而使之不断巩固完善中，充分估量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紧紧围绕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要求和共同富裕的经济目标，在广大农村巩固并不断发展完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以及个体商业自由发展；在城镇巩固并不断发展完善公有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的同时，允许部分私有经济和个体经济自由发展。

但这绝不是说社会主义“搞早了”。若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一致性看，社会主义不是“搞早了”，而是“搞晚了”。孙中山是中国最早了解欧美合作经济并主张合作社运动的伟人。其他如廖仲恺、戴季陶、陈果夫、薛仙舟等等，也都曾是合作社运动的推动者。1927年6月薛仙舟起草了《中国合作化方案》，1934年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合作社法》和《实施细则》，并先后建构了17万个合作社。由此可见，如果第一次国共合作纲领得以全面实施，很快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必然的。进而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构发展15至20年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也是十分可能的。这种可能性，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其次在于时值苏联创造经济腾飞奇迹以及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发展树起的国际榜样，第三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基于这些国内外环境，可以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提前10年左右是可能的。

当然，历史不能重新走过。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首先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决定的浴血奋战28年，让中国人民在经济上站起来的必然，其次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使然——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巨大支持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新中国的封杀（苏联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就予以承认并建交，而美国为首的西方20年后才先后承认新中国，中美直到1979年才建交）。何况，中国模式迄今为止的历史成就和国际影响，业已充分说明新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正确，证实了“三大改造”对人类发展历史进程做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

3　“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建构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无论“三大改造”中的农村集体化，还是民族资本的赎买改造，都没有原盘照搬苏联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化道路，标志着中国模式建构的起步。

农村集体化没有照搬苏联建立集体农庄的公有化模式，而是吸取其一步到位急于求成的教训，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村集体化理论，走出了一条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化道路。第一，立足国家工业化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全面把握工农关系，正确地制定实施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战略；第二，立足广大农民摆脱贫穷、实现共同富裕的强烈愿望，从巩固工农联盟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准确把握了农村集体化的历史意义；第三，把农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机结合、同步进行，使之相互促进；第四，贯彻“改造”与“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第五，坚持自愿互利、反对强迫命令的原则，在引导、说服、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三步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道路；第六，坚持党对农村集体化的领导，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第七，把合作化运动与农民人文技能素养培育有机结合；等等。

因而可以说，“三大改造”中的农村集体化，极大地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村集体化理论，走出了一条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创造了中国空前的农村发展奇迹农村集体化道路。其不可低估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于除标志着中国特色农村集体化道路的成功外，还在于对当前乃至今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来说，也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经验财富。但意义更大的似乎是中国民族资本的赎买之路。

中国民族资本的赎买之路，可以视为立足国情破天荒地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赎买理论，前无古人地走出了一条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物的改造到人的改造有机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资本改造道路。如通过有利有节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形式，创造性地探索了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再如帮助民族资本家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者和劳动者，实现了物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的有机结合；又如采取两面夹击战略恰当处理了与农村集体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恰当处理“三大改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赎买理论以及实践的伟大创新。

无疑，“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走过了近30年十分曲折艰难的建构、巩固之路，存在这样那样的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的错误。但对于“三大改造”的意义无论如何界定，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理论和实践创新，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即中国模式探索的起步。因为即便仅就这一历史过程在西方封锁下打造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言，也将永远彪炳千秋。更何况，还有更具社会历史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应建构发展。因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由此可以预见，未来某个时期总结中华民族复兴崛起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时，完全应该做出这样的结论：“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初步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经济基础，所标志的中国模式的萌芽起步，是继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划时代巨变，也是继苏联之后发生的人类历史上改变国际经济政治版图举足轻重的重大事件。

四、“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中华民族富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中国模式的形成标志——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的第三座里程碑：“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

“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的第三座里程碑，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崛起走向富裕的根本经济制度基础。以宪法的形式把它“定型”确立，表明其既决定了又标志着中国模式的形成。其意义十分深远重大。

1　“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定型”确立的重大历史意义和重要历史地位

“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1997年写人中共十五大报告，1999年3月载入宪法，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过50多年的建构、巩固和发展完善而最后“定型”。对此，无论从其奠定中国模式保障中华民族富起来的经济基础来说，还是从其作为中国模式的经济制度内容来看，都标志着中国模式的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20年（1978－1997），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由“单一公有型”向“公主共发型”的完善升华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加快富起来的过程。由此带来整个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相应发生的重大变化，不仅有目共睹地得到广泛肯定，而且由于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凸显的优越性而首先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作为人类发展模式的一种，举世瞩目地载入新中国乃至全人类发展史册，具有毋庸置疑性。如果不是刻意避开或抹杀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那么，国内外某些把中国模式的形成原因归功于“市场化”、“全球化”的观点，在两个方面都显得十分肤浅。一方面，没有看到“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定型”确立，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加快富起来的中国模式的经济基础，而且作为中国模式的经济制度构成或中国模式中的经济发展模式部分，决定着也决定了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历史性质以及发展方向和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没有看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仅仅同人类发展特定历史阶段即利益差别广泛存在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看不到市场经济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物质的极大丰富、经济利益差别广泛存在的消失而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也就看不到“市场化”服务于特定经济、社会制度的工具性和历史性。无疑，社会主义现阶段，市场化在配置资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重要作用仅仅是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社会都可以用的工具性作用，在我国只与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中国模式的现阶段相联系。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利益差别的缩小，市场经济作为基于利益差别的资源配置方式步入淘汰时期是自然而然的。届时，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将由“公主共发型”向“公优充分型”转型升华，中国模式将更加完善成熟，社会主义将由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演进。

2　“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定型”确立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由“单一公有型”向“公主共发型”转型的历史贡献，是非公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范畴，使之由社会主义制度外到制度内，由公有经济补充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重大理论意义，模仿列宁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的评价，可以这样表述：“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制度上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

具体说来，“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的重大实践意义，至少有两个层面：从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层面看，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无论过去的“单一公有型”，还是现在的“公主共发型”抑或将来的“公优充分型”，都既是中国模式相应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又是与中国模式形成、发展过程相应历史时期相适用的基本内容，并构成其根本或“脊梁”部分。中国模式在这场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其根本或“脊梁”作用的初步彰显。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层面看，“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中国模式的经济基础，对于中国模式形成和发展完善的决定性作用及其重大实践意义，就更加清楚了。可以说，“单一公有型”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经济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可称为中国模式经济制度的起步形态；“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经济体制是当代有待完善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称为中国模式经济体制的当前形态；“公优充分型”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经济体制是完善发达也是趋于消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称为中国模式经济体制的未来形态。现阶段，“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多种产权形态，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和不断发展完善的市场主体体系基础。没有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由“单一公有型”向“公主共发型”的嬗变升华，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更谈不到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五、“公主共发型”将来向“公优充分型”升华：中华民族由富到强经济基础的奠定——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的第四座里程碑：将来的“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

发展完善“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在将来使之向“公优充分型”转型升华，光大中国模式，打造中国共产党再创辉煌的第四座里程碑，将最终奠定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由富到强的根本基础。

1　“公优充分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和基本特点

“公优充分型”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第三个历史形态，亦即成熟形态，特指“公主共发型”在将来发展完善到公有经济优越性充分彰显，非公经济以及资本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日落西山，公有经济加速取代非公经济历史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其基本特点至少有两个：一是生产力水平在多个领域赶上并超越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富裕目标高度实现，公有经济制度发展完善到足以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程度。二是人类本性的复归日益加速充分，并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宏观政治体制较为充分地保障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宏观经济体制充分保障人力产权的基本生存权实现的同时，全面发展权、公平共享权和管理监督权等权利也已经较为充分自主地实现；三是微观经济制度即企业制度中，人力产权型现代企业制度趋于普遍化。

2　中共自十六大以来对发展完善“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的重大贡献

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中国模式的根本基础，决定了当前光大中国模式的根本切入点，是加快发展完善“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对此，中国共产党自十六大以来做出的重大贡献，集中表现为两个“毫不动摇”的提出和内涵的不断完善。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于”，简称两个“毫不动摇”。其内容即：“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中共自十七大以来，在一再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过程中，对“统一于”的内涵逐步作了完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中共十七届四中要求全党“自觉划清”的四个界限之一，是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把两个“毫不动摇”应用于文化体制改革，为“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支持和壮大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毫不动摇地鼓励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健康发展。”

3　中共十六大以来发展“公主共发型”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意义

中共十七大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明确了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同为市场主体，在市场上一样拥有公平竞争的平等地位，这一为二者通过市场实现平等竞争、优胜劣汰而形成相互促进关系所作的历史定位，拓宽了两个“毫不动摇”“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的“统一”路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很大。非公经济的这一市场主体地位定位，对于非公经济来说是历史性的。即便“三大改造”之前，非公经济也没有取得如此历史地位。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全党“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事实上是提醒全党高度重视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外的巨大危害，绝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制。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全党创造“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更清晰地明确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上的平等地位和公平竞争关系。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对“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的要求，可以理解为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各种产业，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公主共发”的根本原则，都具有不可动摇性。所有这些，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具有多重性。

第5篇：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成分范文

【关键词】中共七大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

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对资产阶级的阶层结构进行了科学的区分，并依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对资产阶级不同阶层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从政策的阶级倾向看，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中国资本主义是关于资产阶级政策和策略的中心；从政策的历史空间来看，中共七大时期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思想认识与政策策略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这期间，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崭新概念，而且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位、作用等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作为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认识既较好地推动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又很好地团结了革命力量，为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七大时期关于资本主义的思想认识

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召开的最后一次极为重要的代表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提出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乃至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七大期间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政策，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论断，则是民主革命时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重要论断。在七大报告及结论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呢？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有民主的资本主义。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①可见，“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在与“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和“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比较中提出的，其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整体上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重要的经济基础。

还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内涵。首先，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过程。这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其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与中国民主革命紧密关联。“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经济落后的国情、私人资本主义自身的进步性等都是形成这一思想认识的重要因素。再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前途紧密相连。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在于建立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以国家工业化为前提条件，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广泛地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②这种关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既要立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实际，也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前途的主张，体现出了策略性与战略性的统一。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七大期间，首次强调，与此前革命阶段相比，“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要“广大发展”。在此期间，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经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要得到“广大发展”和“广泛发展”。指出：“我们不要怕资本主义。”③相反，“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④确切地说，“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指“在充分肯定新民主主义的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前提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广泛地发展包括部分非垄断性的大型私人企业在内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唯有如此，中国才能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进行到社会主义社会。”⑤可以说，提出和论述的“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始终是与中国革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前途联系在一起的，是在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下思考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的。

从“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绝种”再到“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而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着眼于社会主义前途、服务于战争需要，则是七大时期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的重要依据。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度。认为它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在可控的范围内发展这种经济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在他看来，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⑥他还着重强调，“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⑦

不难看出，主张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也就是限度，最根本的即是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民主革命时期广泛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因为有利于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资本主义绝种”，是因为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搞资本主义”，是因为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是在可控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以服务于社会主义。

中共七大时期关于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原因

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与政策始终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紧密相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长期共存、相互竞争的态势下，认真分析中共七大时期关于资本主义思想认识与政策的历史原因，对于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有利因素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总结起来，中共七大时期关于资本主义的思想认识及相应政策，是在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革命战争需要以及私人资本主义自身性质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根本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业、手工业仍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迟缓，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也是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最基本依据。近代中国，从统一战线的角度讲，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则是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与对近代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相对应，社会经济领域也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⑧中共七大时期，则再次强调基于经济落后的现实国情，“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民主革命战争的需要是直接原因。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外患内乱之中，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主要的革命对象。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排挤和夹击之中，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由于自身的剥削性以及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使其在革命低潮时期容易走向妥协。在此认识基础上，在中共七大时期提出了以“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较为系统的思想认识和政策。可以说，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是以战略性眼光分析和对待资本主义的直接原因。

私人资本主义的自身特性是主要内因。民主革命时期，能不能以及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的自身性质。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七大报告及结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革命的，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此外，近代中国社会阶级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状态，先进的无产阶级、反动的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都是少数，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力量则占多数。因此，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需要资产阶级的参与和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可见，主张“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不仅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取得民族战争胜利的策略需要，也是革命发展的全局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有助于消除中间势力的疑虑，最大限度地争取革命力量、发展社会经济，从而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本文系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YJA710024）

注释

①顾龙生：《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01页。

②《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2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6、55、125页。

④同②，第322~323页。

⑤欧阳小华，郭少华：“对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认识轨迹探析”，《井冈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第6篇：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成分范文

关键词：老挝；社会主义；改革探索

前言

作为世界仅存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的老挝，从成立至今一直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并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本文将对老挝的社会主义新探索作一粗浅的论述。

一、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的动力解析

老挝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以适合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要求的方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下面对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的发展动力进行解析。

（一）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的时代动力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老大哥”苏联紧锣密鼓地筹措着“新思维”改革，加快了改革进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会主义改革，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到政治，领域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声势浩大，成绩斐然；越南也在一片改革声浪中加入了改革的队伍……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在涌动着改革的浪潮，“不改革死路一条”已经成为老挝全党及全国人民的共识，改革已成为走向未来的希望，这一切都使老挝很快融入到改革的洪流之中。

（二）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的政治动力

面对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老挝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及人民革命党领导的同时，还必须致力于消除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及反对党，使得老挝人民革命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相应的，压力驱使老挝加快社会主义新探索的步伐。

（三）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的经济动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之所在，它对惠及百姓、稳定政局、增强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经济是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最根本、最基础、最必要的动力，也常常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突破口。而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老挝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提供了榜样和动力，使老挝加快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步伐。

二、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的蓝图

老挝人民革命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反思和调整，指出老挝有自己的特点，要独立探索，并就未来的发展制定了新蓝图。

（一）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的主要目标

老挝在进行社会主义新探索的过程中，制定了新的改革目标：1.经济上，建立多种所有制和多种规模的比例合理的现代经济结构，保持农林业、工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的同时，动员一切力量推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2.政治上，加强对经济、文化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提升人均国民收入，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的政治环境；3.对外关系上，始终坚持“广交天下朋友”的原则，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并吸引大量外商投资和国际援助。

（二）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的基本原则

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的基本原则可概括为“六项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坚持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坚持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人民民主；坚持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

（三）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的主要措施

老挝的社会主义新探索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上，积极稳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确保国家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完善干部制度，逐步实现高级领导层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加强思想教育，反对自由化思想和西方的“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新探索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第二，经济上，在农村，加强农业立法，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保证粮食基本自给的同时略有出口；在城市，一方面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的企业外，其他行业的企业通过承包、租赁、合资、股份制等不同形式加快向其他所有制转变，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格局；另一方面实行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并加强经济领域的立法工作，促进老挝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一系列措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经济发展步入复苏轨道；第三，外交上，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并对外国的投资活动进行适当的引导，以加强同各国的贸易往来；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社会主义新探索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的评价

（一）老挝实行社会主义新探索所取得的成就

老挝在社会主义新探索的过程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革新政策重新明确了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使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对党的信任不断增强；2.革新政策符合老挝经济和社会的实际情况，为建设有老挝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政策支持；3.革新政策充分利用了国内外的资源和有力条件，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4.革新政策扩大了对外合作关系。

（二）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面对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取得的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新探索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党的建设要求在实际中还得不到全面的执行；一些政府执行部门缺乏责任意识，对法律、政策执行不力；宏观经济情况还不稳定，工业基础薄弱，对外资依赖较为明显，经济总体上仍属于世界上最贫穷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发展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相关国家防卫和安全政策在执行中没能得到很好的协调；外事活动还依赖于经验，没有合适的长远战略规划。

（三）关于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的几点思考

通过对老挝社会主义新探索的研究，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1.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和建设，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解决政治与经济、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等问题；2.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建设，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3.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只有进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才能不断得以提高；4.从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大局出发，应当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5.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是摆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一个十分突出的任务。

在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中，老挝革命党不畏艰险、求真务实，抓住机遇进行新的探索，取得了改革的伟大胜利。（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马树洪.老挝建设社会主义的机遇、挑战及前景[J].东南亚南亚研究，2010，（03）

[2]江朝霞.当代社会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03，（03）

[3]布成良.全球化视域的社会主义[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3）

[4]张治海.新科技革命下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6，（05）

第7篇：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成分范文

关键词：民族社会主义；拉美地区；新态势；展望

中图分类号：D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1－0112－08

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并存着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三大流派。其中民族社会主义是一个出现比较晚但影响较大的社会主义流派，其突出特点是形式多样、流派众多、思想繁杂。它通常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民族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所奉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术界也称之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1]或“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亚非拉地区的很多国家相继取得民族独立。在90多个民族独立国家中，约有半数左右的国家先后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走社会主义道路。它们无论是实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是近似欧美的民主社会主义，抑或是带有浓厚民族或宗教色彩的各种社会主义，都面临着重重困难，大多数都半途而废甚至销声匿迹了。不过近年来，拉美地区兴起了委内瑞拉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莫拉莱斯的“社群社会主义”（或“印第安社会主义”）、厄瓜多尔科雷亚的“21世纪社会主义”，使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重新活跃起来，给民族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是民族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发展。

一、21世纪拉美地区民族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态势

在拉美地区，民族社会主义从19世纪中叶萌芽到20世纪90年代大致经历了社会主义思想启蒙、探索实践以及调整转型的历程。受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随着玻利维亚青年军官戴维·托罗上校的会主义、阿根廷的庇隆政权和委内瑞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秘鲁的贝拉斯科军政府的会主义、圭亚那的合作社会主义等民族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它已经从最初的一种思潮流派，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经历了20世纪的盛衰沉浮，民族社会主义在21世纪出现了新的发展迹象。近年来，随着政治经济状况发生急剧变化，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左翼政党在拉美的一些主要国家赢得执政权之后，他们在考察拉美发展状况、分析资本主义弊病和总结传统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推行各自的新社会主义模式，并把它视为解决本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探索新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再度兴起。其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家的“21世纪社会主义”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焦点。虽然这些理论主张和实践措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尚处于发展之中，但其中不乏进步的思想和创新的火花，值得我们关注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理论上旗帜鲜明的主张

拉美的一些左翼政党或政府从各自的国情出发，结合本国特点，明确提出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既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带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们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所体现的思想资源和实践风格既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也带有明显的本土色彩。

1.发展道路和本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鉴于西方资本主义与前苏联社会主义暴露的问题和弊端，拉美的社会主义寻求一条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扬长避短。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多次重申：“‘21世纪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不会是追随古巴的模式，而是崭新的、委内瑞拉特色的社会主义。[2]”莫拉莱斯的“社群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反对新旧殖民主义和回归传统的平等、公正的基础之上的。他领导的执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认为，五百多年的殖民主义统治照搬和抄袭西方发展模式，这是造成贫困和剥削等问题的根源。[3]

拉美左翼政府已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进行了符合本国实践的探索。有的政党或国家虽然宣布并不实行科学社会主义，但都致力于“使社会主义拉美化，本土化”。查韦斯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原生的社会主义，是印第安人的、基督徒的和玻利瓦尔的社会主义。”[2]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国经济和社会问题，莫拉莱斯政府已将“社群社会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和发展模式。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也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他强调厄瓜多尔的社会主义具有本国特色。

2．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

（1）社会公正。拉美各左翼政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不尽相同，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也多种多样。但是对于拉美地区的21世纪社会主义来说，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有着较为一致的理解和相近的阐释：反对社会不平等，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理想社会。他们认为更公平的资源分配，更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公正和自由。莫拉莱斯在2005年总统大选获胜，发表演说时就表示，就任后他将对政府进行重大改革，努力建设一个平等和公正的社会，使得底层百姓摆脱困苦。莫拉莱斯宣誓就职总统前拜祭大卡拉萨萨亚神庙，他发表讲话承诺在执政后将在这个安第斯国家实现　“平等和公正”。他宣布：“今天将是全世界土著居民追求平等公正的开始。我们依靠人民来殖民体制和新自由主义。”[4]因此玻利维亚以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承认人类权利的普遍原则。科雷亚认为拉美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因此现在出现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潮。厄瓜多尔要通过“21世纪社会主义”，寻求公正、平等、高生产率的经济和就业。查韦斯也强调公正平等的重要性，他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人人平等，互帮互助，人人享有各种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的美好社会。

（2）民主思想。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对于新形势下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而言，民主既是一种普遍价值也是一种具体手段。作为价值，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的基本权利；作为手段，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方法，与具体实际相联系，在实践中得以体现。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大多数领导人主张走本国特色的民主道路，不能只搞形式上的民主。因此在新形势下，结合本国国情，拉美的左翼政党都放弃了阶级和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采取温和的改良道路通过议会选举获得执政权；普遍接受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模式，并积极动员民众参与政治。他们认为只有政治民主而无经济民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民主。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激烈抨击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弊端，认为代议制民主并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愿，政治腐败是与代议制民主紧密相连的。[5]但是从他的政策和道路选择上来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走资本主义和平议会民主道路，适应了本国的国情。玻利维亚主张建立和完善社群民主，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达成共识，这样可以在互相尊重和互相认可的基础上实现真正意义的参与式民主。厄瓜多尔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是人民参与和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人民是社会主义的主人，只有人民才能不断探索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21世纪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参与式民主的基础上，其价值追求是推进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在推进民主的进程中促进平等、博爱、和平和公正，尊重人权，实现各民族和睦相处。

（3）民族主义。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的显著特点是强调本国的民族传统和特色，民族主义色彩浓厚；强调国家独立统一，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从这一方面考察，它们属于民族社会主义性质。它们在理论上非常重视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价值，注重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同时始终高扬民族主义旗帜，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提倡民族独立、统一和复兴，并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另一方面，他们也把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奋斗目标。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最显著创新就是融合玻利瓦尔的民族主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拉美的民粹主义。查韦斯也曾高调宣布委内瑞拉所实行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性。他积极追求拉美大统一。他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拉美，实现玻利瓦尔的梦想。他希望联合其他拉美国家，消除国家界限，建立一个统一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6]他的思想和主张得到了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领导人的响应和支持。莫拉莱斯也从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他强烈反对美国推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认为这将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他主张玻利维亚应当与南美的左翼政府和国家站在一起，共同加速推进拉美一体化。

（二）实践中各具特色的探索

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为代表的拉美领导人在实践中通过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外交等几个层面，积极贯彻和实施他们倡导的的政治主张和理论。从总体上来看，政治上，这些国家基于民主的主张和理念都保留了现行的代议制民主体制和多党竞争，同时大力提倡和扩大基层民众的政治参与，走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的道路；经济上，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推进国有化进程的同时，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实际上实行的是混合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注重改善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公正；在对外关系上，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着力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

1．政治层面，拉美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都主张实行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改革。他们大都要求修改宪法并颁布旨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律，增加政府权力，限制国会权力。前文已提到，他们都不赞成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民主革命”、民主选举的方法获得政权。他们主张社会多元化和思想多元化，实行议会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多党竞争。鼓励人民广泛参政，实施“参与式民主”，建立基层权力机构“社区委员会”，旨在保障基层人民权利，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

查韦斯的连续执政被视为“2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重要保障。2009年查韦斯政府的修宪提案在公民投票中获得通过，其内容是取消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级民选官员和议员的连任限制。他借助《授权法》赋予总统的特别立法权力，颁布一系列旨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律。[7]

与查韦斯政府相同，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府和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政府也通过修改宪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确立制度框架。玻利维亚为贯彻和保障“社群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采取关键性的政治举措——召开制宪大会，意在制定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新宪法。2009年1月新宪法以公投方式获得通过，明确提出建设平等公正的国家，保证每个民族和社会群体都能积极参与建设新的祖国；保障公民的美好生活和重新掌控国家的自然资源等。另外，莫拉莱斯政府还颁布了马尔塞罗·基洛加·圣克鲁兹法，旨在根除行政和司法腐败。2007年1月科雷亚总统就职后，于同年提出了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作为其革命行动的思想纲领。新宪法在2008年获得通过，对厄瓜多尔现行国家体制、政治结构和经济模式均作了深刻调整。新宪法除了加强了总统的权力外，在政治领域打破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除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外，增设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选举职能，新设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委员会。新宪法突出了以人为本和公平分配理念，特别强调保障中下层民众利益。

2．经济层面，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引发的问题十分严重，使拉美经济困顿不堪，充分说明新自由主义模式绝不是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莫拉莱斯强烈反对美国推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认为它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拉美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抛弃这种模式，积极制定和推行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实行经济改革。他们均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国家经济运行的计划性，例如大力推进以公有制和国有化为主体的混合经济成分，将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部门收归国有；实行。采取各种方法和途径消除新自由主义的消极影响，除了加强计划性，还引导和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人民经济”。

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实行不同程度的国有化，领域主要涉及到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也包括关系国计民生的钢铁、电力、电讯、银行等垄断行业。委内瑞拉大力推行能源、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国有化，对本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科雷亚虽不赞成生产方式的完全国有化，但强化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主导作用，以保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规划与指导。新宪法强调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就业，避免社会两极分化。玻利维亚新宪法规定国家拥有经济主导权，承认国有、私有、社群和合作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莫拉莱斯主张“保卫玻利维亚的自然资源，追求社会公正”。他积极推动自然资源国有化，加强国家对天然气资源的控制。因此莫拉莱斯2006年5月上任后就签署最高法令，宣布对本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实行国有化。另一方面三国政府也不排斥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认为这些经济成分的存在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因而鼓励混合经济的发展。总体上看，他们都建立了混合经济体制，国家采取具体措施帮助私营经济发展；加大监管力度，努力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管理效率。

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都未实行彻底的。查韦斯政府颁布《土地法》，希望在给予补偿的基础上征用闲置或利用率很低的大地产，然后分配给农业合作社耕种，以促进农业的发展。土地问题一直是玻利维亚非常突出的问题。莫拉莱斯政府在2007年颁布新的《法》，规定政府有权向庄园主征收闲置土地，并将其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耕种。政府还向无地的农民出让土地权。

3．社会建设层面，倡导实行社会主义的拉美国家都很重视社会福利和民生问题，纷纷推行有利于民众的福利制度。委内瑞拉等国都致力于建立健全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查韦斯政府在医疗、教育、食品分配、住房等领域实施一系列社会福利项目，例如全民享受免费医疗与教育、引进古巴2000名医生以及建立农村流动诊所和医院等措施，对改善委内瑞拉的社会发展状况起到积极而重大的作用。玻利维亚政府为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和教育实施具体改革方案，如建立家庭、社区和医院三级医疗卫生服务；颁布埃利萨尔多·佩雷斯法进行教育和文化改革。厄瓜多尔政府关注中下层民众利益，实行广泛的扶贫帮困和社会保障制度。

4．对外关系层面，委、玻、厄等国在外交上主张国家之间应遵循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提倡多元外交，虽然均强烈反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和霸权主义，但也重视同其发展关系；十分重视同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各种关系。为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拉美社会主义国家在尊重和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大力加强内部的团结与合作，成立了诸如南方石油公司、加勒比石油公司、南方银行等大型企业，为实现公平平等的竞争，大力发展本国民族经济，摆脱美国在经济上对本国的控制与影响，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自提供了有利条件和保障。玻利维亚与委内瑞拉结盟，在一些重要领域反对美国的政策。莫拉莱斯更是号召南美的左派政府和国家站在一起，共同加速推进拉美一体化进程。查韦斯政府推动成立“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ALBA）”，主张以互补取代竞争、以团结取代支配和以合作取代剥削，尊重每个成员国的。玻利维亚在2006年加入“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在2008年参与发起“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银行。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在2007年底推动建立南方银行，迈出了拉美联合的重要一步。科雷亚政府主张创立南美的统一货币“拉丁”。　委内瑞拉自2006年以来一直为成为南方共同市场正式成员努力。2012年6月第43届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峰会决定接纳委内瑞拉成为该地区组织的正式成员。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获悉这一消息后指出，6月29日是委内瑞拉重要的历史时刻，也是拉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时刻。南方共同市场、美洲玻利瓦尔国家联盟、南美国家联盟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颠覆计划的盾牌。

二、拉美民族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与发展前景

拉美左翼政党和“21世纪社会主义”正在蓬勃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拉美民族社会主义的有关实践正处于探索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

（一）面临的挑战

1．政党力量相对薄弱。委内瑞拉的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玻利维亚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等执政党都是各个政党结成的执政联盟，既不是工人阶级组成的政党也不是先锋队组织。工人阶级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阶级。但是实际上在这三个国家，工人阶级没有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阶级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由于这些国家的左翼政府多是以政治联盟方式联合执政，内部成分复杂，主张各异，缺乏向心力，受国内外影响而解体的风险依然很大。另一方面，拉美左翼政府均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在现行的代议制民主体制下，如果大选时出现政党轮换，右翼上台，那么社会主义进程必然受到影响。反对派和右翼势力依然强大，阶级矛盾尖锐。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必然会损害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根本利益，如果不能在敏感问题上达成一致或者处理不当，就会激化矛盾，可能引发局势紧张甚至政权更迭。因此领导人的领袖地位、当权政府的政绩都是影响政局的主要因素。左翼政党获得人民的支持，连续执政，才是推行“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有力保障。“21世纪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及其政党的政权和政策的持续性。

2.国内局势复杂。从长远来看，拉美实行“21世纪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府都面临着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问题，如何尽快发展经济、实现社会稳定是当前紧迫任务，也是巨大挑战。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需要慎重处理。为实现国家真正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而采取的任何政策措施，都很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这些国家面对的国内外局势极其复杂，这些举措既可能会触动国际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也可能会损害国内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很可能会联合起来，绞杀有利于民众利益的“21世纪社会主义”。事实上，在这三个国家，反动力量为反对改革而发动了多次军事、罢工、示威游行、军事威胁等反动活动。例如，玻利维亚东西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工商业较为发达，政府收归国有的许多工业都在此地区，该地区的领导人认为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损害了该地区的利益，要求自治甚至独立。在这种复杂的条件下，三国政府采取的制度和政策，应尽量顾及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和诉求，以减小或者缓和各阶级、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

3.强人政治色彩浓厚。三个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执政者个人的政治理念和理想。“21世纪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由先进阶级的政党领导的，主要是依靠领导人发起的运动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三个国家也都在宪法中对总统连任的期限进行了修改，扩大总统权力，以保证社会主义进程得以顺利推进。查韦斯、科雷亚和莫拉莱斯作为政治领袖，都非常具有个人魅力，是本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尤其是委内瑞拉的政治进程，非常依赖查韦斯的个人领导，而不是依靠一个有战斗力的政治组织。根据玻利维亚新宪法，莫拉莱斯在2009年12月再次当选总统之后不得连任。如果不再连任，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就将前途未卜。因此三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如何克服对领导者个人作用的过度依赖，加强三国的执政党相对弱势的执政力量。避免“超级总统制”，并且通过民主程序和法制手段实现国内重大变革而不是通过领导人的个人权力和影响力推动社会主义事业。

4.国际影响力不大。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是拉美地区倡导并践行“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三个主要国家，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典型。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就必须联合更多的力量，实现拉美地区各国间的团结与合作，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是事实上，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缺乏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的基础。这三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有限，在推进“21世纪社会主义”的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尚未得到足够广泛的社会认同，面对不可预知的挑战，发展前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二）发展前景

尽管面临着诸多挑战和严峻的考验，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是表现出了大胆创新的品质和令人鼓舞的活力。拉美左派政府上台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且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暴露出许多不足，但从发展趋势上来看，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1.拉美左翼政党和“21世纪社会主义”正在蓬勃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拉美左翼政党陆续在大选中获胜，社会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与发展。他们倡导的社会主义理念和主张具有进步意义，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家发展正处于上升期，势头强劲。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提出要发扬民主和提倡社会公平、公正等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范围。社会主义政策和发展模式已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2.除少数拉美国家政局出现动荡外，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相对稳定，具备较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条件。拉美地区石油、天然气、煤等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经济上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发展经济的潜力很大。同时政治民主化逐步走向成熟，政治趋于稳定，各国目前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种利好的条件下，玻利维亚2010年经济增长4%，委内瑞拉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2012年一季度经济增长5.6%，为近15个季度以来的最高增幅。据厄瓜多尔中央银行统计，2011年厄瓜多尔GDP增长了7.78%，且厄瓜多尔政府预计2012年其经济将增长5.35%　。

3.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和拉美地区的经济正处于恢复和上升时期，国际条件对拉美国家的经济调整和增长比较有利。随着越来越多的拉美左派政党登上了执政舞台，他们在经济政策上重视中下层民众利益，加大公共投入，刺激国内需求不断增加，经济发展势头较好。全球经济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美元利率偏低等外部环境也十分有利。美国一直把拉美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干预拉美国家事务，要求拉美地区政府惟其马首是瞻。但近年来，随着拉美地区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乌拉圭、厄瓜多尔等国家的左翼力量在大选中接连获胜，并开始执掌政权。正如美国《纽约时报》所说的，拉美已有3/4的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左翼领导人手中。这些拉美左翼力量的上台执政，有效抵制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美国政府已经积极调整对拉美的政策，双方关系趋于缓和，左翼力量的话语权增强，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新世纪第三世界国家力量增强，国际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转变，加上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拉美左翼政府的联合，为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对拉美民族社会主义的评价与反思

1.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具有超历史性的特点，即它与传统的社会主义之间缺乏历史联系和承继关系。它既不是作为资本主义之后一个顺承的历史发展阶段，也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它属于民族社会主义的范畴，并被拉美左翼政党及政府用作实现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手段。在这里，社会主义是动员人民群众、维护国家权益、实现民族振兴的前提和手段，民族主义才是这种选择或实践的灵魂和基础。毫无疑问，它是一种典型的民族社会主义实践，　其根本目的就是在彻底消除新自由主义灾难性影响的同时，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非资本主义道路。

相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21世纪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是吸收、融合了各种思想和思潮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查韦斯等领导人更多地是从本土民族思想者和民族英雄那里得到启示，而不仅仅从马克思、恩格斯等欧洲思想家那里寻求理念。他们更多地关注国情，注重同本国传统相结合。从性质上来分析，以“21世纪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改革实质上仍然是走一条中间道路，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没有被彻底摧毁。此外，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不是由先进政党领导的革命和改革，多是依靠领袖的力量发起运动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政党组织松散。与传统的左翼政党不同，当前拉美左翼不再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不再通过革命夺取政权，而是改走中间道路，强调公正民主的价值取向，关注社会福利。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活动范围、目标以及组织形式上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目标和宗旨都是消除两极分化、消除贫困与腐败、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公平分配资源，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好的拉丁美洲，为了使国家实现进一步的民族主义，获得更多的，这些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公正和自由。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进行政治、经济以及各种社会制度的改革，发展民主、加强法制，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时展的要求。但我们也应看到，目前拉美接受“21世纪社会主义”并付诸实践的国家主要是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三国，国际影响力有限，“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还需得到国际上更广泛的认可，进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从积极和乐观的角度来看，新世纪拉美地区出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发展可能是通往社会主义的一种全新的模式。

2.社会主义在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过去我们在对社会主义思潮的认识和评价上存在片面性，对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采取一概批判的态度，未把它们放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考察分析。经过剧变的严重挫折后，　人们认识到照搬20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行不通的，旧模式已不适应时代的潮流，它只会在新形势下禁锢发展。考量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应该在承认和尊重文化与民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开拓思维，充分认识到各种社会主义都包含某些进步思想和积极意义，进而寻找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21世纪社会主义”是拉美地区民族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形式，尽管与科学社会主义在指导思想和目标模式上相去甚远，但不能不承认它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观点，是发展中国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一种有益尝试，也是新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多样性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体现。“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及相关实践不仅对拉美的政治走向、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和制度建设产生重大影响，也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拉美国家的一些左翼领导人提出的社会主义是拉美政治舞台上出现的一种新现象，这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推动人们对社会主义运动进行不断的创新。因此，用发展、联系、比较的观点研究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的社会主义，对我们深化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复兴以及重新探索民族社会主义国际团结的新形式等认识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1]夏征农.　社会主义辞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194.

[2]张笑然，尹男.　口号·理论·难识庐山真面目[N].　参考消息，2007-02-01.

[3]范蕾.　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J].拉丁美洲研究，2009，（4）：36.

[4]周有恒.　莫拉莱斯：玻利维亚历史上第一个印第安人总统[J].文史天地，2007，（1）：　63.

[5]张志军.　20世纪国外社会主义理论、思潮及流派[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394.

第8篇：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成分范文

(一)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对民营经济的政策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始于土地革命后期，并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步成熟起来。针对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的现状，在1942年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发展民营经济”，就是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克服财政上和经济上的困难。当时的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抗战胜利后，党就明确提出了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进入城镇以后，必须坚决的执行城市政策”，“保护城市工商业”［1］，生产建设的方针是继续保护和发展手工业，尽量帮助私人工业的发展，发展公营工业和公私合办工业。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党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基于对民营经济问题长期的理论思考和调查研究，分别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上，反复深入地阐明了民营经济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要鼓励其有利于国计民生部分发展的思想，对民营经济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先后提出和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措施，这对于当时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持根据地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认识到，由于历经多年战争，我国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私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必然的，而且在一定程度内还是必要的，在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力量达不到的地方，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对于民营经济要采取利用和限制并举的方针，将必须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民营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很大的发展，1952年与1949年比较，资本主义工业的户数增加了21.4%，职工人数增加了25.1%，总产值增加了54.2%;1952年同1950年比较，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6.97%，从业人数增加了2.24%，零售额增加了18.6%。这一时期党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是正确的，它保证了党领导人民顺利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被正式提入日程，三大改造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针对当时出现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他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地下工厂”如果社会需要，就可以发展起来，还可以“雇工”。在当时倡导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这一思想无疑是一个巨大飞跃。“”时期，党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残存的个体、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政策。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全国个体经济只有14万人，私营经济则为0。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认清国情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认识民营经济，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也做出了不断深化的调整。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决不允许把它们当做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3］，标志着从理论和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在党的历史上，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以正式文献形式做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的论断，会议提出必须尽快制定有关政策和法律，以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亮了绿灯。1988年4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私营经济在我国的合法地位，之后，国务院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暂行条例》，民营经济在法律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一阶段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1989年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偏紧，人们对发展民营经济的认识也出现波动，民营经济出现了停滞和徘徊现象，个别地方数量甚至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之后两年，民营经济处于徘徊发展的阶段。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扫除了理论和思想上的障碍。正确的政策是保证民营经济正常运行和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四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民营经济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这一年年底，全国个体工商业户(包含部分私营企业)已达1373万户。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进一步进行理论创新。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上升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根本性。2001年党把民营企业主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十六大上，中国共产党向民营企业家敞开了大门，指示，“把其他各个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由此在我国形成了一个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民营经济发展的道路更加宽阔，中国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中国共产党民营经济政策演变研究

通过回顾和分析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民营经济政策确立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始终与党对国情、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所有制的重新认识并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相一致，同时党民营经济政策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也是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

(一)党关于民营经济政策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党重新认识国情并不断深化认识的必然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对我国国情，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新的探索。正是由于过去长期陷于“超阶段”发展的认识误区，对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国情缺乏科学的、清醒的认识，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盲目改变所有制关系，过早地消灭了各种民营经济成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分析国情，作出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五大从基本特征、发展过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几个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更加系统的论述。正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薄弱，文化科技教育严重滞后，人民生活困苦，国际上还面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及军事威胁，我们必须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一起上的方针，使各种潜在的生产力要素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利用各种资源，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民营经济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毫不动摇”，由制度外到制度内，成了自家人。国家的相关政策也由“引导、监督和管理”变成“支持和鼓励”。在党和国家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理论政策的引导下，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生力军。

(二)党关于民营经济政策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党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并不断深化认识的必然结果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排斥民营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审视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传统观念，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以全新的视角，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373。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批判并抛弃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搞“穷过渡”的错误观点，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后，必须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些论述，为党制定正确的民营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党关于民营经济政策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党重新认识所有制并不断深化认识的必然结果所有制结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民营经济是没有地位的，未来社会将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全社会所有制。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是按照这一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取缔民营经济更是顺理成章的事。邓小平指出，我国的所有制形式的选择与确定，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照搬别国模式，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出发，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依据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情况来确定。针对当时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4］372“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4］373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自此，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民营经济也赢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引领了又一次解放思想，我们党在所有制理论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冲破了姓“公”姓“私”的认识误区。可见，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是解放思想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产物，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必然产物。

第9篇：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成分范文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基本上走完了第一步，进入了中国革命的第二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上已经完成，国家进入过渡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期。

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呢？说：“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注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反动政权，已经被，代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虽然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还没有被肃清，还没有完成，但是列宁说过：“革命底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注二），所以了的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就是基本上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上取得了胜利，我国就进入了过渡时期。这个时期里的经济，包含着国营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即半社会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份。其中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不断地增长着，社会主义工业的比重逐渐加大，其他各种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过渡时期就告结束。过渡时期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它不是遥遥无期，但也不可急躁冒进。

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什么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呢？指示我们：“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业改造。”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在共同纲领中早有原则的的规定，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告完成，国家已经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所以全体人民有明确认识这一总路线的必要；同时，经过四年来我国人民实际生活的发展，现在它比过去更加具体了。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这就是一方面要新建和改建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厂和矿山；另一方面要把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加以社会主义的改造。其中首先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材，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等。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逐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和领导力量，而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能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上义改造，都是为了使我国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稳步地增长，都是为了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任务。

我们又怎样来逐步实现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呢？那就是将个体经济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逐步过渡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经济。

在目前，中国的小农经济还是大海，农民的个体经济，只有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改变成为集体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大大提高生产，从根本上完全消灭贫困现象；并可以按照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需要，使国家得到工业化事业所需要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同时农民增加了收入，也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力使国家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大体上是发展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发展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再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就是集体农场）和供销合作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

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地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鼓励他们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和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仿照不同条件，采用各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联系或合作的企业。例如公私合营之，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经销等等。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过渡的经济形态，它还不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

制，而是对生命资料的私有制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则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成份和它联系或合作，并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加强这种联系和合作。私营工商业者还能够得到一定的利润。私营工商业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完成他们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说：“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早就告诉过我们：“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绪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发生左右摇摆，就会遗误我们的工作。”（注三）

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