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科学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系统科学理论范文

关键词：有机整体；动态共生；后现代系统理论

后现代系统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理念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由此，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也应运而生。本文立足于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对后现代系统理论做较为深刻的探讨与研究，并以此解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

一、后现代系统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于它的有机整体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自然界、社会、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群构成。整个系统一旦形成，其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等就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目的性。按照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的观点，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包括整体论和有机论。整体论认为，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拥有内在联系。有机论认为，具有内在联系的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是一种动态生成关系。整体有机论对“有机”、“整体”、“内在联系”的强调提示人们：人类与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之中而且也包含在自然之中。[1]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把事物看成是完全外在的、机械作用的，无视内在的和整体的联系的还原论的方法，主张科学应将其方法建立在整体的有机性基础之上，只有用整体论研究宇宙与科学的统一性，才能超越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经济主义、生态危机等种种现代性的消极后果。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正是在吸纳和扬弃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些科学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它的有机整体性。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揭示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认为在发展过程中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有机联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认为，系统性表现在一切方面，正确使用系统思想进行分析，可以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任何事物（包括系统）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它既具有矛盾运动、发展变化、否定自我的力量，同时，也存在肯定自身、保持自我、维护自己整体和统一的属性。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统一性。并认为，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内涵着增长、稳定、公平、民主、价值等要素，但发展并不仅仅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还应包括自然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决定了任何发展都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矛盾和曲折、不平衡的过程。发展不仅是个理论概念，更是个实践的概念。因此，无论在宏观决策上，还是在微观制度上，后现代系统理论始终应该成为人们的指导思想。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有机、非整体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引导人们以片面的目标与状态从事要素群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碎裂了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其结果不仅难以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相反还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有机整体的高度有效克服了这些传统思维模式的弊端。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还在于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性控制和现代社会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强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把握，尽可能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社会群体的不安定和环境的过度污染。而在信息社会和虚拟世界中，信息既非“纯粹物质”，也非“纯粹精神”，是主观和客观内容的统一。它作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其意义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虚拟性、建构性、能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对性、协同性及实用性，与人之生存状态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2]。科学发展观认为，由于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部分组成，因此，信息是一切系统保持一定结构、实现其功能的基础。社会各子系统只有拥有更多的信息，才能有助于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做到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理性控制和理性发展。由于经济社会各子系统具有耗散结构，它们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引入负熵，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熵交换联系，在熵交换的过程中，经济社会本身的作用相当于经信息流来调控系统间的熵交换，减低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内部的熵增，合理地分配负熵，走向共同有序与发展。科学发展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在熵交换的有序均衡性上提升了系统的人文精神，达到经济社会整个系统的和谐，共享负熵，走向共生的发展之路。在国际上，通过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大环境，掌握世界先进技术、发达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发展信息，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制定卓有成效的决策；在国内，使全体人民能够及时获得更多国际国内的最新技术及政治经济、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信息，包括涉及这些信息的新内容与新知识，增加国内人们对于获取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减少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不确定性，消除经济社会系统的熵增现象。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更在于揭示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平衡理论、非稳定性转变规律、非突变式质变过程。

首先，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而平衡是需要有文明程度与制度、立法等来保证的。科学发展观并不否定差别，更不是主张经济社会绝对平衡的发展观，而是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使差距控制在社会系统能够容许的限度内，使经济社会在适度发展差别中良性运行，从而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一方面主张发展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主张发展的渐进性，要让人民认识到，发展是分层次的、有先后的，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时点进入同一个层次的小康水平。

其次，后现代系统理论承认发展的非稳定性，但是，更关注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转变规律。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稳定是动态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状态。这种动态的稳定，不是封闭式的绝对稳定，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开放式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着局部变化而全局相对不变的大局稳定，是一种通过对局部变化的制度化调节而保持全局稳定的动态平衡。例如，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一致，甚至尖锐对立，但它并不影响经济社会总体的健康发展，倘若管理者能高度重视发展中具体而微的民生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适疏导，就能达到更高层面的社会稳定。

再次，后现代系统理论主张社会发展的非突变式是常态，是和平演进的量变过程，而非冲突式的社会变革。按照系统的相变理论，如果中间过渡态是稳定态，相变过程就是渐变。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重视非突变式的常态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现阶段，人们都更加注重社会变革中的非冲突形式和渐变过程，强调缩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贫富差距，强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人们的公平正义，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主旨之一。

二、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基本内涵在于它的动态共生

从后现代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所谓动态，是指一个具体系统如果不同周围其他系统发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即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和交换，它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因此，系统运行状况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系统与环境的互动。所谓共生，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种现象，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和趋势，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共生”还包含和谐的基本指向，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共生、不同文明的共生等各个方面。这种全面的共生观念不是简单的概念堆，而是应内化到具体的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之中的核心理念[3]。一般来说，动态共生是一个复合概念，在实践中不可分割。

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观认为，个体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改变的；开放系统随着时间而改变和发展，并日益复杂化，而不像封闭系统一样在既定均衡和非均衡状态之间摆动；系统变化体现在其内部的各个参数内；系统内没有一个发展状态或阶段是静止的。动态共生的系统又是一个自组织、自纠正、自稳定的系统，发展过程存在多种可能性，但其结果却具有普遍性。在动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点非常重要：（1）子系统在与整体保持一致的过程中缺失了灵活性，但更加稳固；（2）如果整体内某一个部分显著，则系统集中于那个部分，且这个部分有一个重要的顶点，在这个点上，当系统处在一个敏感状态时，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将改变系统的基础状态[4]。由此可见，发展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系统的变量互动变化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强调动态共生。以往的发展观，因其片面性，所以都未能形成科学的发展理论体系。现代社会的发展观历经了工业文明观、增长极限论、可持续发展观、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六个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产生了综合发展观，加进了对“人”的因素的研究，但当时还并没有突出人的地位。至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上，“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发展观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完善，但它们都缺乏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共生理念，都未能把握发展过程的本质特征，也因此都没能进入科学发展系统理论所追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境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我国国内相继发生的南方雪灾、四川汶川大地震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灾祸，因此，如何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吸收和综合人类社会发展研究的优秀成果，深入研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不仅涉及自然界、社会，还涉及人的精神领域。这些研究，摆脱了以往各种片面的发展理论中单纯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忽视人的伦理判断和道德底线的设定，从哲学的高度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而实现在扬弃中达到经济社会动态共生发展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学说还主张，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的过程，由于共生的元素的多样性，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前进中的问题只能在前进中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只能靠加快发展和科学发展来解决。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这个观点的坚定持有者。

科学发展观认为，后现代系统理论，特别是它的动态共生学说，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的需求，合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这个规律同样是对动态共生的科学发展逻辑的尊重。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吸收了其他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都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反过来，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又更好地促进了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在探索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等现实问题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众所周知，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是全球性问题。对尚处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这些问题尤为严峻。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太慢则难以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需求，经济增长过快又极易陷入人口、资源与环境的恶性循环。传统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如西方人口经济学理论偏好技术分析，而忽视人的因素；我国人口经济学理论则侧重制度分析，而忽视现实需求；新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又大多是以新古典范式，试图破解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虽然它们的阐释均具有各自的部分合理性，但均难免视角陷于狭隘，无法根治经济社会发展所遭遇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问题。究其根源，或是过于陷入理论演绎，或是过于就事论事，因此，都未能从理论上真正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动态共生的核心要义。而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则能最大限度地阐释这些问题并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如关注人口增长的适度规模问题、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问题、环境保护的自律与监控问题，等等，无不可以动态共生的理论来开拓人们的思路，求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人与自然和谐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善待自然便不能善待人类自身，而不能善待人类自身显然不符合人类追求自由发展与完善的终极目标。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主张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改变消费模式，避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抑制人口膨胀，缓解地球生态环境压力；提倡全球的绿色运动，倡导生态文明等，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和解，二是人同人本身的和解[5]。而“和解”首先便是和谐。

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物本、神本、近代物本到人本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原始物本强调构成客观自然界的各种具体物质元素，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世界的本源，尚未涉及人的重要性问题；在中世纪，神本思想成为奴役人的工具，现实世界的人只是神的奴隶；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利益，提倡个性自由。但资产阶级革命后，又异化了早期的人本精神，把社会发展理解为就是发展经济，形成近代的“物本主义”。物本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经济人”，物的增长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一切发展都应该以人为中心，最终形成了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人是自然的主人，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必然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导致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无休止、破坏性的索取和掠夺，忽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反自然的价值观，不能不说是导致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人与自然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的两个部分，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反对人类优于自然的观念。提出消除人与自然的敌对的或冷漠的异他关系，重建一种联合的、快乐的人与自然的系统关系。主张人类应既充分有效地运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善待自然，反对那种靠大规模地破坏其他生物来获得人类社会“进步”的形式，否则，人类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实践价值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这些内在逻辑。

1.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强调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后现代系统理论看到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生态观，主张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和谐共生，其积极意义已远超出生态本身的境界。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指家或者人类的环境。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而“人态”通常指的是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精神生态健康、人格生态健全，才能真正理解和实践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和谐相处，才能真正实现哲学意义上的和谐。人当然有改造自然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样有呵护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人与其他物种都是宇宙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享用自然并非人类的特权，而是一切物种共有的权利。要使人类和自然能够共同发展，人类首先要在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倡导在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无论是传统生态观，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既没有正确认识自然生态，也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人态”，更没有认识到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关怀最终是为了人的，同样也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6]当代社会，人类之所以面临着生存危机主要就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环境问题归根结底仍是人的问题，人如何对待自然界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待自身的问题。

2.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在于它全面整合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后现代系统理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二者互为逻辑前提入手，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其前提和条件，而且从人类发展的实践困境和生态伦理学的逻辑困难双重前提出发，将后者归结到前者来解决，因而获得了更有力的说明性。它一方面立足于人的尺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而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另一方面立足于自然的尺度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也是一种环境主义的价值观，它实现了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友的结合。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观是人口、经济、环境等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它将人类的经济活动、环境保护活动与培育健全人格、造就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7]。它要求把握好“以人为尺度”和“以自然为尺度”之间的必要张力，明确在什么条件下以人为尺度，什么条件下以自然为尺度。正确把握和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演化规律，自觉而积极地协调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复杂关系，真正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共赢和谐发展的境界。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并不寻求对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科技也不再是征服自然的统治工具，而是维护并增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加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的命运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要求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广范围内采取有效的协调行动，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推动人与自然同生共存的发展。

3.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表现在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平等观，主张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人与自然平等观并不是指不能消耗自然资源和对生态进行“必要伤害”，而是指这种“必要伤害”必须设定生态底线。“必要伤害”是人类为了发展而对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损害。“必要伤害”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伤害”现象，并以“伤害”的形式维系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对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必要伤害”虽然有它的自然生态学意义，但不能因此就成为人类大肆挥霍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理由。主张，“必要伤害”的底线是：第一，它是一种条件伤害。即这种伤害是有条件的，主要是指伤害行为的实施只有在人类和自然发生冲突时进行，才是合乎道德的，才是能够被容忍的。第二，它是一种限度伤害。这种限度，从个体上说，对个体的伤害不能危及到该个体的种的灭亡；从整体上说，这种伤害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第三，它是一种特殊的保护。这一特征是从必要伤害的另一层面来表达的。如人类通过利用一种生物的天敌来限制另一种生物的过度繁殖，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再如，令人通过科技手段采取节育来保持人口的生态平衡等[8]。设定“必要伤害”的底线，前提是生态安全原则。生态安全包括生物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态系统安全这几方面组成的安全体系。生物安全和环境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基石，生态系统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核心。没有生态安全，系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在生态安全的原则下，“必要伤害”的底线才有现实意义。在人与人的平等观上，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既要求代内公平，也要求代际公平。代内平等的原则强调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机会均等，在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代内公平要求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公平分配和负担，主张谁污染谁治理，谁最先享用了地球、最先破环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谁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发达国家对“全球生态赤字”理应负有更大责任。而代际平等的原则要求当代人与后代人享用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权利均等。人类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不能以牺牲环境和后代人利益为代价换来现代人的高速发展，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特征的“绿色文明”。

参考文献：

[1]朱传信.后现代“整体有机论”的生态和谐意义[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2]张之沧.“信息”的后现代解读[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3]李刚.科学发展观与“系统和谐论”[j].党史文苑：下半月学术版，2007，（12）.

[4]陈向阳，张艳玲.动态系统理论研究进展[j].社会心理科学，2007，（5）.

[5]海瑞.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与原则探讨[j].现代商业，2008，（2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5.

第2篇：系统科学理论范文

［关键词］ 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目标体系；内容体系；保障体系；控制体系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6) 11-0110-03

新建本科院校应充分借鉴国外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经验，立足自身实际，以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系统性、目标性、创新开放性和校内外相结合的原则，从整体层面对实践教学体系进行完善和重构，以推动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一　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在系统科学理论看来，实践教学体系是与理论教学体系相对应的一个大系统，它涵盖了实践教学目标、内容、保障与监控等多个子系统，在实践教学体系运行中，各个子系统既发挥各自的作用，又协调配合，以发挥实践教学体系的整体功效。任何体系的构建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律，新建本科院校构建实践教学体系同样如此。这些原则的确定，对新建本科院校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选择和使用教材、确定教学方法和运用各种教学组织形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系统性原则

实践教学体系是课程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时，要与课程建设结合起来，把实践教学改革纳入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中统筹考虑。要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科学确定课时分配的比例，同时保持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此外，要全面统筹实践教学体系中各个子系统的关系，它们互相依存，互相支撑，生成一个整体的体系，而不是一个或几个内容的简单相加，它们既发挥各自的作用，又协调配合，以发挥实践教学体系的整体功效，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因此，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时，不仅仅要着眼于子系统的个体作用，更要以系统眼光注重整体的功效。

（二）目标性原则

新建本科院校在研究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时要始终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充分考虑学科专业的自身特点来设计和制定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大纲。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主要为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组织培养具有较高政治理论素质，掌握现代行政管理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管理、经营、策划、调研、交际能力，可以胜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一般行政管理工作或从事行政管理方面教学研究的专业人才。因此，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必须始终围绕这个目标。

（三）开放创新原则

新建本科院校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要紧跟时展和满足新时期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人才的需求，要及时把行政管理学科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动态充实到实践教学中去，更新实践教学内容，改革实践教学方法，创新管理机制，探索实践教学新模式，构建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新的实践教学体系。

（四）校内外结合原则

新建本科院校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要坚持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原则。要充分发挥校内和校外两个实践教学场所的重要作用。在校内实验实训场所开展基本技能、专业技能、模拟实训和沙盘推演等多种形式实验实训活动，使学生掌握行政管理的实际操作流程，熟悉实际操作技巧；利用课堂内外开展计算机操作、英语口语训练、公文写作训练、沟通协调、演讲辩论等实践教学活动；在校外实习基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实习和实践活动，加深学生对政府企业的了解，提高学生对行政管理岗位的适应能力，最大程度地缩短就业后的岗位适应期；同时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社会调查和各种实践活动，让学生走进社会，了解社会，在真实的环境中提高实践能力。

二　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四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所谓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是指行政管理专业施教者与被教育者在驱动力作用下根据实践人才的培养目标，以实践教学内容的合理设置与科学组织为核心，以有效的控制为保证，以充分的保障为支撑的一个与理论教学体系相辅相成的实践教学有机整体。一般而言，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应该具有驱动、受动、调控和保障功能,才能使体系有序、高效的运转,从而实现其目标。据此,我们可以把实践教学体系分成实践教学目标体系、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实践教学保障体系和实践教学监控体系等子体系。在整个体系中，目标体系是核心，内容体系是重点，保障体系是实践教学系统得以运行的前提，监控体系是实践教学系统能否按照目标如期运行的重要保证。在实践教学体系运行中，各个子系统既发挥各自的作用，又协调配合，以发挥实践教学体系的整体功效。

（一）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目标体系

目标体系是实践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实践教学所应达到的衡量标准，是实践教学体系的核心。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型行政管理人才，因此，其实践教学体系的总体目标也是培养应用型行政管理专门人才。新建本科院校应坚持校内培养与校外培养相结合，通过校内培养，提升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综合技能；通过校外培养，提升学生对行政管理岗位的感知能力、理解能力和适应能力，使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专业能力得到系统全面的提升，最终实现培养出应用型行政管理专门人才这一总目标。

（二）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目标体系的实现需要内容体系的支撑，内容体系完善与否直接关乎目标体系能否实现。根据系统论的方法，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应目标体系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规划和布局。就时间跨度而言，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的实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贯穿大学四年不间断；就实现路径而言，主要有校内和校外两条路径。因此，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校内和校外两条路径，接受系统化教育与训练，在大学四年期间不间断，层层递进，最终实现实践技能和能力的提升。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行政管理专业实践内容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可以通过校内培养，着力提升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其专业实践内容主要包括三大技能模块：（1）基本技能，初步培养行政管理专业从业者的专业特质，如对专业的初步认知、文案写作能力、计算机应用与操作能力、职场中的商务礼仪、沟通表达能力、政治鉴别能力、管理技能的养成等；（2）专业技能，体现专业操作能力的核心课程实践，如行政决策模拟、岗位工作分析、招聘模拟实训、组织结构设计、政府绩效管理评估体系设计等；（3）综合技能，体现学生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并能运用于实际工作的能力，如行政管理沙盘模拟实训、管理信息系统实验、专业技能认定、毕业论文与设计、科学研究课题训练、创新创业训练等。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校外培养，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其专业实践内容主要包括三大能力模块：（1）对行政管理岗位的感知能力，如通过专业教育、认识实习、假期见习提高对行政管理岗位的感知能力；（2）对行政管理现象的理解能力，如通过专业调查和劳动实践、下乡活动、红十字会志愿者服务、服务中西部计划等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对行政管理现象的理解能力；（3）对行政管理岗位的适应能力，如通过专业实习和毕业顶岗实习，提升适应行政管理岗位能力。

（三）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保障体系

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体系的正常运行需要保障体系的支撑。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保障体系作为实践教学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时刻发生着物质能量交换，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一般而言，保障体系主要包含思想保障、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人员经费保障。

第一，思想保障。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能否正常运转，需要各个相关主体的高度重视。首先是高校领导层要切实从培养人才的需要出发，充分认识到实践教学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一方面要放下身段与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充分交流与合作，共建学生实践教学平台；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强化师生对实践教学重要性的认识，使他们在教与学的互动过程中，切实做到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教学要求去贯彻落实，主动将其作为检验自身能力和素质的基本平台。其次，政府和企业也要从社会责任的层面思考问题，要从高校人才培养关乎国家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与高校交流合作，主动创造条件为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提供见习实习机会，搭建实践教学基地平台。

第二，组织保障。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组织、运行不仅会涉及校级层面的统筹规划、教务部门的教学协调、教学系部的专业指导等，还要涉及政府、企业等多方的沟通与合作，因此，新建本科院校有必要专门成立相关组织机构负责三方的协调工作。譬如成立 “政企校合作管理处”负责实习实践等事宜的协调接洽；地方政府可以委托地方教育局与高校进行沟通协调；企业可以指定相关部门或人员专门处理此项工作以确保实践教学体系的正常运转。

第三，制度保障。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稳定运转离不开制度的保障。新建本科院校必须要建章立制，对整个实践环节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明确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政府部门也要做相关制度的保障，具体指导地方教育局在实践方面的合作事宜。另外，高校还要与企业实习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和完全责任书等具体书面材料，从而确保实践教学制度体系的完整性。

第四，经费保障。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顺利开展需要适当的经费作保障。从学校层面来讲，新建本科院校必须专门下拨实践教学经费，主要用于指导教师费用、学生生活交通补助费用以及实习洽谈费用等；从政府和企业层面来看，也需要预算专门资金用于安全设施的购买、学生的住宿、基本待遇的发放等。同时，学校、政府、企业三个主体应该齐心协力，开源节流，加大经费投入，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和实践教学平台。

（四）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控制体系

控制是实践教学不可或缺的环节，是高校教学职能部门、系部和相关主体依据实践教学目标的要求，对实践教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偏差，以保证实践教学目标实现的过程。根据系统科学理论，一般而言，控制体系可由预先控制、现场控制和事后控制等三个子系统构成。

第一，预先控制，亦称前馈控制，即实践教学实行前所进行的控制，主要是建立实践教学的标准体系，明确衡量尺度，如实践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考核办法等；完善实践教学运行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教师实践教学管理规范、实践教学效果评价制度和学生参与实践教学评价制度。如学生参与实践教学评价制度应主要包括：岗位适应情况、参与实践教学态度、实习单位评价等。

第二，现场控制，亦称过程控制，即在实践教学实施过程中所进行的控制。这种控制要求教学控制部门及人员亲临教学现场，检查监督，对所出现的问题及不合标准规范的行为及时加以纠正，做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使实践教学工作按规定的程序运作。过程控制主要有学校领导随堂听课、教学督导听课、教学管理人员巡查、同行听评课、学生课堂建议等方式。

第三，事后控制，亦称反馈控制，即在实践教学行为完成之后，依据教学结果和反馈的情况，找出实践教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偏差，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并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改进优化实践教学活动。事后控制主要有学生评教、教师评学、督导反馈意见、学生信息员意见、政府企业对学生实习情况的反馈意见、用人单位对学生工作实践能力反馈意见等方式。

客观地讲，构建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并非一件一蹴而就的事，因为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一方面要服务于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要满足行政管理事务日新月异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它需要长期的论证和实践探索。这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需要学校、全体师生、实验管理人员和政府、企业等相关组织单位共同努力，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同时，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还是一个不断优化、深化发展的过程，需要通过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施形成反馈，对既有的实践教学体系进行不断地完善与优化，以充分发挥实践教学体系在应用型行政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有的作用，为新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繁荣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参考文献

[1]李晚芳，刘加林，胡益龙.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研究[J].高教论坛，2015( 10)．

第3篇：系统科学理论范文

整体性是系统的首要特征，要求观察和处理问题时着眼于有机整体，把发挥整体的功能和效益作为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避免局部、个别、孤立地看问题。系统的整体性原理告诉我们，应将干部队伍当作一个整体，并进行整体性建设。

1、根本指导方针的整体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是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其中革命化是前提，指明干部队伍建设的方向；知识化是革命化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如果缺少知识化，革命化和专业化无从谈起；专业化侧重的专业结构和专业素养，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革命化、知识化和年轻化的作用，没有专业化，革命化将失去依托，知识化将脱离实际，年轻化变得毫无意义；革命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需要有物质载体，而年轻化包含了身体素质、自然规律和未来，是最佳的物质载体。上述四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四化”方针的整体性，要求我们在干部工作中立足于整体把握，四方面都要打好础，培养提高。

2、队伍组成的整体性。同志明确指出，党的干部队伍应当包括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干部、科学技术干部和其他战线干部组成的宏大队伍。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工作中，牢固树立三支队伍一起抓的思想，在下大力抓好党政干部建设的同时，抓好企业经营管理者、科技人员队伍的建设。早在年中央就要求：“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一支包括这些人才在内的，门类齐全、成为配套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宏大队伍。”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后两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影响更大，忽视企业经营管理者、科技人员这两支队伍建设将严重影响整个干部队伍建设的整体性，进而影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3、建设要素的整体性。干部队伍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三大要素，整体性原理要求干部队伍建设三大要素并举。思想建设处在干部建设的首位，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和灵魂。组织建设是保证，是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载体。作风建设是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外在体现，是对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检验。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必定是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完全过硬，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具备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能力的队伍。一段时间，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忽视了建设要素的整体性，重组织建设，轻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致使干部队伍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

二、干部队伍的结构性建设

要使干部队伍这个系统发挥最大的功能，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目标，应当高度重视干部队伍的结构性建设，优化干部队伍的结构。

1、专业结构的优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因而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干部队伍专业结构应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注意干部队伍的专业结构，认为要推进党的事业，必须拥有各种专业的人才。

2、年龄结构的优化。为保证事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客观上需要干部队伍年龄结构的合理分布，既要有年富力强、有开拓精神、具备潜能的中年骨干，也要有经验丰富的年龄较大的干部，从而形成老中青的梯形结构。年龄结构优化的同时也要注意干部的最佳使用期，在他们能力、经验、体质、精神状态最佳的年龄段担任合适领导职务。这样一个由老中青三支队伍组成、在他们最佳使用期得到合理使用的干部结构，不仅能发挥不同年龄段干部的长处，克服各自的短处，而且有利于年轻干部的成长，保证领导干部的稳定、连续和活力。

3、知识结构的优化。知识结构的优化与否直接影响干部队伍这个系统的功能优化。同志非常重视干部的知识结构，他多次强调领导干部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而且要有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他指出，合理的知识结构就是复合型、外向型的知识结构，应当以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基础，以管理知识和专业知识为主体。

4、能力和气质结构的优化。不同的干部，能力特点和气质类型也有差别。在干部队伍建设中，要充分注意不同能力特点和不同类型气质的搭配，做到优势互补，协调组合，相得益彰。尤其是各级领导班子建设中，更要注意能力和气质结构的优化。同一类型气质或能力特点组成的班子，很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三、干部队伍的层次性建设

从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看，干部队伍可以自上而下分成五个层次，即中央、省、地、县、乡，中央处于系统的最高层，乡处于系统的最低层。由于层次等级的差异，产生了不同层次干部地位与作用的差异。运用系统科学的层次性原理，有助于我们提高干部队伍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队伍功能的层次性建设。中央、省、地、县、乡五个层次从功能上相应可分为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和操作层。决策层主要是决定干部队伍建设的大政方针和主要目标，协调层主要是起到参谋助手和桥梁作用，执行层直接负责人、财、物的调动和组织，操作层主要从事具体任务的完成。不同的层次，履行不同的功能，在干部工作中，运用层次性原理，通过制订并落实各自有针对性的内容，可以使整个干部队伍发挥最大的功能。

2、素质的层次性建设。由于层次和功能的不同，客观上对干部的素质要求有所差异。对省级干部，中央提出不仅要努力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对县级干部，同志在今年高州“三讲”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了四方面的要求。对乡镇这一层次干部的素质主要是能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大是大非面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勤政廉洁、团结协作。从中央对省部级干部、县级、乡级干部的素质要求看，具有明显的针对性，这是符合系统的层次性原理的。

3、领导班子建设是每一层次建设的关键。系统的层次性原理告诉我们，在同一层次中，也可再细分成不同的层次，以县级为例，一个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与一个厅机关下属的处级班子差别就很大，对此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但其共同点在于：关键是抓好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我们说的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也必须首先是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因此，从层次性角度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关键是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

四、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建设

系统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系统能够在自身范围内不断进行调节，通过某种开放动态的交换过程保持一定的有序状态，保持和恢复本来的结构和功能，从而表现出质的稳定性。干部队伍作为国家政治体系中一个特殊的系统，保持相对稳定性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1、坚持选人用人路线和标准的一贯性。1938年，同志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对“贤”的涵义作了具体的解释，即“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选集》第2卷，第527页)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继承和发扬了同志提出的干部路线和选人用人标准，把同志提出的德才标准进行了具体化，对任贤也作了进一步探索。邓小平同志在正确把握新历史条件下用人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选人要求。(《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同志今年的广东讲话中提出了党的建设“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立了新时期选人用人的标准，即就是我们必须选拔任用能够贯彻“三个代表”的干部。通过三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论述可以看出，我们党选人用人的路线和标准是一贯的，不论革命和建设任务的变化，都把培养和选拔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干部放在选人用人的首位，这对保持干部队伍这个系统的稳定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今后仍需继续保持这种一贯性。

第4篇：系统科学理论范文

在地点的选择上，我们综合考察我院周边环境，为了不影响院内美观，合理利用场地，减少占地面积，同时，考虑因地制宜，尽量减少工程量，降低成本等因素，污水处理系统的最终安装地点选择在生命科学楼楼前草坪的地下，总占地面积约为40m2，地面不设任何建筑物，所有构筑物、工艺设备，包括水泵、风机、二氧化氯发生器、自控系统等均建在地下。排水口靠近市政排水管道与排水井，尽量减少排水管道及电缆的铺设长度。污水处理系统的室外机采用地埋式，施工后恢复地面草坪，不影响周边环境的协调美观，室内机安装在距离草坪最近的楼内。

2污水处理工艺的选择及其特点

综合考虑污水水质、水量及污水处理系统建设场地周边情况等因素，处理工艺选用地埋式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即WSZ-H/O。该设备采用先进的生物处理工艺，集去除BOD5，CODCr，NH3-N于一身，是目前最高效的污水处理设备[5-8]。具备如下优点：(1)设备可埋入地表以下，不影响周边环境，不占用地表面积，不盖厂房，不需采暖保温。(2)钢结构涂料防腐，防腐寿命可达12年。(3)采用推流式生物接触氧化，对水质适应性强，不会产生污泥膨胀，能提高水中的DO。(4)产生污泥量少。(5)设备在风机间设置了新型的吸音材料，噪音低，减轻了对周围环境的影响。(6)采取全地埋式，当恶臭气体溶解于土壤层的水分中时，由于土壤表面的吸附作用及化学反应转入土壤中，最终被其中的微生物分解达到脱臭的目的。(7)采用配套自动电气控制系统，设备可靠性高，故平时无需专人管理，只需每月或每季度进行维护与保养。

3消毒方式的选择

废水消毒的目的是杀灭其中的各种致病菌。常用的消毒工艺有氯消毒(如氯气、二氧化氯、次氯酸钠)、氧化剂消毒(如臭氧、过氧乙酸)、辐射消毒(如紫外线、γ射线)。二氧化氯消毒是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成熟技术[5]，具有安全、可靠、消毒效果稳定、持续消毒能力强的特点。本项目根据废水处理工艺对消毒效果的要求，采用运行管理方便、杀菌效果良好的二氧化氯消毒方法。

4工艺流程

生命科学楼产生的实验室污水及生活污水流入格栅调节池，在此主要去除较大的固形物，防止提升水泵堵塞，并起到减轻后续设施处理压力的作用。同时调节水量，平衡各时段水质。污水泵将调节池内的水提入水解酸化池(H池)，利用兼性菌的水解酸化作用使废水中的大分子有机物降解为易被好氧微生物降解的小分子有机物，然后流入接触氧化池(O池)，利用好氧微生物的生化作用去除水中大量有机污染物质，并利用硝化—反硝化去除污水中的氨氮，处理水流入斜管沉淀池，进行泥水分离后流入消毒池，与投加的ClO2充分混合，消毒后达标排放。系统产生的栅渣运至校区固体垃圾堆放处与固形垃圾一并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一部分回流至水解酸化池补充生物量，另一部分定期安排市政罐车外运处理。污水处理设备安装及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5水质检测

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过的水质完全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要求。处理前综合污水水质(依据环评)，COD≤2000mg/L，BOD≤800mg/L，SS≤220mg/L，pH为6～9，氨氮≤90mg/L，大肠杆菌群数＞24000个/升。处理后，COD≤500mg/L，BOD≤300mg/L，SS≤400mg/L，pH为6～9，大肠杆菌群数≤5000个/升，完全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三级标准，具体检测指标见表1。

6污水处理系统的管理

为保证污水系统正常运行，学院制订了一系列针对污水处理系统运行的管理制度，如《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污水站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废水排放管理制度》《污水站安全操作规程》等。由于该污水处理系统采用配套自动电气控制系统，设备可靠性好，平时无需专人管理，管理人员由学院指派技术人员兼任。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要求，管理人员需定时巡视污水站运行情况，按时添加药品，详细记录设备运行情况，并按规定对设备进行维护与保养，定期将系统产生的栅渣运至学校的固体垃圾堆放处与固形垃圾一并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一部分回流至水解酸化池补充生物量，剩余污泥由学校定期安排市政罐车外运处理。

7结束语

第5篇：系统科学理论范文

一般认为，复杂性科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研究。随着系统科学的研究不断获得进展，耗散结构论、协同学、控制论、信息论、混沌理论和超循环论等陆续创立，为复杂性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对于当前尚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复杂性研究，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沃菲尔德认为，在美国就存在系统动力学学派、适应性系统学派、混沌学派、结构基础学派等。我国的戴汝为认为，国际上研究复杂性科学，按其所用术语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是欧洲的普利高津、哈肯等人开创的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二是美国圣菲研究所以复杂适应系统为标志的工作；三是中国钱学森提出的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主线的研究。综观当前对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大抵可以分为四大主要流派：

一是一般系统论学派。一般系统论学派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开创的。早在1937年，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哲学讨论会上，贝塔朗菲就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1945年，他发表《关于一般系统论》一文，提出一般系统论的任务。1968年贝塔朗菲出版了《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一书，书中全面阐述了一般系统论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框架。在《一般系统论》一书中，贝塔朗菲开始自觉地运用“整体”和“系统”的概念来认识和处理存在于一切知识领域中的复杂性问题。他力图从对立、斗争和一致性中发现系统演化的机制，从系统内部说明何以能够出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序到高序的演化。美国圣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考温认为，复杂性研究作为一门科学，肇始于贝塔朗菲的研究。一般认为，贝塔朗菲创立的一般系统论，标志着复杂性科学的诞生。

二是自组织理论学派。自组织理论学科群涵盖了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混沌理论、超循环论和分形理论等新兴学科理论，代表人物有普利高津、哈肯、托姆、拉兹洛等。“这样的新兴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尽管不同，但是都具有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都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或非线性的复杂的自组织形成过程”。自组织理论研究组成元素众多的复杂系统如何自主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大量的组成元素致使单一的中央控制成为不可能，使得整个系统的演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非线性、随机性。此外，自组织理论还探讨复杂系统演化过程中的涨落、分叉、相变等现象，使得人们对系统复杂性的认识更深入。所以普利高津在其著作《探索复杂性》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自组织现象是作为一个崭新的科学范式出现的，它使人们可以设想出复杂性如何在自然中出现，以及可在何种程度上被加以探索研究。”

三是复杂性范式学派。代表人物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1973年，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发表《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一书，在批判传统的“简单化范式”的同时，率先提出了“复杂性范式”的概念和理论，并号召人类进行思维方式上的新革命。莫兰认为，经典科学认识事物的方法，主要是采取还原式、分离式、割裂式的“简单化范式”，“相信世界的简单性，是从德谟克里特以来在西方科学中形成的基本信念。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指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不爱用什么多余的原因来夸耀自己”。在这样一种方法指导下，经典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揭示隐藏在复杂现象背后的简单规律。但是，简单化范式在探索认识基本粒子、气象等等方面现象时，由于失去了确定性的根基，显得越来越无力。为此，埃德加•莫兰认为新的复杂性范式的萌芽已经出现，要用复杂性范式发展自己，迎接挑战。由于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思想”，涉及到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因此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四是复杂适应系统学派。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圣菲研究所。1984年圣菲研究所成立时就以“复杂性科学”作为研究所活动的旗帜，旨在通过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探索建立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圣菲研究所的工作成绩斐然，陆续提出了“适应性主体”“、可变图示”“、混沌边缘”、“适应性景观”的新概念，并建立了复杂适应系统的整体多样性和演化模型。目前圣菲研究所在欧美影响很大，发展很快。综上所述，当前复杂性研究的这四种流派都从各自研究领域揭示出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性，研究内容既相通，又互有区别。一般系统论从系统理论出发，聚焦于研究系统如何从简单走向复杂，从无序走向有序。普利高津的“复杂性科学”则作为一种超越经典科学的科学方法论的新视域，旨在用“演化的物理学”代替“存在的物理学”。莫兰的复杂性思想首先致力于用复杂性的方式建立全面的、整体的人类学，进而拓展至探讨建立一般的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方法，其复杂性理论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圣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科学”则主要是指其创立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该理论主要探讨了世界上生物层次以上的高级的复杂系统能动地适应环境的演变内在机制。但是，无论是1928年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论思想，还是普利高津的复杂性科学，亦或是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范式”，均未能对“什么是复杂性，什么是复杂性研究”，给出统一的界定。但是也并不是说这一阶段的研究就没有突出的理论成果，因为在这一阶段研究中，他们各自提出了一系列复杂性概念模型，比如：埃德加•莫兰提出的“宏大概念”，美国圣菲研究所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涌现生成理论、混沌理论等。当然，复杂性科学诞生的首要意义在于，他们把关于“复杂性的研究”作为一个科学的命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

二、复杂性研究的主旨及其划时代变革

复杂性和复杂性科学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对于复杂性或复杂性科学，我们无法以一种简单的肯定的方式给出界定，但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大致勾勒：一是复杂性科学只能通过研究其运用的方法论来区别，复杂性科学的理论标志就是非还原的研究方法论。复杂性科学的重要特征就是通过研究方法论来进行界定或定义。复杂性科学它不是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分散在众多的学科中，是学科交叉互涉的，从传统的学科分类到现在的交叉学科，从研究政治、经济、生物等的分类学科，过渡到研究语言、大脑、市场、交通等等的交叉研究，它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正是由于它那有别于还原论的方法论立场，才被称为复杂性科学。二是复杂性科学力图打破传统分类学科之间那种互不往来的状态，努力寻找并试图建立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的协调机制。复杂性科学打破了牛顿经典力学和线性理论的统治和主宰，打破了还原论适用于所有科学的梦想。三是“复杂性本身就是一种兼备多种组分要素、结构要素和功能要素的复杂观念”。复杂性科学力图创立新的理论体系或科学范式，并应用新的思维范式来解释世界给我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综上所述，复杂性科学并不是简单的一门学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系列的相关的学科群，“是一群具有复杂性意识和复杂性思维的理论丛林”。在这个被称为复杂性科学的学科群中，主要包括以下若干个理论：系统科学的耗散结构理论、复杂巨系统理论、超循环理论、协同论、突变论；非线性科学中的分形理论、混沌理论等。从未来发展看，构成复杂性研究的核心理论主要是：涌现生成理论、遗传进化理论、人工生命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复杂网络理论、自组织临界性理论等。复杂性研究的兴起都对传统自然科学研究、甚至于哲学思想等都将带来划时代的变革和影响。

首先，复杂性科学的诞生拓展了自然科学研究的领域，它使自然科学研究从线性的、确定的、有序的传统的研究领域拓展到非线性、不确定、无序的研究领域。传统自然科学在获得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的同时，也给自己划定了研究领域，即研究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一做法在取得了诸如牛顿经典力学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阻碍着人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复杂性科学的诞生，那些原本不是科学的领域，或者超越原来的科学研究领域的对象，也逐渐被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视野，科学研究的宗旨也随即从原来的探索寻求简单性规律，发展到了了现在的探索认识复杂性。所以，复杂性科学的诞生是科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件，被认为是“21世纪的科学”。

其次，复杂性科学的诞生，还对传统的科学思想、观念、理论和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复杂系统分析的新方法。具体说，它为我们分析复杂组织的生成演化过程提供了分析手段。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有序分割和理性三大支柱上。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这些支柱的基石都一个个被动摇。然而，复杂性科学研究绝不是要排除事物的确定性、必然性规律，去单纯追求建立一种不确定性理论，绝不是完全排除分割、剥离和理想实验的方法，去单纯追求建立一种不可分割性理论，简单排除逻辑推理，以便允许对逻辑规则的任何违反。相反，它的研究方法是穿梭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要素和整体、可分割和不可分割之间，探求事物复杂性本质。因此，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要把传统科学的研究方法整合到一个更广泛、更丰富的理论框架内，把整体主义和还原主义，系统的整体性和局部的具体性联系并有机结合起来。总之，复杂性思维方式、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简单化范式”的对立面，而是要包容并整合“简单化范式”的一种新的融贯的思维方式，新的融贯的研究方法。复杂性科学特别是其中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涌现生成理论、复杂进化理论、混沌理论、复杂网络理论等，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建构比较完备的复杂系统分析模型新方法、新工具。

再次，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将对人们的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将彻底改变传统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对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世界图景进行了重新的描绘，复杂性科学为哲学本体论提供了新的对象、新的可能。在认识论上，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严重冲击并影响着传统认识论，在未来的认识论研究领域，认识复杂性，将成为主要任务。在方法论上，复杂性科学研究方法与传统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有很大差别。未来的思想家、科学家将采取不同于简单化、还原性方法的复杂性方法，如隐喻、类比和思辨等等，这无疑将极大地丰富科学研究的方法。

第6篇：系统科学理论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系统；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工程论；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论；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2－0071－0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无到有到迈入科学化轨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得到空前丰富和发展，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的现代表征。特别是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逐渐得到关注，就此进行回顾与省思，并对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与发展进行思考，对于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现状概观

从中国期刊网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德育系统”为题名索引数据分析来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文献计量概观存在一个最直观的特征：关于系统论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以系统科学、教育系统、社会系统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论文等研究成果较多，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和借鉴作用，而相对于德育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资料则较少。总体看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还有待加强。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工程论

田曼琦、白凯（1989）主要围绕思想教育系统、思想教育主体系统、思想教育客体系统、思想教育环境系统、思想教育内容系统、思想教育原则系统、思想教育方法系统、思想教育信息系统、思想教育决策系统、思想教育评价系统展开论述。［1］鲁勇（1989）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设计、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工程、大学生思想教育体系进行论述。［2］潘树章（2001）从德育大系统的角度，提出高校德育系统分为主体、目标、理论、方法、激励、辅助、信息反馈、评价及惩戒等八个子系统。［3］陈中建（2008）以系统工程的思维观念和方法对德育系统进行结构梳理和内容剖析，将目标系统、组织管理系统、内容系统、环境系统作为研究框架，对高校德育系统中的队伍建设、学生德育实践体系、德育环境和德育评价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4］上述研究运用系统方法从系统工程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或德育系统进行研究，为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提供重要启示，特别是系统工程研究方法中对结构和运行的剖析值得借鉴，但仍然停留在系统工程学范式框架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

吴倬（2001）从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建立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高校德育系统的思想，认为德育领导小组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处于核心地位并发挥主渠道作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起重要补充，理工类课程教学是重要环节，以党团组织、辅导员、班主任队伍为主要承担者的课外教育是对学生进行课外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环节。［5］韩小香（2006）等认为，高校新型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应确定一个指导思想、两条教育线路、三大教育理念，以“隐性教育”为辅，营造浓郁的教育氛围；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为指导，构建全员育人格局；以自我教育为主体，构建立体思想政治教育网络。［6］陈坚良（2006）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由科学控管系统、组织实施系统、信息反馈系统、评价激励系统、保障系统等构成。［7］孙其昂（2007）认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系统存在，该系统大体包括理念、课程、制度、设施、环境、主体、活动等要素，由这些要素组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系统整体。［8］可以看出，上述观点主要是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行和工作实务层次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探讨，已开始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实践层次进行的反思和探讨，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总体性研究提供实践基础和实证检验。

3.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论

宣仕钱（2006）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依存于自身特有的生态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该与开放的社会信息系统、社会实践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的群体需求相协调，与营造自我发展的绿色空间相协调。［9］戴锐（2007）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可分为宏观圈层（社会大环境及区域性生态等）与微观圈层（组织内部生态）两方面，两个圈层均由意识圈层、制度圈层和物质圈层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意识圈层由心理、观念、意见和学术成果等构成，制度圈层由社会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规章等构成，物质圈层由设备设施、场地场所、经费支持等构成。［10］邱柏生（2008）认为，从微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这种生态主要由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宣传思想教育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几个子系统构成；从中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高等教育生态中的一个子系统，会受到高等教育体制、理念、教育制度变化的制约；从宏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处于社会环境大生态中。［11］卢岚（2010）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结构、特征及结构创新三个方面，提出通过将以政府、学校、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以社会、农村为主阵地的草根性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的融合，达到结构创新，功能升级，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全面提升。［12］可见，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关注已开始由“环境”向“生态”范式跃迁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生态展开研究，虽然并未直接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与结构，但作为一种从事实层面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生态进行的基础性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重要启示意义。

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论

陈秉公（2006）认为，在学科基本理论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学科理论研究规范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前沿发生重要变化的情况下，学术研究主体对整个学科基本理论进行的系统整合，是学术研究主体自觉的学科理论整体建构行为。［1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张耀灿（2007）认为，学科理论体系包括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和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干学科和基本研究与应用的分支学科。［14］孙其昂（2010）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它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为基础，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员、价值观、科学研究、科学技术服务、学科规范（方法）等组成的学术性社会共同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时又是社会学术共同体，也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的特征，要正确处理要素把握与系统把握、自然阶段与自觉阶段、历史传统与现展的关系，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系统发展。［15］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系统存在的认识也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尚未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二者作出区分，但已为二者的关系分析提供了基础和启示。

5.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系统研究

孙其昂（2001）运用社会学原理从宏观视角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探讨，以系统方法论为指导，特别是运用系统性观点分析思想政治工作，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是与其他系统相联系的系统，并对社会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社会变迁对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等，从社会学意义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系统分析。［16］另外，孙其昂（2007，2009）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等主题做了持续的探讨，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17－18］

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特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逐渐得到学界关注，已注意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开始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作了多方面的阐释和剖析，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在不断发展中已形成了一些较成熟的结论，构建了一个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场域，呈现出鲜明特点：

1.系统性研究进入研究者视野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关注即一方面主要是在经验工作总结范式中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展开论述，另一方面主要是从理论建构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理论建构与反思，提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如生态系统论、学科系统论、社会系统论等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已注意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一个多维度、点线面的立体结构来剖析，运用系统的思维方法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

2.多学科交叉研究成为显著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如果仅凭运用单一的视角、片面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理论研究和考察解释，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不能让人信服，也不适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可喜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已开始关注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多层次性和交叉性，并有不少成果出现，如从系统科学、生态学、社会学等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展开初步探索，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初露端倪。

3.研究主题呈现多样化特征

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来看，从经验总结范式中运用系统研究方法围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而展开的研究较多，如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工程、大学生思想教育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系统、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等；从理论建构范式角度来看，运用系统研究方法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理论研究的主题也呈多元化发展，如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社会大系统范式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主题多样多元，既对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总结和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又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4.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并存发展

综观现在研究成果主要是在经典教育学范式语境中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展开研究，存在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两个维度。从研究内容来看，由于历史原因和学科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经验总结性研究占了很大比重，但学术话语和学科意识虽有所增强，并逐步呈现出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并存的态势，经验总结和学术话语同在，且逐渐从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建构层次，特别是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一个系统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如生态系统范式研究和社会大系统范式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提供重要理论借鉴和启示作用。

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呈现出系统性、体系化关注，研究主题、内容和方法呈现多样多元特征，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一些新范式和新趋势。但从总体上关照，已然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多方面，但其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思维还比较薄弱，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把握和认知还处于经验、零散的把握阶段，没有真正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存在“致命内伤”和研究不足：一方面，不管是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研究中都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什么”这个前提性追问尚未作出回答，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发展动力和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优化、系统科学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启示等问题的研究都必须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所涉及的广泛领域和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性、整体性探索与研究；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照，缺乏时代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时代需要脱节、思想政治教育时代要求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展割裂开来，因而存在理论研究的不足。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如何在一个社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时代与时俱进的发展？如何重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交互关系？如何进一步全方位认识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功能和价值？如何构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运行机制及评价？如何进一步实现其科学化发展等等问题亟需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面临新的发展要求，除了上述亟需突破的问题，其未来发展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与逻辑分析统一

运用历史与逻辑分析统一是探寻与揭示系统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历史发展演变与内在结构的应然逻辑，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放在历史发展和现实社会视野中，注重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关注，运用哲学思辨的眼光去审视与评判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展历史和发展轨迹，又要注重逻辑思维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运行中的广泛运用并发挥作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科学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更好地实现。

2.理论与实证研究并重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分殊与研究角度相异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者与思想政治工作者间的鸿沟凸显，经验总结范式中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来源于社会实践活动而具有活力，针对性和应用性较强，但缺乏理论思辨性和长效性，而理论建构范式中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理论具有深厚的理论性和说服力，但由于概念化和抽象化，容易与现实脱离开来，缺乏应用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理论研究中不能在强调系统思维展开研究的同时，自身研究中却犯了如此错误。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中，既要具有自主意识和本土关怀，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又要具有问题意识和世界视野，处理好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把经验总结与理论建构、学术研究与现实关照结合起来，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系统研究的时代性。

3.多学科与多范式研究共用

现代科学发展趋势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资源，各学科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但要注意避免简单移植和经验总结，正如有学者敏锐且不乏远见地提出：“借鉴型成果形成不了自己的特色，经验型成果已经走到了尽头，政策型成果显得理论‘底气’不足，比较型成果缺乏系统研究和应用，功能泛化型成果得不到社会的认可”［19］，因此，要“通过现有范式融合、经由交叉学科的范式创新、经由研究方法变革的范式改良路径”［20］，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多学科聚焦和多学科方法交融。一方面，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成果，“提倡批判性借鉴，明确研究目标，把握立足点，注重学科借鉴的自主创新，把借鉴与自创有机结合”［21］；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更需要有自主的学科意识，应对“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吸纳与运用，应当走出简单的‘概念移植’、‘方法套用’、‘体系嫁接’等误区，进入新的层面和新的境界，不断地运用多学科思维方法和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展开”［22］，并且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和拓展，利用多学科知识的关联性、相融性和互补性，借鉴系统论理论和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

4.学术的系统研究范式和行动的系统思维方式同行

运用系统论分析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系统性思维方式的框架性转换”［23］，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内逐渐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范式，促进和提升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等主题的探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重要任务和旨归。一方面要运用系统研究范式，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特征等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深化与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输入与输出、系统发展动力和系统优化等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学术系统研究范式指导下，运用系统思维方式指导和外化为全面辩证的行为活动，“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4］，把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的系统研究范式和思想政治教育行动的系统思维结合起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总体性”认识和把握，摒弃和反省狭隘、短浅的观念偏差，运用全面、系统的思维方式促进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全社会更全面深入、富有成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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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戴锐.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论［J］.理论与改革，2007（2）:150-153.

［11］邱柏生.充分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2008（15）:28-44.

［12］卢岚.断裂处的光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22.

［13］参见陈秉公.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理论的再系统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8）:43.

［14］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发展创新探析［J］.思想教育研究，2007（4）:11.

［15］孙其昂.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建构［J］.思想教育研究，2010（3）:21-25.

［16］孙其昂.社会学视野中的思想政治工作［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16.

［17］孙其昂.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J］.思想教育研究，2007（8）:5-9.

［18］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代转型与历史精神［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2）:47－49.

［19］余仰涛.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4-6.

［20］戴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回顾与前瞻［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3）:20.

［21］刘五景.学科借鉴之思与学科借鉴之路［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3.

［22］沈壮海.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新范式与新形态［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2）：40－46.

第7篇：系统科学理论范文

将系统科学引入法学领域的尝试，自系统科学问世之初就已经开始。一般认为，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所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是系统科学与法学的最早结合。维纳运用控制论的一般原理对有关法律、正义、道德、社会控制等问题所作的“纯技术性解释”，为人们从全新的角度追踪、控测、确定和把握复杂纷纭的法的现象勾画出了另一番图景。

1979年11月10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了《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文章，将法治系统工程列入了系统工程体系，从而为系统科学引入法学指出了方向。1981年11月，吴世宦发表了《建立我国法治系统工程学的浅议》，率先倡导运用系统科学分析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随后，《潜科学》登载了的《关于法治系统控制过程的探讨》，《法学杂志》发表了罗辉汉的《关于开展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刍议》、《略论法治系统工程的特点和方法》，《法学季刊》刊出了李昌麟、周亚伯的《怎样运用系统论研究法学问题》等，拉开了我国法学界引进系统科学及方法的帷幕。

1985年4月，在

中观察和研究法现象的。这样观察研究的结果，便是新的法的概念的形成，同时又看到了法是根源于多数人意志的；看到了法的社会系统运行唯一依据的功能；看到了社会系统的依法运行方式及运行基本规律。这时再回过头来审视法学这门科学，便又对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于是便形成了我的“系统法学”理论。诚然，这一理论尚需充实和完善，但我深信它对人类社会的法的解释是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它理所当然为我所钟爱，不过，我同样会为它可能遭到证伪而高兴的，因为这甚至也是一种科学上的成就。于洪军在他的这篇论文中的有关论述既没有运用系统科学的概念和术语来说明和解释有关的法的现象，也没有将他的有关论述归结为一些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原则，虽然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学概念，而且有关法学观点确实有独到之处，但是他的这篇论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系统法学的研究，而是一种具有相当的实证主义法学色彩的研究。[2]

二、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探讨

虽然我国法学界很少有学者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而致力于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但是，10多年来，在法学方法论范畴内，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一直受到了我国法学界的关注。不过很多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介绍和探讨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前后相继的状态，在后的介绍和探讨未必比在前的更为合理和全面。而且在总体上是在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范畴内来介绍和探讨系统科学方法。这些研究成果的角度和着重点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构成我们今天深化系统法学研究和构建系统法学论述体系的基础、出发点或参考资料。

2002年出版的卓泽渊主编的《法学导论》介绍了许多法学方法，包括哲学方法、历史方法、比较方法、经济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等，系统科学方法是其中之一。《法学导论》认为，以“系统”范式为核心和主轴的系统思维，可以引发法学理论的某种程度的变革：通过引入系统思维方式，从总体上改革由单线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法学理论框架和法学理论模式。 “系统”概念发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看起来平淡、抽象而空洞的概念，而是充满了隐秘、内涵和爆炸的潜力，是一个新的科学范式，它区别于古典科学的分析性、机械性和单因果关系模式，而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方面进行重新定向，并孕育着难以估量的前景。[3]系统科学方法是包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在内的现代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综合性和最优化等特点。系统科学方法与传统的因素分析法和单线因果模式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因素分析-线性组合的传统认识程序，不同于系统综合-系统分析-系统协调的现代认识程序。这是方法论和认识程序上的重大变化。根据系统科学方法的原则和程序，结合法学研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的实际情况，系统科学方法的应用范围和思维优势，主要包括下列四个方面：[4]

第一，把法、法制、法治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机械整体；用法的多维联系模式，如功能联系、结构联系、层次联系、信息联系、反馈联系取代法的线性因果模式，或用多向的因果联系代替单向的因果联系；用动态的观念代替静态的观念，把法、法制、法治既理解为历史的运动过程，也理解为横向的递进、演化过程。例如，研究法治问题，依据系统哲学观和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建立多种模型理论：1、“社会-法治”模型，分析法治与社会的整体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解决法治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法治化问题。2、“法治价值-法治技术”模型，探索法治的结构、要素和横向的整合问题。3、法治发展的动态模型，运用前两种模型理论，探讨法治的实现机制和过程等。

第二、定量分析。现代系统科学的重要基础，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一套数学理论和运算工具。这些数学理论和运算工具可以定量地处理系统各组成部分的联系，精确地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使系统科学成为定量化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是实现法学定量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如通过灰色系统数学模型进行犯罪预测；根据法律的数目，法院人数、收案数、结案数的历年变动情况，计算出法院系统的承受能力，并做出今后变化的趋势预测，为司法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据。

第三、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即通过专门的工程技术建立法制运动的可操作机制，如法治系统工程、综合治理系统工程、犯罪预防系统工程和行为控制系统工程等。系统科学方法既是认识法制（法治）实践的方法，也是调控法制（法治）实践的方法。理论认识和实践调控在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工程技术的内在逻辑机构中统一起来，为理论的实践化和实践的科学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第四、追求和实现最大优化。系统科学方法应用的目的在于实现法、法制、法治的最优结构、最优运行、最优效果。系统科学方法不仅是抽象的思维方法，而且是为追求和实现最优化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具体方法、技术和手段。

《法学导论》中对系统科学方法的上述认识基本上没有超出20世纪80年系统法学兴起时的水平，这种认识大致与熊继宁在《系统法学在

学方法提供相互交流的网络和渠道，系统科学方法引入法学研究领域，必然促进传统法学方法形成有机统一的体系。被系统科学丰富和发展了的哲学方法用来指导我们的法学研究，肯定会扩大传统法学的研究视野，拓宽新的研究领域。系统科学方法可能会推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能包容自然科学和法学的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系统科学方法的引进，不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取代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很明显，系统科学方法要实现这种企图，至少面临两个严峻的事实：它必须逾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它必须突破传统法学理论和方法的滞阻力。看来，任何人都还不能武断地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做出乐观估计。[7]我认为，《

然倡导系统法学的研究者没有按照自己以及法学界对系统法学的基本勾画建立起来比较成熟的系统法学理论，但是，很多法学学者在法学研究中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基本概念对一些法的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这种运用构成了一些学者有关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一个方面，深化了对一些法的现象、问题或命题的认识。这种运用，也构成了系统法学我国法学中的一种重要的存在或表现形态和方式。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系统法学决非有观点所说的那样，“成为了昨日黄花，到现在仅仅作为众多的法学方法之一保存了下来，并且未能青春常驻”。 [11]相反，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很多角落都散落着系统法学的鲜花，生机勃发，欣欣向荣。把这些鲜花按照一定科学和美学原则汇集在一起，就是一道壮美的风景。

葛洪义认为：“研究法的现象，不仅要从法的现象内部的各要素去认识它，更要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它，要从结构的整体去认识。”“以结构的观点分析法的现象虽属鲜见，但对法的现象的全方位考察却由来已久。”“法的现象是一个整体的结构性的范畴，法的现象是有意义的，其意义来自于它的结构。这种结构关系决定了一定社会的法治模式。法的现象与意义的联结考察，还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系列推论：（1）特定社会法的现象的特殊性取决于其内部的组合形式；（2）法的现象的不同组合性是决定了法在不同的社会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3）法的现象是一个自律体系，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足以引起法的现象的结构性变化，决定了法的意义的变化；（4）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应是一种法的现象领域的全方位的综合变革，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法的现象的结构性调整。”[12]在这里，葛洪义的上述关于研究法的现象的观点体现着鲜明的系统思想。

季卫东认为：“鉴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在法制程序化的过程中，应该着力于把程序与反思理性结合起来。严格的程序比较容易理解，而反思程序则较难把握。所谓反思程序，主要指法制各个子系统内部反思过程的程序化整合、以及国家和法对于社会环境的反馈结构调整的程序前提这一问题。”[13]卓泽渊在其《

却对法学研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从方法论的角度，吸收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使之在我国法学的发展中起到充分的作用，是一项非场重要的任务。[20]

系统科学方法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实际运用，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系统法学论述体系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种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表明系统科学方法确实得到了我国法学界长期的不间断的重视；第二、表明系统法学以某种局部的、零散、隐现的、潜在的方式一直存在和成长着，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系统法学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第三、那些直接声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的法学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系统法学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上的鼓舞；第四、由于我国法学界在种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程度上实际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这使得某种系统法学理论可以被我国法学界正确对待，而不至于因为陌生而受到漠视或不当非议。第五、已有的具有系统法学意义的观点，对于在构建系统法学理论过程中有关概念、范畴、命题和论题的确定，具有很大的启发性。系统法学不可能不去研究上述有关学者从系统科学角度提出的法治、司法等重大问题。这也使某种系统法学理论与我国的现有的法学研究成果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和关联关系。第六、有学者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探讨新的刑法理论，这对如何构建系统法学理论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系统法学可以成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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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原文参见《政法论坛》，2000年第6 期第21-33页。转引自《法理学、法史学》，2001年第4 期第2-14页。

[2] （参见：北大法律信息网，211.100.18.62/research/academy/）

[3]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 年1月第3版，第 309页。

[4]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 年1月第3版，第331-332页。

[5]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 年1月第3版， 314页。

[6] 参见：《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田成有 著。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6 月第1版。第 23-24页。

[7] 参见：《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5页。

[8] 参见：《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4页。

[9] 参见：法律图书馆网，/lw/

[10] 参见：《法学方法论的更新与中国法学的发展》，季涛。《跨世纪法理学回顾与展望》，庄金锋、崔惠平 主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52 页。

[11] 参见：《法治泛论》，卓泽渊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315-316页。

[12] 参见：《探索与对话：法理学导论》，葛洪义，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 版。131-136页。

[13] 引自：《法治秩序的建构》，季卫东 著，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82-86页。

[14] 引自：《法治泛论》，卓泽渊 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24页。

[15]]引自：《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程竹汝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3页。

[16] 引自：《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程竹汝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第1版。第 7页。

[17] 参见：《犯罪构成系统论》，何秉松著，1995年5月第1版，中国法制出版社，第552页。

[18] 引自：《犯罪构成系统论》，何秉松著，1995年5月第1版，中国法制出版社，第65页。

第8篇：系统科学理论范文

将系统科学引入法学领域的尝试，自系统科学问世之初就已经开始。一般认为，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所著《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是系统科学与法学的最早结合。维纳运用控制论的一般原理对有关法律、正义、道德、社会控制等问题所作的“纯技术性解释”，为人们从全新的角度追踪、控测、确定和把握复杂纷纭的法的现象勾画出了另一番图景。

1979年11月10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了《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文章，将法治系统工程列入了系统工程体系，从而为系统科学引入法学指出了方向。1981年11月，吴世宦发表了《建立我国法治系统工程学的浅议》，率先倡导运用系统科学分析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随后，《潜科学》登载了李克强的《关于法治系统控制过程的探讨》，《法学杂志》发表了罗辉汉的《关于开展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刍议》、《略论法治系统工程的特点和方法》，《法学季刊》刊出了李昌麟、周亚伯的《怎样运用系统论研究法学问题》等，拉开了我国法学界引进系统科学及方法的帷幕。

1985年4月，在

中观察和研究法现象的。这样观察研究的结果，便是新的法的概念的形成，同时又看到了法是根源于多数人意志的；看到了法的社会系统运行唯一依据的功能；看到了社会系统的依法运行方式及运行基本规律。这时再回过头来审视法学这门科学，便又对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WWW.133229.COm于是便形成了我的“系统法学”理论。诚然，这一理论尚需充实和完善，但我深信它对人类社会的法的解释是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它理所当然为我所钟爱，不过，我同样会为它可能遭到证伪而高兴的，因为这甚至也是一种科学上的成就。于洪军在他的这篇论文中的有关论述既没有运用系统科学的概念和术语来说明和解释有关的法的现象，也没有将他的有关论述归结为一些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原则，虽然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学概念，而且有关法学观点确实有独到之处，但是他的这篇论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系统法学的研究，而是一种具有相当的实证主义法学色彩的研究。[2]

二、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探讨

虽然我国法学界很少有学者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而致力于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但是，10多年来，在法学方法论范畴内，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一直受到了我国法学界的关注。不过很多关于系统科学方法的介绍和探讨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前后相继的状态，在后的介绍和探讨未必比在前的更为合理和全面。而且在总体上是在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范畴内来介绍和探讨系统科学方法。这些研究成果的角度和着重点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构成我们今天深化系统法学研究和构建系统法学论述体系的基础、出发点或参考资料。

2002年出版的卓泽渊主编的《法学导论》介绍了许多法学方法，包括哲学方法、历史方法、比较方法、经济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等，系统科学方法是其中之一。《法学导论》认为，以“系统”范式为核心和主轴的系统思维，可以引发法学理论的某种程度的变革：通过引入系统思维方式，从总体上改革由单线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法学理论框架和法学理论模式。 “系统”概念发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看起来平淡、抽象而空洞的概念，而是充满了隐秘、内涵和爆炸的潜力，是一个新的科学范式，它区别于古典科学的分析性、机械性和单因果关系模式，而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方面进行重新定向，并孕育着难以估量的前景。[3]系统科学方法是包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在内的现代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综合性和最优化等特点。系统科学方法与传统的因素分析法和单线因果模式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因素分析-线性组合的传统认识程序，不同于系统综合-系统分析-系统协调的现代认识程序。这是方法论和认识程序上的重大变化。根据系统科学方法的原则和程序，结合法学研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的实际情况，系统科学方法的应用范围和思维优势，主要包括下列四个方面：[4]

第一，把法、法制、法治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机械整体；用法的多维联系模式，如功能联系、结构联系、层次联系、信息联系、反馈联系取代法的线性因果模式，或用多向的因果联系代替单向的因果联系；用动态的观念代替静态的观念，把法、法制、法治既理解为历史的运动过程，也理解为横向的递进、演化过程。例如，研究法治问题，依据系统哲学观和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建立多种模型理论：1、“社会-法治”模型，分析法治与社会的整体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模式，解决法治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法治化问题。2、“法治价值-法治技术”模型，探索法治的结构、要素和横向的整合问题。3、法治发展的动态模型，运用前两种模型理论，探讨法治的实现机制和过程等。

第二、定量分析。现代系统科学的重要基础，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一套数学理论和运算工具。这些数学理论和运算工具可以定量地处理系统各组成部分的联系，精确地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使系统科学成为定量化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是实现法学定量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如通过灰色系统数学模型进行犯罪预测；根据法律的数目，法院人数、收案数、结案数的历年变动情况，计算出法院系统的承受能力，并做出今后变化的趋势预测，为司法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据。

第三、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即通过专门的工程技术建立法制运动的可操作机制，如法治系统工程、综合治理系统工程、犯罪预防系统工程和行为控制系统工程等。系统科学方法既是认识法制（法治）实践的方法，也是调控法制（法治）实践的方法。理论认识和实践调控在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工程技术的内在逻辑机构中统一起来，为理论的实践化和实践的科学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第四、追求和实现最大优化。系统科学方法应用的目的在于实现法、法制、法治的最优结构、最优运行、最优效果。系统科学方法不仅是抽象的思维方法，而且是为追求和实现最优化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具体方法、技术和手段。

《法学导论》中对系统科学方法的上述认识基本上没有超出20世纪80年系统法学兴起时的水平，这种认识大致与熊继宁在《系统法学在

学方法提供相互交流的网络和渠道，系统科学方法引入法学研究领域，必然促进传统法学方法形成有机统一的体系。被系统科学丰富和发展了的哲学方法用来指导我们的法学研究，肯定会扩大传统法学的研究视野，拓宽新的研究领域。系统科学方法可能会推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能包容自然科学和法学的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系统科学方法的引进，不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取代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很明显，系统科学方法要实现这种企图，至少面临两个严峻的事实：它必须逾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它必须突破传统法学理论和方法的滞阻力。看来，任何人都还不能武断地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做出乐观估计。[7]我认为，《

然倡导系统法学的研究者没有按照自己以及法学界对系统法学的基本勾画建立起来比较成熟的系统法学理论，但是，很多法学学者在法学研究中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基本概念对一些法的现象进行分析和描述。这种运用构成了一些学者有关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一个方面，深化了对一些法的现象、问题或命题的认识。这种运用，也构成了系统法学我国法学中的一种重要的存在或表现形态和方式。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系统法学决非有观点所说的那样，“成为了昨日黄花，到现在仅仅作为众多的法学方法之一保存了下来，并且未能青春常驻”。 [11]相反，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很多角落都散落着系统法学的鲜花，生机勃发，欣欣向荣。把这些鲜花按照一定科学和美学原则汇集在一起，就是一道壮美的风景。

葛洪义认为：“研究法的现象，不仅要从法的现象内部的各要素去认识它，更要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它，要从结构的整体去认识。”“以结构的观点分析法的现象虽属鲜见，但对法的现象的全方位考察却由来已久。”“法的现象是一个整体的结构性的范畴，法的现象是有意义的，其意义来自于它的结构。这种结构关系决定了一定社会的法治模式。法的现象与意义的联结考察，还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系列推论：（1）特定社会法的现象的特殊性取决于其内部的组合形式；（2）法的现象的不同组合性是决定了法在不同的社会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3）法的现象是一个自律体系，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足以引起法的现象的结构性变化，决定了法的意义的变化；（4）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应是一种法的现象领域的全方位的综合变革，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法的现象的结构性调整。”[12]在这里，葛洪义的上述关于研究法的现象的观点体现着鲜明的系统思想。

季卫东认为：“鉴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在法制程序化的过程中，应该着力于把程序与反思理性结合起来。严格的程序比较容易理解，而反思程序则较难把握。所谓反思程序，主要指法制各个子系统内部反思过程的程序化整合、以及国家和法对于社会环境的反馈结构调整的程序前提这一问题。”[13]卓泽渊在其《

却对法学研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从方法论的角度，吸收并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使之在我国法学的发展中起到充分的作用，是一项非场重要的任务。[20]

系统科学方法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实际运用，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系统法学论述体系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种意义是多方面的。第一，表明系统科学方法确实得到了我国法学界长期的不间断的重视；第二、表明系统法学以某种局部的、零散、隐现的、潜在的方式一直存在和成长着，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系统法学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第三、那些直接声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的法学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系统法学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上的鼓舞；第四、由于我国法学界在种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程度上实际地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这使得某种系统法学理论可以被我国法学界正确对待，而不至于因为陌生而受到漠视或不当非议。第五、已有的具有系统法学意义的观点，对于在构建系统法学理论过程中有关概念、范畴、命题和论题的确定，具有很大的启发性。系统法学不可能不去研究上述有关学者从系统科学角度提出的法治、司法等重大问题。这也使某种系统法学理论与我国的现有的法学研究成果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和关联关系。第六、有学者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探讨新的刑法理论，这对如何构建系统法学理论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系统法学可以成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作者email:lijingju@public.tpt.tj.cn

参考文献

[1] 原文参见《政法论坛》，2000年第6 期第21-33页。转引自《法理学、法史学》，2001年第4 期第2-14页。

[2] （参见：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211.100.18.62/research/academy/）

[3]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 年1月第3版，第 309页。

[4]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 年1月第3版，第331-332页。

[5] 参见《法学导论》，卓泽渊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 年1月第3版， 314页。

[6] 参见：《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田成有 著。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6 月第1版。第 23-24页。

[7] 参见：《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5页。

[8] 参见：《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2 月第1版。第43-44页。

[9] 参见：法律图书馆网，/lw/

[10] 参见：《法学方法论的更新与中国法学的发展》，季涛。《跨世纪法理学回顾与展望》，庄金锋、崔惠平 主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52 页。

[11] 参见：《法治泛论》，卓泽渊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315-316页。

[12] 参见：《探索与对话：法理学导论》，葛洪义，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 版。131-136页。

[13] 引自：《法治秩序的建构》，季卫东 著，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82-86页。

[14] 引自：《法治泛论》，卓泽渊 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24页。

[15]]引自：《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程竹汝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3页。

[16] 引自：《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程竹汝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第1版。第 7页。

[17] 参见：《犯罪构成系统论》，何秉松著，1995年5月第1版，中国法制出版社，第552页。

[18] 引自：《犯罪构成系统论》，何秉松著，1995年5月第1版，中国法制出版社，第65页。

第9篇：系统科学理论范文

1、地理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钱学森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完成了总结全人类研究的科学体系。概括起来分11个门类、5大巨系统、4项建设,下面分别表述原著与解解的内容。

钱学森将当今人类对科学知识的体系,分为数学科学、自然科学、地理科学、社会科学、建筑科学、军事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与美学11个体系。对上述人类知识体系解读,可以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地理科学作为客体世界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和行为科学作为人类主体的主要研究对象;建筑科学界于客体与主体科学之间;军事科学实际上是指谋略科学(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是在掌握所有科学基础上的智慧较量;美学是纵贯于各个学科的;数学科学与系统科学是横贯于各个学科的。

在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地理系统与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并列,其中的物理、地理、事理、人理、脑理中的“理”都是指研究的“规律”。

钱学森提出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中,除了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外,特别提出地理建设,笔者将其修改为地理系统工程,并增加了人口、科教、城镇、资源、灾害、产业。

2、地理信息科学

随着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来自外层空间的遥感、遥测、定位、通讯信息海量地增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处理与解决这些海量数据的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专家系统、管理信息系统、辅助决策系统应运而生,使得地理信息科学首先获得发展的机会。正是地理信息科学这门用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技术科学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理科学的建立与发展。

随着遥感信息的大量获取,数学家以模式识别为工具对遥感信息进行图像处理与分类,使用的数学工具主要是数理统计的方法,把遥感信息看成是没有成因关系的随机变量;物理学家则把获取遥感的物理过程视为遥感信息的成因,因此采用反演的方法,使用辐射传输方程为主的数学工具,事实上不承认地理现象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地理学家将遥感信息当成系列成图的基础信息,快速、准确地制作系列地图。地图是符号系统,其信息量远不可与遥感信息量比较,地图学家把遥感信息转化成符号系统的系列图谱。遥感信息模型则是将地理复杂现象中的非遥感信息转变为归一化的影像信息,与遥感信息一起用方程、统计与相似准则结合,也即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与类比逻辑结合;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包括随机的不确定性、模糊的不确定性、灰色的不确定性、分形的不确定性)辩证统一;图像与方程(一个像元或一个图斑、一个方程)耦合;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地理复杂信息模型[7-9]。这种信息模型只有在遥感技术的推动下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信息模型是遥感信息与地理信息连接的纽带。

3、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系统工程当前尚未被广泛认识,已经认识到的也仅仅是系统工程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当地理信息科学中的模型在实践中应用时,必然会涉及地理系统工程的可操作性。地理遥感复杂信息模型的建立,可以进行定量预报和回溯,因此为地理系统工程打下了工程的基础。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8个方面,这8个方面是互动的。中国的人口问题、西部开发问题、21世纪水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洪旱灾害问题、环境问题、生态农业问题、城镇体系问题、基建布局问题、产业结构动态调整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无不属于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现象是复杂现象,地理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当研究西部开发时,如果国家各个部门各行其是,石油开发只考虑石油开采与输送管道;交通只考虑公路建设;铁路只考虑铁路建设;水利只考虑南水北调问题;城镇建设只考虑城市规划等,那么整体的西部地区有可能产生许多事倍功半的现象,例如修了公路没有物资运输;城市居民结构不尽合理;劳动力与产业结构不配套等。钱学森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就是要把地理系统工程与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地结合起来,地理系统工程仅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是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子系统。

4、理论地理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为地理系统工程提供研究方法与手段;另一方面又为理论地理科学提供技术基础。从遥感信息模型发展到地理复杂信息模型再到地理数学[8],为理论地理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地理科学中首要的是建立开放的复杂巨地理系统的理论;其次是地理类比的广义相似理论;第三是一般地理复杂模型理论与地理数学;第四是地理数学在部门地理―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与区域地理―区域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应用。理论地理科学如果不能指导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那么就失去了理论意义。

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理论地理科学也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理论地理科学的建立指日可待。

5、地理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

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类中心主义”,然后达到了地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地球上人类消耗的资源、能源是极其不平衡的,按照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地球是满足不了全人类的需求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信息社会中才能实现,人类一方面需要依靠科学技术开发资源,如太阳能的利用,靠基因工程使绿色植被更多地利用太阳辐射,靠纳米技术直接转化太阳能为电能;另一方面是靠信息技术节省资源、能源,如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就是信息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靠航天技术获取外层空间信息源,靠计算机技术建立信息网络。由此可见,地理信息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随着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将为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做出重要的贡献。

由上分析,可见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已经被广泛共识,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尚不够充分,因此本刊更名为“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是适时的,是既有继承性又有发展性的;是既有前瞻性又有现实性的。在这里我们希望地理科学界的同仁,切不要轻视技术,高新技术恰恰是新理论、新应用的强大推动力。

参考文献:

[1]钱学森,等.论地理科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