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宏观调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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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是指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观念，构建新形势下的土地管理宏观调控体系和科学发展新机制。土地管理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也会受到科学发展观的启发和指引。

一、对科学发展新机制中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原则的认识

土地宏观调控是政府以土地作为手段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和措施的综合。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同样也使得我们对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原则有了全新理解和认识。土地管理是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因而，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也必须以宏观调控的原则为指导。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要素。然而，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因而，无论是土地作为一种资源配置还是作为一种权利配置，必然要求公平分配。公平配置原则也就必然成为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原则之一。如在宏观上，必须考虑土地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公平。而在农用地内部，则要依据农村产业结构及其变动对土地的要求考虑如何实现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之间的合理、公平配置。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协调的发展观。土地资源是一种有限的重要资源，土地资源需求的增长性与土地资源供给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历来是土地利用的核心问题。因而，公平配置后的高效利用成为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另一重大课题。所以，高效利用原则也将是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原则之一。

再次，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的发展观。人类社会生生不息，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有限资源，不仅要强调当代人之间的分配公平，更要重视代际之间的机会公平；不仅要重视当代人之间的数量分配的公平，更要重视代际之间在土地利用条件和环境之间的公平。因而，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原则将是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又一原则。

原则是概括性地对事物特性的描述和总结，这也使得原则具有开放性。我们不能否认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中其他原则的存在，但公平配置原则、高效利用原则，以及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原则必将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

二．对科学发展新机制中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内容的认识

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传统的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发生作用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要求，这也催生了土地宏观调控这一新课题。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也让我们对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内容有了更系统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土地供应调控 。土地在我国是一种稀缺的国有垄断资源和生产要素，土地供应的宏观调控无疑是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最主要内容。建设用地总量是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重要因素，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是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建设用地总量调控主要通过编制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来实现。

2、现存用量控制和潜在存量盘活的可持续调控 。土地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因而，解决有限的土地供应和不断膨胀的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最主要的办法还是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这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提出的本质要求。存量土地是指现有城乡建设用地范围内的闲置未利用土地和利用不充分、不合理、产出低的土地，即具有开发利用潜力的现有城乡建设用地。国家通过与此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来实现用量控制的可持续调整。与此同时，国家通过鼓励推进闲置土地清理和建设用地整理，加强城中村改造和旧城改造来实现潜在土地存量盘活的可持续调控。

3、土地资源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的统一调控

十七大报告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建设“两型”社会，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由于资源环境问题存在外部性，完全依靠市场无法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状态解决资源环境问题，需要将负外部性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以降低污染排放和资源滥用；将正外部性的社会收益内部化，使具有正外部性的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达到社会最优的供给水平，等等。由于传统市场机制无法通过看不见的手解决外部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依靠政府的制度安排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土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资源，而且是具有垄断性的资源，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和“两型”社会建设的号召下，改变过去只重视土地经济效益，加强土地的生态效益保护和调控也将成为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

三、对科学发展新机制中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目标的认识

首先，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实践表明，土地管理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所以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目标也必然受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约束，即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这也是“全面发展观”对作为宏观调控的部分之一的土地管理服从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必然要求。

其次，“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目标离不开耕地保护这一基本国策。耕地保护目标是土地资源管理的首要目标，这也是由我国的特殊土地国情决定的。所以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一定要实现耕地保护、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目标。

第2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理论性较强，也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理论学习能力。一般看来我国现有的本科院校中，一部分学校偏向科研的教学，这部分院校的学生理论学习能力较强。相比之下，另一些学校特别是三本类院校学生的理论学习能力比较薄弱。这样由于学生学习能力上的不足导致宏观经济学本身教学上的困难。鉴于此，有必要针对不同的学生状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同时教学的内容也应该适当调整。而目前看民办院校学生的毕业学分的获得主要通过期末考试的方式。期末考试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学校的期末考试普遍强调的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的学习，而缺少对实践理解的要求。

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多少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明确，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是改革的目标。到目前我们国家已建立基本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第一，现在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已经形成，为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奠定了基础。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决定，政府对价格的干预在逐步减少。第二，市场的竞争性和有序性不断提高，维护市场有序性的法律逐步完善。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期货市场管理条例》等的出台为市场秩序的规范起了重要作用。第三，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分别行使不同的对经济的调节权，中央当局也同时行使对货币市场的调节权。特别是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所起的作用是越来越明显。

1）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为宏观经济学的实践提供了逐步改善和提高的基础。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分析都是以完善的市场体系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首先要让学生理解的是国民收入即GDP的概念，GDP的核算就是以市场形成价格为基础的。其次，宏观经济按支出把GDP分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各种商品市场的完善和投资市场的发展、以及政府的调控都为宏观经济学的这部分理论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再次，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十几年的宏观调控实践使学生容易对什么是宏观调控产生兴趣。

2）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也应该能够使学生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宏观经济学首先强调的是需求决定供给，即需求决定产出。那么需求有哪些呢？宏观经济学把需求分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国外需求。需求要能够对产出起决定作用那么必须通过市场完成。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没有价格机制的需求决定产出的作用就很难达到。根据宏观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我们国家就必须要有完善的各种市场：消费品市场、投资产品市场。而在这些市场中又必须让价格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否则市场的运行就会发生扭曲。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民收入的决定，以及当国民收入不足是政府应该起的作用。既然一国的产出取决于消费、投资、出口，那么当居民的消费倾向和企业的投资倾向不足时，政府应该起到主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即增加政府的购买支出，而当居民的消费倾向和企业的投资倾向过高时，政府就应该减少购买支出，这样就可以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

三、如何激发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兴趣

（一）使学生能顺利和简洁的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主要内容

要做到是学生比较容易的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知识内容是提高学生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的必要条件。那么要做到这一点，教师上课首先要熟读教材，并且对相关内容的理解要透彻。其次准备好对比较难以理解的内容用不同的方式和思路进行讲解。再次上课前要准备好足够的课件资料。课堂的资料可以包括教学ppt，提供给学生一些参考书、影像资料等等。

（二）联系热点问题进行课堂教学

第3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关键词】房产红利 宏观调控 合理分配

一、红利主体的分析

在当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上主体主要是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中介商、普通购房者、有多套房产的炒房者，还有房地产相关企业。

（一）政府

高额的土地利益，房地产行业发展越来越高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政府的财政被房地产市场绑架。

（二）房地产开发商

一般来说是一手房出售的利益，开发房产然后出售，可能有一些附带比如车位，车库等，出售了之后获取利益。

（三）房地产中介

中介的方式是很直接从中获取差价。

（四）炒房者

拥有多套房产，在价钱比较高，自己的预期内出售，来获取与之前购房时的差额，一般情况下房价不断上涨获利就会很大。

（五）相关产业

主要包括建筑行业、建材行业、家电行业、装修行业及其他一些行业。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很明显会促进这些行业发展，房产开发给予建材行业影响建筑行业影响。而装修行业等在房屋建好之后获得更多的工作获取更多利益。

二、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动对房地产红利的影响

（一）房价

随着房价的上涨，政府作为高房价造成的高房产税收的征收者，自然会从中获取一定的现时利益，从长远来看，由于房奴们背负着沉重的房贷，会严重抑制内需，不利于经济转型，会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在房价持续高涨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炒房者、建材企业在这场房价热战中获取的红利不断增加，随着房价的上涨，开发商开发住房的成本虽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但总体情况是成本的上涨幅度低于房价上涨的幅度，同时土地让出价格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所以开发商在一定程度是房产红利的受益者。

（二）租金

房地产一部分是用来投资的，投资的一部分是用来出租以获得租金收益的，因此租金的变动对房产红利会有一定的影响。租金高的时候，房产对投资人带来的红利是增加的，同时租金又会对投资意愿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从而又推动了房产红利的产生。

（三）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影响房地产商的开发意愿，进而影响炒房者、建材家居市场等企业和个人的红利，影响政府的利益。土地价格的变动对房产红利的影响不是单一的，房价上涨导致地价上涨，地价上涨同时又会造成房价上涨，它们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

三、宏观调控政策下房产红利的重新分配

（一）宏观调控对房产红利各主体的红利分配影响

从大的环境分析，国家宏观的政策方向是保持房地产积极健康向上的发展趋势。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将使房地产开发企业面临优胜劣汰的局面，但对资金雄厚及品牌开发商有利。宏观调控以鼓励开发中小户型为主，中高档大户型的购买行为将受到限制；小户型产品市场供应量巨大，市场竞争非常激烈；高档大户型由于其目标客户群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宏观调控对其红利影响不太大。

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对于一些资金薄弱、根基不稳、消费者认可度低的房地产开发商所获红利会在一定程度下降。而对于炒房者来说，宏观调控对红利的影响可能会有消极的一面，宏观调控政策一定程度上会使房价上涨幅度降低甚至会使房价有一定的下降，这就导致炒房者的投资收益可能会有一定的减少，当然对于投资需求市场较大的地方总体还是有红利可图的。

（二）恰时的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红利分配

国家宏观调控必不可免，随着房价的持续高涨给了国际游资以可乘之机，大量游资进入中国房地产业享受着人民币升值以及房价升值的双重利益，这就等于给中国经济埋下了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旦人民币停止升值并开始贬值，房价不再上升时，这些游资极有可能同时撤离，其危害程度跟房产泡沫成正比，因此要降低游资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而在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减的情况下，一定要宏观政策调控到位，控制住房价，减少国际游资红利。

四、如何构建合理的房地产红利的分配制度

通过给红利各主体提供有用的建议，使其更好地抓住红利商机，从而使红利更加合理的分配到各红利手中，也因此实现我们构建更合理的的房地a红利分配制度的美好愿想。对各红利主体的建议如下：

（一）对政府的建议

坚持房地产业调控，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增加供给、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老“四限令”转变为“新四限令”（限制利润、限制囤地、限制炒房、限制闲置）、走出“土地财政”怪圈。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应当确保可持续发展，改变传统的单一追求GDP的发展观念，竭泽而渔式的“土地财政”已不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理念。

（二）对消费者的建议

积极关注房产信息，转变住房观念，盘活二手房和租赁市场。市场交易中有句俗话：买的没有卖的精。说的是在购买者和出售者之间，买方相对处于信息的弱势方，出售者总是想方设法装饰出售商品的形象以期最大限度抬高出售价格。另一方面，消费者要转变心态，改变传统的一套房屋住一辈子的置业观念，解决住房问题不仅仅可以通过购买新房的途径，二手房、租赁业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三）对开发商的建议

认清形势，提升社会责任感，增加房产供给的流畅度。这次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已经上升到政治高度，在持续不松懈的政治干预调控形势下，开放商与房地产其他从业人员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次调控的政治意义，考虑问题的态度要从大局出发，而不能只是从局部市场、局部利益和小企业利益来理解目前的国家地房地产的态度，保持与目前国家舆论一致的方向才是正确的选择。

（四）对投资的总体建议

在一个城市买房，买的就是这个城市提供给你的良好的就业机会与商业机会，便利地获得这个城市及房子周边教育、医疗、生活、娱乐与交通等等公共服务的机会，这才是真正买房的目的，也就是说房子除了住的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才是支撑房价的主要因素，而这些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不断增加的机会就是房子的投资价值。因此房子的周边未来会有配套设施的增加，那么这样的房子就有升值空间。

参考文献

[1]王峰峰.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分析.西南财经大学，2015.

[2]谭必奎.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因素分析及解决对策[J].时代金融，2016.

[3]丁宁.简析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J].经济研究导刊，2015.

第4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摘要】土地管理作为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可以实现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若干途径供参考。

【关键词】土地管理 宏观调控 土地

1 引言

自2004年开始，中央提出将土地政策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纲领性文件，明确要求国土部门利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对土地总量和利用结构进行干预，以加强对经济总体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2006年8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成为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转折c，体现了中央决定通过土地闸门（又称之为“地根”）实现对经济调控、土地保护等多重目标，这是我国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宏观调控措施的必然选择，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重大战略措施。今后，必须从站在实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充分发挥土地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积极有效地提高土地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从而实现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重要的调控作用，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2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的问题

2.1缺乏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意识

长期以来，我国在制定具体的土地管理政策时缺乏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意识，主要是由于将土地管理作为国家或地方宏观调控手段还处于摸索阶段，既缺乏理论研究成果，又缺乏实际经验。基于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要实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功能，不仅要求土地管理能有效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市场混乱、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土地违法现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还要求土地政策能够从战略层面上对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例如通过不同地区的土地政策来引导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及地方经济转型发展。

2.2 中央和地方土地管理目标相互博弈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加强耕地保护、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则一味地追求GDP第一，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正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在土地管理目标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博弈，才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具体的土地利用政策时，存在着相互打架的现象。众所周知，由于土地是不动产，加上土地利用的不可逆性，中央政府牢牢把握着土地的监控权和审批权，而具体的土地使用权则在地方手中。一旦等到中央查出地方政府在具体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土地违法违规现象时，土地用途已经发生改变。正式由于上述土地利用违法现象存在时间差，才导致地方政府一味地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和领导个人政绩而乱占滥用土地，尤其是大量占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耕地，使得土地“闸门”长期控制不紧而直接影响了国家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效果。

2.3土地收益分配和监督机制不完善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30%要上缴中央财政，70%要留给地方政府专项用于耕地开发。但事实上这70%的有偿使用费由于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不完善，在现实中往往不能完全做到“专款专用”，实际上被大量地被挪作他用，而中央政府显然不知情。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收和出让行为，可以获得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这种不完善的土地收益分配和监督机制使得许多地方政府对于中央的土地政策执行力度不够到位，甚至“阳奉阴违”。因此，要使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真正能发挥宏观经济调控作用，首先就必须要对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土地收益进行合理分配，同时也要更进一步地加强对土地收益分配的监督。

2.4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未发挥“龙头”作用

从我国前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情况来看，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发挥出规划的“龙头”作用，各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难以在实际中落实，使得规划只是流于“手上画画、墙上挂挂”。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现行体制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力不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经过多方论证并由上级政府严格审核批准并实施的，从法律层面来说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约束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旦审批通过，就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而现实情况却是现行的规划大多数反映的是地方政府部分领导的意图，一些领导一味地为了追求个人的政绩而无视规划的严肃性和其法律地位，使得规划在执行中权威不够、约束力并不强，难以操作；二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上下级衔接不够，具体表现在一是由于前期基础工作不扎实，规划编制采用的基础数据不实和缺乏深入调查研究、评价反馈及论证等步骤，导致基础数据不详实、上下级沟通不畅、相互衔接不力，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龙头”作用并不能有效发挥出来。

3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途径

3.1调整土地供给结构，优化土地利用配置

如何有效实现土地管理积极有效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引导和调节宏观经济总体运行，首先要看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否起到调整土地供应结构、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土地供给政策不同，则其所产生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也会有所差异，会导致土地利用主体、相关利益主体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选择结果，从而会直接影响土地资源利用及配置效率。运用土地供给政策实现参与宏观经济总体运行调控，就其本质而言，是以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供给总量的控制和和土地利用的直接干预，充分合理的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以及优化土地资源在不同地区、行业和部门之间的配置，进而实现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3.2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发挥“统领”作用

目前，我国依然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机制自身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很难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客观上要求中央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我国《土地管理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及其严肃性，根据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城乡土地利用布局、功能分区和控制不同用地类型的数量，从而达到从宏观上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布局、调控土地供应总量和结构以及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今后，要更加突出各级土地利用规划参与区域宏观调控的作用，继续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坚持以供给引导需求的原则，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统领”作用；同时，严格执行实施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充分运用新一轮规划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严禁修改调整高标准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对于确实需要修改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务必要从严审查、从严监督管理，确保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

3.3构建土地政策调控体系，强化其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目前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政策、土地供给政策、土地市场政策、土地税收政策、不动产登记政策等。今后，要实现土地管理积极参与宏观调控的职能就要努力构建有效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体系，加强在不同的土地政策之间、不同的土地政策与外部实施环境之间形成有效的配合与互动关系，尤其是要进一步强化土地资源、资产和资本“三位一体”的属性，要充分地意识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不仅是调控土地资源、土地资产，更是调控土地资本。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各项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因此，要实现土地管理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就必须要坚持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步伐一致、协同推进。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加速转型，如果完全采用发达国家或地区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难以有效完成现阶段宏观调控目标。因此，在现阶段积极有效推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完善、有效发挥调控功能的同时，要强化土地政策与货币、财政政策的协调与配合，这就要求未来土地宏观调控政策要坚持国家一揽子宏观调控政策统领，既要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又要能够及时与其他政策协同一致；又要适时考虑自身角色，既不能“失位”，也不要“错位”，只有如此真正实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

参考文献：

[1]关涛，吴次芳，宋晓杰.土地管理宏观调控政策的思考[J].农场经济管理， 2004，（5）.

[2]叶剑平，吴正红.正确理解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J].中国土地，2006，（11）.

第5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政府提出要防止经济从较快转变为过热，价格从结构性上涨转为明显通货膨胀，宏观方面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层层往下落实看来还有一个过程。

说到一月份如何，有的地方就说了，要开门红，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名词，就是要开足马力生产，一月份就要以高速度增产。可是有的企业由于天然气供气不足，只能维持设备运转。

关于较快和过热，有的地方说了，我原来基础比别人差，因此不是过热的问题，而是热得还不够。

现在许多地方加快速度、争上项目，压力层层分解，处处下达。有的地方提出以发展(速度)论英雄，以项目看成绩的口号。你看不少地方的去年总结和今年打算，抓发展都是一条一条的，非常具体，抓防过热、节能减排和控制物价却干巴巴，几乎都是照搬照抄。

当然许多地方是好的，有一个市列出50户重点企业情况，绝大多数都专门列出节能减排具体措施。

这些天不少地方同志都忙着进京、跑省城，无非是为了争取资金、跑项目。

现在不论东南西北，千差万别，相当大多数市都提出工业立市、工业兴市、工业强市，有的城市前几年根据实际情况抓了别的方面，例如旅游，被说是走了弯路，现在又随大流抓工业。抓工业并没有错，我们理解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心情，但是城市情况千变万化，该抓什么就抓什么，抓什么企业就抓什么企业，不必一提就是工业，什么工业行业都能上的样子。

实际上一个城市，即便上了一个大项目，建了一个大工厂，就业的也就是几千人、几万人，老百姓的富裕问题不见得就解决了，倒是从实际出发，让老百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政府提供引导和服务。很多地方老百姓并不穷，政府没有大项目会钱少一点，无非是办不了什么大事，可以引进外边力量搞基础设施建设。要改变思路，老百姓富了最后政府也会富。

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分析宏观调控。国家连续6次提高存贷款利率，11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限制两高行业贷款，同家发行1.55万亿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减少流动性。对钢铁、汽车、铝工业、石化等行业实行了更加严格的产业政策，特别是在煤化工、玉米深加工等领域调控力度不断加大，明确新建项目一律核准。加强对新开发项目管理，还对一些重大项目的批准增加了能耗标准，审批难度加大。通过调整建设用地税费政策，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除了对环评严格把关、加大查处力度外，还实行了“区域限批”、“行业限批”。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累加效应会逐渐显现。他们的结论是，宏观调控政策将对本地区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这是真心话，可见他们的心情。

第6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布置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和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假如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功能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和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探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探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有关宏观调控的探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熟悉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布置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和边界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和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布置(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新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布置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功能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布置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布置和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布置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靠等新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新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布置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新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新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

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功能的熟悉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布置。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布置，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功能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靠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布置和外生的制度布置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布置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和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假如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布置。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布置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布置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重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重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布置，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预备金率、恢复中心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有关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功能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假如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策略。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新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依靠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

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和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假如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和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心银行和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和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和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和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和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布置，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布置，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和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布置，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功能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功能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功能，其关键的新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新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布置，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靠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和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和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

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和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yy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新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和外生布置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新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新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有关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新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和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和体制收缩的矛盾。假如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和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和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非凡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yy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布置，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假如到此为止，则很轻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布置，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新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假如宏观调控功能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新问题；假如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新问题，内生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

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有关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和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有关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新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新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yy，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新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有关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和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新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功能，此时假如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和重视财政政策功能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

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四周，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有关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四周。新凯恩斯主义有关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和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四周。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假如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假如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熟悉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假如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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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功能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和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有关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和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布置，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功能对象和目标。有关宏观调控政策功能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熟悉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熟悉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功能。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布置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和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和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布置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功能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布置。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假如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功能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功能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和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假如依据功能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功能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的

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布置(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新问题严重，政府布置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向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和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假如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布置，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假如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新问题主要是结构新问题，但结构新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有关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假如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非凡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新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索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

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熟悉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功能。然而，现实结果和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新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探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假如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非凡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有关长期经济增长要依靠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布置的功能，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和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布置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楚的熟悉。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布置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新问题上的熟悉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新问题的基本熟悉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假如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布置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非凡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布置。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功能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新问题。

第7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当窗外的梧桐飘下最后一片叶子，

当第一片雪花从空中飘落，

有人说，冬天来了。

但也有人在某次运动完准备加衣服的时候，看着天边夕阳，猛的迸出一句，冬天应该快来了。

万和董事长卢楚其就是其中的一个。

01年到04年，万和集团业绩每年呈50％的幅度高速增长，在04年其主营业务燃气热水器在国内市场将第二名的对手越拉越远，一直处于出口第一的万和燃气灶具回师国内一年便进入第一集团的良好形势下，向来只是在事业部召开会议受邀时才出来讲讲客套话的卢楚其突然在前台活跃起来，多次召开中高层会议，主要传达的意思就是：制造业的冬天快到了，万和要练好身体和准备好足够的过冬的衣服。

“上一次宏观调控之后的十年，市场淘汰掉了很多国有企业，如今胜出来的国有企业通常都很强大了——他们不是拥有垄断型资源的国有大型企业，就是国家大力支持的企业。而未来的三到五年，死的将是我们民营企业了。”卢楚其说！

华为老总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中告诫华为所有员工，在公司发展好的时候，要想想将来公司面临危机的时候，公司太平的时候太长了，也许是一种灾难。任正非的告诫也许只要是要保持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意识。

对于冬天的来临，在其他制造商还只是稍感凉意的时候，万和是否已经感到寒意了？

最怕冷的人往往是最“敏感”的人！

冬天真的要来了

据调查数据表明，近年，空调品牌淘汰率由2003冷冻年度的30％激增至2004年的60％，两年间被市场＂洗＂掉的空调品牌近三百个之多。

2004年，中小型制造企业到底死掉多少家，没有权威的数字，但从不少知名品牌的震动应该还是可以看出很多端倪，金正一蹶不振，健力宝迷雾重重，在人们还在为创维的危机公关叫好的时候，又传来伊利发生大的震动，同时还有关于美的、TCL的不少传闻在坊间流传，2004年的冬天，注定是不平静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问，这到底是怎么啦？

《赢周刊》问道：从万平到黄宏生，下一个将是谁？

也许有人说：都是给资本给玩的。虽然不同企业的震动因为不同的问题，但问题如此集中的闪现，难道不是业界在感到寒冷到来时自发的反射？

国美、苏宁等超级终端利用其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的优势打压制造商、原材料上涨、生产要素全线告急、银根紧缩、利润越来越透明稀薄，制造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破碎，越来越狭小。

“这就注定我们必将进入一个战略转型的拐点，这个拐点万和如能胜利通过，那么我们将前途光明；如果不能胜利通过，我们就有问题了。这可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肯定会被淘汰。”在万和高速成长的时候，卢楚其格外冷静。

宏观调控实际就是要革部分企业的命

从2003年初，中国经济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货币信贷增长过快等苗头。过高的投资增速，已经带动了货币信贷的投放，拉动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并造成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

于是，在全国人民正在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而贷款买房买车的时候，国家开始宏观调控。

专家指出：“中国每一次经济的大起大落，都与投资增速过快密切相关。如任其发展，一旦市场需求变化，势必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影响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应当未雨绸缪，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这个果断采取的措施实质是什么？就是将将来可能经营困难的企业在影响还没造成之前，就采取人为的措施让其死掉，将资源转移到更能长足发展的领域，尽可能的减少不良影响。也就是说，国家不得不革掉这部分企业的命，免得将来对整个经济造成影响，以短痛换长痛。

“国家宏观调控就是调整粗放型企业，在两年前我就意识到宏观调控的到来，我理解就是国家不会让这些粗放型企业泛滥下去的，我预感到宏观调控的到来，那么我们就大量增加固定资产的投入，这样两年的固定资产投入有1.5亿。”听到卢楚其对宏观调控的理解，让人不觉想起93年国家在宏观调控时主旋律的声音：“实现国民经济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

上次宏观调控调整时，国营企业是当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所以一大批国有企业死掉。同时，万和等一大批民营企业也正是借这个时机快速成长起来，现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力量之一。此次宏观调控，国家更未雨绸缪，下手更早，扛不住的肯定是民营企业。

“为什么未来三到五年死的会是民营企业呢，因为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还在粗放型的低水平循环状态，不能自拔，万和目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卢楚其的判断，在万和集团召开的2005年的营销年会上，卢楚其将这个警钟直接敲给了整个营销和生产、研发系统。

从纯财务的角度看，制造型企业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因为制造型企业都是劳动密集性企业，所以厂房、设备都要投入大量资金构建。现今大多制造型企业都非国有及上市公司，所以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募集和借贷。而此次银根紧缩，银行利息上升，对于大多高负债制造型企业就意味着较多的利息支出，所以财务成本上升将对经营直接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利息银行利息上升对生产制造型企业各个产业链加大了要求，以往原来资金实力不足的制造型企业，可以向材料供应商延长几个月付款，而现在，钢材、铜材供应商一律要求现款交易，所以造成资金流不足的企业无法按照生产计划采购到足量的原材料、普遍开工不足、无法按时交货，而在这种财务成本急剧上升的严峻形势下，下游商家由于其强势又在不断的拖欠货款打压厂家，从而给予了制造型企业财务现金流构成了严重威胁。

仅银根紧缩一项，宏观调控就让不少制造企业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其它关于运输、土地使用、产业政策干预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又有多少家企业能挺得住？

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让制造业活得痛苦

管理杂志《新浪潮》有一期文章，题目叫《浙江危机》，其中指出，能源、冶金等基础工业的价格让浙江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难道这个危机仅仅浙江企业在面临么？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运行分析报告显示：04年上半年，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5.9%，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7.3%，而生活资料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2%，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约0.3个百分点。其中，食品类受粮、油价格上涨的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5.2%；衣着类价格微涨0.9%；一般日用品类价格上涨1.6%；耐用消费品类价格则下降3.9%。

对于耐用消费品而言，原材料价格上升7.3％，而价格下降3.8％，意味着有多少的利润被蒸发掉了，而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又有多高？

当然这个算法可能不科学，但足可以看出制造业的压力之大。

在各个制造企业刚刚调整产品价格的政策还没有传达到经销商层面的时候，宝钢、武钢等大型钢铁企业又传来明年钢材价格将再次上扬的消息，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

虽然各行业制造型企业在这场原材料涨价风波中受到的损害程度不同，但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制造型企业重新洗牌不可避免。而面对现状，企业的内部“自救”显得更为直接和有效。虽然很多制造型企业叫喊着成本控制战略，但对于众多制造型企业其原本就是粗放性的管理，就算其现阶段能迅速在成本控制下功夫，提高了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但其管理成本也会有所抬升。

况且这种“自救”只能停留在较具规模的制造型企业，而对于众多中小型制造企业这种自救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其次国内制造型企业以往过多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产品雷同、同质化等状况十分严重，造成竞争力十分低下。

“宏观调控的结果就是把不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的企业消灭掉，并不是有指向性的调整国企或调整民企，只要没有盈利能力的企业就没有生存的必要。”而在此次生产成本急剧上升的严峻形势下，“制造型企业就必然要死掉一批”，这是卢楚其的结论。

整体产能过剩让价格无法提升

稍微关注产经新闻的人都经常听到一个词——“洗牌”，意即行业的领头企业通过“大幅度价格战”等手段，让部分企业因规模和管理的限制，承受不住竞争的压力，从而退出竞争，实现新的竞争格局。

但洗牌的结果是什么？倒掉一大批中等以上规模的企业，那些不顾质量，偷工减料的所谓“杂牌”企业仍然在夹缝中活得逍遥自在。

理论上讲，在面临国家宏观调控和能源危机，原材料上涨，劳动力成本等各方面的压力下，企业自发的调整应该是上调价格保持合理的利润和生存的空间，但事情能如企业主所想么？

近期随着部分生产原材料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但产能过剩造成的价格总水平向下的压力依然没有得到缓解。目前，汽车、家用电器、通讯产品等重要商品价格仍呈下降的态势，而这些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态势，对抑制价格总水平上升的作用仍然是明显的。

过去太多的“价格战”噩梦成为了众厂商不敢轻易言“涨”的主要原因。消费者对价格极其敏感，谁先涨价，谁就丧失了市场份额。薄利多销的市场策略曾经为制造业立下汗马功劳，但也使得制造业现在调价的空间迈入绝境。

整个格局就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

因为价格上涨得不正常，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国家才宏观调控，但调控的结果增加了制造企业的成本压力，企业只有提升产品价格才能有维持生存的利润，这是第一个矛盾；提升价格才有生存的可能，但谁先撑不住价格压力就可能意味着马上死亡，又是一个矛盾。因为厂房、设备、产能等基础投资规模过大，国家要调控，而因为整体产能过大搞得价格很难提升，无法保持盈利水平和面临现金流的压力，还是矛盾。

无数矛盾就是这样让企业不知如何适从，企业主的抉择是痛苦的，卢楚其说：当上老板，就意味着你永无宁日。

超级商业业态在抢制造业的饭吃

不可否认，超市、大型连锁等连锁等商业业态现在已经挤压得传统百货、没有太大的生存空间，价格实惠几乎是所有新兴业态赢得消费者的杀手锏。甚至国内现在商业业态都已经转变了主要的盈利方式，由过去靠赚取差价的方式变成了向厂家直接收钱盈利。

在外资大型流通企业未大举扎根中国之前，这块的竞争是不充分的，甚至可以说，这些商业业态在目前还是稀缺资源，制造业不得不在争夺这些资源时丧失主动权。甚至商家先举办没谱的特价促销后才通知厂家，然后还向厂家要这部分销售的利润，厂家说都亏得一塌糊涂了，哪里还有利润？

关于这个厂商博弈的论述，各方的评论都很深刻，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说上几句，咱不在此充内行。笔者有朋友在家电超级连锁国美工作，笔者曾经问他：“一方面，你们的价格那么低，另一方面又要求厂家巨额的费用，厂家怎么活？”他的回答很简单“厂家降低成本！”都到了这个份上，厂家还如何降成本？除了偷工减料别无他法！

以上事实只有一个结论，制造商渠道成本（含商）整体提高，呈现出了商业挤压制造业的现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制造业就像一个三明治中的肉块，遭受着上面和下面的挤压，如何在“前有狼后有虎”的情况下，实现生存和突围？

结束语

万和可以说：我有大量的库存，是在原材料价格上涨之前所制造的，维持现有的价格我仍然有利润，所以这个压力我可以内部消化。

万和也可以说：我是规模生产，因为大规模生产和集中采购，以及卓越的管理，原材料价格对我整个成本的波动幅度不会太大。

万和还能说，我现在出口规模大，国内损失可以国外补。

甚至万和也可以这么认为：我的机会来了，我只要挺住，就实现了洗牌的目的，将来你们都死掉了，多大的利润空间都由我们来说了算。

但首要的，万和要能挺得住，卢楚其在内部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思想，如：以战略思维代替管理思维管理企业、树立有竞争力的合理成本控制意识，以专业化保持持续盈利的能力。靠练好体能和添加冬衣等方式挺过这个冬天。

第8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一、系统传授知识，为学生的学习迁移打下基础

要实现知识的迁移，要求学生具备充实完善的知识结构。因此，复习课要从整体上进行规划，无论是章还是节，都要注重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全面性，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并能根据知识网络随时调用知识，从而为学生的学习迁移打下基础。

如在《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课的复习中，必须让学生全面掌握以下内容：市场配置资源的优点、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市场秩序’、国家宏观调控。这几个知识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本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主线，将市场调节、市场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国家的宏观调控纳入市场经济发展的体系中，围绕“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帮助学生完成知识链内的迁移，使学生全面、准确地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健康发展，从而降低学习的难度。

二、创设迁移情境，促进学生学习迁移

在复习课上，尽管学生已有一定的知识基础，但他们对所学知识往往认识不清楚、理解不透彻，从而不能很好地提取和利用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充分运用启发式教学模式，即创设迁移情境，激发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学生创造迁移机会，使学生对所学知识透彻理解、牢固掌握，逐步启发学生完成学习迁移。

例如在复习“中国应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内容时，教材指出“我们应当抓住机遇，积极参与，趋利避害，防范风险，勇敢地迎接挑战”。这里，笔者创设了这样的情境：近日，欧盟正式宣布对中国的光伏组件、关键零部件如硅片等发起反倾销调查，涉及产品范畴超过此前美国“双反案”，是迄今为止欧盟对华发起的最大规模的贸易诉讼。分析人士称，这对已进入寒冬的中国光伏企业是致命性打击。针对这一案例，笔者设计了如下问题：如果你是一家光伏企业的负责人，该如何应对这一情况？你将如何让你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起来？通过启发学生思维，他们会很容易得出结论：公司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必须遵守并正确运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依靠科技进步、科学管理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诚信经营……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将“公司的经营”相关知识与本课的内容联系起来了，达到了知识迁移的目的。

三、联系社会热点，引导学生由理论向实际迁移

在当前的政治复习课教学中，仍然存在教师讲解过多的情况，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要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必须把握复习课的特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学”和“用”上做文章，引导学生学会用所学知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联系社会热点，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让学生置身于广阔的社会课堂之中，把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与校内外发生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这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认识问题与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而增强政治复习课教学的现实感。

第9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关键词】产业结构，政府，投资传导循环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研究，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在研究范式、研究目的上都有着显著差异。从文献看，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是在两大部类范式下分析问题，研究了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的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农、轻、重”比例关系以及产业发展优先顺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理论逐步引介到国内，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传统理论方法在客观性和解释力方面的局限，于是尝试着由静态理论演绎转向动态实证分析，开始应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分析我国的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产业转移和升级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投资制度安排决定投资传导循环的宏观机理，首先可以从投资传导循环是属于政府规定的制度性来解释。一、从经济体制与投资运行的关联性来看，投资传导循环采取何种形式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而社会经济运行究竟是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计划于市场混合经济体制，则是政府安排的结果；二、政府选择市场经济体制配置资源，目的是期望市场机制能够引导经济总量实现动态均衡，但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政府便不得不对引致经济总量出现动态非均衡的传导循环进行微观调节和宏观调控，对投资运行的微观调节和宏观调控实则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因此，从宏观调控意义上来看，同样可以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投资传到循环理解成一种政府规定的制度性安排。在贴近现实的市场运作中，投资传导循环可分为市场型投资制度安排与非市场型投资制度安排。

从投资传导循环中可以发现其包含直接投资、非直接投资两部分。从投资制度安排到产业结构形成为直接投资过程；产业结构到宏观经济目标、然后返回到投资制度安排则是非直接投资过程。下文将基于该投资传导循环对政府在投资传导循环中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以及政府在投资传导循环中的“旁观者”身份以及其滞后性问题进行分析。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政府的投资制度安排

在投资传导循环中，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指标衡量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程度，若宏观经济指标所反映的宏观经济目标实现程度达到了政府的预期，则政府会继续运用原有的宏观调控手段、产业政策导向决定的投资制度安排，或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根据当前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来适当调整宏观调控手段、产业政策导向。若宏观经济指标所反映的宏观经济目标实现程度偏离了政府的预期，政府在下一期的投资制度制定中将根据该期宏观经济指标的反映情况来调整或改变宏观调控手和产业政策导向以期望社会投资流向进入政府支持区域形成预期的投资结构达到预期中的产业结构。

各国政府都试图通过自身自定的政策和调控手段来控制改善国民经济，宏观经济实现程度低于政府预期，政府用刺激手段；宏观经济实现程度超过预期，则用紧缩手段。但纵观历史，政府的“理想”似乎从来没有实现，各国政府虽在周而复始的调整调控手段和政策导向，却鲜有宏观经济目标实现程度与政府预期相一致的时期。这里的原因有几点：一、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程度是由市场最终的供给与需求决定。政府虽然运用自身的调控手段和政策导向对一些问题加以改善和引导的，但常常是头疼却治脚。二、政府根据投资循环周期结束时的经济指标来衡量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程度。当经济过热时，供给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者把过多的资金投向某一产业。投资者作为市场运作的切身感受者能快速的觉察该现象，并迅速调整投资流向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在投资循环结束时才意识到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并以统计数据为基础制定下一期的调控手段和产业政策导向。可见市场自身的投资决定机制以一种自发的力量来影响投资流向、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并逐步达到合理的产业结构。政府的行政手段通常会打乱市场自身的调整机制，因政府对于指定的调控手段和产业政策导向的力度难以把握，总是让实际的产业结构偏离政府预期的产业结构。

三、政府作为市场旁观者以及滞后性的解析

政府理性既包括作出决策的理性，也包括通过反馈信息分析经济状况的理性。政府虽理性，决策时理性地根据所得信息作出理性的思考，但并不能保证反馈信息的充分“理性”，即反馈信息永远是滞后于实际情况发生。政府、投资者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述：

图3-1中投资者与产业结构形成相交的区域是投资者在投资传导循环中对市场掌握的信息程度，政府与产业结构形成相交的区域是政府在投资传导循环中对信息的掌握程度。投资者是市场中对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状况信息的第一接受者，若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产业结构就表现为相对合理从而投资者的资金流向的分布亦合理，投资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利益最大化。故投资者对于投资传导循环中投资信息的掌握是最及时和全面的，故两者相交部分的面积很大。

政府处于投资传导循环结构的边缘即政府是处在市场的边缘可称为“旁观者”。政府因其经济职能之故，要参与到投资传导循环中来。政府经济职能是政府收入分配职能、政府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政府资源配置职能。投资无疑是经济社会关注的重点，政府亦视之为重中之中。这犹如《投资运行机理分析引论》中所描述的人类寻求自我发展的本能，激励着人们对投资活动的极大关注。但是，选择什么样的投资体制及其制度安排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或持续增长，则是经济学家们一直潜心研究的问题。这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政府和置身于经济社会且与经济环境息息相关的部分一直重视的问题。

从图3-1中可以看出政府与产业结构也可表示为市场相交部分的面积较之于投资者与产业结构来说小的十分显著。如前文所述，政府作为投资传导循环乃至市场的边缘者很难第一时间掌握投资信息和市场信息。政府只能通过投资传导循环结束时的表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统计数据来判断。就统计数据而言，其并不是第一手资料而是通过层层的累计和统计才能汇总的，在统计资料搜集和反映的过程中不免发生信息失真和信息滞后的现象。而政府根据经济指标的同居数据反映来判断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程度不免有些不合适，即使政府是理性的。政府虽理性但它身在圈外无法了解投资传导循环中的内在机理。

图3-2中投资流向由两大机制所影响，市场投资决策机制与政府投资决策机制，其中市场投资决策机制的影响里较高。两者的结构分布差异源于投资者与政府的角色差异。投资者置身于市场中通过这期的投资制度安排并在考虑投资决策规则下形成决定投资流向随后便形成了相应的投资结构进一步形成的是产业结构。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时或大体平衡时，市场就不会出现剩余或短缺（若有也是极少量的），此时达到了最好状态投资者能获得投资的最大报酬，产业结构也达到了最优。在下一期的投资循环中亦会根据此期的投资流向来考虑投资。然而当市场中总供需失衡时，市场中出现大量的剩余或短缺，该种状态下投资者的投资回报不会可观，所以在下一期的投资传导循环中投资者会借鉴此次的投资来调整下一期的投资流向，最终调整产业结构已达到产业结构合理。

政府是如何制定调控手段和政策导向，从投资传导循环中发现，在循环的第三阶段主要机理特征可概括为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和检验。它是由形成的产业结构到宏观经济目标实现程度这两部分构成。且这一阶段最明显的机理特征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具有渗透性和指示性。该阶段前面部分的传导机理具有客观性，政府在面对已经形成的产业结构和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时，已无法运用宏观措施来调整整体格局而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期的投资传导循环中去，对现有的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程度与预期宏观经济目标进行比较分析，制定出相应的政府对于投资制度的安排。通常情况下政府根据反映当期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统计数据修正政策和调控手段。该统计数据所反映的产业结构是间接的，产业结构影响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继而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状况才会反映在数据上汇总到政府。政府是理性是主观的，分析的主观性和分析来源的间接性容易导致分析结果的不理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职能，最终在新的一期投资传导循环中进行干预。市场有自发的投资传导循环机制可以调节投资者的投资流向并逐渐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塑，而政府的干预，则会扰乱市场投资传导机制本可以实现的合理产业结构。

四、结束语

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内在关联，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产业结构。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换的必要性以及可能由此带来的诱人前景，已使世界上许多政府纷纷按照各自的原则和方式，对本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实施了这样那样的干预。然而巨大的机会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政府干预的风险就在于干预的结果并不必然是成功的。因此政府不仅应该重视对结构调整与转换的干预，尤其应该重视干预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政府应竟可能提高统计数据的客观性，让主观性因素减少到最低以避免影响政府理性的发挥。

参考文献：

[1]王仁曾、高志强.投资理论的历史演进[J].集体经济.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