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高龄化的原因精选(九篇)

第1篇：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日本　少子化　老龄化

“少子化”简言之即出生婴儿减少，无法保持现有的人口数量动态平衡之意。日本1995年生产年龄人口达到最大值，1997年正式步入少子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伴随着少子化现象的加剧而日益显现，现已成为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的形成与现状

日本以1973年的人口数为顶峰，从1974年开始，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换水准。日本在人口转变之后，出现了出生人口持续减少、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情况，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少子化时代。日本《2009年版少子化社会白皮书》称，日本的劳动力人口（15至64岁）09年为8164万人，到2055年将减少至4595万人。少子化不仅使日本的人口数量趋于减少，也加速了日本的老龄化进程。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与少子化同时到来的老龄化问题，使日本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人口年龄结构将严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导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质量的整体下降。

二、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少子老龄化的形成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少子化直接导致日本人口减少。当未来进入严重的少子化社会后，人口均衡将难于恢复，人口衰退也将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后劲乏力，势必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再次，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保负担本已沉重。而经济低迷和少子化进程的不可扼制，必然进一步加重医疗卫生、福利保障等社会保障系统的负荷。日本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受到严重的挑战，国民的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也在无形中加大了民众的负担，国家财政支出的压力也逐渐增大。

三、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的成因分析

1．人口学因素

首先，低出生率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之一。伴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倾向于少生子女，这种意识使日本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同时，现代人的晚育倾向使女性的平均生育数减少，由于女性参加工作，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结婚、育儿在人生中所占的优先顺位下降。其次，晚婚晚育是导致少子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未婚化也是少子化产生的重要因素。另外，日本政府认为，少子化日趋严重的背景原因在于临时职业者和不就业者人数的膨胀造成因经济收入不稳定而无法结婚的年轻人增多。

2．社会经济因素

第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为女性就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女性的就业率不断攀升。但日趋激烈的就业环境导致用人单位和各大企业对育儿母亲“另眼相看”，其实质无外乎降低成本和追求生产效益的最大化。此外，女性为了自身提高，在日本这个根本上的男权社会，真正达到与男性同工同酬，并在工作中得到晋升机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对职业女性来说，兼顾就业和育儿是很困难的。由于兼顾就业的困难和育儿环境的不够完善,晚婚和晚育现象开始增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育率的降低。

第二、日本适龄青年特别是女性的婚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多和生活方式的时代性变化，结婚不再是人生必然的轨迹。作为个人的人生规划，结婚生子只是可选择的方案之一。结婚行为从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变成个性化的人生抉择，更多的不是从俗从众而是尊重个人的主体意愿。晚婚、终生不结婚以及婚后不要孩子的女性比率上升，人们对构建家庭和延续生命的观念进一步淡化。

第三、当今日本，物价水平偏高，各地经济发展普遍不太景气，生育子女的费用和和随之而来的巨额教育费用，成为小家庭的严重负担，而孩子从出生后到将来求学就业的过程中又将不可避免的面临无数种可能的社会环境。基于此种现实情况考虑，实际生育子女的数量必然少于理想的出生人口数量。特别是日本的很多年轻夫妻认为婚后即生育子女会使生活重心偏离并影响生活质量，成为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

另外，日本的社会经济长期不景气、持续低迷。青年失业者比例很高，无固定职业的人口数量日益增加。青年人工作不稳定，经济基础较差，影响了适婚年龄人口的结婚率。当然，人口生育率也必然受到影响。而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缓解这一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女性婚育所给予的支持方面不够。日本媒体多方报道，频繁指出政府和有关官员对少子化问题重视得太晚，出台的政策和实施力度也不到位。日本针对少子化的对策从1990年就开始着手制定，但相比于日本整个经济大气候的不给力，这些对策始终是力不从心的。

参考文献：

[1] 少子化社会白書—少子化対策の現状と課題[R].东京:内閣府, 2005

[2] 坂本幸一.少子化と私学経営の課題[N] //少子化·高龄化との対策.東京:日本私立学校振興.共済事業団, 2006: 103-115

[3] 金貞任,山本豊.少子化時代の福祉と教育———介護保険制度改正·社会参加·教育改革[M].東京:圭文社, 2006

第2篇：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第3篇：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

生命周期理论由Modigliani提出，核心思想是指理性人为了应对收入在其不同年龄结构间的变化，而将一生的收入和消费加以平滑的理论。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口年龄分布并不一致，按照生命周期理论，年轻人在其工作年龄段会将其部分收入储存起来留到年老时以平滑消费。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理性人在当期收入大于生命周期平均消费时，会将部分收入储蓄，以平滑过去或未来收入小于生命周期消费时的缺口，反之亦然，在进行消费平滑时某个人的储蓄会经由金融市场借贷给另一个体。个体在时间维度上进行的消费、储蓄模式切换，会带来资金借贷，从而在国内产生了资金流动。将生命周期理论推而广于国家，按照生命周期理论逻辑，那些当期收入大于生命周期平均消费的国家会将收入储蓄，开放经济条件下，储蓄会提供给当期收入小于生命周期消费的国家，这就形成了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即国际资本流动。这从德国的经验可以看出，德国人口出生率低，而且长期低生育率使人口年龄结构较大，因此，在老龄化过程中德国成了资本输出国(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2投资报告，德国2006—2011年共吸收FDI2553亿美元，输出FDI6011亿美元)。不难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口年龄分布并不一致。有的国家人口结构较年轻，平均年龄较低，有的国家人口平均年龄则较为老化。如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4岁，日本人口年龄中位数为44．8岁，赞比亚只有16．5岁。①通常在那些人口迅速少子化(指0—14岁青少年占人口比重低于20%)的国家，由于需要扶养的青少年人口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通常先是升高，然后才开始降低，因此整个社会需要扶养的青少年比重不断降低。在社会消费模式不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原本用于扶养青少年的收入现在缺乏特定用途而无法支出，当期收入会大于生命周期消费形成储蓄。如果该国投资需求同步增长的话，储蓄将主要在国内使用，但通常投资需求不会快速增长到吸收全部储蓄，其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增长速度通常不会很快，过量投资会导致边际效用递减;由于青少年人口减少，满足这部分人口需求的产业会萎缩，从而减少了投资需求。储蓄大于投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居民储蓄会满足另两方面需求:财政赤字、经常账户差额，稳健的政府不会放任财政赤字扩大，财政赤字扩张也面临限制，因此总有部分储蓄会转化为经常账户顺差，以对外净出口的形式流出国内，再以累积资本账户金融资产的方式对外投资。从现实来看，虽然世界人口变老的趋势是相同的，但整体上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要快于发展中国家，老龄化到来时间不同。由于人口老龄化会改变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改变国内投资收益，资本会从人口老龄化国家流向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的国家。Lührmann(2002)做的一项研究中，使用了大量国家人口、储蓄、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动数据进行实证，证实人口年龄更老化的国家会出口资本到年龄更年轻的国家，引发国际资本流动。AxelBoersch－Supan，AlexanderLudwig，JoachimWinter(2001)构造了多国代际均衡模型，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一国会积累巨额的资本存量，通过国际间的投资多元化，一国可以提高资本收益，但当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时，资本存量会逐渐下降，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驱动的国际资本流动实证———以日本为例

以发达经济体中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为例。从1920年到1951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重维持在5%左右，0—14岁少儿比重则平均为35%左右，老龄化程度较低，青少年人口比重高。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1970年少儿人口比重下降为23．93%，65岁以上人口比重则上升到7%。此后日本老龄化比重不断上升，到1985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随着日本生育率的持续下降，1997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比重已超过0—14岁少儿人口比重，日本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09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22．75%。根据前文分析的老龄化与储蓄的理论预测，与老龄化和少子化进程相伴的是高储蓄，20世纪的日本以高储蓄率著称。日本经济是开放经济，因此其储蓄部分流出国外形成对外投资。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对外投资净资产开始增长，到老龄化拉开序幕的8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其间除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出现对外净资产负增长外，对外投资净资产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当储蓄大于投资时，收益率就趋于下降。以央行贴现利率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央行再贴现率一路走低，到1995年后基本维持在1%以下。长期的低利率使日本形成了路径依赖，因而在储蓄率大幅度下降的21世纪，日本利率依然很低。泡沫经济崩溃也使日本股市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蹶不振，日经指数从1989年最高点的38000多点下降到现今的8000多点，证券投资维持正收益都非常困难。国内金融投资的低收益推动部分日本企业走出国门进行跨境证券投资。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同时，由于青少年人口比重减少，导致旺盛需求人口减少，使得总需求相对缩减，日本物价亦呈停滞状态。以2010年为基期100，1971年日本物价指数为35．4，经历石油危机和80年代通货膨胀后，1985年日本物价指数为90．3，随着日本正式进入老龄化时代，物价基本停止上涨，1995年物价指数为102．1，此后日本物价指数基本上在100左右徘徊，更多时候日本面临的是通货紧缩问题。由于日本国内总需求萎缩，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必须转移海外求取生存空间，推动资本跨国流动。综上所述，随着日本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进程，日本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国内投资收益率降低，总需求下降，促使资本对外流动以保值增值从而平滑生命周期消费。于是乎日本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972年日本海外投资净资产(为本国持有国外资产价值减去外国持有本国资产价值)为42710亿日元，此后稳定增长，1984年末海外投资净资产存量达171740亿日元。到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定后，随着日本人口结构的加速少子化，日本对外净资产存量迅猛增长，2009年达到2662230亿日元。从海外投资的效果来看，日本通过海外投资取得了丰硕的收益，从1991—2009年间，日本对外投资净资产年算术平均收益达5．83%，最近的2010年取得收益为124，194亿日元，该年日本GDP为4817732亿日元(数据来自日本内阁府)，对外投资收益占日本GDP的2．57%，平均每个日本人能获得约10万日元的海外投资收益。

中国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及对外投资现状

第4篇：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 药物流产；失败；相关因素；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 R169.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3）18-73-03

药物流产是女性受孕后常选用的一种终止妊娠的方法，应用方便，避免了手术流产的疼痛及发生某些并发症，尤其对于瘢痕子宫、哺乳期怀孕、子宫畸形或剖宫产1年内的孕妇，相对比较安全[1]。药物流产主要是以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终止早期妊娠，具有安全、有效、疼痛轻、副反应少和损伤小的优点，已被广大育龄妇女接受。为更好地掌握药物流产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选择我院应用药物终止妊娠妇女中药物流产失败病例作为调查对象，并分析其药物流产失败的原因，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调查2011年1月～2013年1月到我院接受药物流产100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均无严重心、肝、肾疾病、出血性疾病及前列腺素使用禁忌证。年龄17～42岁，平均（26.1±3.7）岁，孕妇停经时间均≤49d。其中年龄

1.2 调查方法

对2011年1月～2013年1月到我院接受药物流产100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系统的回顾性调查分析，统计药物流产失败的相关因素。适应证：因各种原因要求终止妊娠而无禁忌证者；适合于孕8周内的高危妊娠，负压吸宫术有困难或有高危险而需要终止妊娠，也适合对手术流产有顾虑或者有恐惧心理的女性。

1.3 用药方法

给予米非司酮50mg早晨空腹或饭后2h口服，25mg晚饭前或饭后2h口服，连用2d。第3天早晨8点给予米索前列醇600μg，空腹，其中200μg舌下含化，15min后如感觉无肢体麻木或全身发冷等过敏现象，再把剩余的400μg舌下含化或凉开水冲服，观察6～8h（6h后如腹痛轻微、流血较少者可再给予米索前列醇200μg舌下含化），孕囊排出后再观察1～2h，出血不多后方可离院，2周后复查。

1.4 流产失败判定标准

用药后孕囊已排出或部分排出而阴道出血量多需行清宫者；用药后孕囊未排出，但胚胎终止发育最终以吸宫术终止妊娠者；用药后孕囊未排出体外，孕囊继续发育者[2]。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运用x2检验，以P

2 结果

接受药物流产1000例患者中经确诊86例药物流产失败，药物流产失败率达8.6%。表1结果显示，年龄≥35岁共302例，药物流产失败率达17.9%，明显高于年龄

3 讨论

药物流产是一种痛苦小、安全、简便、高效、副反应少或反应轻，效果肯定的终止妊娠的方法，应用方便，避免了手术流产的疼痛及发生某些并发症，尤其对于瘢痕子宫、哺乳期怀孕、子宫畸形或剖宫产1年内的孕妇，相对比较安全。目前药物流产主要以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作为常用的方案，具有安全、有效、疼痛轻、副反应少和损伤小的优点，已被广大育龄妇女接受。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药物流产机制是使血管充血、水肿，导致滋养细胞变性和体内HCG急剧下降，黄体溶解，蜕膜变性，同时释放内源性前列腺素，促使宫缩并软化宫颈，胶原降解，促进妊娠物排出、产前促宫颈成热、流产及产后加强宫缩。但由于一些列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流产失败，仍有它的局限性，与人工流产比较尚存在完全流产率低等问题。导致药物流产失败的原因主要为以下几方面：（1）本研究显示，年龄≥35岁药物流产失败率达17.9%，明显高于年龄

致使妊娠物不能及时顺利排出体外，同时因药物吸收代谢存在个体差异，使常规剂量的前列腺素类药物引起的宫缩不能将绒毛及蜕膜全部排出，而造成了后倾位和后倾后屈位组失败率达15.7%，明显高于子宫前倾位组药物流产失败率（5.1%）。与黄爱琴等[6]报道的观点是相符的。

综上，通过对上述原因的分析，对于药物流产患者不仅要严格掌握适应证及禁忌证；尤其是本次研究表明年龄≥35岁、停经40～49d、孕囊直径≥ 2.0cm、既往有剖宫产史者、孕≥2次，产≥1次、子宫位于后倾及后倾后屈位为导致患者发生药物流产失败的重要因素，所以还要考虑患者的年龄、孕龄、孕囊的大小、孕产次等相关因素，以减少药物流产失败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1] 赵红梅，李春香.118例药物流产失败病例相关因素分析[J].检验医学与临床，2009，6（7）：539-540.

[2] 伏泮艳.影响药物流产效果相关因素的临床研究[J].当代医学，2009，15（6）：116-117.

[3] 徐海燕.引起药物流产失败相关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J].中国医学创新，2010，7（23）：88-89.

[4] 陈菊连，李健.药物流产失败原因的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2009，4（11）：34-36.

[5] 刘东霞，刘瑛，杨勇.影响早孕药物流产失败的相关因素分析[J].河北医药，2011，33（2）：214-215.

第5篇：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少子化现状;根源;对策

多年来,日本的少子化现象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2010年日本人口总数将开始转为负增长,2100年将降到47712千人,即仅相当于1960年人口总数的一半略多一点。如此,日本将不得不继续遭受(包括因劳动人口缩减而引发的社会保障负担沉重、国际竞争力下降等)各种问题的困扰。

一、日本少子化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面临日趋严重的人口出生率下降问题。从出生率来看,日本在二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出现首次高峰期,育龄妇女(15-49岁)的总和生育率(一位育龄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在4.0以上。20世纪60-70年代前半期的经济高度成长期,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并维持在2.13上下的状态。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标准的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为2.1。即一个国家的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应该维持在2.1以上的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才能维持人口的自然替代。如果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则被称为少子化。

197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91首次低于2.0,此后一路下滑,1990年降到1.57,日本称其为“1.57危机”。少子化问题虽然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国民的普遍关注,可是,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止。199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43,1997年又降到1.39。此时,日本的老年人口为19758千人(占总人口15.7%),首次高于少儿人口,开始进入“少子化”社会。显然,自1974年以来的30多年间,日本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换水准的生育率。

进入21世纪,日本的生育率继续持续下降2000年为1.36,2005年为1.26,5年间生育率下降0.10,再创历史最低水平。近两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不容乐观。

二、日本少子化的根源

(一)未婚和晚婚比率的上升

少子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未婚”和“晚婚晚育”比率的上升。1975年有9成的30岁以上的男女已经结婚,30-34岁未婚男性为14.3%,女性为7.7%。根据2005年的国势调查,日本年青人未婚率持续上升,30-34岁未婚男性为47.1%,女性为32.0%,分别比5年前的国势调查时上升4.8%和6%。而终生未婚率和30年相比是,男性从2.1%(1975年)上升到15.1%(2005年),女性从4.3%(1975年)上升到6.8%(2005年)。前后鲜明的对比可以看出日本未婚化的日趋严重。

1975年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是27.0岁,女性是24.7岁。2007年日本人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30.1岁,女性为28.3岁(男女均比上年上升0.1岁),结婚年龄越来越高说明晚婚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约30年的时间里,男性上升了3.1岁,女性上升了3.6岁。

初婚年龄的推迟形成晚婚化,晚婚化导致妇女生育年龄的推迟。从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来看,2007年生产第一胎年龄为29.4岁,和30年前的1975年相比分别晚3.7岁。生育年龄的提高势必制约生育和生育人数,由此说明晚婚和晚育也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

(二)工作与育儿难以两全

关于女性工作与育儿的状况,据日本劳动研究机构2003年的“关于育儿、护理和工作并立的调查”,有30%的女性因为工作和育儿兼顾的环境不完备为由而辞职。在回答“生育前后而辞去工作的理由”时“为了专心做家务和育儿而主动辞职”的占52.0%,因“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为24.2%,因“被解雇和劝告退职”的为5.6%。

而在“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的具体理由”中“无法取得育儿休假”的占36.0%,“小孩生病等不得不经常休假”的占32.8%,“幼儿园等的开园时间和工作时间不合”的有32.8%,“无法将孩子送幼儿园等”的有28.8%。这些充分反映日本女性生儿育女和工作难以两全的现状,使得很多日本女性不得不选择晚婚甚至独身,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以此换取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

特别是在社会育儿支援体系尚不完备、育儿的机会费用上升等情况下,生儿育女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不仅成为阻碍女性自立、影响其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育儿家庭的经济收入,导致人们对结婚、生育采取消极态度,出现了女性就业率增加而少子化程度加剧的恶性循环。

(三)男女社会角色分配不均

夫妇在工作和育儿上的时间分配不均也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日本,不仅“男主外、女主内”的固有观念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依然存在,而且长期以来都有一种“职场比家庭优先”的社会氛围。根据总务省2007年的“劳动力调查”,不同年龄段的男女一周平均工作时间的比例中,30-39岁男性的工作时间最长约50小时,其中,20%的男性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可以看出处于育儿期的男性长时间工作的状态。工作优先观念和过长的劳动时间加上休假困难阻碍了男性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分配。如果男性无法很好地担负起身为父亲的育儿职责,不仅会影响家庭育儿快乐体验的获得,而且也因无法将育儿的喜悦传递给子女,对将来子女的生育态度产生影响。

在日本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依然是由主妇承担,这样,身兼家庭主妇和职业妇女两种角色的妻子劳动负担必然过重,于是,许多职业妇女结婚后,推迟生育或控制生育子女人数。而且,对于既要抚养子女又要继续工作的 职业妇女来说,家庭义务和工作责任所带来的双重压力是非常沉重的。

三、日本的少子化对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呈现出少子化倾向。日本政府和国民开始关注少子化的社会问题是始于1990年的“1.57危机”。自此,面对日益减少的生育率和人口数量,日本政府开始探讨和制定一系列的对应政策和措施,统称为“少子化对策”。

(一)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

为了使工作与育儿两全,创造生儿育女的轻松环境,日本政府于1994年12月制定《关于今后为支援育儿政策的基本方向》[简称“天使计划”(Angel Plan)]。该计划是日本政府作为少子化对策提出的最初的综合性政策。1999年12月,在少子化对策推动相关阁僚会议上,制定“少子化对策推进基本方针”。同年同月,根据这个方针的具体实施计划,日本又共同制定了《关于重点性推动少子化对策具体实施计划》[简称“新天使计划”(New Angel Plan),执行年度是2000-2004年]。其内容是“天使计划”的继续和延伸,制定了除保育服务外,增加了雇用、母子保健、咨询、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二)培育下一代支援对策推进法

《新天使计划》实施两年后,鉴于有关部门对未来人口的预测,2002年9月厚生劳动省提出《少子化对策+1》,改变原本从支援工作与育儿两立的观点,特别是以保育相关为中心的措施,从培育儿童的家庭为出发点,致力于建立由全体社会共同承担的综合性措施。之后,为了确保未来10年中地方自治体以及企业建立集中性、计划性的措施,日本政府又于2003年7月,制定《培育下一代支援对策推进法》,于2005年开始实施。

(三)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和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

出于对未来的忧虑,日本政府开始以法律为依据大力推进育儿支援政策。2003年7月由国会决议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同年9月实施。根据这个法律,作为特别机构的内阁府成立了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会长、全体阁员为委员的少子化社会对策议会。2004年6月,又制定了少子化对策方针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该大纲提出了改变少子化进程的3个视点和4个重点课题以及28条重点实施对策。

(四)儿童和育儿支援计划

日本政府深刻认识到,快速的少子化现象将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故而建构儿童能健康成长并让人民享受生儿育女喜悦的社会为当务之急。因此,为了强化少子化对策大纲的实施,2004年12月又在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上制定了《儿童和育儿支援计划》。该计划沿着《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提出的4个重点课题,制定了2005年到2009年的5年间具体的实施内容和目标,约有130个实施项目。体现日本政府在少子化社会对策上的理念正由构筑“培育健康的孩子的社会”向“能够因生儿育女而感到快乐的社会”转换,藉此提高日本国民的生育意愿。日本的少子化对策由此得到进一步加强。

(五)新少子化对策

日本自1899(明治32)年开始统计人口动态以来,于2005年第一次出现总人口减少,而且出生人数和总和生育率都是史上最低记录。面对无法预料的少子化进程,为了全面扩充、强化少子化对策,2006年6月在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上政府和执政党的一致同意制定了《新少子化对策》,提出了应重视进行全社会的意识改革以及站在孩子和家庭的立场上制定对策。至此,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6年以来,日本的生育率稍有回升,说明日本政府所实施的“少子化对策”略显成效。

(六)《支援孩子和家庭的日本》重点战略

面对日益深化的少子老龄化倾向,2007年2月,在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上制定了《支援儿童和家庭的日本》重点战略。开始关注国民关于结婚和生儿育女的理想与现实背离,提出为了改造工作与结婚生子二者择一的社会结构,必须将“通过工作方式的改革实现工作与生活的调和”和构成其社会基础的“培育下一代支援框架”的政策同时并行措施。为了实现工作与生活的调和,2007年7月成立了由内阁官房长官为议长、由相关阁僚、经济界、劳动界、地方代表等构成的推进工作与生活官民高层议会,12月制定了《工作与生活调和》和《为了推进工作与生活调和的行动指针》。至此,日本的少子化对策从一贯以女性为中心的“支援工作与育儿兼顾”为主轴转向如车之两轮同时平行实施的“推进工作与生活调和”和“全面支援培育下一代”。十多年来,日本确实出台了一系列的少子化对策,但其实施后所取得的效果却甚微,原因在于其一系列的对策并未针对问题的实质,仅能“治标”,不能“治本”。

四、解决当代日本少子化问题探究

1990年以来,日本为解决人口减少、少子化现象等社会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对策,但实际效果并不佳。日本少子化问题的解决寄望于日本社会体制和相关法规方面的改革,当务之急必须解决“劳动方式的改革和工作与育儿两全”和“加强育儿方面的社会支援与合作”两大主要课题。

政府制定的政策应该直面少子化问题的严重性。应该正视国民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对现行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为国民营造有信心、有勇气培育下一代的社会环境。

企业可提供具有灵活性和公正性的机制以便双亲在工作和抚育子女上的时间分配,消除父亲直接抚育孩子的障碍。通过增加雇佣人数缩短劳动时间,创造弹性化的工作环境,建立确实可行的家长育儿休假制度、再就业制度等弹性化的雇佣制度,让女性安心生儿育女,让男性也有时间、有精力、有意愿参与养育子女。

社区应积极为本地区的市民提供实际可行的轻松的育儿环境,提供高质量的儿童托育设施和服务,设置育儿教育和咨询机构,为育儿排忧解难。在家庭中,长辈必须共同承担照顾女性生育,身为丈夫在获取育儿休假时应参与家务劳动。这样,既可解除年轻夫妻在育儿上的不安以及保育所、幼儿园数量的不足和托育时间的限制,又可全家享受天伦之乐。

第6篇：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 小于胎龄儿；宫内发育迟缓；病因；并发症

[中图分类号] R722.1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673-9701（2012）12-0129-02

小于胎龄儿又称小样儿，其发病率报道不一。因小于胎龄儿病因复杂，合并症多，是造成围产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倍受关注。本文就我院2010年2月～2011年5月新生儿科收治的98例小于胎龄儿进行回顾分析并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0年2月～2011年5月新生儿科收治98例小于胎龄儿，其中男43例，女55例，单胎79例，双胎16例，三胎3例。行剖宫产64例，阴道分娩34例。孕产期存在母体高危因素者37例，占37.8%（其中妊高征13例，占13.2%；妊娠合并剧呕11例，占11.2%；妊娠合并贫血8例，占8.2%；妊娠合并营养不良5例，占5.1%）；胎盘、胎膜、脐带、羊水高危因素发生者31例，占31.6%（其中胎膜早破12例，占12.2%；脐绕颈10例，占10%；前置胎盘5例，占5%；羊水污染4例，占4%）；胎儿自身存在高危因素29例，占29.6%。（其中多胎25例，占25.5%；臀位3例，占3%；胎儿畸形1例，占1%）；原因不明1例，占1%。

1．2方法

新生儿入院后查血糖、血气、电解质、每日经皮测胆红素、测体温，有胎儿宫内窘迫史和呼吸困难症状者摄床旁胸片、头颅B超，住院7 d后做NBNA评分。

2结果

2．1病因

小于胎龄儿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妊娠高血压综合征27例（占28%），其中轻度7例、中度8 例、重度12例；胎盘因素21例（占21%），包括前置胎盘11例，胎盘早剥7例，胎盘粘连3例；多胎妊娠19例（占19%），其中双胎妊娠16例，三胎妊娠3例；生殖道畸形11例（占11%），分别为漏斗骨盆及其他骨盆畸形4例、双子宫3例及阴道纵隔4例；高龄产妇9例（占9%）；母亲心血管系统疾病5例（占5%），其中先心病3例、风心病2例；内分泌系统疾病3例，其他3例。

2．2结果分析

98例小于胎龄儿发生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83例（其中发生巨细胞病毒感染2例），新生儿低血糖25例，新生儿低体温17例，喂养困难14例，颅内出血9例，缺氧缺血性脑病6例，染色体异常2例，新生儿窒息18例，吸入性肺炎13例，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3例，应激性胃溃疡1例，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1例，红细胞增多症4例，败血症1例。

3讨论

小于胎龄儿的发生与妊娠合并症、高龄初产、营养不良、遗传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可影响胎盘功能，影响胎儿血液灌注，使胎儿宫内营养供给不足、慢性宫内缺氧，影响胎儿宫内发育，造成胎儿宫内发育迟缓（IUGR）。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的发生可能与母体物质供应不足、胎盘营养转运障碍、激素、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异常有关[1]。国外学者研究发现，胰岛素（insulin, Ins）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insulin-likegrowth factor-Ⅰ,IGF-Ⅰ）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内分泌轴，在胎儿生长中可能起重要作用。Ins是人体主要的同化激素,促进组织的糖原、脂肪和蛋白质的合成，被认为是人体生长的标志[2]。IGF-Ⅰ增加葡萄糖和氨基酸的吸收，抑制蛋白质降解，刺激各种细胞增殖和分化[3]。母体的葡萄糖可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而胰岛素不能，胎儿体内的胰岛素由胎儿的胰岛B细胞分泌，并受来自于母体的血糖浓度影响，当因妊高征、前置胎盘等因素导致胎盘功能不良时，从母体进入胎儿体内的葡萄糖不足，胰岛素和c肽也减少，进而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导致营养不良型SGA(小于胎龄儿)形成[4]，故母体内分泌因素对胎儿有着重要影响。而双胎及多胎妊娠亦是造成小于胎龄儿的重要原因，这与胎盘供血不足、胎胎输血等因素有关。

本组资料显示小于胎龄儿并发症以高胆红素血症、低血糖、低体温、喂养困难等多见。小于胎龄儿高胆红素血症发生很高，可能的机制：①妊娠合并妊高征、胎盘功能、导致胎儿宫内慢性缺氧，髓外造血功能增加。胎儿髓外造血引起红细胞生成增多，导致新生儿红细胞增生症。新生儿出生后体内大量红细胞被破坏，胆红素产生增加，造成高胆红素血症。②小于胎龄儿易发生先天畸形、胎儿宫内发育迟缓、胎死宫内、新生儿低血糖、新生儿窒息、呼吸窘迫综合征等。这些并发症本身均为胆红素脑病的高危因素。③因肝脏发育不理想，不能及时清除胆红素，新生儿黄疸会非常明显，有时会造成严重后果。故应监测黄疸变化积极处理高胆红素血症。SGA儿虽然各器官细胞数正常或轻度减少，常表现为细胞体积缩小，而肝脏内表现尤其明显，从而造成肝脏糖原异生能力降低，肝糖原储备量减少，调节代谢能力低下，但SGA儿产热反应好，因此，易发生低血糖，而供能不足又易发生低体温。故生出后应加强喂养，积极监测血糖以及静滴葡萄糖水，防止低血糖发生。此外低体温发生率亦较高，只有加强保暖，减少皮肤散热并有效防止低血糖，才能防止低体温发生。故小于胎龄儿早期监护尤为重要。

新生儿围产期技术的进步使低出生体重儿成活率越来越高，能够成活的小于胎龄儿的出生体重越来越低，相应的体格生长问题也越来越多。胎儿生长过程中受到不利因素影响，不但使宫内生长迟缓，而且影响到出生后生长，其中相当一部分SGA儿出生后生长不能进入正常生长轨道，体格发育明显落后于足月正常新生儿。如果2岁时SGA患儿仍不能实现追赶生长，达到正常身高的可能性将会降低。不能完全追赶生长的SGA儿中50％将发生成年期矮身材。面对这一问题，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并找出相应策略。孕期尤其是孕早期的营养不良对胎儿可造成永久性的生长迟缓，因此，改善胎儿的营养状况，对减少宫内生长迟缓的发生，降低小于胎龄儿的出生率非常重要。孕期严密观察胎儿宫内发育情况，早期发现胎儿发育迟缓问题，及时进行干预和治疗，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Alice FT, Maya KH, Sharron EG. Direct administration of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to fetal rhesus monkeys[J]. Endocrinol, 1997, 138: 3349-3358.

[2]Menon RK, Sperling MA. Insulin as a growth factor[J]. Endocrinol Metab Clin North Am，1996,25:633-647.

[3]Stwart CEH, Rotwein P. Growth, differentiation and survival: multiple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for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s[J]. Physiol Rev，1996,76:1005-1025.

第7篇：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 北京；干部；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

目前，针对北京地区干部心理健康水平的调查，尚未见报道。我们于2005年3月～12月对在我院体检的1055名干部采用SCL-90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来自于2005年3月～12月在我院体检的干部。按来体检时间先后次序隔一入选共1055名。其中女251人，最小年龄36岁，最大年龄60岁，平均51.09±5.6岁；男804人，最小年龄31岁，最大年龄60岁，平均年龄51.11±6.18岁。受教育程度：硕士以上306人，本科617人，本科以下132人。婚姻：已婚1049人，未婚4人，丧偶2人。民族：汉族1025人，其他民族30人。职业：行政859人，企业管理54人，司法机关84人，教师40人，其他18人。

1.2 方法 采用北京安定医院监制的心理测试软件系统中的SCL-90症状自评量表。该量表每项均采用5级评分制即1分―无：无该项症状；2分―轻度：自觉有该症状，但发生的并不频繁、不严重；3分―中度：自觉有该项症状，其

严重程度为轻度到中度；4分―相当严重：自觉常有该项症状，其程度为中到严重；5分―严重：自觉常有该项症状，频繁和程度都十分严重。按统一指导语，让被试者自行在计算机上答题，计算机自动计算出结果。

1.3 统计处理 所有资料输入计算机，用SPSS 11.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组间对比采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最小显著差异法(LSD)。

2 结 果

2.1 不同性别之间各因子均数的比较（表内显示的均为有差异的因子） 见表1。

表1显示：①在躯体化因子的均分上，女性高于男性，差异非常显著(P

2.2 不同文化之间各因子均数的比较（表内显示的均为组间有差异的因子） 见表2。

表2显示：①在阳性症状均分上，本科以下组高于本科和硕士以上两组，且差异有显著性(P0.05)；其余各文化组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②在强迫症状因子的均分上，本科以下组高于本科和硕士以上两组，且与本科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

2.3 不同职业之间各因子均数的比较（表内显示的均为组间有差异的因子） 见表3。

表3显示：①在焦虑因子的均分上，行政干部高于司法机关，差异有显著性(P0.05)。②在恐怖因子均分上，其他职业的干部高于行政和教师，差异有显著性(P0.05)。③在偏执因子均分上，企业管理的干部高于行政和司法机关，差异有显著性(P0.05)。④在精神病性因子的均分上，企业管理的干部高于教师和司法机关，差异有显著性(P0.05)。⑤其余各因子的均分在不同职业组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表略)。

2.4 不同年龄之间各因子均数的比较（表内显示的均为组间有差异的因子） 见表4。

表4显示：①在阳性项目数的均分上，31～40岁组高于41～50岁和51～60岁两组，且与41～50岁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其余各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②在阳性症状均分、躯体化、其他因子的均分上，41～50岁组均为最低，且与51～60岁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其余各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③在偏执因子的均分上，31～40岁组高于41～50岁和51～60岁两组，且与51～60岁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其余各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④在焦虑、人际关系敏感、精神病性因子的均分上，31～40岁组高于41～50岁和51～60岁两组，且与之相比，均差异显著(P0.05)。⑤其余各因子的均分在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表略)。

3 讨 论

在性别上，女性躯体化表现的严重程度高于男性，男性敌对、偏执表现的严重程度高于女性，这与国内常模中的男女之间在强迫，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有一定差异［3］不同，这可能是与干部的职业特点和男女两性表达自己心理感觉的方式不同有关。

在文化上，本科以下的阳性症状均分、强迫症状、抑郁因子分高于本科和硕士以上两组，说明文化程度越低，强迫症状、抑郁越重。阳性症状出现后，严重程度的自我感觉也越重；这可能与在现今这个发展迅速、充满竞争的年代，要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对自己要求严、标准高、做事要求完美有关。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洞察个人和社会的能力较强，自我调节能力较强，故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

在职业上，行政干部的焦虑分高于司法机关，原因待研究；其他职业的恐怖因子分较高，因为我们这里的其他职业主要是艺术、技术、财会，这可能与这些职业特点和样本例数少有关。

企业管理干部，在偏执分上高于行政和司法干部，在精神病性因子分上，高于教师和司法干部，这可能与企业行业要求企业干部有更高的相对自主性以及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关。

第8篇：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

一、基本情况

农村老年人抽样调查情况：从问卷情况看，抽样的120位老年人中有6位是退休工人，__位是农民，多数老年人人均有承包地2亩左右，在60-69岁的抽样人群中，有60%是老年人自己耕作，40%是子女帮助耕种或转包；在70岁以上抽样人群中，只有少数身体好的自己耕种，绝大多数由子女耕种。多数老人经常给子女料理家务或照看孩子。

从文化程度看，90%老年人是文盲或半文盲，极少数是小学文化，平时不看书不看报，有选择性地看电视节目，以传统休闲娱乐节目为主，平时打打扑克、闲聊家长里短，基本不参加健身和文娱活动。

60%的老人与配偶同居，30%独居，10%与子女在一起生活，住的多数是自己的旧房，面积20—30平方米。去年个人全部收入60%在1001—元之间；30%在501—1000元之间，5%在500元以下；5%在5001—7000元之间，上级每年补助101—300元，每人每月大致开支51—100元，对物价上涨多数紧张，少数平静。没有社会养老保险金（退休人员除外）。50%老人子女经济状况较好，40%子女经济状况有困难，10%子女十分困难；50%老年人生活没问题没存款，10%老人达到温饱有困难、无欠债；15%有欠债，无法达到温饱；5%较富裕，有存款。欠债主要原因是无收入或收入太少、因病，其次意外事故、盖房、娶儿媳妇等。对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50%老人认为还算可以；生活水平一般，40%老人认为不满意；生活水平较低，5%基本满意；生活水平很差，5%很不满意。

农村老人身体健康状况普遍很差，70%老人患运动系统病症、心脑血管疾病、气管炎、肺部疾病（其中一至二种较多），25%老人患眼疾，有听力障碍，5%老人患其他神经疾病。自己干不了的事情80%老人靠家庭成员照顾，多数老人认为不孝子女有，但很少，具体不孝原因说不清楚，一般认为还是道德品行问题。

城市老年人抽样调查情况：从问卷情况看，抽样的60位老年人中农业户口18人，占抽样总数的30%；非农业人口42人，占抽样总数的70%，其中农转非3人，占抽样总数的5%。经过对60位老年人的抽样调查，使我们对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和需求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从文化程度看，调查发现城市老年人中初中文化只有4人，占调查总数的6.7%；小学文化32人，占调查总数的53.3%；文盲24人，占调查总数的40%。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水平虽然比农村老年人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普遍偏低。

住房条件：人均住房面积多在20-30平方米，楼房居多，基本上没有危房，多数老年人和子女生活在一起，60-69岁的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较强，同时还可以为子女做点日常家务，照看小孩上学等。70岁以上老年人因身体年龄偏大，随着听力、视力的减退和老年病的增多，身体状况相对较差，部分老年人需要亲属照顾，患病的高龄老人需亲属帮助做家务，照顾起居。家用电器方面：多数家庭仅有电视机、洗衣机、电话，部分家庭有电饭煲、电磁炉等，有电脑的家庭较少。

在医疗保障方面：随着政府出台的老年人优惠政策，老年人都加入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村转居），城镇的非农业家庭老年人除部分老有所医外，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就医仍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新型合作医疗报销比例和种类不同），少数特困老年人和五保户，生活水平偏低条件较差，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大多数老年人不想入住敬老院等养老机构，主要原因也受经济状况的制约，特困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政府的低保金生活。而城镇的低保标准为200元/月/人，农村的仅100元/月/人。同在一个社区生活，差距很明显，受文化水平的影响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多数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和娱乐活动的较少，对自己今后的生活存在忧虑，认为社会治安不是很好，多数老年人感觉老年证没有多大用处，得不到实惠。因此很多老年人不愿办证，这也是办证率低的主要原因。

调查同时发现有的社区为老年人服务工作很扎实。为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免费查体，对部分困难的患病老人给予免费治疗，老年人高龄补贴按时足额发放，还为五保老人提高了补贴标准，新换了服装、被褥，老年活动室设施齐全。

“在养老预期和建议”一栏中，许多高龄老人无法完成这项问卷。从能够勉强回答的人群中，对敬老院、福利院、养老院、老年公寓这些机构，70%老人听说过有镇敬老院，不很了解。在以后养老形成中70%选择居家养老，20%老人选择根据子女意愿确定，10%老人没考虑过。在家养老主要原因是身边有老伴或子女照顾，与孙子辈在一起享天伦之乐，与村里熟人相处心情愉快。最关注的是人老了子女孝顺，有生活保障，有病能看得起。

根据调查和平时掌握的情况，在农村的老年人把一生积累的钱都用在子女身上，没有存款，一但丧失劳动能力只能靠子女供给。多数子女代种父母的田地，给够一年的口粮，家庭状况好的子女一年能给些零用钱，多数是只给粮不给钱，老人花钱只得卖口粮，老人最怕生病，小病硬抗着，大病不住院，平时有常用感冒、发烧药就算好的了。因此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普遍很差。

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分析：

1.生活贫困，生活质量差的状况长期存在。从调查

统计综合情况分析，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处在贫困线下的老年人不在少数，导致部分老年人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有：（一）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固定收入。没有劳动能力，又无固定收入，这是导致老人贫困的首要因素。（二）年老体弱，因病残致贫。这一类老人健康状况差，体弱多病，缺乏医疗保障，多数老人无钱看病，有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部分企业效益不好，退休老人不能及时报销医药费，使他们生活状况更加窘迫，结果因病致贫，甚至是贫困交加。他们是贫困老人中最困难的一部分。（三）自己无生活来源，儿孙无能力赡养。在这些贫困老年人中，有的子女病残，智力低下，生活不能自理；有的子女下岗待业，或无一技之长，难以再就业；有的儿子去世，媳妇改嫁，留下孙儿孙女，还要由老人抚养，因而导致老年人生活更加困难。（四）部分家庭法律意识和敬老观念较差。家庭养老是当前养老的主要途径，据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家庭，法律意识和敬老养老观念都比较强，能够履行赡养义务，但有少部分家庭及其子女，法律意识和敬老观念比较差，不愿赡养老人，导致老年人晚年生活贫困。（五）无退休金或退休金低。这种因素致贫的老人主要在城镇街道、集体企业退休，无退休费或相对较低，难于保障基本生活。（六）天灾人祸和其他突发事件。因此助老济困工作任务艰巨，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2.医疗保障体系薄弱，短期内很难实现老有所医。虽然有了新农合但是报销的金额种类不同，特别是对特困重病老年人来说，就医仍是个老大难问题。

3.社区或政府对于老年市政设施投入较少，老年人活动没有空间或空间较小，投入机制不稳定。

4.特困老人的救助机制缺乏长效型，需党政重视，全社会参与和慈善捐助。

5.针对老年人事业的优惠政策少，有的政策落不到实处。

三、建议与对策

1.当前要着力解决老年人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养”和“医”的问题，把城乡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城市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乡贫困老年人的医疗救助、生活救助制度真正建立健全起来，使城乡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第9篇：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

这一改革从提案伊始就争议重重，然而执政党几经易换却没有影响法案的施行。其背后的原因正是日本社保的巨大缺口让财政重建迫在眉睫。而医疗费用约占社会保障费用的1/3，且逐年上涨，而这正是造成这一巨大缺口的主因之一。

医保赤字困扰日本

在“国民皆保险”的社会保障制度下，日本医疗保险大致以三种形式覆盖全民。

首先是由协会健保、船员保险和各种共济组合组成的职工保险，其中协会健保包括以中小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健康保险，和以大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健保组合。其次是以农民等非正式职工为对象的国民健康保险（国保）。此外，还有以75岁以上的全体后期老龄人口，以及65岁以上74岁以下有身心障碍的前期老龄人口为对象的老龄人口医疗保险。

厚生劳动省的报告指出，2011年国民健康保险实际收支情况为3022亿日元的赤字，而健保组合在2012年的赤字为2976亿日元。由于医疗费用财源由保险金、公费和个人负担三部分构成，近年来，窗口个人负担的金额不断上涨，而伴随着保险金的增加，未参保者也在增加。在严峻的财政状况下，各保险机构都强烈要求扩大公费投入。

厚生劳动省的数据表明，由于现存医保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以及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等原因，日本医疗费用总额在近五年间，以每年1兆日元的速度持续增长，2010年已达到37兆4202亿日元，其中公费负担占38.1%。医疗费与国民收入比和GDP比分别为10.7%和7.8%，与OECD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值相比，虽然处于较低水平，但医疗费用总额中的公费负担率与英国等国家同属于最高等级。按照现状分析，预计其医疗费在2025年将达到60.4兆亿日元，其中公费负担将显著增加。

在医疗费用对公费的高依存度下，另一方面，日本的税收却处于下降趋势。由于医疗费用中公费主要来源于税收，其结果就是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公共债务与GDP比已经达到两倍，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面对这种捉襟见肘的窘况，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希望放在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上，以期通过消费税率的提高增加公费投入。然而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现行5%的增税方针并不能实现财政重建。要实现基本收支平衡，必须要提高25%的消费税。同样，要解决医保赤字，光靠提高消费税可谓治标不治本。因此，学习院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远藤久夫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国民正确理解到，经济不景气、少子高龄化和过剩债务的背景下，要维持全民医保的公共医疗保障极其困难，为此首先应就医保制度中负担与支付的理想状态取得一致意见。

医保制度积弊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世界第一。这有赖于国民皆保险制度下的医保制度极具公平性，和选择医疗机构的高自由度。因此日本医保在世界上的评价相当高，然而当其政府公债成为世界最高，开始加大力度抑制医疗费上涨时，正如远藤教授所说，有必要将目光放回到医保制度本身，追本溯源，以求更好地解决医疗费上涨问题。

首先，在支付制度上，日本医疗保险的结算方式被称为诊疗报酬制。其对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进行全国统一定价。具体方式是将实施的医疗行为按照各自对应的项目打分，以每分10日元的价格来计算。其内容包括基本诊费以及特殊诊费。简单来说，诊疗报酬制是按项目收费的结算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检查越多，开药越多，医疗机构的收入也越多。医疗机构为增加检查，不断导入CT、PET、MRI等高价格的检查仪器，而患者自身也习惯了大量的检查，造成了医疗资源和费用的浪费。

另外，根据OECD2010年的数据，日本每1000人中有2.2位医师，低于OECD3.1位的平均数目，但日本平均住院日却达到了18.2天，在34个国家中排在首位，远超于OECD7.1天的平均数目。日本正陷于一种怪圈：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就面临赤字，而即使医疗质量不高只要数量够了，也能得到利益。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上述的诊疗报酬制，自由选择医疗机构的机制让日本的短期病床接收了很多需要长期疗养的患者。

在日本，无论是在大学医院还是诊所，只要是医保定点机构，个人负担的金额比例并无区别，因此患者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由选择医疗机构。

从事医疗管理工作的星多绘子认为，这种自由选择机制一旦过度，会造成对医生的选择性消费以及重复治疗，从而使国民医疗费用增加。

日本的现实是，患者为了安心，首选拥有200张病床以上的大医院，这让双向转诊制度成为一纸空谈。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诊疗报酬曾规定，对首诊时没有诊所医生开具介绍信就到大医院就诊的患者额外收取一笔费用，一般在5000日元左右，但即使如此，也没有遏制住患者到大医院就诊的意向。因此2012年日本的诊疗报酬降低了首诊报酬，通过增加“选定疗养”患者的经济负担，来减少患者到大医院的就诊人数。

虽然政府希望借诊疗报酬的改定引导患者合理流动，但厚生劳动省的数据表明，医院在最近5年间减少了338家，而每家医院的医疗费月额增加了3500万日元。这表明医院申请的诊疗报酬在增加，从中可以看出面向大医院的医疗集中化的倾向。由此可见，诊疗报酬的诱导并未起到应有作用。

医疗费用可以用“医疗量（住院日数、治疗人数）×诊疗报酬（医疗单价）”表示。梳理日本近二十年来医疗政策的流变可看出，每两年改定一次的诊疗报酬是日本抑制医疗费上涨的重要工具（见链接）。日本通过上调医疗服务价格同时降低药品价格的方式，实现诊疗报酬的负增长，从而抑制医疗费用。

然而，由于老龄人口持续增加，减少诊疗报酬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连续的医疗费抑制政策也带来了医疗崩坏。为维持应有的医疗水准，又能从根本上改变抑制医疗费上涨的政策，进一步修正筹资比例必不可少，然而前提是全体国民达成一致意见。

2010年日本医疗费的48.5%来自社会保险金，38.1%来自公费，13.4%来自个人负担（见图）。日本公费负担比重远高于OECD一般国家，其中公费的50%用于后期老龄人口医疗。从患者负担医疗费的比率来看，70岁以下6岁以上的患者负担三成，75岁以上患者负担一成医疗费。公共保险的保险金根据收入而非风险决定，这就使得年轻一代面临过重的保险金负担，影响了社会公平，也使得公费负担随着老龄化加剧而加重。另一方面，因为公费负担过高而不得不提高消费税的做法，又无形中加重了低收入者的负担。

但提高社会保险金也并非最稳妥的做法。在中小企业减薪的背景下，协会健保的平均保险金率在2012年比过去最高上升了10%，财政状况十分严峻。而健保组合的保险金率虽然低于协会健保，却强烈反对提高保险金。国保更是由于无业者和非正式职工的增加，构造上极端脆弱，并且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以低收入者为中心保险金的未缴纳率在上升，提高个人负担比例也遭到了医疗团体与患者的强烈反对。

在现有医保制度的支付与负担如何达成理想状态的问题上，日本或许还需继续上下求索。

少子老龄化雪上加霜

“在探讨医疗费与公费负担的问题时，最大的课题是对于75岁以上的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应该如何筹资。”关西大学的林宏昭教授在《医疗与公费负担――应对少子老龄化的财源政策》一文中这样指出。

在造成日本医疗费上涨、财政严重赤字的因素之中，少子老龄化是一个避无可避的话题。

2012年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显示，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24.1%。根据预估，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在2025年将达到3657万人，75岁以上的老年人2055年占全人口比重将超过25%。另一方面，出生率的低下带来了儿童数量的减少。2013年65岁以上老年人与年轻人已经达到了4比1的比率，可以说日本已经进入了超老龄社会。

老龄化社会带来了相比过去达到最高的社会保障费。据统计，社会保障费与国民收入比从1970年的5.8%上升到了2010年的29.6%，而老龄人口在社会保障费中所占比达到了68.1%。

为应对少子高龄化，日本在2008年以前施行“老年人保健制度”。但在 75岁以上老年人和现役人口加入同样的制度下筹集老龄人口的医疗费，现役人口和老龄人口的负担比例很难分清，要抑制医疗费的上涨也很困难。

为此，日本从2008年开始施行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制度。将老龄人口作为独立的年龄层，纳入新的保险体系。运营主体为多个市町村加入的“广域联合”。由于老龄人口自身负担能力较小，需要其他医保层面的支援机制。其中未满75岁和75岁以上的人有所不同。65岁到74岁的“前期老龄人口”与现役人口加入同样的医疗保险，自由营业者和无业者等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大企业员工加入健保，中小企业员工加入协会健保。

企业员工离职后，很多人转入国保，使国保医疗费上涨。而健保组合和协会健保按照参加人数，支援一定的“缴纳金”，即所谓的“财政调整”机制。2013年，日本的缴纳金在2兆9000亿日元以上。

75岁以上的老年人加入“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制度”。医疗费中除去由个人负担的部分，由公费负担五成，剩下的部分一成来自老龄人口的保险金，四成来自现役人口的支援金，支援金约为5兆8000亿日元。

与老龄人口极低的负担保险金额相对的是，2009年老龄人口的人均诊疗费是年轻人的4.7倍。

少子老龄化加重了生产年龄人口的负担，特别是财政基盘脆弱的协会健保，由于支援金的影响已经存在大幅赤字。可以说，少子老龄化已经威胁到了互相扶助下成立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存续。

为此，认为老龄人口应当提高负担比例的呼声正在日渐壮大，但究竟何时才能施行，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此外，由于国保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保险，当一个家庭中，成员先后进入后期老龄人口层时，其计算方法就会相当混乱。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对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制度按照年龄区分的做法加以修正。

少子老龄化是世界性的问题，但日本作为世界第一长寿之国，并无多少他国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