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措施精选(九篇)
第1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第2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关于中性对政政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该是转入操作性话题层面的时候了: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中性”的塞调确立下来，我们现在应当具体做些什么?
在支持重大改革举措出台中追求“中性”
应当看到，在当前的中国，说整体过热也好，言局部过热也罢，其最根本的原因，无非要归结到体制缺陷和结构失衡两个方面。而且，其最终的解决，都要依赖于改革举措的到位和市场体制的完善。因而，财政政策转向“中性”的过程要同市场化的改革进程相街接。在推进改革、深化改革的棋盘上，谋划“中性”举措。
从中国26年来的改革历程还可看到，财政改革一直是整体改革的开路先锋，始终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改革启动初期如此，进入到制度创新阶段这样，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仍要依赖于财政改革的推动。鉴于中国财政在支持改革方面的传统和经验，也鉴于当前财政收支存量—包括既有赤字—调整的难度和风险，在着眼于降低扩张性的财政宏观调控安排中，将新增财政收入和国债收入重.点投向于支持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就是一个既十分适当又一举多得的举措。(1)避兔在财政收入增长和财政支出膨胀之间形成“直通车”，不为人为抬高财政支出规模预留任何空间;(2)用在支持改革举措出台上的支出同政府的其他支出相比，来的扩张效应相对较小。(3)在“以改革促增长，以改革促发展”的旗帜下，实现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4)加快体制转换步伐，铲除各种行政性手段借这一轮调控之机“复归”的土壤。在结构优化中控制或压缩支出规模
在经历了6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之后转而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力求控制或压缩财政支出的规模是当然之举。但是，必须注意到，我们是在国民经济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双失衡”的条件下追求“中性”目标的，一方面是总需求过度扩张和经济增长过快，另一方面是投资需求过度和消费需求乏力以及工业增幅迅速和服务业发展迟缓并存;一方面是财政支出规模总体膨胀，另一方面是“三农”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生态工程建设和能源交通建设等项日严重欠账。
在如此的背景下控制或压缩财政支出规模，只能坚持“有保有控”—支出总量控制下的结构性调整。这就要求我们以“区别对待”的思维，安排好各种财政支出的进退。或向某些项目倾针，或适当压缩某些项日支出，或严格控制某些项目支出。比如，相对减少扩张色彩浓重的基本建设支出并相对增加旨在实现“五个统筹”目标的公共事业项日支出;严格控制单纯消费性且呈迅速膨胀之势的行政经费支出并适当增加公共性明显且相对短缺的科教文卫支出;适当压缩带有鲜明计划经济休制色彩、以“行政审批”手段拨付的支出并相应增加于推动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减少“行政审批”有功的各种与支持改革有关的支出，等等。顺便说一句，这样做，亦许合作为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目标的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要求。
迅速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
按常理讲，须付出减收成本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的实施，其所产生的效应是扩张性的。实施它，特别是在这个当口儿实施它。显然同中性财政政策的初衷相悖。
但是，注意到这几年的中国税收一直处于高增长状态，并且，税收的高增长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财政支出的急剧膨胀。今年上半年的税收增长幅度已经高达26.2%，并且，照这个势头走下去，全年的税收增长额将达500亿元上下。我们对于增加出来的这部分税收收入的投向，就不能不给予特别关注了。如果不做任何特意的安排，那么，在当前的各种体制性缺陷的作用下，以往的情形仍会再现。500亿元上下的税收增长顿，肯定会“直通”为财政支出的膨胀额。如果那样的话，不仅有违于中性财政政策的目标，而且会通过抬高财政支出和税收墓数为将来的控制和压缩财政支出规模行动设置障碍。将这种特殊的中国国情同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可能效应联系起来，利弊权衡，孰轻孰重，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从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本身来看，其迟迟未能付诸实施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担心收入振荡，财政负担不起。今年又加上了一条:可能产生扩张效应而形成“逆向调节”。根据上述的分析，既然可能的扩张效应同税收增长一直通”为财政支出的不适当膨胀比起来已经变得相对次要，那么，利用税收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量为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买单”，就是一个追求“中性”的势在必行之举。
进一步看，在以往支撑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因素中，除了经济增长之外，其他的诸如政策调整、物价上涨和加强征管所带来的增收效应，都是难以特续的。方方面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目前正是中国税收增长的巅峰阶段。联想到新一轮税制改革早晚要启动，早启动肯定比晚启动好。抓住眼下的收入增长“旺季”，将已经绘就的新一轮税制改革蓝图尽快加以实施，以税制结构的率先优化为整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打开通道、铺平道路，又是我们一再论证过的值得追求的目标。
对于加强税收征管和堵塞税收流失的意义，早已到了人们烂熟于心的地步。税务部门以往的加强税收征管行动。已经带来枕收实际征收率的迅速提升，从而大大拉近了制度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距离(国家税务总局的分析表明， 1994年至2003年，税收实际征收率提升了约20个百分点)，也已通过各种传媒让人们广为知晓。笔者在此想指出的是，在财政政策转向一中性”之后，加强税收征管的意义又多了一层—压低非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扩张因素。所以，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把该征的枕尽可能如数征上来，又是一个同中性财政政策目标相一致的常规举措。
立足于做好货币政策的“配角”
肘政政策的转向是加强宏观调控、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要像过去6年那样，继续扮演宏观调撞的“主角”。在宏观调控休系中，货币政策更适宜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更适宜于结构调节以及反通胀实践更须货币政策担当“主角”的道理，在此不必赞述。
第3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通常财政政策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紧缩性财政政策，一种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当经济出现过热现状，通货膨胀呈现上升趋势时，则会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伴随着政府减少支出，或是增加税收的措施。而当经济出现萧条，失业明显增加的趋势出现时，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则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政府的行为不同，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会采取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税收等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措施。总之，无论是在紧缩性财政政策还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其中进行的宏观调控最终是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尽最大可能减少经济波动，并减少对国家经济的损失。
二、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采取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使得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做出有利调整，同时可以最大程度的消除货币政策在其实施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拉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财政政策的积极实施对刺激社会需求带来积极影响，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所以说，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表现效果
首先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包括就业情况，物价情况，经济增长以及收支平衡四个方面。首先，我国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依然不是很乐观。自08年5月份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呈现逐月回落的趋势，政府在防止大面积的通货膨胀方面做出的很大努力，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虽然如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依旧在高位运行着，仍不能掉以轻心。其次，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部门出口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导致市场格局发生转变，企业利润下降，因此这种经济回落状态必须引起重视。第三，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很不乐观。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很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中小型企业相继关门，生存压力增大，因此造成就业难的现象。最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收支格局必然出现多级分化的现象。造成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回落。综上我国经济形势下，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有所不同。就拿我国经济萧条时期和经济过热时期来比较，财政政策所表现的效果是不同的。对经济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会保持和促进经济总需求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增长，可以有效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对保持社会的安定带来积极影响。
四、就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的建议和措施
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宏观经济的理论策略，为保持经济能稳定快速的发展，因此对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最有效途径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而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首先，增加劳动人员的工资，提高工资收入，只要人们手中有钱不仅能缓解当前物价上涨压力，还能促进人们的消费，进而刺激经济的增长。其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措施，增加对低收入人群和地区的财政帮助，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第三，增加对基础建设等的投资，包括对铁路等的投入要增大，这是拉动内需最为有效的途径。第四，对农业来说，加大补贴，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提高我国最为广泛的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最后，调高个体税收起点，尽可能降低利息税，施行大规模的减税措施。通过以上的所有措施，我国经济会在最短时间实现健康稳定地增长。
五、结束语
第4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高培勇：在优化税制的前提下进行结构性减税
对于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结构性减税应有别于全面减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在会上表示，结构性减税是一个新的提法。结构性减税应该在税制结构性优化的前提下进行，一方面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另一方面实现税制改革的既定目标。
高培勇说，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结构性减税。其一，它有别于社会上所呼吁的那种大规模减免税。结构性减税应着眼于特定群体、基于特定目的、针对特定税种，降低税负水平。其二，它有别于以往有增有减的进行结构性调整的税制改革。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意味着税收的总量基本不变；而结构性减税则着眼于减税，税负总体水平是降低的。此次结构性减税的目标是一定要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为什么要进行结构性减税？高培勇认为，在全球经济形势剧烈变化，出口需求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急需拉动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进行减税就可以通过增加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达到刺激投资和扩大需求的目的。
那么哪些税种可以减轻税负呢？高培勇说，经过十几年的期盼以及将近5年的改革试点，增值税转型于2009年全面实行。这项旨在激励企业投资行为的改革，将使全国纳税人减轻1200亿元的税收负担。增值税转型是着眼于扩大投资的改革，那么在拉动内需方面应该进行什么改革呢？目前，社会普遍希望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对此，高培勇认为，其实这只是一个“小打小闹”的改革举措。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真正产生拉动效应，极大刺激消费的改革举措，还是实施综合计征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只涉及个人所得税11个收入项目中的1个项目即工薪所得，对其他项目都不涉及。这种政策产生的效果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高培勇表示，进行结构性减税，除了实施旨在拉动投资需求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外，还应该实施旨在拉动消费需求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重点，即是实施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贾康：同步考虑结构性减税和增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2009年要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对结构性减税和结构性增税要同步考虑。
贾康说，在减税方面，目前已明确了一项内容，即2009年实行增值税全面转型。他预计，2009年在房地产和出口退税方面，还会向宽松方向适当调整税收政策。在增税方面，可以考虑进行资源税等税种的改革。
他分析，目前财政政策背后的经济环境和1998年非常相似，都是国内主动向下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在寻求经济软着陆的过程之中，受到外部冲击，需要对经济进行转型调整，防止经济迅速下滑。但是，这次受到的外部冲击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力度更大。不过，如今的中国比10年前更有经验，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也比1998年强得多。
贾康认为，除采取上述税收政策外，2009年的财政政策应在三个方面重点着力。
第一，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给突遇寒流的经济增温供暖。在国家为扩大内需制定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对中央财政资金已作出相应安排，这就要求2009年要扩大赤字安排和国债发行规模。但是，目前财政困难已明显表现出来，我国要做好过几年紧日子的准备。
第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突出重点事项。财政支出的重点应该包括“三农”、交通、区域发展和改进基本民生的一些领域，如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等。
第三，应该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充分挖掘市场潜力。与10年前相比，现在的市场潜力更大。政府应通过实施扩张政策，拉动民间资本积极跟进。1999年，政府从长期建设国债中拿出200多亿元用于大型企业技改贴息，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资金量至少放大10倍。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运用政策性融资工具，积极采取贴息、信用担保、政策优惠贷款等方式，支持“三农”、中小企业和创新活动等。
倪红日：财税政策应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多做文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认为，相对于刺激投资的财税政策，目前扩大消费方面的财税政策显得力度不大。
她指出，我国目前采取的扩张性财税政策，主要目的是在短期内刺激投资增长。这项政策涉及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对扩大消费也有一定的间接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项政策存在与我国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地方。长期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一直存在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的问题。若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将导致未来我国经济结构失调。而长期消费不足最终也将阻碍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
那么，应该如何通过财税政策扩大消费呢？目前有两种普遍的观点，一是提高居民收入，二是出台减税措施，比如调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倪红日认为，后者很难起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作用。其原因在于，调整费用扣除标准主要对中等偏上收入的家庭产生作用，而这些家庭的边际消费率比较低。她更倾向于提高居民收入的观点，具体措施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要减少失业，扩大就业。虽然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起到扩大就业的作用，但有研究表明，公用事业和交通、邮电等领域的就业密集指数，明显低于中小企业或服务业等领域。因此，财政政策应该在鼓励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方面做更多文章。目前鼓励创业和就业的税收政策受益面还比较窄，应该进一步扩大。
第二，要保证收入分配的合理化。最近一项研究显示，我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点是，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个人的收入分配比例下降。为此，要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方面入手，从分配合理化的角度控制好宏观税负水平。
刘克崮：4万亿元投资应与财税改革相结合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在年会上表示，实施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各项工作要与财税改革相结合。税收政策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第5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是扩张型财政政策，自去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起，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争论，时至今日，仍未有统一的看法。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各种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政策趋向。所谓的“积极的”，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经济萎缩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是“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均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说明的。
严格地说，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渊源来看，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现代财税经济理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般被认为是来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正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极力主张，才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财政理论宝库的宝物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凯恩斯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其宗旨大致仍然不能摆脱凯恩斯理论的窠臼。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总需求，发挥其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财政学说为基础，按照既定的财政目标——赤字或盈余，通过税收、财政支出、公债等财政范畴和财政活动方面的相关手段表现出来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常见的中性财政政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国家干预主义占据主要地位而退居次要地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刺激和抑制经济发展常用的财政经济手段。
从特征和产生的前提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产生，是因为国家采用干预主义政策，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取代市场竞争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以，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和个人收入水平，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前提，又是区别于“夜警”国家或政府的主要特征。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用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现代西方国家产生并被广泛利用，但由其特征和产生前提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利用要早得多，也普遍的多。我国建国后，就一直运用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即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调控，且在各个经济时期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保证了国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我们坚持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思想，喊出的财政思想口号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好象没有采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必然反对“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二者不存在二律悖反问题。只不过是我国以往实行的实质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有些宽泛，没有西方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目的明确，而且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反对赤字财政，所以，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就是指西方国家刺激或制约经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其实东西方国家都在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
从现代西方常用的积极财政手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两种类型。扩张型财政政策是指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支付和扩大政府购买，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以及采用相应的降低利率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刺激生产和近期消费。紧缩型财政政策是指提高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和减少政府购买，配合提高利率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西方国家由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比较注重研究和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商品过剩，生产下降，企业裁员产生失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用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使之增加，因为只有需求增加才会推动经济增长。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结果不是减少财政收入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综合运用以下四条原则，即坚持年度预算平衡原则、经济周期预算平衡、充分就业预算平衡原则、机能财政平衡原则，适度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要注意处理好充分就业、财政盈余与财政拖累问题。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说明问题的表达方法、内涵大小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和调控目的也不完全相同。
相同点：
理论依据相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施行主体都是国家或政府；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学说，都主张国家要积极的关注整个经济活动，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不同点：
（1）理论内涵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的态度，包括刺激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也包括抑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而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子集或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扩张型财政政策本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方面。除扩张型财政政策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包括紧缩型财政政策。
（2）对应关系不同。积极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是一般的（性、型）财政政策，而一般的财政政策包括消极的收人型财政政策、追求财政平衡的需求型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仅是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
（3）调控范围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面宽，不但包括直接的减轻经济活动者的国家负担、增加其收入，还包括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则仅偏重于经济扩张性。
（4）实质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施行者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施为方针方面来讲的，重点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和在某种态度下要采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的运作形态上来讲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采用鼓励、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国家经济政策在财政上的总体的反映；后者是国家启动经济的具体对策。
（5）调控范围不同。虽然二者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理论时，表明的是不听任经济“自由放任”的财政思想，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它不但要在经济萎缩时刺激经济发展，还要在经济发展过热时进行抑制或遏制，调控范围比较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时，表明的只是经济衰退时期的刺激性政策“干预”，调控范围相对较小。
（6）手段不完全相同。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只能借助于税收这一间接调控杠杆和增加公共采购（如扩大军事定货等）来实现的。常见的手段主要是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少（包括税收的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等）、财政支出增加、增发国债、增加国际借款、增加国家对消费的补贴等措施。而且往往是几种手段同时并用，以避免各种杠杆作用的互相抵消。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有国家都常用的。可用手段基本与扩张型财政政策手段相同，唯一区别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各种杠杆不一定同时运作。如在增加财政公共支出的同时，不一定要相应地减少税收，它允许税收的规范运作的前提下，按照产业政策规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贯彻其既定的立法思想。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两者经常混用。有时讲扩张型财政政策，有时讲积极的财政政策，只不过是根据使用时的环境和要说明的问题角度不同而有所区别而已，其正确说法应该是：在经济衰退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鼓励投资和消费、扩大总需求，应实行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热时，为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抑制投资和消费，调整生产、投资和消费结构，就要相应地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施行根据具体经济状况确定，以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同经济转型和产业政策一并考虑；在经济结构需求调整时，财政政策要保持同产业政策一致的方向和力度。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就其调控的主流而言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一味的采用扩张型或紧缩型财政政策，而是在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或紧缩型财政政策时，相应地采用一定比例的紧缩型财政政策或扩张型财政政策，后者比例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认识和决心。另外，在税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体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据重要地位的发达国家里，其直接财政支出的增加和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负的增加或降低所产生的调控作用面宽，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同行业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对应关系没有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明显。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刺激经济发展，并不是或不能一味的、全面的“扩张”，而是要根据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的特点有紧有缩。
第6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风暴，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世界主要经济体为促进经济复苏，纷纷采取了包括金融救助方案、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推行各种产业促进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对市场信心的恢复和加速经济回暖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否会同时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本文尝试从货币数量方程出发，对此问题做一些研究。
一、通货膨胀有关概念
通货膨胀是指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用通货膨胀率来度量，通货膨胀率就是物价水平上升的百分比。
货币数量方程＝＋－，其中是货币数量的变化率，是流通速度的变化率，是产出的增长率，是价格的变化率，也即通货膨胀率。在上述各因素中，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取决于生产函数的技术进步速度和投入要素的增长速度，由社会制度和技术因素决定。
由方程可以看出，决定经济通货膨胀率的因素有三个：（1）货币供给的增长率；（2）货币流通速度的增长率；（3）实际GDP的增长率。
二、宏观经济政策
通货膨胀被普遍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是各国政府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为应对通货膨胀，可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是利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消除通货膨胀缺口和通货紧缩缺口，以保持经济稳定的政策。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是根据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中的不同功能来划分的。
财政政策的内容包括：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分配政策、预算收支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投资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国债政策、预算外资金收支政策等。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影响利息率及经济中的信贷供应程度来间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运用货币政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7个方面：控制货币发行、控制和调节对政府的贷款、推行公开市场业务、改变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再贴现率、选择性信用管制、直接信用管制。
三、金融危机下的各国经济政策评述
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下滑和危机，各国均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阻止经济的下滑，促进经济复苏。
（一）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包括减税、增加公共投资等内容。
在美国，继布什政府出台1，680亿美元减税方案后，奥巴马政府又通过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方案。在刺激方案当中，减税约占35%。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中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项目，有着短期和长期双重战略目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地在短期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另一方面是为未来的增长奠定基础，有智力、技术和社会稳定方面的保障。
欧洲的财政刺激措施，主要包括增加政府投资、减税、对弱势群体的补贴等三个方面。英国的方案主要以减税为主，其他国家的方案则基本为综合方案。欧盟各国均增加了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
日本在保增长方面主要依靠财政政策。从2008年8月到2009年4月，日本共出台了四项经济刺激计划，计划支出规模达75万亿日元，占GDP的5%左右。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向全国家庭发放2万亿日元的补贴、通过政府担保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学校建筑防震、环境保护、儿童和老人护理等社会福利计划。
在中国，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扩大内需。中国政府推出了以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计划，规模相当于2007年中国GDP的16%，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铁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事业、生态环保建设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国政府还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一年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就其作用来说，短期内采取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有利于保增长、促就业、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维持社会稳定。从长期来看，又可以扶持新兴产业，加速结构调整，为全社会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国民经济后劲的提高和增强创造良好条件。
（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中各国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
1、大幅度降低利率。2008年12月以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长期保持在0～0.25%之间；英格兰银行五次下调基准利率350个基点至1%，欧洲央行下调325个基点至2011年5月的1%。2008年10月31日，日本央行决定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由现行的0.5%下调至0.3%。
2、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继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美国实行的“数量宽松”政策包括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等提供流动性的TAF（期限拍卖贷款）、PDCF（重要交易商信用贷款），也包括向货币市场和资产证券化提供支持的商业票据融资贷款、TALF（期限资产支持证券贷款）等。2009年3月，美联储更是破天荒地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将对MBS的购买由5，000亿美元增加到1.25万亿美元，以及购买2，000亿美元机构债。
英格兰银行已经于2009年3月25日开始购买公司债，以启动一项750亿英镑的数量宽松政策。欧洲央行5月份也开始实行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计划，购买600亿欧元的资产担保债券。
2008年7月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务院统一决策部署，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国内通胀压力减缓等情况，统筹兼顾，进一步加强对经济金融运行的监测分析，及时调整金融宏观调控措施。调减了公开市场对冲力度，连续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三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同时，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引导新增信贷资源向重点领域和经济薄弱环节倾斜。
就其作用来说，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放松信贷控制，提高社会总需求，减少了投资的成本，刺激投资增长和生产的扩大，促使经济继续发展。
四、现行经济政策与通货膨胀
由货币数量方程＝－，我们来分析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是否会发生。
（一）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货币量的增长，各国通过降低利率、购买金融资产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形成了?荠M的增长。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增长的货币大部分不是转化为居民的存款，就是投入了股票债券市场。货币数量虽然在增加，但造成的货币乘数在下降，代表居民消费的M1虽有所增长，但增长缓慢，商业信贷的增长也没有明显改善。从短期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刺激效果甚微；但从长期来看，银行向市场投放的大量货币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二）扩张的财政政策
1、公共基础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建成后所需维护人员数目少，短期内确实能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但从长期来看，基础设施的建设多是政府行为，中、小型企业参与机会不大，对一国GDP增长所起的作用也不明显，同时由于工作的不稳定，民众对未来的前景不看好，消费热情难以得到提高。因此，公共基础建设只会带来的缓慢增长。
2、减税政策。减税政策在于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能够用于投资和消费，以带动需求的回升。但由于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一直攀升的失业率和企业利润的下滑，一些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民众对未来预期收入和保障悲观，通过减税所得到的收入往往很少能用来投资和消费，大部分又转化为准备金放入商业银行，导致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和内需增长乏力。如果在长时期内民众的消费观念得不到转变，市场的需求难以得到提高，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又将陷入危机。
3、挤出效应。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以大规模的财政资金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斥经济主体进入部分具有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民间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同时，大规模的信贷资金对财政资金的配套，客观上减少了商业银行对中、小型企业信贷资金的供应量。占就业主体的中小企业总体由于信贷难以跟上，不仅增加了企业生存的难度，也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和扩大，在收入没有明显增加和预期不明朗的情况下，内需消费很难有新的增长，由此带来的国家GDP的增长要落后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
4、财政赤字。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减税、弱势群体的保障措施等一系列财政政策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后盾，这无疑会给各国政府带来巨额的财政赤字。从数据来看，美国2009年的财政赤字猛增至1.42万亿美元，中国2009年的财政赤字将增至9，500亿元，英国财政赤字也可能达到创纪录的1，750亿英镑，各国的赤字率或是逼近、或是超过国际上3%的赤字警戒线。为弥补各国不断增长的巨额财政赤字，政府将不得不通过出售国库券或政府债券向公众借钱，或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造成货币数量的增加。过度的融资使大幅提高，在经济增长率暂时不变的前提下，导致物价水平相应走高，通货膨胀难以避免。
（三）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风险。当今世界的各个经济体系之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加深和扩大，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仅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和制约，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量往往也不是本国的银行能完全决定的。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阻止了全球经济下滑，但由于欧美国家大量投放货币加速了美元贬值，对一些出口依赖型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出口量的减少带来了经济的普遍下滑，影响了这些国家GDP的增长，同时内需难以得到很快的提高，依靠内需拉动GDP也暂时难以实现。一边是国内大量的货币供给和国外资金的涌入，一边是增长缓慢的GDP，不仅会造成通货膨胀风险的加剧，也会造成全球经济的失衡。
五、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短期内由于需求的不足，积极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GDP的缓慢增长，能够稳定全球经济，虽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带来了物价的上涨，但同时也带来了GDP的增长，因此在两者相互的作用下，物价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暂时不会带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但随着经济形势好转，市场信心恢复，投资和需求的大幅增长，持续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和其他不稳定因素，高涨的和相对稳定的将引发的走高；同时，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的提升最终会反映到各个生产要素上，导致物价大范围上涨。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好转，通货膨胀也会随之而来，各国根据经济形势适时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是势在必然。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黄亚钧.宏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7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论文关键词 中国经济周期 宏观调控 灵活性
经济周期实质上反映的是一国的经济体系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对其均衡状态偏离与调整的过程。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方式一直都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在沿着其总体发展趋势运行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经济活动的上下波动，表现出周期性的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有时发展地很繁荣，有时又会出现低迷现象，经济在其总体发展趋势中，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
一、经济周期的简要解释
1825年，英国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此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对经济周期这一问题的研究，他们给经济周期下了此定义：“经济活动水平的一种波动，它形成一种规律性模式，即先是经济活动的扩展，随后是收缩，接着是进一步扩张。这类周期随着产量的长期趋势进程而出现。”从经济学家们的描述中，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经济周期：经济活动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并不断重复的现象就是经济周期。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运行阶段与历次宏观调控措施回顾
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存在着争议。一般根据经济增长率的“谷—谷”划分法，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阶段划分为：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2010-至今。
（一）1978-1981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运行速度猛增、财政赤字较为严重、外贸赤字出现及外汇储备接近于零，此即第一轮经济过热。
针对以上问题，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调控措施：搞好整体平衡；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抽紧银根，大力减少货币投放和各项贷款；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
（二）1982-1986年间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措施
经过1982-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能源、交通、通信和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出现短缺和价格的快速上涨。因而，1982-1986年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针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况，政府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措施：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控制银行借贷规模、控制自筹投资、加强对新开工项目的管理等；同时，政府还采取了管理和监督检查物价、对信贷进行全面检查等措施。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央行职能。
（三）1987-1990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87年为上个经济周期的恢复期。1988年我国实行的价格改革引起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热潮。伴随抢购风潮的是银行存款挤兑风潮，从1988年9月到1991年年底，我国进行了为时三年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主要集中在1988年和1989年，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主要是：加强调控物价；加强控制信贷规模，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缩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
（四）1991-199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1991年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低谷后，我国经济开始迅速启动起来，步入高速增长时期。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现象，金融秩序混乱。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政府注意到信贷和投资过快扩张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199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进行宏观调控的通知》，提出了有关调控措施。1993年6月，国务院提出了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央行于1993年5月、7月分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993年12月，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自1994年开始，财政出现赤字后向银行透支不再被允许；1995年1月、7月两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1995年、1996年继续实行双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这次调控的最大特点是政府综合运用各项调控措施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推进，特别是通过充分运用利率政策调控经济取得了很好的调控效果。财政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通过发行国债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这一时期是政府配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阶段。
从1998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国内供求关系逐渐向买方市场转变，通货紧缩与有效需求不足成为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对此，宏观调控措施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扩大内需、稳健的货币政策。
（五）2000-2009年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措施
2001年开始，我国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到2003年，随着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我国经济走出了通货紧缩。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和一些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较快增长，国家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决策和安排。此次宏观调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货币政策特别是公开市场操作在调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呈现出过快增长的特点，一部分行业出现了投资过剩，经济出现局部过热，通货膨胀日渐加大。针对出现的新问题，政府于2004年年底将宏观调控措施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向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变，以此避免投资和资产价格的过度攀升。
2006年，全球各类资产大幅度上涨，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也随之上涨，流动性过剩成为我国经济的首要问题。此外，旺盛的消费需求也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埋下隐患。另外，由于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强劲的出口势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2007年和2008年我国经济再次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因此，反通胀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同时，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于次年蔓延至全球范围，形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我国外部需求显著收缩，国内失业比例增加，加上全球通胀压力开始缓解，通缩风险同步增加，我国经济面临着刚刚“降温”又急需“升温”的境况。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和可能面临的经济下行趋势与通货紧缩，2008年11月，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确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货币政策由“从紧”到“适度宽松”，显示出在多种的调控目标面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变化更具有灵活性。
到2009年，我国各项经济数据全面下降，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一起下降，并且降至了近十年来的一个相对低点。但在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2009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有所起色。而2010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在其带动下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
三、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分析
“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美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之一罗斯科·庞德的这则名言揭示出了这样一个真理：法律应当并且必须具有稳定性，但其稳定性是一种相对稳定性，而不是绝对的，法律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应该根据社会政治、经济、人们的价值取向等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唯有这样，法律才是有价值的法，才是“活”法，才是“良法”。笔者将此界定为法律的动态性，即法律的灵活性。经济法的灵活性在一国每轮经济周期发生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则更能充分体现经济法的这一灵活性。
（一）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界定
如前所述，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即：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此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的职能。
（二）宏观调控法的灵活性在经济周期中体现的特征
1.变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经济周期阶段发生的背景既有“市场失灵”问题，亦有市场虽处于正常状态，但市场经济形势却发生了变化。
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在我国市场经济出现缺陷时，国家当然要伸出“国家之手”，调整相关的宏观调控法规和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和健康状态，此时，宏观调控法便相应地呈现出了变动的特征。
另外，“市场失灵”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国家针对每次经济周期产生的背景“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对策”对其进行干预，使市场恢复正常，这也体现出了宏观调控法的变动性的特征。
此外，即使市场处于正常状态，但这一时期的市场仍然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此时，国家不需也不应时时刻刻对某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国家的宏观调控法应该以市场经济的需要为前提，若市场经济形势发生了改变，则国家的宏观调控法也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又呈现出变动的特点。
2.扩张性和回复性
一方面，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国家运用公权对私权的一种干预。政府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极易走向专制，从而就成为了破坏市场的“利维坦”。因此，作为经济法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律，其必然也具有潜在的扩张性的特征，这种扩张性会给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市场出现“失灵”现象，经济出现波动时，需要国家公权的扩张，对那些在市场经济形势正常时不应干预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此时宏观调控法律应对经济周期的“扩张”是为弥补市场缺陷而“扩张”，是为了使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和正常化。
对于所述第一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一定要加以控制，使其回复到“原貌”。这时，宏观调控法就呈现出了回复性的特征。而对于上述第二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其实也并不是没有限制，也需要对其加强控制，这是因为国家干预也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的风险。如果对国家干预不加以控制，任由政府无限制地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就会导致出现新的市场缺陷，使市场再度失灵”。所以，对第二方面的宏观调控法律的“扩张”也同样需要控制，使其回复到干预前的“原状”，因而从这个层面讲，宏观调控法呈现出了回复性的特点。
3.相对稳定性
虽然每一经济周期运行阶段所呈现的特点和暴露的问题不尽相同，与此相对应的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不相同，但并不能就此否定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宏观调控法在具有动态性特点的同时，也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宏观调控法具有动态性，但从细微处具体来看，正是一个个具体的相对稳定的宏观调控法律才促使宏观调控法持续、稳定地发展。
第8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支出；扩张；协调配合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097-02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主要表现在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当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总的调控手段是增支不减税。而在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我国不仅提出扩大支出，还以大幅度的减税相配合。实行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代表的减税措施，丰富了财政调控手段，更为明显地加大了调控力度，让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实行减税增支扩张型财政政策的结果是既减少财政收入又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和债务的膨胀，成为引发财政风险的隐患。为此，有必要探讨如何把握好财政支出扩张的“度”。
二、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不能无边际地扩大财政支出
积极财政政策是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在现实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和发展。凯恩斯主义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引起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与心理上的流动偏好引起投资不足，共同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会造成过剩性生产危机与失业严重，这就需要国家干预，主要是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来增加有效需求，减轻和避免经济波动。在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变化、转移支付的变化或税收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分别影响总需求，政府购买直接增加需求，转移支付和税收则使收入发生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的增加、转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税收的减少。虽然政府与市场谁更会走向失灵，在理论界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始终没有统一答案，但是，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困难，政府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却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现行积极财政政策带有加大、加速扩张支出、打破单纯追求财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财观，树立周期性平衡理财观的含义，通过主动扩张支出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反推供给扩张。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是万能的。财政支出大幅度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度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一定的制约。
首先，累积和扩大了政府债务。我国政府债务的内容较为复杂，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直接显性债务，以国债为主。第二类是直接隐性债务，主要是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所形成的债务。第三类是或有显性债务，如国债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第四类是在地方上存在的大量或有隐性债务。这些债务都是必须由财政来偿还和“兜底”的。就目前宣布的政府一揽子计划而言，大幅度扩张财政支出是必然的，但难点在于如何扩张。财政支出的扩张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宏观税费负担；二是发债；三是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发货币。在增支减收的背景下，提高宏观税费负担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选择的是后两个途径。为刺激经济增长，大部分国家政府都要增发国债。事实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早就走上了发债度日的道路，当前这些国家最大的麻烦就是面临经济衰退还要再增发公债，新旧债务叠加难寻出路。
其次，财政投资拉动民间投资的成效不大。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投资主要由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程度来决定，社会投资则主要受市场利润所驱使，按照市场动向办事。财政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产生的经济效益较低。社会投资受到规模、实力和利润的局限，不会随之大规模地跟进，所带动的关联行业有限，不可能遍及社会上的多数行业，不能明显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和状况。跟进快的只是国有企业，其中电网、铁路、通信等垄断部门表现最为突出，但这些企业的投资一部分又来自于国家预算。第二，政府增支，特别是国债投资，偏重于政府计划调节，投资项目由各级政府申报和审批，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财政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承建者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在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财政投资的效率难以保证。第三，基础建设投资带动的往往是一次性需求，而不是长期的、持续性的需求，与住宅、汽车等产业相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系数较小，乘数效应较差。第四，政府增发国债和扩大支出势必减少公共储蓄，由此造成的货币需求压力会迫使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这就产生了积极财政政策对于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挤出效应”。
最后，增加了体制风险。如同市场机制中存在市场失灵一样，政府行为也存在政府失灵。体制风险在我国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在财政支出项目上缺少科学论证和长远规划，从而出现决策失误，造成盲目投资和重复投资。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时期是一个常量，不能满足所有地区、企业的投资要求，于是出现各地、各企业争项目、争投资的“跑步钱进”的怪现象。二是在财政支出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造成执行走样。财政资金被挪用、贪污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多“豆腐渣”工程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三是很多地方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机，趁机扩大了对市场的干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显然，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无限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导致一系列经济问题，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片面依赖行政方法刺激经济增长，有可能适得其反。
从纯理论上分析，在资源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假定不存在资源闲置，那么资源不是被市场支配，就是被政府支配，因此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额就是市场支配资源的减少额。这样要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就必须要求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额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大于市场支配资源减少所产生的边际损失。如果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小于市场支配资源减少所产生的边际损失，财政支出增加就是得不偿失。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边际成本递增规律，随着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成本却不断上升。当财政支出达到一定规模时，财政支出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达到一致，这一规模从理论上说，即是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如果能够从理论上求出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函数，那么也就能够求出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若能如此，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就变得十分简单了。然而从实证角度看，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影响因素很多，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十分复杂，使得真实的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无法得到，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也就无法得到。但是上面纯理论上的分析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表明财政支出规模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客观限度的，只有保持财政支出规模的合理限度才能实现全社会资源在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提供之间的合理配置，也才能够提高社会公众的福利水平。这样，虽然我们无法从理论上得出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但是我们却可以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支出控制制度，优化制度安排，从而将实际的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在适度的合理限度内。
三、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并且由于欧债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当前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自然连带出两个手段如何相互呼应问题。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结语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过度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制约；同时，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应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在作用的发挥上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相互抵销。
参考文献：
[1] 丁远杏. 后危机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风险防范[J].当代社科视野，2011，（9）.
[2] 彭开勤. 论财政支出的控制与监督[J].当代经济，2011，（17）.
[3] 钱津. 论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支出重点的调整[J].创新，2011，（5）.
第9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从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宏观经济政策转向调整的那一天算起，一年多来，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相机调整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频繁变化如影随形，亦步亦趋。高培勇认为，在20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将在延续过去一年多来的扩张取向并与时俱进的进行相机调整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的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是主攻手
《南风窗》：您怎样评价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和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有什么不同?
高培勇：在1998-2004年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格局是“松紧搭配”――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
在“双松搭配”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格局中，货币政策的扩张功效部分受阻，这一特殊的经济现象意味着，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包围下的中国，由两种政策手段共担的拉动内需的重任，历史性地向财政政策一方倾斜了。在这一轮反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体系中担当“主攻手”，可以说是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财政政策从来都是以政府的收入与支出作为行动载体的。“增支+减税”即是扩张l生财政政策的几乎全部的内容。
如果说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践的重心主要放在了增加财政支出一条线索上，那么，这一次实施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则是支出与收入同时并举、两条线索协同作战。
2008年12月初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开宗明义地把“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界定为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
就扩大财政支出而言，不仅有增加政府公共投资的项目，也有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及实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方面的安排。就结构性减税而言，不仅涉及诸如增值税转型、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合并等份额较大的税种的减收，也有包括个人所得税、二手房交易税负、股票交易印花税等份额相对较小的税种的减收。
这一次所实施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把包括“增支”、“减税”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扩张性手段都用上了。着眼于并实施两翼并举的“全方位”财政扩张，可以说是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南风窗》：作为“主攻手”并且两翼并举“全方位”扩张的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如何?
高培勇：如果说，中国经济率先实现总体回升向好势头、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这一难得成绩的取得，主要来源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拉动，那么，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补上一句话：其中的主要政策力量，就来源于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
会调整，不会很快淡出
《南风窗》：20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之路该如何走?
高培勇：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如下的两条显然已在定论之列：其一，已经实施了一年多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取向必须坚持，不应也不能改变。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其二，取向不变，并不意味着2010年要全盘“照搬”或“复制”过去一年多的政策内容。事实上，即便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也是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的。要“不变”之中有“变”，在“不变”的取向之下酝酿并实施“变”的内容，可以说是201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不变”的角度看，进入“不变”之列的，当然首先是财政上的扩张性取向，便仍然需要“增支”、“减税”两个工作线索的同时并用、协同作战。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主攻手”角色，也应是“不变”的。
从“变”的角度看，进入“变”的序列的，应首先是政策的实施重点。把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重点，由以往相对偏重投资适时转移到着力拉动消费需求上来。除此之外，随着全球经济逐步走出低谷，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并且，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已经日渐增大，应审时度势，适时地降低扩张力度，相应地放慢实施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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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中国2009年的财政赤字已经接近3％的国际警戒线，2010年如果继续“增支”和“减税”，财政是否会面临太大压力?
高培勇：无论是“不变”，还是“变”，政策的实施成本――财政收支的暂时困难是不能回避的。因为，在反危机的年代，不仅经济不景气或经济增速的下调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减少和财政支出的增加，而且，基于财政扩张需要而实施的“增支+减税”的政策安排，更是以财政收支不平衡为前提的。
然而，面对此状，更需强调放眼全局而不计局部得失的道理。从历史的轨迹看，必要时宁肯以财政收支的不平衡来换取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毕竟是我们在财政政策选择问题上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次也不例外。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账，若能以财政收支困难的暂时加大换得一个经济尽快回暖和尽快回归平稳较快发展轨道的局面，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以财政收支的暂时困难所带来的，将是经济的较快平稳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有了这个基础，财政本身的日子也会逐步好过起来。
减税关键在增值税及个人所得税
《南风窗》：201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增支”方面更多的是一个重心的调整，即由公共投资支出移向公共消费支出，力度调整较大的应该是“结构性减税”，2010年将如何减税呢?
高培勇：不妨以2008年的全国税收收入规模为盘子加以说明。在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中，除了一种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时免征之外，目前处于有效运行状态的共有18种税。在2008年，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口径，全国税收收入为57862亿元。在其中，依所占份额高低排列，增值税收入为42.7％，企业所得税收人为21.2％，营业税收入为13.2％，个人所得税收人为6.4％，消费税收入为5.7％。除此之外的其他税种收入加总求和，其所占份额不过10.8％。
在当前的中国，讨论并谋划“减税”问题或方案，我们所应聚焦或关注的，是所占份额居于前列的几个较大税种。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这几个税种的收入份额，合并占到了全国税收收入盘子的将近90％。
进一步看，上述几个税种的情形各异，在“减税”问题上，还需要实施不同的安排。所占份额位居第三的营业税，由于其系地方的主体税种，又是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根基所在，在未下决心对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颠覆性变革之前，这一税种不宜大动。所占份额位居第五的消费税，并非一个独立的税种，而是一种附加税。其主要的功能在于调节消费，拉近贫富差距。在现行税收体系的调节功能相对较弱、我们又亟待强化税收调节
功能的条件下，就总体而言，在消费税的调整上，宜做加法而非减法。这样一来，留给我们的主要选择空间，便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三个税种了。
鉴于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已经基本到位且已收获了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特殊实效，2010年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完善企业所得税法相关配套政策，减税的重点，可以主要放在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上。
《南风窗》：增值税转型在2009年效果似乎不太明显，因为经济不振使许多企业放弃了添购设备的打算，2010年增值税转型还可以有哪些举动?
高培勇：增值税是现实中国的第一大税种，要使“减税”真正带来实效，当前我国的“减税”重点应当也必须锁定在增值税上。
但是，应当看到，与操用在其他税种上的减税举措有所不同，只有在企业真的着手技术改造、真的扩大设备投资的条件下，它才能据此去抵扣其应缴的增值税税款。增值税转型的减税效应，也才能真正进入企业的腰包。否则，如果企业的投资行为不因此而调整，或者，其调整的程度远低于人们的预期，那么，它便很可能只是政府所放飞的、等待人们去抓的“树林子里的鸟”。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面对全球性的产能过剩，企业难有足够的投资热情或投资动力，对于增值税转型减税效应的预期，不能不有所保留并备有预案。倘若2009年增值税转型的减税效应未能如所期望的那样发挥出来，并且，经济形势的变化需要在税收上采取更有力的扩张措施，那么，2010年，在增值税转型改革上可以考虑的选择，便是进一步“割肉”：在财政收支状况允许和其他税种改革配套进行的条件下，将房屋、建筑物投资纳入抵扣范围，允许抵扣全部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实行完全意义上的消费型增值税。
《南风窗》：个人所得税一直很受关注，这几年也几次调高起征点，但好像公众还是颇有微词，认为个人所得税更多的是向工薪阶层征税?
高培勇：可以看到，尽管政府已经先后拿出了增加工资薪金所得额扣除标准和暂免征收存款利息所得税等两项举措，并且一年将减少大约460亿元的税收收入，人们仍然对进一步减轻个人所得税的负担充满期待。因而，从长期看，很有必要在个人所得税税负的进一步减轻上有所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