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异同精选(九篇)

第1篇：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异同范文

传媒是传播媒介的简称，指负载、传播信息符号的终结性的物质实体。它包括具有信息传播功能的物质，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也包括从事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传媒机构，如电视台、报社等。

随着互联网的问世和手机电视等新媒体的诞生，在媒介融合基础上形成了媒介化社会。在媒介化社会，从媒介到受众，角色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从传者本位转为受众本位。原来传播者单向灌输，受众被动接受。媒介化社会，使每个人不仅生活在媒体之中，而且随时有机会参与，成为媒体的主人，传者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受者的主体地位合法化，促使媒介为争取受众而奔忙。二是媒介的指导思想由维护社会效益转向追逐商业利益。不仅西欧和美国如此，我国也不例外。三是受众由公众成为消费者。受众的数量和质量成为媒体是否成功的标准。角色的变化相应引发传媒功能、公信力等部分变异。

传媒异化的生存表现

马克思批判吸收了卢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中的积极成果，建构了科学的、唯物的异化理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的思想，认为异化的实质在于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变成了异己的、与人对立的东西。

马克思作品中论及的异化（entfremdung，又译疏离），是指原本互属或和谐的两物彼此分离，甚至互相对立。在这里异化是指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背离“本真”和初衷，偏离了方向或走向了对立面的状况和情形。传媒在异化他者的同时也异化着自己，在现实中传媒异化表现为：

媒介的功能异化

谈到媒介的功能不能不提到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拉斯韦尔，他于1948年提出媒介有三大功能：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文化传递功能。后来赖特增加了娱乐功能，使媒介的功能观更加完善。媒介的功能异化具体表现为：

第一，媒介舆论监测功能的异化。施拉姆把环境监测功能比喻为“社会雷达”，它主要体现在新闻报道和信息提供上，能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情景，了解影响社会进程的机遇和威胁，作为决策和行动的依据。该功能是通过真实报道客观事实，来指导受众实现的。目前，我国拥有报纸2000多种，广播、电视台站3000多个，期刊9000多种，网民4亿多人，手机用户8.89亿，潜在的信息生产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众多，致使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被打破，信息海量，再加上民主建设推进下的言论自由开放，受众话语权诉求渐强，受众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介帝国，随着受众对媒介的依赖性增强，这就要求传媒的监测能力及舆论引导力也相应加强。但现实是媒体对危及公共利益的行为报道缺位或不力，监测功能弱化。如某些地方发生突发事件尤其是不良事件时，当地领导怕事件曝光影响本地形象和自己的仕途，就会干预当地媒体的报道，媒体沉默不语，致使媒介监测功能异化。如三鹿奶粉事件，初期媒体集体失语，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极大损失。

第二，社会协调功能失调。社会协调功能是媒介的又一功能，即通过聚焦热点问题引导公众舆论，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控。媒介通过有目的的选择信息、观念进行传播和宣传，并掌握公众意见，对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而现实是：媒介面对社会多种言论和因素，不能实现有效整合，不能及时有效发挥主流传媒作用引导口头或网络舆论，甚至有的媒介进行新闻炒作误导舆论，影响社会和谐。如媒介对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的大肆炒作，将其炒成热点新闻，诱发不安定因素，从而背离了其社会协调功能。

第三，文化传递功能的弱化。媒介的文化传递功能是指传媒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普及社会教育的功能。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媒体为争夺受众，就要迎合大众口味，不得不降低艺术的品位，生产出诸如不健康的杂志、盗版书籍、荧屏上粗制滥造的节目和网络上的明星绯闻等精神垃圾。更有甚者，有的媒介热衷于炒作黄赌毒、暴力等，致使媒体传播的文化传承功能丧失。这将不利于受众尤其是青少年从媒介上获得健康的知识、科学的理念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第四，娱乐功能的失调。提供娱乐也是媒介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旨在创造大众文化、提高大众品位，使个人得到休息调整。媒介提供的娱乐与消遣不仅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而且对统治阶层来说，有助于将权力扩展到生活领域，通过各种节目使其意志和信念得到充分体现。“为了争取更大量的观众，许多国家自己的节目不得不走商业化道路或加强娱乐化色彩，就连电视新闻也出现了娱乐化倾向，这似乎是全球电视媒介共同的趋势，美国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①如有些节目把肉麻当有趣、以媚俗为时尚。主持人形象上头发五颜六色、衣着荒诞怪异，语言上打情骂俏、调侃、港台腔等。主持人应有的端庄、文雅、谦逊、稳重荡然无存。娱乐功能的失调会使受众沉迷在“媒介假日”，降低其审美情趣，消解其批判性思考，不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氛围。

此外，媒介还常常以低廉的代价占用或剥夺人们的自由时间。受众长时间沉溺于媒介环境，缺少与他人和社会的直接交流，逐渐导致自我封闭、视野狭窄、人际关系淡漠。正如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拉扎斯菲尔德所说，媒介是一种高尚的最有效的社会麻醉剂。施拉姆说媒介就像盗窃时间的扒手，或叫时间窃贼。

媒体公信力的异化

真实和讲真话是新闻单位追求的核心，从整体而言，记者的目标就是真实。但媒介和新闻工作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背弃了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违规违纪，目的错误，报道失实，传统媒介的新闻不再准确和真实，致使媒介的公信力出现了异化。

媒介公信力的异化主要表现为虚假新闻、煽情主义新闻、有偿新闻、虚假广告四个方面。②这些不仅降低了受众对媒介的信任，还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2007年3月某报发表的《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使南部地区的蕉农损失近8亿元。2008年9月的四川广元的蛆橘事件更是造成经济损失达100亿元。

媒介从业者的异化

媒介从业者的异化，表现在他们的职业道德、自律意识缺失，具体有两种情形：一是面对政府时。从业人员在处理和政府的关系时，总是很“自然”地淡化不利于政府的报道。二是面对客户时，包括大单订阅客户和广告客户。③媒介是由利润驱动的企业，虽然非盈利性的组织也在媒介中发出了重要的声音，但我国公众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城区大报、新闻性周刊以及广播和有线电视网等，而这些媒介大都是为盈利而经营。媒介组织和从业人员往往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背离新闻标准和新闻价值。如有偿新闻、有偿不闻、虚假广告等。

传媒的自我超越

新闻传媒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又是整合社会资源的重要工具之一。要发挥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实现自我超越。传媒实现自我超越的前提是要有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就是指对本民族文化和传媒文化有足够的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及如何应对的清醒态度。在全球化和媒介化社会，媒体更应有文化的自觉，担负其应有的社会责任，融入世界并不失本色。文化自觉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取舍、选择和改造的自主能力，以便适应新的时代环境。

当前，我们需要通过深刻反思，寻求传统媒介文化和新媒体的结合点，将我们集体无意识的传统提升到自我清醒的层面，在观念上超出传统的局限，重新思考媒介角色和定位，媒介在媒介化社会中应处于一个枢纽地位，其作用应更侧重于引导、协调和监督，由党的“喉舌”转变为社会的“守望者”。

传媒要实现自身超越必须与传统文化相承接，与新媒体技术相融合

一方面，传媒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与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相联系。中华文化是当代传媒的重要文化资源。新闻传媒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同时，突出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发挥思想导向和文化传播的作用，以消解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干扰和影响。

另一方面，必须进行媒体整合，实现传媒与新媒体相融合，引进或培育法治文化，消除实现媒介融合的阻滞，用新技术、新方式传播文化精华，引导舆论为公众服务，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传媒自我超越重在制度建设

媒介异化带给公众众多的负面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管理，实现管理的法律化、制度化，才能使我们有一个理想的媒介环境。

就媒介自身系统来讲，要成立规范媒体行为的管理组织机构，对媒体内容、从业者行为进行规范:一要由法律约束；二要符合人类的道德规范。在经济上不能破坏经济发展；在政治上不能危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对违反规定的给予处罚。如英国为独立电台设立的独立电视委员会，负责对全英所有商业性广播媒体进行监督和管理，包括颁发营业执照，有权收回违规公司的营业执照资格，可以以年收入3%的比例向公司征收罚金，也有权要求公司改变或修正节目策划。④此外，实现传媒自我超越还需要提高民本意识，优化传播者的媒介素养，培养其新闻专业主义。虽然中西方并没有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统一界定，但大都认同新闻专业主义从本质上说的三方面理念：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业准则。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高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本领、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大胆创新精神的传媒专业人才是实现传媒自身超越的关键。人才是媒体发展的根本，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体传播则是人际交流的延伸。在我国，媒介、新闻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统称新闻传媒，因而传媒人才一直被称为“宣传人才”、“宣传干部”或喉舌干部。当然这是从媒介主体作为政治人的角度来讲的，其实媒体人除了具有政治人属性外，还有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属性。作为经济人他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作为道德人他要承担道德上的社会责任，对社会上的各种行为尤其是违法、不道德行为进行公正评论。要使传播秩序良性发展，媒介主体的多重属性必须取得平衡。这就需要媒介从业者不仅要有高超过硬的新闻技能，更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修养、人文修养、道德修养和心理修养，这样才能有新闻专业主义的操守。

总之，媒介化社会的传媒应当与传统相承接，与现代相呼应，以法律为支撑，与制度相倚重，这样的传媒才有利于科学发展。

注　释：

①高鑫、贾秀清：《经济?文化与现代电视传媒》，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②江作苏等著：《媒介公信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230页。

第2篇：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异同范文

关键词 新媒体传播；媒介功能；功能异化；媒介素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何文，《新城乡》杂志社编辑，四川成都610012

一、从传统传播模式向新媒体传播模式的转型

大众传播模式依托技术发展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人际传播，即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传播；第二阶段是依托印刷媒体（如报纸）和电子媒体（如广播电视）实现的点对多、无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单向传播模式；第三个阶段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媒体传播模式，即超时空的立体互动多向传播。

从传播史来看，任何一种新的传播技术的出现，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传播模式并没有必然带来原有传播模式的消亡，而是新旧共存，互相补充。当前，随着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新媒介日益成为重要传播模式，并对人类传播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施拉姆等人对传播模式的更替如何影响传播活动的认识。对印刷和电子技术带来的媒介变革，施拉姆等认为：“现代大众媒介并不是真正的新鲜事物，只不过传播信息的距离更远、速度更快而已，只不过是悠久的信息传播的最新成就，其功能是更有效地搜集与交换信息。即使在内容上，它们也既不新颖又不迥异。在一定程度上，现代大众媒介师法传统的面对面媒介，面对面的媒介也接过新媒介的某些特色。论坛上了报纸；宣讲人和民歌手上了广播；马戏班、舞蹈团和演员上了电视；部落议事会变成了广播电视上的新闻会或访谈节目。”事实上，数字技术带来的媒介变革远远比印刷和电子技术带来的媒介变革更加彻底和深刻，影响也更加广泛。

（一）新媒体传播改变了传播的流向

新媒体传播模式是当代传播技术革命的成果。在新媒体传播中，媒介即媒体（如报纸既是传播媒介又是传播主体）的格局被媒介即平台（如网络作为媒介平台人人可以使用）的传播格局替代，媒介由传播主体转变为平台工具。在这一传播格局中，全民皆可成为传播者，传受界限模糊，传播活动是立体多向互动传播。

（二）新媒体传播推动了传播形态的多样化发展

新媒体传播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媒介使用门槛大幅降低，几乎人人都可通过某种媒介形式（如互联网、手机等）进行传播活动，这使得以电视、报纸、广播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力降低，而以博客、微博、网络评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形式得到快速发展，影响力大幅提升，其中，“微博作为新媒体的前沿，构筑了全新的交流平台，对构建公共领域话题，尤其是对突发危机事件的表达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结构特点和传播特点使它能参与、渗透到事件中去，完成公共领域中的话题聚焦”。在高速发展的传媒技术的支撑下，还会出现更多更新的媒介，以及相应的更多更新的新型媒体，媒介和媒体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三）新媒体传播推动了传播主体的大众化转型

媒介的大众化是公众依托媒介参与传播的可能性和自主性，媒介和媒体的多样化发展为公众参与，即传播大众化提供了现实可能。媒介的大众化转型赋予了媒介“人人都成为记者、人人都成为媒体”的自媒体特征，并使得传播呈现以下特点：（1）进一步打破了传播的时空限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及时传播；（2）加大了政府管控难度；（3）媒介影响力空前扩大；（4）媒介（媒体）依赖成为新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

二、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的媒介功能异化

对媒介功能的认识需要从不同的维度出发，一是媒介职责功能，即仅仅从媒介本身来确定其职责功能，如收集、传递和沟通信息的功能。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媒介即按摩）就是对媒介这一功能的阐释；二是社会功能，即从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中来确定其职能，如在承担报道职责的过程中对社会产生影响；三是经济功能，即媒介产品（如新闻）作为商品的职能。在不同的媒介使用环境下，媒介功能在各自领域发挥的作用是有区别，甚至是迥异的。

主流媒体和社会化媒体共存是新媒体传播时期的重要特点。新媒体传播时代，媒介技术的普及以及媒介使用者的泛化，使得在媒介从专业机构（如报社、电视台、通讯社等）独享转向了包括普通公众在内的社会共享，并导致了媒体形态的分裂，媒介格局也由主流媒体一统天下变为主流媒体（主要包括报刊、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在我国主要为政府主导）和社会化媒体（如微博，主要由社会公众主导）共生共存。在这种媒体格局下，传统主流媒体作为唯一媒体形态的优势一去不返，而社会媒体天然具有的体制外、分散性和复杂性特点导致政府很难对其实施完全的控制，从而使得社会化媒体作为公众喉舌的角色得以更好展现，并推动媒介功能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

媒介的被动型功能主要是指媒介传统上作为信息的收集、和沟通者的功能，在这一功能里，媒介扮演局外人的角色，媒介被要求做到真实、客观、公正，即报道要力求做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媒介的主动型功能是指媒介作为参与者积极参与信息的制造和发散，甚至事件的引发等，在这一功能里，媒介需要通过不断创新、创造来体现作为参与者的角色价值。媒介功能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媒介职责功能的异化过程，媒介职责功能的异化必然导致媒介社会功能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功能的异化是大众传播向媒介传播的必然产物。

媒介社会功能是媒介的外延的体现，是媒介进入社会领域的结果。研究者们将查尔斯.赖特以及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关于媒介社会功能的学说相结合构成了经典的媒介四功能论，即监视、联系、传递社会遗产和娱乐。在媒介传播环境下，媒介的重要功能，即议程设置功能出现异化，表现为议程设置者不再仅仅是传统主流媒体，而是涵盖了公众直接参与的社会化媒体，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可以通过某种媒介形式成为议程的设置者。值得注意的是，发行量和收视率的持续降低使得传统主流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影响政府和公众的能力在不断减弱。

媒介功能异化的核心是权力扩张，表现为媒介功能日益向外渗透，甚至突破了自身界限，侵入到了其他领域，并出现了媒介审判、媒介邀约、媒介圈层、媒介扩大等功能异化现象。

1 审判功能。媒介审判是媒介侵入司法领域，试图以舆论的力量干扰或影响司法审判的功能体现，是媒介功能异化的主要表现之一。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 paper）。我国近年来出现的“许霆案”、“邓玉娇案”、“我爸是李刚案”、“药家鑫案”等一系列案件均引发了网民在各种媒介上的“舆论”大爆发，甚至出现了“全民皆法官”“民间审判”等现象，严重破坏了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损害了司法独立的法制精神。

2 邀约功能。通过信息和意见的集合同一意见者，共同采取行动，提高该意见对社会的影响力。邀约功能是媒介从旁观者转为组织者和参与者的重要表现。当前频频出现的“微博约架”就是媒介邀约功能的表象之一，而在网络邀约基础上引发的“网络暴力”行为更是对和谐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

3 圈层功能。以意见为划分标准，将传播者和受众划分为若干意见圈层，圈层之间是观念和意见的排斥和对立。圈层功能使得媒介不再是意见的传播者，而是意见的统一者，传播不是最终目的，统一观念，排斥异己才是传播的最终目的。因此，媒介圈层功能发挥的主要结果是社会的圈层对立，而圈层对立天然具有的加剧和引发社会矛盾的功能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固化和加剧媒介的圈层功能，并形成恶性循环。

4 扩大功能。借助新媒体病毒式传播的能力，将事态迅速扩大，使之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从而推动事件或问题的升级或解决。人肉搜索是媒介扩大功能异化的突出产物。人肉搜索本意是充分利用网民的互动特点，通过网络社区集合广大网民的力量，实现信息的充分获取，但在实际操作上，人们往往通过人肉搜索来追查某些事情或人物的真相与隐私，并把这些细节曝光，从而导致事态扩散，并给当事者带来严重伤害。

虽然媒介本身并不能对社会或个人造成灾难，也不会自动启动对社会的有益变化，但是媒介具有放大和增强社会中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能量，并通过发挥这种能量为社会带来希望或者灾难。媒介功能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放大了媒介对社会的负效应，并为社会的良性发展带来困扰和阻碍。

三、提高公众媒介素养抑制媒介功能异化

媒介素养是人们吸收、判别及使用媒介的能力（引自美国）。斯坦利.巴兰等认为：随着传播从大众传播到媒介传播的发展，使用者的动机也发生了改变。同时他们还论述到：如果说我们在20世纪对媒介有什么了解的话，那就是，媒介不是魔鬼的力量，不会不可避免地突然对社会或者个人造成灾难。媒介本身并不制造“沙发土豆”和网络瘾君子，不会培育大量政治示威游行。但仅仅如此也并不能带来新“启蒙时代”的“新秩序”。用媒介的人拥有这样的权利：既可分裂，又可联合。由于人们使用媒介的动机和方法决定媒介的价值取向，提高公众媒介素养成为抑制媒介功能异化的重要路径和手段。由于公众媒介素养的形成受到自身和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制约，因此，提高公众媒介素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播者（媒介）和公众三个方面。

1 公民理性和理性公民

公民是媒介使用的主体，公民理性强调公民在处理和对待某一具体媒介事件的理性态度和行为，理性公民则是这一理性态度和行为在公民观念上的内化和固化。理性公民的培养是实现公民理性的重要前提。

包容的心态和客观的理念是理性公民和公民理性共同具备的基本素养。媒介作为意见的自由市场，其核心理念是求同存异，允许意见的自由发表和独立存在，以及不同意见之间的碰撞、对峙、包容和保留。如果在传播理念上强调唯我独尊，非此即彼，必然在行为和态度上表现为不理智，甚至是暴力倾向。

厘清传播和宣传的关系有助于树立包容心态和客观理念。传播不等于宣传，这是传播学研究者的共识。与意见自由市场相一致的开放式传播相比，宣传是典型的收缩式传播，目的是把所有的不同意见收拢，最终保留一种意见。在中国求同文化的背景下，往往认为传播就是宣传，因此，人们发表意见不是为了讨论，而是为了同化异己，并最终实现“上下大同”、“上下一心”的传播目的，其结果是人们意见上的圈层化，以及圈层之间的尖锐对立。

2 负责任的大众媒介的培养

（1）建立和落实行业准则。尽管媒介功能异化主要表现在媒介的职责功能和社会功能里，事实上，媒介的三种功能是相互补充和影响的，媒介的经济功能对媒介功能异化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如果大众媒介只信奉利益至上原则，罔顾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就会背离社会良知和社会道义，使得新闻策划、娱乐至死等违反传播基本伦理道德的媒介使用现象处处可见。同时在利益驱使下，大众媒介的受众至上理念也出现异化，由服务受众变味为盲目迎合受众，并成为一些非理性媒介事件的助推器和帮手，因此加强行业协会建设，用行业准则来规范媒介行为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2）加强和完善法律手段。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法律都是规范大众媒介最有效也最直接的手段。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12月23日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同时，新闻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这一规定对抑制媒体审判的泛滥起到了积极作用。

（3）加强对媒介从业者的行为约束和职业道德教育。媒介从业者是被贴上了媒介这一职业标签的人。也就是说，媒介从业者首先具有人的特性，其次才具有职业特性，人的特性直接影响着其职业特性的形成和发展，所以需要不断提高媒介从业者的媒介素养，培养其正确的媒介观念，以确保给公众提供健康理性的媒介环境。

3 弹性社会的建设

弹性社会的建设就是要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上，使人们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思想上包容异己，在行为上消除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模式的影响，允许并实现不用观念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并通过这种碰撞与融合消除对立，实现社会和谐。

（1）渠道建设。社会问题的解决在疏不在堵，渠道不通正是许多媒介现象产生以及被放大的重要原因。有观念认为抛开法律渠道不通的问题而单单去指责媒介审判的不合理性，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我国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司法等权利往往高度集中于行政权利之下，相比于权利的‘暗箱操作’，公众能看到的只是处于‘明处’的传媒报道。所以，避开并不独立且受多种有形无形因素制约的司法审判，却单独提出并指责‘媒介审判’是有失公允的”[61。因此，要有效减少甚至消除诸如媒介审判、人肉搜索等媒介极端行为，就需要依法畅通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公权力机关之间的信息沟通、问题解决以及正义实现等渠道，防止公众因相关渠道不通而借助网络从而引发网络事件或者社会等情况的出现。

（2）自由平等理念。树立自由平等的理念对提高公民媒介素养至关重要。对公民自由发表意见权利的争取和赢得胜利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从中西方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相关文献来看，这一自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管理者，主要是指政府；二是公众自身。随着各种保障出版的法律的出台，行政力量（管理者）已经很难对新闻出版进行直接干预，公众自身对自由平等理念的践行日益成为建设弹性社会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媒介传播为“多数人的暴虐”行为提供了温床，正如密尔指出：现在对自由的威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社会上多数人不能容忍非传统的见解，以人数上的优势压制和整肃少数人。当“多数人的暴虐”成为大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时，就会严重破坏人们的知情权，并使得网络挑衅、谩骂、恶搞、人肉等暴力行为大行其道，不断加剧和引发社会对立、矛盾和冲突。

（3）公民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自上世纪90年代末才引入大陆，在很长的时间内仍属于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教育活动。”由此可见，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晚，涉及面窄，作用有限，完全不能满足当前传播环境下对公民媒介素养的要求。提高公民媒介素养应是一场全民教育活动，需要从小学开始在校内设置公民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帮助公民形成健康使用媒介的行为和思想自觉。同时加强公民法制教育，依法管理媒介，用法律来约束公众的媒介使用行为。其中，加强执法应当是政府媒介管理的重点，因为“网络的虚拟性、高效性让有些人认为政府部门找不到他们，所以行为更加放肆。对于执法部门来说，可能因为技术上存在限制等原因，所以执法观念比较懈怠。”

参考文献

[1]（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概论（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6.

[4][5]（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嘈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三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0、355、9

[2]蔡军微博的传播特性与功能——以“温州7.23动车事故为例[J].新闻界2011（9）：75”

[3]周晓虹.自媒体时代：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J]新闻界.2011（4）：20”

[6]申玲玲慎言媒介审判提升自身素养[J]新闻界，2012（6）：136

[7]（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8]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l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76。

第3篇：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异同范文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新闻报道中，以门户网站为主体的网络媒体依据其在新闻报道中的快速反应、可储存的海量信息、便捷的检索功能、多媒体的信息呈现形式和交互性的传播方式等特点而大放异彩，对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与传统媒体展开了一场媒介差异化之战。

但与之相反，网络媒体内部的同质化报道现象却十分严重。首先表现在报道的取向单一。包括新浪、搜狐、网易、TOM、腾讯、MSN中国等在内的主流网络媒体，均按照“金牌至上”的报道原则，将报道的重点集中在夺金项目和冠军的报道上。其次，报道的内容严重雷同。以刘翔的夺金报道为例，在刘翔夺得男子110米栏冠军之后，当记者问及刘翔夺金的压力时，刘翔说道：“谁说我一定要拿金牌？我可没说过啊--比赛只不过是场游戏！”随后，几乎所有的网络媒体，都以同样的标题和内容报道了刘翔的夺冠感言，并配以相同的图文报道和历史链接。

当然，网络媒体的同质化现象主要归于其新闻采访权的缺失，无法以记者的身份完成报道，而只能通过在现场观看或者整合当地的公共信息资源进行新闻报道。加之网络媒体的新闻内容具有易复制、易储存、二次生产边际成本低的特点，造成了网络媒体在2004年奥运报道上“千网一面”的局面。

差异化竞争策略的理论意涵

面对错综复杂的竞争格局，在企业的各种备选和应对策略方案中，差异化策略一直是倍受关注并广受推崇的重要策略。其原因在于，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一方面，很难形成和巩固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并据此实施利润最大化的定价策略，以获取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也很少是处于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只是作为价格的接受者而获取正常利润。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企业都是面对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进行策略选择。而垄断竞争是以产品的差异化作为市场结构的存在基础，寡头垄断中的产品差异也是企业避免豪泰林（Hotelling）竞争困境，维持和利用市场势力的最有效方法。因此，在波特的竞争战略中，与成本领先和专一化策略一样，差异化竞争策略的设计与选择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就网络媒体而言，受网络经济特性的影响，网络媒体产业具有形成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天然属性。一方面，网络外部性、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等行业特点，让网络媒体市场的先行者或主导者容易形成垄断性市场地位。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快速革新，产品需求的多样化和差异化特点，产品生产的低边际成本性，以及较低的进入和退出壁垒等也让网络媒体产业的竞争性不断加强。因此，垄断竞争市场中显著的可竞争市场的特点，要求网络媒体企业不断探索和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形成企业特有的市场地位和竞争能力。

因此，无论是从网络媒体的竞争态势，还是从竞争理论意义来看，面向2008年奥运报道，各网络媒体在继续发挥其较传统媒体的竞争优势的同时，如何在行业内部形成差异，独占鳌头，都是重要的战略决策与实施问题。

基于受众的多元化需求实施差异化策略

在每半年一次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都会按照网民的从业性质将其分为企业工作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学生、自由职业者和无业人员等类型，显然，不同类型的受众将会对体育新闻呈现出不同的需求特征。相应地，也就为网络媒体的差异化报道创造了需求侧重的前提条件。例如，在今年的奥运系列报道中，针对用户粘性高、培育潜力足的大学生群体，网易奥运频道推出了“网易・全国高校2008观方站”活动，该活动的目的在于，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通过“门户网站提供平台、各高校学生亲自参与”的方式，形成互联网报道北京奥运会的另一全新视角，帮助各高校学生初步体验互联网的全方面运营。对大学生来说，这是一次互联网社会实践活动；对网易而言，则可以将这一个由独特群体构建的新聚合点，转变成北京奥运会互联网报道的另一个着力点，不仅吸引网民的眼球，而且为广告客户提供新的介入机会，实现多方共赢。可以说，“奥运观方站”就是网易为大学生专门设置的、适应大学生信息需求的“奥运官方站”。

此外，还可以依据网民在年龄、性别、地域、兴趣爱好等特征维度上的横向差异，围绕其所关心的差异化重点、热点、难点、疑点和亮点问题，提供以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服务。比如，针对女性网民对民生、娱乐新闻的关注程度普遍高于体育新闻的情况，各门户网站可以从吸引女性、服务女性的角度，在女性频道、娱乐频道上提供经过软化处理的体育硬新闻，从细微处呈现出一个不同“视界”的奥运盛会。如在报道完常规的赛事新闻后，可以追加报道体育明星的身世背景、参赛中的奇闻轶事、体育明星的娱乐活动、比赛中的外籍教练、明星裁判员（昔日的奥运冠军）、首次参加某项目比赛的小国运动员、比赛现场的志愿者等男性网民容易忽略而女性网民却热衷了解的新闻花絮。同样，针对铁杆体育迷、网络游戏玩家、IT或动漫爱好者等网民群体，可以在他们所日常关注的频道中，以其习惯的信息表达和接受方式进行奥运新闻的渗透式报道。如针对喜欢追赶高科技浪潮的IT爱好者，除了通过网络向他们提供体育信息和奥运科技信息之外，还可以联合新媒体，以手机短信、手机电视等新兴传播方式来满足这一群体对于高新科技产品消费和奥运信息的双重需求。

基于网络媒体供给能力的差异化策略

更多的差异化策略源自门户网站的差异化供给能力。除了在版面风格、色彩搭配、栏目编排等外在形式上凸现个性之外，更为重要的差异化则来自于网络媒体内在的竞争优势。

组建差异化报道团队。差异化的报道团队是指在团队中吸纳教练员、退役队员、专家学者、志愿者、现场工作人员等作为重要的补充力量。通过分布在不同职能岗位上的“记者”的最新消息，从不同的角度对奥运活动和比赛展开全方位、全程报道，弥补以往报道中关注点过于集中，新闻内容大同小异的不足，有助于组织独家报道。例如，在2002年央视的世界杯足球赛转播中，除了精彩的比赛之外，留给广大球迷以深刻印象的就是“比中国足球更美丽”的沈冰和她的报道团队。而且，差异化团队的组建可以避重就轻地储备特色报道素材，为奥运比赛结束后策划“新闻背后的故事”，形成“记者档案”作好准备，做到新闻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

缔结差异化战略联盟。差异化战略联盟是门户网站主动寻求外部合作，构建系统比较优势的竞争策略。门户网站通过与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组建战略联盟，一方面，依托传统媒体的强大报道团队和采编队伍，确保在第一时间权威信息。另一方面，与传统媒体形成互动，通过互开宣传和报道窗口的形式，以联盟的身分出击，不仅利用了各大媒体的比较优势和核心资源，形成差异化报道内容，而且形成了联盟合力，创造1+1〉2的竞合效果。

目前，各门户网站都在积极组建各自的战略联盟。为了在奥运报道中拥有独一无二的资源优势，搜狐投入巨资成为奥运会互联网赞助商和中国体育代表团独家互联网合作伙伴。与此同时，还与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以及全国45家电视台和35家重点平面媒体构建奥运报道联盟，搭建起一个由各媒体全面合作、交叉立体的奥运报道传播平台。相应地，为了对抗搜狐，新浪内外出击，不仅与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等国外媒体展开合作，组建“媒介联合体”，而且与网易、TOM、腾讯等国内21家网络媒体组建奥运报道联盟，形成联盟差异。

策划差异化报道主题。差异化的报道主题是指网络媒体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或立场，选择独特的报道主题，并围绕报道主题制定采访和报道计划，形成主旨突出、原创鲜明的报道系列，属于“自主命题”报道。例如，针对运动员的成长历程报道，可以拟定类似于“体育人生”、“明星全记录”、“星光大道”等主题，像“艺术人生”、“鲁豫有约”、“背后的故事”等谈话类节目一样，从家人、教练、朋友、同学、队友等多个角度去反映运动员的成长历程，捕捉和挖掘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可以说，报道主题的差异化是对网络媒体的创意和策划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的考验。

但是，网络媒体还要进行“给定命题”式的同题报道，面对相同的新闻素材（同样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新闻事件），网络媒体实现差异化就是不可复制的独家解读和深度报道，避免“英雄所见略同”，形成“文因载道而著”的出奇、出新、出彩效果。

组织差异化互动活动。互动性是网络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一大显著特征。通过策划、组织融参与性、趣味性、益智性等为一体的互动活动，网络媒体可以有效地提高网民的网络停留时间和用户粘性，增强传播效果。可以说，互动活动已经演变成为网络媒体之间实施差异化竞争的第二战场。

首先，在线上报道方面，可以依托差异化报道团队，借鉴韩国OMN新闻网站的“市民记者”报道模式，以及很多城市交通广播电台吸纳出租车司机成为路况报道员的模式，发动赛场上的观众担任“前线记者”，通过他们“搭船出海”，及时发送照片、视频、文字等多种形式的现场报道。比赛结束后，再通过博客、播客、论坛等形式组织后续报道。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还应该精心组织网民参加与奥运相关的线下活动。如通过组织“走进体育场馆”、“走近运动员”、“走访奥运工作人员”等系列活动，不仅可以满足网民的好奇心，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而且可以发现和培养一批有组织和活动能力的骨干网民，为互动活动的开展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要对活动进行跟踪报道，形成全方位互动。

第4篇：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异同范文

媒体对于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公众预期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国内外学界对媒体影响公众预期已经有大量研究。鉴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复杂性，中央银行影响经济结果的能力有限，巧妙运用预期管理对于货币政策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描述了中央银行短期名义利率的变化如何转化为产量或价格的变化。无论是传统利率传导渠道，还是汇率传导渠道、股票市场传导渠道、信贷渠道，如果不将公众预期纳入分析框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就不能够被完全解读。考虑到通胀预期中专家和公众预期的异质性，Carroll(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媒体出现通货膨胀相关报道时，公众会关注这些报道，同时形成自己的通胀预期。当媒体通胀指数增加时，即更多新闻报道通胀预期，公众预期与专家预期的差异会减小。与Carroll(2003)的研究相比，Blinder和Krueger(2004)的研究关注电视媒体与纸媒两种途径对人们通胀预期的影响。通过调查，作者发现公众更容易通过电视媒体获取信息形成自己的经济政策观点。前两项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媒体如何形成公众预期的问题。Reis(2006)的研究从成本角度说明公众面临获取、吸收、处理信息的成本较大时，他们不会连续地而是间断地更正自己的预期，并引入广义inattentiveness模型计算自身最优消费计划。中央银行应当采取相关措施，通过媒体报道主动引导公众预期，从而加强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阐述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的理论逻辑，总结相关实证分析类文章的经验证据，挖掘国内外学者对于媒体中的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脉络和思维逻辑，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理论逻辑

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理论逻辑是指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息通过媒体影响公众预期，进而影响到公众投资消费行为，最终传导至总体宏观经济的传导路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沟通是现代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媒体作为中央银行沟通的重要渠道，连接着信息的提供者和接收者，传递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信息。

(一)传播学理论与信息经济学视角

传播媒介对公众的认知环境活动有极大影响，以至于改变人们的预期和行为。媒体对公众认知的影响研究持续了几十年，并且已经形成了几种关于媒体效应的理论。1.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指出主流媒体对公众认为重要话题的设定是具有决定性的即媒体作为信息的供给方具有主导优势，而忽略了媒体信息需求方的影响。McCombs和Shaw(1972)承认一些消费者会积极寻求信息，但是大部分消费者只会接受信息，不会进行太多成本消耗的努力。而Reis(2006)的发现更偏向于消费者获取信息的不连续性。即使媒体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占据优势，公众对于获取信息也是有一定的选择权利根据获取、吸收以及处理信息成本的大小更改自己对现实经济的预期。与McCombs和Shaw(1972)不同的是，Reis(2006)把信息作为一种商品，消费者根据对信息的偏好和效用选择支付信息的价格。选择支付信息的价格是消费者更新自身最优消费的决策成本。正是因为决策成本的存在，消费者不会连续更新自己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所以，消费者的决策行为表明信息传播是具有粘性的。只有信息慢慢在人群中扩散开来，消费行为才会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到总体消费。

2.培养理论。随着信息传播渠道不断拓展，电视媒体对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培养理论更加侧重电视渠道信息传播效果，并假设公众主要是通过电视媒体获取信息。Gerbner(1969，1972)的研究认为公众对世界的感知存在长期效应，主要表现为主流化效果和回响效果。主流化效果是指本应多样化的价值观，因为人们接触电视而变得与电视呈现的意见主流相似。

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代表的是社会主流舆论，引导公众意见趋于一致。主流化效果理论与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理论极为相似。沉默的螺旋理论由德国女传播学家Neumann(1974)提出并且在1980年对理论进行了全面概括。沉默的螺旋理论从传播学现象入手建立信息传播的分析框架。人类的行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环境适应行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对人们发表意见行为进行深刻剖析，描述了人们在表达自己观点和想法时的行为。当感觉到自己属于多数派意见时，人们更加倾向于积极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觉自己属于少数派意见时，人们会屈服于多数派意见而保持沉默。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行为会形成一个多数派意见逐渐扩大和少数派意见逐渐消减的舆论传播过程。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舆论倾向一边倒正是这一机制的结果。而回响效果理论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也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当电视经验与个人经验达到一致时，回响效果会显著增大，即人们会选择与自身经验趋于一致的意见进行表达。货币政策当局如果打算利用新闻媒介引导公众形成货币政策的合理预期，可以要求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与现实的货币政策相一致并尽可能贴近社会实际，此时的传播媒介效果达到最大。

3.使用与满足理论。与上述理论不同，使用与满足理论倾向于认为公众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通过自身的背景特征和动机选择相关信息。公众受到自身信息需求影响主动介入媒体，而媒体通过传播渠道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同时与其他信息来源相竞争。公众主导信息需求和信息传播渠道间的相互竞争导致公众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甚至公众能够影响新闻报道，即媒体对公众的关注做出积极反应。以上几种传播学理论无不反应经济学最基本的逻辑：媒体作为信息的供给者向公众提供信息。如果信息供给方更强势，议程设置理论和培养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公众采取间接更新自己接受信息的频率以降低成本从而改变自身的消费和投资计划。一旦公众信息的需求方更强势，那么媒体反而会迎合公众舆论，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新闻报道，以此来影响公众预期和行为。

4.信息经济学视角。相比与传播学理论，信息经济学领域对媒体报道影响的研究更加倾向于信息质量和信息不对称，并主要集中于微观领域。Lamla和Sarferaz(2012)的研究揭示公众通胀预期的更新过程。这种信息更新过程归因于个人间信息摩擦。将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引入经济学计量模型中。信息的数量与人们更新预期的频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信息的质量越差，人们就会越多的关注决策时点的信息。与Reis(2006)的研究不同的是，Lamla和Sarferaz(2012)的研究表明了人们在调整信息的过程中除了关注信息的成本，还强调获取信息的质量：获取信息的质量高低会直接影响预期更新的频率。高质量的信息对于良好的决策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现实中，市场信息是不完美的，而且存在扭曲动机，即使公众是理性的并且知道市场缺陷的存在，也会改变行为结果。因此，信息经济学在传播学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公众对于信息质量的反应。在不完美市场中，即使获取信息需要付出高成本，公众也更偏好高质量信息。

传播学理论关注信息传播过程对公众行为形成的影响，详细分析了影响公众预期形成的内在逻辑。而信息经济学更加关注信息的本质成本(Reis，2006)和质量，并主要集中于微观主体决策的形成，有助于为媒体中的货币政策提供微观基础。媒体对公众预期和行为的影响仅仅是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的一部分，需要将媒体的影响纳入整体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分析。

(二)政策传导渠道视角

媒体报道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渠道，中央银行可以利用媒体面向公众进行信息交流，减少信息不对称，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最终实现政策目标。中央银行逐渐意识到，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公众预期进行充分和详尽的解读，为货币政策制定提供大量有用的反馈信息，能够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和有效性。

1.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告示效应。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通过媒体新闻通稿或出版货币政策报告等方式向公众传达政策，称为告示效应。新西兰储备银行最早将告示效应纳入货币政策操作中，新西兰储备银行通过告示操作影响短期利率，从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这间接说明了中央银行有能力通过媒体来影响公众对未来利率的预期，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预期到中央银行对政策利率进行调整，公众会通过市场对现行市场利率进行调整，达到政策预期的效果。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预期理论。媒体报道对公众预期的影响主要是从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两种预期理论角度分析和阐述的。适应性预期是指适应性预期的经济主体利用过去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误差修正新一期的预测。适应性预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可靠性和适用性十分有限。在适应性学习条件下，公众利用中央银行通过媒体或者其他渠道告知的货币政策信息形成的预期维持经济的稳定性。同时，中央银行信息的透明程度对公众适应性学习行为有着重要作用，能够加快货币政策效果的实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目标是为了减少和消除货币政策制定者和私人部门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提前宣布货币政策目标和做出承诺，促使公众达到预期目标。鉴于适应性预期对信息的利用程度不高，理性预期理论应运而生。经济主体会根据理性预期假设，充分利用现有的所有信息预期经济变量的未来走势。与适应性预期不同的是，经济主体做出预测时需要将当前有用的信息纳入预期中。同时，经济主体运用各种信息来修正自己所做的预期。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考虑当前、滞后还是未来的信息。理性预期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十分严格的数学假设和实践操作性不强使得其难以刻画公众预期。在现实世界中，理性预期与实际公众预期的差异使得理性预期的实用性大打折扣。

媒体中货币政策理论框架的前沿综述从不同视角对媒体中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与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同的是，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理论基础加入了传播学和信息经济学理论，并结合经济学分析基本的供求理论，为媒体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提供支持。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目的是将媒体报道结合整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尤其是央行主动沟通的告示效应和公众预期形成机制，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媒体对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报道作用于公众预期，公众预期的变化会导致未来通货膨胀率、未来短期利率等货币政策目标发生变化，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效果。

三、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经验证据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媒体中的货币政策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公众预期形成和媒体报道行为两方面。公众预期形成和媒体报道行为两方面的研究遵循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但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媒体中的货币政策经验证据。

(一)公众预期形成视角

1.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的实证分析

媒体报道对预期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通胀预期形成的研究。在宏观金融领域，国外学者最先将流行病学模型运用到媒体报道对公众预期影响的研究中。Carroll(2003)将流行病学领域的流行病学模型引入通预期形成机制研究，提出公众通胀预期的形成会受到新闻媒体报道的传染。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源自流行病学领域中公众疾病传播的研究，基本原理与一般流行病传染模式类似：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会在公众间产生传染效应，并且有一定的粘性。我们不难发现，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与Reis(2006)的信息粘性理论十分相似，均强调信息在公众间传播的时滞。信息粘性是基于消费者在获得、吸收、处理信息时所付出的成本，而这种成本会延迟信息的传播速度，导致信息粘性的产生。而Carroll(2003)的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是基于媒体在公众之间传播信息所引起的时滞。Carroll(2003)建立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研究通胀预期基于微观主体的异质性，将公众通胀预期理论模型设定为：居民当期的通胀预期为适应性预期，而专家的通胀预期为理性预期。研究通过区分居民和专家两类群体，将传统货币政策分析进行进一步扩展，对媒体视角的通胀预期形成机制加以说明。当媒体指数增加时，公众通胀预期更接近专家通胀预期。特别是在通胀预期相关报道较多期间，公众对于通胀报道的吸收程度远远大于相关报道较少期间。Carroll(2003)打破了上世纪通胀预期形成机制仅仅基于调查的局限性，将媒体因素纳入公众通胀预期形成机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2.媒体对预期形成机制影响进一步实证分析

Carroll(2003)的研究仅仅从媒体报道数量角度分析了媒体对于公众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并没有考虑新闻报道的质量因素。Blinder和Krueger(2004)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公众观念形成机制，并纳入了媒体报道质量因素。相比于Carroll(2003)的研究，Blinder和Krueger(2004)通过引入基本理论模型说明公众形成观点的渠道更多是电视和当地报刊。但是相比于其他信息来源，电视传播更多的信息，但是质量一般。Blinder和Krueger(2004)得出与培养理论相似的结论：当接触信息的渠道更多时，人们越容易形成观点;但培养理论更加强调信息的数量上的叠加而并非信息渠道的叠加。公众接触信息渠道增加，意味着公众可以以最低成本获得信息，并且通过不同信息的叠加增强自身选择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此外，观点的形成与思想意识、教育等因素相关。从人的角度剖析，思想意识在公众观念形成中起到决定性作用。Blinder和Krueger(2004)的研究违背了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理论的假设，却更加贴近现实情况，认为人们经常使用意识根据自己的现状快速做出决策，而并非根据自身的知识。人们通过意识做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缩短了决策过程，加快了信息在公众间传播速度。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意识的形成是否与人们自身教育和经验背景有关，文章并没有给出答案。Reis(2006)从信息成本角度分析了媒体对于公众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延续了以往研究的假定，得出更贴合实际的结论：公众通过媒体接受媒体信息改变自身的预期，但不会持续关注媒体信息的。

3.公众预期形成的异质性

近年来，国外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公众预期形成的异质性进行研究。其中，Lamla和Maag(2012)的研究关注公众和专家预期的异质性。公众预期间的差异取决于新闻内容的异质性和报告的强度，特别是关于通货膨胀上升的新闻。专家预期的不一致并不取决于媒体报道，而取决于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波动。Lamla和Maag(2012)证实了公众是通过媒体报道获取信息改变自身的通胀预期。Pfaifar和Santoro(2013)采用新闻报道和家庭预期数据测试粘性信息模型的流行病学基础，并且强调通货膨胀新闻的无关性、公众预期更新频率以及公众预期的准确性之间的关系。其得出的经验证据从根本上挑战流行病学框架的基本假设，大多数人并不会根据专家的平均预期修改自身的预期，因此并不能说明信息的获取与预期的异质性具有相关性，即居民的通胀预期具有脱媒性。与Carroll(2003)的研究相同的是，Lamla和Maag(2012)和Pfaifar和Santoro(2013)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媒体对公众预期是否有影响以及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因此，专家预期是完全理性预期并与公众预期的异质性假设不能说明媒体对公众预期是有影响的。

4.中国侧重于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研究

与国外学者研究脉络有所不同，国内学者的研究着眼于媒体对公众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影响。张成思和芦哲(2014)首次以媒体视角探究公众预期形成机制。根据媒体量化指标和公众对未来通胀预期的调查数据，张成思和芦哲(2014)检验了媒体舆论是否对公众预期通胀率具有显著影响。文章还构建了媒体舆论、公众预期和现实通胀率的动态模型系统，用以考察三者的动态互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媒体显著驱动公众预期，并且公众通胀预期的粘性程度较高。卞志村和宗旭娇(2014)利用措词提取法构建我国媒体报道变量，重点研究媒体报道对公众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卞志村和宗旭娇(2014)的研究更加强调媒体报道对公众通胀预期短期效应，即短期内媒体报道和公众通胀预期有同向变动趋势。媒体对公众通胀预期的影响程度与媒体相关报道呈正向关系。因此，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媒体窗口让大众更便捷的接触到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信息，有效引导公众，以更好地管理通胀预期。张成思、佟冠良和芦哲(2014)建立基于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证实了我国存在着从媒体报道到公众预期再到实现通胀的传导机制，深化了媒体舆论、公众预期和现实通胀率的动态模型系统。

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开始研究网络媒体对公众预期的影响，并挖掘网络媒体和报纸对于公众预期影响的差异性。张成思和芦哲(2016)首次将传播学领域沉默的螺旋理论与流行病学传染机制作为统一的理论基础，分析网媒和纸媒相关报道对通胀预期的传染效应。张成思和芦哲(2016)的研究表明纸媒和网媒涨跌价格报道对公众预期的传染强度不同，形成不对称螺旋。赵林海和刘兴宗(2016)的研究引入贝叶斯模型，分析了宏观经济变量和媒体报道对通胀预期异质性的影响。公众预期的异质性取决于媒体报道的异质性和报道口吻，而专家预期的异质性几乎不被媒体报道影响。赵林海和刘兴宗(2016)首次将媒体报道对于我国通胀预期异质性纳入研究范畴，验证公众预期会受到媒体通胀报道内容差异和语气的影响，同时从信息传播角度证明专家预期可以被看作理性预期，间接说明Carroll(2003)假设的正确性，为今后我国媒体对公众预期形成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研究提供经验证据。

通过理清国内外学者研究脉络可以发现，国外学者更多集中于媒体报道对于预期异质性以及公众预期形成机制的研究。而国内学者研究相对滞后，但并不影响其研究深度。张成思和芦哲(2016)挖掘媒体报道对公众通胀预期形成机制影响的传播学基础，将微观和宏观研究的理论基础有机结合，通过通胀预期流行病学模型多方位研究媒体对于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影响。赵林海和刘兴宗(2016)的研究填补了媒体对于我国通胀预期异质性影响研究的空白，说明了公众预期受到媒体传播影响的基本逻辑，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二)央行沟通与媒体报道行为视角

1.央行沟通方式的研究

最初国外学者对于货币政策在媒体中传导机制的研究主要关注央行沟通方式的选择对沟通效果的影响，并没有强调媒体在传导机制中的作用。Andersson　et　al.(2006)采用1996年到2003年的周数据对瑞典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沟通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者探讨了多种货币政策方式，发现各种货币政策信号(通货膨胀报告，演讲，基本利率变动)影响利率的期限结构，说明沟通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性。Ehrmann和Fratzscher(2007)研究了央行新闻会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除政策外，央行新闻会还会向市场传递改变资产价格、影响资产波动率的信息。同时，新闻会澄清有关市场异常信息，尤其是在经济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央行新闻会的澄清作用会越发显著。Hayo和Neuenkirch(2015)侧重于探究网络新闻对于金融市场参与者影响程度是否显著。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来源并不仅限于网络新闻报道。鉴于网络新闻报道的有偏性和误导性，市场参与者只是通过网络新闻来验证自身判断，即网络新闻是一种信息的补充。以上研究基于中央银行沟通方式对金融市场参与者判断和预期的影响，是微观主体和宏观政策研究的结合，但并没有明确讨论媒体报道的影响因素以及媒体在政策信息传导中的效应。

2.媒体报道驱动机制研究

随着媒体效应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不断深化，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媒体报道影响因素以及驱动机制。Bergeretal.(2011)最早研究媒体报道中的央行(ECB)货币政策问题，分析了媒体报道与欧洲中央银行(ECB)的货币政策的关系：媒体报道的倾向性主要受欧洲中央银行信息的影响。央行公告内容以及市场利率意外变化对于媒体报道倾向性有重大影响。当市场发生异常变动时，媒体报道倾向性为负。与Ehrmann和Fratzscher(2007)得出结论类似，央行新闻会对政策的解读增加报道的正倾向性。Bergeretal.(2011)还强调媒体报道平滑预期的特性。当通货膨胀率大于目标通胀率时，媒体将更多地报道负向信息，以此来降低公众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使通货膨胀率降到合理区间。此外，文章对未预期到的政策的研究说明了如果欧洲央行传达了货币政策大量且充分的信息，媒体就会对未来货币政策有较为精确的预测，媒体报道就更加正向，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产生的负向效应就会相应减少。因此，媒体报道对于中央银行政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Bhmetal.(2012)对媒体报道中捷克央行货币政策进行实证研究。与Bergeretal.(2011)研究相同的是，Bhmetal.(2012)利用货币政策会议之后媒体发表的与货币政策委员会相关的文章，但却并未得出与Bergeretal.(2011)相同的结论。Bhmetal.(2012)的研究表明市场利率的意外变化并不会引起媒体报道倾向性的变动，媒体对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的报道并不能对金融市场产生负向效应，因此中央银行在设定利率时，没有必要刻意使用平滑利率的手段。另外Bhmetal.(2012)的研究证明了央行公告和预测会增加媒体报道正倾向性。结合媒体对公众预期形成影响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大致推导出央行公告和预测能够增强媒体报道强度和倾向，从而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的传导过程。媒体报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中央银行沟通的目的是否明确，是否有向公众清晰和充分传达货币政策的意向对于媒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程度至关重要。如果央行并不倾向清晰和充分的沟通，而偏好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媒体将会减弱甚至为市场带来负面信息(Bergeretal，2011)，并增强市场的波动性，不利于市场的平稳。反之，央行倾向于透明和充分的沟通方式，媒体的作用将会由于报道语气的变化而形成的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央行政策信息通过媒体报道传导到信息接收端公众和市场参与者，而公众与市场参与者获取、吸收、处理信息存在差异。公众通过媒体报道接触央行沟通信息，而金融市场参与者只是把媒体报道信息作为市场信息的补充。金融市场参与者更易于通过多种渠道接触市场信息，而公众只能通过媒体接触政策信息，可见媒体语气对于公众感知货币政策有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不同群体对于媒体报道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着不同影响。

四、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第5篇：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异同范文

一、厘定概念：新新媒介与技术异化

“新新媒介”一词来源于美国媒介伦理家保罗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著作《新新媒介》。该书把互联网诞生之前的一切媒介称之为旧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等。“新新媒介指的是“互联网上的第二代媒介”，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消费者即生产者”。①该书列举的新新媒介的例子有博客网、优视网、维基网、脸谱网等等。中国的新新媒介主要有博客、微博和微信等等。“异化”一词源于拉丁文alienation，本意有有让渡、转让、分离、疏远、差异、精神错乱等等。真正把“异化”的概念发展得与今天的意义接近的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马克思把“异化”界定为：主体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因为其自身活动而产生出的客体成为外在力量，反过来奴役、支配和统治主体本身。

“技术异化”即人类在利用技术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技术反过来成为一种力量来奴役、支配和控制人类。在信息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信息技术尤其是媒介信息技术个人乃至国家社会造成了空前的震荡与冲击，人类作为主体不得不屈服于技术客体。正如弗罗姆所认为的那样“人不是从自己是自己力量和自身丰富性的积极承担者来体验自己，而是自己是依赖于自己之外的力量这样一种无力的‘物’，他把生活的实质投射到这个‘物’上”。②

二、探究现象：媒介技术对你的异化的表现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手机决定了人类的交流，大众传媒规定了人们的感受，计算机革新了人们的互动方式。都市夜景就在那个地方，然而人们却再也感受和体验不到。”③这一段生动描述了媒介技术的发展束缚着人类，人类有可能被自己所创造的技术“决定”、“规定”以及“革新”，它对人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灾难――奇观社会

消费灾难中的“消费”大体上取义于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中的意义，此时的“消费”不在是满足个体的需求，而是去满足人类难以填满的“欲望”。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实际功用，而是更多地是追求社会对商品赋予的意义。消费灾难则是指新闻制造者把灾难作为一个商品售卖给大众，大众通过消费“灾难”这个商品得到享受，其最显著的特征为：灾难新闻娱乐化，灾难新闻的煽情主义以及灾难新闻的影像暴力。

新闻媒介大量贩卖疾病、饥荒、战争和死亡，使得受众产生了“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整个社会变得愈发冷漠。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们的痛苦》一书中写道：“在源源不断的照片补给下，（受众）仅仅是茫然的意识到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她敏锐指出到了西方媒体追求耸动新闻的手段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奇观社会”。“每种情况都必须变成奇观，否则对我们来说就不是真的――即是说，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人们也纷纷要变成影像：名人。现实已退位。只剩下对现实的描绘：媒体”。④

新新媒介的发展使得这种毫不修饰的消费灾难变得越来越容易。2008年，Twitter的流量曾经创历史新高，并不是因为用户利用twitter分享生活点滴，而是因为2008年底印度孟买遭受了恐怖袭击。那些蜂拥而至的流量只是为了获取恐怖袭击事件现场的第一首资料。新新媒介“把关”机制的欠缺或者不完善，使得大量未经筛选的照片在网路疯传，不乏一些对于令人惊悚的暴力血流场景的照片。

2、信息安全――“国国”自危

2013年6月，英国《卫报》率先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进行一项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该项目使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可以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美国的“棱镜”项目对全球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安全与国家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

棱镜的项目可以使情报人员通过“后门”进入9家主要科技公司的服务器，这些公司包括微软、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美国在线、Skype、You Tube、苹果。9家公司中半数以上是新新媒介公司，而苹果公司的手机则是新新媒介不断发展的硬件设施。

在社会构建论者的眼中“脱离了它的人类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受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⑤技术的发展受限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其创造发明技术以及维持技术的人也有特定的三观，势必会让技术带上浓重的主观色彩，为其特定的目的活动。“棱镜门”中美国的九大网络巨头公司虽然是跨国集团，但其技术核心人员还是美国人，势必会让自己掌握的技术服务于祖国的计划。此时，技术本身发生了异化，技术带有了明显的国家痕迹，成为了某些国家的政治计划的筹码。

3、单向度人――媒介化生存方式

“单向度人”来源于马尔库塞一部广为流传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他用“单向度”一词来意指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机制对一切人类经验的不知不觉的协调作用。马尔库塞认为生活在正常社会的人类应该同时具备两种截然不同“向度”，即与现实社会保持一致的认同和否定。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是它缺磨灭了人类的批判否定的向度。

第6篇：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异同范文

《国际公关》:在全球媒体环境大变革的时代,传统新闻稿服务还会有增长的空间吗?

宁安・恰克高:随着企业数量的不断增长,产品和服务的不断丰富,跨国信息传播的越加频繁,企业对信息与传播的需求随之增加,传统的面向媒体的企业新闻稿还会有一定的增量空间。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让人们有更多获取企业信息的途径,这和传统的面向媒体的企业新闻稿有很大的不同。在未来的企业信息传播服务中,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力量将企业信息直接送达目标受众将会占有更大的比重。企业更乐于使用那些经济、高效、富于表现力,易于追踪效果的传播服务,同时也要尽量规避由于信息泛滥以及传播渠道泛滥带来的负面影响,不管传播技术如何进步,媒体环境如何变化,企业始终需要值得信赖的有效的渠道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将成为促使企业新闻稿和企业信息传播行业改革模式的一次契机。

《国际公关》:当下,中国与欧美的媒体环境存在哪些差异?这种差异会对中国企业的海外信息产生哪些影响?

宁安・恰克高:相对而言,海外媒体不仅发展历程长,专业化程度高,而且数量和细分程度也强于国内媒体,比如国外的一些城市会有仅是针对几个社区的专属报纸。另外,对于中国媒体行业目前存在的一些诸如软性宣传的现状,国外媒体也同样经历过。然而,海内外媒体环境的差异导致中国企业在与国外媒体沟通时频频出现障碍,其实,除了少数为中国企业所了解的海外知名媒体外,还有非常多的国外媒体在关注着他们,其中就包括那些中国企业进行投资或者从事产品销售的目标市场的媒体。总之,即使在传播环境变革的今天,如何建立与海外媒体进行信息沟通的渠道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与渠道同样重要的还有传播形式。社会背景、语言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信息鸿沟并不容易跨越。在这一方面我们更加看好或者说更为推荐采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来传播企业信息,因为图片和视频受语言文化差异的影响相对文字要小得多,而且比单纯的文本新闻也更能吸引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国际公关》:美通社针对媒体环境的变革推出了哪些企业信息服务?

第7篇：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异同范文

关键词 科学素质；信息沟；新媒介；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107-0203-03

公民科学素质已成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对发展城市经济，繁荣城市建设具有重大意义。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以下统称《纲要》），就明确提出了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目标和规划。

2012年，合肥市科协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对合肥市公民科学素质进行了调查。在调查基础上，本文重点关注城乡居民在新媒介使用上的差异对其科学素质的影响。结合对部分城乡居民访谈内容的访谈分析，本文将从城乡居民接触媒体类型、每日接触媒体时长等方面的差异入手，分析讨论合肥市城乡居民的新媒介使用差异对公民科学素质的影响，分析新媒介在减小城乡居民科学素质差异上的作用。

研究过程：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将问卷调查的数据与访谈内容综合分析。研究主要包括三个阶段：问卷调查，调查数据结果统计与访谈资料搜集与整理，分析和总结。

1 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问卷由合肥市科协组织发放，问卷涉及测量公民科学素质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与社会”三个维度，共59题个问答题。调查以合肥市15-69周岁的公民为对象，采取分层、整群概率比例抽样方法。问卷发放地点涵盖全市12个县，样本量按照合肥市总人口数千分之一计算，共抽取7500个样本，实际回收有效问卷7384份，有效率98.5%，其中，城镇居民占39.91%，农村居民占60.09%。

2 问卷统计结果

1）2012年合肥市城乡居民科学素质状况。将问卷各维度上的问答题与71题（身份信息：居住地是城镇还是农村）进行交叉计算。其中，城市居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7.93%，农村居民为2.62%。

根据全国公民素质调查的统计方法，本次调查中认定公民具备科学素质需同时满足以下四条：1）科学术语：14-17 题全对（答案有两个时任选一个皆对，答对计1分，答错计0分）；2）科学知识：20-35 共16题必须答对10题及以上（对了计1分，错了或者选择不知道计0分）；3）科学方法：44-46题全对（同（1））；4）科学意识：47题答对（选择5计1分，选择其他或不选计0分）。通过对样本结果的处理得出，2012年合肥市公民科学素质状况：合肥市城镇公民具备的基本科学素质比例为7.92%，农村居民具备的基本科学素质比例为2.62%。2）合肥市城乡居民使用媒介获取科技信息状况。分别统计合肥市城乡居民关于科技信息来源的第4题 “请选择自己最经常接触的媒介”（图1）的数据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在媒介使用上存在巨大差异。图1显示，在媒介接触类型方面，城镇居民对因特网和微博等媒体的使用率几乎高出农村居民2倍。而在移动媒介的使用上，农村居民经常使用手机的比例与城市居民差距很小。

3 访谈资料搜集与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城乡居民媒介使用差异对公民科学素质的影响，本研究在合肥市随机采访了7位市民（4名来自农村，3名来自城市），访谈为半结构式，请受访者谈谈其新媒介的使用程度对自身科学素质的影响以及对城乡差异的看法。

此处附部分访谈样例文本作为佐证，以代码依次表示被访谈者的姓名、性别、年龄、学历，其中F表示女，M表示男，D表示初中及以下学历，G表示高中及以上学历，C表示城市居民，N表示农村居民。具体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城市居民对于手机等新媒介有着更高的接受程度。但手机并不是主要信息源，而是作为网络等媒体的备选方案。而且，在移动媒介和微媒介的运用上更为时尚前沿；

手机从来不离身，现在手机上网又方便，没有电脑的时候主要是靠手机。（XGL，M，31，G，C）

微博已经没意思了，我现在都是玩微信。朋友圈比微博更直观，更有意思。（YYL，M，27，G，C）

2）在农村居民当中，使用手机等媒介的人群越来越多，而且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其对于手机媒介的运用程度也在不断加强。微博微信等微媒介的普及率比城市居民低。

不会上网，没人教，也不想学……手机没有意思，字太小了啥都看不清。（LCM，F，47，D，N）

没有电视看……报纸从来没看过……主要都是用手机。不干活的时候看看电影、手机报。微博不怎么玩，偶尔玩玩微信。（WQ，F，47，D，N）

3）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经济实力的人群，对于新媒介的使用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年龄对于新媒介使用程度的影响最大。

3分析与讨论

1）城乡居民的媒介使用差异对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产生影响，媒介的发展加剧了城乡居民科学素质差异。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媒介作为公民获取科技信息与知识的主要渠道，深刻影响了城乡居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城市居民具有更好的媒介资源，在科学素质的提升上表现更好；而农村居民在媒介资源上处于劣势，其整体科学素质水平提升缓慢。城乡居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因此产生了更大的差异。图2是结合2008年合肥市科协公布的数据制作的两次城乡居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对比图：2008年合肥市城镇居民科学素质水平比农村居民高3.25个百分点，到2012年，差距扩大到5.30个百分点（图2）。

卡茨曼提出的“信息沟”理论，也指出传播技术的发展会加剧信息“富有者”和“贫困者”两极分化，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中国城乡之间一直存在信息沟的获知壁垒。1999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在《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定义了数字鸿沟：存在于拥有信息时代工具的人与不曾拥有信息时代的工具的人之间的差距，是当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这种差距尤其体现在网络技术应用的领域。

城市居民在媒介资源的占有上具有明显优势，其在媒介使用时长和媒介使用渠道上，都比农村居民要优。这直接导致了城市居民可以从传媒上获得更好更有用的资源，促进自身提升。而农村居民受到媒介资源的硬件限制，所以获取信息的途径少、利用率低，获得科技信息和科技知识的条件少，吸收率低，所以其与城市居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差距在不断拉大。

2）农村居民在新媒介使用上的差异与其科学素质水平具有正相关特征。虽然农村居民中，经常使用网络媒介的人群只占14.2%，使用手机媒介的人群占23.9%，使用微博的人群占3.79%，这些数据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对新媒介的使用程度。但是，在农村居民内部，接触新媒介更多的人群，其公民科学素质远远高于不经常接触新媒介的人群。

由图表可以看出，经常接触新媒介的农村居民，在科学素质水平上，远远高于不经常接触新媒介的农村居民。甚至接近，并超过城市居民的公民科学素质均值。所以，经常接触新媒介的农村群体，其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整体较高。

当然，农村居民普遍受到媒介成本的限制，能够经常接触网络、手机和微博等新媒介、微媒体的居民往往具有经济条件较优、文化程度较高、年龄较轻、男性居民比例较大等特点。

3）经常使用新媒介的农村居民，在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上与城市居民差距较小。

以网络、手机和微博为例：经常使用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和微博等微媒体的城乡居民，在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上并没有明显差异

但是，城乡居民在对新媒介使用较少的人群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差距就非常之大了。尤其是微博这类微媒介的使用上，平时不常使用微博的城市居民，在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上依然较高，达到6.87%的水平；而相对的不经常使用微媒介的农村居民，公民科学素质的达标水平仅为1.47%。同时，不经常使用手机和网络媒体的农村居民，在科学素质水平上也比城市居民要低得多，如图4所示。

从对城乡居民科学素质水平的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新媒介对于提升农村居民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由于城市居民所具备的媒介资源较多，除去新媒介和微媒介，仍然有其他丰富的获知渠道，如电视、报纸、杂志等；而农村居民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对较窄，所以当农村居民缺少新媒介的信息补给，将会大大减小获知的信息，从而导致科学素质和知识水平的下降。

4结论与建议

2012年合肥市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媒介作为公民科学信息与知识的主要来源，城乡居民媒介使用差异影响了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而新媒介对于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科学素质影响显著。

城乡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信息鸿沟，这在信息知识嵌入经济发展的今天不利于城乡平衡发展。加强对农村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新媒介使用的培训，使农村居民在思想与行动上意识到新媒介技术对居民素质、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影响，提升其对新媒介的认知程度，加强其对新媒介的关注度和认可度。

对农村居民来说，新媒介科普是减少城乡居民科学素质水平差异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在全面贯彻实施《纲要》的过程中，政府除大力发展农村科普活动，可以采取给农村居民学习、购买新媒介产品一定的政府补助的措施。此外，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作为农村媒介使用习惯的传入者，提升这一群体对新媒介的使用意识，将其作为连接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过渡人群，可以对农村居民提高信息接受能力、改进媒介使用习惯，减小城乡居民科学素质差异，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国良，丁未.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与“知沟”现象初探[J].新闻记者，2002（11）.

[2]浦佳丽.电视与上海郊区城乡结合地现代化演进的互动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11.

第8篇：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异同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艺术；后现代；娱乐

后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和传媒艺术互相依附，从而致使大众传媒强大的信息传播和社会动员等能力与特质，不论是规模还是强度，都是传统艺术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传统美学如康德所主张的“审美无功利”，却在大众传媒中不断被消解。市场自由化和商品化引起艺术反中心、反权威、反深度，追求平面性、大众性、游戏性、娱乐性。

一、新媒体艺术的后现代性

新媒体到底算不算艺术的争论与电视艺术同质异构，问题的首要争锋点要看新媒体的艺术承载力和表现力，要具备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新的艺术特征。就物质媒介功能而言，新媒体可以承载所有传统媒体的内容，即全媒或者说融媒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媒体已经具备成为一个独立艺术的条件。如果新媒体单纯只是一个大杂烩式的广场，那它只不过是技术上的创新而已，并没有过多带来艺术审美意义。沿用电视艺术理论的观点，电视之所以区别于电影独立成为一门艺术，是因为电视语言本身可以建构艺术。如果我们简单说电视文艺节目和电视艺术片的区别，电视文艺节目是利用电视来展播的文艺节目，而电视艺术片则是利用电视本身的个性化语言表现力摄制而成的专题艺术片。同理，从符号艺术学角度出发，新媒体语言的独特性正是划分其他视听综合体的符号差值性所在。首先在于信息涵盖度上的全能视角；其次是新媒体语言是约定性与任意性的矛盾体，新媒体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延伸，大众受到现实世界规则的制约，但同时，新媒体世界的虚拟性导致了大众使用新媒体语言的任意性。新媒体语言系统架构之下的随意性、零碎性，生产出不同于传统媒体的艺术作品。

新媒体艺术与其说是自我发展形成，不如说是迎合了生活在快节奏社会下大众的后现代性，成为大众自由造梦的平台，新媒体艺术的娱乐性在人文概念上获得了“泛”的意义。

二、泛娱乐化与类型化传播的共振

从媒介技术发展的历史角度出发，沿袭三大传统媒体的类别，将新媒体艺术划分为图文型、视听型两大类，在此基础上，来探究新媒体艺术的泛娱乐化和类型化。

（一）图文型新媒体艺术中的人际传播

如果我们从广义上来把握图文新媒体艺术，从一开始的数字报刊、数字杂志，到早先的博客、论坛、贴吧，再到如今热门的微博、微信，皆算其中。我们以类型化特征最明显的贴吧来说，相当于现实世界的俱乐部。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将传播模式概括为“五W模式”，即谁（who）说了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但贴吧的运行机制却不同于这一条简明的线性传播模式，因为贴吧并不依赖人工管理，而是完全基于用户的关键词搜索自动生成，任何人皆可以建立，只要贴吧名不重复，而且还能自由创建讨论区，并出现“楼主”“层主”这些网络术语新词汇。贴吧首页划分了娱乐明星、爱综艺、追剧狂、看电影、体育、小说、生活家、闲趣、游戏、动漫宅、高校、地区、人文自然等30个门类目录，诸如新浪微博以及视频门户网站，也都有资源的类型划分。那么，与职业传播机构不同的贴吧，与其说是类型化大众传播，不如说是人际传播，并通过意见领袖（吧主、楼主）的中间跳板。

（二）视听型新媒体艺术中的定位传播

视听新媒体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技术创新和社会热点等因素，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也在与时变化，不断呈现出多元的视听子类型。比如出现了互联网新闻节目、新媒体剧（囊括网络剧、公共视听载体剧、手机剧等）、网络微电影、网络音频节目、网络综艺、IPTV与互动电视、电子游戏、富媒体广告等。

我们就以富媒体广告为例，分析新媒体艺术的类型化。所谓富媒体（Rich Media），定义上相近于我们常听说的“全媒体”或“融媒体”，即融合了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媒体组合的媒介形式。那么，依靠多媒体技术进行设计，并在日益成熟的新媒体消费市场上投放的广告，就是富媒体广告。弹出式、浮动式、flash、3D等富媒体广告的出现，丰富了传统电视广告的视听表现，并扩展了受众的想象与联想空间，最终让富媒体广告成为视听新媒体艺术。但是，富媒体广告的受众市场，受到媒介接触度的很大制约。首先，广告作为商品营销的直接传达，它需要“倾述”，而且是要成功传达信息。其次，富媒体广告依靠的物质媒介是新媒体，并不是一切的大众都能够在同等地位上接触，势必会带来传播效果的差异化。再次，正是因为差异化传播，反馈给广告商的则是不断细化市场，如精英阶层（特指企业高管、政府官员等）、市民阶层（工薪白领族、事业单位职员等）、平民阶层（工人农民、小生产个体等）以及其他特殊人群，来做横向的类型化传播效果分析。受众使用媒介的目的因人而异，应把满足受众的需求作为衡量传播效果的基本标准。就网络广告发展中的作用而言，不仅将广告对象的盲目化传播转向指向性传播，更是破解了广告者为广告对象所回避的瓶颈，将广告信息与富媒体硬性捆绑，却达到主动接受的隐形效果。

（三）“使用与满足”中的蝴蝶效应

传统的机械反映论则是类似“魔弹论”的效果，抑或像行为心理学的创始人华生建立的“刺激―反应”原理，指出人类的复杂行为可以被分解为两部分――刺激和反应。人的行为是受到刺激的反应，刺激来自身体的内部刺激和体外的环境刺激，而反应总是随着刺激而呈现的。信息时代大众传播的类型化，使得受众理论从传统的“传者本位论”向“受众本位论”转移。所以同传统的讯息如何作用受众的研究模式不同，卡茨的使用c满足理论强调受众的主体性地位，强调刺激和反应中间环节存在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并呈现出螺旋式的扩张。所以，从使用和满足理论来说，大众传播类型化的结果，正是受众对媒介的积极使用，从而制约着媒介传播的过程，要求传播者必须充分考虑受众需求类型。以移动媒体视频节目为例，同样是依靠移动媒体物质媒介开发的节目，却因为受众思维品位不同、审美需求不同，呈现出万花筒式的节目现状，有专门做文艺风格的网络音频节目（如《青音》），有专门做娱乐风格的知识脱口秀网络视频节目（如《奇葩说》），而音乐娱乐真人秀网络综艺节目更是数不胜数。

经济学界著名的长尾理论告诉我们，尽管是再小的需求群体，时空上汇聚起来，也是一支庞大的受众。新媒体艺术的无限宽容性决定了市场细分的无止境，大众与小众，只不过是相对而言，新媒体艺术便取得了动力源上的“泛”性意义。

三、乌合之众的娱乐泛性

新媒体艺术类型化的特征虽带来差异化传播，但是新媒体艺术产品背后隐藏着异构同质化的艺术趋向，其文本意义无不体现出乌合之众的审美共性――后现代性。拉斯韦尔等人把传播的功能归结为岗哨、论坛、教师、娱乐四项，这里的娱乐当然不只是指感官上的享受，实际上它包含着从生理学到心理学的广大领域。

（一）人类最早的现代性经验

后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反叛，只有理解什么是现代性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后现代性的集体性格符号。现代性最早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的转折，而人本取代神本的本质是人成为主体，以主体的姿态面对整个世界，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人是以神为中心的宇宙论体系的谦卑成员，其主体性处于受限制状态，文艺复兴运动则使西方人的主体性获得肯定和张扬。实现人类主体性的冲动使西方人开始了征服自然之旅，建立起日益庞大和强有力的科学―技术―工业―市场体系，而对个体主体性的弘扬则使财产的个体所有制、民主体制、多元文化日益获得承认和发展。实际上，任何国家要获得充分的发展，都必然要经历以实现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第一，人要建立完全属于人的世界体系，就必须从自然过程中凸显出来，以主体的姿态改造自然，使自然按照人的愿望重新成型；第二，人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人类主体性的发展最终依赖于个体主体性的诞生和发展，个体主体性的普遍兴起是人类社会获得充分发展的前提和目的。

（二）后现代中单向度的乌合之众

但21世纪信息时代下的社会个体，相比20世纪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科技革命过渡阶段的社会个体来说，大众的个性在新媒体艺术环境中被湮没了。新媒体艺术营造的拟态环境中，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个性就会被消解，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对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表现出情绪化和低智商。古斯塔夫・勒庞，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首先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提出“乌合之众”的概念。勒庞处在一个人类主体性被重新唤醒的时代，但他敏感的超意识形态却看到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的危险。这种认知即便是在现代也是有反思意义的，如网络环境下的社会服从，互联网用户的集群反叛，虚拟世界的群众运动，新媒体承载下大众文化泛滥，以及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自我异化等。“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沈晴在《新闻爱好者》的《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自由与言说理性》中提出，“如果说传统的意见领袖多根植于现实的土壤，而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所引起的新传播革命的爆发，意见领袖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亦赫然登场，于是一些专家学者、媒体精英、影视明星、商界名流、地产翘楚等各路‘大V’级领袖人物，成为网络意见领袖。据统计，平时大约有300名全国性的意见领袖影响着互联网的议程设置”。

文化工业把娱乐消遣作为主要价值加以实现，便造成精神快餐式的消费模式，这不仅把文化推向单调平庸，而且把大众也推向单调平庸。按照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新媒体艺术产品，或者说是商品，使这种商品的消费者也变成了同一模式的人，单调平庸的文化把人也推向单调平庸，成为“单面人”，新媒体艺术的娱乐便取得了程度上“泛”的意义。

四、解构与重组――后现代性永恒正义的胜利

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中谈及对立统一，认为悲剧是伦理实体中包含的各种关系和力量的内在冲突，在矛盾运动中扬弃局限性，融入合理性，伦理实体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与和解，这就是永恒正义的胜利。从时间维度上论“新”媒体的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经验，也遵从着悲剧发展的“永恒正义”规律。

中国人的现代性经验，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代，当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传统中国就陷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些在传统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格与心灵，那些在农耕社会中获得自己应对世事经验的人们，现在就要面临着一种迥异于以往的生活世界。这些丧失了熟悉的经验的人们于是陷入了深刻的焦虑之中，毕竟，一个陌生的世界总是显出对人们充满敌意。人们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就是要抵抗这种陌生的境遇，恢复以往所熟悉的生活世界。可是，人们却沮丧地发现，过去熟悉的一切已经不可能回来，一个陌生的新的世界无可抗拒地到来了。当中国人渐渐地熟悉这种新的生活世界的时候，无论他们的反应是抗拒还是试图适应，最早的中国现代性经验就诞生了。紧接而来的，就是百年激荡的现代史，并于新世纪的新媒体艺术体现出后现代性的表征。

第一，它是解构的，具体表现在普罗大众的主动参与性，能够将新媒体上的海量信息进行重新编码，并建立在背后无差别的集体无意识之上。

第二，它是超越的，具体表现在创造的高度自由化，在互联网平台上的运用多元的造型包装，也有多种精良定制的构图模板和配色方案可供选择。不过从结果上来说，个性在道路尽头被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随意性的思维模式，实验作品和行为艺术也日益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第三，可以说是“后印象主义”，人之本，从主体性、主动性，u身一变成为主观随意性，再客观的释义也无不带有主观愿望的烙印，新媒体艺术成了“观念艺术”或称“偶发艺术”。

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当代新媒体艺术下的大众，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审美，也在审智，不断解构和超越的过程，就是在泛娱乐化中寻求自我真实感的过程。新媒体艺术发展中遵循自律性和他律性前提下，当代大众若能在媒体使用中获得满足，即使是虚幻的满足，也是拟态环境下的点滴，解构和超越便产生后现代性审美意义。

第9篇：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异同范文

媒体监督困境的表现

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媒体是政治治理的重要工具，一级媒体附属于一级政府，还分享一级政府的权力”。①我国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的监督困境表现为：媒体在监督政府的同时，由于本身附属于政府，使媒体监督功能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来实现，即一种有限的监督，这种“有限”表现为两种监督方式：

第一种监督方式是跨层级监督。同级媒体难以监督同级政府，而由上级媒体代表上一级的政府对下级政府进行跨层级监督。我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能够代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

第二种监督方式是异地监督，指地方媒体跨地域进行监督。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当地的媒体要接受当地政府的领导和管辖，因此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报道，甚至会出现本地媒体完全失声的情况。异地媒体由于不受危机事件发生地政府的管辖，因此在报道上有更大的自由度，出现了异地监督的现象。

除了体现监督困境的以上两种监督方式，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的监督形式还有一种，那就是本地（危机事件发生地）媒体监督本地政府的本地监督。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并不是说本地媒体就一定不能监督本地政府，只是媒体需要承受更大的政治风险。由本地的媒体对本地政府进行监督，能够体现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信息公开的进步，以及在媒体监督问题上更加开放的态度。

媒体的监督者角色分析

本部分试图通过梳理2008年至2012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首发媒体，分析中央媒体、异地媒体、本地媒体首发危机新闻的比例，结合危机事件本身的特点，勾勒出我国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作为监督者角色的现状。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1.中央媒体是公共危机事件中实现媒体监督功能的主体。中央媒体首发危机新闻，实现对地方政府监督功能的同时，实际上政府也通过中央媒体实现了一种信息管理，即运用通稿的形式给危机事件定性，引导舆论。

2.本地媒体的监督功能主要表现为对政府难以管控的网络热点事件的监督。分析本地媒体首发的11件公共危机事件，笔者发现其中有8件为网络热点事件。这些网络热点事件绵延时间长，不具有瞬间爆发性，政府难以在本地媒体首发前捕捉危机的蛛丝马迹。本地媒体对这些事件的监督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监督的放松，而实际上是这些危机事件的特点决定了地方政府难以在第一时间进行管理。

3.异地监督式微，难以作为有效的监督形式。2008年到2012年的5件由异地媒体首发的危机事件中，有4条是网络热点新闻，能被政府控制的程度较轻。毒奶粉事件是唯一一件不是由网络热点引发的危机，异地媒体在监督时却没有点名监督，承受的压力也很小。《南方都市报》成为我国进行异地监督的主要力量。

媒体监督为何预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为什么会干预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监督功能的实现呢？

首先，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有自身的利益。②我国政府根本上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但在公共危机发生后，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会权衡各方面的利益以及自身的成本和收益，面对各种解决危机的方案，从中选择对自身最有利、“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使得自己在经济收益和统治合法性上都不受损失。因此，在公共危机中，某些时候政府部门会为了自身的某种利益阻碍媒体的监督。

其次，我国地方政府由于其独立的经济利益，使其与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利益的不一致。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制，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其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核心利益在于整个国家的利益、政府执政合法性以及国家政府的形象。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其更看重地方的经济利益和官员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对危机信息实行封锁，千方百计阻止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使得媒体无法进行有效监督。

第三，政府长期以来没有明确地建构出媒体权利与政治权力的新的结构关系。政府在多次强调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性的时候，更多地看到的是舆论监督的建设性意义，比如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对地方政府保守的利己行为进行约束，但政府并没有正视媒体在扮演监督者的实践中所面临的媒体权利与政治权力的矛盾——政府允许媒体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但同时政府又有管辖媒体的权力。这种矛盾往往使得媒体的监督功能受到政府的干预。

综上所述， 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当代中国的新闻媒体在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实践中已有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充满了与政府权力的博弈和角逐。

注释：

①潘祥辉：《论中国语境下的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关系》[J]，《传播与社学学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