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精选(九篇)
第1篇：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范文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2）19-0020-07
历史观是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见解。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也称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灵魂，是史学研究的理论根据和基本方法，也是指导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史观和根本理论。
目前，修订后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已由教育部颁布施行。该课标明确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历史课程，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在“课程性质”的论述中，课标指出：“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拓展国际视野，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教学建议”部分，课标强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行科学、正确的阐释，客观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对历史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解释和评述。”在“教材编写建议”部分，强调：“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学生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角度出发，力图有利于学生的历史学习。”[1] （p.43）初中新课标的这些论述，指明了初中历史课程的教学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实现历史教育的功能和价值。
我们认为，尽管高中历史教学有别于初中历史教学，但其共同点在于：都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新课改背景下，唯物史观是指导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史观。《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性质”中明确提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于“课程目标”，课标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所了解，初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学会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历史和现实问题，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课标在“内容标准”中还提供了一些具体指导，如在高中历史必修（Ⅱ）中写到：“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经济活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并在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观点（其展开就是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运用。再如，课标在高中历史选修（四）《中外历史人物评说》中写到：“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涌现出一大批重要历史人物。他们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并以其各自的个性和活动，从不同侧面有力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只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一部分）的运用[2] （p.23）。由此可见，课标明确要求，引导学生学会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足以说明，唯物史观是指导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史观。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让学生掌握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史观，并不排斥让学生掌握能正确认识历史、实现历史教育目标的其他史观。当前，在高中新课程历史教学中被广泛运用的全球史观（亦称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生态史观等，与唯物史观并不相悖。相反，这些史观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所谓丰富，是指唯物史观可吸收、借鉴其他史观的研究方法，借以丰富历史认知。如整体史观的系统分析法（包括纵向系统分析法和横向系统分析法）、现代化史观的模式分析法、文明史观的类型分析法、社会史观的田野调查法、生态史观的生态考察方法，等等[3]，唯物史观都可以借鉴。所谓发展，是指唯物史观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划分、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等观点，存在明显缺陷，而其他一些史观的观点和论述，如文明史观注重从文明演进的角度阐释历史发展进程，整体史观将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动态的发展过程，现代化史观强调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生态史观则强调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去认识历史，等等。它们一定程度上正好弥补了唯物史观的某些缺陷，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使我们得以多维度、多视野地认识历史。
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究竟有哪些？这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之间有何内在联系？课标没有对其作相对系统的阐释，这让课改一线教师感到困惑和难以操作。我们认为，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具有相对完整和开放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所涉及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有以下一些：
（1）实践观点及实践标准方法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其内容是很丰富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4] （p.55）恩格斯说：对“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5] （p.221）。列宁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6] （p.49）进一步阐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7] （p.284）。这些论述表达了实践标准的思想：第一，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勇于探索；第二，用实践特别是其结果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第三，认识要为实践服务。
（2）生产观点及生产力标准方法
实践观点具体化为生产观点。物质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物质生产出发来把握社会，进而将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区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层次。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但是，说到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产生、受生产力制约并且归根到底是为生产力服务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看待社会历史的一个基本理论框架。它为我们正确认识、评价和改造社会提供了一个根本方法，即生产力标准，也就是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价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好坏优劣的主要标准、根本标准。生产力标准的检验对象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人们的社会活动。它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判断好坏优劣的价值标准。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要看是否有助于生产要素的改进、生产结构的优化、最终要看是否有助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3）辩证观点及分析方法
唯物辩证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观点。其基本思想是：一方面，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性，同时，这些规律又固有其辩证性质；另一方面，社会历史又是人的活动过程，人在活动过程中具有一定能动性和选择性。实践是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这一原理提供了辩证决定论方法：第一，努力把握客观规律；第二，正确进行主体选择；第三，坚持主体选择与社会规律的统一。
（4）整体观点及纵横分析法
整体观点，是对实践纵横发展规律的反映。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活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整体观点强调从全局，即从全球的角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两个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基本方面；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社会交往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两根主轴。
（5）群众观点及人民利益标准方法
人民群众是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们，其最主要最稳定的构成是劳动群众。唯物史观确认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制度、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具体说来，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因而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起主体作用。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利益高于一切；要坚定地走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与此同时，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并不否认个人，尤其是杰出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杰出历史人物要么是历史实践的当事人和策划者，要么是历史任务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唯物史观主张杰出人物加快或延缓了历史的进程，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历史规律，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
（6）阶级观点及阶级分析方法
唯物史观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观察阶级社会重大问题、科学地理解阶级社会历史的一把“钥匙”。唯物史观分析方法认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主要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他们在生产方式中所起的作用和获得社会财富的方式。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阶级斗争必然导致。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重视阶级斗争、暴力和革命的历史作用，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等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运用这种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及其基本观点，来观察和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就是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
（7）价值观点及社会评价方法
所谓价值观，就是“人们关于某种事物对人的作用、意义、价值的观点、看法和态度”[8] （p.2）。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事物的思索以及我们的行为活动都受价值观的影响与指导，价值观是我们判断事物利弊、美恶的一个标准。价值观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信念，它持久而有力的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以及目标。唯物史观认为，价值观存在着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三个境界，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层层推进并不断升华。价值观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以及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要求人们一定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发挥正确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正确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标准是：一是坚持真理，自觉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立足于社会实践。
（8）历史观点及历史主义方法
唯物史观认为，凡是认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历史，社会和历史存在着必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就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有了历史的观点，我们在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时就会更加全面、更加客观、更加符合实际，也更加智慧、更加接近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强调：只有首先承认历史，才能够尊重历史。承认历史，就是认为社会必然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尊重历史，就是联系历史来观察和分析现实问题，有选择地继承并发展历史，这实际上是如何运用历史和对待历史的问题。借鉴历史经验、立足历史条件、顺应历史趋势，做人类历史发展的推进者，做最崇高的理想的实践者，这一个唯物主义者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历史主义是一种方法论，强调从历史的联系和变化中考察对象的原则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前提是承认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它的基本含义是：尊重历史的实际，注意历史的演变，以是否推动历史的进步作为判断考察对象的价值标准。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上述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体系中，实践观点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历史的基本观点，统摄着唯物史观的其他观点。生产观点是对实践主要内容的把握，是实践观点的具体化和深化。群众观点是对实践主体和生产主体的研究，是实践观点和生产观点的进一步深化。阶级观点是群众观点的深化和具体化，但要以实践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为前提和基础。价值观点是对实践意义和目的的揭示。辩证观点是对实践一般规律的反映。历史观点是对实践过程的概括。唯物史观以实践观点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以历史观点作为其逻辑终点。
近些年来，受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生态史观等其他史观的影响，高中历史教学出现了淡化唯物史观、甚至抵触唯物史观的倾向，更少有人提及运用唯物史观指导高中历史教学。我们认为，依据课标实施高中历史教学，仍然要以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史观为指导。这是因为：高中历史教学必须遵循国家对历史教育的规定和目标要求，体现国家认同的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赋予高中历史教学的特有使命。从总体上说，存在两种对立的历史观，一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一种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两种历史观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唯物史观确立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9]。科学的历史观是人们正确认识历史的前提和保证。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历史观既是史学研究的关键，也对历史教学起着重要的作用。诚如课标所言，新课改背景下的高中历史教学，“应发挥历史课程独到的教育功能……促进学生科学历史观和健全人格的形成”[2] （p.30）。这里所指的“科学历史观”，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高中历史教学中，帮助学生接受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这是高中历史课程为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同科学的发展观必然要依托的理论支撑。为此，教师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准确领会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并在教学中加以灵活运用。具体说来，教师应着力做到以下几点：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揭示和阐明社会发展规律
高中历史课程担负着阐明人类历史的真实过程、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向学生指明社会发展前途的任务。因此，坚持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阐明历史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并不在于要求记忆多少历史事件和人物，也不在于仅仅对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是与非、对与错进行反思，而在于通过历史记忆与反思，感悟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规律性[10]。教学中，要让学生懂得“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 （p.603）。从而使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度，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人们做了什么，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进而能够面对当前的挑战与机遇并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便是学生学习历史课程获得的最大的历史智慧。
（2）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判断
当今时代，受开放环境下多元价值的冲击，中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高中历史教学能不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守和弘扬符合当今时代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核心价值观、主流价值观，将决定我们所培育的学生的人生价值取向，将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要以唯物史观关于“价值观点及其社会评价方法”为指导，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判断，引领学生尊重历史，追求真实，尽量从历史记录与历史解释中厘清不同的价值观判断，并分析产生价值观冲突的原因，从而使学生能分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核心价值观、主流价值观。同时，要依据教学内容，正确引导学生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价值观，科学地吸收世界和人类普遍遵循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明确包括唯物史观这一基本史观在内的不同史观的共同价值追求。如学习高中历史必修（Ⅰ）关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演变历史，应该使学生明白的核心价值就是“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学习必修（Ⅱ）关于人类经济文明的发展演变历史，应该使学生明白的核心价值就是“社会公平、整体效率、持续发展”；学习必修（Ⅲ）关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演变历史，应该使学生明白的核心价值就是“宽容、尊重、欣赏、开放”。总之，价值观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直接涉及史观，甚至历史价值观本身就是史观。历史价值观知识无处不在，正确的历史价值观知识可以转化为人生观知识，人们通过洞察历史获知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直接指导人生的选择和方向，知识由此悄然升华为智慧[12]。
（3）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精选与处理教材内容
持什么样的历史观将直接影响到教材内容的具体选择。历史知识纷繁庞杂，显然不能全部作为教材的内容，依据课标精选其中有利于培养高中学生正确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的知识，便成为教师处理高中历史教材内容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必修（Ⅱ）《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人民版）一课教学中，教师一方面要从生产观点及生产力标准方法的角度，引导学生关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变化，帮助学生认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为此，教师要精选教材内容阐明这样的唯物史观：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古代中国的农业经历了“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古代中国农业耕作方式的转变，即铁犁牛耕。如秦国用牛耕，所以国强民富，具有与其他各国抗衡的实力。在汉代，牛耕逐渐普及全国，出现了便于中耕的“曲柄锄”和便于收获的“大镰”，还出现了播种工具“耧车”。东汉时，既有“二牛抬杠”，更出现了“一牛挽犁”。唐代出现了结构更为完备的“曲辕犁”。古代中国农业耕种工具的发明与改进，在农业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推动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教师要精选教学内容，利用阶级观点及阶级分析的方法阐明这样的唯物史观：古代中国社会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个最基本的阶级。地主占有大量的社会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农民占有的土地较少。地主通过地租的方式剥削农民。农民在土地上艰辛劳作，只能获得耕作的少许部分，并承担沉重的赋役和徭役。土地的高度集中，导致“贫者无立锥之地”，耕者无其田，导致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由此引发社会动乱，成为王朝覆灭和社会经济文化凋残的直接原因。
（4）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突出历史人物评价的价值引领
如前所述，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并不否认个人，尤其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涌现出一大批重要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出现在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刻，并产生关键性作用，个别人物可以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可以影响历史的面貌。高中历史《中外历史人物评说》着重介绍了中外历史发展过程中23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主要活动，主要包括：古代中国的政治家、东西方的先哲、欧美资产阶级时代的杰出人物、“亚洲觉醒”的先驱、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中外科学家。旨在让学生了解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及其主要活动，探究他们与时代的相互联系，科学地评价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在该模块教学中，教师如何引导学生用唯物史观客观地评价这些历史人物，使学生掌握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基本方法？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3] （p.154）。这就是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衡量他们的全部活动。看他们对历史发展起了什么作用，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同时，分析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并指出他们的过错与不足。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注意坚持正确的价值引领，充分发掘课程内容的思想情感教育内涵。例如，对秦始皇、唐太宗、康熙帝的评价，教师应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依据他们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来衡量他们的功过。教师可结合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史实，评价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同时应指出，秦始皇也是一个唯我独尊、专制暴虐的君主。他焚书坑儒，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他大兴土木，实施严酷的刑法，这使秦始皇饱受抨击。对唐太宗的评价，可探讨贞观之治与唐太宗纳谏和用贤之间的关系，指出纳谏和用贤是唐太宗的两大突出特点，是贞观之治的重要成因和内容。唐太宗在位期间，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及至晚年，唐太宗在贞观之治的繁盛局面中渐趋奢靡，求仙长生，服丹暴亡。对康熙帝的评价，可通过平定三藩、、三征噶尔丹评述他在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强调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繁盛时代――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也是其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这为我们留下了不尽的思索。再如，对“东西方的先哲”――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评价，教师应按照唯物史观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要注意各个思想家所面临的不同社会环境，同时考察这些思想家是如何提出问题与思考问题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的评价，教师应按照唯物史观引导学生一方面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评价其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评价列宁、、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革命实践中，深化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从中感悟和体会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进行理论探索的非凡勇气和创新精神，进而确立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对“杰出的中外科学家”――李时珍、詹天佑、李四光、牛顿、爱因斯坦等的评价，教师应按照唯物史观引导学生重点了解这些科学家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时代特点，从而更深刻地了解他们取得巨大科学成就的时代动因和科学探索的艰辛。如对牛顿和爱因斯坦的评价，一方面可用对比的方法，将他们的科学成就加以对照，从而了解科学的进步历程，体会科学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加深对“科学改变世界”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另一方面，可引用一些他们的名言，如牛顿的“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等，从这些嘉言懿行中，吸取历史智慧和人生经验，这对于学生形成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正确的价值观大有益处。
（5）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实践观点讲授历史
人民版必修（Ⅰ）专题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课涉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问题。这是当时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仅仅依照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当然要以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为中心。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是采取了这一理论模式，而秋收起义的预定目标也是要攻占长沙。在秋收暴动后，面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客观形势，认识到攻打长沙则必然全军覆没，只有在敌人力量薄弱或势不能及的农村山区才能保留和发展革命的火种。于是，他毅然放弃了攻打长沙的目标，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及时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开创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通过上述讲授就巧妙地渗透了唯物史观的实践观点。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发展是对唯物史观最好的坚持，丰富是对唯物史观最好的继承。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在新课程高中历史教学中应发挥柱石性的理论支撑作用。正如一曲美妙的音乐虽然需要不同的音符来表达，但多样的音符只有统一于共同的主旋律，才能演奏出和谐的乐章。在新课程高中历史教学这曲音乐中，这个主旋律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
【作者简介】陈辉，男，1963年生，重庆垫江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历史教育史、历史师资培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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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范文
一、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理论建设来看，随着真正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环境的出现，史学研究无论在范围的拓展还是理论的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人们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的反思与实践，总体上是积极的、有益的，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以及唯物史观本身的理论内涵。但与此同时，对唯物史观的误解、歪曲甚至否定，也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大致说来，八十年代其主要表现为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提出质疑，如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阶级斗争学说的历史地位等，都从不同角度、依据不同的历史事实提出了疑问。而“史学危机”的提法，即包含着对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前途的悲观与否定。九十年代以来，对唯物史观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对它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否定与批判。这种否定与批判一般说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论述唯物史观“过时”，声称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存在着根本缺陷，如不注重“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注重辩证观点的运用等等；一是通过大量违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史学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企图改变与否定以往历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为一些错误思想的传播做注解。具体说来，这些形形色色的表现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条化甚至是情绪化地看待唯物史观。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的适用范围有限（主要是政治史领域），不能指导新兴史学门类的研究，如妇女史、社会史、心理史学等，这种观点的实质是用教条化观点看待唯物史观，要求它是可以代替具体学科研究规律的理论，而忘记了它从本质上说更应该是历史研究的一般性指导原则；有的年轻学者更进一步认为，所谓唯物史观就是干巴巴的几条说教（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等），根本不能指导人们认识全面的、生动的历史面貌，这是把史学研究中曾经出现的教条化倾向与唯物史观本身加以混淆，然后以情绪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见解；还有的学者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理论建设成就，片面地将其归结为政治运动的产物，进而否定一切理论指导，提倡张扬学术自主性的“纯学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回到乾嘉去”的思潮，就是其具体表现。事实上，乾嘉时期的著名史家并非不讲理论，不仅如此，他们关于治乱盛衰及具体史学研究规律的认识，还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批判过的错误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依然有一定的市场，既与“文革”中教条化地对待唯物史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理论地位有关，同时更与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少数年轻史家缺乏深厚的甚至是必要的理论修养有着密切关联。
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所谓的“修正”与否定。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世界资本主义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球化即是这种秩序初露端倪的一个重要表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但是，这一历史进程带来的贸易磨擦、贫富差距拉大以及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冲突与碰撞，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些包括史学观念在内的冲突与碰撞中，相当一部分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烙印。它们与国际上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之相应，在国内历史研究领域，就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认为唯物史观已经“过时”的错误倾向。有学者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以唯物史观作为众多史学研究指导思想之一种，认为“历史学走着一条多元化、纵深化的发展途径，不再局限于某一框架或模式中”；或以缺乏对“人性”、对辩证观念的重视，主张“修正”甚至反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而否定其作为指导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地位。
第三，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唯物史观做剪裁与歪曲以至否定。当代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提出许多新的重大理论问题，迫切需要当代学者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与回答。这在客观上对前人研究的一些具体结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这就需要我们开拓思路，放宽眼界，积极推进科学的创新工作。但是，近年来一些不容乐观的倾向如学风浮躁甚至学术腐败，却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种创新工作的进展。这些倾向一方面体现为抄袭、剽窃、炒冷饭、粗制滥造等情况屡屡出现；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代学术发展影响更为恶劣的方面，则体现为某些学者不惜牺牲学术道德，打着创新的旗号，对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不加分析地批判、“商榷”或者渲染与夸大，甚至公然提出一些奇谈怪论，以领学界之“先”。如近代史研究领域中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殖民主义侵略有移植近代化之功、北洋军阀有造就革命先辈之功等论调，其思想根源除了有迎合西方思潮的因素之外，沽名钓誉、标新立异以突出自己的想法也并非少数；而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以所谓“新”的理论体系（如文化史观）加以认识与评价的做法，则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动摇着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地位，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常发展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另外，由于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尚未完全成熟，国内史学界对纷至沓来的西方史学思潮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缺乏积极的、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科学分析；有些学者则出于种种目的推波助澜，通过译著、撰文等方式，对其加以不加分析的赞扬与肯定，致使一些学者认为它们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受这样的思想影响，不用唯物史观指导甚至否定唯物史观的论著，纷纷以创新学术、填补空白的面貌出现。
第四，通过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宣扬与唯物史观相左的历史观念。历史知识的普及是史学研究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使某种历史思想与历史观念深入人心。从这个角度说，历史题材的影视、小说等文艺作品，能否正确地运用与解释唯物史观，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影响着人民群众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唯物史观。但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近年来的文艺作品或多或少地存在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致使近年来唯物史观被曲解甚至否定的态势，从学术界蔓延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为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历史题材影视、小说、绘画等，以各种形式宣扬封建主义、英雄主义、功利主义甚至殖民主义的思想观念，在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削弱了唯物史观的传播与运用。比如近来非常流行的一些以近代历史为主的“皇帝戏”、“清官戏”，曾经有过很高的收视率，但由于不尊重历史事实，却在无形中宣扬了早已过时的英雄史观与专制主义理论。这种对唯物史观潜移默化的侵蚀与否定，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里削弱了唯物史观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当中的指导地位，其“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的恶劣影响，必将在不远的将来有所表现。
二、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任何学术发展都基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正如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不断深入密不可分一样，近年来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上述问题，也只有从社会背景与学术发展本身的相互关系、时代特点出发去分析，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从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来说，它是一种科学理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指导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人类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个发展过程；以整体的、联系的历史观念进行研究；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发展与史学研究工作；阶级斗争以及人民群众在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巨大作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后者对前者具有重要的反作用等等。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我国几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过理论探索与具体历史研究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实践证明，我国最有代表性的史学研究成果多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系统，实证史学、计量史学、心态史学等史学思想虽有其科学性，但在从根本上解释客观世界方面，它们都不能超出唯物史观。（分类叙述）
从产生上述错误认识的社会根源来看。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受挫，以及西方和平演变的不断推进及其成功，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冲击尤其是对中国的冲击是极大的。这种冲击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的打压、经济上的控制，同时也更深刻地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其突出表现就包括淡化政治，提倡不分阶级的“人性”观念；强调个人主义的极端张扬，企图用西方资本主义抽象的民主、自由等观念来代替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观念。而与之相对的阶级斗争观念、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念，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组成部分，一旦它们的合理性被否定，建立于其上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与此同时，国内一小部分通过各种手段得到巨大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给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寻求理论依据，也必然要通过提倡与唯物史观相左的一些理论观点，对客观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唯物史观进行或明或暗的修正与攻击。
从学术研究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我们对它的理解，从来都是在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化与丰富的。如最早运用唯物史观讨论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他们早年的研究成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但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初创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对自己的思想与著作均有新的思考或订正。郭沫若先生的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过了多次修订，他在1953年再版前言中坦陈，古代社会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促使自己的学术观点不断发生改变：“二十多年来我自己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好几次，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亦几经修改，其理论基础便是作者对唯物史观逐步深入的思考。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史家就唯物史观的理解与具体运用，相继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这些看法与讨论丰富了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视野，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真理的追求永无止境，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至今都很难说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达到了完全准确的地步，一些过去被认为是正确的理论观点，也需要结合新的社会现实，做出新的解释与阐发，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一方面说明唯物史观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对它的认识是长期的；一方面也说明要更好地运用它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理论与实际两者的结合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于现实社会中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复杂变化而产生的新问题，唯物史观能否做出符合事实的解释，是其在新世纪能否立足并壮大的前提条件。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史家需要不断结合现实需要，对唯物史观做科学的运用与发展，从而做到坚持与发展相统一，巩固与创新相统一。但是，在史学研究中对唯物史观做游刃有余的运用，以及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某些史学领域与具体史学问题进行创新性的理论研究，与那些打着创新的旗帜，实则或明或暗地反对唯物观的所谓学术研究，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经世致用，这一特点在史学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使得中国传统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史的特征。但应当注意的是，学术为政治服务与为现实服务具有性质上的不同。剪裁、歪曲史实以适应政治的需要，事实上不能称为真正的史学研究；而为了史学学科本身的发展，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提倡与推动某一学术领域的发展，则能在根本上促进学术与现实的互动，更好地体现史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今天我们看待唯物史观与学术发展的问题，同样要有这种辩证的态度。作为对客观历史做彻底解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中国有着政治上的崇高地位，但是这种地位的形成，是与其在哲学史与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相对应的，而不是行政命令与灌输教育的结果。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学术研究政治化等错误倾向，则有其形成的主（人们理解唯物史观的理论水平有一个逐步提高的历史过程）、客（ “左”的错误的影响）观原因，对此应做客观的分析。只有把学术研究的教条化与史学学科的政治附庸化、理解运用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做明确的区分，才能真正认识唯物史观的理论价值，推动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决不能用“教条化、公式化盛行”来概括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史学，更不能说因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确立了主导地位，就必然造成史学研究中的教条化错误。至于“文革”十年，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四人帮”搞乱，史学被“四人帮”所利用，由此造成的种种严重损失，更不能归咎于唯物史观本身。在这方面，史学的发展是有教训的，也值得我们深思。
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世界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我们对这些变化的认识与分析，需要有一个鉴别、认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一些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认识当今史学界在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问题的基本前提。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又要注意区分积极的学术争论与歪曲、否定唯物史观的界限。史学思潮多样，并不意味着指导思想是多元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持历史观的一元化与史学发展的具体面貌多元化的辩证联系，坚持史学研究的正确指导思想，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与现实的科学地位。因此，对于当前世界流行的种种史学思潮，应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科学的、理性的研究。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
21世纪，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所遇到的挑战将是空前的，同时也有着许多历史机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唯物史观。因此，中国史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唯物史观也要在指导历史学及其他科学的实践中加以充实、发展和完善。
第一，在对唯物史观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加强对唯物史观之主要范畴与原则的进一步研究，准确地理解与把握唯物史观的灵魂和精髓，澄清当前史学理论界的一些模糊认识。所谓反思，就是要加强主体自觉，看看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有哪些教训应当记取，哪些成绩值得发扬？另一方面，对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原则与范畴，则要以科学谨慎的态度，重新进行研读，充分认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后人的相关成果，促进唯物史观的发展。
第二，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唯物史观，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既要坚持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学术方向，反对打着批判教条主义的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倾向；又要建立起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历史学科本身的理论体系；并要关注现实，不断从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解答新的问题，就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坚持、发展唯物史观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成份（包括它的思想、理论、方法、学术传统和民族风格等）紧密结合，用中国史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推动理论上的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
第四，坚持、发展唯物史观必须有开放的学术气度。面对种种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唯物史观应当坦然面对其他史学理论的挑战，积极吸收其他相关学科与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自觉地面向当代国际史学，并在这一过程中凸现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学习其他学科与别国同行的新创造，要注重加以分析，加以鉴别，决不能全盘照搬。
第3篇：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范文
唯物史观被恩格斯誉为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它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某种程度上的核心地位。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探索经历了起始阶段、探索阶段、完成阶段，最终形成了成熟的、完善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原理。
（一）《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初步形成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将市民社会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切入点。在文章中马克思借用“市民社会”概念鲜明地概述了市民社会作为生产关系是构成政治国家和其他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将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顺着这个思路马克思引入了唯物史观。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了生产分配原理，是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重要前提。同时期的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综合，揭露了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
（二）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唯物史观的创立
《提纲》对费尔巴哈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实践的重要性，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了社会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作用。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整个唯物史观的基石，《提纲》正确解决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同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彻底清算。从论述人类历史的前提和社会政治结构同生产的相互关系，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实质，并对唯物史观做了概括性的论述。1844年马克思发表的《神圣家族》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清算，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及其称群众为“精神的敌人”，把群众说成是“非批判的”、是消极被动的“群氓”。
（三）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序言》从五个层面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性的表述。文章从宗教的批判到哲学的批判，从哲学批判到国家和法的批判到私有制的批判，逐步深入直到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最终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最深层结构的批判。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从唯物史观切入剩余价值理论。其所蕴含的经济学的科学理论范式，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硬核”。1844年恩格斯发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原始社会的一部全面、系统的重要著作。它对原始社会的家庭关系、氏族制度、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科学探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以唯物史观阐释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产生了私有财产，因此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由于各阶级的冲突导致以血亲家族为基础的旧社会被炸毁，被组成国家的新社会所取代；家庭制度受所有制支配。本书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国家的重要成果，它科学地阐明了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与国家产生的关系，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
二、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要把握唯物史观的内涵，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或精神本真。针对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问题的表述，学术界存在着众说纷纭的解说，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从马克思原著中找到值得我们参考的东西。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马克思本人所阐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或许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帮助我们概括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都是人类实践的结果。而人类最基础的实践活动即对物质的生产和创造，这也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初动力。恩格斯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吃穿住等基本生活条件基础上的，只有基本生活条件能够得到保障，才能进一步进行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其他领域活动。由此，我们也能够从唯物史观的理论中得到关于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提示，事实上道理浅显易懂，即：是劳动保障了一切，人类的所有活动一切都起源于劳动，来源于最基本的生存目标追求。唯物史观带给现代人类最大的启示是个人无论社会地位的变化，还是个人能力的发展，这些，都只能说明个人生产力与创造力的不同，而不能以此划清界限，脱离生产与创造的基本框架。
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的活动，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同对历史主体―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肯定，本质上是同一的。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类社会就是一部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客观物质力量。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整个社会全部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社会发展要确立为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出，唯物史观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归结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上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伟大的人类文明。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客观考察，“人”在唯物史观中居于核心首要的地位，人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的观点和社会实践很好的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三、唯物史观的时代价值
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一样，对于现实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如切近而深远的影响，只要我们依然面对理解当今社会现实的重大课题，依然生活在现代性所支配的世界中，依然还试图筹划着历史性实践所展望的未来，那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时代价值就将不可遏制地表现出来。
第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规律范式解读社会历史，是唯物史观之所以唯物的方法论依据，是必须坚守的。马克思曾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认为，人的第一个、最基础的实践活动是物质的生产活动。人类的第一要义就是进行物质生产活动。新时期，中国梦的提出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挥。
第二，唯物史观强调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突出了人的作用，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思想路线。到2013年，同志在十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的提出充分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激情，推动中国当展进步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帜。中国梦不仅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理诉求，而且也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精神积淀。
第4篇：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范文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文化建设 思想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建设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一般来说，文化的、精神的东西不正好同物质的、存在的概念相对立吗？文化建设怎么可能同一种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建立关系呢？在一些人看来，加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对“唯物主义”片面思想的纠正，真正看到了人的精神需求，突出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层面，超越了“以物为本”。当然，也有相反看法，似乎强调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就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滑向了观念论的泥沼。如果理论上不能澄清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就不可能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更不要说它的指导地位了。在这里，笔者想从3个方面简单地谈谈二者关系：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就其基本原则来说，不是任何一种自然唯物主义或粗俗的经济决定论思想；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为文化建设奠定了存在论上的基础，文化建设必须在这一基础上领会自己的前提和限度；最后，文化研究的兴起适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深化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
一
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将唯物主义的物质性原则运用于社会历史的解释之中？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是否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唯物主义之中的“物”及其物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文化问题一定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之外，文化建设中历史唯物主义将没有一点儿立足之地。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理解社会存在，以此来回答，能够为文化建设提供思想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意义上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原则不彻底。这是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在批判费尔巴哈割裂自然与历史的时候，突出了自然与历史的统一性，于是就用自然唯物主义的“物性”来解释历史？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是指与意识、精神、文化相对立的自在存在。如果是这样，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社会存在”就是一种独立并且外在于文化意识的东西，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变成了自然一样的客观必然性。在这样的理解中，人类需求就成了没有价值性和精神性的动物性需求、物质性需求，人就是动物，一种物性的存在。庸俗唯物主义就是这样在“肠胃”中找到了思想基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很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找到了“靶子”，实际上只是自己构想的批判靶子！
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理解社会历史的吗？显然不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物”具有一种比喻的意义，但绝不意味着自然的“物”及其物性，而是社会存在。社会历史不过是表征人类实践过程及其结果的范畴。这一过程的本质是人类实践活动超越了世界自在的物质性，具有了人化的特征。也就是说，人的意志、情感、认识等精神因素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往等，才是使社会存在不同于自然的物质存在的根本原因。在对象化实践活动中，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或者说是历史的自然。即便如此，社会存在也绝不是在物质世界之外，而仍然在物质世界之中。只不过，近代唯物主义已经在批判神学唯心主义的过程中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因此，自然唯物主义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前提，而不再是它的本质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是扬弃历史唯心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的真理。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停留在二者作为抽象极端的对立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象的社会存在不是纯粹的“物质性”或“精神性”的抽象存在，而是二者在历史实践中的辨证统一。认识观念中的同一性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这种“实践的统一性”将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思维的同一性区别开来。在黑格尔那里，现实被看成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旋转；这种“实践的统一性”也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用“物性”理解人和历史的自然唯物主义区别开了，他们用纯粹的物质性、自在性理解人和历史。历史唯物主义之“物”本质上既不是自然物质之“物”，也不是本体论抽象意义上的物。比如马克思说，商品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可感觉是讲实在的物质性，而超感觉则是社会历史性，是它承载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这才是商品的本质，物的社会历史性。商品作为物是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是与人的存在相关的范畴，因此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的范畴，是内在地包含了精神文化等属人因素的对象化现实，亦即是客观化人的存在关系、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不存在剥离了文化精神因素的抽象的社会存在，好像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两种相互外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存在优先，因此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问题一定不是这样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是对象化的客观存在，还仅仅是内在的观念，而不是指是否是实体性的、实体化的存在，更不是任何一种脱离了对象性关系的抽象“本体”。
从这种观点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存在的概念，无论对文化现象的研究还是重视，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义。非但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还能够为阐释文化现象奠定存在论上的思想基础。
二
文化阐释和文化建设在思想基础上，不外乎两种基本立场：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观念论立场，一种是存在论立场。观念论立场，是从观念本身来理解，将人类意识看成是自我推动和自我发展的精神过程。在这样的思想立场上，文化的发展被理解为观念内部的事情，单纯是文化观念本身的建构问题。这种立场割裂了文化意识等精神现象同社会存在之间的本质联系。一种文化观念、一种道德立场不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尤其是物质经济生活条件的基本制约，像幽灵一样不需要“肉体”的支撑，是一种能够被呼唤出来，或者被诅咒回去的独立思想。文化建设，仅仅被看成是发展和推进一种价值上可取的观念，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文化观念。
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洗礼，也许很少有人直接声称唯心主义的观念论立场了，但在理解文化现象时，这种立场却相当普遍。比如说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有人从老祖宗那里找和谐思想的根源，甚至用这种和谐理念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影响和谐文化建设的障碍。他们清楚社会是否和谐，不在于人们是否支持和拥有和谐的观念和价值取向，而在于，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有没有和谐的客观条件。只把和谐当成一种观念的文化建设，不但建不成和谐社会，反而由于忽视了社会存在的不和谐而激化矛盾。在特殊情况下，甚至成为一种愚民政策、统治权谋，成为人民的“鸦片”。最终可能适得其反，使社会陷入极端对立和冲突之中。
马克思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他指出，精神的、观念的东西没有独立的、自在的发展过程，它们不仅立足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基础之上，而且受其制约。因此，应该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意识的形成及其发展，而不是相反。这样一种历史观，为我们理解文化现象奠定了存在论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文化建设的前提及其限度，以及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
这是一条理解文化现象、进行文化建设的历史唯物主义路线。在这条路线上，我们不是从一个社会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这个社会，相反，我们是从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来了解这个社会的文化特征及其价值取向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使我们能够尖锐地洞穿某些文化思潮的空洞和虚假，而且也可以使我们自觉地将文化建设同改造和变革社会存在基础有效地结合起来，真正使文化建设发挥积极的社会历史意义，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的装饰和幻象。比如说，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和谐了，而是我们的社会并不和谐，因此需要解决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为和谐生活奠定基础，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均等，要下大力气解决。建设和谐文化，并不是灌输一种和谐观念就能完成的，而必须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尤其是同物质经济生活关系的变革结合起来。
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并且必须成为理解文化现象和进行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比如说，改革开放以后，始终存在着道德滑坡论的观点，开始时批判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现在，问题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只要有雇佣劳动，有商品交换，有私有制，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就会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就会成为“一般”，只要它不极端，在合理的范围内就可以了。这当然不是说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人不存在，不值得颂扬，但那只是典型，是先锋，是楷模，所以我们才大力提倡。马克思早就讲过，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经济人假设并不是像一些人讲的那样是一个唯心主义概念，恰恰相反，它是最唯物主义的了。它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存在状态和价值取向最合理的、最一般的普遍抽象，是普遍人格，是现代的产物。问题在于它没有看到“经济人”的历史性，没有看到它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而是将它看成永恒的，因此是绝对的了。
三
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理解文化现象提供了存在论的基础，避免将文化建设搞成脱离现实的精神装饰。反之，文化建设和文化研究只要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就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助于从庸俗的唯物主义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让历史唯物主义切中当今社会现实，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现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种重要性：一方面是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发展史来看，另一方面是从社会发展和变迁来看。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来看，由于特殊的针对对象和理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突出了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研究和批判，对于文化精神现象的研究不多，所以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主题。我们知道，马克思批判现代解放是纯政治的解放，认为新的人类解放需要深入到现实的物质经济关系当中，因此，马克思将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必然的。同时，在基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反对将社会发展看成是自由理念的实现过程，强调从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来理解观念的形成，因而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由于这种特殊的理论出发点和论战对象的制约，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没有更多对文化精神领域展开专门研究，只是为我们奠定了存在论上的思想基础。所以，展开文化研究对于深化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来看，庸俗化理解至今仍然层出不穷。这种理解忽视了创始人思维特定的历史语境和针对对象，将历史唯物主义片面地阐释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甚至排斥文化精神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好像人不是精神的、文化的，因此是超越动物性的存在物。仅仅从物质性的需求和活动来理解社会历史，从而机械地将历史发展看成是没有实践因素的自在必然过程，纯粹的经济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庸俗的唯物主义。今天，将文化现象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野，突出社会历史超越纯粹物性的本质，有利于避免历史唯物主义被当成庸俗唯物主义来批判或坚持，对于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原则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文化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突出，本身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是历史唯物主义时代化的必然要求。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和改善，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发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越来越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印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文化精神因素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必然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前提，推动文化建设成为时代的基本要求。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结合历史变迁，深入研究文化现象，为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唯有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时代化，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5篇：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范文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第6篇：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范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一、前言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之一，是我党在新世纪下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加以总结的重要经验，它客观、科学地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下的中国面临的几大问题，即“什么事发展”、“要不要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深刻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导，同时，它将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实际问题提出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重要的理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更是达到了新的绽放点。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内容是“人”与“社会”的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着重论述了“人”与“社会”的发展问题，它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的所有事件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取决于物资的丰富程度，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自身客观的根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基本原理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切的基本原理都离不开人与社会，它始终围绕着这两个根本的基点进行了总结和论述，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和思想指引，作为科学的理论指导，它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理论条件和经验，指引着中国历代的领导者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做出正确的科学的努力。
三、科学发展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
1.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中，首要提出的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并作用于社会存在。科学发展观作为社会意识的内容，自然由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实践证明，自科学发展观提出并实施运用后，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发展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2.科学发展观对社会是一个整体理论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曲折上升过程，它的上升根本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辩证发展、矛盾发展的过程，它要发展就要不断地面临各种矛盾，不断地解决各种矛盾，它的发展是曲折上升的过程。笔者认为，推动社会健康发展，就要考虑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问题。
3.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体现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过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恰恰对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协调和缓和，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协调和现代化建设都具有着重大的指导和作用。
4.科学发展观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人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人学的核心。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一系列的方法，“人们要‘三个文明’一起抓，但其中首要的是发展生产力，特别是要代表先进生产里的发展要求，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高度丰富的物质资料产品，根本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和措施的提出都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中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5.科学发展观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的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对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它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应该“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重大问题，首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与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以人为本，从一定的角度看，强调的是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人的价值选择、人的关系的正当性、人们社会秩序的合理兴应该受到人们的肯定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以人为本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类要在社会中生存，有着必要的生存前提，那就是要生活就必须要确保衣食住行。马克思历史观的重要前提和确定的基本观点是从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与生活出发。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提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并且，也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客观要求将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要不断满足人们在生活中的多方面的需求。归根结底，它就是认为，应当始终将人作为关注中心，要始终坚持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前提、动力和目的，要想方设法为人类创造丰富的发展条件。人不仅是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是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不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发展，既没有意义，又无从谈起。”
四、结论及建议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劳动着的人民群众起着主体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所有的发展都离不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整个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所涉及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中的重大理论。
参考文献：
第7篇：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践观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的一部经典著作。它是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马克思实践观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实践观主要来源于黑格尔实践观和费尔巴哈生活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实践观的确立，是他清算了过去哲学信仰的结果。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有两个过渡期：在1844年，马克思已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世界观）、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政治）的过度。思想发展史上，正处于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前期。随着世界观的不断转变，马克思的思想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点。他在《提纲》中批判了旧哲学不了解实践的伟大意义，因而走向直^论或唯心论；科学地阐述了时间范畴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
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述的实践观
在《提纲》中，马克思就自己多年来对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从总体上概括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开始用科学的实践观去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一个牢固的基础，以后各条的内容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所展开的。
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了解实践的意义，它只是从客体的或者只管的形式去理解事物。旧唯物主义不是把反映理解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主观能动活动过程，不是理解为实践活动过程。一切旧唯物主义者把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直观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他们不懂得人们的认识对象同时又是人们的时间对象、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反映客观事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在实践基础上统一起来的。实践既是人们所特有的主观能动过程，又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活动过程、旧唯物主义对这些根本不理解。
和唯物主义相反的是，唯心主义只是抽象的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它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无限夸大了意识的能动性，把实践活动排斥在了认识论之外。
在《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也就是说，人的思维、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任何一种哲学思想是不是客观真理，归根结底只能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提出的这个论断，是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马克思总结哲学史上的经验教训，尖锐的指出了：“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也就是说，离开实践谈思维的真理性问题是毫无现实意义的。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把科学实践范畴纳入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把实践看做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看作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一种不断接受实践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
实践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全部理论的枢纽。因此，马克思曾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实践纳入认识论的范围，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著名论断。要理解人的本质，就必须把人作为从事实践活动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来理解。因此，研究人的本质，要从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体上来考察。在全部阶级关系中，生产关系是基础，它决定其他社会关系，而其他社会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集中表现为阶级关系，人的本质也是阶级的本质。同时，社会关系又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人的本质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人们不同本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命题，既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也是研究探索人的本质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还提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质的观点，揭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进一步对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旧哲学，不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它们都轻视或无视了实践的作用，把实践排斥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外。由于他们不懂得实践的意义，不懂得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加上其阶级局限性，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即或者通过抽象的理论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辩护；或者用某些进步的理论去批判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而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伟大精神武器。马克思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只能在改造世界中实践，而认识世界的目的就在于改造世界。
总之，马克思从时间观点出发，科学的解决了哲学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关于什么是判定认识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问题。《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中心思想就是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它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就哲学的决裂，一种崭新的哲学体系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建立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科学的实践观，同唯心主义以及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从而为建立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实践观是整个《提纲》中的思想灵魂，也是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集中表现：一是把时间作为认识的基础。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彻底战胜了“不可知论”和一切唯心主义。二是把实践引入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实践的概念，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点。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点的创立，引起历史观、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马克思用科学实践观点作指导，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和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完成了第一个伟大发现，实现了历史领域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运用科学的实践观点分析人及社会生活的本质，人们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因此，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活动本身。人类社会要延续下去，就不能停止生产。因此，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和赖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的活动方式。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这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他的第一个伟大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马克思出丧礼的唯物史观正确地揭示了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把唯物主义从最后一个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李驱逐了出去，从此有了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
2.马克思立足于科学的实践观点，以实践作为观察和处理一切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全面解决了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本原性的关系，克服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片面性，实现了哲学理论观点的根本变革，创立了以实践为根本特征的崭新的哲学――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为原则，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主体与客体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自觉地从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本原性的统一联系出发，去解决这些相互关系问题，从而科学的可解决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克服了唯心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片面性，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统一起来，创立了真正科学的、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性质的革命性变革。
3.科学实践观的创立，标志着一种崭新的科学思维方式的诞生。马克思实践观点，决不仅仅是用以回答认识的基础、来源和真理标准等认识论问题的一般性原则，而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即从实践出发去观察、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一种思维逻辑。马克思把实践观点作为自己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把它提升为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在解决人的本质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长期以来哲学纠纷不休的种种矛盾问题时，都以实践作为基础和出发点，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实现了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
⒖嘉南祝
第8篇：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范文
关键词：唯物史观；重构；语境；合理性
作者简介：马俊领，广东医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哲学博士(广东 东莞 523808)
唯物史观自19世纪中叶诞生以来，西方学者在不同理论和政治语境中从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解读、分析和重构。这些理论实践既产生一些正确创见，也包含诸多意识形态误解。以1982年徐崇温先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为肇端，近30年来，上述思潮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学为名逐步进入中国学人的学术视域，我国学者对其相应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壮观。然而，对“重构唯物史观”这一西方重要的学术现象进行内涵发掘与外延梳理依然是我国唯物史观研究新领域的重任。本文尝试辨识西方唯物史观重构的两种语境及其合理性问题。
一、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及其当下境遇
《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社会发展的一般机制和一般进程有如下论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对于这段话，广为人知的概括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典教材以“普遍规律”来指称上述观点，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认为它是“唯物史观的经典形态”，其最主要的意义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整体作出经典的表述”。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关于唯物史观的主要争论也大都是围绕这一段所陈述的观点而发生的。
在后工业化时代，自由竞争的古典资本主义经由各种途径向国家调节的当代资本主义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部分资本主义旧有的弊端和优势消失了，而部分新的弊端和优势产生了；古典唯物史观所经验和预言的历史进化机制有的得到印证或趋于明朗，有的逐渐黯淡或没有出现；新的理论技术和新的思维模式纷至沓来。这些理论努力既包括唯物史观发展的新形态，也包括西方理论家以”纯学术”的名义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学理分析。后者往往从概念史和观念史的角度对唯物史观进行评判和修正，甚至把唯物史观孤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并赋予其以某种神秘性质，对其进行黑格尔式的解读。然而，正如陈先达教授所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马克思关于历史无非是人类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这个原则，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人类的所有历史活动的总结，已经为防止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变为范畴和规律的自我运动筑好了最坚固的堤坝。如果不是误解或有意曲解，决不会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和范畴视为无人的纯概念的运动”。这是就西方学者的重构理论的具体内容所作的深度评析。
如果我们正视唯物史观在世界历史发展的现时代仍然需要保持和不断拓展的重要解释力，如果我们还记得它一直所坚持的对理论上教条主义的否定立场、不断反思的态度及不断发展的努力，我们就有必要不仅在具体内容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还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唯物史观的语境及其合理性来源作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现实和唯物史观发展现实之上的批判性辩证考量。
二、唯物史观重构的两种语境
从唯物史观内部和外部对其进行不同重构的理论不同程度上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反思类型。应当说，在重构唯物史观的诸多论说中，被涵盖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名下的内容从其论点创新性、逻辑一致性和学术影响力方面来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按照张一兵教授和胡大平教授的分类法，从纵向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分为早期代表人物、第二代代表人物和20世纪70年代的代表人物，从横向来看(按照政治立场和思想基础)，分为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到非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以及资产阶级学者。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东方国家，一些政治人物和学者也在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中提出了独到看法。如果把东方和西方的这些努力结合起来，我们如何从抽象的层次上对不同语境的重构方式进行区分呢?
在此，我们认为，可以从概念的角度，从重构唯物史观主导规范出发，区分出两种语境。
第9篇：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范文
一
不少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已被写进了宪法，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难道还用得着怀疑吗?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种说法尚不够完善，或者说，尚不足以说明唯物史观所包含的真理性成份。坚持唯物史观实有着更重要的理由，就是这种史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体系。就几十年历史研究的实践来说，只有这种理论提供给了我们分析历史问题，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
我这里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用于指导他整个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以上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论述，可以说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面深刻而准确的概括，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以我们迄今接触到的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确实还难以找到比这更全面深刻的理论概括。近一个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正是以之为武器，在研究的各个领域对历史做整体的或具体的探讨，认识历史进程，探讨历史规律，结出大批硕果，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以我本人从事的先秦史研究为例，我认为，无论是过去传统的古史系统，还是在进化论思想指导下的所谓“新史学”，乃至最近传入的各种西方史学理论，都难以同唯物史观指导下对这段历史所做出的阐释相比拟。这段包含有我们祖先的童年、我国文明的开端、早期国家，以及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转变历程等发展阶段的我国远古历史，只有用唯物史观来阐释才更合理，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如论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历史上除近代社会的转型外最大的一次变革。过去先哲们亦或朦胧地意识到历史上的这次重大变革，如王夫之就曾说过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注：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炎武《日知录》言及春秋与战国礼仪风俗之差异，认为这所有变化皆出于春秋战国之际百数十年间，而得出“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的结论。(注：顾炎武：《日知录》第13卷，《周末风俗》条。)然而他们有谁能像唯物史观的运用者那样，把握住这场变革的根本性质，说清楚这场变革的起始原因，及其逐层变化的事理逻辑?根据唯物史观，这场变革实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性质的变化。春秋时期铁器与牛耕的使用是促使所有这些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由于有了铁器与牛耕，才有了土地的大量垦辟，有了战国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有了精细农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包括金属铸币的广泛使用、城市的兴起，富商大贾及高利贷的活跃……以上标志着战国生产力水平提高之荦荦大端者，皆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是谁也无法否认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财产关系也跟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旧的宗法组织，即以血缘为纽带的各种氏族(宗族)或大家族结构纷纷崩毁，代之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个体劳动、“分地”代替了集体劳动和“公作”；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也由过去的“助法”即力役剥削改变为税亩制即租税剥削，这使我国从此进入传统的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有这些有关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都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并且它们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结果，其间变化之迹也是十分清楚的。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如上变化之后，便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了。在这方面，人们同样看得十分清楚的是，由于宗法制及氏族社会结构的瓦解，我国夏商周三代沿袭下来的早期国家(即建立在氏族组织的联合基础之上的国家)最终演变为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成熟国家。郡县制代替了过去的分封制，由郡县及于乡、里、会、伍这样一套管理编户齐民的地区编制由是成为以后两千多年专制王朝政权的组织基础，一套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代替了旧的世卿世禄制，世袭贵族的统治从此成为历史。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个新的知识者阶层——士的出现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它的出现同样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于士阶层的出现及国家任用贤能而不是任用世袭贵族这一变化，又促使了士阶层的活跃，促使了诸子百家的争鸣和战国学术的繁荣，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一个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的转变过程，不仅可以，而且只有用唯物史观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迄今为止，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论可以比这更好地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这场变化吗?
目前，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历史进程的这样一种阐释，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说明唯物史观已深入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心中，成了多数人们自觉运用的思想武器。非但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其他如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商周社会形态等重大问题，学者也都在用唯物史观做武器，对之进行探讨。到现在，前辈史学工作者已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高举唯物主义的思想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肩负起新时期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二
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必须同史学领域右的或“左”的思想倾向做斗争。所谓右的思想倾向，就是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主义已经“过时”，或者干脆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亦即主张用非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历史研究。所谓“左”的思想倾向，就是前面提到的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割裂开来，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他们的个别论述取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使之成为束缚历史研究的僵死的教条。就一段时间历史研究的状况和目前史学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这前一种思想倾向固然存在，并应当引起我们警惕，但后一种思想倾向却是更主要的，更应值得我们大力克服的。这种倾向造成了我们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广大群众，并且是使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发生误解与产生隔膜的主要原因。在当前，亟需要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开展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那些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似是而非的教条，正本清源，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搞好我们的历史研究。这也与当前思想战线总的形势相吻合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其基本理论来说，其实并不深奥，并不繁复，也并不那么神秘。即如上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那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应是既简明而又深刻，既朴素而又切中肯綮的。这些基本点，也反复见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论述是始终如一的。简单说来，这个基本原理就是对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由此推动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这样一种历史规律的归纳。现在一些人赋予唯物史观过多的含义，把本来不属于这个范畴的一些内容也当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宣传，要求人们去遵守，并拿它当普遍规律去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实际是既不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及具体历史问题的论述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他们观察人类社会历史根本出发点，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后者则是他们运用这一基本观点对各个具体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分析，或者是对某一民族或国家具体历史的描述。虽然这些论述和分析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应当受到尊重，但毕竟是他们有关历史理论的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的论述，与唯物史观本身并不能划上等号。这些论述的适应范围一则受到具体时间和空间限制，二则(特别是有关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也受到当时具体环境，包括资料来源等条件的限制。一些这样的论述是否那么完善，一定要句句当真理，是需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拿现在人们关心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四种生产方式或曰四种社会形态之说，加上他们描述的在这四种生产方式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其归纳为“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形态”。有人认为，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这实际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已明确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限于西欧各国，对于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他们是将其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之内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可以随时看到他们将亚细亚社会形态(或曰“东方的”社会形态)与奴隶制、封建制并提，当作东、西方同时并存的几种社会形态，如：
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6页。)
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赋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4页。)
以上，“接受贡赋的国家”即指“东方专制君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0页。)，其对臣民普遍实行的人身占有和剥削称为“普遍奴隶制”。对于这种剥削关系，是不能用“欧洲的观点”即西方的奴隶制、农奴制关系来加以解释的。这种“东方的”即亚细亚社会的特征，一直与“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的存在相始终。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将“五种社会形态”当作世界各民族普遍必经的社会，或者当作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然而我们过去正是长期将之当作铁定的历史发展规律去看待。我们旷日持久的古史分期讨论便是在预设了“中国不能没有奴隶社会”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实际出发，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没有过一个奴隶社会。商代不是奴隶社会，因为其时作为社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众”或“众人”并不是什么奴隶，而是各个氏族组织的族众；西周、春秋也不是奴隶社会，那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庶人与商代“众人”是同样性质的农民；战国、秦、汉广大的编户齐民更不是什么奴隶。可是过去在“中国不能没奴隶社会”的指导原则下，大家非要把这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朝代说成是奴隶社会，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来讨论所谓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也就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到底应断在什么时候的问题。所以这个讨论旷日持久而得不出什么结论。要说反思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它告诉我们，正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阻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包括现在一些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解、生疏与隔膜，“左”倾教条主义都是难辞其咎的。
其他一些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例如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式问题等，在涉及理论指导时，也有过类似情况出现。如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不少论者仅是主要凭着斯大林关于“民族”概念的一段论述：“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0页。)，就将我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拉到了明清以后，甚至近代，同时武断地指责范文澜先生所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论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相违背的。这里，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二者之间划上了等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硬被说成是仅仅形成于近代的幼稚民族。如此之类，今天看来实难以被人接受，而在过去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却是堂而皇之。像这样生硬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语录，打“语录仗”，成为那个时候的一大景观。这样，历史研究实难正常地进行，唯物史观的真谛亦难得到很好地张扬。
以上这些，并非要把建国后我们的史学研究说得一无是处，没有成绩可言。我曾经写过《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已对建国以来的先秦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做出过较为全面的总结，(注：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不拟重复。这里只是强调，为了克服缺点，我们必须着重纠正过去那些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尽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口号倡导了这么多年，史学界尚待清理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仍然不少，许多是非仍不是那么明确。我想，只有清理了这些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的灰尘，我们才真正发扬唯物主义。
三
当前，面对各种史学思潮，包括被不断引进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冲击，我们不但要坚持唯物史观，而且要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这方面，我的想法还不够完善，只能提出两点粗略的看法。
一是要加强中国史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曾将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归“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围，并同时勾勒了一些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现在看来，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东方社会结构及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但限于他们所处时代对东方了解的程度，他们有关亚细亚社会形态特征的具体描述尚存在着某些不够精准的地方。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也把中国归入了亚细亚社会的类型，这无疑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具有指导意义，然而毋庸讳言的是，我们有关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具体描述同样存在着不够精确的问题。这或许是他们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来源受到某些局限所致。鉴于这种情况，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一套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对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是植根于自己本土的文明，并且在以后数千年的发展中未曾中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体系，因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比较起其他文明来说，更具有典型性，以之为标本解剖其发生、发展的历程，将更有助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