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血浆蛋白C；基因多态性；华法林剂量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4.03.511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3-1596-02
进行心脏机械瓣膜置换术后，患者必须不停地服用华法林抗凝，但是，华法林抗凝在个体用药剂量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如出血、栓塞等，对生命造成威胁，华法林的安全使用受到人们的关注[1]。本次研究主要是分析血浆蛋白C基因多态性和华法林剂量的相关性，选择100例心脏机械瓣膜置换术后患者进行研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心脏机械瓣膜置换术后患者100例，统计患者的年龄、性别、华法林剂量等，华法林剂量达到稳定状态后，进行记录。每位患者被记录的次数至少为5次。华法林日平均剂量计算如下：患者测得华法林剂量和国际标准化比值（INR），范围在1.5至2.8之间，记录总服用量，继而得出日平均稳定剂量。
1.2 方法
1.2.1 基因型检测 患者同意后，收集1mL EDTA抗凝静脉全血，应用低渗液，使得红细胞裂解，白细胞分离，应用经典酚-氯仿法，将白细胞基因组DNA提取出来，储存于冰箱，温度设定为-20℃，备用。应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碱基淬灭探针技术，检测患者的VKORC1-1639G>A、CYP2C91075A>C以及PROCrs5936的基因型。
1.2.2 测序 选择VKORC1-1639G>A：AA型、GG型以及AG型；CYP2C91075A>C：AA（*1/*1）型以及AC（*1/*3）型；PROCrs5936：GG型、GT型以及TT型2支扩增PCR产物，25L，送至相关部门进行测序验证。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P
2 结 果
2.1 华法林平均稳定剂量对比 在PROCrs5936等位基因频率中，T为54.8，G为45.2%。华法林平均稳定剂量：GG型：（2.51±0.80）mg.d-1，TG型：（2.64±0.92）mg.d-1，TT型：（2.63±0.72）mg.d-1，组间比较华法林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基因多态性对华法林剂量产生的影响 进行方差分析，VKORC1-1639G>A、CYP2C91075A>C基因多态性和华法林剂量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两个基因解释的华法林剂量差异分别为31.0%、7.2%。
3 讨 论
华法林主要是对维生素K环氧化物还原酶起到抑制的作用，进而对凝血因子起到抑制作用，能够起到抗凝的作用[2]。在集体中，PROC是较为重要的抗凝因子，在生理情况下，主要是以酶原的形式在血液中循环，在特定的条件下会被激活，成为活化蛋白C（APC），APC对凝血以及纤溶等系统起作用，起到的抗凝作用较大[3]。PROC是血浆糖蛋白，被维生素依赖，合成的过程需要维生素K的参与，所以，PROC也会影响到华法林的抗凝作用，它的基因多态性对于华法林在不同人群的抗凝作用可能会产生影响，本次的研究结果显示，PROCrs5936基因多态性和华法林平均稳定剂量相关性不具有显著性差异，有助于为后续的理论研究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 张辽，汤荣华.血浆蛋白Z水平测定的临床观察[J].血栓与止血学，2008，14（1）：5-7.
第2篇：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多模态话语分析；改编；电影语篇
电影语篇分析涉及到图像、音乐、语言、声音、文本等多种符号的探讨，但人们常从心理学、美学等宏观角度出发，而较少用以语言学为切入点的语篇分析方法探讨。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尝试将其应用到图像、音乐、语言、手势等其它符号资源上，因为这些符号同样具有语言的系统性和功能性，都属于社会符号资源。因此，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为电影研究者提供了一套同时分析电影图像、音乐和文字相互兼容的术语。
国外，Kress & van Leeuwen(1996)建立了社会符号学的图象多模态分析；O’Toole(1994)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图象，O’Halloran(2004)在此基础上分析电影语篇。李战子(2003)首次引入了多模态分析理论，胡壮麟(2005)、励松青(2005)、曾蕾(2006)、叶起昌(2006)在PPT、广告、国际会议演讲、超文本等领域进行了多模态分析，但国内少有人将多模态分析理论运用于电影语篇的分析。
小说改编成电影构成同一文本在不同传播媒体之间的互文，分享相似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叙事结构等；但电影由于有画面与声音的加入，画面、声音及文字等如何交织的互动性，就成为二者不同的显著地方。 因此，本文尝试运用Kress & van Leeuwen(1996)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选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为范例，初步探讨其对于电影语篇的应用性，探讨电影与小说如何实现互文。
一、与电影语篇分析相关联的多模态分析理论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Halliday(1994／2000)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依赖于语境而存在的社会符号系统，并且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个符号过程，认为语言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三大功能。
Kress & van Leeuwen(1996)的《阅读图像》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建立了图像分析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主要分析图像等符号在语篇中的作用，重点探讨图像中的人物、地点和事物是如何组成视觉模式，实现其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互动意义(Interactive)和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Halliday(1978)认为语域加上语篇目的就组成风格，语域包括语场、语旨、语式三要素。进一步将语域的各要素和其一一对应的电影语言特征归纳如下：语场指语篇的内容，决定语篇的再现意义。语旨指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决定语篇的互动意义，表达社会关系和交流关系、态度、情感等，通过接触、社会距离、视点、情态(颜色饱和度等)来体现；语式指语篇的传播方式，口头的、书面的或多模态混合的，它决定语篇的构图意义，表达语篇对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的组织方式，语篇与语境之间的关系，通过信息价值、显著性、取景等得到体现。
首先再现功能解释了意义参与者与过程之间的关系，分为叙事和概念结构两种：叙事包括动作过程、反应过程、 言语过程、心理过程，其中动作过程和反应过程又可分为互动模式和非互动模式。图中的元素形成斜线，就形成矢量(vector)。矢量在叙事图像中存在，而概念图像没有矢量。叙事图像展示了发展中的行动和事件、变化的过程、瞬间的空间安排；而概念图像则表示更为稳定的意义，如在类别、结构或意义方面，包括分类过程、分析过程、象征过程。
其次是互动意义指每一个行动构成了一个互动功能，它不仅表达了语言使用者对接受者的导向，也表达了两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影响互动意义的因素有接触、社会距离、态度关系、社会权势和情态(modality)。接触指图中的参与者与观众有目光交流，对观众有情感诉求，形成索取(demanding)；反之，则形成信息提供(giving)。社会距离可由表征成分的大小来表明，也就是被表征成分与读者的距离，如特写可以提示密切的关系，长镱头提示非个人的关系。态度关系由观察者的水平位置与成份的关系来判断，分为正面、侧面、边缘等。权势关系则由观察者与客体的垂直关系来体现：如果客体比浏览者更具权势，浏览者需要仰望它，客体给人以一种居高临下压抑的感觉；否则，浏览者与客体地位平等，可平视；浏览者地位高于客体视角可为俯视。情态指的是某种图画表达手段(色彩、再现的细节、深度、色调等)使用的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类。
再次是构图意义指每一个行动还表达了一个构图功能，它在语篇空间给整体或整体中的部分作出限定。Kress & Leeuwen(1996:183)特别需指出，构图意义必须遵循信息价值、突出度和取景三个原则。其中信息价值指在视觉语篇中各种成分因为所占位置不同，从而拥有不同的价值。如左右代表旧新信息的区分，其中左边代表已知信息，右边代表新信息；上下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区别；中央／边缘位置分别排列主要信息和次要位置。突出度指各种成分在前景或背景中位置、大小、亮度级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引起读者不同程度的注意。取景指取景手段的明用或暗用，用来切断或联接语篇的成分，表明这些成份相连或不相连。如陈家大院的四角屋檐构成了取景，将画面分割成狭隘的封闭空间，显示出人物在其中无处可逃，营造出一种喘不过气的绝望氛围。
二、《大红灯笼高高挂》多模态话语分析
为了对比图像在电影语篇中构建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的多模态，实现电影与小说原作的互文，我们来比较原作和电影在语域中，即语场、语旨、语式三方面有何区别。
选择《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是因为张艺谋属于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在初期喜欢用文学小说改编成电影；其次他的电影色彩鲜明，出现了很多静态画面，便于我们作静态画面分析；再次《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国内外电影节奖项或提名。
语场中的再现意义
最明显的改动是将原作中江南背景改为晋商乔家大院干燥寒冷的北国风情，将小说中频频出现的紫薇花架下的水井变成了大院里天台的暗房。小说中的井水蓝黑色，被张艺谋替换成电影中冷暖两极对立的红、蓝色作为全片色彩基调。
颂莲和丫环雁儿出现在同一幅画面时，颂莲的目光是行为者，从高到低，形成一条对角线，即矢量，构成互动模式的反应过程，作用于受动者雁儿身上，反映出她对雁儿的欺压。
文章中出现大量颂莲的内心独自和心理描写，在电影中被省略，如颂莲的新婚夜：
1．“颂莲(感知者)(心理过程)仿佛从高处往一个黑暗深谷坠落，疼痛、晕(现象)”(苏童，1989)；
电影只用了红色纱帐这个象征过程的画面来暗示。
2．“颂莲(感知者)就不明白(心理过程)为什么每逢阴雨就会想念床笫之事(现象)”(苏童，1989)；
电影用她渴望捶脚的心理过程、动作过程来表示她的。
影片中表现颂莲时充满动作过程，而少表心理过程的内心独白或旁白，因此对比小说，巩俐呈现的不是小说中敏感多思的知识女性，而是泼辣十足的姨太太，和前几任的姨太太区别不大，失去了小说中陈老爷看中的颂莲作为知识女姓独有的风韵，也失去了苏童探讨的五四后新知识女姓与传统女姓思想上的变化。
语旨中的互动意义
互动意义由接触、社会距离、视点、色彩来表现的。(潘源，2006)，《大红灯笼高高挂》以红色基调展示灯笼高挂的洞房之夜，既从正面表现欲望，又反过来去表现陈府所潜隐的杀机与恐怖，如梅珊充满京剧面具、戏服的房间。冬天中，白雪覆盖下的陈家大院中的红灯笼更为显眼，而黑色死人屋更显阴森恐怖。
当她见到飞浦少爷在吹笛后，画面出现少有的明亮光线，一束柔和的阳光照亮她脸，这里运用高情态色彩，形成暗示性象征过程，反映出她内心对青年男子的渴望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出剧中人物的主观情感，便于观众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拓展了人物情绪等心理空间，弥补了电影不能表现人物内心情感的不足。
叙事视角也由颂莲为中心的第三人称叙事转换为一种更为客观的全知叙事角度，将充满心理描写的原小说改为一种更加外观的情节型电影。电影基本忠实原著，镜头基本随着颂莲而走，呈现的是她看到和听到的，镜头的视角有时是从管家陈百顺、梅珊等人去看颂莲；出现的俯拍镜头，使得观众有时能跳出颂莲的局限，变为冷静的观察者，这样电影呈现出一种全知叙事角度。
视点中，随着颂莲走进陈家大院，仰拍的角度使得巨大的建筑扑面而来，人物却越来越小，人际关系拉大，暗示了颂莲此去凶多吉少，最终会被这大院吞噬。俯拍陈家大院的镜头重复出现28次，但每次有所不同(潘源，2006)：颂莲刚新婚受宠时灯笼是红的，透出温暖；而当她失宠、封灯时，院子的灯笼被套上黑布，是冷清的蓝色作为基调。随着镜头的拉近，观众也随着俯拍镜头越来越偷窥到陈府的秘密。梅珊唱戏时和最后被拖进死人屋时，作为个体在天台上显得很小，拉开与观众的社会距离，表现出人的生命特别是女性在这里无足轻重，无力对付以陈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夫权秩序。但省略了原小说中梅珊的言语过程，削弱了她的反抗精神。
3．“她(言语者)骂(言语过程)卓云(受话者)说(言语过程)我活着要把你一刀一刀削了死了也要挖你的心喂狗吃(讲话内容)”(苏童，1989)；
这里被投射的讲话内容有异化现象，故意没有标点符号，在语式排版上表达出她语速急促、情绪激动。
语式中的构图意义
构图意义由信息价值、显著性、取景来表现。最显著的是陈家老爷由小说中实在人物变成了始终见不清面目的人物，他在画面中处于边缘位置，导演给他的是长镜头或侧面镜头，他的画外音控制着画面中的人物活动。观众始终看不到他的正面，观众与他成侧面关系。这样造成前景化，形成陌生化效果，拉大了陈家老爷与观众的人际关系距离，互动意义也得到了体现，延伸了陈家老爷人物，他变成一种权力的象征。相似的，在电影开始，颂莲的继母也只以画外音出现，也给观众一种冰冷、人际关系最大疏离化的效果。
当颂莲和陈管家去见大太太时，位于画面的左边，属于旧信息；而大太太处于画面的右边，属于新信息。 因为对于观众而言，视点是随着颂莲去见未知的大太太，是个由已知到未知的过程。
当颂莲企图通过假怀孕来获宠时，她横卧在炕上，位于画面的下方，代表现实；而红灯笼处于画面的上方，代表的是她梦想的出人头地生活，只是一种理想、虚幻。红黑的结合，使观众感到十分沉重、压抑。
三、结语
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多模态分析理论为框架，电影语篇《大红灯笼高高挂》为范例，旨在把电影语篇的多种符号看成一个整体来研究，试图突破以往分开研究电影语篇内多模态分析的局限，初步探讨了电影语篇如何构建多模态，从而实现电影与小说的互文。发现电影虽然来自小说，但经过改编后，在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都与原作有不同程度的偏离，这显示了电影是个包含图象、音乐、语言等多模态的语篇，与纯文本单模态的小说有重大区别，也反映出观众需要、改篇者的主观意识和意识形态等看不见手的操控。
第3篇：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
摘要：目的探讨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基因启动子区238g/a、-857t/c、-863c/a与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结局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募集244例hbv自限性感染者、212例hbsag携带者和391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应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方法，对（tnf-α）基因启动子区-238g/a、-857c/t、-863c/a基因型进行测定。结果自限性感染者携带-238a等位基因的频率显著低于hbsag携带者（p=0.04）和慢性乙肝患者（p=0.047）；慢性乙肝患者携带tnf-α-857c等位基因的频率显著高于hbsag携带者（p=0.0008）和自限性感染者（p=0.03）；慢性乙肝者tnf-α-863a等位基因频率显著高于hbsag携带者（p=0.02）。应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控制年龄、性别等混杂因素后，慢性乙肝患者与hbv自限性感染者比较，tnf-α-857cc和tnf-α-238ga与慢性乙肝显著关联（or=1.53,p=0.044;or=2.11，p=0.045）；慢性乙肝患者与hbsag携带者比较，tnf-α-857cc与慢性乙肝显著关联（or=1.92,p=0.004）；hbsag携带者与hbv自限性感染者比较，tnf-α-238ga与hbsag携带者显著关联（or=2.34,p=0.020）。wwW.11665.coM结论tnf-α基因启动子区多态性可能是影响hbv感染结局的重要危险因素。
关键词：乙型肝炎；tnf-α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单体型
relationshipbetweenpolymorphismsoftnf-αgenepromoterregionandhbvinfectionoutcome
couchunyan,lihongquan,lizhuo,etal.
youanhospitalaffiliatedtocapitaluniversityofmedicalsciences(beijing100069,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determinewhenther-238g/a,-857t/cand-863c/apolymorphismsoftumornecrosisfactor-alphya(tnf-α)genepromoterwereassociatedwithoutcomesofhepatitisbvirus(hbv)infection.methodsatotalof244hbvself-limitedinfectedsubjects,212asymptomatichbsagcarriers(hbsagcarriers)and391chronichepatitisb(hb)patientswererecruitedtoconductacase-controlstudy.tnf-α-238g/a,-857c/tand-863c/agenepromoterpolymorphismswereexaminedbypolymerasechainreaction-restrictionfragmentlengthpolymorphism(pcr-rflp).resultsthefrequencyof-238alleleainself-limitedindividualswas2.6%,significantlylowerthan5.0%inchronichbpatientsand5.3%inhbsagcarriers(p=0.04andp=0.047),respectively.thefrequencyoftnf-α-857allelecinchronichbpatientswas87.5%,significantlyhigherthan80.5%inhbsagcarriersand82.8%inself-limitedindividuals(p=0.0008andp=0.03),respectively.thefrequencyoftnf-α-863alleleainchronichbgroupwas77.5%,significantlyhigherthan71.5%inhbsagcarriers(p=0.02).multiplelogisticregressionanalysesindicatedanincreasedriskofchronichbassociatedwithtnf-α-238gaand-857ccaftergenderandageadjusting(or=1.53,p=0.044;or=2.11,p=0.045),andhbsagcarrierswith-857ccsignificantlyincreasingriskofchronichbassociatedwithtnf-α-238gaand-857ccaftergenderandageadjusting(or=1.53,p=0.044;or=2.11,p=0.045),anhbsagcarrierswith-857ccsignificantlyincreasingriskofchronichb(or=1.92,p=0.004),and-238gaassociatedwithandincreasingriskofhbsagcarriers(or=2.34,p=0.020).conclusiontnf-αpromoterpolymorphismisprobablyanimportantriskfactoroftheinfluenceofoutcomeofhbvinfection.
keywords：hepatitisb;tumornectosisfactor-alpha(tnf-α)gene;singlenucleotidepolymorphisms(snps);genotype
乙型肝炎的治疗是亟待解决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1〕。感染乙型肝炎病毒(hbv)后可产生自限性感染、hbsag携带者、慢性乙肝多种不同临床结局。hbv感染结局多样性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从遗传易感性角度探讨其原因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细胞因子在抵抗病毒感染中起重要作用，它能够间接和直接抑制病毒复制〔2〕。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转录水平与tnf-α启动子区单核苷酸多态性有关〔3〕。本研究比较了tnf-α启动子区-238g/a、-857c/t及-863c/a基因型在自限性感染、hbsag携带状态和慢性乙肝3种不同hbv感染结局者中分布频率的差异，探讨tnf-α基因多态性与hbv感染结局关系。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采用病例对照研究，于2002年11月～2004年3月在北京佑安医院募集慢性乙肝患者391例，hbsag携带者244例，自限性感染者212例。研究对象的诊断参照2000年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分会，肝病学会联合修订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的标准〔4〕。所有研究对象均自愿同意参加本次研究。受试者均为
tnf-α启动子区-238g/a〔5〕、-857c/t〔6〕和-863〔7〕。
14统计分析采用foxpro60软件建立数据库，sas612软件进行t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法和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所有的p值均由双侧检验确定。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2结果
21一般人口学持征慢性乙肝患者391例(其中男性311例，女性80例)，hbsag携带者244例，其中男性140例，女性104例；自限性感染者212例，其中男性110例，女性102例。慢性乙型肝炎病人、hbsag携带者、hbv自限性感染者3组人群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32，307和337岁。
22tnf-α启动子区基因多态性与hbv感染结局的关系
221tnf-α-238g/a位点等位基因及基因型频率在3组研究对象中的分布慢性乙肝患者与hbsag携带者携带tnf-α-238a等位基因的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9)；自限性感染者携带a等位基因的频率显著低于hbsag携带者(χ2=435，p=004)和慢性乙肝患者(χ2=396，p=0047)。3组人群均未检测到tnf-α-238aa基因型。慢性乙肝组与hbv携带组tnf-α-238的gg、ga基因型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8)。对照人群自限性感染组gg及ga基因型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071)，并与慢性乙肝患者(χ2=413，p=004)及hbsag携带者(χ2=455，p=003)的基因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2tnf-α-857c/t位点等位基因及基因型频率在3组研究对象中的分布慢性乙肝患者携带tnf-α-857c等位基因的频率为875%，高于hbsag携带者的805%(χ2=112，p=00008)和自限性感染者的828%(χ2=496，p=003)；hbsag携带组与自限性感染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8)。慢性乙肝组中tnf-α-857cc、ct及tt基因型的频率分别为798%，153%和49%，hbsag携带组和hbv自限性感染组这3种基因型频率分别为680%，250%，70%和70.3%，250%，47%。对照人群自限性感染组的基因型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007)。慢性乙肝组的基因型频率分布与hbsag携带组(χ2=113，p=0004)和自限性感染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47，p=0015)，但后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9)。
223tnf-α-863c/a位点等位基因及基因型频率在3组研究对象中的分布慢性乙肝组tnf-α-863位点等位基因a频率为775%，高于hbsag携带者的715%(χ2=576，p=002)；hbv自限性感染组为741%，与慢性乙肝组和hbsag携带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8，p=039)。慢性乙肝组cc、ca及aa基因型频率为87%、276%和637%，与hbsag携带组的152%，266%和582%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41，p=004)。对照人群hbv自限性感染组cc、ca及aa基因型频率为90%，340%和570%，其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p=009)。hbv自限性感染组与hbsag携带组和慢性乙肝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p=024)。
23基因多态性与hbv感染结局关联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为控制年龄、性别等因素引起的混杂偏倚影响，采用多元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tnf-α-238/-857/-863与hbv感染不同结局的关联性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混杂因素后，慢性乙肝病人和hbv自限性感染者比较，携带tnf-α-857cc基因型者感染hbv后，较携带tnf-α-857tt或ct基因型者发生慢性乙肝的风险增加(or=153；p=0044)，而携带tnf-α-238ga者则较tnf-α-238gg携带者发生慢性乙肝的风险增加(or=211；p=0045)；慢性乙肝病人和hbsag携带者比较，携带tnf-α-857cc基因型者较携带tnf-α-857tt或ct者增加成为慢性乙肝的风险(or=192；p=0004)；hbsag携带者和hbv自限性感染者比较，携带tnf-α-238ga者在感染hbv后，较gg基因型者增加发展为hbsag携带者的风险(or=234；p=0020)。
3讨论
编码tnf-α的基因位于人类第6号染色体短臂hla-ⅲ类基因区内。它可调节hla-ⅱ类分子和黏附分子的表达。本研究以慢性乙肝病人作为病例组，hbv自限性感染组作为对照组进行分析比较时，感染hbv后携带tnf-α-238ga基因型者成为慢性乙肝的风险增加，当以hbsag携带者作为病例组，自限性感染组作为对照组进行分析比较，感染hbv后携带tnf-α-238ga基因型者成为hbsag携带者的风险也增加。本研究观察到慢性乙肝患者携带tnf-α-857c等位基因的频率，显著高于hbsag携带者hbv自限性感染者。调整年龄、性别等因素的混杂作用后，tnf-α-857cc仍然是影响hbv感染结局(慢性乙肝和hbsag携带)的危险因素。结果提示，tnf-α启动子区的等位基因与hbv感染后的结局相关，tnf-α启动子区基因多态性在清除hbv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机制可能与基因多态性影响tnf-α转录水平，从而降低血清tnf-α水平，导致炎症连锁反应降低有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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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涛编辑郑新校对)
第4篇：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
1 城市形态相关理论回顾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 贺业锯，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详见：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Wu， 1998）。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 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spacesyntax.com），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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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
段宗明，党寅虎，魏瑾，韩振华，李永勤，张荣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国陕西地区汉族人群基质金属蛋白酶2(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MMP2)基因rs2285053及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基因rs3918242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早发冠心病(prematur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PCAD)发病的关联性。方法 应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方法，检测92例PCAD患者(PCAD组)和95例年龄及性别相匹配的非冠心病者(对照组)的rs2285053(-735C/T)、rs3918242(-1562C/T)基因的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判定其基因型并统计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的频率。ELISA法检测血浆MMP9的水平。结果 MMP2 rs2285053位点多态性在PCAD组和对照组中的基因型分布和等位基因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33，P=0.249)。MMP9 rs3918242位点PCAD组C/T+T/T型高于对照组(χ2=6.22，P=0.013)，T基因频率亦高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χ2=7.75，P=0.005，OR=2.66)。早发急性冠脉综合征组(premature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PACS)C/T+T/T型高于对照组，与早发稳定性心绞痛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9.11，P=0.003;χ2=2.29，P=0.13)，早发稳定性心绞痛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χ2=1.3，P=0.254)。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MMP9 rs3918242位点携带T等位基因为PCAD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MMP2 rs2285053(-735)位点多态性可能与PCAD的发病无相关性，MMP9 rs3918242位点可能与PCAD及PACS发病相关，rs3918242(-1562)T等位基因可能是PCAD的遗传易感基因。
【关键词】 早发冠心病;基质金属蛋白酶;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
Medical Schoo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04， China)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gene rs2285053 (-735C/T) an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gene rs3918242(-1562C/T) polymorphisms with prematur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PCAD) in Han population of Shaanxi Province. Methods The polymorphisms of gene MMP2-735C/T and MMP9-1562C/T were measur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analysis (PCRRFLP) in 92 patients with PCAD (PCAD group) and 95 non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control group)， who were matched in age and sex. Plasma level of MMP9 was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Results The frequencies of MMP2-735C/T gene polymorphism in PCAD group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249). The frequencies of gene polymorphism T allel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CAD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05， OR=2.66). The frequencies of the three genotypes (CC， CT and TT)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13). C/T+T/T genotypes were higher in premature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PACS) group than in control group， but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y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premature stable angina pectoris (PSAP) group (P=0.003， P=0.13). PSAP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control group (P=0.254).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indicated that MMP9-1562 C/T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in PCAD. Conclusion MMP2-735C/T gene polymorphism may have no association with the pathogenesis of PCAD， but MMP9-1562C/T may be related to PCAD and PACS. The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MMP9 gene (-1562C/T) promoter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usceptibility to PCAD in Shaanxi Han nationality.
KEY WORDS: prematu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以及冠心病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MMP2和MMP9是MMP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其作为降解血管基底膜中IV型胶原的主要酶类，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MMP2和MMP9存在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其中启动子区的rs2285053(-735T/C)和rs3918242(-1562C/T)多态性显著影响基因表达的水平[24]。目前，国内外关于MMP2、MMP9基因多态性与冠心病的研究较少，且结果存在差异[29]，尚未见两者多态性与早发冠心病(prematur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PCAD)的研究报道。PCAD是指冠心病发病时男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09年01月至2009年07月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内科住院的患者。其中PCAD患者92例(男≤55岁，女≤65岁)为PCAD组[男性62例，女性30例，平均年龄(54.5±6.4)岁]，所有病例均符合1979年国际心脏病学会及WHO临床命名标准化联合专题组报告制定的诊断标准，均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至少一支冠状动脉狭窄>50%。选择性别、年龄相匹配的经冠状动脉造影排除冠心病者95例为对照组[男性61例，女性34例，平均年龄(52.3±6.9)岁]。以上受检者均为陕西地区汉族人，排除先天性心脏病、心肌病、严重肝脏和肾脏疾病。
1.2 主要仪器及试剂 AU27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OLYMPUS);PTC150 Minicycler PCR扩增仪(PERKIN ELMER， MJ research);UVI自动凝胶成像分析系统(BioRad， Quantity one)。引物由上海生物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合成，限制性内切酶SphⅠ、HinfⅠ由上海生物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合成。
1.3 研究方法
1.3.1 提取基因组DNA 取得患者知情同意后，空腹8h，于冠脉造影时抽取股动脉血5mL，EDTA抗凝，1500r/min分离10min，取上层血浆。采用chelex100法从白细胞中提取DNA，核酸分析仪测定DNA浓度，-80℃保存。
1.3.2 PCR扩增 采用Primer 5.0设计引物，引物序列由上海生工生物公司合成。MMP2 rs2285053位点及其侧翼区扩增的上游引物为5′CCAGAGGTCGCTTTCTTTGC3′，下游引物为5′ACAGTGGAAGGTCCCAGGTTG3′。MMP9 rs3918242位点及其侧翼区扩增的上游引物为5′GGTGGTGAGGATGAAACGAGAG3′，下游引物为5′CCT
ATTTGGGAAAAACCTGCTA3′。PCR反应体系为：mix 6μL，上下游引物各1μL，DNA模板1.5μL，加双蒸水至总体积12μL。rs2285053位点PCR反应条件：95℃预变性5min，然后按95℃ 30s、62℃ 30s、72℃ 30s进行30个循环，终末延伸72℃ 10min。rs3918242位点PCR反应条件：95℃预变性5min，然后按95℃ 30s、61℃ 30s、72℃ 1min进行35个循环，终末延伸72℃ 20min。反应结束后，取PCR产物经20g/L琼脂糖凝胶电泳，凝胶成像分析仪检测PCR扩增结果。
1.3.3 酶切分析多态性的检测 取PCR产物6μL，10×Buffer 1.5μL，限制性内切酶0.2μL，加双蒸水至总体积18μL。置37℃水浴箱16h，终止反应，经20g/L琼脂糖凝胶电泳，EB染色，凝胶成像系统判定结果。MMP2 rs2285053基因型为CC(206bp，150bp)，CT(206bp，150bp，141bp，60bp)，TT(141bp，150bp，60bp)。MMP9 rs3918242的基因型为CC(662bp)，CT(662bp，469bp，193bp)，TT(469bp，193bp)。等位基因频率=(2×纯合子数+杂合子数)/(2×受检人群)。
1.3.4 血浆MMP9水平的检测 采用上海生物工程技术服务公司的进口分装ELISA试剂盒，严格按照操作说明书进行。
1.4 统计学处理 全部资料用SPSS15.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各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用χ2检验，利用拟合优度χ2检验的方法检验基因频率是否符合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定律。计量资料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比值比(OR)表示相对危险度。P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的比较 对两组在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及冠心病危险因素方面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年龄、性别、糖尿病史、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吸烟史、冠心病家族史、高血压史、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脂蛋白(HDL)有显著性差异(P
2.2 基因分型的判定 研究对象的MMP2、MMP9两位点基因型分布，经拟合优度χ2检验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表明患者来自同一群体。
MMP2 rs2285053基因位点-735C/T多态性PCR扩增片段长度为356bp。PCR产物经限制性内切酶HinfⅠ消化后，酶切产物经30g/L琼脂糖凝胶电泳可产生3种不同结果，分别为：CC纯合型(206bp，150bp)，CT杂合型(206bp，150bp，146bp，60bp)，TT纯合型(146bp，150bp，60bp)(图1)。
MMP9 rs3918242基因位点-1562C/T多态性PCR扩增片段长度为662bp。PCR产物经限制性内切酶SphⅠ消化后，酶切产物经20g/L琼脂糖凝胶电泳可产生3种不同结果，分别为：CC纯合型(662bp)，CT杂合型(662bp，469bp，193bp)，TT纯合型(469bp，193bp)(图2)。
2.3 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在各组的分布 MMP2基因rs2285053多态性在PCAD组及对照组中均存在C/C、C/T、T/T三种基因型。MMP2基因rs2285053中C/C、C/T、T/T三种基因型在PCAD组与对照组分别占63.0%、34.8%、2.2%和54.7%、43.2%、2.1%。由于纯合突变率低，杂合型与突变纯合型无统计学差异，故将杂合型和纯合突变型合并，进行χ2检验。PCAD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33，P=0.249)。等位基因频率PCAD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χ2=0.93，P=0.334)(表2)。 表2 PCAD与对照组MMP2735基因多态性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
MMP9基因rs3918242多态性在PCAD组中存在C/C、C/T、T/T三种基因型，在对照组中存在C/C、C/T两种基因型。MMP9 rs3918242 C/C、C/T、T/T三种基因型在PCAD组与对照组分别占72.8%、23.9%、3.3%和87.4%、12.6%、0%。由于纯合突变率低，故将杂合型和纯合突变型合并，进行χ2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CAD组MMP9的C/T+T/T型高于对照组(χ2=6.22，P=0.013)，T基因频率亦高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χ2=7.75，P=0.005，OR=2.66，95% CI 0.22～3.76)。携带T等位基因的PCAD患者比携带C等位基因的患者发病风险增加2.66倍(表3)。表3 PCAD与对照组MMP91562基因多态性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
用Logistic回归分析校正了吸烟、高血压、家族史、高血脂等危险因素影响后，经调整后的OR为2.53(95% CI 0.31～3.98)，发现MMP9 rs3918242位点携带T等位基因为PCAD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将PCAD组分为早发急性冠脉综合征组(PACS)和早发稳定性心绞痛组。MMP9基因rs3918242多态性在PACS组及早发稳定性心绞痛组中存在C/C、C/T、T/T三种基因型。MMP9 rs3918242 C/C、C/T、T/T三种基因型在PACS组中占66.0%、29.8%、4.2%，在稳定性心绞痛组中占80.0%、17.8%、2.2%。由于纯合突变率低，故将杂合型和纯合突变型合并，进行χ2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ACS组MMP9的C/T+T/T型高于对照组(χ2=9.11，P=0.003)，PACS组与稳定性心绞痛组、稳定性心绞痛组与对照组比较基因型分布频率无显著性差异(χ2=2.29，P=0.13;χ2=1.3，P=0.254)。PACS组T等位基因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2=10.96，P=0.001)，稳定性心绞痛组T等位基因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4，P=0.164)，PACS组T等位基因频率与稳定性心绞痛相比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χ2=2.30，P=0.129)。携带T等位基因的PACS患者比携带C等位基因的患者发病风险增加3.51倍(表4)。表4 MMP91562基因多态性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在各组的分布
2.4 血浆MMP9的水平 PACS组、稳定性心绞痛组及对照组血浆MMP9水平分别为(83.32±27.48)μg/L、(72.42±19.32)μg/L和(59.61±15.34)μg/L，统计学分析表明，PACS组血浆MMP9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34)，稳定性心绞痛组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C1562T位点CT/TT基因型者血浆MMP9水平[(95.67±32.36)μg/L]高于CC基因型者血浆MMP9水平[(71.44±26.23)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5)。
3 讨 论
MMPs是一组含Zn2+的能降解细胞外基质(ECM)的蛋白酶，在基底膜降解中起着主要作用。在局灶性缺血时，微血管的完整性被破坏，其含量升高，其中MMP2、MMP9与心血管疾病联系较多。
MMP2、MMP9均属于明胶酶，MMP2又称明胶酶A，主要消化Ⅳ、Ⅴ、Ⅶ、Ⅹ型胶原和弹性纤维，活性调控中转录调控的作用不可忽视。MMP2基因位于16q13q21，启动子区2kb，rs2285053(-735C/T)位点位于启动子区。据报道，MMP2基因启动子区-735C/T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导致SP1结合区的一致序列发生改变(由CCCTCC变为CTCTCC)，从而阻碍了启动子SP1结合区结合特异的核内蛋白，降低转录水平，从而影响基因的表达[34]。本研究表明，MMP2基因rs2285053(-735C/T)位点多态性在PCAD组和对照组中的基因型分布和等位基因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VASKU的研究结果相符[5]。
MMP9又称明胶酶B，是降解血管基底膜的主要成分Ⅳ型胶原的主要酶类[6]，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紧密相关。冠心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部位活化的MMP9增多，且血清MMP9亦升高，其表达受到转录调控的影响。研究表明，具有rs3918242-1562 T等位基因的MMP9启动子的转录活性是-1562C等位基因的2倍[78]。MMP9定位于20q11.2q13.1，ZHANG等[2]发现在MMP9基因启动子区-1562bp处有一个CT的单核苷酸多态，而包含此多态性位点的9bp序列GCGCAC/TGCC(-1567-1559)是一个重要的调控元件，可能是转录抑制蛋白的结合位点。CHO等[9]研究表明当CT后，这种DNA蛋白的相互作用能被消除，从而影响基因转录而产生出低活性(C/C)和高活性(C/T、T/T)的启动子基因型，体外转载实验及血浆MMP9含量的测定均证明了这一点。HABERBOSCH等[10]报道C(-1562)T MMP9突变在波兰人群中与过早发生的缺血性心脏病(
遗传学规律表明，一种疾病发生越早，其与遗传的关系越密切。但是，目前尚未出现基质金属蛋白酶多态性与PCAD的研究。本文首次研究MMP2 rs2285053、MMP9 rs3918242基因多态性与PCAD发病的相关性。结果显示MMP2 rs2285053位点多态性在PCAD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样本量偏小、种族频率差异有关，也可能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因素更多参与了PCAD的发生发展，使基因的作用有所减弱，今后可在更大规模的人群中研究。本研究表明MMP9 rs3918242位点的多态性PCAD组C/T+T/T型高于对照组，T基因频率亦高于对照组，T等位基因可能是PCAD的遗传易感基因标记之一。且PACS组的C/T+T/T型高于对照组，T基因频率亦高于对照组，MMP9 rs3918242(-1562)位点T等位基因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斑块的易感基因。这为早期冠心病的防治和筛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其多态性与冠心病严重程度及其预后的关系尚未做进一步研究。国外有研究表明，携带T等位基因患者预后比携带C等位基因患者差[11]，故值得进一步随访研究。总之，基质金属蛋白酶基因多态性与PCAD的关系尚处在初步研究阶段，需要在不同地区、不同种族扩大样本数，并检测更多的基因标记，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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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在各组的分布 MMP2基因rs2285053多态性在PCAD组及对照组中均存在C/C、C/T、T/T三种基因型。MMP2基因rs2285053中C/C、C/T、T/T三种基因型在PCAD组与对照组分别占63.0%、34.8%、2.2%和54.7%、43.2%、2.1%。由于纯合突变率低，杂合型与突变纯合型无统计学差异，故将杂合型和纯合突变型合并，进行χ2检验。PCAD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33，P=0.249)。等位基因频率PCAD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χ2=0.93，P=0.334)(表2)。 表2 PCAD与对照组MMP2735基因多态性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
MMP9基因rs3918242多态性在PCAD组中存在C/C、C/T、T/T三种基因型，在对照组中存在C/C、C/T两种基因型。MMP9 rs3918242 C/C、C/T、T/T三种基因型在PCAD组与对照组分别占72.8%、23.9%、3.3%和87.4%、12.6%、0%。由于纯合突变率低，故将杂合型和纯合突变型合并，进行χ2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CAD组MMP9的C/T+T/T型高于对照组(χ2=6.22，P=0.013)，T基因频率亦高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χ2=7.75，P=0.005，OR=2.66，95% CI 0.22～3.76)。携带T等位基因的PCAD患者比携带C等位基因的患者发病风险增加2.66倍(表3)。表3 PCAD与对照组MMP91562基因多态性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
用Logistic回归分析校正了吸烟、高血压、家族史、高血脂等危险因素影响后，经调整后的OR为2.53(95% CI 0.31～3.98)，发现MMP9 rs3918242位点携带T等位基因为PCAD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将PCAD组分为早发急性冠脉综合征组(PACS)和早发稳定性心绞痛组。MMP9基因rs3918242多态性在PACS组及早发稳定性心绞痛组中存在C/C、C/T、T/T三种基因型。MMP9 rs3918242 C/C、C/T、T/T三种基因型在PACS组中占66.0%、29.8%、4.2%，在稳定性心绞痛组中占80.0%、17.8%、2.2%。由于纯合突变率低，故将杂合型和纯合突变型合并，进行χ2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ACS组MMP9的C/T+T/T型高于对照组(χ2=9.11，P=0.003)，PACS组与稳定性心绞痛组、稳定性心绞痛组与对照组比较基因型分布频率无显著性差异(χ2=2.29，P=0.13;χ2=1.3，P=0.254)。PACS组T等位基因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2=10.96，P=0.001)，稳定性心绞痛组T等位基因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4，P=0.164)，PACS组T等位基因频率与稳定性心绞痛相比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χ2=2.30，P=0.129)。携带T等位基因的PACS患者比携带C等位基因的患者发病风险增加3.51倍(表4)。表4 MMP91562基因多态性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在各组的分布
2.4 血浆MMP9的水平 PACS组、稳定性心绞痛组及对照组血浆MMP9水平分别为(83.32±27.48)μg/L、(72.42±19.32)μg/L和(59.61±15.34)μg/L，统计学分析表明，PACS组血浆MMP9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34)，稳定性心绞痛组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C1562T位点CT/TT基因型者血浆MMP9水平[(95.67±32.36)μg/L]高于CC基因型者血浆MMP9水平[(71.44±26.23)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5)。
3 讨 论
MMPs是一组含Zn2+的能降解细胞外基质(ECM)的蛋白酶，在基底膜降解中起着主要作用。在局灶性缺血时，微血管的完整性被破坏，其含量升高，其中MMP2、MMP9与心血管疾病联系较多。
MMP2、MMP9均属于明胶酶，MMP2又称明胶酶A，主要消化Ⅳ、Ⅴ、Ⅶ、Ⅹ型胶原和弹性纤维，活性调控中转录调控的作用不可忽视。MMP2基因位于16q13q21，启动子区2kb，rs2285053(-735C/T)位点位于启动子区。据报道，MMP2基因启动子区-735C/T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导致SP1结合区的一致序列发生改变(由CCCTCC变为CTCTCC)，从而阻碍了启动子SP1结合区结合特异的核内蛋白，降低转录水平，从而影响基因的表达[34]。本研究表明，MMP2基因rs2285053(-735C/T)位点多态性在PCAD组和对照组中的基因型分布和等位基因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VASKU的研究结果相符[5]。
MMP9又称明胶酶B，是降解血管基底膜的主要成分Ⅳ型胶原的主要酶类[6]，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紧密相关。冠心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部位活化的MMP9增多，且血清MMP9亦升高，其表达受到转录调控的影响。研究表明，具有rs3918242-1562 T等位基因的MMP9启动子的转录活性是-1562C等位基因的2倍[78]。MMP9定位于20q11.2q13.1，ZHANG等[2]发现在MMP9基因启动子区-1562bp处有一个CT的单核苷酸多态，而包含此多态性位点的9bp序列GCGCAC/TGCC(-1567-1559)是一个重要的调控元件，可能是转录抑制蛋白的结合位点。CHO等[9]研究表明当CT后，这种DNA蛋白的相互作用能被消除，从而影响基因转录而产生出低活性(C/C)和高活性(C/T、T/T)的启动子基因型，体外转载实验及血浆MMP9含量的测定均证明了这一点。HABERBOSCH等[10]报道C(-1562)T MMP9突变在波兰人群中与过早发生的缺血性心脏病(
遗传学规律表明，一种疾病发生越早，其与遗传的关系越密切。但是，目前尚未出现基质金属蛋白酶多态性与PCAD的研究。本文首次研究MMP2 rs2285053、MMP9 rs3918242基因多态性与PCAD发病的相关性。结果显示MMP2 rs2285053位点多态性在PCAD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样本量偏小、种族频率差异有关，也可能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因素更多参与了PCAD的发生发展，使基因的作用有所减弱，今后可在更大规模的人群中研究。本研究表明MMP9 rs3918242位点的多态性PCAD组C/T+T/T型高于对照组，T基因频率亦高于对照组，T等位基因可能是PCAD的遗传易感基因标记之一。且PACS组的C/T+T/T型高于对照组，T基因频率亦高于对照组，MMP9 rs3918242(-1562)位点T等位基因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斑块的易感基因。这为早期冠心病的防治和筛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其多态性与冠心病严重程度及其预后的关系尚未做进一步研究。国外有研究表明，携带T等位基因患者预后比携带C等位基因患者差[11]，故值得进一步随访研究。总之，基质金属蛋白酶基因多态性与PCAD的关系尚处在初步研究阶段，需要在不同地区、不同种族扩大样本数，并检测更多的基因标记，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YE S， HUMPHRIES S， HENNEY A.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implication in vascular matrix remodelling during atherogenesis [J]. Clin Sci， 1998， 94(2):1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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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U C， ZHOU Y， MIAO X， et al. Functional haplotypes in the promoter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predict risk of the occurrence and metastasis of esophageal cancer [J]. Cancer Res， 2004， 64(20):76227628.
[4]PRICE SJ， GREAVES DR， WATKINS H，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 functional genetic variants in the human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gene: role of Sp1 in allele specific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J]. J Biol Chem， 2001， 276(10):75497558.
[5]VASK A， GOLDBERGOV M， IZAKOVICOV HOLL L，et al. A haplotype constituted of four MMP2 promoter polymorphisms (1575G/ A， 1306C/T， 790T/G and 735C/T) is associated with coronary triple vessel disease [J]. Matrix Biol， 2004， 22(7):585591.
[6]孙珉丹，罗萍，耿兴花. MMP9基因多态性与IgA肾病临床表现的关联性分析 [J]. 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 2009， 35(4):690693.
[7]BROWN DL， HIBBS MS， KEAMEY M，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92KD gelatinase in human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lesions: association of active enzyme synthesis with unstable angina [J]. Circulation， 1995， 91(8):2125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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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HO HJ， CHAE IH， PARK KW， et al. Functional polymorphism in the promoter region of the gelatinase B gene in relation to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restenosis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J]. J Hun Genet， 2002， 47(2):8891.
第6篇：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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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体论语义学的动因、方法与基本范畴
本体论语义学的倡导者尼伦伯格（S.Nirenburg）和拉斯金（V.Raskin）说：“本体论语义学是一种关于自然语言意义的理论，一种关于自然语言加工的方案，它把经构造而成的世界模型或本体论作为提取和表述自然语言文本意义的基本框架，作为从文本中推出知识的前提。这种方案也想根据自然语言的意义形成自然语言的文本。”[1]这就是说，本体语义学有着双重动机。一是应用或工程学层面的动机，二是基础理论层面的动机，而前者就其现实的需要来说更为迫切。尼伦伯格等人认识到：已有的机器智能的最大问题是只能完成句法加工或符号转换，由此所决定，它即使快捷、方便、“多才多艺”，也无法改变其工具角色。因为它离人类智能还差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它没有意向性。所谓有意向性，就是有对外在事态的关于性（aboutness）或指向性，就是有对它物的知道和意识，有对自身的超越性，而不致停留于纯符号的形式转换。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有意向性就是有语义性。所谓有语义性，就是人类智能所涉及到的符号有意义、指称和真值条件等特征。很显然，意向性、语义性和意义等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当今的意向性理论、意义理论、语义学有合流的趋势。但是，迄今为止的机器都没有表现出上述属性。美国著名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塞尔（JohnR.Searle）一针见血地指出：已有计算机所实现的所谓智能“本身所做的”只是“形式符号处理”，它们“没有任何意向性；它们是全然无意义的。……用语言学的行话来说，它们只是句法，而没有意义。那种看来似乎是计算机所具有的意向性，只不过存在于为计算机编程和使用计算机的那些人心里，和那些送进输入和解释输出的人的心里。”[2]如果从意义的角度理解信息，甚至不能说计算机有加工信息的功能。他说，“计算机所做的事不是‘信息加工’，而是处理形式符号。程序编制者和计算机输出解释者使用符号来替代现实中的物体，这个事实完全是在计算机范围之外的事。”[3]尼伦伯格等人不仅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进一步强调：“意义是未来的高端自然语言加工的关键因素，”“有根据说，没有这种利用文本意义的能力，人们就不可能在自然语言加工中取得真正的突破，……而过去在这个领域中的大多数工作都未注意到意义。”[4]他们提出本体论语义学的研究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一状况，就是要从技术的层面研究计算机如何利用和处理文本意义，如何让机器智能也有意向性。
要完成上述任务，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就是研究人类智能及其运作机理，研究人类意向性的根据和条件，尤其是揭示人类自然语言的加工机制，阐释其根本原则和方法，构建人类语义加工的基本模型。要模拟这样的智能，及其意义接受、理解、完成、输出机制，就必须进到说者与听者或语言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交流的语境，探讨怎样将我们关于语言描述的观念系统化，将计算程序处理意义的观念系统化，怎样形成更符合实际的、更有应用价值的系统的表征理论。由这一任务所决定，本体论语义学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原则。既然它要完成的是应用方面的任务，它当然会设法形成这样的假设，即重构人类加工语言的能力及其所需的知识与过程，也就是要弄清人类的自然语言加工是如何可能的。为此，它有这样的理论预设，即承诺弱人智能观，而非强人工智能观。后者认为，计算机程序不仅应在功能上模拟人脑，而且还应从结构上、物理执行的过程与细节上去模拟。而前者则主张，在模拟人脑的语义能力时只需从功能上加以模拟就行了。判断模拟是否成功，主要看机器处理语义的能力是否与人类的语义能力在功能上等值。其次，本体论语义学的方法论独特之处还在于强调：要让机器对自然语言的加工有语义性，必须以本体论为基础。因为人类之所以能理解和产生意义，根本条件就是人类有一种本体论的图式。正是借助这种本体论图式，任何一个符号语词一旦进入人类视域，都会被归类进入特定的意义域，获得特定的语义值。不过，这里所说的本体论有其独特的含义。
尼伦伯格等人注意到：“本体论”一词具有歧义性。尽管“本体论”用法五花八门，但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纯哲学的用法，二是具体科学和工程学中的用法。尼伦伯格赞成瓜里罗（N.Guarino）对“本体论”的观点，把前一用法称作“大写的本体论”，把后一用法称作“小写的本体论”。小写的本体论又有形式本体论和工程学本体论两种形式。瓜里罗指出：所谓“形式本体论……是关于先验划分的理论，如在世界的实在（物理对象、事件、区域、物质的量……）之中，在用来模拟世界的元层次范畴（概念、属性、质、状态、作用、部分……）之间作出划分”。[5]工程学的本体论与哲学中的本体论有很大的区别。它既不关心形而上学的“是”的意义，又没有关于实在的本体论分类。它关心的是信息系统中的整合因素，同时还涉及到有关概念分析之结果的本体论判定，因此它是名副其实的工程学本体论。[6]本体论语义学中的“本体论”既不同于形式本体论，又不同于哲学本体论，但从它们那里吸取了有用的东西。尼伦伯格等人说：他们的“本体论建构试图从形式本体论和哲学本体论中得到帮助”[7]在借鉴的基础上，他们对“本体论”提出了新的理解，建立了一种极有个性的本体论。“在本体论语义学中的每种语言的词汇都用相同的本体论来说明意义，因为它一定包含了那个本体论中的所有意义。”[8]尼伦伯格等人认为，“一个人要承认表征和处理意义的可能性，就必须找到这样的具体的意义因素，它们是外部世界实在的替代。而本体论语义学中的本体论就是能直接指示外部世界的最合适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世界的模型，是据此而建构的”[9]总之，本体语义学所说的本体论不过是语言加工系统中的一种概念框架，其作用是对输入的语词做本体论定位，为其有语义性创造条件。
二本体论语义学关于语义加工系统的构想
要回答机器的语义加工何以可能，完成机器对人类自然语言加工的模拟，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人的自然语言加工何以可能？根据本体论语义学家的研究，所以可能的条件不外是：人类有将它与语言关联起来的能力，有别的技能，有情感和意志之类的非理性方面，因为人们赋予语词的意义常带有情感色彩。另外，就是活动的目的、计划及程序，最后就是各种知识资源。
本体论语义学认为，人类之所以能理解和产生意义，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人类有一种本体论图式。正是借助它，任何语言一进到心灵之中就有了自己的归属，被安放进所属的类别之中，如听到了“红”一词，人们马上有这样的归类：它指的是属性，与“绿”“蓝”等属一类，为物体所具有，因而不是物体，等等而是基本概念与范畴。尼伦伯格等人说：“本体论语义学试图探讨的是人们在内省式和反思式地看待概念时对这些概念的运用。人们常常谈论属性。虚构的实在（独角兽或赫尔墨斯）和抽象的实质，把它们当作存在的。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决定把它们放在本体论之中不是根源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实在是用自然的语言指称的，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由于人们在他们的宇宙中有这些概念因而语言才指称它们。”[10]因此，在语义机模型中，我们首先要建立的就是这种本体论图式。根据他们的看法，“本体论提供的是描述一种语言的词汇单元的意义所需的原语言，以及说明编码在自然语言表征中的意义所需的原语言。而要提供这些东西，本体论必须包含有对概念的定义，这些概念可理解为世界上的事物和事件类别的反映。从结构上说，本体论是一系列的构架，或一系列被命令的属性-价值对子。”[11]它为要表征的词项的意义作本体论的定位，即说明它属于哪一类存在，其特点、性质、边界条件是什么。例如当有一词“pay”输入进来，首先就要经过本体论这一环节，换言之，该词首先要被表征为一个本体论概念，要被放进本体论的概念体系之中，一当这样做了，它的属性、值便被规定了。有了本体论概念框架，在这种静态知识资源上就可以不断生成各种含有意义表征的动态知识资源。动态的知识资源是在应用所提出的任务、要求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知识。
有了关于人类加工自然语言所需条件比较清楚和量化的认识，就有可能通过建立相应的网络让计算机也获得这样的条件，进而让机器表现出对意义的敏感，最终具有语义加工能力。本体论语义学相信：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至少有巨大的开发前景。对此，本体语义学进行大胆地尝试，并建构出典型的语义加工模型。其具体操作就是：先让加工器具备静态和动态的知识知源，然后让其有相应的加工能力。在实践的基础上，尼伦伯格等人通过分析公认的自然语言加工Stratified模型，详细说明了机器进行语义加工的基本原理与过程。
在尼伦伯格等人看来，智能主体要理解文本意义离不开至少六个基本环节的加工。第一步是文本分析，即要对输入的文本产生一个表征了文本的意义的正式表达式。由这任务所决定，它必须有分析器和生成器。从文本分析过程来说，文本要输入到系统之中，首先要经过“前加工”将文本加以重新标记，并区别分析不同语言、不同体裁和风格的不同文本，以便让文本能为系统所分析。第二步是对标记过的文本动用生态学、形态学、语法学、词汇学的静态知识资源作形态学分析，形成关于文本单词的引用形式分辨。例如碰到“书”这个词的输入，形态学分析会这样来分析：“book，名词，复数”，“book，动词，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等。第三步就会把它们送给词汇学分析器，并激活这一分析器的入口。这个入口包含有许多类型的知识和信息，如关于句法的信息，关于词汇语义学的信息，其作用是检查、净化形态学分析的结果。例如英文文本中可能夹杂有法、德、意等语言的单词，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单词，更麻烦的是，有些词在词汇分析器中没有出现过，因此无法予以检查。在这些情况下，就要予以查检、甄别，如对不熟悉的词，它有一些处理的步骤和办法。第四步是句法分析。第五步是决定基本的语义从属关系，例如建立未来的意义表征的命题结构，确定哪些因素将成为这些命题的主题，并决定该命题的属性位置。
在此基础上，本体论语义学提出了语义加工机的完整构想。尼伦伯格认为，机器要完成文本意义表征，必须有加工器和静态知识资源。首先第一步，借助静态知识资源（生态学、句法、形态学、词汇学、词源和本体论及事实材料）对输入文本作出分析，然后又借助这些知识资源产生文本意义表征。分析模块和语义生成器都离不开静态知识资源。知识资源是如何得到的呢？要靠学习。“本体论语义学必须涉及到学习：它们越起作用，它们储存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就越多，它们可望达到的结果就越好。”[12]除了静态知识之外，计算机要完成语义表征，还必须有动态的知识，它们是关于意义表征的程序方面的知识以及推理类型的知识。另外，加工器还要有这样的动态能力，即把所储存的知识动态地提取出来，运用于知识表征。尼伦伯格等人说“在本体论语义学中，这些目的是通过把文本意义表征、词汇和本体论关联起来而实现的。”[13]“我们关于表征文本意义的方案动用了两种手段，一是本体论概念的例示，二是与本体论无关的参数的例示。前者提供了与任何可能的文本意义表征例示相一致的、抽象的、非索引的命题。这些例示是这样得到的，即提供了基本的本体论陈述，它们有具体的情境的、包含有参数的值，如方面、方式、共指等。”[14]在这里，本体论的概念之所以抽象但又必要，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对存在和语词的分类，如对于要表征的意义，它首先要借助这种本体论范畴确定它是属于物体、属性、方面、方式、过程、活动、数量中的哪一种。简言之，对于任一词的意义或所指，首先要借助本体论概念确定它应包含在哪一类存在范畴之中。在此基础上，再用非本体论参数分析它的具体的、情境方面的值。
三特点与问题
本体论语义学与其他人工智能理论、自然语言加工系统相比有自己的一些鲜明特点。其一，它强调对意义的处理无需通过句法分析，至少主要不是通过句法分析。在它看来，机器对意义的接受、表征、加工、生成和输出，或者说，让机器的句法加工具有语义性或意向性，靠的主要不是原先的关键词匹配，句法转换，而依赖的是对人类智能的全方位模拟。其二，本体论语义学认识到了人类心理状态具有意向性、自然语言具有语义性依赖于复杂的因素，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研究意义的一种综合性方案。在具体的工程学实践中，它关注到了意义处理中的多方面因素，即不仅仅注意到了知识性因素，而且还重视潜藏在人类智能中的非知识因素，并通过特定的方式将它们“内化”到他们所建构的人工智能系统之中。第三，本体语义学非常重视本体论图式在人类心理状态意向性、自然语言语义性中的作用，并在将这一认识成果向工程技术领域转化，进而让自然语言加工系统获得这一语义生成的重要枢纽、机制方面做了大胆探索，取得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初步成果。第四，本体论语义学的确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最重要的应用价值是它能产生文本意义表征。因为它的语义处理系统可以借助静态知识资源对输入文本作出分析，借助加工器的动态能力将所储存的知识动态地提取出来，并运用于知识表征，然后借助这些知识资源产生文本意义表征，并由特定输出设备完成在意义交流层次的人机对话。
可以说，本体论语义学面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问题，基于工程学实践和哲学反思，不仅在构建现实的语义机方面做出了极富价值的探索，也为揭示人类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原理提供了可资借鉴和进一步反思的研究成果。因此本体论语义学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选择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体语义学就是完备的、无懈可击的人工智能理论，非但如此，它尽管是为了回应塞尔中文屋论证和其他关于人工智能责难而提出的一种方案，但仍会受到这样的责难：它的自然语言系统所处理的意义、所生成的意义，好像仍离不开设计操作人员的解释，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充其量只有派生的意向性、语义性。其次，最大的问题是：这种理论建立的系统仍没有主动性、自觉性、意识性、目的性，而这些性质恰恰是人类固有的意向性的特征。因此要让机器成为像人类那样的有意向性的自主系统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4][6][7][8][9][10][11][12][13][14]S.NuremburgandV.Raskin,OntologicalSemantics,Cambridge,MA:TheMITPress,2004,xiii,xiii,pp.138-139,p.154,p.111,p.88,p.135,p191,p160,p160,p174.
第7篇：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 载脂蛋白E基因多态性；2型糖尿病；血脂；脑梗死
[中图分类号] R74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11（a）-0037-03
2型糖尿病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和家族群发现象，是一类与血浆脂蛋白代谢有关的基因疾病[1]。而载脂蛋白是构成血浆脂蛋白的重要成分，在血浆脂蛋白的代谢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载脂蛋白与2型糖尿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2]。临床研究发现[3]2型糖尿病患者且并发脑梗死的患者往往表现为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水平的异常增高。在该研究中，对2型糖尿病载脂蛋白E基因多态性与其血脂及其脑梗死并发症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现分析2012年5月―2014年5月间该院收治的100例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该院收治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选取100例作为临床研究对象，设定为试验组，其中50例患者并发脑梗死，50例患者无并发症；同时从全市范围内征集100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对照组100例，男性48例，女性52例；年龄21～86岁，平均（53.3±10.1）岁；对照组的100人经全身检查确定为健康者。试验组100例，男性55例，女性45例，年龄24～82岁，平均（53.8±10.2）岁；病程1～3年，平均（2.5±1.1）年。
1.2 检测方法
首先采集标本：参加实验的200名受试者于清晨空腹状态下采集静脉血8 mL，其中的3 mL用于血脂检查，检测其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含量，其余5 mL加入抗凝剂后低温保存。随后提取DNA：应用酚-氯仿法从低温保存的静脉血液样品中提取DNA，立即放入冰箱中低温保存等待下步实验时再取出。然后扩增PCR：该反应在PCR扩增仪中进行，其中引物位于ApoE基因第四外显子内，包含了两个多态性位点，反应物包括适量模板DNA，dNTP，Mgcl2，Kcl，二甲亚砜及相应的反应酶等，随后循环进行变性，退火，延伸等过程直至得PCR产物。最后向PCR产物中加入内切酶得酶切产物行凝胶电泳后，染色观察。
1.3 统计方法
应用 SPSS l5.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数据对比采取χ2校验。
2 结果
2.1 等位基因分布频率
对两组受试者等位基因分布频率进行比较，发现E2，E3，E4分布频率相差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等位基因分布频率比较[n（%）]
2.2 ApoE基与脑梗死并发症的关系
将试验组中的50例并发脑梗死者与50例无并发症者进行比较，发现并发脑梗死组21例携带E4基因，无并发症组7例携带E4基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载脂蛋白是一种关系到体内脂蛋白转运的多态性蛋白，其多态性与机体多种疾病有着密切关系。其具有多态性的原因主要是载脂蛋白基因的多态性与基因多样性表达。目前，关于载脂蛋白E基因多态性与疾病的关系已成为研究的热点[4]。在该研究中设置了对照实验，其中对照组为100名健康者，试验组为100例2型糖尿病患者，对这200例受试者E2，E3，E4等位基因进行检测。E3为野生型基因而E2和E4为突变型基因，突变型基因与人体内血脂的含量有着密切的关系[5-6]。E2基因所表达的载脂蛋白与低密度脂蛋白的亲和力较低而E4基因表达产物与低密度脂蛋白的亲和力较高[7-8]。E4与低密度脂蛋白以及胆固醇的高亲和力，大大降低了体内血脂的代谢速度，从而使血脂含量较高，随后通过高血脂来促进脑梗死的病发，而E4与2型糖尿病的发生并无直接关系[9-10]。在该实验中，对两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对照组和试验组等位基因分布频率相差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低密度脂蛋白与胆固醇含量在携带E4等位基因的患者中最高，在携带E2等位基因的患者中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 2型糖尿病高脂血症及其并发脑梗死与E4等位基因的携带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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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D091：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7)02-0080-05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的推动下，研究方式完成了自19世纪中后期便已经开始的重要转型，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并由此催生了当代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发展的3大学派。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还缺乏广度和深度，这从根本上制约着相关领域学术水平的提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为基础，剖析当代西方政治学在研究方式、研究方法上发生的转变，对于厘清当代西方政治学错综复杂的知识图景，把握其主旨脉络和发展趋势，批判地汲取其积极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起点由抽象概念转向具体实践
当代西方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理论分析的起点由抽象概念转向政治实践。在当代政治学家看来，传统政治学之所以缺乏科学性而遭到摒弃，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整个分析建立在凝固不变的起点上，从事物的抽象本质出发。同时充斥着思辨式的逻辑演绎和价值判断，因此具有极大的主观任意性。例如，从先验的抽象人性出发，推导出包罗万象的政治状况并加以解释。这种万能公式型的主观分析路径，对于探索规律和指导实践来说，效用不大。
19世纪中后期，在科学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具有现代意义的一些政治学研究方法开始被用来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如“历史一比较分析”法、“法制研究”法和“机构研究”法，并且逐渐取代了沿用已久的传统研究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风靡西方学术界的行为主义革命，提出用“纯粹”客观的科学方法彻底改造传统的政治学，强调理论的出发点不应该是陈腐的历史文本或静态的制度机构，而应当回归到发展变化的现实政治生活。但是，行为主义学派却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政治过程的资料收集和情况介绍上，而不是放在政治运作的理论探讨上。因此，这一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仍然是凝固的(是事实而非现实)，没有任何“活”的和“能动”的因素发挥作用，加之研究方法又片面地追求分析的可演算性，造成理论的内在逻辑呈线性化和封闭化，结果只能是刻板地和机械地描述一些政治现象。这对于发展变化着的具体政治实践来说，很难提供规律性的认识和建设性的意见。
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兴起后行为主义革命。政治学研究开始放弃用所谓的纯科学模式来精确解算政治活动的理念，承认历史有机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将理论的科学性定位于真理性标准与实践性标准的统一。后行为主义学派主张，把能动的人的行为活动当作理论研究的起点，把研究人的行为活动过程与社会的现实运动过程联系起来，构建与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象相匹配的理论，进而指导政治实践。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在实际操作层面(运用经济学工具)发展了后行为主义的理念。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认为人的行为活动是政治分析的核心。不同之处在于，理性选择学派侧重于“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主张根据个体经济行为的偏好观察政治制度：新制度学派则认识到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载体，强调个体的行为(包括自利行为)受到现实的政治制度、组织模式和社会文化范式的制约与驱动。
传统的政治理论总是主观设定绝对的、先验的概念作为分析起点。无论这个起点是抽象的伦理原则，还是以抽象原则为基础的理想化政治制度，都是用社会意识(思想动机)说明社会存在。这样就颠倒了(社会)意识与物质(社会存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至于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使用“关注历史文献”的比较方法，马克思早就表述过这样的思想：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顺序来认识社会历史的经验论方法，无法“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最终只能得到“僵死的事实的汇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不同意使用机械唯物论式的研究方法，把社会历史现象和社会政治现象归结为纯粹的数量关系。忽略了所依据事实的历史性质，忽略了事实本应是能动人的现实活动，集中体现着这种方法的不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它内涵着实征科学基点：第一，从事政治实践的现实人。第二，现实人所从事的政治活动遵循经济规则。政治学要从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人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要“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社会发展和制度变化的动因。第三，现实人的政治行为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即受到“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
作为引领时代精神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率先从方法论上批判了传统政治学中的唯心论、经验论和机械唯物论，倡导以实践为价值核心的唯物主义分析原则。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由抽象概念为基础的形式分析转向政治实践为基础的现实分析，主张研究要面向人的政治活动，既强调个体政治实践的经济动因，也重视制度性因素的政治规范效用。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存在着某种类似。
分析过程由静态思辨转向动态生成
当代西方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理论分析的过程由静态的、线性的逻辑推导，转向动态的、开放的生成过程。在当代政治学家看来。传统政治学除了理论起点的抽象化和凝固化之外，另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整个分析“采用演绎的方法，从一个普遍的前提推导出特定的结论，”试图通过静态的、收敛性的形式逻辑去认识动态的、开放式的现实活动。
从19世纪中后期直到二战后的行为主义革命，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政治学家始终秉承形而上学的研究理念。他们仍然以制度、历史文本或者政治信息作为分析的前提，期待着“结构严密”、“逻辑连贯”的自然科学工具所进行的处理，能够还原出政治活动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70年代，数学(逻辑)和物理学的新进展彻底粉碎了人们的幻想。科学家们发现，用单纯数理(演绎)的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描述静态事物(包括机械运动)，却无法精确地模拟发展变化
着的有机系统。热衷于精巧的公式和算法，结果将陷入大堆的具体数据而不能自拔。对于有机系统，尤其是社会政治过程，只能结合实际，辅之以，甚至主要以动态的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
后行为主义学派承认，“历史过程本身并不存在某种唯一的、最优的结局。历史发展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能否找到绝对正确的逻辑框架去预测政治活动的结果并不重要(也不可能)。重要的是讲究科学的行动策略，亲身体验和亲自从事政治活动，发现问题和矛盾，拿出解决方案，在个体的政治参与中把握政治运作的特点和规律。这种方法从微观的实践活动出发，重点考察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生成性地理解宏观政治行为，力求揭示出政治活动的内在机制。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系统(非线性)动力学的产生及其向经济学的渗透，理性选择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更多地采用科学实验手段，利用经济学工具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其中，理性选择学派主要“讨论利益各异的行为主体如何达成集体决策”：新制度学派除了认为“任何组织制度都产生于人们的政治互动行为”，更多地则关注“组织制度一经产生，反过来决定组织机构内部的”“人和团体的行为”。
传统政治学“用静止、孤立和片面的观点”和形式化的理论构架形而上学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无论是以抽象概念为起点的严密演绎，还是以文献数据为基础的精细演算，都是试图用静态的、绝对的和刚性的逻辑框架展现千变万化的现实政治活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联系的角度，从“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的角度考察社会政治活动。马克思指出，认识社会历史，不仅不能按照观念上的“纯逻辑的次序”来构筑体系，甚至也不能“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顺序来排列”，或者用“结构严密”、“逻辑连贯”的科学“公理”来精确再现，而应该按照它们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因为，“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自觉创造过程的统一。理论的真理性问题，不是事先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答案的纯粹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键是以科学的态度采取实际行动，改变世界。须知，“现实并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是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行动，实践――按其本质，是对现实的冲破，是对现实的改变。”“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蕴涵着辩证法要义：第一，它是发展的方法论。它与时俱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奉行真理标准与实践标准的统一，理论探索者与实践活动家的结合。它以探求社会政治规律为目标，以改造世界、解决社会现实政治问题为目的。第二，它是联系的方法论。它研究政治个体(包括个人和团体)的行为作用(来自权力方面、权利方面、权力同权利方面的竞争与合作所形成的对立统一)，通过考察个体与社会(制度)的互动往来，把握社会历史、社会政治的质变过程。
当代西方政治学中的后行为主义学派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理性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主张差异经济个体在互动中实现集体决策和社会组织模式规范个体行为的观点。这些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改造现实世界的理念。认为的利益差别的个体(生产力)在经济交往(分工与合作)中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并且反过来支配个体活动的观点，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分析结果间接得到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支持
当代西方政治学动态地考察社会实际政治过程所达成的共识，并不能掩盖它具体的揭示过程的动力机制所存有的分歧。个体政治行为的倾向(态度)与现实的政治结构(制度)，到底哪个更适合作为讨论的开端，围绕这个基础性问题，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成了两派不同见解。理性选择学派倾向于从个体行为带有自利倾向的“经济人”假设展开讨论，强调政治的宏观运作形态由微观社会基础决定：新制度学派更倾向于从现实政治制度引出分析，强调人的行为由规则驱动。要理解微观个人行为，就必须研究宏观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形态和社会范式。这样一来，态度与制度的关系似乎成了悖论。实际上，政治态度不是简单给定的。它是人在一生当中面对政治结构作出的反应。政治制度是那些持有一定政治态度的人，在政治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创造的。
尽管存在争议，但从总体趋势看，两派观点正在走向融合(许多学者一直把理性选择学派归人新制度主义思潮当中)，承认悖论(矛盾)是理解现实的正常方式。以新制度学派为例。它并不否认个体(包括个人和团体)之间的政治互动行为是推动社会运转和制度形成的一个动因。它只是强调，“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们一般的政治行为，而是制度性的政治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影响日深的历史制度主义学派，试图更好地协调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既承认个体行为因素(尤其是能够产生某种政治结果的因素)在制度建立和制度演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基础作用，又强调制度因素以非对称的权力形式在制度运作过程中所发挥的支配作用。就是说，两个学派的理论起始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个体的政治实践活动，只不过是观察个体行为动机的视角不同。理性选择理论的优势在于。在制度性约束力较弱的公共选择领域，经济学应用工具可以更好地派上用场；新制度理论的优势在于，在关乎组织模式和制度结构的领域，制度因素作为主导参量，有助于直接把握问题的关键。其实，为了克服片面性，两个学派的理论都在自身内部不断强化对方的观点，以保持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平衡。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融通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科学理解：第一，社会的运动和发展，既不是外力推动的结果，也不存在实体性的、终极意义的动力源。社会内部要素的交互作用，亦即社会个体之间既分工又协作的生产实践活动，才是社会演进的真正动因。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互动，是把握社会内部要素交互作用的钥匙，因而被称作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一方面，个体通过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交往活动创造社会。具有工作能力和利益差别的劳动者(力)，在生产斗争和生产协作中形成具有全新的质的合力――总体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作为个体相互作用的创造物，又制约和规定着个体的活动。既定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及其载体(个体，亦即主体)。这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存在对人的肉体、意识
的决定和再生产。“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
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关于社会政治过程的基本描述，实际上从不同侧面变相地承认和运用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只是受到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少西方政治学家不能够自觉地把握个体态度与社会制度之间无始无终的(矛盾)互动关系。他们仍然试图在态度与制度、个体与社会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以此当作绝对的理论开端。
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评析
(一)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尽管试图排除并且改造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弊病，但远未从哲学方法论层面予以系统的清算，更谈不上达到理论的自觉。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图景中，各种思潮交错，学派林立，主题繁杂，却没有在方法论层面上进行过总体分析，没有指出当代政治学理论生态中的谱系关联。当代西方政治学虽然已经从整体上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却还夹杂着大量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思想残余。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论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更新的形式展开罢了。
(二)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总体特征是，从现实的政治实践出发，动态地考察社会政治运作过程。在展现社会政治运行的动力机制方面，当代西方政治学还表现出一些更具体的方：去论特征。例如，前述提到“既重视众多微观个体行为相互作用形成宏观政治活动，又重视制度结构、组织模式约束和影响微观个体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考察社会政治过程，主要是围绕社会系统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这3个方面的动态特性展开的。例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强调社会内部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矛盾运动)就是社会个体之间既分工又协作的生产实践活动，是矛盾双方(分工与合作)的对立统一；强调具有工作能力和利益差别的个体劳动者(力)，在生产的分工和协作中形成具有全新的质的合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微观量变到宏观质变的结果：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控制生产力载体(社会个体)的再生产，是社会塑造新个体和新个体塑造新社会的无限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作为参照标准，似乎还可以从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中发掘出更多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
(三)当代西方政治学在方法论转变的过程中，引入了多学科的分析工具。这样做有助于从不同视角考察社会政治生活，有助于考察其中各种各样的行为主体、组织形式，通过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性政治行为模式。当前，西方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实质上是社会政治系统的自组织动力机制：研究社会个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揭示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社会政治系统的运动规律和作用模式，及其对社会个体的规范功能和支配功能，尤其是重点分析社会个体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妥协的相互作用方式，亦即组织化机制，并且用沟通理论、团体理论和博弈论加以表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最先从动力学角度，从个体之间和阶级之间既斗争又协作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详细论述了微观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与宏观社会组织模式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作用和关系，也推动社会政治的自我发展。
(四)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方法论基础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维范式有着密切联系。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排斥封闭性、收敛性和纯粹还原性的线性推理方法，反对沿袭既定的、现成的理论起点或理论框架及追求事物背后永恒不变的绝对内容。它关注事物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强调存在即过程，过程即创生，创生即互动，互动的主体是彼此差异的个体。这种通过差异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来动态地把握事物生成的方法论理念，虽然容易走向彻底脱离基础和本质的形而上学，但否定传统政治学的方法论的立场是积极的，与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精神相契合。
第9篇：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凯恩斯认为市场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机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数量方法。此外，凯恩斯为突出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在给定时点上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宏观理论的动态性。因此，在一个静态模型中直接研究总量行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严重不足，将模型动态化并为宏观模型寻找微观基础是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同时期以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首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了存在价格调整障碍时，经济冲击和政策干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机制，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则对价格能够灵活调整时长期经济运行给予了正确解释。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能够相互兼容。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点根本性批评: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货币供给也是总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仅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需求管理政策在长期无法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静态模型忽视了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影响，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结构方程中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认为，预期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具有重要意义。更进一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具有微观基础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不恰当之处。Lucas［1］认为这些计量模型无法识别经济中存在的真实经济结构，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所以，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仍假定经济中重要结构和行为不发生改变，就无法对政策和经济运行进行正确分析。20世纪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创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做出如下三点重要贡献:首先，经济周期是经济对外生冲击最优反应的结果，不是市场机制的失败。其次，该理论将波动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并给出了模型数量化的方法。最后，该理论强调对供给行为的建模，供给决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供给对需求变化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忽略了总供给行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特点，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不完全竞争、价格调整障碍引入理论模型，并对各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并将它们融入一个完整模型，并进一步对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建模。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和工资粘性、理性预期等特征，因而该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理论框架。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不足
1.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最优储蓄决策，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决策问题，拉姆齐模型就是在一个无穷期动态框架中分析行为人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决策问题，而拉姆齐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其次，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为家庭决策行为和企业最优定价行为进行理论建模，并通过动态规划等动态优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关注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该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认为对未来政策行为做出可信的承诺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而，将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扩展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第二，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建模、计量模型设定与评价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革命性影响。早期宏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通常为静态模型并较少考虑行为人预期对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Muth［4］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Lucas［1－5－6］则在20世纪70年代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证明这一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出这对于政策效果的计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关研究基础上，首先提出经济政策制定不是与自然而是与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博弈，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时，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会公众当前和未来行为选择的约束。因此，最优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众当前与未来的行为选择。第三，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完整、稳健的微观基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最重要不足是从总量假设出发研究总量关系，在Lucas［1］提出“卢卡斯批评”之后，宏观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即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具有微观基础，总量行为关系应该是从微观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中得到。随后的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均是从家庭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人的微观主体出发建立。从微观基础出发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深层次结构参数分析的框架，这些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应“卢卡斯批评”，同时，该研究框架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自身获得了更科学的基础，其逻辑一致性更强。第四，对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总供给是每个一般物价水平上经济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总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派讨论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总供给行为的微观基础，并在分析中强调供给冲击对总供给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并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价格调整障碍会导致经济调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变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将总供给影响因素扩展至包括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使理论模型的供给面能够解释更加丰富的宏观经济现象。
2.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不足
自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将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使主流宏观经济学获得巨大发展。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完善与补充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流宏观经济学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础仍需进一步研究。作为研究总量行为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由于直接从总量假设研究总量行为而受到质疑，在“卢卡斯批评”提出之后的近四十年，宏观经济学家通过代表人模型使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不断加强。许建明［8］指出代表人模型以一个典型家庭效用函数作为社会整体效用函数的替代，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代表人的经济决策，将其进一步加总为社会整体的宏观经济行为。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般条件下无法将异质性个体偏好传递至社会整体福利函数。因此，主流宏观经济学通过对代表人建模，将个量总和视为宏观总量，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宏观经济行为的方式为宏观经济学所建立的微观基础是否能够真正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的经济结构引入理论建模仍需进一步研究。主流宏观经济学如新凯恩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将异质性家庭或异质性厂商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而使理论模型考虑了异质性，因而宏观经济学家从来都关心异质性。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不同部分以一定结构组成，所以，宏观经济运行不仅表现为总量行为调整，经济内部结构也对总量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林毅夫和苏剑［9］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支出结构、贸易结构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内部结构，使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考虑了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对宏观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结构对总量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未能较好地体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引入理论建模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古典经济学，亦称为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视制度和政治力量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然而，边际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强调在严密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制约下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行为，逐渐淡化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使基于新古典传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中较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内生化产生过程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因此，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恰当方式引入理论建模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不足的原因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1.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不足的原因
主流宏观经济学虽然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但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实际上十分重视上述问题，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考虑了宏观经济加总、经济结构和重要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理论界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即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并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而这是建立在新古典传统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发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使其具有利用数学工具的天然优势，但经济学数学化对主流宏观经济学而言也有显著的成本。从19世纪后期的边际学派到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以来，部分难以利用现有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刻画的重要经济学现象和事实被经济学家通过假定或技术性处理等方法简化处理。数学化虽然使基于新古典传统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但是理论界应该重新审视数学化对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所带来的成本，如本文提出的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重要宏观思想的借鉴意义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存在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逻辑并且对宏观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和非均衡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著名的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基础上，并主张学习和公正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但这些主张将主流宏观经济理论重新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派被逐渐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思想和分析逻辑，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应重新借鉴和综合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联系与不同的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加总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千百万企业之间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将它们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在相互的投入与产出中形成各种总量的比例关系。这意味着分工使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社会性，并且这种社会性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这种私人性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后，才构成社会商品总量或社会劳动总量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导致经济活动两个层面的分裂:由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千百万个单个企业构成微观经济层面;由千百万个单个企业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所形成的各种总量构成的宏观经济层面。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约束，又受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约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类似于成本收益原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企业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分析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简单直接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加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是宏观经济学加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创造性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提出应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再生产涉及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的。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考察路径则不同，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入手去考虑国民收入决定的。国民收入会因总需求或总供给的调整而发生相应变化。但究竟这种调整会给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比例带来怎样的变化要借助其他经济学科进行分析。这就使得西方宏观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有待深入。第三，在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对经济现象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重新引入理论建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入手审视社会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在深刻揭示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的同时，还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强势权力的其他限制等角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基本措施。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制度选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分析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快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以政府与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众中不同集团的利益不一致性为基础，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而又被主流经济学一度忽视的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考察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内生化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增强了理论的洞察性和解释力。因此，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进一步综合和融合，能够大大推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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