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全集精选(九篇)

第1篇：李白诗全集范文

【关键词】唐诗选本；李白；杜甫：接受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2-0019-7

“作诗非难矣，选诗难”，诗歌选本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方式之一，始终为世人所重。其不仅关系到选诗者的才能和见识，而且可见各个历史时期文学思潮嬗变发展对收录作家作品的影响，它既保存了许多古典诗歌的原生态，又广泛流传并影响后人，唐诗选本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例。唐朝是古典诗歌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历代唐诗选本很多，诸家选本见人见智，异彩纷呈。作为唐朝诗国星空“双子星座”的李白、杜甫，唐诗选本更像一个个活化石，虽历经岁月风霜，但依然熠熠生辉，折射出历朝对于李、杜评价的诸多信息。

一、推崇李白的唐人选唐诗

唐人选唐诗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不仅反映出选家们各自不同的选诗标准，而且呈现出唐代总体时代风貌和审美趋向。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记载唐人选唐诗共有50多种，惜多亡佚。现存的有《唐人选唐诗十种》，今人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搜辑共13种，较《唐人选唐诗十种》，增加了初唐许敬宗等撰的《翰林学士集》、崔融编的《珠英集》中唐李康成的《玉台后集》。现据《唐人选唐诗十种》所存选本，参之《唐人选唐诗新编》，将李、杜诗歌人选数量(单位：首)列表如下：

十一种唐人选唐诗中，李白入选四种(《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共88首，杜甫入选的仅一种(《才调集》)7首。结合王维入选五种(《河岳英灵集》15首、《国秀集》7首、《极玄集》3首、《又玄集》4首、《才调集》2首)，共31首，王昌龄入选五种(《唐写本唐人选唐诗》17首、《河岳英灵集》16首、《国秀集》5首、《又玄集》1首、《才调集》5首)，共44首比较，亦可见杜甫在唐人选唐诗中的不被重视。

唐诗选本多选李诗，少选或不选杜诗，有其深层原因，比如选家选诗标准，当时诗坛风尚，社会政治影响，诗歌自身发展变化。敦煌残卷本《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共选李昂、王昌龄、邱为、陶翰、李白、高适六家，总选李白诗43首，居诸家榜首。李白是唐代乐府大家，书中录李白古乐府24首，并有意单独编为一类，可见李白乐府在当时就已流行，这既符合李白诗歌成就实情，也为后世重视学白乐府奠定了基础。在入选六家中，唯有李白诗一首未遗失，李诗在当时受人欢迎程度可想而知。李白生前作品就倍受世人青睐，多有崇拜者，王屋山人魏万就曾千里迢迢，不辞劳苦，从河南长途跋涉到江浙寻找、结识李白，据魏万说李白刚出川时，在江陵遇见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受其褒奖后激情写下的《大鹏赋》，当时天下“家藏一本”，这年李白刚26岁左右，李白成名之早和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现存杜甫1400多首作品，约有1300首写于安史之乱后，不录杜诗原因似乎很明显。但杜甫在《进雕赋表中》称自己“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有千余篇”，不仅未入选敦煌残卷本《唐写本唐人选唐诗》，而且编选时限为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载的《河岳英灵集》，选24位作家230多首诗歌，也未见杜诗。敦煌残卷本“似为抄录”(傅璇琮语)，恐像敦煌曲子词一样，出于民间传抄。李白高选，杜甫不录，更能说明李、杜诗在时人(尤其百姓)心中的地位高下。

纵观写诗褒扬杜诗的唐人，在杜甫生前仅有三人：郭受“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韦迢“相逢缆客船，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任华“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杂言寄杜拾遗》)。仇兆鳌注在郭诗题下注：“公(杜甫)必先有诗寄郭，故受作此以答。”韦迢写此诗同时，杜甫有诗送别，亦系唱和类。从其唱和角度，郭诗、韦迢的赞颂多少有交往中的惯常回答、奉承之嫌。至于任诗，多为后人诟病，考其为伪作。也即杜甫生前“百年歌自苦，不见有知音”(《南征》)。

与敦煌残卷本的百姓传抄不同，《河岳英灵集》与选者殷瑶的诗学思想关系密切。殷瑶虽赞美盛唐诗“声律风骨始备”，强调为诗要“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两挟”，并说“不可不知也音律”，但他对“专事拘忌，弥损厥道”之诗尚多有不满，从而提出“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可见其选诗更重风骨和古调。李白作诗重古体，多古调，《古风五十九首》多从陈子昂《感遇诗》而来，殷瑶选诗标准与陈子昂、李白诗歌主张一脉相承，故选录李诗高达13首。而杜诗多重律体，喜欢苦吟，追求技巧变化，不被殷瑶重视已属自然。这里面不仅有个人爱好，而且折射出安史之乱前，李白复古革新，是盛唐时代的代表。

后蜀韦毅《才调集》选诗重视“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故韦选李诗28首，不选李飘逸自然、雄奇奔放之作，多选其写妇人之诗。《才调集》是现存唐诗选本中选诗最多的，它多选中晚唐律诗，虽韦毅在叙中称赞杜甫，但却未选录律诗大家杜甫，而李白虽不擅长律诗，但却是人选诗量最多的盛唐诗人，也是全书选诗超过二十首的八家之一，这与韦毅偏居安逸蜀地，喜近体艳情诗，及中晚唐诗歌发展趋向有关。杜甫艳情诗和写女性诗篇几无，故不选。而李白集中还有此类作品，正如舒王讥讽李诗“词诗十句，九旬言妇人、酒耳”，虽言之有过，但却暗合了韦毅的审美趣味，入选诗歌放弃他类，仅录妇人之诗就不足为奇了。这既反映出李、杜诗歌取径之别，也从侧面透露出李白在蜀地和五代仍有很高的威望。

第2篇：李白诗全集范文

本文从主要方面回顾了20世纪李白、杜甫研究情况，并从20世纪的政治与思想文化背景、学术自身发展规律、新的理论方法与传统诗学相结合、学术上重大突破与遭遇困难寻求出路之间的辩证关系等方面探讨了两家在研究上出现差异的根源，希望古代文学研究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关键词】 李杜研究 差异 根源

李白杜甫，并世齐名。后人对二家既有"李杜操持事略齐"（李商隐《漫成五首》其二） 的并尊，也往往有所比较，有所轩轾。千余年来，李杜二人已各自形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接受史，因而不仅李杜的创作可以比较，其历代接受和研究情况，也可以比较。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段性特征，承前启后，吸收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走上了现代化的研究之路。总结这一时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李杜研究情况，不仅对李杜研究自身，而且对认识近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得失，推进其健康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 20世纪李杜生平研究与文集整理注释

（一）李白、杜甫生平研究

李白出生地 自宋至清，人们一直以为李白生于蜀中。李白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的《为宋中丞自荐表》称"年五十有七"，据此推算，李白当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与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一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其家"神龙初，潜还广汉"，中间相差五年，可见李白不可能生于蜀中。清代王琦虽看到了上述文献记载，但他怀疑"神龙"年号乃"神功"之讹，仍维持李白生于蜀中说。直至清末黄锡 编《李太白年谱》，均因袭前人旧说。

1926年李宜琛发表《李白的籍贯与生地》 （《晨报副刊》1926年5月10日） 一文，认为李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被流放的地方"，并指明"是在碎叶"。1930年，冯承钧发表《唐代华化蕃胡考》 （《东方杂志》第27卷第17期） ，根据李阳冰序中李白先世"谪居条支"之说，认为李白"实生于大食"。1935年，陈寅恪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 ，亦认为"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1936年3月及8月，胡怀琛发表《李太白的国籍问题》、《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他》 （《逸经》第1期、第11期） 两篇文章，认为"李白先世所流寓的地方，疑是在 罗私城南面十余里的地方"，西距素叶（即碎叶）八百五十里。1936年11月幽谷发表《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 （《逸经》第17期） ，支持胡怀琛的说法，认为李白早时家庭在碎叶。以上这些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40年代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詹锳的《李白家世考异》（《国文月刊》第24期，1943年10日）即采用此说。

郭沫若于1971年出版《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更为深入地讨论李白出生地问题，认为唐代碎叶有两处：一在中亚，一在焉耆。断定李白"出生于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城"，即今天的托克马克。郭说引起又一轮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讨论，不少人肯定郭说或对郭说有所补充修正。多数皆采用碎叶说。

跟出生地相关的是李白的种族与家世问题。上引李宜琛、冯承钧、陈寅恪、胡怀琛、幽谷等人文章，在谈出生地的同时，即往往伴有李白可能出于突厥族家庭、其他胡族家庭或胡化家庭的推想猜测，至80、90年代，周勋初、葛景春等还从文化背景上对李白进行考察论述。他们的研究有两方面效应:根据李白不同于常人的思想爱好，立身行事，可以看出李白与西域文明的关系;而反之据李白出生地和家世等背景，又可以解释李白思想行为的一些特异方面。

与家世问题有一定联系的，是李白家庭从事何种职业，生计来源依靠什么。詹锳《李白家世考异》云:"意者白之家世或本商胡，入蜀之后，以多赀渐成豪族。"王瑶《李白》 （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认为李白父亲"可能是一位大商人"。林庚《诗人李白·李白的思想与斗争性》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亦认为"李白的父亲大约正是一个客商"。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 （《光明日报》1962年8月12日） 说李白的故乡绵州是"盐铁有名产地"，"李白的父亲所经营的可能是贩铁商业";又根据"秋浦有银、有铜"，说李白"到江南活动，也可能是继续他的铜铁经营"，"似乎不仅是运销，而且兼涉采冶"。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第一章《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中说:"（李白）父亲李客由中亚碎叶迁徙入蜀，是拖着一大家子人的。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够携带着那么多的人作长途羁旅。"诸多说法，有的猜测过甚，当然不足为信，但李白毕竟说过"混游渔商，隐不绝俗" （《与贾少公书》） 、"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 （《秋日练药院摄白发赠元六兄林宗》） 一类话。在封建时代，商人受歧视，学者不愿把李白的出身与商人家庭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到了20世纪被提出来，也并非毫无依据。

李白几入长安问题

由于新、旧《唐书》均只载李白于天宝初受召见，待诏翰林，因而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人们均认为李白至长安仅此一回。1962年，稗山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 （《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 ，对李白在长安和关中所写的诗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有一部分作品表现出穷愁潦倒，渴望遇合，进身无门，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与天宝初供奉翰林前后的处境和心情显然不合，因而提出李白在天宝初入长安前，尚有一次进京的活动。估计其时间约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夏至二十八年（740）春之间。稗山之说在当时只重视政治思想上的评判，而很少有人注意作家行踪考订的情况下，未得到反响，直到1971年郭沫若出版《李白与杜甫》，才充分肯定了这一发现，同时断定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十八年（730）。1978年后，郁贤皓陆续发表《李白与张交游新证》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 （《社会科学战线》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1980年） 等文，肯定稗山的"两入长安"说及郭沫若的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说，并较多地补充了第一次入京的论据。此后，"两入长安说"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赞成。

"两入长安"说从提出到确定，研究者尽管也借助了有关史料，进行传统式考证，但更多更重要地是采用了作品分析方法。这条路径，从作品内部寻找内证，通过内容分析，寻绎其联系，从而对作品的写作背景（包括作时作地）及作家事迹行状做出大体合乎实际、合乎逻辑的判断。这样既重视作品内容分析，又借助史料考证，交互为用，推动了研究向纵深发展。

李白全集的整理研究

20世纪李白诗文全集整理方面出版了三部大型著作。1.《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每篇除原文外，分校、注、评三部分。以乾隆时期王琦注本为底本，以宋蜀本，萧士、缪曰芑本及唐各总集、选本所收诗文详加校勘。旁搜唐宋以来有关诗话、笔记、考证资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评笺、补注，并考订其讹误。2.《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安旗主编，集校勘、注释、集解、辑佚、年谱、资料汇编为一体，按编者意见对李白诗文85%左右的作品作了编年。3.《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詹锳主编，每篇分为题解、原文、校记、注释、集评、备考六部分，全面地清理汇集了前人的李白研究成果，同时融入了著者研究的新见，具有集成性质。

杜甫生平研究

杜甫生平行踪，前人考订比较详悉。20世纪的研究主要有:世系及母系问题、生卒年问题、卒葬地问题、贡举考试问题、与李白和高适相遇的时地以及同游过程问题、离开严武幕的原因和时间问题，等等。

关于世系，主要有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世系》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 、曾意丹的《介绍一块研究杜甫家世的重要墓志---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 （《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金启华的《杜诗论丛·杜甫世系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 （中华书局1987年版） 等。邓绍基对有关成果进行了一番综合整理，认为杜甫世系自晋代杜预以下，除第五代尚不清楚外，其他已全部考出。

关于杜甫的母系研究，有朱 的《杜甫母系先世出于唐太宗考》（《文风杂志》创刊号，1943年12月）、冯至的《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祖母卢氏考》、王辉斌的《杜甫母系问题辨说》（《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2期）等文，其中冯至和岑仲勉考证出杜甫有生母和继母，生母为崔氏，继母为卢氏。

关于杜甫贡举应试问题，有香港学者邝健行的《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 （《杜甫研究学刊》1986年第4期）和《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察、论析和推断》（《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乔长阜的《杜甫二入长安时期的几个问题---兼辨杜甫应进士试中的两个问题》（《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和《杜甫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陈铁民的《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其中陈铁民文重新考定了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诗作年，指出:"杜甫天宝六载进士试失利……到陆浑庄隐居"，"直到天宝九载，才再次赴京"。

关于杜甫与李白、高适相遇时地及同游踪迹问题，有闻一多的《杜甫》（《新月》第1卷第6期，1928年8月10日）和《杜少陵年谱会笺》（《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1-4期，1930年）、乔长阜的《杜甫与高适李白游宋中考辨---兼辨杜李游鲁及杜入长安时间》（《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2期）等文，闻一多认为杜甫、李白相遇在天宝三载三月至五月间，乔长阜认为杜甫与高适、李白同游宋中，当在天宝四载深秋、初冬间，而不是在三载。

关于杜甫离蜀的原因和时间问题研究，有陈尚君的《杜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学报》1994年第1期）、《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杜甫为郎离蜀考〉续篇》（《草堂》1985年第1期），认为杜甫离蜀是因为严武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召他赴京，而于永泰元年春夏离开成都的，杜甫离蜀是在严武生前。此事因未得确证，暂时仍搁置，但因涉及到夔州诗创作的生活基础与思想基础，在杜甫生平研究中应属重要问题。

关于杜甫卒葬问题研究，文章和著作数量很多，仅1988年5月在湖南省平江县举行的"杜甫在湖湘"学术讨论会上即有十六篇论文论及卒葬问题，傅光则著有三十五万言《杜甫研究（卒葬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异说虽多，但传统的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的说法，仍为多数学者采用。关于杜甫在各地行踪遗迹的考察研究，80、90年代相关论文颇多。杜甫在山东、河南、长安、陕北、秦州、同谷、成都、川北、夔州、湖北、湖南等地遗踪，均有一些文章进行考辨。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编写组，经过集体实地考察，编写了《访古学诗万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纠正历代注家不少地名错误，还发现了一些新的遗踪。

杜甫生平研究中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成果是年谱和评传。闻一多将前人数十种杜甫年谱加以汇集笺注，又辑入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史料，撰成《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有《杜甫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凭借草堂收藏之富，考证杜甫游踪，有其他年谱所未及之处，但鉴别不精，有芜杂之憾。朱东润的《杜甫叙论》联系杜甫安史之乱前后的经历和进入夔州以后的生活变化，介绍杜甫两次创作高峰，把对杜甫诗歌成就的评价同其生平经历的叙述紧密结合在一起。陈贻焮的《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8年版），是超过百万字的规模宏大之作，该书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论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背景，揭示杜甫在复杂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思想性格，通过考证和分析，细致地勾勒了杜甫的生活历程与思想创作历程，从各个侧面塑造了杜甫的丰满形象。莫砺锋的《杜甫评传》既把杜甫作为伟大诗人，详细论述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创作过程，又把杜甫作为思想家，对其人生哲学、政治思想、文学思想进行了探讨。

由于80年代启动的由萧涤非等主持的大型项目《杜甫全集校注》一直未能完成和出版，所以20世纪缺少有标志性的杜诗文献整理研究成果。但除全集的新注、集注外，其他方面的成果还是有一些。林继中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对在南宋即已逐渐亡佚的赵次公杜诗注本进行辑佚整理，恢复了赵注的原貌。全书百余万字，上册是对赵注甲帙至丙帙的辑佚整理，下册是对赵注丁帙至己帙明钞本的增补校订。徐仁甫的《杜诗注解商榷》（中华书局1979年版）、《杜诗注解商榷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前书对涉及杜诗二百余首的虚词、语法进行研究，提出己见;后书又依前例，补撰约二百条，是文献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前半部分为论文，后半部分是关于具体诗篇的别解，从前人种种傅会割剥中寻求杜诗的本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成善楷的《杜诗笺记》（巴蜀书社1989年版）共笺释杜甫诗句三百一十条，每条先引出原注语，然后加以辨析;郑文的《杜诗檠诂》（巴蜀书社1992年版），依仇注卷次顺序，就有关诗句注释，逐一进行辨析;谭芝萍的《仇注杜诗引文补正》（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仇注引文注杜之失进行辨正。以上四种著作，均时出新见，纠正了前人的许多失误。

周采泉的《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郑庆笃等的《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版），是关于杜集书目的两部有代表性的著作。《杜集书录》分内外两编，"内编"以存书之书录解题为主，分"全集校勘笺注类"、"选本律注类"、"辑评考订类"、"其他杂著类";"外编"以存目参考资料为主，分"全集校勘笺注类存目"、"选本律注类存目"、"谱录类"、"集杜和杜戏曲类"，合计八百四十三种。全书还有附录四种:（1）《历代杜学著作姓氏选存》，（2）《近人杜学著作举要》，（3）历代总集、诗话、笔记、于杜诗有重要论述的著作简介，（4）《朝鲜、日本两国关于杜集著作知见书目》。《杜集书目提要》，收录有关杜诗书目八百九十种，起自稍后于杜甫的唐人樊晃，止于1984年出版的著作。每书先介绍著者生平、著述，再介绍内容、体例、特点、成书过程，介绍中带有对该书的评价，最后介绍版式及刊刻流传情况。以上两书是对历代有关杜甫研究著作文献带总结性的盘点和介绍。

二 李杜思想与创作研究

20世纪的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1949年以后，则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领域居主导地位;到了80、90年代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多方面吸收西方学术文化。这三次变化，前后两次的思想解放意义为众所周知。50-70年代，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虽然在推行中存在"左"的教条主义倾向，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对它的曲解或假借其名号的某些功利主义的作法，并不能损害它的光辉。因此，20世纪思想领域的主流意识本质上是与封建主义对立的。李杜和所有古代作家一样，都要在这发生新变的思想背景下，接受新的审视与评价。

20世纪对李白、杜甫的思想研究，其总趋势是转变角度，肯定李白、杜甫思想中民主性的精华，同时指出其时代局限。李白性格豪放，往往不遵守封建礼教规范，在封建时代受到指斥，而20世纪多数学者则从追求个性解放的角度予以肯定。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描述盛唐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背景，指出:"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我们试引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来代表当时的风气: （引文略） 这种风气在表面上看来很像是颓废，其实只是对于旧礼俗的反抗，其实是一种自然主义人生观的表现。……这是一个自由解放的时代，那不近人情的佛教的权威刚倒，而那不近人情的道学的权威还没有起来。所以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文学。"在这一背景下，胡适强调:"李白是一个天才绝高的人，在那个解放浪漫的时代里，时而隐居山林，时而沉醉酒肆，时而炼丹修道，时而放浪江湖，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最可以代表那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人生观。他的歌唱是爱自由的歌唱。"

尽管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段时间内，胡适在大陆被作为批判对象，但认为李白的思想个性及其歌唱代表了自由解放的要求，却并不因为胡适曾经如此说过，就遭到否认。如在对于"自由"和"个性解放"这些字眼甚至有讳忌的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仍然说李白"一生中总是那么不满于黑暗的现实，以叛逆精神冲击着封建社会的秩序和礼教、以傲岸的态度蔑视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权贵而不倦地追求个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这说明把李白放在封建秩序和礼教的对立面来肯定他对自由解放的追求一直是被认可的。

如果说对李白的思想研究主要是把封建时代认为其有违于礼教的表现转而予以正面肯定，那末杜甫的思想研究则是对封建时代认为其合于礼教的表现进行具体分析，肯定其可取的方面，同时指出其时代局限。封建时代称杜甫"本性情，厚伦纪"，"一饭未尝忘君"，尊之为"诗圣"。被带上这种桂冠的杜甫，在反对纲常礼教，高喊"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似有可能受到冲击，但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至少在杜甫的问题上并没有扩大化。1922年，梁启超给杜甫换上了一个"情圣"的称号。说对于杜甫"诗圣"的徽号，"不必轻轻附和"，杜甫是"写情圣手"，"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情圣杜诗》，载《晨报副镌》1922年5月）。胡适则在《白话文学史》中为杜甫列专章，说他是8世纪下半叶表现人生文学"最伟大的代表"，又一再强调并赞赏杜甫"用说话的口气来作诗"，看来，由于杜甫的作品写了下层疾苦，在语言形式上又能被纳入白话文学的序列之中，故仍能受到肯定。这种肯定有一种保护效应，他为旧时代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和忠君观念便很少被触及。因此，杜诗思想内容复杂的一面，杜诗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所受到的肯定，与封建时代的肯定，二者本质上的不同，在上半世纪并未深入展开探讨。直到50、60年代，愈来愈强调区分封建时代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强调阶级分析，有关问题才被深究。冯至于1952年出版《杜甫传》，中心是"述说他（杜甫）在他生活里经历的那些过程和矛盾"，"他怎样从爱自己的家庭转到爱祖国，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是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体验到被统治、被压迫人民的灾难，并因此使唐代诗歌得到巨大的发展"（《杜甫传·家世与出身》），这可以说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人民性"的标准，动态地分析杜甫思想中的矛盾与发展过程的著作，成为后半世纪杜甫生活道路和思想艺术研究的开山之作。除此外，50年代专就杜甫儒家思想和忠君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也很多，认识上取得了进步。如认为，杜甫所服膺的主要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亦即孔孟之道，特别是受了儒家"仁"的影响。认为杜甫的忠君体现在诗中有一些是庸俗的忠君，有一些是忠君和爱国纠缠在一起，或虽忠君但对君主的腐败与过失能够给予揭露和批评。这些认识，因为用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比笼统说杜甫有儒家思想或忠君思想显然是深化了。

20世纪李杜诗歌思想艺术研究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视角，关系密切。世纪前半叶，学者参照西方文学史和文学流派划分，往往指中国古代作家为某某主义某某派，并作出分析和阐述。关于杜甫，从梁启超《情圣杜诗》称之为"写实派"起，以后一直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看待，少有异议，而对李白的认识却复杂得多。胡适尽管称李白"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他的歌唱是爱自由的歌唱"，但他在谈到李白与现实关系时却说"他是个出世之士"，"我们读他的诗，总觉得他好像在天空遨游自得，我们不发生交涉"，胡适有意绕弯子，把李白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往天上推，表明对李白诗歌社会内容的认识和评价是个难题，认识上难免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上半世纪，崔家宪、苏雪林等认为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突出其为人与创作中放浪纵恣的一面;徐嘉瑞认为李白是颓废派，强调李白对酒色的嗜好和个人中心主义;汪静之则游移于"浪漫"和"颓废"之间。到了后半世纪50、60年代，给古代作家定性变得谨慎起来，按照苏联文艺理论界阐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概念，通常被用来评价某诗人或某流派。当时，最推重现实主义，杜甫一开始就被推为现实主义作家，展开了研究，而李白则颇费周折。舒芜在《李白诗选·前言》中说:"他运用了高度夸张放大的方法，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情感和意志。这种浪漫主义本质上是和现实主义相通的。"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说:"李白的浪漫主义是热情的、积极的、符合现实主义的要求的。"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通，前苏联文艺理论中本来就有这种说法，但即便如此，亦可见在当时的理论框架下，李白归属的尴尬。50年代末期，苏联文艺理论影响渐渐削弱，中国领导层提倡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对历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评价提高，与现实主义并列，成为文学史上两大进步潮流。为构筑这一文学史框架，对李白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和认识，中国文学史上从屈原到李白一线受到关注和梳理，两人被推为浪漫主义代表作家，而与由《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一线并列，出版于60年代初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和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代表了这种框架和对两个诗人的定位。

在李白还没有被文学史明确地以浪漫主义定性之前，李白研究还没有形成套路，学者们自出主见，评论李白，颇具创新性。舒芜在1954年8月出版的《李白诗选·前言》中说:8世纪前半，许多优秀诗人的作品"是那个时代精神面貌即我国文学史上所谓'盛唐气象'的反映……具有全面代表性，表现出最典型的'盛唐气象'的，就是李白"。同年6月，林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作了《诗人李白》的报告，认为:"李白的时代不但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在一切艺术之中，诗歌正是那最优秀的旗手，这就是历代人们念念不忘的'盛唐之音'。"这种"盛唐之音"在李白诗中突出表现为"自由的丰富的想象，少年解放的精神，对于祖国乡土的热爱与礼赞"。围绕这一中心论点，林庚对李诗的思想与艺术作了一系列精采的分析。1958年，林庚又发表了《盛唐气象》 （《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 一文，举李白许多诗歌为例，"强调'盛唐气象'是指诗歌中蓬勃的气象……是一种蓬勃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林庚的文章在当时引起讨论并曾遭到批判。但批判并未起到取消"盛唐气象"说的效果，到了80、90年代学术研究趋于正常化之后，李白与"盛唐气象"的问题又引起讨论，除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外，还有不少文章从文化学、美学等角度作新的阐发，成为20世纪李白与唐诗研究中的热点和亮点。

后半世纪的杜甫研究大体上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推进的，"现实主义"、"人民性"等标准，用于杜诗，当时普遍感觉是新鲜贴切的，以至紧接冯至的《杜甫传》之后，又有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从研究著作数量看，杜甫研究在50年代是领先的，但从观点和方法看，几种书大体属同一模式，在研究上走的是一条较为平稳顺当的路，理论上似乎无需做出太大的努力。有学者说《杜甫研究》"全书绝大部分都是对杜诗人民性与现实内容的反复阐述"，有"单一性"、"简单化"的局限 （许总《〈杜甫研究〉得失探》，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虽是批评萧著，其他杜诗研究著作也难以摆脱这种局限。杜诗研究上取得较好成绩的是1962年。时因杜甫被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举行纪念其诞生一千二百周年活动。一年间逾百篇，而且许多出自著名学者之手，其中如冯至对杜甫"诗史"艺术特征的论述，蒋和森对杜诗气魄以及杜甫生活与创作关系的论述，吴调公关于杜诗美学观的论述，马茂元关于杜甫七绝艺术的论述，夏承焘关于杜甫绝句的论述，均有独到之见。这是在中国大陆政治运动的短暂间歇期，学术思想有所宽松的产物。

"文革"以后，对杜诗爱国爱民思想的阐发，与50、60年代未有多大差别。只是对杜诗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恢复了注意，亲情、山水、珍爱生命、热爱自然、日常生活的诗进入了研究的视野;杜诗艺术研究则成为主要趋向，向体裁研究、风格研究、结构研究、语言研究等多方面扩展，其中程千帆等的《被开拓的诗世界》结合杜诗思想与艺术特点，探索杜甫在诗歌发展中的地位，颇具开拓意识，而一般的艺术研究，对80年代以前的思路和框架未有大的突破，在杜甫这样的大家面前，尚显比较细碎，缺少大气包举、有深刻新鲜之见的著述。世纪末，有些学者忙于杜诗学的建构，多渊源与影响研究的著述，不免给人以杜甫研究似乎已经走向完成的感觉。这与李白研究受家世、出生地、几入长安等问题的带动，在其思想渊源、生平交游、诗歌文化背景、地域特征等方面的探讨上仍呈推进态势，有所不同。

三 20世纪李杜研究差异根源的探讨

据统计，20世纪中国李白研究共出版著作二百多种、文章三千多篇（1）;杜甫研究著作二百二十多种、文章三千一百多篇（2）。20世纪李白诗文集有三种大型注本问世，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杜甫诗文集未有具规模的新注本。李白生平研究，有出生地、种族、几入长安等重大问题，杜甫生平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则比较一般。李诗思想与艺术研究，有李白与浪漫主义、李白与盛唐气象、李白与唐代文化等新开拓，杜甫研究在现实主义、人民性的视角下平稳展开，但平稳中也就难得激发大的开拓与创新。由于前代对两家研究所留下的基础并不相等，有关李白生平研究和诗歌艺术研究，目前还未推进到杜甫那样详细的程度，但若以时段论，比较20世纪这一段研究成果，李白不只是研究成果数量上升，改变了前代千家注杜、数家注李的情况，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成就也更为突出。李杜研究，向为显学，差异的出现，决非双方投入力量大小和专家水平高低的问题。从李杜研究史看，在封建时代，杜甫研究一直长期领先，而到了20世纪，出现李白研究推进速度加快的现象，应该是既有学术发展的自身原因，更与时代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

学术研究前后相续，同类研究，前人开发愈多，留给后世的用武之地可能愈少。杜甫的诗歌多叙事，对其生活和经历的记述，比李白诗歌留下的材料要多。基于相对充足的材料，前代学者，特别是长于考据的清代学者，对杜甫生平考证和杜集整理注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朱鹤龄的《杜工部集辑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在生平考订、作品编年、词语注释笺解方面各有其成就和特色。再加上一些研究专书，把对杜甫生平研究和杜诗词语诠释推进到了堪称详备的地步。处在清人之后，20世纪学者想要再编出超越清人的大型新注本确实不易。李白的诗歌偏于主观抒情而少反映其生平活动的纪事。清代王琦辑注的《李太白全集》，是李诗最详备的注本，但在作者生平与诗歌创作背景考订上，其清晰具体的程度，仍远不能与其同时代学者注杜相比。不仅给后人治李诗留下巨大空间，且因其不足，也促使学界产生对于新注本的迫切需求。而杜诗有清人的多种各具优长的注本，人们对新注本的期待，也就不及对李诗注本之迫切。学术研究中围绕一些具体课题或角度所开展的工作，特别是像生平考证、文字注释等，客观的限度是存在的。有关古代作家现存文献资料得到了正确的、充分的利用，有关词语典故得到了合理的清晰的解释，该作家的生平研究与文集整理注疏的丰收期，也就大体上过去了。其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能处于添补和进一步追求完善的过程中，而难得有更大的突破，20世纪杜诗的文献研究与生平研究即表现为此种状况。

学术研究中力破余地与新开拓的出现，往往与文化背景提供的契机相关。20世纪前，李白生平研究固然留下了很多空白，但有些空白不是前人的目光没有扫视过，而是受历史条件限制，取得突破的时机尚未到来。清人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附录《李太白年谱》于"唐长安元年辛丑"下云:

又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

又注李白诗《江西送友人之罗浮》，于"乡关眇安西，流浪将何之"句下注云:

杨齐贤曰:唐安西大都护府初治西州，后徙治高昌故治，又徙治龟兹，而故府复为西州交河郡。琦按文义，"安西"字疑讹，指为陇右道安西大都护府者，恐未是。

可见单从材料上看，王琦已接触到了李白的出生地问题，但18世纪中期，清朝政府闭关锁国，以当时的学术思想、知识水平，人们不敢想象李白会出生于域外，王琦未能就有关材料认真加以追究，仅有"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的一闪念，而终于以考据家的手法，怀疑"神龙"年号为"神功"之讹，又怀疑"安西"字有讹，将问题轻易放了过去，思想认识水平仍至知识范围的局限，使他失去了本来有重大发现与突破的可能。

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东扩张，对中亚和东亚历史文化研究，成为英、法、俄等国新兴学科。就中国而言，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使原先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开了眼界和思路。当时东西方学者关于历史上中外交流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使隋唐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在边疆的活动以及彼此交往与融合的事实，被大量地揭示出来。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下，李白出生于西域，受西域文化影响，甚至可能带有西域少数民族血统等等，无疑会引起敏感，只要有可供依据的文献资料，研究者自然会勇于揭示。李白的出生地问题，再次提出并展开讨论是在70年代初。苏联当局在我国东北和西北挑起边境冲突，并且制造玉门关以西不属中国领土的舆论，而早在汉代和唐代，中国政府就在新疆和中亚一带设置行政机构、大诗人李白出生在中亚等历史事实，是驳斥苏俄扩张主义者谰言的有力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自然注意有关问题，并作出进一步研究。政治和时代文化背景对于学术的影响和带动，这可算一个典型的例证。

突破和创新，与研究者遭遇困难，努力向理论和材料进一步深入，以寻求出路相关。以李白为浪漫主义，以杜甫为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为这两位作家建立的最具有体系的新论。从建构的情况看，对于杜甫，大致是将那些忧患纪实之作，与其所处的万方多难的时代相联系，从而证明其为现实主义。这样做，在材料上、逻辑上都足以说服人。因而现实主义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都相当有力地牵引着杜诗的阐释朝一个方面倾斜，无形中消解了从多种角度阐释杜诗的需求，也未给相关理论研究提出太多需要解决的课题。上面提到的冯至的《杜甫传》，研究和阐述杜甫怎样"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较之旧时代的研究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杜诗中抒写个人情感的篇章，毕竟是多数;而且，作为抒情诗，作者抒写个人的情感与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时代，往往密不可分。研究者的目光，如果只集中于"对人民生活的反映"，便不免造成现实主义阐释体系对多角度、多样化阐释的取代，这与杜诗的丰富性是相悖的。与杜甫相比，李白被普遍地承认为浪漫主义作家的过程则要曲折一些，出现过种种分歧意见，由分歧和困惑引起多方面思考阐释，倒是有助于加深对李诗艺术特质的认识。虽然到90年代一些文学史著作已较少采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一类提法，但对于用平实思维方式比较难以深入的李白，经过浪漫主义的阐发，在对其诗歌艺术特征的把握上，比过去时代毕竟大大前进了一步。

李白和盛唐气象问题，与其诗的浪漫主义特征问题有一定的联系，也是为李白诗歌寻求合理的阐释而提出的。50年代前期，杜甫已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得到了肯定，李白究竟如何认识呢?当时新中国初建，社会上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在文学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正被普遍接受，并尝试加以运用。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学者，欣逢一个富有朝气充满展望的年代，在努力运用反映论，将李白与所生活的盛唐联系起来，对李白所反映的那种盛大时代产生一种微妙的亲和感，从而对李诗作出了新的诠释。舒芜《李白诗选·前言》称李白是"日光下的诗人"，说"大唐帝国之初，和政治经济上一系列具有进步性的制度带来一片新气象"，李白诗歌"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生气勃勃、遏制不住青春奋发的情感"，"表现最典型的盛唐气象就是李白"。从舒芜对李诗背景、诗境和给予读者感受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舒芜或多或少是把他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带进对李诗的解读中，因而特别肯定李诗所反映的光明盛大的一面。林庚的《诗人李白》亦有与舒芜类似情况。书中"解放"一词，用于李白的时代和李白的思想性格，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又把盛唐时代的出现，说成"人民斗争胜利的果实"，说李白"最优秀地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那丰富的想象，解放的个性，通俗而飞动的歌唱，青春与浪漫的气质，无一不是属于那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林庚固然是努力运用反映论，"把对于李白的认识，从过去'诗仙'、'云端里的诗人'等脱离政治的概念中纠正过来，恢复了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李白的原来面目"（《诗人李白》1956年新一版内容提要），但同时在把"盛唐精神面貌"与李白相联系时，其自身的生活感受也不免介入其中，对理论的升华起了某种诱发作用。

新的理论和方法与传统诗学结合，对20世纪的诗学研究一直是一种推动力。而具体结合中所产生的成效如何，取决于二者交汇在形成新的理论建构时，沟通的深度与升华的高度。唯物主义反映论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知人论世存在相通之处，知人论世把诗人诗作与其时代相联系，即包含着文学作品是时代和社会生活反映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林庚等人关于李白和盛唐诗歌的研究，既努力运用反映论，同时又吸收了以严羽为代表的古代诗论中对李白和盛唐诗歌的评论。严羽论诗体时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沧浪诗话·诗体二》）等等，表明他是重视时代与诗歌特征之间联系的。诗歌的时代美学特征，如盛唐气象等，难以机械地加以实证。严羽出以妙悟，实际上是一种更贴近艺术形象本身的直观性的把握，是艺术鉴赏和感受的提炼与升华。林庚在论盛唐气象时，对严羽之论多所引述，并加以阐发。林庚的引述，重在通过借鉴前人，把盛唐诗歌最具时代特征的美学风貌凸现出来。而在严羽那里只是凭感悟所作的三言两语的判断，到林庚则进而将时代环境和诗人生活经历、思想情感、诗歌风貌联系在一起分析，使之形成对于一个时代诗歌从背景到美学风貌的全面系统的论述。林庚说:

论"盛唐气象"最集中的，莫过于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一批评名著，其中心命题就是高倡"盛唐气象"。《沧浪诗话》的见解，事实上也是继承了"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这一传统的认识，集中了《诗品》以至《诗式》各家的见解……

---《盛唐气象》五《〈沧浪诗话〉论盛唐气象》

林庚寻绎严羽论盛唐气象的理论渊源，而他自己则又是继承了《诗式》、《沧浪诗话》等多家著作的见解，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力图从盛唐时代入手"（《唐诗综论·后记》），把时代生活-时代美学特征-典型的代表性诗人联系到一起，对"盛唐气象"和李白诗歌的时代性格作了新的阐释。这些阐发，将文学是现实生活反映的原理，与传统的诗学沟通、融合，颇能显示传统诗学与现代学术结合对推进和提高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

20世纪的杜诗研究，反映论与传统的知人论世相联系沟通的情况也相当多。从知人论世角度论杜诗，最为突出的是"诗史"论。所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高逸第三》）。而以现实主义考察衡量杜甫，前代"诗史"之称，则是可以用来作为属于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最有力证据。如萧涤非说:"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自唐以来，他的诗即被公认为'诗史'。这所谓诗史，本质地说，也就是诗的人民生活史。"（《诗刊》1962年第2期）毫无疑问，能称得起"诗的人民生活史"的作品，当然属于现实主义之列。可见从知人论世角度考察杜甫，与从现实主义反映论角度论杜甫，彼此沟通联系是较为方便的。但因为易于沟通而缓解了研究的压力，也就减弱了对于开拓创新的驱动力。

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颇有值得总结之处，学术研究跟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密切，对于李白、杜甫，我们能有今天的认识，仿佛他们不是陌生的古人，而是为我们所理解，许多方面还能介入我们的生活，跟我们产生交流，是由于20世纪的思想文化推动学术研究，使其人其诗能以现代的理念去理解，并能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时代的进步，政治的大背景，还能够直接提出新的课题，开出新的学术领域，李白出生地和种族研究，即是很典型的例子。

学术研究是一个在理念上、方法上不断更新而又前后承续的过程。传统的中国诗学研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传统的方法跟它的研究对象，有先天的自然的联系，有其科学的合理的方面，但传统方法对于对象的长期开发，其可持续发展的余地往往比较小，20世纪杜甫研究很能表现这一点。研究中需要引入新方法，在20世纪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并有了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新方法与旧传统的承接转换，在具体课题、具体作家身上，有的较为方便，有的难度较大。但困难催发和磨练学者的创造精神，方便则有可能淡化甚至取消创新的要求。作家的某一方面，前代研究的深入和充分，留给后代开发的余地可能比较小，甚至会助长因循守旧，而前代未能做出充分研究，甚至未曾展开的课题，倒是给后代学者留下了用武之地。

李白、杜甫研究在20世纪以区别于旧时代的方法观念所展开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程。今天，时展的速度空前加快。随着20世纪的过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用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又成了新的传统。无论李白也好，杜甫也好，在研究上都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角度。20世纪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是中华民族谋求生存自立时期，中经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极为艰苦复杂。此一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从作品的社会意义着眼，是其根本出发点。而21世纪的中国，是发展经济文化、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文学研究将进一步回归文学的本质，更强调人的本位，关注人性在文学中的体现。作为以抒情诗的形式，对人性、人的情感与精神面貌作了最为健康、最为丰富多彩展示的李白与杜甫，在21世纪研究的前景是广阔的。愿有关两位大诗人的研究，能在20世纪成就的基础上，把传统与新的方法、新的理念结合得更好，开拓出更新的局面。

注释：

第3篇：李白诗全集范文

观海听澜凭风起出自李白的《上李邕》，《上李邕》是唐代大诗人李白青年时期的作品，此诗通过对大鹏形象的刻画与颂扬，表达了李白的凌云壮志和强烈的用世之心，对李邕瞧不起年轻人的态度非常不满，表现了李白勇于追求而且自信、自负、不畏流俗的精神。全诗语气直率不谦，充满了初出犊儿不怕虎的锐气。

这首诗是李白青年时代的作品。李邕在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九年（721年）前后，曾任渝州（今重庆市）刺史。李白游渝州谒见李邕时，因为不拘俗礼，且谈论间放言高论，纵谈王霸，使李邕不悦。史称李邕“颇自矜”，为人自负好名，对年轻后进态度颇为矜持。李白对此不满，在临别时写了这首态度颇不客气的《上李邕》一诗，以示回敬。安旗《李白年谱》将此诗系于开元十四年（726年）。前人有疑非李白之作者，如元人萧士赟说：“此篇似非太白之作。”亦有信为李白之作而辨之者，参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

（来源：文章屋网 ）

第4篇：李白诗全集范文

关键词：唐诗 宇文所安 李白 诗歌研究 中西文化

引言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诗人，李白的作品以及他的人格魅力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但同时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早在十八世纪末，法国阿米奥就将李白介绍到西方。此后，经由埃兹拉・庞德、亚瑟・威利、维特・宾纳、斯蒂芬・欧文的努力，李白的作品以及他的形象逐渐进入到了西方的视野。这个过程被吕福克总结为“起初是艰难的开始，尔后是盲目的崇拜，或是一丝不苟的逐字翻译，以至于现今兼讲内容正确、形式优美的翻译尝试。”[1]李白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凝聚了中国古代诗人的一种不羁的精神。在李白形象、作品向西方传递的过程中，李白也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一、宇文所安对李白诗词的解读

斯蒂芬・欧文，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中文名宇文所安。1946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1972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学的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1982年进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担任教授，教授中国文学。两年后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文学教授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他擅长的领域在于近代文学，以及比较诗学。他的许多作品集中关注三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段。同时，他的专著《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都反映出他对唐诗的热爱和专注。宇文所安和保罗・克罗尔作为顾问编委，联手另外五位编辑一起共同编撰了中国人文藏书系列。此系列中国人文藏书计划将出版二十卷。欧文已经译完杜甫诗歌全集，将于2015年初，作为中国人文藏书系列的开篇第一本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为美国第三代汉学家，宇文所安不同于很多的中国学者，他采用的是截然不同的研治中国诗歌的方法。“中国学者可能起初是先听课，读一些别人的文章，然后再读诗;我则是先读诗，然后再读别人的文章。”[2]宇文所安注重细读，始于英国的“细读法”，这种分析性的细读，有助于克服由于过于熟悉所带来的思维定势或者障碍，避免过于受先验印象的影响。宇文所安对欧洲文学甚至中亚文学涉猎甚多，在他广泛的世界文化的阅读基础上，他对诗歌建立了一种客观而理智的评判，他摈弃宋代以来形成的所谓文学正统观。不应单纯以选本或前人的评价来证明某些诗歌的价值，某些诗歌没有价值。宇文所安将阅读本身视为一种愉悦，同时他也将此作为对中国和西方古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唯一方法。

在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时，宇文所安认为远比西方古代文学理论复杂。他眼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强调多样性和个别性，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的问题。它不像西方那样，形成完整的传统意义上的概念系统。宇文所安特别关注唐代以来逐渐兴盛的诗法、文法类的通俗理论，他认为“这些启蒙性的东西已经深深沉淀在各个层面的文化之中。”宇文所安对李白的解读建立在一个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背景下，他并没有将后世盛赞的李白和杜甫等同于盛唐，而是采取一种较为谨慎的做法：将天才安置在其基本背景下。在宇文所安的《盛唐诗》中，就独辟了第八章《李白：天才的新观念》来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和个性特征。

西方曾经有学者表示，写李白的难度超过写任何其他中国诗人，因为他具有最多面的特点，将李白与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魏尔伦相比。宇文所安在理解李白的过程中，认为其“全力描绘和突出自己的个性，向读者展示自己在作为诗人和作为个体两方面的独一无二”。[3]宇文所安曾经抱持一种观点，“历史研究必须用历史叙述的方法。”但在写作《初唐诗》《盛唐诗》过程中，历史方法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于是他采用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完成《传统中国诗和诗学》，这本书中，不再像一般的论著，存在一个连贯且权威的主导的声音，而是引入了一个对话模式中的叙述者，通过建立一个对话系统，展开一个基于历史而又跨越历史的批评空间，将中国文学史上一些现象，跨时空地放在一起讨论。如在《李白：天才的新观念》中，宇文所安就李白和王维的形象进行了比较，这两者是同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但宇文所安认为李白创作生涯的开端就大不同于其他诗人。在他看来，李白接受的诗歌教育和王维的大相径庭，这导致他的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当时其他诗人的特点。

宇文所安以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为例，展示了李白在开篇中没有使用一般的场景，而使用了破坏全诗平衡的“犬吠”，这与当时任何经过京城训练的诗人的手法大相径庭，宇文所安认为李白大胆跨越传统文学经验，他这种刻意获得的“奇”效，也为他赢得了读者，这也进一步成为了他的诗歌标志。“在753年，殷[评价李白的《蜀道难》为‘奇之又奇’”。[4]同时，李白不同于京城诗人，他是个真正的“外来者”，宇文所安在对李白背景的描述中使用了非常谨慎的措辞，他认为李白的家庭背景含糊不清，真实的情况“可能在现实中黯淡无光”，李白在京城孤立无援。正因为如此，宇文所安对李白的理解有了一层更为深刻而现实的解读。[5]通常批评家和传记家持有一种观点，即李白倾心于创作超现实的作品，他对神仙体裁的诗歌创作颇多，并在其诗词作品中显示出对这一现象的深刻理解，这于大多数诗人而言是罕见的。但宇文所安敏锐地认识到，当时社会背景中对于这一题材的扶持，使它成为“宫廷宠臣的迷人捷径”，而这也成为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李白所选择的道路，因此，超现实的体裁都被李白作为驰骋想象力的对象，运用于诗词创作之中。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量极大，在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研读之后，对回忆往事的心理状态和写作手法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他又完成了《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论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人们面对过去的东西，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创作心理和欣赏心理。”[6]

二、宇文所安对李白诗词解读中有待完善之处

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以及作家个性化的解读，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思路和视角。但不可否认，在西方视角下的美国汉学家，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也更易于产生一种基于西方人文观念而产生的异读。宇文所安在解读王守仁的《旅文》时，认为王守仁同死者说话是“为了发泄他的怒气，同时也是为了赎清他的罪责，他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他借此自夸，要死者对他感恩戴德，然而，就是这种隐而不宣的自我夸耀，削弱了他的诉讼的力量。”

宇文所安在对李白的解读中，曾经留意到“在开元时期，率真狂诞的天才正在成为流行角色”。宇文所安并没有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结合与蜀地有必然的内在关联，不过他表示“蜀人经常以某种变化与这些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进而他推测“蜀地可能事实上曾经是一个比中原较不稳定的地区，故暴力行为或暴力的夸言及变幻莫测行为在那里是受到推崇的”。再者，在宇文所安对李白和王维的比较中，以《盛唐诗》为例，他视王维为都城诗人的代表，将李白作为都城诗坛格格不入的外来者。[7]这种定位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宇文在论述李白与王维的差异时，单从两人的作品中归纳出两人不同的特点，未免稍显草率。宇文所安认为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的首联“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里，由于“犬吠”太过破坏全诗的平衡，由此他得出两位作者之间的不同差异，然而类似的现象在王维的作品中也不难发现：《赠刘蓝田》首联“篱间犬迎吠，出屋候荆扉。”由此可见，单从少量作品出发分析得出的结论也许不够严密。不过这些微瑕不能掩盖宇文所安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唐诗文化传播所作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结语

作为西方唐诗研究中首屈一指的美国汉学家代表的宇文所安，在对李白的解读过程中，不仅言论新颖，且在研究视角、理论框架乃至具体结论等方面均使人耳目一新。他使用了与传统诗歌诠释不同的方法，不仅仅以知人论世的角度入手，还从句读、音韵、修饰分析并最终完成体验和思辨的结合。他常常因为一片现象激发灵感，捕捉一瞬间的独到感触，以文字为媒介，传递情感，抓住与读者的共鸣。他凭借自己的历史文化修养，深化了这一情感，将读者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开拓了读者的精神视野。更为不易的是，宇文所安跨越了不同语言的障碍，将李白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客观事物来欣赏，而非作为社会或者历史的附庸物来分析。这种既不按照中国历来文学家所限定的框架，也不一定遵循现代文学批评家惯用的手法，却反而向中国学者和读者展示了一片新的天地，赋予了李白研究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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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娟.目的论视角下庞德《华夏集》语言意象评析[J].语文建设，2015（14）.

[3]宇文所安.盛唐诗[M].北京：三联书店，1998.

[4]唐旭.李白《蜀道难》的艺术表现特点探析[J].语文建设，2013（17）.

[5]宇文所安.追忆[M].北京：三联书店，2001.

[6]曹丽芳.李白《蜀道难》的创作时间问题――从一则注释谈起[J].语文建设，2011（9）.

第5篇：李白诗全集范文

关键词：李白；唐诗；缭希皇论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007-02

“诗仙”李白是盛唐时期的诗文的集大成者，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歌为历代研究者推崇。李白诗文的多产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全唐诗》中共收录李白诗1005首，这一千多首诗主题各异，风格也不尽相同，内容涉及盛唐时期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然李白的美称却不仅表现在其诗的艺术成就和内容广博之上的，其清新明快的语言，流转自然的布局，自然多变而和谐的韵律都是盛唐诗风的代表。通过李白诗篇用韵，可反映盛唐，甚至唐初诗人用韵规律，为研究唐诗提供了更全面的的材料，对研究当时的语言也有很大的意义。

要研究其诗歌用韵和语言体系不得不赘述其出生平：

《新唐书・李白传》：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沈饮，号“竹溪六逸”。

《旧唐书・李白传》：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

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为从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

通过以上记载，可得以下结论：李白祖上陇西。隋末，因避乱迁徙到碎叶城,而李白诞生于此。他的一生，绝大部分在漫游中度过，所经之地有不同的方言和语种，李白个人的语言已为多种方言所影响。他所书之诗风格各异，手法不尽相同。所以，可以认为他的诗歌语言不局限于有某一特定地区的方言特征，比起其他诗人更具有盛唐时期发音和用韵代表性。

李白生于公元701年，诗歌的音系应属于隋代陆法言的《切韵》，此书现已亡佚。隋朝陆法言于公元601年写成《切韵》，将当时所有字的读音分为206韵，这种划分方法较为详细。在唐代，相近的韵是可以同用的。基于此原则，南宋平水刘渊，将同用的韵合并，合为107韵，后人渐为106韵，由其刊行者平水人刘渊而得名，被称为平水韵，一般叫作“诗韵”。平水韵规定每个韵部包含若干字，作律绝诗用韵，其韵脚的字必须出自同一韵部，不能错用。因为平水韵是根据唐初许敬宗奏议合并的韵。唐人实际上用的是平水韵，但是还带着切韵的影子。

诗，通过有韵律的语言抒发感情。唐诗是可以歌的，因此，韵律要求比较严格。在唐代，格律诗押韵一般都符合《切韵》，凡韵书中注明“同用”的韵，可以认为同韵，同韵的字才可以互相押韵。近体诗用韵甚严，无论绝句、律诗、排律，必须一韵到底，不许通韵，以出韵为大忌。但是，李白的诗存在不同于《切韵》的用韵规则。

怨情

美人卷珠帘，深坐频峨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诗中“眉”和“谁”押的是“上平四支韵”而“帘”是“下平十四盐韵”。这不是邻韵相押，并且，“孤雁出群”也是不允许的。这也算是李白诗出韵的一个例证。

少年行

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经过燕太子，结识并州儿。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因击鲁勾践，争搏勿相欺。

“支、脂、之”三韵部在《切韵》中分列，而在李白诗篇中通用。从这首诗的出韵，乃至李白“支、脂、之”三韵同用，可得如下结论：从《切韵》产生到一百年后李白坐在的时期，实际语音已经发生了变化。语音变化了，《切韵》的规定一成不变，而诗韵却必须随着变化，所以出现了出韵的情况。

鉴于《切韵》的规定与李白的实际语音的差异，部分李诗已经不是借韵，而是有了更明显出韵之处的。但这部分出韵的诗不仅不能说明李诗之错误或是疏漏，却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的语音情况，甚至证明适当的出韵而言志确是李诗的高明之处。再者，李白个性豪放，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框框，冲出韵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李白之诗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读。

首先，唐代语音与当初创立韵书已有出入，按先前之律，以韵书量之，则缭稀

韵书初创之时就因韵部分得太细，连当时各地实际读音也未必符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编撰韵书已多达十七种，他们“各以土风”为据，分韵上互有出入。隋代陆法言集前代韵书之大成著《切韵》，全国各地都在使用同一部“规范”韵书，而以各地的方言读起诗词曲赋来，发音却都不一样。这种情况的出现就必然使得部分诗篇而出韵，故意的或是无意的，但都是出于表达需要的或是方言发音需要的。如果在创作过程中强去符合韵书，作品读起来无韵之感、律之美，那么音韵格律的意义也就全失去。其实，古诗词的格律用韵规则目的正是便于让人们能够琅琅上口的吟诵，这部分出韵之诗不仅于吟诵、韵律都有特殊的美感，正符合了古诗词用韵的大意，虽不合韵书，却得韵的美感。

其次，音韵变化逐步演变而来的，诗体和用韵要求亦变化，变革过程中，难免出现语言和韵律规范的冲突。

读音的变化也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不断改变的，这个改变稍微缓慢。唐代诗歌数量庞大，体裁众多，流派纷呈，各种体裁对于用韵的要求是不同的。例如：古体诗虽然要求押韵，但对韵的限制并不严格，可以押平声韵，也可以押仄声韵，并可以随时换韵。其首句可以入韵，也可以不入韵，诗人也可以从这个多余的韵脚上讨得一些自由，可以根据诗意要求和个人爱好决定，不必受格律的限制。

第三，李白的缭鲜化解了韵律与内容的矛盾。

上古时代诗乐合一，诗的音节完全融化在音乐的舒疾抑扬之中。《尚书》即有“声依用，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争伦”的说法。时至战国，诗发展传播较快，逐渐与音乐划清界线，成为独特的文字艺术。这个分离，扩大了诗的传播载体，不仅可以唱，而且可以用文字的方法传播。这一划清界限，也第一次使诗有走出韵和律的束缚可能性。陆机在《文赋》中表达对此文体的重视：“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声音之迭代，若无色之相宣。”然而，诗的进步不是波澜无阻的，诗的集体“缭稀钡墓程是相当漫长的。汉魏六朝的诗赋骈文在文坛的地位升高，创作理论也倾向于追求诗的语言形式之美，这是一次进步：诗人们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具有言语之美韵律诗写作中去。诗的创作是追求语言美感还是内容真挚的争论也从未休止。

魏晋南北朝时，虽是注重韵律的高峰，却无专门的韵书，诗人多数就是用当时的口语来入韵，没有特定的标准。魏晋时期才有李登撰《声类》，吕静编《韵集》，开创了我国编纂韵书的先河；这时的诗学理论也有了新的声音：钟嵘明确提出诗的本质当为“吟咏性情”，与曹丕的“诗赋欲丽”、陆机的“诗缘请而绮靡”相比，赋予了诗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准确的定位。

李白对钟嵘的是很为认可的。李白是初盛唐时期引述《诗品》最多的文人。李白模仿、因袭过《诗品》。李白推崇钟嵘的最大理由莫过于二人都主张诗歌革新的相同见解了。

唐以后，诗论著作更加成熟。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云：“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兴趣，曰音节。诗之聘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被撞，曰凄婉。”作为诗文理论的总结性著作，《沧浪诗话》总结以前历代的诗文规律，也得出结论音节、字眼等细处当为体制、起结等大处服务。

所以，诗当以言志为先，格律为辅，不要因词害意。真正的好诗，应是情感难禁、出口而成。“诗言志”的古训，也是原则，必须恪守。而观之词藻优美、郎郎上口，却少精气神的诗，去强和韵，在学用普通话的读者读来，则只有拗口别扭之病，毫无音韵铿锵之美，却是适得其反，“韵”与愿违。

参考文献：

第6篇：李白诗全集范文

【关键词】：李白 三仙四气 仙风侠骨 豪情浪漫

“三仙”之李白

李白自幼好学，胸怀大志，喜好击剑，仰慕侠士生活，喜爱游览大山名川。又因为李白生于道教的发源地蜀中，所以在多种环境作用下，李白从青年时代起就信仰道教神仙思想。学道德目的在于成仙，所以李白对“仙”字特别有缘，一身兼有谪仙、酒仙、诗仙等名称。

“谪仙”李白。天宝之初，李白第二次入长安，开始了他生活中的黄金时代，而其中最惬意的一件事，便是正是荣膺了“谪仙”的称号。魏颢《李翰林集序》曰：“故宾客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这是李白感到荣耀，并增加了自信，自信自己确系仙才。李白在《对酒忆贺监二首》中第一首的开头就反复地说：“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杜甫也同意这样的称呼，《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说：昔年为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从此，李白之谪仙的称号便在京城迅速的传播开来。

“酒仙”李白。酒可以说和李白的一生及其诗歌创作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李白以豪饮著称，《襄阳歌》曰：“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月下独酌》曰：“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月下独酌》其一）这就是李白饮酒的美好境界和情趣，大约在古代文人中只有陶渊明可与之媲美，而李白的饮酒似乎更有潇洒飘然的一面，所以他赢得了超迈的“酒仙”之称。谈诗歌，不能不谈唐诗；谈唐诗，不能不谈李白；谈李白，不能不谈美酒。酒仙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诗仙”李白。与杜甫极富现实主义的诗风相对，李白的诗饱含着浪漫主义色彩。他以其出神入化的浪漫主义诗歌艺术，傲岸不屈、藐视权贵，使其浪漫主义诗歌充满无限的魅力，充分地展现了时代的精神风貌。以酒写诗，诗中夹酒，欣欣然、飘飘乎，仿佛误落尘世的谪仙、酒仙，大笔一挥，便也成了一代诗仙。

“四气”之李白

气者，本为云气，引而申之，从物质的层面讲，也指构成物质世界的本源，即所谓元气是也。而对应人而言，气，不仅指人的气息，生气，更是指人的一种气质、气概，即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或精神面貌。由此，“气”不仅是人的一种禀赋特质，进而也成为人们品判某人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以此来观李白，可以说他是我国古代诗人中最富充沛之气的佼佼者。笔者认为，李白之“气”，有宏放之志气，俊爽之侠气、慷慨之士气等等，但如果从最具个性色彩和最具影响力的角度看，李白之“气”，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这就是才气、酒气、仙气和傲气，李白就是这充沛四气完美融合的凝聚体。由于在前文中已述说了李白酒仙与诗仙的相关内容，所以接下来将重点说明李白的才气和傲气。

“才气”李白。李白对于自己的才气是非常自信的，这在他诗文中有多方面的自我表述：“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看来他时时将自己的才华与孔子相比；“剑非万人敌，文窍四海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他自认文名满天下，并超过了乡贤司马相如；“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上韩荆州书》），“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李白对其才气自许如此，而他人对李白才气的赞许更是无以复加了。可以说从古至今，对李白才气的赞美是李白评价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方面。李白简直成为天赋诗才的代称或符号：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惟公一人。（李阳冰《草堂集序》）；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后耳。（魏颢《李翰林集序》）总之，上列诸则均表现了李白非凡的才气。李白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大才”、“天才”。钱起在《江行无题》诗中称李白：“笔端降太白，才大语终奇。”《海录碎事》上说：“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白乐天人才绝，李贺鬼才绝。”

“傲气”李白。李白的傲气在他的诗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义气。（《上韩荆州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无论现实中的那个真实的李白是否确如其诗文中所写的这样，但他笔下的自我，确实充分表现出士人的傲骨豪气。在李白诗中，时时可见“长揖”、“调笑”、“拂衣”之类的话语，这就是他面对权要时常见的行为方式。正因为李白有如此的表现，因而在他人笔下，李白身上便附会了许多傲视权贵的传说故事。据说唐时就有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鼠璞》）。以后更不断衍化出许多动人的故事，如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在金銮殿上醉中挥翰等等。

李白的才、酒、仙、傲四气，相互融汇渗透，自然完美地组合在一起，从而凝聚于李白一身。“谪仙”、“酒仙”、“诗仙”的交错称呼，就已反映出李白才气、酒气、仙气的紧密融合，而“傲气”更是这种融合中表现出的李白的特质。昔人已乘黄鹤西去，留给我们后人的是用是用诗歌、美酒及仙风侠骨构筑的千载黄鹤楼。追寻李白的足迹，我们在诗人“三仙四气”中倾听盛唐诗歌、诗人的最强音。 参考文献

【1】周勋初《李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7篇：李白诗全集范文

关键词：李白；诗歌；道家思想

作者简介：王倩，内蒙古乌海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隋唐文学；第二作者周仁富，贵州水城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2017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隋唐文学。

[ 中图分类号 ] ：I206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1002-2139(2018)-23-073-01

道家是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哲学体系，道家的基本思想表达了我国先民对天地人的简单的唯心理解。后来，道家渐渐地吸收了来自儒家和佛家等各方哲学的理论与思想，逐步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家。李白的很多诗歌中都有道家的内容，如下：

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尔与世绝。……我来逢真人，长跪问宝诀。粲然启玉齿，授以炼药说。……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

这首诗作于李白三十多岁的时候，那时他第一次上京在朝中寻找差事受挫，后来他寄怀于山水，去太白山游玩了一番。不过，在这里也可以说：李白的这种道家思想是暂时性的，每当他在现实生活中有任何不如意的地方，他都借用强烈的出家思想来宣泄情绪。过后，深入骨髓的儒家入世思想又占据了他心灵上的高地，他便又回到现实生活中寻找做官出仕的可能。

这首诗分三个部分，前两句写景，描绘了太白山的巍峨景象，“邈尔与世绝”一句已经透露出了诗人倾慕这样与世隔绝的高山，想像这高山一样绝世独立。中间写自己看到了一个仙人，仙人传授了自己“炼药说”。最后一句说明了自己的心境，永远不和你们这些凡人同伍。牢骚愤懑之情溢出纸外，这是诗人对现实不满，企求在虚幻世界里能够得到解脱。

齐瑟弹东吟，秦弦弄西音。慷慨动颜魄，使人成荒淫。彼美佞邪子，婉娈来相寻。一笑双白璧，再歌千黄金。珍色不贵道，讵惜飞光沈。安识紫霞客，瑶台鸣素琴。

这首诗也是李白清高自诩的诗歌。“紫霞客”即指“仙”，因为“紫霞”本指紫色的云霞，“仙”会乘云踏雾来去，进养内丹，修炼长生之道，所以“紫霞客”平时也代指“仙”。李白的诗中的此类“仙”不是代指自己，而是代指自己的伯乐。最后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平时的凡人肉眼凡胎岂能认识“紫霞仙”呢，他们从不因声色沉迷动心，放下自己的修行。李白此时已经认识到了道家只是向上走的一张皮囊，他在诗中积极地运用道家的词汇，用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华美的内在，而不是只看重那些有着虚伪的外表的人。

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金鞭遥指点，玉勒近迟回。夹毂相借问，疑从天上来。蹙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锦衾与罗帏，缠绵会有时。春风正澹荡，暮雨来何迟。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当年失行乐，老去徒伤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旷佳期。

这首是李白为数不多的表达爱慕之情的诗歌，当中的青鸟是道家中的形象。

七月七日，上（汉武帝）于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西王母至，有两青鸟。如乌，侠侍王母旁。

上面说汉武帝时，一天有一青鸟从西方至飞上大殿，武帝问东方朔这是什么意思吗，东方朔回答说是西王母要来了，没过一会儿，西王母到了，左右各有一只青鸟侍奉身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青鸟相当于是西王母的使者，向汉武帝他们传达西王母即将来到的消息。后遂以“青鸟”为信使的代称。

这首诗写一种相逢情形。“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李白说自己拜谒过皇帝之后离开皇宫。“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谁家的貌美女子坐着宝马香车，仿佛神仙一样。“疑从天上来”，这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李白的一个惯用写法，他特别喜欢“天上来”这个词，因为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天上来的，最终也要回到天上去，看到佳人，便也疑惑她是不是也是从天上来的。“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是把佳人比作云中的月亮，李白最喜欢的就是月亮，遇到佳人，就把人家也比作月亮。但是，这场艳遇在李白的笔下却显得十分偶然。“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李白感到很伤心，见了一面之后就再也没有遇上。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首诗，应该也不单纯的指代男女之情，李白心中的郁郁之情，应该会找着任何一个缝隙喷薄而出，他也熟知屈原的香草美人那一套，甚至有时候将自己也与屈原比肩，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李白的失志之意，而这个美人，他只见了一面，就再也没有相亲过。

综上所述，李白的道家思想是披在他自己儒家思想上的一层外衣，李白想借着道教入仕，对道教知识也掌握得很全面，但是他的思想本质还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探索李白的道家外衣，一定不能忽略李白的儒家实质，这样才不会对大诗人形成误解，才能更好地理解李白所生活的那个朝代和李白的诗作中的真正含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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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M].成都:巴蜀书社.1990.

[4]郭沫若.李白与杜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

第8篇：李白诗全集范文

关键词：李白传统写法创新艺术魅力

古有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对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高度颂扬，今有胡适《白话文学史》“乐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的由衷赞叹。的确，李白引领唐代诗文走向了文学艺术的巅峰。正所谓“没有李白，我们今天对于盛唐高潮的认识就要降低；没有李白，盛唐的高潮就要为之减色”。中国编辑。

李白用他飘逸的美在盛唐文学中腾云驾雾，以他独特的思维和风格来挑战传统诗文的束缚。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古诗之美在唐，唐诗之美在盛唐，盛唐之美在李白。余光中《寻李白》赞云：“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文等天地，齐日月，吞吐万象，大气磅礴，呈现出一种令人震撼、敬仰的壮观之美。

一、形飘意渺显奇思

相比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的朴素直陈，柳永的婉转缠绵，苏轼的大气豪放，陆游的爱国忧民来说，李白诗文显示出独有的形式和意象之奇美。

1.从雄奇的超常意象到生活化的普通意象应有尽有

李白在创作中偏好硕大的意象，在诗中表现为对雄奇阔大、奇伟壮观的意象的追求。他笔下的山峰高危壮险，崎岖挺拔：“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他笔下的江河奔腾咆哮，雄浑壮阔：“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这些巨大的意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视觉所能观赏的程度，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同时，生活中的普通意象在李白诗文里随处可见，如酒、剑和月。李白是诗仙，更是酒仙。他的酒可以“与尔同销万古愁”，也可以“且饮美酒登高楼”。在李白的笔下，剑象征着侠义，又代表济苍生、安黎元的牺牲精神。他“愿解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他也“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而月则表现出他的空灵与隽永，月光的清辉笼罩着大地。酒之狂放与剑之桀骜，在月下皆回归于心灵的安宁与静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在夸张变形的手法中信手拈来数字思维的转换

李白诗中的事物与现实的事物不同，他擅长夸张变形手法，通过改变事物的大小、多少甚至形体规模，来获取震撼的视觉艺术效果。例如：使数目变小为大，变少为多：“白发三千丈”（《秋浦歌》其十五），“桃花潭水深千尺”（《赠汪伦》），“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五绝·夜宿山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这些形象超越现实而存在，人为地扭转事物的本貌而铸就壮美的效果。

3.强烈明丽的玄幻色彩呼之欲出

李白是诗文中大量出现鲜艳色彩词汇的诗人，如“绿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秋浦歌》其十三）。在李白诗里，用得最多的色彩字是“白”，其次是金、青、黄、绿、紫等。[1]这跟李白开朗的性格是不无关系的。正是这些明丽的色调和不加修饰的词语，反映了李白不屈的高洁人格。

4.清新单纯的语言使人眼前一亮

李白的诗歌追求简洁美与纯净美，用笔简洁凝练，欲写小处而从大处落笔，简笔勾勒刻画细节，展现具有强烈艺术效果的图画。每一个意象总是力求鲜明，耐人寻味。例如：“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独坐敬亭山》），“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他的语言如清水芙蓉，不饰雕琢，脱口而出，《静夜思》就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极佳例子。

5.节奏韵律的骈散交相辉映

李白对散文把握自如，骨气刚健，内容充实，情感充沛。他摒弃了六朝骈文过分追求形式，语言浮艳，内容空洞的特点，创出自己的文风。他在《上安州李长史书》中写道：“退思狂愆，五情冰炭，罔知所措，昼愧于影，夜愧于魄，启处不遑，战局无地。”语势加强，更能体现李白因误闯长史仪仗诚惶诚恐的心情。

二、性直言白吐真情

李白的天性爽直畅快，行诗成文并无多虑，习惯把第一直觉抒发出来。他的气质洒脱不羁、傲世独立，感情易于触动而又爆发强烈，奔涌而出宛若喷溢的火山。但同时，他的思想又十分复杂，因为他受到了诸子百家的深刻影响。他心理素质中的精华部分是人格独立，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是最光辉的亮点。可以说，李白是一个个性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从思想到行为再到成作，无不体现出他飘逸奔放的气质。

李白自由思想的内容具体明确，以自我为中心，特立独行，不受限制。他有崇高的理想，向往自由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在当时是超前又不可想象的。当他自信十足时，则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当他应诏入京求官，则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当他政治失意，则大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虽然后者写于他被贬后，有点“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但同时也反映了他随遇而安、心胸豁达、不恋功名的一面。

三、寻根溯源探成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李白诗文这种独树一帜的独到美呢？我们在古籍中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的。

首先，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记载了李白神话般的出生情形：“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且不论真实与否，但它确实为李白的出身蒙上了一层神秘和浪漫色彩，也暗示了他与凡人的与众不同。

其次，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写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2]；在《赠张相镐其二》中也写出“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3]。由此可以看出，李白天资聪颖，触类旁通，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儒佛道等诸家之学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涉猎，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足见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与深度。这样的教育、熏染，使他从小就兼收并蓄，使其思想无所不包，而又摆脱了任何一家思想的束缚，从而造就了狂放的胸怀、雄伟的魄力和旷达的性格。

综上所述，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与自信，狂傲不羁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为诗成文，都站在盛唐诗人的前列。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李白的诗文和思想人格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诗文不拘泥于“传统写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注释：

[1]在李白诗中，这些字出现的频率为：“白”463次，“金”333次，“青”291次，“黄”183次，“绿”128次，“紫”128次。参见（日）中岛敏夫《对李白诗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

[2]“观百家”，即指习读诸子百家之学。

[3]“观奇书”，则指诵读正统儒学之外的诸子典籍，多为佛、道、黄老、纵横之学的书籍。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沈松勤等.唐诗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第9篇：李白诗全集范文

关键词：唐诗；诗家三李；人物意象；现实情状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一、“三李”诗中的历史名人意象

唐代诗人多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希望可以走入仕途，建功立业，“三李”自然也不例外。虽然生活在唐代的不同阶段，他们都渴望在现实世界中有所作为，但现实却给他们以沉重打击，均仕途失意，壮志难酬。这使得诗人对于历史人物的命运尤为关注。因此，“三李”都善于在诗歌中借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表达他们的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李白诗中的历史人物意象多是一朝青云得志，且多是功成不居，追求隐逸的高士。在《梁父吟》中，李白借姜太公遇文王和郦食其遇汉高祖的故事，寄寓了自己的理想：“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平常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①可看出诗人虽然历经磨难，沉浸在迷茫和痛苦之中，但他仍然安慰自己，不愿放弃对政治前程的向往与追求。而在《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中李白以钦佩羡慕的情感，颂扬了张良的智勇豪侠，同时暗喻了自己的身世感慨。

和李白诗中平步青云的历史人物相比，李贺诗中所选取的历史人物意象多了一些曲折经历，多是在功成名就前有过贫苦，不如意的生活，是历经艰辛奋斗而后终于取得成功的人。如《致酒行》中写其旅居长安时的潦倒生活和落魄心情，以主父偃及马周郁郁不得志的落魄形象来自比，表现自己怀才不遇，得不到君主赏识的人生感慨。另外，李贺还善于通过对历史人物形象的想象，表达对现实社会的态度，如《秦王饮酒》中李贺塑造了一个复杂多面的秦王形象，诗歌首先写秦王的威仪和武功，写出了他的勇武豪雄和战功显赫，使四海之内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紧接着写天下太平之后，秦王不再励精图治，而是沉湎于歌舞，寻欢作乐。这时秦王的勇武已经变成了暴戾。这里的秦王形象可以说是李贺借古人古事来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隐含对当时皇帝的讽喻，表达了自己惋惜、哀怨、讥诮等等复杂的内心感受。

李商隐一生忧心国事的政治思想相当深挚，其“欲回天地”的理想抱负便是其政治思想的集中表现。李商隐在《筹笔驿》中以独特的众宾烘主之法来写诸葛亮的形象，从侧面写了诸葛亮的威、才、智、功，然而却只留下“梁父吟成恨有馀”②的遗恨，对诸葛亮的这一描写显示了作者“隐然自喻”的喟叹。在其他诗篇中，李商隐也擅于用人物意象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及抱负不能实现后的抑郁，例如，在《安定城楼》一诗中，历史上贾谊和王粲的身世遭际引发了作者的共鸣，有异代知己之感，以贾生垂涕，王粲远游来比拟自己的现实处境，使一位奋发有为但却遭受压抑的青年志士形象跃然纸上，“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③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志向。

二、“三李”诗中的普通人物意象

“三李”在通过历史上的大人物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同时，不忘将目光转向历史长河中的小人物，关心人民疾苦。留下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抨击黑暗政治的篇章。如李白《丁都护歌》中塑造了烈日下劳苦工作的纤夫形象，纤夫的生活环境与富商巨贾的生活环境形成鲜明对照，并且用吴牛喘月的典故来点明时间，写出盛夏的酷暑难耐。诗中的纤夫在酷暑之下吃力拖船，发出“拖船一何苦”的沉重叹息，我们仿佛可从诗中看到一群衣衫褴褛，拉着纤，喘着气，吃力前行的纤夫形象，他们生活条件艰苦，连喝水也是“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通过这一细节描写表现了纤夫所受的煎熬和痛苦。“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用拉船的号子来表现纤夫的心境，诗歌通过形象的画面展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纤夫人物意象，层层深入，写出了民间疾苦，这里的纤夫代表了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劳动人民，他们辛苦工作却依旧生活艰苦，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富商巨贾生活的奢侈。纤夫们如此辛苦的拖运石头，也只是为了满足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

李白在诗中表现了对劳苦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当时社会黑暗现象强烈的激愤不平。展现出盛唐气象背后的阴暗色彩。李贺由于缺少社会生活实际体验，因此其诗歌内容总体较为贫乏，《老夫采玉歌》是他为数不多的以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诗中塑造了一个遭遇悲惨的采玉工人的形象，他忍受着饥寒之苦，没完没了的采玉，忍受饥寒之苦，老夫在雨夜之中留宿山头，以榛子果腹，可以想象其饥饿和寒冷的悲惨境遇，用杜鹃啼血来比喻老夫的泪，富于奇想，写“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超越常情的想象，使诗歌染上浓郁的感彩，体现了李贺诗歌特有的瑰奇的风格。从下文可以见出老夫在如此艰辛的环境下采玉也只是为了养活家人。这里的采玉老夫同李白诗中的船夫有着相同的境遇，但在描写方法上，李白直陈其事，抒发胸臆，李贺语含讽刺，善用想象，诗歌在描写上更显瑰奇。

李商隐在学白、李贺的同时，也接受了杜甫诗歌的影响，所以在他的诗中有较多感时伤世，关注国运的作品，例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此诗反映了“安史之乱”至“甘露之变”近百年的历史，追溯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诗人在诗中展现了一幅农村凋敝的图景，塑造了受战乱之苦的百姓群像。将曾经的官清吏善，与开元后的藩镇割据叛乱，宦官专制凶残，人民生活日益艰难相对比，如果说李白、李贺还只是从一方面来抨击社会黑暗现实的话，那么李商隐在此诗中就是涉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全诗弥漫着强烈的危机感，体现了诗人的政治敏感和忧患意识，语言质朴，一气呵成。这是李商隐在“无题”诗之外的另一种类型的佳作。

“诗家三李”作为盛唐、中唐、晚唐诗歌的突出代表，由于受个人生活经历和审美取向的影响，他们诗歌中同类的人物意象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李白的思想及其复杂矛盾，在李白的心灵中，一面饱含着盛唐精神的光辉，另一方面又因理想得不到实现而感到空虚和不满。使其诗中的人物意象时常显露出浓淡不同的情调和色彩，所以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内容和风格，时而现实，时而虚幻，时而浓烈，时而淡远，李贺虽因缺少社会实践而导致诗歌内容较为贫乏，但其富于艺术性的幻想和熔铸诗歌语言的才情弥补了内容上的不足。李商隐描写人物意象，对李白、李贺重主观表现的意识和创作手法均有所借鉴。有所不同的是李商隐不喜直抒胸臆，而主要用典故和象征的手法，抒发政治抱负，描写社会情状，表现出诗人的政治敏感和忧患意识。

参考文献

[1] 余恕诚.“诗家三李”说考论.中国诗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宋绪连，初旭.三李诗鉴赏辞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3]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 吴启明.李贺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

[5] 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7] 周勋初编.李白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8]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 王琦，胡之骥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

注解

① 王琦，胡之骥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