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双重劳动力市场 非正规就业 社会保障 互制 互促

一、问题的界定

(一)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从整体上看被划分为二元双层的结构：一元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另一元是农村劳动力市场；在这个二元市场中，每一元又分为两层：城市劳动力市场分为正规部门(一级市场)和非正规部门(次级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分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四级市场)和非农产业部门(三级市场)[1]。本文研究的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一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中的一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分别对应着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部门，正规部门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条件稳定、安全性好、生产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较多；非正规部门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工作不稳定、安全性低、管理差、升迁机会少。从产业分布来看，这些非正规部门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的传统服务业和建筑业；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它们主要分布在个体、私营经济中；从企业技术水平来看，这些部门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2]

(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把非正规就业称作“灵活就业”。所谓“灵活就业”，就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完全按照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工厂制度基础上的就业规则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3]从我国灵活就业者的身份看，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三是个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多从事临时工、季节工等劳务活和建筑、装修、安装劳动，或保安、保洁、绿化管理、饮食摊点、家政服务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四是部分富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白领职位，如自由撰稿人、网站管理员等。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主要由前三类人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因为第四类人虽也属于灵活就业人员，但是具有人数较少、经济收入较高、有较强的维权意识及能力等特点，使得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处于劣势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低技能就业的成员。

二、我国双重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状及原因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所作的《关于我国灵活就业情况的统计分析》中指出：截至2003年底我国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总量约为4700万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员总量的18％左右。有专家预测在未来的发展中，该数量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另据北京市劳动保障局工资处的《北京市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的调查报告》显示：从被调查的349户非公有制企业的用工状况看，企业从业人员中属于企业正式城镇职工的只占50．46％，非正式职工占49．56％，具有临时工性质的人员，大致为正式工的95％。[4]

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5]:

1．体制上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始终游离于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各种保障制度以外，农民的身份制约着他们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只能以准入门槛相对较低、雇佣形式较灵活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就业。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体制性分割是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的延伸。

2．经济上的原因。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受雇于个体、私营企业，非正规就业发展迅速；此外，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倾向使正规部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纳，而我国非正规部门劳动密集的特点正好满足了技能水平相对低的劳动力的就业。

(二)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现状及原因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低，大多未纳入法定社会保险。根据中国统计公告，2001年城镇就业者为23940万人，而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只有10630万人，仅占城镇就业者的44．4％，由于正规就业参保率高，由此说明在非正规的灵活就业群体中大多数人并未参加养老保险，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就更少[6]。

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原因：一是由于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我国长期实行的是正规部门就业与社会保障直接相连的就业政策，法律只对从业于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从业于企事业单位的合同制劳动者享有相关社会保障权益作出了规定，而忽略了改革开放中形成的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权益二是由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灵活就业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双方中明显居于弱势；三是由我国非正规就业的载体所决定的，当前我国的非正规就业大部分是在个体和私营企业中进行的，用工规范并不健全；四是由于非正规就业者本身的维权意识较弱，他们在与雇主建立劳动关系时并不要求享有社会保险权益，同时就业的不稳定性使其对参加社会保障缺乏兴趣。此外外，从非正规部门的企业角度来看，社会保险费用的费率对于有些企业来说偏高，使得它们没有能力参加社会保险。

三、双重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制关系

我国目前双重劳动力市场的格局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之间产生了一种互制的关系：

(一)双重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制约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1．大量非正规就业者的存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都是基于正规单位和正规就业形式设计的，费用的征缴、待遇的支付等各个方面都不适合非正规就业者；2．大量的下岗职工对社会保障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大批下岗职工离开再就业服务中心后从事灵活就业，面临着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问题。对于这部分参保后又断保，而自身没有足够愿望或能力续保的人，如何对其社会保险权益进行维护，是社会保障的管理部门必须解决的问题；此外，由于灵活就业群体的就业状态和收入底数难以掌握，加大了家庭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调查的难度，为城市低保、失业保险和就业扶持等相关保障工作增加了难度；3．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现状给社会保险基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缴费人数的减少加剧了现行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基金缺口，如果不适时将这些占就业人口相当比例的灵活就业者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基金在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浪潮面前将更易陷入危机；4．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保障权益的不对等，损害了社会保

障制度的公平性，使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贫困和维护社会和谐的目标无法实现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游离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将加剧我国的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制约了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有效的缓解了城乡就业压力，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有利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机会，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有利于就业的市场导向机制的形成，适应了经济多层次和多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平抑失业率、减轻经济周期的影响、保持就业局势稳定的作用。然而，由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现状，制约了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和有序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割性与歧视性有许多不良后果1．加剧了我国双重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和对立，使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更加困难，不利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2．导致劳动力一旦从正规就业转入非正规就业，就会失去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保障，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加大，大量劳动力滞留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从而出现供给过剩和失业现象，从根本上说，这几年我国出现的失业高峰就是一级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增大的结果；3．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无法享有社会保障权益，造成了双重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不平等的地位，使双方实际上无法进行公平竞争，阻碍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四、如何实现由“互制”向“互促”的转化

从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国家的经验看来，社会保障制度与双重劳动力市场之间应是一种良性的互促关系：一方面，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增加了就业人数，在社会保险缴费增加的同时，降低了失业保险金和低保的支出，减轻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危机，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另一方面，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双重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都纳入了保障系统，保证了他们参与社会竞争机会的公平，通过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解除后顾之忧来维护劳动者竞争过程的公平，并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着社会成员发展结果的不公平，有利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和自由流动，促进了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之下，实现双重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由“互制”向“互促”的转化，使它们能够协调一致、共同发展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采用多管齐下的方针：

(一)转变观念：1．政府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非正规就业不仅是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劳动者就业的突出特点，也将是一种长远发展趋势，有效解决这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险问题不仅可以体现社会保险的公平性，而且有利于促进其就业。改变传统的社会保险必须依托用人单位的观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解决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同时，转变重生活保障、轻就业扶持的观念，改变在过去的几年里，对下岗职工的政策侧重于生活保障，而对于通过政府补贴(特别是社会保险缴费补贴)来扶持和促进他们再就业的政策措施不到位的现象，2．用人单位方面。要转变由于缺乏硬性约束，就可以不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观念，转变单纯将为员工缴费看作是企业负担的观念，而应认识到这本是企业的应尽义务，另外，享有社会保险权益的员工免除了后顾之忧，更敢于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生产率，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广大灵活就业人员不再以储蓄作为防范风险的唯一方式，更加愿意当期消费，也促进了企业的生产。从长远看，对企业的发展是有益的；3．员工个人方面。由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过量，处于劣势的劳动者只求有一份谋生的工作，而不敢提出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本应享有的社会保险权益，这使得用人单位更不会主动提出为员工缴纳保险费用。灵活就业人员自身要树立维权意识，在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害时，要积极寻求解决渠道。

(二)国家应尽快出台规范次级劳动力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的硬性约束，保障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维护用人单位之间的公平竞争，并颁发全国性的政策，保证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关系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外，政府应制定对灵活就业群体的优惠扶持政策，对下岗职工和其他生活困难的灵活就业人员采取政府补贴部分社会保险缴费的办法推动他们参保、续保，促进其就业；同时积极探索有利于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优惠政策。

(三)在制度的制定上，要考虑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不固定、工作岗位和地区不固定等特点，对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缴费费率、缴费年限、缴费方式及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等方面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如非正规就业者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缴费基数，其缴费年限可以适当缩短一些，缴费费率可比正规就业部门的从业者低一些，在享受保险给付时，需达到规定的连续缴费年限(非全日制劳动者应按累计工作小时数计算并折合)，该缴费年限可以低于正规就业的缴费年限，其享有的统筹部分可以是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统筹部分的一定比例。[7]另外，应对不同的社会保险险种作出不同的规定。

(四)改进管理方法，加大管理力度，提高管理能力 1．管理的方法要进一步改进完善。要充分考虑到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者的劳动关系和工资收入不稳定、很多劳动者无用人单位依托的情况，将过去管理服务只面向用人单位的做法改为既面向用人单位、也面向劳动者个人； 2．加快信息网络建设，为管理工作提供信息技术的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日益增多、工作岗位变换日益频繁的情况给劳动者社会保险关系的变动、接续和管理的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尽快搭建社会保障的信息平台，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逐步实现参保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在地市间、省市间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联网与信息共享，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供技术基础； 3．改进服务手段。在有条件的地区，职业介绍所、人才交流中心等都可作为社会保险的代办机构，为灵活就业者办理参保、缴费手续；代办机构发展缓慢的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从优化服务的角度着眼，如设立专门的服务窗口，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第2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分割 特点和运行机制 福利效果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劳动力市场和其它商品市场一样，价格信号在决定着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在过去的30年里，很多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强调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考察了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市场报酬和就业的重要影响。本文主要分析城市职工市场和农民工市场竞争程度的差异，并进一步考察了两种市场产生的效应。

一、城市职工劳动力市场

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招工的体制下，城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社会事业的人员进出都由政府直接安排，一般情况下，农民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是不存在的。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农民工市场，但国有企业劳动力进出仍要通过政府部门，劳动力仍未完全市场化。因此，农民工市场和城市职工市场运行机制存在重大差别。

城市职工市场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非自发的，政府在其中的引导、保护作用非常明显。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试图在现有的体制和企业机制的框架下进行“能进能出”的用工制度改革，但由于阻力较大而收效甚微。90年代末期，在“减员增效”思路下，企业进行减员分流，这显然是一次性的行政行为。正因为用工制度的非市场化，长期以来，城市劳动力可以享有与就业制度相一致的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待遇。与农民工相比，他们不仅收入较高、生活条件较优越，而且具有特殊身份。

随着用工制度的改革，城市职工固定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城市职工市场呈现分层现象。现实情况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的人员仍然是能进不能出，工资是能升不能降。国有垄断部门，如铁路、电力、石化、电信、银行等垄断行业的职工工作稳定，收入水平高；此外，存在着严重的“职业壁垒”，即本行业或本企业职工子女在填补内部职位时有优先权，使其免受劳动力市场竞争势力的直接影响。这些行业形成了极为稠密的嫡亲网络、“子承父业”及连带的血亲关系，人员调整障碍很大（陆燕春，1999）。其他国有企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工作基本稳定，工资有弹性；一般职工的工作稳定性相对较差，但除非企业遇到生存问题，其工作稳定性和工资仍然存在刚性。下岗失业人员和城市未就业人员，一般处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中，但这部分人员的就业环境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环境仍有差别。其差别主要表现为城市劳动者具有“居家优势”，就业信息和社会资本相对较多。因此，倾向于选择相对舒适和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职业和岗位；否则，他们宁肯呆在家中自愿失业。“职位空缺”与失业并存在城市中并不是个别现象。

如果用工制度呈刚性状态，不仅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影响就业水平。如图1所示。

在正常条件下，劳动力供给曲线为S，需求曲线为D，如果供给曲线为S，工资率弹性较大，工资率稍微变动，就业量就会有较大增长。刚性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曲线为S’，S’的反应较小。另外，在需求曲线移动时所带来的就业量不同，刚性的劳动力市场在相同的域外需求增长的乘数作用下，使就业量下降。

劳动力市场刚性的有两方面的福利效果：一方面，劳动力职业和收入稳定，无须为生计而奔波。另一方面，劳动要素使用缺乏弹性，不仅资本和劳动无法相互替代，而且难以形成较强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劳动力价格偏高，降低了资本的效应，企业利润空间缩小，规模扩张受阻，结果难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与城市职工市场相对应的是农民工市场，这一市场是在国家的正规就业体制外，随着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农民工基本是对城市居民就业空缺岗位的填补，因此，它一开始就在体制外运行。农民外出务工的途径主要是靠个人或亲朋好友介绍等社会网络的帮助，而通过政府劳动部门、中介机构进行就业比例很小。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程度低，大多处于自发、无序、零散的状态；供给充足，竞争激烈。因此，城市劳动力市场明显被分割为农民工市场与城市职工市场，如图2所示。

图2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需求曲线为D，城市职工供给曲线是一条向上倾斜S’线，与需求曲线为D相交于F’，工资水平为W1，供给量为L1;农民工的供给曲线是完全弹性的S线，与需求曲线为D相交于F，工资水平为W，供给量为L。与城市职工市场相比，农民工市场有如下特点：

1.劳动的高强度与低收入。大多数农村劳动力进入了城市的新兴部门，或传统工业部门苦、脏、累岗位，这个部门比较类似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部门，工作时间长，而且常常没有节假日，劳动强度大、福利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合约不稳定，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保障。正规部门和工作条件相对好的岗位，农民工是很难进入的。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02～2003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无论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农民工都排在25种职业群体中的最后一位。从事的具体职业来看，建筑、装修占11.0%，收废品、保洁员占9.1%，卖菜、卖小商品、卖食品占39.0%，售货员、餐厅服务员占7.1%公司、工厂里的工作人员占3.8%，运输司机占2.0%，保安和其他的占13.9%％。主要的就业类别基本上属于高强度、低收入的职业。

2.高流动性。由于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身份的“临时”性和就业单位的不稳定，所以其就业最显著的特点是流动性大。他们不仅往返于城乡之间，而且在单位之间、城镇之间也频繁地变动工作岗位。据有关专家抽样调查，打工人员在外务工时间3个月以下的占2.11%，3～6个月的占6.24%，6～9个月的占10.81%，9～12个月的占12.48%，1年～1年半的占13.88%，1年半～2年的占13.62%，2年～3年的占13.01%，3年以上的占27.87%。外出人员每年回家次数中，不回家的占6.41%，1次的占34.89%，2次的占23.11%，3次的占8.44%，3次以上的占27.15%（陈宜大，2004）。

3.供给呈无限状态。刘易斯（Lewis.W.A，1954）认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低收入的劳动力，所以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的弹性。只要在略高于农村生存收入的不变的工资水平上，农村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为止。我国的农民工市场也完全的弹性，由于城乡收入的差距，农业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入城市寻找工作，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制度障碍，进城务工者具有临时性质，而不是彻底转移和市民化。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就其本身看，是完全市场化的，其工作岗位是高度竞争和富于弹性的，但它是劳动力市场扭曲条件下的一个没有保护而非规范的市场。市场透明度低，信息严重不对称，劳动者就业成本高；工作极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甚至基本权益不仅得不到应有保障。今天城市的繁荣，任何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无法回避农民工的贡献，高楼大厦背后和城市人生活条件改善的背后是低收入者肩膀和汗水，如果没有这部分为取得最低生存条件而“甘愿”牺牲的劳动者，再多的资本也难以达到令世界各国惊叹的中国城市发展水平。农民工已成为不少行业的劳动主体，如果不把他们纳入统一劳动力市场之中进行管理，使他们享有应有的权利和待遇，劳动力市场就难以健康发展。

三、结论

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不同于西方国家，不是自然分割而是制度分割，两种市场缺乏竞争。城市职工市场，过去直至现在仍然存在保护和刚性，这种保护性是以农民工的高进入壁垒为条件的。农民工市场本身具有高度的竞争性，但这种市场是原始的、缺少保护的市场，是一种非现代劳动力市场。这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不高，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相容。因此，积极创造条件，构建统一、开放、竞争、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是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1]Lewis.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1954，（22）

[2]程贯平:劳动力市场分割文献述评[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3]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4]陈宜大:福建省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对策思考[J].台湾农业探索，2004，(2）

第3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就业；劳动力市场；劳动供给

1 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数量不平衡

1.1 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数量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就业状况的好坏直接与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数量的多少有关。

(1)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2009年将有610万大学毕业生参加就业，比2008年多出了52万，也就是说单从应届毕业大学生这一个群体来说，劳动供给数量增加了。

(2)随着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一步增加，下岗职工经过培训以后将要参加再就业，庞大的下岗职工再就业群体将要与我们的应届毕业大学生争夺就业岗位。据统计2009年下岗待业人员将达到800万。

(3)就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城镇待业人员和随着农村城镇化步伐加快所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人员也将于我们的大学生争夺就业机会。

(4)我们刚才所说的610万大学生，并不包括高中，技校，中专这些院校毕业后选择不再继续深造而选择参加就业的这部分新增的劳动者，他们也都将会与应届毕业大学生争夺工作机会。

(5)截止到2008年底，尚未就业或者说正处于失业状态的往届毕业大学生将超过100万，以及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企业破产或者停产而产生的失业劳动者，他们都将会在2009年积极的寻找工作机会。

这五个方面的劳动者供给数量的增加，都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总量的增加，据人保部统计2009年我国将有2400万劳动者需要安置就业，庞大的劳动供给数量使得大学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1.2 劳动力市场上，劳动需求数量的变化

2008年九月份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我国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海外市场业务的缩减，第二呢就是国内市场需求的低迷。

(1)海外市场的劳动需求变化。

由于受到金融海啸的影响，海外市场需求减少，出口外贸行业，跨国公司，以及对外进行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加工的制造业业务销售量缩减，沿海地区的依赖出口业务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多数处于消化库存状态，由于产品销售环节遇到障碍，使得企业流动资金流转不畅，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企业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进而采取裁员的措施来保证企业的生命力，使得短时期内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员。

(2)国内市场的劳动需求变化。

同样由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减少，老百姓都不敢乱花钱，企业经营陷入了困境甚至破产，另外呢，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消费需求不旺，一些资本密集型的房地产、汽车业、钢铁煤炭行业经营困难，也采取了裁员的措施，来节约开支。

我们都知道，劳动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就是说企业对劳动者的需求是从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现在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减少，因此企业对劳动者的需求也就随之减少。另外，由于“刚性工资”这种特殊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劳动需求的减少，使得就业空间的相对缩小，就业岗位减少，失业人员增多。

(3)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求数量矛盾突出。

目前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出现的这种大规模的失业属于“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失业率直接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当经济增长处于快速增长时期时，失业人员减少，失业率降低，当经济增长处于衰退或者停滞时期的时候，失业人员增多，失业率升高。解决周期性失业的根本措施就是刺激经济的增长，通过经济增长来拉动就业。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发展公共事业建设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创造一百万个就业岗位。2009年我国的GDP增长目标是“保八”，也就是说2009年我国将依靠经济增长为社会创造800万个就业岗位，相对于2400万劳动供给数量来说，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现象。

另外，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还有一个“滞后期”，而且将会进一步扩大，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由外向型企业向各类企业，由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向规模以上企业，由农民工向城镇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蔓延，也就是说2009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短时期内不会出现明显的经济复苏，劳动供给数量与劳动需求数量上严重不平衡将进一步扩大，大学生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2 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结构矛盾问题突出

自1999年高校扩招。民办院校办学条件的放宽，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步入大众化阶段，但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从发展规模还是培养质量来看，还存在较大差距，大学生仍然是我国劳动力资源中的可贵部分。然而在我国大学生就业却出现了很严峻的局面，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失业，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岗位空缺与大量寻找工作的失业者并存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最典型的大学生“就业难”与“技工荒”并存的现象，反映了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当前的教育目标和市场需求的不适应和脱节。

2.1 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现状

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层次结构、专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在层次上，研究生的就业率可以达到98%，而专科生的就业率为75%左右。在地区上，毕业生往大城市拥挤的现象突出，而西部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一些区县需求人才的数量大，但没有人愿意去。而最突出的还是专业结构矛盾。

第4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河南省；大学生；就业现状；就业趋势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4-0115-03

河南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我国第一教育人口大省。近年来，河南省的高等教育规模逐步扩大，高校毕业生数量也逐年增加。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成为河南省各级组织和各界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就河南省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就业发展趋势做出分析，力图寻找大学生就业的最佳路径，以破解河南省大学生就业难这一问题。

一、河南省大学生就业现状分析

（一）河南省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1.劳动力市场总体供大于求

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将会长期并存，从当前状况以及“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就业市场来看，主要的矛盾仍然是劳动力供大于求。据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介绍，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大约2 500万人的劳动力，在2 500万人左右劳动力中，青年学生大约占了1 400万人。每年实际上城镇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大约在1 200万人左右，大约还有上千万人的就业缺口。在这样的整体形势下，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式相当严峻。由于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政策推行，大学生人数的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才增长，2013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达700万人，2014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达727万人。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全球经济低迷，很多外企的全球市场不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企业招聘量自然缩水。由于我国宏观就业形势面临经济放缓、就业总量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矛盾突出三重压力，针对高校毕业生的有效用人需求呈下降趋势。据今年2月初对近500家用人单位的统计，这些单位2013年计划招聘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约为15%。从行业情况看，医疗卫生、咨询、电子商务、旅游、文化体育等行业用人需求略有增加，但钢铁、机械、采矿、能源、建筑等行业用工需求不同程度减少。同时，公招性（含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岗位招聘量大幅减少。由于近几年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包括乡镇基层工作岗位因大量公招均已得到持续补充，“乡镇人才计划”实施5年到2012年上半年已结束，因此，这些公招性工作岗位招聘量大幅减少，给那些只想迷念于走公招就业路子的毕业生筑起了一道巨大的屏障。河南省劳动力市场在大环境下也不例外，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

2.劳动力市场分割尚未消除

劳动力市场分割指由于政治、经济等外在制度因素或经济内生因素的制约，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不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的机会等方面有明显区别，使劳动力市场出现分块现象，而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块的市场间流动。在不同块劳动力市场中的供求双方，尤其是劳动动力供给方的选择自由度并不相同。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我们国家成立后，国家在劳动力流动上制定了严格的城乡隔绝措施，通过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自由流动，这些制度安排促成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并未完全消除。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行业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由于在优势的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差别大于劳动力素质差别，导致劳动力供求行为发生扭曲，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到中小城市就业等情况的发生。

3.劳动力市场秩序还不规范，缺乏流动与无序流动并存的现象

劳动力市场秩序还不规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各种劳动法规不是很健全，包括：劳动平等法律制度缺失、劳动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不合理。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的执法不严，包括：劳动行政执法不力、劳动行政执法不公、劳动司法不力。劳动力流动不规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为缺乏流动，二为无序流动。无序流动又变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在不同用人单位之间的无序流动；二是劳动者在就业状态之间的流动无序。

4.工会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作为劳动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自主结合的组织，其根本宗旨在于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正是这一宗旨推动了工会成为现代劳动关系体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在协调劳动关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作为劳动者的代表，工会成为劳动力市场运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雇员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而设立的组织，应该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但是，我国的工会却没有发挥出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应有的功能，一方面，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会尚未改变附属于企业行政的状况，而一些非公有制企业还未建立工会，已成立工会的还几乎全部被老板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工会难以真正代表劳动力供给方――劳动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从事的是日常利工作，很少涉及其应该注重的保护工人合法权益的问题。正是由于我国的工会还不能够充分发挥出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应有的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功能，这就大大削弱了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其后果就是劳动关系的不稳定和劳动关系的恶化。

（二）河南省大学生就业情况

正是因为河南省同样存在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共性问题，导致了该省近年来大学生的就业率、专业对口率和就业分布的区域和行业受到影响，出现了新的情况。

1.就业率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上升的比值较低，离期望值还有一定的距离

近3年大部分专业就业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根据《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数据，2011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为90.2%，比2010届（89.6%）略有上升。其中，本科院校2011届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为90.8%，与2010届（91.2%）基本持平；高职高专院校2011届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为89.6%，比2010届上升了1.5个百分点。但从这些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就业率虽呈上升的趋势，但是上升的比值较低，离期望值还有一定的距离。

2.专业对口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近些年来，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面对这样的就业压力，很多大学毕业生不得不选择不对口的行业谋求生计，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对口率连年下降。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公司《2012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1届受雇全职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64%。其中，本科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67%，比2010届下降了2个百分点。2013年我们课题组做了专项调查，从中发现，大学毕业生就业专业不对口的现象广泛存在于本科及高职院校之中，我们课题组重点对河南省五所本科及高职院校进行了调查，调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果：大学生初次就业专业“不对口”率超过了1/3。

3.就业地区以沿海地区以及内陆一线城市居多

收入水平是毕业生择业考虑的重要经济因素。一线城市享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长期居于产业中心的地位，薪酬水平较高，对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而近些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平均工资已达到较高水平，同时在一线城市和沿海地区就业机会较多。基于这些因素的考虑，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去内陆一线城市和沿海地区就业。根据麦可思的中国2008―2010届大学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调查发现，东部和沿海地区对本科毕业生的人才吸引力指数为67.3%，其中深圳、上海、北京、厦门、广州是最吸引本科毕业生的五大城市，“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长期成为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聚集地。去年，北京大学的《2013年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大学生在京津沪地区就业的满意度最高，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满意度最低。城市越大满意度越高，在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就业的满意度最高，其次是地级市，第三是县级市或县城，第四是乡镇，在农村就业的满意度最低。这表明，大学生不愿意“低就”，更加钟情大城市。从这些数据和事例中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和内陆一线城市成为大学毕业生首选之地。河南省大学毕业生也不例外，许多人愿意去内陆一线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省内的地市，除了省会郑州外，许多大学生不愿去中小城市、城镇等条件相对艰苦的地方。

4.就业行业以新型行业为多

由著名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可思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称，昔日被看作“冷僻”的专业如土木工程、气象、园林、印刷、针灸、物流、中医按摩等，则出现了毕业生供不应求状况。河南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河南省就业促进办公室副主任孙银正说我省大学生中语言类、艺术类、法学类、教育类、行政管理类传统学科占比过大，2013年达23%，但这些学科的市场需求基本饱和。而一些新型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从2013年5月中旬毕业生行业就业情况来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五大行业是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其中，制造业是目前吸纳毕业生最多的行业。师范类院校也出现了新型专业好就业的情况 ，一些紧缺专业如计算机、通讯、电子、土建、自动化、机械、医药和师范等科类的毕业生需求旺盛，毕业生供不应求。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张全国说，河南农业大学这几年开设的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的本科专业，包括农村社区管理、农村能源工程等，着重培养新农村建设急需的规划设计、管理服务等应用型人才，短短几年，招生规模就达1700余人。这样新型专业就业前景很是光明。

二、河南省大学生就业发展趋势分析

1.中原经济区的持续快速增长有助于增加河南省新的就业岗位

2011年十一国庆前夕，国务院正式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建设中原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自此，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就与河南省数十万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知道，中原经济区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地理位置重要，粮食优势突出，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大战略地位。

中原经济区建设带来巨大的就业潜力。就业潜力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现在河南省经济增长很快，GDP占全国第五位，人口全国第一，中原地区具有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二是中原具有发展工业的前提。中原是主要的粮食产区，河南省应该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产业。特别是中原地区高校林立，可以培养大量的高科技型人才，向研发、生产、制造等产业发展，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还可以利用便捷的交通运输发展相关产业，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中原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也可以为大学生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再加上河南省及周边各省府大力招商引资的开展，如深圳富士康、格力空调、可口可乐等相继在中原落户，标志着中原地区已经逐步的从农业区积极地向工业区前进，这些也定当为大量的中原人提供就业的岗位。中原地区要由农业取代工业必将需要大量的科技型人才，这就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空间。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则更应把握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因势而为，切实增强责任感，自觉把个人追求转化为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实际行动，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建设中原经济区上来，努力成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领头兵和先行者。

2.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提高就业质量

大学生就业能力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综合能力，是个人基本素质、专业知识和就业技能等因素的综合。其中动手能力是一个关键环节。针对加强大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我们认为高校必须做自己应该做到的。高校应针对学生的需求，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而动手能力的培养需要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实现，实践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和对实践对象的认识，使知识与能力、基础与专业、理论与实践得到和谐的统一。因此，高校要在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中应起到主导的作用，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人才的培养要与社会需求对口，优化专业结构，加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强化实践教学，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推动毕业生顺利就业。学校应加大教学设备的投入力度和实习基地的建设力度，重视对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采取多种形式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创造条件。教师除了钻研教材，搞好教学以外，也应具备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使理论和实践首先在教师身上实现真正有效的结合，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提高就业质量。

3.全社会正在努力建立一个促进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体系

帮助大学生解决就业难题，涉及到全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个强大有力的社会支持体系，由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社会支持体系包括：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前为他们提供就业指导、毕业学校和用人单位之间进行有效沟通、毕业生及时掌握人才市场信息、促进就业机构改变就业歧视现象等。另外，还要调整大学生自身的就业观念，避免现在大学生择业时普遍存在的个人主观化、理想化的倾向，适当调整就业预期目标，以适应社会现实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全社会正在努力建立一个促进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体系。比如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就业市场和就业服务等措施。

4.各级政府正在进一步制定与完善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政策

我们知道，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社会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更多地依赖于社会政策层面的途径来加以实现。换句话说，有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应更进一步地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并将其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当中，从而最终从消除社会问题的基础层面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当前，各级政府正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到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性，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形成有力的政策导向体系，做好高校培养人才和社会使用人才的相关工作。首先是完善大学生就业的相关政策。比如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调整劳动人事关系，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其次，正在统筹相关行政和政策资源，建立完善的就业市场机制。最后，正在完善大学生自主创业制度。

参考文献：

第5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一、工厂内的专制

(一)生产的政治和工厂政体

“生产的政治”和“工厂政体”两个概念的提出是布若威(B~y)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重大贡献.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市场的混乱导致生产中的专制，即所谓“市场专制”(m田火etdespotism)，他认为这是唯一与现代工业和追逐利润的压力相适合的劳动过程规则模式，而市场专制的存在有四个条件，一是公司间的竞争，二是工人真正附属于资本，三是工人依赖于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四是国家只维持生产外部的秩序(这是市场力量独立发挥作用的条件。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会必然导致工人数量的增加、受到训练、团结、和组织起来⑧反抗资本的压迫.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生产过程的管理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所论述的四个过程的顺次发生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关系受到了质疑，导致市场专制的四个条件也并不总是存在。布雷弗曼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他认为，随着生产分工的细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引入，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了“去技术化”，导致生产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工人丧失了对机器的控制能力，相反，工人的“活劳动”受到了机器的“死劳动”的控制。①布若威则认为应该考察生产过程怎样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主观上塑造了工人阶级。这个过程是卷入到物质生产中的一套相互协调的活动和关系，是控制与型塑生产场所中斗争的设置(即paratUSes)，是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三者的统一。②布若威将生产过程中的斗争称为“生产的政治”(politicsofproduction)。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产品生产的同时，渗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使资本家取得剩余价值的过程获得合法性。布若威将马克思在上层建筑中的概念“政体”引入了对劳动过程的研究，用“工厂政体”(factoryregime)指“生产中的所有的政治形式，既包括劳动过程的政治作用，也包括生产的政治设置。③“工厂政体”受制于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等四个因素，并决定生产领域中工人斗争的利益和能力。④布若威依据国家干预的程度及其与工厂政治规范工具的融合程度，划分了工厂政体的类型。当劳动力再生产依赖于国家或者市场的分配时，往往在工厂内形成专制(desPotism)为主导的政体，如国家社会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而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则由于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劳动力再生产不再依赖于工厂，资本家通过各种手段在工人中“制造甘愿”(manufactureconsent)，工厂政体就会向“霸权”(hes。盯ony)转换。⑥

(二)失序专制主义—中国的工厂政体

对于中国的农民工，目前尚未建立足以使其不再依赖工厂的社会保障制度，工厂内管理层并不在意工人的“同意”(甘愿)，实行专制的管理方式。尽管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国家的一定程度的介入，中国当下的工厂己经较少使用暴力强迫劳动的办法，但仍持续了专制的管理。工厂中很少使用如布若威所说的给予资深员工优势特权等方式建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人的频繁流动正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动因希望某一个工厂的“永续生存”。而工厂的“内部国家”也远没有建立起来，工人没有任何能够与管理阶层进行协商的“团体”，即使有工会，工会的领导也是管理阶层的代理人，甚至有时就是厂长本人.

农民工具有高度流动性。他们频繁地在一家家工厂间流动，尽管为此会付出诸如被原来工厂扣发最后一至两个月工资、丧失社会保险金的损失。而他们之所以选择不停地流动，正是因为时刻处于受歧视、被剥夺的不安全状态，他们要不停地试图寻找更为安全、有保障的工作岗位。他们既是“像鸟一样自由的”，也是像鸟一样时刻要准备面对不期而至的灾难.

灵活的“计件工资”不会让工人获得过高的工资(工厂内的计件工资其实是非常灵活而模糊的，工人们只知道因为是计件工资，多干才能多得，所以一定要多干。至于究竟能得多少，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实际上，工人不知道明确的工价，但他们的工资总是在控制之中的。对此，拟另文论述。)却足以使工人不会偷懒怠工，甚至会积极地加班。加之流水线生产的压力，没有工人能够顶住一条线上其他工人的压力而自己去休息或者放慢一点速度。由此，日常的管理中，老板并不需要使用强迫的手段，工人们就会自觉自愿地努力工作了。较多地使用威胁的时候是辞工以后。因为一个月的工资总是到下一个月才会发下来，如果辞工，那这个月就算白干了。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来要钱的话，遇到的就是威胁了。工人们对此都颇有怨言，但也没有办法，无论通过哪种途径讨要工资都很难成功，而且成本巨大。所以，工人一般会尽量不辞工，迫不得己辞工，就只有默默地放弃至少一个月的工资。这种对自己权益受侵害的“沉默”不是农民工的维权意识问题，而是他们中无数的人经过了无数次的“试错”做出的“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地方政府和资本结成的“增长联盟”使国家对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的干预极其无力。本应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工会，或者根本没有，或者完全受制于工厂管理者，沦为“花瓶”.

偶有发挥作用的工会，不是代表工人和管理层谈判，而是代表管理层，做“工人的思想工作”.

而第三方社会组织尚在萌芽阶段，且常被视为“挑起事端”者，被地方政府压制。更没有可能对劳动关系发挥有效的协调约束作用。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失序专制主义”政体。①

二、市场粉权下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

从马克思、布雷弗曼、布若威以至后布若威时代的劳动过程理论集中关注了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控制与反抗，权力与服从的关系，以工厂政体(factoryregime)的概念，考察了工作现场中“活劳动”的型塑机制和型塑过程。劳动过程理论在布雷弗曼以降的发展，解决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所遇到的新问题—为什么工人们在工作现场不是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和资本展开斗争，而是积极地投入到劳动中去，为资本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成为资本压榨自己的同谋者.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机制，都将自己的研究焦点对准了劳动过程之内。在它们解决了劳动过程之内的困惑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农民工们进入劳动过程的机制是什么?而资本又是怎样始终可以将农民工纳入到工厂的劳动过程中，以“专制”方式榨取他们的剩余劳动而无需改善条件和待遇呢?须知，无论在进入劳动过程之后支配他们的是霸权还是专制，促使其努力工作的是霸权下的“甘愿”还是专制下的强迫，他们的确是争先恐后地来到城市，“积极”地投身于剥削自己的劳动过程。他们尽管不断地从一个个工厂退出，却又不断地进入另一家工厂，重新进入同样地剥削自己的劳动过程。工厂一方面放弃了暴力强迫的专制手段，另一方面也并没有建立如布若威所说“内部劳动力”和“内部国家”等霸权机制，但资本依旧能够严格控制工人的“活劳动”，从而榨取其剩余劳动。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在笔者看来，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当前中国的劳动关系，更深刻地揭示中国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态势.

(一)畸形的劳动力市场的挤压

对于上述问题，当我们深入的对工厂外部的劳动力市场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秘密在于劳动力市场之中。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工人无论走到哪里，面临的都是几乎同样的待遇和结局。他们即使从一个工厂退出，最终还是要进入另一个工厂。新进入的工厂待遇和原先的工厂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最多可能是老板待人和善一点，或者因为善于经营订单充足，让工人有更多的活干，而这不仅意味着工资能多一些，也意味着更加辛苦的劳动和更多的贡献自己的剩余劳动给老板。而他原先的那个工厂里的岗位很快就会有其他的和他一样的工人去填补。总体的工人始终承受着总体的资本的压榨和盘剥。而且，工人的总体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加，工人的总体也会不断增加。工人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使得资本无需为工人的短缺而发愁，自然也绝不会感受到工人罢工之类的反抗有什么太大的压力。而工人们也“自觉自愿”的接受着资本的盘剥，并竞相进入劳动过程. 劳动力市场的畸形一方面表现在劳动力的供应远远超过需求，即刘易斯所谓的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近几年中，学界关于这种“无限供应”状况是否己经转变，即我国劳动力供给是否己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发生了争论(有经济学家，以国家的人口和就业统计数据提出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但被批评使用数据片面等错误。限于篇幅及本文主题，不对此展开讨论)。主张己经“刘易斯拐点”己经到来的学者提出的一个例证是“民工荒”现象。但对于民工荒的大量研究说明，.“民工荒”不过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与供应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错位。①这也正是劳动力市场严重畸形的另一个方面.

某些层级劳动力的近乎无限的供给，使劳动力之间产生激烈的竞争。在市场上，劳动力形成恶性竞争，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劳动力供求结构的错位，使这一现象在劳动力的某些层次(如无技术的初级工人即“普工”和下层白领)、某些产业部门被加剧的同时，另外一些层次(如技术工人)、产业部门却招不到足够的劳动力。在前一种情况的产业部门中就又加剧了工厂中的专制程度。在我们对服装厂的调查中，有技术的工人(如样衣工、大烫衣工等)有较大的选择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而没有技术的普工，则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

个案HJL:我是，这个，做技术部的样衣工。缝样衣的。(技术)还可以吧。这个(当工头的)想法我没有.就是我们没有文化水平，假如我(们)再多一点知识，电脑再通一点的话，还可以再高一点.(合同是)个人的.个人和公司签的。(签了)一年。到期以后就……假如说我们对这个公司满意了，可以续签。假如不满意了，可以不要签，可以解约，也可以的问:管理人员对你们的态度怎么样?答:这个怎么(说)，我们讲句那个的话啊，就是在外面呢，工人像我们这样工人是很难找的.现在的工人不像以前的工人那样好找，现在我们讲在小厂里啊，工人是当大爷对待的.

问:主要是您有这个技术是吧?像这个技术工人他就很难找是吗?答:对.

问:主要是这个原因是吧。你要是没这个技术就不一样T.

答:对(笑)，那肯定。……假如说工作方面呢，假如说我们想这个衣服，因为他打这工价，假如说他厂方说这个衣服一天能做到十件，这个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觉得只能做到两件，或者假如拼死了做到两件半，这是他讲，他不可能按照你的两件来打这个工价的，他是按他自己的思路来打的.

问:那这中间会不会有一个这样讨价还价的?答:有的时候还是有的。(笑)还是有一点那个的.假如说一件衣服感觉到实在低了啊，下面就找几个人跟经理谈，就说这个衣服做得不好做，能不能适当加一点.但假如说这个就是终盘，董事长已经定下来了，不可能变了，下面讲可以适当补贴一点.他有这个讲法出来.

问:那就是下面这个中层领导，他想别的办法给你补.

答:哎。在另外一款给你适当地提高一点.就这一款上你吃亏了，在另一款上给你补回来.

个案HJL不但享受了国家政策规定的各项劳动福利，在厂里可以和管理人员就工价讨价还价，管理人员甚至老板也要对其客气三分。这种政体就更符合“霸权主义”政体而非“专制主义”政体，而这种难得的待遇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他所从事的非常特殊的工种—样衣工。这个工种的工作是依照客户给的图样做出整件的衣服来，没有被细化的分工所分割.

也因此，其二，这个工人拥有着自己的技术的价值.

而个案sJC，虽然处于“民工荒”更严重的地区，在服装厂做普工，情景却相差极大.

个案SJC:“最低工资”没有!黑厂子!别说了，黑厂子!真的.别说保险了，什么保险都没买!就一般的合同都没有.合同不签，管理制度又是差极，差极.……反正那个辞工，他不给批嘛，就是.辞工嘛，就是压的那个月的工资拿不到嘛.是啊，基本上走的就是差不多丢掉一个月工资走的嘛。要?那不白要啊?是吧?那肯定要不到啊.你就投诉人家也没用啦.真是。他投诉，有人去投诉啦，投诉当天晚上来，一顿黑打嘛.在宿舍被黑打了一顿.这里面黑得很啊。前两天，有一个组嘛，就说工资低啊，他带着人走了.

后来他回来要工资。那老板把他打了一顿嘛。他就告了，告他。告了，法院就判了，叫老板给钱发工资嘛。老板叫他去拿嘛，那个组长都不敢去拿.被打怕了嘛.(保险)没有.他连工资都不说，这个月出了多少货，他就说，按，..…给你发一点，如果说(货)出了太少了，一千块钱都不一定，都没有。(生病)自己拘钱观，那个.他还管你死活哟!工资他都卡，不给.加班到三四点，第二天早上一样的工撒(上班).工资都不想给你，还管你死活咯.

这个个案是生产线上的农民工，代表了大多数的工人情况。尽管将所在的工厂称为“黑厂”，农民工们还是要在这里做下去。畸形劳动力市场的挤压作用型塑了当前工厂内的“失序专制主义”。而在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迅速转型期，在政策法规的不健全、执行不力、工会缺失的背景下，这种型塑作用严重加剧。在我们的对农民工的调查中，反复听到的是这样的回答:“你(如果对待遇)不满意，你(就)走.”，“找老板提(意见)?(老板说)你不想干你走.”在工人阶级的“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power)和“结构力量”(strueturalpower)①两种力量中，但农民工的结社力量显然是根本没有形成的。而“结构力量”所包含的两种“讨价还价”的能力，一种是“市场讨价还价能力”(marketb魂ainingpower)，另一种是“工作现场的讨价还价能力”(workplacebargainingpower)。前者又包括了三种情况:工人具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较低的失业率;工人具有脱离劳动力市场、完全依靠非工资收入而生活的能力。由于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和生产的“去技术化”，对于当下的农民工来说，除了其中非常少数的人具有对某种工作的熟练而勉强具有一些讨价还价的能力，大多数人很少具有任何的结构力量。而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回到农村去，则意味着放弃自己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当然也意味着比城市农民工更加低劣的生活水平.

可见，农民工进入劳动过程的“甘愿”是由畸形的劳动力市场制造出来的。正是这种畸形的劳动力市场把农民工推进了劳动过程，接受着工厂内的专制.

由于整个畸形劳动力市场的挤压，工人处于完全劣势的地位，这不仅仅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信息沟通不顺畅的问题。工人到任何一家工厂所获得的待遇没有太大的差别。因而他们“用脚投票”的结果从工人自己的角度看，不过是把自己的血汗转移给一个又一个老板:而劳动力总是有的，从老板来看，不过是工人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从整个的劳动力市场看，则工人将自己的血汗贡献给老板们的状况没有任何变化.

(二)市场霸权下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

(l)市场中的政治和市场霸权政体

中国当前的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之关系，国家己经从劳动过程中退出，不再或者不能够再直接对劳动过程进行干预。即使通过了法律法规，在工厂内的执行也是无力的。社会的发育则仍处于萌芽状态，远远不能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在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市场话语成为主导话语的情境下，无疑市场对于工厂政体的型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工厂内的政体是嵌入于它所在的外部环境中的，和国家、市场是密切相关的，而不是独立于其外的。将视野专注于工厂内部的劳动过程固然揭示了劳动过程中的秘密。但如果劳动社会学的研究仅仅满足于此，则难免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尤其在国家和社会对于工厂内的劳动过程都无力干预的情境下，这一限制则势必使我们的研究走进绝望的死胡同。因此，笔者认为，将劳动社会学的视野引入对市场的考察是必要的.

将布若威的方法如法炮制，我认为可以将马克思在国家政权的概念“政治”和“政体”引入，利用“市场中的政治”和“市场政体”来对劳动力市场加以考察。“市场中的政治”指在市场中针对“市场上的关系”所展开的斗争，它确保市场上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市场政体”则是由经济(市场主体的经济状况)、政治(社会关系的生产)及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关系的实践经验的生产)“多元决定”的领域。市场政体的形态，取决于国家政治与市场政治之间的关系，即取决于国家对于市场干预的程度。干预的手段则包括直接的行政干预和经济手段的间接干预.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应方的农民工，有土地作为最后的生存保障，但城乡二元格局使农村的生存状态远远比城市差，由此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动力。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需求，而且技术层级不平衡，更使得部分层级的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中，农民工的无组织状态使其无法取得和资本的平等谈判地位，只能被动地得接受厂方的条件，农民工的权利在于可以在不同的工厂之间进行选择。同时，资本主导着市场中意识形态的构建，诱使农民工争相进入工厂的劳动。于是，资本取得在市场上的霸权.

(2)市场霸权下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

生产政体是由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共同决定的。①在以“单位制”的衰落为标志的国家从生产过程退出之后，公民社会又尚未发育起来之前，显然市场对生产政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前文所述李静君所提出的专制主义工厂系统存在的两个地方性制度条件，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劳动力市场的产物，并且也只能与劳动力市场的作用相结合而显现出来.

中国工厂内的专制与布若威后来的发现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中霸权政体能够削弱工人的抵抗能力，使工人在“被剥削”和“失业”的两难选择中，唯有选择前者而接受专制，从而形成霸权基础上的专制(hegelnoni。desPotism);①而在中国，工厂内的专制却不是其内部霸权政体演变的结果，其基础来自工厂外部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一进入城市就遇到了资本在市场上的霸权，只能甘愿地接受工厂内的专制。因此中国工厂内的专制主义政体是市场霸权下的失序专制主义。由于其来源于市场，也必将随着市场政体的变化而变化。而国家对其干预，也只能通过对市场政体的干预而发挥实质的作用.

在严重畸形的劳动力市场中，加之国家对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强化，资本取得了绝对的霸权，而这种市场霸权构成了工厂内部专制政体的基础保障。在这种市场霸权之下，农民工难以产生反抗的能力甚至意识，而“甘愿”进入到劳动过程中，在工厂内部的专制之下承受资本对其剩余劳动的剥夺。由此，资本则不仅牢固地确立其在工厂内部的专制政体，而且有能力对抗国家对于工厂内部政体的干预。市场霸权下的失序专制主义成为中国当前工厂政体的普遍特征.

三、结语

诚如沈原所说，“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是滑稽可笑的，②但如要达致“社会学干预”(sociofogicalinte~tion)，③不仅需要对劳动过程内部的透视，还需要在此基础之上找到它与外部的关系，找出与之相关，甚至是对其有着决定作用的因素。仅限于劳动过程内部的研究则是有局限的.

第6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FDI；影响因素；利用FDI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陆陆续续向中国进行投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众多学者也在持续探究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可见，分析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总结在利用外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研究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日趋重要，这对于在新形势下我国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现状

1.我国利用FDI的总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投资者。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已将近40年，推动了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表1可以看出，从1983年利用外资9.2亿美元到2016年利用外资1260亿美元，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持续增大，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并非逐年增长，于1998年-1999年，2008年-2009略有下降，但这两个阶段我国利用FDI总量占全球FDI流入总量的比例仍然位居世界前列，说明中国存在着吸引外商投资的巨大优势。

2.我国利用FDI的区域分布

改革开放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得益于国家优惠政策，东部地区一直是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地区。之后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中西部实际使用外商投资明显增多，但从总规模上来看，中西部地区吸引FDI的规模一直远远低于东部。如表2所示，截至2015年底东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金额的比重为85.19%，中部地区为8.15%，西部地区为6.66%。

3.我国利用FDI的行业分布

从表3可以看出，截至2015年末，第二产业是我国吸收FDI最多的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53.69%，第三产业占比为44.78%。据相关资料显示，2011年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我国利用外资金额最大的产业。之后第三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持续增长，可见第三产业逐渐成为我国吸引FDI的主力。具体到行业，外商直接投资最初流向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近几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主要是以制造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为主，尤其金融服务业利用外资增长幅度最大。

总趋势：外商直接投资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和比重逐渐提高，且仍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态势。

二、我国吸引FDI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有关我国吸引FDI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聚集效应所展开，本文则以区位优势和集聚效应为中心来分析我国吸引FDI的影响因素。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集聚效应、基础设施、国家政策、人力资本是我国吸引FDI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在新形势下，各个因素对于我国吸引FDI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还有待研究。

1.劳动力成本

跨国公司早期以成本导向为主，劳动力成本是其考虑的主要因素。中国劳动力资源S富且劳动力成本低，低廉的劳动力可以为跨国公司节省投入要素方面的开支，这一优势便成为中国吸引FDI的有利条件和主要因素。但近几年来，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内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中国劳动力的价格持续上涨，同时老龄化严重，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跨国公司为了追求更低的劳动力成本转而向东南亚国家进行投资。另一方面目前外商投资也正处于战略转型期，外商直接投资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乃至技术密集型产业。所以劳动力成本对于我国吸引FDI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2.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是跨国公司选择东道国所要考虑的必要因素之一。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市场规模庞大的东道国进行投资，一方面由于接近消费者和要素市场，有更多的市场机会，可以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会促进跨国公司进行技术革新，满足市场不断出现的新需求，进而提高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促进再投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迅速、中国市场日趋旺盛、潜在的市场巨大，这便成为吸引FDI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市场规模对FDI的吸引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3.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是通过外部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两种外部性来影响FDI区位的选择。一是金融外部性：企业在某一地区的集聚形成了前后关联的要素市场，企业可以低成本并且快速的获取原材料、劳动力，从而降低企业中间投入品的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这对跨国公司有很强的吸引力，而外资的流入又会进一步加强集聚效应。二是技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主要表现为知识溢出，集聚的企业通过消化和吸收溢出的知识和技术能够迅速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进而吸引FDI的流入，加强集聚效应。目前随着FDI的流入，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日益具有空间聚集特征。集聚带来信息、知识、资金、人才的集聚，形成正外部性和规模经济，从而为后来进入的外资企业降低成本，吸引更多外资的流入，进而持续自我强化集聚效应。近年来集聚效应对于FDI区位选择日益重要。

第7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 劳动力 经济价值 转换系数

一、引言

在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分析中,需要对项目所占用的各种资源的经济价值进行估算。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其所占用的经济价值的高低,会影响投资决策。一般说来,在项目评价中,劳动力占用的经济价值较低,有利于选择大量使用劳动力的项目,反之,则有利于选择劳动力较少技术投入大的项目。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着多重分隔的情况,劳动力要素无法自由流通,无法形成统一的劳动市场,市场工资无法正确反映劳动力所占用的经济价值。此外,国内项目对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的测算通常也只是根据经验进行估计,难免存在较大的误差。因此,本文借鉴了各国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的测算方法,并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我国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计算方法和农村劳动力转换系数,以期更好地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目标。

二、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测算方法及国内外测算现状

1、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测算方法

在项目经济评价中,对劳动力占用的经济价值的衡量和计算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一种是L-M法所采用的影子工资率(SWR);另一种则是UNIDO法所采用的影子工资 。

UNIDO法采用机会成本的方法,将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分为边际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累积消费产生的社会价值两部分进行测算,一是劳动力直接机会成本,即劳动力因获得一个新就业机会而被迫放弃的边际产品的社会价值。二是劳动力的间接成本,即伴随扩大就业而产生的有利于消费的资源再分配所带来的对累计总消费的费用,以及不同收入主体的消费的不同的价值权数等因素。而L-M法则把劳动力投入看作为非外贸货物,把劳动力从成本分解的角度对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进行测算。L-M法认为劳动力占用的经济价值可用劳动力边际社会成本(MSC)来进行计算。该方法主要考虑了熟练和非熟练工人两种情况下的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认为熟练劳动力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三部分构成:教育费用、由于就业可增加的消费支出、由于后续培训而造成的生产损失。对于非熟练劳动力占用的经济价值,则由三部分构成: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由于增加就业所增加的纯社会支出、由于增加就业所增加的费用、表示增加额外消费而造成的社会费用。两种方法都考虑了消费与积累之间的价值权重问题。

由于两者测算角度的不同,L-M法考虑到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生活水平之间的差异,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测算较之UNIDO法多考虑了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费用,对于地区间差异较大、失业率高、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国家,劳动力的转移成本是必须考虑的组成部分。两种测算方法都是建立在存在统一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要素可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对劳动力占用的经济价值进行测算,未对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或没有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行分析。

2、国外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测算现状

亚行根据劳动力的稀缺程度可把劳动力分为三类:熟练劳动力、半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分别对三类劳动力进行测算。对于熟练劳动力,项目发生地区的主要市场工资可看作是相应的劳动力占用的经济价值;对于半熟练劳动力,可由非正式和正式工资部门的加权平均值来估计,其权重为各部门劳动力所占的比例;而对于非熟练劳动力,根据一年有报酬的工作天数的非保护工资率来估计影子工资率。其中,对于从农村地区或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可以由边境价格当量价值的贸易品来表示。

欧盟同样将项目所用的劳动力来源分为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两种。对于熟练劳动力,项目地区的市场工资可视为其影子工资的估计值。对于非熟练劳动力,分两种情况来计算。一是农村劳动力,与亚行所不同的是,除了损失的边际成本(生产农产品的价值)之外,还考虑了工人转移至项目的额外成本,这额外成本可由测定的转换系数求得。二是失业人员,引入劳动力就业岗位和保留工资两个变量,这部分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的测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由于劳动力转移而引起的其他边际产品价值的损失,即过去部门的边际产值乘上损失的就业量与总的劳动力输入量的比值;第二,使失业人员从事工作所增加的成本,即城市保留工资乘上增加的就业量与总的劳动力输入量的比值;第三,转制成本,这种方法考虑了自愿失业人员对于闲暇所赋予的大于零的价值,也就是劳动力自然价格的估计,只有当工作所获得的工资大于保留工资时,失业人员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

澳大利亚在实际测算劳动力经济价值时,根据L-M法,认为先前的劳动产量价值是估计劳动力影子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Iraj Saleh提出了一个基于劳动力职业转移率进行估算影子工资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将职业化分为若干类,提出了工作转换率的概念,即从某一职业部门转移到另一职业部门的概率。该方法是建立在充分就业的基础上,即认为失业人员也只是暂时的,并不是长期的失业。其次,该方法考虑了项目某一职业部门所吸收的劳动力的不同来源,即每一岗位所需要的劳动力并非是从相同部门吸收进来,而是从不同的部门吸收进来的。因此,在计算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时,不能简单的用该岗位的现行市场工资来进行衡量。

3、国内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测算现状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研究》(第三版)将劳动力区分为技术与非技术劳动力。技术性工作的劳动力的影子工资换算系数取值为1,对于非技术劳动力,根据我国非技术劳动力就业状况,其影子工资换算系数一般取为0.25―0.8。

三、我国劳动力占用的经济价值的建议测算方法

1、熟练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的计算

熟练劳动力通常存在于城市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中。因此,在该市场中,是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或近似完全竞争市场,市场工资可作为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的良好估计值。然而,在我国,由于地区性的差异(生活水平、福利等的差异)以及劳动力迁移成本的存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性降低。因此,在不同地区,即使是同一职业种类,由于职位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同,市场工资也各不相同。其次,由于项目影响区域的不同,熟练劳动力通常来源于不同的城市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因此,在计算项目占用劳动力的经济价值时,可用各城市正规部门职业种类的加权平均值来进行估算。

假设Wij为j地区i职业种类的市场工资,nij为j地区i职业种类的就业人数,因此i职业种类的市场工资的加权平均值为:

其中,m为城市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的总数。

在实际计算中,项目人员很难得到每一个个体所获得的市场工资。因此,可根据已公布的每个主要城市的市场平均工资作为参考数据,求其均值得到熟练劳动力占用的经济价值。

2、非熟练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的计算

项目所占用的非熟练劳动力主要来源于农村劳动力、自愿失业人员和非自愿失业人员。对于自愿失业人员,机会成本是税后净工资额,因为这反映了他们为了自身(即边际工人)加入到劳动力中所必须支付的金额。对非自愿失业人员,他们愿意为了工作而放弃自己的闲暇时间的价值肯定大于维持自己及家人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及发展费用。因此,这类劳动力占用的经济价值可根据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收入来进行估算。在实际应用中,农村劳动力占用经济价值的计算可以通过市场工资乘上农村劳动力所占用的经济价值的转换系数来进行计算。转化系数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转换系数=农村人均收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收入。

其中,农村人均收入表示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至项目所放弃的平均支付意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收入表示农民进城就业的最低生活要求。两者的比值表现了农村劳动力就业报酬的折减系数,也表示了由于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而引起的差异。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所获取的实际报酬乘上这个系数就可近似的表达他在农村所放弃的产出。

(1)农村人均收入的计算。根据《2006―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2007》,我们可获得各地区农村住户的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和产量的上下波动,为了计算的准确性,取2002―2006年各地区农村人均收入的均值。由于各地区农村住户的人口数量各不相同,农村人均收入应等于各地区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加权平均值。由此求得全国农村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值为1713.283元。

(2)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收入的计算。根据各地区最新公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收入标准及2006年统计年鉴,城市人口的数量与比重可以得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每人每月收入的加权平均值为213.889元。

(3)农村劳动力所占用经济价值的转换系数。根据(1)、(2)所求得的结果及转换系数计算公式,求得转换系数为:转换系数=农村人均收入加权平均值/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收入加权平均值=1713.283/(213.889×12)=0.668。

四、结论

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造成的扭曲使得市场工资不能真实地反映劳动力所占用的经济价值,因此,在估算劳动力经济价值时,需要对劳动力的市场工资进行一定的调整,使其能较好地反映劳动力占用的经济价值。因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多重分隔的现象,劳动力的流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各个地区之间没有形成完全的劳动力竞争市场,而只是局部的竞争市场,相同的职业岗位有着不同的市场工资。因此,在实际的计算中,对于从事某一职业岗位的熟练劳动力所占用的经济价值的计算,对于影响范围大的项目可收集不同城市该职业岗位的平均市场工资,并求平均值以估算其占用的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1] 周惠珍:投资项目评估[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 Guidelines for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jects,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Resource Center,February1997.

[3] Iraj Saleh,Estimating shadow wage Rates for Economic Project Appraisal [J].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2004(8).

第8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不同资源的生产力不一样，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就点明了科学技术在实现经济增长中的首要性。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差异较大，资源禀赋状况有着巨大差别。譬如对于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省市，劳动力资源的机会成本就小，而对于劳动力是稀缺资源的省市，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就大。由此来看，不同的省市，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必然存在着如何有效使用资源的问题，不同的省市，对应着不同的发展战略规划。

笔者不久前使用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大陆（除以外）的30个省市资源禀赋情况，从而可以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探讨不同省市的经济增长路径。

我们在制定长远发展规划时，可持续发展都是基于基期的资源禀赋状况、现有的要素结构比例不变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现有的要素结构比例是最佳的，那么长期来看，经济发展以后，要素结构比例还处于最佳状态（当然包括技术进步在内，可能改善现有的要素结构比例）。

而对于不同的要素结构比例，经济发展遵循的是“漏斗原理”，经济发展的潜力较大程度上受制于一个省市要素最为稀缺的因素。可喜的是，一个省市可以通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获得所需的要素。可以想象，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十分低下，而大多数要素又处于严重稀缺状态的省市，经济是很难取得高速增长的。

对全国各省市资源禀赋的分析范围涉及到了几乎所有的要素，它们分别是：土地存量、水资源、劳动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开放度等几个方面。

尽管各省市的资源禀赋存在很大差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利用软件将资源禀赋亲疏程度相差不大的省市归并到一类，结果表明，所有省市可以具体分成7类。

从数据分析来看，广东属于第一类省市，市场化程度、外贸依存度、对外投资比率和固定资本份额指标排名全国第一。这表明广东省在全国属于开放程度最高，资本投资最为充裕的省市。广东省劳动力份额排列全国第四位，不过劳动力素质不高，逊于北京、上海、天津。劳动力成本很高，排列全国第三位，劳动力生产率也次于北京、上海、天津。耕地面积排在全国后列。水资源指标稍强一点，排在全国中游水平。

第二类省市是北京、上海、天津。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多项指标排在全国第2、3、4位。如外贸依存度、劳动力成本等。尽管三市的劳动力资源并非丰富，但其人力资本（知识含量）是全国最佳的，分列前三位，劳动力素质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生产率遥遥领先其他省市，上海的劳动生产率甚至达到广东的2.5倍。但是上海的劳动力成本也是全国最高，北京次之。三市的耕地面积、水资源是全国最为稀缺的，位列倒数前三位。三市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北京、天津、上海分列第12、7、6位。

第三类省市包括江苏、浙江和山东三省。它们也有多项指标排在全国第2、3、4位。如市场化程度、固定资本份额，仅次于广东省。从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指标可以看出，这类省市是比较外向型的省市。劳动力资源较丰富，不过素质不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处于中游水平。

第四类省市包括海南、辽宁和福建省。除了在市场化程度、固定资本份额、劳动力份额、水资源存在一定差距以外，这类省市和第三类比较类似。

第五类包括山西、陕西、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八省（自治区）。市场化开放程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劳动力资源不算丰富，土地资源非常丰富。

第六类包括湖南、四川、河南、江西、广西、河北、湖北、安徽、重庆等九省市。市场化开放程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劳动力资源较丰富，水资源非常丰富。

第七类包括贵州、云南、青海。三省的资源禀赋情况非常差。绝大多数指标排列全国倒数前几位，如人力资本（知识含量）、市场化程度、外贸依存度、固定资本份额、劳动生产率等等。不过三省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在全国是最丰富的。

省市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了各省市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不同。对于上述不同类型的省市，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才是合适的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得根据以上所作的统计分析，对各类省市的资源禀赋特征加以归纳。

1、广东省土地稀缺，不适宜发展土地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力丰富，对外开放程度高，因此可以发展加工贸易，以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资本份额最高，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2、北京、上海、天津的土地、水资源禀赋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不过市场开放，劳动力素质高，加上资本充裕，应该优先发展资本要素与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高附加值制造业与服务业。

3、第三类和第四类省市具有很多的相似点，我们合并分析之。对于六大省市，共同的明显特征，对内、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尤其是外资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江苏、浙江、山东省固定资本投资份额在全国位居前列，可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海南、福建和辽宁省可以凭借港口经济，优先发展发展加工贸易，建设外向型经济大省。加工贸易是一种以"资源换资源"的贸易方式。在发挥地方劳动力资源优势，赚取加工费的同时，加工贸易还带来了我国稀缺的资源和技术。2002年，辽宁省外贸依存度达到33%，海南省外贸依存度为26%，均远远低于同年全国50%的水平，福建省外贸依存度与全国水平持平。

4、对于山西、陕西、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八省（自治区）来说，市场化开放程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劳动力资源不算丰富，土地资源非常丰富。发展土地密集型产品，必须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可以考虑加大绿色有机食品的生产。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转基因食品发展迅速，逐渐被很多国家接受。同时绿色有机食品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有百益无一害，备受欢迎，因此目前我们应该加大绿色有机食品的生产和宣传。东北老工业基地、新疆、甘肃、宁夏等地有机肥料多，气候多样性，再加上传统的栽培技术，可以在绿色有机食品方面大显身手。而这一点，恰恰是美国、加拿大等大国的弱项。

5、对于第六类省市来说，数字分析表明其适宜发展土地密集型产业。这一点在第七类省市上也有所体现。三省属于资源严重失调，仅有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经济增长所需的其他资源十分短缺。

根据我们的分析，尽管很多省市均适合发展制造业，但是各省市的实力差距很大，这也决定了各省市地方政府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举措应该存在差异性。

（1）工业劳动生产率存在很大差距。

样本省市中，只有上海、北京、江苏、黑龙江、云南五省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三资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从企业主体来看，2002年北京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77711元/人.年，而上海为140271，高出北京市近80%。同期两市三资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相差无几，北京市为123860，而上海为123303元/人.年。

我们认为，信息制造业也应该是北京、上海市重点发展的产业。信息制造业作为目前世界的主导产业，它所需要的资源投入与北京、上海当前的禀赋比较吻合，从而能够充分发挥两市的比较优势。当前世界信息产业的分工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研发、制造都开始向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转移。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之下，北京、上海应该抓住机遇，利用自己现有的资源禀赋，尽快发展成为中国信息产业制造业的一个主要中心，为中国有朝一日成为世界信息产业技术开发中心而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对于具有发展制造业潜力的省市，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作为未来政府工作的要务。根据劳动生产率的量化公式，提高生产率本质上是效率问题，最为关键的就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教育体系，增加人力资本的知识、技能存量。

（2）非公经济的贡献率存在差距。

对可获得数据（广东、东北三省等10省市数据不可得）进行分析，浙江比例最高，达到60%，绝大多数省市处在40-50%之间，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上海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8%，甚至低于贵州水平。云南和青海两省比例最低。

数据表明，天津、上海、广东等省市较高的对外开放度不但与贸易有关，而且也与外国直接投资有关。相对而言，对于北京、浙江来说，应该进一步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作用，加快落实优化发展环境的工作，扩大外来资金的带动作用。

（3）不能依赖单一的资源禀赋。

第9篇：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工作搜寻；知识失业

［中图分类号］F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013-03

1 文献综述

根据谭崇台（2008）的定义,知识失业是指由于受教育者的供过于求而现代部门又跳级雇用各受教育层次的毕业生,以致在求职竞争中,中小学毕业生往往被雇用单位拒之门外,大学毕业生也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尽管在发展中国家受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较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率更低,而知识、技能和专长又是相对稀缺的,受教育者还是不免沦为失业者,形成知识失业的状况。

而根据徐林清（2008）的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指的是受外在因素和经济内生因素的制约,使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的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机会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虽然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可能是多元的,但为简化处理,通常以二元结构对劳动市场的分割加以概括,从而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两个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福利条件好,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即收入低、福利条件差,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承认。

关于知识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关系,在众多已有文献研究中,劳动力市场分割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赖德胜和田永坡（2005）以扩展的工作搜寻模型为框架,分析了当前我国知识失业的成因,发现知识失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造成的；靳卫东和高波（2007）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公务员的真实收入要高于第一市场的出清工资水平,这使得第一市场的平均工资较高,形成了知识失业现象；杨世杰（2009）认为大学毕业生自愿失业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短期内会“理性”选择自愿失业。

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已经成为学界认可的知识失业的重要成因之一。但是其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知识失业背后的微观作用机制,除去以上提到的赖德胜和田永坡（2005）的研究外,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以下笔者对C. Simon Fan，Oded Stark在其论文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educated unemployment”中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移民与知识性失业关系的模型进行“中国化”修正,从微观角度分析中国由于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造成的知识性失业,希望能做出有益的补充。

2 模型

2.1 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已有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分割,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ZW（]这种分割可以是由于地域,也可以是制度等因素。比如中西部农村为二级劳动力市场,东部沿海城市为一级劳动力市场。[ZW）]。而且由于户籍制度和其他因素等的限制,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者（本文中主要指来自落后地区即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毕业大学生）才能由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首先作出以下基本假设：

（1）大学毕业生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和待遇的分布充分知晓。

（2）大学毕业生的每一次搜寻都是各自独立的。

（3）大学毕业生依据待遇水平高低来判断是否接受厂商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一旦接受，工作契约立即生效； 若拒绝,只能等待下一个机会,没有回溯性。

（4）大学毕业生是风险中立者，在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决定其是否接受工作。

同时假设大学毕业生寻找工作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2.3 模型分析与结论

由以上数理分析中的（5）（9）两式可得,毕业生知识失业率与在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的概率成正相关关系。毕业生越有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潜在的失业率就越高。

此结论与逻辑的机制是一致的：当毕业生越有可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并获得工作时,其对于获得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预期便越高,便越是愿意接受等待失业,而非在二级劳动力市场接受自己认为不如意的工作。当今,随着交通条件、制度限制等的改善,劳动力流动性越来越高,毕业生由二级劳动力市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在使更多大学生实现了离开欠发达地区进入相对发达地区生活工作愿景的同时,也导致了更高的知识失业率。

由（7）式可得,毕业生知识失业率与两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成正相关关系。即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越大,知识失业问题越严重。

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差距越大,意味着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回报越高。毕业生便愿意承担更大的等待失业的成本争取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根据基本假设(4),可以通过风险与回报的关系来解释,即收益越高,相应的风险成本越高。

3 政策建议

第二,加强经济建设,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总体的就业率,降低包括知识失业u在内的整体失业率。教育与经济发展要相适应,否则易造成知识失业。经济发展的低速是造成知识失业和其他种类失业的最根本原因。为了确保教育的良性发展,要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这个外部的大前提,使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提高就业的层次和水平,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减少知识失业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

第三,减少甚至取消制度性的人才流动限制,消除“一次定终身”的找工作尴尬,改善基本假设(1)的状况。加强就业制度改革,废除一些束缚人才流动的制度,比如城乡户籍制度,创造一个易于人才交流的宽松环境。消除两类市场之间的制度,从而降低两类市场之间的转换成本,是吸引大学毕业生到二级市场就业的重要措施。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打破束缚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各种身份等级制,淡化城镇常住户口优先就业和对非城镇户口限制就业的政策取向,最终实现劳动者凭身份和职业资格证书即可参加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就业新格局。二是取消大学毕业生流动就业的各种限制。按就业市场化的要求加快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对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取消大学和接收单位的派遣指标和用人指标的限制,特别是非公有制单位招用毕业生的指标限制,废除对毕业生的不合理收费政策,促进毕业生自由流动。三是制定鼓励大学毕业生到二级市场就业的相关政策。如为大学毕业生创业提供小额贷款和担保；对于那些以在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要按照有关规定,在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建立完善的覆盖全社会和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向全社会所有企事业单位的覆盖速度,统一社会保障的标准；推行保障社会化,从根本上彻底打破统一劳动力市场所必须跨越的“社会保障壁垒”,为大学毕业生跨地区、跨行业就业解除后顾之忧。

第四,从大学生自身角度,要建立合理的收入预期,树立广义的就业观,通过降低其保留工资Wc降低知识失业。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收入预期与实际状况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正受着就业市场压力的调整。市场调整着他们的收入预期,使之逐渐趋向理性。另外,与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程度还偏低,市场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行为与意愿的调节作用还不够。所以,解决大学毕业生“知识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地调整他们的收入预期。

4 结 论

本文从微观的工作搜寻模型角度解释了由于劳动力二元市场分割造成的当今大学生知识失业的状况,分析了其中的影响机制,得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现实状况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同时需要指出本文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其中模型的适应性有限,仅仅能够解释来自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的知识失业现象,要进一步更全面地解释知识失业,仍然需要对模型进行拓展,这也是笔者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李群.中国人才发展量化分析与预测［J/EB］.中国人口信息网，［2004-12-27］http：//省略.cn/yjwxyjwx_detail.asp？id=4006.

［2］麦可思研究院. 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4］靳卫东，高波.“知识失业”条件下的教育投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7（2）.

［5］杨世杰.“知识失业”现象的经济学解析及其对策［J］. 生产力研究，2009（3）.

［6］宋爱忠.当下中国知识型失业透视―――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为例［D］.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2003.

［7］王春鸽.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LMS）及其就业影响［J］. 中国集体经济，2003（5）.

［8］赖德胜，田永坡. 对中国“知识失业”成因的一个解释［J］. 经济研究,2005（11）.

［9］C. Simon Fan，Oded Stark.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educated unemploymen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