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哲学基本问题精选(九篇)

第1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一、哲学课重在“思”

哲学本来就是一门训练人的理论思维和直觉能力的学问，我们学习和钻研哲学的初衷就是要找到一种活的方法论。第一章哲学总论部分用了将近40页的文字，分了四小节在讲哲学，但最终没有明确给出哲学的内涵。“哲学是什么”这一提问，足以显示出哲学之作为一个概念、一门学问、一种学科的复杂性和饶有趣味性。曾志老师说，对于这一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而无论哪一种回答，又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因此，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具有永恒的魅力。对于哲学，可以说，不同的人，不同年龄、不同生活阅历、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甚至有很多共同点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对哲学的认识和理解都会有些不同，所以，不能把哲学知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地照搬给学生。成功的哲学教学应该是启迪学生思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话用在学习哲学上比较合适。哲学教学的关键就是要引导学生入门，至于学生能学多少，能想多深，能钻研多远，不是教师力所能及的。如果教哲学生搬硬套，让学生死记硬背，那就完全违背了学习哲学的初衷，哲学课的教学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哲学方法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人而异的，学习哲学不是要束缚人的手脚，而是让人们学会思考。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人类基于自身需要而进行的思想性探索活动，只有思考，才使哲学具有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和活力。康德说，人类理性有一种嗜好，即喜欢建造，它一次次地把一座塔建成，又一次次地把这座塔拆掉，而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看看地基的情况。哲学性问题以思想性问题的形式出现，思想性问题表达的是人类面对自身存在问题时的思想性境遇。思想性问题无所谓答案或技术上的求解，它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的思想的一种矛盾性运行方式。成功的哲学课，就是要让学生寻找思想或观念的更深层次的内涵，使学生的思想逐渐变得更理性、更知性。因此说，哲学课重在“思”。

二、自主学习更有利于“思”

近年来，电大远程开放教育在办学规模、教学管理和教学手段、网络资源建设和信息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教师的教育理念也在逐步更新，但从试点学校的办学实践来看，仍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自主学习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例如，部分学生对开放教育认识不清，对网上教学茫然不知所措;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不强，还严重依赖任课教师，不能充分利用多种媒体资源;对互动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向教师提问，不主动与教师沟通，缺乏网上学习参与意识;学习态度不端正，厌学、弃学、作弊现象时有发生。哲学课作为公共基础课，学生对其重视程度尤为不足。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教师首先必须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外在的条件再优越，也只有通过内因才能真正起作用。学生自己不主动、不配合，再全能的老师、再丰富的资源，也难以发挥其有效作用。哲学课程的特点更适于自主学习，自主学习更有利于“思”。安静的学习环境，独立的思考空间，使人的思想能够净化，能够升华。除了学习、领会和思考，学习哲学几乎没有其他捷径。开放教育模式下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强调正顺应了哲学学习的这一特点。教师不再以讲授为主，主要是起“导学”作用，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和中心。思想的探讨是永无止境的，没有任何东西，从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到一个人的强烈信念，甚至一个人内心珍视的感情或意见，能有免予提问的特权，因而哲学性问题也不可能有所谓一劳永逸的证明或结局，哲学给学习者提供了无限的思考空间。思考问题是不赞成被打扰的，哲学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涉及到人类思想矛盾本性的、以否定性为特征但又以肯定性为目的的非经验性的思想陈述的问题，需要学习者潜心体会、深层挖掘，只有自主学习才能使这样的思考成为可能。学习哲学有时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学习哲学的意义也不能一概而论。以学生为主导的自主学习模式就是要给学生更多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空间，哲学可能比其他课程更需要自我空间。(一)教师应从培养兴趣着手，引发学生思考从逻辑上说，哲学是起源于人类对宇宙或人生方面那些根本性问题的好奇与沉思，因此，哲学的学习也应从兴趣着手。乍一接触哲学，其理论的抽象性深不可测，会使人退避三舍，但对宇宙和人生的好奇和感慨以及哲学应有的实践效用又对人充满了诱惑。为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从教学开始，我并没有提及多数人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充分发挥网络资源的优势，以哲人小传的形式串讲了哲学的发展史，使学生大开眼界，了解到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哲学还有大量丰富的文化信息;其次用哲理幽默等网上资源开启学生智慧的心灵，使学生意识到哲学并不仅仅是枯燥单调的理论抽象，哲学语言和哲学思维更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具体到一些问题，何为善?何为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怎样的社会才是公正的和正义的?等等，对类似哲学问题的探讨，即将哲学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理论流派。哲学是关于思想概念的意义分析，是对支配我们思想和活动的那些至关重要的基本概念或观念的逻辑澄清或阐明。哲学的价值主要不是表现为直接的、经验的和功利的价值，而是表现为抽象的、分析的、超功利的和理想化的价值。哲学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有时会引发思想领域中一场深刻的革命，从而导致一个世代的变革，没人能否认哲学对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然而，一个人哲学素养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有了兴趣，才能有学习的动力，才会在学习中寻找体会和感觉，才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哲学所特有的严格的思维训练，才能学会独立思考。从培养兴趣着手，引发学生思考，是教学的首要任务。(二)教师应把重点放在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上具备了自学的观念，还要具备自学的能力。学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自主学习，对今后不断地获取知识和提高自身素质将是非常有益的。针对开放教育办学的特点，在职学员占绝大多数，工学矛盾突出，个别学生的面授课时也难以保证。这就要求教师要在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方面下工夫，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任何年龄、任何职业，知识的获取都是无止境的，知识的提高也都是一个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过程。远程开放教育模式下的自主学习，就是要让学习者在教育者的指导下，依据一定的多媒体资源，通过多种途径，自主获取信息、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的过程。首先，教师在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学手段、改革教学模式的同时，要对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教育，要让学生真正认识开放教育的性质和学习哲学的特点，在学习观念上实行根本转变。其次，自主学习习惯和思维能力的培养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和配合。教师的作用是“导学”，而不是替代学生。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探讨问题和思考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学习条件，合理安排时间，预习、自学文字材料，要充分利用网上各种学习资源，及时完成作业，参加自我测试，检验自己的学习情况，找出难点，以便集中提问。教师要逐步培养和充分肯定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自主创新精神，鼓励学生登陆在线平台，对在平台上留言和提问的学生要给予及时答复，要及时批改学生的作业，使学生能尽快适应电大在线直至国家开放大学这种网上学习和网上交流的方式，逐步养成定期上网浏览教学资源和教师互动的好习惯，改变学生盲目学习的状态。学生只有乐于参与、主动学习，教师的教学才能真正有的放矢。提倡学生自主学习，并不是完全由学生自学，师生双向互动，缺一不可。当今网络时代，能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当我们遇到困惑而难以理解的哲学问题时，从网上看看各类知名人士或网友的提示，汲取有益的东西，或者也可以和同专业学员互相切磋，促进教与学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反馈。在远程开放教育条件下，教学服务功能得到了扩展，闭路电视系统、计算机网络等电教设施更加齐备，学生不进入课堂，也能观看电视直播、CAI课件，在家里使用音像教材，登陆互联网浏览，查阅有关教学资料和信息，参与网上答疑和讨论。当然，在所有这些可行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离不开思考，没有思考和自我消化的学习，完全照搬照抄别人和书本的知识和记录，那也就违背了学习哲学的初衷。除此之外，教师还应该多给学生补充阅读材料和视听材料，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三、在“思”中学、在学中“思”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与学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哲学课的教学和学习也是处在在“思”中学、在学中“思”的循环往复中。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知识的升华和思想的提升也正是这样不断提高的。首先，学生在进入哲学课的正常学习之前，教师先要引导学生了解所学专业、课程的特点、了解该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进程，学生要在教师指导下，自主灵活地选择每一阶段的学习重点，先要从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入手，边学习边思考。其次，教师要帮助学生调整学习策略，及时获得学习支持服务。学生要想轻松进入网上学习，就要掌握计算机的基本组成，掌握计算机文字处理和网络学习的基本方法，学会运用电脑网络等多种媒体和教学信息进行自主学习。学生还可使用E－mail和qq与老师交流，通过电话答疑、收听广播电视、参与小组讨论等多种学习形式来解决自学中遇到的问题。经过一两个哲学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之后，多数成人学生就会有所入门，会逐步感受到学习哲学的思维逻辑的与众不同。一旦学生对该门课程有了兴趣，他就会不自觉地有所思想，这就增加了自主学习的兴趣。远程开放教育，普遍采用先进的网络技术，为学生选择专业、教师、课程和自学方式提供了多种可能和条件，也比传统的课堂教学增加了许多趣味。针对这一状况，在教学实践中，要以资源的趣味性吸引学生，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引导学生，以丰富的网络资源和诸多古今中外的事例启发学生，鼓励他们上网、看书、思考，并通过难易适中、搭配得当的练习促使学生思考。哲学作为知识和思想分析的专门学问，其间充满了辩驳与论证，是需要通过语词来表达的。哲学期末试题更注重简答和论述，注重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发挥能力，在习题训练中也多以简答、判断分析和论述为主，使学生能充分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答案不拘一格。通过几年的实践教学，我能逐步感受到学生渴求知识的热情，希望通过哲学的学习，学生能扩大自己思考的范围，有意识地运用已经学会的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为保证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建立学生个人档案，详细记载学生个人上网信息，督促学生参加面授，统计学生电话、邮件交流次数，通过多种形式记录学生学习信息。根据教学计划规定的培养目标要求，教师应多利用学校提供的文字教材、音像教材、CAI课件等多种媒体教学资源，鼓励学员积极参与面授辅导、网络教学辅导、网上讨论，通过电子信箱、电话、双向视频系统和收看电视直播课堂等手段开展个体化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完成作业。从思想的渊源来说，哲学是无价之宝。哲学的学习不会在短期内就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我们可以夸张地说，学习哲学亦或许是锻炼思维和提升智商的良好手段，当然这种学习不是机械地学，而是要带着思考学，带着问题学，是要在“思”中学、在学中“思”。

作者:马志伟 单位: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大学

［参考文献］

［1］丁振国，刘海霞．以学习者为中心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J］．职业教育研究，2005，(2)．

［2］何新．哲学思考［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

［3］曾志．西方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第2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实践思维方式； 唯物论； 辩证法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传统哲学主要从两方面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解读，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即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亦即人的思维能否认识以及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关于这两方面回答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观点和流派。近代唯物主义承认物质是世界本原，但都具有各自的局限。直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才科学地合理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特别是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实践观点在解读哲学基本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只有从读践观点、从实践思维方式出发，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解理解哲学基本问的意义，才能够领会马克思哲学对西方哲学真正地历史性变革。

一、对“思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实践视阈解读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哲学史做了著名的总结，他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恩格斯对哲学史上出现的问题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总结，这一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流派必须回答且不可回避的问题，任一哲学流派都或明或隐的回答这一问题。

哲学史上流行过不同形态的唯物主义，都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进行不同方面的解读，有其重要意义，但他们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他们只是探讨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以及是否具有同一性，但却没有更深入地探讨何为“思维”、何为“存在”，进而科学地去研究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应当要特别注意“思维”和“存在”这两个关键范畴，“‘存在’这个范畴不等同于‘物质’，他不仅包括‘物质’的存在，也包括精神的‘存在’。用近代哲学的方式说，‘存在’不仅是‘意识外的存在’而且也是‘意识界的存在’。”诚如孙正聿先生所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至少就应当包括‘精神和物质（意识外的存在）’的关系，也包括‘精神和精神（意识界的存在）’的关系”②。如此观之，“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不论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还是“精神和精神的关系”，都离不开“精神”、“思维”这组重要范畴。“思维”这个范畴在这里不是独立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思维，亦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在人类的特有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类“思维”，其包括意识的内容与形式。因此，提到“思维”就不得不提到它产生的基础――实践，不得不提到思维的主体、实践的主体――人。探讨哲学基本问题也就变成了、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与存在的关系，若撇开人和人的实践，而单独空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无异于闭门造车。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的思维同存在的关系问题。关于何者为本原，显然作为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物质的先在性，承认物质是世界的本源，思维来源于物质；这里的存在不仅指自然界的先在性，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客观性，是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物质；同时“存在”也包括作为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意识或精神，这里的思维与精神亦是精神与精神的关系并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指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既包括精神不同形式间的继承性问题也包括精神不同形式的相互作用问题。

关于思维与物质是否具有同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认为实践是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认识的本质就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不论从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意识的内容、还是意识的形式，都具备反应存在的可能性，思维作为意识范畴的一种形式。因此，思维与存在具有着同一性，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思维能够正确地认识并反映着客观的存在。由此观之，要想科学地、合理地理解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真正内涵就有必要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中去。所以，探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一定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出发，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视角，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本质，才能够理解实践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观点在传统哲学中的巨大地变革作用。

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解读哲学基本问题的合理性

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之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总结、批判，指出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现实的实践。马克思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③这就言简意赅的标明，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所倡导和主张的，就是一种“从实践理解相关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简称：实践的思维方式或实践思维方式）④。并在该提纲中确立了从实践观点出发，去思考哲学问题的思路即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法。从实践观点出发思考哲学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思维产生于实践、人产生于实践、社会产生于实践以及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分、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区分依据也来源于实践。

因此，人若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就必须从实践观点出发，也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去思考，从而为哲学问题的思考提供新的思维切入点和思维视角。人是实践的人，人观察任何问题都不免打上人的烙印、带有人的特色，实践是人类社会解读人类社会自身以及人类社会以外的问题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没有实践将没有现实的人，更没有没有现实人的思维、意识，没有人的认识活动。从实践观点出发思考哲学问题、运用实践思维方式解读哲学问题并不是否定自然界的先在性，而是在承认自然界先在的基础上，从人的“类”特性、从人的本身――实践本身出发去理解自然、社会、思维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符合人类自身的认识特点和认识规律。

三、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实践解读

历史上不同形态的唯物主义对本体论有着不同的解读观点，自然存在着不同的思考方式。古代朴素的唯物论以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为代表，古代朴素唯物论者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思考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们把一种或几种具体物质当作世界的本原，用一种或几种物质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构成。

近代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以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法国唯物主义为代表，代表人物有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他们吸收自然科学发展的优秀成果，认为世界是由原子或其他元素构成，较古代的朴素唯物论认识得更加深入、有很大的进步。近代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属于唯物论但是他无法理解人类社会的客观性问题，特别是一旦进入到历史领域就会陷入唯心论，不能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特殊和一般的辩证统一问题。

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科学地合理地解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真正地理解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主张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中的“思维”和“存在”以及“二者的关系”必须要从实践出发去理解，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去理解。

马克思总结以往唯物主义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⑤同样，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亦是如此，亦应从实践入手――按照实践思维方式去思考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二者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这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存在包括自然、社会、人的意识的存在。诚如黄楠森先生所言：“实践的作用是很伟大的，没有实践就没有人，没有人类社会，没有今天由实践人化了的地球，但实践的作用现在就到此止步了，地球以外的世界，实践对之无能为力，即便对最邻近的月球，人类也只不过是留下了一些脚印而已。”⑥着实如此，没有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更没有超越物质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不否认自然界对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先在性，人类需要的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必然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个人主观所能臆造得到的，只有先在地自然界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形成为我而存在的关系。

人的实践，使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现实与理想、本然与应然达到对立与统一，有实践才会有人、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的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承认自然界的先在，但不同于朴素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它从实践的观点出发认为自然与社会是一个同步生成的矛盾过程。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矛盾的，产生于人的实践的人的思维与意识同样具有矛盾性，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分为自在世界与人类世界，人类思维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方式思考哲学本体论问题，就是按照思维的本性去思考本体论的问题，作为意识之一的思维在本质上产生于实践，受现实的、感性的实践的制约，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像。思维在理解本体论问题上亦受实践的制约，不可能绝对地超越实践。“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地解决。”⑧所以，凡是脱离于实践的理论都是抽象的，特别是脱离于实践的自然便是抽象的自然；脱离于实践的本体论是抽象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方式思考的本体论不否定自然的先在性，而是更侧重于去改变世界。超越于实践的本体论的研究对我们来说也是无。

四、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出发对辩证法的实践解读

要回答究竟什么是辩证法，必须要回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中来。“思维”终究是人的思维，不是脱离于人的思维，“存在”是为我而存在的存在，与人无涉的存在超越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是非现实的感性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能够作答的基础就是实践，思维来源于实践，存在也要在人的实践中被人类逐渐认识。对辩证法的认识亦是，亦要回到实践中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他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⑨马克思论述辩证法的这段话中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并不是谈论谈辩证法是什么而是说辩证法是对……的理解，如“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他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所谈的“辩证法”是对一般事物的本质的看法、本质方面的理解。理解一个事物的过程也是认识一个事物的过程，若要认识一个事物就必然存在认识的主体――人，认识的客体，认识的活动――实践。而认识的本质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能动的反映。所以，若要谈论辩证法就离不开实践，如若离开实践便无从对周围事物进行理解。

传统教科书对辩证法的理解认为，辩证法就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科、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科。其实，恩格斯早就否定过这中关于辩证法的理解，他说：“……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⑩“辩证法”本身并不是关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规律的学说，就更谈不上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科了。恩格斯在这里同马克思一致，认为辩证法是在实践基础上，思想对事物的本质的理解。

“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是一对相对的哲学范畴，对辩证法的哲学界定，也可以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中加以把握。如肖前先生主编的传统教科书认为，辩证法是关于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学科，有反应自然规律的客观辩证法、有反映人头脑中主观规律的主观辩证法、有反应人的实践规律的实践辩证法。那么我们可以从相反方向诘问：自然界是否存在形而上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自然界确实有它起作用的规律，自然规律是客观的，如其本来面目，自然而然并不存在矛盾，自然也并不存在着形而上学，矛盾是因人类认识世界而具有，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种特有的认知概念范畴，自然本来就是他所显现的那个样子，不因人类的作用而改变其规律性，人们所改变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方式而已。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并非在人类社会之外实乃在人类社会之中。所以，自然界无形而上学，又何谈他有概括其全部规律的客观辩证法呢？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在人头脑中的主观映像，传统教科书认为主观辩证法是人类认识运动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以概念作为细胞的思维运动的发展规律。可主观辩证法也存在它的问题，它只是研究关于思维的运动规律，无异于心理学，毋宁说辩证法就是心理学了，但是它却没有说出主观辩证法产生的原因及其根源。传统教科书认为实践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客观辩证法是统一的，实践辩证法包含体现着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因为只有在实践中主客观世界才可以相互转化、进行双重对象化活动。但是，实践辩证法并不是研究主客体本身以及主客体之间联系的纽带――实践的关系。因此，实践辩证法不具有概括性。

那么，究竟什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呢？不是传统教科书中所提倡的关于主观辩证法、客观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不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科，诚如倪志安先生所言：“从统一中把握对立和从对立中把握统一才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B11。注意这里的从字，是“从统一中把握对立”和“从对立中把握统一”，辩证法被倪先生理解为是一种，在实践基础上的思考方式和思维方法，而“从统一中把握对立和从对立中把握统一”的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范畴所具有的特殊的理论品质。人是实践着的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正因为有实践才会有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现实与理想、本然与应然的对立与统一，人本身就是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他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所以理解辩证法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出发去思考自然、社会、思维，以及按照实践规律去构建自然、社会、思维规律的共同规律的集合。因此，说辩证法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观规律与客观规律的辩证统一。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出发去思考、按照实践思维方式去思考，才能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统一，才能真正地理解辩证法的本质。（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4]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论证，请参见倪志安：《论马克思新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01）

[5]黄楠森.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02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倪志安，对唯物辩证法实质的新思考[M].哲学动态，1987年第4期

注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② 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④ 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论证，请参见倪志安：《论马克思新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01）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⑥ 黄楠森，《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02）

⑦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第3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意义；方法

《费尔巴哈论》一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1886年写成的。书中恩格斯从对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考察开始，到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他的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清晰的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一次对自己的理论来源及其所作的科学阐发。《费尔巴哈论》以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确立了划分哲学派别的标准；并将哲学基本问题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深刻的批判了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一、关于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的意义

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正如在细读《费尔巴哈论》之后，我们会知道，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首次提出并论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马克思整个学说中占居核心位置，而且在人类思想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但书中的观点依然闪烁着理论的光辉，重温这部不朽的著作对今人多有启迪，回溯这些光辉的思想，对今天的生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有助于理解哲学原理的真谛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解，往往存在不少偏差，其主要原因是常常对马克思主义原著断章取义，或者是没有认真研读原著，从而以误传误。因此要理解哲学原理的真谛，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例如，我国理论界对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解释和理解，就是极其简单和初浅的，以致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伟大理论和思想光辉误读并误传，弄得面目全非。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问题，而是旧时代思想家或哲学家已经屡次提出的命题，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更是十分关注这一命题。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通过对旧时代哲学基本问题的批判，充分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根本观点，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恩格斯与全部旧哲学的界限，体现了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为准确把握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费尔巴哈论》。

（二）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有助于推动哲学史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哲学史上的浓墨重彩，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的研读是世界哲学史发展不可或缺的。研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弄清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真谛，在哲学史研究中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厘清了整个哲学史的逻辑线索。虽然哲学史上各种流派林立，哲学观点繁多，但是纵观他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回答，却只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了两个基本哲学派别。凡是认为精神是本原的，精神对自然界起决定作用，进而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哲学学派。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即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对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问题的回答，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对几千年来的哲学史进行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对哲学史的认识是混乱的。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成为了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根本前提，由此对人类思想史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概括。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不仅适用于近代，同样适用于古代，甚至是中国古代哲学。所以，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铸就了哲学发展史的轴心，为哲学发展规律的揭示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三）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体现了哲学的本质属性，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一切实践工作中的基本问题。首先，在一切实际工作中都存在出发点的问题。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我们知道，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唯物主义哲学路线，否则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泥潭。其次，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可知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复杂，通过努力人们总是可以逐步形成对它的正确认识，而正确的认识客观世界又是正确改造世界的基本前提。所以，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逐步认识和掌握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才能使得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取得胜利和成功。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实际总结革命和建设经验，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带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理论，它经受住了国内外的考验，显现了强大的生命力，是对马克思哲学基本问题的正确回答。

二、关于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的方法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必须注重方法，既要全面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又要抓住重点，还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

（一）要尊重原文地研读

恩格斯在指导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很重视研读的方法。他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材料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恩格斯还说，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在阅读时，不要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恩格斯的这些忠告是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秘诀，也是我们研究他的哲学基本问题这个命题的秘诀。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是指他们本人的著作、包括书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同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创作者，所以，在研读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这一命题时，首先应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精神实质。

（二）要把握整体地研读

读马克思主义原著，首先要从整本书的精神、思路去读、去了解、去体会各章各节的意思，“以马克思、恩格斯解马克思、恩格斯”。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总的思想去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每段话，才可能少点脱离原义的解释，千万不要断章取义。

研读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同样应当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而不应孤立地只研究个别著作。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命题不是孤立的。虽然它是恩格斯在1886年提出的，但是这一命题所表达的思想，同其他思想一样，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1845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萌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作了第一次的阐述，之后，在《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有过较为丰富的阐述，有关其他著作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也有不少阐述，但《费尔巴哈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最为成熟。因此，我们在研读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应进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广阔领域，作系统的研究。

（三）要抓住重点地研读

研读马克思主义名著不仅要把握整体，而且要抓住重点，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在全面系统的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应该进一步仔细研读《费尔巴哈论》，全面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抓住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实质。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第二章开篇即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以述为作的命题。恩格斯引述前人的思想观点，全部哲学家都在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此处恩格斯只是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在哲学史上存在过，特别是在近代最为突出。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恩格斯阐述了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世界的起源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谁是本原，谁是派生的问题，这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的认识关系问题，即思维能不能正确地反映外部世界，这个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不是最高问题，不是划分哲学派别的依据。

从这两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第一，“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谁是本原，谁是派生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识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将全部哲学分为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为我们坚持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第二，思维能不能正确地反映外部世界的问题，为我们正确反映、认识客观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批判那些认为思维与存在不具有同一性、思维不能正确反映存在的不可知论提供理论武器。

（四）要联系实际地研读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点就是实践性，在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时，我们也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在研读《费尔巴哈论》，探究哲学基本问题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我们实践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问题。哲学为我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我们主观上对世界的认识，实质是为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能否正确地认识世界、有效地改造世界，关键在于是否正确处理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从实际出发，使主观思维符合客观存在，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使主客观相分离，是实践是否能取得成功的关键。我们要取得成功，就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符合客观，遵循马克思给人类留下的这一思想精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2]聂耀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导读》，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3]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4]杨世宏《试析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的哲学史方法论意义》《济宁师专学报》1996年3月第1期

[5]郑守林《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阐述的本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0月第4期

第4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假如有一种外星人来到地球，我们打算让他们弄懂地球上的文明，外星人大概很快就理解了科学，即使外星人的脑子天生长得跟电脑一样，以至于没有算术这回事儿，经我们解释，也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愚蠢到”需要算术。但是假如外星人过着与我们非常不同的生活，他们就会有一些东西比较难以理解，比如艺术，也许外星人生活中根本没有艺术这回事儿，我们就可能会讲解艺术是如何重要，如何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幸福。结果，外星人好象懂了，可能就会得出结论说，艺术给人类带来心理上的快乐，就像体育带来生理上的快乐。当然我们觉得这不准确（但也犯不着跟外星人计较）。假如外星人经过更仔细的科学研究，可能会得出更加恰当的结论，但我们仍然会觉得不准确。哲学则可能属于外星人完全难以理解的东西，尽管哲学外表上有些像是知识，但毕竟并不是一种科学或者科学所能够表达的知识，如果给外星人读我们的哲学，在外星人听起来恐怕和写得不太好的宣传材料或者散文杂感差不多，肯定不能理解对于我们来说哲学为什么很重要。假装是个外星人，放弃我们通常的各种信念去观察人类的文明会有一些奇妙的发现，或者装得特别傻，好象不知道各种通常的信念去观察文明，就会发现许多好象理所当然的东西并非那么理所当然。

我们习惯了许多观念，仅仅因为习惯，就会以为那些观念是重要的。我们习惯了哲学是一门“学问”，有一大堆文献和大学使我们习惯于哲学是一门“学问”，因此我们就觉得哲学是学问。不过外星人恐怕不会这样想，在外星人看来，哲学很可能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些废话和胡话，至多是一些冒充知识的信念，而且往往说不清是什么意思。

不妨想想哲学试图表达什么。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往往是一些不寻常的术语，至少是一些另外有着不寻常意义的语词，就是说，我们平时不用或者不那样用，那些不寻常的术语以及相应的不寻常的表达方式似乎表达着一个与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不同的世界。还可以发现，哲学的术语和表达方式甚至构成了一种日常语言所不能转述的话语系统，如果我们想要说清楚像“超验”、“先验综合”、“本质”、“现象”、“自我”、“对象”等等以及其多无比的各种哲学意义上的“主义”，就不得不在哲学里用其他一些可能更加难以理解的哲学术语去解释它们，结果只是“好象清楚”，何况如果考虑到这种“好象清楚”仅仅是在哲学语言内部的情况，就完全不好意思说是清楚的了。作为一个职业哲学家，我本人就不好意思说我能够把哲学术语都说得清清楚楚。

哲学说不清哲学的话语是什么意思，这件事情本来没有什么光彩，可是哲学家往往以为说清楚那些哲学概念（其实总是越说越糊涂）是哲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哲学本来作为思想活动就变成了一种哲学语言内部的语言学活动，完全忘记了哲学应该去说清楚问题而不是哲学语词。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哲学变成了对哲学词汇的解释。这样哲学就有一点不务正业，搞得有一点像是一种特别的语言学，又有一点像是特别种类的文学，更糟糕的是，我们实在没有把握讲清楚哲学语言到底说了些什么，因此，即使可以把哲学看成是一种语言或文学的话，也是一种非常可疑的语言或文学。尽管哲学家在表达理论时好象一套一套的，看起来振振有辞，但是其实要制造这种“一套一套的”假象并不难，胡话也可以有一套一套的表达习惯。总之，哲学语言对于哲学家来说也是难懂的。我们指望外星人和外行人懂吗？

也许有人会说，科学概念往往也是很难懂的呀，也和日常语言很不一样。没错，是不一样，但是一个科学概念毕竟可以罗哩罗嗦地表达或解释为一段清清楚楚的日常语言（如果有必要的话），这意味着一个科学概念相当于一种确实的活动。而哲学概念却似乎对应着某种很虚的假设。或者说，我们把一些事情表达为“难懂的”科学概念是出于技术性的考虑（便于思考），而把一些事情表达为哲学概念则是因为那些事情不明不白。科学语言是一种确实有意义的浓缩，哲学语言则是一种有缺陷的表达。我们稀里糊涂地把一些稀里糊涂的事情搞成所谓哲学。当然，哲学肯定要面对一些稀里糊涂的事情，否则哲学就不算什么本事，但是以稀里糊涂的语言和思想方式去搞哲学，就一定不是本事。

可以想想，我们说话什么时候说到用哲学语言？不能说哲学语言完全没有用，但确实很少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说成哲学语言。当准备使用标准的哲学语言时，我可以问自己，我这是在说谁的事情？跟谁说？说的是哪里的东西？是不是在蒙骗自己？是不是在把没有的东西说成有的？也许哲学没有这么差，哲学还是试图说明真实的，但恐怕是以不真实的方式讨论了真实。

换个说法来说这种疑虑。在生活和思考中，我们什么时候才一定要想到哲学？我们是否在某种情况下就非进行哲学思考不可？显然，在试图利用自然时，我们必定会思考到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在试图建设和管理社会时就会产生政治、经济、法律之类问题，但是要说什么样的事情肯定会使我们想到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哲学（即我们一般认可的那种哲学）却有些难，就是说，只有进入某种心理状态和语言，而又把事情想得特别“深”、特别“远”，一直想到远离事实才有可能想出哲学。可是哲学的那种“深远”并不是思想不可或缺的一种逻辑层次。而且，即使人们想得深远时，也不一定想到的就是哲学，也许会想到它，也许不会，也许想到的是别的什么。事实上中国和印度人想到的是某种包含着人生感悟的自然信念；以色列人想到的是宗教；埃及人不知道想到的是什么；好象只有希腊人想到了哲学。哲学——我说的是我们通常认可的哲学类型——是“想得太多”或者“想得过份”的一种想法，如果不是进入“想得过分”的状态，我们就不可能想到哲学。

有些人偶然地想到了哲学，有些人喜欢那些过分的想法，许多人接着过分地想下去，就是这么一回事。人们有一种心理倾向，希望对世界一切事情能够有彻底的和完美的解释，哲学、宗教和某些文学幻想都是这类东西，总之是“想得太好”。分析哲学家对经典哲学的批评虽然痛快，但那些被批倒的东西似乎又以新的形式一点一点被检回来，这不能证明经典哲学是对的，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别的哲学。假如我们足够诚实，就会发现我们所依恋的哲学观念只能用来过某种精神生活，却不能真的用来想事情。而且“想得太好”的东西是大同小异的，因此不需要再翻很多花样，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经典哲学很少再有什么伟大的构想了——因为过去已经有了许多伟大的幻想，不需要有更多的类似的幻想（决不是因为现在的哲学家不如过去的哲学家聪明，而是完美幻想的市场饱和了）。可以说，经典哲学的思想活动已经完成，它不再是构造着思想的思想。人们永远欣赏经典哲学就像永远欣赏格律诗。

显然我并不认为作为过分想法的那种哲学是无意义的，但是人们可能误解了它的意义，我想说，经典哲学的真正意义在于提供了深思的训练，而不是制定了哲学的思想格式和观念传统。理解这一点对重新理解“哲学”这个概念所可能包含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理解，“哲学”这个概念根本不能规定或者表明哲学是什么样的，但是能够容纳哲学的各种变化，就像“艺术”这个概念是一个无法确定的概念一样，过去我们说到艺术马上就想到画一幅画、做一个塑像之类，现在的艺术往往是一些甚至无法分类的东西，绘画、塑像、摄影、电脑操作以及各种物件都可能同时成为一个作品里的一个手段。甚至“科学”这个概念也是非常开放的，现在的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或“存在”与过去的科学所面对的“世界”也有着非常不同的意义，而且有着不同的操作。哲学也一样，哲学所做过的事情根本不能表明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不是语言和所指定义了什么是观念什么是存在，而是变化方式规定了什么是存在和语言。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说，哲学思考存在，但是，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存在，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思考存在，这才是关键。可以说，经典哲学的那些概念，诸如主体、客体、我思、对象、理解、本文以及知识结构之类的东西，所描述的“那个世界”里已经没有什么迫切的哲学问题了，原来的那些问题对于现在我们所需要思考的存在不重要了，不是说那些问题被解决了，而是导致那些问题成为难题的条件消失了，我们现在想起那些问题一点也不着急，跟玩似的，不给玩也无所谓，更好玩的事情多着呢。

我们如果不去思考原来的那些哲学问题，对于现在的思想完整性没有大的影响，这就像古代艺术家要做的事情和现在艺术家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我们欣赏古代艺术，但是创作今天的艺术，我们永远听和看贝多芬和凡高的作品，永远觉得“无以伦比”，但是却按照现在的需要去创作。同样，原来的哲学对于我们变成了欣赏对象，我们永远觉得柏拉图和康德好象比我们聪明得多，但是他们的思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完全是两种事情。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特定的学习和训练而培养起哲学的专门兴趣，现在我们几乎不可能觉得经典哲学问题是思想所必需的。

二、没有权力的国王

我们在思想时，甚至在思考哲学时，有可能想不起哲学，这指的是目前通常接受的“哲学”，但并不是说人类思想真的不需要哲学，相反，人类思想可能越来越需要哲学，只是应该是另一种样子的哲学。在人类思想中，哲学的出现虽然很早，但恐怕哲学只能是一种非常晚熟的思想，就是说，哲学是关于人类文明中那些有普遍意义的或有整体性意义的问题的思考，人们可能很早就有了一些普遍的或整体的思考，可是只有当文明发展到非常复杂的地步才会产生真正复杂的普遍和整体的问题，所以，哲学出现虽早，却没有机会同时思考到那些真正复杂的问题。

不管经典哲学想充当一种超级知识还是价值批判，都是一种在纯粹语言条件下的语言学活动，它制造并且解释着语言中的各种大概念。按照科学的观点看，那些大概念多半是不真实的，不过我们其实不在乎这种不真实，因为人类思想结构上本来就需要一些“言之无物”的大概念来包容和表达那些言之有物的陈述。哲学在概念方面一直很有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于人类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哲学又怎么把一种重要的想象力变成无用的（当然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只是基本上没有用）？哲学在哪里出了问题？哲学家往往认为别的哲学家的观点是不可信的，并且以为换一种观点就可以解决问题。我相信问题不是出在观点上，而是在于哲学的操作性方面。

一个技术性问题：如果哲学是一种描述，那么，这种描述方式的好处在哪里呢？哲学知识在描述事物的细节方面远远比不上经验知识（科学），所以，如果有哲学知识，就只能假设它是先验知识，即对经验知识普遍有效的更高的知识。假如哲学不是先验知识，哲学的描述就一点好处都找不到了。逻辑和数学是先验知识，可是它们能够成为先验知识是因为它们是形式的，这一点对于哲学是致命的打击——哲学不可能是形式的知识。康德显然敏感到了这个问题，因此非常担心，尽管康德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其实是不讲道理的态度）提问：先验综合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就好象先验综合知识本来就可能一样）？有些先验综合知识是可能的，但是要证明哲学属于这种知识却无比困难。我们当然能够举出一些好象是哲学知识的例子，但是如果有，则一定是绝对正确的废话。我喜欢的一个例子是胡塞尔的“我思其所思”，它是比笛卡儿的“我思”更为完全的“第一原理”，然而它是废话，难道我思还能够没有内在于我思的所思？如果没有，根本就没有思。可是这种“原理”实在不应该算作是知识而应该算作是一些已知的绝对条件，就像“宇宙存在”是科学以及其他所有知识和思想的绝对条件，它不能算是知识，因为有了这种所谓的“知识”并不能决定我们进一步能够知道什么。看来哲学知识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技术性问题：如果哲学不可能是知识，那么是不是一种有着特别好处的解释？应该说，哲学作为一种解释比作为一种知识要合理一些，而且曾经是非常必要的解释，至少在各种社会科学发展起来之前，哲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解释，或者说，哲学原来相当于笼统的、综合起来的社会科学解释。我们确实可以观察到，各种社会科学基本上都是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那么，现在既然各种社会科学已经分别形成了自己的解释，哲学还是不是一种有意义的解释？换句话说，哲学虽然不可能充当超级科学，但是否能够充当超级社会科学？显然，如果哲学也不能充当超级社会科学，那么哲学作为解释又有什么好处呢？即使有，恐怕也不明显，而且那种哲学解释的意义好象主要是文学性的，对语言有依赖，那些哲学的解释只有在哲学语言里才显得是有意义的，出了哲学语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特别担心哲学变成某种俱乐部性质的活动，有某种特别的爱好和谈论方式，但是除了对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对别的人毫无意义。不仅是哲学，事实上有许多学科里的某些“研究”越来越像是特定俱乐部里的娱乐。可以想象，一种思想或者一种研究如果与人类文明中的其他某些部分之间不存在着必要相关的话，那么就很难确定其学术意义在哪里了。

认为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退化为一种娱乐或者消遣性话语，恐怕有不少人不以为然，但事实上哲学正在变成知识分子的一种娱乐。哲学有着“深刻”的好名声，有权利谈论所有大事情，这种特权把哲学惯坏了。人们滥用哲学的一些好象很深刻的话语去吓唬人，不管人们是否崇拜哲学，人们在对实际存在的事情做出判断或者做实际事情时其实很少使用哲学这种学问。可见，哲学现在主要是用来说话，而不是用来做事——更糟糕的是，说话也是说着玩的。以前我也愿意抱怨，这么深刻的哲学不知道说给谁听。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它确实是个问题，但现在我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哲学的那些话是打算给谁听的？当然，哲学不管过去还是将来都主要不是说给油漆匠听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油漆匠缺乏思想训练因此听不懂，而在于哲学问题和油漆匠的问题距离无比遥远。但是假如哲学问题离不管谁的问题都无比遥远——比如说哲学问题和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等等各种“家”所需要处理的问题关系不大——哲学就非常可疑了。那种与各种真实事情无关的哲学很像是思想中一道多余的手续，就是说，真实的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该怎么判断也怎么判断了，什么都做完了之后再来一点“哲学高度”的解释，可就是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

像这样搞下去，哲学会完全失去学术性——这一点很值得解释——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奇怪：哲学不是很有学术性吗？哲学一直深刻得很，怎么会失去学术性？是的，我们都看到了，哲学有一套一套的理论和话语，还有着对这些理论的专业解释，但是，问题恰恰就在于“专业性”不等于“学术性”。一项活动如果形成一种传统，有了专业性，当然就成为一个行业，推铅球扔铁饼也是行业，也有专业性，但却不能说是学术性。经典哲学有传统有专业性，甚至这种专业性还是在语言活动中实现的，所以看上去很像是学术性。可是，假如哲学话语真的有学术性，那么它的学术意义表现在哪里呢？它总得有些贡献，有些“用处”（有些人觉得我这个说法有些庸俗，但其实我所说的“用处”当然是指“不俗的”思想性用处，而不是生活琐事意义上的用处），更明确地说，哲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必须对文化的其他部分的存在有着必需加以考虑的参与；哲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想研究，它必须对于其他学科的思想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也可以说，假如哲学对于人类各种思想观念来说不是一种必要的工序，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性，而变成了一种偶然的谈论方式，一种有技巧的废话方式。

不过决不能说哲学没有做出过贡献，事实上贡献还很多，但这主要归功于一些天才哲学家。可是天才是偶然的，哲学这个行业有过一些天才的贡献，这不等于这个行业是成熟的。如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虽然早生，但却晚熟，一直到现在还不算成熟，就是说，尽管哲学给出过一些重要的思想，但我们却没有把握认为哲学是一种肯定能够不断提供重要思想的活动，甚至不知道这样的哲学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现在许多人对哲学失望，觉得哲学差不多就算完了，这种感觉很有理由，但却又是错误的。哲学确实使人失望，但不是因为它完了，变得差劲了，而是它还不成熟，还不知道要做什么。海德格尔故意磕磕巴巴地说到哲学这个概念：哲学，那么一种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味道很足，显然是想表明，传统哲学的那些概念和谈论方式并不能说明哲学是什么样的。现代的哲学天才们，无论是海德格尔、德里达还是维特根斯坦都试图用另一些概念和另一些谈论方式去做哲学，这显然是一种很有些不同的哲学感觉。尽管像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这些对哲学另有看法的哲学家也普遍被人们尊为大师，但我担心他们的思想意义并没有被充分理解和重视——不是指他们的观念的含义，而是哲学的做法，含义是容易读懂的，但并不因此就懂得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哲学。

关键不在于传统哲学是不是很好地解决了它想解决的问题，而在于它想解决的那些问题已经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假如在讨论中偷换了条件，就实际上改变了问题。文化的发展情况与此类似，我们的文化世界和生活不断在改变，不断在“偷换”原来问题的条件（但这种“偷换”是合理的和必然的），于是，有许多问题还没有等到解决就失去意义，这就像我们在地球上要跳过2米显然需要训练和很大气力，但在月球上就不是问题。文化世界是人类的作品，这一点使得“偷换”条件的活动完全合理化，我们每天的文化和生活行为本身就是在发明着各种新的可能性和存在条件。一方面，我们似乎是按照观念去行为，但是，行为却又有着观念所不能包括的可能性；于是，另一方面，我们的行为总是改变了原来的观念和问题。文化世界不是一个能够确定讨论的对象，而是一种不确定的创作过程，这意味着，如果一种关于思想和观念的描述不能同时成为对思想和观念的创作，就根本不是一种有意义的描述，它会被创作抛弃。假如人们有本事把生活和文化“偷换”成另一个样子，这就是真本事了。

传统哲学的观念和问题为什么不再是哲学的了？因为它们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对人类文化的塑造力。主流的哲学（不管那种“主义”）的根本性质是“旁观性”的，即哲学被认为是一种最高的元描述和解释，当然，同时也被认为是总的、完善的解释。可是，也许哲学的解释和描述确实是最完善的解释，但我想说，对世界和生活的任何一种完善的解释并没有什么思想分量，它在人类文化中并不重要，因为哲学的解释与人们做什么、不做什么、要什么、不要什么的决定基本无关，事实上决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观念并不是那些哲学的完善解释，于是，哲学便和真实基本无关——尽管哲学的概念（世界、本质、真理、善等等）往往希望指向真实的事物，但却没有指向真实的运作，所以还是和真实无关。关键就在于哲学想当解释一切的旁观者（上帝创造一切，而哲学想解释一切），试图以一套完善的概念系统和结构去描述和解释世界，并且按照这种完善的概念去批评世界的不完善，这种“旁观性”导致“无关”。学过哲学的投机家索罗斯声称他发现一条哲学原理：世界是先天不完善的。说得很对，这一点就证明他的哲学水平不低。进一步说，我们凭什么知道那些样子就是完善的？显然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能够知道这一点。所谓“理想的”、“绝对的”、“完善的”其实来自哲学家对某些语词或者价值观的主观迷恋。

我们当然需要哲学，但事实上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哲学。未来的哲学不是在选择关于世界和生活的描述，而是选择关于世界和生活的创意，不是把世界和生活看成某种样子，而是把决定行为的观念搞成某种样子，因为人们真正向哲学要求是不是某种基本解释，而是一些大创意，一些可能打开新的机会的诱惑。知识和智慧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意义不同，知识想知道“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智慧却思考“事情可以是另一个样子”。智慧就是有主意，也就是有创意，哲学是一种创意的生产方式。

这其中道理简单说来就是，决定人类全部有文化意义的行为的观念最后是一些没有理由、“不讲道理”的假设，这些基本假设是一些创意，它们不是知识，所以没有理由和道理，也就不需要解释（经典哲学错误地以为那些观念是可以解释的），这些基本假设（包括各种基本的日常观念和各种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观念）都是哲学问题，这些基本假设也可以说是哲学假设。当人类有文化有思想，就有了哲学假设和问题，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画面的基本创意，所以哲学是一种足够发达的文化所必需的。可是哲学一直被知识的欲望所控制，总想把一切复杂的事情归结为简单的观念（哲学家认为那些简单观念堪称“原理”），以为能够由非常有限的一些简单观念来解释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各种各样的基本假设以及各种可能的变化，并且以为我们能够知道哪些简单观念是能够完成这种哲学解释的。这种经典的哲学感觉至少包含着两个在我看来是不可逾越的困难：

（1）那些最简单的观念或原理虽然似乎有着最大的解释幅度（这个特点经常使我们飘飘然地觉得“什么都可以被解释了呀”），但好象能够解释一切的观念只不过是关于一切的任意一种可能解释，我们同时可以有许多其他可能的解释，这意味着，这种解释可以随便替换而解释效力不变（把一切解释为物质或者精神，都无所谓），解释成了空话。过于简化的解释实际上变成了形式化的表达——虽然形式化的表达对于思想是有必要的，例如逻辑的表达，我们为了讨论命题间的关系，因此谈论的是任意某个命题p和任意另一个命题q，实质性的东西都隐去了——可是哲学要思想的不是形式，而是实质。那些哲学基本原理往往只不过是冒充为实质观念的不合理的形式表达。并且

（2）人类思想观念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不可能预料这种变化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而且也不可能确定什么观念是绝对基本的，某种新问题的出现完全可能导致观念系统改组甚至“颠倒过来玩”的情况，可以使一些细枝末节变成思想中心。这其中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人类文化的存在不是一个自然过程，不是一个按照某些原理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我们可以捏来捏去的“活物”，是一个生命化的存在，人类不断把思想文化捏成不同的样子，捏出各种不同的基本问题，整个文化就是一个创作。所谓知识，只是基于一种创作结果而产生的对事物的合理解释。当意识到整个文化的基本事实是一个创作的事实，就会注意到，思想中的各种观念并不像语法结构或者逻辑结构那样是层层推出的——那只是出于表达方便而产生的结构，切不能把表达的结构误解为思想性的结构——而是像生命器官之间那样是“平等地”互相需要着的，没有哪些观念是绝对基本的，哪些观念成为基本的，要取决于出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不存在更不可能知道哪些观念是固定地支配着或控制着整个思想文化的基本观念。经典哲学所“发现”的那些基本观念或原理，就像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国王，名义上是最高领导，实际上说了不算。现在的情况是，哲学积累了许多原理，主要是充当思想里的纯粹语言摆设，尽管我们有时候仍然使用它们来说话，实际的原因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真正需要说的话。说不出需要的话而胡说，说了和没说一样，这也是一种文化失语症。失语症是屡见不鲜的文化现象，一种传统在找不到崭新的话语时就会凑乎把已经失去意义的话说下去，就像一个政府在找不到新的口号时就会继续念念失效了的口号，因为不可能不说话。这一点不可不察，不能把已经在凑乎事儿的话听成天经地义。

三、哲学作为创作

生活不会等待哲学，不会等待跟不上生活的观念，思想也一样，思想也不会等待跟不上思想需要的观念。思想能够在没有明确观念的地方发生，那种思想是一些感觉，真正的哲学感觉，是处理观念的感觉，或者，关于理性的感性，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经验的感觉。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说的那种经验性的感觉，如果是有创造性的，就说它是艺术感觉，而如果一种关于理性观念的感觉是有创造性的，就可以说是哲学感觉，或者说是思想的艺术感觉——哲学是一种艺术。 有一些哲学家早就意识到理性中有一种感性的活动，但是由于哲学一直笼罩在知识论气氛里，于是，理性中的感性被说成是“理性直观”之类，这是很知识气的东西，不是艺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不可能证明存在着哲学知识，更加不可能证明哲学知识能够给人类思想观念提供最后的理由和根据，因为无论哪方面的思想观念最后都没有理由，最后的观念是假设，这些假设是创意，是创意就不是知识。这一点说明我们以知识眼光为准的哲学一直还没有探明哲学思想层次的深度，还没有落实到真正的哲学感觉上。哲学尊重知识，但做的是艺术。

我们原来的哲学感觉很有些内在混乱。哲学本来可以给出一些有创意的基本假设，却又试图表明那些假设是恰好反映了真相的知识，或者恰好是某种普遍有效的解释，这种反创意的思维使得哲学一心关注纯粹概念的逻辑性，而很少考虑哲学观念作为创意的价值，于是往往破坏了创意，结果就是人们所看到的，有一些哲学成为不知所云的胡说，有一些看上去是真理的则是废话。

经典哲学毕竟已经形成自己的一套话语，顺着它说也好象有些意思，因此很少有人觉得经典哲学真的报废了。不妨想想这样的事情：与足球相比，推铅球显然是非常无趣的运动项目，不但无趣，而且还缺乏象征意义（比如足球队可以象征智勇双全的集体；乔丹象征超人技艺；举重和拳击象征力量等等），甚至比较缺乏商业价值，那么，为什么还一直有人推铅球？因为它是个传统存在，人们虽然不觉得它有趣，但惯性地没有想到取消它，尤其体育制度承认它作为一个项目，而且有比赛，就是这样。经典哲学以及某些“学问”也一样，只不过我们一直习惯有这样的学术项目，有这样的教育，有这样的职业，也有“比赛”（使用特定语言和格式，按照特定规范，比谁把那套话语说得细致圆熟，说得更远，就像按照同一个姿势比一比谁的铅球推得远）。毫无疑问，经典哲学说出了许多真理，甚至有时也很有创意，但却是纯粹语言里的真理和创意，也许我们还会继续进行这种纯粹语言比赛，但却必需意识到，那只不过是纯粹语言比赛而已，决不能用来塑造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

哲学会慢慢成熟起来，哲学的感觉也会慢慢明确，我相信人们会越来越感觉到原来哲学的野心太大了，总想把非常活泼的文化和生活控制在某种死板的概念箱子里，这不仅不可能，而且有害。没有比智慧变成一套固定的、局限的封闭话语更损害智慧的了。哲学不可能成为一种知识（不管是元知识、元描述还是元叙述、元解释），最不懂哲学的人就是试图根据某些知识证明某种创意是错误的。我们只能根据更强的创意证明某些创意没有水平，就像艺术的情况一样。哲学作为不受知识限制的思想就只能成为思想文化中最活跃的、前卫的、不确定的创意，比较确切地说，哲学就是在再也没有进一步的道理的基本观念之间创造道理的活动。这样，哲学和其他学科的思想就不会有明显的分界，任何一个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构想都是哲学性的，反过来说，哲学不再是旁观的评论，而是在局内插手。这样哲学变小了，但会比较实在。

第5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法学思维；培养方法

一、法律思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重要性

1.思想政治学科中法学思维

法律思维。从广义上来讲，法律思维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法律思维主体包括法律职业从业者，如法官、检察官、执法人员、律师等，以及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运用法律时的思维，也应属于法律思维范畴。

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首先，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基础。哲学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理论反映，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本质，论证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揭示人与世界的复杂多样关系。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至关重要的人生问题予以审视、反思和预见，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奠定理论基石。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哲学为支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理想世界。

法律思维蕴含规则性、程序性、平衡性、基准性的特有知识、价值和方法。相对于其他思维形式，哲学思维显现出丰富的抽象性、深邃的独特性、清晰的缜密的整体性和内在的逻辑的系统性。”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不仅要从哲学的抽象性、全局性来考虑问题，还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运用规则、讲究程序、重视证据、建立明确责、权、利的制度，将哲学抽象l生和整体性、系统性和法学的具体性、规则性、适用性结合起来。

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法律思维

法学不同于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前者比后者更具有强烈的适用性。因此，强调法学理论要经世致用，不要变成玄之又玄的经院哲学。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过：

“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再好的法律，若不服务于实践，就是一张废纸。所以，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从事思想教育工作的人，不仅需要严谨的逻辑思想能力，抽象的哲学思维，也需要法治的理念，以权利义务的角度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如思政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中学教育，这就要求教师有一定的法学知识来管理学生。如学生在学校的地位是什么？学生和学校是什么关系？学生在学校享有哪些权利？学生又该承担哪些义务？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意外情况该如何处理？有的家长以为把子女送到学校，就把监护人该承担的义务转嫁给学校。一旦学生在学校出了事情，部分家长不管青红皂白，就纠集其亲朋好友到学校大吵大闹。学校为了息事宁人，绝大多数学校的做法往往选择私了，不懂得运用法律来维护学校的权利，往往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实学校应该用法治的思想来治理学校。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清楚，看学校这一方是否存在过错，该不该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从法律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将学校的管理制度化、规划化。管理学校如此，企业管理，做其他思想工作亦是如此。

二、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加强法律思维的培养

1.从课程设置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思政专业课程体系的安排，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核心，《马列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宗教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各门哲学课程的基础上，再开设《西方哲学史》、《法学概论》、《西方法哲学史纲要》或者《法哲学》，合同法等课程。哲学课程体系既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其他课程的方法论，又培养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整体素质得到提升。

《法学概论》是一门概要论述法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课程，开设《法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是普及法学知识，加强法制教育；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概要地掌握法学的一般原理，了解我国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的主要规定，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并能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一般法律问题。思政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求懂得一般的法律规定，并且能够运用法律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在哲学思维和法学概论知识体系的架构上，培养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思维能力，这样不仅有利于思政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高层次地思考人与人或集团与集团、个人与集团之间的不公正、不公平，进而解决主体与社会整体间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2.从教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第6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念；新教学探索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282-02

哲学是智慧之学，探索的是人生在世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领域里面最普遍和最一般规律的最高概括，是以前哲学的超越，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把科学与个人价值结合在一起,它既强调世界观的科学性，重视客观规律，又考虑到人的自身要求和发展，强调人的价值，以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时代大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树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现状

现今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内容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是高等教育的必修课程，从国家到高校都一直非常重视这门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教师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学习的学生，都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和着重点探索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和创新的可行途径。应该说，以往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和创新的研究对于我们认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有帮助的，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实践中所作的种种尝试也是有意义的，并且在某些方面和环节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

二、“教学理念”存在的问题及新教学理念的探索

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和创新研究的文献、论文和专著很多。专家学者和教师学生都从自己的关注方向和考察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

（一）目前教学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

1.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政治教育。现在大学普遍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往往只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并没有把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和西方优秀的哲学思想包含进去，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政治，等同于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这样哲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培养学生来实现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教师和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都循规蹈矩，被一些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不能激发活跃的思考和创新的活力。

2.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当作一种知识的传授。哲学是思想的力量，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是说服力量和批判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决不应该只是一种知识传授，仅仅为了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体系。知识化的倾向就违背了哲学的本性，容易形成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哲学教育就是要使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是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和自觉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表达的崇高价值理想，并将这种价值理想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最高价值取向。

3.哲学教育理念的功利化。当自然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突破，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人们带着急切的功利期望来衡量哲学教育可兑现的现实价值和实用性时，功利化的思想必然要导致哲学课的冷门和人们对哲学学习的疏远，以及对哲学作为一种特殊人文学科的特性、功能和价值的错误认识。若使学生对哲学形成一种与哲学本性不相适应的期望，就会把他们引向一条逐渐远离哲学精神的道路。更突出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的目标被严重地市场化。“做人”的教育往往被忽视了，人们强调是知识的教育和专业化的教育，培养人的技能和谋生手段成为教育的主导思想，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根本没有弘扬和显现的机会。

（二）对新的教学理念的探索

1.以真正哲学的方式从事哲学教育和教学。哲学与政治有关系，但是其本性却是思想，所以决不能从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对待哲学教学。哲学教学应当注重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推进学生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

2.复归学生在哲学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哲学课的主要功能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哲学。哲学教育实质是一种宏观的思维方法教育，是一种启迪智慧的自我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树立起自觉的哲学意识和哲学思维方式。正如哲学大师康德告诉我们“我并不教你们哲学，只是教你们哲学地思考”，这才是哲学教育的真谛。学生的个体意识在教学过程中要得到充分张扬，要复归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育观念的真正转变必须来自于学生在遇到问题时所产生的主动的思考和需求，来自于学生在遇到问题时进行的积极思维和寻求解决同题的办法时所采取的行动。所以，在教学中要突出学生个体主动探究问题的能力，恢复其自身的超越本性，培养其问题意识[1]。

3.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教育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其核心必然是以哲学教育为主导的人文教育，因为人文教育能培养人格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提升格调品味，明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贯穿和体现着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最终成为每个人的自我教育，就要强调个体自立，个人自由和创造力，在根本上达到人的自我实现。

三、“教学内容”上存在的问题及教学方法的新探索

（一）目前存在的问题

1.教材方面的不足。在教材的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只述不论，史论脱节，缺乏思想的交锋和对时代的反思。既不能引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训练学生的抽象思维，更不能激发学生探求真理的热情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与信仰[2]。

2.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的单一。哲学教学把教材当成“现成结论”和“标准答案”，把讲课当成“讲解条文”，不能突出哲学应有的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性和巨大的逻辑感，使哲学教学失去了它的丰富性、生动性和深刻性。授课方式无非是老师讲、学生记。受考试和教材内容的限制，老师很少有独特的思想表达，学生也没有探索知识的主动性。内容基本上是对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的机械阐释，对于西方的理论成果，涉及很少。其实，要想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就应该回到马克思，因为脱离了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根本无法对马克思进行客观解读，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

3.考评方式。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考评主要是闭卷的书面考试，考试的范围都在书本上。学生们可以平时不看书不思考，到考试前突击背书，只要记性好就可以得到高分。考试仅仅是成为了判断学生的记忆水平和复述能力的形式。而这样的考评方式只能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教条。

（二）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探索

1.教学内容的重构。教材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线，同时包含中国和西方哲学史的内容，也要关注现代西方哲学。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要走向“世界化”，与时代问题紧密联系，探索和回答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当今世界是一体化的世界，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如全球问题、发展问题等，都应该在教材中涉及到。因为前沿理论始终都是与人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都是学生关心和关注的话题。

2.建立起教师与学生的新型关系。教师与学生站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讨论式或启发式教学,以哲学原著文本为基础，结合现实问题，进行直接的思想对话。教师也可以适当地以专题讲解的方式来丰富课堂内容，让学生有机会了解当前哲学发展的前沿理论问题，包括对某些问题的论争。当然，这要以教师渊博的知识背景为前提。其次，在教学手段上，教师可以应用适合的多媒体技术，不搞单纯的教案式课件、板书式课件，使现代化教学手段成为帮助教师充分发挥教学能力的有力工具。哲学教学的目的就是训练人们对人生终极关切的思考，体验人类智慧的深度，唤起学生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和省察，最后恢复和建立健全的更加智慧的生活[3]。

3.灵活实效的教学考评方式。学习哲学主要学习的是思想，教学考评方式要注重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激发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为目的。所以我们要逐渐改变目前较为单一、刻板的考评方式,走向多样化。考评的方式可以是学生的一次专题演讲，问题辩论，或是调查报告和实证论文，把全面考察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反思批判精神和综合素质，作为考核的中心目标[4]。

学者们对目前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的表述比较全面透彻，切中要害。在对策研究方面，大家从各自的关注点着眼，探索不同的改革创新路径。但是问题就在于：怎样才能把这些创新理念和改革方法具体地、切实可行地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呢？武才娃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新方法》一文中记述了教学新方法在教学实践中具体运用的一个详细案例，从文中不难看出这个教改的实现需要老师和学生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进行理论探索的文章远比有关具体改革实践的论述多的原因。毕竟哲学教学改革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是个自上而下的体制问题。创新实践本身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期里彻底转变，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理念的创新如何在实际的教学实践环节中成功运用就成了今后哲学教育研究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姜立红,李庆霞.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性化教育的生长点[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2).

[2]苏平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整合、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初探[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第7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第8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中观解析，断代综述

宏观的讲法可以使学生形成关于中国哲学的总体印象，但不能停留在宏观层面，还必须进展到中观层面，方能使中国哲学的画面逐步清晰起来。所谓“中观”，就是分阶段概述中国哲学，采取断代史的讲法。在中观层面，主要是讲清楚三个话题。1.语境所谓“语境”，是指哲学家所处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谈哲学的语言环境。任何哲学家不能脱离他所处的语境，只能在他所处的语境中从事哲学思考。我们要理解某位哲学家的思想，应当设身处地地回到他所处的语境中，找出其特有的时代特征。我们要解释哲学家在学理上的推进，不能仅在哲学家自身的思想范围中找原因，还应当到他所处的语境中找原因。语境属于历史学范畴，了解语境离不开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把握。我们讲哲学史，不必全面了解具体的历史细节，但必须掌握对哲学家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关注每个时代特定的精神需求。众所周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意思是说，哲学的使命在于满足特定时代特定的精神需求。真正的哲学家绝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一定会与他所处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做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创造出那个时代所需要的理论思维成果。我们讲哲学史，必须把哲学家抽象的理论思维与具体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化抽象为具体，而不能仅仅在观念上做文章。如果仅就思想而谈思想，而不把思想放到语境中解释，显然不可能展现哲学史的丰富内涵。从哲学史的角度把握语境，不能像原有教学范式那样平铺直叙地介绍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科学与文化发展程度、社会阶级结构等历史状况，而是要找到解释哲学何以如此的原因。我们为讲哲学史而讲语境，应当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我在讲中国哲学奠基期的语境时，主要想解释的问题是：中国哲学为什么产生于春秋末年？我找到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由于经济的发展，使哲学产生成为可能。哲学的产生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人的认识能力和自我意识有了提高，对自己有了自信心，开始把人看成主动的存在，看成认识世界的主体，不再把自己看成被动的存在，看成神的依附者。当人有了相当大的本事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自信心；如果本事不大，对自己没有自信心，那就没有办法讲哲学。在春秋末年，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可以产生哲学的水平。那时，中国有两项重大发明。一是发明了牛耕，以畜力代替人力，解决了动力问题，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二是发明了锄、铲、犁等铁制农具，改善了劳动工具。由于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社会财富多了，允许一些人不必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精神生产劳动。这就为中国哲学产生提供了经济方面的语境。第二，由于社会转型的需要，使哲学产生成为可能。春秋末年以前的中国，虽然有夏、商、周等朝代，每个朝代都有最高的统治者即君王，其实是一个分散的社会。因为实行分封制，全国分为无数个小邦，国家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总体，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有内在联系、有严密组织的国家。春秋末年，中国社会发展开始从“王国时代”走向“帝国时代”。怎样能使中国的政局由乱转治？新的中央集权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怎样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建构一个大社会？天下归一的路在哪里？大帝国如何建立起来？这些问题需要思想家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在理论上给予回答。这就为中国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方面的语境。第三，由于文化的积累，使哲学产生成为可能。哲学思考需要使用思想材料，需要依据文本，只有文化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哲学才有可能产生。到春秋末年，中国文化的积累已达到了这种程度，为哲学思考提供必要的、充足的文本。甲骨文、金石文和六经等文本的出现，为中国哲学产生提供了文化方面的语境。2.文本语境是哲学发展之“源”，而文本则是哲学发展之“流”。哲学家从事哲学思考，离不开语境，也离不开文本。在哲学史上，文本是指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后来的哲学家的理论创新，绝不是空穴来风，他必须利用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才能搭建起属于自己的思想世界。如果他不尊重文本，将陷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窘境，也谈不上有什么创新之处。从这点来看，阅读文本、整理文本、选择文本、诠释文本，乃是推动哲学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文本只是思想材料，而思想材料不等于思想意涵。哲学家利用文本从事哲学思考，但不必拘泥于文本。文本作为思想材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是个常量，不会有多大变化；而文本所包含的思想意涵，却是一个变量。对于同一个文本，处在不同语境中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思想意涵来，这就是所谓“解释学的偏差”。例如，同一本《论语》，注本竟有三千多种，原因就在于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读法，读出不同的思想意涵来。其中有文本的原意，也有读者的创意。从解释学来看，原意与创意是搅在一起的，后人不可能原原本本地讲出前人的原意，因为他无法回到前人特定的语境中。对于文本，既要照着讲，也要接着讲。所谓“照着讲”，就是弄清楚文本字面上的意思，不随意曲解，准确地占有思想材料；所谓“接着讲”，就是谋求与前人进行视界交融，发挥创造性思维，讲出新意来，推动哲学的发展。从实质上看，中国哲学史主要是一部“接着讲”的历史，尽管许多后来的哲学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往往有这样一些哲学家，努力掩饰自己哲学思想的创新性，标榜“代圣贤立言”，自封为道统的继承者。我们千万不能被“夫子自道”所蒙蔽，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在中国哲学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成不变的道统。那些标榜道统的人，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而已。他好像在标榜古人，其实是在标榜他自己。讲中国哲学史不能迷信道统说，必须贯彻今胜于古的历史主义原则。如果以为古代圣贤已经确立了完美的道统，后人不可能超越，怎么会有“哲学发展史”可言呢？我在概述高峰期理学家对待文本的态度时，强调他们并不抱残守缺。由于宋明理学家已经把讲儒学的重点由政治哲学转向人生哲学，所以不能完全沿用经学的文本，必须选编一套适应讲人生哲学的文本。这套文本就是从十三经中编选出来的“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理学家讲人生哲学，目的在于使儒学在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中取得主导地位，取代佛道二教的位置。为了在理论深度上超过宗教哲学，他们必须采用同宗教哲学对话的方法，讲出更充分的道理来。在精神生活领域中同宗教哲学对话，引经据典无济于事，必须尽可能地把道理讲透，以学理赢得受众的信任。确切地说，经学家关于儒家经典的讲法，是一种文献学的讲法。理学家的讲法，才是哲学的讲法。尽管在有些理学家的身上，存在着“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弊端，但总的来看，理学家注重义理在哲学史上是一个进步。3.问题哲学史作为理论思维的历史，应当以问题变化为线索。哲学史虽是历史学分支，但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历史学。哲学史所关注的主要不是事件，也不是人物，而是问题。讲哲学史必须突出问题意识，把每个阶段哲学家所关切的主要问题找出来讲清楚。哲学家都是思考者，而思考者必须有自觉的问题意识。讲中国哲学史，不必把每个有哲学言论的人都讲到，但不能遗漏那些提出新问题或改变提问题方式的人。这些人才称得上哲学家。原有的教学范式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讲的人物众多，而且经常说某某人同某某人一脉相承。如果某某人同某某人仅仅是一脉相承的话，恰恰表明他没有新的问题意识，没有独到的理论贡献，没有超越前人之处。对于这样的人，写入学术史是可以的，何必写入哲学史呢？真正的哲学家未必是解决问题的高手，但一定是善于提问题或者改变提问题方式的高手。哲学史其实就是问题变迁的历史。正如蔡元培说的那样，“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普通人都有怀疑的时候，但往往听到一种说明，就深信不疑，算是已经解决了。一经哲学家考察，觉得普通人所认为业已解决的，其中还大有疑点；于是提出种种问题来，再求解答。要是这些哲学家有了各种解答了，他们的信徒认为不成问题了；然而又有些哲学家看出其中又大有疑点，又提出种种问题来，又求解答。有从前以为不成问题的；有从前以为是简单问题而后来成为复杂问题的。初以为解答愈多，问题愈少。那知道问题反而随解答而增加。几千年来，这样的递推下来，所以有今日哲学界的状况。”[2]我在概述发展期哲学家所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时，注意到各个思潮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注意到哲学家问题意识的变化。董仲舒把天说成人的人的“曾祖父”，他涉及的问题是：人如何认同自己的身份，同至上的天合而为一？王充的问题意识有了变化，他消解了天的至上性，重申天的自然性。他用“天在人外”的观念取代了“天在人上”的观念。玄学家的问题意识又有了变化，他们解构了“天在人上”和“天在人外”的观念，把天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于是，他们由天人关系问题，引申出体用关系问题。“体”的提出，是玄学家的一大重要发现，标志着他们已达到了本体论意识的自觉。玄学家提出了体用关系问题，然而对于何者为体看法不一。不过，他们都认为“体”在当下的世界之中，都认同“一个世界”哲学世界观模式。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体”的超越性，将其置于另一个世界，自然会选择“两个世界”的宗教世界观模式。于是，中国佛教那里，用此岸与彼岸的关系问题取代了玄学讲的体用关系问题。

微观展开，个案评说

第9篇：思考哲学基本问题范文

一、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去解读“中国梦战略”从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方法是对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为实现特定的目的自觉地遵循主客体统一规律制定的，用以把握、改造客体的主体的行为的规则、程序、途径等活动方式的总称。人们通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统一（同一）意义的“方法论”是指广义的方法论，即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理论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指相对独立其世界观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一般规律性学说，或者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理论内在的、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正是这种内在的思考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理论性质和精神实质[1]。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理论的“抽象性、普遍性、一般性”的特性与人们所需要分析、解决的问题的“抽象性和具体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一般性和个别性”统一的特性之矛盾，决定了人们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理论套用于去裁剪实际事物，就会犯恩格斯所批判的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由之又决定了：看待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况怎样，最重要的不是他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多少范畴、记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多少原理，而应是看他们是否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由于这种独特的思维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如何思考问题的“道”和“理”，因而较之“思维逻辑”，“思维方式”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尤其重要的就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即马克思创立的“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曾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54这就言简意赅地标明，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所倡导和主张的，就是一种“从实践理解相关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我们把它简称为：实践的思维方式或实践思维方式）[3]倪志安.论马克思新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1）. [3]。正是凭借此独特的实践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实现了对哲学史上一切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旧哲学理论的根本变革和历史超越。所以，在我们看来，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创新性思维方式。理解了实践思维方式，就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本质；把握了实践思维方式，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和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作为哲学思维的切入点、立足点，从实践去理解、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并非是像旧哲学“从抽象性理解、思考相关哲学问题”那样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用思维去推论存在”，而是因为它从现实性看待问题，看到了“实践”在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中根基性的地位：（1）人产生发展于实践。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从实践把人理解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社会的存在物和有意识的存在物”的统一，从而科学地揭示出了人的实践本质。（2）社会产生发展于实践。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并受实践制约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结构和性质，生产方式内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导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而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更替。人作为实践的主体并不是以个体的、而是群体的形式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所以，人就必然要与其他主体发生关系，并在这一系列社会关系中形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3）人的意识也产生发展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72依赖于实践又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4）实践是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和中介，是人类世界中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目的性和规律性、真善美等一系列矛盾对立统一的总根源，是人类世界生成发展的本质、根基与动力。所以，“从实践理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相关问题方法论的根本点和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