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区别精选(九篇)

第1篇：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区别范文

【关键词】中国大陆澳门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把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市场失效”和周期性波动产生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随着市场经济实行的时间越长，人们发现市场经济中产生的问题越多。特别是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举办的一系列关于市场经济的反思，许多人发现中国的经济高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不合理化，经济财富的增多伴随着社会矛盾的大量积累，收入的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和资源环境生态的恶化，如此等等。面对这些问题，许多疑问相应而生。对于种种疑问的思考，自然离不开我们手边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但是我们更需要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寻找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性，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经济理论。

中国大陆历史：通过改革干预而非市场发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大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历史，与绝大多数其它市场经济体情况不同，不是沿着“自给自足―以物易物―小农经济―简单商品经济―三次产业分工―劳动力商品化（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的“自然”脉络或“斯密―扬格”定理的逻辑发展形成的，而是沿着“自给自足―以物易物―小农经济―简单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三次产业分工―改革开放政策―劳动力商品化（中国特色资本化经济）―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所以，与其它市场经济体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没有体制改革就没有中国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不仅扭转了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困局，而且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成为发展中国家克服贫困的典范。然而正如古人所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通过人为的行政手段创建，而不是通过市场自身的演化发育成熟而形成的，当改革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从“浅水区”转向“深水区”，从行政命令接受对象的改革转向行政命令系统本身改革的时候，中国以建立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就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在市场经济不完善中遇到的问题不是通过完善市场体系，而是试图由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解决，使得宏观调控的范围太广和边界太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深化，宏观调控自身也难以得到正确的定位及恰当的功能发挥。

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重要前提：微观规制

目前仍然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误解，即认为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就是“宏观调控”，或者说，“宏观调控”等于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作用。其实，正如市场经济中的“政府”绝不仅仅是行政执法意义上的狭义政府而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在内的广义政府那样，政府介入市场经济的作用，也绝不仅仅是宏观调控，而且还包括微观规制。

微观规制在本质上，它是对于市场经济规则及其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是对市场上的微观主体行为确立一种制度性的规范和制约。

首先，微观规制为宏观调控提供基础。如果没有微观规制为市场经济确立规则和秩序，宏观调控就无法确立自身的定位，进而宏观调控的功能就不能正确发挥。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离开了一定的微观规制所确立的制度环境和微观主体的行为规范及其主要行为反应方式，这些宏观政策的效果就会成为零或者为负。

其次，微观规制的实施主体是广义政府，而不仅仅是行政当局。广义政府中的立法部门通过立法来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行政当局通过行政法规和执法规定来具体实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司法部门通过检察和判案来监督和维护市场经济规则的有效运行，从而有效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广义政府的微观规制把干预涉及到每一个微观个体，微观个体只有在政府规制的范围内才能享有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和自主决策的权利，而同时广义政府的微观规制本身是不能朝令夕改的和随意的，微观规制活动必须严格遵循立法、执法、司法的规定程序来完成。

再次，微观规制的实施方向是不变的，而不像宏观调控那样方向常变。这是因为，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应对市场经济中的景气波动，而微观规制的目标是为了建立竞争、高效、公平、自由、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在这个方面，那种把政府微观规制定义为政府仅仅通过行政权力来随机干预个人和企业的正常活动的观点，就产生了把“微观规制”模拟于“宏观调控”的想法，即微观规制也存在所谓的“收紧规制”、“放松规制”、“不规制”、“再实行规制”等等周期性规制波动的糊涂观念。

最后，在微观规制政策和制度的制定方式上，其属于公众和公众代表参与性较强的“民主决策”，而不是公众参与性很弱的“精英决策”。

澳门的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

如果对于中国大陆经济与澳门行政特区经济进行比较，首先需要厘清二者之间的可比性所在。由于发展历史、文化背景、制度模式、经济规模、区域特征、产业结构等等方面的不同，大陆经济目前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二元经济结构、三农困境、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区分等等，在澳门也许并不存在、并不重要，或者仅有很间接的影响。但是，中国澳门与中国大陆作为两个经济体，依然存在一些相同的性质，其中包括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面对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华人文化的因素影响、彼此的经济关联度提高等等。

基于这些共同的性质，中国大陆与澳门行政特区之间，在经济上仍然存在许多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之处。尽管澳门没有大陆的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但是澳门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依然需要遵循公平竞争、自由选择、分散决策的原则，依然需要深入认识特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合理定位，需要特区政府正确行使合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在建设“法治特区”的基础上完善特区广义政府的体系及功能。

最近几十年来，对于澳门的市场经济和政府功能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1999年的澳门回归祖国和建立特别行政区。

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按照“一国两制，澳人制澳，资本主义制度保持50年不变”的回归原则，澳门经济在回归11年来，获得了稳定高速的增长。GDP年增长率，在回归前的1993~1999年，为负增长至5%左右，而回归后的2000~2008年，每年增长率达到3%~28%。人均GDP水平已经位于亚洲第二。澳门经济结构在波动中也得到了优化。如以业为主的公共及个人服务业，回归前占GDP的比例为46%，2004年上升到最高比例的55%，而最近两年又下降到回归前的46%左右。相反，建筑业从回归前的4%左右，下降到2%，最近上升到14%左右。由于澳门没有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回归前为90%左右，最近两年下降到85%左右，而第二产业相应上升至15%（见《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

在特区政府建设方面，改变过去澳葡当局倾向于将立法权、行政权主要集中于总督一身，而司法权完全听从于葡萄牙法律的做法，逐步建立起适应特区民情、区情和政情，并且在中国宪法下“高度自治”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相互分工和相互制约的新法治体系。总体上看，澳门的广义政府结构如下图所示。

从上面分析可以得知，政府的宏观调控需要以微观规制作为基础。微观规制其实是由广义政府构成的经济活动的整体规范和制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广义政府与狭义政府的明确区别。对于关键性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澳门特区进行了明确地分工。

第2篇：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区别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投资效率产权性质金融发展

一、引言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世界实体经济衰退的同时，也给微观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诸多企业出现了财务危机乃至濒临破产。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未能在此次衰退中幸免。然而对我国而言，这次危机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具有良好的自然实验属性，虽然给实体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陈武朝（2013）研究发现了经济周期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江龙与刘笑松（2011）发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会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产生影响，石晓军等（2011）则发现了商业信用对信贷政策具有反周期性，可见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企业行为特别是投资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关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学者们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其波动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较少涉及其对微观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衰退致使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财政、货币以及产业政策等系列刺激政策，进而出现了钢铁、煤炭、水泥、光伏产业、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效率的低下。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政府干预更是加剧了宏观经济周期性衰退造成的低效率投资。因此本文从宏观经济周期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投资行为作为微观企业行为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价值的形成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目前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微观层面，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类：格尔根和伦内布格（Goergen and Renneboog，2001）与唐雪松等（2007）所作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李青原（2009）、比德尔和希拉里（Biddle and Hilary,2006）所作的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此外近年来，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经济与财税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如靳庆鲁等（2012）关注了货币政策下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申慧慧等（2012）则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公司的投资效率。可见，目前尚未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角度研究公司投资效率的变化及其在中国制度环境下表现的差异。然而，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微观后果提供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在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时提供经验借鉴，所以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探究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具体作用机理，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方面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结合中国制度环境，分别考察产权性质以及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为揭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经济规律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多元化与行业周期性角度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司受经济周期影响的敏感程度差异，为公司抵抗经济周期性风险提供经验证据。此外，以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自然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宏微观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互动行为的文献。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基本规律，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行为，投资效率直接影响公司价值，同时也极易受宏观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稳步快速增长。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一度跌至历史低点。为防止宏观经济的衰退，我国政府先后使用宽松的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刺激微观企业行为，这些政策实施对微观企业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公司的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因此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研究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当宏观经济步入衰退期，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率先复苏，频繁通过系列政策措施等以刺激经济，其最终表现为对企业经营活动尤其是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干预。陈信元与黄俊（2007）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预经济较严重的地区，政府更多地涉足地方经济的建设，因而对企业的干预更为普遍。程仲鸣等（2008）则发现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先后使用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等措施刺激宏观经济，出台了前所未有的以“四万亿”刺激计划，如此大幅度的刺激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经济周期是指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的周期性波动，集中体现为宏观经济的扩张与衰退的交替更迭。靳庆鲁等（2012）的研究表明，资本逐利规律强调公司未来的投资活动取决于其当前的投资机会，当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公司应追加投资、扩大规模，当面临差的投资机会时，应减少投资，缩减规模。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当宏观经济由扩张期进入衰退期时，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减少，理性的投资者应该会选择减少投资。然而为防止经济衰退，政府会进行逆周期性干预政策，特别是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在政府力量的驱动下，企业必须进行逆周期的投资行为，从而降低其资本逐利规律，公司投资行为与投资机会间的敏感性会降低，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综上所述，经济周期性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相对于宏观经济繁荣期，宏观经济衰退期时公司投资对Q值的敏感度会更低，表现为顺周期性

产权性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基于融资约束与政府干预程度角度。首先周和方（Chow and Fang，1998）指出，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同时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两类产权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类别，这两类公司所受的融资约束差异较大，因此，产权性质可以作为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较好的替代变量。同时，包括张莉芳（2012）、古伦和艾恩（Gulen and Ion，2012）、连玉君（2009）等国内外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融资约束是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调节变量。林毅夫与李志（2004）的研究也证实了，从融资约束程度来看，相比非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在父爱主义下，国有企业往往存在着预算制度上的软约束，因此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其表现为更低的融资约束程度。从政府干预程度来看，申慧慧等（2012）研究认为国有股权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从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入手刺激宏观经济时，资金方面收益的首先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在衰退期受约束程度较低。此外，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且更易受到来自政府非营利目的的干预，从而弱化了其经营的营利性，弱化了资本逐利规律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从而致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低的投资效率。无论从融资约束程度还是从受政府干预程度视角，国有企业均更易表现为投资与Q值更低的敏感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与之发展较低的地区，至少存在以下差异：第一，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金融中介组织更为发达，金融工具更为多样化，从而为公司规避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其资本市场化程度更高，获取资金的成本也将更加合理。第二，债务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余明桂与潘红波（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债务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然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债务融资主要取决于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从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更弱，对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力较小。第三，受政府干预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往往也是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其受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在宏观经济的衰退期，政府为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一方面干预银行放松银根；另一方面促使微观企业投资。根据以上阐述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会通过资金来源、债务治理以及政府干预等多个渠道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资金配置更加无效，债务治理作用更弱以及受干预程度更高，因此其会弱化资本逐利规律的作用，进而产生在危机期间更为激进的投资行为，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的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考虑金融危机从2008年开始，同时为使年度分布更加对称，以避免因样本分布偏差而产生的误差，本文选择2006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虑被解释变量（投资Investment）与解释变量（投资机会TQ）需要错开一期，滞后一期指标均为2005年至2008年数据，因此本文实际样本选择为2005年至2009年期间数据；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同时剔除数据不全、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为负值的上市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最终选择了4945个年度公司样本；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除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Cycle）等哑变量之外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 三 ）变量定义公司规模（Size）、现金流（CFO）、资产负债率（Lev）、风险（?琢return）、行业哑变量，均是控制公司投资水平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见下表（1）。根据该研究模型中TQ*Cycle系数?茁3是主要测试变量系数，如果其显著大于0，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反之如果显著小于0，则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

（ 四 ）模型建立 借鉴靳庆鲁等（2012）、陈德球等（2012）的研究设计，使用投资与托宾Q敏感度代表公司投资效率，其敏感性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高，反之越低。为此我们使用以下模型对研究假设H1、H2及H3进行检验，其模型设定为：

Investmenti，t+1=?茁0+?茁1*TQ+?茁2*Cycle+?茁3*TQ*Cycle+?茁4*Size+?茁5*CFO+?茁6*Lev+?茁7*?滓（Return）+IndustryDummies+?着i，t

其中Investment为公司投资水平的变量。TQ表示投资机会的托宾q，Cycle为经济周期的变量。考虑2008年为我国宏观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刻的一年，而2010年之后在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宏观经济开始复苏，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的捕获金融危机深刻影响，本文将2008与2009年定义为经济衰退期，同时为了考虑样本的对称性，避免因样本的分布偏差，将繁荣期定义为2006与2007年。为了使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使用2003-2011年度数据为样本，将2008年之后定义为经济衰退期进行重新回归，发现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三、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表（2）与表（3）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表。从表（2）看，公司投资水平（Investment）均值（0.057）大于中位数（0.038），表明样本公司的投资水平整体右偏。经济周期变量（Cycle）均值为0.527，表明处于衰退期的样本数略高。控制变量投资机会（TQ）的均值（1.493）略大于中位数（1.198），公司规模均值（21.355）与中位数（21.279）比较接近，呈现正态分布，现金流（CFO）均值（0.051）与中位数（0.050）接近，呈现正态分布，其最小值为-0.216，表明样本公司有部分公司现金流小于0，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0.530）与中位数（0.520）基本相当，呈现整体分布，经营风险（?滓（return））同样呈现正态分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从表（3）的结果看，投资机会与公司投资呈现正相关，而经济衰退与公司投资也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面临衰退时，公司投资不是减少，反而增加，从而直观上可以判断这可能是导致衰退期低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此外其它变量之间均没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而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带来回归产生的误差。

（ 二 ）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本文研究假设1与研究假设2的回归结果。表（4）中的第1列经济周期与投资机会交乘项（Cycle*TQ）的系数为-0.008（t值为-1.81），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H1一致，表明相对于经济繁荣期，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会导致公司投资效率的降低。表（4）中的第2与第3列为分别按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组进行检验，发现其系数分别为-0.006（t值为-1.43），-0.003（t值为-0.89），前者达到边际显著，并且其绝对值也明显大于后者，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敏感，从而表现出更低的投资效率。表（4）中的第4列则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设置为哑变量与经济周期和投资机会交叉项进行交乘，其系数为0.002（t值为1.82），显著为正，也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更敏感，因此具有更低的投资效率，以上均与研究假设H2相一致。

（ 三 ）相关性分析 表（5）为假设H3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Cycle*TQ系数为-0.009，显著为负，而当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Cycle*TQ系数为-0.003，为负但不显著，且前者绝对值明显大于后者，此外第3列的交乘项系数也显著为负，其结果与研究假设H3一致，表明相对金融程度发展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其公司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波动更敏感，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根据陈武朝研究认为，微观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与企业所处的行业周期性有关系，因此借鉴陈武朝采用上海证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的上证周期行业50和非周期行业100指、沪深300周期行业和非周期性行业指数对周期性与非周期性行业的分类，将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金属非金属、房地产等行业定义为周期性行业，其余行业则定义为非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与非周期性行业中，其经济周期对公司投资效率回归结果分别见表（6）的第（1）与（2）列，其结果表明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存在于强周期性行业，而弱周期性行业则影响较小。公司多元化不仅有利于公司规模化生产，而且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宏观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会不会因公司多元化而降低？为此，本文根据公司经营收入的行业分布，如果其跨两个及以上的行业进行分布，将该公司定义为多元化公司，反之则定义为非多元化公司，按多元化与非多元化进行分组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在于多元化公司中，表明多元化可以降低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 四 ）稳健性测试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考虑使用固定资产变化率作为投资水平的变量，使用资产报酬率作为投资机会，直接使用GDP增长率与公司投资机会进行交乘，并使用2003年至2011年数据为样本，以检验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发现本文的结论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未能报告其回归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向我们索取。

四、结论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政府应着力宏观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管理，平抑其周期性的大幅度波动，为微观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因此，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宏观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政府应做到以下几点：（1）更加科学地使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促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本文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别是繁荣与衰退的交替转换会改变公司外部经营环境，致使企业难以适应进而出现投资的盲目性，弱化资本逐利规律在投资行为中的作用，从而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效率。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水平，平抑宏观经济周期性剧烈波动，对提高公司投资效率，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大意义。（2）着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更低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更高地区的公司的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更弱。这是因为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公司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债务治理能力更强，受政府干预更少，因此具有更加良好的经营环境及更加理性的投资决策机会，并最终表现为更高的投资效率。 （3）适度引导有实力的公司应进行多元化经营，以规避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弱周期性行业中的公司其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更小，且多元化可以抑制宏观经济周期性产生的影响，因此公司若进行多元化经营，特别是跨强周期与弱周期性行业，其受宏观经济冲击将会降低。

参考文献：

［1］陈武朝：《经济周期、行业周期性与盈余管理程度――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2012年第3期。

［2］江龙、刘笑松：《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研究》，《会计研究》2011年第9期。

［3］唐雪松、周晓苏、马如静：《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及其制约机制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7期。

［4］李青原：《会计信息质量、审计监督与公司投资效率》，《审计研究》2009年第4期。

［5］靳庆鲁、孔川、侯青川：《货币政策、民营企业投资效率与公司期权价值》，《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

［6］申慧慧、于鹏、吴联生：《国有股权、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效率》，《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

［7］陈信元、黄俊：《政府干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业绩》，《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8］程仲鸣、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9］张莉芳：《融资约束、高额现金持有和投资效率》，《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10］连玉君、苏治：《融资约束、不确定性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管理评论》2009年第1期。

［11］林毅夫、李志：《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12］余明桂、潘红波：《政治联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13］陈德球、李思飞、钟昀珈:《政府质量、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世界经济》2012年第3期。

［14］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Goergen M, L. Renneboog. Investment Policy, Internal Financing and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in the UK.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1.

［16］Biddle G, G. Hilary. Accounting Quality and Firm-level Capital Invest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6.

第3篇：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区别范文

关键词：宏微观经济学；居住空间分异；西安；房地产市场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251-03

一、相关概念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科学。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西方经济学形成了按研究对象不同分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分支。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中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资源如何分配的；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1）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是随着城市的诞生出现的，居住空间结构的不断演化，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2）城市居住空间变迁总体上呈现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相对应的特征。城市的发展与居住空间分异相互作用，城市的发展导致了居住空间的分异，而反过来，居住分异也影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二、宏微观经济学联系与区别

（一）联系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互相补充的。经济学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既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又要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微观经济学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如何达到最优配置的问题；宏观经济学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如何达到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共同组成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是实证分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既定的，不分析社会经济制度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它们都把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既定的存在，分析这一制度下的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

（二）区别

1.基本假设不同

经济学的研究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条件有以下三点：（1）市场出清。这就是坚信在价格可以自由而迅速地升降的情况下，市场上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状态。（2）完全理性。这一假设是指，消费者和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只有在这一假设之下，价格调节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才是可能的。（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假设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地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基于两个假设：（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纠正市场机制的缺点。

2.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主要有：（1）均衡价格理论（2）消费者行为理论。（3）生产理论。（4）分配理论。（5）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研究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实现，以及社会经济福利的实现等问题。（6）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等。其中主要有：（1）收入决定理论。（2）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3）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4）开放经济理论。（5）宏观经济政策。

三、从经济学角度谈居住空间分异

对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最早源于20世纪初的古典人文区位学的空间理论，但真正将其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的还是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空间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间模式，代表人物有W.Alonso （1964）、E.S.Mill （1967）及R.F.Muth（1969）。其中，阿隆索的研究最有影响，他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解析了区位、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对城市土地在不同活动中进行分配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居住空间是城市社会空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大规模扩展，城市居住空间的结构分异已然成为不争的客观事实。

目前，中国很多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西安可以算是一个强有力的代表。以住宅开发项目的档次和价格在空间的分化为有力代表的居住空间分异的格局在西安越来越明显，而这种分异格局和市政府大力开发建设各经济开发区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开发区“特区”运作机制及其影响

开发区与一般性区域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特区”性质一即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特别管理体制的区域。其殊经济政策主要是一些相对优惠、激励性的政策，而开发区明确划定的地域界线则将这些相对优越的政策、体制、观念、方法、服务、设施等集中限定在城市特定区段内，使良好的硬环境与优越的软环境在特定局部空间相加在一起，可令开发区内部“小环境”相当鲜明地异于及优于周围“大环境”，乃至形成制度、产业、功能、设施、甚至心理意义上的所谓“孤岛效应”。开发区这类“特区”的设立与运行，等于在城市空间人为地制造出“开发区”与“非开发区”或谓“特区”与“普区”之分割对比，两者之间不平等的境遇可导致不平衡的发展，从而可能制造或加剧城市内部经济一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1.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的经济异速增长

开发区“特区”机制及其“孤岛效应”影响作用卜的城市极化分异首先体现在开发区显著高于“非开发区”的经济异速增长过程中，这在各地较高等级开发区中尤为突出普遍。西安市经2003—2004年最新一轮开发区清理整顿后现共存有各级各类“开发区”18个，其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者依次分别为部级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西安高新区”）、部级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西安经开区”）、省级西安曲江旅游度假开发区（又称“西安曲江新区”）。这几个主要开发区的各项主要发展指标增速连年在30%以上、有些甚至达70%或更高，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一般“非开发区”，已成为西安市有目共储的经济发展最活跃区域。虽然由于开发区并非一级行政区，且随着规模不断扩大而可能跨涉不止一个区县，其经济社会统计数值也相应地被分解纳入到不止一个区县，因而不易进行开发区与各区县发展指标之间的直接比较，但从开发区经济社会数值占全市总值比重快速提高的事实，可以间接反映出开发区的“异军突起”以及一般“非开发区”的相对弱势化。表1显示西安两个部级开发区的投资吸引（以实际利用外资额反映）、经济增长（以GDP、工业增加值反映）、开发建设（以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反映）、收益回馈（对地方则政收入及就业增长贡献）能力都快速提高，占全市总量的比重也不断扩大，是拉动西安GDP增长的绝对主力。下面以2007—2009年度西安市整体经济运行情况和最具有西安开发区代表的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区的经济状况的对比，对西安“经济区”在西安经济的地位进行说明：

2.开发区配套商品住宅开发及其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来，上地市场的建立以及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使地价和上地竞标机制以及市民个人住房消费意愿与消费水平等市场力机制开始发挥对城市居住空间的组织调控功能，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不同社会阶层居住空间分异隔离开始在中国城市显现，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化重构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各地开发区大都配置有30%～40%的居住用地。开发区作为各地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形成一种比较纯粹的“全产权私有住房拥有者”聚集区，凸显加剧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居住分异隔离。

目前西安居住分异格局基本上是“高收入者多居于开发区新城、低收入者多居于老城旧区、而中等收入阶层居住相对分散均匀”。在开发区较优质住宅和住区环境吸引及其较高房价的过滤筛选机制作用下，拥有最强住房购买力和“迁移力”的较富裕人口率先离开旧城而移居开发区新城，从此拉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化。再结合上述有关开发区从业者职业、学历、收入特征分析，不难看出几个主要开发区正趋于成为西安市较高学历较高收入阶层工作、居住、活动的主要空间，这自然会对相应区段文化、消费、形象、社会服务种类档次、社会活动形式形态等产生影响，继而造成城市经济一社会空间的更深层次分化。

我们可以看到开发区的经济对西安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开发区”建设，导致城市经济一社会空间的总体发展态势是：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正成为各种发展要素资源辐合汇集的区域极化中心，因而局部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显著高于非开发区/老城/旧工业区。这表明开发区建设发展不仅如一些海外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因设立时间及政策力度的差异而成为中国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具体机制之一，而且也以其一套特有开发运作机制及内在结构特性而成为强化凸显当代中国城市内部空间极化分异的机制之一。（2）“开发区”作为一种区域发展策略的基木思维其实就是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石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虽说依据该区域发展理论，增长极核与周边区域差距扩大的空间极化效应属于阶段性的正常现象、会随着“溢出效应”的增强而逐渐消失，但山于增长极理论在世界各地实践应用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所期望的区域整体发展结果并非总能如愿实现，而极化效应的持续强化则可能蕴蓄区域经济社会诸多矛盾和隐患，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增长极理论的批评与反思越来越多。开发区实践对于区域之间及城市内部极化分异的强化凸显效应尤其是其中“政策力”因素的影响作用，同样值得决策者和研究者反思。

（二）从市场失灵角度看此现象

1.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个词汇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时，或非市场机构较有效率且创造财富的能力较私人选择为佳时。另一方面，市场失灵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

那么，对于“新经济区”和“非经济区”来说，似乎是宏观经济调控下的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市场分配不均导致的，形成了“市场失灵”的表象；但是，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后，使经济特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及房地产业快速发展，虽然形成了“孤岛效应”，但是这个效应是暂时性的，是会向四周蔓延的，进而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果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引入，那么形成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的居住圈层则是在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所以，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经济特区所导致的似乎是资源的大部分都流向经济特区的现象是正常的，其实质并不是“市场失灵”。

从微观经济学来考虑这一现象，研究资源按什么原则分配给社会，是由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决定的。那么在政府优先发展的经济特区的情况下，必然会出一些优惠性政策吸引开发商前去投资，这也形成了社会资源流向经济特区的现象。

2.建议

那么通过以上的讨论，可能缓和、消弭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与非开发区/老城/旧工业区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一社会差距的措施包括：（1）合理规划平衡投资项目的空间布局，引导和鼓励适宜项目向老城/老工业区的分流；（2）建立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利益平衡补偿机制；（3）大力促进开发区第二产业的全面发展，此举不仅有利于扩大开发区税源、提升开发区整体经济水平、完善开发区产业结构、改善开发区工作环境与生活质量，而且还可以扩大开发区就业而、使开发区发展能够惠及更多领域史广泛阶层的劳动者；（4）增强开发区住宅价格与房型的多样性和“广谱性”，使多处于不同收入阶层、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者有机会共享开发区较优越的软硬生活环境，也有利于创建出独具活力、结构更为丰满健康的开发区新社区。

参考文献：

[1] 蔡汉冲.宏微观经济学比较分析[J].职业教育研究，2005，（10）.

[2] 李志刚，吴缚龙，等.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倡导还是控制[J].城市规划汇刊，2004，（6）.

[3] 丁蕾.济南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4] Alonso W.Location and Land Use：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Land Rent[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y，Mass，1964.

[5] Mill E S.An Aggregate Model of Resourse Allocation in a metropolitian Area[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6，（57）.

[6] Muth R F.Cities and Housing[M].Chicago University Press，Chicago，1969.

[7] 徐晓军，沈新坤.城市贫富分区与社区的阶层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第4篇：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区别范文

[关键词] 煤炭资源； 经济学分析； 路径构建； 外部性

作为国家战略物资资源的“煤炭资源”如何得到合理利用，成为了我国经济转型期需要直面的问题。我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着压缩产能水平、优化产能结构等诸多任务，且在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上也构建起了许多举措。这就意味着，针对产能水平及结构的压缩和优化，需要规避对煤炭资源粗放式利用的状况；另外，对于支撑实体经济而言还需要拓展煤炭资源的使用价值，从而形成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石。正因如此，在经济学视角下对煤炭资源合理利用的路径展开经济学分析，便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从传统视域下来认识煤炭资源的利用路径，似乎应归属于工程技术领域内所需讨论的问题。实则不然，工程技术领域固然与煤炭资源的合理利用直接产生联系，但若在忽视了“成本―收益”比较的话，这种合理利用仍然是不可持续的。可见，这就构成了本文立论的出发点。

一 煤炭资源合理利用的经济学分析

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来对煤炭资源合理利用进行分析，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即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建立在三个层面上的分析，将从国家、区域、企业等三个角度展开分析。

（一）宏观层面上的经济学分析

借用经济学对“宏观”的界定，这里主要指向国家范畴。作为化石能源的煤炭，因其的生成期远远超过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所以我们一般把煤炭资源看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但对于发展国民经济来说，煤炭资源通过一系列的价值变形支撑着下游实体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煤炭产品――电能――实体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由电能所延伸出的民用需求则关系到广大民生问题的解决。不难看出，在宏观层面上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更加关注煤炭资源所释放的外部性作用，而采取集约化的开采利用则将从整体上增大这种外部性。

（二）中观层面上的经济学分析

中观层面在空间范围上主要指向区域，这种区域性在本文则主要是指一个省级行政区单元。从我国主要产煤区的分布来看，山西、内蒙古、陕西等区域深受资源型经济的束缚，主要存在着产业结构单一、环境污染等不足。因此，山西省一直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但转型的起点仍需要依赖于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这就意味着，这些资源大省需要在合理利用煤炭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关于这一点，对于那些其它资源丰富的区域同样如此。

（三）微观层面上的经济学分析

微观层面则是以煤矿企业为考察对象，而展开的经济学分析。众所周知，受到下游实体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影响，上游煤矿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持续低迷。在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煤炭产品销路不畅、滞销煤炭产品大量库存。在这种资金循环受阻的状况下，煤矿企业将难以完成减能增效的目标。因此，合理利用煤炭资源便表现为，优化煤炭产品深加工和废物利用等方面。

二 分析基础上的现状反思

反思的目的在于为下面的路径构建提供切入点，为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现状反思。

（一）针对宏观利用的现状反思

上文已经指出，国家范畴针对煤炭资源的合理利用更加关注它的正外部性作用的发挥。这种作用的发挥与当前压缩煤炭产能水平并不矛盾，在引致需求导向下应建立起可持续开发的战略构想，而这种战略构想将实现煤炭资源有序、有利的循环应用。然而，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利用态势，仍局限在微观主体的利益驱动范畴下，因此唯有引入国家的公权力方能改观当前的窘状。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建立，宏观利用也将更应重视规避负外部性因素的存在。

（二）针对中观利用的现状反思

在财政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下，区域政府在面对煤炭资源利用时存在着多元目标函数，即融合的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特别对于那些资源大省的区域经济发展而言，通过出售当地煤炭资源似乎成为了最为直接的地税来源。然而，随着塌陷区的日益增多和地区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也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基于这一现状的反思应更加关注煤炭资源利用与区域经济发展转型的共生效应，从而建立起“既脱离单一煤炭经济但又利用煤炭经济”的辩证发展观。

（三）针对微观利用的现状反思

煤矿企业成为了利用煤炭资源的执行者，也是承担煤炭资源利用红利和损失的接受者。针对我国煤炭行业整体发展态势，应在企业内部构建起压缩产能和优化生产利用的双管齐下模式。这种模式的建立不仅需要借助企业管理层的战略意识，也需要通过区域、国家层面的制度倒逼来强化。这样一来，实则就将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次串联起来了。

三 反思引导下的路径构建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反思引导下，针对煤炭资源合理利用的路径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构建。

（一）加强利用的成本收益分析

作为对煤炭资源合理利用的主管和指导部门，应加强对资源利用的成本收益分析。这里的成本不仅涉及会计成本项目，还应将隐性成本项目也纳入分析之中。特别对于“交易成本”需要得到重视，这是宏观面制定相关规制的出发点。这里的收益可以转换为“效益”，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三个方面。其中，在代际传承目标下所进行的煤炭资源利用，一定要重视生态效益。关于这一点，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给予保障。

第5篇：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区别范文

一、宏观经济学源于何时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这个术语，最早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于1933年在《动态经济学中的传播问题与推动问题》一文（伦敦，1933）中提出的；作为与“微观经济学”相对称的术语在教科书中被首先使用，则是在美国肯尼斯·博尔丁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纽约，1948）。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立以1936年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出版为标志，这一点在西方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但对宏观经济学到底源于何时却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看法认为，重商主义者最早研究了宏观经济问题，因为他们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考察了国民财富问题，并认为流通领域是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第二种看法认为，宏观经济学最早产生于重农学派，理由是法国重农经济学家魁奈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把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从流通领域中转移到了生产领域中。第三种看法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是宏观经济学的最早研究者，因为他们不仅从普遍的物质生产领域考察国民财富的产生和增加，而且还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考察了宏观经济的运行。

这三种观点中，厉以宁教授（1986）认为，第一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尽管重商主义学说作为最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确实考察了国民财富问题，但由于其研究对象仅停留在流通领域内，停留在对交换对象的观察上，因而它建立的不是一种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考察对象的理论体系，并没有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因而也就谈不上是宏观经济学的源头。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认为，第二种和第三种看法都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如果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角度看，法国重农主义者在宏观经济学说史中的贡献不可忽视；如果从国民收入核算和国民财富增长的角度来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成就同样不可抹杀。因此，可以认为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都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先驱，他们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互相补充的，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源头。

就代表人物而言，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被认为是宏观经济问题的最早研究者，他在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一书被看作是西方经济学中第一部以宏观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从时间顺序上看，早期宏观经济学则经历了一个从威廉·配第到魁奈、再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除这些人物之外，西施蒙第等也在宏观经济学说史中有过重要贡献。

二、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线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说，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宏观经济学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或称为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第二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即从早期宏观经济学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产生这一时期；第三阶段：以1936年凯恩斯《通论》出版为起点，到20世纪60年代，这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时期；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现代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时期。

在第一阶段即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虽然已经把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了，并且已经运用了总量概念，但是与19世纪晚期以后的各种宏观经济学相比，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仍有一些重要区别：（1）在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那里，宏观经济研究和微观经济研究的划分是不明确的，还谈不上有什么分工；（2）其总量分析方法还没有建立在边际概念基础之上；（3）其理论基础仍然是劳动价值论，而不是后来的以边际效用论为依据的价值论；（4）后来广泛采用的均衡理论在当时还没有产生和运用。

在第二阶段，即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危机的频繁出现，宏观经济学主要集中于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上，形成了许多种宏观经济学说，如瑞典经济学家的动态均衡理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英美经济学家的货币数量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等人对国民收入和经济周期的研究等，使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下面着重介绍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轨迹。

在第三阶段，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出现，以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为标志，现代宏观经济学才真正产生了，宏观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现代宏观经济学与以前的宏观经济学相比，其显著的区别在于：它研究的是国民收入的变动及其与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等的关系，因此被称作收入分析。它通过收入分析得出的论断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出现的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而20世纪最初30年的宏观经济学，则或者只限于对货币数量和利息率水平的分析，而不涉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问题；或者维持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谐的传统观点，把经济周期中阶段的更替看成是经济中自发力量调整的结果。对于30年代大危机，以往的经济学无能为力，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便应运而生，并给予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凯恩斯认为，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量决定总就业量，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心理因素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总需求价格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这样就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现象。市场机制是没有力量自动使之均衡的，必须依靠国家干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使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正常运行。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的分析是假定供给不变、社会上存在足够的资源为前提，而进行的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因而只是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凯恩斯的追随者看来，这种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他们从三个不同方面补充和发展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

（1）把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发展为长期动态分析，发展了投资函数理论，出现了各种经济增长模型。其中汉森和萨缪尔森等人的对乘数和加速系数交织作用的分析，被认为是投资函数理论早期发展中的最重要贡献；哈罗德和多马，斯旺、索洛、米德等分别提出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使投资函数理论得到进一步延伸。

（2）发展了消费函数理论，引入了个人可支配收入、持久收入（预期收入）和相对收入的概念，而不象凯恩斯那样仅停留于国民收入、绝对收入的分析，同时发展了市场预测理论。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杜生贝的相对收入假定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定。

（3）从封闭经济模型发展为开放经济模型，打破了凯恩斯假想的封闭经济模型，引入了国外部门因素的影响。在这方面，马柯洛普、琼·罗宾逊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凯恩斯的追随者们的这些论点不仅发展和丰富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而且符合了当时西方各国经济增长和对外投资的需要，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第四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现代宏观经济

学在争论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演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出现以后，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派，在二战后大约保持了20年的极盛时期。60年代后期起，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难以做出解释，未能提出有效的经济政策。于是，宏观经济学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1）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开始复兴。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货币数量理论的复兴—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逐渐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有力挑战者。其次，以林德伯克为代表的新一代瑞典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学也开始复兴。他们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结构分析，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混合经济模型”是非凯恩斯派宏观经济学的又一个新动向。另外，长周期理论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如熊彼特以创新为中心的周期理论、康德拉捷夫的55年长周期理论以及库兹涅茨的20年长周期观点等。

（2）凯恩斯派宏观经济理论也不断改进和完善。例如把凯恩斯理论动态化、长期化时，不仅从总需求方面作了补充，而且还重视分析了总供给的变化；不仅继续采用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且也强调采用规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后一方面，琼·罗宾逊、詹姆斯·拓宾、阿瑟·奥肯等人在经济分析中对价值判断、伦理标准的强调，都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中规范经济学色彩强化的具体表现。

（3）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非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互相渗透。两派虽然都采用总量分析方法，但由于各自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主张不同，因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论战非常激烈。不过，经过较长时期的争论，两派开始互相吸收对方的合理部分，互相影响和渗透。目前，在货币因素的重要性、失业问题的顽固性、国家长期规划的作用、浮动汇率问题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接近的看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派的分歧消失了，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和货币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二者的论战还将继续下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又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由于理性预期学说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他们以粘性工资和粘性价格假说为出发点，对非自愿失业问题和生产过剩问题作了新的解释，同时还致力于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寻求一个新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这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性、不对称性和滞后性。

（2）非均衡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过贝纳西等人的努力，形成了一个非均衡经济学体系。

（3）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视野显著地扩大了，引入了人力资本、非技术因素等，特别是重视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诸如产权问题、交易成本问题的分析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宏观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结合，使宏观经济研究出现了新的格局。

（4）政府失灵问题引起了较大的研究兴趣，出现了从金融政策角度或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进行的新的理论解释，这些研究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宏观经济学范围。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的规律的学问。经济活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经济学本来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划分。这从经济学说史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在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那里，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不仅研究了国民收入、国民财富、货币流通总量等问题，而且也研究了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价值和分配问题，即使是魁奈，也对微观经济学领域内的“纯产品”问题进行过细致的讨论。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研究的方便和深入，才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划分。对此，正如我国经济学家樊纲（1997）指出的，“经济学发展史的最初阶段上，理论是十分综合的，但也正因如此，最初阶段的经济学是较为幼稚的；经济学分支的发展，是一种进步；正是这种分工为理论的深入和这深入之后更高级的综合，提供了新的基础。”

微观的英文是“micro”，原意是“小”。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宏观的英文是“macro”，原意是“大”。所谓宏观经济学则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

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1）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如家庭、厂商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J·亨德逊（J·Henderson）所说“居民户和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量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萨缪尔逊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E·夏皮罗（E·Shapiro）则强调了“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2）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实现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问题，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方法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些总量包括两类，一类是个量的总和，另一类是平均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4）基本假设不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认为“看不见的手”能自由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宏观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通过“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

（5）中心理论和基本内容当然也不同。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还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市场理论、产权理论、福利经济学、管理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则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还包括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等。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作为经济学的不同分支，共同点也是明显的：只是从不同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的分析，采用的都是实证分析方法，即都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既定的，不涉及制度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从而与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先于宏观经济学产生，发展得比较成熟，因而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共同组成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关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多说一些。宏观经济理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把微观经济理论所探讨和得出的某些原理当作既定的前提加以接受，诸如价值形成问题、收入分配的依据问题等并不包括在他们的理论之中。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一直缺乏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寻找微观基础一直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工作。

（1）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萨缪尔逊早就提出，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作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另外以卡尔多、琼·罗宾逊为首的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要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中去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要承认价值本身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承认分配问题不能脱离特定历史条件和所有权因素来考察。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中两大分支—新

古典综合派与新剑桥学派—之争，这个争论还在继续进行。

（2）货币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问题，货币主义者们、尤其是所谓第二代通货膨胀研究者们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们认为，人们的预期的形成与市场信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市场信息的获得不仅需要成本，而且难以充分。因此，只分析宏观经济学领域中货币流通总量和利息率水平，不分析微观经济学领域中的人们对工资和价格的预期、市场信息的传递方式，是显然不够的。

（3）希克斯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问题上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同于货币主义。早在30年代，他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就着手于二者结合的尝试，在他的理论中，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是一致的。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总体行为、考察经济的总体趋势的学问，而经济的总体趋势是经济中数以百万计的单个经济个体的行为加总的结果，因此，宏观经济理论必须与构成经济的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企业的微观基本行为相一致。为此，现代宏观经济学采取三个基本步骤：首先，试图从理论水平上理解单个家庭和企业的决策过程。他们假定经济中存在一个典型的或平均的家庭或企业，然后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研究它们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环境中怎样以及将要怎样行为。其次，宏观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加总经济中个别家庭和企业的所有决定，来解释经济的整体行为。他们将典型家庭或企业的行为以某种适当的方法加以“复合”（multiplied），把经济中的关键变量如价格、产量、消费量等等加总，然后推导出整体数据间的各种不同关系，以图解释关键经济变量间的联系。最后，通过收集并分析实际宏观经济数据以赋予理论经验内容，验证理论的有效性。宏观经济学就是这样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宏观经济学普遍地引入中国已有近20多年的时间，其中经历了批判、部分吸收、全盘吸收、科学借鉴等曲折的过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有用性以及如何运用等问题尚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期间的原因主要有：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一直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唯一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作为“后来者”要被整个经济学界接受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尤其是要被老一代经济学家接受难度很大，目前主要是中青年一代掌握得较好。其次，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与西方经济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有巨大的体制差异，改革以来虽然正在实现转轨，但这种体制变迁尚未完成，这样，西方经济学要在中国开花结果，还需要伴随体制“土壤”的转变和培植。另外，中国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管理经济，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因子的生长需要一个过程；即使是强调政府作用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其干预的“度”的把握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只有在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整体掌握和精髓吸纳的前提下，才能谈到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全面发展。

关于西方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在中国是否有用，已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中国经济学要与国际范式接轨是大势所趋。至于有人提出建立所谓的经济学的中国流派，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面对的是人类一般的经济活动，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国界之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对不同国家来说，只是研究的问题不同，运用的经济理论和研究范式可以相同，西方经济学作为有用的工具，完全可以拿来运用，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当然，直接运用不等于完全照搬，一定的修改和完善还是必要的。当前重要的不是要不要重建中国经济学流派的问题，而是要平心静气地学习和消化西方经济学理论精髓和学术传统的问题，重点实现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转换。

目前在我国，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和运用中存在一定的误区，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主要表现在：

（1）把宏观经济学当成是“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学问。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正如樊纲教授所指出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不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很小的、很“窄”的，只是经济学宏大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能说明许多问题，而只能说明经济生活定的一类或一组问题；更严格地说，它只是对复杂的、立体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从一个特定的侧面、特定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解析。

（2）把一些微观经济学的问题“宏观化”了。例如企业效率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等本来都属于微观领域的问题，但在我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事、结构的事都由中央政府管，因此似乎是“宏观”的事。但从理论分工的角度看，并非如此。现代宏观经济学虽然也从家庭、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行为入手分析宏观现象，但它实际上研究的是单个主体所面对的一类特定问题，如消费和储蓄行为、投资行为、就业行为等动态效率问题，而不是“成本最小化”的企业自身问题，或“结构瓶颈”之类的产业结构问题。

（3）把一些本属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长期问题”扯进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围。增长理论属于一种“长期理论”，它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问题和何种长期增长率最优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一种“短期理论”，它研究的是“短期波动”问题，而不是“长期增长”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发展问题”。所谓发展问题其实是增长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特例，它比一般的增长问题更加具体、也更加综合，一般运用发展经济学进行解释。所谓发展经济学，就是在经济学各种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具体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套理论，不仅仅涉及到宏观经济学。

（4）把一些制度经济学的问题与宏观经济学混淆了。我们知道，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具有最基础的地位，它决定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决定着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稳定。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在内的研究，一般都把“制度”假定为既定的。制度经济学则不同，它是把“制度”因素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专门研究经济制度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如科斯的产权理论）以及制度本身发展变迁的规律（如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当前进行的“经济改革”问题，很显然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围，但常常被当作宏观经济学问题来谈论。把体制转轨、制度变迁之类的“长期的、动态的”问题当作只能解决“短期的波动”问题的宏观经济学问题，显然超出了宏观经济学之所能，是不恰当的。

总之，宏观经济学是在给定的经济制度条件下，在经济长期增长的背景下，研究某一较短时期内的由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所决定的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缩小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实是很窄的、很有限的，不过是研究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和如何通过宏观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的“窄”问题。这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在吸收、借鉴和运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时已经出现并必须注意纠正的倾向。

参考文献

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1997：《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厉以宁，1997：《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出版社。

梁小民，1997：《西方经济学教程》，中国统计出版社。

P·萨缪尔逊、W·诺德豪斯，1989：《经济学》，商务出版社。

E·夏皮罗，1985：《宏观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6篇：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区别范文

一、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建立 

在经济学刚从伦理学分离出来之始，并没有关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区隔，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在关于古典经济学的早期论述中，对经济学做了一个大致的论述，提出了一些经济学的经典观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法，边际分析将经济学分析的重点聚焦在了单个消费者和单个厂商的点上，从而开始出现所谓的微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成为了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但这种经济学观点并没有过多的关注整个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而仅有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简单宏观经济模型。 

微观经济学的经典假设“理性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做出任何利己的行为都能够促使经济的发展，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经济自由的运行便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但1929年美国出现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在美国蔓延，而是波及了整个发达主义国家，满目的萧条充斥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政府依旧奉行自由主义，依旧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奉为能够解救危机的良药。在资本主义存亡之秋，罗斯福的出现积极推行政府干预措施，而为了给罗斯福的政策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而这本书就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开端，也成为了宏观经济学建立的奠基。凯恩斯运用总量分析的方式，从整个经济总量出发，而发展成为了一种宏观经济学。 

二、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建立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滞胀”现象，然而这种经济现象在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情况下并不能够缓解，反而引起了其他的危机。因此，反凯恩斯潮流开始泛滥，并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流派，分别为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强调利用理性预期来调整宏观经济学，并积极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 

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解释自身的经济理论中，凸显出了一个矛盾。对于微观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之中，有多数人的经济行为形成的宏观经济主体却并不追求利益最大化，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在成为总体之后就并不理性了。這个矛盾反映在了凯恩斯的整个理论当中，但凯恩斯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和研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要针对这个矛盾发难凯恩斯主义，他们认为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总量分析只是基于对所有经济行为个体的总和分析，是需要符合单个经济行为个体的特性，因此需要拥有微观基础。之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们采用微观假设来构建宏观行为模式，将宏观经济现象赋予了微观基础，沟通这两者之间的就是理性预期。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微观主体的行为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微观主体通过预期调整来规避宏观经济政策的利益损害，从而提高改变自身的行为机制。而这种依据理性预期进行行为调整的方式会根据预期形成方式的不同，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同的影响，也会对政策效果造成相当的影响。通过理性预期的加入，就将微观主体与宏观变量之间搭建了桥梁，也构建了相互作用的机制，为宏观经济学加入了微观基础。 

三、对宏微观一体化趋势的思考 

由于凯恩斯主义在解释和解决“滞胀”的经济问题上表现乏力，一批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积极为凯恩斯主体寻求出路，由此新凯恩斯主义涌现。新凯恩斯主义在坚持原凯恩斯主义的三大基础（市场非出清、有效需求不足和宏观经济有效）上，不断借鉴和吸收其他学派的观点和想法包括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观点，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缺陷出发，通过构建复杂的模型理论，弥补凯恩斯主义的不足之处。也正是新凯恩斯学派学者的努力，开拓了现代经济学的新的方向，推动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体化的发展。在重塑凯恩斯主义上，新凯恩斯学者主要是从工资和价格刚性的主题上寻求突破，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合同的存在解释劳动力工资价格黏性，在产品市场上利用“菜单成本”和“调价不确定性”来解释产品价格的黏性等。在凯恩斯经典主题上寻求突破，使得凯恩斯主义得到发展，现代经济学也因此获得新的研究领域与观点。 

经济学作为一门需要指导实践的学科，需要拥有能够对现实客观经济现象解释能力，如果无法解释则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经济理论基础，对经济学的假设和研究变量做出调整，从而使得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经济学现象，而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理论能够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正如当前主流的经济学理论都是为了解决当时所发生的经济问题而做出的理论研究，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能够束之高阁，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只有能够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理论才具有指导作用。 

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完整的学科，不管研究对象是单个的微观主体，还是整个经济主体，都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因此，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并不能够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样容易缺乏完整性，也会导致经济学理论缺乏指导实践的基础。现阶段，西方经济学界流行将微观行为和微观假设应用到宏观问题分析当中，而只有利用单个微观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构建宏观总量关系，才能算得上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宏观经济学。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步建立，再加上博弈论在经济学之中的应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正朝着统一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高直.图像宏微观特征偏序结构一体化表示与相似性度量研究[D].燕山大学，2014. 

[2]韩璞庚，张正君.宏观与微观：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与绩效分析[J].求索，2002，（04）：19-22. 

第7篇：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区别范文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通过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同传统的国家统制职能必须由不同的职能机关诸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监督机关分别行使、实现一样,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作为因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国家职能,由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中国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作为部级事业单位,对金融资本市场进行独立监督、调控。不过,政府是法律授权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最重要的载体,政府依法行使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是国家通过法律授予其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具体表现,而且不再是行政式的管理,更多表现为一种监管、一种积极的引导。国家以法律授权的方式选择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是因为政府具有比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更明显的优势:一方面政府机关设置健全,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各种职能部门、机构能够有效地执行复杂的任务;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履盖面广、多层级的网络框架,对国民经济运行形成及时、有效的管理。同时,国家法律的执行素由行政机关来承担,对现实问题及时作出反应并不符合立法和司法的性质,因此,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以法律授权形式授权政府实现是一种必然选择。

    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来源于法律授权,这意味着政府实现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根据法律授权对市场经济运行生成的各种问题作出准确的回应并且提出解决方案,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其经济调节的职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定位和角色的转换,这是因为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使得政府习惯于以权力干预市场运行,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问题,由此可能导致政府在实现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存在严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而且政府内设机构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效率不高等问题也严重制约市场机制效能的发挥,妨碍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国家对市场的经济调节职能只能是法律的执行者,这种定位决定了政府必须完成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角色转换。

    法治原则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准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治理中的法治既区别于人治,也区别于法制。英国法学家洛克认为法治就是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法治的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因此,法治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的关键在于制约权力。同样,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机制,法的规定是社会管理的根据和手段,法的实现是社会管理的目标和要求。人治的本质是“贤人政治”,即依靠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国方略、方式,具有随意专横的性质,政以言兴,也以言废,人治以权力为核心,轻视法律。法制虽然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泛指国家法律的体系、体制与架构的整体,法制既可能是约束权力的法治之下的法制,也可能是为权力控制的人治之下的法制,但法治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权威,任何人均必须遵守法律、服从法律;而且法治约束权力,尤其是对公共权力或者国家权力的约束,一切权力都必须服从法律,在法律之内活动。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是因应市场经济而生的新型国家职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既反对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又需要权力纠正市场机制的外部性缺陷,需要政府运用权力纠正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对权力的两面性决定了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须严格依法处理市场问题。

    法治原则要求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有所作为。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是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因素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自行调节经济运行的有机统一的系统,由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以及竞争机制构成,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唯利性和滞后性特点,由于市场本身存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以及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充分等市场障碍或市场缺陷,市场失灵成为市场机制不可克服的矛盾。

    市场机制的内生性缺陷会直接导致资源配置失调、供求失衡、分配不均以及市场垄断等问题,进而扭曲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因此,微观领域的无序竞争和宏观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需要国家调节机制,即运用公权力,由“政府约束和指导”市场,调节宏观经济活动和规制、监管微观市场主体行为,限制“经济力量的自由运用”。

    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限制

    政府调节或干预市场必须依法办事,这是法治经济的应有之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最根本的任务是制度供给,通过制定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和市场运行法律规则,确立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规范,达成公开、公正、平等、有序、自由的竞争秩序。政府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来源于法律授权,其行使也必然受到法律的限制。

    (一)政府经济调节的理念限制

    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共同构成市场经济整体,微观经济涉及市场参加者及其经济行为,宏观经济则以国民经济运行为对象,表现为经济总量关系,主要是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重要指标。宏观经济由不同的微观经济组成,微观经济运行受宏观经济指导。无论是宏观经济领域还是微观经济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调节都会因市场固有的缺陷导致运行偏差,解决和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问题、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则是政府经济调节职能的根本任务。从理论上看,政府依法调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分别采用“规制”和“调控”的不同思路和理念。

    规制即规范、制约,是规定、制度的动态表现。简言之,规制就是以法律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制度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这是一个具体化、范畴化、目的化的动作概念。微观规制就是政府依法对参与市场运行的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干预。对于微观市场而言,只有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和规范,才能克服不同市场主体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多元利益与市场秩序的冲突,才能建立一个统一行为规则、统一评判标准的平等、公平、公正、开放、自由的市场。因此,政府对微观市场采用“规制”的干预理念是对微观市场结构、特征理性分析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弥补和治理市场机制缺陷,规范和矫正市场活动、净化市场环境、确保市场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行。微观规制通过对市场主体准入、退出、行为和市场秩序维持的规范,实现政府与市场运行的最直接的接触。

    调控即调节、控制,是一种综合化、系统化和间接化的行为方式。宏观调控是政府为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对宏观经济运行所为的经济总量调节和控制。政府对宏观经济领域采用调控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对宏观经济利益主体多元而复杂、对象广泛全面而又不确定、内容抽象而又不断变动等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了国家作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安全的公共利益代表者的高度责任心,也体现了政府在驾驭市场全局性问题上的独特优势和能力。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依据法律和政策,运用计划、财政、货币和产业等调节工具,平衡经济波动和促进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政府对市场调节采取不同的“规制”和“调控”理念,在根本上是由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所存在的质的差异性决定的。政府为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在微观经济领域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直接禁止或强制要求市场主体行为,因此,规制是国家强权力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对清除市场机制的“毒瘤”、“赘肉”具有“速效”、“强硬”的功能,留给市场主体选择的余地较小;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却只能以间接的倡导、鼓励和利益诱导等方式,引导和促进各种利益主体的市场主体行为,达成实现整体经济战略、控制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目的,调控的特质决定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柔性属性。

    (二)政府经济调节的权力限制

    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在于市场需要,但政府干预同样面临失灵的危险。古典政治学家从政府的本质出发普遍认为政府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人们通过一定的契约关系建立公共组织管理社会,并认为政府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因此,政府是社会性的,没有自己的利益。但现代经济学家从“经济人”概念出发,把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体看待,认为最大化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是政府的基本属性。不仅构成政府的官员有自己的私利,而且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政府自利性弱化了政府的自我控制能力,政府在自利性驱使下的非理性行为最终导致产生政府失灵的危险。这是因为政府权力不仅仅是一种能量,而且也是一种动量,富有扩张性、侵略性和进犯性。

    政府依法获得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由此政府也承担了法律设定的积极作为和有效作为的义务。与权力是一种强势的政治资源截然相反,义务是一种负荷、一种负担,义务的先天特质具有劳务性、公务性和服务性,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压力。权力与义务的各自特质决定了政府的选择偏好。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政府及其公职人员面对权力与义务的选择,最优的理性行为是努力实现自身公共权力的最大化,同时尽力将其依法承担的公共义务最小化,即尽可能逃避或推卸公共义务。政府及其官员对公共权力与义务的不同偏好决定了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然存在缺位、越位或错位的现象①,“法律、习惯、传统、道德教育这些设计出来和演化形成以限制或控制这些短期私利的做法”。

    为克服政府失灵,防止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肆意干预市场或者怠于履行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职责,必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权与微观规制权的法律限制。从经济法实践看,授权本身即构成政府权力的法律限制,因为在法治时代政府活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基础,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政府均不得作为。经济法在授权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行使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的同时,也明确设定政府的法律义务,明确政府权力行使的条件、程序和方式、方法。以《价格法》为例,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规制大多属于常规性规制,但《价格法》第30条至第32条对政府非常规的市场价格干预设置了相应的条件,即当重要商品或服务价格显着上涨或者有可能显着上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国务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或者部分区域内采取临时集中定价权限、部分或全面冻结价格的措施;在据以实行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情形消除后,应当及时解除干预措施、紧急措施。《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职责、认定标准、调查程序、调查措施、法律责任进行了严格的法律限制。

第8篇：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区别范文

宏观调控十分必要

深入认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需要分析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政府干预是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的，它主要包括微观规制、宏观调控和制度建设三项内容。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政府干预更具有特殊必要性。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经济的任务迫切而繁重。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的经济较大波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这决定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必须发挥更积极、更主动的作用。第二，我国是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体制转轨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虽已建立，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尤其需要密切关注和及时化解。这决定了我国政府承担的职能远比发达国家政府更为广泛而复杂。第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基本功能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保障全体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决定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必然是多重的，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得更加丰富。

宏观调控成效明显

*年，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这一轮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的根本保障。总体来看，本轮宏观调控的成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年以来，在过高的投资增速有所抑制和国内消费需求逐步增强的基础上，GDP年增长率连续保持在10％及以上，年度间增幅波动不超过1个百分点，没有出现大的起落。这样的经济增长局面，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首次，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与上世纪几次宏观调控相比较，此次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以前几次宏观调控的背景，基本上与当时的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过高密切相关。这一轮调控不仅与投资需求过高相关，而且与出口需求较高相关。受国际因素复杂性、不确定性的制约，宏观调控的难度明显增大。宏观调控着力于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货币信贷投放增加过快、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不平衡以及房价上涨过快等突出问题。政策措施主要是，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提高市场准入门槛，适时调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完善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年以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多次及时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取消或降低部分“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实践表明，这些措施产生了明显效果。

在调控总量的同时，注重加强结构调整的力度，将短期稳定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这一轮宏观调控从加强农业基础入手，从制度上、政策上和投入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实现了粮食连年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农业生产的加强，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民经济的其他薄弱环节也在这几年得到加强，煤电油运等以往的瓶颈制约得到明显改善。我们在这几年宏观调控实践中形成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刹车”的做法和“从实际出发，注重效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稳定”的原则，不仅保证了本轮宏观调控的成效，而且丰富了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为今后的宏观调控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调控经济的同时，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改善民生，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运行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宏观调控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条件；改革开放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为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产生积极效果提供了必要保证。这几年，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国力明显增强，为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物质条件。财政对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就业状况有所改善，居民收入持续较大幅度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发展，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改善，促进了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和内容，不仅丰富了宏观调控手段、扩大了宏观调控成效，而且使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重要转变。

本轮宏观调控的成效，还体现在调控经验的丰富和对宏观调控认识的提高方面。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多重的，要兼顾稳定与增长、发展与改革等多方面的综合效应。调控手段主要是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发挥各种政策的组合效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的经济较大波动。特别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改革攻坚的过程中，更需要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使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本领。实践表明，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健全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统一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

进一步深化对宏观调控的认识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宏观调控的任务愈益繁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必要讨论两个关于宏观调控的认识问题。

关于如何看待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有些人认为我们在宏观调控中过多地使用了行政手段，而市场手段使用力度不足。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首先，必要的行政手段本身就是宏观调控的工具之一。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有市场运行主体的行为都必须遵从市场经济规则。这些市场经济规则表现为法律、政府法令法规、同业准则规定等形式。政府管理监督市场运行主体遵从这些法律法规的过程本身就必须权威性地运用行政力量。政府根据需要制定的相关宏观调控政策的推行也需要行政权威，特别是在调控对象不愿意认真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时，更需要政府以行政方式推行政策。此外，处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相关问题也需要政府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使用行政手段。因此可以说，政府在经济管理与调控市场时使用行政手段并非人们的主观偏好，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客观要求。

其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主要表现在：我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生产力水平低，同时产业结构落后，增长方式粗放，科学技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的状况还十分明显；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仍然落后，属于中下等收入水平国家。这些特点决定了：一方面，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协调快速发展，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而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主要是：第一，我国宏观调控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微观经济主体对一些宏观政策变化不敏感。例如，企业对资金价格变化反应不灵敏，影响了利率等金融调控手段的效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不少重要资源能源的价格长期低估，企业缺乏节约的动力和积极性，必然影响节能减排措施的落实。第二，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划分不清晰，政绩考核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未理顺，有些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不积极、不到位，在控制投资、调控房价、节能降耗、治理污染等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上头热，下头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第三，各地发展不平衡，发展状况差别较大，宏观调控必须统筹兼顾，有保有压，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第四，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外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增强。而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经验和能力都不如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应对。这并不是过多地使用了行政手段。

再次，评价市场手段使用的力度，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持续增大和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越来越突出，外部影响越来越大，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市场手段的使用越来越需要兼顾宏观经济运行的各个不同方面。除非受到强烈的冲击，在多数情况下，及时适度的微调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第二，现代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在某些场合，纯粹的市场手段无法实现所有目标。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即一个经济体中，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往往难以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选择实现其中两个目标，而放弃第三个目标。事实上，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在面对“三元悖论”情况时，也只能选择其中对自己较为有利的两个目标。在目前条件下，市场化的货币政策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必须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使用市场化手段并辅之以数量控制等行政手段，才能取得较好效果。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针对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提出来的。要做到既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又加强对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同时能够应对外部环境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就必须综合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关于如何看待宏观调控的效果。正确评价宏观调控效果，需要分析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的内涵。

前面已经提到，政府干预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微观规制、宏观调控、制度建设。微观规制主要适用于局部、行业、部门、企业乃至个体，主要针对如环境的使用和补偿这样的经济外部性问题以及自然垄断行业等方面的问题。微观规制的目标是使局部、行业、部门、企业、个体的行为遵循国家的法律、条例、规定，符合国家总体利益。宏观调控主要针对总体的、全局的问题，特别是短期内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或不均衡问题。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有限的，即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保障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其目的是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的协调，并要兼顾短期经济增长与国家长期战略目标的一致。而制度建设则主要针对长期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等问题。我国制度建设的目标是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制度建设存在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关系。宏观调控为微观规制、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经济大环境，宏观调控的效果又在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中，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落实中得到增强。

第9篇：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区别范文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