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 德国； 宗教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1－0138－03

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完成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在对教育对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方式、办法和手段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与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调节评估方法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体系。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各国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德两国尽管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但两国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因而，客观、全面比较中德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异同，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相同之处

1.实施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受到普遍重视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慎独内醒等等。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进的历程中也十分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并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理论教育法、实践教育法、典型教育法、说服教育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法等等。德国虽无“思想政治教育”之名，却有其实，历史上德国政府通过“臣民教育”、“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国家至上”“民主政治教育”等名目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完成政治社会化。历届德国政府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并根据外部环境及教育对象的变化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相继实施了理论教育法、宗教教育法、心理咨询法、实践教育法等等。

2.重视发挥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功能

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的重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1］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曾专门研究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问题，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自审批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4门课程的编写提纲，并就教材编写方式提出要求，这充分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地位。德国也非常重视政治理论课。自1950年教育部长常设会议做出决议以来，“政治教育”在德国的所有联邦州都列为必修课。在德国，高校政治教育主要由《历史》和《政治》两门课开展，另外学校也通过各学科、各专业的渗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发挥其他学科的作用。

3.重视实施方法的综合运用

中德高校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都重视实施方法的综合运用。即同时选用两种以上的实施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我国采用理论教育法、实践教育法、自我修养法、管理教育法等多种方式。德国采用理论教育法、心理咨询法、活动教育法等。

二、中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不同之处

1.对显性教育方法与隐性教育方法的不同侧重

我国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侧重于显性教育方法，不仅设置专门的课程，而且设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比如，2004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当代大学生，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因而，在高校普便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等课程，全面系统的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同时，国家通过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等途径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

而德国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则侧重隐性教育方法。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自觉运用隐性课程理论，注重开发利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通过比较隐蔽的形式，使受教育者在无意识间获得某种思想或经验的教育方式。比如说通过各学科、各专业的渗透和利用校园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首先，通过各学科、各专业的渗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早在1955年，德国教育制度委员会在《关于政治教育和社会化的报告》中就提出：“每一门学科，在不放弃本身特点的情况下，都能对政治教育做出自己较高水平的贡献。如果明确了一门学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我们就能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结构中加以传授。”［2］因而，在德国高校，在坚持《政治》、《历史》课作为政治教育基础课程的同时，学校也充分发挥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课程的教育功能。在德国，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课程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也是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

其次，校园文化环境。德国高校非常重视发挥校园文化环境的隐性教育功能。使大学生在无形中受到教育。学校不仅投入大量经费用于建设校史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物质文化设施，也十分注重发挥规章制度、校风学风等精神层面的作用。

2.对“灌输”教育方法的不同运用

“灌输论”是列宁针对俄国的机会主义者鼓吹工人运动“自发论”而提出的，长期以来，人们以为“灌输”只限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比较我们了解到像德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十分重视“灌输”方法的运用。但中德两国对“灌输”的运用存在很大差异。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理论教育法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理论灌输，强制性灌输，它较少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和主体地位；而德国对“灌输”的运用主要采用间接灌输法。讲究“灌输”的艺术、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德国教育家洪堡曾说过：“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不是培养人去适应传统世界，不是首先要去传播知识和技能，而是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这种间接灌输法的优点在于，充分考虑到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把教育理论与实际很好的结合，使教育对象在自我实践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3.对待宗教教育方法的不同态度

与当代各国的宗教和“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不同，我国一贯主张宗教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分离。我国政府明确指出：“宗教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3］所以，高校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意识不到宗教的作用，也没有发挥宗教的职能。而德国对待宗教的态度与我国恰好相反，宗教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融合，相互补充。德国的《基本法》及各州的法律对宗教教育的合法性予以立法保障。如黑森州文化部(主管教育事务)制订了关于宗教课程的法制细则，明确指出：“宗教课程作为正式课程之一，不得排于边缘时间或较其他课程受到不平等。”所以，宗教课程在德国高校不仅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在培养学生世界观、道德观以及职业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替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德国在开展宗教教育过程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教学内容和课程系统化和科学化水平较高。“例如在课程设计方面，十分重视教与学的互动，让学生加深对信仰的体认。与此同时，宗教课程也注重及时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立场及对策，先入为主，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灌输宗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思想。”［4］

三、中德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比较对我们的启示

1.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使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德国高校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中主要采取“显隐结合，以隐为主”的方法。隐性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我国高校实际，笔者认为，高校在不放弃显性教育即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的同时，要特别重视隐性教育方法。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越隐蔽，就越是能为教育的对象所接受，就越能转化成教育对象自己的内心要求。”［5］因此，应着重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充分发挥专业课、基础课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教育功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贯穿于上述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二是以活动为载体，有意识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社会服务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访问活动。要精心设计活动，把学生吸引到活动中来，通过生动的活动形式，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使大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三是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价值导向、情感激励、行为规范育人等功能。第一，培育良好的校园物质文化环境。主要指校园内的有形建筑物、图书馆、校训牌等，努力体现出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把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浓郁人文氛围的校园物质文化环境，给学生一种高尚的文化审美享受，获得奋发向上的动力。第二，培育富有特色、奋发向上的校园精神文化。主要指校训、校旗、校歌等形式。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要营造成一种文明、健康、高品位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氛围，把教育意向深藏在相关的内容与形式中。第三，要培育科学规范的校园制度文化。校园制度文化不仅是促成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管理机制，同时也对学生道德行为的形成起到导向作用。

2.重新认识“灌输”论

当前有些人认为“灌输”理论已经过时，应该淡化并代之疏导的实施方法。结合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状况，“灌输”理论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应予以重新认识。我们认为：“灌输”既是一种原则，更是一种方法。说它是原则，即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守的规则、法则，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奥勒姆所言：“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6］说它是方法，即涉及到怎样“灌输”的问题，有启发式的灌输，有循序渐进式的灌输，有疏导式的灌输，也有寓理于例和寓教于乐的灌输等等。第二，“灌输”的内容要科学、要能够回答学生的实际问题。如上所述，德国的宗教教育在开展的过程中也意识到这一点，即宗教课程注重及时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立场及对策，先入为主，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灌输宗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思想。所以，我们的教育内容，也必须是有效的，是能够解决学生的现实问题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第三，要尊重、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体性。思想政治工作要取得实效，必须坚持实现“灌输”与发挥受教育者积极性的统一。即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合理安排教育环境，合理选择教育内容，恰当运用教育方法，使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朝预设的方向发展并产生正向结果。

3.借鉴宗教教育的传播方法

德国的宗教教育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家奉行自由政策，信教学生在大学里尤其是民族地区高校中占有一定比例。因而，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德国的方法，充分发挥宗教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在不冲击“主渠道”、“主阵地”地位的同时，可以尝试在信教学生中加强宗教教育，这样可能会更能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德国的宗教组织为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在不断的创新、变革、进步。比如，为了保持和扩大自身在以媒体为主导的社会中的影响力，德国宗教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也不断更新，更加现代化，广泛引入广播、电视、网络、录音等现代化传播手段。因而，我们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与时俱进，利用现代化的大众传播手段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王艳华，于卫军. 应对变化与挑战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3）：53－55.

［2］贾诺维茨等.军人的政治教育［M］.北京：出版社，1987：192．

［3］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87．

［4］李辉.试论德国现代宗教教育及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

第2篇：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

Abstract： Comparative politics， whose topic， perspective， method and analytic technolog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hich is a unique branch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eared in the USA during 1950-1960’s as a discipline， and it wa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behaviorist revolution， but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the America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since the mid of 1980s. Undoubtedly， the discipline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for example， many Western Classic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native， and some dominant paradigms and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assimilated by the academia， and what’s more， Chinese comparative politics has formed a logic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s. However， some dilemmas emerged inevitably，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lassic formal-leg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post-developmentalism， the continual confrontation perform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gainst quantitative study， and the contradiction shown by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main academic journals； historical context； trend of development

尽管比较政治学的滥觞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但不可否认，现代比较政治学兴起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并先后经历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个阶段，并产生出政治系统和国家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与不发达理论等主导性研究范式，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更需要通过比较政治学这一重要学科的视角，从理论化高度为我国的大国战略考量。

一、文献反思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反思

对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及成果所做的研究综述，学界已进行过相关讨论，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1. 由《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所收录的三篇研究综述，[1]25-39张海清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构、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综述》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比较政治学发展以来所译介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经典著作和我国学者所编纂的大学教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学界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最后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做了简洁的讨论；常征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综述》主要基于法理――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正式政治制度方面所撰写和出版的专著进行了整理性归纳，并指出了这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王庆兵的《比较政治学国别研究》则以国别研究和跨国研究为主题，在参考较多期刊论文的基础上，总结了此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2.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11年起刊载的三篇关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短文，影响较大。一是由复旦大学的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三位学者撰写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目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并指出之前学界所发表的文章均可分为“‘口号型’文章”、“泛泛而谈的评论或综述”和“概念辨析性文章”三种类型。[2]之后三位学者还继续发表《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两文，以冀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提供可能的发展途径，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共鸣；二是由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所写的《比较政治研究：回顾与思考》，[3]对2010年以来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有关的专门研究机构成立、召开的四次国内学术会议、国内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相关研究内容都做了十分清晰的总结。结合其发表于2011年的《政治现代化：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取向――新世纪十年比较政治学发展回顾之一》 [4]一文，谭君久教授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在“政治现代化”框架下的民主化、政治腐败、政党政治等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更加细致和深化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诸如东亚模式、南亚（主要是印度）政治、中东伊斯兰文化、非洲民族政治、拉美威权政治等，都有了新的开拓。这基本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成果；三是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5年回顾》 [5] 一文，不但对中国比较政治始于2010年左右的“爆发性发展”进行了时序定位，还提出比较政治研究的“外延性发展”和“内涵性发展”的概念，提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今后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徐海燕研究员在《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6]一文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概况，从对西方经典文献的引介、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学术人才的培养、以中国为视角的研究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2012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新动向进行了十分细致的介绍，并指出学科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以上文献均可看作是学界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总结和概括，也基本反映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阶段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的关注时段较为有限，基本聚焦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近发展，且大都主要关注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经典书目，范围较窄；此外，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大都着重指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种种建议，为学科研究指明发展道路，这就相应忽视了对本学科内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术文献的系统关注，难免使本学科的发展脉络出现模糊，学科范式变换的连贯性也随之减弱。因此，只有详细检索和系统整理30年来我国主流学术期刊中关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论文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才能呈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清晰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尝试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二）研究设计

所谓“主流期刊”，即是指在本学科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其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导向性的核心期刊。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核心刊物自然是“主流期刊”的最主要部分。

笔者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为基础，首先，系统检索在本学科领域中有主导性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迄今为止所刊载的相关文献，根据笔者自身知识结构加以判断，整理出352篇论文；其次，通过“中国知网”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均以“篇名”或“题目”及关键词为搜索导向，输入“比较政治”，进行相关文献的筛选和补充；再次，根据相关文献的“被引”和“下载”两个指标，并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政治研究网（CPR）”所列的相关学者名录，以获取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30年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相当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力图完善文献来源，以展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下文将分别从发展脉络、相关问题及前瞻性思考三个视角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

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自1983年我国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作为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中国比较政治学从无到有，在3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从检索出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时序上可以很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段，上世纪80-90年代的基础研究阶段，90年代末期到2008年左右的初步应用阶段，以及大致从2009年起步，直至今天的多元发展阶段。与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时序一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也历经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变换。

（一）基础研究阶段

即便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也是从对外国政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的，即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区域政治学研究都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照此标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最早由“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专业学者关注和推动。从1981年起，《国际政治研究》就接连刊载我国学者认识和分析外国政治制度和政府过程的文章，其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别政治、我国周边国家政治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制度。在前苏联及东欧政治方面，刘金质、林勋健、曹长盛等学者对其政党（即苏东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和结构、党际关系、对外政策等进行了分析，《国际政治研究》还开辟专栏讨论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以及南斯拉夫大事记；①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度研究组对印共（马）关于印度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认识和归纳；唐文方、潘琪、董秀丽、张锡镇、王杰等对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伊朗、菲律宾、智利等之前国内学界不太熟悉的国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除此之外，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也有相当的介绍。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只是对外国政治和政府过程的总体性概述，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学刊范围看，“比较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可能最早出现在1984年第12期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通过翻译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的《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塞勒的《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这三篇文献，我国学者对什么是“比较学”及“比较政治学”有了粗略认识，并开始自觉关注这一政治学的重要分支。此后，西方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伊斯顿等的经典著作被陆续译介，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路、概念、方法和技术也逐渐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和认识，不少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系统的学科话语和理论框架对民主化、权威主义、政治转型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在1989年，俞可平就“权威主义”的内涵、类型、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尝试用比较的视野来分析中国政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7] 李路曲则对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权威主义政治等话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不但拓展了学界对新加坡国家政治特色的认识，而且运用比较政治的方法对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有开创意义的讨论；② 此外，周平从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稳定进行了讨论；[8] 张树华对中俄两国的改革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两国的体制转轨背景，从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的民主、秩序、效率三个变量出发，回应了西方的相关理论。[9]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严强就注意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80年展以来，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10] 与此同时，他还讨论了比较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还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途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而彭兴业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探析》一文则通过讨论“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的性质、特征及哲学基础等问题，呼吁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实现“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11] 这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处于基础研究的知识储备阶段，学术界的主导研究范式是法理―制度主义和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体现为吸收和消化西方经典理论，并在延续对外国政治的概略介绍风格基础上，着重分析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过程。在研究模式方面，还是以静态描述为主，对正式的立法机构、法律体系、国家结构等进行宪法性文本解读。而在学科自身发展方面，中国比较政治学仍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历史学、法学等学科相铰接，学科界限十分模糊，缺乏基础性分析概念，对研究对象的共性和差异几乎没有关注，在研究方法上明显滞后。

（二）初步应用阶段

比较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出相关的政治问题，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恰当的案例，通过建立相关性标准使自变量和因变量发生关系，以得出逻辑严密、比较中立的解释理论。经过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学科探索，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将西方的经典理论范式和方法应用于现实之中，聚焦中国的政治发展，并努力归纳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性及个性，突出比较特色，使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大突破。

1. 对本学科进行整体关照，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审视的综述性文献开始出现，并产生极大影响。2000年，张小劲发表《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 [12] 一文，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全面阐述，细致梳理了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脉络，不仅使比较政治研究这一重要学术传统在学术史上实现古今贯通，而且还系统总结了在不同时期对本学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经典文献，并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和学术传承。由于以上的学术贡献，这篇论文在“中国知网”的被引用率和下载率都极高，成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需要重点参考的文献；除此之外，李春成和杨雪冬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建构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应该从四个组成部分着手，分别是“问题意识和‘元问题’”、“基本价值和基本假设”、“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单位”，以及“基本的方法”；① 而在2005年，欧阳景根在对西方比较政治学以往理论和分析框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要有比较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建议。[13]

2. 相较之前较为单一的法理―制度主义及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范式，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段中不但巩固和发展发展主义范式，还积极引入新理论，并尝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分析和探讨本土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彭勃、朱德米、何俊志等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及其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引介，并对其在中国的运用给予了中肯的预测和建议；②另外，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新热点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也逐渐为国内学者了解和认识，朱天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一文是国内较早介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之间区别和联系的系统阐述，对其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该文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此后，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更深入地讨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除此之外，比较政党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专题领域也得到学者们关注，如对英美两国政党认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对独大型政党派系政治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政党转型的研究等，都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③

3.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动下，比较政治的区域研究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在这一时期中，一些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如“21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学术论坛：2004-2005年的拉丁美洲”、“全球化与政治转型”学术研讨会等，这都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案例素材。

总之，相较于基础研究阶段的研究状况，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明显进入成长阶段，主导研究范式已实现到发展主义的过渡，研究话语主要为“政治发展”、“民主化”、“政治转型”等议题，基本摈弃了传统的描述形式和条文主义，学者们普遍重视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在相关领域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并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身发展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即研究方法的缺失。不少理论建构和应用都侧重逻辑的推理和演绎，止步于“自圆其说”阶段，缺乏精细的研究设计，方法论意识十分薄弱，这就促使我国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方法”的关注。

（三）多元发展阶段

在对什么是比较政治学的回答中，我国学者较为认同利普哈特和萨托利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最重要特色就在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而言，研究方法对其学科的发展和评估至关重要，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每次学科内的“自我革命”都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变革。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也标志着本学科进入一个多元发展阶段。

尽管在之前的两个发展阶段中，已有学者表达出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关注，但都显得比较零散，且缺乏系统严格的“设计构思”。但自2009年开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却突然开始发力，在对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方面有大幅提升。首先，李路曲在2009年发表《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一文，对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在此基础上，从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范式的选择与确定出发，对案例选择、时段划分、资料搜集、验证理论假设等研究步骤做了详细说明，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此后，学界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关切开始升温，学者们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归纳和概括其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变逻辑。例如高奇琦就写过多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他认为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经历了“基础阶段”和“深入阶段”两次浪潮，在此过程中整理了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重要意义的代表性文献，还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界围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争论做了简要介绍；[15] 另外，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一文中，他从最基础的概念研究入手，对萨托利的本质主义与科列尔和吉尔林的折中主义做了全面分析，阐释了西方概念研究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以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于2013年第5期组织的一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专题”为例，高奇琦、朱德米、耿曙、何俊志等分别围绕“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前沿进展”、“比较政治的议题设定”、“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比较政治的模糊集合方法”等操作化问题展开讨论，在李路曲教授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④ 将“如何做具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一现实学术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和细化。此外，周忠丽先后发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选择及应用》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特征、类型及应用》两文，对案例选择这一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问题做了较完整的回答。而北京大学王丽萍教授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16]一文，更是系统地交代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步骤及具体要求，使比较政治研究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而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广泛应用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方法也被吸收到比较政治学领域。以复旦大学李辉为例，在《世俗主义与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一项定量分析》[17]一文中，他以“世界价值观调查（2004-2008）”、“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世界事实数据”等资料为数据来源，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对世俗主义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此外，《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宏观政治环境与国民幸福感――基于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2008）的多层分析》、《东亚民主的质量：测量与比较》等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也都基于对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和解释模型。另外，不少学者也对比较政治经济分析、比较历史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做了细致讨论，如北京大学朱天飚副教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一文，就通过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对其做好定位的基础上，从因果关系、历史作用和比较方法三个方面对比较历史研究这一方法进行了剖析。总之，这一阶段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交流与互动也日益频繁，这是多元化表现之一，也是此阶段最突出的特点。

多元化表现之二主要是围绕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话题展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的为庆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所登载的“笔谈：理论自觉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专栏讨论，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讨论比较政治学的“本土化”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特别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本土化课题”，强调在与西方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学者不能只充当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还要成为理论的“生产者”；[18]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也指出要重视“中国语境”，“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身份意识” 。[19] 而在最近，杨光斌教授还撰写《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一文，提出适应“中国语境”的“比较国家建设（躯体）――比较政治制度（骨骼）――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框架，强调应该把不同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拉回到历史，拉回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真相之中”。[20]

多元化表现之三则主要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大大增强，并集中表现在主题研究和案例―区域研究两个方面。在主题研究方面，政党政治、公民社会、政治腐败、政府治理能力等都为学者所关注，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例如：刘文科的《大众媒体对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谢峰的《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差异探源――政治生态环境的视角》、高奇琦的《30年中日公民社会成长与政治发展――一种比较政治的分析》、董毅的《民主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吗――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张孝芳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等；而在案例―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也渐趋开阔，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案例研究也愈益丰富，并在设计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方面也与国际学界展开积极对话，较具代表性的有：孔寒冰的《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项佐涛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李文、王尘子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走出腐败高发期的条件与机制》、王鹏、魏然的《拉美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风险》、方旭飞的《政治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的变化与调整》等。

除上述三个表现外，这一时期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会议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以“比较政治”作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坛广泛召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还纷纷成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少专门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刊物 ① 也相继出版发行，相关学术梯队和人才培养模式也渐趋成熟，这都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多元时代的迷惘与困惑

尽管在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中，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科建设、讨论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肯定和重视，可以说，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重叠和融合发展的新生增长点。但由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是在完全吸收美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就历经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逐步形成的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跨时空冲击，直接造成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多元化”形态，加之西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涌入，使得有关本学科发展的诸多迷惘和困惑也随之而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似乎陷入“踌躇不前”的“停滞”状态。

1. 在研究价值方面，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价值和主义之争。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在我国重建和恢复不久，学界就围绕“新权威主义”产生了一场争论，影响至今；在之后的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时出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但权威主义、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民主化等话题依旧是政治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尽管大部分学者声明自己保持“价值中立”，但其分析框架、话语体系、理论解释和研究结论仍旧带有很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此外，我国学界又明显出现从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积极乐观到分析其消极缺陷，再到反思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背景变换又使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为学界所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界也明显出现号召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呼声，其实质就是立足本国，从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主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及其融合的路径之中，寻找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价值，逐渐表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关怀。

2. 相比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中国比较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明显落后，现实感最弱，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研究主题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所讨论的经济发展模式、财政税收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与国计民生显著相关，而比较政治学所讨论的政治价值、政治发展、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不为大众所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加之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主题的零碎杂乱，缺乏一个共同的研究焦点，更谈不上学派之争，这就使比较政治学处于更趋边缘化的状态；（2）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政治学子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依旧是一种概略性的认识，且明显缺乏将中国经验上升到对整个比较政治学研究贡献方面的关注，更少与国际热点相连接，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婢女”和“小伙伴”。

3. 使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中国学界至今仍无一部“像样的”学科经典力作。高奇琦教授曾感慨：“我们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并认为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爆发性发展仍是外延性发展，而内涵性发展十分不足。[5]实际上，内涵性发展与外延性发展的划分直接道出中国比较政治学最致命的问题，即理论、经验与研究方法的脱节，表现有三：（1）在对相关理论的理解方面出现“时空错位”的混乱，将彼国和彼时的理论解释套用到此国和此时；（2）“研究方法的滥用”，犯了只晓其“器”，不明其“道”的研究错误，不仅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经验教训缺乏总结，还试图重走其发展过程之中的“弯路”；（3）对理论、方法的经验性运用方面出现明显混乱，田野考察、深度访谈、数据采集等一线实践工作往往与二线的资料分析与加工脱节，这就使学界难以产生有说服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解释。

4. 比较政治学在成为“学科边缘生长点”的同时，也不幸面临其他学科及政治学子学科的入侵和挤压，出现“保持学科独立”与“促进学科融合”的矛盾。从前文的综述梳理中可见，比较政治学是不断从国际政治、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破土而生的，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打破学科之间藩篱的趋势愈益明显，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许多核心话题和研究领域不断为其他学科所抢占，但在学科积淀、学术团队方面又无力与“霸权学科”对话和抗衡，这就使新生的比较政治学必须抓紧补课，为我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战略”做出富有价值的贡献。

四、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认识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比较政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本学科的发展初衷来看，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158个城邦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探究出最好的政治体制，以实现希腊的强大；而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繁荣，无疑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维护其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仅因为这一学科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也即一国的社会科学总体水平，还因为比较政治学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别历史等学科更深刻地透视其他国家，并时刻关注我国自身的国家建设和政治文明水平，能为国家的关键性决策提供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政策依据。

从学术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缺乏如《论美国的民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那样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有着深刻洞见和全面认识的不朽名作，更遑论如阿尔蒙德、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那样试图以一种统一理论模型来剖析世界所有政治现象和发展历史的经典教本。这不但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缺憾，更对我国政治学者提出严峻的任务要求。

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一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学者不愿做真正的比较研究，二是没有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三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四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围绕“怎么办”的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和修基本功三个方面的建议。[21]141-149下文将在此基础上深化相关认识，并基于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30年的发展脉络，对本学科的发展谈谈自己的感受。

1. 从“修基本功”的层面入手，对西方文献的积累、研究方法的补课、分析框架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学者必须加强世界史、区域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强化田野考察意识，不断拓展自身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实事求是地说，比较政治学的入门门槛是很高的，这是一门综合性相当强的分析性学科。从被本学科公认的经典著作来看，其作者几乎都是十分优秀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例如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摩尔不仅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有着深刻洞见，而且在对农村各阶级结构关系的分析当中，十分熟练地运用档案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假设做了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撑；而在久负盛名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序言部分，斯考切波毫不掩饰自己的研究心路，极其坦率地说到：“与大多数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同，我在广泛阅读那些对革命做出理论解释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前，已经深入学习过大量有关革命事实的历史知识。在浏览这些理论性文献时，很快就令我大失所望。这些文献对革命过程的观察与我掌握的历史知识相去甚远。” [22] 这不但突出历史知识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还直陈那种缺乏历史知识所做出的“理论性文献”之研究假设是多么荒唐和离谱。历史背景决定政治情景、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缺乏历史素材，片面追求新颖前沿的研究方法，不但无法寻求分析框架上的创新，还必将使中国比较政治研究陷入“方法论滥用”的泥淖。

2. 中国比较政治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以来，明显出现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方面，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诉求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另一方面，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也长期存在争论，出现“定性研究分裂主义（qualitative separatism）”和“定量研究帝国主义（quantitative imperialism）” [16]。笔者认为，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大可不必在这两个方面过分纠缠，因为这恰好是中国比较政治学出现流派分化的契机，也是“学术试点”的渠道。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于“本土”了解“外国”，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用定量研究的科学方法去不断检验定性研究所提出的因果假设可能是我国比较政治学应该遵循的学术理路。当然，中国发展比较政治学学科，终究是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他国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对本国政治的关怀”，[23] “国际化”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和平台，而“本土化”则要求我们在中国情境中研究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微观和中观问题，至于西方发展主义那样的宏大理论，只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西方文明自身生长出来的相关话语和概念逻辑，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应成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

第3篇：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研究中最早提出了比较研究的概念，他通过对158个城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各城邦的政治制度及相互关系。思想家孟德斯鸠于18世纪成立比较研究学，将比较学作为独立的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随之而来的对比较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比较研究在各个学科间的渗透和应用也越来越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内的比较研究，有助于人们从事物的认识方式上，从事物间的异同关系上来区别和确定事物的本质。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研究作为常用的基本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对象

比较学因其方法的特定性，在对相关学科进行关系定位上常常面临界限不清的尴尬。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作为比较学研究的一个对象，同样面临与思想政治教育、其他学科之间的概念区分问题。事实上，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旨在从探讨不同国家、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理、理论、方法论等方面来探讨各研究对象之间的重叠问题。然而对于此，并非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主要对象。比较研究不仅研究静态的问题，也包含一些辩证的、比较与借鉴。将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界限进行标识，有必要能清楚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本质对象。顾名思义，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来看，各国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具有差异性，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基础和起点都是从各个国家的实情出发，不能脱离一个国家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为此，从比较研究的“辨识”方法上，对于研究方法的明确，主要从各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材料的收集与整理上，采用定性的方法来查阅相关文献，采用定量的方法来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来对各相关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可见，对于辨识研究，需要研究者必须掌握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内容，或者说具有比较研究的大量成果，否则的话，比较研究的特殊对象就被消解，而失去了比较研究的价值。

(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价值

由于各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现象及材料不尽相同，对于常规的逻辑研究思路来说，从归纳、整理、分析中可以得出影响某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因素，但对于比较研究，更需要从一个个影响因素的透析中来研究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中的相互变化规律。可见，对于比较研究来说，其基本单元是建立在不同结构中的变化规律，这些影响因素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此一来，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之间的区别，固然有其自身的基本原理、教育方法等内容，还要从制约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影响因素中，探讨各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规律，以分析不同结构下影响因素之间的组合及变化关系。我们从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来探寻影响因素，并从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因素在不同结构中的变化进行比较研究，来获取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复杂性。因此，开展比较研究，需要从通盘考虑中来探讨复杂关联性，并从比较分析逻辑中来发现影响因素及其变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学科发展及走向

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始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近年来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倪家泰从《苏联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并从比较研究中得出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现象。深入研究我国不同阶段下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内容，陈立思从比较学的发展过程中提出比较学科经历四个阶段：即事实研究、关系研究、本质和规律研究、翻译研究。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还停留在事实阶段，研究者如何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中来探究其中的关系及规律，仍然需要从学科领域的发展上，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独特性上继续探索。

(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现状

比较学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理论，也推动了比较教育的发展。比较教育从分析、借鉴、模仿、探索中逐步成长，并从比较学科的发展上，效法自然科学的先进研究方法，试图从定性、定量分析中促进比较教育上升新的高度。量化研究者认为，对于客观存在的普遍性规律，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推理过程都具有普适性；为此，从比较研究的变量概念化上，借助于调查数据的搜集与整理，从相关性中来确定因果关系，从而获得正确性的规律。然而，量化研究的结论并非受到广泛认可，对于普遍的因果性规律，定量研究是不全面的。定性研究者从历史的、传统的、现实研究中，将比较研究作为复杂的、深层次的制约性作为研究视点，试图通过比较安静的科学性过程，从量化研究中获取客观可靠的知识，并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中来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本质与规律。

(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未来走向

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现状来看，多从研究领域的科学化进行定性研究，量化研究相对较少，对于客观可靠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正如前述，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由于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研究重点不同，特别是对不同结构中影响因素的变化规律探讨上还存在差异。对于一个结构中的解释，不一定具有普遍适用性，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就是要从不同的变化规律中来探讨各影响因素的概念化问题，试图从不同结构中来获得相对一致的认识。比较研究在“辨识”阶段所研究的成果及经验，在量化研究中还存在随机性，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同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走向“翻译阶段”时，对于量化研究也只是获取精确化研究的工具，比较教育学对普遍存在的教育规律性的探寻是徒劳的，而解释与重构将成为研究的核心。因为，对于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非是比较研究获得的变化规律，如果将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作为对影响因素的重新组合，则“重构”显然是影响因素研究后的一个环节。无论是变化的规律还是借鉴的核心知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的“翻译”，都要建立在变化规律的基础上，而不能以人的主观性来臆断。

三、困扰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难点及突破视点

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学科的确立，并在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完善了理论体系，科研活动及研究视野获得长足发展。然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由于学术成果的同质化，以及学科发展自身的‘瓶颈’问题，仍然是制约当前学界研究的阻碍。

(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发展难点

从学理上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没有对研究领域进行明确划分；在研究实践上，多从研究问题的实践及现象上进行概括与总结，并变化规律性上进行简单移植，缺乏对普遍性的科学解释与认识，在指导教育实践上显得空泛，实效性较差；在方法论上，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学科界定上的模糊性，对比较学科的理论应用缺乏深入探析，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缺乏敏锐的反映了，甚至面临创新性发展枯竭的尴尬。细究根由，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多从“拿来主义”研究视角来探讨教育现象的异同点，导致研究实践、研究理论陷入总体空泛性的怪圈；另一方面从学科研究及知识积累上，缺乏活力，陷入表面繁荣的窠臼。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要想突破对学科特殊性、研究对象独特性的限制，就需要从“变化规律”的探究中，克服主观性、随意性和简单移植性的研究方法，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重塑学科架构。

(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突破视阈

第4篇：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41 文I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该学科的任务是通过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从中总结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从而将一般规律运用到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当中。本文主要回顾我国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对发展的现状做进一步的分析，对该学科的建设提出几点思考，从而进一步完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

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发展历程回顾

思想政治教育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紧密相关的，二者血脉相连，犹如“母与子”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方向的逐步成熟发展，才有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成长空间。因此，回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就必须先回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历程。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从无至有到发展的历史演变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实践活动，古今中外早有之。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始于1983年，中共中央《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文件当中指出，要在有条件的院校开设政治工作专业。与此同时，国家教委也召开了会议，明确提出要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召开学科建设会议，拟定了课程的设置、培养的规格、目标等事宜，并委托武汉大学等高校编写相关的课程教材。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在1984年正式招生，当时国家了《关于国家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批准了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十二所院校开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并于1990年全国开始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1996年，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的部分高校成功筹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博士点，以此为标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有了自己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机。2004年以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决定增设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二级学科，国家将原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调整置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从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归属、学科的定位日益明确，学科的建设也得到了发展。2012年以来，国家先后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意见》、《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等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资源，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互补性、交融性，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更好地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与发展三十多年以来，学科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学科定位日益明确，学科的研究方向也不断细化。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兴起与发展

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也逐渐发展起来。在国家教委的组织与领导下，国家开始编写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材。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也被国家重视起来。“至1995年全国第一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教材出版、全国首次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讨会召开，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奠基阶段，其特征是为以区域性研究为起步，初步形成体系”。[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地位的确立，也意味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该学科在借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研究方向，现已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学科体系的成熟，让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开设。此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不断的增加，论文与著作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例如：沈壮海《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补白之作》、苏振芳《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陈立思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等。论文与著作的增多不仅说明了该学科研究人数的增加，学科受关注的程度的上升，也反映出该学科的发展正处在良好的态势。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该学科在学科建设、学理规范、研究的领域等方面都取得许多成就，但是从学科建设的历史来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新兴、年轻的学科，在学科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现将主要的问题归纳如下：

（一）学科建设的边界模糊

学科边界是指，一门学科所具有的独特的研究领域，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因此有明确的学科边界，独特的研究领域是一门学科区分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就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目前的发展现状而言，存在学科边界模糊、学科定位不准确等问题，例如有人就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与比较政治学混淆在一起，原因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制度进行一个梳理与比较，从而对某种政治体制之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一个总结。两门学科有一定的关联性与交叉性，因此有人就把二者的共性等同起来，其实这就是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似的部分使人们在认识上产生了误区。因此，梳理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研究的范围以及理清相近学科的边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话题。只有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研究的方向与视野牢牢地把握住 ，才不至于使学科边界模糊化，同时也能够减少一些学者“借船出海”的现象出现。

（二）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的研究方法不够成熟

一门学科想要取得独立的地位，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基础理论，我们发现一些古老的学科如历史学、文学等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有部分原因归结于他们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基础理论，并且这些基础理论能够提供给他们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源泉与动力。所以，可以这样说，一门学科要不断地成熟与发展就需要深厚的历史根基与扎实的学科基础理论。回望过去，我们发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发展还不够成熟，其中的原因是没有成熟与完善的基础理论，学科的基础理论工作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很多时候我们研究的内容是零星分散的，没有做到“以一带多”、“以点串线”、“以线成面”的研究效果。学科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不到位成为了该学科发展的一块重要的短板。除了基础理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之外，基本研究方法还不够科学与成熟，也是制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瓶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年轻的哲学社会科学，至今为止才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相对于其他的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他没有厚重的发展历史，因此没有形成科学独有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在实际的研究当中怎么做到“兼百家之长”借鉴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其有机融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的学科建设者应该思考、探索的方向。

（三）人才培养的规格与质量有待加强

学科的兴旺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对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事关该学科是否后继有人，是否能够继续发展、充实该学科的队伍。在实际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对该学科人才培养的质量上并非是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我们暂且放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我们将其范围进一步扩大，放眼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该学科有六个二级学科，但是本硕博都具有招生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因此，该学科承担着为其他五个二级学科培B人才、输送人才的艰巨任务，即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本科阶段拥有招生资格，但是我们也不难知道，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该学科的招生情况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很多在硕士阶段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并不是科班出身的，因此该学科面临着培养高质量人才的艰巨任务。我们回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的作者中，我们看到了其中大部分都是比较德育的研究者，而非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虽然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不断呼吁要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但是真正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依然寥寥无几”。[2]因此，人才培养的质量也严重地制约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学科的兴旺发展不仅要有独有的研究领域、深厚的基础理论作为支撑，也要有一大批有责任、敢做为、勇于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贡献的高质量人才队伍作为保障。

三、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夯实学科的基础

我们在这里说的学科基础不单纯就本学科而言的，笔者认为要夯实学科的基础不能够只是做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的基础性工作，也要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基础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与发展能够起到一个带动的效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由于设立的时间短，满打满算也就三十多年，因此还有许多学科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完善，“母学科”发展的不完善势必会影响到“子学科”。因此，加强“母学科”的建设，深入地将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学科的功能定位做足、做细、做实。夯实学科基础，需要我们凝练清晰的学科方向。清晰明确的学科方向是我们进行学科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前提。那么，怎样凝练清晰的学科方向去保证学科建设呢？笔者认为应该就两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不能够张冠李戴，不是本学科坚决不去接收。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是谁的就应该谁负责来研究，是社会学研究范畴的就应该是社会学来研究，不能够都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来研究。我们提倡学科之间相互借鉴，是为了打开更加广阔的视野，提供新的思路，但是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往里面装。第二，加强“母体”学科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母体”学科就应该提供宏观的指导，为底下的二级学科以及三级学科提供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子学科”就应该自觉坚持在“母学科”的指导下发展，加强与“母学科”的联系，在建设与研究的过程中，就应该时刻关注“母学科”的前沿问题，将前沿问题适当地融入到内部的范畴当中，扩充自己的研究领域与方向。总之，“子学科”与“母学科”是血肉相连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要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就要夯实学科的基础，夯实学科基础就要与 “母学科”相联系，“母学科”就应该做好进一步的发展工作，提升自己的实力，让后代有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二）做好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

一门学科最终的建设与发展靠的是什么，是“人”。人是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果说扎实的学科基础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前提，那么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培养是一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中心环节。那么，我们应该教会人才做些什么呢？笔者认为在做好人才队伍的培养的工作就应该做到“两自”：

一是帮助人才队伍树立学科的自信。笔者认为在人才培养上这一点很重要，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现实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非本学科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存在一定的误区，认为该学科只是意识形态的教育，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因此，面对种种的误会，我们的人才队伍能否树立高度的学科自信，学科意识，“要理直气壮讲马克思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思想史上的科学性、而且具有不可磨灭的当代价值的信念”。[3]

二是帮助人才队伍树立学科的自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仍然有许多的空白，学科建设的工作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因此能否坐得住“冷板凳”是我们建设高质量人才的重要任务，我们建设的人才队伍需要“耐得住寂寞”的性格，有为该学科建设的勇气与信心，自觉担当学科建设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意识。“自觉担当、自觉奉献”是我们学科人才队伍培养的重要内容。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把学科自信与学科自觉融入到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使人才培养的工作能够取得新的成效，让更多的人才感受到这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更加自信自觉地勇于完成自己的专业使命。笔者认为对人才队伍的学科意识、专业意识的培养往往比单纯传授他们学科的研究方法、论文的写作更加重要，因为当一个人真正形成自己的学科意识、专业意识的时候，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使命。

（三）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工作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同时也是一门哲学社会科学。因此我们就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沟通工作。如：将业已成熟的研究方法借鉴过来，充实我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将业已研究的方向，适当吸收，重新以新的视角进行研究，多角度地进行整合，这些都有益于我们学科建设的新发展。

四、结语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已经取得了诸多的进步，但依旧是“任重道远”。在新的环境下我们应该树立起高度的学科意识与学科自信、自觉，勇于承担起学科的建设使命，充实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让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当中充分发挥其“资政育人”、唱响主旋律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巫阳朔.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J].阿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3）.

[2]苏振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展望[J].思想教育研究，2014（7）.

[3]陈锡喜.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计划的几点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

2015（30）.

第5篇：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

【关键词】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价值分类；价值实现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过去的30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时至今日，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即“为什么要研究”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探讨为什么要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是寻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即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问题。一般来说，研究价值问题是研究一门学科的基础与前提，学科价值对本学科其他方面的研究具有引领和指导的作用。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对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内涵

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内涵，首先需要厘清两个基本概念：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不等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但不是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仅仅只是比较，也不是说只要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领域内随便拿两个概念来比都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事实和相互关系，相互关系是指它们之间的渊源、交流、借鉴、影响等；另一个方面是通过对跨越民族、国家、时代、语言界线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事实和关系的研究，探讨在文化多样性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本质、规律、特征。[1]所需的研究方法包括描述、比较、考据、实证、分析、抽象、概括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开放性、居间性、综合性的特点。[2]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范围上囊括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等各门课程，正由于此，它的边界比较模糊，处于有联系的两个事物之间、又反映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状态。另外，在研究各国（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之上，还需要综合研究，从具体到抽象，挖掘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

价值的含义在西方哲学中至少存在着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以客体自身的功能和属性来规定价值，突出和强调价值的客观性，认为价值是寓于客体内部的一种性质；二是以主体和主体的需要来规定价值，突出和强调价值的主观性，认为价值存在于人们对对象的反应之中；三是以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规定价值，认为价值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从人与行为或对象之间的某种关系中产生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3]其中第三种观点占据主流地位，这种观点简而言之即“价值就是人的需要的满足”。而在中国哲学视野中，以满足需要来界定价值，不能说明有关价值的一切问题，人们的需要有高低之分，因而需要的价值也有高低之分，古代中国的哲学家将人的需要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并且认为精神需要高于物质需要，尤其是儒家，非常推崇精神需要的价值。除此之外，价值还有深层含义，价值的更深一层的含义，不在于满足人们如何的需要，而在于具有内在的优异特性，比如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人或者生命能满足人的什么需要。所以价值可以说具有两重含义，基本含义是能满足一定的需要，这是功用价值，深层含义是其本身具有的优异特性，即内在价值。[4]

基于上述概念的剖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可以初步定义为：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与特定主体的关系中，反映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与主体需要是否一致、是否满足了主体需要、是否促进了主体需要的一个范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不同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是一定主体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总体认识和看法，即一定主体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认识、理解、态度、判断和评价等的总称。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分类

由于价值问题极为复杂，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非常之多，从不同角度有着不同的分类，所以在给出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定义之后，需要具体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笔者选取了两个角度来分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一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主要侧重于认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二是社会发展的维度，主要侧重于认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1、从学科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看价值分类

第一阶段是观察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国外并没有完全与之对应的概念，但如果以“大思政”的眼光去寻找与其具有类似教化功能、学科性质的，却可以找到不少，如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品格教育、生活教育、价值观教育等等。当学者们最初接触到国外这些名称各异、形式各异的学科专业，首先要做的就是去认识。这一阶段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在于认识，这种认识基于观察，通过历史考据和文本研究，最终呈现为描述性的学术成果，内容包括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载体、环境、效果等。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这个方面，由于研究对象确定、研究方法比较成熟、研究条件也因为国际交流机会的增多而不断改善。

第二阶段是反思自身。很多人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了这一阶段想直接跳到第三阶段，也就是初步认识了他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后就想直接拿来“为我所用”，但是跳过了这个阶段就会导致“为我所用”变成“照搬照抄”，走向机械唯物主义。深刻认识本国（地区）以及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总结规律进而借鉴的前提，两者同等重要，所以该阶段主要的价值就是回顾反思、认识自己。这种反思即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再认识。通过对国外的观察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某些误区，比如思想政治教育要不要去政治化、要不要宣饕馐缎翁，如果不将视野打开，闭门造车，这个问题也许还会争论不休，但是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意识形态性，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所以我们不仅不能“去政治化”，还必须坚定不移地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三阶段是总结借鉴。总结各国（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和本质特征，借鉴国外优秀经验为我所用，加强本土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学科发展第三阶段的价值体现，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归宿。在借鉴国外优秀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时，一定要结合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一味只把眼光放在国外，立足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观照，提倡细致深入探究发源于不同社会内部的异质文化自我演进的动因、背景、过程和机制，才能彰显出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2、从社会发展的维度看价值分类

首先是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最主要的价值。自从1990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后，“软实力”在国家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21世纪，“软实力”的竞争将成为大国之间主要的竞争方式，“价值观之战”也将成为21世纪最主要的国际战争。中国要想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谋求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好的l展，必须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要有强大的精神价值来支撑，这种价值不仅能让中国立起来，还要走出去。比较研究能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研究国家软实力竞争或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博弈，都需要这样大视野，很多问题必须放到全球这个大环境下去探讨才能彰显出应有的价值。

其次是经济价值。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在于教育本身的育人功能。人是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对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市场对于人才的要求有了国际标准，如何培育出适应新形势的“国际人才”成了目前我国教育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种“新常态”，我们已经失去了便宜的自然资源和低廉的人力成本这些优势，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人才质量是重要的途径。在新时期的人才培养中，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人才的素质，包括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抗压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成了更重要的因素，而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体现。

最后是文化价值。教育是一种传承，一个国家的青少年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尤其是人文社科方面的教育，基本包含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统治阶级向下一代灌输主流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的过程，更是将这种文化传承演绎的淋漓尽致。通过对一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察分析，追根溯源，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政治教育背后所体现出的历史文化价值。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亦是造成彼此间冲突的根源。观察到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性，就要去探索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是什么，认识到这些根源性的问题，才能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总结出一般性规律。

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

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不仅是为了解决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发挥和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但是价值实现并不总是自发的和自然的，它需要内外部条件以及相应的实现路径。研究这些条件与路径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充分实现和发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需要。

1、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条件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条件分为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外部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和国际化，二是社会发展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全球化和国际化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宏观外部条件。这种发展趋势使得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便利的条件，从而也为其价值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种趋势下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保持和发扬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和特色，全球化背景下求同存异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我们要寻求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性，但也要承认差异的存在，并珍视自己的独特性。社会发展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是其价值得以实现的中观外部条件，这种需求的强弱也直接决定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程度。当社会需求产生时，就会加大研究投入，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成果相应的都会增多，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会得到充分体现，实现的程度相对较高。反之，没有人力物力的保障，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也就是一句空话。

内部条件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不断发展完善，二是研究者水平的不断提高。学科发展得越完善，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实现程度也会越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发展，还有亟待完善提高的地方和需要破解的学科难题，其价值的实现需要学科建设作为基础和保障，且随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还会向学科建设提出新要求。此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交叉性质的学科，研究者必须掌握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而且要有较好的外语水平，这无疑给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路径

第一，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要从文化视域去解释问题。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要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综合考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看到其中的历史文化差异。利用“抽象-具体”的研究方法，从纷繁复杂的具体现象中归纳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抽象范畴，从这些范畴出发再去构建出一个理论框架，就会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和历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于许多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从文化视域去解释能够抓住主要矛盾，从而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寻找到更加切合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路径。

第二，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要注重实证的研究思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本身是理论问题，要将这种价值加以实现和发挥却是一个实践问题，坐在书斋里拍脑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靠笔杆子也拿不出具体措施和方法。从理论到实践，需要多做实证研究，真正去面对和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实现由虚到实的转化。同时我们要进一步优化实证研究方法，不能只是停留在发一张问卷，统计百分比，再做一个相关性分析这个阶段，而要将问题想深、做实。

第三，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要把实现人的价值作为中心问题来考虑。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价值问题的落脚点也在于人，所以要将实现人的价值作为中心问题，将“以人为本”理念贯穿于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全过程，就是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注 释】

[1][2] 陈立思.比较思想政治教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2.13.

[3] 吴向东.重构现代性：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5.

[4] 张岱年全集（第7卷）[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56.

第6篇：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

比较经济学的传统领地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上被定义为主要以中央计划的方式来进行资源配置。而资本主义则是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传统比较经济学的这类研究可以追溯到1930年那场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辩论。在那次争论中，人们试图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市场或是计划可以在经济效率和经济平等两方面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十多年前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基本摧毁了比较经济学的传统领地。这是否意味着比较经济学的死亡呢？

我们将支持这样一个答案：比较经济学不会死亡。从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废墟上又浮现出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我们称之为新比较经济学，它继承了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即通过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制度是如何运行的。但新的比较经济学侧重于对各个国家所实行的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这些制度的功能包括选择政治领导人，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保护产权，重新分配财富，解决纠纷，治理公司以及进行信贷配置等等。最近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些制度差异对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的制度带来了增长，另一些制度却使得经济发展陷入全面停滞。新比较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就是对上述制度以及它们各自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分析。

新比较经济学接受了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即纯粹竞争模型不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有效工具，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与制度经济学不同的是，制度经济学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共同特征如私有产权的保护，而新比较经济学则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产权保护的问题上运用的手段和方式各不相同，它所要研究的正是这些不同之处。新比较经济学同时也借鉴了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即他们对政治因素的重视。许多国家在制度上的重要差别都来源于政府，不管是对市场的监管还是对政治的监管。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政治力量对制度演进的推动作用，那么就既无法考察制度的形成，也无法考察制度对经济绩效所产生的影响。

文章讨论了20世纪最后十几年里所发生的三个经济转变，正是这三个转变为新比较经济学提供了学术研究框架。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市场监管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政治监管，最后一部分是为政策改革提供一些经验教训。

第7篇：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学生视角;教学能力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主体，根据学生通过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后，在思想认知和行为表现发生的变化来评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一是看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和实际接受程度”；二是看学生通过学习思想政治理论之后，是否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并外化为行为表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成效关系到高校教育教学质量，高校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和自我教育者，大学四年要学习五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他们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有着广泛接触、充分的交流以及学习体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状况如何，他们最有发言权。为此，基于学生视角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进行考察，是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的最主要渠道。

一、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进行调研的基本情况

（一）调研的基本情况与方法选择

调研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其基本情况是：调查院校为新疆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医科大学、新疆财经大学；调查共发放问卷460份，回收有效问卷450份，有效率为98%。参与问卷调查学生的基本信息是：男生181人，占40.2%，女生269人，占59.8%；文科学生148人，占32.9%，理科学生140，占31.1%，工科学生90人，占20%，农科3人，占6%，医科学生69人，占15.3%；大二学生257人，占57.1%，大三学生117人，26%，大四学生76人，占16.9%人；汉族学生210人，占46.7%，维吾尔族学生170人，占37.8%，哈萨克族学生36人，占8.0%，回族学生20人，占4.4%，蒙古族学生12人，占2.7%，其他民族2人，占0.4%。问卷统计方法采取传统方式，即统计出每题每一选项的人数，并算出百分比，以此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信息点。

（二）调研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1.你对本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的总体评价？通过调查，以获得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总的评价，具体统计结果如下（见表1）。上述调研结果表明，各民族大学生对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总体评价中，认为“很高”和“较高”的分别为：26.4%、41.7%，两者之和为68.1%，这说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总体尚可，但受访者中认为教师总体教学能力“很高”的只有26.4%，认为“一般”和“较差”的比例之和超过三成。这表明，对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状况还不能过于乐观，考虑有一半受访者为大二学生，他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没有全部学完。因此，实际评价不高的比例可能还要更多一些。

2.你认为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驾驭能力如何？考虑到各民族大学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教师教学能力理解上有一定困难以及调查测试的一般规律，为便于各民族学生真实完成本次测试，课题组对每一项具体能力只设计一个问题，并注明评价这一能力可以参考的指标，例如，教师驾驭课堂教学能力，本文列举的参考指标包括“突出重点，讲清难点”“教学关联性、条理性强”“教学内容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信息量大，有深度”“内容适合学生与社会需求”“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学术性”等，根据以上建议指标，学生给出一个总的评价，调查结果见表2。以上调查结果表明，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课堂教学驾驭能力，学生评价为“很好”的占28%，评价“较好”的占30.9%，两者比例之和为58.9%，这说明大部分教师能够做到课堂教学条理清楚、重点突出、理论联系实际、讲授内容符合学生需要、具有学术性，课堂教学驾驭能力好。我们也必须看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驾驭能力，学生评价为“一般”“较差”和“很差”的比例之和超过四成，达到41.1%。这表明，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课堂教学驾驭能力学生评价不高甚至很差，不能满足学生成长成才对理论学习的需要。

3.你认为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组织能力如何？课堂教学组织是做好教学工作的基础环节，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文给出的参考评价指标包括“课堂教学环节或活动紧扣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课堂教学环节或活动安排有序、紧凑”“教学时间利用有效果、有效率”等，具体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调查结果显示，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组织能力较好，优良率将近70%，学生评价为“很好”的占30.4%，评价“较好”的占36.2%，这说明大部分教师能够做到积极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精心开展课堂设计与教学准备，受到绝大多数学生好评，教师的课堂教学组织能力优良。同时，也不能忽视，作为教学最为基础性环节与基础性能力，还没有得到学生高度认可，学生评价为“一般”“较差”和“很差”的比例之和超过33.3%。

4.你认为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表达能力如何？教师通过语言、非语言等手段有效传播、表达教学理念、教学思想与必要教学内容，让学生愿意接受所讲道理，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基本能力和必备素质。对这一问题的调查，本文给出了参考评价指标，包括“语言表达”“肢体语言”“教具等表达”“板书或多媒体设计”等，具体调查结果如表4所示。调查数据表明，各民族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表达能力的认同度较高，其中，有29.6%的人认为教师的课堂表达能力“很好”，接近三成，认为“较好”的占到42.9%，超过四成。尽管如此，也应当注意到，还是有20.2%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表达能力“一般”，5.3%的学生认为“较差”，2%的学生表示“说不清楚”。不太满意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

5.你认为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方法运用能力如何？教学方法运用既是教师教学能力的展示和体现，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正确引导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途径，其本身也具有教育意义，因此，教学方法运用是教师教学能力中更高一层次的能力。对此，本文设计的问题是“你认为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方法运用能力如何？”，并同时通过四个参考指标，包括“鼓励学生参与、互动与合作”“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启发式教学”“面向全体、兼顾差异、因材施教”等，调查结果如下表5所示。调查结果表明，各民族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方法运用能力认同度相对较低，认为“很好”和“较好”的比例分别为25.3%和29.3%，两项之和为54.6%，不足六成，其原因或许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合班，学生人数过多；教师数量偏少与教学工作量大、教学投入不足等有关，但也一定与教师教学综合素质、教学方法运用能力不足正向关联。应当看到，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方法运用能力“一般”“较差”和“说不清楚”的比例分别为29.1%、13.1%和3.1%，三项之和超过45.4%，接近一半。这说明，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交互式学习”“多样化教学”“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等高层次教学方法运用能力上存在问题较大。

6.你认为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能力如何？指导学生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整体教学能力有机组成部分，为此，本文专门设计一个问题，具体调查结果如表6所示。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能力严重偏低，其中，认为“很好”的比例只有7.6%，认为“较好”的为31.6%，两项之和仅为39.2%，不足四成，而认为“一般”“较差”和“说不清楚”的比例分别为39.3%、18.9%和2.6%，三项之和达到60.7%。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教师在这一能力方面确实存在不足以及缺陷。就后者而言，在新疆，高校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加之开展实践教学社会成本高、资源少以及经费短缺等原因，严重制约了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动力与现实选择，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评价。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活动能力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据了解，有相当一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有为难情绪，缺少意愿与动力推动，缺少实践活动筹划的知识储备、实践经验以及必要技术技能等。

7.你认为所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试命题能力如何？考核考试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完成的教学环节，其中关键环节是教师考试命题的水平，为此本文设计了此问题，具体调查结果如下（见表7）。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试命题的水平认同度偏低，认为“很好”的比例只有7.8%，认为“较好”的为37.6%，两者之和为45.4%，不足五成，而认为“一般”“较差”和“说不清楚”的比例分别为35.6%、18.2%和0.8%,其中，“较差”与“说不清楚”的比例之和接近20%，而后三项比例之和为54.6%，超过50%，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试命题（或许包括整个考试监考改卷等）不太满意和不满意。这可能与学生自我中心的心态和功利取向有关，至少考的不好或分数较低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试故意难为学生，不“以学生为本”，不够“开明”，将考不好的结果归于他人，而不是从自身找原因。但必须看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试命题能力必须提高。

二、调研主要结论

以上基于学生角度考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基础性教学能力较好，核心能力相对较弱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表达能力、课堂组织能力等基础性教学能力总体情况较好，而高一层次的核心教学能力，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课堂驾驭等能力相对较弱。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整体教学能力尚可，但两级分化现象较为严重

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总体评价以及分项目评价上，除了“开展实践活动”与“考试命题”能力前两项好评率之和在50%以下外，在课堂教学驾驭能力、教学组织能力、教学表达能力评价和教学方法运用能力上，认为“很好”和“较好”的比例之和都在54%以上，这说明有半数以上教师教学能力学生是比较认可的。为进一步考察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的全貌，在上述统计结果基础上，将每一类能力列出选择人数，再按照“很好”“较好”“一般”“较差”“说不清楚”五个选项，分别对应5、4、3、2、1分，乘以每一项的实际人数，得出该项分值，加总后，除以总人数（450人），最后得出每一细分能力的平均值，具体情况见表8所示。前述统计结果表明，因为在对教师每一教学能力测评中，学生选择“很好”“较好”的比例与选择“一般”的比例相近，甚至略低，因此，每种能力的平均得分不高，均未达到良好（4分）（详见表8）。这一结果说明，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存在两级分化的现象，确实有一批教学能力强的优秀教师，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教学能力一般，甚至很差，这也进一步说明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骨干、领军人物数量或许不足，严重影响学生整体评价结果。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组织开展实践教学能力急需加强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受访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组织开展实践教学能力严重偏低，接近3分，在六项细分能力中排序最后一位，同样考试命题能力也不理想，得分在3.5分以下，排序倒数第二位。

三、建议

基于高校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及对教师的教学能力调研，笔者认为新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基础性教学能力较好，整体教学能力尚可，但核心能力相对较弱、两级分化现象较为严重，组织开展实践教学的能力急需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否具有实效性，关键要看学生通过学习思想政治理论之后，是否形成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否学会了运用所学的理论去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并学会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因此，需要建立健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实效性评价指标体系，这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看学生对所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理解程度和实际接受程度。衡量指标有：是否基本掌握了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包括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是否正确地理解了所学的政治思想理论观点;是否相信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形成了社会所需的认同观念和意识;是否改变了对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认知态度，形成了对国内外大事或思想政治理论的兴趣和关注。

第二，看学生对所学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和驾驭程度。具体衡量指标有：在给出的复杂的各种涉及社会、个人问题面前，是否利用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观点，来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对待社会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面前，是否能够运用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去分析，并正确地给予解答;在面对各种错误观点时，是否能够运用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和批判，并指出其错误的根据或危害性是什么;对未知的问题，是否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探讨问题。

第三，看学生对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观点是否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认识，并在实际学习和生活当中做到了知行合一。具体衡量指标有：是否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自觉的遵守学校纪律，违纪违规的现象很少出现;是否积极主动地参加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习和校园里是否开展了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知识能力提高的各种活动;是否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各种课程和知识方面，是否在课堂上、图书馆和宿舍中呈现出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是否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关爱他人的行为,积极参与维护校园、教室、宿舍卫生环境，形成了良好文明礼貌行为;是否形成了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氛围，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人数、种类多少以及来自社会的反映如何。

参考文献：

［1］全国普通高校“两课”教育教学调研工作领导小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文献选编（1949-2003）［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杨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的主体性特征探析［J］.求实，2002，（9）：60.

第8篇：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

关键词：初中政治；时事政治；教学方法;教学策略

政治学科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政治课程的教学就要密切联系生活，合理、适时地引入社会上发生的时政信息。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结合时政分析，活学活用，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初中政治课堂引入时事政治必要性的分析

1.适应新课改的需求

目前我国教育提出了新课改要求，对于教育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都提出了更高标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课改下教学模式的要求。政治教学当中要积极将理论知识与时事热点结合起来，使得比较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更加具体化，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学习知识。

2.思想教育的需求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合理利用一些时事热点吸引学生注意力，加上老师的正确分析，循循善诱，让学生能够明辨是非，对今后的人生选择也有积极意义。例如，老师可以合理分析，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维权意识与法律意识。教育学生在发生侵权事件时，如何合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3.社会发展的需求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文化建设、政治经济建设都处于关键时期。初中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作为国家未来的主人，有了解国家基本国情、国家大事的义务与责任。

二、时政教学引入初中政治课堂的具体措施

1.创建学生时政论坛

政治学科有着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有非常多且繁杂的理论知识。对于初中生而言，这些理论知识并没有很大吸引力。要想让学生独立自主去学习、探讨研究是比较困难的。在政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帮助学生创建时政论坛，多站立在学生的角度，选取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时事热点信息，吸引学生注意力。利用政治理论和知识去分析这些时政热点信息，让学生了解政治其实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反而贴近我们的个人生活；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主动性，使得原本比较死板的政治学习变得贴近生活，让学生更加有兴趣去学习，继而良好地提升教学质量与学习效率。比如，在国家举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通过视频以及报纸图片信息，告知学生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公民行使个人权利的国家性会议，并不是与我们相隔甚远。视频、图片等展示手段也能提高学生的兴趣，进而积极加入到学习讨论中。

2.时政教材的合理选取

选取时政教材的时候，要考虑时政的时效性、典型性、带入性。并不是所有的时政信息都是适合作为初中生教学教材的，有的信息内容不够及时、或者牵扯知识层面并不是初中生所能理解的范围、或者与初中生的生活距离较远。这些信息作为教材并没有太大的教学价值，因此对教师的要求就比较高。政治教师必须有了解政治信息、分析政治信息的良好习惯。教师筛选出一些高质量的时政信息作为教材，更具有教学意义。

3.培养学生的政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从多种角度多种方法去让学生了解政治信息，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很有必要的。比如，教师可以定期组织学生观看政治相关电影、视频材料，在教室里设置政治一角，定时更换一些政治报纸、书籍等。这些看似与直接教学并没有多大关系的教育方法，可以逐步培养学生的政治兴趣和习惯，对于学生的政治学习，建立良好的政治观念有着非常大的正面意义。

4.组织政治话题讨论

优化传统课堂授课的模式，丰富教学方式，对于提升学生政治学习兴趣有很好的作用。在课堂上，可以让学生组织个人学习小组，教师可以选择一些话题让学生各抒己见，进行讨论，最后由老师进行正确知识的分享和分析。这样比较有参与性的学习方式，也是值得教师从业者积极探讨研究的。

参考文献：

［1］刘瑾.初中政治课堂中时政教学的引入策略［J］.赤子（上中旬），2016（12）.

第9篇：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

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支撑从何而来？首先是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即超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不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从深层次上讲，是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和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从浅层次上讲，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所决定的。深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而浅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的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能产生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不能建立政治学说体系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应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政治学学说体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所提出的思想，还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一套历史上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比较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现实的局限性。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政治被现代政治所代替，在新的政治生活条件下，政治的发展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提出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系统、全面地对政治进行研究的政治学本身的要求。如果参考现代政治是从西方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背景，那我们就会认识到现代政治对政治学的要求，是现代政治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就中国社会与政治来说，现代政治的确立，实际上为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超越这种传统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因此，在现代政治下，我们必须而且也有条件超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把政治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同志从“”的教训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强调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指出说：“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0]这就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完全确立和在这十几年有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伪旧砦泄窝Х⒄顾峁┑姆岣坏乃枷胱试春途槎韵螅龆酥泄窝耆芄辉谘拔鞣降耐保远灾泄缁岷驼稳妗⑸钊氲难芯课。轿鞣秸窝В迪肿陨淼亩懒⒎⒄梗佣钪辗⒄钩瞿鼙泶镏泄壑怠⑻逑种泄幕褚约敖沂局泄缁岷驼畏⒄鼓谠诼呒闹泄窝А?/P>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126页。

[4]同上书，第140页。

[5]同上书，第281—2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8]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418页。

[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