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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宏观调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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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宏观调控

第1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主题。法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由冷到热、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程。与此同时,宏观调控法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本文称不上研究成果,只是简单地从对宏观调控法的概括论述入手 ,在经济学理论、社会结构和法学原理三方面分别论述了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基本理念是市场和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互动和协调,以及社会中间层在其间的政治功能和监督职能,从而克服各自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使宏观调控依法进行,达到各主体利益的平衡。论述的同时对当前我国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也提了一些诸如加快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宏观调控权力行使程序等方面的意见。

[关键词]宏观调控 市场失灵 社会中间层 政府失败

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自20世纪后期开始才迅速发达和日趋完善,尤其在中国。80年代以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国家经济职能活动方式的转变,宏观调控也受到高度的重视并得到发展。但往往在事物蓬勃发展的时候,它的弊端和缺陷也日益显露。因此,对宏观调控进行立法,以法律来规制和保障宏观调控也势在必行。追根求源是对事物进行研究的第一步,法学也不例外。所以对宏观调控原理作学术上的研究必将对宏观调控立法产生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本文是对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原理的一些浅薄认识。

一、宏观调控及宏观调控法

(一)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

“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从全国经济整体利益出发,以稳定物价、促进充分就业、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从规范经济行为规范入手在不同程度上以经济计划、产业政策为引导,采用财政、金融、制裁等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从整体上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管理行为。” 归根结底,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调节国民经济的一种方式,是国家职能的一种。其实在历史上,统治者对某些经济活动予以引导和促进的情形早已存在,只是在19与20 世纪之交及其以后,国家的这种宏观经济职能才逐步从国家职能体系中突显出来。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个时期,生产不断社会化,而单个生产经营者对社会信息的掌握不足和滞后,经营决策常常同社会供求不一致,并不能适时调整。当其发现市场供求严重失调,产品大量滞销过剩,想采取对策已经为时已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人们迫切希望国家出面搜集了解社会经济和市场情况,掌握各种经济数据和信息,做出科学分析和预测,并运用政策手段,引导经济发展。特别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代表,作为危机政策,各国实施了一系列调节经济的措施。其中包括运用金融、财政、产业等方面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行调控。也是在此及以后,各国都开始注意以经济计划、经济政策为主要方式来指导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也由原来的零散的政策逐渐向体系化发展。

(二)宏观调控法概述

前面是对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一些简单论述,但涉及到宏观调控法的产生则另当别论。宏观调控法的产生有另外一个理论基础——政府失败理论。这是基于法治平衡理论而生的。在赋予国家宏观调控权的同时,也要对这个权力进行约束和规制,防止权力滥用。就是在这种授权和限权的牵制和衡平中,宏观调控法应运而生。它除了要规定市场主体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应如何作为,还规定政府调控的权限、范围、程序、措施以及责任。目的是要为政府干预立章建制,实现政府干预法制化。“因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如果“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一样,经过一定时期都要崩溃” 。“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

1、宏观调控法的概念及调整对象

“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们把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即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关于宏观调控的调整对象,国内学者有比较的认为是宏观调控关系。但对国家宏观调控关系作何解释却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宏观调控关系是指国家在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生的与受控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宏观调控主体之间的平衡协调关系。它是以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一方的经济关系。宏观调控主体一方依法定职权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是宏观调控关系产生的根本动因。宏观调控关系管理与被管理、调控与被调控的行政隶属性质,实际上并不全是平等和协商关系。

2、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学界也有颇多论述,也存在巨大分歧。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等。笔者认为,以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宏观调控法本身就是经济法中最重要也是最没有争议的一部分。鉴于理论体现的一致性,以尊重个体权益为基础维护社会整体为己任的社会本位原则理应是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其次,从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来看,它的出发点也在于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社会稳定,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再次,从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来看,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最终目的也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

3、宏观调控法的内容构成

现代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形成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系统工程。因此,“宏观调控法的内容应该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和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

“计划法是调整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计划具有的弥补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如何对计划进行约束,对计划主体进行约束,保证计划的合理、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则需要计划法的规制。

经济政策是连接国家计划和各种调节手段的中介。“经济政策法主要包括产业政策法、投资政策法,财政税收政策法、货币金融政策法等。”这些法律主要体现国家各项基本经济政策的实体性内容。经济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可以使其内容更规范,以保障更好的实施。

各种调控手段的法制化是保证宏观调控依法进行的必然要求。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调控权力的范围,行使程序及方法,可以防止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做到依法调控。

二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学理论基础

1、 市场失灵理论 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机制的完全性、市场主体决策的完全性和市场信息的充分、对称足以使市场价格机制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有效调节。在这一前提下,市场经济应是市场主体自主经营决策,政府干预愈小愈好的自由经济。因而,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政府对经济的基本态度应是自由放任。但也就是在自由放任鼎盛时期,西斯蒙蒂就认为有必要重新检查亚当•斯密的理论。“商业财富的发展不需要政府干预的说法是绝对不正确的”,“我们绝对不要相信平衡会自动恢复这个危险的学说”。市场经济始终不能自动平衡,这是由市场的自身盲目性决定的。因为市场中的每个人都只能按自己的极大化私人利益各自为政。这种各自为政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如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就会导致失业或者通货膨胀。因此说市场调节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失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的自发性必然导致垄断和寡头,从而导致市场的低效或无效率。物极必反,垄断主体对竞争优势的滥用破坏着正常的竞争秩序和公平的竞争关系,市场调节机制内在的调节功能和目标难以实现。

第二、外部经济导致投资者缺乏经济性,而外部非经济性又导致污染,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市场不能提供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结构变化,比如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对夕阳产业的调整等。

第四、市场规则是一种“丛林规则”。无情的竞争必然导致弱肉强食,最终出现两极分化。如果任凭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也根本不可能促进公共利益。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社会呼唤另一种机制和力量介入经济,以配合市场机制共同调节。政府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具有的认识能力和预测水平比任何人都远为高明。政府处于中央地位成为信息中心,可以总揽国民经济全貌,为人们提供实质公平的竞争法则和环境,扶持弱者,把市场自由竞争社会共处共荣结合起来,使各种利益在市场参加者之间合理分配,而不允许市场调节渗透一切。当然,这时候会有人提出政府调控失败的问题,但这不是拒斥政府宏观调控的充足理由。正如市场失灵不是否认市场调节的充足理由一样。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才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个过渡期是漫长而曲折的。我们不能否认我国的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诸如长官意志,行政命令决定经济政策、国有企业中政企不分(即使现在已经进行了公司化改革)等一系列有着深厚传统但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遗毒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宏观调控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必须要求有充分、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价格机制完全发挥作用时,政府的一系列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然而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状况并不容乐观。因此有必要在宏观调控立法中加重对市场体系培育和完善方面的笔墨。比如政府要在市场可以调节并且可以调节的很好的领域尽多地给与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权利,同时宏观调控也要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多做努力。

2 、政府失败理论 国家的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职能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克服市场失灵而产生的。然而国家调节亦非万能它有许多缺陷。最早对政府失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公共选择派。其代表人由布坎南和纳特他们认为,如果不能保证政府经济行为最符合全民福利最大化,也无法保证政府行为的结果符合政府的初衷,那么政府的公共政策失效不仅不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会加剧市场失灵,甚至会引发社会灾难。政府失败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公共物品的受益者和支出者 的分离,造成低效益、高成本、甚至负效益的运行,形成外部负效应。第二,由于政治家的短期行为,为了竞选或显示辉煌政绩、官场升迁,往往夸大近期成本和利益,而忽视未来成本和效益。第三,寻租与腐败。寻租的字面意思是寻找利润,是为了获得和维持垄断地位而付出的代价,它完全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在政府管制而市场主体又想进入的领域,往往会出现权钱交易,这是导致腐败的根源。因此说,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应该树立一种观点,不是任何市场缺陷都可以由政府来弥补的,政府干预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因此,有必要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权限及范围在法律上进行规定,坚决杜绝宏观调控政策以党的会议纪要以及领导人的指示等形式出现,把公共决策和政府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这也是制定宏观调控法的又一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调控法可以看作是规制国家宏观调控行为之法。因此应该对宏观调控的权力主体、权力主体的权限以及行使宏观调控权的程序和法律责任进行规定,使宏观调控有法可依。

(二)社会结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基础是当今社会宏观调控法的社会结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一些国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运动,也有人称之为“结社革命”。成千上万的涉及环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第三部门”组织应运而生。“第三部门”运动的发起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二战以后,福利国家政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主流模式,到70年代,执意这一政策是国家社会福利开支日益增大,损害了私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作为发展的推动力是有限的,而第三部部门机构有其优越性。” 20世纪末,“第三部门”已发展成为力量不可小觑的社会中间层。这些组织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指向,以保护人类整体利益为宗旨,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唤起民众的公共意识,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使其免遭少数人的控制而为大多数人服务。“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以社会制约权力。”社会中间层的崛起一个显著的结果就是政府职能的弱化。政府职能的弱化是政府权力的转移过程,政府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中间层。在有社会中间层加入的社会结构中,政府可以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制约社团的不正当的利己倾向,而社团可以以自身的名义制约政府,防止政府滥用行政权力。

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主体这个等差有序的社会调节的权力结构中,政府适当地分一部分权力给社会中间层,既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调控负担,又可以充分发挥中间层私立性仅服从于法律、公共利益性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优势而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力或称职能进一步弱化。宏观调控法也因此更“宏观”、更“间接”。源于二次“社会契约”缔结的社会中间层-接受了一次契约中让渡给政府的部分权力和原先保留在个人手中的权利,而使其在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活动更加游刃有余。反映在宏观调控的立法上也必然使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力更加粗泛而不是具体,更具有间接指导性而不是直接参与性。也必然是立法中对社会中间层(主要是各种社会团体)这一经济法主体的规定不能再像从前模糊简略一带而过而必须对其成立、职能、活动方式及法律责任作明确具体的规定。因为先前传统地认为市场解决不好的有政府管理和政府解决不好的交给市场的做法在三元的社会结构中已行不通社会中间层的崛起及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已经不允许“非此即彼”地来解决宏观调控问题。此外,在宏观调控法中设立公益诉讼机制也势在必行。以团体诉讼、小额诉讼、诉讼援助计划来抵御政府行政机关和厂商的不法行为,也正是经济法社会利益本位的最佳体现。以“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来布置宏观调控法体系是新时期宏观调控法立法的必然要求,理所当然是当代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法学理论基础

当某一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调整地对象从而产生了以调整该社会关系的专门法律时,立法者往往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衡平各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真正调整该社会关系而使各关系主体普遍认真遵守而真正达到由法来治。这大概就是法治平衡原理最直观的阐述了。宏观调控法亦是如此。如何使宏观调控关系的主体即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在互动中达到利益平衡是整个宏观调控立法的核心所在。虽然表面看来在夹杂有隶属性质的宏观调控关系中并不存在双方主体讨价还价协商一致的迹象和可能,但实质上立法中如果不设置相关的用于或有利于协调双方利益的机制或制度就很难说这部法律是真正的法律而只是行政命令了。宏观调控由原来仅作为国家经济职能而存在和发展到现在相对完善健全的法律体系,并不是或者说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更有法律保障,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使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在相互约束相互牵制的互动中达到利益平衡。即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被更好地执行的前提是它能反映最大多数的受控主体的最大利益,并且这些政策的制定有科学依据,其运行成本最小。同时,在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结果与初衷相悖,而给信任政府的受控主体带来损害时,政府要承担相应且相当的法律责任,比如在指导性计划中,由于长官意志,造成失误时,要有相应的行政和经济处罚来约束。利益平衡原理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出发点,只有这样才会产生宏观调控关系协调和稳定。

法治平衡原理表现在立法上即是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设置的平等和合理,在宏观调控法中要求:

第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力对应与宏观调控失利的法律责任。

政府要行使管理经济的职能配置需要赋予政府以一定的权力,与此同时,也必须使政府负起相应的责任,使权力与责任相符(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相一致)。政府行使宏观调控的过程,同时又是履行职责的过程,是政府职能实现的过程。但是长期以来,在传统体制下的公共行政过程中,权责脱节的现象却时有发生。由于强调国家的管理性特征,在政府职能配置过程中,常常是赋予行业或产业主管部门以管理权,却没有相应地为职能(权力)机关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管理目标(责任)。结果,当行使权力的时候,不同部门都争着当婆婆,而当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又找不到婆婆。从总体上说,中国政府机关并不缺少权力,而是缺少责任,没有责任约束的权力一方面容易导致权力的异化,另一方面又会使权力失去应有的权威,所以,在界定政府职能,配置宏观调控权力的同时,更要唤醒宏观调控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因为宏观调控事关全局,牵一发则动全身,决策的失误往往造成整体经济结构失调,引发全局性的经济动荡。

第二、受控主体遵守配合宏观经济政策或法律实施的义务应当对应于受控主体利益损害的法律救济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具体的宏观调控法律关系中,宏观调控的相对人基于被管理、被调节的特殊地位,相对于拥有宏观调控权力的政府,事实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若不赋予其足以制约政府的救济权利,其自身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赋予受控主体向宏观调控的监督机关提出申诉或请愿的权力以及调控主体对受控主体造成损失的赔偿请求权是防止政府宏观调控权力滥用之最为实际、最为有效的途径。因为作为一个“经济人”,其维护自身利益而抗衡政府宏观调控权力之滥用的勇气和精神比负有监督与评估职责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比,要热切和执着得多。

三 、 结语

如何实现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如何在法律上对宏观调控进行最优的制度设计也是法学理论研究者一直探讨的课题,然而也就是两两平衡的事物往往最难以平衡。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和地位在经济运行中究竟谁更多更重,也许永远也说不清。因为时代在变,经济环境也在变,宏观调控也只有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真正为经济发展引航指路。关于宏观调控原理的研究也必将不断深化和细化,必将对立法和实践提供最可靠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漆多俊主编:《宏观调控法研究》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2、刘定华 肖海军等著:《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 刘定华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1版

3、程宝山著:《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9月第1版

4、邱本著:《宏观调控法论》 中国工商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1版

5、《宏观调控法论纲 》 王全兴 管斌

6、《公共行政的责任和民主》 王运生

7、《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原理》 桁林

8、《经济法对宏观调控的法律规制》 陈行龙 秦晓红

9、谢岳:《后现代国家“第三部门”运动评析》,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4月。

第2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关 键 词】宏观调控权/合法性/权力配置/权力行使

基于经济法上的“二元结构”假设(注:经济法理论上的“二元结构”假设,是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前提的一系列“二元分立”的框架。例如,从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求出发,可将人类的欲望分为公共欲望和私人欲望,进而在经济层面区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在政治、社会层面区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法律层面区分公法与私法,等等。基于上述“二元分立”,又可进一步分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政府与市场、公法主体与私法主体,等等。参见拙文《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5期。),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可以归结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提供(注:自从萨缪尔森提出“公共物品”的较为公认的定义以来,对于公共物品的研究日益深入,从而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这在财税法等宏观调控法的具体领域已经有了突出的体现。为此,有必要把公共物品理论推广到整个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之中。),其中包括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适时适度地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由于宏观调控及相关制度具有极大的外部性(注:这里的“外部性”包括“好的”外部性,也包括“坏的”外部性。实际上,从经济学上说,公共物品是外部性的极端体现;从法学上说,法学研究在很多情况下是在解决外部性问题,经济法也不例外。),因而对于宏观调控的实施和相关制度的构筑必须慎重,以尽量减少宏观调控对经济活动的负面效应。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制度的关联日益密切,制度已逐渐被视为经济活动的“内生因素”。各国的实践表明,无论是鼓吹市场经济的自然演进,还是强调外力推动(注:其实,演进主义与建构主义、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等诸如此类的各类主义,在交替兴衰沉浮,这在20世纪体现得最为突出。但如果把某一种主义绝对地理解,则对于实践贻害无穷。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恐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无法排除或否认国家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或重要性。即使是哈耶克之类的自由主义大师,也都强调对“国家干预”或“政府活动”应有正确的理解。参见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9-281页。),实际上都并不完全排斥国家的经济政策或宏观调控。我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后发国家”,宏观调控被认为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财税、金融等领域所取得的一些调控成果也为此做出了佐证。但是,我国目前主要还是侧重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实施,对于宏观调控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建构,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研究上,都还十分欠缺。为此,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研究解析宏观调控问题。

通常,权力/权利被视为法学研究上的核心范畴;与此相应,宏观调控权亦应在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尚十分薄弱。在鉴于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宏观调控权方面的几个较为基本的问题,包括宏观调控的合法性问题、宏观调控权的配置、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力度,以及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等问题,这些探讨对于完善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和制度甚为重要。

一、宏观调控的合法性

宏观调控的合法性(legitimacy,或译为义理性、正当性等)问题(注:合法性是一个有诸多复杂含义的概念,韦伯、哈贝马斯等学者对其认识亦不尽相同。本文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主要限于符合法律规范或规律,以及得到社会公众的拥护和承认的意义。),是研究宏观调控权首先要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有助于认识宏观调控权的来源和产生基础等问题。宏观调控的合法性包括其在法律、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合法性。其中,法律上的合法性是最直接、最受关注的。如果某项宏观调控行为在法律上不具有合法性,则在强调法治的情况下,其效力就会受到质疑和削弱。因此,从合法性的角度,宏观调控首先就被分成了具有合法性的宏观调控和不具有合法性的宏观调控。

从法律上说,具有合法性的宏观调控应当是由具有宏观调控权的主体依法实施的。因此,如果一个主体本身不具有宏观调控权,则该宏观调控就不存在法律上的合法性。宏观调控权对于确保法律上的合法性非常重要。

从形式上看,宏观调控权来源于法律上的明确授权。在把法律仅理解为制定法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权的确立、分配和行使等内容,要通过国家制定的法来加以体现。此外,宏观调控权也是国家的经济管辖权的具体化。作为国家或更为具体的管辖权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宏观调控权同样是整个国民总体的一项重要权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职能和权力也在不断膨胀(注:对此,不仅“瓦格纳定律”和其他许多学者的研究都不断地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各国政府财政支出占本国GDP比重的不断扩大,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参见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中的政府》,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宏观调控权的产生和发展。由于“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一个较为公认的命题,因此,宏观调控也被认为是现代国家新获取的一项重要职能,其目标是解决经济、社会领域的诸多现代问题。[1]此外,由于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是私人主体所不能提供或无力提供的,因而只能由国家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调控首先是国家的一项义务,其次才是国家的一种权力。

依据上述的公共物品理论,宏观调控权只能由国家而不能由其他主体来享有。尽管在特定的时空人事方面,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并且,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假说或其他一些经济学理论,“政府失灵”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但对于国家的作用,特别是其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人们并非一概排斥。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在经济、社会等层面比其他主体有更多的合法性,同时,也与国家对宏观调控立法权的垄断有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确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对于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都非常重视。从立法上看,宏观调控已被提升到宪法的层次(注:例如,我国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从而把宏观调控提到了宪法的高度,同时,也提出了市场经济、经济立法、宏观调控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在一些重要法律中,也加入了宏观调控的目标或内容(注:例如,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金融业的监督管理,制定本法”;我国的《公 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的”,等等。),从而使“宏观调控”被转化为一个法律概念,使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了法律上的合法性,进而确立了贯穿于相关法律之间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依据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所实施的宏观调控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或者说,是具有合法性的宏观调控,这是前面谈到的宏观调控的一种分类。此外,根据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效力状况,也可以进一步把宏观调控分为有效的宏观调控和无效的宏观调控。这里的有效与无效,是从法律意义上而不是经济意义上而言的。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法律上无效的宏观调控,可能是经济上有效的宏观调控,在两者发生冲突时,有时是很难取舍的。如果从强调法治的角度出发,则一般会认为,无效的宏观调控,即使在经济上有效,亦应弃之不惜。但如果从实用主义出发,也许会认为经济上有效的宏观调控,即使在法律上无效,也是必要且有益的。由此又引申出经济上的合法性问题。

宏观调控在经济上的合法性,取决于经济上的合理性,实际上就是经济上的“合规律性”。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宏观调控的直接目标是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而其他的社会目标、政治目标等,都是间接性的目标。如果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符合经济规律,取得了较好的绩效,在总体上增进了社会福利,则该宏观调控就具有合理性,从而就会得到市场主体或社会公众的支持和拥护,获得合法性。因此,即使一些宏观调控行为不符合现实的法律规定,也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并能够得到理解和支持。例如,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不断上调出口退税率,虽然本身缺少法律依据,但在经济上和公众信心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就是一个例证。(注: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本身是一种宏观调控行为,但宏观调控必须有法律依据,但我国在实施此类宏观调控时,往往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甚至违法调控的问题。出口退税率的频繁变动,同现行制定法的规定存在着抵触,实际上是对纳税人的退税请求权的侵犯,也使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的价值、原则受到了不良的影响。因此,必须真正完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之所以存在上述情况,是因为国家制定的法律总是相对滞后于现实的不断流变的经济活动,而是否符合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的要求,则是衡量法律的生命力和有效性的至为重要的标准。许多国家进行的经济改革或实施的宏观调控,大都是突破已有法律规定的框架的过程,有一些甚至是违反宪法的。但因其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因而这种违宪行为被一些学者称为“良性违宪”。对于“良性违宪”或“良性违法”问题,人们尚存在不同的认识,但不管怎样,在宏观调控领域存在的“良性违宪”或“良性违法”问题应当越来越少,因为随着法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认识的深化,可以通过相关法律的完善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对宪法的几次修改,对相关法律的制定和频繁变动,都体现了在这个方面的一些认识和努力。

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的宏观调控,由于会取得良好的绩效,对于国家和国民的总体福利的增长是有效的促进,因此,它会使政府的调控行为得到市场主体的遵从,使国家的制度改革得到国民的拥护和支持,使经济能够得到稳定增长,使社会政策目标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实现,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样就能够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获得合法性。因此,对于经济上具有合理性或合规律性的宏观调控,必须考虑如何在制度上予以保障,使其同时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从而提高其遵从度,实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上述对宏观调控的合法性问题的简要讨论表明,宏观调控权在形式上是来源于相关法律的规定,但在深层次上它还导源于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合法性,导源于市场主体或社会公众的认同。宏观调控权因其在根本上是人民的权力,因而仅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是不够的。宏观调控只有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国情民意,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为目标,才是真正合法、有效的,才是具有各个方面的合法性的。

二、宏观调控权的配置

宏观调控权作为一种权力,必须对其进行有效配置,使各类宏观调控主体的权力明晰,职责明确,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集权与分权等问题,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

在宏观调控权的配置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其核心是如何解决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这也是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历史上始终存在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带来很多问题,甚至形成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对于如何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的理论,也提出了中国的“贾谊定理”(注:我国西汉名臣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以使义,国小则无邪心”,这被认为在历史上第一次以现实主义原则解释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其思想亦被张宇燕等学者概括为“贾谊定理”。参见何帆:《为市场经济立宪》,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13页。),其核心是通过分权来“强干弱枝”,避免出现“弱干强枝”或“弱中央强地方”的局面。[2](P120-121)这些对于认识分权的问题都会有所帮助。

宏观调控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是分级次的。不同级次的公共物品从提供的效率来看,是不尽相同的。一般说来,中央级次的物品应当由中央政权来提供,而具有地方特色的物品,应由地方来提供。这是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的基本精神。对此,施蒂格勒、奥茨、布坎南、蒂布特等著名学者都曾经有过许多具体的论述,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理论。[3](P338-356)从公共物品本身来看,实行适度的分权是较为必要的,这在发展不均衡的大国更为必要。

但是,具体到宏观调控这类公共物品,究竟应当如何来提供,由谁来提供,谁有权来提供,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根据目前的认识,人们一般认为,尽管在现实中“宏观调控”一词被泛化和滥用,但它在经济学和法学上是有其较为明晰的边界的,即宏观调控是国家站在全社会的总体立场上对宏观的经济运行所实施的调节和控制。因此,宏观调控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应当是国家的最高政权机构,而不是基层的政权机构,否则就不能说是“宏观”调控。因此,对于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应当有一个合理的界定:实施宏观调控的主体,不能是地方政权,而只能是国家的最高政权。也就是说,尽管宏观调控同微观市场主体的活动和利益相关,但它是一种中央级次的公共物品,只能由中央政权来提供。(注:著名学者马斯格雷夫认为,就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保障收入的公平分配来说,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宏观调控主要是解决上述问题,因而诸如财税、金融等领域的调控,应由中央政府实施。参见前引何帆著,第192-195页。)

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的对抗问题很值得关注。例如,在财税方面,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谈判”已经形成了一种“主—从博弈”;在金融方面,地方的盲目或违法投资、集资、融资等行为,已经形成了对国家金融调控的弱化或对抗,等等。由此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更符合“邪恶假设”,即其行为更会引发经济波动。(注:何帆认为,地方政府的“邪恶行为”恰是分权的不规范所致。参见前引何帆著,第106页。)如果能够把宏观调控作为中央级次的公共物品来认识,并施以必要的法律保障,则会有助于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问题,以及地方对宏观调控的对抗问题。

此外,宏观调控权的配置,不仅涉及到相关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对宏观调控本身的理解,以及对本国国情的把握问题;同时,尤其要明确享有调控权的主体,其 具体的职权与职责是什么,对其超越、滥用或弃用宏观调控权的行为应如何追究责任等问题。在宏观调控制度建立之初,明确享有宏观调控权的主体尤为重要,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能享有该权力。此外,要完善宏观调控权的配置,还需要有较为系统的国家理论,以及合理的分权体制来支持,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韦伯说系统的公法理论只会产生在西方,以及为什么孟德斯鸠说没有分权就不可能有公法的概念(注:韦伯指出,对于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话要作出全面的理解,需要看到系统的国家理论和合理分权体制对于公法理论形成的重要影响。参见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0页。),同时,也才能更好地理解经济法的公法性质。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离不开必要的法律形式。从权力来源的角度说,应当实行“调控权法定原则”(注:与调控权法定原则相一致,应当有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计划法定原则等一系列的原因,这些原则主要强调各类宏观调控手段的立法权应实行议会保留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即使是政府调控部门的权力,也应当由法律来赋予,而不应假借调控之名,侵害经济和社会秩序。)。从更高的层次上说,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应当首先体现在宪法的层面。在国家的宪法中,不仅应对宏观调控做出宣示性的规定,而且还应在总体上做出规定。例如,在我国,宏观调控的立法权应归属于全国最高的立法机关;而宏观调控的执法权则应归属于全国最高的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这是对宏观调控权的一次分配。此外,对各类具体的宏观调控权还应做出具体的划分。例如,在中央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就涉及到如何更好地划分宏观调控权的问题。另外,在最高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还可能存在授权立法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在授权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非常突出。如何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这对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于国家的法治水平的提高,都非常重要。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在具体地、大量地行使着宏观调控权。特别是掌握着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的部门,更是实施宏观调控行为的主力。例如,我国在进行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后,曾明确与计划、财政、金融三大调控手段有关的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为宏观调控部门。这实际上是对宏观调控主体的进一步明确和调控权的再分配。

如果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掌握了大量的调控权,则凸显出一个问题:政府是否应享有宏观调控的立法权?这是一个存在深刻的矛盾和背反的现实问题。从权力监督的角度说,政府应主要是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执法者本身不应成为立法者,或者至少不应成为主要的立法者,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国务院系统实际上大量地行使着宏观调控的广义立法权。其好处是提高了宏观调控的及时性,增强了应变能力;其不足却是对宏观调控行为缺少应有的约束,而且,随意性也比较大。为此,从长远看,仍然要强调和坚持“调控权法定原则”。

要贯彻“调控权法定原则”,需要在宏观调控领域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在我国的财税领域,应当坚持各国通行的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在这些领域实行“议会保留”或“法律保留”原则,即预算的审批权、税收的方法权原则上应由立法机关来行使,国家在这些领域应享有专属立法权,这也是我国《立法法》相关规定的基本精神。为此,我国应尽快解决授权立法方面存在的空白授权、模糊授权等问题,应当尽快至少在形式上结束开征二十多种税却只有三部税收法律的情况[4],尽快结束预算审批流于形式或执行不严的情况,等等。这样才能使财税宏观调控的法治水平能够不断得到提高。

又如,近几年来我国一直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我国根据具体国情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但是,对实施该项宏观调控政策的法律保障不够,制度保障不足。我国至今尚无一部国债法,对于国债的发行规模、使用等缺少法律监督,对于财政赤字的压力,以及未来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估计不足,缺少对分配秩序的法律规定。这同样需要在宏观调控权的配置上强化“法定”观念,或者如布坎南(J.Buchanan)所说应当“立宪”,通过不断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总之,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如同整个宏观调控法的制度供给不足一样,我国在权力配置方面也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对国务院的各个职能部门的宏观调控权的赋予,还缺少充分、明确的法律根据。在宏观调控权的权限不够明晰的情况下,越权、弃权、争权、滥权等情况都可能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宏观调控权的实施,从而影响宏观调控的具体效果。事实上,在宏观调控方面,至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各类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制度等方面的协调。如果调控权的配置不明晰,或配置失当,就会产生如同私人产权配置不清一样的问题。而私人的交易成本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只会影响到相关私人主体的私人利益;但若调控主体的权力配置出现问题,则会直接影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负面影响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在宏观调控权的配置方面必须慎重,并要尽量明晰和协调;同时,还必须遵循“调控权法定”之类的法治原则。

三、宏观调控权的行使

宏观调控权的行使,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下面主要探讨宏观调控权的行使原则、力度以及在与其他相关权力的比较中所体现出的独立性等问题。

(一)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

行使宏观调控权,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对于确保宏观调控以及其他相关目标的实现尤为重要。从公法、私法上的一般原则出发,可以认为,在宏观调控法上同样适用下列一般原则,即比例适度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情势变更原则。(注:诚实信用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是公法、私法共同的一般原则,在拙著《税法原理》(北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和《财税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中,曾经涉及到两类原则在税法和预算法上的适用问题。其实,这两个原则在宏观调控法中同样可以推而广之。)

比例适度原则,也称比例原则或适度调控原则,它是公法上的比例原则在宏观调控法中的具体化。它主要包括两个具体原则,即“必要性原则”以及“成比例原则”。其中,必要性原则也称“最小侵害原则”,强调国家的调控行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必须界定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使国民所受到的侵害最小(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效率原则的体现);成比例原则或称“狭义比例原则”,它强调宏观调控的手段应当与调控目标成比例,因而调控必须是适当的、正当的、理性的、均衡的。(注:参见谢世宪:《论公法上之比例原则》,载于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23-125页。像其他公法上的其他一般原则一样,比例原则也是适用于行政法、经济法等各类公法的基本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各类法律的共通原则,是对于人类基本道德要求的法律化,它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控必须要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按照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尽量排除个体或群体的私利的影响,真诚务实地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同时,要言而有信,确保公众的“信赖利益”。这样才能提高人们对调控行为的遵从度。

情势变更原则,也是“实质高于形式原则”的体现,即在遇到重大的情势变更时,国家应当对原来的“调控预期”作出调整,即对国家与国民之间的“调控契约”作出调整,以真正在实质上保护相关主体的利益。例如,在遇到重大的国际或国内事变,或者发生了重大不可抗拒事件、致使经济不振的情势下,就需要对原来的调控方向、目标等作出变更,通过实施减税、扩大支出等手段来解决相关问题。

上述宏观调控权的行使原则,体现了近些年来法学和经济学上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例如,从法学上说,宏观调控法作为新的领域,是 高层次的法,因而需要以传统的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和原则等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理论。而上述原则作为各类法律中共通的原则,对于规范复杂的、高层次的宏观调控活动,当然也是适用的。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也为体现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信息、财富、公共物品交换的宏观调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特别是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都对宏观调控权的行使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不同角度的借鉴。研究这些理论,有助于反思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使宏观调控的相关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例如,依据卢卡斯(R.Lucas)等提出的号称经济学上的“第六次革命”的理性预期理论,以及纳什(Nash)等提出的博弈论(这两位学者都因自己理论的重要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着“国家有政策,国民有对策”的问题[5](P14),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题。为此,在行使宏观调控权时,必须要考虑到相关的可能抵消政策效力的因素,力争实现国家与国民之间合作的、良性的遵从博弈,这样才能真正使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在认识到相关的路径依赖的情况下来实现制度的有效变迁。这些思想,与上述的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二)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力度

在具体行使宏观调控权时,要求宏观调控主体能够对拟调控事项的轻重缓急做出权衡,以确定适当的调控力度。调控的力度主要通过调控的广度和深度来体现,并且,要把“有为”和“无为”结合起来。而如何努力做到“适度”或“止于至善”,实现“最优调控”,则是研究调控力度问题的核心。可以说,宏观调控权的行使过程,也就是在宏观调控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进行权衡的过程,以及通过适当的调控力度来追求预期效果的过程。

与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力度密切关联的,一是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宏观调控效力。其中,宏观调控能力尤其重要。作为国家能力的重要内容,它是国家把自己的宏观调控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2](P6)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宏观调控权的具体行使及其力度,也影响着宏观调控的效力。而宏观调控能力的强弱,则既受制于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又影响着汲取财政能力的变化。

此外,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力度,还与对经济和社会时势的估计、对经济规律的把握等直接相关。因此,在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既定的情况下,实施宏观调控的力度究竟应该多大,需要依据客观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和裁量;同时,还要把调控的力度掌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增进宏观调控的效力和效益。事实上,经济法并非仅是掌握在国家手里的用于进行国家干预的武器,更是约束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类主体行为的规范体系。作为经济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必须要体现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在合理的限度和人类认识所及的范围内,给政府一定的调整空间,使政府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真正审时度势地去进行调控,这与“限权论”特别强调的对政府权力的单纯限制是不同的。应当看到,政府该有的权力必须要有,否则它就无法及时、足额、高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同时,政府的权力也必须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度”之内,使它不致滥用或越权。这样,才能在宏观调控部门与国民总体之间形成权力的平衡和利益的均衡,才能确保调控的稳定性和常态性。

可见,宏观调控法不应仅限于反周期的“非常法”,而且也应当是一种常态法,因为依据经济运行适度进行放松、紧缩或中性的调控,综合运用各类调控手段,都应当是调控经济运行,解决相关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通常手段,而不应仅限于狭义的“干预”、“管制”、“集权”之类的概念,这对于全面理解宏观调控法和整个经济法的本质,都是很有价值的。

(三)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

宏观调控权是否属于一种独立的权力?对此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权就是政府的一种行政权力,因而宏观调控法就是行政法的组成部分;也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法不同于行政法,宏观调控权也不是行政权;还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权并非独立的权力形态,因而也不存在它与其他权力的关系问题。由于在行使宏观调控权过程中会产生与其他权力的关系问题,从而会涉及宏观调控权独立性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对此作出研讨。

本文认为,宏观调控权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权,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行政权膨胀的结果,因其产生基础、实施手段、行权目标等都与传统的行政权不尽相同,因而是一种新型的权力。事实上,对于传统的行政权,行政法学界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解释,但对于新型的宏观调控权,则还缺少深入的研究,并往往认为行使宏观调控权的主体都是政府职能部门,因而宏观调控权就是行政权,宏观调控法也就是行政法的一部分。

其实,各类行政机关都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行使着行政权,也就是说,它们都有行政权,但并不是各类行政机关都有宏观调控权。事实上,宏观调控权不仅不全部归属于行政机关,而且即使是宏观调控的执行权也只限于少数行政机关。我国在机构改革后,在国务院各部委中,被称为宏观调控部门的也仅有几个(当然这种提法本身也存在问题),这说明其他部委并不被认为是直接担负宏观调控职能的部门。由于职能的特定化、专门化,决定了权力的范围、类型和属性的差异,因此,仅是基于宏观调控职能的特定化以及宏观调控权的专属行使,也可以认为,宏观调控权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都能够行使的行政权。

应当看到,宏观调控权的行使有着特定的目标、领域、手段、程序、评价体系等,在这些方面与行政权的行使是存在区别的。两类权力的产生基础、保护的权益等也不尽相同。这些都使得与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职能相伴生的宏观调控权,与传统的行政权有所不同。[1]如果认为这就是传统行政权的发展,则可能会与传统行政法的理论存在不相一致的地方,从而可能损害行政法既存理论内在逻辑的严密性。

宏观调控权虽然具有独立性,但其有效行使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需要一系列协调的、配套的制度作为支撑。只有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计划体制等,才能使宏观调控权的行使取得更好的效益。

四、简短的结论

宏观调控权十分重要,本文仅是基于研究的现状,对其合法性、权力配置与行使等基本问题略作探讨,但许多问题的探讨尚待深入。此外,还有诸如宏观调控权的类别、效力,与之相对应的义务、责任,与相关制度的协调等重要问题,还需要做出专门、具体的研究。上述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也为我国完善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和制度的具体方向。

宏观调控权的研究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宏观调控权的行使所产生外部效应是巨大的,无论其对受众是否有约束力,都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很好地解决宏观调控权的问题,就会有助于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制度的形成,从而有助于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建立和谐的调控关系,而这些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宏观调控权及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制度,提高宏观调控水平,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J].中国法学,2000,(5).

[2]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3] 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M].上海:三联书店,1996.

第3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论文关键词 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性质 司法现状

一、宏观调控的历史背景

市场万能的经济理论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而走下“神坛”,人们开始相信没有任何真理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市场变化莫测的问题。随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论》一书的腾空出世,一种新的经济调节形式被大家所认可,即用国家调控代替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这种形式主要是通过国家行政职能的有效介入对经济进行刺激,从而缓解经济危机。这种形式在当时称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最高形式,并且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广泛认可和使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在欣然这种强有效方式同时也要注意到,这种模式也导致了“政府失灵”问题,即:政府调整范围广以及政府能力有限和所代表利益有偏好。如“郭京毅案”中代表的“政府俘获”现象,这证明政府的决策不必然是理性的,虽然可以通过一定的非诉程序起到控制作用,使其趋于合理性。但是通过司法审查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法律控制,不仅是一种权威性的补救措施同时也是一种警示的惩罚措施,其修正权力的不良运作。因此主张宏观调控的可诉性,符合宏观调控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符合现代市场的内在要求,也是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呼吁建立的法治社会相匹配。

二、从宏观调控的概念来“质疑”宏观调控的可诉性

宏观调控本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术语,因此我们先探究其经济学上概念。从我国国内对其的主要观点有:第一,国家权力观说。认为“宏观调控”指国家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尊重市场规律下,从宏观和总体对国民经济进行的干预与调节。第二,国家经济职能观说。认为“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是对社会经济宏观结构和运行进行调节的一种国家经济职能活动。第三,总量平衡说。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从全国经济运行的整体层面出发,运用多角度,广层次的宏观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的总体供求关系进行调节和控制。

从我国的三种主流学说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内主流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以国家名义,通过税收、货币、产业等措施对市场的协调,是国家权力组成中重要的经济法律权力。可是在法学界以邢会强博士明确表明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并且2002年首次提出宏观调控的不可诉性,他认为宏观调控行为属于国家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满足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强大的政治性这两个国家行为的构成要件,而国家行为由于政治因素影响深远,不能依据司法来衡量,因此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

但是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从法理层次上讲无论宏观调控属于什么性质,都可以确定它是一种经济法律权力。而从权力本质上看权利与义务是共具的,只拥有权力而没有对应义务,那是专制。若权力与义务比例失衡,义务过多则会导致不公平正义。而且政府作为公民权利让渡组成的特殊职能机构,它所做出的涉及公民利益的宏观调控行为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基于公民自愿遵守的规章-法律的授权,这是任何政府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可得出法律不能只授权而没有相应制约措施。所以从法学理论层面上说,“质疑”宏观调控的可诉性,缺乏依据。

三、从宏观调控法性质“质疑”宏观调控的可诉性

邢会强博士在其文章中提到,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源于该行为的性质。因为宏观调控从性质上属于国家行为。不过我们肯定一个世界上广泛认同的观点,即国家行为是为司法所豁免的。但是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是政府。把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国家,这就使任何国家行为因其性质的特殊性而肆无忌惮,如此一来必将本是政府的行为游离在法律之外。

首先,邢会强博士认为宏观调控因满足国家行为的两个要件,故属于是国家行为的一种。国家行为不可诉根源于国际法上国家行为的豁免权,因为是国与国之间,涉及到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行为,不宜用宏观调控来规范。将国家行为性质带到经济法中,故邢会强博士认为经济法中的国家行为也是不可诉的,而且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中,也可以找到国家行为不可诉的规定。但是这都是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国家,性质是国家行为。但是具体什么是国家行为,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具体规定。从1999 年《最高公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公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看,国家行为是指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和总动员等行为。从既有的法律规定中我们看出宏观调控的国家行为与法律规定的国家行为相差甚远,宏观调控的行为更多是经济性的,是行政管理下的经济职能在经济生活中的运用。虽然在极少数情况下,因为战略政策的调整而进行的调控,如“战时经济管制”“宵禁”等此时宏观调控更多意义上是政治因素,涉及国家安全,此时的性质才是国家行为,主体是国家从而不具有可诉性,但是更多情况下它们界限是明确的。

其次,笔者更倾向于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政府。首先国家的内涵大于政府,这就不利于将本来涉及政治因素的行政行为诉之司法机构进行审查,何况在给其披上国家这“圣衣”将其无限扩大化。因为从当下的宏观调控乱象看,政府部门或官员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相互矛盾,使得国家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各地政府为了一时经济指标,以“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的名义实拆迁之实,导致的各种拆迁惨案。这都是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国家,性质定义为国家行为,以逃避司法审查以及由此带来的宏观调控权限配置失当所致。因此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政府更有利于规范政府干预行为,这也与政府的由来相匹配。公民让渡自己一部分权力给政府,共同服从于基于大家共识所达成的标准原则,政府的权力的来源于公民,通过公民选举的政府对公民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公民监督。公民对国家事务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事务还有决策权。这样一来保障了国家权力按公民意志而不至于偏离。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或多或少都会有一部分人利益受损,“良性违宪”、“良性违法”不就是在满足社会绝大多数人情况下,做出的牺牲小部分群体的利益的决定,更何况政府大多情况下制定的政策不一定是理性的。这些遭到利益受损人的合法权益怎么救济,政府不理性做出的政策侵害了他人利益,难不成一个“宏观调控”大帽子下就闭口不谈,政治责任的通告批评不痛不痒,根本起不到警示的作用,只有将其进行司法审查通过法律诉讼,将宏观调控的主体定义为政府才能有效控制政府权力的随意化,才能做到权从民来和有权有责,做到一个真正对民服务的限权政府。

四、从司法现状“质疑”宏观调控的可诉性

司法权是一国最权威、最彻底和最具有约束力的存在,为了保持其司法上的独立性司法本应保持对政治的高度敏感性,避免过多参与政治而丧失其公正性。而邢会强博士认为当下司法机关不具有这样能力审查宏观调控,也没有承担其巨大风险后的责任,所以不适宜对宏观调控进行司法审查。

但是笔者在此有不同看法。首先,从我国法律规定看,对宏观调控的制约看其是否违宪,一个是全国人大有权撤销不正确的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一个是制定机关自己或者自己的上级机关有权撤销。但是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的人大一年才开一次会,而且时间短暂,跟本没有时间去研究去讨论一个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与否。那另一种制约是自己检查自己或上级检查自己,我们都知道一句法律格言,“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是为了避免人性的天然偏袒。同时制定机关与上级同属于一个体系,难免不会发生包庇自己下级机关的行为,致使两条制约途径在我国都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我们只有将其依靠于独立的司法审查,因为司法时“只服从与法律的要求和良心的命令”,而独立于上级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同时结果会得到国家的强制力执行,有确实有效的保障。我们不能因为当下缺乏危违宪审查的明确主体和可宪法司法化的机制、程序就断言其不具有可诉性。任何机制的健全都是从理论的不断完善开始的,倘若我们一开始就封杀这种可能性,那么我国的法制进程的完善也就遥遥无期了。我们所追求的法治也就是镜中月水中花了。我们不能因为怕它麻烦,怕它能力不足而对其恐慌。为什么当下法制基本上健全下还有这多人喜欢上访?因为就是法制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对一些敏感问题司法审查就开始隔岸观火,缺乏公信力。上访不就是相信“人治”压倒法制,相信上级的行政机关有能力改变下级命令,这对我们苦苦建设的法治社会是多么大的讽刺。

第4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今年以来的国内房地产市场风起云涌,不确定性增多。一方面春节以来各地楼市销售急剧下跌,不少媒体大声地叫喊国内住房销售出现冰点,从而使得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出台软性对抗中央政府救市政策。但无论芜湖还是佛山及成都,这些救市政策很快都被中央政府叫停。另一方面,在市场大造舆论房价不能够下跌多少的同时,中央政府则反复地强调,政府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不会改变与动摇,房地产既要让其价格回归理性,也要保证中国住房市场持续稳定发展。

认知误区引发怪象

现在要问的是,地方政府为何敢多次触动中央政府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决心的神经,并出台种种软性政策来对抗中央政府房地产宏观调控?为何市场房价只要有所松动总是会有人出来大叫房价不能跌或房价不可大起大落?为何房地产开发商敢把其生产的住房囤积在手中不降价出售?为何国内住房市场“量降价滞”能够持续几年?为何只要房地产市场或政策有所变化,就会被房地产开发商或地方政府理解为是房地产政策逆转的开始?甚至还会把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也搬来成了房地产政策松绑的概念。比如,央行强调住房市场的差别化信贷政策,房地产开发商则把之理解为对个人信贷政策放松,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则被市场理解为大量资金流出是不是又要进入房地产市场,要重新引发房价暴涨等。

可以说,房地产开发商及地方政府为何会借题发挥,市场为何对政策变化理解会如此南辕北辙,最为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市场对当前中央政府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是什么不清楚。如果市场对中央政府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目标各说其话,那么上述这些怪象的出现也就十分正常了。而市场之所以不清楚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是政府多年来对房地产市场存在认知上的误区所致。

首先,2003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从来就没有走出过“住房市场宏观调控的工具性”这个范畴。也就是说,住房市场发展不是为了如何改善全体居民住房福利条件,而是为了GDP增长,为了对经济增长拉动。这就有了8年(2003-2010年)鼓励住房投机炒作的政策。尽管2010年国十条之后已经认识到这种政策严重性,并对打击住房投机炒作及让住房价格回归理性形成了共识,但“住房市场宏观调控工具性”的认识并没有真正改变,只不过,这种工具性由大造保障性住房来完成。当然,建设保障性住房是重要的。但它必须与政府财政能力、保障性住房分配制度及当前住房市场的价格水平相适应。否则,大造保障性住房仅是作为经济增长之动力,那么住房市场宏观调控的工具性同样十分明显。只不过,所采用的方式不同罢了。

其次,对住房需求的性质存在认知上的严重误区。比如住房的“刚性需求”,这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制造出一个推动房价上涨的虚拟概念,却也被政府部门接受,以为真的有住房“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以投资为主导的住房市场还是以消费为主导的住房市场,这样的住房“刚性需求”是不存在的。

在以投资为主导的住房市场,住房投资需求是零到无穷大区间。即只要住房投资是无利可图或血本无归,那么住房的投资需求就会是零或消失。没有一个住房投资者会进入这个没有投资收益的市场。当住房市场的投资只赚不赔时,那么这个住房市场的投资需求就会无穷放大。它是无法通过增加供给来减弱这种投资需求的。

对于一个以住房消费为主导的市场,住房的“刚性需求”同样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也只不过是房地产开发商虚拟出来鼓励住房消费者进入高房价市场的一个炒作的概念。在这些人看来,住房是每一个居民生活必需品,因此,每一个人对住房都存在“刚性需求”。既然住房存在“刚性需求”,那么无论市场价格是多少,居民都会进入市场购买。但实际上,这里把居民对“住房需要”偷换成了“住房需求”。因为“住房需要”与“住房需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需要”是个人对某种物品的欲望与向往,而“需求”则是要通过货币支付来交换才能实现。这种“需要”可能得到,也可能无法实现。比如,有一个姑娘到商场看到一件很漂亮并称心如意的裙子,她很想购买。但是一问价,要一万元。而她只有实际支付能力1000元。在这种情况下,姑娘对裙子只是有“需要”而没有“需求”。因为她无支付能力来购买。没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只能是潜在需求而不是现实需求。有些“需要”可通过货币支付转化为实际“需求”,而有些“需要”则可免费获得,如空气等。

对于住房来说,它也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每一个人都对住房都有“需要”。但是,在市场条件下,要对个人这种住房“需要”转化为“需求”就得有支付能力来购买。如果住房价格水平高过了居民实际可支付水平,居民“住房需要”是不可能转化为“住房需求”的。也就是说,在市场条件下,居民的住房需求不是“刚性”的而是有条件的。它在于住房市场的价格水平及居民对这种价格水平的支付能力。如果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进入这种价格水平市场,居民的住房需求是不存在的。因此,住房“刚性需求”是不成立的。不过,在其他条件下,政府能够通过住房保障体系来满足居民的“住房需要”,而不是来保障居民的“住房需求”。

在当前政府房地产宏观调控中,往往都会把这种“住房需要”或住房潜在需求当作实际“住房需求”,认为市场的“住房需求”是“刚性的”。因此,无论是从市场角度还是从保障房的角度,政府的住房政策就得扩大住房生产与供应,以满足居民住房的这种“刚性需求”。如果住房市场不用政策把住房投机与消费区分开、如果住房市场是一个投资为主导的市场、如果投资者融资条件易获得及成本低杠杆高,那么这种住房需求岂能用增加供给来解决?正因为这种对住房需求性质认知的误区,住房投机炒作者及房地产开发商就会借此认知认为,既然住房需求是“刚性的”,居民购买住房不买也得买,也不在乎住房价格高低。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由于住房需求是“刚性的”,无论住房销售如何变化,他们同样不调整价格增加来销售。可以说,住房“刚性需求”的错误认知也成了当前住房市场的性质无法转变、住房市场预期无法改变的关键所在。

第三,是对住房市场机制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偏向性认知。可以说,世界房地产市场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不少国家的住房市场早就形成了一套严格区分住房投机与消费及有效遏制住房投机炒作的法律制度及经济杠杆。但是,对于国内来说,简单有效的经济杠杆或住房税收,政策手段用之甚少;相反如限购令及限价令等行政手段却被政府大量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对住房市场打击投机炒作所起到作用十分有限(只要住房市场有利可图,住房投机炒作者不会采取办法突破这种限制的),而且也为地方政府改变这些政策或出台对抗中央政府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埋下伏笔。如果中央政府没有这种认知的偏差或过度对住房市场干预,那么地方政府要出台对抗中央房地产宏观调控软性政策并非易事。比如差别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地方政府想在这上面作手脚并非易事。

坚持明确调控目标

可见,为何国内房地产市场会出现这样的僵局并持续如此之久,原因既有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多年来对住房市场认知存在误区。这些误区已经成为左右市场的一种惯性。住房投机炒作者及房地产开发商总是会希望中央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随时都可能出现逆转,从而使他们总会借助任何房地产政策的异动解释是这种政策逆转的开始。否则,如果住房投机炒作者预期到住房市场性质真正发生变化,他们的投资将血本无归,那么他们早就会降价割肉退出市场了,当前住房市场僵局也打破了。因此,打破对房地产市场认知的误区,才能够定位好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

应该说,中央对这种认知上的误区已有所警觉。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国内房地产宏观调控就没有停止过,但在2010年国十条出台之前,中央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一定放在“稳定房价”上。一般来说,房价应该由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决定,当政府把其宏观调控目标放在“稳定房价”上之时,反而让市场参与者认为房价本来该涨。结果就是越稳越涨。直到2010年的国十条,国内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才转变为严厉打击住房投机炒作,让住房回归到它的基本居住功能上来,让房价理性回归上来。可以说,作为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目标,让房价理性回归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比如,从最近的文件及领导人讲话来看,让住房市场价格回归理性,坚决遏制住房投资投机需求及转变住房市场性质不仅成为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短期目标,也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一项长期目标。这个目标不仅体现在2011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的文件中,也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中。1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公告对此也表达得十分清楚。即为了遏制住房投机投资性需求,中央政府不仅会严格执行现有的住房政策,而且还会逐渐来完善相应的住房政策。最近,总理更是直接指出,房地产调控目标有两个:一是促使房价合理回归不动摇;二是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也就是说,当前国内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越来越清楚、具体与细化。因此,地方政府出台任何与这个目标相悖的政策叫停也是自然。

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两个调控目标也合为一个目标,或不过为一个短期目标与一个长期目标而已。也就是说,当前国内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就是要让国内住房市场的价格回归到一个合理水平。这里又有几层含义,一是当前国内住房市场价格过高,或泡沫过大,如果价格不调整并回到合理水平,这个市场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早几年政府用过度优惠政策所造成国内住房市场完全是一个严重投机炒作盛行的市场。这个市场不仅严重透支了中国未来几年甚至十年住房需求,而且高房价对住房消费者具有严重挤出效应。在高房价下,绝大多数住房消费者早就没有支付能力进入市场。当前国内住房市场泡沫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以复加。比如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等房价收入比20倍以上,早就高于1990年代的日本(19倍)及1997年代的香港(15倍);住房租金收益率(2%)严重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3.5%);住房的空置率(主要是指空置在投机炒作者手的)极高和当前全国一手房市场严重供大于求。如果这个市场泡沫不挤出,破灭也必然。所以让住房价格回归理性,就是挤出这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二是挤出房地产泡沫,让房价回归理性,也是让住房市场由投资炒作为主导的市场转化为以消费为主导的市场,让当前住房市场的性质出现根本性的转型。而这种住房市场性质上的转型就是要严厉遏制住房投机炒作及鼓励住房的消费需求。不过,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开发商仅以首套住房购买来强调鼓励住房需求。但如果房价不回归合理水平,只能鼓励消费者进入高价格的市场。这种情况下,住房消费者是没有多少能力进入市场的。所以,房价回归合理水平就得先遏制住房投机炒作需求。

三是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这个合理水平的底线是什么?因为住房市场价格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请注意这里市场供求关系是以消费为主导)。如果在一个消费为主导的市场,尽管各地住房价格合理水平会不一样,但都得以当地居民收入支付水平为底线。这就有了房价收入比。因此,住房价格水平回归的底线就是让大多数居民都有能力来购买,而不是极少数人可进入市场。这个底线不仅有现成的国际惯例,也容易通过统计指标形成各个地方可确定的指标。

四是如果住房价格回归到理性,那么这个市场就成了一个住房消费为主导的市场,房地产泡沫挤出、住房投机炒作受到严厉打击、住房赚钱功能去除等。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进程与住房市场发展与繁荣就会出现良性互动。住房市场不仅能够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能保证房地产市场长期持续发展。房价回归理性的短期目标也就转化为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长期目标了。

第5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关键词:工商行政 行政管理 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我国工商行政管理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尤其自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与此同时,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也为我国商品经济的不断趋向繁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也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发挥强有力的规范效应。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及任务的重化,如何强化工商行政管理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重视,人们也提出了种种对策并切实采取了有效措施,如逐步完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制建设等。应该说,这些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针对上述工商职能发挥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除了在完善体制、强化法制等方面继续努力外,当前应着重于以下几方面:

一、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转变观念,即深刻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所肩负的崇高历史使命。

转变观念作为强化工商行政管理的对策之一,这几年也一直在强调,但通过实践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比如对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深刻内涵还缺乏准确的把握,仍停留于监管集贸市场而不能自拨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明。因此,对于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思想、管理方式方法的广大工商管理干部尤其是基层工商干部来说,转变观念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当前,转变观念就是要求广大工商干部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认清工商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调准管理观念和管理思想,自觉提高管理层次,从狭隘的监管集贸市场和个体私营经济的管理模式中摆脱出来,增强监管的自觉性和准确性,防止“穿新鞋走老路”。

二、优化监管的外部环境

工商监管总要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这个环境涉及的因素主要包括:有关的政府部门、执法的手段、管理经费、管理对象对管理主体的认同及其成熟程度等。不可否认,尽管工商部门行使监管职能的内外环境从总体上说是好的,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不同程度地制约监管职能的有效发挥。这些问题主要包括:(1)经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从而阻碍工商部门的严格执法;(2)由于财政经费的不足,使得工商部门一直受到管理经费不足及干部工资、福利待遇无法落实的困扰,从而使工商部门不得不把筹集经费和解决工资、福利问题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这无疑会因目标的多元化而制约管理的效果(市场管办难以脱钩、工商部门难以割舍管集贸市场和个体户主要就是因为经费的困扰);(3)执法手段不强,如工商监管所必须的查封、扣压、冻结等强制手段不具备,使监管力度大打折扣;(4)有关的职能交叉部门由于利益、权力的碰撞,有时互相制肘,从而影响监管效果;(5)市场主体不成熟,有时对工商监管缺乏认同感,甚至产生抵触,这也会严重影响监管效果。因此,要强化工商行政管理,必须改善监管的外部环境,使工商部门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发挥职能作用。改善或优化监管环境,主要解决好以上五个问题,即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 解决困扰工商部门的经费不足问题,赋予必要的强制监管手段,加强与各有关的职能部门的配合和协调,促进市场主体的尽快成熟。

三、提高监管效率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高效率的行政管理,这是一条已被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所一再证明的规律。一般来说,管理效率高,管理效果自然就好。因此从提高效率角度强化工商行政管理更具有直接的意义。如上所述,目前工商行政管理职能发挥的效率不能说是很高,而我们往往又忽视从效率角度强化工商行政管理。在现阶段,提高工商监管的效率,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提高干部素质,使工商干部掌握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具备管理现代市场经济的能力。这是一个基础性工作;(2)改革监管方式方法,即按照监管现代化大市场的要求,调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适应市场经济运行需要的监管方式方法。这是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途径;(3)加强对工商监管的监督、考评,完善监督机制,使工商部门自觉规范市场监管行为并着力提高监管的效率。这几年一直坚持的效能监察应继续坚持和加强;(4)加强工商形象建设,增强管理对象的认同感,使之自觉接受监管,并增强自觉守法意识,规范其市场行为。

四、提高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整体功能

第6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调控政策力度不会超过2004年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2%。作为”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首季经济增速,这个增幅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日前,发改委公布了水泥、焦化、铁合金和铝业等行业的结构调整目标,其他行业加快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也将陆续出台。这是否意味着新一轮宏观调控即将开始呢?我们将如何解决宏观调控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我国政府将出台调控措施降低投资增速和市场的流动性,但政策力度不会超过2004年的措施,而且效果难以持续。毕竟此次投资反弹的力度低于2004年初,而且对油、电、煤、运的压力也不如当时大。另外,2004年的经历证明,当时大量行政措施的出台和货币紧缩只使投资增速在二季度有所回落,三季度全面反弹,全年GDP达到10.1%。

目前从政府公开表达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也表明,政府认为目前经济偏热的程度不如2004年。2004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当时经济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特别是一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信贷投放增幅过大,造成煤电油运供应趋紧。”但今年4月14日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发出的措辞则要温和得多,认为经济运行中突出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货币供应量偏高,信贷投放偏快,对外贸易结构性矛盾突出,强调要继续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注重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突出问题。

在消费需求短期内难以大幅拉动和汇率升值幅度较小的事实下,国家无法同时解决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两对矛盾:一旦投资增速大幅放缓,进口需求下降,外贸顺差上升,增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投资增长长期快于消费可能造成将来产能过剩,金融风险增大。政府将在这两个都不理想的状态间作出选择。

调控在某种程度上失灵

自2004年以来实施的宏观调控,可以说已显示出在某种程度上的失灵或失衡。究其原因在于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导致了宏观调控缺乏协调性和有效性。我们不妨以房地产业为例来说明。有些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泡沫现象在认识上有偏差,以为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或手段如推迟高档房产的入市步伐来阻止大型城市中房价的有序调整,结果是房地产价格依然持续上涨。另外,对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外资大举进入房地产市场没有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中国房地产市场犹如一个不设防的灰色地带,导致外资成为推升中国房价的一大刺激因素。这说明,各级政府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政出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如果沿着这一思路展开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科学发展观已成为一个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纲领,但目前地方政府仍没有将这一原则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不少政府官员依然将GDP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首要目标,资源(包括资金、支柱产业等)的争夺之战也越演越烈。由此,导致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偏快,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样,一方面是导致了贷款增长明显加快,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些物价指数的低位运行。

制度性改革严重滞后

导致宏观调控效应弱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性改革严重滞后。例如,我们明知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依然没有对“强接售汇制度”实施有效的改革。外汇风险压低市场利率的风险越来越显著,但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却迟迟不提升利率。相反,低利率的风险又导致了贷款成本偏低而刺激了人民币贷款的快速增长。这说明,如果我们不进行一些制度性改革,那么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可能是趋于短期目标的,对类似投资增长反弹的调控失灵是必然的,同样也难以改变目前依靠出口及投资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现在,当宏观经济出现了一些结构性过热与核心物价指数较低及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之间的突出矛盾时,尽管目前经济数据显示有必要采取一些紧缩性措施,如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控制信贷及投资过快增长等,但我们认为不应该再纠缠于目前是否要强化宏观调控的简单命题,而是要对宏观调控之所以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灵或失衡进行积极的检讨。

宏观调控要有长期目标

对此,我们应该树立宏观经济管理长期目标,不能让宏观调控流于短期目标的形式,这样的话,不仅会造成经济的短期波动,而且也会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利用。可以说,并不是宏观调控的政策或目标不灵,相反是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利益之争或制度性改革滞后等因素导致了这些政策或目标没有被真正落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7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虽然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市场作用、淡化计划作用,即使强调计划也多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但由干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发育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就决定着计划色彩是有所不同的,自然体现浓厚计划特点的行政手段也就有了轻重之别。对大多数市场经济转轨国家而言,总体上采用较多行政手段就成了应有之意,当然我国也不例外。

(一)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不管是在国力上、人民生活水平上,还是在国际地位上和国际影响力上,都有了明显提高,不过身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国情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这就决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基本没变,即使目前正在推行的“科学发展观”,也仅是其中的内容略作调整而已,即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从短期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和从片面发展向全面发展转变。故此政府就可能采取更多行政手段去调动全社会资源到经济发展轨道上去。

(二)市场发育水平的需要

自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以来,经过10多年的发展,市场建设已取得了很大成就,商品市场已基本建立,但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仍有待发展,不是有的市场还没建立,就是有的市场机制还有待完善,这样就决定了政府在调节经济方面尽量运用市场手段的同时,不得不以行政手段去替代仍不完善的市场手段,更何况市场经济本身已将其蕴含其中了呢?因此,尽管从绝对上看行政手段可能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渐减少,但相对看来仍会很大。可以说,这是市场发育水平的客观需要。

(三)历史文化传统的需要

任何市场经济的推行和发展都离不开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有尽量适应它,才能更有利于其经济的较快平稳发展。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政府干预思想和儒家思想,即使受到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影响有所削弱,其实也是微不足道的。既然经济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而政府中的大量官员又必然受到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样运用较多行政手段也就成为了历史文化传统传播的必需。

总之,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运用较多的行政手段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宏观调控基本特点,即使有所变化,也不过是形式和内容略作调整而已,基本主轴将不会改变。

二、当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作用、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在上述大的前提之下,不同时期的宏观调控因所面对的问题、解决的思路和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的优劣等因素的不同,会使其深深打上时代烙印,包含其中的行政手段亦如此,具体体现在其作用、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方面。面对当前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在此逐一论述。

(一)当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作用

1.弥补了其他调节手段的不足。既然地方政府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存在,对其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如果用其他非存政调控手段去调节,可能不会产生多大效果,但若用行政手段调控地方政府行为就不失为一种恰当的选择。诚如马凯所言,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过多干预的结果。对于企业经营行为,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来规范和引导;对于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活动,助长重复建设的行为,既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又必须运用行政手段来约束和纠正,确保宏观调控有力有效。当然,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时,也应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和经济手段的密切配合。

2.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清理,2004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由一季度的43%回落到了28.6%。一些过热行业的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前7个月,钢铁、铝业、水泥行业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分别回落了576个、39个和40.4个百分点。

3.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取得了重要进展。全国共撤并各类开发区4813个,占开发区总数的70.1%,该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9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5%,已退出土地267平方公里,复耕1324平方公里。

(二)当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特点

1.指导思想明确。鉴于本次宏观调控采取的是区域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不是以所有制划线,而是坚持一视同仁、依法办事。无论对谁、对何种所有制企业和单位,只要是符合法律法规的,都坚决支持;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则严肃查处。作为其中重要调节方式的行政手段也必然以此为指导。

2.调控任务明确。手段为目标服务;既然中央政府已经确定本次经济过热是由粮食大幅减产和投资需求膨胀引起的局部性过热,那么,它所采用的行政手段就必然以其作为调控目标。

3.调控对象明确。面对地方政府对本次经济过热施加的诸多负面影响,在其他调节手段不能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只有以行政手段对行政手段,才可能予以逐步化解。因此,本次调控对象就明显地落在了地方政府和与之有关联的企业及项目上。周天勇认为,本次宏观调控内容之一就是要压政府主导的盲目投资、保符合政策的社会投资。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高增长”,在“经营城市”旗号下过度举债搞“政绩工程”是这次经济局部“过热”的重要原因。压政府过度投资,推动社会投资,是调整国民经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和繁荣消费的关键。

4.调控行动及时。见事快、动手早,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然,既是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本次宏观调控的重要特点,也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明显效果的重要原因。自2004年一季度开始到今年人代会的召开,中央根据经济运行中诸多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变化情况,先后以打招呼、开会和下发文件的方式对其做出了回应,逐步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经济指导思想和“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宏观调控原则,强调要把住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个闸门”,有效控制投资规模,相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控制信贷货币供应总量,严格土地管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政策措施。目前,这些措施正在各地贯彻实施。

(三)当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存在的问题

在本次宏观调控过程中,行政手段在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1.地方行政主体施政观念及其评价指标陈旧。虽然科学发展观的推出为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新的施政理念,但其相关评价指标的缺乏使得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旧的施政理念及其评价指标去运用各种行政手段调控经济,再加上受到客观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政府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各种调节手段的优劣性等,因素的影响,结果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一刀切”情形,即使中央政府一再重申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也与事无补。周大勇指出,现实状况却是一些部门和地方,从“一哄而上”到“一哄而下”,不问青红皂白地简单压缩规模。

2.行政手段执行存在很大随意性。由于长期受到传统历史观念的影响,各级地方政府真正把转变政府职能和依法执政观念落到实处还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它们运用行政手段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可能带有很大随意性,不仅包括对政府职能认识上的主观随意性,还包括对行政执行依据上的随意性,毕竟没有更加清晰、明确的尺度可供参照。

3.行政手段传导机制存在部分扭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利益多元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能存在利益不一致,当两者相同时,行政手段的效果就比较显著,否则,就大打折扣。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就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对中央的行政命令有所取舍或阴奉阴违,也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三、完善目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的建议

既然行政手段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也是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针对本次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存在的问题,有必要采取措施去加以改进和完善。具体建议如下:

1.加强科学发展观及其评价指标的普及和推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地方政府正确施政提供了方向和目标,但其真正落到实处不仅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加强指导思想的彻底转变,而且还需要制定和普及与之配套的政绩评价指标体系,为此才能逐步形成有利于行政手段正确运用的行政执行主体,使其既能顾及到经济增长的数量,又能保证必要的增长质量。

2.继续转变政府职能,促进依法执政。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需要,继续加强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过多的经济事务中逐步退出来,集中精力建立合理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市场能够解决的就尽量让市场解决。同时,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的要求,各级政府要尽可能地依法执政,做其他市场经济主体的表率。这样,政府在运用各种行政手段时就有了合理、合法依据,减少了诸多随意性行政干预。

3.顾及地方政府利益,探索各种合理的补偿机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央各种政策调节补偿机制的否定。对中央而言,它所考虑的政策调节效果多是从全国来说的,很少顾及到各地区利益分配差异,在目前政策调节补偿机制不合理或还没完全建立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就会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形式予以补偿。因此,中央政府为提高行政手段的调控效果,有必要在顾及地方政府利益的基础上,探索各种合理的补偿机制。

总之,在决定运用较多行政手段基本因素没有发生重要改变的情况下,对本次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进行过多批评都是没有太多根据的,只有更加理性地看待与完善,才有利于其调控效果的进一步提高。

摘要:本文在分析决定应用较多行政调控手段基本因素的基础上,从行政手段的作用、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角度对本次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进行了初步探讨,厘清了目前经济学界大多数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诸多错误认识,并提出了初步对策。

第8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一、分权路径是理清经济职能和经济职权

在构建经济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经济职权如何界定非常关键,因为这关系到其他治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在2013的改革决定中,已经对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义为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划。宏观调控主要是保障市场稳定,市场规划则是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两者都是为了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控制,让市场经济有序的发展。因此,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划是经济法的主要关注点,改革决定强调了政府要在市场中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在经济领域中,政府的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就是发挥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划的作用进行经济治理,这也是国家经济职能的体现。政府的经济职能是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划,相对的对市场实行宏观调控权和规划控制权就是政府主要的经济职权。我国宪法中对经济职权有重要规定,是经济职权成为经济法重要组成。对于经济职能和经济职权的理解,不能错误的将宏观调控认为是政治干预,因为宏观调控对于市场调控的作用是必要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目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经济总量的持平,协调重大经济结构,减缓市场波动带来的经济影响,预防和规避系统风险,实现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说法更加符合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也能够体现调控具有的宏观性,从本质上讲与行政干预完全不同。所以在现实中经济法中应当对假借宏观调控的名义,进行行政干预的行为进行相关的规定,确保政府经济职权的正确行使。[3]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国家应当在构建宏观调控体系方面,明确国家发展规划,将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主要手段,配合产业整合和价格政策实现全面的市场调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对于财税法、金融法、产业法等相关法律的完善必须要与市场发展相适应,经济法和宏观调控应当恰好对应起来,消除对经济理论的误解,更好的实现宏观调控。

二、提升能力的路径是提升经济法主体力量

前面我们讨论了立法路径和分权路径,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国家的治理能力的体现,还与经济法的主体力量有关。各类经济法的主体地位得到提升,有助于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全面优化。经济法主体力量一方面体现在国家的协调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市场主体的竞争能力。协调治理能力就包括宏观调控的能力和规划能力,而竞争能力则包括管理的参与能力和对抗能力等。提升调制能力的关键,在于明细调制职能和调制职权,落实职能确保解决调制体制的问题。调制主体必须严格按照法规法令行使职权,一方面体现政府治理的公开和公平,另一方面也突出法制决定和科学建设的目的。对此国家不仅强调了要加快科学建设和守法诚实的工作原则,同时还要推进治理工作的责任化和法制化,坚持履行法定责任,杜绝越权无权处理。总而言之,调制主体的调制能力会对国家具体的额治理措施产生影响,提升国家的治国能力就必须增强经济调制主体能力,同时增强竞争能力。提升治国能力,不能脱离经济法实际,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法制基础和管理体系是前提,也正因如此,经济法对于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具有重大意义。经过上述分析,完善经济法立法,明确政府职能和职权,才能有针对性的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

作者:李爱玲 单位:天津滨海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

第9篇:如何理解宏观调控范文

一、宏观调控权的界定

1 宏观调控的定义及性质

由于宏观调控本身具有的复杂性,例如目标的多元性,享有主体,手段的多种性等等,使其定义也比较困难。通说是“宏观调控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特定的公权力机关对社会经济整体进行决策,指导、组织,规划等活动的权力的总称。”

2 宏观调控权的分类

对宏观调控权进行分类,对于宏观调控权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样可以明确宏观调控权的内涵。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但是最重要的一组分类就是根据内容不同可以将宏观调控权分为宏观决策权和宏观决策执行权。所谓宏观决策权就是指图家宏观经济调控机关及其负责人员对于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措施,步骤等作出选择和决定的权力。而宏观决策执行权则是指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主体基于职权或者法律赋予的权利执行宏观经济决策的权利。但是这种分类只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绝对意迎,脱离这个范围便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即只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国家经济发展的方针,战略和经济发展计划是一种绝对的,最高的宏观决策之外,其余的宏观调控行为既能说是宏观决策,也能够说是宏观执行。例如,央行货币工具的运用,相对于稳定币值这个仓融目标而亩,是一种执行行为,但是它也一种决定,一种决策,如决定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说这些宏观调控行为都具有一体两面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权只包括决策权,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宏观调控本来就是一个在市场和政府的框架之内的由决策和执行构成两个阶段构成的政府调节经济的过程,人为的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利于对宏观调控权的研究。同时,由前所述,大多数宏观调控行为具有一体两面的特征,只界定其为决策或执行,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二、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

宏观调控权的运用就是宏观调控行为。因此对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的研究就是对宏观调控权行使的可诉性的研究。

关于宏观调控行为是否可诉,在学界中是很有争议的。不少学者认为宏观调控行为是不可诉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就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而言,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国家行为主要包括军事行为,外交行为,紧急行政行为,重大国家公益行为等等。而国家行为是不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内的。第二,决定一个行为是否可诉,主要在于是否有适格的原告,被告。根据诉讼法的原理,只有当原告,被告及损害特定的时候,才能提讼,原告或被告不能是不特定的主体。但是,随着公益之诉理论的提出,突破了“适格原告”的限制,允许一切人对于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出诉讼。一旦宏观调控行为发生错误,受损害的主体是不特定的,看似这符合公益之诉的条件,但是实际上是无法提讼的。因为根据公共负担的原则,成本与收益(正,负收益)都由公共负担,个人也就不能提讼。第三,一种行为是否可诉还在于法院是否能解决此类纠纷。在我国,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由它选举产生,并且受它监督,那么对于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如果有人认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讼,作为人大选举产生的并受其监督司法机关如何有权力对其进行审理?并且,很多宏观调控行为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司法机关要如何对这些行为进行审查?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宏观调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但是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宏观调控行为是不具有可诉性。宏观调控的逻辑起点与目的在于社会利益,而我认为社会利益可以分为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与涉及特定群体的利益。对于前者,并不具有可诉性,原因如前所述。而对于后者我认为是可诉的,例如国家出台对于某行业的政策,而该行业的各企业认为该政策的程序或者内容是违法的,则可以通过其行业协会提出诉讼。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细化宏观调控权的内容来具体分析其是否具有可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