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经济的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工程经济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公路；经济效益；审计；内容；特点意义

公路建设大大地改善了各地区的交通条件，同时也带动了各地区的旅游、运输等各类产业及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都是党和政府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本着“要致富、先修路”的理念，而结出的累累硕果。但当前公路建设中由于有关决策失误，管理上出现偏颇，投产后低效运营等问题的存在，以及财政资金投入有限等原因，以致部分项目难以收回投资。有些路段标榜“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但偿还贷款就无法确定日期了。以致无法实现经济效益。故开展公路工程项目经济效益审计是十分必要的。

一、公路工程项目经济效益审计之意义

公路工程项目经济效益审计，是指审计机构和人员审查和评价被审计公路项目的投入、产出全过程经济活动及其对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影响，评定其合理性、有效性，从而促进提高项目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的一种独立经济监督和评价活动。

开展公路工程项目经济效益审计前，有必要了解这些项目投资的基本状况，首先从公路工程项目的投资来看，主要来源为：国家财政投入的交通建设资本金；根据“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向国内外银行吸纳的债权融资；外商、民间法人投入的资本金及其向银行申请取得的贷款；公路债券融资；通过转让公路收费经营权向国内外融资。以上几项投、融资活动，便可以向公路工程项目全过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消耗及资金占用。再从公路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的产出来看，劳动成果主要是有形的公路资产，包括公路、桥梁、涵洞及其附属设施等，其价值取决于公路“通行能力的形成”及其资产投入的比例。其次是无形的公路资产，指依赖于公路实物资产上的公路经营权，包括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对过往车辆收取通行费的收费权等，其价值取决于公路“通行能力的实现”及其政策取向。

开展公路工程项目经济效益审计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审计，可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创新能力，保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完善项目投资管理，提高建设和经营管理水平，控制决策失误率及经营风险，保障建设速度，质量和效果，实现预定的经济效益指标，增加公路工程项目价值；促进项目沿线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产业合理布局及交通网络建设，提高公路工程项目的社会价值；增强反腐倡廉力度。易杜绝有些主管领导及有关人员的腐败行为。

公路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正是在公路工程项目产生价值大于其投入价值的意义上实现的。即公路工程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其大小主要取决于对投入建设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让所建成之项目通行能力实现的数量多、质量好，而消耗小，占用资金少。再是公路工程项目所带动或促进的社会经济效益，其大小主要体现在公路项目通过建设与运行所带动的间接的经济效益的盈亏。

二、公路工程项目经济效益审计之特点

随着审计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日益重要，审计已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各行各业审计中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公路工程项目方面除了其他方面的审计外，还有最重要的一项的是经济效益方面的审计，其特点概知为：

1、审计对象广泛性，除对建设单位、公路收费站等单位审计外，还要审计或调查设计、施工、监理、供货等相关单位以及公路沿途与这条公路有密切关系的单位、部门。诸如占用的农田、要拆迁的房舍及其他设施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内容。

2、审计标准复杂性，因公路工程项目评估标准复杂，诸如用料、工期交付使用期等无法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这就增加了审计的力度和难度。

3、审计目的明确性，提高公路工程项目的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控制投资风险。以审计的行为来促进和协助公路项目达到预期经济利益和质量指标。

4、审计方法合理性，对公路工程项目实施过程、全方位的审计，要广泛运用现代化审计技术方法，才能达到有效的审计效果。

三、工程项目经济效益审计之内容

为了保障工程项目建设前、建设中、建设后不出现任何经济上的问题，或尽量少出问题故需重点从如次方面来确立审计的内容。

1、投资定项决策的审计。即是否按规定编制，是否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是否合理、审查工程可行性报告是否切实可行等。

2、工程建设成本的审计。重点审查工程造价是否按规定计算工程量、合理套用定额及取费标准，有无采用多计工程量、高套定额及高套取费标准等手法弄虚作假等。

3、运行收入的审计。重点审查车流量和通行费收入是否达到工程可行性论证所要求的设计通行能力，审查和分析车流量、通行费收入的增、减状况等。

4、运行成本费用的审计。重点审查公路养护费用是否合理、合规，审查管理费用是否合规、合理等。

第2篇：工程经济的意义范文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第3篇：工程经济的意义范文

1．农村经济管理的内涵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新型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比重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所具有的地位越来越高。实现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关键就在于要管理好农村经济，只有合理地管理农村经济，才能使农村经济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实力地提高。那么农村经济管理的内涵是什么呢？所谓农村经济管理，就是将传统的经济管理方法应用到农村经济的管理上，同时还要根据农村经济的具体情况，将创新的思路和方法应用到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农村经济管理包含层面有很多，首先农村经济管理包括建立农村财务和资金管理系统。所谓的农村财务和资金管理系统是指通过公开透明的方法，对农村的财务和资金进行管理，从而避免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发生资金贪污和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农村财务资金管理系统还能够对农村的资金和资产进行合理地分配和管理，这样一来对农村的发展就具有非常大的帮助。其次，农村经济管理的内容还包括对农村的土地资源进行管理。土地资源是农村经济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资产，也是农村经济中的重要特征之一。通过对农村土地资源的管理，可以使农民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进行生产和开发，同时还可以让农民了解到土地资源的转让、承包等相关操作的具体方法和细节，从而使农民最大化地利用土地资源，实现固定资产的增加。最后，农村经济管理还包括制定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农村领导班子的建设和培养［1］。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制定完善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可以使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这样一来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注重对农村基层领导班子的培养和建设对于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农村基层领导班子的好坏，决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否能够与时展相结合，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因此，制定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并且培养建设农村基层领导班子是非常重要的，这便是农村经济管理的内涵。

2．农村经济管理的意义

现如今，农村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高，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不仅是一个新的机遇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新型农村经济所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做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才能使农村经济更好地发展，才能使我国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可见农村经济管理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农村经济管理的第一个意义，就是能够对农村资产进行更好地管理。农村资产包括农村固定资产和可变资产，这两种资产是农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好农村资产，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农村经济管理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只有对农村经济进行正确有效的管理，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农村经济管理的第三个意义，就是能够拉动内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对农村经济进行管理，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合理消费需求，从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进而拉动内需。

3．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新农村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农村经济发展成为拉动我国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这一过程中，管理好农村经济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做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才能使农村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然而，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会严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这将会导致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没有良好的发展前提。只有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才能使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过程中不能使用新技术新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涌现出来，只有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与新技术相结合才能有效地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进行管理工作。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村经济管理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这导致在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违法乱纪的现象，这样将会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进行。

二、解决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方法

1．提高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解决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提高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农村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不仅包括对待工作的态度和责任心，而且包括他们所掌握的管理学专业知识素养。正所谓“态度决定一切”，只有拥有良好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才能够使工作顺利进行。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农村经济管理人员进行相关的学习和谈话，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能够胜任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应该组织专业知识培训，使农村经济管理人员更好地进行管理工作。

2．将新技术与农村经济管理相结合

解决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要将新技术与农村经济管理相结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先进科学技术不断涌现出来，这对于技术的创新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可以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当中，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效率，更能够提高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准确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建立健全农村经济管理规章制度

解决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第三个方法，就是要建立健全农村经济管理规章制度。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过程中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管理规章制度，那么将会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造成很消极的影响，这对于农村经济管理而言无疑是重大的打击。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完善健全农村经济管理规章制度，这样才能保障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正常进行［2］。

三、结语

本文阐述了农村经济管理的内涵及其存在的意义，并指出了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了几点解决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方法。希望这些能够为我国农村经济建设提供帮助，为我国农村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卢红 单位:临沂市兰山区柳青街道办事处

参考文献：

第4篇：工程经济的意义范文

国内学界之所以对艾尔斯其人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对制度主义的后续理论缺乏介绍，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将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称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以区别于坚持凡伯伦传统、至尽仍活跃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另一个“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本文中当提到“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时，均指的是后者。）的流行，使人们相信过去的制度主义传统中已经没有多少值得挖掘和吸收的内容，从而忽视了思想史的梳理工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将艾尔斯的制度经济学思想介绍给国内同仁，使人们了解老制度经济学(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艾尔斯、以及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中有着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合理成分。希望本文的介绍能有助于国内经济学者在当前的制度经济学热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艾尔斯理论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尔斯的理论体系，必须先对制度主义的历史作一回顾。

美国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驱是凡伯伦(1857-1929)。凡伯伦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的系统，经济系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伦，索尔斯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凡伯伦认为人的本能由两类相反的要素构成：一类是建设性的本能，包括作业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随意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 bent)；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本能，包括竞赛(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运动本能(sporting instinct)以及掠夺(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 (1914)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reprinted by london: routledge, 1994.）。这两类本能何时对人的行为发生决定性作用，取决于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

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被凡伯伦定义为制度。既然是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就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它就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这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竞赛本能等破坏性本能的驱使下，这个集团倾向于用身份、阶级、财产等带有明显歧视性差别的指标来衡量人的能力和价值。这些指标显然不利于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是靠技术进步来实现，人的建设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业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总是滞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因此，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制度的力量总是很强大，当制度结构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反是。凡伯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仪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体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术体系。

在凡伯伦的影响下，坚持制度分析方法、将制度视为社会进步的阻碍的制度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他们中包括康芒斯、米切尔、汉弥尔顿、j•m•克拉克等。其中，康芒斯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关系；米切尔则因运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解释并作出了一系列的统计工作而著名，他还是著名的“国家经济研究署”（natioan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即nber）的创立者；汉弥尔顿是“制度经济学”这个词的命名者；克拉克的研究领域在于经济体系中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最为著名。经过他们的努力，制度主义者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而且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institutionalist movement)。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为数众多，他们分别形成了三个中心：芝加哥大学（凡伯伦正是在此奠定了制度主义的基础，后来这一中心随汉弥尔顿而转移到了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艾尔斯就是这一中心的成员之一）；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是这个中心的领袖）；哥伦比亚大学（米切尔、克拉克、图格维尔、多夫曼等人聚集此地。

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进行度量、观察和经验检验。这种要求既反应了他们对当时的正统经济学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他们认识到了凡伯伦疏于经验工作而给制度经济学留下的缺陷。对经验工作的强调把制度主义者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他们对美国政府在公共设施、失业保险、劳工补助、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积极支持推行公众健康保险计划。这些都是后来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30年代，尤其是在40年代，制度主义开始变得越来越孤立。制度主义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刚刚兴起的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使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四阶段论受到了质疑，凯恩斯经济学对大萧条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大批制度主义者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吸引，转向信奉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制度主义运动的三个中心逐渐瓦解。米切尔1948年去世，克拉克1953年退休，作为昔日制度主义运动最主要的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只盛下波兰尼一个制度主义者；汉弥尔顿1947年退休后离开了学术界；在威斯康星，只存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康芒斯传统的制度主义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硕果仅存的制度主义者之一，艾尔斯在继承凡伯伦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传统加以改造，创立了自己的工具价值理论，为后来制度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主义的领袖。

二、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

克莱伦斯•艾尔斯(1891-1972)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1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进入德克萨斯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69年退休。由于他长期执教于该大学的缘故，他和他的追随者也被称为制度主义中的“德克萨斯学派”。艾尔斯著作颇丰。他早年的著作主要是哲学方面的论文，1930年以后开始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研究，并于1944年出版了代表作《经济进步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1961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通向理性社会：工业文明的价值》(toward a reasonable society, the value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艾尔斯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工具价值理论。1966年，艾尔斯当选为1965年成立的新制度主义者的学术组织—“进化经济学会”的首任主席。

1.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更多地是来自于杜威，而不是来自于凡伯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将杜威之前的哲学称为“前杜威哲学”。那些哲学的特征是二元论。它们将人类的经验或人类的日常事务割裂为现实世界与理性世界两部分。现实世界是无序的、杂乱的，而理性世界则是完美的、终极的，是某种永恒的精神的反映。这些哲学所追求的就是进入这个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并以想象中的这个理性世界的标准来评判现实世界。在这些哲学看来，世界在根本上是不变的，是事物的理性秩序的完全反映，因此个人在本质上就是被动的，他不一定要进行探索和革新。人们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解释而不是改变世界。在这些哲学中，真理和价值是绝对的，它们的衡量标准由那个理想中的终极的、不变的理性世界所确定（注：ayres,clarence e. (1936) fifty years' developments in ideas of human nature and motiv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upplement,vol.26(mar.), pp. 224-36. reprinted in classics 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ⅱ: succeeding generations (1916-1978),volume iv. edited by malcolm rutherford and warren j. samue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1998）。

西方正统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些静态哲学的基础之上。艾尔斯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定存在一个杂乱的、无序的现实经济体系，同时还存在一个有序的、理性的经济秩序，也就是那个理想的均衡状态，这就是前杜威哲学中二元论的反映。代表着终极的理性世界的经济秩序又是自然秩序思想的延伸，而这种思想“肯定是神学信仰”，“它假定人的禀赋中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判断力、感觉能力和倾向，比如人可以在‘自然’倾向的带领下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增进……大众的福利”（注：ayres, 1961, toward a reasonable society: the value of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 26.）。这些18世纪的观念“在20世纪的科学中已经彻底地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之中”（注：ayres, 1961, toward a reasonable society: the valu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63.）。

与二元论哲学相反，杜威的哲学将社会视为一个生命过程，社会的生命过程也就是人类的生命过程。人类生命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特征或者两个主要方面—制度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与行为的习惯模式有关，它所关注的是根植于社会传统中的价值。它是静态的，所关心的是保留过去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以及身份特征。而生命过程的技术方面则与工具、科学知识和实验有关。科学和技术是世界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侵蚀着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生命过程的这两个特征中，前者的视角是向后的，后者的视角则是向前的。“遗传”的制度与现实的科学和技术趋势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生命过程的制度结构的修正。杜威的这种哲学其实与凡伯伦的理论同出一脉，只不过杜威更明确地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实用主义的哲学体系。艾尔斯所要做的就是要更系统地将新的哲学引入经济学思维，从而改造经济学。

艾尔斯将经济作为一个文化过程来加以检验，而不是从个体条件下来分析经济。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个人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将经济视为文化过程，就是将经济视为整体、视为动态过程来理解。这种思想是对凡伯伦以及实用主义的继承，同时又更加明确了经济的文化含义。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推动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是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2.艾尔斯对现实社会的解释

从哲学上和文化上的技术—制度二分法出发，艾尔斯对现实的经济体系作出了二分的解释，他所解释的对象是美国的经济体系。他认为美国经济是两种经济的混合，一种是“价格经济”(price economy)，另一种是“工业经济”(industrial economy)。价格经济所关心的是货币、销售、契约等金融事务，它最终所关注的是“货币势力”(money power)（注：ayres, 194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a study of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eprinted by michigan:new issues press,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1978, p. 56. 另外，这里的“工业的”一词是按照凡伯伦的意思来使用的，它相对于“金钱的”或“仪式的”，也就是“技术的”意思。）。价格经济是一种以“仪式行为”为基础的制度混合体，它的行为准则是保护那些由习俗和道德观念所维系的权威和特权。这种制度混合体是一种以财产、身份和阶级差异为基础的力量体系。

与之相对，工业经济是技术的经济。它主要关注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所运用的科学知识、工具和技艺。工业经济是一个生产体系而不是力量体系，艾尔斯认为是它使技术成为美国经济体系中唯一真实的创造性力量。工业经济中的技术行为是发展的，价格经济中的仪式行为是保守的。工业经济反对传统的信仰和态度，反对阶级差异和身份差异。技术变革侵蚀着价格经济的制度基础，迫使价格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方向进行调整。但是，现实却是价格经济支配着技术经济。艾尔斯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实现制度调整，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将技术而不是价格视为经济体系的核心。

3.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艾尔斯并不否认个人的这种选择，但他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对艾尔斯而言，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科学”（注：gruchy, 1972,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ought: the contribution of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macmillan, p. 120。）。这里的“经济”是一个整体概念，如前述，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因此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研究作为文化范畴的、作为过程的经济的学科。从本质上说，研究文化过程的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秩序或经济系统的理论。“经济学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解决这种‘经济’是什么类型的经济？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和修正经济的模式？经济所产生的哪些问题是需要进行公共决策的？”。所有的经济行为就构成了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注：gruchy, 1972,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ought: the contribution of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macmillan, p. 120。）。这些系统和秩序就是艾尔斯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于他所分析的是西方世界的经济行为，所以他的经济学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经济学。

那么在经济系统或秩序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的？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艾尔斯并不怀疑价格在经济系统中所发挥的普遍而重要的作用，但他反对将价格作为唯一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中唯一的东西，每个人都唯一地关心这一点，从而一般都认为价格是联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并将他们整合进一个经济整体中去的唯一中介。这显然是错误的”。艾尔斯的经济学所要强调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而不是价格。因为“每一个经济都是以技术为基础的”，“工具和机械、技术技能和知识显然也和价格一样是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同样是人们一般所关注的东西，同样是组织共同体的中介”（注：ayres, 194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a study of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eprinted by michigan:new issues press, westem michigan university, 1978, p. 15。）。

4.工具—仪式、技术—制度二分法

从杜威的工具主义二分法出发，艾尔斯认为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经济分析的问题就是去区分和理解这两类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经济行为的结构”（注：ayres, 194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a study of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eprinted by michigan:new issues press, westem michigan university, 1978, p. 99。）。

艾尔斯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仪式”这个词的含义。按照他的哲学思想，“仪式的”等同于“虚假的”，“工具的”等同于“真实的”。仪式行为模式会通过五种方式表现出来：1)社会分层；2)定义和维持社会分层的习俗体系，也就是道德观念；3)维系身份和道德观的意识形态；4)加强以上仪式表现形式的教化系统；5)使仪式行为模式合法化的“神秘主义典礼”(mystic rites and ceremonies)。这几种表现形式被艾尔斯概括为身份(status)、神话(myth)、魔法(magic)和社会习俗(folkway)。仪式行为模式的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出两个特征：“虚假的”(making-believe)特征，即由等级和身份来决定能力；遗传的特征，所有仪式模式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

艾尔斯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制度，只是说制度是“以仪式特征为主导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但他在使用“制度”一词时并不总是一致的。他更多地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习俗。从社会习俗与仪式行为模式的关系来看，所有的制度都具有仪式的特征，一个时期内仪式行为模式的状况就是这个时期社会的制度结构。艾尔斯是将仪式与制度这两个词等同使用的。从仪式行为模式的两个特征来看，由于它是虚假的，它对人类生存或生命过程的保证—物质产品的生产来说就是无用的；由于它是遗传的，因此它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是保守的。

与仪式行为相反，技术行为是“所有使用工具的人类活动”，技术过程是技能(skill)与工具不可分离地进行运用的过程。技术是“组织化的技能”。技术具有两个特征：(1)技能与工具间存在着一致的和不变的联系；(2)所有的技术都是进步的。在艾尔斯看来，“技术”与“工具”这两个词的差别只是在使用上的差别。“工具”这个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来使用，而“技术”则带有更多的实践的意义。认为技术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思维方式就被艾尔斯称之为“工具主义”。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是把“工具”与“技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

这样，在艾尔斯对经济行为模式的二分法中，哲学意义上的“工具”就与“仪式”相对应，描述现实的“技术”就与“制度”相对应。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仪式行为体系是反技术行为的，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功能的特征是静态的、抵触并约束变革的”（注：ayres, 194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a study of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eprinted by michigan:new issues press, westem michigan university, 1978, p. 174。）。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力量。由于它们是社会过程的本质特征，因此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冲突之中。

在技术行为和仪式行为两股力量的冲突中，“技术方面的技艺(art)和工艺(craft)的持续发展，同时仪式方面的既得利益的减退，就是进步”（注：ayres, 194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a study of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eprinted by michigan:new issues press, westem michigan university, 1978, p. 231。）。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在这个过程中，艾尔斯显然是相信技术发展能够克服制度的阻力，他对技术的坚定信念是基于他发展起来的一个技术进步理论。

艾尔斯认为，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取决于工具的使用，这里的工具包括了规则、器具、工序和科学方法。新技术是先前存在的物质设备和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新技术的产生和技术变革是由技术的内部动力所推动，但同时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技术的内部动力也就是工具的自发进步特征。艾尔斯认为虽然所有的技术组合都与人的智力有关，但组合使用是工具固有的特征。人类知识和技艺的积累最终要反映在工具这个符号上，但工具并不仅仅是人类知识和技艺的反映。因为新工具一旦诞生，它就会有组合的要求，这种组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任何个人知识和技艺的组合的可能性。正是工具的组合要求才产生了更多的或者爆发式的发明。工具的组合就是进步，从而自发的工具组合导致了自发的技术进步。

由于工具的组合原理，技术发展的速度可以比现存物质设备和思想发展的速度更快，但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取决于制度因素。这就是艾尔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的历史分析。他以工业革命为例，说明技术进步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他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与后来的新古典制度主义的分析大相径庭。他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西欧发生，是因为西欧既继承了地中海文明，同时相对于地中海地区而言又是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特征是受传统制度的约束更小。也就是说，在边缘地区，仪式行为对工具行为的抑制力要小得多。贸易的发展固然也推动了技术进步，但贸易发展的结果恰好是产生了更多的边缘地区。这样，工业革命就必然要在工具行为最容易克服仪式行为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艾尔斯也强调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继承性，他认为工业革命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积累的产物。

这样，在结合了工具的自发组合特征和技术进步的历史分析之后，艾尔斯坚信技术行为或工具行为必将克服制度行为或仪式行为的阻力，最终实现制度调整。技术也就是实现制度调整的最关键力量。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或仪式行为永远在不断地形成，而它又永远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永远滞后于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要持续地克服制度的阻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具有持续性特征。艾尔斯所阐述的技术连续性是与生命连续性相联系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实践与认知(doing and knowing)的过程，这是一个连续的、积累的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工具的使用。“文明的连续性就是工具的连续性”，而文明的连续性当然也就是生命的连续性。工具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因为它是客观存在，技艺和知识不会因为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它们根植于文化中。知识和技艺又因为人类维持生命过程的需要而不断积累，因此技术必然具有连续性。这样，要保证和促进人类生命过程或文明的连续性，就必须保证与促进工具或技术的连续性。这就引出了艾尔斯的价值理论—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助于技术过程的连续性。

5.价值及其构成

文化或经济系统由技术体系和仪式体系构成，前者促进生命过程的连续性，后者阻断这种连续性。仪式体系也会产生价值，但所产生的是错误的价值。这样，艾尔斯价值理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从错误的价值中将真实价值鉴别、区分和解脱出来”（注：rutherford, 1981, clarence avres and the instrumental theory of valu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xv(3), sep., 657-73,p. 660。），从而明确靠什么来维持和促进生命过程以及经济过程的连续性。这样，经济学就必须是关于价值的科学，必须对价值作出判断。

那么什么是价值？“价值是连续性的同义词，连续性是技术连续性的同义词。从字面上来看，价值就意味着连续性，这是它唯一的含义”（注：ayres, 194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a study of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eprinted by michigan:new issues press, westem michigan university, 1978, p. 221。）。艾尔斯同时又将“真实”(truth)这个词与连续性等同起来，而“连续性的基本条件是工具(instruments)和器具(tools)—即技术”（注：ayres, 194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a study of the 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originally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eprinted by michigan:new issues press, westem michiganuniversity, 1978, p. 221。）。这样，有价值的、或者真实的东西就是能维持技术连续性从而生命连续性的东西，又由于仪式行为阻碍着技术行为，所以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能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东西。

明确了价值的含义，价值判断的标准也就产生了：“每一个经济中的判断标准都是‘保持机器运转’(keeping the machines urnning)”。通过这个判断标准，艾尔斯还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在一起，“说到价值的时候，说的就是所有单个行为—选择、偏好、决定或判断—与整个生命过程的关系”（注：ayres, 194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a study of thefundament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eprinted by michigan:new issues press, westem michigan university, 1978, p. 225。）。所有个体行为的好坏就由是否有利于生命过程的持续来判断。

价值就是有利于生命和技术的连续性，但这样来表述的价值显得过于抽象和空调。艾尔斯进一步明确了技术过程所包含的所有真实价值的内容，那就是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安全(security)、丰裕(abundance)、优秀(excellence)和民主(democracy)。

自由是技术过程的结果，同时又是技术过程的一个方面和一个条件。艾尔斯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实现如下一些自由：“政府的自由，以及所有的组织手段摆脱身份地位的专制；操作的自由；建设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平等就是没有人为的和独断的障碍，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不平等就意味着那些不考虑工具效率的歧视。平等与技术过程的关系是，技术过程对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只有在所有人都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才会持续和向前”。安全来自于工具的使用及其有效的组织，对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是疾病、饥饿和战争，技术进步是消除前两个威胁的最好方式，而战争是典型的仪式活动，工具活动将克服仪式活动。丰裕是工具使用的直接结果，丰裕取决于技术进步而不是取决于节约或者储蓄。并不是稀少就意味着优秀或者卓越，真正的优秀是超越过去的观念，技术进步的成果就是优秀的。民主并不是多数同意这种规则，而是一个过程，也就是摆脱偏见和无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大多数”。价值的以上6个构成部分在技术过程中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同时也与技术过程的持续性互为条件。实现了这些价值，人们也就进入了工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对真实价值的概括。

6.真实价值的实现：艾尔斯的政策建议

在艾尔斯的理论中，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几乎就是同义词。他归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四个原则：经济发展是不可抑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与制度阻力成反比；经济发展就是人力资本的创造；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过程所形成的价值是普遍的价值。只要保证了技术过程的连续性，也就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从政策上采取一些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措施。

艾尔斯首先论证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艾尔斯并不认为价格是理性决策的唯一依据，现代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产生了对经济计划的要求。由于现代经济系统中仪式体系支配着技术体系，而计划又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所以经济计划既是经济系统的现实要求，又是克服仪式体系的阻力的要求。

艾尔斯在1938年的《经济秩序问题》(the problem of economic order, new york:farrar and rinehart, inc.)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原因又是由于在繁荣阶段，人们的收入以不同比例增加，高收入集团的收入增加要大于低收入集团；结果是高收入集团的储蓄大于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投资需要，使得生产和消费不相适应，前者大于后者，萧条因此而发生。从根源上来说，消费不足从而萧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因此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就要从收入分配政策上入手。

艾尔斯提出了两个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措施。第一个措施是1938年提出的社会保障计划，但他后来认识到这一计划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失业者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从而不会稳定地接受再分配的收入。1952年，艾尔斯提出了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即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基本收入。他认为这是制度主义者在实践方面最重要的贡献。第二个措施是同样在1952年提出的负所得税计划。这个建议的提出比弗里德曼的相同建议要早得多。

艾尔斯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只是对个人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不是私人财富的再分配。财富的再分配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大变动，他并不提倡这种变动。可见，艾尔斯并不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他也没有预测资本主义的结局，对他而言，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他所坚持的凡伯伦进化观的逻辑结果。

三、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贡献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制度主义中的凡伯伦—艾尔斯传统的形成。正是有了艾尔斯的贡献，凡伯伦传统的分析方法才得以延续，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以复兴。

尽管艾尔斯的哲学基础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使作为一个学派的制度主义具备了一种单一的、成体系的哲学基础，这是他对制度主义的最突出的贡献。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的方法论是多元的，实用主义只是他的方法之一，这使得凡伯伦的理论更象一个融合了众家之长的大杂烩。制度主义要成为一个学术派别，鲜明的哲学基础是一个必备条件。艾尔斯为制度主义提供了这个条件。就实用主义哲学而言，凡伯伦所运用的实用主义方法主要是皮尔斯和詹姆斯等人的不成熟的理论。凡伯伦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并不牢固。与凡伯伦不同，艾尔斯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可以吸收在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手中成型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将成熟的实用主义确立为制度主义的唯一哲学基础，使得制度主义可以以一种鲜明的世界观来批判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维护这个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制度主义因此而具备了一个学术派别的基本特征。

在澄清了制度主义的哲学基础之后，艾尔斯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技术过程视为实用主义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中的核心。实用主义哲学中已经包含了工具、进化、过程等元素，而其中工具主义又是其核心。实用主义方法使制度主义者自然地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过程，在其中，技术过程起到了支配性作用，技术过程使经济朝向一个理性的、以科学为基本价值的丰裕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对技术过程的强调，使得艾尔斯和其他的制度主义者将经济学看作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

价值理论是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又一贡献，尽管他的价值理论同样是一个有缺陷的理论。艾尔斯的贡献在于把经济学还原为价值导向的科学。艾尔斯的价值导向的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是由被文化所决定的价值引导的。这种价值理论明确了价值不是个体意义上的价值，而是社会价值。从凡伯伦开始，价值问题就是他所倡导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凡伯伦的理论关注的是社会进步，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总要面临“好”和“坏”的评判，技术为什么是好的，制度为什么是坏的？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价值判断。那么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价值本身的含义是什么？这是凡伯伦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艾尔斯明确了价值的技术含义。艾尔斯的这一工作使他和后来的制度主义者可以从社会已形成的诸多价值中找出“真正的价值”。艾尔斯在确立了制度主义唯一的哲学基础之后，又确立了制度主义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使制度主义作为一个学派的特征更为明显。

第5篇：工程经济的意义范文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盛洪.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J］.经济研究，1992，（11）。

［2］张灿，谢思全，董利.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测度［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2002－04－19。

［5］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J］.宏观经济管理，1996，（2）。

［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5）。

［9］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6，（1）。

第6篇：工程经济的意义范文

全球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全球化指经济全球化,广义的全球化是指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全球化。本文所指的是经济全球化。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社会制度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更为剧烈和复杂,呈现出新特点。全球化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剧烈和复杂,斗争形式更为多样化和更具隐蔽性、迷惑性。随着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各种思潮相互交错相互激荡,从外部条件来看,各种敌对势力的腐朽思想和意识形态,势必利用全球化的开放对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施加影响;从内部条件来看,由于实行市场经济,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变化,大学生思想观念正处于大变化的状态,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加,容易受外界舆论误导。例如,借助经济发展的整体优势,发挥互动媒体的传播作用和利用民族文化的感化效应等方式进行全方位的渗透,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变得更为复杂。

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为各种政治经济理论和思潮进行交汇与碰撞提供了一个国际性背景和基础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种意识形态交相辉映,争奇斗艳,共同演绎着人类文明和智慧的发展轨迹。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既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经济全球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新机遇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活动最重要的特征和最突出的发展趋势,它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就像一把“双刃剑”,它产生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继续与发展,必然会给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新的机遇。

1.经济全球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环境。必须承认,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环境从总体上讲还存在着不利因素。尽管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弱势意识形态”,时刻面临着被打压的危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因为经济利益上的相互需要而走到了一起。发达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以及由此带来的巨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和雄厚资金,以及由此带来的使本国经济得以长足发展的难得机遇。这样也加深了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使世界各国能够暂时容忍不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走向合作,实现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经济领域上的“共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在某种程度上说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经济全球化以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依存发展关系为纽带,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世界舞台,在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中,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各级政府和高校用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以及工作条件和技术设施的广泛使用,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保障。

2.经济全球化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创新

时代的发展要求为它发展服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不断发展和改革。经济全球化虽然主要是描述经济发展趋势的,但其影响却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之内,而是扩展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比如,效率观念、生态环保观念、民主法制观念、良性竟争的观念、合作共赢的观念等。这些观念中有的是为了适应全球化时代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时而出,如生态观念、竞争观念、合作共赢的观念等;有的是为了适应中国实际情况而需要再次强调的观念,如节约观念、生态环保观念等。这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都将被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之内,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组成部分。这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地加以丰富。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各国经济将进一步与世界市场接轨,形成与市场经济的国际惯例和国际市场的规则相一致的市场秩序。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带来了许多伦理和道德问题,如规则意识、公德意识、义利观、竞争观、生活观等方面受到冲击,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同时,经济全球化又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进程,它不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实背景之一,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经济全球化从范围上来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中产生许多的社会现象,其中有涉及诸如贫困饥饿、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人权、战争、艾滋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性问题仅靠一国之力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各国通力协作和配合,要求各国要有全球伦理、全球意识才能解决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信息的网络化、数字化,全球伦理、全球意识,科技伦理以及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创新和发展的成果,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提供丰富的内容。

3.经济全球化为高校德育教育的观念更新提供了崭新的思想基础和宽广的国际视野

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全球化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思想观念的变革。经济全球化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冷静地思考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科学定位,并逐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更加科学合理。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认识到,发达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不可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贫穷和动荡的基础上,全球化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须由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解决,因此,发达国家应该承担起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改善全球环境的责任。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社会主义国家与其具有同样的发展背景和共同的发展任务,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共同的利益,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在与各国频繁交往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引进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最新成果、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现代科学技术,也使我们能够更直接、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使我们能够在更加科学的意义上和更为科学的形态上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

4.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提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首先,互联网的快捷性特点提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许多程序性的工作只需要在网络上通过办公自动化软件或收发email等方式方便地解决,彻底地扭转以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效率的低下。许多关于学生管理方面的工作与信息,如奖学金评审、就业信息、教学信息的变更等都可以借助网络来迅速传递和解决。网络也使得高校思想政治研究效率大为提升,大规模、群体性的研究变得可能,而且日益成为一种方便的形式。如调查学生的实际思想状况问卷只须公布在网上,学生上网填写即可,极大地提高了研究效率。

第7篇：工程经济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工程经济法 理工科学生 复合型人才

Abstract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cannot do without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and science students in the current society，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is no longer the only type of talents， talents and to develop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understand， mature economy. Based on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as the object， from the economic law characteristics， student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roject content and compound talents training point of view， to explore 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of setting the project of economic law， study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to help.

Keywords engineering economic meth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compound talent

今的世界，是经济与科技紧密结合的世界。国家对人才的需要，已经开始从传统的工程技术单一型人才，向懂经济、会工程、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过渡。

一名高素质的现代工程技术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技术本领，更要有工程项目的决策能力，人员与资金分配的管理能力，以及了解企业未来发展的投资眼光。因此，工程经济法作为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教育教学方法顺势而生，开始在理工科学生的培养过程中逐渐发挥作用。

1 工程经济法的内涵

工程经济法是一种立足于工程实践，将经济学与管理学融合，以技术为基础，管理为纽带，经济为目的的综合性教学方法。由于理工科学生缺乏经济学与管理学知识，而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又经常会遇到处理相关问题的情况，工程经济法在理工科学生的教学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工程经济法的教学目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树立并强化学生的经济意识。所谓经济意识，简单说就是“省钱与盈利”的有机统一，①这是工程经济法的中心目的。工程项目或者企业的盈亏对其下一阶段的发展至关重要，要通过对学生建设投资、流动资金、税务管理、管理成本、风险评估、工期管理等内容的讲解，让其有大致的知识框架，明白如何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做到降低成本、减少浪费，运用自己的经济头脑去科学合理地管理工程项目。

（2）通过多种方式让学生了解工程中常遇到的经济问题。教学方法要讲究传统性与灵活性的统一，②在传统的书本教学基础上，可以采用互联网教学、趣味互动游戏法、案例教学法③等多种方式。结合一些典型案例，如专利权的申请与维护，企业遇到不正当竞争时如何处理，生产者的质量责任与义务等，用丰富多样的形式让学生去切身体会这些常遇到的经济问题，启发他们的思考。

（3）让学生了解我国的经济管理制度与模式。建国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制度与管理制度尚未完全统一确立，很多行业的经济管理制度还在不断地修改与完善，模式也在不断改进，但应当让学生了解经济管理制度演变史，以及变革的主要方面，方便他们在后续的学习工作中具备系统思维，逐步培养他们的经济管理意识。

（4）培养学生的全局意识与长远眼光。工程项目的投资、建设、宣传、经营、维护是一系列完整的过程，技术的操控与相关的管理是相互联系、互为一体的，要充分考虑工程项目中的各个因素，优化工程成本，从而获得最佳效益。④因此，必须让学生站在全局的角度，用长远的眼光去思考问题，力争把企业或者工程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做到最大化。

2 理工科学生的含义与特点

为了研究理工科学生的含义，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理工科具体包括哪些专业。理工科专业分为理、工、农、医，其中理学包括数学类、物理学类、化学类、生物科学类、地质学类、力学类等；工学包括机械类、材料类、土建类、水利类、武器类、电气信息类、交通运输类、航空航天类、工程力学类、林业工程类、公安技术类等；农学包括植物生产类、森林资源类、环境生态类、动物医学类、动物生产类、水产类等；医学包括基础医学类、预防医学类、口腔医学类、中医学类、护理学类等。

所以，对于理工科学生的含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理工科学生是“将主要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他们将是科学物化的实际承担者，是从事设计、施工、工艺、生产、规划和管理等具体工作的工程技术人才”。⑤具体来说，理工科学生除了理工科院校中学习理工科专业的学生，还包括非理工院校（如一些综合性大学）的理工科学生。

理工科学生受教学方式及所学专业的影响，思维模式与行为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重视科学培养，但忽略人文教育。工科是思维基础是“工具思维”，理科的思维基础是“科学思维”，文科是思维基础是“人文思维”。长期以来，理工科学生受传统模式影响，虽然养成了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以及刻苦钻研、一丝不苟的研究态度，却淡化或忽略人文素质教育，给学生的长远发展留下较大的弊病与隐患。人文精神是科学的引导，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去指引我们去探索，那么即使学到再高超的技术，可能也会误入歧途。

（2）专业培养深入，但法律意识淡薄。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以及相关行业的需要，理工科学校的专业课内容也在不断推陈出新，教学深度也在不断加大，但是技术层面的传播速度却远远快于法律知识的传播速度，这就造成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知识体系的缺失。理工科学生不仅要学好专业技术，更要注意储备法律知识，要知道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并自觉抵制违法行为。对待法律要做到学、懂、守、用，学习法律常识，懂规矩，守纪律。此外，还要运用好法律武器，依法维权，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3）崇尚理性务实，但思维容易机械。理工科学生有着自己的思维态度与逻辑方式，他们认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非分明。对待自然科学，他们倾注了极大的兴趣与精力，理性务实、工作严谨、一丝不苟。他们有着批判式的思维，严格认真，实事求是。但是对于社会科学，他们往往不甚感兴趣，自然也不会较多关注，另一方面由于这方面知识储备的匮乏，思维方式比较单一，他们很容易只从一个角度分析问题，不能兼顾全局，经常形成一些偏激的观点，造成思维上的机械呆板。

3 工程经济法在理工科教学中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北斗导航的研制成功，天宫二号的顺利发射，超级计算机的更新换代，中国的科技力量得到充分证明。然而这些科技进步也对我们的理工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大的挑战，理工类人才培养的弊病也逐渐暴露。结合理工科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工程经济法在理工科教学中的必要性。

（1）当前理工科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很多理工科院校在课程安排上，过多地重视专业课的教育，却忽略了工程中最基础的造价投资、经济分析以及市场的研究，造成学生的经济意识普遍缺失。大一学习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大二学习专业基础课，大三学习专业课，大四实习求职，整个四年的教育中鲜有人文类、管理类、经济类的培养，使得学生只是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专才，而不能成为全才，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

（2）学生缺乏经济类、管理类知识。部分理工科学生由于学习了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双学位或辅修专业，这方面的知识得以补充。但绝大多数理工科学生由于课程设置的问题或者自身兴趣的问题，经济类、管理类知识十分缺乏。工程单位与企业对懂管理与经济的工程技术人才有着迫切需要，但学校对理工科学生的管理类、经济类教学投入却严重不足，使得学生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3）学生对工程中常遇到的经济类、管理类问题缺乏必要了解。与工程实践相脱节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学生对这些问题不了解，也就自然不会经常思考这些问题，长此以往，一旦在工程中遇到这些经济类、管理类问题，理工科专业出身的他们很难立刻想到对策。因此，工程经济法中的案例教学，在理工科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十分必要。

实现工科特色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深度融合，是增强学生在特定行业的就业竞争力的必然之举。⑥在学生的课程学习、能力培养和就业等多方面，工程经济法都有其必要性。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工程经济法在理工科学生的培养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4 工程经济法的价值与意义

（1）树立学生的经济意识。一个完整工程项目的实施，离不开经济上的规划，通过工程经济法的学习，让学生在成本计算、投资、运营等方面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知道如何把钱花到对的地方，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去省钱，树立正确的经济意识，能够熟练运用工程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去认识、分析和处理工程项目实施各环节中面临的经济问题。⑦

（2）培养学生的管理与决策能力。由于理工科学生普遍缺乏实际生产管理经验，使得他们在管理、决策等方面畏首畏尾。通过工程经济法课程中的案例教学、小组讨论，与学生进行互动，开展启发式教学，逐步锻炼他们的表达、管理与决策能力，同时也可增强他们的口才，树立自信心。

（3）增强学生的全局意识。引入工程经济法，综合考虑初投资、运行费用、使用寿命等，进行经济比较和分析，选择最佳方案，⑧通过这方面的学习，打破理工科学生的专业局限，让他们能站在全局的角度，用长远的眼光去思考问题。一方面，学生的能力得到锻炼与提升；另一方面，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得以增加，实现双赢。

5 结语

工程经济法致力于懂工程、会经济、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它与理工科原有课程的结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人才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具有应时性与前瞻性。工程经济法给理工科学生带来的帮助，不仅仅是知识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其思维方式的转变、管理决策等能力的锻炼，其作用与意义值得我们不断探索。

注释

① 李希胜.如何培养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经济意识――浅谈工程经济学的教学[J].中国科技信息，2005.14.

② 张学英.《经济法》课程在工科专业的教学改革与思考[J] .山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06.6

③ 唐G娟，江煜等.浅谈工程经济学的八种教学技巧[J].石河子大学学报，2009.6.

④ 毕梦林.工科大学生能力手册[M].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8.

⑤ 陈薇.基于工程项目招标中工程经济学的应用[J].工程经济，2016.1.

⑥ 万勇.工科特色与经济管理类专业深度融合的课程建设与改革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4.4.

第8篇：工程经济的意义范文

创意经济并不是独立于新经济的又一种经济，而只不过是我们观察新经济的又一种角度。变幻不同角度观察同一种新经济，目的是为了发现其它角度观察问题的盲区。具体到创意经济来说，它的意义在于把观察新经济的角度，从“科学”转换为“艺术”，理解“高科技、高情感”全面发展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意义。

创意经济的后现代特征

历朝历代都有创意存在，也都有将创意运用于经济的情况。但创意经济只有在创意开始具有主流产业形态、基本生产方式和体系化的经济范式意义的时候才具有独立意义。

创意经济只有在扬弃工业化的后现代经济背景中，才具备了上述条件。首先，它代表的经济范式，具有与理性经济人范式的互补性。它显示，经济学不光是“科学”在经济中的应用，也是“艺术”在经济中的应用。因此，不光要有理性范式，还要有人文范式。这是后现代经济否定笛卡尔心物二元论世界观的必然推论。理性经济人（在方法论上）不会创意。因为工业化从本质上说，就是将“人文”外生于“科学”的现代性过程，这决定了理性经济人的创意行为只能是体系之外的偶然行为。当前要成体系地解决“创新型国家”问题，就要超越英、德、美、日传统工业化中源自笛卡尔的思想局限，从“科学与人文统一”这一后现代关键命题基础上为创意提供新的范式，从信息化的“心经济”实践找现代化的新出路。

其次，创意经济在产业形态上引起质变。创意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代表了非物质化经济形态的成熟。它显示人类需求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发生质变，从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的阶段，上升到规律迥异的文化需求阶段，出现了文化需求的新的商业上升空间。在人均3000美元这个需求临界点上，忽视创意产业需求，将导致大范围失去创意产业机遇，造成超过汽车工业规模的游戏产业、动漫产业、影视产业等创意产业的进出口逆差，形成日美“创意经济”对中国“制造经济”的不合理国际分工。

第三，创意经济还具有生产方式的质变意义。传统工业化“科学主义”在生产方式上的局限突出表现为，在心物二元对立中，片面扬“物”而抑“心”。见物不见心、把人当作机器的传统“科学管理”，严重阻碍了人的创意。创意是生命创造行为，其生产方式的核心是演进，要讲心物进化论。创意经济要求生产方式发生“以人为本”的转向，通过具有生命演进特点的生产方式，解放被现代性压抑了数百年的心的生产力，即创意能力。

创意经济的外延

在了解了创意经济的内涵之后，我们可以从更高的眼界来观察和讨论创意经济的外延。现在不同人对创意经济的不同定义，多是出于现象界的观察，我们应尽可能高屋建瓴，拓宽思路。我们试着做一些归纳。

一、从产业角度定义创意经济

1、“创意产业化”意义上的创意经济：这是指把创意经济理解为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指将内容作为最终消费产品加以产业化的产业。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的创意产业部门划分，基本限制在文化产业范围内。这是最狭义的创意产业定义，它排斥了创意作为生产方式对国民经济所有部门具有的普遍意义，而将创意视为特殊产业现象。

2、现代服务业意义上的创意经济：这是指创意作为中间产品意义上的内容产品，即内容生产资料，而形成的产业；也是指将创意方法和工具产业化而形成的服务产业。

3、“产业创意化”意义上的创意经济：产业创意化有不同的含义。一是将创意作为生产非内容产品的方法，并加以专业化，如策划；二是使内容作为物质产品的高端附加值部分的产业延伸方式；三是指利用广告、营销等创意环节带动其它经营环节的商业方式。

二、从要素角度定义创意经济

1、将创意经济理解为“生物进化”：强调经济的“非决定论”性质，把经济发展理解为生物进化式的自然聚集。例如，由机器猫的偶然之作，引起一个玩具产业生态链的生成和发育。瓦斯尼基在《知识、创新和经济：一种演化论的探索》中系统地说明了这种观点。

2、将创意经济理解为“人本”资源配置：不是按照资源禀赋稀缺性，以效用最大化原则来配置资源，而是通过创意配置资源，主要指根据企业家主观创意和天才来重组资源，还包括根据价值、意义和文化标准配置资源，甚至根据分配配置资源等等。

三、从经营角度定义创意经济

1、将创意经济理解为对产品的内容附加值的生产。

2、将创意经济理解为创意投入和创意资本化主导的经济行为。

3、将创意经济理解为企业策划和广告营销。

四、从管理角度定义创意经济

1、将创意经济理解为与完备理性方法相反的“艺术化管理”。如奥斯汀《艺术过程：管理者需要向艺术家学习的工作方法》。

2、将创意经济理解为与完备理性方法相反的学习演进式管理。如彭新武《进化管理学――复杂、动态环境下的管理思维与方法》，强调后现代主义的管理范式转变。也有学者将创意经济理解为知识管理、人本管理或对创新型、学习型组织的管理。

3、将创意经济理解为用完备理性方法对创意活动的管理。如凯夫斯《创意产业经济学》，主要从传统合同理论和产业组织结构理论解释创意产业中的各种“新”现象。

4、将创意经济理解为用完备理性方法对以创意为手段的商业活动的管理。如McKnight的《30分钟创意评估》，把创意理解为“大胆假设”，把对创意的管理理解为“小心求证”。

5、将创意经济理解为利用综合方法对创造力进行管理：如《公司中的创造力：创新型组织行动指南》，强调使创意从随意性较大的“点子”，转化为公司的正式组织制度。

6、将创意经济理解为人文化潜意识管理。如安奈特・穆瑟―魏曼《创意潜规则》，强调通过“天才的五种创意方程式”，使普通人具有掌握创意的潜在天分。

7、将创意经济理解为直觉决策。如杜根的《直觉》，强调通过“瞬间洞察”，“鉴往知来”，“穿透迷雾”。

五、从环境角度定义创意经济

1、强调发展创意经济就是营造使创意具有经济性的环境。营造对于创意来说便宜的环境。如伦敦“创意城市”理念，就是吸引需要生活便宜的年轻创意人，以留住“酷”的因素（cool factor）。

2、强调发展创意经济主要是提供文化公共品和创意基础设施。如在伦敦，创意产业的艺术基础设施占了全国的40%，由此集中了全国90%的音乐商业活动、70%的影视活动。

3、强调发展创意经济主要是营造文化氛围。如萨克森尼安对硅谷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和印度人，在各国国内没有创意的，一到硅谷就有创意了，原因在社会资本差别上。

第9篇：工程经济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课程建设 思考 实践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长江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特色与支撑教学研究》（JY20111015）和长江大学2012年校级精品课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8-0248-02

改革开放以来，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现实相对应，经济学成为了一门显学。但是相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咄咄逼人的“经济学霸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大学中的地位却有不断边缘化的风险。其课时不断被削减甚至被取消，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是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完全过时了，根本不成其为科学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虽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具体观点的确已经不适用于当下（事实上有哪一个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不受时代的限制呢？），虽然其研究的具体方法还需要不断扩展与深化（事实上哪一种数学的、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不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呢？），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和核心结论在今天仍然具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人的命运的关注远远重过对单纯物质财富的追求，其研究方法也更加重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间的总体性而不是孤立的分析经济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不能接受被边缘化的“宿命”，应该有所作为，但是要得到人们的理解与尊重，关键还是要把课程自身的建设工作做好，做实，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近十来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建设中做了一些有益的思考，并据此在实践中展开了如下四个方面较扎实的工作：

一、教学计划上——思想高度重视，课时充分保障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博大的思想体系。考虑到《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在大学本科阶段已经基本停开，其很多内容事实上已经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特别是其社会主义部分进行学习与讨论的事实，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如果思想上再不重视、课时上不保障，那么所谓系统、完整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种支离破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很难履行其未来工作的基本使命。为此，2003年长江大学组建后，政法学院（现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直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尽管在长江大学校内有一工部[一工部：全称“一年级教学工作部”，是长江大学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大学生的基础教学和养成教育，建设优良学风和校风，于2006年5月成立的。学校从2006级大学本科学生（外语、体育、艺术学院学生除外）开始，实行“1+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一年级集中开设思想政治理论、高等数学、大学英语、计算机等基础课程，进行集中教学、集中管理。然后进入后三年的专业课学习。][1]改革、在政法学院内部也进行过政法大类培养的尝试，为此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课时也不断有所调整，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要学习两个学期、一个学年的做法从来没有改变，其总课时一直保持在102-119课时之间，总学分也一直稳定在6-7个学分之间，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一道属于政治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时最多，学分最大的两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

二、教学内容上——体系完整系统，观点开放多元

马克思主义是由其立场、方法和观点共同构成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体系也必须完整的统筹这三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最大多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基本立场表现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他比别的经济学派别都要更加关注人——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命运，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教学中强调这一立场就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很好的区别开来，在贫富悬殊较为严重的当下也更能凸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更容易引起同学们的共鸣与学习思考的兴趣。

在方法方面就是要强调它的唯物、辩证的方法，在教学计划中我们有意识的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安排在同一学年学习，这样就能使同学们用学到的哲学方法去分析经济现象，反过来又用经济学的理论和事实具体化哲学命题的内涵。例如货币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长期发展的产物这一经济学判断离开了哲学中联系、发展的辩证法观点是无法深刻理解的，反过来货币产生的四个阶段的知识内容又会极大地充实与具体化同学们对“发展”这一抽象范畴的认识。

在教学内容体系方面，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普遍比较繁琐，一般的教材都多达十数章，甚至二十多章，这样就会使教学内容过于庞杂，模糊了学生学习的焦点。为此，我们在总结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把实际教学内容简化为一个导论外加八章，即：导论政治经济学概述；第一章商品经济；第二章资本主义经济；第三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化；第四章社会主义经济；第五章市场经济体制；第六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第七章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和第八章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这样的安排既坚持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经典体系，也遵循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打破了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看似黑白分明的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的传统二分法，把这两种经济制度看成是人类为了谋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总体努力的一种整体进程，同理市场与计划的优势与失灵在整个教学体系中也得到了均衡的表述。

在精简优化教学体系的同时，我们还注重不断扩展实际的教学内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与核心观点的同时，也注意吸取一切有益的国内外新理论、新观点，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有更大的包容性。例如，在资本问题上，我们一方面坚持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规律，另一方面也介绍科技进步、新教伦理、甚至个人的理财与生活方式对资本积累可能产生影响等开放多元的观点。其他例如在经济周期、全球化等内容上我们也尽量介绍各个学派的不同观点，拓宽了同学们的经济学视野。

三、教学方法上——教师真情投入，学生学讲并进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我们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更要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基本理论与观点的高度认同。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教师那里才会不仅仅是一门课程，同时也是一种信念。而只有当教师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当成自己的一种坚守，他才会真正的全身心投入，用激情去感染学生，并由此以政治经济学内在的逻辑力量去征服学生。

在教师具体教学方法的使用上，我们也根据教学内容不断调整和转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第一学期的重点是要讲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难点是要培养同学们分析经济现象时具有逻辑与抽象思维的能力。所以，这一阶段更适合采取传统的板书式教学方法——它看似“传统”但是却比“PPT”更能够保持教师教学内容的思维连贯性，在自由的讲述之间传达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迷人的逻辑力量。当然，老师的灌输式教学法并不是单向的，我们还非常注重教学反馈，利用QQ群，短信，课后作业、课堂提问等方式随时发现同学们在学习中的困难与困惑，并且在第一时间给予及时解答。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第二学期的教学重点是分析实际的中国经济问题，考虑到同学们在第一学期已经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加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师范类专业，所以第二学期的教学方法将由教师灌输为主转向强调师生教学互动，特别是抓好学生的讲课工作。在师生互动方面，第一我们开始采用开放式互动教学模式，即教师上课只提出讲课要点与问题，同学们先分组讨论，最后再集中陈述各小组的基本结论。这种开放式互动教学模式对于锻炼同学们的教学组织能力，问题凝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都有明显的帮助。第二就是学生讲课。在学生讲课组织上最大的风险就是仓促上阵，缺乏团队精神，老师偷懒，学生好玩，根本达不到以讲课促进教学的目的。在实践中，对此我们也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

1）提前确定讲课内容。在第二学期一开学就让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确定互不重复的15分钟讲课内容，并且明确自己的讲课时间，使他们及早进行充分的准备。

2）分组与小组预讲。正式的教学课时是有限而宝贵的，如果不经过预讲直接讲课，时间与效果肯定不好控制。为此，我们按10个左右同学为一组先分小组，然后在小组范围内先进行预讲，由小组成员相互检查讲义、课件，并点评预讲时的优点与改进意见。

3）正式的全班讲课。通过前面的细致安排，在全班范围内讲课时同学们对教学内容与时间的控制往往都比较到位与准确，在每一个同学讲课后，教师都要对其教案、多媒体课件，板书，语言表达、教态等问题提出简短的点评。

4）严格控制教学规模。为了确保各种教学方法取得实效，我们还注意严格控制教学规模，一直把班级规模控制在每班40人左右，这种规模使得老师讲课，开放式互动教学与学生讲课工作的效果都能够切实得到落实与保障。

通过高质量的学生讲课环节，我们同学的师范职业能力得到了不断提高与完善，在校级与全省的讲课比赛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增强了其就业竞争能力。

四、课程建设上——三位一体推进，理论联系实际

在全球化与知识爆炸的时代，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建设工作健康可持续，必须要有整体性的三位一体观念，即：课堂是核心，教材是基础，网站是扩展。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抓好课堂教学始终是任何一门大学课程建设的核心工作，在这个环节上老师不全心教，学生不认真学，一切都是空话。同样一门课程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其教材应该体现出独特的针对性和一定的适用性，所以，我们在总结过去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在2010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这本自编的教材文笔生动，视野开阔，深入浅出，我们自编教材的三个愿望，“1） 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注入人文的关怀与道德的考量。2）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提供开阔的视野与鲜活的生命。3） 给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留下想象的空间与讨论的时间。”得到了同学们的高度认同，教材使用近3年来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也为保证课堂教学水平与质量进一步夯实了基础。课堂再好，总有下课的时候；教材再好，但是更新相对缓慢，在好的课堂与教材的基础上建设一个高质量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品课程网站就变得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从今年开始我们把课程建设的重心开始转向网站建设，希望这个网站更新更快，互动更好，成为一个跨时空的、永不打下课铃声的云课堂。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对于实践的高度重视，即真正有说服力的理论不仅要能够解释世界还要改变世界，所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建设中也始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环节。通过学生讲课抓师范能力建设；通过安排学生深入仙洪试验区调研，参观美的荆州工厂等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荆州工业发展的实际。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工作，就会使同学感觉到所学的东西有用，学会的东西不足，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释，这一切反过来又会转化成他们未来更大的学习兴趣与思考动力。

总之，成功是勤劳者的奖赏，宿命是无为者的辩白，实践证明只要真抓实干，在当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是可以建设好的，它完全可以避免被边缘化的“宿命”，仍然有可能成为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课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