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对社会的影响精选(九篇)

第1篇：自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党媒 移动端 影响力 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金项目“党媒在移动客户端舆论导向管理”研究阶段性成果

当下，“两微一端”成为社会新闻传播的第一信息源，2009年《南方周末》率先在Iphone客户端上IOS应用，2012 年5 月 14 日《人民日报》安卓客户端正式面向全球用户，2013 年 7 月“央视新闻”独立客户端上线，2014 年7 月上海报业推出澎湃新闻客户端，此外，新华社、浙江新闻等客户端也纷纷上线。这些“端媒体”的入市，是党媒向移动端布局的有力信号，如果说党媒微信微博是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端口开拓移动新闻渠道的开端，是依附第三方传播渠道发声，那么，新闻客户端的开发标志着党媒等主流媒体真正意义上掌握了移动终端的话语渠道。因此，社会舆论话语平台呈现以手机为“第一媒体”的移动社交平台的话语空间转移，新闻APP（客户端）、微信、微博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平台。在此背景下，探讨党媒移动端的影响力建构，总结其特殊性并审定其影响力效度是学界与业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一、党媒移动端影响力建构的资源能力

所谓媒体影响力是指传媒作为资讯传播渠道而对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及相关的社会行为所打上的属于自己的“渠道烙印”，[1]是媒介作为社会中介影响人们接纳信息，并作出行为判断的能力，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媒介作用于社会的力度，这种影响力主要是通过突出媒体覆盖社会主要政治议题的能力而表现。[2]本文界定的党媒移动端影响力是指党媒“两微一端”独特生产内容、推送机制、品牌效应、社会认可等内在信息传播力和外在信息接受力影响甚至改变社会公众认知、观念和社会行为的效度和有用性。

党媒移动端影响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线下平面媒体影响力的网络空间延伸，即承担党媒影响力扩散的渠道功能；二是党媒移动端作为独有的媒体承担自身的媒介话语权功能。随着媒介技术发展和对新闻APP媒介职能的深度认识，党媒移动端已经形成独有的内容生产机制、推送方式和用户群体，成为互动互联网时代的主流媒体，而党媒移动端影响力建构是基于其依存的各种资源能力。

1.党媒移动端影响力建构的内容资源能力。

党媒移动端影响力建构是得益于“端媒体”自身的内容权威性。根据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传媒梦工厂对新闻资讯类 APP 监测，截止2014年12月，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细分应用用户渗透率中，新闻资讯用户渗透率为41.4%，活跃用户数量达到19，528.8万人。[3]在内容方面，党媒新闻 APP设计了首页、频道、专题、评论等功能，同时，还形成独具特色的功能。如《人民日报》推出了闻、评、听、问四个频道以及时评、权威等专栏；“浙江新闻”在首页设计了左侧抽屉，有官员去哪儿、原创专栏、身边新闻等比较活泼的内容专区。党媒客户端内容来源主要是所属母体和其他主流传统媒体，独家性和原创性新闻比例高，转载新闻内容也是来自新华社、新闻网、央视新闻等具有权威性媒体，以《人民日报》为例，其客户端累计下载量为10073万，加上海客、环球TIME等，客户端下载总量超过1.1亿。人民日报官方微信、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学习小组、健康时报、这里是美国、侠客岛、人民论坛网、学习微平台、人民日报评论等124个微信公号，用户数突破1300万，粉丝数突破1.8亿。在媒体客户端的下载量以及用户量的比较中，客户端下载量位居各报之首。[4]所以，正是这些优质的内容资源能力决定党媒移动端亦如其传统平面一样具有高度新闻辐射力，线上与线下互补成为中国社会上情下达、民意扩散的主流传播场域。

2.党媒移动端影响力建构的政治资源能力。

媒体影响力的外显是对社会政治议题覆盖能力的聚焦，政治是一种媒介，有了政治，自发团结的共同体成员就可以意识到他们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就可以作为把已有的互相承认的关系有意识、有意志地发展和塑造成一个自由和平等的法人联合体。[5]党媒移动端媒体最大功能是打通了社会边界，作为陌生人的社会公众可以不计时空差异而聚焦成虚拟社群，同为共识问题发声并交换意见。这种社会功能决定了其必须作为党和政府舆论喉舌的话语渠道，以保证正确的思想舆论在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国，这种媒介职能更为显著，如2013年11月，同志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2016年2月，再次指出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这些信息符号彰显了中国党媒的政治使命和实现使命的资源供给。

3.党媒移动端影响力建构的技术资源能力。

党媒移动端不同于其平面载体最大特点在于它是基于技术平台的产物，其本质是云端的聚合媒体。以APP为例，“方便”是APP最大竞争优势，然而APP对客户端生产与消费新闻的方式、对界面时空界限的消解、对主体表达的能动释放、对新型的交互关系形成所带来的新的变革，使其价值意义绝不止于一个节点抑或超级链接，在某种意义上可把它视为一种“元媒体”（Meta-media），因为APP把视频、音频、文字、图像等多种元素整合在一起，是文字、视觉、口语等媒介的重叠与综合。马丁・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世界中，技术构成人们的基本存在处境，在他看来，技术本质上是“座架”是对自然的促逼和对世界的单向度的解蔽， 即技术作为“座架”为人们理解和生存设置了固有的框架，人类所有的思考和生存方式都必须发生在这个由技术“座架”限定的框架背景中。[6]

同理，媒介技术不仅缔造了APP、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同样形成新的互联网思维，规范人们新的生存语境。作为技术呈现的党媒移动端影响力表现在他们突破了社会舆论的边界，政治活动主体、参与者、使用者能够在同一轴面上互动对话和角色互换，重构新的语法机制。

二、基于移动端改变的党媒影响力分析指标

基于技术层面的接受终端改变，使得党媒形成全新话语机制：新闻客户端是信息源、党媒微博是观点集成、党媒微信公众号是党民关系凝聚。所谓媒体影响力有效性包含三层含义：认知、观念和行为，即媒介信息内容影响接受者信息接纳、思维和行为改变。包括话语生产方式（说什么）主导，本文主张围绕民计、民生、民情、民意展开；话语传播方式（怎么说）主导，主张围绕传播制高点、传播主动性、传播渗透、传播公信力展开。党媒移动端影响力与其线下具有不同处，如话语传播结构、传播节点、传播渗透等，因此，其影响力的评估指标特殊性是：它不仅需要考虑媒体影响社会公众信息接纳和行为方式改变，同时，还需要从技术维度思考用户对移动端产品的接纳与感知价值。党媒移动端影响力建构是一个多维因素和变量组成的体系，既往研究主要是从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两个层面来考量，重点考察媒介的发行量、目标构成、广告收入、媒介品牌知名度和忠诚度等。这些指标依然是考核党媒移动端媒体影响力的主要系数，但是党媒移动端兼有党媒和移动媒体的双重特性，不仅是传载信息，同时，还承担社会舆情的安全、稳定，如何使官方舆论场域和民间舆论场域共鸣的多重功能。因此，本文从党媒体移动端影响力效度和用户使用感知价值两个层面设定评价指标体系，进而检视其影响力的现实表现。

根据影响力的内涵层次：生产内容、推送机制、品牌效应、社会认可，具体从内容权威、传播扩散、和态度倾向四个维度设定党媒移动媒体的有效性评价指标。所谓内容权威性是指党媒“两微一端”重大新闻的数量、质量、速度和评价等，作为影响力建构的一级指标。传播扩散是指党媒“端媒体”作为信息的源和影响其他媒体的信息再传播能力，包括党媒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博的信息转载率、关注度、点击率、粉丝量、活跃程度等，是用于刻画某一具体的舆情事件或细化主题的相关信息，在一定统计时期内通过互联网呈现的传播扩散状况。通过测量一定时间段内民众对党媒新闻内容的关注情况，特别是对社会热点和重大舆情问题的点击、跟踪态势，有助于从海量的信息中捕捉和发现的热点所在，通过密切关注重大舆情信息的爆发和演化规律，以确保社会舆论安全。态度倾向是测量社会公众对党媒报道的某一个或某一类社会热点问题、重大事件所持有的观点态度。包括他们的判断、偏好以及对其社会行为改变。根据这四个基本的一级评价指标，设定党媒移动端影响力评价体系。旨在研分析基于移动终端改变后，党媒移动端的信息内容，针对其用户分层抽样选取代表，考量其话语传播的效度，探讨媒介影响力表现。

三、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党媒移动端用户态度指标

过去二十年里，媒介研究正经历主要的范式转移，即研究的视点已经从媒介效果态度转向认知效果的占位，这种占位主要探求的是用户接纳某类信息时的瞬间心理变化，即感知效应。党媒移动端作为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媒介平台，其影响力释放还取决于用户对技术使用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价值。在信息技术领域，技术接受模型（ TAM， Davis，1986） 是预测人们对新技术接受程度的重要模式。根据理理论建立起来的技术接受模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解释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在外部因素（ 如新技术系统的各种特点和人类的主观意愿或尝试新系统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方面所起的调解作用）。感知价值原本是消费者对于一个产品或者服务用的总体评价，而党媒客户端、微博微信都是技术产品的现实感知。因此，本文认为可以将技术接受模型理论引入到党媒移动端用户体验构建，对党媒而言，感知价值是用户使用移动产品如新闻APP阅读后的反馈和评价。因此，本文将用户体验的构建与感知价值建立联系，以时间、地点、个性需求、支付成本等要素为基础构筑指标体系，以感知价值作为单独的二阶因子，其他因素作为一阶因子探究影响用户使用党媒移动端产品的原因及满意度。

研究模型的因素：使用场景、个性需求、感知价值用户体验、成本、使用意愿、使用频率。同时，从技术层面而言，感知有用性与易用性是关键因素，本文将满意与信任两个变量引入，采用vijayaaarathy IR（2004）技术测度模型，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兼容性、隐私、自我效用、想用的态度、行为意向等设立测定子项，采用因素分析（CFA）进行测量，分析各结构变量间的关系强弱，根据设定问卷调查采集数据，探讨用户使用移动端满意度，设定考察模型（见上表）。

所谓感知有用性是指党媒移动端产品提供的信息是最具权威性和公信力；感知情感是传播的信息是关乎民生，能吸引社会共鸣；感知媒体品牌是党媒母品牌在用户心目中的记忆呈现和粘度；感知信任则是指党媒移动端产品的可信度和社会扩散力。用户感知实用、感知情感、感知信任是用户使用的重要变量。当然，党媒移动端影响力有效性的评估和工具使用还需要考虑个体差异、技术壁垒、政治氛围等变量.并且指标体系还需要在实践中调适，需要更多实践操作予以完善。

总之，本文作为探索性研究是根据移动端媒体影响力特殊性，从媒介组织和用户两个层面设定考量其影响力现实表现指标，目的是为党媒组织制定提升移动端话语影响力对策服务。本文提出的党媒移动端影响力指标体系检测和现实考量展开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跟进，检验模型信度和效度，从而为党媒组织提升话语影响力提供理论借鉴。

注释：

[1]喻国明：《关于传媒影响力的诠释――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探讨》，《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

[2] Vincent Price ，David Tewksbury.News and Public Opinion： A Theoretical Account and Media Priming and Fram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 cOpinion Research Price，1996

[3]易观智库：《中国移动新闻资讯APP市场专题研究报告》，2015年

[4]《人民日报客户端下载量超一亿 “有新闻的地方就有人民日报”》，2015年12月

[5]【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 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第2篇：自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议程设置记者责任困境与突围

“议程设置”和“记者责任”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概念，随着大众媒介尤其是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逐渐被认识和广泛接受，它们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也逐渐显著起来。一方面，新闻媒介每天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无法直接经历的事件和变化，通过为公众设置议题议程，决定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作为新闻媒介信息的采集者、加工者、传递者的新闻记者，在决定媒介议程，进而影响公众议程方面的重要性也显而易见。议程设置这一概念提高了记者责任问题的重要性。本文试从议程设置理论角度讨论新闻记者在履行自身责任时的困境以及可能的突围之策。

一、议程设置与记者责任

步入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影响，各种新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同时，信息社会带来的信息浪潮已将人们淹没于其中，使人眼花缭乱。正如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在他的《公众舆论》中说的：“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有着如此频繁变化与组合的环境。”

在李普曼的那个时代，报纸是人们获知外界事物的主要来源。现在，虽然我们有了电视、互联网，有了许多新的传播媒介，但问题的实质并没有改变。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绝大多数仍依赖于报纸以及其他新闻媒介。对于经验和活动范围都有限的个人来说，报纸以及其他新闻媒介对当前重大事件的判断，会通过日复一日的新闻选择和编排影响人们对于当前重要事件的认识，这种影响公众对于各种事件重要性认识的功能就被称作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

新闻记者是新闻媒介的活动主体，是新闻信息的主要采集者、加工者，记者所采集的信息是新闻媒介议程的直接来源，记者对于新闻媒介议程设置功能的发挥起着重要作用。新闻记者是社会的守望者，他们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角色特征的传媒人才，他们所担负的角色责任是和其承担的社会责任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传媒人才的责任是将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体现在信息传播的全过程中。 新闻记者只有选取有价值的、为受众所需求的信息，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才算尽到了新闻记者的角色责任。

二、拟态环境与现实困境

李普曼认为新闻媒介影响着我们头脑中的图画，作为超越我们直接经验认识外部世界的“窗户”，新闻媒介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地图，然而，由新闻媒介提供的图像常常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因而，他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所谓的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世界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新闻媒介的新闻报道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对应。

新闻媒介作为信息机构是社会特别是当今信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体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在影响整个社会的同时也必然会受到整个社会以及社会其他部门的影响与制约。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其内部结构、组织形式也日益完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这些内部的、外部的因素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新闻媒介的议程。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五种因素：

1、来自媒介工作者的个人影响。这类影响主要指新闻媒介内部从业人员的自身特性，个人对所从事职业的态度，以及对自身职业角色定位和角色责任的认识。如果新闻从业者对自身角色定位认识不清，对自己所应履行的责任不能充分担当，势必会成为新闻媒介机构的附庸，不能真正选取有价值，为公众所需要的信息。

2、来自媒介日常工作惯例的影响。新闻媒介的内容通常会受到日常工作实践的影响，主要包括截稿时间，节目时长以及其他时间限制，报纸版面的要求，新闻报道的写作结构，新闻价值原则，以及编辑、媒介领导的层层把关等。通过日复一日的新闻选择与编排，这些日常工作惯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新闻媒介的内容。

3、媒介组织形式的影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新闻媒介机构的所有制形式，组织方式，运行模式等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把政治目标放在首位的媒介与把经济目标放在首位的媒介，他们在对媒介内容的选择上必然会因为组织目标的不同而不同。

4、来自媒介机构之外组织的影响。这类影响主要指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对新闻媒介施加的影响，如媒介上层管理机构对新闻媒介的管理，政府或企业信息机构的影响，其他新闻媒介内容的影响，以及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等相关政策直接规范媒介的内容。有时，这方面的制约因素对新闻媒介内容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5、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的是一种宏观层次的社会影响。比如美国意识形态的基础就是信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私有权、私人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以及自由市场的价值观。

在这些诸多要素的制约下，新闻记者在现实社会及新闻实践中履行角色责任时必然会遭遇困境。在困境之下，一些记者逐渐对自身的角色责任置之不顾，把公众利益摆在一旁，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未能被揭示，许多严重的社会矛盾未能得到重视，社会的和谐发展受到损害。于是寻求解决困境的突围之策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媒介间议程设置――一种可能的突围之策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发展，带来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各方面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出现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影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面对当前的形势，需要一大批新闻记者站出来勇于承担自身的角色责任，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公众利益，促进社会矛盾的合理解决，维护社会的稳定繁荣。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利用议程设置理论，使我们的社会运转得更好。

一些新闻媒介经常对其他新闻媒介的议程施加较大的影响。比如，在美国《纽约时报》经常能为其他媒介设置议程。学者丹尼・利恩和瑞斯称这一现象为媒介间议程设置，它主要指某条新闻报道从一个新闻媒介向许多其他新闻媒介扩散的现象。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了传播技术的发展，新兴的传播媒介层出不穷，特别是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为媒介间的议程设置带来了更广泛的可能性。进而也为新闻记者履行责任的困境提供了可能的突围之策。现以“周久耕事件”为例，探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间议程设置。

2008年12月10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因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进行查处”的言论，引起了广大网民的愤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网络上对该事件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周久耕的天价烟，名表，名车等。网民对周久耕产生了质疑。相比之下，传统媒体的报道只是针对当天座谈会的内容，对其并没有过多的关注。之后，网络上每天都会有帖子讨论这件事，事情随之愈演愈烈。然后，网络上的热烈讨论和强烈质疑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关注，传统媒体也开始介入并对这件事进行报道。于是，天价烟“火”了，周久耕被免职，立案调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进行了议程设置。在网络上被热烈讨论的问题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关注，同时传统媒体的报道，从网络上搜集材料，并关注广大网民的观点。网络上的热议使这一事件进入传统媒体的议程，而传统媒体的议程又使这一事件进入更广泛的公众的视线，进而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最终促成该事件以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式解决。

在我国，随着网民人数的不断增长，网络的力量已经不容忽视，网络媒体的地位更加突出。网络的时效性、便捷性、匿名性，使得网络成为越来越多人畅所欲言，讨论社会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看法的平台。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也在不断增强，近几年来许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都是首先进入网络媒体议程，进而发展成传统媒体议程的。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网络媒体为传统的议程设置提供了一个新的流程：某个议题首先在网络中，迅速引起网民的关注和热烈讨论，然后进入传统媒体议程，传统媒体对议题进行深化并广泛报道，进而在更广泛的公众中一起关注和讨论。即，议题网络媒体议程传统媒体议程公众议程。

上述路径为新闻记者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突围之策。当新闻记者采集到某条新闻之后，也可以通过以上路径，使该新闻最终进入公众的视线，形成社会舆论，促进社会问题以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式解决，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①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③马克斯维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④周毅：《传媒人才学概论》，上海三联书店，2005

⑤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

第3篇：自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大众传媒 高校学生 违法犯罪

中图分类号：G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今天，由于大众传媒到处都有，人们除了工作和睡觉外，用于大众传媒的时间超过了其它任何活动。”[[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电子媒介，如互联网，电视，电影，微信、微博等大众媒介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众传媒以其丰富的信息传递、方便的参与互动、开阔的传播空间等优点，吸引着高职学生群体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要消费者之一。如果说，大众媒体作为信息社会的信息媒介，对人们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以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正在深刻地影响着高职学生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它们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通信实时性强、便捷、易操作、而且生动性、互动性、娱乐性极强，高职学生正在广泛地使用这些新的媒体介质，并且成为一种时尚。大众传媒承载信息时，媒介本身并不具备选择性、过滤性，因其承载的信息广泛，内容正面和负面的都有，因此，高职学生在享受信息社会新媒体介质带来的方便、快捷的同时，也成为媒体介质传递一些负面信息的接收者，较容易受这些负面信息的影响。这些负面信息，在高职学生本身不能抵制和辨别时，容易诱导学生产生违法犯罪的动机和行为。如何引导高职学生合理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学习和获取知识，减少大众传媒负效应对高职学生犯罪的负面影响，是我国犯罪学界和新闻传播学界学者的共同责任。

一、大众传媒对高职学生的价值观的影响

当前高职学生是大众传媒的主要消费者之一，其对大众传媒依赖性较强。“他们一方面通过大众传媒获取知识、了解世界、参与活动，发表见解；另一方面，又深受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舆论观点的影响。可以说，在主流价值观与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今天，大众传媒正逐步渗透并作用于高职学生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大众传媒对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张 迪，党政干部学刊2011年第8期，p61],近几年来, 由于大众传媒中网络媒体的兴起，使广大高校学生通过网络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由于网络技术无界限的特点，广大学生很轻易地能够获取一些含有不同世界观、价值观念的广播、电视、影视等信息，它们体现出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无序的价值观世界，由于高职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价值观正在形成过程中，不完全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辨别能力，因此，很容易受到它们的影响产生负效应。这些多元价值观的媒体信息，使学生的价值观功利化，表现出极强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自私自利；甚至不自觉地向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颓废主义等价值取向偏离。此外，由于部分媒体的自律性不强，为了获取利益不择手段，不顾传媒的职业道德，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或虚假报导，或内容低俗，不顾自身的社会责任，肆意歪曲地引导社会舆论导向，进而影响到高职学生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还有的媒体在传播中，夹杂中大量暴力、色情、欺诈等违反伦理、法律等内容的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生，使他们漠视道德秩序、法律秩序、性秩序等行为规范，进而影响他们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在一定条件刺激下，极容易使他们突破行为规范的约束，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且在行为时不考虑法律后果，犯罪后无悔罪感，这些都为高职学生的健康成长以及社会发展埋下了隐患。人的行为的价值取向，与道德水平直接相关。一个自私自利，奉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人，它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是相违背的，他的道德水平也一定是低下的。一个道德滑坡的人，离违法犯罪行为就不远了，因为道德滑坡是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前兆，违反道德的行为，情节严重时，绝大多数会触犯法律，因此，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是高职学生的基本要求，也是远离犯罪的必要条件。

二、大众传媒对高职学生的社会化的影响

大众传媒对高校学生的社会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以改变学生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的方式发生的。我们不能蔑视3G网络、计算机、手机应用软件等新媒体的发展，给广大学生的生活带来的影响。网络上的词条成为现代社会常用语，淘宝网网购改变传统的购物方式，成为刺激中国经济的最给力支撑点，这些都即证明网络正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现代大众传媒使人类的生存数字化、交往符号化[参见 《大众传播学导论》 第208页 陈龙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这使过度沉溺和依赖的高职学生，过多地生活在虚拟世界和模拟世界，这会产生很多负效应，一是由于大众传媒数字化的特点，使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变得模糊,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人格塑造的功能被数字化削弱,导致人情冷漠，有时甚至导致人格与交往情境双重分裂,容易使高职学生在虚拟网络放任自己，无人约束,沉溺其中，并逐渐远离现实世界,而回到现实世界，与他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时,会产生交流障碍，并且会产生焦虑或孤独感, 严重者会患上“网络孤独症”，从而造成融入社会困难。二是削弱了高职学生的责任感, 网络交往，不需要实名制，借虚拟身份能够轻易逃避行为责任，诱发欺诈等不诚信行为的发生，从而造成人际关系的信任危机; 三是大众传媒具有极强的娱乐功能，这往往会导致高职学生对网络的极度沉迷, 甚至病态成瘾。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有的高职学生因沉迷网络，受到网络媒体承载的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在外力条件的刺激下，引发违法犯罪行为；有的网络成瘾不能正常开展学习和工作，为筹集上网费用而实施犯罪行为；有的因网络交友，产生信任危机，社会关系处理不慎，引发违法犯罪行为等等。由此可见，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给高职学生的社会化带来障碍，而人的社会化障碍会产生人与社会化规则的对抗和冲突，从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大众传媒对高职学生的行为范式的影响

高职学生无论心理还是生理，都正处在生理发育期，处在这一时期的青年，特别是男性，荷尔蒙分泌旺盛，精力旺盛，比较叛逆，对事情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尚未完全成熟，学习模仿能力强，心理不成熟，可塑性强。因此，处在这个时期的学生，在一定条件的刺激和怂恿下，极其容易模仿他人的行为与社会行为规范相对抗，从而容易产生违法犯罪的后果。大众媒体在刺激和怂恿高职学生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最著名的现代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埃德温・哈丁・萨瑟兰认为，大众媒体对于社会组织和当地社会的相互作用模式有重要的间接的影响。观众是否会增强模仿过去行为模式的程度，当然还是要依靠他以前与违法行为模式或是反违法行为模式的接触频率[转引自杜雄柏《传媒与犯罪》，中国检察院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8 页。]，也就是说萨瑟兰认为，学习模仿违法行为模式的频率，如果大于反违法行为模式的频率，观众将模仿大众媒体上的犯罪行为。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班都拉认为，个人的犯罪行为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实施或者观察犯罪行为而学习获得的；图像或言语描述的范例与真实生活中的范例在观察学习中具有同等的效力。符号性的范例主要通过那些大众传媒，如广播、电视、电影、报刊杂志、书籍等表现出来。[参见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2 页。]因此，在新媒体强烈影响高职学生的今天，大众传媒中夹杂着大量的暴力、色情等犯罪行为信息，并且信息对自身的正当性的进行误导性宣传，从而使高职学生不辨是非，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极容易因冲动而做出模仿这些行为而发生犯罪行为。例如，香港关于黑社会题材的电影《古惑仔》播出后，影响很多青年行为和举止，有的青年模仿古惑仔的发型、说话、行为的方式，并且渲染江湖义气，拉帮结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艾伯特・班都拉还指出，这些青少年和成年人把攻击行为看做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有效手段。那些学会攻击的人比那些还没有掌握攻击“技能”的人更倾向与使用暴力。电视实际上是在传授这类攻击行为，在经常观看电视中暴力节目的人们中，有许多观众因为自身的其它某种原因而使他们的举止行为变得好攻击、寻衅。[参见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2 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个缺乏管制的媒体传播环境下，处在青春期或成长期的高职学生，行为范式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如果家长，学校老师不及时给予引导，那么，高职学生模仿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导致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种子就会提早生根发芽。

综上所述，大众媒体对高职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预防大众传媒的负面信息对高职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影响意义重大，笔者认为，首先应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加强对大众传媒进行大众传播的管制。与此同时，学校、家庭和社区等社会切实负起教育、监督的责任，引导高职学生合理利用大众传媒，及时形成辨别能力，自行抵制大众传媒不良信息对高校学生的毒害，促进高职学生的身心健康地成长。

参考文献

1、[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2、大众传媒对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张 迪，党政干部学刊2011年第8期。

3、《大众传播学导论》 第208页 陈龙着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4篇：自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主观阶层认同;新媒体资本;布尔迪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新媒体的兴起正在如何重构我们的社会?这已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课题。社会理论家卡斯特(Castells, 1996)在他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指出:新媒体技术带来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受众使用与接受的分散化,使得“大众社会”逐渐演变成“片段化社会”(segmented society)。然而,到底这一过程是如何展开的?更具体地,社会结构和媒体生态层面的宏观变化是否、以及如何整合进普通民众的微观认知与信仰系统(belief systems)?新媒体的采纳和使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社会成员对自己在中国这样日益分化的社会(陆学艺,2002;李强,2002;孙立平,2004;李春玲,2005a)之中位置的感知与评价?目前在新媒体研究领域,以“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和“数码沟”(digital divide)等为理论指引(例如Zhu & He, 2002; Warschauer, 2004),不断证实了新媒体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分布。针对社会分层与媒体分化之间的关联,也有诸多学者的阐述。如美国学者塔洛(2003)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与功能的媒体(“阶层塑成型”与“社会塑成型”),并认为支撑媒体产业的广告业的发展、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正逐步加剧“阶层塑成型媒体”――即强调阶层分化、服务群体利益的媒体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加剧了美国社会的隔绝与分裂。孙玮(2002)、段京肃(2004)等则探讨了中国社会分层背景下的媒体分化及其权力不平等问题。但在经验层面上,对新媒体使用的具体模式和情境是否及如何影响阶层认同的研究则尚付厥如,有关媒体使用整体上如何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研究亟待深入。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急剧变动,中国学者运用各种指标分析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如陆学艺,2002;李春玲,2005a)。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和研究公众想象、认知和评价自身的阶层位置――即主观阶层认同(subjective strata identity)的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由李培林领衔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团队(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2005)和刘欣(2001,2002)的研究。他们以“阶级意识”或“阶层意识”为核心概念,通过实证考察,初步描述了转型期中国公众主观阶层认同分布的实际状况及其特征,并通过“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比较建立后者的解释模型。但是,他们的研究均没有包含(新)媒体因素,因此忽略了媒体对阶层和阶级的呈现、以及人们在这样的象征环境中想象其社会阶层认同这个媒体与社会分层的重要相面。本文试图聚焦这个相面,在中国阶层结构变动和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以新媒体为重点,探讨媒体使用对城市公众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传播研究,而且也有助于从传播这一独特的相面丰富有关主观阶层认同及其生产机制的总体理解。

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一、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性及其社会学解释

主观阶层认同较具权威性的定义来自美国社会学家杰克曼夫妇(Jackman & Jackman, 1973),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感知”。从这一定义可见,它同视社会为阶梯结构的分层理论模型相联系,并被视为“阶层意识”(strata consciousness)――即个体对社会阶层分化(或不平等状况)之主观意识和感受的一个重要维度(刘欣,2001)。主观阶层认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具有独立的影响社会行动的能力。虽然“阶层意识”的概念与马克思(1965/1847:196)所强调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阶级的集体行动的“阶级意识”这个概念有不同,但马克思的思想启迪了社会学家对阶层认同的思考,尤其是启迪他们认识到,阶层意识也可能是影响阶层行动的重要来源。事实上,李培林等人(2005)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如自我评价为下层)在解释社会冲突意识和行动意向(如集体上访)时,相对于客观阶层归属(如实际贫困程度)更具解释力。

参照杰克曼夫妇(Jackman & Jackman, 1973)和霍吉、特里曼(Hodge & Treiman, 1968)等人的经典研究,李培林带领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李培林等,2005)通过2002年在全国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采取单一测量方式(问题为“如果将您所在地人们的社会层分为七层,您认为自己处于哪一层?”),报告了当时全国城市公众主观阶层认同的状况,发现:中国公众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46.9%)相比其他国家明显偏低,而自认为处于“下层”的比例(14.6%)则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即存在明显的向下“偏移”特点。另一项有代表性的研究出自刘欣(2001),虽然他所运用的调查数据年代更早(1996),但却从理论上遵循韦伯的多维社会分层思想,分别考察了武汉市民在经济地位、声望地位和权力地位三个维度上的主观阶层认同,发现经济和权力地位认同的普遍“向下”偏移倾向和声望地位认同的“向上攀附”现象。随着社会分层的指标越来越趋于多元化(特别是布尔迪厄等强调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消费方式、品味等象征资源),主观阶层认同应当采取更为多元的考察方式。

上述研究对主观阶层认同机制的解释大体可分为两种取向――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并以前者占主流。结构主义取向又可分为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所谓“静态”模型强调阶级/阶层意识由其客观经济地位决定和制约,比如职业、教育、收入等变量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Jackman & Jackman, 1973;Hodge & Treiman, 1968;李培林等,2005)。而“动态”模型则从社会流动和生活机遇相对变化的角度解释阶层意识的形成,并认为这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静态”模型所发现的客观阶层与主观认同之间的不一致现象。刘欣(2002)提出的“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命题就属此类。他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当人们与社会环境中的其他成员相比正在沦为“相对剥夺地位”(relatively deprived situation)时(即所占有的经济、权力、文化等资源相对少),他们将倾向于作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从而更可能认为社会是一个分层社会。李培林等(2005)进一步提出并证实处于相对剥夺地位者倾向于认为自己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

建构主义取向则强调阶层认同的形成受到知识分子定义和媒体建构的影响(刘欣,2002)。虽然社会学家总体上对此采取了忽视(根本没有包括媒体使用相关变量)或轻视(如刘欣[2002]的研究以教育变量代表“媒体接触”)态度,但也有少量研究从侧面涉及媒体建构的可能影响。例如李培林等(2005)的研究引入基于“相对剥夺地位”基础上的两个“相对剥夺感”变量(“近年来生活变化情况”和“对社会公平程度的判断”),发现它们均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他们在解释西部地区民众更容易产生较低的阶层认同时指出,随着信息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在选择“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 即借以评价和确定自身社会位置的真实或想象的社会群体,参见Merton, 1957)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以身边人为主,而会根据他们通过媒体了解到的理想社会群体及其生活方式来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李春玲(2005a:526)也认为,阶层认同的形成除了取决于实际的社会经济差异外,也可能源自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强化群体之间社会经济差异或者利益冲突的政治与文化思潮,以及引导阶级意识的运动。这些社会学文献中的一鳞半爪,为我们从传播角度进一步探询主观阶层认同的生成机制提供了支持。

在结构/建构、客观/主观的二元区分之外,布尔迪厄的阶级/阶层理论对解释主观阶层认同同样颇具启发意义。布氏强调超越简单的结构主义或建构主义方法论,而采取辩证的“结构主义的建构论”(structural constructivism)或“建构主义的结构论”(constructive structuralism)来解释包括阶级/阶层形成在内的社会生活深层结构及其再生产机制。他创造性地提出一套“[场域]+[惯习/资本]=[日常生活实践]”的逻辑思路(刘欣,2003),将社会视为一个由不同场域(field)交叉渗透构成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而在场域内流通和竞争的资源称为资本(capital),包括经济(资产与收入)、社会(关系网络)、文化(教育、文化资产、秉性与品味)和象征(以上三类资本得以合法化的符号形式)等基本类型(Bourdieu, 1986; 1989)。场域中个体行动者的日常实践一方面受到场域作为社会构型的结构性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到惯习(habitus)的影响而具有能动性。“惯习”形成于社会化过程与外在结构的心智内化,体现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维、认知与行动基模”(Bourdieu, 1984:60),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实践。在此基础上,布尔迪厄将阶级界定为在社会空间内拥有相似位置、被置于相似条件、并受到相似约束的行动者主体之组合(Bourdieu, 1987),而位置取决于社会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总量、不同形态资本的构成比例及其演变轨迹(Bourdieu, 1989)。他进一步指出,由这三个因素所规定的社会阶级结构,可内化为社会成员独特的阶级惯习,并表现为不同的实践和品味(taste),例如艺术审美、饮食习惯、居住方式等。社会成员通过他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表明自己的阶级身份,以及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社会距离,从而在被阶级区分开来的同时,也在建构着阶级区分。

布尔迪厄的阶级/阶层理论对研究主观阶层认同有两点主要的启发:一是重视资本的多元性,特别是强调文化、消费、品味等象征资源对建构阶层身份的意义;二是重视惯习在阶级/阶层意识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将阶层结构的动力机制和行动者主体的动力机制结合起来解释主观阶层认同。

二、新媒体使用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作为文化资本/惯习和现实建构

上述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阶层认同解释模型,特别是布尔迪厄勾连结构与建构的多元阶级/阶层理论,为我们探讨新媒体使用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提供了理论资源。首先,由于社会成员或个体行动者在社会空间内所拥有的资源或资本是多维的,主观阶层认同应该也可以相应地从多维角度加以考察。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学者们已经指出(如李培林等,2005;李春玲,2005a),与80年代高收入低地位(“卖茶叶蛋”的个体户)、高地位低收入(“造原子弹”的科学家)的现象不同,当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声望地位的一致性程度明显提高;但与此同时,多维地位又并未完全统一,经济层面的分层尽管已经非常显著,但非经济维度的分层尚在形成之中;而且,分层秩序的形成过程所带来的原有经历背景、文化素养上的差异,使得相同的消费品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很难形成。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校园里的大学生可能感到自己在文化、生活方式或消费品味等方面的社会阶层地位较高,但由于缺乏收入,很容易感到在经济、社会、权力等方面的阶层地位较低;而腰缠万贯的大款,自然觉得自己的经济地位颇高,但完全可能因不识字而在文化方面自我评价不高。因此,考察中国当代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也应当并且可以采取多维分析视角。更具体地,受到布尔迪厄强调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区分的启发,本研究将系统考察偏重客观维度的经济阶层认同和偏重文化惯习与生活品味的文化阶层认同两个维度。由于目前关于中国城市公众阶层认同较近的报告还是李培林等2002年进行的调查,因此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新媒体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首先描述上海居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基本状况。

研究问题1:目前上海居民主观阶层认同(包括经济和文化认同各维度)呈现什么样的分布形态?

其次,无论是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还是运用布尔迪厄所讲的资本概念,新媒体都可被视为社会空间内的一种资源或资本,从而影响和强化社会成员的阶层意识。一方面,作为媒体使用的物质基础,媒体资源(包括设备和连接)的拥有与否代表了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客观能力(经济资本),相对于较为普及和廉价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新媒体产品(如电脑、手机或海外卫星电视)及其使用,在总体普及率尚处于较低水平的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具有象征经济地位和文化品味的区隔能力。正如罗杰斯(Rogers, 1995)在讨论创新扩散时所指出的,高阶层的社会成员会将新媒体采纳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新媒体的采纳与更高的创新精神和更为时尚的生活方式(lifestyle)具有显著关系,已经得到以互联网和手机为分析对象的若干实证研究的证实(例如金兼斌,2002;Wei, 2006)。所以新媒体的采纳不仅反映着经济资本,也体现为一种与消费、时尚和品味相连的文化资本。结构主义取向的动态模型在此也完全适用――在大众媒体已基本普及的情况下,新媒体产品及其采纳带来的“数字鸿沟”更能体现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相对剥夺地位”,进而催生“相对剥夺感”,影响主观阶层认同。

另一方面,(新)媒体采纳作为社会空间内的文化资本,具有转换为社会资本、甚至经济资本的能力。受布尔迪厄有关“符号权力”和国家权力“元资本”概念的启发,Couldry (2003)提出媒体也具有影响社会空间各场域的“元资本”能力,并提出“媒体元资本”(media meta-capital)概念。他指出,媒体可以通过合法化(legitimation)、再现(representations)和归类(categories)机制,影响个体行动者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包括影响个体在社会行动中的惯习,从而成为可在各场域内流通的新型“基础资本”(fundamental species of capital)。如果说Couldry在这里更多地是从媒体生产和再现角度解释其所具有的“元资本”能力,我们还可从其它角度丰富对媒体“元资本”――特别是资本转换机制的解释。例如,有关“使用与满足”的研究揭示,媒体具有满足社会成员获取谈资、发展人际关系的能力(McQuail, Blumler, & Brown, 1974);而有关媒体与社会资本关系的研究(如Putnam, 2000; Shah, Kawak, & Holbert, 2001; Wellman et al., 2001)也证实了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媒体使用、特别是新闻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邱林川(Qiu, 2009)所进行的中下阶层的网络实践研究,则表明新媒体对中下阶层的求职、工作、商务等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积累与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媒体使用不仅标识着社会成员的经济能力与文化资本,而且代表着他可以运用和动员、并转化为社会与经济资本的机会以及他对此的主观意识。从这个意义说,新媒体采纳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能力不仅来自其与客观结构的密切关联,而且出自于它可以转化为其他资本的能力――由于新媒体的信息丰富性和互动性,拥有新媒体意味着更多的教育、就业、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机会。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新媒体的采纳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1:互联网的采纳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2:手机的采纳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三,如果超越简单的结构决定论思路,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媒体使用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同样与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有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新媒体使用理解为一种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内形成的个体能动者与新媒体(新技术)之间的关联原则――惯习。惯习影响着个体行动者在媒体使用领域的日常实践,并呈现为不同的目标、口味、态度与期望等。惯习不仅体现在是否采纳,而且反映在具体的、情境化的使用模式、方式与内容构成上。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资本,从而导致整合新媒体资源的不同机会。例如,有的网民可能上网永远只干一件事――打牌,由于他的生活轨迹、目标和能力的影响,导致他在网络行为的多样性上缺失,他与那些热衷参与网络论坛讨论、频繁上传视频的网民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阶层认同。这一点同样也可用社会心理学有关认同的形成机制加以解释。根据Tajfel & Turner (1986)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及Hecht (1993)的认同传播理论(Communicative Theory of Identity),社会中的个体行动者通过与具有共同或相似经验、感知和价值的成员之间实际或虚拟的归附(affiliation)来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这个角度说,相似的媒体惯习是他们获得这种虚拟归属的重要来源,是形成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和群体区隔(group distinctiveness)的重要机制。要细致地呈现新媒体使用中的惯习,就必须超越目前绝大多数新媒体采纳和使用研究仅考察“是/否”采纳、或者时间长短的模式,而深入考察新媒体使用的日常实践,特别是个体行动者在生活场景中多元、动态、主动使用新媒体的能力。

事实上,传播学者已经在反思互联网测量中的简单化问题。祝建华和何舟(Zhu & He, 2002)批评传统“创新扩散”研究仅考虑采纳与否的二元区分,提出区分“持续采纳者”、“中断采纳者”、“潜在采纳者”和“持续的非采纳者”等四种类型。Howard et al.(2001)则指出作为一种快速进化(fast-evolving)的新技术,互联网的使用与传统媒体有很大不同,它不是“单色的”(monochromatic),而包含着多种目的、功能、时空和界面,因此上网的历史长短、资深程度应当作为考察网络使用的重要维度,它代表着在新媒体实践中的经验。在鲍尔-洛基奇(Ball-Rokeach et al., 2001)的“传播基础结构论”框架下,Jung等人(Jung, Qiu, & Kim, 2001)提出将互联网视为更大的媒体生态结构的构成部分,该结构既受到规限行动者传播行为的环境之影响,又可为个体行动者的传播行为所改变。所以新媒体研究应当超越仅测量采纳与否或者使用时间的简单线性模式,而深入考察使用的具体情境。他们强调,过去对媒体接触时间的测量方式,比较适用于广播、电视这类线性播出的媒体,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使用方式更加复杂、更为多元化,所以相比于是否上网、上网多长时间,更要考察如何上网、在哪里上网(“how and where”)。这一观点也为其他研究所佐证:例如Ishii (2004)的研究发现在对待上网与其他媒体使用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的上网方式产生调节效应,移动上网相对于PC上网更属于时间-强化(time-enhancing)而非时间替代(time-displacing)行为;而在皮尤“互联网与美国人生活”研究计划(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中,研究者认为要区分网民的不同群体(如精英群体、中间群体、落后群体等),需要系统考察和整合用户与技术之间三个层面的关系――包括进入(是否具有电脑、手机等设备并能联网)、行为(具体的各类上网行为频率)和态度(对网络是否有助于工作和生活等一系列态度题的评价)(Horrigan, 2007)。Shah, McLeod, & Yoon (2001)也呼吁,要正确理解网络使用对个人的影响,必须超越简单的时间层面,具体考察在哪里、如何、以及使用什么。在操作层面上,Jung et al.(2001)提出“互联网连接指数”(Internet Connectedness Index,ICI)的概念,试图整合互联网使用时间、历史、情境、目标以及行为等因素,从而代表个体行动者在传播基础结构中将上网整合进日常生活的能力,他们发现由这些使用情境性多元变量构建的指数相较于单纯的使用时间对社会阶层具有更显著的区分度。香港城市大学的彭泰权和祝建华(Peng & Zhu, 2009)在另一项研究中也建议将以往的单一上网时间测量加以扩展,并提出“网络使用的复杂性”(Sophistication of Internet Use, SIU)概念,包括使用的时间、历史、行为内容、地点多元化、界面多样化等。

这些对于网络使用的复杂化讨论对探讨新媒体使用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富有意义。新媒体使用的历史(早期采纳者)代表着个体行动者在该场域内的经验,成为象征资本的来源之一,并意味着复杂使用的更大机会;新媒体使用的情境化特征则代表了个体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个体历史和生活目标影响下所形成的惯习,而这些惯习对社会成员、特别是跨越新媒体采纳“门槛”之后的不同阶层具有区分度。与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的使用中体现出更多的选择性和交互性,例如对网络的多种功能,个体行动者完全可以基于自己的知识能力、生活目标、兴趣需求等决定使用与否,而在这种使用惯习的形成之中也就体现出不同阶层的品味。更具体的说,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区别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征在于它在信息接受(exposure)之外,允许个体行动者更多的主动参与和创造行为――如通过网络论坛或博客进行意见表达、透过社交网站发展人际关系、制作或上传视音频等,因此在多大程度上开展这类实践,对主观阶层认同也可能具有独特的影响。另一方面,相比于传统媒体,新媒体更加允许跨时空流动性使用和多界面使用,这些新型使用形态既与网民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特征关系密切,也体现着不同的需求、格调和生活方式。例如,一个经常在室外和移动状态下上网的人,一方面必须具备基础的上网条件,如笔记本、手机或PDA等;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随时随地的“连接”需求和时尚的生活品味。因此,本文尝试拓宽网络和手机使用的单一测量,引入代表基于媒体资源可得性,在生活场景中动态、多元地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可称为“新媒体资本”[new media capital]),检验作为个体行动者所形成的惯习及其影响下的新媒体使用模式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具体地,我们将考察有关网络使用的历史、主动参与和创造行为、在户外和移动状态下的上网频率、以及手机行为多样性等四个因素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研究假设2:新媒体使用模式(新媒体资本)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

H2.1:互联网使用历史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2:互联网主动参与和创造行为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3:移动和户外上网的频率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4:手机使用行为的多样化程度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最后,从阶层认同的建构主义解释取向出发,我们还可以将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媒体使用理解为获取包括阶层结构在内的外部社会现实的认知来源。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在传播研究中源远流长,从Lippmann (1922)在《公众舆论》中所提出的“虚拟现实”和“两个环境”概念到20世纪60年代 Berger & Luckmann (1966)所提出的“现实的社会建构论”,从议程设置到电视使用的“涵化效果”,都揭示和证实了媒体在建构社会成员有关外部世界想象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理解,媒体使用不仅是社会阶层文化资本的象征和惯习的实践,而且是认知有关社会阶层分化和参照群体的重要来源。以往研究都已指出,新闻在建构外部现实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例如McCombs & Reynold, 2002; Shrum, 2002),最近有关“新闻线索”(news cues)的研究(例如Cho et al., 2006)也进一步提示可以从新闻如何标识某个社会群体(如“中产”、“白领”)的角度考察新闻报道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此作为新媒体使用的一个部分,网络新闻使用应当包括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之中。

但从理论上说,网络新闻的影响路径可能相对复杂:一方面,网络和新闻的使用是文化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更高的阶层地位紧密相连,因此可能对主观阶层认同、特别是文化阶层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作为建构现实的来源,网络新闻如何呈现阶层分化与阶层形象,给网友提供怎样的“参照群体”,更易催生“相对剥夺感”还是“相对优越感”,将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作为参照,我们也应当包含对传统媒体新闻影响力的分析。但其影响路径也同样复杂:一方面,受市场经济和媒体商业化的影响,新闻报道中可能充斥越来越多有关高阶层生活、消费的内容,深度报道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从而使受众产生较强的“相对剥夺感”,导致主观阶层认同的偏下;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控制的存在,中国内地的主流新闻媒体对阶层分化议题可能采取压抑策略,避免过度呈现和渲染中上阶层生活,相反却较多报道弱势群体生活,并表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因此受众会更容易以中下阶层为“参照群体”,从而感知自己处于更高的阶层位置;再加上接触新闻(特别是报纸新闻)往往与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连,会将影响路径进一步复杂化。由于无论是网络新闻,还是传统媒体新闻,目前均缺乏系统的有关阶层报道的内容分析,我们在此只能提出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2:新闻使用(包括网络新闻,以及报纸、电视和广播新闻)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如何?

除此之外,无论是作为新媒体的一种,还是作为与国内媒体新闻一起建构有关阶层的社会现实之来源,海外媒体(包括海外卫星电视和海外广播)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都应纳入研究分析之中。但同样由于作为象征资本(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地位和更高端的生活品味)和现实建构(可能比国内媒体更多呈现阶层分化和高阶层生活)两个维度对主观阶层认同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我们只能提出研究问题3:

研究问题3:海外媒体使用(包括境外电视和境外广播)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如何?

数据与测量

本文的数据来自《上海城市居民与媒体使用调查》(2009)项目。分析包括了采用A卷和B卷的所有被访者(n=2910),但在具体分析网民和手机用户时,仅基于网民样本(n=1410)和手机用户样本(n=2280)。分析中涉及到的变量及其测量方式如下:

一、主观阶层认同

遵循多维测量的思路,问卷中询问被访者一组有关九个方面阶层认同的问题,包括经济收入、权力地位、工作职业、社会声望、交往圈子、文化程度、消费水平、文化品位和生活格调,每个条目均采用从1到7的量表测量(1=最底层,7=最高层)。经主成份斜交因子分析结果发现:这组变量可区分为两个因子――第一个因子由从“经济地位”到“交往圈子”的五个条目构成,代表经济方面的主观阶层认同(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 =.89);第二个因子由从“文化程度”到“生活格调”的四个条目组成,代表文化方面的主观阶层认同(Cronbach’s alpha =.90)。由于组合后的“经济阶层认同”与“文化阶层认同”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达到.681(p

二、新媒体采纳与使用

互联网的采纳根据对“每周上网天数”的回答来区分,我们将“从不上网”的人编码为“非网民”,每周上网至少一天的为“网民”,加权后的样本中有48.4%的网民。手机的采纳则采取直接询问的方式(“您本人是否拥有手机”),加权后的样本中有78.4%的手机用户。

上网历史采用直接测量方式,简单统计后发现网民平均上网的年限是5.74年(SD=3.18),其中使用最长为15年(意味着从中国网络市场向大众开放的1994年即开始上网)。

有关网络使用地点多元化的变量“移动与户外上网”,由“在公共场所上网”和“在移动状态上网”的频率(均采用五级量表测量,1=极少,5=经常,研究中将表示“不适用”编码为0,代表完全没有在户外或移动状态下上网的行为)两个条目构成(Cronbach’s alpha =.76)。

“网络参与和创造行为”由代表Web2.0行为的一组共四个问题组成(均采用五级量表测量,1=从不,5=经常)――“浏览论坛或博客”、“在论坛发帖或加入聊天室讨论”、“更新个人主页、博客、制作播客或上传视频”、以及“使用社交网站”(Cronbach’s alpha =.78)。

“手机行为多样性”变量由有关手机各种功能使用频率(1=从不,5=经常)的一组问题组成,涵盖了接听和拨打电话、收发短信、手机上网、阅读手机报、听广播、了解股市行情或炒股、玩游戏、拍照或拍摄录像等从通信、信息到娱乐的11种功能。我们将“从不”编码为0,其余(2-5)编码为1,然后将11项功能的使用与否相加,得到代表“手机行为多样性”的变量(M=4.43, SD=2.70)。

三、新闻与海外媒体使用

针对电视、报纸和广播,被访者分别回答了收看/阅读/收听国际、国内和上海本地新闻的频率(1=极少,5=经常)。在每一媒体内,我们将三个新闻接触的题项以取均值的方式合并为电视新闻、报纸新闻和广播新闻接触的频率(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74, 0.71和0.81)。网络新闻使用由“浏览门户网站的新闻”的频率测量(1=极少,5=经常),以代表比较纯粹的“网络新闻”[1]。海外媒体使用包括对“境外电视”和“境外广播”接触频率的分别测量(1=极少,5=经常)。

四、人口和社会结构地位变量

根据社会学研究中影响主观阶层的研究发现,本文运用的人口学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编码为是否单身、二分变量)、教育程度(综合了正式在校年数和最高学历两个测量,并转换为在校年数的量表)、当前是否有工作、职业声望的社会经济指标(SEI,参考李春玲,2005b编制)、个人月收入[2](经过以10为底的对数转换)、是否党员、是否干部、家庭住房面积等。

五、统计分析

下文首先报告上海市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基本状况,然后采取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和回答新媒体使用对主观阶层认同两个维度和总体认同的影响。在分析总体样本时,分析的新媒体使用变量主要是互联网与手机采纳;具体分析网民和手机用户群体时,采用代表新媒体使用模式的变量。由于“网络参与和创造”与“手机行为多样性”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达到.509(p

研究发现

一、上海市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基本状况

表1呈现了2009年上海市民主观阶层认同各维度的基本状况。结果显示,目前上海市民对自身在社会上各个维度所处地位的评价总体呈现向下偏移的倾向(李培林等,2005),单样本t检验显示所有维度主观阶层认同的均值都远远低于7点量表的中值4(p< .001)。其中最低的是权力地位(均值=2.41),相对较高的是生活格调(均值=3.46)。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构成的两个变量――经济地位认同和文化地位认同的均值分别为2.87(SD=1.15)和3.36(SD=1.20),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后者显著高于前者(p< .001),体现了被访者在阶层身份认同中对这两个维度的认知区分。由九个问题构成的总体阶层认同均值为3.09(SD=1.08)。

二、新媒体采纳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分析新媒体采纳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以检验新媒体是否作为文化资本对主观阶层意识具有区分效应。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网民在经济、文化和总体阶层认同上的均值分别为3.05、3.78、3.36,均显著高于(p< .001)非网民的均值(依次为2.68、2.96、2.80);手机用户经济、文化和总体阶层认同的均值(2.95、3.52、3.20),也显著高于(p< .001)非手机用户的均值(2.49、2.76、2.60)。

其次,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新媒体使用对主观阶层认同是否具有独立的影响,因此我们运用OLS回归检验研究假设1,也部分回答研究问题2和3。结果显示(表2):在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的人口学变量之外(包括性别、教育、职业声望、收入、单身、是否工作、是否干部、住房面积等,其中对经济和总体阶层认同影响力最大的都是个人月收入,对文化阶层认同影响力最大的是教育),新媒体采纳的确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手机拥有与否对经济、文化和总体阶层认同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H1.2得到完全证明);而网络采纳则显著正向影响文化阶层认同(β=.042,p< .05),但不能影响经济阶层认同,也不能影响总体阶层认同(H1.1部分证明)。这一发现一方面证实了新媒体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确对文化方面的主观阶层认同起到独立的影响;但是作为经济资本的折射,手机和互联网却有不同的影响结果。可能的解释在于:手机采纳在测量使用的同时,也直接测量经济资本(手机作为财产的拥有),而网络采纳主要测量使用,并不包含着财产的必然指向(例如完全可能在网吧、单位或他人家中上网),因此其与经济地位认同的关联相对较弱;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手机已经更为普及的前提下,拥有的缺乏会进一步加剧“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从而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影响。无论如何,这一发现颇为有趣,提醒在将来的研究中对新媒体财产和使用本身作出进一步区分。

表2同时显示:作为新媒体资本和新闻来源的境外电视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各个层面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境外广播没有影响。在作为控制变量的传统媒体新闻使用方面,报纸和广播新闻对文化和总体阶层认同均具有独立的显著影响。这一发现支持了报纸和新闻象征着更高的文化资本,也可能支持了传统媒体倾向于抹平阶层分化的假设。

三、新媒体使用具体模式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进一步,我们深入新媒体用户内部,探询跨越了采纳的“门槛”之后,新媒体使用具体模式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结果显示(表3):新媒体使用的具体形态的确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各维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对网民而言,上网的时间越长(越资深)、越频繁地在户外和移动中使用网络、越积极地参与网络和进行内容的主动创造,自身所感觉的文化地位也越高;不仅如此,网络参与和创造的行为还能正向影响网民的经济阶层认同,进而与上网历史一起对总体阶层认同产生影响(H2.1-2.3基本成立)。对手机用户而言,手机行为的多样性可以显著影响经济、文化以及总体阶层认同,这意味着那些使用手机多种功能的社会成员相较单一功能使用者对自己的阶层地位评价更高(H2.4证实)。总体上,在客观地位变量之外,本文强调的“新媒体资本”对主观阶层认同变异的解释力提高了1.5-3.2%。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新闻的使用对文化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独立影响力不及上网历史和网络参与与创造,而略高于移动和户外上网),但无法影响经济和总体阶层认同。正如理论探讨部分所说,网络新闻中可能的对阶层分化和高阶层生活的更多呈现,抵消了其对阶层认同可能的正向效应。与此相对照,报纸新闻在网民和手机用户内部仍然对主观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新媒体“俱乐部”内,境外电视的使用可以影响经济和总体阶层认同,却无法影响文化阶层认同。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国内首次利用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探索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使用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新媒体使用仍然可以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独立的贡献。具体来说:新媒体的采纳,特别是手机的采纳与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成员的地位感知;而是否使用互联网虽然不能影响经济方面的自我评价,却可以显著影响文化角度的地位认同。更重要的是,本文尝试超越简单的采纳和使用时间层面,深入考察新媒体使用的具体模式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结果发现,上网历史(代表着经验累积和资深程度)、地点(移动状态和户外上网)和内容(对体现新媒体优势的参与和创造功能的利用,对网络新闻的使用),均可以显著影响网民的主观阶层认同,尤其是文化阶层认同;而对手机功能的多元使用,同样与较高的阶层认同相关联。

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媒体使用不仅是客观社会结构作用的结果,也可以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产生关联。虽然本研究设计并无法确证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至少证实了新媒体使用与主观阶层认同具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基本呈现正向的关联。这将进一步提醒人们注意新媒体资源分布的不平等问题。

更重要的,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尝试结合有关主观阶层认同解释的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模型,特别是吸收布尔迪厄阶级/阶层理论的“结构主义的建构论”或“建构主义的结构论”取向,将新媒体使用理解为个体行动者在社会空间内拥有的文化资本,以及在惯习影响之下的文化实践。更具体地,本文尝试从资本角度提出“新媒体资本”的概念(代表基于媒体资源可得性,在生活场景中动态、多元地使用新媒体的能力),并认为在新媒体使用与传统媒体存在诸多不同的前提下,深入探讨“新媒体资本”应当包含的维度及测量方式,不仅可以进一步推进有关(新)媒体与主观阶层认同关系的研究,而且可望对(新)媒体效果的整体研究作出贡献。在这个视角下,本文的结果显示,“新媒体资本”的拥有和运用与人们的主观阶层意识相关联。这就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可能。可以说,中国媒体演变正在重塑阶级或阶层的论断(参见Zhao, 2008)可以转化为可检验的经验假设或研究问题而得到经验的考察。

由于本研究的探索性特征,目前的研究仅仅是为深入探询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媒体使用与中国公众阶层意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初步的基础。将来的研究在如下方面都需要大力改进:

首先,新媒体不仅影响社会成员的微观行动,而且首先在宏观层面上带来媒体生态系统的改变,特别是对传统媒体产生影响。但在目前的研究中,由于缺乏系统的内容分析等原因,对传统媒体的影响、特别是从建构现实角度提出的影响路径明显不足,未来的研究应当加强对传统媒体(包括内容和类型)如何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分析。

第二、未来的研究应当考虑引入一些中介或调节变量,例如“阶层分化现状感知”、“参照群体的选择”、“对媒体阶层报道的评价”等,详析(新)媒体使用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第三、如前所述,虽然本研究试图借鉴布尔迪厄勾连结构与建构的思路,但总体上仍然采取了线性模式的检验思路。因此对传媒使用如何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机制解析,特别是惯习如何影响新媒体的日常实践,以及宏观结构(如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中观层面(如某些社会群体随时随地“联网”的需求)与个体的微观行动(如偏好在移动状态下上网)之间如何联接,这些实践又如何影响了个体行动者的阶层意识?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在日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更重要的,要澄清媒体与阶层意识之间的复杂互动,不仅需要实证的媒体效果研究,也需要扎实的立足于日常生活实践的质化考察。

注释:

[1]该题项与问卷中的另两个问题“浏览传媒网站”、“阅读报纸网络版”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较低(分别为.46和.25),更重要的是后两者从理论上存在究竟代表传统媒体新闻还是代表网络新闻的模糊性,所以没有采用。

[2]所有缺省值均按照由其他个人变量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所得的预测值进行了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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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自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范文

论文关键词 媒体监督 媒体审判 司法公正 干预

一、 风险社会项下的媒体监督

“媒体审判”一词由来已久，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美国最早对此给出定义：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从而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我国学者陈力丹对媒体审判也进行过细致的描述：即所谓“媒体审判”是指媒体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涉案人做出定性、定罪、定量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以煽动的语言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同情，诸多传媒单向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相反意见。 在我国，“媒体监督”更是一个比“媒体审判”更常进入我们视野的词语。媒体监督这一词来源于我们中国，是指报纸、刊物、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而在我国当下，可以看出，“媒体监督”已经逐步发展为“媒体审判”这一对司法审判更具影响力度的层面了。在我国媒体监督绝对是师出有名的，因为我国的《宪法》第三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其中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这就给了我们众多的媒体工作者提供了法律的基础。并且，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中有审判公开原则，所以这一原则的制定也必定会使媒体和社会大众拥有了对各类案件的监督权力。而此处笔者想陈述的观点就是：我国的“媒体监督”是不是已经向着“媒体审判”的方向有所发展了，因为近几年来，我们国内出现了众多社会关注率极高的案件，而媒体和社会大众所制造的舆论压力已经变成了对最后司法机关判案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在当今社会，媒体审判似乎已经与司法公正成了一对越来越具有联系的词语了。这也不得不引起笔者的强烈关注。

二、 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影响的现状

媒体监督和司法公正已经成为了两个不可分割的矛盾共同体，从哲学的角度可以解释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是不能被分割且又是相互对立的，一方面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最终的目标都是在于追求司法审判的公正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公正。同时媒体监督对司法独立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司法工作者在行驶他们的司法权力时得到众多媒体和社会大众的监督，这必定会促使司法人员在司法过程中更加的恪尽职守，严格的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但是在另一方面媒体监督却对司法公正产生着极为重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说就是媒体监督已经从对司法的“监督”上升到了“干预”层面。已经背离了它原有的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对我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传媒网络也随之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发展，使得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变得更加透明联系也更加的紧密。所以，传媒对司法产生影响也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前有发生在20世纪以前的张金柱案件，现有去年发生的药家鑫案件，这两期案件发展的波澜和起伏无疑都是因庞大的媒体效应而产生的。直到今天，张金柱案件仍被认为是“舆论杀人”的典型。1997年8月24日晚，张金柱酒后驾车逆向行驶，将一个小孩撞飞，不治身亡；孩子的父亲和自行车则被卷在车下拖着狂奔1500米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血路。因为张金柱身份特殊，曾任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当地的《大河报》率先报道了这一血案，且并没点出肇事者的姓名，只说“此人身份特殊”，此举就已经得到了当地市民的强烈反应。之后，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焦点访谈》节目也披露了这一血案，随即激起了社会的公愤，社会大众发出了共同的声音要求判处张金柱死刑，媒体也打死渲染“不杀张金柱不足以平民愤！”就是在这样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河南省高院驳回了张金柱的上诉，维持原判：张金柱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直到现在众多学者认为交通肇事罪不可能被判死刑，是舆论影响了司法独立从而影响到了司法公正。张金柱临时前也说道：我是死在你们记者手中的。张金柱的辩护律师也说，在全国新闻媒体的催化下，在众口一词的喊杀声中，为张金柱所做辩护显得是那么的无力。张金柱已经超越了交通肇事被告者的身份，成了公安队伍中违法乱纪的典型代表，成了激发人们各种社会情绪的触点。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媒体监督的力量。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它好的一面，如果这件事不是媒体的介入，可能张金柱根本就不会受到他应有的制裁；但也真是因为媒体的介入最后才使得张金柱得到了似乎在后面看来过于严厉，与罪行不相符的制裁。从此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副作用已初现端倪。而时隔14年药家鑫一案有进入了我们的眼帘，被社会大众和媒体广泛关注，直到今天药家鑫案件还没落幕，最近媒体又开始报道药家鑫一案的被害人向药父索要当时承诺不接受的20万元赔偿金，在此情此景上，似乎当年对他喊杀的广大群众和媒体们又开始对药家泛起了滴点的同情之心，又开始反思和后悔我们当时是不是太冲动，这个孩子是不是也是罪不至死呢？纵观以上案例笔者可以看出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力度之大。由此可以得出成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 媒体工作者与司法工作人员的立场不同

司法活动是国家司法人员依照国家所赋予的司法审判权利而实施的一项专门活动。是一种居中的、公平公正的裁判活动。司法人员在裁判的过程中应该是专业的客观的不带自己的任何感彩的，为了保证审判的公平性我国的诉讼法中还专门规定了回避制度。这些都充分的说明了司法活动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而媒体工作者自身所带的感彩则会比较浓烈，他们并不能把自己放在一个居中的位置中，对发生的案件予以客观对待。我国学者张智铭归纳称：社会公众的情绪倾向；主导政治力量的偏好；现行法律的基本规定；迎合大众需要的自身需求，都影响甚至左右媒体的相关当事人的意志。 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是的立足点必须是案件本身，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其司法活动的基本准绳。他们的审判必须要做到客观，严谨，公正。而媒体工作者他们并非专业的司法人员，他们在对待案件时会更加的感性对待，或多或少的会去同情受害者，同情弱势的一方。从而媒体人从案件的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把他们心中的天平偏向了受害者。而传媒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力又是巨大的，他们的报道可以拉拢社会上绝大部分他们的“支持者”从而一边倒得去集体谴责被告人，最终可能导致事件失去它原有的真实性，或者说是完整性。所以媒体工作者根据自己所有的立场去大幅报道案件时往往都会对司法公正产生严重的影响。

（二）媒体报道的片面性

随着网络发展水平的突飞猛进，和民间媒体的兴起。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商人逐流是他们的本性，而媒体和网络这两个特殊的平台也有着他们特殊的盈利方式，那就是关注率，有关注率才有点击率最终才有他们想要获得的利益。这就是当今的眼球经济。所以，现在的媒体人天天最为关心的就是如何能吸引更多社会群众的关注。所以在很多的案件中，各大媒体都玩起了“文字游戏”，如果涉案人员身份特殊他们则会在报道别备注并进行深入的“探索”；或者说对一个案件只报道出其中行为特别残忍或者对社会影响极其重大的部分，而并不是对案件作出全面客观的报道；又或者媒体工作者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在报道的文章中故意添油加醋，从而让社会群众对案件产生强烈的兴趣而加以关注。这些情况在当今社会中比比皆是。媒体工作者不负责任的、片面的、有失偏颇的的报道往往会对社会群众造成极为不好的负面引导作用，这些情形对司法公正也产生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三）媒体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

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一直以来我国的新闻媒体总是带着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各级新闻媒体都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宣传部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媒体在党报或者是机关报刊中刊登的关于法院的批评性报道，一经过刊登就会产生很强的社会效应，同时也会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进而领导会从上层施压，从而对案件的最后的审理结果定下基调。 这可以变现为行政权对司法的间接干预。这也说明了我国要能真正的走上司法独立公正之路还需要很漫长的一段路要走。

三、 解决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矛盾的思路

（一） 完善司法的公开审判制度

每件事物都是由一定的内因和外因共同组成的，而内因必定是决定一件事物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因，所以只有我国的司法机关自己去不断的完善自己再司法过程中的公开审判、公平审判的各种制度，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矛盾才可能得到实质意义上的结局。这一点，在美国的辛普森案件中最能得到体现，美国的媒体可以说是拥有着这个世界上新闻媒体工作者中最为宽广的权利，且其发达程度也是最高的。在辛普森案被调查开始，美国的媒体就已经开始对此进行大量的报道了，社会绝大部分群众根据媒体的报道已经开始同情受害者并且谴责辛普森，要求重判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可是美国的司法机关似乎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最终还是以证据不足而宣判辛普森无罪。从此可以看出美国司法制度是多么严肃且不可被侵犯的。所以我国只有不断的完善自己的司法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二） 媒体工作人员应该提高自身素质

在全球经济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媒体为了他们的点击率、关注度对一些案件进行不符实际的报道。有时候他们的报道可能是案件的冰山一角或是专门的突出一些敏感的词汇，更有甚者可能还会去捏造一些不属于案件的事实。这一点点的改变、增添、着重，都足以去牵动这个敏感社会的神经。比如说只要在犯案人员的身上注上“政府高官”“官二代”“富二代”等等词汇，这些就足以在案件未判之前让普通的百姓对他们嗤之以鼻而难以把焦点聚焦在案件本身上了。所以媒体的素质高低也足以影响一个案子的走向，不提高媒体人的素质，让一些不真实不完整的新闻报道充斥大众的眼球，在这个整体法律素养不高的社会，这些行为只会让司法的公正变得更加难以实现，所以提高媒体人的自身素质也是一项必须重视的问题。

第6篇：自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范文

电视媒体的收视评价体系也在经历了覆盖率、收视率、满意度的评价体系之后，来到了将更为客观、全面，并且细分的“影响力评价体系”阶段。中视金桥国际传媒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专业的媒介研究服务。此次公司媒介研究中心通过对多位业界专家意见的整理，及长达半年的专业研究和探讨，创立和提出了一套“电视媒体影响力评估模型”。该模型以电视频道为研究对象，对电视影响力的判断标准和层级划分进行初步探讨和分析。通过探讨形成的评价体系进行电视媒体传播价值的分析，将电视媒体进行有效归类。为电视频道建立一个清晰的、有据可循的影响力划分办法，使电视频道发现自身的优劣势，，并为广告主提供超越收视率评估的影响力评价体系。

首先要明晰的是媒体影响力的概念，它是文化活动者以一种大众所喜爱的方式左右其观念和行为的能力。电视媒体影响力，一般定义是指电视通过信息传播等方式，左右社会大众观念和行为的作用力。狭义的媒体影响力强调对受众思想和生活形态的改变能力，对社会人文环境的促动，对社会特定阶层产生的精神号召力，甚至引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一、媒体影响力评估办法

媒体影响力= 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

该电视媒体影响力评估办法特点，是区别于以往的影响力评估方法，它将从“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和“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两个层面进行评估。并赋予了评估体系更加严密、更有逻辑性的评估方法与角度。该“电视媒体影响力层级划分”创新性的把电视媒体进行了分类，以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和受众影响社会能力的合力来划分媒体层级。通过各层面多项考核指标的建立，实现了相互独立的评价，是对以往评估方法的开创和发展。

二、建立影响力评估指标

（一）媒体影响受众能力评估指标建立及标准

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主要由“频道层级”、“资源实力”等5个指标构成。

频道层级，指频道产生时所拥有的“媒体出身”，由高往低依次有部级、省级（境外媒体）、市级、县级等，它一定程度决定频道的定位与发展潜力。

资源实力，指媒体所能达到的讯息的掌握程度，以及本身所能占有的媒体经营投入所需的经济、政治、人力等资源，从而保障了节目的制作能力及内容权威度等。例如对国际事件、国家大事的新闻权的掌握、自主创办栏目的能力、是否具有直播能力、高速获取独家信息及运作大型节目及制作的能力等。

受众规模，受众规模分为全球规模、全国规模、地区规模、省级规模、市级以下规模等地区观众。

受众忠诚度，观众越依赖频道所传达的基本资讯来源、思想和观念，说明其受众忠诚度越高。

内容公信力，频道在观众心目中的可信赖度越高说明其传播的内容公信力越强。

形象代言力，频道所拥有的明星栏目及明星主持人的数量多少决定了其形象代言力的高低。

影响深度，指媒体影响受众能够到达注意、记忆、理解、态度、行为的哪个层面。影响到受众的行为层面被认为是媒体的影响深度达到最高水平。

（二）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评估指标建立及标准

“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主要由“决策力”、“舆论力”和“消费力”3个指标构成。

决策力，指受众拥有对所在组织的话语权，组织资源大小决定受众的社会地位及组织决策力。通常指在组织当中拥有较高地位，处于决策层、领导地位的人。他们一般由政府官员、企事业单位领导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舆论力，一般来讲，学历愈高、知识愈丰富，对社会舆论影响力就愈大，往往成为社会中的“意见领袖”。特指那些文化水平较高，有舆论话语权的人，如作家、记者、大学教授、专家等。

消费力，受众的收入水平、经济资源的大小决定受众在社会中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此类人群多拥有较大量财富，如商人、企业高层等。高消费能力人群注重生活品质的提高：拥有知名银行的VIP卡；购买知名国际品牌的产品、拥有别墅和高级汽车等。

以职业为主要指标：干部、私营企业管理者集中度在100以上；以性别为次要指标：男性集中度在100以上，被认为观众决策力高。以文化程度为主要指标：大专以上学历的集中度在100以上；以年龄为次要指标：在25~64岁之间者集中度在100以上，被认为观众舆论力高。按照个人月收入计算，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观众集中度超过100；个人消费水平处于中度消费以上，即被认为观众消费力高。

进一步分析单项指标当中具备高水平，拥有该项指标的高能力的受众所具备的消费力倾向。得出掌握高决策力的人群，同时掌控着组织（政府、企业等）的大型采购权，如包括生产设备、软件系统、金融服务、通讯及物流选择等等。拥有高舆论力者，掌控着绝对的话语权，能够引导各阶层的消费倾向，在消费行为中具有模范和表率作用；同时也是品牌内涵的理想灌输者和理解者。具备高收入、高消费能力者，本身具有直接消费决策权，其对汽车等中高端产品、奢侈品的消费贡献最大，占据社会消费的主导位置。

三、模型的使用与评估方法

指标划分等级体系――量级评分法

每项指标设1~5个等级的水平。对每个层面的各项指标进行评分，将所得数值进行简均，即可看出本层面的总评分，我们设定3分左右为中、3分以上为中高、3分以下为中低。赋予两个层面不同值的权重系数：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权重系数为60%；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权重系数为40%。媒体的影响力水平 = 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得分×60% + 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得分×40%。

下图1、2分别为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各项指标及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各项指标评分结构图。

四、电视媒体影响力层级划分

按照指标评分等级体系计算得出的媒体影响力水平，可以将电视频道划分为四个不同级别。分别为：第一矩阵媒体――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高、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高、综合评定媒体的影响力水平高；第二矩阵媒体――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低（中）、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高（中）；第三矩阵媒体――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高（中）、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低（中）；第四矩阵媒体――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低、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低。这四个不同层级矩阵的媒体代表着不同的频道影响力范围。各矩阵媒体作为传播内容渠道的同时，也兼具广告传播载体的角色，因此针对不同广告传播需求的广告主，应选择与之适配的广告传播载体，即特殊的媒体矩阵。（如图示）

五、媒体矩阵与广告传播的适配性

依据处于不同矩阵的媒体影响力特点，分析该矩阵媒体所能影响的受众类型，判断出不同受众的消费需求，因而针对性传播的广告消费导向将与频道特有受众特点相吻合。从而使得目标受众需求与传播内容相匹配，实现广告传播价值的最大化。

以第一矩阵为例，第一矩阵中媒体影响受众的能力高，具有较强的媒体说服力；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也高，他们在决策力、舆论力、消费力各方面均处于高水平。这意味着处于该矩阵的媒体受众在社会较高阶层、集体、组织当中拥有多方面的决定权。因此针对第一矩阵媒体的特点，在该类媒体当中适合传播的广告内容包括：集团消费品、生产原料设备及服务；中高端产品，如汽车、金融保险、奢侈品；品牌权威形象建立；营销渠道传播支持等等。其他矩阵依此严密分析得出不同的广告传播适配内容。详见图释：

六、电视媒体影响力层级划分实例应用

以中央四套（CCTV-4）为评估对象，首先对CCTV-4影响社会的能力各指标进行评分。CCTV-4媒体影响受众的综合能力评分为：4.14分；再对媒体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各指标进行评分，媒体受众影响社会的能力评分为：4分；再分别依其加权指数最终得出CCTV-4的频道影响力得分为：4.09分。按照4分以上得分表示媒体影响力为佳的原则，得出结果： CCTV-4拥有绝对高度的媒体影响力，属于第一矩阵媒体范畴。因此中央四套适合作为集团消费品、生产原料设备及服务等；中高端产品，如汽车、金融保险、 奢侈品等；品牌权威形象建立；营销渠道传播支持等传播需求的传播阵地。

七、媒体影响力与广告传播价值

高影响力的媒体将在五个方面深刻影响着其播出广告的传播价值：

1. 高影响力媒体有助于品牌树立在行业中的权威地位与在消费者中的良好公信力；

2. 高影响力媒体产生的“媒体光环”可以提升广告的可信度；

3. 高影响力媒体可以通过有影响力受众对广告信息的人际传播，实现二次传播，扩大了广告的影响范围与规模；

4. 高影响力媒体可以使品牌信息直达社会“意见领袖”或“舆论 领袖”，直接促进品牌及产品消费，使广告投放“事半功倍”；

第7篇：自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文化 青少年教育 影响 对策

一、新媒体和新媒体文化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基于新媒体，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新媒体文化。

新媒体文化以新媒体为载体，通过新媒体进行传播的现代社会文化就是新媒体文化，如短信文化、手机电视、网络文学等形式都应该可以归结成是新媒体文化的一部分。

二、新媒体文化对青少年教育的影响

新媒体文化同其他文化形式一样，存在着两面性。新媒体文化不仅丰富了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同时也为青少年的教育带来了困扰。

1、新媒体文化对青少年教育的积极影响。

首先，新媒体文化借助高科技手段传播知识和信息，建构了一个如同百科全书式的信息平台，可以供人们自由的查阅、检索、下载，这就使得青少年的视野不仅仅停留在身边发生的事和人身上，而且还看到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时事新闻、政治经济动态、文化艺术等，丰富了青少年的知识面。其次，青少年借助设备终端参与到网络空间中来，不受身份和地域的限制，自由的发表言论，既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也可以与其他人互动。大众既是新媒体文化的接收者，也是新媒体文化的创造者，青少年可以通过这一途径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最后，新媒体文化充分表现了对个性的尊重和对自由阐释。在新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草根逐渐进入了公众的视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这为青少年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很好平台。

2、新媒体文化对青少年教育的消极影响。

首先，新媒体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借助新媒体平台，人们可以自由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就使得在网络上充斥的各种信息鱼龙混杂。青少年的鉴别能力不强，极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冲击。此外，青少年正处于青春发育的叛逆期，从新媒体中接收到的信息如果和平时接受的教育是不同的两种价值观，会盲目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影响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其次，新媒体文化是一种简单、便捷的视听文化，青少年通过快速浏览或者视频呈现的方式接收信息，缺乏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现如今的新媒体文化用更直接的表达方式把一切需要思考的东西呈现出来，沿着这样的思路，会使青少年形成思维定式，忽视了思考，使其自身的思维能力产生退化。再次，现在的青少年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电脑，新媒体的便捷使得青少年只要是在有设备的情况下就可以看到网络上的所有东西，这就会导致一种现象，不论什么时候青少年总是在上网中的状态，课堂上、课间休息、睡觉前、起床前甚至写作业的时候都会边上网边学习，这大大降低了其学习的效率，而且在上课的时候也在上网，更是严重影响了其听课，日积月累，青少年就会对这种生活方式产生了习惯，对于新媒体形成依赖，导致其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最后，由于网络的发达和便捷，新媒体的应用广泛，青少年越来越依赖在网络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从而远离现实，这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发展会产生阻碍作用。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展时期，如果长时间不能融入现实，会变得孤僻、自闭，不愿意和现实中的人接触，不能融入集体，对他人产生冷漠等情绪，长此以往会对青少年的心理造成危害。另外，网络中的一些不健康信息，比如黄色、暴力等内容，更是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作用。

三、新媒体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教育对策

1、更新教育理念，积极应对新媒体文化带来的挑战。

首先，我们应当正确面对新媒体文化对青少年教育带来的挑战，积极更新教育理念，拓展教育视野，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注重对青少年的人文关怀。其次，要注重青少年的主体地位，结合青少年的心理特征以青少年易于接受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最后，要对青少年进行正确有效的疏导，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和利用新媒体，激发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意识。

2、开设新媒体素养教育课程，增强青少年对信息的鉴别、筛选能力。

所谓媒体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媒体素养教育并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加强青少年的媒体素养，是新媒体文化背景下开展青少年教育的有效对策。所以，学校应当开设专业的媒体素养课程，提升青少年对网络信息的鉴别、筛选能力，对媒体信息中隐含的价值取向能够做出明确的剖析，能够以自律行为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和秩序。

3、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发挥文化育人功能。

学校应当开展一些新媒体文化和现实文化相结合的文化活动，发挥新媒体文化的积极作用。利用校园网络，开展主流文化活动，遏制不良文化在网络上的泛滥。此外，要多开展丰富多线的线下文化活动，吸引青少年感受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真实感情，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精神的育人功能。

4、加强与社会和家庭的密切联系。

对青少年的教育，仅仅依靠学校是完全不够的，学校要加强与社会和家庭的联系，实现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机结合。家庭是人出生后的第一所学校，是个人成长的摇篮，家长可以通过新兴的网络终端加强与青少年的平等交流，密切关注和引导青少年。此外，人的生活又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社会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结合自身优势，利用新媒体塑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5、政府应建立相关法规，规范网络行为。

政府的举措是影响网络环境的关键，引导着公众网络行为的走向。因此，政府从媒体监管和社会教育的角度出发，制定规范网络行为的相关法规成为净化网络环境的关键环节。建立网络安全、网络传播等相关法律法规，重视新媒体的建设、运用和管理，促进网络唤醒的良性发展。良好的网络环境具有感染、促进和约束作用，会对青少年的发展产生更好的作用。

四、结语

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其影响力日益突显。面对新媒体文化对青少年教育的影响，我们应当通过不断加强青少年自身的媒体素养，规范网络行为，净化网络环境，通过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的引导，促进新媒体文化对青少年教育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全晓松，陈永华，徐小华. 高校新媒体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及教育对策[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89-93.

[2]冯平平.高校新媒体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及教育对策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5，（7）：152-152.

[3] 耿怡雪.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J].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教师版），2014，（26）：1.

第8篇：自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范文

媒介生态指向一种系统的和谐结构，主要关注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探讨如何在人的参与下维持媒介环境的健康、平衡，从而使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之间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并以此为前提促进整个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1]。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整个社会信息市场是一个大的媒介生态系统，其基本构成要素是网络媒介、社会环境和受众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特别是作为核心要素之媒介系统的变革将对其他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传统媒体的退去与新媒体的坚守 随着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不断融合，中国整个媒介生态环境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众媒介信息传播渠道不断扩张，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和对舆论的控制格局被打破，信源主体从传统的大众媒介逐步扩展到公众个体层面。网络不再是新媒体的代名词，其仍属大众媒体。大众媒体的特性在于，它可以将完全相同的内容传达到所有的接受者，并且内容发送者对内容拥有绝对的控制。但大众传媒的缺点是其内容不能针对接受者的独特需求和兴趣而个性化，接受者对内容没有控制。在这种前提下，“新媒体”应运而生，融合了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优点：信息是完全个性化的，并且可以送达几乎无数的人；每个参与者，对内容都拥有对等的和相互的控制。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的“新”就在于其依托数字、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新技术的发展，以电子信箱、博客、搜索引擎、手机报纸、IPTV、网络电视、虚拟社区、网络文学、桌面视窗、触摸媒体等形式掀起媒体革命，带来了信息传播的根本性改变。新媒体的交互性带来了充分的即时交流和网络互动，以往传播格局中泾渭分明的传播者和受众的界限逐渐模糊，任何个人皆可成为信息者。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有一个近于意识流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就是新媒体。” 二、新媒体时代媒介环境变化对大学生的影响 新媒体时代社会网络化和网络社会化的发展态势，使得新媒体不仅对传媒领域有重大影响，对于社会发展亦产生了革命性作用。当媒介环境发生影响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网络媒介生态系统。因此，广义上说，媒介环境变化的影响不仅是媒介对于自身信息接收者的影响，还包含媒介之间的竞争与影响，以及媒介技术和信息传播对自然和文化的影响。 在新传媒时代，越来越多的信息正在以数字化的形式、通过各种数字媒介渠道被传送到受众，人们的思想道德与行为受到了大众传媒的广泛影响，大学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较2010年底增加2770万人。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31万增至1.95亿，半年增幅高达208.9%，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2]。又据万瑞数据的《微博媒体特征及用户使用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微博”用户年龄以18—30岁的年轻用户为主，占比高达67%[3]，而其中大学生使用“微博”人数所占比例较高。由此可见，在时尚浪尖的大学生是互联网的主要用户群之一。大学生是快速接触各种媒体信息的最大群体，他们不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更成为了信息的传播者。同时，他们也必然地成为受媒体影响最深的群体。以此同时，素以思想活跃著称的高等学校，也加入了这支庞大的微博大军。部分高校开通了官方微博，截至2010年12月，有90多所大学在新浪开通官方微博。许多大学生通过微博，随时随地关注学校、关注社会，参与信息交流与评价。“微博”正以其强大的功能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及大学生身边的世界。 1、舆论多元，公民新闻运动打破了传统媒体对社会传播网络的垄断 在传统媒体时代，真相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管理者习惯利用其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实现社会的管理，但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真相被长久遮蔽”正逐渐成为历史，当下一个不争的社会现实是新媒体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话语场，公民新闻运动使绝大多数社会的真相处以一种社会成员集体围观的结构当中，真相不再为少数人和专业媒体所垄断。微博就是迄今为止最具革命意义的个人媒体，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的《2010中国微博年度报告》预测，“微博用户的爆发性增长将出现在2012年~2013年左右，市场将在2013年进入成熟期[4]。微博正在上升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之一，它的兴起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壁垒”，在直接发掘新的议题的同时，也从传统媒介那里取得了部分议题的设置权，它极大的释放了人们的社会表达。众多新闻事件体现了这一趋势。在2010年舆情热度靠前的50起重大舆情案例中，微博首发的有11起，占总数的22%。如汶川发生大地震，Twitter的用户在约14时35分33秒披露了这一震撼性的消息，其快速的信息传播方式超越了传统的新闻媒体，微博带来中国社会舆论生成机制的改变和公众参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改变。“微博”正在成为撬动中国的一个微小杠杆，具有造成飓风和海浪的蝴蝶效应。“微博”操作便捷、信息量大、更新速度快、即时、阅读个性化等特点，为大学生接触社会、参与社会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信息平台。对于对时尚有天然敏感、追求快节奏生活和喜爱“指尖文化”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为他们而设的，微博的便捷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乐于用微博进行信息交流和获取信息。 2、传播的消费与使用日益成为大学生生活方式和文化圈子的重要指证 媒介的数字化在促进打破传统媒介跨界发展的同时，也将其触角日益深刻的嵌入人们生活逻辑与文化圈子之中。微博正是以其显著的优势，极大地改变着大学生的信息获取、人际交往和休闲娱乐等学习、生活方式，也在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念。 首先，处于青春期中期的大学生成人感和独立性要求逐渐增强，他们在心理上对自我满足及个性张扬的需求较大，渴望表现自己，张扬自己，实现自己。此外，好奇心强，对新鲜事物关注度高，倾诉欲、表达欲强烈，敏感度高，渴望被认同、被关注、被肯定。微博的出现，让每一个“小我”都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在微博上，140字的限制将平民和莎士比亚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5]”每个人都形成了一个自媒体，每个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Twitter为世界带来了一个“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的时代”。微博，作为一个相对隐秘又充满乐趣的新鲜载体，满足了大学生倾诉和被关心的心理诉求。#p#分页标题#e# 其次，处于移动社区发展新阶段的微博，在一定意义上推动着网络信息传播模式的变革。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网络社交平台，不仅给青年学生带来新的话语空间，也改变着他们的交流方式，即从以门户网站为中心的“点对面”传播模式向以个人为中心、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网状”信息传播的转变。微博创造了一种新的交互方式——“背对脸”follow（跟随）式，它无须与人“脸对脸”交流，却可以实现一对一、一对多的交往，呈现出一种纵横交错的立体交互模式[6]。开放、平等的交流方式为大学生营造了全新的人际交往环境和人际发展空间。“微博”之间的交流由于没有面对面的尴尬，大学生容易表露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方便快捷地与他人沟通，进行网络信息交换。满足了他们进行健康愉悦的社会交往需要、提升自我学习求知的情感需要、归属群体得到爱与尊重理解的情感需要。 3、“显”传播与“潜”传播的博弈：不良信息的传播以及对舆论引导的影响 互联网虽是虚拟空间，但绝不虚无，汇集了各种信息，它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获得社会的瞩目。新媒体对于中国媒体格局的最大影响就在于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信息传播功能的不断增强。网络空间以不可估量的速度不断延伸，网络传播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极大地发展了公开的“显”传播以及与其相对应的隐蔽的“隐”传播，新媒体的隐性传播渠道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构建，对于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对于公众舆论引导的挑战应该受到重视。尤其是对于新媒体主要用户群的大学生，不良信息的传播以及对舆论引导的影响更应该予以更多的关注。 在网络海量信息爆炸般增长的年代，我国传统相对单一、同质的媒介形式和媒介内容正日趋多样化，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网络媒介平台的发展，大大扩展了大学生所能接触的信息和内容，也给不良信息的传播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大学生在拥有更多资源条件和资讯选择空间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成长环境。从媒体传播和媒介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对于新兴传播媒介的认识和相关网络监管的规章制度都是相对滞后的。目前我国有关调整网络行为的法律规范并不健全，由于对被称为“无主管、无国界、无警察”的网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传播者的非专业化导致虚假信息不断增加，大学生在信息阅读和选择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垃圾信息干扰大学生识别判断自己所需的信息，一些暴力、色情的网络文化垃圾也通过这些渠道传播到广大学生中。 然而我国高校学生的媒介素养的现状不容乐观，整体还是处于低层次阶段。大学生媒介素养侧重在媒介的技术层面，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媒介的道德规范认识比较模糊。大学生渴望认知和了解新事物,并对新事物有极强的感知能力和接受能力，在行为上,他们往往表现出对旧事物的排斥和对新体验的追求，然而大学生的心智相对还不太成熟,对信息辨析力还较弱,很容易迷失在海量信息中。大学生们无法对媒介传播信息的方式和信息本身作出更为准确的评价，无法将自身的信息需求与媒介所提供的内容有效联系起来，未能有效地辨别信息的价值，也因此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媒介资源。 此外，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竭力利用网络信息超越国界传播的渗透性特点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在网上建立诸如“”、“”等网站进行价值观的渗透等等。各种非主流文化与消极价值观念如果占据大学生的思维空间，就必然影响他们顺利地完成社会化过程，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就需要高校积极探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教育模式,创设与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有效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大学生信息辨析能力,使他们在各种媒介信息包围的环境中做出明智的选择，从而提升高校文化层次和品味，构建和谐校园。 三、和谐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对接与实现 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和哈罗德.尼尔斯都认为，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以离散性、多元网状的立体性结构和运作模式为特征的网络文化，改变了传统信息的产生和存在方式，深刻影响着社会，作为一种全新文化形态的网络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各种思想文化表达的重要传播平台。而我国现阶段正在大力推行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和谐文化，包含着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对社会成员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从某些方面来说，和谐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对接与融合将对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充分发挥网络的正面作用，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的自主性、开放性、多元性与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最终融合，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它的成功推广不但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更需要每位现代社会公民的自觉追求和参与，每个网民都应自觉实践网络道德。作为道德主体的大学生应该自觉地养成自律意识，自觉建立起一种道德信念和道德内省机制，在网络社会中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而高校是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的主阵地，面对日益复杂的信息传播语境与格局,指导当代大学生正确理解并建设性地享用大众媒介信息和各种信息资源,让其了解媒体语言，懂得媒体再现现实的特性，反思媒体信息的意义，分析媒体组织和传播影响及效果，变媒介消费的自发状态为自觉状态，提高他们的信息免疫力。同时在思想道德教育教学过程中以注重培养大学生对媒介社会的责任感与能动参与精神为最高追求，增加“网德”教育，促进大学生自觉树立网络自律意识，培养大学生内在的网络道德意识、道德意志和道德责任，形成正确的网络道德,教育大学生在纷繁复杂的网络文化面前坚定信念，把握方向，拒绝堕落，真正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网上网下联动的机制，充分发挥网络的正面作用，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 #p#分页标题#e#

第9篇：自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范文

【摘要】韩剧《匹诺曹》以记者群体生活为背景，以YGN 和MSC 两家电视台的竞争为主线，呈现新闻媒体和记者在社会热点事件中的报道和影响。该剧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新闻行业和新闻记者群体的生存状态，其中也留下值得深思的新闻观点，如新闻真实和新闻影响哪个更重要；观众应该看的新闻和观众想看的新闻何为先后；新闻记者如何平衡职业人和社会人身份等。

关键词 《匹诺曹》韩剧新闻观

一、《匹诺曹》情节介绍

匹诺曹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匹诺曹综合症又被称为“被笑恐惧症”，患者担心被取笑，生活中以全部精力寻找一切有可能让自己被嘲笑的迹象。当环境出现不明原因时，他们会将其归结为对自己的嘲笑，变得不适、焦躁、惊恐。韩剧中“匹诺曹综合症”表现为：如果说谎就会打嗝。剧中患有匹诺曹症的女主角崔仁荷做了新闻记者，面对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不能说谎，否则会一直打嗝。

男主角崔达布的父亲是一名消防员，在一次救火任务中失踪引发媒体的质疑和声讨，舆论一边倒的谴责崔达布父亲逃避责任，导致男主人公家破人亡的悲剧发生。在这次新闻事件中，MSC 记者宋车玉的误报和对新闻画面的片面剪辑对舆论的引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崔达布对宋车玉怀有深切的怨恨，将记者和电视台视为肮脏之地。然而对崔仁荷的喜爱，崔达布参加了电视知识竞赛节目并立志成为一名记者。崔达布如愿成为YGN 电视台社会部记者，崔仁荷为了崔达布成为MSC 电视台记者，13 年后又一次火灾事故的发生，两人在追寻新闻事实的过程中揭开了被掩盖13 年的真相，揭发了电视台股东和政府议员对舆论的操纵。

二、对《匹诺曹》中新闻观的几点思考思考一：哪个更重要：新闻的真实VS新闻的影响

剧中MSC 宋车玉部长做了一个“新闻的真实和影响”为主题的演讲，“要想吸引受众的注意力，需要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加上影响性”，她举例如“宋车玉喜欢高个子男生”这个新闻标题，符合新闻事实，而“宋车玉讨厌矮个子男生”的新闻标题更能迎合受众心理。她还列举其他事例论证新闻影响性的重要，这也是MSC 在同时段收视率保持第一的秘诀。然而，新闻真实性和影响性孰轻孰重，值得媒体人深思。真实性是新闻最基本的原则之一，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真实性必须也一定重于新闻影响性。

首先，拥有真实性，新闻才能成为新闻。“先有事实，后有新闻”，传播真实的信息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真实性是新闻的核心价值，受众通过获取新闻来了解发生的事实。新闻如果脱离了真实，也就不能成为新闻。真实是新闻存在的基础，是新闻的基本要求。新闻的影响关系到新闻社会效果，媒体重视新闻影响无可厚非，但过度追求新闻影响性，甚至将影响性置于真实性之上，有可能会造成偏见性报道和新闻失实。

《新闻记者》自2001 年开始，每年梳理出当年十大假新闻。假新闻发生的原因复杂，多数情况下与媒体记者对事实核对查证不够谨慎有关，追求新闻的刺激性和轰动性，疏忽新闻真实性，以致造成失实或偏见性报道。如2014 年发生的假新闻“浑水泡面事件”“湘潭县妇幼保健院产妇死亡事件”“上海地铁老外晕倒乘客无一相助”等。媒体记者过度追求新闻影响性，根本原因还在于追求收视率，迎合受众猎奇心理，正如剧中宋车玉所言“比起赞美，挑剔更让人感到痛快，这是大众的秉性”。新闻具有真实性和影响性，确保新闻真实的前提下再考虑新闻影响性，媒体必须保证传播的消息真实可靠，避免错误的舆论引导，酿成社会悲剧。

其次，关乎媒体影响力和媒体生存。媒体的影响力是指媒体通过手段进行新闻、信息传播，从而实现媒体对观众控制力的能力。构成媒体影响力的因素一般包括：公信力、权威性、接触性、可信度、指导性等。而媒体的影响力来自报道内容。

报道的内容是影响受众最主要的方面。新闻媒体以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为己任，既服务于广大受众又影响和引导舆论。新闻一旦失去真实性，媒体的影响力势必下降。传媒经济是注意力经济，吸引受众眼球，才能提高媒体影响力，获得经济利润，因此媒体需要重视新闻的影响性。新闻的真实性和影响性都关乎媒体影响力，关乎媒体生存。但失去真实性的新闻再大的影响性也是虚的，失去受众的信任，媒体的影响力也无从谈起。因此，新闻的真实性与影响性对媒体而言应该是本末关系，前者的重要性远大于后者，决不能舍本逐末，丧失媒体公信力和影响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思考二：哪个应先成为新闻：观众应该看的VS观众想看的

《匹诺曹》剧中13 年后又发生一起工厂火灾事件，造成17 人死亡，而事故负责人还未找到，媒体记者有责任继续追究报道此事。与此同时冬季奥运会开幕，媒体面临“观众应该看的新闻和观众想看的新闻，哪个应该放在前面”这一困扰。新闻媒体的报道一方面要考虑受众需求：“观众想看什么”；另一方面要进行一定的引导：“观众应该看什么”。笔者认为观众应该看的比观众想看的新闻重要，应该放在前面。

“观众应该看的新闻”是从新闻媒体的角度出发决定的，媒体认为观众应该知道什么，了解什么；“观众想看的新闻”是从受众角度出发考虑，受众自身想知道什么，了解什么。“观众想看的新闻”不一定是最有新闻价值的新闻，却是观众喜欢看的新闻；“观众应该看的新闻”是新闻媒体经过消息筛选后选出的有新闻价值的新闻，虽然未必是观众想看的新闻。

客观世界纷繁复杂，信息泛滥，受众由于自身能力和认知的局限只能接触到有限信息。新闻媒体作为专业的信息采集者和传播者，相对受众而言，对信息的了解和社会动态的把握更深入和广泛，媒体更明白受众需要什么，受众应该了解什么。记者通过新闻媒介向受众提供什么样的新闻，关系到受众思考什么，如何思考以及怎样思考的问题。新闻媒体作为专业的信息提供者，对信息的选择加工基于一定的选择标准，包括新闻价值、宣传价值、新闻法规政策等，以确保所传达消息满足受众需求。因此，笔者认为新闻媒体比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更敏锐，相对观众想看的新闻而言，观众应该看的新闻应放在前面。

思考三：寻求平衡：职业身份VS 社会人身份

《匹诺曹》剧中MSC 记者出去采集下雪后路滑路人容易摔倒地段视频新闻，但由于实习生徐凡潮和崔仁荷在路人即将摔倒时前去搀扶，甚至往滑的地方砸煤渣，以致拍摄不到证明路滑的镜头。MSC新闻局社会部领导金孔柱一番教育值得深思“袖手旁观就是记者的公益之心，把问题做成新闻就是公益，新闻被区政府职员看到，被所有人看到就是公益。如果拿砸几块煤屑的时间做成冰雪路面的新闻，政府职员看到就会放置除雪工具箱，人们也会自动清扫门前积雪，你们忙着用砸煤屑救下几个人的时间已经错过了救下数千数百人的机会。记者在拍摄前的确应该有所纠结，如果不纠结直接拍，那就不是记者是小道消息。”

新闻工作者身兼职业人和社会人两种身份，因此受到职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约束。作为有良知的社会人，记者不能袖手旁观，置需要帮助的人于不顾；作为媒体人，记者要报道事实，及时传递消息，以集体和社会利益为重，顾大局，只有选择袖手旁观。“职业身份和社会人身份如何平衡”这一问题一直是新闻媒体工作中不能跨越的一道坎，稍有处理不慎便会引发舆论围攻。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饥饿的女童》摄影作品对新闻伦理的质疑。2014 年的“惊惶庞麦郎”事件、“姚贝娜去世”事件等也一度引发对新闻媒体伦理道德的拷问。

新闻学中有个著名的“受众考虑因素”理论。受众考虑因素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吸引和保持读者的考虑因素；二是保护读者和社会秩序的考虑因素。在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媒体绝不能片面侧重“激起观众情绪”的“吸引考虑因素”，却忽视了“减轻观众心理负担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保护考虑。尤其是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媒体应该有意识地减弱内容所包含的强烈刺激作用，尽量少描写现场的恐怖气氛，并及时配合播出一些稳定公众情绪的报道，以消除或减弱因恐慌而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

为寻求职业身份和社会人身份的平衡，新闻记者在报道中尽量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进行报道：一是尊重生命。在任何条件下，人的生命都是最宝贵的，保护生命、抢救生命、尊重生命，无疑是所有行为的伦理规范，新闻工作也概莫能外，只有这样的媒体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和肯定。二是遵守法律法规，新闻媒体的任何采访都应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不能运用欺骗、引诱、窃听等手段获取所需信息，不侵犯被采访对象的正当权益，危害到其利益。三是要有人文关怀。对他人的不幸遭遇、困难处境应该具有基本的同情、关爱和帮助，这是作为社会人应有的良知，也是媒体的道义所在。四是维护社会良好秩序和风俗。社会新闻以其通俗化、大众化而深受广大市民欢迎，媒体要把握好适度原则，不能为吸引受众眼球，而猎奇、猎艳，走低俗、媚俗之路，影响社会文明和良好秩序。

结语

韩剧《匹诺曹》以一场火灾事件中，新闻媒体的失实报道造成一个家庭家破人亡的悲剧为开端，以13 年后又一次火灾事件中，年轻一代记者勇于追求真相，敢于揭露黑暗事实从而正确引导舆论方向为结局。整部剧对新闻媒体及记者的生存状态、工作内容、方式等的呈现都较为客观。其中有关新闻行业的诸多情节值得媒体人思考，除了上述笔者论证的“新闻真实性和影响性哪个更重要”“观众应该看和想看的新闻何为先后”“职业身份和社会人身份如何平衡”外，诸如媒介权力、政府企业对舆论的影响、新闻体制等问题也值得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①李溪子，《真正的“匹诺曹综合征”你的笑是他的毒药》[J].《科学家》，2015（2）：82-83

②张翔,《如何扩大媒体影响力》[J].《中国广告》，2005（6）

③曹志明，《做好四种报道提升媒体影响力》[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03-18

④何光先：《现代新闻学》[M].重庆出版社，199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