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精选(九篇)

第1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是人口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人口学研究离开了生态环境因素，就无法正确考察、分析人口现象和过程，包括人口数量增长、结构变动、人口模式及其转变、迁移和流动、人口分布、城市化以及人口素质等问题。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高中地理人口与环境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高中地理人口与环境知识1第一节 人口再生产

知识要点：

1、人口再生产定义：

人口的世代更替过程(包括人口出生和死亡两个环节)

2、人口再生产类型

决定因素：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如不考虑人口迁移过程，这三个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应为：

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

类型有：原始型(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很低)

传统型(出生率高、死亡率较高、自然增长率较低)

过渡型(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高)

现代型(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很低)

难点解析：

出生率降低原因：文明程度、人口素质提高

死亡率降低原因：生产力发展

自然增长率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

由于人口的素质受生产力的制约，所以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均受生产力直接或间接影响，所以说人口再生产类型与一定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当人口再生产类型进入现代型后，由于人口逐年减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所以最后会出现人口的老龄化现象，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地区已经出现这种现象，而且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进一步延长，时代更替速度减慢。

3、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地区分布

发达国家：现代型 (德国、匈牙利人口出现负增长)

发展中国家：过渡型 (部分国家已进入或正要进入现代型：韩国、新加坡、古巴、乌拉圭，我国已是现代型)

全世界：过渡型 (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多)

难点解析：

人口老龄化会引发的问题：社会负担加重，劳动力短缺

例题分析：

中、印、美、日四国人口现状相比较( )

A.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

B.美国的人口密度最低

C.日本的城市人口比重最低

D.印度老龄人口比重最高

解析：印度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日本是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重一定高于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人口老龄化是人口逐年减少造成的，发达国家的程度应该高于发展中国家。选择B

高中地理人口与环境知识2第二节 人口数量与环境

知识要点：

1、人口数量的变化原因

①.自然增长(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

②.机械增长(与人口的迁移有关)

难点解析一：

考察范围越大，人口迁移的影响越小，全球而言，则不必考虑人口迁移

2、环境对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通过影响生育率和死亡率来影响)

难点解析二：

生育率(出生人数与育龄妇女人数的比)和出生率(出生人数与人口总数的比)的关系

生育率高，出生率也高，生育率是衡量出生率的一个基础(生育率和出生率呈正相关)

①生育率 社会环境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婚姻制度、生育政策、避孕技术、文化、宗教)起主要影响作用，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小

②死亡率 社会环境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条件)、自然环境因素(气候、水、土壤、自然灾害)都有很大制约作用

难点解析三：

其中，环境污染对死亡率的影响是人类对环境先起破坏作用，环境再反过来影响人类的具体表现

3、人口数量变化对环境的影响

具体表现：

①过度索取资源，造成资源、环境压力(人口增多，资源需求加大，利用程度扩展)

②过度排放废弃物，造成环境污染(包括生产排污和生活排污)

例题分析：判断对错

①人口数量增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答：错误，造成环境污染的有两方面的原因，人口的数量和人口的素质，因此人口数量只是原因之一

②死亡率高的地方，生育率往往也高

答：正确，死亡率高，往往说明生产力水平、文明程度都较低，在此情况下，生育率会偏高。当然上述说法同时用"往往"二字避免了绝对化，因为有些时候由于老年人口比重大，也会在一些特定的时段出现死亡率升高的情况。

高中地理人口与环境知识3第三节 环境人口容量

知识要点：

1、环境人口容量概念

简述：环境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在可预见时期内，利用本地资源及其他资源和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该国家或地区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

2、制约因素

①资源(首要因素，其他因素均通过影响它来影响环境人口容量)

②科技发展水平

③人口文化和生活消费水平

(后两者均通过影响资源来影响环境人口容量)

难点解析一：

为什么说资源是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首要因素?

资源的数量决定地区所能供养的人口数，科技发展水平将影响资源的利用程度，可以使相同数量的资源能供养更多的人口，人口文化和消费水平的高低将影响一个人对资源数量的最低生存要求。所以说资源是直接影响环境人口容量，而科技水平和人口文化消费水平则是通过影响资源来间接影响环境人口容量。

3、环境人口容量特性：

①(长期的)不确定性：资源总数不确定，科技发展水平、人口文化和生活消费水平在不断变化，因此不确定

②(短期的)相对确定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资源、科技发展水平、人口文化和生活消费水平相对稳定，因此相对确定

难点解析二：

为简便，在实际中，通常以一种或几种资源所能供养的人口数作为环境人口容量的估计值。如用土地资源。

4、关于地球环境人口容量的三种看法

悲观：已经大大超过地球环境人口容量，并已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乐观：考虑到新资源的开发和资源利用程度的加深，认为地球不会达到它的环境人口容量

介于两种看法之间：地球的环境人口容量为100亿左右，目前人与环境之间已经有了很多尖锐的矛盾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公布报告：地球的环境人口容量为110亿

我国环境人口容量为16亿，7亿是我国的适度人口值

我国目前人口与环境之间的主要矛盾为：

①人均耕地少 解决措施：控制人口数量，保护现有耕地

②人口与淡水 解决措施：跨流域调水、节约用水

高中地理人口与环境知识4第四节 人口素质与环境

知识要点：

1、影响人口身体素质的因素有：

(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对环境起作用，环境反过来影响人口身体素质)

①遗传因素

②环境因素(社会经济环境因素是影响身体素质的主要因素;自然因素对人口身体素质也有重要影响)

难点解析一：

自然环境因素对人口身体素质影响能力的变化

自然环境因素曾经是影响人口素质的决定性因素，但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力度在不断加强，所以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对人口身体素质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自然环境的影响能力逐渐减弱。人口身体素质越来越取决于社会经济环境因素。

难点解析二：

对人口身体素质起作用的自然环境主要有两种：

原生环境因素(未受人类影响的自然环境，对人口身体素质的影响有：缺硒导致克山病和大骨节病;硒过剩导致地方性硒中毒;碘异常引起地方性甲状腺肿大);

次生环境因素(受人类影响的环境因素，对人口身体素质的影响有：物理方面，噪声影响听力、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化学方面，化学物质会致癌变、致病变;生物方面，病毒、病菌、寄生虫卵使蚊子大量繁殖，引起疟疾、乙型脑炎等疾病的流行)

难点解析三：

社会经济因素范围比经济因素广，经济因素从属于社会经济因素。

2、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对环境的影响

文化素质高，资源观(资源利用充分、同时开发新的资源)、环境观(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环保)、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念)先进，人口、环境、经济得以协调发展，呈现一种良性循环。

文化素质低，资源观(资源利用程度低，只能依靠现有资源，大量开采，必然造成资源压力)、环境观(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淡薄，对环境造成破坏)、发展观(不可持续发展)落后，人口激增、环境恶化、经济落后，呈现一种恶性循环。

例题分析：

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①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导致人类对环境大量索取资源，又大量排放废弃物，造成环境问题的恶化;

②人口素质的低下，使得人口的环境意识淡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注意环保。

难点解析：

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环境保护的根本途径

人口素质提高，生育率必然下降，人口数量就能得到控制，环保实现

人口素质提高，环保意识加强，环保实现

高中地理人口与环境知识5第五节 人口迁移与环境

知识要点：

1、人口迁移的概念

包括两个方面：

①人口在两个地区间的空间移动

②这种空间移动必须是永久性或长期的

2、分类

分类标准：地理范围、迁移方向

①地理范围：国际迁移、国内迁移(小范围的有省际迁移、县际迁移)

②迁移方向：城市至城市、乡村至乡村、城市至乡村(逆城市化过程、知青下乡)、乡村至城市(城市化过程)

难点解析一：

知青下乡的原因：政策因素，为解决城市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3、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①自然环境因素(气候、淡水、土壤、矿产)

②社会经济因素(经济发展、交通通信、文化教育、婚姻家庭)

其中，经济因素对人口的迁移是主要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③政治因素(政策、战争、政治变革)

难点解析：

自发性迁移主要是由于哪些因素引发的?

答案：自然环境因素、经济因素、战争

难点解析：

环境对人口迁移影响的变化

原始社会：为食物--农业社会：为土地--工业社会：为优化劳动力配置

4、人口迁移对环境的影响

第2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牙鲆；盐度；早期；胚胎发育

中图分类号：S917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06.010

Abstract：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salinity on floating natures and early embryo development of fertilized eggs from Paralichthys olivaceus breed in sea water were studi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fertilized eggs floating in seawater with salinity above 30， 27.5 as a state of suspension， sinking under the salinity 25. Suitable salinity ranged from 25 to 45 in incubation period， and the optimum salinity ranged from 30 to 35. Hatching rate of fertilized eggs dropped significantly and deformity rate rose in juveniles with the salinity 15 ～ 20 and 45 ～ 50. The tolerance from salinity variation in gastrula stage was better than blastula stage and the blastula stage was better than 4 cells stage.

Key words： Paralichthys olivaceus； salinity； early stage； embryo development

盐度是影响海水鱼类胚胎和初孵仔鱼生长、发育的重要因素，不同种类的胚胎和初孵仔鱼的盐度耐受力不同，因此，研究适宜的环境盐度条件对于鱼类的孵化和培育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大量报道了盐度对鱼类胚胎发育和仔鱼生长及存活的影响[1-6]。雷霁霖等[1]用人工配制的不同盐度海水培养黑鲷（Sparus macrocephalus）受精卵，对其胚胎发育、仔鱼孵化和卵黄囊消失等方面进行了观察研究，为鲷科鱼类的人工育苗积累了技术参数；王国恩[7]研究了盐度对属（Coilia nasus）胚胎发育和孵化的影响；孙丽华等[8]报道了盐度对军曹鱼（Rachycentron canadum）胚胎和仔鱼发育的影响；王涵生等[9]研究了温度、盐度对牙鲆受精卵孵化率及仔鱼存活率的影响；王宏田等[10]研究了牙鲆的胚胎发育以及初孵仔鱼的盐度耐受力。但关于盐度对各阶段牙鲆胚胎发育的影响尚未见报道。在实际生产中，由于降水、蒸发等原因导致的海水盐度变化时有发生，对发育中的牙鲆胚胎将会产生影响，应对此影响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评估，本试验以牙鲆胚胎为材料，研究盐度对其胚胎不同发育阶段的影响，旨在为牙鲆苗种培育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雌雄亲鱼均为5龄，雌鱼体长55 cm，体质量约2 550 g，雄鱼体长45 cm，体重约1 850 g。试验鱼卵采自同一尾雌鱼，约36 000粒，采自一尾雄鱼，约3.0 mL。经人工授精获得受精卵。

配置盐度5，10，15，20，25，30，35，40，45和50的海水，pH值为7.8～8.2，水温15.5～17 ℃。

1.2 试验方法

1.2.1 人工受精 采用干法授精，将采集的经镜检确认活力好后加入放有牙鲆卵的烧杯中，轻轻晃动烧杯使精卵混合，加入16 ℃海水200 mL激活受精，2 min后加入500 mL海水稀释受精卵，待受精卵充分上浮后，过滤并用海水冲洗数次，受精卵放入网箱（孔径为0.19 mm）中，孵化盐度为33。

1.2.2 胚胎的沉浮性及胚胎的盐度耐受力 用6个1 000 mL的烧杯分别装入盐度为20，22.5，25，27.5，30，32.5的海水1 000 mL，每个烧杯中放入100粒牙鲆受精卵，静置30 min，观察其沉浮。试验设3个平行。

设置5，10，15，20，25，30，35，40，45，50共10个盐度梯度，每个盐度梯度各设3个平行，每个平行水体为20 cm×20 cm×10 cm。当受精卵发育到4细胞、囊胚期和原肠期时，分别放到10个盐度梯度试验组中孵化，每组200粒卵。

显微观察胚胎发育，各组达到原肠期后，从受精卵中随机抽取200粒，统计受精率；至完全孵化，统计孵化率、畸形率。

1.2.3 数据处理 受精率=原肠期时正常胚胎数/总卵数×100%；孵化率=初孵仔鱼数/受精卵数×100%；畸形率=畸形仔鱼数/初孵仔鱼总数×100%。

试验数据利用SPSS11.5进行单向方差分析（One way ANOVA），对不同数据组之间均值利用LSD做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受精卵的沉浮性

水温15.5～17.5 ℃时，海水盐度25以下受精卵表现为完全沉性；盐度27.5时表现为半沉浮状态，大部分受精卵悬浮于水体中间；盐度30以上则表现为完全浮性。

2.2 盐度对各期胚胎发育及孵化的影响

2.2.1 盐度对4细胞胚胎孵化的影响 4细胞时，牙鲆受精卵的孵化率见表1。盐度30～40，3个试验组的平均孵化率最高达91%。盐度30，35，40时，孵化率无显著差异；盐度25和45时孵化率无显著差异；盐度25和50时孵化率无显著差异；盐度15和20时孵化率无显著差异；盐度为25和45时，各组受精卵的孵化率较盐度30～40时降低12%～23%；25和50盐度组的孵化率降幅为18%～26%；15和20盐度组的孵化率降幅为17%～45%；而5盐度组的孵化率为0。

2.2.2 盐度对囊胚期胚胎孵化的影响 如表2所示，囊胚置入不同盐度海水中，盐度30～40范围内3个试验组的平均孵化率最高达93%。30，35，40这3个盐度组之间孵化率无显著差异；25和45盐度组之间孵化率无显著差异；40和45盐度组之间孵化率无显著差异；盐度为15，20， 25，50时，各组受精卵的孵化率较盐度30～40时降低17%～37%；而5盐度组的孵化率为0.12%。

2.2.3 盐度对原肠期胚胎发育及孵化的影响 如表3，原肠期牙鲆胚胎置入不同盐度海水中，盐度30～45范围内4个试验组的平均孵化率最高达96%。30，35，40，45这4个盐度组之间孵化率无显著差异；25和50盐度组之间孵化率无显著差异；15和20盐度组之间孵化率无显著差异；盐度为25和50时，各组受精卵的孵化率较盐度30～45时降低16%～26%；15和20盐度组的孵化率降幅为39%～44%；而5盐度组的孵化率为2.74%。

2.2.4 各个胚胎发育时期孵化率的比较 如图1，牙鲆的适宜孵化盐度范围为25～45，最适孵化盐度范围为30～35。在最适孵化盐度范围内，4细胞、囊胚期、原肠期的孵化率分别为83.56%～90.52%、84.83%～92.32%、87.70%～95.15%，4细胞、囊胚期、原肠期对盐度的耐受力逐渐增强。

2.2.5 盐度与牙鲆初孵仔鱼的畸形率 如表4，3个平行组中牙鲆初孵仔鱼的畸形率均在30～35范围内最低，30，35 ，40这3个盐度组之间畸形率无显著差异；盐度低于25和高于40时畸形率随盐度进一步降低或升高而显著升高。

3 结论与讨论

3.1 盐度与受精卵的沉浮性

牙鲆受精卵具有典型硬骨鱼类浮性卵的特性，中央油球能使卵子漂浮于一定盐度的海水中。其沉浮性与黑鲷、真鲷等海水鱼类受精卵在不同盐度的沉浮状态相似[11]，但与其他海水鱼类胚胎发育的适盐范围差别较显著（表5）。

3.2 盐度与早期胚胎发育

牙鲆胚胎发育的最适盐度范围为30～35，适宜盐度范围为25～45。而盐度15～20和45～50可分别视为牙鲆受精卵孵化在低盐区和高盐区的两个临界盐度区域，在此临界盐度上下，牙鲆受精卵孵化率和仔鱼畸形率均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因此，在牙鲆人工繁殖时，海水盐度低于25时，要适当调高孵化水盐度，并保持连续充气，使卵子处于悬浮状态[16]。

另外，鱼类孵化适宜盐度范围不仅具有种间差别（表5），且与其各自的生态习性有关，如尖吻鲈为广盐性鱼类，人工繁殖时受精卵孵化率在盐度11～40范围内均无显著差别；真鲷和高体狮均是外海洄游性鱼类，但真鲷的最适孵化盐度范围为28.1～32.7，而高体狮孵化的最适范围比较窄，仅为32～35[17]。牙鲆亦属外海洄游性鱼类，Ditty 等调查墨西哥湾自然海区中牙鲆卵主要分布于盐度28.5～34.1区域，这与大亚湾海区人工培育的牙鲆受精卵孵化的最适盐度范围相近。

3.3 盐度与牙鲆受精卵的孵化率

试验观察发现，在盐度为25～45的范围内，牙鲆受精卵保持着较高的孵化率，但孵化速度不同，在盐度为25和40时，孵化速度较快，因此，牙鲆受精卵孵化时对盐度的适应性很强。在25～45的盐度范围内牙鲆受精卵的发育时序、孵化率无显著差别，受精卵的胚胎发育基本不受盐度影响，这为牙鲆的人工育苗提供了宽松的盐度要求。

在不同盐度下，原肠期牙鲆胚胎孵化率均高于4细胞和囊胚期，原肠期对盐度的耐受力更强，与朱鑫华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8]。大菱鲆胚胎在原肠后期会出现大量死亡，牙鲆胚胎的生命力较强，保持水温稳定和水质良好不会轻易死亡。牙鲆胚胎对盐度的耐受力随着发育时期的推进而增加，原肠期对盐度变化的耐受力高于囊胚，越接近胚胎发育的后期，对盐度变化的适应力也越强。

参考文献：

[1] 雷霁霖，孙鲁宁，陈学豪.盐度对黑鲷胚胎发育和早期仔鱼发育影响的初步观察[J].海洋水产研究，1986（7）：143-147.

[2] 施兆鸿，夏连军，王建钢.双棘黄姑鱼人工育苗技术的研究[J].海洋科学，2004，28（10）：34-37.

[3] 葛国昌，宋卫红.盐度对梭鱼卵和初孵仔鱼的作用[J].山东海洋学院学报，1985，15（1）：93-97.

[4] 王涵生，方琼珊，郑乐云.盐度对赤点石斑鱼受精卵发育的影响及仔鱼活力的判断[J].水产学报，2002，26（4）：344-350.

[5] 谢仰杰，翁朝红，林锦宗，等.盐度对花尾胡椒鲷胚胎和仔鱼的影响[J].台湾海峡，2000，19（1）：22-26.

[6] 林锦宗，黄厦前，郑金宝，等.盐度对秋冬季生殖真鲷的胚胎发育和仔鱼成活的影响[J].厦门水产学院学报，1994，16（2）：10-15.

[7] 王国恩.鱼类早期胚胎发生及环境影响[J].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8（3）：115-131.

[8] 孙丽华，陈浩如.盐度对军曹鱼胚胎和仔鱼发育的影响[J].生态科学，2006，25（1）：48-55.

[9] 王涵生.海水盐度对牙鲆仔稚鱼的生长、存活率及白化率的影响[J].海洋与湖沼，1997，28（3）：399-405.

[10] 王宏田，徐永立，张培军.牙鲆胚胎及其初孵仔鱼的盐度耐受力[J].中国水产科学，2000，7（3）：21-23.

[11] Hassler W W， Rainville R P. Techniques for hatching and rearing cobia， Rachycentron canadum， through larval and juvenile stages[M]. Raleigh： Univ N C Sea Grant Coll Prog， 1975：26.

[12] 吴贤汉，张宝禄，曲艳梅.温度和盐度对青岛文昌鱼胚胎发育的影响[J].海洋科学，1998（4）：66-68.

[13] 李勃，富丽静，解玉浩.温度和盐度对大银鱼胚胎发育的影响[J].水产科学，1995，14（6）：3-5.

[14] 王宏田，张培军.环境因子对真鲷胚胎发育的影响[J].海洋科学，1996（4）：16-17.

[15] 赵俊，易祖盛.水温和盐度对尖鳍鲤胚胎发育的影响[J].淡水渔业，1995，25（5）：10-12.

[16] Sawant M S， Zhang S， Li L. Effect of salinity on development of zebrafish， Brachydanio rerio[J]. College of Marine Life Sciences， 2001，81（10-25）：1 347-1 350.

第3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胎儿 发育迟缓 围产儿死亡率

中图分类号：R714.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1）6-069-02

胎儿宫内发育迟缓（IUGR）是慢性胎儿宫内缺氧的结果，也称胎盘功能不良综合症[1]。导致死胎、死产、新生儿各种疾病、新生儿死亡等严重问题。引起IUGR的病因有营养、遗传、妊娠并发症、慢性血管性疾病、胎儿、胎盘及脐带因素，而重度妊高症是引起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最常见的原因，且发病率很高。宫内发育迟缓不但危及胎儿的生命，还将对胎儿出生后的成长发育造成严重的影响，表现在其身高、体能和智力发育落后，成年以后的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和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也将比其他正常同龄人高。本次研究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围产儿的死亡率，提高新生儿的生命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2007～2011 年期间，住院分娩6387例，其中婴儿体重＜2500g共有198例，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发生率为 3.9%，占低出生体重儿的25.4%，男女比例为1:1.8。孕妇年龄在20～40岁之间，其中城镇居民77例，农民121例。并且随机抽取同期正常分娩胎儿的200例产妇作为对照。

1.2 诊断标准

胎儿宫内发育迟缓 IUGR 诊断标准是指孕37周后胎儿出生重小于2500 g或低于同孕龄平均体重的两个标准差或低于同孕龄正常体重的第10百分位数或低于2个标准差[1]。

1.3 方法

对IUGR的发生对围产儿的影响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对结果进行x2检验。

2 结果

2.1 妊娠期并发症

IUGR组198例产妇中，最多的是妊高症，45例，占25.0%，其中妊高症26例，胎儿室内窘迫30例，脐带缠绕34例，臀位16例，多胎19例，胎盘异常14例，羊水过少11例，还有贫血，肝病等均可导致严重并发症。上述症状常同时存在，对围产儿的生命健康的威胁比较大（两组妊娠期并发症的比较见下表1）。

IUGR组的妊高症、脐带异常、双胎、臀位、胎盘异常及羊水过少等的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显著增高，统计学上差异有显著性（x2=18.05，P

2.2 IUGR对胎儿的影响

IUGR组围产儿死亡40例（死胎10例，死产6例，新生儿死亡24例）死亡率高达26.0%，占同期围产儿的死亡总数的16.7%，与对照组相比较，统计学上有显著的差异（P

表2 对照组与IUGR组围产儿死亡率比较

2.3 孕周及出生时体重

孕周大于等于37周的死亡率为77.8%，而孕周小于等于37周的死亡率为13.9%，统计学上有极显著的差异（P

3 讨论

本次资料显示，妊高症导致IUGR的发生率位居第一位, 而妊高症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为重度妊高症[2]。说明了妊高症与IUGR密切相关,妊高症导致 IUGR 的主要原因是子宫胎盘血液循环受到影响，当用降压药物治疗时，脐带血流量明显降低，影响胎儿对营养物质和氧的摄取，从而影响胎儿正常的生长发育。因此可以经母体向胎儿输入营养物质以改善胎儿预后。而脐带因素占据第二位，脐带过细、过长、扭转、打结等异常，可以阻碍胎儿与母体胎盘间的血液循环，而使胎儿缺血、缺氧，影响胎儿正常的生长发育。脐带扭转和胎盘异常导致的胎儿宫内发育迟缓，不仅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也影响到其以后的儿童期及青春期的体格和智能发育。IUGR组中双胎发生率也较高，位居第三位。与对照组相比较，有显著差异。因为多胎妊娠时，孕妇血容量要比单胎多，同时孕育两个或多个胎儿时，需要更多的铁、蛋白质和叶酸等营养物质，加之孕期叶酸的吸收利用能力下降，常常会出现贫血[3]。实际上，多胎妊娠常常合并妊高征，而两个因素均可导致胎儿宫内发红蛋白量减少，使胎盘供氧和营养不足，从而导致胎儿宫内发育迟缓。

总体来说，影响因素也可以分为孕妇因素、胎儿因素和脐带因素。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可与孕妇妊娠呕吐，摄入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不足，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肝病，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心脏病、贫血、炎症等，孕妇年龄，子宫畸形，宫内感染，母体接触放射线或有毒物质等种种因素有关[4]。而已有大量研究证实，胰岛素生长因子、生长激素等调节胎儿生长发育的物质在脐血中水平下降，可能会影响胎儿内分泌和代谢功能，从而导致胎儿发育迟缓。知道了引起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各种原因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是：诊断绝大多数是在胎儿出生后才确诊的，这样就延误了治疗时机，所以在妊娠期发现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症，是降低围产儿死亡率的关键。而按上述结论所言，妊高征，多胎妊娠，脐带异常三种原因极易导致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占据大部分的原因。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如食品、添加剂、金属、合成洗涤剂等深入了我们的生活，这些均可引起胎儿畸形及发育迟缓，应引起高度重视。

因此，我们要积极预防和治疗妊娠合并症，以减少其发病率。引起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因素复杂而繁多，有母体、胎儿、胎盘和脐带等, 其中以母体因素影响较大。定期的做产前检查，及时地发现和治疗妊娠期合并症是防止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尹琳, 罗琼秀. 62 例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临床分析[J]. 井冈山医专学报, 2008, 15(5): 40, 50.

[2] 包春艳, 邓贞霞. 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产前预测[J]. 中国实用医药, 2011, 6(6): 60-61.

[3] 刘春艳. 产前预测胎儿宫内发育迟缓846例临床分析[J].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09, 3(6): 50-51.

第4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抗原；抗抗体；免疫性不育

男性不育患者中，免疫因素引起不育的比例约占10％。目前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支持抗抗体(AsAb)对生育力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不育患者中AsAb的检出率明显增高。所以检测AsAb对不育患者确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检测方法的不同，AsAb检出率的差异也很大。现将AsAb对生育力影响的目前机制综述如下。

1　抗原

抗原结构复杂、种类繁多，早年Shulman等报告，人类中的抗原只有30余种，近年来沙国柱等人报道，目前至少有100多种已被发现的抗原。抗原按其来源特异性分为特异性抗原和非特异性抗原；按其与生育力的关系分为生育相关包被抗原、膜固有抗原、泡质抗原和核抗原。近年来，许多与受精和早期胚胎发育有关的抗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据报道，人在时前列腺腺泡细胞分泌产生的前列腺颗粒的数量相当多，至少含有139个蛋白，抗原成分很复杂，可从不同的方面使功能受到影响。然而研究显示，并不是所有的AsAb都能改变的生殖功能，约5％生育男性的体内存在AsAb。

据Chiu等人报道结果显示，生育与不育男性As.Ab的抗原特异性没有太大的差异。找出对生育起重要作用的抗原，在免疫性不育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2　AsAb产生机制、分类及其对生育力的影响

2.1　AsAb的产生机制

(1)抗原物质暴露。AsAb升高的原因是很多的，但生殖道的感染是其中重要原因，尤其是前列腺炎患者，很容易进入前列腺，使抗原暴露，发生免疫反应。另外，还可增加生殖道内一些吞噬细胞的渗透性而产生AsAb。(2)抗原交叉反应。生殖道感染时，中可产生针对病原体的抗体，这种抗体可与上的某些物质起交叉反应。(3)免疫调节失衡。抗原的持久暴露能激发免疫反应，因细胞免疫受到抑制，使CD8+(TS／C，抑制性T细胞和杀伤性T细胞)数量减少，B细胞对膜抗原反应，产生AsAb。CD4+(TH／I，诱导辅T细胞)通过吞噬细胞的作用，加快自身免疫的反应过程。(4)血睾屏障破坏。在正常人的生殖系统，因内血管与精曲小管之间的屏障作用，一般不会因免疫反应而遭破坏，但如因手术、外伤、感染及化学、物理等因素将此保护机制损伤后，就有可能引起机体免疫系统产生AsAb。

2.2　AsAb分类及其对生育力的影响

人体内AsAb主要有IgM、IgG、IgA三种。根据Naz等报道结果分析，不同的抗原在不育症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它们对机体刺激所产生的抗体的类别也不同，因而不同类别的抗体对生育的影响亦不相同：(1)IgA。IgA为凝集抗体，在后试验中可以发现，表面所接触IgA的量越大，“摇摆现象”越明显。另有报道，和宫颈黏液中所存在的IgA可明显破坏顶体结构。(2)IgG。IgG为制动抗体，但单纯的IgG阳性对生育能力并不影响。大多数不育男性IgA及IgG同时出现。(3)IgM。IgM与结合可以发生补体介导的细胞溶解，Myogo等报道在女性卵泡液中含有较多补体成分，可在生育过程的多方面受到影响。早期感染时可见IgM升高。

AsAb在血清中滴度的高低与生育能力有着明显的关系。有报道，AsAb滴度在128～512的64例男性中，生育率只有12.5％；滴度在1024的1l例男性中，生育率为0。影响生育主要是的IgA，与血清IgG抗体的滴度的关系似乎不大。

3　AsAb在各个环节对生育的影响

3.1　直接作用于

AsAb引起凝集的机制首先是直接作用于、使制动、活力下降及不液化。

3.2　细胞毒作用

和抗体相互作用，可激活补体系统，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和通透性，使制动或死亡。

3.3　影响穿透子宫颈黏液

宫颈黏液在排卵期变得量多而稀薄，以利于的穿过。当AsAb结合于上时，就很难透过宫颈黏液而进入宫腔。一般认为，AsAb的结合比例大于70％时就无法穿透宫颈黏液，小于50％时少量仍可穿过。

3.4　对获能和顶体反应的影响

获能是顶体反应(AR)的前提，只有获能的才能发生AR，而AR标志着获能的完成。据zjas－demir等人的实验提示，AsAb抑制发生顶体反应。

3.5　影响与卵母细胞透明带的结合

据报道，AsAb干扰与卵母细胞透明带的结合。另有多项资料亦支持AsAb抑制精卵透明带的结合的可能性。

3.6　AsAb的调理作用

可以增强生殖道局部吞噬细胞对的吞噬作用。

3.7　抗原抗体复合物的作用

抗原抗体复合物可影响生精功能，妨碍的产生。

3.8　干扰胚胎生长、着床

据有关报道，AsAb影响胚胎生长及种植，并明显抑制胚胎卵裂。Tian等观察了150个IVF-ET周期，发现AsAb阳性的胚胎卵裂率明显降低。有关与妊娠流产之间的关系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综上所述，AsAb可干扰生育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影响功能导致不育。抗原种类繁多、结构复杂，至今仍有许多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深入研究生殖相关抗原对于了解生殖过程中的信号传导机理和解决不孕不育中的免疫病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由于免疫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对抗原及AsAb的研究目前仍处初级阶段，需广大专业人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及探讨。

参考文献

[1]程泾主编.实用中西医结合不孕不育诊疗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0：946—947

[2]Hatasaka H.Immunologec factors in infertility.Clin ObstetGyneeol，2000，43(3)：830—843

[3]刘恭植主编.现代医学免疫.徐州：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246

[4]沙国柱.生育相关抗原研究进展.男性学杂志，1996，10(1)：53—56

[5]仲人前，范列英主编.自身抗体基础与临床.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199—201

第5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人口出生率 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 差异性

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劳动力的来源，必然会对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口数量的多少、人口质量的高低也对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人口出生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势在必行。人口出生率的研究也是一个学术热点问题。陈道明（1994）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人口出生率受婚龄、已婚生育水平和育龄妇女年龄构成等因素的影响。张本飞（2004）依据微观人口经济理论研究发现，在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前，我国城乡人口出生率差别巨大的原因是，除了城镇和农村的生育观念不同（“多子多福”、“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在农村中的影响更为突出和深远），更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李建德（1991）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出发，认为当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不适应，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会使人口出生率的不适应具有不同特点。

以上学者对人口出生率问题关注较早，研究结论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而且没有分析受民族风俗、习惯、心理、文化传统、自然和社会等影响不同而导致的地区差异，本文主要就此进行探讨。

本文主要采用SPSS17.0软件，运用主因子法进行分析，保留了五个因子，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得出因子得分。对求得的公因子，需要观察它们在哪些变量上有较大的载荷，再据此说明该公因子的实际意义。如果难以对因子Fi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需要进一步做因子旋转，以求旋转后能得到更加合理地解释。求出公因子后，还可以用回归估计等方法求出因子得分的数学模型，将各公因子表示成变量的线性形式，并进一步计算出因子得分，对各案例进行综合评价。

评价指标选择与数据收集

影响人口出生率的因素有很多，在遵循指标数据的客观性、可比性和可搜集性原则下，同时参考陈道明（1994）文中指标体系的设置，选取指标，如表1所示。

由于表1这13个指标之间有可能存在信息重叠现象，为此，本文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将这些指标综合为少数几个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以考察人口出生率的地区差异。

因子分析

本文利用SAS9.1里的FACTOR过程，获得各因子的特征值、方差和贡献率。结果显示，前5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已经达到89.06%，可以用这5个公共因子反映原来13个变量的89.06%信息，因此选取前5个公因子，分别记为F1、F2、F3、F4、F5。

为了对所得的5个因子进行合理解释，本文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可知，第一主因子与x4（预期寿命）、x10（受高中教育比例）、x11（受大专以上教育比例）、x12（总抚养比）、x13（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x8（受小学教育比例）有关，可将这些指标称为非义务教育与物质生活影响因子；第二主因子与x2（已婚率）、x9（受初中教育比率）有关，可将其称为义务教育与已婚率影响因子；第三主因子与x3（GDP指数）有关，可将其称为经济发展影响因子；第四主成分与x1（离婚率）有关，可将其称为单身化文化影响因子；第五主成分与x6（死亡率）有关，可将其称为生命周期影响因子。

根据旋转后的分析结果，得到包含五个公因子的因子模型，然后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权重，对因子得分进行加权，得到31个省份人口出生率的综合得分，并对其进行排名。从综合排名来看，得分越高，排名越靠后。根据各地区的综合排名可知，出生率存在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出生率较低，在综合排名中得分最高，排名非常靠后。其中上海最高，北京次之。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由于生产效率高，对劳动力数量要求较低，对劳动力素质要求则非常高，另外加上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受教育年限较长而造成妇女生育年龄大，社会保障能力高则人均寿命长，因此经济发达地区一般具有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即由于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影响下，造成的人口数量变化）低的特点，人口数量增长速度较慢，甚至还会现出负增长的现象。而那些比较偏远、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如、贵州、云南等，这些城市的综合排名最靠前，出生率最高。究其原因，中国的传统生育观念文化是多子多福，而在偏远的经济欠发达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存在。这就导致了那些经济偏远欠发达地区的二胎，甚至三胎化现象的普遍化。在落后地区的农村，教育基础薄弱，人们生活贫困，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势必影响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落后地区人口出生率增加，容易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普遍优越于西部偏远地区，东部地区经济的高增长、生活的快节奏也带来了人们观念的更新，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从传宗接代向自我发展提升，受教育使人们对于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得以淡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人们的育儿年龄，降低了出生率，从而转化为对人口素质的高要求上来。

聚类分析

为了能更全面、准确地研究对象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规律，需要考虑与其有关的多方面指标。然而指标之间可能会有一定的关联性，为此本文用SAS软件中的因子分析将众多指标综合为几个指标。因子分析可以将复杂的信息综合为几类，但不能反映研究对象之间内在的差异与联系。故本文再采用SAS中的聚类分析法，将研究对象中具有相似性的聚成一类，从而分析不同类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本文采用离差平方和法，利用SAS9.1软件里的CLUSTER过程进行聚类，得到聚类谱系图，如图1所示。

利用图1直观判断研究对象可分为五大类较合适，并计算每类指标的平均值，以分析各地区的差异，通过聚类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大类为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其人口出生状况的综合得分最低，且该类指标x3（GDP指数）高，x5（出生率）比较低，这和现实相符。因为这两个城市是全国的经济、政治中心，高速现代化的生活使人们的传统观念得以淡化，更多的是追求人口出生的质量而非数量。x15（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最高，为人们追求人口的高素质提供了基础与保障，这与其经济发展相符。x7（自然增长率）指标最低，说明北京、上海的人口出生率受自然增长率影响最小。说明这两城市的经济发达，人们的生活质量较高，寿命较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两城市实施得最为理想，少生、优生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第二大类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天津，这几个地区人口出生率的综合得分比第一类高。这些地区经济相对于全国而言，属于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出生率、各阶段教育比例、卫生机构状况也比较和谐，也实现了注重人口素质的发展。但同时通过对比可知，第二大类的平均离婚率最高。高离婚率与现代人的高自由化、思想文化的繁荣与活跃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是社会进步、文明水平提高的一种间接体现，说明传统的婚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一部分现代人的需要。然而离婚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始终是不利的，要想培育出具有高素质的新一代，社会、政府以及家庭应该注重对婚姻价值观的重视。

第三大类可以描述为以中部为主的一些地区。在这一类地区中，各阶段的教育所占比例不均衡，其中以义务教育为主所占比例最高，这是现行教育机制导致的。再者受大专以上教育所占比例就非常少，而已有学者指出受教育程度是与人口出生率成反比的，也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人口出生率。

第四类地区包括广东、宁夏、广西、海南，它们的综合得分较第三类要次之。这些地区的人口高出生率与为人口出生服务的卫生机构存在严重不均衡状况，大部分新生儿并不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第五大类包括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区，这一类在出生率的综合评价中，得分最高。这些地区多位于我国西部，由于地理位置等欠缺，经济发展不是很好。这些地区x3（GDP指数）不是很高，x5（出生率）、x6（死亡率）、x7（自然增长率）很高，x4（预期寿命）又比较低。经济发展不太好的地区，人们的育儿成本要比大城市小得多。高的死亡率、低的预期寿命会使人们选择多生、早生。所以导致了大城市普遍一胎化的现象时，而偏远地区却还是二胎、三胎的现象比较突出。还有一个原因是政府在这些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宽松，也使得这些地区的人口出生率较高。

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对比及相关建议

由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的结果可知，二者的结果基本一致。但有些地方存在一些出入，例如因子分析中第三大类的综合里，是以安徽、湖南、江西等为主的中部地区，但聚类分析时将内蒙古地区也划分为此类。这一方面局限于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本文只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的截面数据，这也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误差。再者，类似于经济中的灰色经济，社会中尤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的灰色人口也必然会导致统计分析的误差。但总体而言，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的结果一致，即我国人口出生率存在地区差异，经济越发达地区，其出生率越低。

通过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可以知道，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存在地区性差异。经济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出生率低于西部偏远地区。为促进人口出生率的和谐发展，应采取的措施有：加大对西部偏远地区的财政资金投入，帮助建立属于当地地区的经济产业，以促进经济的迅速提高。只有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和谐发展人口才有基础。社会应增强对人们婚姻价值观的引导，婚姻并非只是个人的事，也应体现传统文化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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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铮，邬沧萍，林富德.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J].人口研究，1979（3）

第6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营改增”；体育产业；影响；税率；税额；体育服务企业

Influence of Business Tax Replaced by Value-added Tax on Sports Industry

YANG Qian

College of Sport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ational policy of the business tax replaced by value-added tax was initiated， researches on the impact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ilot sectors have been a hot topic. However， there are scarce researches on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on sports industry except a few papers mainly focusing on the change of tax before and after the tax change， ignoring that the sports industry i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This paper makes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business tax replaced by value-added tax in sports industry from the aspects of tax rate， tax payable change， effect of related taxes， and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y chain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influence on sports industry resulting from business tax replaced by value-added tax is judged，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also put forward.

Key words： business tax replaced by value-added tax； sport industry； influence； tax rate， tax； sports service enterprise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局颁布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营改增”工作于2012年1月1日开始，在上海率先试点并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等生产业试点，逐步推广至其他行业和地区[1]。该项工作于2013年8月1日在全国已进行试点。本研究对位于上海、北京、广州、福建、浙江及安徽等地的体育企业进行了走访调查。在受访的26家企业中，税负增加现象突出表现在一般纳税人企业，17家税负增加的企业中，一般纳税人企业和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各有14和3家。试点企业税负增加现象集中在有形动产租赁活动和体育赛事（活动）咨询与策划活动，税负减少现象集中在体育广告活动。访谈调研中，发现隶属加工制造业的体育用品、服装、鞋帽制造活动企业的一般纳税人，由于外购交通运输劳务抵扣增加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劳务活动纳入抵扣，企业税负有所下降。按照增值税的征收原理，一般纳税人企业的税负可以通过层层转嫁实现自身税负为零，为什么实际实施结果却与预期不同，本研究将从税额变化、中间投入、产品价格弹性及上下游产业链四个部分进行系统分析。

1研究现状

自从“营改增”试点以来，业界的专家学者运用理论或实证的方法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以及试点行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归纳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营改增政策、方案及作用的研究、营改增对区域经济及试点地区的影响研究、营改增对于不同行业类型的影响研究、营改增对于企业层面的影响研究等。

然而体育产业内关于研究“营改增”产生影响的分析和研究较少，以“营改增”或者“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与“体育”结合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搜索，仅发现3篇文章。这3篇文章主要就“营改增”对体育服务业的税额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漆亮亮等的《营改增对体育服务业的影响-税变匡算与对策建议》[2]和高旭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体育服务业的影响》[3]中，计算了营改增前后营业税和增值税税额的差异，及所得税前后变化。认为“营改增”以后，一般纳税人的体育服务业企业的综合税负将有小幅上升，小规模纳税人体育服务业企业的综合税负将略有下降，并以此为依据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然而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计算时未考虑与营业税和增值税息息相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的影响，可能会使得对本来税率差异就不大的营改增对象的税额影响的分析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在陈元欣的《营改增对体育场馆税负的影响》[4]一文中对体育场馆的广告收入部分营改增的影响和未来体育场馆税负的影响进行了设想。然而目前不动产经营尚未列入各地实行“营改增”的行业，仅有体育场馆业务中的一部分，即广告收入征收增值税。暂且不论体育场馆的主要收入是否是广告收入，对其部分收入进行征税本身就违背了增值税征税链条一定要完整，让其可以实现税负的层层转嫁才能达到减税目的，讨论其税制改革影响是否有必要需要打问号。以上3篇文章都只分析了营改增所引起的税额变化，并未分析在整个过程中服务的价格弹性、上下游企业的关系以及中间服务或产品投入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当我们讨论税制变化对体育产业的影响时，更应该把体育产业作为一个社会经济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系统分析论证，使得结论更为客观可信。

为了降低“营改增”对经济影响的冲击，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渐进性的税制改革，即由个别城市到全国，由个别行业到所有行业。而且，在试点的过程中也是在总结税制改革经验，对个别税负不减反增的行业给予财政补贴，帮助这些企业渡过税制改革的中间期。对于一些尚未施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行业，究竟是采用怎样的增值税征收方法尚未有定论，盲目地对其进行分析，其结论很难具有可信度。因此，本文将仅就“营改增”对体育产业各已经试点的行业从税率、应纳税额的改变、对相关税种的影响和上下游产业链关系等方面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就“营改增”对已试点的体育行业的影响进行判断，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和建议，以期对尚未试点行业增值税征收办法的制定提供参考。

2体育产业已试点“营改增”的行业所属税目及适用税率前后对比

除2014年8月新增广播影视服务业外，之前全国各地实行“营改增”的试点行业简称为：“1+7”。其中，“1”指的是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管道运输服务；而“7”指的是部分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制作播映发行服务[7]。根据以上“1+7”的行业目录，及新增的广播影视服务业，体育产业中涉及到的本次进入“营改增”的行业主要有体育有形动产租赁、体育无形资产转让、体育（赛事或活动）咨询、体育赛事或体育活动策划、体育广告制作及体育广播影视服务业等相关行业，见表1，这8类企业从原来征收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

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对体育服务企业税负的影响

3.1 “营改增”对体育服务企业税负影响的原理

衡量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税负变化的影响通常有2个主要方面，一是由于税率、征收方式的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另一个是由于税种改变，上下游产业链经济资源重新分配带来的间接影响。本文主要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2个方面对体育产业中已试点的行业进行理论分析。这些影响的分析主要遵从以下4个方面的原理。

1）税率及征收方法。营业税，是对在中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营改增之前体育产业中的主体产业都征收营业税[8]。适用于体育服务业的两档营业税税率分别是3%和5%。而增值税是对一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及进出口货物的企业和个人，就其货物销售或提供劳务的增值额和货物进口额为征收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6]。增值税对纳税人按照其规模大小和财务制度的健全与否区分为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对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的征收方式和征收税率各不相同。

当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后，改征以后被核定为一般纳税人的体育企业其税率及征收方式都将发生较大变化。相对来说被核定为小规模纳税人则在税收征收方式上变化较小，由于一些行业原本适用营业税3%的税率，单就应纳税额的计算上来说区别不大。然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并不仅仅只有这两个税种本身发生变化，受到直接影响的还有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及企业所得税。因为这3个税种的计税基础中都包含了营业税和增值税，因此，必须进行全盘考虑才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税种变化对企业的影响。

2）产品和服务的中间投入结构。投入的产品和服务加增值额构成了企业的总产出，投入的产品和服务部分产生的增值税就是企业可抵扣的进项税。理论上，投入的部分越多则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就越高。一个企业的允许抵扣进项税额与可抵扣的进项税额高度相关。由于目前尚处于“营改增”的试点阶段，还有一部分服务业仍旧征收营业税。如果企业投入的服务中包含较少的征收增值税的项目，则企业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就会较少。因此，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中间投入结构将直接影响“营改增”后企业的税收负担。

3）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某种体育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是用来衡量该体育服务的需求量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的指标。当某种体育服务的价格提高，如果需求量会下降较多，则称之为富有价格弹性，反之称为缺乏价格弹性。税收发生变化后，一方面税负的增减将有可能会影响到体育服务的成本，从而使得体育服务的对外报价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增值税与营业税不同的是，它是价外税，对外报价是不含税价格加上增值税，如果对某体育服务业的一般纳税人实行较高的税率，如17%，则可能远远高于原来的营业税率，从而会大大增加体育服务的对外报价，这势必会影响到体育服务的需求量，其影响的幅度取决于该体育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

4）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分析税种变化对企业的影响，税负转嫁是不可规避的话题。虽然较难以对税负转嫁进行定量准确的预测，但是仍旧可以按照其遵循的规律进行分析。增值税是一种通过抵扣制实现税负层层转嫁的间接税，其计税依据是不含税价格，而营业税的计税依据是含税价格。企业征收营业税的计税基础是全部成交价格，包含了营业税在内，而增值税的计税基础是不含税价格。当一般纳税人企业从征收营业税转变成征收增值税时，将有可能产生价格的波动，企业的对外报价将从全部成交价格变化为全部成交价再加上增值税后的含税价格，从而实现企业税负向前转嫁。然而税负是否能够向前转嫁，以及转嫁的多少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税率和税收征收方式之外，主要受市场因素的制约。如果产品富有需求的价格弹性，价格上升对销售量降低的影响非常大，将比较难以实现税负的向前转嫁，反之则较易转嫁。税负转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除了向前转嫁还有向后转嫁。每一个体育企业都处于产业链内，当发生税负转嫁时对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都会产生影响。无论是税负转嫁方还是被转嫁方都会受到来自税种变化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尝试对不同类型的体育企业分析其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营改增的影响。

3.2 营业税和增值税征收原理的差异分析

按照增值税的征收原理，一般纳税人从下游企业收取增值税的销项，再通过实行税款抵扣制将税负层层转嫁，消费者最终成为增值税的税收负担人。然而税款的层层转嫁是否畅通取决于多种因素，尤其是我国目前并没有将所有的服务业企业取得的服务收入征收增值税的情况下，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够通过“营改增”达到税负减轻的目标。

根据图1所示体育企业营业税和增值税征收原理的不同不难得出两者在税额上的差异，但是企业因“营改增”引起的税额变化，还要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以及企业所得税这3个税种的变化值。前两者在税额计算时就是以增值税、营业税及消费税为税基的，后者在计算时税前扣除了营业税这个价内税。具体税额变化见表2。

表2 体育企业“营改增”影响的税种及应纳税额

税种 应纳税额变化值

增值税与营业税的税额差异 （不含税收入×增值税税率-允许抵扣的进项税）-收入×营业税税率=A

城市维护建设税 A×7%（5%/1%）=B

教育费附加 A×3%=C

企业所得税 -（A+B+C）×25%=-D

税额变化总计 A+B+C-D

从表2中可以算出，当体育企业设置在城市，按7%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时，税额变化的总差异为：[（不含税收入×增值税税率-允许抵扣的进项税）-征收营业税时的收入×营业税税率]×82.5%。因此，当不含税收入×增值税税率小于（允许抵扣的进项税+征收营业税时的收入×增值税税率）×82.5%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一般纳税人体育企业有利，可以实现税负的减轻。以上结果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税率、收入、可抵扣进项税等。

税率方面，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税率普遍增加，见表1，然而除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之外，其他的行业税率变化幅度较小。尤其是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税率反而有降低。

收入变动的影响因素较多而且复杂，如果税率变化不大，“营改增”对企业产品价格提升的压力较轻，其对外报价较易维持平衡。见表1，大多数行业税率变化幅度在1%-3%，而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改征增值税前后税率差异为12%，则较难以维持原来的对外总报价不变。是否能够实现全部的增值税向下游行业的转嫁还要受到产品价格弹性及下游企业征税方式等影响。

如图1所示，可抵扣进项税主要来自于上游企业，其数值的多少取决于已税产品或服务的中间投入规模，如果投入规模大，则可抵扣的进项税通常会越多。

下面将就不同行业企业按“营改增”前后税率差异分成2类进行分析，即“营改增”前后税率差异12%的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营改增”前后税率差异在1%-3%的行业

4“营改增”对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的影响

4.1 “营改增”对体育有形动产租赁企业应纳税额的影响分析

4.1.1一般纳税人税收影响分析

体育有形动产租赁是本次“营改增”中税率变化幅度最大的行业，其主要包括各类体育器材租赁业务。假设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后企业没有变化对外报价，其含税价格不变，并且假设该企业设在城镇，其适用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率为7%，表2中的税额变化总计为：含税租赁收入×7.9%-允许抵扣进项税×0.825。

如果上式大于零，即允许抵扣进项税大于含税租赁收入的9.6%时，营改增使得该企业应纳税额减少，反之则增加。要符合这一条件，在假设增值税进项税率仍为17%时，该企业的购进增值税应税货物及劳务的成本与取得的不含税收入比不能低于66%。购进增值税应税货物及劳务成本的多寡取决于取得各项资产或者劳务的频率及其金额。而一个体育有形动产租赁企业的成本中购进增值税应税货物及劳务，例如外购用于租赁的器材，外购办公用品等固定资产、汽油费及运输费等。如果企业不经常发生这些成本，将很难达到占不含税收入65%的比例。大多数体育有形动产租赁企业在营改增以后往往会面临可抵扣进项税太少的困境，如果不改变对外报价，其应纳税额将会增加。然而如果改变对外报价，又会面临市场的压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弹性决定了向消费者转嫁的难易程度。体育有形动产的租赁就其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原本的体育器材比较高端，购买价格相当昂贵，其租赁服务的价格弹性比购买价格低的体育器材的租赁服务的价格弹性要小。因此，“营改增”对于高端的体育有形动产的租赁冲击相对比中低端的体育有形动产的租赁要小。因为，高端的体育有形动产租赁更能够实现销项税向客户的转嫁，而且转嫁得越多，其自身的税负也就越小。

4.1.2小规模纳税人税收影响分析

根据规定如果应税服务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下，则为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采用简易计征的办法，税率为3%，不实行税款抵扣制[5]。根据该项规定，“营改增”后属于小规模纳税人的体育有形动产租赁企业。

应纳增值税=不含税租赁收入×3%

从上式可见，如果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办法征收增值税，将比“营改增”前体育有形动产租赁企业按5%缴纳的营业税少2个百分点。如果不考虑营改增可能影响其上游企业，从而对其购买的服务价格产生的影响。仅就其缴纳的税额来看，较大程度上减轻了体育有形动产租赁企业的税负。

4.2“营改增”对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上下游行业的影响

从图1可见，当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征收增值税，对其上游行业，体育有形动产销售将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因为无论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是否实行增值税，体育有形动产的生产和销售本就属于增值税的征收对象。只是在对体育有形动产租赁征收增值税以后，它支付的进项税可以通过抵扣制的形式实现向下游租赁服务接受方的转嫁。如果租赁服务接受方也是一个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则上游企业所有累积的增值税将被其转嫁到它的下游企业，从而实现增值税税负的层层转嫁。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利于体育有形动产租赁企业向下游客户要求一个租赁服务加上17%增值税总价的价格。

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如果实行增值税将对其下游行业或者消费者产生较大影响。如果作为一般纳税人的体育有形动产租赁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则将产生前文中阐述的问题，是否维持原有的报价，所有的增值税不转嫁给消费者；或者是根据市场行情适当进行提价，将一部分增值税转嫁给消费者减轻税收负担。相应的，根据价格上涨的幅度作为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的消费者将增加消费成本，根据供求价格关系的原理，市场对于体育有形动产租赁的需求将会下降，从中期来看，对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的发展不利。

4.3“营改增”对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的影响的结论

综上所述，“营改增”对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产生的影响主要看“营改增”以后该企业是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则“营改增”将可以减轻其税收负担。如果是一般纳税人，则取决于该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以及其租赁的体育器材价值，如果是新进入企业，由于购买用于租赁的有形动产将有大量的可抵扣的进项税，则在短期内其税负有明显的降低。如果该企业已经是成熟企业或者甚至于设备即将老化，则其税负将会大幅度增加。

4.4“营改增”对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的影响的建议

4.4.1企业层面

1）申请财政专项基金扶持，渡过税负增加的时期。各地在实行“营改增”后都陆续设立了财政专项基金，专门用于扶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税负增加的企业。基本上都是按照“企业据实申请、财税按月监控、财政按季（月）预拨、资金按年清算”的工作流程进行。因此，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的一般纳税人企业如果在税制改革后税负增加，则可以向所在省市的主管国税机关报送申请表，以获取财政专项基金的扶持，渡过税负增加的时期。

2）企业应尽快通过购买新资产的方式扩张，增加可以抵扣进项税，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减税。改征增值税后，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购进的体育租赁器材含有的增值税可以作为进项税进行抵扣。因此，若此时体育有形动产租赁企业扩大规模，大量购进用于租赁的体育器材，将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从“营改增”中获益。

3）体育有形动产老旧企业拆分，拆分为多个小规模纳税企业以减轻税负。实行营改增后体育有形动产租赁企业的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差异非常大，而对于老旧企业来说，其进行大规模扩张的可能性较低，如果能够拆分为多个小规模纳税企业，将会实现其减税目的。

4.4.2 政府层面

1）密切关注体育有形动产租赁行业“营改增”前后税负增加情况，对确实增加了税负的企业给予补贴。有形动产租赁行业“营改增”后税率增幅缺口过大，税制改革对该行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需要通过基金或补贴等形式给予扶持。

2）适度下调有形动产租赁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或给予一定的适用优惠政策。考虑到税制改革的推进，有必要对现行增值税税率进行调整和整体设计。

4.5“营改增”前后税率差异为1%-3%的行业影响

4.5.1 对税额的影响

1）一般纳税人税额的影响分析

作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由于“营改增”前后税率差异不大，仅为1%-3%，企业能够比较顺利地将改征增值税后的对外报价提高至含税报价，从下游企业收取增值税，以实现增值税的顺利转嫁。尤其是当下游企业也为已实行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时，向刚实行“营改增”的体育企业支付增值税并获得增值税发票后，该部分税收将可以作为进项税抵扣。因此，此时影响这些企业的税额变化差异为：[（ ×增值税税率-允许抵扣的进项税）-收入×营业税税率]×82.5%。

从上述公式中可见，排除收入变化的影响因素后，该类企业减税幅度主要取决于每期允许抵扣进项税税额的多少。每期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征收增值税的中间投入的规模。因此，在这里就出现了两级分化的情况，一些以不征收增值税的人力资本为主要中间投入的体育企业，如体育赛事（活动）咨询与策划企业，其可抵扣进项税几乎没有，在“营改增”以后出现了税负的增加。与之不同的是，一些体育广告业未处在产业链的顶端，有征收增值税的中间投入，所以这类企业实现了税负减轻。

2）小规模纳税人税额的影响分析

根据增值税征收条例，年营业额500万元以下的体育赛事（活动）咨询与策划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按3%税率实行简易征收办法，即应纳增值税=咨询或策划收入×3%。如果实行简易征收，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税率的下调，大部分的企业都能够实现税负的减轻。

3）上下游产业链的影响分析

当上下游企业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时，体育企业“营改增”后使得整个征税的链条得到了完善，从而能够实现增值税税负的顺利转嫁。如图1所示，体育企业从下游企业收取增值税的销项税，同时开具增值税发票，抵扣掉交给上游企业的进项税后，把差额部分交给税务局。下游企业收到体育企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可以用于其进项税进行抵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下游企业增加了可抵扣的进项税，提高了利润空间。从市场行为来看，下游企业利润空间的提高会增加对实行“营改增”体育企业提供的体育服务的需求，反哺体育企业，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使得该类体育企业真正从“营改增”中获益。

然而，如果下游企业是还未实行增值税的服务业企业或者消费者个人，购进所支付的进项税不能够进行抵扣，则该类企业或者个人不能够从实行“营改增”中获益，反而还有可能会增加其税负。

4.5.2“营改增”对税率变化差异小的体育服务企业影响的结论

综上所述，经过理论分析不难看出对于“营改增”前后税率差异较小的行业来说，如果是一般纳税人，其减税幅度不大，减税效果不显著。然而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却能够实现税负的下降。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如果上下游企业均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将会使得下游企业获益。如果下游企业不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不能够从上游企业“营改增”中获益。

4.5.3“营改增”对税率变化差异小的体育服务企业影响的建议

4.5.3.1企业层面

1）抓住税制改革带来的市场机遇。“营改增”提升了下游企业的利润空间，对体育服务需求将会增加。体育企业应当抓住市场机遇，适当扩大经营规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尽快发展壮大起来。

2）尽可能地采取“服务外包”或把相关业务分离成立子公司的方式，延长增值税抵扣链条，享受到税收上的优惠。

4.5.3.2政府层面

1）继续深化增值税税制改革，完善增值税的征收链条，降低增值税转嫁的阻碍。对于以其他企业作为主要客户对象实行“营改增” 的体育企业来说，如果下游企业也是增值税的征收企业，则有利于体育企业实现增值税的向下转嫁。然而，如果下游企业还没有实行增值税，则会使得体育企业受到市场因素及价格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向下进行税负转嫁，因此，如果全行业都推行增值税改革，以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在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上放宽条件。一方面，体育服务业企业大多数是处于产业链的末端，直接面对消费者，不存在税负向下游转移的问题；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体育服务业企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其可抵扣的进项税不足，按小规模纳税人征税，可以真正实现减税。

参考文献：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S].2011.

[2] 漆亮亮，康冰.“营改增”对体育服务业的影响：税变匡算与对策建议[J].体育科学，2014，34（9）：17-22.

[3] 高旭.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体育服务业的影响[J].当代体育科技，2013，3（5）：78-80.

[4] 陈元欣，何凤仙.“营改增”对体育场馆税负的影响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39（11）：46-51.

[5]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S]. 2008.

[6]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S]. 2008.

第7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摘要：

茶尺蠖是茶树重要害虫，为了全面了解环境对茶尺蠖蛹的影响，在室内通过5个温度（24、26、28、30、32℃）和4个（0、1、2、4cm）覆土处理茶尺蠖蛹，观察茶尺蠖蛹羽化情况，探讨温度和覆土逆境环境对茶尺蠖蛹的影响。结果表明，在24～32℃温度范围内，随着温度的升高，蛹的发育历期明显缩短，同时也对羽化率产生显著影响，羽化率随着温度的升高呈现升高后降低的趋势；26℃羽化率最高为82．12％，26℃后处理温度越高，羽化率越低；高温使雌蛾蛹早于雄蛹羽化，雌雄比例上升。覆土对茶尺蠖蛹羽化有明显影响，随着覆土深度加深，茶尺蠖蛹的羽化率呈现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覆土深度4cm时，茶尺蠖羽化率最低，为33．33％，所以，可以在茶尺蠖化蛹高峰期采用深耕翻土方式，对减轻其为害具有一定的作用。覆土对茶尺蠖开始羽化的时间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

茶尺蠖；蛹；羽化；温度

茶尺蠖属鳞翅目，尺蛾科枝尺蛾亚科，又名拱拱虫，量寸虫，吊丝虫。在我国分布较广，是闽、浙、苏、皖茶区重要的茶树害虫［1］。茶尺蠖以幼虫食叶危害，暴发时可将茶树叶片及嫩芽全被吃光，使成片茶园枝梗光秃，状如火烧，导致茶叶减产甚至绝收，并且可导致茶树早衰、耐寒力差、冬季易受冻害等后果［2］，目前以化学防治为主。化学农药多年来的使用带来农药残留增加、害虫抗药性提高、害虫再猖獗题等问题，严重影响茶叶经济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对无公害茶叶要求的提高，茶树害虫的非化学控制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关注和重视，如病毒制剂、性诱剂、灯光诱集等措施对茶尺蠖的控制研究取得明显进展。但这些技术仍不能完全控制茶尺蠖的为害。茶尺蠖老熟幼虫一般在根际入土深1cm处化蛹，因此土壤处理可能会对茶尺蠖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鲜见报道。本文就温度和覆土等逆境对茶尺蠖羽化的影响进行研究，为茶尺蠖的非化学控制提供新的技术措施。

1材料与方法

1．1供试材料

茶尺蠖由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植保室提供，自然气候条件饲养，选发育进度基本一致的蛹供试。供试土壤取自福建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2号茶山。

1．2试验方法

1．2．1温度对茶尺蠖蛹羽化的影响

将在室温中放置1d的茶尺蠖蛹移入不同温度的培养箱中，观察记录蛹的羽化情况，统计蛹的羽化率，雌雄比。温度设24℃、26℃、28℃、30℃、32℃共5个处理，培养箱光照时间∶黑暗时间＝14h∶10h。每个处理20头蛹，重复3次。

1．2．2覆土深度对茶尺蠖羽化的影响

取蛹龄1d的茶尺蠖蛹30头，放入一次性杯中，用过筛的细土进行覆盖处理，上罩吸水纸。覆土厚度分别为0、1、2、4cm，共4个处理，3次重复。每天观察记录尺蠖蛹的羽化情况，统计蛹的羽化率。

2结果与分析

2．1温度对茶尺蠖蛹期和羽化率的影响

温度对茶尺蠖蛹的发育历期有显著影响（表1），随着温度的升高，蛹的发育历期明显缩短，由24℃（对照）时的12d缩短到32℃的7d。温度对羽化率有一定影响，羽化率是随着温度的升高呈现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32℃时，羽化率最低，仅为19．06％。26℃，蛹羽化率最高，为82．12％。

2．2高温对雌雄蛹羽化率的影响

表1表明26℃蛹的羽化率最高，为蛹最佳羽化温度，因此以26℃为对照，观察高温对雌雄蛹羽化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温度的升高雌雄羽化率呈现不同的规律（图1），26℃与28℃时雌雄羽化率表现相同规律，雄蛹先于雌蛹羽化且羽化高峰期早于雌蛹，均在蛹羽化后2～3d，雄蛹的羽化天数为4d，雌的羽化天数为3d。所不同的是26℃雌雄日羽化率比28℃处理的高。在30℃时，雌蛹与雄蛹同日羽化且同时达到羽化高峰期，但雄蛹羽化率比雌蛹的低。雄蛹羽化天数比雌蛹多1d。在32℃时，雌蛹早雄蛹羽化1d，在同天达到羽化高峰期，与26℃、28℃和30℃相比，32℃蛹羽化天数较短，雄蛹与雌蛹的羽化天数都为2d。所以高温不但影响雌雄蛹的开始羽化的时间和羽化率，而且还影响其羽化天数。高温影响成虫羽化雌雄性别比，与26℃比，雌雄性别比升高，30℃羽化的雌雄总性别比为26℃时的2．5倍（图2）。由此可知随着温度升高，雌蛹发育速度提高比雄蛾快，并且随着温度的升高雌雄比升高。

2．3覆土深度对茶尺蠖蛹的羽化影响

覆土深度对茶尺蠖蛹的羽化有显著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覆土深度加深，茶尺蠖蛹的羽化率基本呈现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覆土深度4cm时，茶尺蠖羽化率最低，为33．33％。与对照相比，覆土深度4cm茶尺蠖羽化率降低28．58％，并与覆土1、2cm处理相比日羽化率显著降低，覆土2cm处理第9d的羽化率为覆土深度4cm的2．1倍。从表2还可以看出，覆土对茶尺蠖开始羽化的时间无显著影响。

3讨论

高温对茶尺蠖蛹的发育历期有显著影响，随着温度的升高，蛹的发育历期明显缩短，同时也对羽化率有一定影响。分析原因一方面试验高温为恒温，恒温与同温度的变温［3－4］相比蛹的发育历期延长，因为变温促进发育酶活性，在所有温度条件下，变温时的发育速率均大于相应恒温下的发育速率［5］。所以恒温不利于茶尺蠖蛹发育。另一方面分析高温使昆虫细胞骨架瓦解，细胞遭到破坏；细胞膜内磷脂组分比例改变，细胞膜流动性下降，表皮的蜡质层瓦解，油脂融化，表皮渗透性增加，虫体大量失水造成虫死亡，同时高温可抑制昆虫发育和生殖所需激素的分泌［6］，不同昆虫对高温胁迫反应不同，茶尺蠖蛹对于高温胁迫的生理生化变化需待一步研究。试验结果表明，在正常情况下，茶尺蠖雄蛹要早于雌雄羽化，雄蛹羽化数多于雌蛹，这与杨云秋试验观察结果一致［2］。但高温使蛹羽化率降低，雌蛹早于雄蛹羽化，并且雌雄比例升高。分析原因为茶尺蠖中雄蛾能进行多次交尾，其数量相对于雌蛾对繁殖影响不大［7］。对于雌蛹早于雄蛹羽化原因不详，需要做进一步研究。据报道茶尺蠖熟幼虫一般在根际入土深1cm化蛹，越冬蛹可深达1．5～3cm，因此覆土对茶尺蠖蛹有重要的影响，但本研究发现覆土深1cm时，蛹的羽化率低于深2cm覆土处理，并且蛹的羽化率并不是伴随着覆土深度的增加而减少，而是呈抛物线趋势。所以可以在茶尺蠖化蛹高峰期采用深耕翻土方式，对降低下一代虫口基数，减轻茶尺蠖的为害具有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汉鸪，谭济才．中国茶树害虫与其无公害防治［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2］杨云秋．茶尺蠖素的提取鉴定及相关生物学研究［D］．合肥：安徽农业大学，2009．

［3］殷坤山，熊兴平，单夏锋．茶尺镬发育历期和有效积温的研究［J］．植物保护学报，1991，21（1）：16－18．

［4］楼云芬．茶尺蠖发育历期的温度效应［J］．茶叶科学，1993，13（2）：127－133．

［5］王智翔，陈永林．变温促进昆虫发育的酶学解释［J］．生态学报，1989，9（2）106－112．

［6］杜尧，马春森，赵清华，等．高温对昆虫影响的生理生化作用机理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07，27（4）：1565－1571．

第8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优质教育；社会分层；辈出率；资本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1-0006-06

高等教育具有与生俱来的两方面功能，一是承担着社会化的功能（如知识的传播），二是充当社会精英的文化选择机制（即通过何种方式来选择什么样的人进入上层社会）［1］。我国目前正处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社会机构也开始由同质性明显转向异质性，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高等教育的“精英选择机制”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教育不平等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资源的占有问题，优势社会阶层会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使得自己的子女继续在精英选择机制中脱颖而出，从而完成教育优质资源的代际传递过程。这里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家庭背景的优势，而家庭背景的构成是复杂的，家庭背景资源的综合指数形成的社会分层是家庭背景的一个有力表现。那么，到底是哪些家庭背景会对社会分层产生影响，社会分层进而又如何影响到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取？产生什么影响？产生的影响孰轻孰重？是什么原因造成影响出现？这种影响会传递吗？它是如何传递下去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本文要涉及到的。

一、概念、研究框架及基本假设

优质教育资源在这里以部分985院校为代表，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共16所大学。

本文采用的社会分层来源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中国社会自上而下依次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2］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进行的“中国内地的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此项目从2003年开始，到2008年结束，为第一阶段（其中2007年未进行）。第一期共完成了5年的调查。此次调查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抽取125个县，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委会/村委会，10000个家庭，每个家庭中随机抽取一人作为最终调查的对象。最终的抽样单位中城市样本与乡村样本的比例为5900：4100。涉及到的问题包括家庭收入、住房、教育、医疗、婚姻、养老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不单单来自于受教育情况，还会涉及到其他方面影响到教育资源的相关数据，如家庭收入情况。CGSS的数据及相关研究成果的网址是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网站 wwwchinagssorg以及中国社会调查开放式数据库网站wwwcssodorg，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2003――2008（2007年除外）年汇集的有效数据。

辈出率是反映教育公平与否的一个指标，指的是特定社会阶层的子女在学校学生中的分布与该社会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份额之比。辈出率为1时，某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所占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等，也就是说，该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同一社会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相同，这是理想的状态。本文选择的是以子女入学时父亲的职业为基础进行分析的辈出率。

为了使本研究更具逻辑性、条理性和清晰性，笔者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研究框架，在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若干研究假设。

（一）研究框架

1.根据CGSS数据，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优质教育资源中的分布情况。

2.根据CGSS数据，进行不同年份辈出率的比较。

3.影响辈出率的因素分析。

（二）研究假设

在初步的数据分析中，笔者完成两个基本假设：

A. 现阶段，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与社会阶层辈出率有着很大的关系，且社会辈出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B. 社会阶层辈出率受到家庭资本占有情况的影响。

笔者再将以上两个问题进行细化，共建立四个基本假设：

A1. 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与社会阶层辈出率之间既有趋同性也有分散性。

B1. 家庭经济资本对阶层辈出率存在显著影响。

B2. 家庭文化资本对阶层辈出率存在显著影响。

B3. 性别、城乡、区域对阶层辈出率存在显著影响。

二、关于CGSS的数据分析

（一）2003年――2008年各阶层子女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的分布情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部分985高校中，按照各阶层子女在高校中的人数比例而言，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的比例为最大，达到2398%，略低于总体学生的四分之一，是各社会阶层中子女就读高校人数最多的阶层。其次为产业工人阶层子女，达到1708%，将近五分之一。这两个阶层总人数合计将近总体的一半。接下来，商业服务人员，办事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三个阶层子女比例按顺序约为总体的十分之一，最后为无业及失业，个体工商业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阶层。而从辈出率的角度来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的辈出率都是“1”的35到45倍之多，表明这三个社会阶层子女拥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远远超过社会一般水平，且这三个阶层的辈出率都在相似的范围之内，说明三者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拥有一定的相似性；以产业工人阶层的辈出率为098，最接近“1”，即最接近理想的辈出率分布形态，而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四个阶层的辈出率趋向于“1”，在“1”的周围上下波动，说明这四个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趋向于社会平均水平；农业劳动者、无业及失业者阶层辈出率低于“1”，说明这两个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在这十大阶层之中，辈出率的最大差值达到近4倍之多（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辈出率差额为395），可见，不同阶层对高等教育的分流作用有着深深的影响，而占据最大比例的农业劳动者的辈出率是最低的，相对而言，他们的子女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难以获得到高等教育，尤其是重点大学高等教育的机会。

另外，从辈出率的角度来看，从属于不同阶层的人员有着趋同的一面，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可归为一类，属于社会上层阶层；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可归为一类，属于社会中层阶层；余下的农业劳动者及无业及失业者可归为一类，属于社会底层阶层。即在社会分层内部有着趋同性。但在总体上而言，他们之间阶层辈出率的差值有较大，因此也具有很强的分散性。所以，这验证了A及A1的结论：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与社会阶层辈出率有着很大的关系，且社会辈出率之间存在着内部的趋同性与整体的分散性。

综上所述，尽管社会阶层的数量分布状态大致呈一种“正三角”形态，但社会阶层的辈出率分布状态大致呈一种“倒三角”形态，可见两者之间并不匹配，是一种相反的发展模式。可见，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比例并不合理。

（二）不同年份中辈出率的比较

2004年，不同社会阶层的辈出率最大差值为12（专业技术人员辈出率为190，无业或失业人员辈出率为070），而到2008年，这个数字上涨到395（私营企业主辈出率为455，农业劳动者辈出率为060）。可见，在短短的四年时间中，社会阶层接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平等性加剧。第一类社会基层的增长幅度最大，可见，享有优势资源的社会阶层在不断扩大，子女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时获利较多。而在这类社会阶层内部，也存在着差异：私营企业主的辈出率增长最大，这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实施教育收费，并且划分收费等级后，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最明显的拥有经济资本最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获得的高等教育机会最为突出，高等教育机会优势最为显著。在第二类社会阶层中，除办事人员之外，其他阶层的辈出率均有下降，在2004年度，其辈出率普遍高于“1”，到2008年，其辈出率虽然仍高于“1”（个体工商业除外），但明显向“1”趋近，说明此类阶层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势减小，趋向于社会基本水平。在第三类中，由于商业服务人员缺少比较的数据，因此不予分析。而产业人员的特点与第二类基本相同，因此可以说产业人员在此角度完成了部分的向上社会流动。而农业劳动者的辈出率在本身基数较小的情况下仍有下降，说明他们在教育机会上更处于劣势状态，这种情况也得到了其他实证研究的结论支持 。无业或失业者的辈出率变化较大，从007发展到128，说明其子女在很大程度上是获得了优质的教育资源，部分完成了向上社会流动，这也许与政府的补贴与学校奖学金制度的完善息息相关。

综上所述，这种数据分布对于A1的结论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虽然在阶层辈出率仍然存在着内部趋同性与外部分散性，但这种趋同已经经过了重新的组合，形成了新的分层，但两极分散的距离也逐渐扩大，不公平现象总体来说是严重了的，社会辈出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马太效应”。

（三）资本对辈出率差异的影响

第一，从调查数据中所呈现的三个最上层社会阶层的辈出率相似性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三个阶层本身所拥有的资本总量在影响本身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上，具有趋向一致的特点。而资本本身是可以转换的，任何一种资本的优势可增加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且资本越多，优势越明显［4］。第二，根据三个最上层社会阶层的排序位置上看，可推论经济资本是影响辈出率最重要的资本类型（这在后面得到相反的验证结果），但是经济资本的重要性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相差不大。第三，从整体的社会阶层辈出率上看，结合各个社会阶层的资本拥有情况所产生的社会阶层排序，可以推论，与各自阶层所拥有的资本量相匹配，上、中、下社会阶层的高等教育机会随之正向变化。

三、数据验证：文化资本是影响辈出率分布的重要因素

（一） 经济资本

笔者将家庭年收入、父母职业阶层分布及其他收入来源（如遗产继承、职业外额外收入）列为经济资本的三个因素，依据SPSS150软件进行回归模型分析。源数据输出中存在无价值数据，为略去此部分数据，笔者改用word形式呈现。

回归模型1显示高中时家庭生活水平对阶层辈出率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验证B1的假设不成立。

原因分析：很多学者这样认为，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机制在于高阶层家庭利用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势，在升学和择校的过程中减少竞争烈度，将部分竞争者排斥在竞赛之外，甚至垄断教育机会（如李煜［5］、郭从斌［6］、侯龙龙［7］、张玉林［8］）。当然，在分析高等教育整体情况时往往是这样的。但经济资本仅仅是在用金钱能够衡量的地方才发挥作用，虽然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可以选择档次较好的学校，但对于高等教育的选择，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选择并不是以经济资本为判断依据来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它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学习成绩和能力来进行综合判断。即使是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学生，在获得很强的学习能的基础上也有机会接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加强了奖学金、助学金、贷款制度的完善，对于欠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增大了资金及人力的支援，这使得很多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来接受优质高等教育。这说明经济资本的影响力度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方面正在逐渐减弱。

（二）文化资本

回归模型2显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对于辈出率均存在影响，且非常显著，其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起到的作用较父亲而言更为明显（此观点与王伟宜［9］、谢作栩［10］的结论一致）。验证B2的假设成立。

原因分析：父母亲的受教育情况，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情况对于子女高等教育质量的获得有着明显的影响，即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高，子女越可能在重点大学接受教育；这表明，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尽管在录取上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实际上在家庭文化资本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已经逐渐显现，并通过高考成绩强化，在进入高等教育阶段中，这种分层更为明显。对于这种现象，可以用“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11］（EMI）来解释，即当某个特定的学校教育阶层还没有达到普遍标准时，优势社会文化阶层会利用固有的优势来使得自己的孩子获得这种为普及教育阶段；而一旦某一固定的教育阶层在数量上达到普及之后，想占有优势资源的社会阶层便会努力寻求一种数量相同但质量更佳的优势。也就是说，当教育存在数量差异时，优势社会文化阶层会获得数量上的优势，而当数量普及之后，优势社会文化阶层便会寻求一种质量上的优势。在文化资本方面，教育的文化在生产功能与资源转化功能合二为一，两者共同起到影响作用，但文化再生产的功能更为强大，影响程度更强，它使得教育的文化再生产功效更为公平的分布。而母亲的文化资本影响更大，更是说明了在中国当前的父权制社会中，母亲在教育子女，尤其是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肩负了更多的责任。

（三）性别、城乡分布、区域分布

回归模型3显示，性别对于辈出率有影响，但不是十分明显。而城乡或区域分布对于辈出率没有影响。验证B3的部分结论不成立。

原因分析：性别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但影响程度已然较低。这说明，中国目前父权制家庭结构仍然存在，但趋向弱化。这和人们对于男女意识的转变有着很强的关系，也是社会文明程度上升的一个表现；而城镇和区域的显著性水平较低则与本文所选取的院校有关。本文所选取的院校是我国现阶段最为优秀的学校，因此在选拔的过程中相对是严格和公平的，即本着“人才优先”、“分数择优”的原则进行录取，只要成绩好，就有机会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也与国家的助学政策有关［12］，优质的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来自于国家和社会的助学资金、照顾政策、援助计划也相对较多，从而弥补城镇和区域上的不足与失衡，使得城镇和区域的影响力度减小，同时也说明政府在合理分配高等教育资源方面还是有所成就的。

四、结 论

在现代社会，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完成社会向上流动，另一方面也是实现社会继承或分化的工具。家庭背景在影响教育资源的分配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社会辈出率是获得教育资源的一个明显的指标，因此讨论家庭背景与社会辈出率的关系是有说明意义的。通过本文的数据分析说明，现代社会中，家庭背景对于社会辈出率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但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方面，经济资本所起到的作用趋弱，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的作用也在减小，而文化资本的作用在趋强。这说明，教育的文化再生产功能开始强大，而文化资源代际分配的功能开始相应的减弱，特别是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文化再生产模式与资源代际分配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见下表）。

可见，文化再生产模式和资源代际分配模式是教育的两个相反方面，它们既矛盾又统一，无论在教育的哪一个阶段，两者都会存在并发挥作用。但在教育的初级或低等阶段，资源代际分配模式的影响更明显，而在教育的高级或优质阶段，文化再生产模式的影响更为明显。而文化再生产模式明显有利于绩效主义原则，更利于教育的长久发展。因此，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数据来看，目前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虽然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但还是更倾向于文化再生产模式的，这一点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利的。从更高、更深远的角度来说，文化在生产模式对于社会地位的获得与社会阶层的合理性流动也是十分有利的（张翼［13］、边燕杰［14］等人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布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90-109.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0-41.

［3］刘精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教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 219 -240.

［4］刘精明.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6-170.

［5］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 ［J］.中国社会科学，2006（4）:97-109.

［6］郭从斌，闵维方.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J］.教育经济与财政，2006（11）:24-31.

［7］侯龙龙.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获得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08（10）:39-45.

［8］张玉林.中国的职业阶层与高等教育机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3）:16-23.

［9］王伟宜.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10］王伟宜，谢作栩.家庭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 ［J］.江苏高教，2005（4）:15-19.

［11］高璐.论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 ［J］.当代教育论，2006（7）:37-38.

［12］杨东平.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 ［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2）:11-16.

［13］张翼.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J］.社会学研究,2004（4）:75-90.

［14］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2002：209-27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研究”，项目编号:09JZD003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7年度规划基金项目“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变迁”，项目编号：07JA880047。

第9篇：影响生育率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民办高校招生 宏观影响因素 人口出生率 家庭收入 招生政策 社会需求

时下正值高校招生的重要阶段，对民办高校而言，从供求的角度来讲，对生源市场的影响就是对招生的影响。在各种影响招生市场的因素中，按照因素对招生市场影响的范围和广度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民办高校招生市场宏观影响因素和民办高校招生市场微观影响因素两类。凡是能够影响到民办高校全体甚至公办高校招生的因素都可以归为民办高校招生市场宏观影响因素；而只能够影响到民办高校个体招生的因素可以归为民办高校招生市场微观影响因素。这种分类有助于调查的开展和选择，通过对民办高校招生市场影响因素的调查可以发现真正起主要影响作用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会分别影响到民办高校招生的哪些具体方面。本文只做针对宏观影响因素的浅析。

要想对民办高校招生市场宏观影响因素进行调查，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调查方法。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实际情况，对民办高校招生市场宏观影响因素的调查采用文献法。所谓文献法就是指通过寻找文献搜集有关资料的调查方法，它是一种间接的非介入式的调查方法。文献调查的对象是不会自行变化的，这样就可以使调查过程更具机动性和灵活性，而不必担心操作失误而完全丧失调查效果。由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很多是关于对民办高校招生市场宏观影响因素的讨论和分析，所以采用这种整理分析方法，可以简化定性文献的分析处理工作。

广义上讲，不属于民办高校自身所能改变，但又客观上影响民办高校招生市场的因素都可以称之为宏观影响因素。但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宏观影响因素当中，人口的出生率、家庭收入、教育政策和社会需求等这四个因素是影响程度最高的，它们的影响绝不仅仅只是对民办高校的招生，所有公办高校的招生甚至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会受到它们变化的影响。

1、人口出生率

人口出生率是指某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出生人数与平均人口之比。计算公式：出生率=（年内出生人数/年平均人口数）*1000‰。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化看，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人口出生率逐步上升，直到1987年达到最高峰，该年出生率为23.33‰。此后出生率指标掉头向下，持续下降，到2011年该指标仅仅为11.93‰。下降了11.4‰，人口出生率的这种下降趋势，必然会造成受教育的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和办学资源的相对增长。

随着我国18岁至22岁的大学适龄青年人数的变化，未来10年我国大学适龄青年人数将逐年下降．据不完全统计，到2018年大学适龄青年人数仅为2008年的58%。生源这样快速的直接减少，使得高校招生都将面临着挑战，而作为录取批次靠后的民办高校，招生所受到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

从国外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由于发达国家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各国的高校也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源问题。从2009年11月5日澳大利亚四所高校倒闭，到2010年2月24日俄罗斯联邦教育和科学部部长安德烈·富尔先科说，俄罗斯高等学校的数量将减少，原因是目前俄所有高校都面临生源不足问题，政府有可能采取行政手段关闭约100所高校。都说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带来了高校生源的不足。

世界范围内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导致了国内外高校对生源的激烈竞争。国外高校来中国抢夺生源，进一步加剧了国内高校，特别是民办高校生源的不足。从素有“留学风向标”之称的中国国际教育展2011年的展览情况就可以看出，参展院校达到了450所，比2010年多了20多所。为了能吸引更多的中国大陆学生去留学，美国：签证打破地域限制；法国：留学生奖学金增长；澳大利亚：降低担保金要求。除了各高校非常重视之外，很多国家的大使，包括澳大利亚国会贸易次长都亲临展会参观，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如果我国的民办高校不能迅速发展，招生情况得不到大幅度改善，那么很多生源就会流向国外高校。

2、家庭收入

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高等教育实行收费教育，除公办高校是按照生均差额财政拨款实行的部分收费教育外，民办高校实行的是完全收费教育。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家庭教育支出比例不断上升。在高等教育阶段，家庭支出的教育费用正接近政府投入。总的来看，中国家庭的教育费用负担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

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决定国家实力和家庭生活的基本水平，从根本上影响着家庭人力投资的增长水平。但居民家庭收入的实际增长是家庭人力投资的最直接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迅猛增长。1981-1999年的19年间，按现行价格计算，城镇居民收入平均以每年12.9%的速度递增，消费模式迅速从生存型和温饱型转向小康型。我们对1990-199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X)变动对教育投资(Y)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下：Y=-62.34+0.052X。判别系数R=0.98（R为相关系数），表明收入与教育支出呈现高度相关性，即家庭人均收入越多，家庭教育投资也越多。如果家庭收入能够负担得起，那么这只是选择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的问题；如果家庭收入负担不起，那就变成了能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因此，家庭收入通过对教育支出的影响进而影响民办高校的生源选择。

3、高校招生政策

在我国目前高校招生还是主要实行计划管理体制的情况下，民办高校的招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高校招生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