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四君子精选(九篇)
第1篇：战国四君子范文
关键词：左传；文明；战争
中图分类号：K22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336-01
第一p战争中的礼
“礼”从古至今备受关注，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左传》是先秦留下来的可贵的文献资料，其文本的记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形态及生活文化。其中有关战争的细节描写更是惟妙惟肖；同时对于礼制的描写也是详细而生动；连战争中也不例外。以下将谈谈《左传》中有关描写战争中的礼。
（一） 受降礼
礼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特殊的地位，备受人们的关注，古代学者对“礼”和“礼制”进行研究，形成了一门十分重要的学问――“礼学”。由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记录、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礼”主要分为“吉、嘉、宾、军、凶”五礼[1]。汉代以后，它们一直是国家制定礼仪制度的经典参考著作。中国古代的许多礼仪都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但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礼仪――投降礼，却较少有学者关注。而投降礼在《左传》中却有三次确切记载。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这些虽与投降礼仪无直接关联，《左传》对于亡国之事通常只用“灭之”之类的表述一笔带过，然失败的国君实施投降礼仪以后都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和国家。如：《僖公六年》记载[3]
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
《宣公十二年》记载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潘啡朊耍子良出质。
投降礼仪出现在我国先秦时期，当国君或首领在面临失败亡国的危险处境时，在自尽与逃亡之外，尚有依礼请降的选择。《左传》里的记载反映了这种礼仪的一些基本特征。《史记》中也都有记载，后世的文献也有相关记载。《晋书》中就出现过很多次，例如《孝愍帝纪》：“帝乘羊车，肉袒衔璧、舆榇出降。”[4]《王F传》：“壬寅，F入于石头，皓乃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造于垒门。”[5]。
第二p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春秋时期的战争中不纯是残酷的杀戮， 而是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带有浓郁的人道主义色彩。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慎战思想
慎战思想在《左传》中多有言论，如《襄公八年》，郑子产就俘虏蔡司马公子燮一事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襄公二十四年》，齐侯检阅军队，陈文子说：“齐将有寇，吾闻之，兵不戢(收敛)。必取其族。”《襄公二十七年》，就各国罢兵一事。晋韩宣子说：“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茁(灾难)也。”反之，主帅轻战，往往民不聊生，是缺乏战争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
另一方面，《左传》中也不乏对敌方百姓关心的事例。《庄公十一年》夏，宋侵犯鲁。秋，宋发大水。鲁庄公派使者去慰问， 并针对别人的疑问说：“天作淫雨，若之何不吊?”《僖公十三年》冬，晋国连续两年发生饥荒。派人到秦国请求购买粮食，丕豹请求趁机攻打晋国，秦伯说：“其君是恶，其民何罪? ”把粮食运送到了晋国。
（二）对战场上士卒的关心
《左传》中有关战争的记载很多时候更是让人如临其地；很多细节方面的描写也是绘声绘色的。襄公二十六年，楚声子叙述彭城之役说，晋国和楚国在靡角之谷相遇，晋雍子对军队命令，要求老的和幼小的都回去，孤儿和有病的都回去，兄弟两个服役的回去一个；以便明天决战。雍子对士兵细致人微的关怀使他赢得了胜利。其次，对死者也不能无情。文公十二年，秦晋河曲之战，臾骈见秦使者“目动而言肆”；主张出击。胥甲、赵穿挡住军营门大喊：“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对此，杨伯峻注曰：“古者军非大败，必收其死伤。”
另一方面，对敌方君王的态度也可见一斑。春秋是个尊君时代，在战场上对敌方国君也不可随意伤害和俘获。如桓公五年，缡葛之战中，郑祝聃射中周桓王的肩膀，并想乘势俘获他，郑庄公反对说：君子不应该逼人太甚；更何况欺陵天子。夜里，郑庄公派人“劳王，且问左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中，晋韩厥的御者杜溷罗欲追赶郑伯，韩厥以“不可以再辱国君”制止了。S至的车右弗翰胡叉要俘获他，S至以“伤国君有刑”也制止了。而且，“卸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脱下头盔，向前快走)。”韩厥、御至对郑伯、楚王的态度足见当时的尊君思想。又如，《成公二年》，齐晋之战，齐顷公的车被晋将韩厥赶上，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
（三）对敌国“国丧”的态度
国君之死，是国家大事，称为“国丧”。如果受征伐的国家有国丧，出兵之国就要主动退兵，以体现不趁人之危的古代战争人道主义思想。如《襄公四年》。楚伐陈，遇陈成公之丧，楚师“闻丧乃止”；《襄公十九》年，晋士訇侵齐，遇齐灵公之丧，晋师“闻丧而还”。值得一提的是，春秋后期必起的吴、楚、越等国，多不遵守此礼，且往往视作进攻时机加以利用，但这种趁丧行为受到中原各国的谴责。如襄公十三年秋，吴趁楚共王卒而侵楚，被楚击败。次年，在向之会上，吴欲以诸侯之师再次伐楚，但 其伐丧之举有违战争礼。所以主持盟会的晋范宣予“数吴之不德”；拒绝了吴国的出兵请求。以上《左传》中所记载的战争中所表现的几个方面都体现了《左转》中战争的文明性。这些在后世是少有存在的；如以下所列有的《史记》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知。
第三p对比――《史记》中有关后世战争的记载
《史记》乃史家之绝唱，其文笔非同一般。在战争的描写上，与《左传》相比，各有其自身的特色。然两相对比，不难发现《左传》中战争描写所体现的文明的可贵性。如：史上的几大坑俘事件：
秦本纪，昭襄王十三年，“向寿伐韩，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礼出亡奔魏。任鄙为汉中守。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
“昭襄王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
“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污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于是楚军夜击l秦卒二十于万人新安城南。”
秦将白起在长平“坑赵卒四十万” ，楚霸王项羽坑投降秦军二十万。这些活生生的残酷现实与《左传》中所描写的战争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不可否认，战争都有其残酷性；然《左传》中的战争似乎是蒙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体现了战争的文明性。与后世所记载的战争相比，显得更人道，更文明；乃君子之战。
おげ慰嘉南祝
[1]阴法鲁, 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 第2 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2]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第2篇：战国四君子范文
十巫 二郎 二皇 二神 二姚 人皇 八元 八仙 八神 九皇
九隆 力牧 于儿 干辛 干将 土伯 三皇 大人 大丙 大禹
大费 大桡 大章 山神 上帝 上骈 义均 门神 子文 子英
飞卫 飞仙 飞廉 女尸 女丑 女节 女夷 女志 女歧 女狄
女英 女枢 女修 女皇 女娃 女娇 女娲 女戚 女祭 女隤
女登 女嬉 女 井公 丰隆 木公 开明 比干 巨灵 无夷
无盐 云师 王母 王乔 王亥 王良 王英 王恒 太一 太公
太岁 太昊 太帝 太章 太颠 天女 天公 天仙 天老 天孙
天妃 天吴 天使 天皇 天帝 天神 天阆 天虞 天愚 五女
五厉 五帝 少昊 少康 仁羿 仆程 化人 乌获 牛郎 仓公
仓颉 丹朱 介象 长人 长狄 长乘 风师 风后 风伯 风姨
计蒙 火正 火神 文王 文昌 文星 文种 文翁 孔甲 水仙
水伯 水君 水神 末喜 术器 巧倕 厉神 石夷 甘始 甘蝇
玉人 玉女 左彻 左强 左慈 龙女 龙王 龙母 东君 田章
史皇 电公 电母 仪狄 丛帝 务光 句龙 句芒 白阜 白服
白帝 白辩 冯夷 宁戚 玄女 玄武 玄妻 玄冥 台骀 台玺
圣氏 圣姑 邢天 朴天 夸父 匠石 成汤 共工 刑天 刑神
夷坚 夷羿 吉神 地祗 地皇 老子 老童 老蹇 有黄 西伯
西皇 西施 吁咽 回禄 师门 师旷 吕望 先蚕 竹王 行神
朱公 延维 伊尹 任敬 伏羲 华婿 后土 后羿 后稷 庆都
安登 次非 冰夷 池主 江疑 许由 许仙 许宜 刘海 刘累
羽人 红光 纤阿 纪昌 阳侯 戏神 哪咤 孙阳 弄玉 更赢
两 轩辕 折丹 寿星 寿麻 形天 苌宏 苍颉 花姑 花神
李耳 李冰 李阿 杨戬 杜主 杜宇 杜伯 巫阳 巫咸 杜康
巫彭 赤帝 赤鼻 赤冀 园客 岐伯 财神 员神 吴回 吴刚
余且 伶伦 伯牙 伯乐 伯夷 伯余 伯奇 伯服 伯封 伯益
伯陵 伯强 伯翳 闳夭 灶神 沉香 社神 穷奇 穷蝉 驴仙
纯狐 灵官 灵恝 附宝 陆吾 陆终 陈宝 陈音 阿女 阿香
张仙 张果 丧门 厕神 奇相 武丁 武罗 雨工 雨师 欧默
青帝 英招 范文 范颜 歧伯 尚伯 叔齐 叔均 昆吾 昌容
昌意 忽恍 鱼凫 鱼伯 金母 周公 庖牺 庚辰 肩吾 房王
宝鸡 宗布 宜臼 实沈 宓妃 炎帝 沮诵 法海 河伯 河鼓
河精 建疵 居余 妹喜 妲己 织女 孟戏 孟贲 孟涂 孟婆
疲翼 贰负 茶神 荣将 药王 要离 咸黑 牵牛 春皇 胡曹
项讬 项橐 赵巧 赵昱 柳毅 树神 柏高 柏 孟翳 相柳
相徭 南岳 竖亥 郢人 思士 思女 禺京 禺号 禺虢 禺疆
弇兹 兜 俞儿 俞跗 重华 泉先 皇帝 皇娥 修己 修
鬼母 欣 钟馗 钟期 扁鹊 姜嫄 浑沌 洛伯 洛神 帝子
帝台 帝江 帝俊 帝阆 帝鸿 帝 祖江 祖神 祝融 神人
神女 神农 神香 屏翳 姮娥 骄虫 骆明 费仲 费昌 耕父
盐神 耆童 壶公 莫邪 恶来 真人 真真 素女 素娥 袁公
袁何 蚕女 蚕丛 蚕神 秦仲 秦青 泰豆 泰皇 泰逢 泰颠
夏启 夏禹 夏桀 柴王 晏龙 倍伐 造父 逢蒙 皋陶 奚仲
翁仲 徐福 殷汤 郭支 容成 宵明 诸比 诸稽 烛龙 烛光
烛阴 离朱 离娄 离珠 高阳 高密 高 涉 浮游 海若
海神 海童 桑林 蚩尤 娥皇 瓠巴 萧史 着龙 梅伯 黄帝
啸父 常仪 常娥 铜神 偃师 盘古 盘瓠 宿沙 商均 阏伯
鸿超 麻姑 康回 鹿娘 望帝 望舒 首 巢父 隅强 绰人
绵臣 琴高 越女 堪坏 喜神 握登 葆江 蓱翳 董父 董永
彭祖 彭铿 韩凭 韩终 韩流 韩娥 演雉 诟 手 首
紫玉 紫姑 黑人 黑帝 智琼 傅说 番禺 鲁班 鲁般 童律
敦圄 寒浞 湘君 强梁 摄提 蓐收 雹神 雷开 雷五 雷公
雷师 雷祖 雷神 雷兽 愚公 蜀王 虞虎 虞舜 魁星 詹何
简狄 简翟 福神 嫫母 瑶姬 歌仙 蜚廉 熏池 槃瓠 鲛人
雒嫔 箕子 箕伯 管革 管辂 瘟神 窳 嫘祖 嫦娥 颛顼
噎鸣 稷神 褒姒 潮神 鹤神 豫且 薛烛 薛谭 廪君 羲和
羲皇 缴父 疆良 瞽叟 鳖灵 壤父 虫围 听沃 蜂门 攫剟
丁令威 七仙女 十二神 二八神 二郎神 九子母 九方皋
九头人 土地神 三眼神 大司命 大行伯 大巢氏 山隐居
上甲微 广成子 卫叔卿 乡傩神 马头娘 马师皇 马当神
马明王 女氏 开路神 比肩人 无为君 云中君 王子乔
王子登 王次仲 太公涓 太公望 天女神 五方神 五龙氏
五谷神 五显神 五通神 五瘟神 日游神 少司命 丹鸟氏
介子推 介葛卢 公牛哀 公冶长 公良儒 公输般 长胫王
凤鸟王 风山女 卞庄子 方相氏 文曲星 尹吉甫 古冶子
左伯桃 东王父 东王公 东方朔 白石神 白龟年 白饭王
白帝子 白娘子 汉钟离 玄鸟氏 召树屯 扫晴娘 成武丁
百里奚 尧二女 有巢氏 西王母 西陵氏 因因乎 吕洞宾
夙沙氏 伍子胥 任公子 忖留神 羊角哀 关龙逢 江郎神
江渎神 许飞琼 刘三妹 刘三姐 刘白堕 刘兰芝 刘海蟾
阴康氏 防风氏 妈祖神 孙希龄 孙悟空 麦铁仗 吾丘鸠
丽山氏 形残尸 花关索 李子昂 李伯劳 李虎仙 李铁拐
杞梁妻 杨翁仲 杨道和 杜三娘 杜朝选 赤松子 赤帝女
赤诵子 吴将军 吴彩鸾 肝榆尸 何仙姑 伯夷父 伯邑考
伯赵氏 辛余靡 宋康王 邵敬伯 陈龙文 陈鸾凤 阿诗玛
张大帝 张天翁 张龙公 张果老 欧冶子 青鸟氏 青衣神
范成光 范杞良 金川神 金天氏 供鱼神 周仙王 周武王
周昭王 周烂头 周幽王 周穆王 夜郎侯 夜游神 河伯女
鸠氏 孟姜女 胡媚儿 封使君 赵公明 赵玄坛 相顾尸
南宫适 顺风耳 段赤城 段思平 信郎神 钟离权 钟离春
疫神帝 首阳神 炳灵王 宫亭神 养由基 姜太公 帝女
祖状尸 祝鸠氏 祝鸡翁 祝英台 险道神 眉间尺 眉间赤
费长房 秦胡充 秦洪海 夏后开 夏后启 夏耕尸 夏得海
鸠氏 铁拐李 徐 王 殷七七 高辛氏 高奔戎 高渐离
涂山氏 展上公 陷河神 娥陵氏 爽鸠氏 戚无何 据比尸
曹国舅 雪山女 丘诉 奢比尸 黄牛神 黄石公 黄尸
崇候虎 梨尸 落魄仙 董双成 韩湘子 焦仲卿 天子
鲁班姊 湘夫人 登比氏 蓟子训 蓝采和 缙云氏 蔡女仙
鹘鸠氏 鼻天子 鼻亭神 燧人氏 穆天子
八风之神 九天玄女 万回哥哥 三宝太监 大理龙母 大黑天神
上元夫人 飞兽之神 女娲之肠 不廷胡余 巨灵大人 无路之人
云华夫人 云阳先生 玉子夜尸 太子长琴 太白金星 太白酒星
天聋地哑 五丁力士 五瘟神者 中山夫人 升仙太子 月下老人
牛郎织女 文王四友 文佳皇帝 孔雀公主 龙威丈人 东皇太一
东海黄公 北海水仙 四目老翁 四海海神 白马三郎 白水素女
白石先生 白鹤秀才 白螺天女 闪电娘娘 戎宣王尸 百虫将军
有穷后羿 伏羲女娲 华岳神女 关令尹喜 安阳先生 江妃二女
观亭江神 巫山神女 赤江子舆 秃女皇后 邹屠氏女 阿女缘妇
郁仪结璘 罗衣秀才 明水弈仙 明星玉女 和合二圣 和合二仙
金马碧鸡 金刚力士 炎帝少女 泗州大圣 河伯使者 终南山翁
春牛芒神 封十八姨 南极仙翁 鬼谷先生 洪涯先生 洞庭神君
帝俊八子 神荼郁垒 晋祠圣母 格萨尔王 秦军胡帅 泰山皇帝
浮丘丈人 陵阳子明 骊山老母 骊山神女 菀窳夫人 梅山七圣
皇帝女魃 虚上夫人 番禺村女 寓氏公主 槐鬼离仑 微生亮妻
滕六二 燕太子丹 澹台子羽 灌口二郎 梓潼树神
广德祠山神 赤水女子兽 灵官马元帅 阿育王三子 南极老人星
盘古氏夫妻 槐江山天神 共工氏不才子 梁山伯祝英台
远古篇
盘古氏 神话传说中人物，“槃瓠”转音，义同神犬。
有巢氏 神话传说中人物，汉族人民想像中的始祖，原始巢居的发明者。
燧人氏 一称燧皇，神话传说中人物，原始人工取火的倡导者。
伏羲氏 一作伏戏、宓牺、包（庖）牺，又号羲皇。相传从这时起，始结绳为网，进入渔猎经济生活。
神农氏 一作烈山氏、厉山氏，神话传说中人物，原始农业的发明者。
太皞（hào） 一作太昊、太皓，风姓，相传为东夷部族首领。与后起的少皞并称“两皞”。
少皞 一作少昊，号金天氏。传说中继太皞而起的东夷首领，以鸟为图腾。
黄帝 姬姓。神话传说中人物，轩辕氏（一作有熊氏）部落首领，后为炎黄部落联盟的组织者。
嫘祖 传说中黄帝元妃，养蚕业的倡始者，被后世尊为蚕神。
仓颉 一作苍颉，传说中黄帝时史官，汉字创造发明者。
炎帝 传说中姜姓部落首领，与黄帝同出少典氏。
蚩尤 传说中东方九黎族首领，“两皞”集团重要成员之一，后被黄帝擒杀。
颛顼（zhuān xū） 号高阳氏，传说中炎黄联盟重要首领之一。在夺权斗争中击败共工氏。
共工 传说中炎黄后裔的一支，黄帝时水官。被祀奉为社神。传说曾与颛顼争为帝，怒而撞折不周山。
帝俈（kù） 一作帝喾，号高辛氏相传为炎黄联盟重要首领之一，继颛顼在夺权斗争中再次打败共工氏。
祝融 一作祝诵、祝和，传说中颛顼后裔中一支。帝俈时任火正，后世尊为火神。
尧 又称伊祁氏或伊耆氏，名放勋。传说中陶唐氏部落长，炎黄联盟首领。
丹朱 传说中尧之子，母散宜氏。原名朱（一作絑），以居丹水，故名丹朱。
羲和 远古时掌管天文、历象的专官。人数不一。尧时，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为两对兄弟。
许由 一作许繇，古史传说中隐君子。
巢父 古史传说中隐君子，与许由同时。
舜 姚姓，一说妫姓，名重华，史称虞舜。传说中有虞氏部落长，炎黄联盟首领。
娥皇 女英 传说故事人物。相传是唐尧的两个女儿，同嫁虞舜为妃。
商均 传说中虞舜之子。原名均，舜妃女英所生。因受封于虞，与商邻近，因得商均之名。
象 舜的异母弟。多次谋杀舜，未遂，被舜流放。
皋陶 一作咎繇，偃姓。传说中少皞氏支裔，东夷部族首领之一。虞舜时，曾任掌管刑法的士（狱官之长）。
鲧（gǔn） 姒姓，原居于崇，号崇伯。传说中禹的父亲.
商夏篇
禹 姒姓。夏后氏部落长，炎黄联盟首领、夏朝建立者。
启 禹之子，母涂山氏。夏朝国王。传子制度自此始。
伯益 一作伯翳、大费。夏朝东夷族首领，嬴姓各支嫡系祖先。被禹立为继承人，但禹死后被启攻杀。
太康 夏朝国王，启之子。继启继位。后被东夷族首领后羿夺去王位。
奚仲 夏朝异姓诸侯。任姓，因擅长造车，曾任车正，薛国之始祖。
后羿 一作夷羿，妘姓。夏朝东夷族首领，有穷氏部落长。后夺取太康王位。神话传说中的神箭手，曾射落九日。
嫦娥 一作恒嫦、姮娥。神话传说中人物，后羿之妻。传说因偷服不死之药飘入月宫。
寒浞（zhúo） 一作韩浞，东夷族寒氏的“谗弟子”。曾煽动族众杀害羿，后被少康攻杀。
少康 夏朝国王。姒姓，相之子，母为有仍氏。攻杀寒寒浞，恢复夏统治，史称“少康中兴”。
杜康 传为用高粱酿酒的发明者。
桀 夏朝末代国王，着名暴君。名履癸。后败于商汤。
妹喜 一作末喜、末嬉。夏桀宠妃。
关龙逢 一作豢龙逢，夏桀时大夫，古代豢龙氏之后。因直谏被桀杀害。
简狄 一作简易、简逷，传说中商始祖契之母，因是有娀氏女，又称娀简。
契 一作偰、卨。母简狄氏，商部族始祖。
相土 一作乘杜，契之孙，商汤十一世祖。相传发明以马驾车。
王亥 商汤七世祖。卜辞称高祖亥、高祖王亥。亥，一作胲、垓、该、核。
上甲微 商汤六世祖。王亥之子，又称殷候微。十干纪名从其开始。
汤 卜辞作“唐”。商朝建立者。原名履、太乙，卜辞称太乙、高祖乙，子姓。灭夏后，又称武汤、成汤或成唐。
伊尹 商汤辅佐。连保汤、外丙、中壬三朝，被称为阿衡。
太戊 一作大戊、天戊。商朝国王，子姓。太庚之子，小甲、雍己之弟。
巫咸 一作巫戊，卜辞称咸戊。商王太戊辅佐。传说长于占星术，发明筮卜。
祖乙 商朝国王，子姓，河亶甲之子。卜辞称为中宗，与太乙、太甲并祭，合称“三示”。
盘庚 一作般庚。商朝国王。汤第九代孙，继阳甲位立。
武丁 商朝国王。盘庚弟小乙之子，在位五十九年。死后被祀为高宗。
傅说（yuè） 商王武丁辅佐，与伊尹齐名。
纣 即帝辛，名受。商朝末代国王，着名暴君。
妲己 己姓。商王纣宠妃。
箕子 商王纣之叔，官至太师，受封于箕。
比干 商纣王之叔，官至少师。因直谏被纣王剖腹验心而死。
微子 名启，一作开，商纣王庶兄。受封于微。宋国始祖。
武庚 字禄父。商纣王之子。周灭商后，受封为殷君。后因叛周被杀。
商容 商纣王时乐官。
崇侯虎 有崇氏国君。受商封为侯。纣王的重要羽翼。
伯夷 商末孤竹国君长子，名允。武王伐纣，与弟叔齐隐于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叔齐 商末孤竹国君少子，名致。父死，遗命立为啁君，与伯夷互让，相偕依周。武王代纣，与伯夷扣马而谏，后隐于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西周篇
姜嫄 一作姜原，姜姓，有邰氏之女，传说中周始祖后稷之母。
后稷 周部族始祖。姬姓，名弃，姜嫄所生。舜时擢为农官，被后人祀为稷神。
古公亶父 周文王的祖父，即周太王。
周太王 即古公亶父。
泰伯 一作太伯，周太王长子。因避争位纠纷，与弟仲雍等避往江南，被推戴为君长，号“勾吴”。
仲雍 周太王次子。泰伯之弟。与泰伯同逃江南。泰伯被推为当地君长，死后由其继位。吴之始祖，称为吴仲。
季历 一作王季、公季。周太王少子，文王之父。商王文丁时受封为“牧师”，因遭忌被杀。
姬昌 姬氏，名昌，受商封为西伯，又称伯昌。西周奠基人。庙号文王。传其被囚羑里时，曾演《周易》。
周文王 即姬昌。
姬发 文王次子，西周建立者。定都于镐京，号称“宗周”。庙号武王。
周武王 即姬发。
姬诵 西周国王。即周成王，文王之孙，武王之子。
周成王 即姬诵。
姜尚 字望，一说字子牙。周初姜姓部族长。武五伐纣，任统兵的师氏（简称师），被尊为师尚父。成王时封于齐。传曾作兵书《六韬》。
太公望 即姜尚。
姬旦 西周初政治家。文王第四子，一称叔旦，因采邑在周，故称周公。
周公 即姬旦。
伯禽 一称禽父，周公旦长子。成王时封为鲁公，鲁国始祖。
姬奭（shì） 一作邵公、召伯。西周初政治家。文王庶子，因采邑在召，故称召公。
召（shào）公 即姬奭。
姬封 名封，周文王少子。原封于康，史称康叔封。卫国始祖。
康叔 即姬封。
姬虞 名虞，字子干。周武王之子。史称唐叔虞。为晋国始祖。
唐叔 即姬虞。
姬鲜 一名关叔，名鲜。周武王弟。受封于管，周初三监之一。因叛周被杀。
管叔 即姬鲜。
姬度 名度。周武王弟。受封于蔡，周初三监之一。因叛乱被杀。其子胡为蔡国始祖。
蔡叔 即姬度。
姬处 名处，一说名武。周武王弟，受封于霍，周初三监之一。
霍叔 即姬处。
散宜生 西周开国功臣。
辛甲 西周初年史官。
熊绎 西周楚国建立者。熊盈族（祝融氏）鬻能后裔。
姬钊 西周国王，即周康王。
周康王 即姬钊。
姬满 西周国王。昭王之子。传其曾西游至昆仑之丘，见过西王母。］
周穆王 即姬满。
徐偃王 西周时徐国王。戎族偃姓。
造父 西周着名御车者。受幸于周穆王。传其取良马八匹，献予王而御之，西行至昆仑，见西王母。以功封于赵，赵国始祖。
非子 少皞氏支裔，嬴姓部落首领。以功封于秦，号曰嬴秦。秦国始祖。
熊渠 西周楚国国君。熊绎四世孙，芈姓。
姬胡（？－前828） 西周国王，夷王之子。贪狠好利，横征暴敛，曾激起“国人”暴动。
周厉王 即姬胡。
共伯和 西周共国国君。国人暴动，厉王出奔，被拥戴行天子事达十四年，史称“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前841年）为我国历史上准确纪年的开始。
姬靖 西周国王，厉王之子。前828－前782年在位。
周宣王 即姬靖。
姬友（？－前771） 西周末年郑国建立者，周厉王少子，宣王之庶弟，史称郑桓公。前806－前771年在位。
郑桓公 即姬友。
召（shào）伯虎 一作召虎，召公奭后裔，周宣王辅佐。遗物有“召公簋”。
兮甲 字吉父，一作吉甫，金文作兮甲、兮伯吉父。周宣王辅佐。又官名尹，称尹吉甫。遗物有“兮甲盘”。
尹吉甫 即兮甲。
尹伯吉甫 即兮甲。
仲山甫 一作仲山父。周宣王时大夫，因封地在樊，又称樊仲、樊穆仲。
姬宫涅 西周国王，宣王之子，前781－前771年在位。
周幽王 即姬宫涅。
褒姒（sì） 周幽王宠妃。姒姓，生子伯服（一作伯般）。传其曾烽火戏诸侯。
春秋篇
姬宜臼(?-前720) 一名宜咎。东周第一代国王，幽王之子，前770-前720年在位。
周平王 即姬宜臼。
秦襄公(?-前766) 春秋初年秦国国君，嬴姓，名已失传。前777-前766年在位。
姬称(?-前677) 春秋时晋国国君。曲沃庄伯之子。前710-前677年在位。
晋武公 即姬称。
卞和 春秋时楚国人。一作和氏。和氏璧的发现者。
曹刿(guì) 即曹沫，一作曹翙。春秋时鲁国大夫。
姜小白(?-前643) 春秋时齐国国君，即齐桓公。襄公之弟。前685-前643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
管夷吾(?-前645) 字仲，一字敬仲，颖上人。春秋初年政治家，任齐国上卿四十余年，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现存《管子》七十六篇，多为后人伪作。
管仲 即管夷吾。
鲍叔牙 春秋时齐国大夫。齐桓公欲任为上卿而不受，力劝释管仲之囚，以代己位。管鲍知交为朋友相交之典范。
隰(xí)明 春秋时齐国大夫。征战途中缺水，他根据蚂蚁冬居山阳之习惯，觅得水源，人称“多智”。
宁戚 春秋时齐国大夫。一作宁武，原为卫国人。怀才不遇，桓公识之，任为大田(农官)。
陈完 春秋时陈国公族。厉公之子。字敬仲(一说敬是谥号)。后奔齐任工正，改陈氏为田氏。传九世至田和而代齐。
田敬仲 即陈完。
易牙 春秋时齐桓公嬖臣。一作狄牙，即雍巫。擅长调味，性谄媚。后与竖刁等诛群吏，饿死桓公，立公子无诡。
竖刁 春秋时齐桓公嬖臣。刁一作刀、貂。官为寺人。
姬辟疆(?-前635) 春秋时卫国国君。后改名毁，前659-前635年在位。
卫文公 即姬辟疆。
子兹甫(?-前637) 春秋时宋国国君。前650-前637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
宋襄公 即子兹甫。
骊姬(?-前677) 春秋时骊戎之女，晋献公爱妃，一作丽姖。生奚齐。
姬申生 春秋时晋献公太子，以孝行见着。后被骊姬被逼自杀。
姬重耳(前697-前628) 春秋时晋国国君，前636-前628年在位。献公妃狐姬所生。春秋五霸之一。
晋文公 即姬重耳。
狐偃 春秋时晋国卿，重耳舅父。字子犯，史称舅犯，一作咎犯。
先轸(?-前627) 春秋时晋国正卿，因采邑在原，又称原轸。
介之推 春秋时晋国人。一作介子推、介推。曾随重耳长期流亡。重耳即位而携母隐居山林。传说文公欲使出山，放山焚山，他抱木而死，寒食节因此而来。
嬴任好(?-前621) 春秋时秦国国君，前659-前62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 即嬴任好。
百里奚 春秋时秦国大夫。一作百里傒。少以养牛谋生，后为虞大夫，被楚人所执。秦穆公以五张黑牡羊皮赎回，故号“五羖大夫”。向穆公推荐蹇叔，共襄国政。
孟明视 春秋时秦大夫，百里奚子。一说即百里奚。
宫之奇 春秋时虞国大夫。一作宫奇、宫子奇。曾劝虞君勿假道于晋，不从，乃率族人出奔西山。
由余 春秋时秦国大夫。一作繇余。献计穆公，而霸西戎。
伯乐 春秋时相马家。一作孙阳。一说他乃赵简子御者，善相马，字子良，又称王良。
九方皋 春秋时相马家。一作九方堙。伯乐荐之于秦穆公。
弦高 春秋时晋国商人。曾假托君命献牛于秦兵犒师而救晋。
芈(mǐ)旅(?-前591) 春秋时楚国国君，即楚庄王，又称荆庄王。旅，一作吕、侣。前613-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 即芈旅。
斗榖于菟 春秋时楚国令尹，斗伯比之子。传其母生而弃之云梦，虎乳而不死。楚人谓“乳”为“榖”，“虎”为“于菟”，因而得名。三仕三黜，不形于色。孔子评以为忠。
令尹子文 即斗榖于菟。
蒍敖 春秋时楚国令尹，字孙叔，一字艾猎。辅佐楚庄王大败晋军，代晋称霸。
孙叔敖 即蒍敖。
臧孙辰 春秋时鲁国正卿。臧孙乃复姓。历事庄、闵、僖、文四朝。
臧文仲 即臧孙辰。
展获 鴈时鲁国大夫，即柳下惠。字禽，食邑柳下，一称柳下季，“惠”是谥号。
柳下惠 即展获。
庆父(?-前660) 春秋时鲁国公族。庄公之弟，一作仲庆父、共仲。惯于制造内乱，故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己”之说。
季孙行父(?-前568) 春秋时鲁国正卿。
季文子 即季孙行父。
季孙夙(?-前535) 春秋时鲁国正卿。名夙，一作宿，季文子之子。
季武子 即季孙夙。
荀林父 春秋时晋国正卿。字伯。
中行桓子 即荀林父。
赵盾 春秋时晋国正卿。赵衰之子。
赵宣子 即赵盾。
董狐 春秋时晋国史官，一称史狐。孔子以其“书法不隐”，赞为“古之良史”。
士会 春秋时晋国正卿。士蒍之孙，字季，因食邑在随、范，又称随会、范会、随季。
范武子 即士会。
魏绛 春秋时晋国卿。
魏庄子 即魏绛。
郤缺(?-前597) 春秋时晋国大夫。郤芮之子，因随父食邑于冀，又称冀缺。
郤成子 即郤缺。
华元 春秋时宋国大夫。任右师。
养由基 春秋时楚国大夫。一作养游基。食邑于养，善射。
向戌 春秋时宋国大夫。任左师，食邑在合，一称合左师。
韩厥 春秋时晋国正卿。以抵制屠岸贾，营救赵氏孤儿闻名于时。
韩献子 即韩厥。
士匄(gài) 春秋时晋国正卿。文王之子，武王之孙。着《刑书》。
范宣子 即士匄。
羊舌肸(xī) 春秋时晋国卿，即叔向，一作叔响。因封邑在杨，又称杨肸。提倡尊贤使能，不以貌取人，为孔子所赏识。
叔向 即羊舌肸。
晏婴(?-前500) 春秋时齐国正卿。字平仲。执政五十余年，以节俭力行、谦恭下士着称于时。战国中叶，有人集其言行，编成《晏子春秋》。
杞梁(?-前550) 春秋时齐国大夫。一作杞殖。战死，传其妻孟姜哭夫十日，城墙为之倒塌。后人编造“孟姜女哭长城”故事，误其为万杞良或范杞梁、范喜良。
孟姜 春秋时齐大夫夫杞梁之妻，姜姓。相传杞梁战死，她哭夫尽哀，十日不绝声，城墙为之崩塌。后世以讹，编造“孟姜女哭长城”故事。
田穰苴(ráng jū) 春秋时齐国大夫。即司马穰苴。田姓，司马是官名。其用兵之书，后人整理为《司马穰苴兵法》。
司马穰苴 即田穰苴。
蒍掩 春秋时楚国大夫。一作远掩。
老聃(dān) 春秋末年思想家，道家创始人。老氏，名聃。一说姓李，名耳，字伯阳，“聃”是谥号。其思想载于《道德经》(即今本《老子》)
老子 即老聃。
孔丘(前551-前479) 春秋末年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字仲尼。其生平言行散见于《左传》、《国语》和诸子着述中。现存《论语》二十篇，记孔子师徒问答实况。
孔子 即孔丘。
少正卯(?-前498) 春秋末鲁国“闻人”，少正是复姓。其论与孔子相反。后孔子为鲁司寇，将其诛杀。
颜回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一作颜渊，孔子得意门人，以德行见称。后人称为“复圣”。
仲由(前542-前480) 春秋末鲁国卞人，字子路，孔子得意门人，以政事见称。
子路 即仲由。
曾参(shēn)(约前505-前435)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舆，曾点之子，孔子得意门人，以孝行见称。后世称为“述行”。
端木赐(前520-?) 春秋末卫国人，字子贡，端木是复姓，孔子得意门人，以言语见称。
子贡 即端木赐。
冉雍 春秋末鲁国人。字仲弓，孔子得意门人。以德行见称。
卜商(前507-?) 春秋末晋国人，一说卫国人。字子夏，孔子得意门人。以文学见称。李悝、吴起皆出其门下。
子夏 即卜商。
言偃(前506-?) 春秋末吴国人，字子游，孔子得意门人。以文学见称。
子游 即言偃。
冉求(前522-前489)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有，又称冉有。孔子得意门人。以政事见称。
子有 即冉求。
颛孙师(前503-?) 春秋末陈国人。字子张，面面孙是复姓。孔子得意门人。
子张 即颛孙师。
宰予 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我，又称宰我。以言语见长。
子我 即宰予。
阳虎 春秋末鲁国季孙氏家臣。又称阳货。专权克主。
赵鞅 春秋末晋国正卿。即赵简子，后名志父，史称赵简主。
赵简子 即赵鞅。
子驷(?-前563) 春秋时郑国正卿。穆公之子，名騑。
公孙侨(?-前522) 春秋时郑国正卿。字子产，一字子美。明确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观点，对发展我国古代无神论思想作出重要贡献。
子产 即公孙侨。
游吉(?-前507) 春秋时郑国正卿。继子产执政。
子太叔 即游吉。
邓析(前545-前501) 春秋末思想家，郑国人，“形名之学”的倡始者。
蘧(qú)伯玉 春秋末卫国大夫。名瑗。相传他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史鱼 春秋末卫国史官。名鰌，字子鱼，以正直着称。临死嘱家人不要“治丧正室”，以劝戒卫灵公进贤(蘧伯玉)去佞(弥子瑕)。史称“尸谏”。
姬僚(?-前515) 春秋时吴国国君。一名州于，吴王余昧之子。前526-前515年在位。
吴王僚 即姬僚。
季札 春秋时吴国公族，吴王诸樊之弟，即公子札。受封延陵、州来，史称延陵季子或延州来季子。
专诸 春秋末吴国堂邑人。一作鲊设诸。曾以匕首置鱼腹中，刺杀吴王僚。
姬光(?-前496) 春秋末吴国国君，即吴王阖庐，一作阖闾。吴王诸樊之子。前514-前496年在位。
吴王阖庐 即姬光。
孙武 春秋末军事家。所着《十三篇》为我国最早的兵法，后人整理为《孙子兵法》。
孙子 即孙武。
伍员(?-前484) 春秋末吴国大臣。字子胥。受封于申，故又称申胥。
伍子胥 即伍员。
申包胥 春秋末楚国公族。以申为氏，即王孙包胥。包胥，一作鲍胥、勃苏。因是蚡冒后裔，又称蚡冒勃苏。
欧冶子 春秋末着名冶匠。传为越国人，工于铸剑，与干将齐名。
干将 春秋末着名冶匠。传为吴王阖庐时人，曾着雌雄双剑干将、莫邪。
莫邪 传为吴王阖庐时人，干将之妻。
姬夫差(?-前473) 春秋末吴国国君。姬姓，吴王阖庐之子。前495-前473年在位。
吴王夫差 即姬夫差。
伯嚭(pǐ) 春秋末吴国大臣，一作帛喜、白喜，楚大夫伯州犁之孙。夫差时任太宰，又称“太宰嚭”。为人谄佞，曾陷害伍员致死。
越王勾践(?-前465) 春秋末越国国君。越王允常之子。前496-前465年在位。以卧薪尝胆名传后世。一说春秋五霸中有越王勾践。
范蠡 春秋末越国大夫，字少伯。佐越王勾践灭吴。传其化名“鸱夷子皮”，离越适齐，治产获千万，受任为齐相，后弃官散财，间行至陶，再度致资千万，号陶朱公。《计然篇》为其代表作。
文种 春秋末越国大夫。原为楚国人，字伯禽，一作子禽，即大夫种。
西施 春秋末年越国人。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施姓。以家住苎萝浣纱村西得名。越王勾践将她献之于吴王夫差。传吴亡后与范蠡同隐五湖，不知所终。
白公胜(?-前497)，春秋时楚国公族。以白为氏，即王孙胜，楚平王之孙。
沈诸梁 春秋末楚国大夫。字高，沈尹戌之子。因封地在叶，故称叶公。曾问政于孔子。
叶(shè)公 即沈诸梁。
姜杵臼(?-前490) 春秋时齐国国君。庄公的异母弟。前547-前490年在位。
齐景公 即姜杵臼。
田常 春秋时齐国正卿。一作陈恒、陈成子。
田成子 即田常。
赵无卹(?-前425) 春秋末晋国正卿。即赵襄子，赵鞅之子。
知瑶 春秋末晋四卿之一。即智襄子。一称荀瑶。
知伯 即知瑶。
豫让 春秋末晋知氏家臣。曾漆身吞炭，谋刺赵襄子。
公孙般 春秋末着名木工匠。即公输子，名般，一作班。鲁国人，故称鲁班。
鲁班 即公孙般。
战国篇
魏斯(?-前396) 战国初魏国建立者。前445-前396年在位。
魏文侯 即魏斯。
乐(yuè)羊 战国初魏国将领。一作乐阳。乐毅即其后裔。
李悝(kuī)(前455-前395) 战国初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魏国人。着《法经》六篇，第一次用成言把封建法权固定下来。
李克 即李悝。
西门豹 战国初政治家、朴素的无神论者。魏国人。曾投巫于水，废止河伯娶妇陋习。
姬显(?-前376) 战国初鲁国国君，前407-前376年在位。
鲁穆公 即姬显。
孔伋(jí)(前483-前402) 战国初思想家，鲁国人，孔鲤之子，孔丘之孙，字子思。其思想见于《礼记》中。
墨翟(约前468-前376) 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者。宋公族目夷氏(墨台氏)之后。其思想学说见于《墨子》。
墨子 即墨翟。
杨朱 战国时思想家。魏国人，又称杨子、阳生、阳子居。
跖(zhí) 春秋、战国之际奴隶起义领袖。一作跖。在先秦古籍中被诬为“盗跖”和“桀跖”。
聂政(?-前397) 战国时韩国轵人，有侠名。刺杀韩相侠累。
熊疑 战国时楚国国君，前401-前381年在位。
楚悼王 即熊疑。
吴起(?-前381) 战国时军事家，卫国左氏人。初为鲁将，后遭谗赴魏。武侯时受旧旧势力排挤，出奔楚国。
韩昭侯(?-前333) 战国时韩国国君，前358-前333年在位。
申不害(约前385-前337) 战国时思想家。韩昭侯时任相十五年。
嬴渠梁(前381-前338) 战国时秦国国君，献公之子，前361-前338年在位。
秦孝公 即嬴渠梁。
公孙鞅(约前390-前338) 战国中期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出身卫国公族，后在秦国主持变法改革达二十年之久。
商鞅 即公孙鞅。
卫鞅 即公孙鞅。
尸佼(约前390-前330) 战国时思想家，魏国人，一说鲁国人。明于刑名之术，被称为“尸子”。
田因齐(?-前320) 战国时齐国国君，桓公之子。前356-前320年在位。任用邹忌、田忌、孙膑，开展“百家争鸣”。
齐威王 即田因齐。
邹忌 战国时齐国大臣。自荐为齐国相，曾献计围魏救赵。
孙膑 战国时军事家。齐国人，孙武后裔。着有《孙膑兵法》，亦称《齐武子》。
田婴 战国时齐国宗室大臣。威王少子，田文(孟尝君)之父。封于薛，称薛公，号靖郭君(一作静郭君)。
匡章 战国时齐将。又称匡子、章子。
淳于髡(音kūn) 战国时齐国大臣。
魏罃(前400-前319) 战国时魏国国君，武侯之子。前369-前319年在位。
魏惠王 即魏罃。
梁惠王 即魏罃。
庞涓(?-前342) 战国时魏国将领。曾对孙膑施以毒刑，后兵败自杀。
惠施(约前370-前310) 战国时名辩思想家。宋国人，曾任魏惠王相。在名辩思想上，其基本思想是“合同异”。
张仪(?-前310) 战国时纵横家。魏国人，游说入秦，首创连横。惠王以为相，封武信君。
公孙衍 战国时纵横家。阴晋人。一称犀首。提倡合纵抗秦，曾身佩楚、韩、赵、魏、燕五国相印。
陈轸 战国时纵横家。
白丹 战国时水利家、经济思想家。字圭。东周洛阳人，一说魏人。修建闻名后世的白渠(白公渠)。
田辟疆(?-前301) 战国时齐国国君，威王之子，前319-前301年在位。
齐宣王 即田辟疆。
田文 战国时齐国宗室大臣，田婴之子，袭封于薛，称薛公，“战国四君”之一。
孟尝君 即田文。
燕王哙(?-前314) 战国时燕国国君。前320-前318年在位。曾让君位于燕相子之。
子之(?-前314) 战国时燕王哙相。办事果断，擅刑名之术。代燕王执政，引起内乱。
赵雍(?-前295) 战国时赵国国君。肃侯之子，前325-前299年在位。提倡胡服骑射。后让位少子何，自号主父，引起内讧。
赵武灵王 即赵雍。
李兑 战国时赵国大臣。赵武灵王让位少子何，引起内乱，他发兵杀太子章，逼死主父(赵武灵王)。独专国政，号奉阳君。
滕文公 战国时滕国国君，定公之子。
慎到(约前395-前315) 战国时思想家，赵国人。
田骈 战国时思想家。又称陈骈，齐国人。
宋銒(jiān) 战国时思想家。又称宋荣、宋荣子，宋国人。
孟轲(约前372-前289) 战国时思想家。字子舆，邹人。受业于子思门人，在儒学分化中，被称为思孟学派。
孟子 即孟轲。
许行 战国时思想家。楚国人，与孟轲同时，农家代表人物。
告子 战国时思想家。善口辩，讲仁义。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
环渊 战国时思想家。楚国人。一作娟环、便娟，又称娟子、涓子。
庄周(约前369-前280) 战国时思想家，宋国蒙人。
庄子 即庄周。
鬼谷子 战国时思想家。因隐于鬼谷得名。
甘德 战国时天文占星家。齐国人，一说楚国人。着有《天文星占》，早佚。后人与石申《天文》合为《甘石星经》，为世界上最早之恒星表。
石申 战国时天文占星家。魏国人。与甘德同时，所着《天文》早佚，后人辑与甘德《星占》合为《甘石星经》。
嬴驷(?-前311) 战国时秦国国君，前337-前311年在位。
秦惠文王 即嬴驷。
樗(chū)里疾(?-前300) 战国时秦国大臣。惠文王异母弟。名疾，因家居渭南樗里，以里为氏。秦封杇里子，号曰严君，又称严君疾。秦人谚：“力则任鄙，智则樗里。”
甘茂 战国时秦国大臣。楚下蔡人。
李冰 战国时水利家。在儿子二郎和王叕等协助下，完成都江堰工程。
扁鹊 战国时医学家。真名为秦越人。齐国渤海鄚人。
乌获 战国时大力士。秦国人，与任鄙、孟说齐名。孟轲说他力能举百钧(三千斤)。
孟贲 战国时大力士。卫国人，与夏育、乌获齐名。
嬴稷(前325-前251) 战国时秦国国君。一作嬴侧，武王之异母弟，前306-前251年在位。
秦昭襄王 即嬴稷。
秦昭王 即嬴稷。
芈(mǐ)八子(?-前265) 秦惠文王妃，昭襄王母。
宣太后 即芈八子。
魏冉 战国时秦国大臣。原为楚人，秦昭襄王舅，宣太后异父弟。
穰侯 即魏冉，因食邑在穰，号曰穰侯。
白起(?-前257) 战国时秦国大将。郿人。曾坑杀赵卒四十余万。
范雎(?-前255) 战国时秦国大臣。原为楚人，字叔，一作范且。
应侯 即范雎。食邑于应，故号应侯。
蔡泽 战国时秦国大臣，原为燕国人。封纲成君。
姬职(?-前279) 战国时燕国国君。燕王哙庶子，前311-前279年在位。
燕昭王 即姬职。
乐毅 战国时燕国将领。灵寿人。魏将乐羊之后。以功封于昌国，号昌国君。后出奔赵国，受封于观津，号望诸君。
郭隗(wéi) 战国时燕国大臣。
秦开 战国时燕将。率军击败东胡，扩地千余里。
剧辛 战国时燕将。原居于赵。
田地(?-前284) 战国时齐国国君。前300-前284年在位。
齐湣王 即田地。
苏秦(?-前284) 战国时纵横家。东周洛阳人。字季子。赵曾封其为武安君。
苏代 战国时纵横家。东周洛阳人。苏秦族弟。
戴偃(?-前286) 战国时宋国国君。即宋康王，又称宋献王。
宋王偃 即戴偃。
田单 战国时齐国将领。临淄人。曾以火牛阵大破燕军。以功封安平君。后入赵为相，封平都君。
芈槐(?-前296) 战国时楚国国君。威王之子。前328-前299年在位。
楚怀王 即芈槐。
昭雎 战国时楚贵族大臣。
唐昧(?-前301) 战国时楚国将领。一作唐蔑。
庄蹻 战国时楚国人民起义领袖。一作企足。与跖齐名。
屈平(约前340-前278) 战国时楚国大臣、文学家。字原(《离骚》中称灵均)。曾任楚国左徒，后自投汩罗江而死。着作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
屈原 即屈平。
靳尚 战国时楚国大臣。
宋玉 战国时文学家。楚国人。
廉颇 战国时赵国将领。曾大破燕军，任相国，封信平君。有“负荆请罪”事。
蔺相如 战国时赵国大臣。有“完璧归赵”事。
触龙 战国时赵国大臣。一作触詟。
赵胜(?-前251) 战国时赵国宗室大臣。惠文王之弟，任赵相。“战国四君”之一。
平原君 即赵胜。
赵奢 战国时赵国将领。曾大破秦军，以功封马服君。
赵括(?-前260) 战国时赵国将领。赵奢之子，人称马服子。只知纸上谈兵。统兵败于秦军白起，四十万人被坑杀。
鲁仲连 战国时齐国人。一称鲁连。常为人排难解纷，不受酬报。
毛遂 战国时人，平原君门下食客。曾自荐随平原君赴楚，说服楚王同意赵楚合纵。
虞卿 战国时人。善于料事揣情。在赵为上卿，后辞赵至魏。
公孙龙(约前320-前240) 战国后期名辩思想家。字子秉，赵国人。“白马非马”即其观点。
尹文 战国时思想家。齐国人。
邹衍(约前305-前240) 战国时思想家、阴阳家代表人物。一作驺衍。齐国人。学究天人，雄于辩口。
魏无忌(?-前243) 战国时魏宗室大臣。昭王少子，安釐王异母弟，“战国四君”之一。
信陵君 即魏无忌。
侯嬴(?-前257) 战国时魏国人。以重诺守信名传后世。
朱亥(?-前257) 战国时魏国人。有勇力。曾刺杀魏将晋鄙，解邯郸之围。
黄歇(?-前238) 战国时楚国大臣。“战国四君”之一。
春申君 即黄歇。
荀况(约前313-前238) 战国后期思想家。又称荀卿(汉时避宣帝讳，改称孙卿)，赵国人。在天道观上提出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观点；在认识论上，提出“行贵于知”的观点。
荀子 即荀况。
姬延(?-前256) 东周末代国王。慎靓王之子。前314-前256年在位。
周赧王 即姬延。
吕不韦(?-前235) 战国末秦国大臣。卫国濮阳人。所着《吕氏春秋》(一名《吕览》)，为杂家代表作。
甘罗 战国时秦国大臣。甘茂之孙。十二岁时因功而任秦国上卿。
嫪毐(lǎo aǐ)(?-前238) 战国时秦国人。由吕不韦推荐为宦，受太后宠幸，受封为长信侯。
郑国 战国末水利家。韩国人。所筑郑国渠为我国古代着名水利工程。
韩非(约前280-前233) 战国末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着有《韩子》(《韩非子》)五十五篇。
尉缭 战国末秦国大臣。魏国大梁人。入秦为国尉，因称尉缭。今存《尉僚子》二十四篇。
李牧(?-前228) 战国末赵国将领。长于用兵。
王翦 战国末秦国将领。频阳人。长于用兵，以功封武成侯。
燕太子丹(?-前226) 战国末燕王喜太子。曾派荆轲刺秦王不遂，被燕王喜斩首。
荆轲(?-前227) 战国末卫国人。先世为齐人。好读书击剑。卫人称之为“庆卿”。游历至燕后，被称为“荆卿”(或“荆叔”)。刺秦王未遂被杀。
高渐离 战国末燕国人。擅长击筑。曾于筑内暗放铅丸，扑击秦始皇未中被杀。
樊于期(?-前227) 战国末秦国将领。因得罪秦王政叛逃至燕。后自刎献头于荆轲，以刺秦王。
项燕(?-前233) 战国末楚国将领。下相人。勇而有谋。
田光(?-前227) 战国末燕国人。以“节侠”自许。荐荆轲于太子丹，并自刎以壮其志。
猗顿 战国时大工商业者。以经营河东盐池起家，而成巨富。
郭纵 战国时大工商业者。赵国邯郸人。以经营铁冶成业致富。
第3篇：战国四君子范文
（一）
在探讨春秋时代君主专制主义之前，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君主专制主义”。我们认为，它包含两层内容，一是指君主独裁的政治统治，君主拥有无限权力，君主个人意志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政治上专断独行；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不仅被统治阶级没有任何民主权力，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即使在统治集团核心内部，也没有民主可言。二是指君主专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宣扬君权至上，君主是全国臣民的最高主宰，君命不得违背，要求臣民绝对服从君主。
春秋时代，君主专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表现为君主拥有五种权力， 即：最高政治决断权、最高军事统辖权、最高封任权、刑杀之权和指立君嗣权。
最高政治决断权是君主拥有的最主要的权力，君主凭藉这一权力对国事实行“独断”。这里说的“独断”并不意味着群臣慑于君主虎威而噤若寒蝉，一语不发，而是说臣下尽可以出谋献策，但是决断大权却独操君主之手。君主决断国事丝毫不受统治集团内部多数派意见或少数派意见左右，更不是表现为少数服从多数，而是由君主个人依据某种标准作最后裁决。《左传》鲁成公十六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都主张迁往“郇、瑕之地”，只有韩厥主张迁于“新田之地”。晋景公权衡利弊，独取韩厥之见。鲁定公十三年，齐国联卫伐晋，诸大夫反对，只有邴意兹主张进兵。齐景公采纳了邴意兹的意见，决然进军。鲁宣公十五年，晋伐潞国，也是群臣意见不一致，最后听从君主裁决。
君主决断国事要不要所取臣下的意见，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意志，在这个问题上，君主是不受什么习惯传统和法律的约束。有的时候，君主出于某种考虑也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例如楚灵王要侮辱晋国来使，大夫薳启疆力谏不可。楚灵王觉得听从谏言对自己更有利，遂改变初衷（《左传》昭公五年）。但是更多的时候，君主却要强逞意志，一意孤行。如宋平公筑台， “妨于农收，子罕请俟农收之毕，公弗许”（《左传》襄公十七年）。宋楚泓之战，宋大司马固曾三次献策，宋襄公一概“弗从”，至使宋军溃败（《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召陵之会，卫灵公命祝佗相随，祝佗辞以“社稷不动，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卫灵公不容分辩，说：“行也！”意即“非去不可！”（《左传》）定公四年）这类事例不胜枚举。总之，君主驾驭的权力越大，君主的意志越要压倒一切，对国事恣意定夺。群臣可以进献方策，但无权染指裁决。
与最高政治决断权紧密相关的是最高军事统辖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君主亲自掌管国家最主要的兵力，即君主有直接统兵权。《国语·齐语》载；“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是知齐国建制三军，君主自统中军，有直接统兵权。《左传》鲁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之弟共叔段欲夺取君位，曾积极编组私家军队，所谓“缮甲兵，具卒乘”。郑庄公“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便一举克之。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郑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直接控制在君主手中的。《左传》襄公十一年载：“季武子将作三军。”杜注：“鲁本无中军，唯上下二军，皆属于公。有事，三卿更帅以征伐。季氏欲专其民人，故假立中军，因以改作。”这说明鲁国至少在襄公以前，国家主要军事力量是由君主亲自统领的。此外，鲁成公二年，楚国救齐而“王卒尽行”，“王卒”即楚国君主直接统领的军队。
其次，君主对全国军事力量，包括卿大夫的私家军队，有最高管辖权。例如晋国各军将佐直接听命于君，有领兵权，无调兵权。据《左传》载，鲁宣公十七年，晋郤克使齐，受齐顷公侮辱，回国后“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郤克官拜中军将，是晋国最高执政官，不但无权擅自调用国家军队，就连动用私家军队也要君主首肯。鲁成公二年鞌之战，晋景公发兵七百乘，郤克嫌少，“请八百乘，许之。”不只晋国君主有管辖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权力。其他诸侯国也是这样。例如《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载，楚成王“使子玉去宋，……永玉使伯棼请战，……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子玉官居令尹，掌楚国之政，也是只有领兵权，楚国军事力量最高管辖权亦为君主所有。
再次，君主拥有发动战争和战事指挥的最高权。君主一旦决定攻伐，或是派遣兵将，或是亲自征讨。春秋时代的一些著名战役，如长勺之战，城濮之战、泓之战等，都由君主亲临前线指挥。即使不是君主亲征，统兵将帅也要服从君主调遣，否则便会受到制裁。这类事例俯拾即是，无庸赘引。春秋时代统治阶级为争权夺地战事颇繁，军事活动是政治生活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越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越要求君主集中权力，进行统一布署和统一指挥，因而连年征战必然使君主手中军权越来越大，促进君主个人威势增长。军事大权成为君主实行专制统治必不可少的权力支柱，军权的增长促进君主专制主义不断增长。
与最高政治决断权和最高军事统辖权相应的是最高封任权。君主有权依据亲亲原则，以臣的功劳或道德品行等标准，封任臣下官爵。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高级官职，如晋的三军将佐，楚之莫敖、令尹，鲁、宋、郑等国的执政，都是由君主封任的。《左传》鲁襄公十三年：“荀罃，士鲂卒，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使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黡将下军，魏绛佐之。”晋国君主通过“蒐以治兵”的方式任命三军将佐。《左传》鲁昭公五年：“楚子以屈伸为贰于吴，杀之，以屈生为莫敖”。楚国君主有权随意封任官爵。《左传》鲁僖公九年，宋襄公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鲁襄公七年，晋悼公以韩无忌“仁”，使之“掌公族大夫”。这些是君主根据臣的品行封任官爵的例证。
各种高级官职的人选一般在王族或大贵族中筛取，所任命者即便被赋予极大的权力，但是仍然要受制于君主。臣下如若擅权矫命，君主只要力所能及，必临之以刀兵，所以当时有“专则速及”的说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然而，政治现象是错综复杂的，春秋时代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卿大夫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自设朝政，下隶私属。在权力角逐中，君主非但不能制约臣，反而被臣放逐，甚至丢了性命。可是，令人惊异的是臣下暂时制约君主并没有导致政治上出现民主局面，反而促使君主运用封任大权加强对臣的制约。君主或是通过裁封、撤封的方法防止卿大夫坐大成患，或是通过设立县、郡加强集权。君主利用封任权直接控制臣下荣辱升迁，强化臣对君的政治依附，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个人专制。封任权成为君主驾驭群臣和操纵整个臣僚系统的重要手段。
春秋时代的君主专制主义还表现为君主执掌刑杀之权。君主有权对众民演施暴力自不待言，就是对于重臣显贵也有权随意杀戮。具体而言，首先是君主有权对臣下施以五刑，而且往往施及权贵。例如《左传》载，鲁成公十七年，齐灵公“刖鲍牵而逐高无咎”。鲍牵乃鲍叔之孙，鲍氏世为齐国卿士。鲁襄公二十二年，楚康王杀令尹子南；鲁昭公五年，楚灵王杀莫救屈申，等等。可见臣的官爵再高也难以抵御君之刀斧。不仅如此，君主还有权对臣下施以五刑之外的酷法。例如，有车裂之法：鲁襄公二十二年，楚康王“轘观起于四竟。”杜注：“轘，车裂以徇”。有斫棺之法：《左传》鲁文公十八年载；“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歜（去欠加右耳）之父争田，弗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去欠加右耳）仆。”鲁宣公十五年，“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这些恐怕是臣下被剖棺戮尸的最早记录。还有灭族之法：《左传》鲁宣公十三年，“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穀而杀之，尽灭其族”。除此而外，君主对某些族大势强的卿大夫常施以放逐或诛杀之法。例如楚国若敖氏势大逼君，楚庄王就灭掉若敖氏（《左传》宣公四年）。晋国桓、庄之族势力强大，晋献公视之为心头之患，两年内便“尽杀群公子”（《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有的君主甚至把消灭“大族”（或“公族”）作为即位后的首要措施。例如宋昭公刚刚即位，就要“去群公子”（《左传》文公七年）。宋文公弑兄夺位之后，“遂出武、穆之族”（《左传》文公十八年）。郑襄公立，也“将去穆氏”（《左传》宣公四年）。 随着君主专制统治不断加强，君主行使刑杀之权愈加肆无忌惮，表现为对臣属滥施杀戮。蔡大夫公孙归生就说楚国的情况是“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在君主专制条件下，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要通过君主个人行为来体现。君主拥有刑杀大权，并且能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任意行使这一权力，就是这种体现的集中反映。
最后，春秋时代的君主专制主义还表现为君主拥有指立君嗣权。春秋时代，除了楚国有“立少”之举外，立嗣一般遵行“立嫡以长”的习惯法。可是，偏偏有些君主不愿受习惯传统束缚，而废嫡立庶。例如，晋献公改立骊姬为夫人，就逼杀太子申生，指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莒纪公宠爱庶子季佗，就废黜太子仆改立季佗。齐灵公废黜太子光，指立公子牙，等等。促使君主立嗣、改嗣有多种原因，例如母后集团势力的影响等等，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君权的强大。权力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资本，春秋时代的君主随意指立君嗣，要求将生前享用的巨大权力施及后世，毋庸置疑是君主专制主义的表现。
综上所述，春秋时代的君主基于手中的五大权力，将国家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和最高行政权三权集于自身。君主是国家元首，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的决断不得违抗。除君主而外，再没有其它拥有立法权的权力主体。君主又是国家最高司法官，他有权对其治下的臣民随意施以刑杀。至于行政权，不言而喻也是君主所有。君主通过隶属于个人的臣僚系统进行统治，所有臣属都要无条件执行君主的命令，在政治上只向君主一人负责。春秋时代，没有任何机构和法定的其他人物有权力制裁君主或限制君权，因而当时不存在什么民主制。
（二）
主张春秋时代是古代民主制的主要论据可以归纳为二点，即春秋时代存在着“朝议制”和“国人大会制”。先秦文献中多有君主“朝大夫”的记钱，这就是通常说的“朝议制”。我们认为，春秋时代君主“朝大夫”现象反映的是君主专制条件下君主治国议政方式，不是具体的政治制度。因为，“君主专制”并不是事无巨细都要君主亲躬，也不是君主一人唱独角戏。“君主专制”也要依赖统治集团成员相辅佐，责成臣下提供治国方策，供君主抉择。而且，越是有作为的君主，越要罗致统治人才，为己所用，对于才能卓越者，有时还会倚作股肱，言听计从。“朝大夫”现象反映的正是君主向臣下征询治国方策的议政方式，不是政治制度。
春秋时代君主“朝大夫”的基本特征是：臣下有责任竭尽才智为君主效力，但是臣下进献治国方策对君主来说是咨询性的，不能对君权构成有效的制约。参与政事和进献方策是为臣的职责，不是臣的民主权力。君主“朝大夫”恰恰是君主决断的场合，“国之大事”必须由君主一言定乾坤。“朝大夫”对君主专制并没有丝毫的削弱。
除了君主“朝大夫”外，文献中还多处记载无君条件下的“朝大夫”现象，即所谓“无君的朝议”。这类“朝议”也不是民主制度。因为，春秋时代统治阶级各个政治集团势力发展不平衡，在激烈的权力争夺中出现了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即权臣执掌国政的现象。如鲁之三桓，晋之栾、范，齐之庆封、崔杼，郑之祭仲、子孔等。他们挟君擅政，废弃君命，甚至操纵君主度立，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政长，结果使得传统的君臣统属关系暂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置。这就是“无君朝议”产生的前提。“无君朝议”的根本特征是由执政权臣把持最高政治决断权。例如《左传》记载，鲁宣公十八年，宣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意在趁机清除政敌东门襄仲。时值君权交替之际，季氏权势盛大，谁敢不依。司寇臧宣叔虽有不满，也不敢固执“异议”，只得说：“子欲去之，许（宣叔名）请去之”。再如鲁哀公七年，季康子欲伐邾，集众而谋。当时鲁政仍在季氏，子服景伯和孟孙氏虽然反对，但最后还要服从季康子。可见，“无君朝议”表现为群臣服从执政权臣，后者暂时替代君主实行专断独行。因而，我们认为“无君朝议”是“有君朝议”的衍生形态，只有在君臣势力对比发生变化，出现暂时的君臣关系倒置时才会产生的特殊现象。“无君朝议”也不是民主制度。
先秦文献中还有许多“朝国人”、“朝众”的记载，有的同志与《周礼·小司寇之职》所
载“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的记述相参照，提出“朝国人”就是“国人大会制”，以此证明春秋时代是“古代民主制”。我们对此表示异议。因为，即使《周礼·小司冠之职》所载确实反映了西周时代存在着原始社会“氏族大会”遗留，那么这种遗留在春秋时代也只徒具形式，性质与西周时不同，构不成“民主制度”。大量事实证明，春秋时代的君主独掌最高军政大权，诸如“国危”、“国迁”、“立君”等“国之大事”都由君主一人决断，并不通过召开“国人大会”集体议定。春秋时代的“国人”，按童书业先生解释，指“国都中之人也”，包括居于国中的工、商，主要成份是“士”。“国人”是春秋战国时代特有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在政治生活中有时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故而“国人”是统治者攀登权力高峰的重要阶梯，争取“国人”支持成为当权者与争权者竞相采用的策略。
归纳一下有关“朝国人”的记载，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君主统治发生危机，权位受威胁，而群臣与君主之间出现离心倾向的时候，君主就要寻求“国人”支持，利用“国人”力量克制臣下，摆脱危机。据《左传》载，鲁定公八年，卫灵公与晋国订盟而受辱，威严扫地。回国后想叛晋即齐，又“患诸大夫”。卫灵公就通过“朝国人”求得支持，终于与齐国结盟，巩固了权位。鲁潜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作了俘虏，虽被放回，终因君威丧失殆尽而权位难保。晋惠公就派大臣以君主名义“朝国人”，争取支持，终于安然复位。与这种情况近似的是，卿大夫也采用争取民众的方法挽救自己的危机。鲁叔孙昭子就因竖牛作乱而“朝其家众”，使竖牛惧而奔齐（事见《左传》昭公五年）。此外，还有家臣为家主解除危难也采用争取民众的手段。例如鲁国“南蒯之乱”，季氏家臣司徒老祁、虑癸通过“请朝众而盟”驱除了南蒯（事见《左传》昭公十四年）。
另一种情况是，在国家遇到强敌入侵或是兵临城下等危难的时候，有些君主也要“朝国人”，通过争取民众解救危难。例如《左传》鲁僖公十八年，“邢人、秋人伐卫，……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鲁定公四年，吴师伐楚入郢，向楚的与国陈国征盟，陈怀公遂“朝国人”（事见《左传》哀公元年）。
这两种“朝国人”都不能作民主制的论据。前一类“朝国人”是君主越过了臣的中介，与民众直接对话，争取民众支持以巩固本来已经发发可危的权力宝座。这是春秋时代“重民”思潮在政治上的实践。如果说“朝国人”在形式上与“国人大舍”尚有相通之处，那么在实践中，“朝国人”不是作为一种制度，而是作为一项策略被统治者们接受并加以运用的。这一类“朝国人”没有赋予“国人”“正常权力”，反而是君主利用“国人”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形式上的近似就断定“朝国人”是古代民主制的“国人大会制”。作为一种常设的民主制度与特殊条件下使用的政治策略是两回事情。
后一类“朝国人”也不是民主制度。因为一般说来，当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譬如国临外侮，统治者有可能暂时团结民众同仇敌忾，如《周礼·大司徒》）所载：“若国有大敌，则致万民於王门。”利用民众力量抵御强敌不失为危难之际的一项良策。卫文公“以国让”，陈怀公“朝国人”都是在“国有大敌”的情况下，通过了解民心向背以制定对策。卫文公得到“国人”全力支持，遂决意发兵拒敌，“师于訾娄”陈怀公没有得到“国人”的一致支持，就采纳大夫篷滑的进谏：“以晋辞吴”，作出决断。可见这类“朝国人”的决断权依然非君莫属。卫文公、陈怀公试图通过探察民意来决断国策，不可不赞誉为具有一定的“民主作风”。但仅此而已，君主个人的“民主作风”不能与民主制度混为一谈。总而言之，春秋时代的“朝国人”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只能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调节手段，成为君主专制统治的补充形式，不可与古代民主制的“国人大会制”同日而语。
以上，我们对主张春秋时代是“古代民主制”或“贵族民主制”的主要论据作了分析，旨在说明所谓“民主制”的观点难以成立。春秋时代的政治特点是君主专制主义。当然，与后世相比较，春秋时代的君主专制主义尚属低级阶段，譬如还没有形成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但是，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的基本形态无疑已经形成。随着历史的进程，君主专制在政治生活领域将愈演愈烈。
（三）
春秋时代政治生活领域里的君主专制主义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反映。随着君主专制统治不断加强，统治者们围绕着如何强化君主专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理论。他们首先探讨了“君”的内涵。邾文公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文公十三年）。鲁大夫臧僖伯说：“君，将纳民於轨、物者也”（《左传》隐公五年）。鲁大夫里革说，君主是“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国语·鲁语上》）。晋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传》襄公十四年）。这些认识除了邾文公认为“君”的基本规定是“利民”当另作别论外，多数认识把“君”与“统治”划等号，认为“君”就是统治民（牧民）的人。晋大夫成鱄说：“赏庆刑威曰君”。杜注：“作威作福，君之职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在他们看来，“君”与“统治”“和“权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君主成了统治的化身和权力的象征。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统治者们围绕着君主与权力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探讨，晋大夫史墨和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器名论”。
史墨说：“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这里说的“器”指礼器，“名”指爵号。春秋时代是等级制社会，社会各阶级都要受等级的制约。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亦按等级分配，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相应享有不同的礼器、爵号，作为享有不同等级的权力和尊严的标志，所谓“器以藏礼”，不可僭越。《左传》鲁成公二年载，卫新筑大夫仲叔于奚因功而“请曲县、繁缨以朝”。曲县，繁缨属诸侯礼，仲叔于奚清赏越制，遭到孔子非议。总之，“器”和“名”与一定的社会等级相联系，是权力或特权的象征。所以有些争权者往往要从僭越“器”、“名”始，如鲁季氏“八佾舞于庭”。史墨与孔子说的“器与名”特指君权。他们认为，国家最高统治大权应当由君主亲自掌握，不允许任何人僭夺君之名号，专擅朝政。君主绝对不可将权力“假手於人”，“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失民、失国、失位。史墨以鲁昭公为例，指出鲁国“政在季氏”，“民不知君”。鲁昭公正是因为丢了大权，才落得个客死他乡的下场。“器名论”强调君主要独揽大权、亲掌实权，显然是君主独揽最高政治决断权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
与“器名论”相关的是维护君权单一性的思想命题：“国不堪贰”。《左传》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事最早记录了这一思想。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依仗母后势力欲夺取君位，公子吕对庄公说：“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共叔段），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
之，无生民心”。“国不堪贰”是说必须禁绝并行权力，在全国保持单一的君权权力中心。随着君主专制统治不断加强，“国不堪贰”思想不断丰富，逐渐成为一项公认的政治原则。它不仅仅要求防止出现“一国两君”的局面，如齐悼公所说：“君异於器，不可以贰。器贰不匮君贰多难”（《左传》哀公六年）。而且要求禁绝一切有“贰”的现象。周大夫辛伯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桓公十八年）。晋大夫狐突也强调了这一思想（见《左传》闵公二年）。“国不堪贰”是针对诸君嗣争权、卿大夫篡权和权臣擅权等时代特有现象形成的政治思想命题，告诫君主维护君权独尊，加强独裁统治。这正是政治生活领域里君主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的理论凝结。
春秋时代的统治者为了使君权的独一无贰和君主专司“器与名”确保无虞，又进一步从上对下制约关系方面进行探讨。晋大夫师服提出了“本末论”。他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左传》桓公二年）。师服以君权为“本”，以从属的次一级权力为“末”，二者的关系应当是“本”大于“末”。他认为晋阳侯封桓叔於曲沃，又令栾宾作“相”，是“以诸侯而建国”，有违于君权对从属权力的制约关系，使臣下权势过大，君主的权势必然受削弱，“本既弱突，其能久乎？”君主若要巩固权位，防范抗衡势力出现，就必须保持君权的绝对优势地位和绝对威慑力量。这就叫作“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本末论”是“国不堪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从“器名论”到“本末论”的提出，表明了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理论的深化。
以上三个命题从不同角度对君权的绝对权威作了原则性规定，强调了君权的独占性、君权单一性和君权的绝对性。这些理论反映在君臣关系方面，必然要强调君对臣的绝对主宰和臣对君的无条件服从。概括言之，即“君命无贰”（《左传》成公八年，晋士燮语）。
“君命无贰”是君臣关系的基本规定之一。可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君命”的效力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干扰而削弱。所以，仅仅提出一个“君命无贰”无疑显得单调而缺乏约束力。为了提高“君命”的权威，加强“君命无贰”的约束力，君权的维护者们又从各个方面进行理论补充和论证。
有的人求助于习惯传统，例如晋寺人披就说：“君命无贰，古之制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也有的人试图借助“天”的权威强化“君命”。春秋时代，人们对“天”的理解五花八门，或以“天”为至高的神，或以“天”为自然规律。或以“天”为不可捉摸的命运；甚至将诸多不可理解的事物一并归之于“天”。尽然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天”有着神秘的、超乎人力的强大威力。统治者正是利用人们对“天”的敬畏心理，把“君”、“君命”和“天”联在一起，通过“天”的权威加强“君命无贰”的威力。楚箴尹克黄说：“君，天也”（《左传》宣公四年），他把君主比作“天”。晋赵宣子说；“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国语·晋语五》），又将君臣统属关系与天地并论。君主既然与“天”无别，则君主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君命”即“天命”。楚郧公斗辛就说：“君命， 天也”（《左传》定公四年）。这种论证方法给“君命”披上神秘主义外衣，利用超人的权威强化“君命”的不可抗拒性。
把“君命”绝对化的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宗亲血缘传统，把君臣关系比作父子关系，借用宗法家长专制传统观念，强迫臣服从君主。晋大夫栾共子说：“或闻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之’。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故壹事之”（《国语·晋语一》）。他认为，臣事君如同子事父，子对父要“报生以死，”，臣对君要“报酬以力”。这是“人之道也”，即作人的不二法则。栾共子的思想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例如晋献公要杀公子重耳，重耳说：“君父之命不校”（《左传》僖公五年）。可见“君命”如同父命。违抗不得。在政治关系和宗法关系双重束缚下，臣只有俯首贴耳，唯君父之命是从。晋丕郑说。“我无心，是故事君者，君为我心”（《国语·晋语二》）。这样的臣才符合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春秋时代宗亲血缘传统还十分浓厚，正好被统治者们用来强化“君命”。“君臣”与“父子”并论遂成为君主专制政治理论之一大特色。
为了强化“君命”的权威，统治者们还求助于传统道德观念。他们把臣绝对服从君主作一项道德规范，比如强调“事君以忠贞”。春秋时代，人们对于“忠”有各种各样的认识，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忠于君主”。结果“忠”就成了“臣道”的基本规定，所谓“忠君不贰是谓臣”（《国语·晋语四》）。“忠”又经常与“孝”和“敬”相提并论，比如要求臣“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国语·晋语一》），“失忠与敬，何以事君？”（《左传》僖公五年）；春秋时代的政治集团多是家庭或家族的扩展，国家政治中枢也以某一家族为核心，从而使“忠”、“孝”、“敬”具有统一性，从家庭内外到朝廷上下，无时无处不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晋大夫狐突说：“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忠”、“孝”、“敬”等道德规范规定了臣应该自觉地服从“君命”。面对至高无上的“君命”，臣最根本的一条是“无有二心”。鼓大夫夙沙釐说：“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国语·晋语九》）郑大夫原繁说：“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左传》庄公十四年）。臣对君应当专一不贰，如同奴才对主子那样忠心耿耿。另一条要求臣“无违君命”。晋大夫荀息说：“吾闻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闻违命”（《国语·晋语一》）。据《左传》载，鲁襄公二十三年，齐师伐莒，莒子重贿齐大夫杞植、华周以请盟。华周说：“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不弃君命”就是“无违君命”。晋羊舌肸说：“违命不孝，弃事不忠。”“违君命”就是不忠不孝之人，对之“亦不可不杀也”（《国语·鲁语上》）。“无违君命”要求臣无条件地、盲目地服从“君命”。假如“君命”与臣的“生命”发生了矛盾，臣要作到“死君命”。据《左传》载，鲁文公十八年，文公薨。鲁大夫公子遂“杀嫡立庶”，并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惠伯）曰：“死君命可也。”惠伯认为臣服从“君命”应当至死不渝。晋大夫解扬也说：“受命以出，有死无，……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左传》宣公十五年）。“死君命”较之“无违君命”来说，是对臣的行为的更高一级的规定，要求臣有不惜一死以尽“君命”的献身精神。
与“死君命”相近的另一种说法是“君辱臣死。”越大夫范蠡说：“臣闻之，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国语·越语下》）。这是说，如果君主遇到危难，臣要以身殉之。例如《左传》载，鲁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楚的舆国郑国也参战，结果楚方战败。郑大夫唐荀就对石首说：“子在君例，败者壹长。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请止。”于是奋力抵挡晋军，直至战死。“君辱臣死”强调了臣事君的积极主动精神。
从“无违君命”到“君辱臣死”是“臣无二心”在理论上的展开，从各个方面强调了臣
要绝对服从君主。可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春秋时代还有与上述理论相左的观点。比如晋献公全打算废嫡立庶，大夫荀息、里克、丕郑三人表示了三种不同的态度。荀息对晋献公指立君嗣表示无条件服从，说：“君立臣从，何贰之有？”这显然是恪守“无违君命”的训戒。里克虽有不满，可也不敢对抗“君命”，只好表示妥协，说：“我不佞，虽不识义，亦不阿惑，吾其静也。”唯有丕郑的态度特殊，他说：“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公然对晋献公废黜太子，违背祖制表示反对，要求“必立太子”（《国语·晋语一》）。丕郑在臣与君之间加上了“义”的中介，对“君命”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抵制，这是一种有条件的事君态度。在君主专制主义不断加强的历史条件下，丕郑的思想显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遗憾的是这类思想在春秋时代实为凤毛麟角，根本无法与已经形成的君主专制主义社会政治思潮相抗衡。
第4篇：战国四君子范文
这里提到的“四君”，即赫赫有名的战国四公子。
其实，依我看，这所谓的战国四公子，除了那位以弥天大勇之精神窃符救赵的信陵君还差强人意外，其余皆不足取。尤其是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简直就是徒有虚名。
诸君如若不信，请听在下一一道来。
黄歇最大的功劳是协助楚太子熊完逃离秦国，回到楚国，顺利当上楚考烈王，成就一桩不世之功。
黄歇也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楚相，熊完将淮北12个县作为黄歇的封地，并封他为春申君。
但是，黄歇不干，他说淮北靠近齐国，乃边防重镇，应该作为守备之地。如果要给我封地，我比较喜欢故吴之地，那里风吹不进，雨淋不着，过着才舒服呢。
熊完当然不会拒绝。于是，黄歇便高高兴兴地到吴地去了，修建自己的城池，装修自己的家园，养足了三千门客，过起了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奢侈生活。
俗话说，丧志，生活得太安逸，人的大脑就退化，心智也就消磨了。
公元前241年，赵、楚、燕、韩、魏五国出兵伐秦，颇有些虚名的黄歇被推为统领。
得意洋洋的黄歇自然要显示一下与众不同，就卖弄小聪明。他说，以前咱们伐秦老是攻打函谷关，如此几番，秦人必把函谷关作为防卫的重点。这次，咱们干脆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取道蒲坂（今山西蒲州），由华州向西，突袭渭南（新丰），直取潼关。
五国将领皆点头称是，决定兵分五路，直奔渭南。
此计虽好，可那秦将王翦不是吃素的。
王翦分析五国形势，决定擒贼先擒王，集中兵力攻打楚军。鸟无头不飞，蛇无头不行，只要楚军兵败，其它各国军队自然也就土崩瓦解，纷纷溃退。
计策已定，就准备部署了。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秦将李信手下有一个督粮牙将叫甘回，不知是喝多了，还是夜晚去鬼混了，耽误了运粮时间。李信按秦法要斩了他，被众将求告才罢，只打了他一百皮鞭。谁知，这甘回挟恨，一怒之下跑到了楚营，向黄歇一五一十地报告了秦军的计划。
按理说，秦军未发，而军机已为敌方所知，这对秦军是大为不利的。可那五国军队的统帅黄歇实在太没用，他不听则已，一听秦军的计划，登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当即决定拔寨逃跑，一直跑到50里外，才敢放下心来缓缓而撤。
这实在是中国战争史上的笑谈。没办法，统帅都跑了，其它国的军队也陆续撤退。
逃回楚国后，楚王按着程序责备了黄歇几句。黄歇也挺着老脸受用了。
为了防御秦军进攻，他向楚王建议将首都后迁，一直迁到寿春。
楚国真是要国将不国了。
楚考烈王在位好多年了，却一直生不出儿子，举国发愁啊。
所谓危难出英雄，其实危难也容易出小人。正在这危难之时，小人出现了。他就是黄歇门下的一个食客，叫李园。
李园首先将自己那如花似玉的妹妹李嫣献给了黄歇。黄歇一见钟情，很快，春风一度，珠胎暗结，那李嫣已有三个月的身孕。
这时，李园又鼓动其妹，说与其当春申君的一个宠妾，倒不如当楚国的王后。
那妹子李嫣也是一点就透，便在床头向黄歇吹风。
她说，楚王无子，一旦驾崩，将来必由其兄弟继位，到那时，夫君还会有今天的荣宠吗？夫君何不把妾献给楚王，一旦妾生了儿子，继位楚王，夫君不就是楚王的父亲了吗？
黄歇一听便心动了，于是把她献给了楚考烈王。
那考烈王也十足是个傻帽。七个月后，李嫣一下生了两个儿子，楚王择长子为太子，封李嫣为王后，李园为国舅。
李园和黄歇并肩而坐了。可李园是个小人啊，他不愿黄歇和他共享劳动成果，便私养死士，准备除掉黄歇，一人独大。
而在这个时候，安逸日子过得太久了的黄歇竟毫无警觉。
黄歇没有警觉不要紧，他有三千门客啊。还是那个朱英提醒他了，说李园暗养死士，公子难道不知何意吗？如今之计，公子应该尽快用自己的人担任郎中令，以掌控宫中局势。
然而，黄歇不以为然，他说那李园就是我的人啊！遂不听忠言。
朱英无奈，愤然离开，独自隐于五湖之间，做逍遥散人去了。
17天后，楚考烈王寿终正寝。
按祖制，黄歇要进宫去哭祭的。那天，他整理好衣冠，挺胸叠肚、大摇大摆地进宫了。刚到棘门，早已埋伏好的死士们蜂拥而出，还没等黄歇反应过来，他的人头已被扔到了城外。
杀掉了黄歇，李园一人独专楚政，且将黄歇的族人全部杀光，只留下了其妹所生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当今的楚幽王。
第5篇：战国四君子范文
然而，“三誓”于文献未见旁证，且“德”与“怨”皆属于内在的情志，“誓”则是外在的约束，恐不能将此三者并提。笔者正在检索相关资料时，忽于“简帛研究”网上发现朱渊清先生的《“三制”解》[3]，朱文以为“折”当隶定为“制”，并引《管子·枢言》国有三制为证：“凡国有三制，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单就字形而言，此说于楚地简帛之文字材料有足够的证据，仅《郭店楚墓竹简》中即有如下例子：《老子》甲简十九“始折（制）有名”，《成之闻之》简三一“折（制）为君臣之义”，《性自命出》简一九“当事因方而折（制）之”，简五九“门外之治，欲其折（制）也”。《六德》简二“折（制）刑法”。《缁衣》简二六“折（制）以刑”。然而，与上下文文义相参，窃以为释“折”为“制”仍有未安。
为讨论方便计，兹将朱文所引《管子》“三制”的下文迻录于此：
何以知其然？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佚亦佚，进退劳佚，与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4]
显然，上述“三制”并不像“五德”与“十怨”是一组并重的概念，而是有等差的，除第一制而外，不能成为“固（坚守）”和“持行”（简七文）的对象。
其实，《从政》中这一“折”字，在简帛中除了有释为“誓”、“制”的例子外，还有相当数量释为“慎”的先例，如：《郭店楚简》《老子》甲简十一“誓（慎）终如始”，《老子》丙简十二“慎终若始”；《缁衣》简十五“故上之好恶不可不誓（慎）也”，简三十“誓（慎）尔出话，敬尔威仪”，简三十二“淑誓（慎）尔止，不愆于义”，简三十三“则民誓（慎）于言而谨于行”；《语从四》简四“口不誓（慎）而户之闭”。与“折”字形稍异，左边从幺从言或从幺从心更近于“誓”但同样释为慎的还有：《五行》简一六“慎其独也”，简一七“慎”字；《成之闻之》简三“敬慎以戒之”，简十九“可不慎乎”，简三八“言慎求之于己”、简四十“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性自命出》简二七“其反善复始也慎”，简四九两处慎亦同。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简三十九“慎戒登贤”（李零释文）。“折”、“誓”与“慎”同属古音禅母，誓在之部，慎在真部，阴阳对转可通，因此，《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简二七“同其尘”之“尘”与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简一“神农氏”之“神”（李零释文）亦书作此形。
《从政》之“三慎”所指为何？竹简断残，无法落实，但从先秦儒家文献中可知其确有类似说法，竹书既云“闻之”，或正可赖传世文献探寻其源流，如：
子之所慎：斋、战、疾。（《论语·述而》）
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邪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荀子·乐论》）
无稽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荀子·正名》）
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左传·昭公七年》士文伯对晋侯语）[5]
（重耳）过卫，卫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礼焉。宁庄子言于公（卫文公）曰：“夫礼，国之纪也；亲，民之结也；善，德之建也。国无纪不可以终，民无结不可以固，德无建不可以立。此三者（礼、亲、善），君之所慎也。”（《国语·晋语四》）转贴于
第6篇：战国四君子范文
二是均平赋税,减轻民众的负担。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各种赋税名目繁多,群众负担极重。他反对这种诛求无厌、竭泽而渔的榨取办法,提出要"取于民有制",即榨取要有个限制度。关于如何实现均平赋税,孟子的主张大体是以恢复周代的国野制度为前提,"国"即指当时居于统治者城区内的平民,称"国人";"野"即指居于城郊以外的农奴,称"野人"。据称当时的税赋,国人交纳十分之一的实物地租:野人向国家提供九分之一的力役。所以,孟子提出,"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膝文公上》)的主张。不过他并未考虑时过境迁,经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国野制度在战国时期早已荡然无存了,孟子试图通过恢复国野制度均乎赋税,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不过,当时,他主张建立固定税法,呼吁统治者取民有制,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有利于劳动者,曲折地反映了百姓的呼声。
三是保护工商业。自古以来,工商业一直为专制国家所把持,是为"工商食官"。春秋以后,官办工商的格局开始打破,战国时期,私人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诸国分割,关卡林立,关市之征繁重,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孟子反对这种各自为政、雁过拔毛的关税制度,主张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小农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政者的经济政策一般倾向于重农抑商,孟子这种支持工商业发展的主张,是很富有远见的。
除了这些经济主张之外,孟子的仁政思想还包括加强教化和省刑罚的内容。关于教化,他认为民众仅有衣食足还不够,还必须明礼义。他提出在使民众有"恒产"的基础上,要注重教化,使之有"恒心"。为此要办好各类学校,目的是要人们"人伦明于上,小民亲子下"(《滕文公上》)。即上层了解人际间应有的准则,老百姓相互间亲密团结,也就是要人们按礼义行事,相互友善和谐。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省刑罚"。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畏之"就是孔子说的"齐之以刑"之政;"爱之"即孔子提倡的"齐之以礼"的礼洽,很明显,孟子提倡的还是孔子的以礼为上、以刑为下的政治路线。
(二)民为贵
与其仁政思想一贯的,孟子又提出了民贵说。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是土地和粮食,因而用之象征国家政权。孟子说法的排列是:民众一社稷--君主。民贵君轻体现了国家可变、君主可换、而民众不可易的思想,这是时代的卓见,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远古的"民为邦本"思想。
民为贵,首先要摆正君民关系。他提出统治者必须考虑民之"好恶,民之"所欲与之,所恶勿施",进而要与民同乐,与民同状,"乐以天下,优以夭下。"(《梁惠王下》)他认为君所以能治民,在于君自身正,正己而后正人。他说:"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国家安定的前提是君正。相反地,君如果不正,失职残民,民则可去可杀之。在论及商汤放逐夏桀王、周武玉讨伐殷纣王时,他说:"贼(伤害)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凶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事情虽然是下反上,然而杀的却是残害民众的独夫民贼,他们自身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国君身分,所以不是"弑君"。与此相应地还有个君臣关系,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君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这种相互关系以彼此是否互相尊重为转移,地位有上下,但人格是平等的。这在七国争雄、兵火交加、交相争霸的时代,君权日益膨胀,出现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后世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出现某些敢于抗横某些暴君独失的诤臣志士起了有益的影响。孟子这些思想是有一定民主意义。
(三)性善论与法先王
这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孟子的仁政说来自性善论。仁政是以人性善为根据的。"仁政"来自"仁心,。按他的说法是,人生而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也称之为"四端",是天赋的。仁心"或"善端"。把"善端"充起来,表现于外则为"四德":仁、义、礼、智。"四德"施之于人、见于行为,叫着"推恩",即由近及远把恩惠推广开来,表现为"老(尊敬)吾老(长辈),以及人之老;幼(爱护)吾幼(儿女),以及人之幼。(《膝文公上》)把这个原则引入政事,就叫着"仁政"。简要些说,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不忍"即怜恤友善。因此,"仁政"是由人性所规定的。
仁政除有人性的根据,还有历史的根据,这就是孟子的"言必称尧舜"。孟子宣称,他行仁政这一套,从井田、恒产到举办各类学校,强化教育,都是古已有之,从尧舜时代传下来的"先王之道"。古代由于实行这种"王道",天下大治。今天的天下大乱,正是违背了先王之道。因此,要由乱到治,就要"法先王",或称"法尧舜"。
不仅如此,孟子还提出一种历史观,即历史发展循环论,社会是从治到乱,从乱到治,一治一乱,循环往复。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同上)。历史发展五百年有一个大循环。他认为到自己的活动时期,又是一个"王者兴"的时代。
这样,孟子就从人性上、历史上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上,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的政治学说。
四、荀子的政治思想
第7篇：战国四君子范文
赵君陶办教育贯穿了她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长达几十年之久。赵君陶办学形式多种多样、办学经验丰富多彩，是党的教育思想的成功实践者。研究赵君陶的教育思想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认识和总结。
1、创办幼保特殊教育
赵君陶在重庆远郊土主镇任第三保育院院长。保育生是抗战时期从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中抢救出来的，小的二、三岁，大的十几岁，男多女少。由于失去父母和家庭，心灵受到很大创伤，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离开了爸爸”，“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老家”。这种孤独生活造成了他们特殊的心理。面对这种情况，保育院不仅仅要教而且要养，不仅管学习，还要管生活，因此保育院既是学校又是家，教师既是老师，又是妈妈。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极其特殊的办学形式。赵君陶根据客观实际尖锐地指出：必须不断改革传统的旧教育制度，推行“生活教育”、“社会教育”和民主办院的方针，努力把孩子们培养成手脑并用的小工人、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教人的小先生，反抗日本侵略的小战士，即“四小”学生。赵君陶在了解了孩子的情况后认为：保育院的孩子有资质优秀的，也有愚劣的，出身背景亦不相同。但实践证明：教育的力量使他们都进步着、改变着。战时保育院已经开展了有教无类的神圣教育事业。“我们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注意了解他们特殊的本质、心理和兴趣，寻找培养他们的方法，知道他们不仅需要深厚的同情，周密的关切，而且需要知识。我们的任务不能择人而教，必须因人施教，必须从培养习惯入手。”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赵君陶崭新的教育。
2、创办工农速成中学，促进工农干部知识化
中国革命胜利了，进入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党中央作出了培养干部的决定。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决定以速成的办法培养经过革命战争和各项实际锻炼的先进人物。中南教育部成立了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领导小组，赵君陶任副组长（当时她是中南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处处长）。赵君陶认为：办好学校最重要的是选好领导和教师，她为了组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亲自到中南三省一市选教师。她还十分重视教材，她在中南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处抽调许多高水平的教师，组织起来编写教材。她注重改进教法，主张教师互相观摩、交流，相得益彰。她积极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困难，保证他们用心学习。因为工农学员的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多，于是把原来定的三年毕业改为三年至四年毕业，体现了赵君陶实事求是的精神。她教育学生要尊重教师。她还风趣地说：他们把知识交给你们，这就是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的工农化了。
1953年，赵君陶调到工作。为了适应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各项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为了迅速提高工农干部的素质，全国各地兴起了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热潮，专门培养工农干部。赵君陶被调到南开大学速成中学任职。南开大学和速成中学师生知道要调来一位老革命、老教育工作者，非常欢迎。
赵君陶的教育很有特色。她针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速成中学既有普通中学的特点，又有其自身特点，既要速成，又要系统扎实地掌握知识。她认为若不扎实，谈不上速成。因此，这对教师的要求就更高了。针对这种情况，赵君陶和教师、学生注意共同总结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赵君陶采取老师指导，老师学生共同讲，老师总结的办法，以老师为主，启发了学生的思想，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赵君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还建立了集体备课制度，主张通过讨论共同提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教育研究会。
赵君陶特别注意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她组织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观摩学习、跟班听课和老师一起备课、上课、辅导、实验、修改作业。从整个教学过程中学习和掌握速成中学教学方法的特点。她要求青年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要注重专业知识的研究。她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关心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贴心人。
3、创建北京化工学院，培养高科技人才
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和化工事业未来发展的需要，陆定一指出：现在国务院只有化工部和轻工部两个部没有自己的大学，希望尽快办起来。赵君陶被调到化工学院工作。当时建立学院是三无：一无宿舍、二无师资、三无物资。但经过赵君陶的努力，终于办起了北京化工学院。她长期办学，既坚持正确的教育方针又坚持师资队伍的建设。她亲自抓师资队伍建设，要求教师思想政治品德好、业务水平高、热爱教育事业，通过努力，培养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深受好评。群众评价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好领导。
二、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来源于实践
赵君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家，而是革命家和教育家的结合。因为她是革命家办教育，是为革命建设培养人才、储备力量，因此在办教育过程中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党的革命路线、革命方针和方法。同时，她在办学校过程中，又以学校为阵地，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地下工作，掩护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并有意识地团结学校周围四邻，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发动和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赵君陶来到重庆，在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工作。鉴于战时保育会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非常重视保育院的人事安排。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战时保育会实施党的领导，也便于党的秘密工作，决定选一些优秀党员到保育院担任领导职务，因此选中了赵君陶。在发动高潮中，赵君陶坚持执行党的隐蔽政策，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并坚持办保育院达7年之久，培养了近800名“难童”，不但救了“难童”的性命，而且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者、建设者。革命造就了赵君陶这个无产阶级的教育家。
只有紧紧抓住她既是革命家又是教育家这一显著特点，才能科学地研究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赵君陶教育思想的核心、实质和灵魂，才能正确评价赵君陶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赵君陶教育思想之精深，教育理论之深刻，不经过深入的研究是不能把握的。赵君陶丰富的教育思想来源于她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赵君陶教育思想不是沿袭过去旧的教育思想，而是在办无产阶级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在长期办学中不断总结出来的。同时，也吸收了过去一切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因此，赵君陶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是新颖的、珍贵的，它为中国共产党办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赵君陶教育思想的特点：改革、开拓、创新
赵君陶出生在20世纪初——一个时代大变动、中国社会大变动、家庭大变迁的时代。从小就受到变革思想的影响。她的父亲赵登之从内地和外地的商业活动中觉察到时代在发展，认为若自己的女儿不上学识字，将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她二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使她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五哥赵世炎去法国勤工俭学后经常来信鼓励她跟上时代的步伐。赵君陶在时代、社会、家庭的影响下，到上海、北京求学，立志要学好知识，当一个好教师，为改造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为她后来参加革命、办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赵君陶一生为革命办教育。她的教育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大胆创新。
1、不断改革传统的旧的教育制度，实行民主办学方针
抗战时期赵君陶在重庆办保育院的教育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类型。赵君陶为了把孩子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大胆地提出了要不断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不分阶级，不分贵贱，不分男女，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行爱的教育。她坚持用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她十分重视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坚持走群众路线，提倡共同提高、共同进步。
2、建立科学管理制度
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出效益，管理就是用最少的投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赵君陶在管理并不为人们所重视、既无相关理论指导又无实践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在保育院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行政、总务、教学、社教、改进大纲等，经济由院长统一管理。当时保育院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来之不易，一分一厘都要节约使用。但必须让孩子们吃饱、穿暖。赵君陶特别重视研究伙食营养问题，对体弱有病的孩子特殊照顾。最先大家是吃饱，后来是吃好。保育院的孩子个个茁壮成长。
管理也是一种教育。过去我们对行政事务工作只注意他本身的作用，而认为与教育无关。其实管理也是一种教育，如对教职员工的职务分配、工作考察、严肃的工作作风等是对儿童最实际、最优良的活教材。是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和教育，对此，赵君陶提出让学生参加管理。这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大胆突破，是群众观点在管理中的体现。
3、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办学的关键
赵君陶认为办教育最关键的是选好领导，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名师出高徒，师高弟子强。为此她对教师首次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思想政治品德好；二是业务水平高；三是热爱教育事业。为了建立一支优秀教师队伍，她不仅亲自到各地进行选择，而且还把教师送出去培养，并在教学实践不断积累经验，提高师资水平。
4、首倡成立教职员教育研究会
为了满足大家集体反省，互相砥砺，改正彼此错误的需要，赵君陶在第三保育院成立了教职员教育研究会。在集会中定下了互相观摩、互相批评、提出问题共同讨论等原则。在这些原则下，教职员工达到了互相学习、互相批评的目的，提出的困难问题也就在会上及时解决了，从而达到了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的。
综上所述，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是新颖的、丰富多彩的。其核心和灵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胆开拓、大胆创新，为共产党办教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借鉴。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是无价之宝，我们后人要百般珍惜。
参考文献：
[1]慈母般的爱--赵君陶同志和战时儿童保育院［M］.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7.
[2]官祥,黄自贵.革命教育家赵君陶[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8.
[3]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
第8篇：战国四君子范文
文中的曹刿作为一介草民，却能以国事为重，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与爱国热情；在军事上，他能料敌在先，知己知彼，步步为营，是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家。
文章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是极其生动和丰满的。然而笔者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却时常听到太多的人丑化或是淡化文中的另一个关键的人物，那就是鲁庄公。我觉得，是该给庄公了。
传统的分析都认为《曹刿论战》中的鲁庄公的形象就是曹刿口中的“肉食者”的形象。他最大的特点是“鄙”！乍一看，他性格急躁，不懂打仗，遇事六神无主，鲁莽冲动，不能够冷静地思考与分析问题，抓不住事情本质。似乎鲁庄公存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衬托曹刿的正面人物形象的。然而，我们应该学会辨证地看待历史人物，从细节上探寻事物的本质。笔者认为，鲁庄公这个人物身上的确是有可爱且可敬的方面的，如果缺少这些，就不会有长勺之战的胜利。
细读文章，很多地方都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有关鲁庄公这个人物是很了不起的。
一、大战即战，敢于亮剑
《曹刿论战》一开头便提及“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前十个字就将鲁庄公的英勇形象跃然刻画于纸上。我查阅有关长勺之战的背景：春秋时期，齐鲁两国都在山东境内（齐都临淄，鲁都曲阜），齐国是大国，鲁国是小国。公元前682年，鲁桓公出访齐国，被齐襄公暗杀。鲁桓公死，他的儿子庄公继位。由于齐襄公无道，他的弟弟小白预知齐国将有叛乱，便和鲍叔牙跑往莒国（现山东莒县）寄身。鲁庄公八年，公孙无知杀死齐襄公，自立为君。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逃往鲁国。鲁庄公九年，齐国大夫雍廪杀死公孙无知。这时，齐国无君，鲁庄公欲送公子纠回国为齐君，但齐襄公的弟弟小白先入齐即了君位，是为桓公。桓公因为鲁国欲纳公子纠的事，怀恨在心，在桓公即位第二年，就是公元前684年，率军攻打鲁国，进行报复。这就是《曹刿论战》所记载的齐鲁长勺之战爆发的直接原因。齐鲁两国可以说是恩恩怨怨，国仇家恨纠缠不清！想必一战再所难免！然而不管怎样，庄公对面的可是即将成为春秋时期一代霸主齐桓公啊，小国君主庄公却从未胆怯，欣然应战。且当双方摆开阵势时，是小国的庄公先“将鼓之”；当齐师看似“诈败”时，又是庄公“将驰之”。作为一个君主，先不管是否有冲动的因素在里面，首先能做到身先士卒，这是多少看似名君贤君都未曾做到过的，难道这份敢于亮剑勇气不该值得被赞赏吗？
二、平易近人，咨诹善道
春秋时期的君王在自己的领域应有无上的权利，那些士大夫们想见一见大王都是难上加难的事，凭什么你一介草民曹刿就能如此轻而易举地见到庄公？庄公为什么见你？况且此时的庄公正在安排和布置大战的有关事宜啊。如此紧张的时刻，估计即使是爱卿或是爱妃打扰的话都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但我们伟大的鲁庄公并没有高高在上，目空一切。面对说他“鄙”的小草民，他微微一笑不计前嫌，真诚以及坦诚地接见了草民曹刿。这个曹刿也是的，一上来既不拜也不叩，直接就来了个“何以战”？（有你这样不懂礼貌的吗？）此时可爱的鲁庄公没有生气。他坦诚道出“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和“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这两点认识，后即遭到曹刿无情地以“小惠”和“小信”来否定掉。（言外之意是说你鄙你还不信！）此时可爱的鲁庄公还是没有气恼，他平静地捋了一下胡须，冷静地思索后，提出了“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一真正取信于民的真知灼见。这一次终于得到了高傲的草民的认可并达成了共识……细心品味这一段文字，你就能清楚地看到鲁庄公是怎样放下大王尊严的；是怎样和一个小草民头碰头靠在一起共商国事的；又是怎样最终研究出对策如释重负的……不能不说庄公真是太值得表扬了。
三、以民为本，礼贤下士
庄公是为了国家才放下身段接见草民曹刿的。曹刿先问“何以战”。笔者认为这一句话应该翻译成“以何战”既“凭借什么（做到取信于民）来战胜（齐国）”这样似乎更贴近文意。也就是说双方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做到取信于民，做到这一点也就拿到了取胜之匙！从这一点来看庄公是一开始就认识到了依靠人民力量来取胜的重要性的。为了取信于民，他把自己吃的穿的都拿出来了（与民同甘苦）；他再也不虚报祭祀的财物了（知错能改）；他甚至开始以实情治国了。（这简直就是最早的依法制国嘛！）
再来看看鲁庄公怎样对待无理的草民曹刿的吧。“公与之乘，战于长勺”，我们的鲁庄公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与曹刿同乘一辆战车。一个大王能与一个草民同坐一辆车，这在当时来看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需要多大的胸襟啊！可能此时的鲁庄公已经没有门第等级观念了，他想的应该是和曹刿坐在一起能更好地分析敌情并肩作战。他大概也想通过此举安抚一下这个敏感倔强的知识分子的内心吧。招揽人才，为我所用！由此，我们不能不感叹庄公真是个合格的领导。
最后，在打仗时鲁庄公的指令连遭制止，可以说是在手下面前颜面扫地，但庄公却能从谏如流，从一个胜利迈向了另一个胜利，小的胜利是战役的胜利，大的胜利是人心的胜利。真是做得漂亮！
四、勤思好学，不耻下问
胜利归来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大家都夸曹刿有勇有谋。而此时的庄公却陷入了沉思之中：为何不让我先鼓？为何齐人三鼓后才开始交战？为何齐师会败绩？为何曹刿要视其辙？……这一连串的问题定是让庄疼不已！是不是该问问曹刿？
古代的君王都是圣明的代名词，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一个君王向一个草民请教的，那还得了！那不是等于向天下人承认了我这个君王还不如一个百姓吗？就是问，也得用个委婉的方式体面地知道这一切，也好保住君王的尊严。而我们可爱的庄公却不管这些了，“既克，公问其故”也就是“一战胜了齐军，鲁庄公就问曹刿战胜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庄公是一位多么好学好问的好君主。鲁庄公的认真求实的态度，真的值得每个人去学习，壮哉，庄公！
第9篇：战国四君子范文
公元前二二五年，秦军大举进攻楚国，到公元前二二七年才完全平定楚江南地，前后经过了四年的战斗。楚实在是秦最大的劲敌。
从历史中找寻楚国的繁荣
我们讲楚的灭亡，应当先回过头去看看战国末年楚国的情况。楚国失掉郢都、巫郡、黔中以后，仍是一个大国。灭鲁以后，他拥有现在的江、浙、皖、赣四省以及山东南部、河南东南部、两湖东部(其中浙、赣南部经济文化发达的程度较差)。楚是当时人口最多的国家，能够出动一百万左右的军队。春秋时的吴人、越人是天下精兵，楚有了吴、越旧地，自然也得了勇敢善战的兵士。
现在还没有发掘到楚国东部大城的城址。但是，春申君封邑的建筑物，西汉时司马迁还亲眼看见过，他忍不住赞道：“我到楚国，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大极了！”我们由此可以想到当时吴地的城市是颇为壮观的。
楚国用黄金制造货币。安徽、河南等地都有“邹爰”、“陈爰”出土，在一大块的“金爰”上，铸上有“黔爰”等字样的小印，多数是每大块十六个小印，但也有十七、十八、十九个的。楚国的金币还有金饼、金质黾贝。此外，还有铲形的银布币、铜贝。从这些货币和以前讲到的“鄂君启节”等来看，楚的商品经济是相当发达的。
楚国的文化更是可观。屈原《天问》提到大量的古史传说、神话故事，相传是他看了楚王庙堂上的壁画而写的，这可能不确实，但楚国流传着那么丰富的传说，却肯定不成问题。湖南先后出土了两幅楚帛画，上面那个御龙而行的人物显录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年帛画，把天上、人间、地下都画上了，这无疑是继承了战国时的楚国绘画。
屈原的长诗(赋)在先秦时期独放异彩，宋玉等人继承他的诗体，也写有一些好的作品。这样精彩的诗歌，在其余六个大国里都没有出现。念这些作品，要用“楚声”才特别动听。西汉还有人会用“楚声”吟诵。这也是楚文化的特色。
楚国在开矿、冶金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古代江南出产金属矿物，很有名气。楚国能用金银造币，没有资源，根本不可能做到。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楚国铜矿遗址，战国矿井深五十米以上。楚国的铁兵器一向有名，现已发现的最古的钢剑就是春秋末年楚国的产品，这在以前已经提到了。其他手工业品，如丝织物、漆器等，楚的产品都极精美，现在已有许多出土的实物可以证明。
秦军的入侵终结了战国时期
这个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国在政治上可没有什么生气。春申君接待前来求救的平原君时，门客在鞋子上装上珠子，和赵国客人比阔气。这些人的见识实在有限得很。黄歇早年出使，上书秦昭王劝他不要攻楚，只是希望秦兵专门去对付韩、魏，让楚国免掉眼前的压力。到了考烈王的后期，门客朱英预见韩、魏亡后楚必遭殃。这是不错的，但春申君除迁都以外，竟没有救亡的良策。
春申君不但保不了国，而且保不了身。公元前二三八年，考烈王死，幽王年幼即位，舅父李园设下阴谋，杀死春申君。朱英预先看到这个事变的可能性，劝春申君先杀李园。春申君不信，果然遭了别人的毒手。此后，楚的国政更加混乱。幽王在位十年而死，弟郝即位，庶兄负刍(chu)杀郝夺位。这个负刍便是楚的末代君主。
楚人不做一点兴国的工作，几乎是坐在那里等待灭亡。然而秦要灭楚，仍旧很不容易。公元前二二五年，秦王政问王翦，灭楚要用多少兵力。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问少壮派的李信，李信说二十万人就够了。秦王就派李信、蒙恬领兵二十万攻楚。
李信、蒙恬分兵两路，李信攻平舆(现在的河南平舆北)， 蒙恬攻寝(现在的安徽临泉)，大破楚军。李信东进，又打了一个胜仗，掉过头去，向西靠拢蒙恬军。楚兵跟在他的背后，经过三日三夜急行军，追上秦军，一个猛扑，大破李信军。侵入楚境的秦军损失太大，只得撤走。这是秦军许多年来不曾有过的失败。
秦王政没法，只得再去求教王翦：王翦坚持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只得应允。王翦临走，向秦王要了多处田地、房屋、园池，说要给子孙做产业。到了函谷关，又派几批使者去要良田美宅。有人批评他太过分。其实他是有用意的。六十万人是秦的全部兵力，秦王多疑，多要田宅是表示并没有政治野心，使秦王不生疑心。
楚国听得王翦前来，也出动全部兵力，抵御秦兵。王翦到了前方，命部下构筑工事，采取守势，不准出战。楚兵屡次挑战，他都不理不睬，只给兵士吃饱睡好，养足气力。过了许多日子，王翦见兵士没有事情好做，经常练习投石、跳灰，作为消遣，知道兵力已足，可以用了。
这时已在公元前二二四年(秦王政二十三年)。楚兵见秦兵久不出战，以为王翦根本不想进攻，觉得不需要把大量军队驻扎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开始向东面转移兵力。王翦抓住这个战机，突热进攻，攻占楚旧都陈，进到平舆，大破楚军。楚国大将项燕收拾残部，向东退到蕲(qi，现在的安徽宿县东南)的南面，被秦军追到，激战阵亡。楚军的有组织抵抗从此基本结束，但各地的零星抵抗还继续进行，否则秦军征服全楚就不必再费许多时间了。
公元前二二三年，秦军打破寿春，俘获楚王负刍，灭了楚国。又过了一年，秦军平定江南，完成了征服全楚的战争。
这种战争的客观效果是统一，但当时实行的是征服。春申君劝秦昭王不要忘记韩、魏是秦的世仇，曾指出两国不仅在战场上损失了大量人口，而且父子老弱被掳放逐的充塞道路，流亡异乡做奴隶的不计其数。春申君说的是韩、魏，秦对别国也不会客气。战国历史上常有“出其人”的记载，就是攻占了城市，把里面的居民都赶到别地方去。战国后期这种记载少了，特别是秦灭六国，都是在短期间占领大片土地，不大可能这样做。但是秦国各级统治者，包括小小的差役在内，都把六国的人看做被征服者，在征发他们服劳役、兵役时，常常加以虐待。这些情形，历史上都记载得清清楚楚。
统一是好事，但统一以后，六国从失掉权势的贵族到贫苦的人民，都有强烈的反秦的感情。这在楚国，有一位南公，说过一句名言，叫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三户，有人说是三户人家；有人说是指昭、屈、景三族；有人说是指在现在河南淅川的一个小地方，我看很可能是一句双关语，兼有一、三两层意思。总之，南公是说：不论楚被打击到什么程度，总会起来报仇雪耻。他的话说对了，秦朝末年，起义亡秦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不都是楚人吗？然而楚国毕竟没有再建，其他各国也没有再建，因为人民要统一，不要分裂；人民不要暴政，要得到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