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精选(九篇)

第1篇：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明清书法； 书法教育； 组织形态； 书法教学内容

书法以其所书写的文字内容传承了中华民族不朽的思想文化，又以视觉艺术的呈现形式传承了民族独特的艺术传统，还以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进行了物质文明的历史传承，有学者认为书法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那么书法教育就是传承文化核心的方式与手段。古代书法教育研究是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基础，在目前书法教育史研究尚显薄弱之时，进行明清时期的断代研究尤具意义：这一时期集历代书法教育之大成，上承古代书法教育的传统组织形式与教学内容，下启现代书法教育的新兴思想和教学方法，既是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的总结时期，又是现代书法教育的滥觞时期。对此一时期书法教育进行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复原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发展的全过程，亦有益于揭示中国书法传承的基本规律，从而为当代书法的教育、传承提供历史借鉴。

一、明代的书法教育

在明朝立国之前，即元至正二十五年就将应天府学改为国学，创建了中央最高学府，又于明洪武十四年改建国子学于鸡鸣山下，次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永乐元年另设北京国子监，永乐十八年明正式迁都北京，将原京师国子监改为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则为京师国子监。明朝便有南北二个国子监，由此，逐渐形成了明代官学中的书法教育制度。除学校以外，明代具有书法教育功能的官方机构还有内阁中书科和翰林院。至明中叶，书法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涌现出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等一批杰出书法家和书法教育家。

由此可见丰坊对两种书风提出直接批评，一是以当朝沈度、姜立纲为代表的毫无生气的台阁楷书，一是以张弼、李东阳为代表的毫无古法类于野狐禅的草书。类似上述客观而精辟的论述，正是明中叶以后对书坛时弊拨乱反正思想的具体反映，这种思想表现在书法教育著述当中则更具有深远影响，难能可贵。

刊书与刻帖的昌隆嘉靖、万历年间，图书刊刻尤为昌隆。据分析明人刻书总数应逾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当时江南市井文学繁荣，万历以后刊印了大量小说、戏曲等书籍，福建建阳、江苏金陵、安徽徽州、浙江武林等地涌现出一大批著名书坊。明代修书事业兴盛，字版书刻工作繁重，对书法人才需求急剧增加。在客观上也成为刺激书法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刻帖对明代书法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初期，刻帖渐旺，中期之后更盛。明代刻帖以私帖为主，官方刻帖，远不及宋代。时人得见了许多秘藏的历代书法珍品，为当时书法教育提供了广泛的学习范本，在法帖教育发展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下，孕育了有明一代许多著名书法家。

二、清代的书法教育

（一） 教学组织形态的多元化

清代的官方书法教育机构主要有国子监太学、县学校及书院虽然对书法教育仅停留在实用所需的层面上，民间书法教育主要包括家学庭训、私塾课徒及书院教学三种模式展开。海宁陈氏家族收藏甚富，董其昌曾在陈家教书多年，并留下了许多墨宝。此外，钱大昕在苏州紫阳学院、何绍基在济南泺源书院及长沙城南书院、张裕钊在保定莲池书院讲授书法名极一时。

（二）馆阁体、碑派书法和篆隶复兴

科举考试及馆阁体的流行、碑学兴盛及崇碑书风的兴起，正是由于科举重书，所以清代学书之风极盛，促进了书法普及教育的广泛展开，同时，由于清代以科举应试为目的的书法基础教育广泛施教，到康熙时期西学的传播达到了鼎盛，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清政府缘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加强了思想的统治，大兴文字狱，同时又禁止了西方传教活动。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于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出现了转向，学者们把研究的范围集中到了文字学。

（三）教学的演进和誊录的刺激

由于当时出版业的相对落后，抄书、写经成为民间获取、保存图书的主要手段，加之中央政府及各省督巡抚、学政、布政司等需要大量擅楷书者。所以文人即使科举落第，倘若擅书，就可以抄书谋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清代书法教育的发展。

综上可知，对明清时期书法教育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时期教育政策、制度，乃至于组织形式、教学内容等的规定都对书法教育的发展形态和发展水平有制约作用。

第二，包括科举、铨选等在内的任官考核制度对书法教育的社会认同有导向作用。

第三，历史时期的人文思想、审美风尚对书法教育的取法范畴、风格特点、评判标准等具有规范作用。

第四，书法的理论研究成果与教学研究成果对书法教育教学思想、方法、手段，乃至于教学效果等都有推动作用。

第五，碑帖拓本、名家墨迹的传拓、收藏以及图书刊刻的隆兴等都对书法教育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第六，域外别传以及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书法教育的推广亦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中国书法艺术本身的属性和特点决定了书法教育具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基本特点，诸如学校教育等师徒授受方式的授课教育即为具有显性特征的书法教育； 由书法教育著述及碑帖拓本、名家墨迹等的流通、收藏、传习而产生的法帖教育即为具有隐性特征的书法教育。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明史[K]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王世贞.艺苑卮言[K]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3]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K]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

[4]施蛰存.北山谈艺录[K]北京：文汇出版社，

第2篇：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一、半个世纪教育生涯残存吉光片羽

    吴宓1894年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安吴堡一个小康之家，16岁之前接受了较系统的私塾教育和新式学堂教育。1910年10月考取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生，1917年8月赴美留学，进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文学，次年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1921年，吴宓从哈佛大学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是年5月，他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任教，开始了其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

    1921年8月至1924年6月，吴宓先后在南高师英语系和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任教三年，勤奋敬业，颇有建树。此外，他与梅光迪等几位同道协力创办《学衡》杂志，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独具风格的学术流派。1924年春，东南大学宣布裁并西洋文学系，将其并入英语系。吴宓于1924年5月底，应聘到东北大学任教。1925年2月回到清华园，受命筹建研究院国学门(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年3月，因在研究院未来发展规划上与校方意见不合，吴宓辞职转任大学部西洋文学系教授，后系主任。从1928年至1937年清华大学南迁前的九年里，吴宓除1930年赴欧洲游学一年外，他在给本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的同时，还先后在北京大学等四所大学兼课，讲授希腊罗马文学等多门课程。1938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吴宓经香港辗转到校任教，直至1944年。1942年8月，他和陈寅恪等一起被民国政府教育部聘为教授，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告结束，本应回到清华的吴宓因种种原因滞留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直至1949年4月离开。新中国成立后，吴宓蜗居西南师院，历任院务委员会委员、重庆市首届文联常委和市文联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主任。1955年后吴宓一直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1956年，学校将吴宓定为一级教授，他两次上书学校，拒不接受。校方只好将其降为二级。“文革”期间，吴宓先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因坚决反对批孔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尽折磨，导致腿跛目盲。1978年1月17日，吴宓在故里含冤饮恨与世长辞。1979年7月，西南师范学院为他彻底平反昭雪。

    综观吴宓的一生，正逢中华民族从屈辱中奋起，在抗争中前进，于变革中自立自强。他亲历了晚清王朝覆灭、辛亥革命、国民党执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和“文化大革命”等诸多重大事件，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新式教育和西方现代大学教育，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在中西文化相激相荡的时代背景下，在传统大学教育制度向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嬗变的历史时空里，他就怎样会通中西文明、造就博雅之士这一重大课题作了积极探索。除了20卷洋洋数百万字的日记，还留下了《〈清华周刊〉增刊“引言”》、《论新文化运动》、《研究院章程》、《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外国语文系概况》、《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和《大学的起源与理想》等珍贵资料，为我们解读其厚重而深邃的教育思想提供了一手材料。

    二、南北辗转上下求索只为造就博雅之士

    无论是做一个普通教师，还是参与学校和院系行政工作，吴宓有着一以贯之的教育理想与追求。这些理想概括起来说，就是用中西方优秀的文化培养会通中西的博雅之士，进而形成了一个包括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在内的逻辑体系。

    (一)教育目标：培养博雅之士。他在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概况》中开宗明义提出，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11]199，这样的学生要能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博雅之士”人才培养目标的提出，既是吴宓作为外文系主任贯彻落实清华“造就中国领袖人才”总目标的具体行动，也是他多年来针对中国大学教育转型过程中许多流弊而做出的理性思考。早在清华读书期间，吴宓就开始关注当时所谓的“新教育”问题，深感“留学异邦者，或以不谙本国情势，或以未深汉文基础后，纵饱西学，而不实用，甚至归来图博升斗，以学问为干禄之具。”[12]29本校“学科日形裁减，专务养成外国语娴习之奴隶。科学浅显已极，国文尤鄙视不道。”[13]495在清华，他在认真征求教师意见的基础上拟定的《国学研究院章程》开篇即讲：“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目的在于养成两项人才，一是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是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11]185这样的人才，在吴宓心目中，就应该像他在南高师的同道刘伯明等。

    著名教育家刘伯明(1885－1923)有“南雍祭酒，纯粹君子”之誉。他早年在章太炎门下受业，后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民主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他赴美攻读哲学和教育学，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刘伯明倾心于教育事业，先受聘为金陵大学教授，后任国文部主任。1921年刘伯明改任校长办公处副主任(主任由校长兼)，实际主持校务。吴宓在南高师三年，与刘伯明等人长有往来。从吴宓在东南大学的日记和晚年自编的年谱看，他盛赞“本校副校长兼大学文理科主任刘伯明…&h ellip;贤明温雅，志同道合”[14]214。刘伯明先生1923年英年早逝。吴宓精心撰写224字长联，集中表述了他对刘伯明为人做事学识功业的赞赏。上联是“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后定方法。不违吾素，允称端人。几载绾学校中枢，苦矣当遗大投艰之任。开诚心，布公道，纳忠谏，务远图，处内外怨毒毁谤所积聚，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世路多崎岖，何至厄才若是。同知成仁者必无憾，君获安乐，搔首叩天道茫茫。痛当前，只留得老母孤孀凄凉对泣。”下联为“合学问与事功，有理想并期实行。强为所难，斯真苦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效东林复社之规。辟鼓说，放淫辞，正民彝，固邦本，撷中西礼教学术之菁华，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业初发轫，遽尔撒手独归。虽云后死者皆有责，我愧疏庸，忍泪对钟山兀兀。问今后，更何人高标硕望领袖群伦。”[14]254

    (二)教育内容：中西文明精粹。早在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风起云涌之际，吴宓即从自己会通中西的教育观明确提出，造就新文化新教育必须采撷中西传统文明之精华。“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11]15他对当时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学说的做法表示明确反对，至死不改其志。“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11]15吴宓认为，思想文化作为教育的重要资源，其演进规律和自然科学进化论有明显不同。“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未必胜前”[11]15。与此同时，他强调倡导新学应当引导学生全面了解西学。“故私心所祷祝者，今国内之学子首宜虚心。苟能不卷入一时之潮流，不妄采门户之见，多读西文佳书，旁征博览，精研深造，如于西洋之哲理文章等，洞明熟习，以其上者为标准，则得各西方学问之真际。”[11]23关于在教育内容上会通中西的主张，在其制定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和外语系学程有更具体的表述。他认为，国学院师生不能停留在故纸堆里做琐屑的考据，或写浮华的文章，应“探讨其中所含义理，讲明中国先民道德哲理之观念，其对于人生及社会之态度，更取西洋之道德哲理等，以为比较，而有所阐发，以为今开中国民生群治之标准，而造成一中心之学说，以定国是。”[11]185根据当时清华规定，学生四年要获得160学分才能毕业。外文系本系课程原来是142学分，后改为132学分，所以学生还需要在其他系科量力选修28学分。那么，在选修哪个系课程的问题上，吴宓强调，“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11]201。他认为，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关系最密切，“本系学生毕业后，或作高深之专门研究者，固有其人。而若个人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称而传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富。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联络共济，惟其联络不在形式，所谓本系全体课程皆为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11]201

    (三)教育方法：古今东西辩证取舍。纵观吴宓对教育方法的思考，至少有三点仍有裨益。一是对背诵等传统教育方法不宜完全否定。吴宓通过引述其师白璧德观点强调，中国传统教育方法，过分强调记忆，固然有其不合理的地方，但全然抛弃仍有不妥。“吾人已忘却所谓选择记忆之功用。此种记忆，在真正之人文训练中，实至重要。吾人记诵佳诗格言，当时或不觉其奥理，然日后之经验，每能为之印证。”177。一般情况下，学生在校研究一年，提交研究成果，经考核合格后发给毕业证。师生都必须住校，就是为了让教授和学生不事外务，专心学问，与此同时，师生都在学校住宿，可以增加师生接触和沟通的机会，以便教授随时辅导学生，学生随时请教学问。

    吴宓一生从教五十余载，桃李无数。在参与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过程中，他继承中国旧日书院和英国大学道尔顿辅导制度，制订并严格执行章程。清 华国学研究院虽然仅招生四届，毕业74人，但在当时的中国开创了一股国学教育研究的新风气，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个奇迹。在外语教育事业方面，吴宓参考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针对当时的国情和需要，亲手制订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通过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大学中的一流系科，与美国哈佛大学的语言文学系相颉颃。在清华二十余年，他和同事们一道，培养了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一批中坚力量，如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刘节、刘盼遂、谢国桢、贺麟、张荫麟、罗根泽、周传儒、蒋大枢、钱钟书、曹禺、李健吾、季羡林、罗念生、吕叔湘、浦江清、李赋宁、王佐良和许国璋等。

    三、寻根东西源流三川方闻空谷足音

    纵观吴宓的一生，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三个方面影响：一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二是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浸淫，三是王国维、陈寅恪和柳诒徵等文化保守主义同道的互动。正是上述来自东西三方面的文化因子构成了吴宓大学教育思想厚重的哲学基础。

    (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乃为源头活水。吴宓生在陕西关中，这里民风淳朴，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他的祖父吴家骏曾任华阳县学训导一年。生父吴建寅幼年师从关中大儒刘古愚。养父吴建常肄业味经书院。吴宓自幼聪明好学，博闻强记。60多岁的吴宓在重编自己年谱时，仍能清楚地记得：“故宅大厅，悬挂木刻(白底红字)之楹联，文云‘叙天伦之乐事：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著大学之明法：格物，致知，正心，修身。”[14]13家中藏有清朝龙启瑞撰《字学举隅》木刻本等藏书若干册。吴宓8岁时，继母就教他读《唐诗别裁》，10岁时吴宓就读完《史鉴节要便读》和《孟子》(上)至《孟子·滕文公下》，且都能背诵。11岁时，吴宓由《孟子·离娄上》起，读完《四书》全部，开始读《春秋》和《左传》，《春秋》能够全部背诵。吴宓最喜欢的是《左传》，“宓后来所作诗文，多取资焉。”[14]53即使到了清华，在他的阅读书目中，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也仍然占很大比例，如王安石、龚自珍等人的诗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润物细无声，在吴宓少年思想中逐步根深蒂固。

    经过美国新人文主义洗礼的吴宓，在回国以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反对新文化运动。他一方面积极介绍西方人文主义学说，另一方面针对国内盲目反孔的潮流，以一个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立场，对以孔学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做了比较深入的阐释，专门写了《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一文，发表在1927年9月22日的《大公报》上。他认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犹太的耶稣代表着西方文明，中国的孔子和印度的释迦牟尼代表着东方文明，这四大文化犹如四根支柱，支撑着世界文明大厦，要造就新文化，应当先通晓旧有之文化，然后把中国的孔孟人文主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融合贯通，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的论述，熔铸一炉，这样便可以创造融会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的新文化。

    文化观是教育观的重要基础。在吴宓的教育生涯中，他反复对外文系学生强调，要学习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会通中西文明”。吴宓在《文学与人生》这门课程的教授过程中，曾列出了长长的阅读书目，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文化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楚辞》、《礼记》、《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古诗源》、《十八家诗钞》、《桃花扇》、《长生殿》、《石头记》……”[18]3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吴宓作为一个外文系教授，无法胜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也正是因为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吴宓在探索理想的大学教育模式时，他的关于“会通中西文明、造就博雅之士”的主张才显得比一般人坚实厚重。

    (二)美国新人文主义的谆谆教诲提供基本坐标。以白璧德为宗师的新人文主义，是西方现代思想史上十分独特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知识分子对近代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理性反思。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人道主义强调泛爱人类，而新人文主义认为不能泛爱，要加以选择，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各种规范与德性，主张以人性中较高之自我遏制本能冲动之自我，强调自律与克制。针对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泛滥造成的物质发达、人文异化的社会后果，新人文主义者提出了挽救时弊的两条措施：一是倡导“人事之律”，用古今中外有关个人内心修养的道德规范涵养自己，自觉抵制私欲；二是推行人文教育，具体来说，就是要以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东方的孔子和释迦牟尼为模范，使人明白为人的道理。

    青年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成型定向的关键时期。吴宓留美四年，有三年时间在白璧德的指导下选课受教，并通读了白璧德和穆尔先生的全部著作。回国以后，他不仅利用《学衡》杂志热情传播他们的教育和文化主37他感到，白璧德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许多主张不仅契合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深思，而且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能了解中国文化的优点。

    从吴宓的实践和著述看，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教育方面给吴宓最大的影响是，让吴宓坚信人文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播“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就是引导学生掌握和吸收东西方文化精华，把自己培养成为有涵养、有德行的人文学者或君子；在此基础上，把学问当作一生不可须臾放弃的事 业，学习研究中西文化，汇通各种文化中超越具体时空、具有永恒的普遍价值的精髓，建立中华新文明，救亡图存，并为解决全球之人文困境作出新贡献。

    (三)文化保守主义者互为酬唱带添持续动力。梳理吴宓的交友圈，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与其往来者甚众，但过从甚密者不是太多，堪为同道者更少。除和陈寅恪一朝相识终身为友外，择其要者而言，在美国留学时当属汤用彤，回国后在东南大学则推柳诒微，在清华大学早期应数王国维，后期可列冯友兰。而这几位在文化哲学上基本上都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可以想见，与这几位文化大师常有切磋的吴宓，在思考教育问题、从事教育实践过程中，其言其行必然会带有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

    为了具体说明吴宓在教育思想上受到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这里简要补充介绍王国维教育思想，并对其与吴宓教育实践的影响作简要分析。所以选择王国维作为其中的个案，原因有二：一是年轻的吴宓执掌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对王国维尊崇有加；二是王国维早期学术研究重点在教育鲜为人知，其教育思想在吴宓筹办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上多有反映。工国维早期任教多年，在翻译西方教育学著作的同时，就教育问题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等论著，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教育主张。主要包括：(1)提出了培养“完全人物”的教育方针；(2)提出尽快办好高等教育，培养英雄与天才；(3)改革学校管理，主张让懂教育的圣贤来管理学校，裁减冗员。这些主张虽然反映的是王国维早期教育思想，但其中一些基本观点，王国维一直未变，直至在清华任教。我们从他和吴宓共同商讨制订的《研究院章程》中，仍然可以看到他一脉相承的大学教育思想。较有代表性的，可举王国维关于大学师资问题的主张。王国维认为，专门学、外国哲学、外国文学等的教师可以聘用外籍教师，至于经学、国史、国文学之教师也并非是一些遗老就可以充任的。遗老“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20]131这方面的师资宁缺毋滥。“苟经学、国文学等无合格之教授，则宁虚其讲座，以侯生徒自己之研究，而专授以外国哲学、文学之大旨。既通外国之哲学、文学，则其研究本国之学术，必有愈于当日之耆宿者矣。故真正之经学、国史、国文学之专门家，不能不望诸此辈之生徒，而非今日之所能得也。”[20]131王国维一直主张，大学师资立足于自己培养。国家可以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派一些留学外国，大学教师“渐以大学卒业后之留学生及学力与之相等者代之。如此十年、则分科大学中除授外国语学外，可无以外国人而担任讲座者矣。此永久之策也。”[20]131对照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可以看出，其选聘师资的标准以及执行情况，确实贯彻了王国维的基本观点。他自己虽是清朝遗老，但早年留学日本，视野开阔，绝非庸常耆宿，而且国学院就他一位，其余三位教授都是对中国学术文化有全面了解、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后辈生徒。清华决定聘请陈寅恪时，陈尚在海外。学校宁愿虚席以待，而不暂聘他人代为授课。另外，从中国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大批留学生从海外归来，充实到国内大学教师队伍中，为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本土化提供了重要的师资保证，正应验了王国维的当年预言。清华国学研究院将人才培养定位在培养国学师资和终身以学问为职业者，造就了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批大师，的确也实现了王国维的早年梦想。

第3篇：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清朝是由东北方少数民族满族所建立的一个封建政权。在政权建立的过程中，满族人不断学习汉族封建文化。为了更好地巩固政权，清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从努尔哈赤时代起，接受家庭教育便是清皇室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活动。除清代皇室教育活动外，清代最主要的家庭教育活动是民间家庭教育活动。清代民间家庭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目前传世的家训有50多种，可谓是封建家庭教育之集大成者，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民族气节教育。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被异族统治是一种奇耻大辱，为异族政治服务是卖国求荣的败类。因此明朝灭亡之后，大量汉族知识分子，宁愿退居乡野，也不愿意出仕清廷，并且教育子孙不能丢失民族气节，宁愿为奴为仆，也不能去做官。气节教育在清代早期家庭教育中表现得十分显著，从流传的各类家训中均可以发现相关的训诫内容。例如明末清初被誉为学海的傅山，不仅自己一生行走江湖，悬壶济世，并且教育自己的儿子要守住气节，万万不能去当清朝的官。气节教育在一定程度表现了清初满汉之间的民族对立。虽然此后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并且有大量汉族知识分子参与到清政府的政治活动之中。但是民族气节教育始终是清代传统家教的重要内容之一。

2.自力教育。在一般人看来，中国古代教育似乎倡导的是一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深入观察清代家庭教育的内容，不论是清朝皇室的家庭教育，或是一般知识分子家庭的家庭教育都十分注重子女的自立问题。例如清代皇室的狩猎活动，便是一种典型的生存教育。清初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教育子女时，将农艺视为根本，主张耕读并重的思想。在西方实务思想的冲击下，林则徐、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将传统家庭教育中的自立教育进一步发挥。李鸿章曾多次告诫子女，应当向西方人那样注重自立，不应该靠父母的荫蔽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

3.家庭伦理教育。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家庭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主要形式。家庭伦理是传统伦理的核心。针对家庭伦理的教育是传统家庭教育的核心。清代家庭伦理教育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主张孝悌尊长。但是由于民族矛盾，在一些家训中不再有关于忠君的内容，而是强调明哲保身。以朱伯庐为例，在他的《治家格言》中将“勤俭持家”、“简朴持家”、“忠厚传家”等作为家庭伦理的原则，其中也包含着家庭经济伦理的思想。在以王夫之为例，在家庭伦理问题上，他主张家庭成员之间应当发自内心的和谐，注重彼此之间的沟通。

4.处世教育。清中期后，满汉民族矛盾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缓解，清政府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均采取高压政策，一方面要利用汉族知识分子为清政治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则提防汉族人叛乱。在这种情况下，“明哲保身”这样的处世思想，成为清代汉族知识分子家庭教育中的必修内容。上述中提到的傅山，在《仕训》中强调：“仕之一字，不可轻言。即得君者，忌嫉谗间，能保终始乎?”同样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指出，“临文须检点，不可触讳”。再者张英在《恒产琐言》中说：“世人只因不知命，不安命，生出许多劳扰。”当然如此消极的思想并不妥当，但也可见处在专制下的知识分子是多么无奈。

二、清代传统家庭教育的瓦解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侵入我国，由此开始解构封建政治、经济及社会。由于社会结构发生了便化，传统家庭教育也必然受到冲击。一些有识之士为解救民族危亡，效仿西方学校制度，创办新式学堂，由此越来越多的人从家庭走向社会，同时传统家庭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弱。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十分迅速，从1862年至1890年间，仅由洋务派所创立的新式学堂便有37所之多。以一所学堂一届招收一百人为例，四十年间所培养的人数大体上在15万左右。维新变法期间，社会教育问题再度被提出。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此外在“百日维新”期间，一些传统书院被改造为“中西合璧”的学堂，还设立了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及小学堂等。在社会教育的影响下，传统家庭教育在内容上遭到质疑。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想到的是挺身而出，而不是明哲保身。

科举制的废除是传统家庭教育走向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在清代的传统家庭教育中，并不主张出仕。但是参加科举考试，获得所谓的“功名”，仍旧是很多知识分子所向往的事情。同时传统家庭教育中的文化教育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而推动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科举制。因此在科举制废除之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继续以儒家学说为教育内容的必要性不复存在。由此传统家庭教育被进一步瓦解。革命思想的传播也是传统家庭教育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各种形式的革命思潮在社会中传播。传统家庭教育中存在着大量封建思想，如忠君思想，便是革命派严厉批判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青年积极要求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拒绝一切具有封建性质的家庭教育，自觉抛弃传统家庭教育，由此传统家庭教育的对象被瓦解，其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三、新式家庭教育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封建社会进一步瓦解，人民获得了进一步的解放。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传统家庭教育仍旧在挣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转折和大变革时期，传统家庭教育在走向衰落，但并未从根本上消失。在一些远离革命中心的地区，封建思想的影响力仍旧十分巨大。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认为，不应当全面学习西方，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极力试图保卫传统家庭教育的内涵和形式。同时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文化观念，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传统家庭教育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价值性和合理性遭到了巨大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折中主义的做法，在家庭教育中融入了新式的西方教育，同时保留了传统家庭教育中的积极内容。

第二，新式家庭教育理念的兴起。西方教育和传统教育最大的差别，不完全是知识内容的差别，而是教育理念的差别。在西方教育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他人的附庸。这个“他人”，不仅仅指具体的人，也包括家庭和国家。而中国传统教育，将人视为君主的附庸，将封建专制思想以教育的形式内化到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之中，让人自觉地接受封建统治，而不敢有丝毫的反抗。因此如果不在思想上打破这种封建性，即便获得再多的知识，人也只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第三，家庭教育理论的发展。家庭教育是传统家庭生活的组成部分，父母言传身教往往都是无意识间完成的，并没有人将家教视为一种主要的教育活动。近代以来，在西方教育思想影响下，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为学者们所重视，不少学者开始利用西方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家庭教育理论的出现，对于新式家庭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越来越多的人有意识地开展家庭教育活动，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

第四，介入式家庭教育。在传统家庭教育中，主要是由父母对子女教育。而在新式家庭教育中，家庭教师成为家庭教育活动的主体。由于封建礼教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很少有人会聘请家教，女子更是不可能接受教育。在革命的浪潮下，女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越来越多的女性以家庭教育的方式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使了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聘请家教，由此催生了大规模的家教群体出现。

四、结束语

第4篇：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 小说《歧路灯》 教育思想 儒家思想

“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的的社会活动”，①人类是世界万物中唯一存在自主意识的群体，而教育正是人类在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等的社会需要的思考中应运而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先有了人类社会而后再有教育，两者应是同时产生的社会现象。因为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实际生活的需要。教育使人类的物质精神财富得以积累并进一步持续发展，而社会的需要会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与此相适应，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也会随之调整，正是这种与时代相适应的教育，使人类不断改善着基本的生存条件，不断推动着自身的社会化进程。作为社会生存、发展的最基本手段的教育，也就自然而然地在人类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早在奴隶社会末期，我国就出现了学校这一专门教育机关，叫做“成均”，足见人们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教育思想不断创新和丰富，教育制度不断改进和完善。到了明清时期，我国的教育事业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学校制度，在教育思想方面，既有对前人的总结和继承，又有结合新时期新情况的突破。笔者认为《歧路灯》正是清初这种教育思想状况的体现和阐释。

《歧路灯》是十八世纪中期清代学者李绿园创作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该作品虽然是假托明嘉靖年间河南祥符所发生的故事，但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世间百态，从中我们可以窥察出康乾盛世繁荣下所隐藏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官僚腐败、世风日下、盛行、拜金主义大行其道，封建社会末期的“康乾盛世”似乎是封建制度土崩瓦解前的回光返照，而在整个社会的腐朽败落中，青少年因缺乏辨别能力、自控能力，成为受害最严重的群体。作为一位接受封建教育、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学者，李绿园对于严重的社会问题绝不是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特别是对于封建世家子弟的堕落，他更是忧心忡忡，深感如果不能正确解决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国家将后继无人。于是他在《歧路灯》中成功塑造了一个“浪子回头”形象，而又在这一形象周围安排了诸多的教育者，设置了诸多的特殊环境，力图向读者展示小说主人公是如何在周围师者的帮助下虽经堕落却最终重振家风的成功教育范例。虽然作者囿于时代的局限，有宣扬封建正统思想和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但是在客观上小说《歧路灯》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却十分丰富，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现代教育可以借鉴的内容。我们主要从它所具有的教育特征来阐释其教育倾向。

1.《歧路灯》的创作目的

李绿园在《歧路灯》自序中写道：“子朱子曰：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②他自认为《歧路灯》是模仿《桃花扇》《芝龛记》《悯烈经》的作品，“藉科浑排场间，写出生存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皆感动于不容己”，③并希望能够“于纲常彝论间，煞有发明”。④由此可知，利用小说这一形式启发诱导青少年之向善祛恶便成为了本作品的写作目的，而这一目的中则隐藏着作家对于教育问题的深刻思考。这正是他对于中国儒家教育“文以载道”思想的自觉传承的结果。

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商品经济的萌生，市民阶层崛起，作为正统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因僵化而衰落下去。到明代末期，甚至出现了把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帝王的思想。清王朝建立后，为巩固、维护其统治秩序，再度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把它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康熙搜罗了当时的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陆陇其等，为其编纂《朱子大全》，重刊《性理精义》，其目的就是为了“正人心”，利用理学来控制思想。同时，清代的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内容亦均以程朱理学为主。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李绿园及其作品《歧路灯》显然也受到了这一思想趋势的影响。在文学观念上他接受了朱熹“重道”的文艺观，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⑤在《绿园诗解自序》中他曾说：“诗以道性情，裨名教，凡无当于三百之旨，费辞也。”⑥这和朱熹的文艺观是趋于一致的，“漫嫌小说没关系，写出忠臣孝子来”，⑦作者把小说作为“载道”的工具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主导下，李绿园深知文学的教育功用，“乃以觉世之心，自托于小说稗官，为《歧路灯》书”。⑧

2.《歧路灯》的作品主题

作品主题是指作者在说明问题、发表主张或反映社会生活时，通过文章或作品的全部内容表达出的基本观点。《歧路灯》以书生谭绍闻的人生沉浮为主线展开，在写作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牵涉其他人事并且会表达出对这些人事的观点和看法。有研究者据此将作品定位为“卫道小说”或“讽刺小说”或“世情小说”等是有所偏颇的，这只是站在某种角度上进行关照而得出的结论。在清代小说的地位并不高，很多学者根本就不屑于创作小说，这或许是《歧路灯》自结稿以后久未刊印的原因之一，而李绿园这样一位出身于“孝子门庭”的封建文人为什么会选择小说这一体裁进行创作呢？这是因为小说可以突破相对固守的时空限制，利用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深入细致地刻画人物，充分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而《歧路灯》中主人公谭绍闻从正途到堕落的屡次反复是其他文学体裁无法有力描述的，为了更为传神地刻画谭绍闻这一具有教育意义的人物形象，真实反映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巨大作用，选择小说成为必然。

《歧路灯》在开篇即点明：“话说人生在世，不过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大抵成立之人，，资禀必敦原，气质必安详，自幼家教严谨……譬如树之根柢本来深厚，再加些滋灌培植，后来自会发荣畅茂，若是覆败之人，聪明早是浮薄的，气质先见轻飘的，听得父兄之训，便纵以水浇石，一毫儿也不入……将来必弄的一败涂地，毫无救医。”⑨所以古人留下两句话：“成立之难如登天，覆败之易如燎毛。”⑩由此可知，作者认为要想成为“成立”之人必须有谨严的家教，结交正人，接受教育，否则就会一败涂地。接着作者又解释自己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只因有一家根柢人家，祖父都是老成典型，生出了一个极聪明的子弟。他家家教真是严密齐备，偏是这位公郎，只少了‘遵守’两个字，后来结交一干匪类，东扯西捞，果然弄的家败人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多亏他是个正经有来头的门户，还有本族人提拔他，也亏他良心未尽，自己还得些耻字的力量，改志换骨，结果也还到了好处，要之，也把贫苦熬煎受够了。”{11}很显然，这两段话在全书中是起着统摄作用的，统观全篇，作者也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写作的，而主人公谭绍闻也就作为一个受教育者的形象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围绕这一受教育者，作者谈到了谭绍闻在其父谭孝移的早期教育下如何资禀敦厚、学有所得，在其父死后如何受匪人引诱逐步堕落，周围的师长友朋如何对其极尽挽救，终重振家业。在极力成就谭邵闻的过程中作者自身的教育思想也自然流露，比如对于幼教的重视，对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视，对于自我教育和持续教育的重视，等等。笔者认为《歧路灯》成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于主人公谭绍闻的教育过程，将《歧路灯》定位为“教育小说”应该是科学合理的。

3.《歧路灯》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是教育主体对于所希望达成的结果的设定，具体说来就是对教育活动所要培养的人的质量标准和规格要求的设定”。{12}由于教育目的要回答的是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因此教育目的是整个教育的核心，是教育活动的依据和评判标准、出发点和归宿。培养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是根据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验及政治制度来定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培养标准，我国封建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地位的，教育目的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印记。《孟子・滕文公上》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则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经典著作中对于教育目的的文字表述。这种表述突出地反映出教育的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宗旨，它是为封建统治者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服务的。

李绿园一生几乎与18世纪相始终。其祖父李玉琳世称“寻母孝子”，是一位普通的农村秀才，曾做过塾师；父亲李甲是宝丰庠生，在这样的书香家庭中生活、成长，濡染侵淫，潜移默化中受到深刻影响是很自然的，而他所走的也是读书、科举、仕宦这样一条旧日读书人的老路，他所受到的教育也是以儒家经典著作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传统教育。但是五十岁之后李绿园开始了被他称之为“舟车海内”的二十年游宦生活，这期间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曾做过一任贵州印江知县，因此他对于当时社会繁荣下所存在的严重危机、世风的江河日下十分了解，对于人生艰辛、世道复杂也有深切体会。作为一个心存“济世”思想的封建儒者，他希望找到一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让每一个人都各得其所，做一个有益于自己、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人，从而达到社会的整体稳定和繁荣。于是他将目光聚在了代表着社会前途的青少年的教育，并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希望得到世人的认同和接受。李绿园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出有着理想人格的“正人”，也就是他在作品中常提到的“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正人”。在作品中李绿园借谭孝移之口谈及为学的目的：“子弟初读书时，先叫他读……如此读去在做秀才时便是端方醇儒；到做官时，自是经济良臣；最次也还得个博雅文士。”{13}这里李绿园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他关于“正人”的三个标准的阐释，即醇儒、经济良臣、博雅文士。在《歧路灯》中他也塑造了这三个层面的人物，醇儒者如谭孝移、孔耘轩、娄潜斋、程嵩淑等，这些人言必称诚意正心、礼义廉耻，行必端方雅正、仁义忠信；经济良臣如娄潜斋、边公、谭绍衣等，这些为官者关心百姓疾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堪称百姓的父母官；而对于博雅文士作者在作品中没有具体指向。实际上这就是作者给谭绍闻所设计的教育方向，是作者期待要达到的教育目的。费尽笔墨写谭绍闻失教近匪的堕落，实际上是表现出了作者理想与现实背离之后的深深忧虑，之后谭绍闻在周围众人的劝诫、提携下重走“正路”，则又表现出作者对于教育能够改变人的信心。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李绿园所谓的“正人”是在封建社会下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的，但是这与当时社会中所存在的赌徒、兵痞、贪官污吏、流氓恶霸相比，还是有着正面的社会现实意义的。

透过李绿园以为的培养人的三个标准，可以看出他是认同“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的，但是读书、科举、做官已经不是他的唯一教育目的。读书而为醇儒，读书而为经济良臣，读书而为博雅之士都是他所赞同的发展方向。而这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思想是相一致的。作者首先强调的不是做官，而是“做人”，要求学会“做人”才能做清官，只有会“做人”才能与世有益。这实际上是儒家“穷经所以致用，不仅为功名而设；即令为功名起见，目不识经，也就言无根柢”。{14}封建科举的选拔制度将大多数人堵在官场之外，一部分读书人在别无出路的压抑下去寻求聊以的方式，于是只好在维护大一统的前提下走向独善和隐退，这种人生观与读书为了做官相比更强调做人，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统治阶级内部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教育目的上的矛盾。

要达到自己的教育目的，使受教育者成为“成立”之人，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内容，李绿园认为：“读书之法，先《春秋》，次《书经》，次《礼记》，次《义经》。此中有深意，难遽殚述，尔辈遵之可也，专经则主春秋。”{15}可见，他对于儒家经典著作是十分推崇的，这也是一个传统的封建文人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他在儿童启蒙教育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小学生读书，一定先要讲《小学》，一生用之不尽，如树之有根，如墙之有址。如不知《小学》，则五根者如萎，无址者必颓。”{16}因此，以传统儒家经典为基础，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应该是李绿园为达到教育目的而认同的学习内容，这一内容的侧重点是传授为人处事之道，只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伦理纲常教育，但却忽视了生产技能教育和人的自然属性。在今天看来这种单一的教育类型存在明显弊端，但是在塑造理想的封建士子方面却是大有裨益的，这种单一、刻板的学习内容似乎只能培养出统治者所需要的忠实为其服务并维护其统治的学究型人才。对于读经史和习八股的关系，李绿园也有自己的想法，在《家训谆言》中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读书必先经史而后帖括。经史不明，而以八股为务，则根柢既无，难言枝叶之畅茂。”{17}这明确表达出其反对“专弄八股以急于功名”的倾向，主张要读经史，“穷经致用”，较为明确地阐述了自己反对“专弄八股以给予功名”的倾向。

可以说《歧路灯》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教育小说，它既不像《金瓶梅》那样写地主豪门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生活，又不像《红楼梦》那样写贵族青年恋爱婚姻的悲剧，它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系统再现了古代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教育观。

注释：

①{12}赵洪尚.教育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②③④⑥⑧{15}{16}{17}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⑤［清］王士祯著.张士林点校.分甘余话（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⑦⑨⑩{11}{13}{14}歧路灯（第一回）.

参考文献：

［1］［清］李绿园著.栾星校注.歧路灯（上中下）.［M］.郑州：中州书画社出版，1980.

［2］弦声.《歧路灯》论丛一［J］.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3］赵洪尚.教育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第5篇：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中医；教育思想

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参照，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有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医的特有规律，需要进一步革新与发展。作为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中医教育，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古为今用”，方能“洋为中用”。中医教育思想的改革、更新，虽然决非是传统思想的自然延伸，但一味照搬外来文化与文明成果，而不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与中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独特教育思想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首先要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中医教育，汲取传统中医教育中合理的具有生存价值的内核，积极加以继承和弘扬，以指导现代化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目前中医教育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和总结，进一步认清中医教育的自身规律，针对当前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端正中医办学思想、推动中医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

1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分析

古代中医教育研究是广义医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然历来关注较多者是古代医学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医教育改革的兴起和深化，理念层面的问题日益突显，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仍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层面较为深入的挖掘尚属欠缺，是亟待开掘的一个学术领域。虽然目前国内有些中医药院校也在积极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学术积累也不是很深厚。

古代中医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成为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历史课题。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是民间家学师承，虽然唐宋以来也有官办中医教育，但入学条件和服务对象主要局限于贵族，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小生产方式形成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缺乏在系统教育实践基础上，总结概括上升为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总体来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将分散的、不系统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但综观目前国内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对原始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尚未完备，在理论的提升和深化上就更显欠缺和不足。

综上所述，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存在许多空白点和盲区，学术研究的任务比较繁重，亟待得到中医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2对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2.1准确定位，认清目标，重视中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医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谋得自己的学科位置，更谈不上课程建设。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教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中医院校极少招收中医教育学方向的研究生，少数院校招收也是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研究力量薄弱，不足以形成学术团队的情况下，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是开展中医教育研究实际可行的有效措施。但从长远来看，中医教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当然，从目前全国中医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这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2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形成学术团队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比较强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医本身是文化性与科技性的融合，在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医教育负载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就难以真正深入认识与了解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精髓。因此，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必须要整合教育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如此，方能真正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探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

2.3立“今”鉴“古”，明确研究方向任何对“古”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今”之上，对于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首先是要找准立足点：一，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为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如此，方能在繁杂的资料面前把握研究的总体方向和清晰的逻辑思路；二，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绝不是史料的堆积和梳理，也绝不仅仅是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当代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为指导进行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就不仅需要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梳理，更需要以现代教育理论的视角和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当前中医教育中存在的困惑，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总结出中医教育中具有规律性的经典原理，以期借古鉴今，用来指导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2.4明确研究思路，确定研究内容基于上述考虑，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应该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2.4.1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当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以现代学校教育为主体进行构建的，由于中医的传统性、民族性，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学的碰撞和交融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与困惑，这些争论与困惑不解决，就很难引导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明确的目的就是：向古代寻求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资源，以期对解决当前的争论与困惑提供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开展对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

2.4.2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的收集、整理任何回顾性的学术研究，资料是第一位的，必须要争取做到“涸泽而渔”，在穷尽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为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目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做得很不够，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没有被很好的发掘和阐明。应充分利用丰富的古籍资源，组织科研力量，潜下心来，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相关资料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是进行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花大力气去做。

2.4.3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研究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掌握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脉络的理清对于认清中医教育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目前中医教育的建设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影响研究。中医学及中医教育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教育的发展演变，当然要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要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本质特点。

2.4.4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现代人去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现代人的眼光，站在现代的历史高度，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考察和探索，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为“今”而“古”。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宏观的视角和理论的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古为今用”“借古鉴今”的研究目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备较强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能力。

第6篇：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职业教育；思想史；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夏金星，湖南农业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彭干梓，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研究”(11YJA880119)成果之一，主持人：夏金星。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7-0091-06

2003年11月25日，总书记在主持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时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展大势”[1]。

100余年来，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历程波澜起伏，不论是作为理论思考，还是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都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吸收，尤其是思想成果。与研究中国教育史、教育思想史相比，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在认识、队伍、投入、成果、影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与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快速发展很不相适应。因此，开展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研究，十分紧迫，意义重大。这不但是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石，也是今天职业教育发展政策措施制定和工作决策的重要基础。

湖南农业大学《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研究》课题组10年来，在对中国古代技艺教育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跨越晚清、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约110余年。其内涵专指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即与大机器工业伴随而生，以学校职业教育为主要教育形式的职业教育制度和思想。本文简要报告在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中遇到的若干重要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对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建国后有许多研究成果：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古代教育史》(毛礼锐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陈景磐编)以及《中国现代教育史》(陈元晖著)，简称“中教三史”，它们代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教育史研究和教学的最高水平；之后，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大版，1992年初版，2000年第二版)属研究生教材担纲之作，并立项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王炳照等编的《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大版，1994年修订版)亦为主要教材之一；张惠芬、金忠明编著的《中国教育简史》（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则是比较新的版本。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是教育史研究的重点，被列为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等，并取得了重要成果。特别是王炳照等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八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其中的第五卷（1840-1911）中，按历史进程分“近代新学教育思想的前驱”、“洋务教育思潮”、“资产阶级维新教育思潮”、“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教育思想的兴起”涉及职业教育思想的内容；特别是第六卷（1911-1927）的“职业教育思潮”和第七卷（1927-1949）“生产教育思潮”重点对职业教育思想进行阐述。此前，还有任时先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书店，1984）、郭家齐的《中国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等，对职业教育有一定的论述。

1997年，刘桂林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孙培青教授作序）。该书分“绪论”、“实业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30年代职业教育思潮”、“结论”五部分，全书共22万字，是迄今以来，系统研究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的专著，无疑是这一学术园地的开拓者。

进入21世纪后，出版的一系列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著作，如杨东平的《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文汇出版社，2003）、顾明远的《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等。另外，有一批博士、硕士论文进入职业教育思想史研究领域。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如熊春文的博士论文《教育民主主义的兴起――民初教育精神的知识社会学研究》（2005年6月）该文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民初十余年教育思想演进与教育改革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丰富了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2009年孙培青、杜成宪主编《中国教育史》，专题论述了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特别是重点论述了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及其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近20年来，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职教名家思想的介绍和研究，还不断散见于各种期刊。我们用关键词“职业教育”并“思想”在CNKI里检索“篇名”，1983-2011年共检索到216篇相关文献。说明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所受到的重视，为思想通史和专门思想史专著的撰写打下了基础。对文献的阅读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有如下特点：

一是人物的研究多集中在一些少数名家，如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而且缺乏深度。

二是从时代来看，对民国期间出现的名家思想介绍较多，而对晚清职业教育初创期的深入研究较少。

三是缺乏纵向或横向比较，研究停留在介绍的层次。

四是对人物思想形成或流派形成的原因分析不足。

二、关于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选择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适用的研究方法，没有正确的研究方法，就无法从纷繁的、变幻无常的现象中把握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就不可能从事物发展、运动的全过程揭示出起支配作用的规律。而对于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这样一门涉及文献资料浩繁的学科来说，研究方法问题就像开发一个广漠无边的荒原一样，没有得心应手的利器是难以奏效的。

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研究以现代化叙事的方式进行阐释，以重大事件为主线，以主要人物的思想及其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为核心，分析、探讨从18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教育、实业教育、职业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借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角度阐释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通常采用具有时代意义的角度，即现代化角度。具体地说，自近代以来，传统中国是如何回应以先进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挑战，特别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挑战的过程中，通过自我更新与适应而走向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与社会结构转型的。这就是从现代化转型的角度来认识近代史，全面把握整个中国百年来发生的复杂深刻的历史变动，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要借鉴的方法和所把握的角度。即用现代化叙事的方式，展现一个多世纪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图景：由西方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引进；封建的教育制度和思想与近代教育思想的嬗替；东西方教育思想的对话，洋务、维新、革命、改良、启蒙，进而是职业教育在中国的演进。

（二）既有加法，又有减法

“思想史”往往称“思想发展史”、“哲学史”或“哲学发展史”。叙述层出不穷的新思想，安排一个不断涌现新人的名单，就成了哲学史家或思想史家的责任。不断增长和叠加的知识和思想，被人当作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主要线索。这样一来，思想史就好像是越来越大的一条河，依照时间汇成巨流，显示着思想的“进步”、“发展”或“演变”，这种思想史的叙述称作为“加法”。

在思想的历史中，却并不只是有加法，有时也有减法。包括：

1.剪辑。这种历史的“减法”，并不见得是历史在减少某些东西，而是后人按照后设想法，减去了很多历史，使历史变成片断，然后再把片断连接起来，仿佛剪辑影片一样。

2.定位。按观看者的位置，区分边缘和中心。

3.发掘和复原。在粗粗复原的图像中，想象一下这些东西存在还具有合理性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观念和今天有了多少不同，而这“不同”就是思想史。

4.分析。思想史应当阐明什么观念不断地被留存下来，而且协助建立了伟大的文明，同时也能够阐明另一些观念为什么只是短暂存在，或者为何与非文明相联。[2]

（三）对思想家的研究与对思潮研究的结合

人们一般认定，真实的思想史历程是由精英与经典构成的，描述那个世界上存在的精英与经典就描述了思想的世界；描述了思想家的系列，就等于描述思想的历史。尽管如此，思想是通过思潮影响历史，在无数种思想中，某种思想之所以能成为历史变化的动力，其关键还在于它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许多人共同信奉并执着追求的东西。一旦到了这时，它就变成为思潮。而且，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否变为推动一代人或一群人走向历史行动的思潮。

职业教育思潮是指一种流行的职业教育思想，它以特定的时代为背景，以社会为场所，以书报、杂志、无线电为传媒，以某些群体为主体，以职业教育的某些问题为共同讨论的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职业教育思想和心理倾向。

应该看到，思想和思潮都会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变化，但这种变化在中国近现代反映更为突出。思想的力量越到近代越大，有的思想失去了对时代的吸引力而走向衰落；另一种思想或某一种思想中的某一派别，却由于种种原因快速成为主流思想。古代也存在不同思想之间的冲突，但在一个信奉儒家伦理的社会中，一种思想可以长期支配一个社会长达几千年之久，像学徒制之在中国。

（四）研究职业教育思想本身纵的和横的联系

一个时代的教育思想，总是在批判地继承过去时代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前进；而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教育思想，又往往受到同时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影响，并在外来影响下丰富和改变自己。

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趋同于“救亡图存”，但从其表现方式、内容、侧重点上去把握其前后期的不同，就可发现在鸦片战争前，在内容上并不包含这样的主张：对于“救亡图存”来说，迫切需要向西方学习技术科学；而在鸦片战争后，这一主张则已经成为社会思潮中最重要的内容。研究者是否主张向西方学习技术科学，作为区分社会思潮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不同表现的根本标准。这一标准的确立，对于晚清的哲学思想研究来说十分必要。因为只有依据这个标准，才有可能将鸦片战争的那些主张通过变革方式以求中国富强的思想家作如下区分。这一区分，对研究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起源，特别是由技术教育向实业教育、职业教育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3]职业教育并不是限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而是伴随着工业生产而来的国际性的教育潮流，这也是本研究注重职业教育思想本身纵的和横的联系的依据。[4]

（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导下，创立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所特有的研究方法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包括把“教育事实”作为教育思想产生的基础和根源，以揭示教育思想的性质和社会内容；注意政治制度和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同教育思想的相互联系，研究这些因素对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等等。

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历史文献资料。史料是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研究的出发点；是在全面选择被研究的文献资料，甄别文献资料的真假，判定文献资料性质的基础上，对文献资料作全面的归纳分析，形成有前提条件的结论。先有归纳，其次才是演绎。通过对史料的归纳和分析，研究者可以对全案事件得出基本的认识和结论；通过对若干个案的研究可以形成有前提条件的假设或理论。个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初级成果，理论是历史研究的高级成果。理论的意义在于从已知推测未知，使人们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更高的抽象的层面。在归纳与演绎方法的关系上，归纳是本，演绎是末。只有揭示文献史料的真实内容，才能进一步发现不同文献资料反映出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揭示历史的脉络。

三、关于代表人物的选择

课题组系统地剖析了晚清、民国和建国初期56位著名历史人物的职业教育思想，其中：

古代：墨子、孔子、徐光启等；

晚清：魏源、冯桂芬、曾国藩、左宗棠、徐寿、华蘅芳、李善兰、李鸿章、洪仁、郭嵩涛、张之洞、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何启、胡礼垣、容闳、袁世凯、张謇等；

民国：蔡元培、陆费逵、、陈独秀、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蒋梦麟、胡适、邹韬奋、江恒源、杨贤江、钱亦石、朱家骅、黄质夫、卢作孚、潘光旦、、陈果夫、邰爽秋、程天放等；

当代：、刘少奇、等；

国外：杜威、孟禄、艾黎、何克等。

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12位主要人物：

（一）墨子（墨翟，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

壮年就以城防及军械发明制造闻名于列国，远早于古代西方。墨子的种种技能和专长经常被统治者汲取利用，但其地位和功用却越来越“边缘化”，这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史上值得讴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二）李鸿章（1832―1901）

是中国近代技术教育的设计者和实行者，他创办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批技术学校，揭开了教育近代化的序幕。更重要的是，从对机器的描述看到，他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官员。李鸿章引进西方技术教育，造就了最早一批产业工人和科技及实业人才，为我国技术、实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序幕。

（三）张之洞（1837―1909）

他是后期洋务派的代表，在学习西方和日本先进的实业教育思想基础上，结合特定时代的教育实践，形成了中国实业教育体系。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源于欧洲产业革命后传播的工业教育思潮，又对中国古代“经世致用”实学思想进行了融汇、转化，为20世纪初期出现的现代职业教育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严复（1854―1921）

1906年，他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发表演说，对起源于西欧的实业教育的性质、功能进行了全面的、经典性的论述，他正确地译介“实业教育”一词，在英语中指技术教育或工艺教育。严复的实业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国”思想的具体体现，强调发展实业教育是中国当务之急，“惟此乃有救贫之实功”。

（五）郑观应（1842―1922）

晚清与西方文明接触最早的中国人之一，对近代工商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地位，以买办商人而成为著名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创立机器书院，学生“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是继福州船政学堂后，我国较早结合机器操作实践的半工半读的教育家。其名著《盛世危言》是甲午战争后最受人欢迎的读物，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等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

（六）袁世凯（1859―1916）

清末新政时期的袁世凯是实业教育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把“自谋其生”作为新政的教育目标，于1901年提出“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的主张。袁世凯在河北建设了中国最早的农业推广体系，强调“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也”。他把张之洞的实业教育观，由“裕民”到“谋生”，朝着迈向20世纪现代职业教育思潮的核心价值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七）蔡元培（1868―1940）

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20世纪初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创导者。蔡元培对实业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的论述，是我国职业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蔡元培把职业教育作为解决中学生出路的办法，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中等教育的三大功能，一是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普通教育：二是高等教育之预备；三是培养职业应用能力。他主张小学后分流，一方面是中学的普通教育；一方面是建立中等之农工商业学校，养成职业的能力。

（八）黄炎培(1878―1965)

1917年5月6日，由黄炎培发起，联络蔡元培等教育界和实业界40余位知名人士，联名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推举黄炎培为办事部主任。由于黄炎培和中华职教社的不懈努力，带来了职业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职业教育运动的蓬勃开展。1926年1月，黄炎培在《教育与职业》杂志上发表了《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他从总结近十年间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人手，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概念。

（九）晏阳初（1893―1993）

为农民教育事业奉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不但在中国的乡村，而且对第三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他说，我们需要给农民一把打开现代科学大门的钥匙，这就是“简单化”（容易教、容易学）、“经济化”（不经济、学不起）、“实际化”（不实际、他不学）。他在当时就明确提出“乡村问题是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城乡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的这一论点比西方经济学家在60年代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早30多年。《中国教育史》对定县“生计教育”的评价为“实质就是乡村的职业技术教育”。

（十）陶行知（1891―1946）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成就卓著、影响最大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家之一。他留下的教育本土化、多元化的思想，“学校中心”的乡村教育思想与“生活教育”的原理，是中国“乡村的教育”的理想化设计。

（十一）张謇(1853―1928)

是近代中国企业家办实业教育的先驱，在实业教育思想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页，又积极参与了民初职业教育的创始。并把“实业”与“教育”紧密结合，“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所至即教育所至。”

（十二）卢作孚（1893―1952）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地思考、转变，逐渐从各种思潮的追随者的角色中独立出来，建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具有现代企业文化意味的职业教育思想。他对乡村教育建设和企业学校化的创造性实践，丰富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内容，奠定了卢作孚作为教育改革家、区域教育现代化的杰出代表以及职业教育家的重要地位。

四、主要论点和阶段性成果

通过对浩如烟海的史料研究，课题组提出了一系列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新观点，重新评价了其中部分重要的史实。例举以下10个方面：

（一）古代“技艺”与近代“技术”教育在本质上的区分

古代中文的“技”或“术”和西方所说的“技术”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它们都是指人的活动，而不是物的运动。因为它们在本性上与自然相对，技术不是自然，自然也不是技术。不仅如此，技与技术都是对人和自然的克服，是人改造物的活动。技术是要制造一个在自然尚未存在且与自然不同的“人为之物”。技术是人的工具或手段，人借此来达到服务于自身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技术指的不是手工制作，而是机械技术和信息技术。它的本性既不是传统的“技艺”，也不只是人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了技术化、技术主义。技术通过发现自然的规律，使自然完全成为人的“设定物”。这样来考察近代中国“技艺”与“技术”观念的演变、使用和区分，能够从事物的本性来判别中国近代技术、实业教育与古代技艺教育的区分。再结合挖掘出的大量数据，就能勾勒出观念演变的线索，寻找规律性的认识。

（二）近代职业教育产生的文化和认识论根源

近代中国认识西方文化是从武力接触开始的，而最直观的印象是西方的船坚炮利。晚清的改革其思想发展的历程是由“西技”、“西艺”到“西政”，这种认识反映在教育思想上，则可分为教学内容、教育目标、再到教育制度三个阶段。首先表现为教学内容的改革，即用“西艺”来代替传统的封建教育内容。这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前身――实业教育如是应运而生的认识论根源，标志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西方寻找真理，先从物质文化的层面开始。实践是表现价值最直接的途径，从感性到理性，从形式到内容，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前身――实业教育如是应运而生的认识论根源。

（三）实业教育是“旧学”向“新学”转变的桥梁

晚清50年的知识界由旧学向新学转型，是内忧外患注定了人们带着一种功利和实用的眼光来看待科学的价值。近代科学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一种外来的东西，并非是传统中各种因素自然产生的结果，它要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就必须能够表现出其意义和价值来，而实践的后果恰好是表现这种意义和价值的最直接、最方便的途径。所以，当他们初次接触到西方科学时，特别偏重其应用和实践的意义，就能理解中国古代实学到西方实业教育在中国近代化路径选择上的意义，实业教育成为“旧学”向“新学”转变的桥梁。

（四）实业教育是机器生产对变革教育内容和制度的追求

机械属于近代文明的物质范畴。能否接受科学、利用机械作为实现近代化的三项主要指标之一，是衡量自然经济与相对立的工业经济的差别。中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先进生产力（机械）不是中国社会自身演进的产物，而是由洋务派从西方引进的。它使中国出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以机械操作代替了原来的手工操作，不仅对传统封建社会产生了分化，而且产生了对新的教育制度的追求。近代实业教育及其思想的产生，与我国近代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出现直接相关。

（五）中国技术、实业教育起步比普通教育早30年

洋务派所选择的道路是：防务现代化――发展军事工业――发展运输业、开矿业和重工业――发展轻工业来积累重工业发展的资金。走这个过程，就不得不实现教育的现代化，职业教育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地前进，这在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以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创办新学校，或以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为中国现代普通教育的发端，中国现代普通教育的起始，至少比职业教育迟了34年或40年。

（六）从移植走向本土化创新是中国职业教育由近代向现代跨越的标志

1918年中华职教社成立和1922年壬戌职业教育制度的形成，特别是职业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从移植到本土化创新，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近代实业教育向现代职业教育跨越的标志。作为后发展国家的共同经历，现代教育基本是引进学习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建立，经历了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上世纪20年代多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具有强烈的外来文化导向和外源性特征。那是一个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碰撞、融合的痛苦过程。不应忽视的是，新教育在中国本土的发展中，所产生的内在动力和变化――职业教育的内源性生长，一批教育家在不同方向上将外来教育资源本土化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成为20世纪上半叶现代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建设层面。

（七）民国时期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多元共生格局

20世纪20、30年代的职业教育不只是一种思潮，更不是一种倾向克服取代另一种倾向的结果。它的构成是多类型的：西式的和排外的；平民的和农村的。其共同点除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外，就是通过职业教育和经济改良来促进中国的复兴与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发展。这一发展是某种合力的结果，反映出现代职业教育多元共生格局，促成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成熟、鼎盛时期，为中国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也反映出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的成果已经较为成熟。

（八）乡村建设运动、“大职业教育主义”促进职业教育走向农村

对于一个乡村人口占极大比例、农业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度来讲，乡村职业教育的理论创新无疑具有极大意义。1925年中华职教社“鉴于农村的衰落，与一般农业学校造就的人才不符合实际的需要，并且不能挽救农村衰落的重任”，“主张改变方向，把职业教育的范围扩大，深入到农村里去”[5]。1926年，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社会不改革，教育办不好，也无从发达职业教育”，主张职业教育“参加全社会的运动”。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将教育的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决非巧合。同一时期，晏阳初把平民教育运动向农村转移；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和综合性教育实验区，“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6]的乡村教师。1925至1935年，全国各地农村教育实验区达193个。许多发起者和参与者，具有承认职业教育是推进社会改造根本途径的共识，把农村发展视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功能。

（九）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三次高潮

作为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教育思潮，职业教育的共性贯穿于各个发展阶段，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各阶段表现出的名称、基本形态、核心价值和教育结构并不相同，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与多样性；而且，其起伏的原因也很不一样，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20多年中，整体上形成一个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1907-1912年的第一次高潮；1917年至1925年的第二次高潮；30年代初至抗战前夕的第三次高潮。20世纪近30年中，职业教育理论的探索涉及所有领域，为其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财富。

（十）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近现代职教思想的发展，其实质是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充实、变化和更新的历史过程。早期洋务派由自强、富国到裕民，民初的“生计”、“生产”、“富国”和蔡元培的实利主义教育思想。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至1934年，黄炎培先后三次定义，不仅吸取了前两次的基本内涵，而且把新增的“谋个性之发展”排列为第一，并吸纳了原有的“谋生”、“服务社会”、“增进生产力”，使之构成一个完整的职业教育思想核心价值体系。既体现了民初以来教育民主主义思潮的硕果，也是对职教本质属性的科学认识和概括；是总结晚清以来，技术、实业教育的经验，在实践与理论统一高度上的跨越。从“为个人谋生之准备”到“谋个性之发展”，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职教思想发展的重大成果，对职业教育与生产教育、“器械的教育”做出了明确的区隔。黄炎培反对把职业教育看作单纯是对职业知识技能的传播，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而不是“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使五四时期形成的职业教育思想核心价值体系更具有教育民主主义思想的时代特性。

“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大多是前辈曾经做过的；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也大多为前人所思想――而且我们的思想和作为未必比前人更好”[7]。这是我们今天要研究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的原因。

2011年10月30日，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他说：“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让我们学习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去创造中国职业教育新的历史吧。

参考文献：

[1].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增强推进改革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EL/OL].央视国际，2003－11－25.

[2]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J].读书，2003（1）.

[3]龚书铎，董贵成.5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3（3）.

[4]孙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农村教育弁言//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60.

第7篇：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梅贻琦;教育思想;启示

梅贻琦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革命家。他从1931－1937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并带领清华大学走进了属于清华大学校史上的“黄金时代”，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十个大学校长”之一、“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十个教育家”之一［1］。梅先生虽然著作不多，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对于当时高校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十分具有借鉴意义。他的人格魅力、教育思想都为他的办学治学增加了特色，至今仍值得借鉴和学习。

一、梅贻琦的人格魅力

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恬静的性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是“寡言君子”，但是他谈话的时候十分和蔼可亲。陈寅恪曾经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2］。对于他的人格魅力，具体而言，主要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爱护学生，重视教授，专一公正，廉洁清明。

1．爱护学生

梅贻琦先生认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校园里经常有学生举办的课外活动，而这些课外的零星活动基本上都是教师们不太感兴趣的，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梅先生当时在教学上还没有太多的经验，需要时间去备课，在这样的情况下，梅先生却非常乐意参与学生的活动，而且态度认真严肃，并对学生活动中的不足之处加以指导，这充分体现了梅先生对学生的爱护。另外，尤其凸显梅先生爱护学生的事件就是“黑名单”事件:1948年8月18～19日，的“特刑庭”连续给学校发来两份“拘捕”名单，要求学校配合他们将名单中的学生交出并由他们带走审讯。梅校长给他们“特刑庭”先写了一份公函，内容大体上就是“名单上的人，学校里一个也没有”。如此巧合，就是梅先生保护学生的杰作。

2．重视教授

梅贻琦到清华大学报到的当天，就在礼堂召开了全校会议，发表就职演说。在会议上，他强调“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他还仿照孟子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提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3］的说法。这句话足以证明梅先生对于教授的重视程度。清华大学的教师队伍在梅先生担任校长之前就已经初具规模，后来在1932～1937年，又增加了一批批应聘来到清华大学的国内外名师。这时期的教师队伍，就师资水平来讲，在国内是其他院校无法比拟的。

3．专一公正

“专”在这里有三层深度:一是专干一种职业;二是专干一件事业;三是专心致志。总结起来就是专注于教师这一职业，不好高骛远，不眼高手低，执着并坚持将本职的工作做到完善，做到底。然而真正能够做到的人不多，梅先生便是这一标准的典范。关于这里的“公”、“正”，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梅校长的民主精神。一所大学想要成功，必须具备良好的校园风气和雄厚的师资，然而这两者的形成都是与校务公开、民主制度紧密相关的。只有做到真正的“公”、“正”，才能吸引良好的师资，才能营造优良的校园风气。

4．廉洁清明

梅贻琦一生朴实无华，不喜欢浮夸。在抗战期间，按照学校规定，梅先生可以配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但是他为了节省资金，退掉了汽车，辞掉了司机，和其他教授们同甘共苦。在他担任校长时，一住进校长住宅后，就主动放弃了过去校长该享有的特权“，所以的日常开支都是自己付，而不是用“特权”。在学校管理方面，他总是尽量少设置办事机构，避免机构冗杂，把必要的办事员减少到最低限度。

二、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纵观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和古希腊教育哲学思想;二是欧美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思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可以归结为三部分:一、通才教育;二、教授治校;三、学术自由。

1．通才教育

通才教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梅先生担任校长期间，他始终秉持着通才教育这一理念来培养学生，创造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他认为，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不应该仅仅掌握专门的知识，而且应该接受通才教育，通过对通才教育的学习，培养学生成为有共通理想的公民。为了通才教育的顺利实施，梅先生做出了很多努力:(1)他主张培养德智体美群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设立通识课程，将文理科渗透在一起，要求文、理、法三个学院的学生入学以后的第一年不分院系、工学院的学生不分专业，进而掌握更多的知识。(2)他重视基础课程的完善，包括本系基础课和外系基础课，目的是拓展学生视野，夯实学生基础。(3)他将实践课程放在重要的位置，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挖掘学生的自主创新潜力。(4)他倡导学术交流国际化，所以对外语的学习也被提到日程中，引起了学生和教师们的重视。

2．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是梅先生教育思想中十分关键的环节。他正如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教育是否成功，优秀的教师队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梅贻琦重视人才教育，重视教师素质，高校若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然要走“招贤纳士”这条路。所以他采取了聘请名师，提高教师教授待遇，实行休假进修等策略来吸引优秀的教师资源。如此一来，大批的优秀教师资源被引进清华，师资力量日益强大，形成了清华大学学术发展的坚实基础。

3．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梅先生教育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在梅先生看来，学术自由是建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清华大学学风淳朴，在研究某个问题上，不同的学生有不一样的见解。所谓学术自由，即是允许学生在不同问题上存在自己的想法，并鼓励学生提出独立思考之后的意见，与同学和老师进行讨论研究，进行思维碰撞，形成一种全新的理念或者结论。正是因为学术自由，所以在同一个班上才会出现那么多不同方向的专家和人才(如何泽慧、王大珩、于光远等)，清华大学才得以成为中国大学的领头军。

三、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梅贻琦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以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和文化积淀，带领当时的清华大学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使西南联大成为中外教育史高校学习的典范。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奠定了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为高校的发展带来了相关的启示。

1．高校的发展必须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服务。社会的发展是高校发展的外部环境，高校的存在，既要培养人才，又要做到利用人才为社会服务，避免造成人才浪费的现象。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源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后发外生”型的。教育的外部环境迫使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高校发展壮大，自然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会发过来作用于高校，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教育思想和理念的转变是治校的关键，为高校发展服务。高校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进行思想和理念方面的改革和转变。没有合理的治校理念，高校的发展也必然是茫然无目的的。梅贻琦在治校这一方面坚持实行“民主管理”和“学术自由”，所以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创造了清华大学的辉煌。联系到如今高校的改革，民主思想仍然是不过时的，它依然是高校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如今，某些高校忽视了大学的本质是学术的，导致了行政权力过多地干涉到学术权力这种现象的产生，这明显是对于高校的学术发展很不利的。所以，要想实现高校的良好发展和改革，思想上必须要坚持民主，支持学术的自由，真正做到以学术权力为主，行政权力为辅。

3．深化课程改革，加强通识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我国以前的大学教育更注重专业性，将专业划分得很细，这样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即某一专业的人才在其他领域完全是一窍不通的。很显然，这种教育方式是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通识教育恰恰可以缓解这种尴尬，它在强调专才的基础之上，加上了其他领域专业知识的培养和学习，进而力图培养一种适合社会发展的全面的人才。近年来，通识教育越来越受到各大高校的重视，高校也都在进行课程改革，加大通识教育的力度，力图将通识教育思想得以贯彻实施，进而完成高校的顺利改革。

4．重视教师在高校中的引领作用，完善教师的培养和进修制度。教师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高校的硬件设施不足以拉开差距，但是高校教育过程中的师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妥善地解决，这将是高校改革成功的强大助力。那么如何吸引优秀的教师资源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通过对梅贻琦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相关的启示:即提高教师待遇、增加教师福利、完善教师培养和进修制度等等。

5．注重实践，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创造意识，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对于高校发展来说，理论知识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实践能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梅先生在对清华大学进行改革时，尤其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学生课外实践的培养，挖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独立意识，进而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对于自己喜欢的方向更具有探究的欲望，客观上也有利于校园氛围的营造。对于现在某些高校来讲，实践活动的开展十分必要，对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做的也相对较少，所以高校应从实践这一层面进行改革，以达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一目的。

6．立足于现状，既要学习西方文化，又要重视本土特色文化。清华大学的发展虽然受到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但是大学的教授们始终都在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运用其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促使高校进行改革，然而改革并不意味着对于西方文化的盲从。教育改革的成功，需要借鉴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结合本国的国情以及本校的现状，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出一条适合高校自身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李子迟，王傅雷．清华大学百年演义［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1:82．

［2］黄延复，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325．

［3］梅贻琦．《就职演说》，《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

［4］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60－194．

［5］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47－50．

［6］黄延复．梅贻琦与清华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54－55．

［7］黄延复．清华的校长们［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48．

［8］黄延复，刘述礼．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9］黄延复．梅贻琦先生纪念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284．

［10］梅贻琦．中国的大学［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34．

［11］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131－132．

第8篇：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洋务派 实业教育 近代教育 贡献

[作者简介]马彦丽（1971- ），女，河南鹤壁人，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政史与法律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河南 濮阳 457000）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11-0167-02

实业教育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增强国力的重要途径。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致使中国一步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是导致清王朝衰败的一个直接原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在于他们的船坚炮利，在于重视实业技术和实业人才的培养，要想挽救清王朝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洋务派大兴实业、发展实业教育。

一、洋务派实业教育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

19世纪6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清朝统治者已经无法统治下去。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地主阶层人士意识到必须进行变革，即李鸿章等人所说“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①，兴办洋务可以说是形势所迫。洋务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前期主要是直隶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等，他们开启了实业教育思想的萌芽；中、后期代表人物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近代著名的实业教育家张謇等。洋务派实业教育思想产生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内部太平天国起义，使洋务派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就已经步入衰途，政治上盛行，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人们生活困难，内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爆发严重威胁了封建统治的根基；而西方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掠夺原材料，开拓海外市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威胁着清政府的生存。内外交迫，为摆脱危机，维持统治，清政府不得不进行变革，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派认为，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不是中国的制度不好，而是器物不如人，因此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增强实力，对抗洋人。但在兴办军工企业的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如原材料、燃料的严重缺乏，一切都需从国际市场高价购买，成本太高，而清政府财力有限。为了解除军事工业所处的困境，不得不发展采矿业、交通运输业，而开矿、发展交通运输也需要大量资金，只能通过发展轻工业积累重工业的资金，走上这个过程就必须发展实业教育。洋务派的教育近代化活动一是改革传统的书院教育，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以通经读史为主要学习内容，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书院的教学内容有所损益，使之成为新式学堂；二是创办很多新式学堂，如外国语学堂，武备、水师学堂，技术学堂等。

2.洋务实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新式人才。李鸿章等洋务派在创办军工企业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一是财政的拮据；二是军事工业和新式海军迫切需要大量的原材料、燃料以及交通运输的问题；三是严重缺乏具有近代知识和技能的新式人才。而长期接受传统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封建士大夫们，视近代机械和技术为奇技淫巧。为了解决洋务活动对人才的急需，李鸿章在国内外广泛招聘人才。一是招聘国内现有的人才，如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化学家徐寿等都曾被李鸿章招入江南制造总局担任翻译官。但国内此类人才太少。二是大量聘用洋人。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当时聘用外国人是非常必要的，但长期依赖洋技师、洋匠，也有诸多弊端，不仅费用高昂，而且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随着洋务企业的兴办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在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到工厂做工，中国的产业工人日益增多，队伍不断壮大，但这些人基本上没有进过学堂，更没有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而近代机器大工业需要熟练的技术工人和具有基本管理经验的管理人员。因此，洋务派越来越意识到培养本国人才的重要性，以李鸿章为首的早期洋务派虽不愿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但主张大力发展实业教育，办洋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兴办的洋务学堂，时称“求是堂艺局”，他不仅聘请洋教习向学生传授技艺，还派遣毕业生出洋留学，学成后回国实践并传播西方先进技艺，培养出了中国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改变了长期雇佣“洋匠”的被动局面。中法、中日战争中许多优秀的海军将领也都是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维新运动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也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后期洋务派认为导致近代中国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的落后和各种专门人才的奇缺。如晚清重臣张之洞说：“西国之强，强以学校。”认为实业教育之学“专求实际，不尚空谈”②，19世纪末大力倡导实业教育。

3.“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使洋务派形成了对实业教育的肯定认识。鸦片战争后，作为经世学派的代表人物，魏源感觉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努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谈和远离现实生活的繁琐考据，要求士人由书斋走向现实生活。《海国图志》是魏源受好友林则徐嘱托而完成的一部巨著，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发出了中国人“师夷”的先声。正是在魏源等人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洋务派掀起了一股以学习西方器物文化为特征的教育思潮，实业教育思想开始萌芽。

二、洋务派实业教育思想的形成

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甲午战争前，是实业教育的萌芽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是早期洋务派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了发展洋务事业，洋务派按照自己的意愿，19世纪60年代在求强的口号下创办了许多军工企业和通信系统，70年代在求富的口号下兴办各类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在兴办过程中，深感各种人才的缺乏，认识到传统的科举制度是无法培养出这种专门人才的，因此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将封建教育打开缺口。这个阶段的实业教育思想被包括在洋务运动中，实业学堂大多以洋务学堂命名，如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堂、湖北的工程学堂、福州的船政学堂等。20年间，洋务派创办了10多所我国第一批具有职业及技工教育性质的洋务（实业）学堂。这些学堂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多聘任外国人任教员，教材亦选自外国。李鸿章经手的洋务活动几乎都有外国人的身影，南京矿路学堂所采用课本也是由洋务派官僚翻译过来的“西方科学书籍”。二是具有明显的封建色彩，这与洋务派奉行的“中体西用”思想是相对应的。这些学堂主要学习西方的语言和技术，同时学习儒家经书，具有明显的封建色彩，但也培养出少数专业人才，为近代实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由于实业教育还处于萌芽时期，且主办者多为封建要员，所以这个阶段的实业教育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同传统的封建教育相比，洋务教育思想确实开创了实业教育之风，培养出了一批专门人才。既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又满足了当时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还为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诞生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第二阶段：1895年甲午战争后至1911年是实业教育思想的制度化时期。作为后期的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张之洞在兴办洋务企业和教育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提出较为完整的实业教育制度提供了条件。作为继李鸿章之后的又一位洋务重臣，张之洞认为“挽救危亡”应脚踏实地多干实事，少高调空谈，把所有心血致力于“实业救亡”。特别是在创办洋务实业的过程中，他深感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空疏无用之才，为满足社会的需要，必须发展新式教育，即实业技术教育。他在两广总督任内建立了鱼雷学堂（1884年）和广东水路师学堂（1887年），任湖广总督后又创办了自强学堂（1893年）和湖北武备学堂（1897年），大多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学堂。广东水路师学堂的规制仿照天津各军事学校和福州船政学堂，其水师学堂分为管轮专业和驾驶专业，英语及四书五经为水师学堂学生的公共必修课，管轮专业的专业课为机轮理法、制造运用等，驾驶专业的专业课为天文、驾驶、海道、攻占之法等。湖北武备学堂是一所培养陆军军官的学堂，入学的学生须经过笔试、面试和体检、试读三关，招生条件高，程序十分严格。学习的课程分为讲堂讲课和操场操练两部分，课堂讲授内容有军械学、算学、测量、枪炮管理和使用法、山川险易攻守进退之机等；操场操练有操习枪炮、骑术、行军、打靶、演示测量、体操等，学堂具有学生素质高、课程较全面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江南陆师学堂是一所培养陆军军官的学堂，分为课堂教学和操场操练两部分，其中，军械学、营垒学等课程的内容汇集于《江南陆师学堂武备课程》中，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参照西方教学法编写的军事教科书之一。同时，张之洞还创办了几所以基础知识和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学堂，但效果不理想。张之洞认为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的重要途径非实业教育莫属。19世纪末，实业教育活动开始形成一定的体系，除创办军事技术和综合性学堂外，他还大办农业学堂，认为：“富国之本，耕农与工艺并重。”③意思是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而言，要想国家富强，必须工农业同步发展，将农业与工业放到同样重要的地位上来，齐头并进。他看到中国与西方农业存在很大差距，认识到中国农业落后，虽然中国地处温带，自然条件适合耕种，但由于“农学之不讲”④，坐失天然优越的环境。为改变现状，讲究农学，他于1898年春在武昌创办了农务学堂，后来又在农务学堂内附设了农业小学堂与中等蚕桑学堂。1902年，他又扩大了办学规模，分设畜牧、农桑和森林三门，额定招生人数为120人，学制为4年，分两年预科和两年正科。这所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农业教育工作，为湖北农业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农务学堂的建立，带动了农业学堂的兴办。张之洞认为：中国物产富饶，材料充足，结果却是“洋货充斥”“此工学之不讲之故也”⑤，工业技术是西方国家的优势，而中国“百工朴拙，相因沿习旧艺，只就己知己能”⑥，产品根本无法与西方大工业的产品竞争。所以他煞费苦心地兴办工业科技教育。最初采用的方法是在工厂内附设学堂，如在汉阳铁厂就附设有化学堂和矿学堂，但效果不理想。在创办农务学堂的同时，他又创办了工艺学堂，培养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技师和工程师。工艺学堂的学制为三年，专业有车床、绘图、汽机、翻沙、打铜等11种，学生入学后，前两年各学一门，第三年兼修他门；学堂采取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每天课堂教学4小时，学习算学、化学、格致、绘图等课程，在专业教习和技工指导下实际操作4小时。

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张之洞不仅是提倡实业教育的先驱，形成了自己的实业教育思想体系，而且大力兴办了各类实业学校，培养出近代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打下坚实的了基础。

三、洋务派实业教育思想的评价

鸦片战争后，早期洋务派在国力日衰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实业教育，引进西方先进技艺和管理方法，提出实用为本的人才观，培养出近代中国所需的科技和专门人才，为近代实业教育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虽然，他们对西方实业教育的介绍不够完整，教育实践也很有限，存在诸多缺陷，但毕竟顺应了历史潮流，特别是后期洋务派废科举，兴学校，为近代中国实业教育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形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具有开创性。

首先，引入了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打破了儒家思想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造就了近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新式人才。近代中国的落后、被动、挨打，证明了传统教育的落后和无能，虽然统治阶级上层不愿变革，但为了维护清朝的专制统治，不得不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以实现自救。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使传统教育中第一次出现了西学，呈现出中学与西学并列的局面。这实际上是在尊崇封建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引进外国语言文字、工艺技术、军事理论、自然科学等实用科学和技术，适应了我国新式企业兴起和国防近代化的需要。西学的实际作用愈来愈大，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从而威胁并冲击了传统的中学。在新式学堂中，虽然强调中学与西学并举，并特别强调中学是根本，但实际上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的安排上，西学均已超过中学。说明西学的作用和地位在日益增强，而中学的地位和作用则在日益降低。这对于变革旧的教育内容，培养新式人才无疑起了促进作用。其次，洋务派引进的新式教育推动了社会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更为重要的是，实业教育为我国培养了传播科学文化的种子，为我国更好地了解世界、多方面地传播科学文化和先进思想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再次，洋务实业教育最终促成了中国近代实业教育制度的建立。如以张之洞为首的后期洋务派不仅积极兴办各类近代教育，还在清末新政时期影响全国的废科举、兴学校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张之洞看来，变通科举考试关系重大：“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科举始。”⑦科举不变，新型人才就不可能大批涌现，富国强兵自然就成为空谈。随着形势的变化和认识的深化，科举制度的弊端愈来愈凸显，张之洞对科举制度的看法由主张对其进行变通变为完全废止。20世纪初，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张之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废科举、兴学校与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之间的关系，促使清朝政府终于下定废科举的决心，在中国实行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张之洞还会同张百熙和荣庆制定了“葵卯学制”，为兴办新式学校和发展近代教育提供了制度依据，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不可否认，洋务派的实业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和教学方式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对西方的学习仅限于器物层面，虽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课程，但未能对学生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另外，还存在数量少、规模小，未形成体系化，整体办学水平不高等问题，然而它却在延续千年的封建教育堡垒上第一个打开了缺口，吹入了新风，植下了新学的种子。

[注释]

第9篇：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

关键词：清末民初，农业教育，兴起，原因

 

一、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的兴起

清末民初，我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演化。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要取得社会进步和有效的迎接西方的挑战，农业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发展，必须摆脱传统，寻求新的出路。当时的一些精英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这一变化，他们开始宣传借鉴西方，师其所长，“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运用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1](p49)他们提出要向西方那样运用科技来发展农业，要兴办农业教育。我国的农业教育从此开始由典型的中国式向中西结合式转变，由传统向近代转变。

（一）农业教育兴起的现实背景

中西农业的差距始于十八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免费论文参考网。进入近代，特别是清末民初阶段，这种差距迅速拉大。西方的产业革命带来农业革命，也促进了农业和农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而中国传统农业长期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进入清末民初，甚至时至今日，农民的土地耕作仍沿袭古制，与千百年前并无两样。《科学世界》在论述农业和科学的关系时，特别指出我国农业生产的弊病就是不讲科学不讲教育，“我中国固素称以农立国者也，而何以农作物之产出远不逮欧美，近日水旱连年，一夫之所获，尚不足供一家之需，曰是无理科固，今夫土壤学，肥料学，家畜饲养学，植物病理学，固农家最要之学科而缺不可者也” [2](p67-72)从现在看来，当时的传统农业不但不能富国，且将灭国，面临严重生存危机。清中后期以后，人口迅速膨胀，人多地少，粮食供应成为严重问题。据统计，1841年人均耕地仅为1.64亩，远低于维持生活所需的土地数。缺乏新式农业教育，技术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晚清农产品对外贸易的衰落，特别是丝茶出口的大幅降低。19世纪70年代中国丝茶出口货值占出口总额的87℅左右，而 1893年的丝茶出口货值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下降为48℅。[12](p4)

清末民初时期农业教育匮乏及农业科技落后的现实，不能不引起一批有识之士的警醒。他们认为要改变落后，走向发达，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即在继承发扬传统农业中的精华部分

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为此必须兴办农业教育。

（二）农业教育兴起的具体过程

探究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的兴起及其发展，可以发现它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萌动于洋务经世派，形成于早期维新派，集大成于孙中山。

第一，洋务经世派对农业教育的影响。为提倡农业教育，科技兴农，洋务经世派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具有先导性观点。为了劝农，包世臣很注意改进农业技术的问题，主张把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和技术列为士人治学的一部分。魏源的农业思想有不少新的创见，如对水患的原因他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一方面固然是天灾，但另一方面，更根本的是人祸，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内在平衡关系的破坏所导致，[3](p62-64)很合乎事实道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能够认识到这点的确难能可贵。洋务经世派提倡农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虽因固守“中体西用”，没有涉及西方的根本政治及教育制度和深层观念问题，但却实现了从德到艺的价值转换，开始触及到新式农业教育，科技兴教和科技兴农的皮毛，更为早期维新派农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指引了方向。

第二，早期维新派对农业教育的推动。晚清时期，早期的维新派受到西方思想的更大影响，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冯桂芬、郑观应等。他们力图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农业教育采用先进农业科技。冯桂芬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出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第一人，[9]（p5）此后，使用农业机器成为早期维新派的共同主张。他们向国人大张旗鼓地介绍西方农业的概况及其优越性。当时的西方各国不仅一般的学校都开设农学科，而且还设立了许多专业性农业学校，他们热切期望中国大力发展农业教育，以改变“农者不学”的局面。郑观应就曾建议当时的晚清政府下令设立各种学校以农学作为一科。陈炽则提出在农业教育的内容的选择上博采中西，并做到通俗易懂。[3](p41-45)早期维新派科技兴农，发展农业教育的思想全面而深入。不仅提出了系列主张，还详解了实施策略。[4](p3)他们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也是后来康梁维新派及孙中山农业教育思想的宝贵源泉。

第三，孙中山对农业教育的伟大贡献。清末民初，孙中山等一批先贤和精英看到日本和美国农业教育的大发展对他们国家的重要贡献，看到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有效的农业教育体系和先进的农业科技之后，提出在当时的中国要兴农会，办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以振兴中华农业乃至中国经济。他坚决主张用机器代替沿袭几千年落后的手工耕作，以发掘中国无限之富源。他还把农业灾害分为两种，即水灾和旱灾，关于水灾的治理，他认为筑堤只是治标，只有种树才是治本，关于旱灾的防治，他也认为种树是治本，而用机器抽水是治标。[11](p6-8)他还早在1890 年《 致郑藻如书》 中提出创办农会，以引导农业科技的推广，在《上李鸿章》书中还提出农务有学，[4]（p21-23）认为人的知识不是天生的，要掌握农业知识，离不开农业教育，并对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农业教育基础的国度里如何创办农业学堂，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可以说，孙中山是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真正发起人。他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产生的原因

（一）农业教育产生的思想根由

解决生存危机，革新图强是促使清末民初时人形成农业教育思想的外部因素，而他们自身思想观的变革是内在动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变易观方面。清末民初很多有识之士都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变易历史观，他们都坚持历史是进化的。开风气之先的龚自珍主张变革，认为“变则通，通则久”。薛福成强调生今之世却泥古之法，就是历史的倒退。王韬则明确提出“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梁启超更是强调一切皆变，坚决反对泥古，说今人“勿为古人之奴隶也”，他还以印度、突厥为例说明泥古不变的祸害。[6]（p7）概言之，变易观可使他们要求用一种异于传统的，新的方法来发展农业，振兴农业，即借鉴西方，兴办农业教育，注科技入农业。

第二，功利观方面。自古以来，中国一直特别推崇贵义贱利，极大地压抑和窒息了中国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发展农业这种“利”与所谓道德上的“义”发生矛盾时，唯一的功利取向是：舍利取义，否则将被讥为唯利是图，遭万人唾弃。要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最大限度地用新方法去振兴农业，必须要突破这种贵义贱利功利观的束缚，改贱利为贵利，对贵利不应批判而应大胆宣扬。其实这样一种观点早在古代就已初现端倪，进入晚清更是破晓大明。当时有识之士大谈言利之说，宣称功利就是动力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是发展经济的动因，当然也是发展农业不可或缺的推动力。王韬曾著《兴利》一文，专论如何兴利。薛福成对于戒谈言利的古训不以为然，他反对贱利，认为中国本来地博物丰，为世界精华所萃之区，但“徒以怵于言利之戒”，致使见“中国之财每岁流入外洋者白金二三十万两”也无动于衷，长此以往，“中国将何以为国乎？”[8](p3)有鉴于此，他力倡贵利。

（二）农业教育产生的现实动因。

清末民初，我国社会一直处于危机之中，矛盾冲突不断，尤其是我国的农村社会，危机更加深重。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 ，中国的农业在近展的停滞。免费论文参考网。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顶峰是在乾隆时期，此后即呈下降态势，我国近代农作物的单位亩产量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不升反降。其二，人口急剧增长，而耕地因受到种种限制并未同步发展。庞大的人口基数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的尖锐性，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1650 一1850 年间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中国耕地面积扩大了1 倍，由6 亿亩增加到12 亿亩左右，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却由4 .8亩减少至2.93 亩，[10]（p6）中国确已人满为患，地不足养。这相当于要求中国在同一块耕地上，以同样古老的耕作方式，却要养活成倍于以前的人，农民的生活怎能不艰辛，其生存又怎会不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农业发展停滞，再加上人口剧增耕地未同步扩展，导致生存危机，造成民变，而对这样一个连锁式问题，惟有寻求新的出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孙中山就说“国中户口甲于五洲，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举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艰，哀鸿遍野，其弊可预决者。”[11]（p68）新法如何寻找？西方农业发达之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效仿的参照，而西方农业之所以发达，“详考来源受科学之赐为多。”科学对西方农业像神奇的魔法一样，产生了巨大的生产效益。免费论文参考网。近代时人要求中国效法西方，也走科学兴农，教育兴农之路，认为中国农业的出路在科学，在教育，“农业非科学莫由振兴，”科学实为挽救中国农业之上策，“欲救垂危之农业，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末由．”[3]（p72）他们清楚科学和教育是我们民族最缺乏，但又是最需要的，“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之故．”中国如“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则同此面积之土地，可使其出产更多，故尽有发达之余地也，他们对中国农业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中国这一块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的，如果把那农学讲究起来，好好的桥种，莫说是现今四万万人吃不尽，就是后来再生上几万万也是吃不尽的。”[112]p7

三、结语

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观念和科技思想在当时社会精英和有识之士的极力倡导下，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识，农民对农业科技知识开始有了点滴的了解，开始用新眼光注视农业教育和科技带来的变化，并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的去效法模仿，农业教育和科技逐步得以实施和运用。从理论上讲，他们所宣传的农业教育是能够推动中国农业走上近代化之路，促使其走出统的畜力铁器农业状态。近代农业教育思想集中了众多精英的思想精华，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呐喊和深思，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中国近代农业教育思想的重要和伟大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历史的丰功伟绩，而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不在于他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清末民初农业教育思想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今天和未来。它对更新我国农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制定我国农业教育的战略规划，探索我国农业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M]．第一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M]．第二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3]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4]王红谊，章楷，王思明．中国近代农业改进史略[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

[5]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钟祥财．中国近代农业思想管窥[J]．复旦学报，1989，（1）.

[7]刘建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总和考察[J]．历史教学，1991，（1）.

[8]张福记．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J]．史学月刊，1991，（1）.

[9]杨士谋．中国农业教育战略研究初探[J]．高等农业教育，1992，（4）.

[10]陈为民．略论冯桂芬经济思想的矛盾性[J]．南大学报，1995，（6）.

[11]尚明轩．孙中山与中国农业现代化[J]．学术月刊，1996，（11）

[12]包平．二十世纪中国农业教育的历史分期[J]．中国农史，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