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考作文精选(九篇)

第1篇：浙江省高考作文范文

这话说得确实精僻（辟），当仍想为其添上一种层次：以"有字之书"为人之底，以"无字之书"为人之骨，以"心灵之书"为人之魂。

"有字之书"指世间客观存在的一切文字内容，也是人们狭义上阅读之物。杜拉斯曾说过"每一本书都是漫漫长夜"。夜晚用一本书来填满闲暇的时光，一方面夯实了知识基础，另一方面开拓了人的视野。培根也常强调"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但若仅仅停留在阅读"有字之书"，便易陷入苦读成疾的泥潭。

"专读书也是有弊病的"，鲁迅鼓励人们使所学的知识活起来，这便是所谓的"无字之书"。

"无字之书"深深根植于生活这片包罗万象的土地上，经历百态人生也是另一种阅读。向生活寻求知识，学习为人处世的道理，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搭好身骨。这本大书中没有直接易得的文字总结，它更需要人活化地看待，留心生活中的细节，从中撷取成长所需的营养，做到经世致用。

读着这两本书，能拥有"谈笑有鸿儒"的展望，但真正贯穿人一生的更关键的是"心灵之书"。

"心灵之书"似乎更为玄妙，大家如齐白石也只能说成"要常有古人之微妙在心间"。我将这种微妙理解为一种自我意识，如果一个人永远是外在事物的反映，缺乏自我的内在焦点，那他仍是无用的。特别在物欲快速膨胀的当下，潜心读书的人都已消失殆尽，更不用提回归本心，发出"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的深层自我反思！拥有向内探寻的自我意识，才能回答人何以为人的终极难题。而且每个人的心灵都脉动着不同人格的血液，借鉴他人确为一条捷径，但读懂自己内心更为重要。常读"心灵之书"，为自己注入独立之灵魂。

第2篇：浙江省高考作文范文

(一)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立法现状

浙江省循环经济地方性立法始于2003年,为了实施国家新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浙江省分别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清洁生产的实施意见》《浙江省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等法律文件。2004年《浙江省农业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条例》颁布,2005年,省人民政府了《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纲要》,作为浙江循环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2006年出台了《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07年,浙江被列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省,为了保障和推动循环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浙江省一方面全面贯彻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另一方面,针对浙江具体情况,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循环经济领域专门性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包括《浙江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2007)、《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09)、《浙江省农业废弃物处理与利用促进办法》(2010)、《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条例》(2011)、《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浙江省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2011-2015年)》(2011)、《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条例》(2012)、《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14)、《浙江省节能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4)等。同时,《浙江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浙江省废旧轮胎回收利用条例》《浙江省包装物回收利用条例》《浙江省农业废弃物利用促进办法》《浙江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等也在积极研究起草中。统观上述立法情况,可以将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主要在国家出台的环保法律、法规基础上,根据本省实际,出台细化性的操作办法;第二阶段是巩固提高阶段,主要根据国家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出台符合浙江具体情况的循环经济专门性立法,本阶段的立法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性,但是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财政资金的使用方面;第三阶段是发展成熟阶段,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开始注重综合性、全面性、体系性,有计划、分步骤开展循环经济统领性和分领域专项立法,这标志着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开始从量变走向质变,从零散走向系统,从探索走向成熟。

(二)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执法现状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施。[2]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是为了实现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法律渊源既包括浙江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也包括国家循环经济立法。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主要以政府引导和激励为主。[3]一是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围绕环太湖、钱塘江等重点流域和高消耗、高污染等重点行业,分批组织企业开展自愿性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成效显著。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有6808家企业完成了清洁生产审核,其中,自愿性审核企业4620家,强制性审核企业2188家。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积极落实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税收减免政策,积极推进粉煤灰、煤矸石、冶金废渣、尾矿、餐厨等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目前浙江省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已达到93.2%,处于全国先进水平。二是积极实施全省园区循环化改造。2013年,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浙江省园区循环化改造推进工作方案》。2014年,浙江省正式启动全省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果,绍兴滨海工业园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入选国家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三是重点推进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所谓“991”行动计划,是指发展循环经济九大领域、打造九大载体、实施十大工程。据统计,2008-2014年,浙江省共实施“991”行动计划重点项目1420个,总投资4670.7亿元,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循环经济项目。四是大力加强部级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建设。截至2014年底,浙江省拥有46个部级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单位以及14个省级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城市和园区,建立了完善“点、线、面”结合的循环经济示范试点体系,凝练了一批独具浙江特色的典型循环经济模式。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取得了显著效果。2014年,浙江单位GDP能耗比上年下降6.1%,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节能降耗目标,能效水平位居全国第三;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已达到93.2%,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三)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司法现状

司法是国家司法机关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法律活动,是法制目标实现的最后屏障。[4]目前,浙江省乃至全国都还没有就循环经济设置专门的法庭和组织专门的审理活动,而是包容在环保司法之中。一是建立专门的环保法庭。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这标志着环境保护的司法保障迈入新阶段。早在2011年,浙江丽水莲都区就成立了环境保护案件审判中心,对环保案件进行专门审理。2014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合议庭,成为浙江省首家中级法院环境保护专门审判机构。浙江其他地区环境法庭的成立也在研究筹划中。专门设立环保法庭是为应对环境形势恶化而在司法模式上的变革,它打破了传统上将行政、民事和刑事三大审判各自分立的模式,创设了“三审合一”的新模式,从而实现环保纠纷的专门化审理。[5]二是探索环境公益诉讼。2010年8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和省环保厅联合出台了《关于积极运用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见》,建立检察机关与环保厅的长效协作机制,对涉及环保的案件支持、督促。2011年,浙江省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在嘉兴平湖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二、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制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是还存在立法空白。循环经济立法是个系统性工程。就浙江省地方循环经济立法来说,第一层次是国家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办法,这是浙江循环经济发展的统领性法律文件;第二层次是国家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弃物防治立法和再生资源回收立法的实施办法,这是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法律文件;第三层次是针对不同行业领域和产品类型的专门性立法,如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立法、废旧汽车回收处理立法、电子废弃物产品回收处理立法、餐厨垃圾回收处理立法、生活垃圾回收处理立法等。但迄今为止,包括浙江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在内的大量立法都还处于研究起草中,与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实践严重脱节。二是现行立法之间存在重叠和冲突。以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相关的专项资金立法为例,为了促进和激励浙江省循环经济的发展,浙江省分别出台了《浙江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2007)、《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09)、《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14)和《浙江省节能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4)等地方性法律文件。表面上看,这几个专项资金各自有其支持范围,互不统属,泾渭分明,从而充分、合理、有效发挥几大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杜绝重复资助。但仔细考察几个管理办法,却在制度设置上就存在重叠和冲突。比较典型的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项目,既能按《浙江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申报支持,也能按《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获得支持,这为循环经济发展相关专项资金项目扶持实践埋下隐患。三是现行立法可操作性有待加强。由于法治化发展阶段的局限以及相应理论与实践的不成熟,我国包括循环经济在内的环境立法普遍实行“宜粗不宜细”策略,即使是地方性立法,也普遍存在规定过于原则与抽象的问题,这在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中也有体现。例如,《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煤矸石、炉渣、废石、废料、废气等工业废物进行综合利用。”但是该规定相关的技术指标并不明确,对企业综合利用行为也难以监督考核,无法应用操作化运作,上述规定就成了一种宣示性条文,在实践中发挥不了作用。

(二)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存在的问题

一是执法管理体制有待细化。循环经济发展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涉及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职能范围。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管理体制沿袭了我国传统的经济社会执法管理模式,即所谓的统一监管与分部门监管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例如,《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条例》第五条规定:“省发展和改革(能源)主管部门和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以下统称可再生能源综合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相关管理工作。”《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资源综合利用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资源综合利用相关工作。”但实际执法中,统管部门到底怎样组织协调?统管部门对分管部门可以提出什么要求?分管部门不履行职责时统管部门怎么处理?这些具体问题都没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二是执法考核机制有待强化。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架构和官员激励体现为典型的“压力型体制”,[6]在这种体制架构下,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的主要动力是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所谓政绩考核,是指上级政府掌握下级政府官员的人事任免权力,为实现任免标准的客观化,上级政府定期对下级政府履行所承包的行政事务的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官员任免的重要依据。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的推动,客观上需要将循环经济发展纳入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中。但除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浙江省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2011-2015年)》(2011)等文件中提出的倡导性条文外,循环经济发展的量化考核问题迄今为止浙江省还缺少相应的可操作性条文规定。三是执法缺少公众监督参与。公众监督参与是包括循环经济立法在内的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涵之一。[7]与传统的线性经济相比,循环经济是一种公众经济,公众参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然选择,是推动循环经济决策科学化、循环经济执法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但当前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中的公众监督参与存在程度低、方式单一等问题。现行立法中,《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条例》《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条例》等都没有纳入公众监督参与的内容,《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文件有关公众监督参与的内容也主要是引导和促进社会公众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并参与循环经济的宣传与实践等,与循环经济执法相关的公众监督参与也是付之阙如。

(三)浙江省循环经济司法存在的问题

不管是环保法庭还是环境公益诉讼,从表面上看,共同的问题是案件数量少,但这并不是说环境问题少了,实质上是未能对许多环境问题进行诉讼。在当前严峻的环境形势和循环经济发展趋势下,司法的保障功能基本没有得到体现。一是环保案件难。环保法庭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少的问题都与现行法律对于原告资格的限制有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还是明确规定,主体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保法庭虽然力图为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司法救济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但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具有复合性、滞后性等特点,受害者不知道或无能力提讼。而环境公益诉讼方面,按《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此,2015年新修订实施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进行了具体可操作化的解释,但条件依然过于严格,将很多很有能力、有热情的民间环保组织排除在外。二是环保案件举证难。环境污染事件具有复杂性、多因性、长期性等特点,不管是环境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认定污染企业的环境违法事实都面临巨大的困境。企业往往采用埋设暗管、渗井排污,或利用雨天、夜间、休息日违法排放废水、废气,由于排污行为的隐蔽性和污染的扩散性,很难及时、充分、确凿地固定违法事实。同时,这些环境违法事实的认定、损害的评估和因果关系的证明等不仅需要环境法律知识,往往还需要土壤、水文、生态等环境科学知识,很多情况下需要进行专门化的司法鉴定,但浙江省全省只有省环境监测中心一家机构能够开展环境检测和评估,难以满足众多的环境诉讼的需要。[8]三是环保案件执行难。包括浙江在内,全国的法院系统人员配置都存在严重不足,执行庭的人员配置也相应受到限制,在此情况下,普通民商事执行工作已显得捉襟见肘,环保法庭和环境公益诉讼审理的环保案件的执行更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同时,环保案件的执行有其特殊性,如环保机关申请执行“责令停止生产”行政处罚决定,法院由于执行人员配置不足等客观原因,没有能力对执行效果进行监督,案件执结后,被关停的企业暗中又偷偷恢复生产。而且,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为了保增长促就业,对本地污染企业采取保护性措施,法院在执行时,往往受到当地政府的干扰。

三、完善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法制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立法完善

一是加快循环经济立法进程。按《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目标,到2015年,浙江省要“基本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率先建成全国循环经济发展示范区”。为了确保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应尽快形成比较完备的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体系。目前,《浙江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浙江省再生资源回收处理办法》《浙江省餐厨垃圾回收处理办法》《浙江省城市生活废弃物分类回收处理办法》等法规规章的研究草拟工作已经酝酿成熟,应及时出台。二是疏解循环经济立法冲突。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部统筹全局的基础性立法。已酝酿成熟的《浙江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的出台,将能有效化解和疏导现行立法冲突。化解冲突的途径可以分两个层面,首先在条例总则中对浙江循环经济发展所涉及的各领域的基本原则作全局性安排,各具体领域立法如果与基本原则相悖,则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则处理;其次是在分则中对当前比较突出的财政专项资金等领域的冲突拟定具体的化解规定。三是细化循环经济配套办法。针对浙江循环经济立法中的重要制度,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规定。这方面,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的相关规定是典范。但金融信贷、价格补贴等激励措施和垃圾分类、资源综合利用等一系列重要制度都还需要制定细化的操作办法。同时,加强浙江省循环经济基础性数据库建设,包括循环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管理信息系统等,为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推行提供技术性支撑。

(二)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执法完善

一是理顺循环经济执法管理体制。针对统一监管与分部门监管中协调机制不顺的问题,应充分发挥浙江省各级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功能,对循环经济发展任务进行总体部署,并形成各部门的任务分解方案,对各部门循环经济发展进行具体化、可操作性、量化考核的职能分工。同时,循环经济执法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特点,除了明确每个部门的职能分工外,对跨部门、跨区域的工作应建立循环经济执法联动机制,由所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小组,统一行动、统一考核。二是将循环经济发展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具体办法可以借鉴节能减排考核方案,首先是拟定浙江省全省循环经济总体目标,并将目标分领域在各地市、区县、乡镇逐级进行分解,提出各级政府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要求;其次是制订考核循环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并规定具体的考核程序和步骤,将循环经济发展目标的完成情况确定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和责任追究制。三是建立健全循环经济执法的公众监督参与机制。扩大公民对循环经济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决策和执法的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发改、经信、环保等与循环经济执法直接关联的部门要在有关循环经济发展的决策和执法活动中,主动、全面、及时公开相应信息,并有效利用微信、微博、网站、短信等新媒体,确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以便接受公众的监督。同时,组织专家和公民以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问卷调查、征求意见等适当方式参与循环经济项目审批、循环经济园区改造、清洁生产审核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等,并积极探索循环经济执法公众监督新模式,如微信举报、网上投诉、行政公益诉讼等,将公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

(三)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司法完善

第3篇：浙江省高考作文范文

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解读心得体会（一）

一次党代会开启一段新征程。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第十三届委员会报告。省党代会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成就和经验，客观分析了当前形势，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是指导和推动浙江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省党代会报告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省人民智慧的结晶。报告起草工作从去年10月开始启动，在省委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省委主要领导亲自主持报告起草工作，先后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并与起草组有关同志座谈，提出报告的主题、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5月8日和22日，省委常委会议先后两次专题讨论报告稿。5月上旬，报告(征求意见稿)印发各市党委、省直属各单位党委(党组)，书面征求各方意见。其间，省委召开了部分市、县(市、区)委书记，正省级老同志，省级派、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代表，专家学者，基层党员代表和部分省党代会代表等5个座谈会，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省政协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就省党代会重大决策进行政治协商。6月初，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向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报告。党代会期间，与会代表对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6月16日，大会一致通过车俊书记代表十三届省委所作的报告。

为更好地学习领会省党代会报告精神，报告起草组对报告主要内容作一解读。

一、省党代会报告主题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主题是报告的灵魂。报告的主题是：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高水平谱写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浙江篇章。确定这个主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充分体现了省委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态度，充分体现了续写“八八战略”这篇大文章的战略定力，充分体现了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进程中走在前列的责任担当。全面理解报告主题，必须牢牢把握“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这个核心要义。

“八八战略”是在浙江工作时留下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亲自为浙江设计的发展路线图。2003年7月，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作出了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重大决策部署，简称为“八八战略”。一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三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四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五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六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七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八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八八战略”是时任省委书记同志带领省委一班人，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浙江的具体省情相结合，科学把握时代背景、立足现实基础，提出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成果。经过这些年历届省委的接续奋斗，“八八战略”在浙江大地已经落地生根、结出累累硕果。实践充分表明，“八八战略”根植实践、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引领实践，是指引省域发展治理的科学理论。

“八八战略”管方向、管长远、管全局，必须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彰显其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力量。2017年4月27日，全省领导干部大会后的第二天，新任省委书记车俊同志就到安吉余村调研，重温当年在考察余村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明确提出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主题，也是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主题。5月4日，在与全省市级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车俊书记强调，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是贯彻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浙江各级各部门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使命，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品质。

“八八战略”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精神要旨上是契合的、内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具体要求上是一贯的。在浙江，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最根本的就是要一以贯之地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探索创新“八八战略”的实践载体。报告主题开宗明义地提出“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就是要宣示把“八八战略”作为浙江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表明省委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鲜明政治态度和坚定政治决心。

二、报告总结提炼五个方面体会主要基于哪些考虑?

车俊书记指出，对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报告在全面总结过去工作和成就的基础上，高度提炼了五个方面体会，即“五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把讲政治放在首位，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弘扬红船精神、浙江精神，唱响创新和实干的最强音;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保持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氛围。这“五个必须坚持”的体会，既是过去五年浙江发展的宝贵经验，也是今后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并丰富发展。

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过去几年，浙江发展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决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折不扣地把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因此，报告把“必须坚持把讲政治放在首位，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为首要经验，提出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做到中央有要求、浙江见行动。

“八八战略”是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领，是推进浙江各项工作的总方略。这些年，我们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相继作出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齐“六大短板”、从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决定和部署，扎实推进“两富”“两美”浙江建设，各方面工作取得重大成就。这些年浙江发展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归根到底靠的是持续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浙江未来发展要再上新台阶，仍然必须坚持“八八战略”的指引。因此，报告把“必须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作为一条重要经验，提出要坚定不移续写好“八八战略”这篇大文章，不断推进“八八战略”深化细化具体化。

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这些年，无论是加快转型升级还是办好民生实事，无论是“最多跑一次”改革还是“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之所以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就是因为这一切工作真正做到了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增进人民群众福祉为根本目的。因此，报告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作为一条重要经验，提出要把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做到“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红船精神、浙江精神是我省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浙江工作时大力倡导弘扬红船精神、浙江精神，将红船精神的内涵高度提炼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十余年来，红船精神、浙江精神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图治、改革开放、创业创新，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G20杭州峰会期间，又对我省提出了“秉持浙江精神”的要求。因此，报告把“必须坚持弘扬红船精神、浙江精神，唱响创新和实干的最强音”作为一条重要经验，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保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求真务实、苦干实干，干出勇立潮头的新气势，干出改革发展的新境界。

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真正做到政治上过硬、本领上过硬、作风上过硬，才能更好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历届省委牢牢扛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抓党建抓得深抓得实，抓出了好队伍好风气，进而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人大、政府、政协各司其职，各方面各尽其责，公众广泛参与”的局面，这是浙江能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关键因素。因此，报告把“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保持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氛围”作为一条重要经验，提出要提高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汇聚起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磅礴伟力。

三、为什么提出“两个高水平”的奋斗目标?

报告提出，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确保到2020年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此基础上，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两个高水平”，符合中央要求，切合浙江实际，回应群众期盼，为浙江发展指明了奋进方向、标注了目标高度，是省委向全省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实现“两个高水平”，是贯彻落实对浙江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职责使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浙江作为沿海发达省份和改革开放前沿，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责任。明确要求我们“在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水平上更进一步，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快一步，继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这为确定我省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提供了重要指引和根本遵循。在报告起草过程中，车俊书记与起草组有关同志一起重温了对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2017年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明确提出了“两个高水平”的目标要求。“两个高水平”是落实“更进一步、更快一步”要求的奋斗目标，体现了浙江与全国历史进程同步、发展水平更高。实现“两个高水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必须要有的高标追求。

实现“两个高水平”，是把握历史方位、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担当作为。报告对世情、国情、省情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的大趋势、大变革、大逻辑总体上有利于我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我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创新面临难得的历史契机，但是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许多困难和挑战。在此基础上，报告作出了“今后五年是我省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干事创业的发展黄金期、不进则退的转型关键期”的基本判断，强调“越是在这样的时期，越要谦虚谨慎，越要奋发有为，越要创新实干”。实现“两个高水平”，就是要求我们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把握机遇、趁势而上，在干事创业的发展黄金期干出气势、创出业绩，在不进则退的转型关键期把定方向、稳中求进，努力把浙江的事情办得更好，真正做到“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

实现“两个高水平”，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提升，“今美于昨，明日复胜于今”，这是人类需求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居全国前列，发展质量和效益较高，发展均衡性和协调性较好，民富、景美、均衡逐渐成为浙江的鲜明标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浙江人民对未来有着更加美好的憧憬和更高水平的期待，人们普遍期望收入水平更高、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公共服务更优质、生态环境更优美、生活环境更安全。实现“两个高水平”，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四、“六个浙江”的提法有哪些继承和创新?

围绕实现“两个高水平”，报告进一步提出建设“六个浙江”的具体目标，即在提升综合实力和质量效益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设富强浙江;在提升各领域法治化水平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设法治浙江;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设文化浙江;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设平安浙江;在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设美丽浙江;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设清廉浙江。这“六个浙江”，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相对应，是“两个高水平”在各领域的具体展开，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体现了对浙江发展目标布局的进一步完善。

富强浙江、文化浙江、清廉浙江是第一次概括提出。提出富强浙江，继承和发展了富民强省的一贯追求，体现了既富又强的更高目标。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已分别连续16年和32年居全国省区第1位，“富”的方面已经有较好的基础。要在继续做好“富”的文章的同时，突出做好“强”的文章。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提也应该提富强浙江的时候了。“富”，主要体现为居民、企业、财政三大收入保持较高水平、持续较快增长，最核心的是人民群众生活富裕。以2017年为基期，按照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5%和7.8%测算，到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将超过7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超过3.5万元。“强”，主要指科技创新能力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强、民营经济实力和活力强、城乡区域协调性强，集中体现为综合实力强。2017年浙江生产总值占全国的6.2%，连续20年居全国第4位，经济总量与居全球第18位的土耳其相当;人均生产总值达12577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确定的收入分组标准，浙江已基本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水平。按照全省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分别年均增长7%和6%以上测算，到2022年全省生产总值预计将超过7万亿元，人均生产总值将达到12万元。

提出文化浙江，主要是考虑在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接力建设的基础上，谋划新的目标载体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激发文化活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浙江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的具体目标要求：一是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二是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三是文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提出清廉浙江，既是对浙江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基本判断，又表明了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意志。建设清廉浙江，就是要把“清”和“廉”的要求贯穿各领域各环节各行业，形成党员模范带头、干部清正廉洁、社会风清气正的良好局面。既要干部廉洁，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更要政治清明，建设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还要以良好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使以清为美、以廉为荣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和美丽浙江的提法带有延续性。法治浙江是在浙江工作时带领十一届省委于2006年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浙江推进政治建设的总抓手，是法治中国建设在浙江的先行实践，报告从民主和法治建设两个方面对今后五年法治浙江建设的目标进行了阐述。平安浙江是在浙江工作时带领十一届省委于2004年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13年来，历届省委把平安浙江作为推进社会建设的总抓手，一以贯之地加以坚持和发展，推动形成民富与民安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成为平安中国建设的先行样本。报告着眼“大平安”，对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等提出了具体目标，体现了保平安和保民生的有机统一。美丽浙江是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一以贯之实施生态省建设方略的深化实践，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省域探索。报告坚持把美丽浙江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提出要实现全省天更蓝、地更净、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城乡更美丽的目标，展现了省委坚定不移践行“两山”理论的思想自觉和行动定力。

五、如何把握“四个强省”的工作导向?

报告提出，要更加深刻地领会和把握“八八战略”中蕴含的优势论，在工作导向上突出改革强省、创新强省、开放强省、人才强省。这“四个强省”事关浙江全局和长远，就像牵引浙江未来发展的“四台发动机”，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塑造浙江未来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着力点。报告起草期间，车俊书记多次强调要对照“八八战略”，发挥优势、补齐短板，谋划具有牵动性的重大战略举措。在实现“两个高水平”的实践中，要把“四个强省”放到突出位置谋划好、实施好。

“四个强省”工作导向，是对“八八战略”蕴含的优势论的充分运用，是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探索创新“八八战略”的实践载体。“八八战略”优势论的核心要义是强化现有优势，挖掘潜在优势，把劣势转化为优势。“四个强省”中，有的是浙江的传统优势，如改革、开放，需要在新时期进一步强化;有的是浙江的短板，如创新、人才，需要切实加以补齐。提出“四个强省”工作导向，就是要紧紧抓住浙江发展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在体制机制、发展动能、国际竞争、战略资源等方面形成引领未来发展的新优势。

“四个强省”工作导向，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每个强省的指向都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改革强省，着眼于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改革。创新强省，着眼于全面创新，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理念创新、方法创新、工作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组织体系创新等。开放强省，着眼于全方位开放，包括城市国际化、企业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人才强省，着眼于全领域人才，包括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等各类人才。

“四个强省”工作导向，是增强浙江未来发展动力的核心载体，每个强省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举措。推进改革强省，就是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各领域改革，擦亮浙江改革的金字招牌。推进开放强省，就是要以“一带一路”统领新一轮对外开放，打造“一带一路”战略枢纽。推进创新强省，就是要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把产业创新作为主战场，加快实现发展动能转换。推进人才强省，就是要紧紧抓住引进人才、培育人才、用好人才关键环节，进一步形成聚天下英才共建浙江、发展浙江的生动局面。围绕“四个强省”工作导向，报告提出了谋划实施一批重大举措的要求，概括起来是8个“最”，即谋划实施一批群众最期盼、发展最急需的重大改革举措，谋划实施一批最具比较优势、最能带动全局的重大创新举措，谋划实施一批最体现浙江资源禀赋、最契合国家战略使命的重大开放举措，谋划实施一批最能补齐发展短板、最能激发潜在优势的重大人才举措。

六、报告提出“7+1”任务是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单独的一部分?

2017年到我省考察时提出“八个方面重点任务”，涉及经济、改革、城乡、法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这八个方面，是耳提面命浙江的工作任务书，是“八八战略”的创新和深化。在报告起草过程中，车俊书记明确要求全面贯彻对浙江提出的“八个方面重点任务”，确保这“八个方面重点任务”落到实处。报告第三部分“七个着力”和第四部分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7+1”八项任务，与提出的“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一一对应，是抓好这“八个方面重点任务”的具体行动。其中，既有许多这些年一以贯之的工作举措，也有不少根据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提出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报告之所以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单独的一部分，主要是考虑到党代会报告是政治报告，既是开创伟大事业新局面的行动纲领，也是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行动指南，应当对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行系统部署，在报告中要有足够的分量。因此，报告把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作为今后五年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也作为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单列一部分浓墨重彩地加以阐述。

七、如何辩证把握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着力点?

报告强调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中做出新作为，必须把转型升级牢牢抓在手上，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要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时候更要抓，切不可有丝毫松懈。总的思路就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加快腾笼换鸟、凤凰涅槃。重点围绕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坚持有“破”有“立”、倒逼引领并举。不破不立，“破”为“立”打开通道、开辟新路，“立”为“破”巩固成果、接续动能。为此，报告对“破”和“立”都提出了明确的任务，“破”的方面主要是坚决打破拖累转型升级的“坛坛罐罐”，“立”的方面主要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体的举措包括深入实施“三改一拆”，高标准推进“五水共治”，扎实做好企业减负降本工作，大力推进科创大平台建设，加快建成“互联网+”世界科技创新高地，实施高等教育强省战略，打造完整的科技创新生态圈等。

二是坚持供需结合、协同发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为此，报告围绕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明确提出要全面振兴实体经济，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要持续扩大有效需求。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方面，报告强调要做大做强万亿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培育一批引领未来的重量级产业等重大举措。

八、新形势下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报告强调要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最大限度释放改革开放红利。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总的思路就是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以“一带一路”统领新一轮对外开放。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政府自身改革的再推进再深化，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管服”改革、优化发展环境、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规范权力运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举措。“最多跑一次”是指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理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等事项，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时能够“最多跑一次”办结。这项改革已经成为浙江改革的金字招牌，企业普遍叫好，群众纷纷点赞。为此，报告强调要以“最多跑一次”的实际成效，加快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政务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的省份。

“一带一路”建设是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世界的机遇、中国的机遇，也是浙江的机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结束以后，省委立即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通过深入学习关于“一带一路”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到我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战略交汇、天下浙商、第一大港、货畅四海、电子商务、平台集成、体制先发、文化底蕴等优势，并提出要重点打造国际港航物流枢纽、贸易枢纽、产能合作枢纽、新金融服务枢纽和人文科教交流枢纽等五大枢纽。报告采用了省委专题学习会的这一重要成果，对浙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

九、在实现城乡发展更协调、更美丽上有哪些新的思路和载体?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浙江的鲜明优势和特色，这个优势只能扩大不能缩小，这个特色只能彰显不能减弱。报告强调要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切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围绕统筹城乡发展，重点是大力提升四大都市区综合能级和国际化水平，坚持做强市域经济与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并重，推动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都市区经济转型。围绕统筹区域发展，重点是“三个行动一个工程”，即实施“5211”海洋强省行动，谋划实施“大湾区”建设行动纲要，实施“1210”交通强省行动，着力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其中，山海协作工程是在浙江工作时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经过这些年一以贯之地实施，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此，省委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山海并利的优势，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赋予山海协作新的内涵要求，着力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以此作为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抓手。“大湾区”是首次提出，这是我省全面落实“一带一路”、长三角区域发展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城市群等国家战略，谋划打造的开放发展大平台,将成为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和新的经济增长极。

下大气力改善城乡生态环境是这些年省委一以贯之的重大工作举措，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为此，报告强调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大力开展“811”美丽浙江建设行动，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总的思路就是要环境整治与美丽建设并重，把绿水青山护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走“两山”之路，基础在“治”，要全方位推进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保护，主要载体是实施“碧水蓝天”工程。走“两山”之路，重点在“建”，要大力建设具有诗画江南韵味的美丽城乡，主要抓手是谋划实施“大花园”建设行动纲要。“大花园”是首次提出，这是我省深入践行“两山”“两鸟”理论，谋划建设的绿色发展大平台，空间形态是“国家公园+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田园”，主要方向是绿色生产、绿色能源、绿色消费，目标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有哪些任务和举措?

报告坚持和发展十多年来法治浙江和平安浙江建设一以贯之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明确了今后五年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任务和举措，强调在丰富内容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不断深化。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民主法治建设，重点是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积极用好统一战线法宝画出最大同心圆。

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就是要让全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为此，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大众创业促充分就业，加强和改进公共服务，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下最大气力做好公共安全工作。其中，有许多新的具体举措和要求，比如实施低收入农户、低收入产业工人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教育现代化战略和大健康战略，全面高水平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治理“除险安居”行动，等等。

十一、提升文化软实力要从哪些层面着力?

文化软实力是推进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层动力。实现“两个高水平”的奋斗目标，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又需要先进文化的引领。报告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树立全社会高度的文化自信，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三个层面对文化浙江建设作了部署。

意识形态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立什么制等重大政治方向问题，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报告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重点是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统筹好建设和管理、内宣和外宣、网上和网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报告围绕树立全社会高度的文化自信，从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等维度，提出要持续开展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浙江精神。

让全省人民享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重点是积极实施文化精品战略，大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持续推进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建设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平台。报告还首次提出要谋划我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把大运河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十二、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调了哪些任务和要求?

实现“两个高水平”，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必须切实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报告围绕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体部署了六项任务，即坚决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依规治党、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驰而不息改作风正作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首先就要维护核心、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这些年我省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都是亲自关怀关心的结果。报告提出要坚持把加强理论武装摆在首要位置，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规范行为。报告特别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到对党绝对忠诚。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党规党纪是管党治党建设党的重要法宝，严格执行党内法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途径。定了规矩就要照着办，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决执行各项党内法规制度，强化制度执行的刚性约束，切实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是党的总章程、总规矩，报告特别强调要严格遵守。

明确提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报告围绕落实好干部标准、打造浙江铁军，对健全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动真格推进干部能上能下、从严加强干部管理监督、关心关爱干部、激励基层干部等提出了具体任务和举措。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要全省20万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全省386万名党员都成为党的旗帜，那我们党在浙江就拥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报告强调要贯彻“一切工作到支部”的理念，深化“整乡推进、整县提升”，高标准落实农村基层党建“浙江二十条”，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报告强调要巩固和拓展作风建设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坚决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风化俗成，大力推进党员干部家庭、家风、家规建设，推动干部士气、党内正气、社会风气进一步提升。

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报告强调“两个决不”，就是要坚持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反腐倡廉，领导干部是关键。报告还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发挥好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头作用，做忠诚干净担当的表率。

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解读心得体会（二）

“平安浙江”是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在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13年来，历届省委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群众普遍拥有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平安浙江”是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在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13年来，历届省委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群众普遍拥有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安全的生活环境。财富分配更加均衡，中等收入群体日益扩大，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平均增幅，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2以内。优质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共享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全面覆盖、更趋公平，社会养老服务质量明显提升。涉及公共安全的城乡危房、地质灾害重大隐患基本消除。省域1小时交通圈基本建成，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客运，信息、水利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要求我们不断擢升地方经验，努力建设成为平安中国的浙江示范区。

公平正义　价值引领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明确公平正义是平安浙江建设的价值要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平安浙江”建设的基本价值。“平安浙江”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建构和谐社会、维护公共秩序、促进公平正义，让政府承担起捍卫社会公平、调整利益格局、协调日益分化的社会阶层等职责，将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导入公正、有序、规范的轨道。

浙江坚持执法司法为民，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已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法律顾问等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浙江高度重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重视社会政策在改善居民生活状况、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把制定完善的社会政策和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矛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覆盖城乡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健全“大社保体系”，均衡公共教育政策，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每位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努力实现社会公正;浙江强化政府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努力在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同时，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着力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分化和失衡问题，让各个阶层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都能享受到社会经济繁荣与发展的成果。

需求导向　民意为先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要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平安浙江”建设坚持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应对发展中的不足、问题与风险，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浙江从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出发，面向群众、服务群众，把平安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民心工程，把群众工作贯穿于平安建设的各个环节，倾听民声、感知民意、体会民情，化解民忧、保障民安、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知晓率、认同度和参与度，把话语权、评判权、决定权交给群众;浙江牢记嘱托，突出需求导向、满意导向，坚持“平安不平安，老百姓说了算”，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连续13年位居全国前列，2017年达到96.43%;浙江着力构建惠及全省人民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努力实现城乡居民学有优教、劳有应得、病有良医、老有善养、住有宜居、难有所助，满足人民群众新期盼，切实保障与改善民生。“平安浙江”建设注重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注重约束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行使;注重在增进政府行为公共性的同时，保障人民群众的私人利益;注重强化有效沟通、有效调解，防患于未然，社会和谐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日益增加。

多元参与　社会协同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要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平安浙江”建设充分发挥多种优势，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多种机制，努力释放社会活力、拓展社会发展空间、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以实现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浙江注重发挥多元社会主体的有序参与，形成社会治理的协同效应，既坚持法治规则的底线作用、裁判作用，又允许发挥市场规则和社会规则的自我调节作用;既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改变社会原子化状态，加强社会整合程度，提升社会动员能力，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又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对话与合作，避免社会组织与国家机关的对立，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双赢。

深化平安建设，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希望也在基层。浙江创新基层综治工作，积累了“综治进民企、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一批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做法经验;浙江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不同、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特色明显的组织体系，在推动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反映利益诉求、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平安浙江”建设离不开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离不开“条块结合、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体化组织格局，离不开稳定的领导干部队伍以及他们“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

德法并举　制度保障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厉行社会主义法治。“平安浙江”建设始终坚持“以德治春风化雨、以自治消除矛盾、以调解平衡利益、以法治定分止争”的治理思路，多途径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形成了懂法、用法、守法的风气。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源自于嘉兴桐乡的基层探索，其中，村规民约发挥了积极作用。2017年，我省组织推动全省28000多个行政村、3300多个社区全面开展制订修订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工作，完成率达100%，有效建立了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基层治理机制。

浙江努力推进治安安全、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监管法治化。在护航G20杭州峰会期间，我省把推行和落实“实名制”作为屏蔽风险、消除隐患的重要抓手，全面推进寄递、瓶装燃气销售、手机、出租房、农家乐(民宿)、长途客运购票等6大重点行业和领域“实名制”落地落细，消除了一大批公共安全隐患;浙江坚持依法管网、打造“绿色网络”，《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是国内首个省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对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规划与建设、管理与应用、安全与保障等方面作出了相应规范，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

考评有则　督查有力

第4篇：浙江省高考作文范文

关键词：浙江省;经济增长;物流业;统计分析

一、引言

伴随着网络购物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加快了各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物流产业。虽然物流也属于经济的一部分，都是影响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将物流从经济中分离出来，可以更科学的分析物流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浙江省的大部分处于长三角经济圈，且与我国经济发展最发达的上海接壤，也推动了浙江省经济增长，带来了周边地区物流的发展。如何衡量物流与经济的互动发展关系，探索物流的发展对经济的依赖程度等都是值得研究的热点话题。

二、浙江省物流与经济的发展现状

浙江省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仍存在少许的波动状况。由于物流与经济的增长值的数据差额较多，笔者采用主次坐标轴的方法来衡量物流与经济的发展趋势，这样能更清晰的将两者的增长趋势和波动关系展现出来。浙江省呈现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态势，物流业特不甘落后，发展速度也较快。具体的物流与经济发展趋势图如下图所示。

图 浙江省物流与经济发展趋势图

数据来源：根据浙江省历年统计年鉴数据整理绘制而得。

从浙江省GDP历年的增长趋势来看，不仅是GDP的总值呈现增长的态势，而且GDP的增长率也呈现增长的趋势。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产值基本上可以衡量浙江省物流的产值，因此本文采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来代替物流产业。而浙江省物流的发展趋势却出现了少许的波动，呈现曲折增长的态势。综观物流产业15年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物流产业呈现先上升然后下降，再上升的发展趋势。相对其上升的趋势而言，下降的趋势较少且时间也较短，因此从总体来看，浙江省物流产业呈现整体上升的增长态势。从图中还可以看出两者的关系呈现不断变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将1997年至2011年期间物流与经济的发展关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7年至2004年，在期间内，浙江省物流产业的产值曲线位于GDP的上方，说明此阶段物流产业产值的相对增加额高于生产总值的增加额，尤其是2003年之前，物流产值的相对增加额与生产总值的相对增加额的产值呈扩大的态势，而在2004年基本上出现了重合。第二阶段是2004年至2008年期间，此阶段物流与经济增长趋势图呈现了重叠，说明两者基本上呈现了相似的增长态势。第三阶段是2009年至2011年期间，经济的增长趋势超过了物流的增长趋势，表明经济带动了物流的发展。

总之，浙江省物流的投资前景都是比较可观的，虽然2004年左右浙江省物流产值出现较大的波动，但总体而言，浙江省物流一直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由物流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辅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因此物流产业投资十分重要，加上投资的乘数加速原理，我们基本可以预测它对浙江省经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而经济发展是物流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可以预测两者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对于两者浙江的具体关系本文将在下文进行实证检验。

三、浙江省物流与经济的实证

为了进一步对浙江省物流与经济的关系，本文通过量化分析，使研究更具有说服力。本文采用物流产值及浙江GDP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研究浙江省物流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

1.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来源说明

（1）浙江省物流业发展指标。物流业这一概念是交通运输、邮电运输、仓储等行业的综合，因此在实证的时候需要对这些指标进行综合处理。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浙江省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和仓储业增加值的总和来反映浙江省物流业产值，物流业产值指标用LOGI表示，其中数据来源为历年《浙江省统计年鉴》。

（2）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可用生产总值GDP来表示，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GDP分为名义GDP和实际GDP，而统计局记载的往往是名义GDP。由于受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名义GDP往往不能确切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名义GDP的变动也不能确切反映地区经济增长程度的快慢，只有消除了通货膨胀等因素才能确切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本文选取浙江省实际生产总值GDP作为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简记为GDP，数据来源为历年《浙江省统计年鉴》。

本文选取1997年～2012年浙江省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各年度《浙江省统计年鉴》。其中物流业产值和GDP的数据都是剔除价格水平后的实际产值，计算方法为名义产值除以某一年为基期价格指数。为了使历年实际产值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选取以1997年为基期（即1997年的价格指数为1）。

2.浙江物流与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模型（ECM）

对于经典的回归模型是建立在平稳序列的基础上的，而对于非平稳序列则可能出现伪回归。为了检验两个变量之间到底是否存在某种均衡关系，便需要对这两者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就是检验对两个变量回归后得到的残差序列是否属于平稳序列，若是则协整，反之则不协整。由于变量指标较少，本文将采用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法对时间序列lnLOGI和ln GDP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以lnGDP为因变量，lnREI为自变量建立协整回归方程：

lnGDPt=a0+a1lnLOGIt+ut （1）

通过最小二乘估计得到回归结果为：

lnGDPt=1.775+1.195lnREIt （2）

（24.7606） （21.36967）

R2=0.905 F=58.593

在得到两者的协整回归方程后，再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仍旧采用ADF检验，得到残差序列的ADF结果：残差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的值，因此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于是我们可认为时间序列lnLOGI和lnGDP是协整的，即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从回归方程（2）我们可以初步看出，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物流投资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且根据弹性理论，浙江省物流产值每提高1个百分点，浙江省经济水平就会提高1.195个百分点，说明浙江省物流业发展对经济水平提高的作用巨大。

由于浙江省物流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因此必须存在一种短期均衡。下面采用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这种短期均衡。首先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ΔGDPt=a1ΔLOGIt+a2ΔLOGIt-1+a3et-1 （3）

其中，Δ表示原变量的一阶差分，et-1表示残差项的1阶滞后项。通过VEC估计，结果如下：

ΔGDPt=8.4092ΔLOGIt+3.0159ΔLOGIt-10.6290et-1 （4）

（3.8704） （1.4703） （-2.5563）

其中，该模型的拟合度为0.8216。从上述结果可知，物流业产值的一阶滞后项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表明短期内物流业的微小变动就会促使经济发生较大变动，即短期内浙江省经济发展对当期物流业的敏感度非常高。但是，ΔLOGIt-1的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浙江省短期经济只对当期物流业的变动产生反应，而对上一期物流业的变动没有显著的敏感性。从误差项的系数可知，该模型符合一种反向修正的均衡机制，当物流业的波动较高时，通过负向修正均衡，使物流业的波动与经济波动达成一种短期均衡。

3.浙江省物流业与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分析

上面提到浙江省物流业产值每提高1个百分点，浙江省经济水平就会提高1.195个百分点，但这也只是仅考虑这两个变量而不引入其他影响因素得到的结果。但考虑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滞后效应，因此必须纳入滞后期，对两者的互动程度作进一步实证。首先构建模型如下：

lnGDPt=a0+a1lnLOGIt-1+ut （5）

lnLOGIt=b0+b1lnGDPt-1+ut （6）

仍选取1997年～2012年浙江省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使用EVIEWS6.0对回归模型（3）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回归结果

由上表可知，方程一的回归拟合值达到0.804，残差的平方和只有0.991;方程二的回归拟合值达到0.819，残差的平方和只有0.395，表明该回归结果是非常理想的。观察各变量的系数值及显著性，得到以下结论：

（1）lnLOGI（-1）的系数值为1.208，并且t统计量为7.015，通过1%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浙江省物流业发展对浙江省实际GDP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并且这种关系是正相关的。用弹性来解释就是，浙江省物流业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会明显促进浙江省GDP提高约1.208个百分点。

（2）lnGDP（-1）的系数值为0.611，并且由t统计量及显著性检验可知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浙江省实际GDP对物流业的正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用弹性来解释就是，浙江省GDP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会明显促进浙江省物流业水平提高约0.611个百分点。

综合上面两个实证结果，本文再一次验证了浙江省物流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稳定的互动关系。

四、结语

由于浙江省经济结构存在不合理问题，最可靠的解决方法当属优化结构，合理投资各个行业中，将物流的内部企业进行重组兼并，优化浙江省物流的产业链，打造物流的信息平台，建立物流产业链体系。此外，还应该根据浙江省各个的具体情况进行产业调整，形成物流的块状发展趋势。在优化结构中，一定要权衡传统运输业与物流的比重，在促进传统运输业发展的同时，更要重视发展物流业，这样才能增加物流业的附加值，为浙江省民经济的增长贡献一份力。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物流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浙江省应该加大物流开发研究的费用，培养大高素质的人才为浙江省经济发展提供人员基础。加快培养金融保险、物流英语、服务贸易等方面的人才，这样才能提高浙江省经济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浙江省经济中的推动作用，不仅可以促进我省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加快了浙江省物流的发展。不仅可以借助金融等金融机构进行借贷，还应该开展民间集资，确保物流企业在发展中拥有充足的资本。如温州市作为我国金融改革试点，大力发展民间银行以及民间集资。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促进了股权融资、企业债券融资、创业融资等融资方式向资本一体化发展，进而推动浙江省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5篇：浙江省高考作文范文

第一，以推进科学发展为主题，紧密结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浙江省委把实施“八八战略”，作为推进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并围绕这个重点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此，重点开展了下列活动：一是开展“三树一创”教育实践活动，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树立牢固的群众观，创为民、务实、清廉好班子；二是强化调查研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第二，以建设“平安浙江”为依托，紧密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浙江省委提出建设“平安浙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在浙江的具体实践。总书记对此做出批示：“部署很好。贵在落实。贵在坚持。”浙江省委以推进“法治浙江”建设，构建“四位一体”布局：建设“法治浙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制保障；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促进公平和正义，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加强社会建设管理，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三，以增强执政本领为关键，紧密结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浙江省委提出增强“八项本领”，是中央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精神在浙江的具体化。浙江省委努力在优化领导班子结构，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等方面下功夫。浙江省委切实抓好干部队伍的理论学习培训，在实践锻炼中提高干部的素质、能力，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浙江省委坚持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浙江省委制定《中共浙江省委议事规则》、《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会议制度》，用制度来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第四，以创新制度、体制为动力，紧密结合改革攻坚的实践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在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结合中央精神、联系浙江实际，积极改革创新，成为浙江省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大特点。制度、体制创新亮点纷呈：率先探索党代表直选；率先探索实行任期制；率先探索“两圈”考察；率先探索“二推二选”；率先探索联合公选；率先探索“一把手”用人离任“审计”制度等等。

第五，以构建惩防体系为保障，紧密结合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

1.切实改进党风政风。20**年7月，省委常委会议公开向全省人民做出6项廉政承诺。

2.率先探索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年，浙江省提出要构建反腐倡廉防范体系。20**年7月，浙江省率先出台《浙江省反腐倡廉防范体系实施意见（试行）》。20**年6月，浙江省颁布《浙江省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意见》。

3.首倡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建设是浙江的一大创新吴官正同志20**年6月在浙江考察时指出：浙江注重廉政文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是走在前列的。

第六，以巩固基层组织为根基，紧密结合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实践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

1.夯实执政的基层组织基础。推进“两个覆盖”，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不断增强；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采取切实措施，不断加强城市社区、高校党的建设。

2.积极做好新形势下党员的发展、教育、管理工作。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创新党员管理方式和组织建设模式。在重点做好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发展党员工作的同时，还在坚持标准、严格程序、确保党员质量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开展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工作，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第6篇：浙江省高考作文范文

[关键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财政支出

一、引言

所谓贫困，就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①。贫困的产生有贫困者自身的原因，同时也包括社会的原因。自身原因包括自身的收入水平低，文化程度低，健康状况差等。社会原因包括近年来社会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使那些无法适应变革的传统产业部门走向衰落，职工面临失业的风险。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那些在竞争中被淘汰的人就极易陷入贫困。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原因导致了贫困的发生。国家有义务提供给公民物质帮助权，帮助其避免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不至于使贫困代代相传。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探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3年上海市率先开展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工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挥着最后安全网的兜底作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缩小贫富差距，增强低保群体幸福感，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缓解社会体制转轨带来的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浙江省从1995年开始了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探索。浙江省于2001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本文以浙江省为样本，探索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浙江省的实施情况。

二、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浙江省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省份。但在社会经济的转轨时期，浙江省也和其他省份一样，面临着失业人口的增加、城乡差距拉大、社会阶层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为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浙江省及时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探索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浙江省实施已有十几年了，本文从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标准、财政对最低生活保障的投入的角度来分析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

（一）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扩大。伴随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面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享受到了这一政策福利（见图一）。特别是低保人数从2001年的26.93万增加到2002年底的40.61万，增幅达50.80%，低保覆盖面扩大。这是由于2001年1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大力推进城市低保工作，做到应保尽保。低保人数的大幅度增加不是贫困问题愈加严重，而是原先没有纳入低保的人现在纳入了低保。近几年来，享受低保的人数较为稳定，是应保尽保的体现。

图一：2000-2012年浙江省低保对象人数（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不断提高。近年来，城乡低保标准逐年提高，城镇低保标准要高于农村低保标准（见图二）。浙江省根据“市价菜篮法”，来确定满足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实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动态补贴机制，多次向低保等困难群体发放物价补贴。由于城乡差别的客观存在，城镇低保待遇要高于农村。城镇低保标准一般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40%确定，农村低保标准按城镇低保标准的60%确定，这一规定在制度上也决定了城镇低保标准要高于农村低保标准。

年份 城镇（元/人月） 农村（元/人月）

2010 376.7 245.2

2011 441.2 307.1

2012 476.78 350.03

2013 515.49 393.42

表一：2010-2013年浙江省城乡低保平均保障标准

数据来源：《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财政对最低生活保障的投入逐年增长。2000年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的财政投入为1.14亿元，到2012年增长到22.19亿元，2012年保障资金是2000年的19.46倍（见图二）。公共财政应当用于民生，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属于社会救助的范围，财政对低保资金的持续稳定投入，有利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序运行。

图二：2000-2012年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总额（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虽然浙江省从低保的救助人数、低保标准、财政对低保的投入这些绝对指标上看都逐年增加，但是从相对指标上看，浙江省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践中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低保标准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偏低。参照国际贫困标准法，考察低保标准占平均收入的比重（图三）。国际上通常使用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60%作为测定贫困线的方法。通过分别计算浙江省2010-2012年城镇和农村的这一指标，发现城镇低保标准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左右，农村的低保标准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8%左右，与国际上的标准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为满足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在财政的承受范围内提高这一指标，可以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使贫困群体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图三：2010-2012年浙江省低保标准与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其中城镇的数据通过城镇低保年平均保障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的数据通过农村低保年平均保障标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取得）

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二）低保标准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上，农村实施情况好于城镇。消费支出反映了人们用于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生活消费的全部支出，反映了人们的基本生活状况。民政部提出“十二五”期间的规划，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占当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0%以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占当地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5%以上。考察浙江省2010-2012年的这一指标，看到农村实施情况好于城市，农村平均在38%左右，城镇平均在26%左右（见图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在不断的丰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满足吃饱的保障标准是停留于需求的最低层次，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提高低保标准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能提升低保群体的生活品质。

图四：2010-2012年浙江省低保标准与消费性支出的关系（其中城镇的数据通过城镇低保年平均保障标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的数据通过农村低保年平均保障标准/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取得）

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三）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偏低。浙江省在全国范围内属于经济较发达地区。近年来用于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财政支出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表二），反应出了财政支出结构上的不合理，公共财政没有把更多的资金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倾斜。

年份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亿元） 财政支出（亿元） 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2005 5.62 1265.53 0.44%

2006 6.52 1471.86 0.44%

2007 7.69 1806.79 0.43%

2008 10.68 2208.58 0.48%

2009 12.15 2653.35 0.46%

2010 14.71 3207.88 0.46%

2011 18.98 3842.59 0.49%

2012 22.19 4161.88 0.53%

表二：2005-2012年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三、政策建议

（一）要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收入指标的联动机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在制定和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要把一些收入的指标纳入考核的范围，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更为合理。消费支出反映了人们用于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生活消费的全部支出，反映了人们的基本生活状况。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向消费支出看齐。提高低保标准，增加贫困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能促进内需，刺激消费，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了社会中人们基本的收入状况，更高的收入相对能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以及人力资本发展的机会。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低保群体提供更多的资源，能减轻社会的仇富心理，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让改革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

（二）加大财政对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支持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挥着最后安全网的作用，如果资金上得不到保障，造成贫困的人口得不到救助，对社会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的是属地管理，要合理明确划分省、市、县、乡镇各级财政的筹资比例，这样也有利于为低保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对于财政不能够满足当地低保的欠发达地区，可通过转移支付确保低保资金的投入。可以考虑把一部分个税纳入低保资金，充实低保资金的来源。也可以通过社会的捐赠筹集到一部分资金，虽然可能这一部分资金在数额上较小，但能体现出人们对低保的关心和支持。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科学规范的测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财政对低保投入增加的同时，也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能为贫困群体编织出更好的“安全网”。加强财政用于低保资金的监管，提高低保资金审批、发放的透明度。

（三）要将生活救助和能力救助相结合。对低保对象的救助不应仅仅是为了满足其生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由于享受低保，贫困人群被贴上了“身份标签”，社会地位较低。或是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浙江省在向低保对象提供低保救助时，应提供相关配套的政策福利，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更好的为贫困群体提供帮助。要使生活救助和能力救助相结合，从能力上武装困难家庭，提倡劳动自救。可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及生活等方面提供救助和扶持。

在生活陷入困难得不到保障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是一项权利而不是一种施舍。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推行，为困难群体织起了一张安全网。但是这张安全网能容纳多少的人，能为困难群体提供多高的救助，又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主要从收入的角度和财政支出的角度来衡量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情况，了解最低生活保障对居民的救助效果，希望能为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科学、规范调整提供相关的参考性的建议。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1990.

第7篇：浙江省高考作文范文

【关键词】浙江；地方银行；台资银行；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6-0047-04

一、浙江引进台湾银行业的意义及有利条件

2008年在台湾重新执掌政权，两岸关系逐渐改善并升温；2010年海峡两岸签订了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2011年国务院又颁发《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以此为契机，台商向大陆第四波投资浪潮正在兴起，两岸学界及产业界都一致看好以金融保险（其中银行业是主体）为代表的台湾现代服务业投资。作为浙江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台商已经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吸引以金融保险为代表的台湾现代服务业对浙江经济发展存在三大意义：（1）能助推浙江产业升级；（2）有利于发展浙江内需市场；（3）有助于浙江台商产业发展升级，从而进一步吸引优秀台资企业。

对于引进台湾银行业，浙江存在许多有利条件。比如，台商企业数量众多；民营经济发达、金融服务需求量大；浙江金融生态环境优异，地方金融机构资质良好；浙江地处长三角和海西经济区重叠地带，而这两个地区又是台商现在和将来投资的战略重镇，区位优势独一无二。

通过对将来台湾银行业登陆浙江的SWOT分析，笔者认为，台湾银行业在登陆浙江初期将集中力量做好在浙台商金融业务。但由于台资银行存在营业网点少、人民币资金缺乏等劣势，他们将主动与浙江同行开展全方面合作。而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浙分支机构均不具有法人资格，浙江地方政府没有相应的行政管辖权，不能很好地将其融合于地方产业发展规划之中，因此，非常有必要分析台资银行是否存在与浙江地方银行的合作机会。如果没有合作机会，那么浙江要引进台湾银行业将会面临较大障碍。

二、台资银行与浙江地方银行合作现状及机会分析

（一）浙江地方银行与外资合作的现状

浙江已有地方银行与国外战略投资者合作，但还停留在较低层面。如杭州银行每年派人去澳洲联邦银行考察，按照澳方模式对其营业网点进行场地设置，对员工进行简单的管理培训。但由于双方文化差异过大，澳方的金融产品不能很好地移植进来，双方在业务合作上还没有深入发展。针对其他地方银行是否有兴趣与外资开展股权合作，笔者做了调查，并得到如下四种不同的反馈意见：（1）对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有兴趣，有意向；（2）表示有考虑过，但担心会因为文化差异大而导致沟通困难，另外还担心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会带来很多麻烦，如要按照国外标准经营，可能会降低经营效率；（3）目前自身获利良好，没必要引进战略投资者；（4）有银行表示目前尚无上市计划，还没到达引进同外投资者的阶段，暂不考虑。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各地方银行机构对于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开展股权合作反应不一。目前已经实现与外资合作的银行仅有5家（见表-1），因而浙江地方银行（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存在与外资进一步合作的空间。

（二）台资银行与浙江地方银行机构的合作机会分析

台湾银行机构（及所属金控集团）与大陆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相比，规模小很多。并且，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已经纷纷与外资合作，台资银行机会不多。台资银行与浙江地方银行相比，股权结构较类似且规模较大（见表-2），客户类型亦类似（以中小企业为主），相比外资银行拥有同文同种的文化优势，目前尚有许多浙江地方银行机构有意愿与外资开展各种形式的战略合作。此外，浙江地方政府也鼓励浙江地方银行与台资银行开展合作，如2010年时任浙江省省长的吕祖善率代表团赴台考察，明确表示浙江金融业与台湾金融业的合作兴趣很高，特别强调“对台湾在中小企业放贷与控制风险，及对科技业与新兴服务业的放贷领域很感兴趣，是浙江银行业学习的对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台资银行存在与浙江地方银行机构合作的空间，并且是互为合适的合作伙伴。然而，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浙江引进台湾金融业相比国内兄弟省市较为落后。截至2012年3月，共有11家台湾本土银行机构（包括分行和办事处）投资布局祖国大陆，却无一家落在浙江，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浙台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因此，浙江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应采取组合措施着力引进台湾银行。

三、浙江引进台湾银行业的政策建议

（一）继续做好利用台资工作，加强与台湾的产业合作

银行业是服务业，而台商是台湾银行业最大的利基所在，为此，首先应做好维护和继续引进台湾制造业的工作。浙江目前已经建有杭州萧山临江台商投资区和嘉兴嘉善台商投资区，而宁波地区吸引台资的条件不错，可趁热打铁，研究设立台商投资区。

浙江地方政府应尽快制定浙台两地产业合作规划，加强与台湾的产业合作。浙东北杭州湾地区吸引台资要与周边省市形成错位竞争，加强与江苏、上海的政府间协调，重点引进产业关联度高、符合浙江产业发展升级方向的大项目。浙西南温州、丽水和衢州要主动借力“海西”平台，加强与福州、厦门等海西中心城市协作，承接台湾转移的机械、纺织、制鞋、食品、建材等产业。

浙江一直存在实际到位台资远低于协议利用台资的问题（见表-3），这一现象表明台资成功转化率、落实率低。这其中固然存在部分台商最终没有意愿落实协议，但更反映出浙江地方政府利用台资工作的欠缺。今后浙江要切实提高台资的实际转化率，特别要加强对协议台资的后续服务和跟踪，尽早将其转化为实际投资。对各地招商引资工作部门和负责人，要按实际到位台资金额进行工作业绩考核。

（二）赴台湾招商

浙江省金融办、省台办、银监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等部门可以共同赴台湾举办专门针对银行业的招商项目推介会，推介、宣传浙江社会面貌和投资环境，提高浙江在台湾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主动与台湾银行机构联系。可与“台湾银行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合作组织“台资银行考察团”到浙江杭州、宁波、嘉兴、温州等地做投资考察，推动台资银行与浙江地方银行的全面合作。

（三）积极促进民营企业赴台投资，与台资合作

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成熟标志和最佳途径是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双向选择及良性循环。2010年以来已有多家浙江民企获准赴台湾投资并已开业，当前浙江民营资本有强烈意愿进入金融行业，但鉴于政策限制依旧不通畅，为此，可以尝试鼓励浙江民营资本与台资银行合作，待时机成熟，鼓励民营资本去台湾参股台资银行，进而到浙江设立分支机构。

（四）政府主导，通过两个平台的建设，吸引台资银行落户浙江

建设浙台两地合作交流的官方平台和民间平台。官方平台由浙江省金融办、省台办等部门牵头，与台湾方面定期举办金融合作论坛，继续办好西博会等招商引资平台。民间平台应充分发挥和加强各地台商协会及台资企业的作用，通过他们加强与台资银行的联络与沟通。

（五）税收减免和优惠

中国对银行业征收的主要税种包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印花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其中，银行缴纳最大头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这些税收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其他税则归地方政府所有。对于归属地方所有的税收。浙江可向台资银行提供优惠待遇。

（六）与台湾方面合办中小企业银行

浙江“中小企业金融中心”建设应与“引进台湾银行业”结合起来。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与台湾比较类似，这在全国也是独树一帜。对于建立专门帮助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企业银行”，浙江完全有底气向中央要政策。建立“中小企业银行”可以采取浙江地方银行与台资银行合办的方法，也可以采取浙江民营资本和台资银行合作的方式建立。

（七）台资密集区杭州、宁波和嘉兴及海西东北翼中心城市温州吸引台资银行的政策

浙江杭州正努力打造长三角南翼区域金融中心，针对民营中小企业大省民间资本充裕的特点，浙江省定位杭州为“中小企业金融中心”和“民间投资管理中心”。通过融入大上海，依托大上海，浙江省政府可以将更多的金融资源向杭州倾斜（方星海，2009）。吸引规模适中、中小企业金融经验丰富的台资银行人驻应是杭州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一环。

宁波吸引台资连续10年位居浙江全省第一。从以往实践来看，宁波对总部金融机构不够重视，金融规划不足。宁波首先应清晰规划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吸引台资金融机构不仅要有最基本的税收和土地政策优惠等手段，金融政策试点的配套法律和政策规范还需要及时提上议事日程。对于总部在宁波的协和银行和宁波国际银行，可研究通过鼓励民资参股或者台资入股的方式，扩大两家银行的实力和影响力。

作为浙江省内两大城市，杭州、宁波应提高城市国际化水平，强化服务，着力提升行政效率与服务水平，改善投资软环境。鼓励台湾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进驻，解决投资者医疗、子女入学等问题。杭州和宁波可设立“台商法律咨询中心”、“台商仲裁中心”和“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建立台商与政府沟通的平台。

嘉兴在城市知名度、城市规模、生活设施配套上比不上杭州和宁波，但嘉兴的一大优势在于台资企业集中度较高，60%左右都集中在嘉善，便于管理和服务，保证了台资银行在嘉兴有充足的业务量。并且，嘉兴紧邻上海，通过融入大上海，争取上海台资银行到嘉兴设立分支机构是切实可行的。

温州拥有巨大的民间资本，但相对滞后的市政建设却是吸引台资银行进驻的短板。对温州而言，首先应充分利用国家给予“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先试先行优惠政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批准台资银行人驻，鼓励交叉持股，共建合资银行。同时，加强市政建设，为服务业发展做好配套建设。

第8篇：浙江省高考作文范文

关键词：对外贸易结构 经济增长 协整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作为我国东部沿海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其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均出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浙江省GDP总值由1978年的123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22832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7.7%。同期，进出口总额从0.7亿美元增长到1877.3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8%。浙江对外贸易高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与其他省份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在：浙江省贸易顺差较大、民营企业出口在浙江对外贸易发展中作用较强、一般贸易强于加工贸易发展。这些不同于其他省份的外贸发展特点和对外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在后危机时代浙江省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浙江外贸结构分析

（一）浙江外贸在全国外贸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在全国外贸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1978-2009年，浙江省的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大体上呈现出逐步提升（1978-1993年）、快速增长（1994-2004年）和稳步发展（2005年至今）三个阶段。1978年浙江省的出口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仅仅为0.5%，之后逐年增加，至1992年增长为4.5%。从1994年开始，浙江外贸出口总额在全国出口贸易中的比重超过5%，浙江外贸出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2005年，浙江外贸出口在全国所占的比重首次超过了10%，之后浙江外贸出口步入稳步发展阶段，在全国外贸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10%-11%之间。

相比浙江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浙江外贸进口发展相对缓慢，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也较小。1978年浙江外贸进口在全国的比重仅为0.1%，一直到1990年这一数字才上升到1%。2007年，浙江外贸进口在全国的比重才超过5%。

（二）浙江外贸出口方式

一般贸易出口一直是浙江外贸的主要贸易形式，也是浙江外贸有别于全国及沿海主要省市的典型特征。1995年，一般贸易出口在浙江外贸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为77%，之后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一般贸易出口的比重都在70%以上。2002-2004年，一般贸易出口在浙江外贸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更是高达80%以上。之后，又开始下降，2009年一般贸易出口所占比重重新回到80%以上。

（三）浙江外贸出口主体分析

1995-2009年，浙江国有企业出口比重逐年下降，而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比重逐年上升。特别是民营企业出口在浙江外贸出口中所占比重增长较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浙江民营企业出口在外贸出口中的比重有所反复，从2002年开始，民营企业出口增长迅速。2003年，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基本各占1/3。2004年，浙江民营企业出口占浙江出口比重超过了40%，浙江出口主体结构演变为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格局。2008年，民营企业出口占浙江出口的比重超过了50%，占据浙江出口的半壁江山。

二、数据与实证模型

（一）数据选取

由于民营企业的系统出口统计数据是从1995年开始的，考虑到数据分析的一致性，本文选取1995-2009年间浙江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分析。经济增长数据用浙江GDP来反映，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外贸结构数据主要从三个方面说明，外贸进出口额结构、外贸出口方式和外贸出口主体，数据主要来自于浙江统计年鉴和浙江商务年鉴。考虑到外贸出口价格指数较难获取，因此本文数据均采用当年价格。为了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对外贸和经济增长数据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处理之后的变量分别为LNGDP、LNEX、LNIM、LNEXGT、LNEXPT、LNS、LNF、 LNP，分别表示GDP、外贸出口额、外贸进口额、一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出口、国有企业出口、外资企业出口、民营企业出口的对数变量。

（二）模型建立

为了考察外贸结构对浙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三个模型：

公式1主要考察了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公式2主要考察一般贸易出口与加工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公式3主要考察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三、实证检验结果

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时间序列变量水平值是平稳的，则可用普通OLS回归。如果时间序列变量水平值不平稳，则需要运用协整检验考察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因此，本部分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其次运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如果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则对方程进行回归。

（一）变量平稳性检验

本文主要运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的是否平稳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变量水平值的ADF结果均小于10%的临界值，说明这些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对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之后，LNEX和LNS的检验值在9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其他变量均在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现出平稳的特性，说明这些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二）协整检验

为了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本部分对三个方程的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虽然各个变量的发展路径不同，在发展过程中会有一些波动，但长期来看，浙江国内生产总值与进出口之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浙江国内生产总值与一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出口也存在唯一协整关系，浙江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有企业出口、外资企业出口和民营企业出口也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回归结果

由于三个方程的变量之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因此为进一步考察贸易结构对浙江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需要对三个方程进行OLS回归。方程1的回归结果为：

从方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出口和进口的回归参数均为正数，说明进出口增长均对浙江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回归后的具体参数表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长期来看，需要重视进口对浙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方程2的回归结果为：

从方程2的回归结果看，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对浙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但是加工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一般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方程3的回归结果看，从长期来看，外资企业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而国有企业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有限，民营企业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四、政策建议

长期来看，从进出口结构看，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出口对浙江经济的促进作用大于一般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贸易主体看，外资企业出口对浙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明显。

第一，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之间相互促进的长期均衡关系，浙江应继续推进进出口贸易的均衡发展，重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加中间产品的进口，提高进口产品的技术外溢效果。

第二，浙江省要加大出口贸易的发展，更需重视优化出口贸易结构，促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

第三，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浙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关键是要发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从而促进浙江生产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1]Feder,G..On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De

velopmentEconomics，1983

[2]高峰，范炳金，王金田.我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5（7）.

[3]张丽华.湖北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国

际贸易问题，2008（5）.

[4]魏林.安徽省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J].经

第9篇：浙江省高考作文范文

关键词：浙江省；文化产品；对外贸易；国际贸易

一、浙江省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现状

全球化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经济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外贸易在浙江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浙江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对外贸易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助推力，浙江经济迅速在全国崛起，使得浙江经济发展逐步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浙江经济主体开始确立。众所周知，文化产品对外贸易能否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历来是业界讨论的热点，浙江省政府应始终根据国际贸易组织的要求减少逆差，保护我国文化产品的安全性。政府职能逐步转变后拓展文化产品对外交流的程度，对外贸易市场销售额发生变化，文化产品国外市场实现拓展。当前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自由的国际贸易格局规范化，不同国家的文化产生了激烈交融。当前我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呈快速增长态势，如何在激烈国际市场竞争中准确把握二者关系，制定正确的文化产品对外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实践意义。以浙江省的发展史作为参考，浙江省凝聚自身文化精神，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已经在市场中形成鲜明的“浙江文化特色”，并多次被国家认定为最具潜力的省份。

通过浙江省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指标进行分析：浙江省1978年GDP值为123.73，，2009年GDP值为22990亿元，2009年相较于1978年翻了186倍之多，浙江省GDP占全国GDP总值从1978年的3.39%上升为2009年的6.70%。浙江省不仅经济增长量飞速提升，文化产品对外贸易也取得很大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显示：浙江省1986年进出口数量为6.96亿元，2009年为3738.23亿，2009年的进出口约为1986年进出口数量的537倍，1986年出口总量为37.68亿，2009年为9085.93亿元，2009年出口总量是1986年出口总量的241倍。浙江省用24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究其原因，进出口文化带动了该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结构转型。随着改革春风吹遍大地，浙江省对外经济发展迅猛，大量的特色文化传播到国外。浙江的经济格局逐渐多元化，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性企业，多元化的经济格局激发浙江省的经济活力，推动结构优化，不断提高增长速度，带动相关沿海经济地带的发展，但浙江省文化产品对外贸易中仍旧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二、浙江省文化产品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为更好理解文化产品对外贸易的现状，我们应先理解文化对外贸易的定义。文化对外贸易可细分成狭义和广义两种。广义的文化对外贸易指的是有形与无形两方面，有形产品指带有文化特色的产品、工艺品等，无形文化指语言、传说等。狭义的文化对外贸易指国家与地区之间有型文化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文化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包括进口与出口，进口与出口带动国际经济沟通与交流。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商品贸易与文化交流，文化产品对外贸易推动各国文化沟通与交流，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文化产品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也必然会在诸多问题，其中，浙江省文化产品对外贸易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如下：

1.文化贸易发展结构问题

浙江省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最为明显，对外贸易成为其最突出的经济代表体。十几年前浙江对外出口总值就高达七千多亿美元，净值也有二千多亿美元。由此可见，浙江省对外贸易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相对于国家经济贸易却呈现落后局面，与其它各国相比暴露诸多问题。例如浙江图书进出口的逆差大约在十比一，而欧美国家的逆差大约为一百比一；浙江在2007年-2009年媒体方面，电影进口率达到3234部，而出口影片则几乎没有，进口影片票房营业额达到十几亿人民币。由此可知，浙江对外文化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使得我国文化产品在媒体发展上受到严重限制。另外，浙江对外文化出口贸易一般主要针对港澳日韩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文化产品对外贸易进出口结构存在不平衡问题。

2.知识产权侵权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是浙江文化产品贸易良性发展的重要课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创意产品源源不断涌现的前提，无论是社会哪个行业，几乎都会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比如影视行业的光盘，空白光盘与录制完内容的光盘价位落差巨大，这个差价就是知识产权要保护的主要成果。影视作品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知识产权价值，所以浙江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最为显著。当下，诸多发达国家都认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现象十分普遍，这也从侧面表明浙江这个对外文化贸易大省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方面缺乏的执法与执行力。

3.科技创新程度问题

文化企业需要用先进的科技水平进行文化包装，也需要赋予文化新定义，这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关键，企业发展是一项长期艰难的过程，运用科技手段将文化进行包装，推动企业文化产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核心，但对文化创意产业来说仅有创意是远远不足的，因此，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要始终围绕外来文化交流，促使新兴文化产品与艺术模式最快速度被世界认可为出发点。

4.市场化程度和各区文化贸易发展层次问题

浙江省文化交流项目呈现持续增长局面，政府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主要项目被用于对外交流和宣传方面，盈利项目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阻挡了文化对外贸易发展的进度。虽然义务文博会等会展已具备一定国际影响力，并且引领了文化会展行业，但杭州动漫节却远不如义务文博会，本身专业人才和硬件设施成为两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有经济实力去承办大型会展活动的企业较少，这都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发展层次差异。

三、浙江省文化产品对外贸易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通过综合浙江省文化产品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并在结合浙江省贯彻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上，坚持对外开放，并不断深化发展模式，改变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践行效益型发展性模式，以竞争带动经济发展，坚持省份特色文化，突出自身优势，用双向互动来替代原有“出口为主”的进出口模式，以全省经济增长作为最终发展目标。为更好促进经济发展，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来推动浙江经济的更快更好发展：

1.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

浙江省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为浙江省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浙江各城市逐渐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比如杭州动漫文化、绍兴文人故居经典文化、义务市场文化、宁波戏剧文化等。大众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古老的经典文化已经很难走进人们的心里。所以，传统与现代文化结合衍生出契合现代人消费理念的产品，广泛吸收融合各界民族经典文化，在提高文化内在价值和对外推广力度的基础上，实现创新精神与实用价值的结合。

2.拓宽贸易渠道，提升竞争力

文化贸易必须讲求效益，对外宣传文化的重点应逐渐向对外文化贸易转变，经济效益是现代文化宣传的本质。比如开办杭州动漫节、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全国戏剧文化大赛等等。基于展会营销推广文化贸易，减少成本的基础上保证交易数量。当下，浙江省在对外贸易中基本是采用国外公司模式，交易成本高居不下，国外友人在对我国文化差异理解的偏差也不利于浙江省文化对外的有效传播。浙江省内也有很多文化贸易公司，同行之间的压价现象不利于浙江对外文化的积极传播，将小型企业合并并统一向国外市场投入增加利益是一项行之有效的规模化措施。

3.完善相应法律机制，加大帮扶力度

我国整体文化贸易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仍旧有较大差距，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结合政府帮扶十分重要。企业发展需要有良好的法律环境，完善的金融投资，管理税收是重点内容，一个规范健全的发展格局能够有效促使文化产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应积极履行配合政府颁布的政策和制定相关发展趋势的规章制度，完善对外文化贸易研究系统，不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正确指导文化贸易高效进行。

4.充分使用外资，调整进出口结构

为更好发展对外经济，促进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应充分使用外资，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进出口结构类型。外资作为企业新型发展资金，不仅能带动经济发展，还能将国际标准引入国内，推动我国文化产品标准化、国际化。充分利用外资可以考虑采用以下7个方式：

（1）进行教育和科技改革，引入外资参与投资，注重人才培养工作；

（2）进行产业转型、重组与改进，推动经济的发展，以先进的管理模式吸引外资；

（3）积极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利用外资优势，采用先进技术设备与技术，对产业进行创新与发展；

（4）把握文化紧缺现状，研究经济文化的热点，利用外资加强文化产业建设；

（5）加强生产模式向集约型转化，吸引外商投资，增加文化宣传的力度；

（6）提高劳动者素质，使其满足外资企业要求，增加人才资本总量；

（7）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开发出独具我国特色的产业文化，吸引外商眼球，加大资金投入。

5.优化文化产品进出口类型

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被誉为最优潜力的省份之一，但其国际竞争能力较差，分析其具体原因，浙江省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结构不够合理，这主要表现浙江省出口的产品大多是技术水平低和附加价值低的类型，富有创新能力和自主制造的产品少。为更好加快文化产品对外出口，应合理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科技水平含量与自主开发能力，培养中国特色的核心竞争力，保证我国企业在世界文化产品之林立于不败的地位。同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的发展绝离不开繁荣的经济，应重视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延长产业链，加快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结构的转型，进行企业有序改革，推动产品进出口业务，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促进国民收入的稳步提高。接着，我们应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先进文化带动我国文化发展进程，秉持我国传统美德，坚持道德操守，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生产各具特色的中国产品，引导中国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最后，坚持发展浙江省经济，推动浙江省文化改革，带动浙江省特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以小见大地分析我国文化产品贸易活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浙江省文化产品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多种多样，但只要采取科学合理的解决方式，浙江文化产品对外贸易发展一定会迎来又一个“春天”。当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贸易自由趋势不断加强，带动着各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总额也不断增长。浙江省作为产业发展潜力大省，在对外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浙江省已经与超200个国家直接进行贸易往来，推动浙江文化对外传播，带动周边沿海城市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文化产品逐渐走出国门，以浙江省为例来分析我国文化产品发展策略也应成为业界人士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1]杨留华.浙江省文化产品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5（06）：11-16.

[2]石传玉，王亚菲，王可.我国浙江省文化产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3（11）：256-432.

[3]王喜平.对外贸易对河北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J].商业研究，2011（08）：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