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精选(九篇)

第1篇：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唯物史观；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185―04

一、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唯物史观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人们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十分明确地指出的是“这种历史观”如何如何。显然，马克思明确地把唯物史观指称为一种历史观，但却从来没有明确地把唯物史观指称为是一种哲学观。那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不是一种哲学观念，抑或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呢?对于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多数学者承认唯物史观是一种哲学观，但却对这种历史观的一般世界观意义没有给以令人满意的回答。

对于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有两派观点。

第一派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代表文献是丛大川同志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吗》一文，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而是马克思的科学观点，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唯物史观“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实践人道主义’、‘实践唯人主义’才是马克思真正的哲学观念；“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二种，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世界观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历史观意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如刘福森同志认为，“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观念，而否认了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仅仅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历史观。

第二派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此派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有三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层次论。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唯物史观是第二层次的哲学观念。如朱宝信同志在“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一文中，针对丛大川同志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认为“马克思的新哲学观是人的自由发展观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亦即人的自由发展观的价值观和唯物史观的真理观的统一，两者均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但两者在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中并不处在同一层次。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实践的人为本的哲学，人的自由发展是实践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必然的趋向目标，以自由发展为目标的人的实践活动以包括自然界和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为对象，因而人的自由发展观是马克思哲学的第一层次；而唯物史观反映的是世界之一部分的社会的客观规律，因而它处于马克思哲学的第二层次”。

第二种，推广论。源自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让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一方面，这种“推广论”有一个虚拟的假设，即马克思先研究自然，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再研究社会历史，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但这种假设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的。另一方面，这种“推广论”确认了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虽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在一起，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推广”、“应用”的结果，只能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独创，并不能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三种，核心论。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观念的核心。如俞吾金同志在分析批判“推广论”时指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而前者也正是在批判后者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贡献也正在于他创立了这种崭新的历史观，从而使全部哲学研究都沐浴在新的阳光之下”。

我们同意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但需要论证的是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历史观与世界观不同，但马克思的历史观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学范畴，具有了世界观的意义。

二、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现实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揭示了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1．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史、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

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rI均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是具有普适性和贯通性的历史,历史不仅是探究人类社会的基本视域，也是理解自然和思维的基础。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哲学视域里，不存在着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三个相互平列、相互独立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只承认一个研究对象即历史，并用历史这一概念把传统哲学研究的这三大对象综合起来了。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是有机统一的，同时，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统摄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才能得以正确的说明。马克思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现实的世俗基础，这就是“现实的历史的人”、“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过去的一切历史观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与历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所讲的历史性是贯穿于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领域的，在整体的现实世界，历史性具有贯通性和普适性，正是住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唯物史观则使唯物主义贯穿了整体的历史领域。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仅理解为适用于人类社会史，必然会贬低它的世界观价值。

2．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理论原则

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还体现在它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基本理论原则。这些理论原则是作为历史观表述的，但却具有着一股世界观的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阐述，确立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规的基本理论原则。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既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的表述。但是，马克思在论述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论述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费尔巴哈》一章的副标题是“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本身突出的就是世界观而不仅仅是历史观。而且马克思反复强调，在这里闸述的是自己的观念与当时“德国哲学”的对立，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是自己的哲学观念与“德国哲学”的不同，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历史领域。

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哲学”进行了改造和批判，马克思把旧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转换成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把思维(意识)与存在的抽象关系转换成为现实的具体的关系，使抽象的哲学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对哲学的一般问题做了科学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旧哲学讲的抽象的思维和意识其实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思维和意识，它最终根源于人的现实生活，根源于人的社会历史现实。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不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用物质解释意识，而是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解释意识。旧唯物主义把意识归结为物质，用物质解释意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是用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去解释意识，而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历史过程。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对物质自然界的理解也超越了旧哲学。新唯物主义讲的物质自然界是与人的生活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进人人类社会历史视野并由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的物质自然界。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尔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足那个除去在澳洲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新唯物主义对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理解的，并突出强调了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的统一性，马克思说：“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马克思并不否认那种未进入人的视野的自在的自然存在的优先性、先在性和真实性，而是说，那种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活没有意义，因而对于人来说便不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现实性”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出发，实现了对旧哲学的扬弃和超越，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实现了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

3．用唯物史观指称马克思的哲学观更能展现马克思杰出的理论贡献

哲学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马克思哲学的特色在于，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揭示了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的本质，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形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科学的实践概念，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并且用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指称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我们并不否认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不否认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然而，马克思的突出贡献却在于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贯穿于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历史的，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进而确证自己的本质，同时，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对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把唯物史观概括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而且，唯物史观内在地包含着实践的唯物主义，用唯物史观来指称马克思的哲学观更能展现马克思杰出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一生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建构了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反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形成的著作中，马克思系统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也与实践唯物主义一样是处于同一程度的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世界历史理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有机性、整体性和世界性。人类社会的有机性、整体性和世界性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本质的外在表现和展开。而唯物史观则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都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反思，同样构成了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2篇：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从唯物史观开始

中国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是1898年夏上海出版的《泰西民志》一书，这是从英国人克卡朴着的《社会主义史》翻译过来的。次年2月和4月，《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两篇译文，也提到马克思。在这些资料中，介绍都非常简单，只能由此了解到马克思是西方社会主义一个派别的首领这样简单的信息。至于关于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介绍，还是在20世纪初开始的。最早提及唯物史观内容的是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书中说，马克思的学说“以讲究经济上之原则，而认真理与正理”，这显然有点唯物史观的意思。1903年2月16日出版的《译书汇编》中，刊有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文中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同年，中国达识译社翻译的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出版。书中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有史以来，不问何处何时，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者，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之方法为根底。即如其时代之政治及历史，要亦不能外此而得解释”。这些片鳞半爪的介绍，虽然很简单，但毕竟说明对唯物史观已引起了一定的重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掀起了传播的热潮。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唯物史观成为被首先介绍的内容。1919年5月5日至8日，《晨报》副刊“觉悟”连载了由渊泉翻译的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一次比较全面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此后，该副刊还发表了《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马氏唯物史观批评》等译自日本刊物上的文章。于1919年9月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随后，他又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开设有关唯物史观的课程。不仅如此，还号召人们认真研究唯物史观，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广州中华新报》连载杨匏安的《马克斯主义》。文中说：“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李达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着手翻译《唯物史观解说》，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1921年1月《新青年》第8卷第6号发表了李达的《马克思还原》，把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做了概括说明：“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同年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了《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文中说：“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

前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唯物史观达到了如下的认识：第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唯物史观可以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是共产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根据；第三，唯物史观可以被广泛运用于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运用于考察中国的政治变迁、思想变动、文化更新。正是因为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才把唯物史观的宣传和研究放在首位。在宣传和研究中，他们突破旧的进化论思维的制约，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投入新的战斗。

中国共产党深入传播唯物史观的历程及其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深入传播唯物史观，取得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播唯物史观，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途径：第一，注重马克思主义原着的翻译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没有专门的着作，许多重要观点都贯穿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的着作中。所以，翻译他们的各种着作，对于传播唯物史观，就是非常重要的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925年，上海书店出版了柯柏年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他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1929年，杨贤江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出版了吴黎平翻译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出版。这些原着的翻译出版，为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第二，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1923年关于科学与玄学之争，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现代化等问题的论争，虽然都以学术争辩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却紧密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相关，许多观点的分歧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与反

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正是在这些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及进步的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和传播了唯物史观。如陈独秀在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于1923年12月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的序中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何干之在1937年1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中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历史唯物论的ABC。”第三，运用唯物史观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在1924年5月1日发表的《这一周》一文中说：“应该细细的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逐步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并在实践上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具备了更加广泛传播的条件。这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着作，包括全集、选集、专题汇集、专题摘编。第二，出版、邓小平、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着作，包括选集、文集、文选、专题汇集、专题摘编等。第三，出版研究专着，发表研究论文。如吴黎平与艾思奇合着的《唯物史观》(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雪永生着的《唯物史观形成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央党校课题组编写的《唯物史观新视野》(东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等。第四，普及教育。在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门受到高度重视的学科。第五，运用唯物史观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许多新的理论问题提了出来，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认识和解决。比如，怎样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改革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唯物史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在社会主义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更加广泛而深入。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步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重大理论问题，并在实践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在唯物史观方面，思想、邓小平理论也都有重大发展。

“三个代表”与唯物史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第3篇：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唯物史观；理论前提；青年黑格尔派；历史观演变

作者简介：叔贵峰，男，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段晓昱，女，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1-0019-07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形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但这部著作并非是马克思单纯为阐述其唯物史观而写的，而是基于其与以青年黑格尔派所代表的“德意志形态”进行论战的需要所作。由于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在他们的宗教批判中臆造出来一些虚假的“观念”，并试图用这些现实世界的“影子”来支配人们的实际生活及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以各种“精神”为客观根据的历史唯心主义。而马克思恰恰要揭露这种唯心史观的理论荒谬性，同时将自身的历史观建立在人类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投合耽于幻想、精神萎靡的德国民众口味的哲学斗争，使之信誉扫地。”[1]（P510）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考察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的理论前提时，青年黑格尔派用各种“观念”和“精神”样态建构起来的唯心史观不可“缺场”，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由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史观的“扬弃”所形成的历史观逻辑更不容忽视。

一、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确立

1835年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出版，在当时的普鲁士掀起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宗教批判运动，这些批判的理论先锋之所以被为称为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是因为他们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为理论基石，以思辨理性为理论工具，将黑格尔哲学中温和的、中立的宗教立场引向了对于宗教的全面的、猛烈的、激进的批判，他们先后运用历史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理论态度，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基督教历史，试图用人类理性或精神重新诠释圣史的由来，将基督的历史根据确立在人类的理性之上，目的在于通过理性来净化宗教，改造宗教甚至消灭宗教。从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整体进程来看，他们的宗教批判一方面表现为宗教圣史不断被理性化和人本化，使得“去神圣化”的启蒙使命日渐凸显；另一方面也促使历史观从宗教神创向以理性与精神为根据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转变，人类的精神或类等意识形态取代了上帝的同时却重新被神圣化，它们拥有了上帝般的光环，俨然成为人类历史的新的缔造者，于是，青年黑格尔派所打造出的唯心史观并未真正地走出宗教史观的逻辑“怪圈”，他们宗教批判的结果反而背离了去神圣化的初衷，重新被圣化的世界更宣布了他们宗教批判的失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世界在越来越大的规模内被圣化了，直到最后可尊敬的圣麦克斯完全把它宣布为圣物，从而一劳永逸地把它葬送为止”[1]（P515）。

黑格尔将宗教视为“绝对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宗教的历史不在于其中记载的史实是否真实，而在于它以宗教的表象形式表达了“绝对精神”的理性内容，宗教史也是“绝对精神”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和阶段。这意味着宗教历史存在的根本并非是信仰意义上的上帝，而是理性意义上“绝对精神”。于是，黑格尔运用辩证法打通了理性和信仰、宗教和哲学之间的壁垒矛盾，也为其后青年黑格尔派对于基督教历史的思辨理性批判确立了主基调。大卫・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存在于四部福音书中的基督教的历史。在施特劳斯看来，四部福音书中记载的历史均为作者的主观虚构，但这种虚构依据早期形成于犹太民族中的、希望被拯救的“普遍信念”。“如果问，在我们所谈到的福音书著作时代，为什么人们会编造出关于耶稣的这类传奇来，我曾指明，这首先是由于当时流行着一种期待弥赛亚降世的思想。”[2]（P210-211）福音书作者完全是凭借希望被拯救的、无意识的朴素情感在进行创作，其他信徒同样凭借此种“普遍信念”而对于福音书记载的圣史深信不疑。因此，基督教的历史是对于客观存在于犹太民族的“普遍信仰”的神话式表达，宗教的历史根据内置于人类民族的历史之中的“客观”精神。鲍威尔并不否认圣史源自于某个人对于福音书的虚构，但它创作的动机却不是犹太民族的“普遍信念”，而是古希腊晚期存在于罗马人之中的“不幸意识”和“苦恼意识”，是他们无法自我摆脱连年战乱之苦，希望逃离现实世界、在彼岸世界得到解脱的精神诉求。鲍威尔所说的“不幸意识”就是指黑格尔“绝对精神”在人类历史演进中发展至罗马阶段的“自我意识”样态。按照鲍威尔的观点，自我意识是一切宗教观念的基础，同时也是福音书的创造原则。这样，鲍威尔便将基督教的历史批判注入犹太民族的历史时空，推向了整个人类理性的自我发展史。被人为虚构出来的基督教历史其实与犹太民族无关，而是整个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宗教式表达。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他（指布鲁诺・鲍威尔）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至少就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3]（P464）。我们看到，当施特劳斯和鲍威尔认定福音书为个人虚构时，被记载于其中关于上帝拯救人类的历史观便宣告破产。同时，他们秉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用“普遍信念”和“自我意R”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根据，将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的普遍性“精神”注入基督教的圣史之中，这不仅找到了圣史被主观虚构的客观根据，从而将黑格尔的宗教批判引向深入，而且这种宗教批判的结果也导致了以“普遍信念”和“自我意识”为根据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对存于宗教圣史中的历史观的否定、批判、超越和替代。从此，青年黑格尔派视域中的历史观便摆脱了上帝救赎人类的“历史漫画”，新历史观要向具有普遍性的“理性”和“精神”中去寻求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根据，这便构成了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所具有的一个特别典型的理论特征，即在宗教史的批判中确立了唯心史观，并沿着“理性”方向使之不断地走向深入。当然，施特劳斯和鲍威尔毕竟还是用脱离于人类社会之外的普遍性精神来描绘历史，而要让普遍理性精神向人类自身回归，这要归功于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从人出发，认为宇宙中只有人拥有理性和精神，反对黑格尔离开了人而将理性非法地抽象为独立存在的绝对精神，施特劳斯的“普遍信念”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同样是与人和人类社会相分离的精神性存在。费尔巴哈的解决方案是：理性是属于人的本质，它理应还给人自身，“绝对精神”“普遍信念”以及“自我意识”都不是独立于人类之外的某种存在，而都应该属于人类自身所具有理性属性，即“类本质”的组成部分。在费尔巴哈看来，“类本质”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生成的，包括理智、意志和情感等在内的对象化的存在，人类历史就是“类本质”自身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成长史。宗教是人还没有意识到自我本质时而将其对象化给某种神的结果，“宗教是人类童年时的本质”[4]（P43）。因此，基督教福音书中所记载的圣史不过是人“类本质”成长史的宗教式表达，宗教的秘密就是人的秘密，上帝就是“类本质”的宗教表象的异在。这样，费尔巴哈以“类本质”克服了施特劳斯“普遍信念”和鲍威尔“自我意识”与人类历史的分离，将人类历史的发展与人的“类”本质生成整合为一体，确立了以“类本质”为内在根据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由于“类本质”是在人类社会中后天形成的，因此，费尔巴哈便将原来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那些普遍性“精神”全部还原到人类的历史发展之中，唯心史观根据的重心下移到人类自身之中，从而推动了唯心主义历史观从“人之外”向“人自身”的转向。然而，费尔巴哈虽然试图用“类本质”克服“绝对精神”等远离人本身的抽象的非法性，但他也同样没有彻底逃脱“抽象”的逻辑宿命，“类本质”同样是基于个人共同属性的抽象存在，它在本质上与“绝对精神”“普遍信念”以及“自我意识”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因此，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虽然是具有唯物主义特征的现实个人，但当他用抽象出的“类本质”去充当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据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P530）。施蒂纳正是洞悉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重归被“抽象”理论宿命，并试图用“自我”来替代一切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精神性存在――“所有物”，从而将人类历史还原到“自我”的现实性基础之上。

施蒂纳认为现实中的每个个体存在就是“自我”，它才是人的最高本质，而其他一切所谓精神性的存在和“类本质”都是“自我”创造的产物。 从施蒂纳到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并没有改变自我“唯一者”和其他“所有物”之间的本末关系，他们只是用一种“所有物”替换了另一种“所有物”而已。人类历史更不是建立在这些被抽象出来的“所有物”之上，而是与个体“自我”的发展具有“同步”相关性。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古代人、近代人和现代人三个阶段，这是个体“自我”的成长中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决定的。儿童以经验中可感知的事物为对象，表现为强烈的现实主义，它决定了人类的童年（古代人）主要与自然打交道；青年则是以精神为对象，表现为理想主义，青年人往往希望用他们想象出来的理想世界来改变或替代现实世界，在哲学上表现为人类的青年时代（近代人）的哲学以“我思”或“精神”为对象，宗教上则表现为人们热衷于，希望自己的“灵魂”在彼岸世界中得以实现；成熟的人（现代人）则是以自我为对象，表现为现实主义或利己主义，“而后他随心所欲地处理事物和思想并将他的个人利益置于一切之上”[5]（P14）。这也决定了现代人的哲学是以自我为中心，反对一切由主观臆造出来的观念、精神和类，也包含现实中国家、法律、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以自我利益为对象的利己主义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当然，当施蒂纳去除了一切“所有物”身上的神圣光环时，也为他的自我“唯一者”重新披上了神圣的外衣。用个体“自我”去绑架和肢解人类历史，仍然是个性十足的臆想和虚构，故其“自我”的现实性并没有改变其历史观的唯心性。

至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建构完成，其内在逻辑也清晰呈现出来。他们因袭着黑格尔对待人类历史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以宗教批判为主题，沿着从绝对精神向人自身的逻辑不断推进其唯心史观的理论建构：从基督教的宗教史观向以普遍性精神为根据的唯心史观，再从普遍性精神的唯心史观向以人类自身本质为根据的历史观转向，最后归结为以“自我”为“现实基础”的唯心史观的完成。正是他们的唯心史观结束了人类历史由上帝意志摆布的宿命，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以及思辨方法成为了考察人类历史的理性工具。诚然，由于青年黑格尔派历史观中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唯心主义性质，他们总是用一个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客观理性”或“普遍精神”来作为历史的根据，从而又将理性重新圣化，这无异于又回到了宗教史观的老路之上。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切中要害：“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1]（P509）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些唯心史观坚信人类历史具有自身的目的，其存在和发展遵循着某种具有确定性的理性“根据”，人类社会由于“根据”的存在而最终会走向自我自由和人类解放。正是基于这个历史观前提，只要将这些历史“根据”落实在人类实践的根基之上，便会触动由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转向的“机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出场”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6]（P363）。

二、马克思实现了从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唯心史观向实践唯物史观的变革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创建与其对于“历史”的理解密切相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整个“历史”应该由相互联系的自然史和人类史两部分构成。“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7]（P10）自然史是纯粹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发展的历史，自然科学揭示自然史的规律；而人类史则存在于人类社会一切现象及其运动发展中，而其内在规律则由“历史科学”聿明。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历史科学”之所以还没有成为“科学”，就在于“人类史”还没有建立在历史的经验现实基础之上，青年黑格尔派运用一些先验的精神和观念所打造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远离了科学的经验基础，造成了自然史与人类史之间由于缺少统一的“现实基础”而相互分离。他们在宗教批判进程中所建构起来的唯心史观非但不是“历史科学”，而且“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7]（P10）。这样，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为“人类史”找到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现实基础”，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运动规律。如此，人类史才能真正成为科学，同时也让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在内的整个历史科学成为完整的真理体系。所以说，马克思对于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理论批判便构成了其创建唯物史观的直接动因，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也自然成为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提。

就“历史观”本身来讲，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理论分歧，二者的分歧也反映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之间的理论内核上的根本对立。同时，马克思也恰恰是针对这三个方面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展开了集中的批判，从而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总体理论结构和基本观点。这种分歧具体表现为：其一，“人类史”产生的前提究竟是源于超验的精神，还是经验中的物质生产实践？这关乎人类历史的真正起点和历史观“唯心”抑或“唯物”的理论本性。受黑格尔先验的思辨哲学唯心体系的深刻影响，青年黑尔格派的历史观同样是以具有先验性的普遍理性或精神作为人类进入历史的特有“标签”，而受人类的理性或自我意识支配的人的行动自然就成为了人类历史的开端。这种历史观不仅与黑格尔主张的“绝对精神”统摄人类历史运动的观点如出一辙，而且也与用“超验解释经验”的西方本体论思维方式相契合。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历史观的荒谬性在于：我们永远无法提供这些超验“精神”是否真实存在的证明，它们的唯一来源就是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的主观臆断，它们可以被随意地想象为“普遍信念”“自我意识”“类”以及“自我”等，以这些“想象物”为根据的历史观也必然会充满人为任意编造的荒谬性。马克思说：“他们的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创立和成千成万的假说。”[7]（P22）这样，马克思便回到自然史和人类史发展的经验事实当中去考察“历史”的开端，人类由自在的自然状态进入自为的人类社会不是因为有“理性”，而是基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7]（P13）人类是由于物质生产的对象化而创造了人类生活本身，同时人在对象化的生产活动中也塑造自我的实践本质，“劳动创造了人”。因此，人类历史不是什么“理性”“精神”或“类”的发展史，而是人类生产实践的发展史，只有考察人类的物质生产的历史活动才能发现历史的客观规律。这样，建立在各种“理性”和“精神”之上的唯心史观便宣告破产，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完成了历史观从“唯心”向“唯物”转向。“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7]（P20-21）

其二，物质生产实践与意识、观念以及精神相比，何者为第一性？这关乎着历史观确立的基础和真理的属性。自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第一性”存在是决定哲学是否能成为“真理”的首要条件，这些“第一性”包括康德的“先验理性”、费希特的知识学的“绝对自我”、谢林先验哲学的主客观“绝对同一”以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绝对精神”。青年黑格尔派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出发，认为那些超越于人类社会之上的普遍“理性”和“精神”是决定历史的根本要素，是绝对的、第一性的存在，人类社会的其他存在只是第二性的东西，是“理性”的附属品而已，他们认为历史观只有建立在普遍“理性”和“精神”的基石之上才能形成无可置疑的历史“真理”。尽管费尔巴哈和施蒂纳坚持从人的“类”和“自我”出发，但这不过是“理性”的变种，他们从人类历史之外去抽象同一个“本体”再去解释历史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并没有改变。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1]（P545）。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面阐述了生产实践与意识、理性之间的本末关系，意识和理性是在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中，由于分工和交往的现实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P20）。意识和理性作为“第二性”的存在，其本身没有历史，决定其产生和发展的是具有“第一性”的人类生产实践，至于像“绝对精神”那样的普遍理性和“类”等更是出自于人类理性想象的结果，其实质是“意志”的不同存在样式而已。因此，马克思要将自己的历史观建立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之上，这个前提既是可经验的、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也是历史成为“科学”不可缺少的理论前提。“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7]（P13-14）这样，马克思便彻底消除了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赖以建构的基础和“第一性”的理论前提，将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作为人类历史“唯物”的基础，得出人类生产实践才是一切意识、观念以及理性的唯一来源的结论。正如马克思强调的，“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7]（P33）。

其三，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精神批判”，还是物质生产革命，这关乎人类历史发展客观根据和运行方式。青年黑格尔派试图用理性净化或消灭宗教的历史，将宗教的历史还原为以理性为根据的人类历史。因此，无论其宗教批判，还是历史观的建构，均发生在精神领域之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思想的领域中发生的”[7]（P9）。人类史取代宗教史不过是以“理性”精神批判“上帝”精神，同样人类历史之间也不过是从“普遍信念”到“自我意识”再到“类”和“自我”之间的不断更新。所以，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虽然总体上经历了从普遍的“理性”向人的“类”再向个体的“自我”的发展过程，但是，他们只是在以不同的“理性”样式说明历史，并天真地认为只要在精神领域中将上帝驱赶出去，人类的异化现象便能得以克服，阻碍历史前进的最大障碍便被消除。这样，对抗宗教的“精神批判”便成为了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而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7]（P33）。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建立在生产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是促进或阻碍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于是，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便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跃迁的运动方式。宗教史观将上帝作为历史的动因，唯心史观将“理性”作为历史的动因，它们其实都是从人类历史之外去寻求历史发展的“外因”，人类历史不能自我发展，而是始终受某个“命令”支配的历史表象。因此，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就是人类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将历史规律在自身中建立起来，实践成为历史的真正“因内”，人类历史也就成为了按照自我创造出来的客观法则去运动的“自因体”。这样，马克思超越了包含宗教史观和唯心史观在内的一切旧的历史观，将人类历史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自我实践的客观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便在历史观上完成了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从精神、理性的解放向现实的自我解放的实践转向。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体建构和其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系统批判是同一个过程，马克思正是在历史的出发点、历史的根据以及历史的动力等方面彻底地否定了青年黑格尔派历史观的唯心性，并正面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7]（P32-33）这样，我们再结合青年黑格尔派对于宗教史观的理性批判进程，便可以发现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观”演进全貌，这便是：宗教唯心史观向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唯心史观转换，再转向马克思的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

三、追溯马克思“历史观”变革的逻辑前提的理论必要性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确立过程中原本就包含着“历史观”的变革，因此，从“历史观”本身的演进逻辑之中考察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恢复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观”前提。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性，唯物史观常常被解读为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论在历史领域的应用。认识论中物质决定意志，历史观中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于是，唯物史观成为了用唯物主义来认识人类社会的“认识论”问题，唯物史观的来源与“历史观”本身的发展无关，而取决于其“唯物”还是“唯心”的认识论原则和立场。这种理解固然不e，但却导致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观”理论来源的遮蔽。因此，只有回到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形成的历史语境中，追溯唯物史观扬弃唯心史观的内在逻辑进程，才能将马克思唯物史观放置在“历史观”变革的理论平台之上，彰显马克思将历史观由“主观臆造”变成“历史科学”的真理性。

其二，正视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理论贡献。由于青年黑格尔派在马克思的早期文献中几乎都是处于被批判的角度，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神圣家族》中集中批判鲍威尔，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以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这便导致了我们同样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看待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而其理论中存在的“合理内核”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特别是他们所建构的唯心史观常常会成为错误历史观的典型代表，结果造成了我们过多地强调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对立，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内在理论联系。事实上，青年黑格尔派所掀起的宗教批判运动在理论上将矛头指向了基督教的教义和圣史，在现实中否定普鲁士“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他们希望通过宗教批判改变现实，通过宗教批判达到政治批判的目的，这些在当时的德国是具有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的。同时，在他们建构唯心史观的过程中，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坚持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费尔巴哈让理性向人自身的复归和从社会关系来考察人本身，施蒂纳力图用个体“现实性”和“利益原则”来克服思辨的抽象，等等。可以说，这些理论都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提供了理论前提。所以，不能用“对立”的理论态度来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割裂开来。相反，我们应该从他们理论之间的“扬弃”关系来认识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理论价值。唯有如此，才是合理的和科学的理论态度。

其三，正确回应当代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曲解和误读。一些西方当代学者就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展开理论批评，质疑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如本雅明用犹太神学解读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将唯物史观理解为替社会暴力政治提供合理性根据的乌托邦思想，仅具有“弥赛亚”观念的启示作用。与之相类似，卡尔・洛维特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就是用国民经济语言描绘的一部救赎史，无产阶级是被挑选的选民，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末日审判”，马克思不过是预言历史发展的“先知”。“《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全部历史程序，反映了犹太教-基督教解释历史的普遍图式，即历史是朝着一个有意义的终点目标的、由天意规定的救赎历史。”[8]（P53）这种指责的实质是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倒退到宗教史观，妄图用宗教的历史图景来解构马克思的历史观，最终将唯物史观虚无化和乌托邦化。然而，事实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恰恰建立在对宗教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之所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所臆造出来的各种“精神”，就是因为这些“精神”在替代上帝之后又重新将自己圣化，“世界在愈来愈大的规模上被圣化了”[7]（P12）。同时，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时，分别用旧约和新约来批判其著作中的“人”和“我”，就是因为施蒂纳的历史观并没有超出宗教史观理解人类历史的思维框架。这也充分说明马克思极力反对将历史观宗教化，并且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的宗教化有特别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批判。所以，只有在从宗教史观到唯心史观再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变革历程中，才能清晰地发现这些历史观之间的本质区别，才能看清马克思唯物史观超越以往历史观的真理本性。只要认清马克思唯物史观变革的逻辑，一切妄图将马克思唯物史观倒退到宗教史观的言论便不攻自破。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施特劳斯：《耶稣传》上卷，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 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8] 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第4篇：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

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李大钊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完整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李达在理论上的成就，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尤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就翻译了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他们专门写了《唯物史观要旨》一节作为全书的附录；《唯物史观解说》及其附录，对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起了启蒙作用。在1919年到1922年，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宣传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五条："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李达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制度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比较片面，但他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则，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30年代初，他又主持翻译苏联哲学名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译著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李达研究唯物史观最高水平的是他的两部专著：《现代社会学》（1926年版）、《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书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李达的唯物史观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坚持唯物的一元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的作用。李达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具体论述说："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他还指出："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社会构造的变动。李达说："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变化所规定。"（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李达进而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它形态亦随而继续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总之，李达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之发达，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李达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李达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从根本上保证了唯物史观的贯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20年代，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们多侧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则独树一帜，强调生产力的观点，弥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缺陷，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不可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反作用。他说："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现代社会学》一书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李达说："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故个人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第一必在确定之前提与条件下；第二其结果又常由于多数人意志冲突而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就是说，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能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此种影响增大可能性，恒受社会组织所拘束，恒受多数社会力所限制"。当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即是说，在社会变革中，个人和人群之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忽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可以坐等社会变革，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李达注意把唯物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现代社会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唯物史观的众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总结："社会之革命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而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之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政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李达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从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个角度进行的，其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根本，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起"人工的发动力"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对辩证唯物主义论之甚少，还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1929年李达撰写《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的思想。李达强调指出，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相互关系做基础。"（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他说，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李达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专门介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容，不过论述还较为肤浅。

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李达1935的写成《社会学大纲》。该书是第一部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历史证明的完整体系进行论述的著作，它将辩证法引入了历史认识，因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较其以往论述更具深刻性。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李达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物质的生活资料。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李达进而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他说："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对立的统一过程中，生产关系常对生产力斗争，而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占居优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李达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社会存在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构造，把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李达说："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就是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包括两个部分："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之二"。关于经济构造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达论述道："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的。可是这两种上层建筑虽受基础所规定，而对基础却又给以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的这种反作用是有条件的，不可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发源与结果来看，是决不能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方向的反作用虽也能延缓并障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决不能变更这发展过程的倾向，而经济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道路而前进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社会学大纲》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被当成一个有机整体被全面介绍。李达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立于辩证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同样，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李达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91-292页。）《社会学大纲》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唯物的辩证法引入历史认识，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一切学科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清算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唯心论、机械论等错误理论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翦伯赞在批评史学界存在的忽视对历史进行哲学层次探讨的倾向时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一读的。"（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社会学大纲》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学大纲》始终强调实践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李达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斗争，并把实践当作社会历史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是唯物史观建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李达认为，辩证唯物论不同于旧的唯物论，因为它是实践的唯物论。李达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开来，引入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的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社会学大纲》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作用。李达认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当作劳动、物质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着的实践……不单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且是哲学的唯物论和范畴。"李达说，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李达的这些精辟论述，从整体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特性--实践性。

在认识论方面，李达既坚持实践的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社会学大纲》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人类全部认识史的关系时，围绕着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这两条主线而展开。在唯物论思想方面，李达叙述了从原始唯物论思想的萌芽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再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产生，最后到列宁的唯物主义诞生整个唯物论思想的过程。在辩证法思想方面，李达分析了从赫拉克利特至黑格尔、再至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全部认识史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

《社会学大纲》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根本不同的；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永远变化的；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转变的，一切存在物相互关联，世界各部分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李达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李达特别强调并突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李达阐发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李达说，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包摄辩证法的其余法则。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它一切法则的关键。他说，矛盾是辩证法的精髓；"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李达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国内较早阐发矛盾是辩证法核心原则的。李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列宁关于对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具体闻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李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辩证法方面，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部分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李达的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

《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社会学》自1926年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1928年湖南零陵县署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学》的影响。1926年以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中国虽然已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播还是初步的。在《现代社会学》出版之前。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力图用唯物史观分析、解释中国历史问题，但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阐述还不够全面、准确。李达在序言中指出，《现代社会学》的写作旨趣即是："欲应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该书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可以说《现代社会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学》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侧重论述了社会的构成、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现代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了正确分析，在后来展开的关于中国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该书为进步学者寻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正确答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关于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的论述，对此后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上古历史有启迪作用。《社会学大纲》影响更大。《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后，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该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完善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赞扬《社会学大纲》说："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的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史学专著，但书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其影响

李达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由经济史而社会史，他最早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李达着重对中国经济史问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给1929年到1935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三大论战以重要的影响。

（一）李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较早地正确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在1928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李达在分析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李达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汇合。"（注：《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李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并尖锐地提出了民族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9年李达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该书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李达说，为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他在"编辑例言"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李达认为，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因此对产业革命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大量援引社会经济史料，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李达全面地研究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社会正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他说："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李达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表现：农业、手工业出现破产趋势，农业人口减少，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出现了近代工业；中国自办了一批银行等等。李达指出，中国近代经济虽然已开始起步，但很柔弱，外国资本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中国近代工业来看即是如此，李达说："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辽远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中国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429页。）。由于国际资本的强大支配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至为有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李达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性质。李达说，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又越来越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此，李达作出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达认为，由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所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他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时，李达说，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9页。）。国际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帝国主义从军事侵略到资本输入，进而通过控制封建主义势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制度对新生产力也起着阻碍作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发展新式产业的碍阻"（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总之，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日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因此"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基于以上认识，李达说："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李达依据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仍处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李达的结论，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

（二）李达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泰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达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达是主张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1919年他在《女子解放论》中即确认中国存在过原始社会。他在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章认为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他特别表述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可以说，二十年代李达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李达又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论战中提出了多种看法。早在1926年，李达就在《现代社会学》第11章中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的社会状态。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含有封建社会中特征的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方法的意义"（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在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页。）；"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106页。）。李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可存而不论，其意义在于批驳了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立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原则。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托派大多数人持否定意见。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李达认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奴隶制的形成也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是，"奴隶制是社会发达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各种各色的奴隶制的阶段"（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关于封建制问题，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中，李达指出，自西周至清末，中国为封建社会。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又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他按经济形态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对中国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李达也有探讨。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状况。他说，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传统农业日趋破产，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等。

1935年，李达出版《社会进化史》，这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书中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等论战的主要问题，放在世界史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反映了著者开阔的历史眼光。

第5篇：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自然观;综述

近年来，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等种种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凸现，严峻的生存环境迫使人们反思传统的自然观、发展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理论层面上探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良策。与此相应，哲学理论界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研究和讨论也愈益活跃。现将有关情况作一综述。

1．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过程

大部分论者都认为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崭新的自然观的。但学者们在理解的角度上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自然观从形成到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孕育萌生期（以《博士论文》为顶点）、建构形成期（从《44年手稿》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完善批判期（《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中表现的尤其突出）；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是通过以下三个维度的转向而实现的：一是从本体自然观到社会自然观的实践论转向；二是从机械自然观到人化自然观的关系论转向；三是从构成自然观向过程自然观的生成论转向。

2.马克思自然观的本质和特征

学者们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本质和特征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大体上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2.1物质本体论的自然观

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物质本体论的世界观[3]。它的唯物主义原理被归结为：①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的特性和反映；②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③物质在时空中运动，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④运动是有规律的。

2.2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认识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学术界主流观点基本上否定了“物质本体论”的观点。既然自然观从属于世界观，那么，对马克思的自然观的理解也应当发生一个相应的改变。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既然把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的自然观也应该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只有将马克思的实践原则引入自然观的研究中，我们才能科学地说明人与自然的全面关系，因而才能科学地理解和解释自然观的本质。总之，马克思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自然的概念在他那里就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自然界的物质性与自然的属人性、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统一体，正是在这些相对应的范畴的矛盾运动中，马克思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得以凸现出来。马克思的哲学自然观实质上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2.3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我国的学者最早在90 年代初就提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6]。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种含义，第一，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学者们认为，说“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也并不错，但是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为实践唯物主义提供最终的、社会历史的解释，才能真正使实践唯物主义成为区别于旧哲学的新唯物主义。因此，实践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中介环节，不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最终成果。“只有把实践唯物主义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才是彻底的实践唯物主义”，“彻底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的自然观的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2.4历史生存论的自然观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生存论是马克思自然观的终极解释原则，既然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终极解释原则又是生存论，马克思所关注的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的自然界，而是进入人的生存领域的自然界。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是“历史生存论”，那么，从属于哲学总体性质的马克思的自然观也应该是历史生存论的自然观。因为实践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自然观的终极解释原则。人是依靠它的实践活动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来维持生存的。这说明了实践在人的生存和社会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实践最终也不过是人的生存的“手段”。“生存”与“实践”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手段”是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目的”的。实践的价值和必要性只有从人的生存价值才能获得终极的解释。我们只有立足于生存论，才能理解历史上自然观的演变及其我们在当代应当采取的行为策略。

2.5马克思的自然观的本质是人化自然观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化自然观。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有重合之处，认为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自然界”，不是与人和人的活动彼此分离的自然界，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其本质即人化的自然界，突出强调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自然是被社会历史所中介过的，而不是处于社会历史之外，并合理阐发了人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这种自然观不同于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关于生态问题的观点。根据马克思的自然观，生态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问题，只有从解决社会问题入手，才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异化。

3.马克思自然观的当代意义

第6篇：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第7篇：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

论文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旧唯物主义、人本主义进行了批判，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变革性和优越性，在反思中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一1846年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以及后来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被称作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一个文件”。马克思在这里实现了哲学领域中的革命变革，表述了新的哲学世界观。今天，我们重读这两篇光辉论著，深刻理解从《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怎样批判旧唯物主义，解决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所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从而更加深刻理解新唯物主义的变革性和优越性，在反思中对马克思主义本质进行再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马克思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那么提纲的第一条则可以说是提纲的核心，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揭露了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而且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新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既不象唯心主义哲学那样，从抽象的人类精神活动派生物的角度去理解，也不象旧唯物主义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要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并且要把人的实践活动当作真正的人的活动，当作客观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性，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也才能理解!日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

    在十一条《提纲》中，一共有三条是从世界观方面批评旧唯物主义的。除了第一条前面阐述的外，还有第五条中指出:“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提纲》第九条又指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事实、现实、感性”这三个词，在费尔巴哈著作中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感性的对象，其中也包括作为肉体的人，费尔巴哈曾经说过:“感性就是实际存在着的。因此，在我看来，它具有和现实同样的意义”。马克思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暴露了费尔巴哈“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了解现存的东西。”费尔巴哈证明某物或某人同时也就是某物某人的本质。这样，事物、现实、感性的客体存在似乎就是事物、现实、感性的本质了。马克思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 工业 发展 状况的产物，是 历史 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

    从马克思的这些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不是同时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言而喻的是，和旧唯物主义有着基本区别的新唯物主义，要求同时从这两个方面，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上，又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这就是说，既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独立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又把它们看作是人的感性的活动的产物，是因为这种活动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变革之所在，就是马克思提出的新世界观的基本内容。之所以把它称作新唯物主义，是因为其内容的前一个方面，表明它和旧唯物主义一样，是一种哲学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而其内容的后一个方面则表明它是一种和旧唯物主义有区别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具体地发展了能动方向的新唯物主义。

    马克思进行的哲学革命首先是哲学观上的革命，是从哲学观上对旧哲学的否定，在这种新的哲学观看来，哲学的主要宗旨和功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这样，在对世界观的理解上，也就否定了那种把世界观仅仅看成是关于世界本体的知识体系的旧哲学观。新的哲学观是应当这样理解世界观的:世界观不是人的观察世界结果的知识体系，而是人们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它所关注的不是那种以外的自在之物，而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它强调的不是人对自在世界的顺从，而是人对外部世界的革命性改造;因此，世界观是人以自身的眼光，从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出发对世界的理解和根本态度，世界观所反映的主要不是自在的非人世界的客观状态，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性质和状态。其功能是要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全面解放提供一个最高的根据和尺度。这样理解，才能把新世界同新哲学观统一起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在这种新世界观中当然包含着人们对外部 自然 世界先在性的本体论承诺，包含着人们对外部世界认识意义上的理解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人们对外部自然物质世界的一种实践态度和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和解放的价值追求。伴随着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也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世界观，已经不是去寻找世界的本源和本体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人们把握世界的实践方式，对待世界的实践态度和评价世界的实践标准，已经不是寻找世界的抽象本体，而是要使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改变现在事物，其目的和功能是对现实世界进行革命的、实践的批判，以解决无产阶级和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解放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新唯物论，是人的生存论、发展论、解放论。

   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对此，马克思在完成《提纲》不久，他又与恩格斯合作一起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继续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受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的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们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

    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其 历史 发展 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唯物史观和唯:史观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唯心史观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的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如何确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直接影响能否正确认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能否客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 规律 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说，唯心史观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错误想象，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而唯物史观是 科学 的历史观，是社会有机体普遍本质的理论再现。其原因就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的理解不同。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并在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中首先明确指出考察社会历史“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则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只有以这样一种物质关系、 经济 关系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观，才能再现社会有机体的普遍本质，才能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这一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同时，还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和“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同等”意义的概念，这不仅说明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揭示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原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要求人们既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又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既确认外部 自然 界的优先地位，又把人类的劳动实践看作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这样，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既同“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同“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第8篇：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

论文摘要:通过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群态)两篇文幸的分析，说明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马克思轰终实现了其思怒 发展 第二次逆料转变，创立了 历史 唯物主义，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象任何理论思维(包括哲学)都是时代产物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它所处时代的产物。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 经济 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 科学 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 工业 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的发展也是在现实的影响和参加斗争的实践中经历了一个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以及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们合写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神圣家族》。(神圣家族)主要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清算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批判和清算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系统地论证存在决定思维的唯物主义，是池们在思想上彻底划清与黑格尔唯心主义以及一切唯心主义界限的标志，为建立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但应该指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达到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役有形成唯物史观。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他们不仅看到了一切唯心主义的荒谬性，而且也看到了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于是批判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划清马克思的新观点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观点的界限就提到了日程上。至于真正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一切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界限，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出的。

    1845年春，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只以下简称(提纲》)。《提纲》共有十一条，字数不到1 sdd字。但言简意赅，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在(提纲》中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总论、分论、结论，在这三部分中，马克思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俐析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提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否真正了解实践及其愈义。在《提纲》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以前一切唯物主义的缺陷，他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在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者把人和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被动的、消极的直观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他们不懂得人们的认识对象，同时也是人们实践的对象，只有通过实践人们才能反映客观物质世界，池们把实践排除在人和客观物质世界之外，因此、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只能消极地、被动地、直观地反映世界，而不能变革世界。由于旧唯物主义不理解实践的重大意义，就必然导致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所以马克思在《提纲》里，开宗明义就把这一点看作是“从前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和新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而且，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的唯物主义，就得出一个具有根本性质的思想: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他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其二，批判唯心主义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歪曲，进一步分析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念，提出马克思的实践观。马克思分析了旧唯物主义以后说:“所以，结果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即唯心主义看到了、肯定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活动的意义，但是唯心主义者把这种主观能动性只是“抽象的发展”了。把人们实践活动的现实的、具体的客观物质性抽象掉了，只剩下人们的意志、愿望等主观的东西。他们认为精神是一切现存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源泉。实质上，唯心主义者也是把实践活动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同时，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虽然不满意黑格尔式的抽象思维，从思辨哲学回到唯物主义，但他仍然没有超出旧唯物主义的范畴，仍然同旧唯物主义者一样，从被动、直观、消极的方面去把握客体。在原则上费尔巴哈虽然并没有否认实践概念，但他所说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实践之间有着天地之别。例如，他曾说过如此的话:暂时在一个人头脑中存在着的东西就是理论，而在许多人头脑中的东西就是实践。很显然，他所讲的实践决不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客观的物质活动，而是人的认识和理论活动。所以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在对旧唯物主义的消极的、被动的和直观的性质的揭示及其认识论根源的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表达了他对实践的本质的科学理解。在马克思看来，首先，实践本身是一种“对象性们的即客观的和物质的活动，是一种不同于思想客体的感性客体;其次，实践是主体与客体统一的基础和根据，因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的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因此，实践也就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再次.由于实践是客观的物质活动，是主、客体统一的基础和根据，所以必须从实践的观点来认识客观对象，即把实践的观点提升为一种客观的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把实践作为检验和证明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的标准。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其三，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和社会历史理论，解决了一些旧唯物主义所不能正确解决的社会历史问题。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马克思不仅科学地说明了主体的能动作用、思维的真理性标准以及主、客体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而且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和人的理论的同时，对人与环境和 教育 的关系、宗教的问题、人的本质等这些长期困扰哲学认识、特别是困扰德国哲学认识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说明。在《提纲》中，马克思特别批评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按照马克思“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人的本质、人的感性也应是一种实践的产物，是一个理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出发，把辩证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运用来解决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这就把唯心主义从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为创立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奠定了基础。

    其四，揭示了新唯物主义的特点与意义。旧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一般而言都是剥削阶级的实践观，而就其哲学主张来说，又都局限于对实践的解释。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显著的特点则是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一方面，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另一方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旧唯物主义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因而也不可能真正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只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才能把正确地说明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结合起来，把哲学变成广大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改造世界，这是新唯物主义的特点。正是这种特点，使它同旧唯物主义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也正是这种特点，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在人类哲学思想史变革中的伟大意义。

    《提纲》虽然篇幅不大，但却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在这，马克思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制定了对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具有全局意义的范畴—社会实践的范畴。这就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重要标志，第一次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社会实践这一基本范畴作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一块“整钢”。恩格斯对这一提纲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提纲》虽然提出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但毕竟是作进一步研究用的提纲，这些观点还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这个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这部巨著完成的。

    (形态)这部科学巨著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德国思辨哲学—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及其唯心史观，揭露“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实质，清算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特别是为了阐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在1945年11月至1946年8月撰写的。在这本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一般思想前提，把当时作为德国哲学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根本谬误和局限归结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围绕这一根本问题，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诸代表人物的专门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阐释和论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系列基本观点。

   其一，提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概念，阐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的唯心史观时，鲜明地提出了 哲学 与现实、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他们把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当成是唯物史观的根本前提。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并把物质生活条件”从人类社会生活中区分出来，为唯物主义地认识社会生活和人类 历史 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们在对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颠倒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批判过程中，从正面探刻地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首先，从意识的起源来阐明意识对存在的依赖性。他们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意识不是一种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主体。意识总是人的意识，它总是受人的肉体组织所制约;必须有人的存在，才会肴人的意识。只有在物质生产中，由于和他人交往的需要，才产生语言，因而也就同时产生人的意识。其次，考察了意识是怎样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 发展 而发展。他们指出:“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出现，特别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人类的意识就向前发展了一步。意识开始摆脱了对物质生活条件的直接的依赖关系，产生了意识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意识形式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不管它多么抽象，都不是独立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外的东西，不能否定它归根到底要受社会存在、受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的制约:在这.亦阐明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错误的思想、意识，虽然是被歪曲了的，但它也是存在的反映。最后，他们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阐明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阐明意识的阶级性。他们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各个阶级统一的共同的意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其二，论证社会生产的决定作用，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 规律 的初次表述。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人的活动的分析，第一次 科学 地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人的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生产以及与种的繁衍相关的家庭，明确论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内容与实质，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构成物质生产过程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但两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徉的。首先，生产力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因此，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总和也就预先规定了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决定着社会发展的状况和性质。其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力发展的快慢，又同生产关系的状况有关。生产关系不仅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且具有社会历史性，随若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也要不断改变自己的历史形式，要不，原来的生产关系就会变成束缚他们的自主活动的侄桔。同样，生产关系是否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进步的，又会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说明生产关系并非是一种消极的、完全被动的因素。因此，生产关系终归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否则就会发生“历史冲突”、发生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何的矛盾。’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厉史上一切矛盾冲突的根源;而历史上各种矛盾冲突的发生，归根到底，是要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也就说明，征服和战争对社会的发展虽然有巨大的影响，但它们不能任意改变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时，他们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交往方式(生产关系)，第一次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依次更替的五种社会 经济 形态;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所有制，揭示了每种所有制的基本特征，以及为更高一级的所有制所代替的规律性，这就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 自然 历史过程。

    其三.解剖市民社会，初步阐明经济荃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在(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同时，在深入研究 政治 经济学和解剖市民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原理。首先，明确了市民社会和上层建筑的含义。他们指出: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而且认为上层建筑就是指在市民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法以及“以及任何观念上层建筑”。其次，阐明了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即指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但他们又认为上层建筑不是可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自动地发生变化，尤其是象国家、法这样的政治上层建筑，往往有传统的势力的支持，因此，这种变化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这就说明上层建筑具有柑对独立性的特点，同时说明像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一样，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也必须通过革命才能实现。

    其四，阐明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新世界观的鲜明特点。《形态》中他们着重阐明，唯物史观不是教条，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指出:唯物史观的发现“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所以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系统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初步揭示了这些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社会的结构和厉史发展的规律。以难物史观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者，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他们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间题的这种提法，表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已不只是一种道德要求，而是建立在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上的科学。

第9篇：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唯物史观；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期。当下所处的自媒体时代各种信息泛滥、舆论混杂，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层出不穷。面对这些复杂局面，在高等教育过程中需要以系统、全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为阵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帮助大学生群体形成独立的思维辨别能力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成果，积极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观是指人们对于已知社会历史进程的根本见解。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起初以神学为基础去解释历史、说明历史，致使人类史长期被忽略甚至被曲解。后来资产阶级逐渐形成用“人”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对比中世纪的神学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但资产阶级历史观范畴里的“人”是抽象的人，即脱离具体历史背景、物质发展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孤立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一种脱离客观存在的空虚的“自我意识”。从这个抽象范畴出发，必然会曲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过程，最终走向唯心史观。而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唯物史观包含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论，是哲学体系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把历史的聚焦点拉回人本身，提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是人类思想进步的重要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时期著作里对唯物史观都有诸多阐述，从时间上来梳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过了如下的过程：（一）唯物史观的初步形成：1842年，马克思任职于《莱茵报》主编时围绕林木盗窃案进行论战之后，研究重心逐渐转向经济问题。当时年轻的马克思对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产生了深刻的怜悯和同情，“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流亡时写下了《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次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初步阐述了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理想。这篇文章从劳动对象化与劳动异化这一问题入手，将“市民社会”作为研究和论述唯物史观的重要切入点，明确概述了“市民社会作为生产关系是构成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不像黑格尔理论体系中“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等上层建筑。同期，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英国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剥削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指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逐渐走向成熟。（二）唯物史观的创立：1844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重要历史作用，彻底脱离了黑格尔派并对其唯心史观及其称群众为“精神的敌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重大缺陷，提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明确了社会生活中“实践”的重要性。实践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石，《提纲》解决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揭示了国家机器的阶级本质，完成了对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心史观的科学批判，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对此，列宁曾高度评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2（三）唯物史观进一步发展：1857年，马克思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研究物质生产和借研究“生产一般”把资产阶级生产说成是永恒的错误观点，提出了要社会地、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回顾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和经过，并对1859年以前的研究作了总结。《序言》从宗教的批判到哲学的批判，到国家和法的批判，最终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以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最深层结构的批判。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验证和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一文，科学探讨了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进一步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

（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生产关系是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联系我国具体国情来看，改革开放41年来我们已经取得经济建设的瞩目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仍然不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这种不充分、不平衡的特点将长期存在。这种多层次的生产力、不同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决定了我国当前生产关系实现的多样性。（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辩证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界限。社会存在是第一性，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并对社会存在起到影响作用。马克思科学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从而使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了科学的理论。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过来会影响社会存在”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思想。例如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等，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4（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实现了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体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有效促进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局部还存在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某些因素和环节。因此必须对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经济体制中不适合生产力的方面和环节进行深入的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四）人民群众创造和推动了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一切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回顾过去，人民群众以海纳百川的智慧和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这一观点，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我们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紧密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某个人、某些人。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这里讲的人和人民，是同一个意思。

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