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精选(九篇)

第1篇：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安全感；锦州市；问题；社会

中图分类号：F27；D6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9-000-01

一、引言

总理曾说过“老百姓有安全感，社会才有安定感，国家才能稳发展”，由此可见，党中央对社会安全感的高度重视。同时，社会安全感也是各地政府及人民所关注的，全国各地的会议中都提出了类似“让社会更有安全感，让群众更有幸福感”的关于增强群众安全感的议题，可见全国人民都在高度关注社会安全感。如今的中国仍存在许多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后果不可小觑。在食品安全方面屡见不鲜的“地沟油”问题仍未得到彻底的解决，更有“僵尸肉”窜上餐桌，出现了肉比缉私人员年龄还大的现象；在社会治安方面网络诈骗泛滥，甚至有“校园暴力”的出现影响祖国的下一代；在交通安全方面“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仍四处可见，“女新手”也成为新的马路杀手的代名词，“酒驾”问题层出不穷；在医疗安全方面，“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现象也十分严重。

尽管国家对社会安全感的重视度很高，但人们的社会安全感并未因此得到普遍显著提升，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所谓“衣食住行”是生活的基础与根本，人们的社会安全感与它切切相关，因此，提升人们的公共安全感指数也应由此出发，以此为基点建立完备的体系制度，做到赏罚分明。

二、锦州市社会安全感现状存在的问题

据调查结果显示，锦州市社会安全感现状存在以下问题：

1.食品问题频发

现如今，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不断加快，人们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人们越来越关注食品问题，不仅要求口感好，更要保证吃得健康。尽管我们大肆宣扬绿色食品、健康食品，仍有些食品存在安全问题。据了解，绝大多数的食品问题均发生在特定的经济与道德相作用的环境下，不负责任的生产厂商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在加工过程中放弃使用价格较高的原材料，而是使用大量的人工添加剂达到所需要的口感，危害人体健康。

2.社会治安让人忧心忡忡

最近媒体揭露社会治安问题严重，抢劫盗窃案件接二连三，诈骗更是频频出现，尤其是网络诈骗层出不穷。前不久，虐猫事件在网络上也是引人热议。社会治安问题的发生直接影响了社会的运行体制与人们生活的安定程度，是影响人们社会安全感的主要因素。唯有社会稳定、和谐，才能保证人们安心生活与工作。

3.医疗问题骤起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高速发展，医疗制度落后于社会的矛盾凸起，“看病难、看病贵、责任不清”问题一直持续至今。医疗基础设施薄弱、中间人抽成等问题浮出水面。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医疗设施参差不齐，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是影响医疗问题的主要原因。最近出现的医护人员互相包庇使得医疗事故无人承担结果，更是让人心寒。

4.交通事故从未停止

出行是人们每天必要的活动，若不保障人们的出行安全，又能怎样使其安心生活？道路拥堵（尤其是重要路干）、汽车尾气、车祸等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以改善这类现状，可结果却让人出乎意料，如驾驶证扣分新规定颁布后，扣分内容与锁扣分数均有所增加，可是如今酒驾、闯红灯事件的比率仍未下降。

三、提高锦州市居民社会安全感对策

1.针对食品安全问题，首先，制定严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监管应从食品供应的源头开始，从根本上防止有害物质造成伤害。其次，可以将有害食品严格划分等级，针对不同等级的危害实施严格的惩罚措施，包括召回制度、查封、赔款、刑事惩罚等。还有，政府可以设立举报电话，邮箱等，供大众举报食品安全问题，并且设立高额的举报奖金。更重要的是要加强信息的双向流通，例如政府通过网络等渠道及时向大众披露食品安全的最新情况，举报情况等等。最后，我们也可以学习借鉴一些发达国家治理食品安全的经验和制度。

2.交通安全问题实际上体现的是我国生命教育的缺失，“中国式过马路”，“酒驾”等社会现象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大众的生命意识不够强烈，因此，加强全国范围的交通安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完善交通法规制度，加强道路建设，例如设立清晰的路标、警示牌，根据恶劣天气，弯路，早晚高峰等具体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等等。

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总方针。在此基础上，应加强社会治安的基础性工作，排除治安隐患，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同时要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确保执法工作落实到实处。并且，应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提升国民素质。现如今科技飞速发展，不法分子的犯罪手段层出不穷，因此，使人民群众拥有基本的法律常识十分重要。

4.医疗安全向来都是极为敏感的话题，要增强群众的医疗安全感，必须落实系统完善的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及其相关规章制度、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并且要紧跟相关部门的质量管理和监控的实施环节。同时也应加强医疗人员的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培训，树立良好的“白衣天使”形象，对人民群众进行相关医疗知识宣传等。使医疗人员与就医人员彼此多些理解，缓和医患之间紧张关系。

参考文献：

[1]梁玉栋.警惕公民社会安全感的缺失[J].中国城市经济.2011. 08.15.

[2]郭少华.风险社会背景下城市居民安全感提升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0.20.

[3]洪梅，任璐，罗霞梅，李述鹏.社会安全感现状和原因调查分析[J].金田（励志）.2012.09.15.

第2篇：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调研

党的十八指出：要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着力建设平安中国，2013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要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因此，积极适应小康社会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下大气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平安建设，是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机关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近几年来，作为推进平安建设主力军的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深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建设,对维护社会政治、治安稳定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但是，平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系统工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刑事犯罪进入高发期，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凸显；利益分配的调整、社会的深刻变革和思潮的多元冲击，在加快社会文明程度进步的同时，也给推进平安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当前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尚处于初级阶段，整体打防效能不高，群防群治水平仍然较低，作用发挥不明显等，仍影响着平安建设的进程。近期，笔者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在深入群众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就如何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深入推进平安建设谈几点个人看法与设想。

一、__县治安形势分析及推进平安建设现状

__县是部级贫困县，地处__南部，南依巴山，北临汉江，三面环楚，素有“秦头楚尾”之称，是入陕进川的重要门户。全县总面积1450平方公里，总人口20.8万人，襄渝铁路、“十天六高速”316国道穿境而过。特殊的地理位置、水陆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正在奋力实现突破发展的__县治安状况较为复杂，杀人、抢劫等暴力案件时有发生；团伙犯罪、流窜作案频发，特别是侵财类案件尤为突出，占各类案件的80%左右，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近几年来，全县公安机关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坚持把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服务和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牢固树立“稳定是第一责任”的意识，充分履行公安职能，坚持严打、严防、严控方针不动摇，深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平安__”建设，在信息警务、规范执法、社会面管控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得全县社会治安秩序日趋稳定，警民关系日益和谐，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20__年度，__县被评为全省平安建设先进县，20__年，在省综治办组织的民意调查中，__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达93.97%,位居全省第34位；对全县公安队伍整体形象满意率达86.51%，满意率居全省第9位。

二、影响社会治安暨平安建设的主要因素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是衡量一个地区平安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从省综治办调查的情况上看，我县公安系统整体形象满意度是在排名上进入了全省前列，但从具体数据来看并不是很高；而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即公共安全感）也仅位居全省第34位，这说明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85%以上的群众认为，社会治安状况是影响公共安全感的主要因素。因此，从社会治安状况的层面上分析，影响平安建设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两抢一盗一骗”为主的侵财类案件多发对推进平安建设的影响尤为突出。一是侵财类案件发案总量始终维持高位状态。20__年，我县共立刑事案件176起，其中侵财类案件131起，占发案总数的74.4%。平均每3日即发生一起侵财性案件，侵财类案件在发案总量的比重仍居高不下；二是负面效应波及范围广。“两抢”案件侵害方式直接，甚至造成人身严重伤害，往往给被害人及其家人带来难以修复的心理“阴影”；一起入室盗窃案件可能导致整个小区居民安全感和满意度下降；而街头抢劫、诈骗等案件则往往发生在公共场所，周围群众感受更是真切和直观，直接影响群众对社会治安的评价。三是破案率相对偏低。__县位于__最南端，三面环楚，是连接陕鄂、进陕入川的交通要塞。不管是本地还是外的犯罪分子，得手后不用十分钟便可逃离县境，或将赃物转移外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水陆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犯罪分子作案的“理想”之地，是侵财案件不断攀升客观原因之一，也给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及追赃带来了困难。近年来，侵财类案件的破案率有所上升，但也只在60%左右，有相当一批侵财案件没有得到及时侦破；在一些已破案件中，由于多种因素影响，群众被盗的财物损失无法有效追回，侵财案件“高发低破”导致群众颇有微词。

（二）日常治安管理工作相对滞后是影响平安建设全面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是农村和社区警务不够深入。__县现有4个社区124个行政村，共建立127个警务室，但由于中心任务繁重、警力不足等多方面原因，民警下驻警务室工作时间无法保证，导致“见警率”低，“管事率”低，群众满意率当然不高。二是“两口一屋”及车辆管控乏力。据统计，__县现登记有暂住人口370 人，出租房屋350户，但实际上，辖区出租房屋、暂住人口的数字大大超过此数。特别是境内厂矿 企业及不断增多，重点工程建设相继上马，外地民工及车辆大量进驻__，且流动性大，给公安机关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相当一部分流动民工和机动车辆没有被及时纳入公安机关的管辖视野，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极大隐患。三是服务群众仍有差距。近几年来，公安机关“冷、硬、横、推”的现象已较为少见，但是主动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还是做得不够：习惯于“坐堂等案”，不会主动深入群众；习惯于强化行政管理，不会提供优质便民服务；习惯于研究立案、打击数字，不会主动分析群众安全感的切身感受，尤其是在服务和保障民生方面存在主动性不强，效果不佳，群众对此意见较大。

（三）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相对薄弱是影响平安建设全面推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近几年来，全县发案总量虽呈下降趋势，但杀人、抢劫、入室盗窃等影响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的案件仍处于高发状态，这说明我们在治安防控层面仍存在薄弱坏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急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治安最主要的特点是开放性、动态性明显增强，流窜犯罪十分突出。面对当前人、财、物大流动、动态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治安环境，人防、物防、技防等方面的建设发展还不平衡，暴露出分散、孤立、应急能力不强等缺点。从治安基层组织建设上看，村综治办、治保会、调委会、警务室等组织机构人员交叉重叠，工作范围类似，且隶属关系不一，难以协调组织，加之监督执行缺乏力度，致使信息、资源不能共享，难以有效发挥综合治理效能。从群防力量建设上看，一方面由于__经济发展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劳务输出在全县经济领域的比重仍然很大，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导致群众性治安防范力量缺乏，加之农民商品经济意识、市场经济意识逐渐增强，冲击了干部群众传统的生产协作方式和观念，义务巡逻、“红袖章”队伍建设等仍处于流于形式的层面上；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化建设步伐较快，新建的小区在物业管理方面跟不上形势，已建的老往宅楼、居民区已不符合安全规范要求，小区治安防范能力难以提升。从阵地控制层面上看，部分娱乐服务经营业主法制意识淡薄，受经济利益驱动，不依法经营，有的旅馆为提高入住率，将治安管理规定置于脑后，不出示身份证照样留宿；有的公共娱乐场所为保护顾客的所谓“隐私”，监控设备装而不用、形同虚设；有的废品收购点，根本不问废品的来源，照单全收，成为盗窃犯罪销赃的温床。导致阵地控制难以融入社会防控链。从科技防控层面上看，随着“三基”工程建设、“三项”建设的全面推进，逐步建立和完善了110指挥中心视频监控系统，初步实现了__城区及各镇、村重点部位视频监控全覆盖，全县信息化建设水平和技防能力大幅提升。但一些警务信息系统和先进科技装备没得到充分应用；资源整合、情报研判仍处于初级阶段；部分民警应用警务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的主动意识还需进一步加强，应用技能还需进一步提高，依托科技加强治安防控工作的潜力仍不见底，发展空间仍然巨大。

三、以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为龙头，全面深化平安建设的几点建议

平安建设的深化和推进，以及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的改善和提升，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归根结底在于社会治安状况的根本改善和良性发展。作为平安建设主力军的公安机关，应当通过高效工作和积极引导，创新防范、打击犯罪工作机制，不断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逐步改善、提升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以和谐稳定社会治安环境的促推平安建设不断深化。

（一） 建立有效的打击犯罪工作机制是深化平安建设的关键所在。

群众看治安，关键看破案。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是影响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最直接的因素，也是深化平安建设的关键所在。如果一个地方发案率居高不下、发的案件破不了，违法犯罪活动得不到有惩治，群众的利益得不到维护，群众就会感到不安全，平安建设与就无从谈起。作为肩负着打击违法犯罪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严厉打击之势，提高打击效能，维护社会稳定。一是要建立大刑侦工作格局。具体来讲，应建立以刑侦部门为骨干、派出所为依托、各职能部门相互协作的大刑侦工作格局。刑侦部门在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作用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分析研究从个案到类案，直至某一领域犯罪的规律和特点，提出打击犯罪工作的指导性意见；相关单位打破警种界限，根据各自职能，跟进一步，全面服务侦查破案工作，促进打击工作形成合力，有力提高现行案件侦破率。二是要严历打击多发财犯罪。公安机关针对“两抢一盗一骗”等多发财犯罪作案快、逃逸快的特点，要根据辖区警情灵活运用警力，把现行犯罪尤其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多发财案件如街面“两抢”、入室盗窃等作为主攻目标，快侦快破。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重大案件要力争做到发一起，破一起，切实增强打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坚决遏制多发财犯罪势头。三是进一步加大对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侦破力度和对重大疑难案件的攻坚克难力度。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不断创新打击犯罪工作机制，突出打击重点，改进打击方式，提高打击能力，更加有力有效地打击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进一步深化侦破命案工作和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铲除社会治安毒瘤。四是处理好三种关系。要正确处理破大案与破小案、破案件与防案件、破案与追赃追逃的关系，既要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又要有效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两抢一盗”等多发财型犯罪；既要集中精力破大案，又要坚持不懈破小案，用“破小案积累大和谐”的理念引领破案工作；既要做到发案能破，又要强化追赃追逃工作，让违法者得以惩治，让群众损失得以挽回，切实增加社会安定的因素。

（二）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深化平安建设的基础工程。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深化平安建设的基石。公安机关必必须在党委、政府领导下，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推进社会治安防范“853”工程，逐步建立起“信息灵敏、反应迅速、防控严密、打击精准”的新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一是以农村和社区警务为龙头，整合基层群防群治组织。可探讨性的将村综治办、治保会、调委会、警务室有机整合，实行“四位一体”联合办公，实现警务室工作与村级综治组织整体联动，齐抓共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抓好村民小组组长、治安中心户长队伍等群防群治组织建设，积极发动群众，组建治安巡防、“红袖章”等民间治安防范队伍，构建以警务室为中心，辅射全村的“治安中心户长—村民小组组长——警务室”三级信息收集、治安防范、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把警务的触角延伸到群众家中，形成了一张专群结合、上下联动的人控网。二是建立“点、线、面”结合的“网格化”巡防格局。针对城区流窜作案频发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全县主要出入口的下卡子、构扒和冷水三个警务查报站建设，确保人员、设施到位，建立刑警、治安警、交警联合24小时执勤机制，增强抓现行、堵流窜、防外逃效果，做好“点”上控制；以交警、巡警为主要力量，将警力向违法犯罪高发时段、防范薄弱地段倾斜，强化重点路段、重点部位的巡查力度，做实“线”上管控；以社区民警、驻村 民警及社会治安巡防力量为主，以保安公司扩充经营物业管理为途径，强化重点单位、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及乡镇、村重点部位、重点路段的安全防范工作，做强“面”上管控。从而形成领导包片、划线包干、民警定时、定责、定人、定岗的要求与“点”“线”“面”相结合的治安防控网络，最大限度地降低“两抢一盗”案件发案率，最大程度地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三是要大力提升技防水平。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以“三项建设”和金盾三期工程为契机，加大技防资金投入，积极推行警铃入户和小视频监控探头进校园、进店铺、进企业、进村组、进院落，进一步整合技防监控资源，将各企事业单位、特种行业场所、银行、医院、学校等监控资源纳入公安视频监控体系。同时，加强民警的信息化知识培训，全面提升公安队伍科技应用水平，努力实现技防监控的科技效能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挤压违法犯罪空间。

（三）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新期待是深化平安建设的核心内容。

要深化平安建设，就必须积极回应并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新要求、新期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工作。公安机关承担着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融管理、服务于一体，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运转协调、高效廉洁的社会管理与服务长效机制，切实提高公安机关社会管理与服务水平。并把方便人民群众工作生活、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为公安机关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主要方向，实现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从政策上促进、从制度上保证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要按照从防范控制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流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坚持公平对待、搞好服务、合理引导、完善管理的方针，密切配合相关部门，努力为流动人口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切实保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依法打击、防范流动人口中的违法犯罪活动。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对“社会人”、社会组织、“虚拟社会”的管理与服务，使整个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既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激发社会的创造活力，又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有序。要加强和改进治安、出入境、消防、道路交通等公安行政管理工作，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减少中间环节，拓宽服务领域，提高办事效率，为群众提供公开透明、高效便捷的服务。要从户口登记、证照办理、报警求助、交通事故处理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不断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政策和措施，树立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排一次队、少等一分钟的观念，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公安机关执法为民带来的实惠，切实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

（四）对不安定因素和各类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是深化平安建设的有效途径。

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影响，当前社会处于矛盾多发、高发时期，各类矛盾纠纷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大量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不安定因素广泛存在，并成为引发各类刑事、治安案（事）件和突发性、的主要诱因，影响着社会的整体稳定。因此，加强基础工作，强化矛盾纠纷源头治理，下大气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是党委、政府和各级政法机关的重要任务。作为处于维稳第一线的公安机关，要树立“防事防小”、“防微杜渐”的思想，充分发挥与群众接触多、与社会接触面广的优势，主动摸排、提前预防、全力化解，最大限度的把各类矛盾纠纷和不安定因素消化在内部、消除在萌芽状态。一是要健全完善信息研判机制。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健全完善社情民意综合分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突出隐患监控预警、重要信息即时报告等机制，密切关注社会面，做到敏感时期集中查、特殊群体重点查、潜在问题定期查，严密掌控带有苗头性、倾向性、可能影响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纠纷，切实把可能引发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单位、重点人群、重点问题搞清楚，做到未动先知、有动必知、预警在先、控制在先、防范在先。二是要健全完善疏导化解机制。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以社区和农村警务室为依托，进一步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巩固和完善县局、所队、警务室民警“三级联调”机制和基层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公安调解“三调联动”机制，找准化解矛盾的新载体，打造做好群众工作的新平台，着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坚决防止矛盾升级引发大规模、个人极端事件、暴力恐怖事件、恶性“民转刑”案件等。三是要健全和完善源头预防机制。要以和谐理念为指导，以和谐状态为目标，本着源头预防与多元化解并举、解决民生问题与维护社会稳定并重、打造平安与构建和谐并进的原则，提请党委、政府牵头，进一步健全完善源头预防、利益协调、诉求表达、舆情研判、矛盾化解、教育引导等机制，更加注重关注民生、治本控源，更加注重关口前移、超前预防，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五）推行案件回访制度是深化平安建设的有益补充。

推进平安建设的进程，与我们执法机关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息息相关。一起案件的发生及侦破，不仅关系到案件的当事人，其影响会波及周围的一群人乃至整个村镇。因些，案件侦破后，民警不定期的回访，及时消除不良影响，并以案说法，向群众宣传和讲解安全防范的常识，教育和引导群众引以为戒，提升防范意识，增强案件侦破的社会效果，这对提高安全感和满意度、深化平安建设均有着重要意义。即使对未破的案件，民警的多次走访可以使群众直观的感受到公安机关在尽力侦破案件，也能将其不安全、不满意的看法降到最低。因此，推行案件回访制度是提高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和深化平安建设的一个有效手段。一是回访案事件当事人。刑侦、治安、派出所等办案单位，对办理的刑事案件特别是盗窃、抢劫、抢夺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案件当事人，逐一登门回访。对已经破获的案件，询问当事人是否满意，告诉他们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对未破案件的当事人，要向他们通报采取的工作措施，表明公安机关破获案件的决心。二是回访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案发地群众。案发地所在地派出所要及时向群众讲解案件进展情况，增加案件的透明度，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同时控制以讹传讹情况的发生，杜绝群众之间歪曲言论的流传，影响部分不明真相的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第3篇：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社会情感；社会心态；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期。在社会转型的同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引发了民众社会心态的巨大变化。社会情感是社会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众参与社会生活的心灵窗口。任何社会都需要民众以适度的情感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但是，当情感脱离了理性和道德的约束，就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生活秩序的动荡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情感问题引发社会心态失衡，从而导致社会问题日渐增多，会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一系列地负面影响。因此，了解民众的社会情感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探求调节民众社会情感的有效途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从山东省济南市五区随机选取12个居民小区，在小区内随机选取居民户发放问卷，当场回收。发放问卷750份，剔除无效问卷53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697份，回收率为93.07%。然后随机选取30人作为被访者，由调查员手持问卷对被访者进行访谈。

本次调查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做的社会心态调查的一些题目自编问卷，共有17题，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的问卷，第二部分是关于社会情感的调查，包括幸福感、压力感、安全感、支持感、信任感、公平感、尊严感、迷茫感和浮躁感9种社会情感，采用1～5点量表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对应的社会情感强度越高，反之，分数越低表示对应的社会情感强度

越低。

二、结果

1.社会情感的基本特点

本研究考察了幸福感、压力感、安全感、支持感、人际信任感、对政府的信任感、公平感、尊严感、迷茫感、浮躁感10种影响生活质量的基本情感。结果显示，调查对象的平均幸福感、安全感、支持感、人际信任感、尊严感得分分别为3.79、3.38、3.48、3.56、3.44，都处于较高的水平；平均压力感得分为3.00，处于中等的压力水平；对政府的信任感上的平均得分为3.05，说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处于一般水平；在公平感上，有56.8%的人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调查对象的平均得分为2.56，表明民众的公平感较低；调查对象的尊严感平均得分为3.44，处于具有“较多尊严感”的水平；在迷茫感和浮躁感方面，调查对象的平均得分分别为2.67和2.71，说明民众有一定迷茫感和浮躁感。

2.社会情感的影响因素

为了考察性别对社会情感的影响，以性别为自变量，分别以10种社会情感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压力感、支持感和人际信任感的性别差异显著，男性的压力感显著高于女性（t=3.24，p2.13，ps

为了考察年龄对社会情感的影响，以年龄为自变量，分别以10种社会情感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除压力感之外的其他社会情感均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Fs>2.68，ps

为了考察婚姻状况对社会情感的影响，以婚姻状况自变量，分别以10种社会情感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不同婚姻状况个体的人际信任感、迷茫感和浮躁感存在显著差异（ts>2.47，ps

为了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情感的影响，本研究根据家庭男主人、女主人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测量，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然后，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量，分别以10种社会情感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的压力感和安全感存在显著差异（Fs>3.69，ps

三、讨论

1.社会情感的总体特点及问题

从调查情况来看，在社会情感上，幸福感指数（3.79）、安全感指数（3.38）、支持感指数（3.48）、人际信任感指数（3.56）、尊严感指数（3.44），均处于较高水平，而压力感指数（3.00）、对政府的信任感指数（3.05）、浮躁感指数（2.67）、迷茫感指数（2.71）处于中等水平，这表明人们的社会情感总体上处于较为积极的状态，但在调查中也了解到民众在某些社会情感方面存在问题。

第一，安全感较强者一般都忽视了生活中的安全隐患。当被问到“你觉得你生活得安全吗”时，有51.7%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比较安全，只有18.7%的人认为自己生活的不是很安全。而被问到“你觉得现在的食品、药品、交通、人身、财产等方面安全吗”时，100%的被访者会明确表示不安全。在面对频繁发生的食品、药品、交通、财产等安全事件时，众多民众并没有意识到安全隐患的存在，这是对安全问题的一种漠视。

第二，获取支持感渠道较为单一，以传统的家人、亲戚支持为主，社区、单位、党组织等社会支持较少。这一研究结果与前人调查结果一致。30名被访谈对象一致表明当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帮助自己最多的就是家人，其次是亲戚朋友。表明民众的社会支持系统较弱，党政组织、社区组织等社会支持功能弱化，民众仍然以家人、亲戚为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这就需要政府增强其主要职能，向百姓提供更完善、更人性化的社会服务，让民众获得更强的支持感。

第三，民众的公平感不高，有56.8%的人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公正性，也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风险和竞争，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位成员倍感压力。同时，“拼爹”“富二代”“萝卜招聘”现象时有发生，普通百姓渴望向上流动的通道遭遇阻塞，社会阶层出现固化的倾向。这种社会上特定群体用不公正的手段或者凭借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来获取利益的现象，导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层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健康、资源等诸多领域面临缺失与无奈，造成普通民众强烈的不公平感。

2.社会情感的影响因素

（1）性别

调查结果显示，男女两性被调查者的社会情感存在差异。男性的压力感显著高于女性。原因可能是目前多数家庭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这就导致在面临物价上涨、住房贵、上学难、看病贵等家庭经济类问题时，男性会比女性体验到更大的压力感。另外，在职场上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也是男性压力感高于女性的一个原因，男性比女性承担更多责任和竞争，这就导致在面临收入、晋升、失业等工作问题时，男性比女性体验到更强的压力感。本研究发现，女性的支持感和人际信任感均显著高于男性，这也是男性的压力感大于女性的原因之一。

（2）年龄

本调查发现年龄对社会情感具有一定的影响。原因可能是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生活的时代背景、接受的教育、面临的问题不同所致。20世纪60年代及20世纪60年代前生人，经历了出生挨饿、上山下乡、改革下岗等，导致该年龄段个体幸福感、安全感、支持感较其他年龄段个体低，同时该年龄段的个体文化程度一般较低，思想大多比较保守、狭隘，因此他们的社会情感较为消极。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在青少年时代，物质生活较为匮乏，但精神生活充实，感受到了理想和信念至上的社会精神，成年之后，大学包分配，赶上改革开放，目前他们多数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拥有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在支持感、对政府的信任感、公平感上“70后”个体是最高的，他们的社会情感与其他年龄段的个体相比更加积极乐观。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人，物质生活相对富裕，多数为独生子女，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和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因此，他们的幸福感、安全感、人际信任感较高。但是生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伴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成长，因此追求速度、急躁，成为该年龄段个体的普遍心态，另外遇上上学扩招、就业竞争激烈等问题，因此导致该年龄段的个体迷茫感较高。

（3）婚姻状况

本调查发现，不同婚姻状况的个体社会情感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已婚个体的人际信任感、迷茫感和浮躁感显著低于未婚个体。表明已婚个体心态更加成熟，有更明确的生活目标，不易心浮气躁。因此，未婚个体的社会心态更加需要社会关注和引导。

（4）家庭社经地位

本调查发现，在社会情感方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个体的压力感越强，安全感越低。社会变革的深化和社会分层的演进，扩大了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低社经地位的家庭个体在经济收入、权益维护、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处于不利境地，使他们的情感变得更焦虑不安。

参考文献：

[1]李景春，刘芳.论民心情绪化问题的成因与调试.学术交流，2007（9）：22-25.

[2]师保国，申继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智力和内部动机与创造性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1）：30-340.

[3]王俊秀，杨宜音，陈午晴.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民主与科学，2007（2）：40-44.

第4篇：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小学生；孤独感；社会因素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08）09-0020-03

孤独感(loneliness)是指个体所体验到的孤独的情绪状态，是由于社会交往不足或人际关系缺陷而导致的一种心态。虽然一定的孤独体验对于人格成长的作用可能并不全是消极的，但孤独感给儿童造成相当大的痛苦。孤独体验与抑郁和被遗弃感相联系，使儿童找不到社会归属感，并导致自尊下降。Asher等（1984）研究表明 10％~16％的学龄儿童报告存在严重的孤独感。我国学者邹泓（1993）调查结果与此相近。因此有必要了解影响小学生孤独感的社会因素，以寻找有效的缓解方法。笔者认为，小学生孤独感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亲子依恋

亲子依恋是儿童社会交往系统中出现最早的一种社交类型。与儿童的其他社会交往相比，它是交往相对较频繁、较稳定、时间持续较长久、影响较为深远的交往类型。Vondra（1999）等人认为亲子依恋具有以下几个作用：亲子依恋关系提供安全感和自我效能感，使儿童在其他社会情境中满怀信心和胜任力地去参与；亲子依恋对象的作用是“安全基地”，是保护，是对压力、焦虑的自然遮挡。在孩子有压力时，父母作为安全和安慰的源泉，其心理支持性是亲子依恋关系与其他关系的不同之处。因此，亲子依恋水平越高，小学生的孤独感越低。

早期亲子依恋具有稳定性，安全依恋的儿童大多在小学期间仍然与父母保持良好的情感联系，亲子安全依恋儿童与不安全依恋儿童在学校的表现与他们在幼儿园的表现及其相似。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早期亲子依恋为安全型的学生的焦虑、敌意行为比不安全型依恋学生少得多，他们的孤独感也较少，他们与情侣也通常形成同早期亲子依恋相似的情感关系。

与母亲形成安全依恋的小学五年级儿童，报告了较低的孤独感。父母婚姻质量对儿童社会化有重要的影响，有关离异家庭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比如抑郁、焦虑、孤独等一些内部行为问题，是父母离异儿童的常见症状。但是婚姻关系的不协调如何导致儿童的发展问题呢？情感安全性假设认为，儿童的情感安全性是父母婚姻质量和儿童适应的中介力量，婚姻关系的不协调是通过威胁儿童的情感安全性而影响其社会性发展的，这一假设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

2.同伴接纳

同伴接纳是同伴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它是一种群体指向的单向结构，反映的是群体对个体的态度：喜欢或不喜欢，接纳或排斥。同伴群体关系提供给儿童的是，自己是否属于某个同伴群体的经验，个体可以从中获得归属感，即一个人属于群体或被其接纳的感受。

同伴接纳水平较低的儿童会体验到较高水平的孤独感，这一结论得到了多项研究的支持。其中有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的幼小儿童(Cassidy, Asher, 1992)，有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小学儿童(Crick, Ladd, 1993)，有六年级或七年级到八年级的早期青少年（Parkhurst, Asher, 1992 )。这些研究表明，即使是幼儿园的儿童也能觉察到同伴群体中的交往困难，并体验到被同伴拒绝的不愉（Cassidy, Asher, 1992）。国内研究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邹泓（1993）的研究表明不受欢迎的儿童比其他儿童更孤独。俞国良等（2000）也发现儿童的同伴接纳与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周宗奎等（2001）的研究表明，儿童的孤独感是按受欢迎儿童――矛盾型儿童――一般型儿童――被忽视儿童――被拒绝儿童的顺序依次递增的，儿童社交地位越不利，其孤独感越强。

Bush和Ladd（2001）的研究也表明，被拒绝儿童经历了同伴较多的消极对待，更可能表现出较高的孤独感。Parker和Asher指出在儿童时期的同伴拒绝常常给他们带来严重的情绪问题，那些被拒绝的儿童常常对自己不满意，对自己与其他儿童的关系不满意，这些儿童中的大部分都经历着较严重的孤独感和社会不满意感。被拒绝组儿童在同伴交往中是比较笨拙的和不明智的，常表现出活动过度、不合作、控制他人、故意捣乱、侵犯他人、以怪异的方式引起同伴的注意，虽然他们经常尝试着加入到群体活动中，但总由于他们令人讨厌的特征而被拒之门外，处于孤立或受排斥的地位。

3.师生关系

儿童进入学校之后，教师逐渐成为儿童生活中的“重要他人”，教师在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对儿童的学习、情感、态度、行为等进行着评价，并在与儿童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具有重要的情感联系的关系类型。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儿童的自我评价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他人的评价，由于教师的权威和地位，来自教师的评价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教师的评价不仅直接影响师生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儿童的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因而影响着小学生的孤独感。来自教师的信任、尊重和期望使学生建立与教师的依恋关系，获得社会支持，并提高自信心，强化其自我效能感，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减少小学生的孤独感。

师生关系是指儿童与教师形成的以情感、认知和行为交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心理关系。它是学校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基本人际关系，且是师生之间以情感、认知和行为交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心理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促进学生愉快的学习和减少学生问题行为的关键因素，它有利于学生健康情绪和智能的培养，促进其身心全面发展。现代教师已经超出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角色，理想的教师不仅应该为儿童提供丰富的认知学习材料和环境，调整好儿童的活动水平，为儿童的行为和技能提供支持，还应该帮助儿童与家庭之外的成人(其中主要是教师)和伙伴建立积极、信任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人际交往。

学校背景下的孤独感是学生基于教师对自己的评价、情绪反映和行为表现及对自己在同伴群体中社交地位和学业水平的知觉而产生的孤单、寂寞、失落、无助和不满的主观情感体验。小学生的孤独感则会影响其与教师的交往，这对师生关系的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杨雪梅（2002）的研究发现，师生关系的亲密性与小学生的纯孤独感、社交需要未满足感、同伴地位评价和社交能力评价均显著相关；师生关系的支持性与小学生的孤独感显著相关；师生关系的冲突性与小学生的纯孤独感、社交需要未满足感和同伴地位评价显著相关。不同水平孤独感的小学生在师生关系支持性、合作性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高分组，而在冲突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高分组。

4.学业成就

俞国良(2000)对学业成就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儿童的学业成就会预测同伴中的地位与接纳程度，学业不良则可能导致同伴拒绝、适应不良、孤独、焦虑等一系列情绪问题。而对西方儿童来说，这种相关不显著。且与中国父母相比，西方国家的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成就关注程度较低，因此给予子女的压力也较小。学习不良儿童存在着诸如低自尊、情绪障碍、抑郁、攻击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和障碍是由于缺乏社会技能的缘故。此外，学习不良儿童有很多不良的个性特征，如冲动控制性差，缺乏问题解决能力，存在社会感知问题，低自尊、易受暗示性等。对98名儿童单独施测，研究中发现学习不良高危组儿童的孤独感、亲密感、同伴接受性方面与一般儿童有显著差异，他们认为自己更孤独，对其世界缺乏信心，很少被同伴接受。学习不良高危儿童与一般儿童相比缺乏社会技能，体验到较低的可靠感，很少有朋友，同伴接受性低，他们的老师评价他们学习能力低，适应困难。学习不良儿童由于遭同伴拒绝因而会经常体验到社会忧虑，他们在社会偏爱维度上得分很低，更可能被同伴拒绝，同时学习不良儿童还缺少合作性、领导能力。

5.年级

一些研究表明，小学生孤独感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三个年级中，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孤独感最高，其次是小学五年级，最后是小学四年级。年级、家庭、性别的交互作用中，年级与家庭的交互效应是显著的，其他交互效应都不显著。原因可能是被试是小学五年制学生，三年级开始增开英语课程，语文课程开始增加作文，数学课程开始增加应用题，学习内容增多，难度更大，使得很多三年级小学生不能一下子适应。特别是农村学生，父母很少辅导他们学习，他们会感到很大的学业压力，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习中，与父母、同学等人交往的时间减少，社会孤独感因而增大。而四年级学生已经适应这种学业难度，能够应对自如，与父母、同学等人交往的时间增多，社会孤独感因而减少。五年级学生面临着升学，虽然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但进入重点中学需参加入学考试，而这种入学考试还是相当严格的，因而会给五年级学生施加一些压力，要求也更加严格，五年级学生社会交往的时间就会大大减少，所以五年级学生相对于四年级社交孤独感较高，而城市五年级学生比县城和农村学生社交孤独感更高。

除了以上因素外，影响小学生孤独感的因素还有很多，如社会支持等。社会生态学和系统论理论认为，儿童发展是其与所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儿童直接接触的环境对其发展的影响尤为突出。家庭、学校、社区等是儿童直接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这些环境中的人、事、物对儿童的社会化有着极其重要而又直接的影响。家长、同伴和教师以及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是影响儿童发展的直接因素，每一方面的关系都对儿童发展有重要影响。同时，影响儿童社会化的诸多因素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合力的形式对儿童发展施加系统、全面的影响。因此，亲子依恋、同伴接纳、师生关系、学业成就、年级等不是孤立地影响小学生孤独感，而是共同对小学生孤独感发生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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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俞国良, 辛自强, 罗晓路. 学习不良儿童孤独感、同伴接受性的特点及其与家庭功能的关系. 心理学报，2000, 32(1) :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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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ush E S, Ladd G W. Peer Rejection as an Antecedent of young Children's School Adjustment: An Examination of Mediating Process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1, 37: 55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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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社会风险；H7N9；消费者；禽肉类产品；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3-0049-09

一、引言

2013年4月初H7N9所引发的社会风险，给我国禽类产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该社会风险发生后，全国各地大部分禽类市场几乎全部关停。人们谈“H7N9”色变，餐桌上的禽肉类产品很少被看到，当然也有部分消费者只是略微减少禽肉类产品的消费，甚至依然照常消费。那么究竟社会风险对我国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的具体状况――影响的存在性、影响深度、影响期限――如何？决定消费者受社会风险影响的因素是什么？决定消费者受社会风险影响深度的因素是什么？决定消费者受社会风险影响期限长短的因素又是什么？为了对这一系列系统化社会风险问题进行探索，需要对消费者行为进行分析，尤其是要对社会风险下的消费者情况进行研究。

目前，关于社会风险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领域，侧重于经济数据的绩效对比分析，缺乏个体的实证研究。例如，学者杨翠红和陈锡康在《SARS对我国消费的影响程度分析》中，用同期数据对比法分析了2003年SARS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指出餐饮、食品消费、家禽（猪、鸡、鸭）、饲料、大豆、玉米等方面受到较大冲击，但并没有对疫情下的居民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分析。曹大卫、宋冬林、高峰在《非典对我省消费需求的影响与对策建议》中认为，从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收入水平、商品（服务）及替代商品（服务）价格、人口变动、消费者心态等几大因素看，疫情风险主要是通过消费者心态影响消费需求。指出非典具有极强传染性及较难治愈的特点，在社会上形成了较大的恐慌气氛，进而影响到居民心态，由此人们会有意识地减少当期消费，致使即期消费总量减少。李原在《试论非典后消费环境的营造》中从体制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指出非典表面上是一场公共卫生的危机，事实却暴露出潜伏在我们社会深层沉淀下来的社会心态和精神的危机。刘颖在《突发事件中消费心态的分析与扩大消费需求――以非典流行期间消费现象为例》中对非典期间的消费者消费心态特点进行分析表明，突发事件中消费波动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者对安全的需求、理性预期变化以及从众心态等方面，提出了满足消费者的安全需求，稳定消费者的心态预期的建议。总之，以上关于疫情与消费的研究都缺乏实证性科研分析，而在消费者行为的实证研究方面成果很多，值得借鉴。例如，王志刚、周应恒等、曾寅初等以超市消费者为调查对象研究了影响其食品安全认知及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周洁红对浙江城乡消费者蔬菜安全的认知及其购买行为的分析，提出政府应通过信息管制等手段提高蔬菜安全管理，提高城乡居民食品安全认知水平。仇焕广、黄季煜、杨军利用对我国11个城市两次较大规模的住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t二元选择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显著影响消费者行为等等。鉴于社会风险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很少，为此文章尝试借鉴消费者行为研究经验与方法，利用logit二元选择回归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数据整理、回归分析等步骤就H7N险对我国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的影响（影响存在性、影响深度、影响的期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二、H7N险对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的因素选择及分析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在H7N9禽流感发生的背景下，由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团队成员于2013年4月至6月利用《中国水禽产品（肉鸭、鹅、蛋等）消费调查表》对黑龙江、河北、北京、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水禽主要产销区进行实地调查而获得。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40份，实际收回调查问卷330份，经检查剔除缺失关键变量数据的样本25份，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05份，问卷有效率为92.42%。对样本的调查方式主要采用面对面的访谈式调查，样本单位为单个消费者，受访对象包括企业人员、公务员、农民、学生等。无论是从样本的统计结果来看，还是从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家庭、收入等人口学特征来看，调查范围比较广泛，可以用于分析。

（一）变量选取

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将取三个被解释变量，“影响存在性、影响深度、影响期限”，分别记为Y1、Y2、Y3。它们相对应三个假设条件：假设1：Y1=1表示存在影响，Y1=0表示不存在影响；假设2：Y2=0表示H7N险下禽肉类产品消费减少量低于30%，Y2=1表示H7N险下禽肉类产品消费减少量高于30%；假设3：Y3=O表示H7N险的出现对消费的影响期限在3个月以内，Y3=1表示H7N险的出现对消费的影响期限在3个月以上。与此同时，本研究把影响Y1、Y2、Y3的因素按照主体内容不同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消费者自身基本特征变量。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别等是促使消费者在H7N险下对禽肉类产品消费受到影响的因素之一。第二类是消费者家庭特征变量，对广大消费者来说，家庭背景与H7N险对消费者影响存在性、影响深度、影响期限长短密切相关。第三类是消费者对禽肉产品的安全认知变量，也是H7N险对消费者产生影响的重要依据。第四类是消费者对H7N险的认知与评价变量，是消费者对H7N9影响的直接的主观评价。综合以往研究成果，联系禽肉类产品消费的实际情况，对以上变量进行赋值描述与分析。

（二）变量赋值及描述性分析

文章以H7N险的出现对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Y1、H7N9禽流感的出现对消费的影响深度Y2、H7N9禽流感的出现对消费的影响期限Y3为三个被解释变量，以消费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安全认知与消费者H7N险认知与评价四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据此建立了三个Logit二元选择回归模型，用来分析HT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存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1.被解释变量的描述分析

关于H7N险的出现对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的调查显示：82%的消费者明确表示有影响，将会减少消费，甚至不再消费；18%的消费者表示没有影响，将照常消费。同时，相对平常时期，54%的消费者对禽肉产品的消费减少量会在30%以内，46%的消费者对禽肉产品消费减少量会在30%以上。另外，调查显示HTN险对68%的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的影响期限在3个月以内，32%的消费者受到影响在3个月以上。

2.解释变量的描述分析

（1）消费者个人特征分析

从被访者个人特征方面来看，男性所占比例为67.87%，女性所占比例为32.13%，男性的比例较高。从被调查者年龄分布情况来看，样本主要分布在20～29岁、30～39岁、40～49岁这3个年龄段，处于这3个年龄段的消费者占总样本的比例分别为30.49%、30.82%、25.57%。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以初中及以下、高中、大学本科学历者占据主要成分，分别占总样本的25.57%、23.28%、20.00%，其次就是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研究生及以上、职高或技校的消费者分别占14.43%、9.51%、7.21%。从职业构成来看，是企业中一般员工、一般打工人员、企业中管理人员、农民的这四类消费者占据多数，分别占总样本的比例为36.72%、17.05%、13.77%、12.50%，其次是科技文卫工作者、公务员、学生和选择其他的消费者，这四类消费者分别占总样本的比例为9.84%、3.61%、3.61%、2.90%。

（2）消费者家庭特征分析

从家庭月均收入来看，主要集中在2000～2999元、5000元及以上、1000～1999元的这三类消费者占据一半以上，分别占总样本的比例为25.25%、21.50%、19.67%。其次是3 000～3 999元、4000～4999元、1000元以下的消费者，这三类消费者分别占总样本的比例为17.70%、12.60 %、3.28%。从消费者的家庭特征来看，样本家庭成员个数以5人及以上居多，占34.42%。其次是3人和4人，分别占有比例为30.82%、24.59%。占有较少比例的是2人和1人，分别占总样本的比例为6.56%、3.61%。家庭居住地在城镇的消费者为51.80%，而家庭居住在乡村的消费者为48.20%。

（3）消费者质量安全认知的描述分析

在H7N险下，消费者调查显示：71%的消费者关心产品质量安全，24%的消费者态度一般，5%的消费者对其表示不关心。关于消费者对禽肉类产品质量满意程度的调查显示：51%消费者持满意态度，5%消费者持不满意态度，44%的消费者持中立态度。另外，关于消费者对政府禽肉产品质量监管满意程度的调查显示：47%的消费者持满意态度，9%消费者持不满意态度，44%的消费者给予一般评价。

（4）消费者对H7N险的认知与评价分析

在305个调查对象中，有30%的消费者了解H7N9禽流感，65%的消费者知道H7N9禽流感，5%消费者不知道H7N9禽流感。同时，在关于对H7N9心态认知的调查显示：21%的消费者对H7N9禽流感持有恐惧心态，44%的消费者对H7N9禽流感持有一些害怕心态，35%消费者对H7N9禽流感没有畏惧心态。

3.变量赋值

研究将各解释变量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家庭成员个数、消费者对禽肉产品质量安全关心程度、消费者对禽肉产品总体质量安全满意程度、消费者对政府禽肉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满意程度、H7N9禽流感常识认知、对H7N9禽流感持有的心态分别被设为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并被赋予数值。具体相关变量的代码、含义、赋值见表2。

三、模型选择及回归分析

（一）模型选择

当被解释变量为非度量二元变量时，可以选取的模型有判别分析模型和logit回归模型。本文选取logit二元选择回归模型主要考虑三方面原因：一是logit模型适应选取的被解释变量Y1“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是否有影响”（无影响为O，有影响为1）。同时为了计量研究口径的一致性且能够使用同一种logit模型分析Y1、Y2、Y3，以得到最终的计量模型结果，故将Y2、Y3也设定为了0～1变量，Y2"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深度”（30%以内为O，30%以上为1）、Y3“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期限”（3个月以内为O，3个月以上为1）；二是Logit回归模型所需前提假设条件较少，所得模型计量结果较为稳定；三是logit回归能包含非线性效果和大范围诊断。因此选取logit二元选择回归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所采取的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上述公式中，i取值为{1，2，3}，Y1表示被解释变量：Y1表示“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是否有影响”；Y2表示“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深度”；Y3表示“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期限”。X1、X2、X3…Xk表示H7N险下影响消费者行为决策的因素；B0为常数，表示回归截距。B1、B2、B3……Bk分别表示影响因素的系数。

（二）计量结果分析

为了估计HTN险对消费者禽肉产品消费的影响及H7N9对消费者禽肉产品消费的影响深度与期限，本文使用EViews5.0软件作为统计分析数据的工具，将收集到的数据带入logit回归模型得出最终结果。根据实际调研样本的特点，本文选择20%的显著性水平。

对结果分析发现，解释变量x1、x2、x3、x5、x6、x8、x9、x10的回归结果都十分不显著，说明致使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中，H7N险的消费影响对上述几个变量反应不敏感。因此在剔除上述几个变量后，再进行一次回归，其结果如表6所示。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对H7N9的认识及持有的心态等四个变量系数较为显著，也就是说在HT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中，x4、x7、x11、x12起着关键作用。

原始模型表3与最终模型表4相比较发现，后者的McFadden R-squared和LR statistic值都变得越来越小，两者的Prob（LR statistic）值基本没有变，且比较显著，说明最终模型表4的预测效果比较好，故本文以最终模型表4为主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在该logit回归中，系数反映变化的方向而不反映变化的具体大小，因此本文仅讨论自变量变化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消费者对HTN险持有的心态”这一因素显著性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对H7N9的知悉性变量显著性也较高。

“受教育程度”变量的系数为负值，说明消费者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疫病事件越能保持理智的心态，H7N险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影响的概率越低。

“消费者对H7N9的知悉性”变量的系数也为负值，说明消费者对H7N险了解的越深越全面，其越能够在疫病面前保持理智，合理安排自己的消费，不会盲从那些道听途说的传言，H7N险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影响的概率越低。

“家庭人数”变量的系数为正值，说明消费者随着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加，消费者在H7N险发生时对禽肉类产品的消费越谨慎，H7N险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影响的概率越高。

“消费者对HTN9持有的心态”变量对消费者的选择也为正值，说明消费者对H7N9越抱有恐惧的心态，H7N险越容易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产生影响，其影响概率也越高。

至于解释变量x1、x2、x3、x5、x6、x8、x9、x10的显著性较低，说明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中，性别、年龄、居住地、职业、收入、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安全的关心程度、满意程度以及政府监管程度等因素所产生的作用不大。无论消费者性别是男或女；年龄大或小；居住地是在城镇或农村；职业是工人、农民或管理人员；收入高或低；对产品质量安全的关心程度、满意程度以及政府监管程度大或小，这些因素与H7N险对消费者消费禽肉类产品的影响均无关。

对于上述模型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表5）所示，解释变量x1、x3、x6、x8的回归结果都不显著，说明在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影响程度大小的众多因素中，这四个变量反应不敏感，说明影响较小。因此在剔除了上述几个变量后，再进行一次回归，其结果如表6所示：“消费者对H7N9持有的心态”这一因素显著性也是最高，其次为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对H7N9的知悉性、消费者对禽肉产品总体质量安全满意程度、消费者对政府禽肉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满意程度变量，它们的显著性也较明显。

同理，经过剔除部分变量再次回归后，模型表6的McFadden R-squared和LR statistic值都变小，说明最终模型表6的预测效果比较好。在最终模型表6所示的显著性变量中，年龄、受教育程度、消费者对禽肉产品总体质量安全满意程度、消费者对政府禽肉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满意程度这四个显著变量的系数为负值，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H7N险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程度越小。即当H7N险发生时，消费者年龄越大，或文化水平越高，对禽肉产品总体质量安全满意程度、或对政府禽肉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满意程度越大。其禽肉类产品消费虽受到影响，但其消费的减少量越小，大幅减少禽肉类产品消费的概率越低。

另外，职业、家庭人数、对H7N9的知悉性及持有的心态等四个变量的系数为正值，表明：随着职业能力的提高，多流域的跨界交流更加广泛，该类消费者与科技信息接触机会增多。当H7N9发生时，其对事件影响的判断越理智化，其对禽肉类产品消费的减少幅度较小；消费者家庭人口数量越大，消费者在H7N险发生时对禽肉类产品的消费越谨慎，其对禽肉类产品消费的减少幅度也较大；消费者对H7N9了解程度越高，其消费一旦受到H7N9的影响，那么这一影响程度就越大；同时，消费者对H7N9抱有恐惧的心态越强，H7N险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产生影响的程度也越大。

分析结果表7显示，解释变量x1、x2、x4、x7、x8、x11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说明影响H7N险对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影响期限度的众多因素中，这六个变量反应不敏感。因此应在剔除上述几个变量后，再进行一次回归。再次回归后的结果如表6所示，x3、x5、x6、x9、x10、x12这六个变量较为显著。

同理，经过剔除部分变量再次回归后，模型表8的预测效果比较好。在模型表8所示显著性变量中，消费者对禽肉产品总体质量安全满意程度x9与消费者对政府禽肉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满意程度x10这两个显著变量的系数为负值。表明：消费者对禽肉产品总体质量安全满意程度、或对政府禽肉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满意程度越大，H7N险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的影响期限越短。而x3、x5、x6、x12四个变量的系数为正值，说明：（1）城镇群体消费者受到H7N险影响的期限高于农村消费群体。这可能与农村的思想文化水平有关；（2）职业档次较高的群体，一方面由于其交际消费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其对知识信息了解的加深，H7N险所产生的影响期限越短，即H7N险的风声一过，他们很快会恢复以往的消费习惯；（3）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该类消费者群体一方面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高质量生活，另一方面食品消费的选择面更加广泛，所以H7N险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期限相对较长；（4）消费者对H7N9越恐惧，对H7N9的负面印象越深刻，H7N险对其禽肉类产品消费所产生影响的期限也越长。

四、结论与建议

第6篇：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民航飞行员；职业安全意识；飞行员安全意识

民航飞行员职业安全意识，指的是民航飞行员对民用航空飞行活动中的人、物或环境免受危害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的心理过程的总和。民航的职业特征决定着它存在着很多不安全的因素，比如：远距离飞行、复杂的天气、时差、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机场和航路设施等因素影响着飞行安全。飞行员不仅要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需要具备很强的适应力，而且还要承担着飞行安全和保障服务对象在旅途中的满意度，所以在工作中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压力。

一、影响民航飞行员职业安全意识的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体因素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和独特的工作态度，以及独立的安全意识，个体是职业安全因素的主体，也是影响职业安全的首要因素。影响个体职业安全意识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认知、情感和情绪、个性特征、意志。认知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它包括闻、看、思等方面。飞行员有时因为幻听、视觉幻象、记忆力有限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对信息进行准备地判断。情绪和情感是安全意识中的非理性部分，对飞行员的安全认识能力的发挥和运用产生导向、选择、激发等作用，在工作中如果飞行员有不良的情绪或情感，可能导致违规行为的发生，或因为特殊的环境下产生紧张情绪，使得神经兴奋或抑制失控，注意力不能集中，导致正常的动作程序错误或决策失误，最终引起安全事故的发生。如果飞行员没有坚强的意志力，遇到突发事件或困难，就轻易放弃生存的希望，或因为缺乏责任感，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只顾自己逃生，而不能冷静地处理紧急事件。个性和情绪的过度紧张或不稳定，对飞行安全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二）群体因素

调查指出，机组造成的飞机失事占事故总数的70%—75%。航空飞行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它需要飞行员的密切配合、职责明确才能顺利完成任务。机组群体的主要影响表现在群体意志影响个体成员的行为，跟一个群体工作时间长了，个体的认知、判断、行为都倾向于群体的一致性。一个职业安全意识不高的机组，少数平时循规蹈矩的飞行员会顺从机组的违规行为；一个不团结协作而极力表现个人能力的机组，遇到事情时往往因为个人的“英雄主义”，不和机组人员进行协商，单独采取行动，容易导致飞机事故的发生。

（三）环境因素

飞行需要在高空的环境中进行，因此有时因为恶劣的天气，致使飞行员的缺氧，导致其神志不清或脑筋“短路”，不能对接受到的信息进行准确的判断，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或因为恶劣的环境影响，使飞行员的身体不能自由运转或操作失控，导致事故的发生。

（四）管理因素

管理对飞行员职业安全意识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管理不当，不对飞行员进行安全教育工作，不磨炼其坚强的意志，就不能让飞行员清楚地认识职业安全的重大责任和重大意义，飞行员在工作中将掉以轻心，增加安全事故的隐患。

二、有效应对安全事故的措施

（一）民航企业高度重视飞行员职业安全意识

高风险的飞行任务，对飞行员的职业安全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飞行员具备优秀的职业安全意识，才能预防和减少不安全行为的发生。确保飞行任务的顺利完成。据我国民航总局调查报告，60%的飞机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是由飞行员的不安全行为导致的，而不安全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职业安全意识不够强。因此，民航飞行员职业安全意识是民航飞行安全的核心部分，民航企业要高度重视飞行员职业安全意识的强化。

（二）从根本抓起，积极创新民航飞行员的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是提高飞行员职业安全意识的根本手段。虽然民航系统几十年来都十分重视飞行员的安全教育，但是却没有明显的效果，反而使飞行安全教育出现高原现象。要克服高原现象，提高安全教育效率就得改变传统的教育结构和教育方式，通过创造性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理念来改善安全教育状况，从而提高飞行员的职业安全意识。

（三）抓住关键，着重磨炼飞行员的安全意志

民航飞行员职业安全意识的薄弱环节是安全意志。要想提高飞行员职业安全意识，就得瞄准安全意志这个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手段来磨炼民航飞行员的安全意志，强化飞行员的安全意志力，使民航飞行员的职业安全意识得到协调、均衡的发展，从而全面提高民航飞行员的职业安全意识水平。

（四）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提高飞行员的职业安全意识重在教育养成，离不开良好环境的熏陶。人是社会中的人，需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社会环境对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单位安全状况良好，那么就有利于提高飞行员职业安全意识。同时，安全文化也对飞行员职业安全意识起着重要的影响。安全文化对飞行员的安全价值观、方法、态度具有一个引导的作用。民航系统应当制订文化发展战略，全面地加强安全文化建设，营造优秀的安全文化环境，这样有助于熏陶飞行员的安全意识，提高他们的安全素质。

总之，民航飞行员的职业安全意识，对于我国的航空业来说产生重大的影响，它涉及运输中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民航飞行员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安全意识，加强磨炼自身的安全意志，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为我国的民航事业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罗云，樊运晓，马晓春.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215.

第7篇：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安全教育 高校校园安全 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7（b）-0145-01

1 校园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1.1 社会环境因素

现在，我国处于一个社会形态转变的阶段，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发展的不平衡、资源的分布不均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和矛盾，这就导致了从家庭和学校等基础的“点”开始，到社会不同的群体的“面”，都有很多的薄弱环节，这些薄弱的环节都是导致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刑事犯罪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以及教育机构对校园安全的关注度仍然远远不够，这也使得校园安全问题频发，导致了学生校园安全感的缺失。

1.2 学校方面因素

首先，我国高校校园安全教育有一定程度的缺失。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正处速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高校的校内外安全教育就显得更加的重要。然而，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很多学校对于校园安全教育都做的非常少。另外，这其中也存在着校园安全管理不到位的因素。这包含了管理制度不严格、管理方式不科学等等因素，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校外的不良分子进入学校，对学校的师生带来人身和财产方面的安全隐患。

1.3 家庭因素

第一，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会给学生带来非常大的益处。人在从婴儿至成人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家长对孩子带来的家庭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父母能在孩子的成长阶段给与孩子一个正确的健康的引导，那么这将对孩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非常大的积极意义。

第二，学生家长的一些不良行为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日常行为习惯的影响。学生的家长是孩子最重要的启蒙老师，家长的一切行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孩子的学习榜样，因此当孩子形成正确的稳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之前，孩子是没有辨别事物的好与坏、对与错的能力的，因此，如果父母的行为有不好之处，这将直接地影响到其孩子的日常行为习惯。

2 高校安全教育对校园安全的积极影响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的深入，全国各大高校都由曾经的封闭型办学逐渐过渡并转变为开放型办学，从一般的教学、科研机构，逐渐过渡并转变为日常教学、科研创新、生产制造等多元化的复杂的社会机构。现在的高校管理模式逐渐变得更加社会化，其办学的形式也由单一转变成了多样化，而学生的构成也变得更加复杂化，加之大学校园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二者相互交叉，在这种交叉和渗透之下，校园的治安形式变得越来越严峻。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高校的安全保卫工作自然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社会上时常有个别的不法之徒，他们看准了高校学生社会经验缺乏、相对稚嫩的缺点，经常进入高校或在高校周边进行盗窃、诈骗等违法行为，极端个别的外来人员甚至会对高校师生的人身安全造成危害，直接地危害了高校校园的和平稳定，会给高校师生带来非常大的不安感。此外，越来越多的高校形成了后勤社会化的模式，这就导致了有很多的非校内人员前来务工以及经商。这些人往往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其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其法制观念普遍较为薄弱、其人口流动性普遍比较大，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此部分人员相对不容易很好地管理起来。因此，这也导致了此部分人员的违法行为相对于其他人更为突显。

此外，当今的大学校区往往由原来的单一校区转变成了多个不同的校区，而且这些校区经常是分散开来的，这就导致了高校师生在交通安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为了增强高校的综合实力已经排名，当今众多高校都进行了合并，这有着非常多的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比如，这导致了同一所高校的不同校区之间的人员流动性变得非常的大，人员来往非常的频繁。因此若稍微有一些马虎大意，就有可能导致不同形式的交通事故。

最后，由于当今高校的逐年扩招，学生的人数迅速增加，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之下，许许多多的小商小贩都聚集在学校人口稠密之处。这使得高校及周边的治安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诸如此类的因素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因素单独都不会对高校安全保卫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但是当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时，就会使得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变得极其的复杂，其工作难度会成几何级数上涨。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高校学生具有社会经验少等缺点，而这些缺点往往是安全事故的诱因，因此加强高校的安全教育工作对校园的安全有着非常大的积极影响。如果我们能够一定程度上地弥补高校学生的这些缺点，那么我们就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些问题，使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真正地卓有成效，使高校的师生们能有更多的安全感，进而达到维护高校安全和稳定的目标。

想要解决高校校园安全的问题，首先要提高全国人民的安全意识和文化素质，它的本质就是我国国民道德素养的建设。这个建设是不能依靠某一组织或者团体的，而是需要学校、社会乃至各个家庭的协作，共同承担其这个责任，共同维护高校校园安全工作。

3 结语

随着我国高校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一些校园安全问题也逐渐突显，需要高校工作人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关注。该文就高校安全教育对校园安全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分析了目前高校安全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以达到加强高校安全建设的目的，从而形成健康、安全、文明有序的校园氛围。加强高校的安全教育工作对校园的安全有着非常大的积极影响。如果我们能够一定程度上地弥补高校学生安全意识低、社会经验浅薄等缺点，那么我们就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些问题，使高校安全保卫工作真正地卓有成效，使高校的师生们能有更多的安全感，进而达到维护高校安全和稳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杨得志.高校安全教育的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8.

[2] 王能武.高校安全教育研究[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8（3）：125-128.

第8篇：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城市绿地休憩空间安全感影响因素

1. 城市绿地休憩空间安全感的定位

安全是与危险相对立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于安全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感觉是指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对客观刺激事物和情境的反映。

安全感作为重要的概念，见诸于众多的心理学理论观点中，最早出现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中。根据弗洛伊德的假定，个体接受到的刺激超过本身控制和释放能量的界限时，就会产生一种创伤感和危险感，伴随出现的体验就是焦虑。后来，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明确指出：心理的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 )指的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2]。

文中所指的安全感不排除安全性的考虑。一方面安全感和安全性都属于人类对安全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安全感和安全性拥有不同的属性。安全感侧重于主体的感受，它是主体对客体及其所形成环境的心理感受；安全性侧重于客体本身的特质，是客体及其环境的安全质量。在城市绿地休憩空间中安全感是游客受物质环境影响的主观感受，安全性是环境自身安全质量的好坏。因此安全感和安全性既有相同性又有区别。二者相互联系影响，安全性是安全感的基础，安全性好坏直接影响安全感程度的高低；安全感的敏感程度也促使对城市绿地休憩空间安全性的改善。

2. 影响城市绿地休憩空间安全感的因素

安全感是主观诉诸于客观的感觉，它受制于主观条件，也受客观因素影响。在城市绿地休憩空间中游客感受的安全感是个人主观感受和客观事物及环境的综合结果。安全感的影响因素最终还应归结为外界物质要素包括物质要素构成的空间氛围。

2.1. 心理因素的影响

首先，安全感与绿地环境的熟悉程度相关。在城市绿地休憩空间中，人们对安全感的反应主要来自于自身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简单的自身生理变化。通常当人所处于一个自己陌生的环境之中，就不得不屈从物质环境，从属于空间。自然就会产生一种不知所措的甚至是无助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给人带来心理上的负担就是缺乏安全感。熟悉场地环境会减轻了人的这种紧张感，而且随着熟悉程度越深，越发有安全感。住宅小区中的老年人经常在小区中心绿地散步、锻炼、聊天，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小区绿地象自家后花园一样亲切。因此熟悉的场地环境让游客倍感亲切，有很强的安全感。

其次，空间给予人需求的满足程度影响安全感。精神病学人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沙利文将人类行为的动力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满足的需求,一类是对安全的需求。前者是生物性的需求,包括食物、睡眠和休息、皮肤接触等的需求。后者是心理性的,包括他尊、自尊、友谊和爱、归属和依赖等超出身体组织和器官需求之外的一切活动的需要。满足和安全都是安全感的重要内涵。城市绿地应当从生理和心理上同时满足游客多方面需求，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美的享受。

再次，人对城市绿地休憩空间的控制力影响安全感。例如单个人在公共空间中会极力想避开人群密集之地，设法取得并维持对某一个满意环境为我所用的暂时控制。这种表现是人寻求私密性的精神活动。设计者按照实际情况调整具体环境，使这个环境自然地表现出对他人的关闭或容纳。使用者可以对空间进行控制，独立享有空间的支配权。场地为我所用，可以自由支配空间和组织行为活动，达到寻求、维护个人的私密空间和争取区域享受权。场地设计支持使用者所希望的对环境的控制，会拉近场地与人的距离，增强了人的安全感。

最后,空间给人带来的归属感会增强安全感受。现代社会给人们以极大的自由,但与此同时，现代人与社会、与他人的联系日益减少,缺乏沟通的平台，个人承担的责任日益增大。面临竞争越来越激烈，压力会越来越沉重，现代人日益缺乏归属感,经常体验到孤独和不安全。城市绿地中舒适的设施，优美的环境，简单的人际交往会让紧张疲惫的现代人放松心情，置身景中。住所附近经常使用的城市绿地是现代人回归自然最理想场所。

2.2. 物质要素的影响

除了心理因素外，直接影响安全感还表现在物质要素方面，首先体现在形状，色彩，材料和其他感官要素上。

形状可以直观地体现环境的安全感，例如方形给人平稳感，圆形给人柔软亲切感，尖锐的形状冲突性强让人有被冒犯的感觉，圆滑物体给人顺畅感，因而圆滑的物体会比尖锐的物体更具有安全感。在城市绿地休憩空间中活动器械多采用圆滑的造型，或结合方形增加器械的平稳性，让使用者很有安全感。

色彩是继形状外对人心理影响很大的要素，搭配不协调不统一的色彩会冲击人的视觉，刺激强烈，整体色彩协调统一的则让人感觉和谐有美观。色彩不协调超出人的忍受程度就会带来视觉疲劳，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会使人身心健康受到影响。

另外不和谐的躁音也预示有问题出现，人必然要对周围环境产生警惕，提防危险事件发生，自然也就破坏了空间的安全感。城市绿地也不应该出现令其他感官器官不舒适的要素，如嗅觉，触觉等。

在城市绿地休憩空间中空间给游客最直接感受，也是影响安全感的主要因素。空间感受的好坏受到空间形态、尺度制约。休憩空间的空间形态分linear space（线形空间），enclosed space（围合空间），open space（开放空间）三种。这三种空间形态中enclosed space围合感最强，使用者对空间的控制力也最强，最容易形成安全的空间氛围；linear space引导性最强，但是有两个方向开放，不确定因素增加，安全感降低；open space围合方向最少，控制力在三种空间形态中最弱，不确定因素最多，因而安全感程度最低。因此，在城市绿地休憩空间中我们常常看到，小群体活动喜欢选择自身围合程度高的空间，或者利用外界条件围合成暂时性的enclosed space，这样的空间容易控制把握，被冒犯的几率小，可以获得较大的私有空间和安全感。

另外除了空间形态以外，空间尺度也是影响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微观方面它保证了单个使用者行为的相对私密性，宏观上它又决定了一个群体的规模和范围。荷尔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指出：人与人交往时有四种尺度关系：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会距离；公共距离，越亲密人之间相处时的尺度越小。同样，空间尺度小也会拉近人和空间的距离感，但是与人和人尺度关系所不同的是，人与空间的关系并不是尺度越小就一定觉得亲密，如果设计不当空间尺度缩小到一定程度时也许会让人倍感压抑约束。因此空间尺度因视功能性并预计容纳人数多少再确定比较恰当。

第9篇：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

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F）是指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将一种或几种外源基因移至某种生物体，通过改变生物遗传物质，使其获得自然条件下所不具备的良好性状，这样产生的初级食品或以其为原料进一步加工生产的食品统称为GMF。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开始商业化种植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截至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1．48亿hm2，与1996年的170万hm2相比增长了87倍［1］。GMF迅猛发展展示了通过生物技术解决人类面临的食物短缺、环境污染等重大问题的巨大前景，但快速发展背后也给人类带来了身体健康、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潜在风险，而这些风险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消费者的关注［2－3］。自问世以来，GMF一直备受争议：生物科技产品的研发者认为GMF具有高营养价值且可减少农药使用，对于人类健康和环境都有极大帮助；而反对者则认为GMF可能会影响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健康与安全，并且影响生态环境［4］。2009年我国2个转基因水稻和1个转基因玉米品种通过国家安全认证，再度引发了消费者对GMF风险问题的高度关注。风险认知属于心理学范畴，是用来描述人们对风险态度和直觉判断的一个概念，也包括对风险的一般评估和反应。风险是如何被感知的，以及是在什么水平上被感知的，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研究问题。随着研究深入，人们逐渐发现风险认知已经超越个体特征，是反映价值、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综合体。已有研究发现，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并非建立在对风险本质的理解上，而是受到个体心理认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5］。本文利用对武汉市消费者调查所获取的横截面数据，通过归纳分析，从GMF需求方的视角，对影响其风险认知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发现消费者对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的真实现状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从而为提高消费者对GMF的认知水平以及消除其对GMF风险的担忧甚至恐惧心理提供政策指引。

一、调查说明与样本描述 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将武汉市13个区按照各区人均GDP、人口密度、男女人口比例等通过聚类分析，划分为4个样本区段。为了增强样本代表性，选取了来自武汉市市中心和远郊的江汉区、洪山区、武昌区、东西湖区8个不同类型大型购物广场和社区普通便民超市作为调查地点。调查人群为出入超市的普通消费者。在每个调查点选取52名被调查者，共发放问卷416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97份，有效问卷占95．43％。其中剔除原则主要有2个：一是问卷填答缺漏较多者；二是检查被调查者是否认真填写问卷，检查其信度和效度。经过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所获样本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且涉及各行各业、学历和收入不一的人群。其中女性略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的购物天性及承担家庭主妇职责有关，通常家庭基本消费品主要由女性负责购买。由于老年人好静恶动，且大多行动不便，外出购物机会较少，故样本主要集中于18～39岁的中青年，占总人数的78．8％。另外，武汉市高校云集，教育实力雄厚，因此样本中大专及本科学历受访者较多，占58．2％。总体来看，样本分布比较合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见表1。　 二、研究变量与模型 1．研究变量 风险认知是消费者对各种客观风险的心理感受和主观认知，客观风险在经过消费者主观过滤后存在放大或缩小效应，导致个体风险认知差异的产生。影响消费者风险认知的因素很多，在众多的研究文献中，有些学者从个体特征角度出发，进行变量选取，认为消费者的风险认知水平受到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影响［6－7］，还有学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引入信息因素（如对产品信息了解程度、接收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等），发现信息也是影响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8］。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发现，社会心理因素在风险认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风险认知是主观感受到的风险，大部分需要消费者通过主观估计，因此容易受其个性心理的影响［9］，如对食品安全治理效果的信任，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以及对食品安全信息了解程度等［10］，这些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着人们对风险方向和强度的认知。青平［11］通过武汉市调研发现，传统文化对消费者GMF风险认知也有一定影响，可见，消费者对于GMF风险认知，除了受科学因素影响外，还要受到心理、文化背景以及社会伦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技术角度的食品危害对风险认知影响较小，甚至没有关系，往往是消费者心理因素发生扭曲，放大了食品安全风险［12］。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作者调查，从GMF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风险2个维度出发，将消费者的个人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等引入模型。在本模型中用到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4类共24项，详情见表2。 2．研究模型 主要对消费者的风险认知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根据上述对影响风险认知各种因素的分析与假定，分别设定了如下2个模型，并且对纳入模型的各个变量进行解释与赋值，见表2。模型Ⅰ：健康风险＝f（个体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模型Ⅱ：生态风险＝f（个体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因变量是消费者风险认知度的5个水平，故本研究采用了有序分类的Logistic回归模型：link（Yij）＝θj﹣［β1Xi1﹢β2Xi2﹢…﹢βkXik﹢μi］

其中，Yij是第i个样本处于第j个类别的累加概率，link是联结函数，θj是第j个类别的阈值，Xi1～Xik是第i个样本的预测变量（自变量），β1～βk是这些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三、实证分析 1．消费者对GMF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认知的现状 GMF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究竟风险如何至今尚无科学定论。调查消费者对GMF总体评价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消费者对GMF总体评价依然充满不确定性，有15．4％的消费者认为弊大于利，18．6％的认为利大于弊，19．1％的认为利弊相当。而绝大多数（46．9％）消费者对GMF总体评价比较模糊，可能是受到舆论及不同争论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对此表示无所适从，无法给出自己的评价。消费者对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普遍持中立偏乐观态度。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虽然对GMF安全风险有一定程度的担忧，但是，如果GMF能够满足特殊消费效用，消费者态度则会发生较大转变，比如具有医学效用的GMF比较受欢迎。由此可见，消费者对GMF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消费者对GMF风险认知的总体状况调查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分别有31．5％和25．4％的消费者认为GMF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比较安全，相对来说认为比较危险的比例仅分别占15．6％和17．1％；同样，明确表示GMF对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非常安全的比例分别占7．3％和6．3％，也略高于认为非常危险的比例（分别占4．0％和4．1％）。然而大部分消费者对GMF风险认知态度还是摇摆不定，分别有41．6％和47．1％的消费者表示不清楚GMF对于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风险如何。因此，在做购买决策时，大多数消费者仍然小心谨慎，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导致即使有较高的接受程度，整体的食用意愿还是偏低。　#p#分页标题#e# 2．消费者对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有序分类的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SPSS　16．0软件的回归结果，4个假设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最终得出个体特征、信息因素、风险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都是影响消费者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回归结果见表5。 （1）个体特征造成消费者对GMF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的差异。性别对消费者风险认知不存在显著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女性较男性更倾向于规避身体健康风险，通常情况下，女性属于情感型消费者，其购买决策容易受感情因素和环境气氛影响，同时女性比较注重细节，对产品要求也比较完美。而男性往往比较理性，相对于女性的“斤斤计较”来说比较“粗枝大叶”，在选择商品时更多的是关注商品功能和效用，即使有点瑕疵，只要无关大局，就不会过于讲究。故女性消费者可能对风险更为敏感。但在本研究中却未体现出这种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当前关于GMF安全等方面的不确定还较大，特别是伴随着市场上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动摇了消费者对整个食品安全的信心，因此普遍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消费心理。年龄对消费者风险认知不存在显著影响。许多学者研究表明，年龄对消费者风险认知有显著负相关，即年龄越大其风险认知度越高。一般来说，年龄越小，对新鲜事物越愿意尝试，情绪化消费倾向越严重，容易冲动性购买，随着年龄增大，消费者心理稳定性增强而冒险精神降低，在购物选择中往往趋于保守和大众化，故年龄较大者对风险更为敏感。而在本研究中年龄对消费者风险认知并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此次受访消费者54．4％的为18～29岁，年龄分布上的不均衡，有可能影响到实证结果，因此年龄的影响还需要在完善样本结构后作进一步研究。受教育程度对消费者健康风险认知存在显著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信息获取能力和辨识能力越强，能够掌握更多食品信息，因此对GMF风险认知度越高。而已有研究却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预测准确性和信息收集能力就越突出，并且能够利用大量相关知识预知一些风险的发生，学历越高风险认知越小。笔者认为不同受教育程度消费者有着不同价值观，高文化程度者往往比较重视生活品质，倾向于购买昂贵且安全食品，对充满不确定性的GMF风险认知度较高。职业对消费者生态环境风险认知有一定影响。不同职业决定着不同需要和兴趣，其中，医生、教师、科技人员等涉及生物科技较多的专业人士对生态环境风险认知较其他职业消费群体明显，可能是由于平时接触高新技术信息较多而对新科技有一个正确认知的缘故。 （2）信息因素会影响到消费者对GMF的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消费者对GMF了解程度对其健康风险认知有显著影响。掌握GMF信息越完备，了解程度越深，对其身体健康风险认知度越小。另外从何种渠道获取GMF相关信息，对消费者风险认知也有显著影响，其中从亲朋好友（6．9％）和互联网（23．2％）得知关于GMF信息的消费者，较从其他渠道得知的消费群体风险认知高。调查显示，只有9．8％消费者仅仅是通过本调查才得知GMF信息，在此之前已经获取GMF相关信息的消费者中，53．9％是通过广播电视、书籍或报刊了解到的；其次便是网络渠道，选择比例为23．2％；另外通过学校课堂（6．2％）了解的消费者相对比较少。而消费者比较信任的信息渠道还是以政府部门和科学家为主，分别占34．7％和32．3％。可见，消费者非常重视GMF信息的来源渠道，更希望通过科学、专业和权威的途径来了解GMF。 （3）风险因素对消费者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影响显著。由模型Ⅰ可知，认为GMF具有污染其他非转基因生物、使昆虫或病菌在演化中增强抗性、使人产生过敏反应等缺点者，对GMF身体健康风险认知较高。而表示不清楚GMF所有之缺点者也表现出较高风险认知度。相反，认为GMF具有增加营养，改善风味这一优点者，对GMF身体健康风险认知较低。由模型Ⅱ得知，认为GMF具有破坏生物多样性、污染其他非转基因生物、使昆虫或病菌在演化中增强抵抗力等缺点者，对GMF生态环境风险认知较高。而认为GMF具有增加营养，改善风味这一优点者，对GMF生态环境风险认知较低。 （4）社会心理因素对消费者健康与生态风险认知影响极显著。消费者对GMF相关标识关注与否与生态环境风险认知显著相关，关注度越高，其安全意识越强，在选购产品时会更加谨慎小心，会仔细推敲信息细节，因此对GMF风险认知越高。目前在GMF安全与否尚无科学定论之前，消费者只能依靠食品包装上GMF标识来了解自己所购买的产品，调研结果显示，82．6％消费者认为应该将GMF和非GMF分开管理，并对GMF强制性加贴标签，只有8．1％的认为不需要将两者分开管理，对GMF实行自愿贴标签；而表示“无所谓”的有7．5％。这说明，大多数消费者都认为标识制度非常重要。但目前我国关于GMF的标识制度还不完善，相关部门对如何设置转基因标识也没有具体规定，实地调研发现，目前在食品市场上，GMF与非GMF标识比较混乱，也没有统一的规范用语，同一产品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标注方法。而且有些GMF即使做出了相关标识，但其标识字体小得让人难以辨认，甚至一些转基因标识的字体颜色与印刷底色无显著差异，消费者不仔细观察将很难辨别，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消费者风险认知度将随之提高。另外，消费者对GMF信任度与风险认知也表现出极为显著的负相关，信任对消费者风险认知起到显著抑制作用，信任程度越高，其对GMF的风险认知越小，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13］。　 　四、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随着转基因作物种类、种植面积和产量等的持续快速增加，GMF开发与利用已是大势所趋。目前GMF在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风险方面仍存在相当多的争议，而本研究表明：大多数消费者对于GMF风险认知持观望态度，但认为安全的比例稍稍高于认为危险的比例，可见，消费者对GMF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在进一步研究中，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消费者对GMF健康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信息了解程度、信息来源渠道、对GMF优缺点认识和对GMF信任度等。而在消费者对GMF生态环境风险认知方面，职业、信息来源渠道、对GMF优缺点认识、对GMF标签关注度和对GMF信任度都会显著影响其对生态环境风险认知的态度。#p#分页标题#e# 2．政策建议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发展以转基因作物为先导现代生物技术对我国农业、农村和国民经济发展及粮食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要保证GMF健康有序发展，需要社会各方努力，其中消费者的选择最为重要。本文认为武汉市消费者对GMF知识和信息都比较匮乏，对GMF风险认知也比较模糊。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加强对GMF科学普及活动，让普通消费者对GMF有一个全面了解，如可以针对不同人群举办不同形式和内容的GMF科普活动，提高GMF相关信息透明度和公众可参与性。同时相关监管机构应加强公正、及时、多渠道的GMF信息提供，如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第三方信息源来GMF相关信息。其次，媒体要肩负社会责任。作为GMF信息的重要传播渠道，媒体在GMF宣传上要保持严谨客观的科学态度，尽可能将权威信息客观地传达给消费者，不要人为制造舆论乱象，甚至制造谣言造成恐慌与不安，提高消费者对GMF风险认知水平。再次，加强对GMF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与监测。对GMF安全的基础性研究与监测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加快GMF风险评估与安全检测技术，让消费者有一个公开、透明、及时、科学的信息渠道来了解GMF风险状况，从而消除消费者对GMF风险的担忧甚至恐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