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姻法离婚细则精选(九篇)

第1篇：新婚姻法离婚细则范文

20xx年安徽省婚姻登记条例实施细则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男女双方自愿结婚、离婚或复婚，必须依法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取得婚姻证书，方能确立或解除婚姻关系。

第二条

依法履行登记手续的婚姻当事人，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三条

申请结婚、离婚或复婚登记的男女双方，对婚姻登记机关必须了解的情况，应如实提供。有关单位应协助婚姻登记机关做好登记工作。

第二章登记机关

第四条

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民政局主管本市的婚姻登记工作。

第五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严格贯彻执行《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通过婚姻登记，保障合法婚姻关系的确立或解除，防止违法婚姻的发生，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婚姻制度。

第六条

婚姻登记机关的具体任务是：

(一)依法办理结婚、离婚和复婚登记;

(二)受理出具《夫妻关系证明书》或《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的申请，并负责查核和上报工作;

(三)开展婚姻登记法律咨询;

(四)对登记结婚的当事人进行婚姻法和晚婚、计划生育以及勤俭办婚事等宣传教育;

(五)做好婚姻登记档案的立卷、管理和上交工作;

(六)做好婚姻登记的统计工作。

第七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本着方便群众的原则，规定办理婚姻登记的时间，并在本辖区内公布。乡、镇办理婚姻登记的时间，每星期不得少于一天。

第三章登记员

第八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设立专职或兼职的婚姻登记员，其中乡、镇婚姻登记员应由民政助理担任，并可视需要增设由其他工作人员兼任的婚姻登记员。

第九条

婚姻登记员必须由经过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业务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婚姻登记员证书》的人员担任。

非婚姻登记员不得直接承办婚姻登记。

第十条

婚姻登记员的工作要求：

(一)熟悉《婚姻法》、《婚姻登记办法》以及有关婚姻登记工作的各项政策规定;

(二)坚持原则，严格依法办事，不徇私情，不以权谋私;

(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当事人热情接待，礼貌待人;

(四)工作认真负责，不草率，不拖拉。

第四章结婚登记

第十一条 男女双方自愿结婚的，双方必须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不得委托亲友、律师或其他人代办。

男女双方户口均不在本市，但一方的父母户口在本市的，可到父母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当事人须提供能反映其父子(女)或母子(女)关系的户籍证明，或提供当事人父(母)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父子(女)或母子(女)关系证明。

第十二条 申请结婚的男女双方应持有下列证件、证明：

(一)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户籍证明;

(二)由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不在本区、本乡或本镇申请结婚登记的一方当事人，其《婚姻状况证明》须加盖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的公章;

(三)由指定医疗保健单位出具的认定可以结婚的《婚前体检证明》;

(四)本人正面免冠近期二寸单人照片三张。

《婚姻状况证明》应写明本人出生年月、婚姻状况(未婚、离婚、丧偶)以及双方不属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内容。

离过婚的当事人申请再婚的，应持有离婚证件(《离婚证》或《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法院离婚判决书或调解书，下同)。

第十三条 现役军人申请结婚登记，须持所在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超期服役战士和志愿兵在探亲期间申请结婚无部队开具的证明的，可持当地区、县人民武装部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

第十四条 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出国留学人员要求在国内结婚的，可到本市一方户口所在地或当事人原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公费出国留学人员申请结婚登记，除应持本人护照外，还应持国家教育委员会出国人员集训部或其派出单位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自费

出国留学人员申请结婚登记，应持我驻外使、领馆出具的在国外期间的《婚姻状况证明》。出国留学前已达婚龄的，还须持原单位、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出国前的《婚姻状况证明》。

公务、劳务出国或去港澳人员在本市申请结婚登记的，除应持本人护照外，应持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我驻外使、领馆或驻外机构、港澳工作机构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出国或去港澳前已达婚龄的，须持原单位、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出国前的《婚姻状况证明》。

第十五条 劳动教养人员申请结婚登记，除应持原工作单位、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外，还必须持有劳动教养管理所出具的结婚登记的准假证明。

第十六条 正在服刑人员在关押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在缓刑或假释期间申请结婚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予受理。

第十七条 婚姻登记机关对申请结婚的双方当事人，经审查符合结婚规定的，应准予登记，发给《结婚证》。当事人离过婚的，应在其离婚证件上注明再次结婚的日期和另一方姓名，加盖婚姻登记机关公章或婚姻登记专用章后交还当事人。

领取《结婚证》时，双方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场。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

第十八条 申请结婚的当事人，因受单位或他人干涉不能获得所需证明时，婚姻登记机关应查明原因。对确已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的当事人双方，婚姻登记机关应主动同有关单位联系，做好疏导工作。经疏导无效，当事人仍不能取得所需证明的，婚姻登记机关可将调查和联

系的情况在《结婚申请书》中注明，依法为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发给《结婚证》。

第十九条 申请结婚的男女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禁止结婚，不予办理结婚登记：

(一)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即男不满二十二周岁，女不满二十周岁的;

(二)非自愿的;

(三)已有配偶的;

(四)属于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

(五)患麻风病、性病未经治愈，或患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其他疾病的;

(六)法院判决离婚尚未生效的。

第五章离婚登记

第二十条 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必须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一方在外省市工作，另一方常住户口在本市的，可到本市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但在外省市工作的一方必须亲自来本市办理登记手续，不得委托亲友、律师或其他人代办。

第二十一条 申请离婚登记的男女双方应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户籍证明及《结婚证》或《夫妻关系证明书》。

现役军人申请离婚登记，须持《结婚证》或《夫妻关系证明书》以及所在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的证明。

第二十二条 男女双方申请离婚登记时应接受婚姻登记机关的婚姻法律咨询。婚姻登记机关应向当事人详细解释离婚登记的法定条件和程序，认真了解情况，做好调解工作。

当事人双方经过婚姻法律咨询，仍坚持要求离婚的，可正式办理申请离婚登记手续。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属自愿离婚，感情确已破裂，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和分居条件确已有适当处理并达成协议的，应准予登记，发给《离婚证》，收回《结婚证》或《夫妻关系证明书》。

第二十三条 申请离婚登记的当事人双方，在进行婚姻法律咨询、正式办理申请手续和领取《离婚证》时，必须亲自到场。取得《离婚证》，即解除夫妻关系。

申请离婚登记的当事人应在接到婚姻登记机关通知书之日起，三十天内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或领取《离婚证》;逾期不办理离婚手续，或逾期不领取《离婚证》，除有特殊情况外，即作为自动撤销离婚登记申请结案。

第二十四条 申请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

(一)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

(二)男女双方要求离婚，但对子女抚养、财产处理和分居条件达不成协议的;

(三)一方系无行为能力的;

(四)男女双方户口均不在本市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婚姻法》施行以后，未依法履行结婚登记手续而自行同居的男女双方当事人申请离婚登记的，须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后，婚姻登记机关才予受理。

第二十五条 登记离婚后，当事人一方有正当理由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或增减子女抚养费、经济帮助金额，且当事人双方能达成新的协议的，可向原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变更协议。婚姻登记机关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变更。

《离婚变更协议书》须经当事人双方签名盖章，并加盖婚姻登记机关公章或婚姻登记专用章后生效。《离婚变更协议书》一式三份，当事人双方各执一份，一份由婚姻登记机关存档备查，并在原离婚登记档案内记载。

变更协议一般只受理一次，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

第六章复婚登记

第二十六条 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必须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复婚登记。

申请复婚登记的男女双方所持的证件、证明与申请结婚登记时相同。

第二十七条 婚姻登记机关按照结婚登记程序办理复婚登记，发给《结婚证》，收回双方离婚证件。

复婚登记的《结婚证》和《结婚申请书》，应在编号中注明复婚字样。

第七章档案和出证

第二十八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建立、健全婚姻登记档案制度，妥善保管好婚姻登记申请书和有关证件。本市婚姻登记档案分别由所在地的区、县民政局统一保管。乡、镇婚姻登记机关应按年做好婚姻登记档案的立卷和编目工作，并于次年第一季度内上交区、县民政局保管。

区、县民政局保管婚姻登记档案的期限为十年。保管期满后，应即移交区、县档案馆长期保管。

第二十九条 《结婚证》和《离婚证》不予更换和补发。

丢失《结婚证》或《离婚证》的婚姻当事人需要证明夫妻关系或已解除夫妻关系的，可向原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出具《夫妻关系证明书》或《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婚姻登记机关经核查婚姻登记档案，证实当事人确已依法办理过结婚或离婚登记的，应报区、县民政局审批，由区、县民

政局依法出具《夫妻关系证明书》或《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

《夫妻关系证明书》、《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与《结婚证》、《离婚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十条 申请出证的当事人应持下列证件、证明：

(一)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户籍证明;

(二)由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写明结婚出证或离婚出证的《婚姻状况证明》，不在本区、本乡、本镇申请出证的一方当事人，其《婚姻状况证明》须加盖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的公章;

(三)双方当事人申请结婚出证的，应交本人正面免冠近期二寸单人照片三张，一方当事人申请结婚出证的交二张;申请离婚出证的，应交本人正面免冠近期一寸单人照片二张。

第三十一条 申请出证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在本市的，可以委托在本市的一方或亲友代办。

申请出证时，应持本细则第三十条规定的证件、证明(当事人的居民身份证可交复印件)及当事人亲笔签名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并交验人的工作证或居民身份证。

第三十二条 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根据婚姻登记档案，向需要了解当事人婚姻情况的公安、司法等机关出具婚姻当事人依法登记结婚、离婚和复婚的证明;证明上应加盖婚姻登记机关公章或婚姻登记专用章。

第八章处罚

第三十三条 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已经登记结婚的当事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发给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法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受当事人一方或他人胁迫，或者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非自愿的;

(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系他人冒名顶替的;

(三)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条件，故意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的;

(四)伪造、涂改证件的。

第三十四条 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已经登记离婚、双方尚未再婚的当事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宣布该项离婚无效，收回已发给的《离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法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当事人双方感情并未破裂，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弄虚作假，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的;

(二)受当事人一方或他人胁迫诱骗，或者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非自愿的。

第三十五条 宣布婚姻无效的案件，由当事人所在地的区、县民政局负责审批，并报市民政局备案。《宣布无效婚姻通知书》应加盖区、县人民政府公章，及时送达双方当事人，并抄送原婚姻登记机关、当事人的所在单位和居住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

第三十六条 《婚姻法》施行以后，未依法履行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的男女双方由婚姻登记机关予以处理，有关单位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予协助执行：

(一)对男女双方均已符合结婚条件的，由婚姻登记机关责令双方当事人限期补办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可视情节轻重，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办的，加倍处罚，并责令其继续补办登记手续。

(二)对男女双方或一方尚未符合结婚条件的，由婚姻登记机关责令双方限期分居，并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逾期不分居的，加倍处罚。

第三十七条 婚姻登记员在承办婚姻登记中，违反《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的，由其所在单位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法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附则

第三十八条 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在本市办理婚姻登记，分别按照《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和《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的规定，由市婚姻登记处办理。上述人员要求出具婚姻登记证明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九条 《结婚证》、《离婚证》、《夫妻关系证明书》、《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婚姻状况证明》、《离婚协议书》、《离婚变更协议书》和《宣布无效婚姻通知书》，由市民政局按有关规定统一印制;《婚前体检证明》由市卫生局统一印制。

各项证书工本费的收费标准，由市民政局会同市物价局制订。

第2篇：新婚姻法离婚细则范文

关键词：婚姻法；修改；完善；家庭；法律制度

我国1980年颁布的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原婚姻法)是在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的基础上修订的。20年来的实践证明，原婚姻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有关夫妻、家庭成员问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基本可行的，它的贯彻实施对于维护健康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原婚姻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调整的范围过窄，内容过简，条文还存在一些立法空白等。再加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括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同题，例如“包二奶”、家庭暴力等。因此，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讨论以及多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以下简称新婚姻法)终于在新世纪伊始得以通过并公布实施。新婚姻法对原婚姻法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对于全面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原婚姻法的修改历程

1994年和1995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有关修改婚姻法的提案和议案。1995年10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婚姻法》的决定，将修改《婚姻法》纳入立法规划。1996年5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致函民政部，要求由民政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婚姻法》进行修改。1996年6月，民政部着手筹备修改《婚姻法》的工作。1996年11月，由民政部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参加，组成修改《婚姻法》的领导小组。此后．在领导小组的主持下．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一些法学专家受托起草了婚姻法修正草案建议稿。专家建议稿经过多次修改．由于意见不统一，始终不能形成修改稿。直到200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调查论证和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在重婚、家庭暴力、结婚条件及无效婚姻、夫妻财产制、离婚制度、保障老年人权益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原婚姻法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2000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2000年12月25日，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共300多人，通过联组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这是自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第一次采取联组会议的方式审议重要法律草案。

2001年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根据委员长会议决定发出通知，全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向全社会广泛征求对婚姻法的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研究修改，再提请以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对婚姻法的修改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倾注了极高热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群众对婚姻法修改意见的来信、来函、来电等4000多件，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广泛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2001年4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4月28日，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并由主席签署了第51号主席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新婚姻法是对《婚姻法》的第二次重大修改．共6章51条。增加了l4条．修改了33处。新婚姻法根据形势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的立法空白，注意到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一)增设了必要的法律制度和规定，填补了立法空白。

新婚姻法增设了夫妻互相忠实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离婚损害赔偿、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等内容，改变了这些方面无法可铱的状况。

1．关于夫妻互相忠实义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这既是一夫一妻制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翩，原婚姻法对夫妻间的忠实义务这一夫妻关系最核心的内容没有作出规定。新婚姻法第一次明文规定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既有利于维护平等、和睦、幸福的婚姻家庭关系，也使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或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惩罚过错方的做法有法可依。

2．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是新婚姻法针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作出的新规定。“包二奶”、姘居等违法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违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还导致家庭破裂，影响社会安定和计划生育。然而，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致使这些丑恶现象禁而不止。新婚姻法有针对性地在保障原则实施的禁止性条款中，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这表明新婚姻法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持禁止和反对的原则态度。不仅如此，新婚姻法还通过其他条款明确了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的法律责任。这就从立法上增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的力度，对于反对和制止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维护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婚姻家庭关系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禁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仅严重摧残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导致家庭解体，而且还容易引发毁容、伤害、杀人等恶性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反对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以往的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表述并不明确，存在着针对性不强，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而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致使家庭暴力得不到有效遏制。新婚姻法第一次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同时，在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部分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济途径，家庭暴力实施者所应承担的行政、民事和刑事法律责任，加大了打击家庭暴力和保护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的力度，也为各地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依据。

4．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我国原婚姻法只是明确了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但对于不符台结婚条件的违法婚姻应如何处理，其法律效力如何却没有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违法婚姻，有按无效婚姻处理的，如重婚；也有按离婚处理的．如包办、买卖婚姻。对于本不存在婚姻关系，应确认其无效的两性关系却按离婚处理，实质上是承认违法的结台也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这不仅不利于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不利于对受害者权和J的保护。“新婚姻法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增设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有利于贯彻实施结婚的法定要件，提高婚姻质量．预防和制止违法婚姻的存续．减少婚姻纠纷。

5．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近年来，我国因夫妻一方与他人通奸、姘居、重婚或虐待、遗弃对方而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离婚案件增多，由此给无过错方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由于我国法律对此没有处罚与补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原则，但这种照顾从范围和数额上也仅局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不能涉及过错方的个人财产，所以无论对过错方的处罚还是对无过错方的保护均显得力度不够，致使无过错方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三重功能。它还可以消除无过错方的后顾之优，保障其离婚自由的实现。

6．关于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是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难点之一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夫妻双方在离婚时争抢子女直接抚养权以及取得直接抚养权一方不让对方探望子女以此来惩罚对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增设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既有助于离婚纠纷的解决，保障父母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保护子女的身心健康，使子女顺利成长。

(二)完善原有的法律制度，强化了薄弱环节。

有些法律制度，原婚姻法虽有规定但内容过于笼统和原则，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新婚姻法对诸如夫妻财产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等内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强化了薄弱环节。

1.关于夫妻财产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是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如何分割夫妻财产也是离婚案件争论的焦点之一。原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只作了概括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表明我国实行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相结合的夫妻财产制度。20年的实施情况表明，这一制度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稳定、维护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利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原夫妻财产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制定的，反映了比较严重的简单化、理想化的平均主义思想，与市场经济注重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中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国民经济的发展，公民私有财产范围的扩大，夫妻财产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原夫妻财产制潜在的不足和不适应性已逐步显现出来例如：不加区分的把夫妻各自继承和受赠的财产统统归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既违反市场经济提倡的按劳分配、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精神，不利于夫妻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与我国继承法和民法的规定相抵触，造成了适用法律上的混乱。口又如：我国法律虽然明确了夫妻双方可以对财产进行约定，但对约定的有效条件、约定的时间、范围、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均没有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在现实中往往是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滞后状况。因此，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较大完善：第一，缩小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并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这就弥补了原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广而泛的弊端，既便于当事人清楚明了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范围，也有利于司法操作。第二，补充规定了夫妻一方的个人特有财产夫妻个人财产权不仅能方便生产生活，避免共同财产管理权行使上的麻烦，而且能促进物的流转，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家庭所必需的权利，夫妻任何一方都有权对一部分财产享有独自的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是夫妻人格的一种象征。第三，从约定的范围、内容、形式、效力等方面完善了约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使公民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夫妻财产权益的意识得以增强，既有利于减轻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分割财产的难度，调整好夫妻在家庭中的财产关系，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婚姻当事人对调整夫妻财产的多元需求，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所有权。

2．关于法律责任制度。原婚姻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一句话：“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这一规定表明了对违法行为应予追究法律责任的原则态度，但过于笼统、空泛，对违法行为的种类及其制裁方式等均未明确，以至于一些条文形同虚设．婚姻法也曾一度被称为“软法”法律责任是法律的“宝剑”，它是一部法律最有力的威慑和最强劲的保障，也是一部法律真正完善的标志。新婚姻法把“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单独作为一章，对婚姻家庭领域较为常见的违法行为，如：重婚、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侵害配偶财产权益等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为婚姻法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司法保障。

(三)消除婚姻家庭法律体系中的矛盾和}中突．增强了法律的统一性。

我国婚姻法的渊源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最主要的《婚姻法》，又包括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些不同形式的法律文件难免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例如：原《婚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1989年)中所列举的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l4种情形，有些与感情有关有些则与感情没有直接关系。这难免会使人产生疑惑：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到底是什么?司法解释与我国民政部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也有抵触之处。《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却规定“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可判决准予离婚。这样，就出现了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机关处理其后果完全不同的怪现象：由法院处理，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按离婚处理；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其婚姻则为无效婚姻。新婚姻法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增设以及对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列举规定。有效地消除了不同婚姻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增强了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统一性。

(四)细化了法律规定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原婚姻法在过去“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条文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原婚姻法采用概括主义的立法方式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法定离婚标准．但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在婚姻法中却没有具体规定。这样规定的好处是概括性强，能够将一切应当离婚的理由都囊括无疑，疏而不漏。但其最大弊端也正在于它过于概括。对离婚理由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伸缩的弹性原则．使法律所具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难以体现。“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定的导向性差，对当事人而言容易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导致以婚姻破裂为由的离婚权利滥用；对法官而言，掌握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难度极大，操作性差。法官对婚姻破裂的认定完全可能受到自己对离婚观念认识的影响，而造成同一离婚案件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审理迥异的司法不公正现象。针对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憾，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列举了14种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具体离婚理由，补充确定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但正如前面所述，司法解释与《婚姻法》之间也存在着不协调之处，而且。离婚法定理由的概括性条款与例示条款具有不同的渊源，处于不同的效力层次，这也是一种不协调，需要进一步完善。新婚姻法肯定和保持了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例示主义立法模式。在坚持原有裁判离婚标准的基础上，将司法解释中的14条进一步斟酌精练，在统一的权威性立法中列举了4项具体离婚理由．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予离婚的实例情形。最后又特列一项“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使法定离婚理由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使用。这样一方面把离婚标准具体化，便于认定和掌握，使某些离婚诉讼对号入座，有据可循；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理由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新婚姻法的这一规定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原则性和实际性有机统一．显示出法律规范的科学合理的技术性和可操作性。这是我国离婚标准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太发展和进步。

三、新婚姻法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对婚姻法进行修改，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调整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促进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文明与进步。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的影响．加之封建思想的残余和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渗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破坏一夫一妻制、侵犯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如重婚纳妾、“包二奶”、非法姘居、家庭暴力等，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婚姻家庭领域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甚至违法犯罪，仅用道德规范去修补用社会舆论去约束，用思想政治工作去教化，已难以解决，必须过法律手段来诃整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适台于社会的共同准则。新婚姻法进一步明确了婚姻家庭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既调整和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又倡导了符合时代精神、适合中国国情的婚姻家庭准则．对于推动和促进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文明与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对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也是保障社会安定的基本法，它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基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左”倾思想及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法律，尤其是属于私法的民法非常不健全。在西方法律发展史上被称为法律之本的民法在我国诞生比作为公法的刑法迟了将近7年，并且内容及条文都极为简单。这一不正常状况随着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而有所改变．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能够出台一部全面、具体规范民事活动的基本法——民法典。其中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作为民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各部门法的不完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如今，制定民法典已提上议事日程，成为目前我国立法工作中最主要、最急迫的任务。因此，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必将大太推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进程，对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有利于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

婚姻法的修改对推动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婚姻法的修改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就是要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要有一整套完备的法律。不仅要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法律，而且要修改与完善现行的法律，使整个法制建设进一步系统化和科学化。婚姻法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其修改与完善便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3篇：新婚姻法离婚细则范文

论文摘要：我国婚姻法的修改引起了社尝各界的广泛关注。新婚姻法根据现实的需要，增加了夫妻互相忠实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居、禁止家庭暴力、无效婚蛔和可撤消姻、商婚损害赔偿、商婚父母对于女的探望权等内容，填补了立法空白，强化了薄弱环节，注意了加强浩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克实和完善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我国1980年颁布的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原婚姻法)是在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的基础上修订的。20年来的实践证明，原婚姻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有关夫妻、家庭成员问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基本可行的，它的贯彻实施对于维护健康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原婚姻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调整的范围过窄，内容过简，条文还存在一些立法空白等。再加上随着 经济 、社会的 发展 ，人们的生括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同题，例如“包二奶”、家庭暴力等。因此，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讨论以及多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以下简称新婚姻法)终于在新世纪伊始得以通过并公布实施。新婚姻法对原婚姻法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对于全面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原婚姻法的修改历程

1994年和1995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有关修改婚姻法的提案和议案。1995年10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婚姻法》的决定，将修改《婚姻法》纳入立法规划。1996年5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致函民政部，要求由民政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婚姻法》进行修改。1996年6月，民政部着手筹备修改《婚姻法》的工作。1996年11月，由民政部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参加，组成修改《婚姻法》的领导小组。此后．在领导小组的主持下．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一些法学专家受托起草了婚姻法修正草案建议稿。专家建议稿经过多次修改．由于意见不统一，始终不能形成修改稿。直到200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调查论证和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在重婚、家庭暴力、结婚条件及无效婚姻、夫妻财产制、离婚制度、保障老年人权益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原婚姻法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2000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2000年12月25日，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共300多人，通过联组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这是自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第一次采取联组会议的方式审议重要法律草案。

2001年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根据委员长会议决定发出通知，全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向全社会广泛征求对婚姻法的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研究修改，再提请以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对婚姻法的修改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倾注了极高热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群众对婚姻法修改意见的来信、来函、来电等4000多件，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广泛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2001年4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4月28日，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并由江泽民主席签署了第51号主席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新婚姻法是对《婚姻法》的第二次重大修改．共6章51条。增加了l4条．修改了33处。新婚姻法根据形势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的立法空白，注意到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一)增设了必要的法律制度和规定，填补了立法空白。

新婚姻法增设了夫妻互相忠实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离婚损害赔偿、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等内容，改变了这些方面无法可铱的状况。

1．关于夫妻互相忠实义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这既是一夫一妻制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由于受 历史 条件的限翩，原婚姻法对夫妻间的忠实义务这一夫妻关系最核心的内容没有作出规定。新婚姻法第一次明文规定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既有利于维护平等、和睦、幸福的婚姻家庭关系，也使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或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惩罚过错方的做法有法可依。

2．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是新婚姻法针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作出的新规定。“包二奶”、姘居等违法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违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还导致家庭破裂，影响社会安定和计划生育。然而，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致使这些丑恶现象禁而不止。新婚姻法有针对性地在保障原则实施的禁止性条款中，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这表明新婚姻法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持禁止和反对的原则态度。不仅如此，新婚姻法还通过其他条款明确了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的法律责任。这就从立法上增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的力度，对于反对和制止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维护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婚姻家庭关系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禁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仅严重摧残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导致家庭解体，而且还容易引发毁容、伤害、杀人等恶性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反对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以往的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表述并不明确，存在着针对性不强，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而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致使家庭暴力得不到有效遏制。新婚姻法第一次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同时，在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部分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济途径，家庭暴力实施者所应承担的行政、民事和刑事法律责任，加大了打击家庭暴力和保护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的力度，也为各地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依据。

4．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我国原婚姻法只是明确了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但对于不符台结婚条件的违法婚姻应如何处理，其法律效力如何却没有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违法婚姻，有按无效婚姻处理的，如重婚；也有按离婚处理的．如包办、买卖婚姻。对于本不存在婚姻关系，应确认其无效的两性关系却按离婚处理，实质上是承认违法的结台也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这不仅不利于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不利于对受害者权和j的保护。“新婚姻法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增设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有利于贯彻实施结婚的法定要件，提高婚姻质量．预防和制止违法婚姻的存续．减少婚姻纠纷。

5．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近年来，我国因夫妻一方与他人通奸、姘居、重婚或虐待、遗弃对方而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离婚案件增多，由此给无过错方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由于我国法律对此没有处罚与补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原则，但这种照顾从范围和数额上也仅局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不能涉及过错方的个人财产，所以无论对过错方的处罚还是对无过错方的保护均显得力度不够，致使无过错方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三重功能。它还可以消除无过错方的后顾之优，保障其离婚自由的实现。

6．关于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是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难点之一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夫妻双方在离婚时争抢子女直接抚养权以及取得直接抚养权一方不让对方探望子女以此来惩罚对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增设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既有助于离婚纠纷的解决，保障父母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保护子女的身心健康，使子女顺利成长。

(二)完善原有的法律制度，强化了薄弱环节。                       

有些法律制度，原婚姻法虽有规定但内容过于笼统和原则，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新婚姻法对诸如夫妻财产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等内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强化了薄弱环节。

关于夫妻财产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是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如何分割夫妻财产也是离婚案件争论的焦点之一。原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只作了概括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表明我国实行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相结合的夫妻财产制度。20年的实施情况表明，这一制度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稳定、维护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利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原夫妻财产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制定的，反映了比较严重的简单化、理想化的平均主义思想，与市场经济注重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中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国民经济的发展，公民私有财产范围的扩大，夫妻财产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原夫妻财产制潜在的不足和不适应性已逐步显现出来例如：不加区分的把夫妻各自继承和受赠的财产统统归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既违反市场经济提倡的按劳分配、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精神，不利于夫妻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与我国继承法和民法的规定相抵触，造成了适用法律上的混乱。口又如：我国法律虽然明确了夫妻双方可以对财产进行约定，但对约定的有效条件、约定的时间、范围、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均没有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在现实中往往是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滞后状况。因此，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较大完善：第一，缩小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并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这就弥补了原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广而泛的弊端，既便于当事人清楚明了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范围，也有利于司法操作。第二，补充规定了夫妻一方的个人特有财产夫妻个人财产权不仅能方便生产生活，避免共同财产管理权行使上的麻烦，而且能促进物的流转，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发展和 现代 家庭所必需的权利，夫妻任何一方都有权对一部分财产享有独自的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是夫妻人格的一种象征。第三，从约定的范围、内容、形式、效力等方面完善了约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使公民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夫妻财产权益的意识得以增强，既有利于减轻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分割财产的难度，调整好夫妻在家庭中的财产关系，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婚姻当事人对调整夫妻财产的多元需求，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所有权。

2．关于法律责任制度。原婚姻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一句话：“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这一规定表明了对违法行为应予追究法律责任的原则态度，但过于笼统、空泛，对违法行为的种类及其制裁方式等均未明确，以至于一些条文形同虚设．婚姻法也曾一度被称为“软法”法律责任是法律的“宝剑”，它是一部法律最有力的威慑和最强劲的保障，也是一部法律真正完善的标志。新婚姻法把“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单独作为一章，对婚姻家庭领域较为常见的违法行为，如：重婚、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侵害配偶财产权益等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为婚姻法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司法保障。

(三)消除婚姻家庭 法律 体系中的矛盾和}中突．增强了法律的统一性。

我国婚姻法的渊源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最主要的《婚姻法》，又包括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些不同形式的法律文件难免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例如：原《婚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1989年)中所列举的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l4种情形，有些与感情有关有些则与感情没有直接关系。这难免会使人产生疑惑：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到底是什么?司法解释与我国民政部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也有抵触之处。《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却规定“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可判决准予离婚。这样，就出现了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机关处理其后果完全不同的怪现象：由法院处理，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按离婚处理；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其婚姻则为无效婚姻。新婚姻法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增设以及对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列举规定。有效地消除了不同婚姻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增强了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统一性。

(四)细化了法律规定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原婚姻法在过去“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条文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原婚姻法采用概括主义的立法方式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法定离婚标准．但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在婚姻法中却没有具体规定。这样规定的好处是概括性强，能够将一切应当离婚的理由都囊括无疑，疏而不漏。但其最大弊端也正在于它过于概括。对离婚理由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伸缩的弹性原则．使法律所具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难以体现。“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定的导向性差，对当事人而言容易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导致以婚姻破裂为由的离婚权利滥用；对法官而言，掌握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难度极大，操作性差。法官对婚姻破裂的认定完全可能受到自己对离婚观念认识的影响，而造成同一离婚案件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审理迥异的司法不公正现象。针对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憾，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列举了14种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具体离婚理由，补充确定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但正如前面所述，司法解释与《婚姻法》之间也存在着不协调之处，而且。离婚法定理由的概括性条款与例示条款具有不同的渊源，处于不同的效力层次，这也是一种不协调，需要进一步完善。新婚姻法肯定和保持了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例示主义立法模式。在坚持原有裁判离婚标准的基础上，将司法解释中的14条进一步斟酌精练，在统一的权威性立法中列举了4项具体离婚理由．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予离婚的实例情形。最后又特列一项“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使法定离婚理由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使用。这样一方面把离婚标准具体化，便于认定和掌握，使某些离婚诉讼对号入座，有据可循；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理由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新婚姻法的这一规定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原则性和实际性有机统一．显示出法律规范的 科学 合理的技术性和可操作性。这是我国离婚标准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太 发展 和进步。

三、新婚姻法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条件下，面对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对婚姻法进行修改，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4篇：新婚姻法离婚细则范文

【关键词】婚姻庭 婚姻法 离婚制度 家庭

当今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背景下受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负面影响，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诸多新问题：家庭暴力、婚外情、“包二奶”、“闪婚”、“闪离”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使得中国家庭面临危机，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也面临新的挑战。本文从完善《婚姻法》的角度提出消除家庭内部各种矛盾、促进婚姻家庭和谐稳定的个人浅见。

现象之一：对婚姻自由有放任倾向

当今社会条件下，人们对婚姻自由的放任突出表现为婚外同居、“包二奶”、“闪婚”、“闪离”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以北京为例，基层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50%以上是80后年青人离婚，且结婚两年内离婚的居多；在广东省，“包二奶”现象大量存在，一些人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良婚恋现象的产生有多种原因，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婚姻自由是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但自由并非毫无限制。“自由是做法律允许做的事情”，结婚和离婚这种重要的身份行为的变动必须符合婚姻法的规定。而我国婚姻法对于结婚和离婚规定的条件过于宽松。结婚和协议离婚的法定程序就是登记，缺少登记之外的婚姻干预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人对婚姻的过度放任。婚外同居、“包二奶”现象实质上违反了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原则及“夫妻相互忠实”原则，而婚姻法对以上两个原则的规定太概括，缺少可操作性。同时，婚姻法旨在保护无过错方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因取证难的问题，常常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婚姻法上述制度的不完善助长了婚姻领域不良现象的居高不退。

现象之二：离婚率逐年攀升

据统计，截至2011年，中国离婚率连续七年递增，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离婚率接近30%。离婚不仅导致家庭的离散，影响子女的身心健康，还产生种种社会问题。离婚率上升有诸多原因：第一，家庭结构缩小、夫妻因工作两地分居及缺乏沟通使家庭聚合力弱化；第二，人们对婚姻质量要求提高导致了婚姻观念的变化；第三，离婚制度相对比较宽松；第四，妇女经济能力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她们有勇气主动提起离婚。

有学者提出，婚姻立法的改革导致了离婚率上升，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简化了民政部门办理登记离婚的手续，保障了离婚的自由，但给冲动型离婚和草率型离婚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国婚姻法上的离婚救济制度（包括离婚财产分割、离婚损害赔偿及离婚帮助请求权制度）因对弱者权益（主要是女方）保护的不足，降低了离婚的法律成本。在离婚财产分割中，《婚姻法》规定了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但弱势一方并不完全清楚对方的具体财产，受法规不健全、监管漏洞以及执行成本大等因素影响，调查清楚被转移的财产在实践中很难实现。离婚帮助请求权因适用条件的限制，对离婚后困难一方的保护水平极为有限，因此，我国婚姻法上的离婚救济制度受到学者批判。综上，离婚率的逐年攀升暴露出我国婚姻法中离婚制度的三个不足：其一，协议离婚限制不够、离婚干预机制欠缺；其二，离婚救济制度形同虚设；其三，对妇女婚姻权益保护不健全。

现象之三：家庭暴力屡禁不止

家庭暴力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在我国广泛存在。据统计，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家庭暴力侵害妇女、儿童人格权益，严重破坏家庭稳定，甚至成为家庭型犯罪的重要原因。目前，反家庭暴力成为我国婚姻法学界的热点理论问题广受关注。

家庭暴力的高发与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干预不足紧密相关。对于家庭暴力，现有立法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并不强，缺乏认定和制裁的标准，尤其缺少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司法救济，致使许多家庭暴力犯罪主体逍遥法外。

为消除存在于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有效促进婚姻和谐稳定，应当对我国《婚姻法》暴露出的不足进行相应的制度完善。

完善和细化《婚姻法》总则

《婚姻法》的立法目的需要明确。《婚姻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仅体现了婚姻法的调整对象，没有体现婚姻法的立法目的，不利于禁止侵犯婚姻权益的违法行为。建议该条修改为：“为规范婚姻家庭关系，保护合法婚姻当事人的权益，促进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准确界定“重婚”，切实保护合法婚姻当事人的权益。《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对于重婚的定义，婚姻法与司法解释均未规定，实践中对重婚的认定采用的是刑法的标准，过于严格，不利于惩罚和遏制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违法行为。因此应当对重婚的概念从范围上加以修正和扩充，凡是违反了一个自然人只能有一个配偶（包括合法配偶和非法配偶）的原则就应当认定为重婚，可以要求离婚损害赔偿。这样有利于维护一夫一妻制，从制度上制裁非法同居和婚外“包养”行为。

第5篇：新婚姻法离婚细则范文

邓颖超在婚姻问题方面掌握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废除封建主义家庭婚姻制度,制定一部合乎国情、切合时宜、切实维护广大妇女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法,是邓颖超多年的夙愿。她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一直非常重视加强对妇女进行婚姻自由、婚姻自主的宣传,多次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恋爱和婚姻的独到见解。她善于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注意搞好调查研究,在婚姻问题方面掌握了大量翔实的一手材料,对中国封建婚姻制度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1947年7月17日到9月13日,邓颖超在河北省午山县西柏坡村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同年11月17日,她带领工作组,奔赴阜平县二区细沟村参加的复查工作。她改名肖超(小超谐音),工作组同志称她“肖大姐”,老乡们亲热地喊她“老肖”。邓颖超十分关心青年男女的切身利益。她住在区公所隔壁,一连几天都看到一对男女青年在区公所门前徘徊,眼里满含泪水。邓颖超走过去询问他们,才知道这是大沙地村的一位男青年和水泉村的一位女青年自由恋爱想要结婚,可家长不同意,村里人看不惯,阻挠他们结婚。区公所同志听了村里一面之词,也不给他们登记结婚。邓颖超说,男女青年自己搞对象,反对家长包办婚姻,这是进步行动,政府应当支持。她陪这对青年走进区公所,说明情况,区公所马上给他们办了结婚手续。邓颖超随后把这一对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事作为生动的教材,在细沟村群众中进行了婚姻自主、婚姻自由的教育。

当时,也有人曲解婚姻自由的含义,反而造成了婚姻不自由的情况。边界口村一对青年夫妇因为一点小事打架,一时生气,便要离婚,跑到区公所来要求办离婚手续。区公所干部刚刚听了邓颖超关于婚姻自由的讲话,没有慎重分析具体情况,马上给这对夫妇办了离婚手续。小两口刚走出不远又后悔了,回到区公所要求复婚。区公所干部把他们训了一顿,说不能复婚,小两口无奈,走到细沟村边一棵大树下,抱头痛哭起来。邓颖超正好散步来到村边,见状便上前询问他们,小两口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邓颖超听后笑着说:“你们这个情况,可以复婚嘛。你们去吧,去对区公所同志说,就讲是老肖说的,请他们重新考虑,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可以复婚。只是你们小两口以后再也不要打架了,更不要有一点矛盾,就随便提出离婚。”小两口向她保证:再也不会打架了,再也不闹离婚了。最后,他们高高兴兴地复婚了。

1948年3月,邓颖超在阜平县二区召开婚姻问题座谈会。在会上,她指出,婚姻问题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涉及最大多数人的问题。中国的婚姻状况普遍存在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从一而终等不合理的现象,我们要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大力提倡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解决婚姻问题除靠制度、政策外,还要进行长期的教育,改造旧的思想意识,建立新的思想作风。同时也要看到,婚姻自由是个新事物,对社会是个大的冲击,一时会有出轨现象,不要大惊小怪,要善于把它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总之,对群众的婚姻问题一定要慎重处理,决不能草率从事。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托邓颖超等中央妇委领导制定新中国《婚姻法》

1948年5月,中央妇委向中央建议召开一次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得到批准。同年9月20日至10月6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华北、山东、晋绥、陕甘宁、华中等各解放区妇联领导干部、各解放区中央局妇委会委员、区党委民运部部长等参加了会议。中央妇委书记邓颖超(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正在东北解放区工作)主持会议,中共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上,邓颖超代表中央妇委做工作报告。关于婚姻问题,她强调两点:其一,婚姻制度是和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密切联系的。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早就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反对童养媳、纳妾等丑恶行为,实行婚姻自由和婚姻自主政策。但过去孤立实行,引起一些不良后果。应该跟生产结合,坚决执行婚姻自由政策。其二,干部婚姻问题是社会婚姻问题的一部分,同样应实行婚姻自由政策。只要合乎法律手续,不要随便干涉人家的婚姻。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该认识婚姻问题是总的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主要的是为共产主义、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对于两性生活不要看成了不起的事,也不要随便草率。不要觉得失了丈夫或失了妻子就不得了,这不是顾虑担心能保障的。要保障必须努力干好革命工作,在革命事业中共同进步,建立政治结合的基础,然后再有私生活的融洽。在婚姻问题上要采取慎重态度。倘若遇到挫折,应该在挫折关头挺得住,特别是女同志要坚强。女人活着为了什么?并不是为了丈夫活着,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事业,必须奋斗下去!

会议期间,刘少奇专门召见了邓颖超等中央妇委成员,把起草新中国《婚姻法》草案的任务交给了中央妇委,还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交给邓颖超作为参考。这本小册子是1931年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签发实施的,体现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刘少奇说:“你们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起草。”邓颖超兴奋地说:“这些日子,大家通过在农村蹲点搞,更加深切地了解贫苦农民,特别是妇女们深受封建婚姻统治的痛苦,他们迫切要求婚姻自由。”

10月5日,在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刘少奇到会作重要报告。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专门讲到婚姻法问题,他说:“婚姻问题是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我查阅了一些解放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均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封建婚姻的旧传统。新中国即将成立,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有一部统一的《婚姻法》,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你们现在就要组织力量起草新《婚姻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先准备一个草案,新中国成立后,由党中央送交中央人民政府,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审定后公布施行。”

坚决主张离婚自由,邓颖超成为少数派

1948年10月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等人。《婚姻法》起草小组办公地点设在河北平山县东柏坡。东柏坡是个群山环抱、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央妇委借用了老乡前后两个小院。在起草《婚姻法》前,邓颖超和中央妇委成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据各地妇联提供的调查材料,当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等省已解放的农村中,婚姻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低的占33.3%,最高的达99%。在北平、天津、西安、哈尔滨等已解放的城郊,婚姻案件少则占民事案件的11.9%,多的占48.9%。在婚姻案件中,离婚及解除婚约的,在上述农村中平均占54%,城市或城郊,少则占51%,多则占84%。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女方是原告,提出离婚的占58%-92%。

在《婚姻法》起草过程中,中央妇委成员发扬了民主作风。据时任中央妇委委员、参与起草《婚姻法》的罗琼回忆:“那时候的风气非常好,讨论问题时,大家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因为这是为新中国和五万万同胞起草的婚姻法,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分量。光是框架就推倒过好几次,每章每条都是字斟句酌。每次讨论都是大家先发表意见,由王汝琪做记录;然后由她拿出整理后的稿子,再供大家讨论。虽然西柏坡的冬天十分的冷,窗外寒风呼啸,屋里却讨论得热火朝天……”

在起草过程中,邓颖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婚姻法》初稿的拟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两个方面,如何体现离婚自由是争论的焦点。

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九条规定: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这一条,新的婚姻法要不要写进去呢?反对者认为,在农村,离婚自由了,必定要触动到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必然将成为反对派。另外一种顾虑是,当时形势发展很快,马上就要进城了,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

1950年1月初,邓颖超在中央妇委进一步讨论《婚姻法》草稿的条文时说:“大家对婚姻自由的原则无争论,对离婚自由原则基本上无争论。但对‘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有不同意见。在政法、青年、妇女联合座谈会上,只有我和组织部一位同志同意一方坚持离婚可离,其余同志都主张离婚应有条件。”邓颖超说:“我为什么主张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就可离呢?理由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的痛苦最深。早婚、老少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是普遍现象,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主要根据广大妇女的利益提出。如加上很多条件,恰恰给有封建思想的干部一个控制和限制离婚自由的借口。过去没有这一条,发生了很多悲剧。”

邓颖超的话,真实反映了我国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在漫长的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使广大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其卑微低下,没有婚姻的自,也没有家庭事务的参与决策权。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在全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仍然普遍存在,种种封建的婚姻陋俗严重地影响着广大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改善和提高。

在各种封建婚姻陋俗中,买卖、包办等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的现象最为严重,这使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由于男方认为女方是花了钱买来的,所以就把她当成牛马一样,就有了“娶妻如买马,骑时用鞭打”,“鬼神不是神,女人不是人”等说法。据山西省50多个县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1至10月,由于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迫害,发生命案464起。其中妇女被直接迫害致死的占25%,因要求离婚不成而自杀的占40%,因在家庭中受虐待而自杀的占20%,因其他家庭纠纷而自杀的占12%。仅河津、万泉两县在半年中,就有29名妇女被逼上吊、跳井。

由此,邓颖超认为,现在各地各级政府法院积压的婚姻案件及发生自杀惨剧的,多因一方坚持离婚又不能离婚造成的。这证明有些解放区现行的婚姻条例,没有规定一方坚持要求离婚者可以离婚这一条,已不能适应妇女群众的需要。邓颖超说:“总之,我坚持不附加条件,一方坚持要离即离。至于必须经过一些必要的步骤,可在说明书上加以解释。”邓颖超强调指出,中央妇委考虑婚姻条例的每条内容,必须从最大多数妇女的利益出发,不能从一部分妇女的利益出发,更不能为了限制少数男干部喜新厌旧,而放弃原则,对多数妇女不利。

邓颖超讲的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随着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夺取大中城市后,很多城市女学生参加了革命工作,她们一般文化较高,年纪又轻。一些男干部看不起战争时期结婚的比较土气的妻子和家在农村的妻子,因此提出离婚。他们的妻子不同意,纷纷向妇联申诉。因此,很多人对《婚姻法》上有一方坚持离婚就可以离这一条持反对意见,认为如果《婚姻法》中包括了一方坚持要离就可以离的条款,便将给那些“当代陈世美”随意抛弃妻子、另结新欢大开方便之门。

邓颖超认为,干部队伍只有几百万,在几亿人口中只占很小比例。几百万干部中,有意抛弃妻子的男干部只占极少数,在几亿人口中所占比例就更小了。她看到的是几亿农村和城市妇女群众,她们大多数饱受封建婚姻的束缚。如果在婚姻条例中不写上一方坚持要离就可以离的条款,这就堵塞了广大农村和城市的妇女群众真正实现婚姻自由的道路。

邓颖超一贯认为,男女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如果爱情熄灭,那种婚姻保持了也没有意义。她更主张女性要自尊自强,以革命事业为第一生命。如果婚姻发生挫折,女性应振作起来,以工作作为生活的主要依托。她绝不同意“老公要离婚,天就像塌下来”那种依赖丈夫的思想,也不同意靠法律强制性地限制干部的婚姻自由。

1950年1月21日,邓颖超将中央妇委起草的《婚姻法》的最后草稿送交中央书记处审阅,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几经争论,几度修改,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一则,至今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对于此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现为了应各地的急需,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不能再拖延不决。故大家商定,一致同意先以现在的草案(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经妇委多数同意了最后稿,并将我们不同的意见一并附上,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定。另送了一份婚姻条例草案给法委,请法委将意见提交中央。我们争论之是非,要求中央给予提示。妇委同志希望中央审阅后能和妇委同志一谈,或中央讨论时,允许妇委同志参加,究竟如何?由中央决定。”

党中央同意了邓颖超的建议,最后采用了“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的条款。初稿拟定后,又广泛征求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做了多处修改,于1950年4月13日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经主席明令公布,于1950年5月1日起实行。

宣传贯彻《婚姻法》

《婚姻法》共8章27条,其基本精神就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并明确规定“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对于重婚、纳妾、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封建婚姻恶习,在《婚姻法》各章的具体内容中都明令予以禁止。

《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对于改革旧的婚姻家庭制度、促进妇女解放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如邓颖超所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过的一个婚姻大法。”“它是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妇女在婚姻问题方面的要求的集中体现。”

《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对封建婚姻观念造成了冲击。但面对几千年形成的封建思想,新的婚姻观念远没有取得胜利。在《婚姻法》颁布后的一段时间里,包办和买卖婚姻、对妇女的虐待或打骂、对男女婚姻自由的干涉等违法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广大妇女因为婚姻和家庭问题而被虐杀和逼迫自杀的现象仍十分严重。由于许多地方对《婚姻法》的宣传不到位,致使许多群众对《婚姻法》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甚至一些区村干部也都对《婚姻法》抱有一些偏见和误解,认为《婚姻法》就是“妇女法”,是 “离婚法”,会引起“天下大乱”,一些干部粗涉妇女婚姻自由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婚姻法》在群众中的贯彻执行。

随着抗美援朝战局的稳定、的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两次发出了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号召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地区和尚未完成的地区除外),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运动,并把1953年3月定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这次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自3月开始,直到5月才陆续结束,实际上进行了3个多月。这期间,颁发了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印发了2000多万份宣传《婚姻法》的各种宣传品,利用报纸、刊物、画报、连环画、报告、座谈、广播、说唱、戏剧、电影等方式,陆续在全国范围70%左右的地区内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宣传。1953年四五月份,全国各地贯彻《婚姻法》运动先后结束。

第6篇：新婚姻法离婚细则范文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无效婚姻的问题。无效婚姻指借婚姻之名非法结合，而不具备婚姻合法的要件，如未达到法定婚龄，有法律禁止结婚的亲属血缘关系、疾病，包办婚姻等。其既有实质条件又有形式要求。而现行婚姻法只有正面规定，但对于违反的后果是什么，法律上没有规定，在实践中，许多无效婚姻即按照离婚处理，而离婚是合法之婚姻关系的解除，无效婚姻本身即是不合法的，如不自由婚、包办婚姻等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今日说法”上曾报道，一方隐瞒自己患严重肝病的事实，导致双方婚姻无效，另一方在其死后欲宣布其为无效婚姻，却无相适应的法条。实践中对于这样的案子确实存在不少。有一些严重的丧失婚姻行为能力的疾病，可以成立婚姻无效而现在一般的肝病是否成立也很难说，若十八、十九世纪可能鉴定起来容易些，所以看来医学比较发达也有不利的影响。现在对无效婚姻的解决，对一方过错的，如：单方隐瞒，双方过错的，如：明知是表兄妹而结婚；双方都无过错，第三方过错的，如：第三方包办，医院检查失误，一方为孤儿对法定婚龄确定有误等，我认为在法律上应该要给其以一定的请求权利。

对于包办婚姻是否是无效婚姻，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在旧中国、文革后期时，建国初期剔除的丑恶现象又有抬头，比如有些地方出现婚姻包办的现象，而我国通过贯彻婚姻法的努力又大幅度地减少。可是现在农村可能还有些存在，新的无效婚姻设定并非专门针对包办婚姻，而是为将违法结合剔除、预防纠纷产生，提高婚姻质量。我认为是比较理性的。

其次，关于包二奶的现象。首先可以明确包二奶“当然是不好的社会现象，但我认为”包二奶“并不是重婚。因为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或虽未登记，但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才算做重婚，但”包二奶“一般都不以夫妻相称；而且婚姻应以普及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包二奶“不具备这样的婚姻法律特征，所以我个人不同意将”包二奶“列为重婚。刑法上规定有重婚罪对重婚行为予以制裁，而”包二奶“虽不以夫妻相称但有些似乎具备事实上婚姻、事实上重婚的要件。我发现许多媒体都报道说”婚外恋“‘法律也要管了，而婚姻法不做惩罚性规定是否相反鼓励了重婚的人去”包二奶“？我觉得应该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包二奶“确实是一种破坏正常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生活的丑恶现象。但对其采取强硬手段的应该是刑法。有决心制止，惩罚”包二奶“那要等待刑法上对此做修改，或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其做出司法解释，诸如对”包二奶“者处的罚金，甚至自由刑等（这只是举个例子）而婚姻法不能对重婚做扩大的解释。婚姻法是从维护一夫一妻制的角度禁止重婚，而不可能直接做一些具体的刑罚的规定，这里有个法律分工的问题。不属于婚姻法的任务、婚姻法不能越权，但虽然婚姻法不会做一些具体的规定，却可以为一些具体规定提供依据。如广东省在婚姻关系中关于禁止”包二奶“的立法等，即以婚姻法中对一夫一妻制为依据的。而且婚姻法中，可以做离婚理由赔偿等方面的规定以此来维护一夫一妻制。在这次修改过程中，有些法学家、有些部门、还有一些妇女团体，主张增加离婚时的过错赔偿制度。”包二奶“是赔偿的原因之一，但也可能是其他过错，如：一方包二奶，另一方不原谅，导致离婚；再如：遗弃、虐待，家庭暴力等。受害一方有赔偿请求权，这属于一项民事权利可以自由处分，是可以请求赔偿，拥有这样一种权利，而不是要求国家必须赔偿。目前看，有离婚的过错赔偿，则对受害一方有了救济手段。法律这方面涵盖面应该很大，针对性上是主要针对离婚受害妇女，当然也不排除男方受害。其他国家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都有离婚过错赔偿制度。我国赞成这种制度的人举出其有利于稳定婚姻关系，具有合法合理性；反对的人认为操作上太过困难：关于感情破裂导致离婚，要一方过错大于对方过错加客观因素之和。而夫妻长期共同生活’对于这一方面的认定操作起来就很难。离婚赔偿制度只是给受害一方这样一个权利，受害一方不需赔偿，法律也不应该干涉。对于其举证责任而言，证据应该主要由当事人举证。我个人认为，主要由当事人举证，因为谁主张谁举证，谁要证明过错方有过错、就要举出证据，但由于实践中有各种原因，比如有的妇女举证能力很低，所以我觉得法庭在必要情况下，也应给予帮助。让受害一方举证，实际上往往是受害妇女面对伤害他的丈夫和第三者，处于弱势的地位，法律应对弱势群体予以保护才符合人道精神。可是法律只能做一些对等性的规定，不可能做一方有怎样权利，另一方有何种义务的规定，毕竞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但法律中有许多相关规定主张针对弱者，如家庭暴力等主要是从保护妇女权益出发，因为实际中往往是女性受害的。

再次，夫妻的财产问题是个重点，夫妻婚前财产应该是个人占有，个人负责，婚后所得为共同财产。但我觉得这项规定具体操作起来不太现实，可供当事人选择，法律给当事人这样一个权利，如果当事人不愿意履行约定，可以排除，按照法律规定也可以，法律是出于给当事人一个选择这样的考虑。80年代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共有，另有约定的除外，对财产享有平等的所有权，80年代时主要是共有，当时也考虑到有约定的必要，如老年人再婚、子女的财产问题等。但当时规定很简单只有七个字。这次想要有详细的规定，没有约定情况下，适用规定。原来共有的范围很大，继承、受遗嘱、受赠都为共有，但我应当主张适当缩小共有，如遗嘱中指明由夫妻一方继承、受赠的，则由一方所有，法理上也为保护个人的所有权和相对的遗嘱自由。并增设一些有关特有财产的规定，如：婚前个人财产（除另有约定的外），婚后个人职业上的专用品，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用，专用的生活用品。并像西方一些国家规定的，即使夫妻双方没有约定，也不一定认定为共有财产。这点实际操作很复杂，如一方为一方购赠钻石，目的倘若不仅装饰还有保值增值的成分，则所有权的问题就很难界定。总之，原则上，我主张夫妻之间应该需要有一定不共有的财产。

第7篇：新婚姻法离婚细则范文

内容提要: 重婚这一现象在现代社会中日益严重，已经引起了广大学者和司法部门的极大重视。本文正是从两个真实的案例出发，并以此为契子详细地介绍了重婚这种行为及其具体构成要件。此外，本文还针对重婚罪中一些比较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表述了自己及所支持的观点，希望这些讨论能更加深入地帮助我们了解重婚罪，也希望能作抛砖引玉之言，以期更好的解决方案的出台！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健全，人民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随之而来的，享乐、拜金主义思想又重抬其头，现在社会上有的人或是贪图享受，或是喜新厌旧，以及对婚姻关系的不正确态度，导致重婚这一社会现象日益增多乃至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一个极现实且紧迫的问题。我们知道，家庭是社会的重要单元，而婚姻关系则是维系家庭的重要因素和纽带，因此，必须把弘扬良好的婚姻风气，构建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予以足够的关切。针对上述现象，就需要国家在立法上予以进一步的规范和理论上的深入研究。下面，我将从两个案例出发，详细介绍一下重婚这种行为。

    一、重婚罪历史沿革及定义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有两部婚姻法规范婚姻行为，并且国家立法机关于2001年4月28日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对现行婚姻法的进一步完善作出了相当的努力，然而，不仅婚姻法本身没有对重婚的定义作出规定，而且原《婚姻登记管理办法》、现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2001年12月14日的《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都没有界定重婚的含义，因此，在这里有必要明确重婚罪的概念。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又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1]。

    二、重婚罪相关问题浅析

    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并不复杂，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犯，按照社会上一般公众相当的认识即能予以判定。但对于某些规范的概念性问题则需要加以说明，以期更利于审判。下面，我就重婚罪中的一些具体法律问题进行细述。

    （一）对重婚罪中婚姻关系的认识

    婚姻作为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以两性的结合为自然条件，是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2]。新中国两部《婚姻法》的实施，向国民昭示：结婚以登记为要件；要结婚，得登记。然而，“登记结婚”的要求虽然在广大城市已被自觉接受，但在偏远的农村仍然受到习惯势力的顽固抵抗。2001年4月28日修订的《婚姻法》再次重申：符合结婚条件的男女要想结婚，必须要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不仅如此，《婚姻法》第10条、第11条还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以及婚姻的撤消制度。第12条对无效以及可撤消的婚姻的效力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即“无效或被撤消的婚姻，自始无效”。这就说明，婚姻不仅必须具备登记的形式，而且必须符合实质的要件，否则，即使经过登记，婚姻也不一定有效。有效婚姻受法律保护，可以对抗第三人的侵害，无效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不能对抗第三人。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无效婚姻事实上有两类，一是不具备婚姻形式要件的纯粹自然意义上的“婚姻”即事实婚，因为其从未得到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确认，所以不需要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公示即无效。二是具备婚姻形式要件，但不符合婚姻实质要件的婚姻，包括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几种情形。尽管这种婚姻曾经得到婚姻登记机关确认，但不是必须经过婚姻登记机关公示或人民法院判决才无效，而是从始到终都无效。其婚姻关系也不能成为刑法上的客体。在婚姻登记机关宣布其无效后，即使当事人继续同居生活甚至举办结婚仪式，也不受法律保护，其关系同样不可能成为刑法上的客体。至于可撤消的婚姻，其效力状况并不复杂。由于这种婚姻除了当事人主张抗辩理由，否则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被胁迫结婚但没有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从结婚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消该婚姻，法院判决予以支持，则其婚姻效力不仅仅终止于被撤消之后，而是自始无效。在此之前，其婚姻关系应当成为刑法上的客体。如果该婚姻被撤消之后，请求人反悔，仍然与被请求人共同居住生活甚至举办结婚仪式，也不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虽然国外立法对事实婚的态度趋向缓和[3]，但我国《婚姻法》对婚姻的成立，采取的仍然是严格的法律主义[4]。

    在此，婚姻的合法性成为婚姻的本质属性[5]。合法性要求法定的婚姻主体资格具备者依照法定程序成立婚姻，方有法律效力，否则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婚姻绝非两性自然的生理结合，而是经当时社会确认其为夫妻关系的社会关系；婚姻关系只能存在于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的男女双方之间。

    （二）对重婚罪中配偶权的认识

    我国刑法学界一般将重婚罪的客体表述为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近年来随着在犯罪客体研究中一些学者对法益学说的推崇，有关重婚罪客体配偶权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配偶权产生于合法婚姻的建立，是特定男女之间的夫妻身份关系，以特定的权利义务为内容，非自然形成，而是法律赋予，享有配偶权的男女才互为配偶，配偶是婚姻的主体，只有配偶才享有配偶权。尽管配偶权的内涵，在理论上还有身份权说、专属利益支配说、性权利说等不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共同认为：配偶权的前提或者说产生的基础是合法的夫妻关系，配偶权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即其权利主体是合法婚姻关系的当事人；配偶权具有身份权的性质：配偶权具有专属性，即具有夫妻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配偶权的内容具有特定性不可侵犯性，即配偶具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忠实的义务、家庭住所决定权、相互扶养的权利和义务、生育权和日常家务权，这些权利不容他人侵犯[6]。修订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配偶权一词，但已经确认了配偶权的若干主要内容[7]。

    婚姻必须经合法确认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形成婚姻关系；配偶权产生于合法婚姻的建立，换言之，事实婚不具有配偶权，形成事实婚的男女不是配偶----准确地说，是法律不承认其为配偶。在民法上，重婚之形式，表现为两个既存婚姻之重合，重婚之实质，在于这种使两个既存婚姻重合的行为，抗击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和制度。在刑法上，重婚之实质，在于有配偶者隐瞒婚姻事实真相，欺骗他人与之再度结婚，或者有配偶者在他人的主动配合先后两次形成婚姻，分别以独自犯罪或者对合而形成共犯的形式，故意挑战刑法所保护的重婚罪的法益----配偶权。

    （三）对重婚罪客观表现形式的认识

    重婚罪的客观表现形式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如前所述，重婚罪的实质在于发生在后的婚姻行为对前一尚存的合法婚姻关系的侵犯，亦即对国家赋予的配偶权的侵害。那么，与在先的法律婚重合的“婚姻”是否包括事实婚呢？刑法第258条所谓“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中的“重婚”、“结婚”是指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呢？

    在最高人民法院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批复中指出：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着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处罚。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那些未依法进行结婚登记的人，在民事法律中得不到承认和保护，但若其为有配偶者则在刑事法律中要承担刑事责任，换言之，一个有配偶的人，未经结婚登记与他人以夫妻名字同居生活，他在民事上无婚可离，在刑事上则有婚可离，实在令人匪夷所思[8]。其实，承认事实婚的存在不等于肯定事实婚的效力,“存在”与“肯定效力”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意识范畴，后者属于意志范畴。上述司法解释针对的是两种以“事实婚 ”冲击法律婚，侵犯其配偶的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事实婚不是婚姻，而是非法同居关系，并且是严重的非法同居关系，它公开挑战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推而广之，产生于法律婚之后的婚姻，无论是事实婚还是法律婚，在法律上均无效力，均处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但其存在，客观上侵犯了在先产生的配偶权益和一夫一妻制，故应以国家暴力予以反击或防卫[9]。

    在这种情况下，侵害在先的婚姻关系和婚姻当事人配偶权益的事实婚，本质上具有非法性，其婚姻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而其侵害在先的婚姻关系和婚姻当事人配偶权利的法律婚，尽管形式上经过婚姻登记机关确认，但属于无效婚姻，本质上也不具有合法性，仍然属于违法行为。这种违法的婚姻行为的实施，不仅必然侵害婚姻当事人之间的配偶权，而且必然侵害作为社会正常细胞的一夫一妻制度下的婚姻关系，具有实然的社会危害性。反过来看，当在先的婚姻不具有合法性时，其后的事实婚行为实质上不过是以违法行为对抗违法行为，这种以非对非的行为，从性质上看，属于因性关系的紊乱无序而有伤风化的行为。这种否定当然不能得到国家的肯定，但它本身恰恰肯定了婚姻的形式要件或者说登记程序存在的价值，这就是：未经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确认的婚姻是没有安全保障的，是没有配偶之间的基本权利可言的；究其本质来说，当然是违法行为，因而也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对于这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需要也不应当扩张国家的刑罚权加以惩处。这一结论建立的根本理由就在于刑法所保护的权益没有蕴涵于在先的事实婚姻当中，并且刑法没有对这种有伤风化的行为加以罪刑法定化。

    因此，公民先有事实婚，后有法律婚者，或者前后两次持续存在而阶段上有重合的事实婚，均不构成重婚，因为无配偶权之存在，后一婚姻无论是否有效，均不侵犯配偶权，当然也不可能侵犯赋予公民配偶权的婚姻家庭制度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那种认为重婚情形中前后婚姻均可为事实婚的认识[10]，不仅仅是承认事实婚的存在，而且在根本上还肯认了事实婚的效力从而使习惯法获得了与国家制定法同等的效力，而这也是不正常的。

    （四）对重婚罪中事实婚姻的认识

    事实婚姻是指没有正式登记结婚，但有配偶者又与第三人以夫妻名义长期生活在一起，或者无配偶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11]。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事实婚姻的出现也是有其一定基础的。而对于事实婚姻，立足于我国现实，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婚姻登记机关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并不是一概否定事实婚姻的效力。1986年3月15日实施的《婚姻登记办法》曾经规定；从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实施之日起，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按非法同居对待。1994年2月1日实施的《婚姻登记条例》退后一步，规定：从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之日起，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按非法同居对待。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1月21日《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2001年12月24日《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都体现了以下精神：1986年3月15日以前，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一方起诉离婚，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1986年3月15日以后，1994年2月1日以前，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一方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1994年2月1日以后，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可以补办结婚登记，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11]。这些规定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事实婚姻一再让步，否定事实婚姻关系的时间表一再推后，二是似乎承认了事实婚的效力。这样，使得法律的严肃性变得活泼起来，与修订婚姻法体现的严格法律主义格格不入。而且，可能的问题是：当前后两个婚姻都是狭义上的事实婚时，可以认定为重婚罪，如果在先的事实婚在诉讼时当事人才达到结婚年龄，而在后的事实婚的当事人在同居时就已经达到法定婚龄，究竟解除哪一个婚姻呢？而且，当前一个婚姻是狭义上的事实婚，后一个是法律婚时，也可以认定为重婚罪。此时，解除事实婚意味着否定了事实婚的效力，不应当按重婚对待；解除法律婚则意味着国家制定法败给习惯法，那么制定法的存在就属多余。而当前后两个婚姻都是广义上的事实婚（即未达到法定婚龄）时，却不能认定为重婚罪；当前一个婚姻是广义上的事实婚，后一个是法律婚时，也不能认定为重婚罪。倘若婚姻当事人没有禁止结婚的情形，仅仅是未达到法定婚龄而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岂不意味着行为的违法性仅仅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灭..所以，对于事实婚姻关系，我认为应该按照严格的法律主义来处理，否定其法律效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严肃性。

    三、结束语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关于重婚罪的规定还不是很完善，重婚罪中相关当事人关系的解决也并不是一纸判决即能奏效，更多的时候依赖于庭外的调解和安抚。希望立法上能在上述方面加快脚步，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来规范这一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使婚姻立法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期待变为现实[12]。

 

 

 

 

注释:

[1]、齐文远.《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49页）

  [2]、杨大文.《新婚姻法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8页）

  [3]、夏吟兰、蒋月、薛宁兰.《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页）

  [4]、巫昌桢、杨大文、王得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与实证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5页）

  [5]、杨大文.《新婚姻法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66页）

  [6]、刘引玲.《配偶权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67页）

  [7]、夏吟兰、蒋月、薛宁兰.《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53页）

  [8]、丁有勤.《论“事实婚姻”之重婚罪的构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9]、张军.《方伍峰重婚案----“事实婚姻”能否成为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刑事审判参考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10]、苏长青.《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妨害婚姻家庭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50页）

第8篇：新婚姻法离婚细则范文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传统；现代化

一、婚姻家庭法的发展历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于1950年和1980年分别颁布了两部婚姻法来保障和谐、平等婚姻家庭关系的构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婚姻家庭领域的不断发展变化，2001年修订了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通过回顾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六十年历程发现其立、改、废始终坚持以构建和谐美好的婚姻家庭关系为根本价值取向与目的。

（一）1950年《婚姻法》构建了和谐、平等的新型婚姻家庭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旧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并于1950年颁布了标志着我国进入婚姻家庭法建设初创期的司法——《婚姻法》。该法不仅明确指出要废止男尊女卑、包办强迫以及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体制，更规定了禁止重婚、纳妾和童养媳，提出了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与权利平等、一夫一妻、保护子女与妇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二）1980年《婚姻法》推动了和谐婚姻家庭关系的恢复与发展

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践踏，扭曲了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且侵害了人们的婚姻家庭权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婚姻家庭法的恢复与发展时期，1980年颁布了第二部婚姻法，它是对1950年婚姻法的继承与发展。这部婚姻法恢复并贯彻落实了婚姻自由的原则，明确指出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是夫妻的感情确已破裂，从而为离婚的自由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此外，该法还提出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增加了对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有关遗产继承、抚养费、扶养费和夫妻财产分割等处理方案，这进一步确立了家庭成员间的具体权利和义务关系。

（三）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促进了新时代和谐婚姻家庭关系的构建

随着我国社会现实发生重大改变，离婚率、家庭暴力事件等逐年上升，一些地方的非婚同居、婚外恋、重婚等现象增多，离异家庭子女的教育与抚养问题不能妥善的处理、离婚女性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合法保障等等。我国针对现实婚姻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上述新情况与新问题于2001年对1980年婚姻法进行了修订。一方面，它补充了关于婚姻家庭人身关系的立法，明确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夫妻双方应当相互尊重与忠实、家庭成员之间应当尊老爱幼与互帮互助，构建了平等、文明的新世纪新型婚姻家庭关系。另一方面，它修订了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内容，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范围；完善了离婚救济的相关制度，补充了离婚过错方损害赔偿责任及其适用的条件与方式，并增加了离婚后子女的保护措施。

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包括法定亲属之间的人身关系还包括其财产关系，它从法律特性上来看属于国内法、实体法、基本法和部门法。婚姻家庭法及其调整对象的范围和性质决定了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二是具有内容上的鲜明伦理性；三是具有强烈的传统民族特点；四是具有较多的强行性规范。

二、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在家庭关系形态及其调整对策方面存在不足

我国非法同居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多给同居双方之间、父母子女之间、财产关系方面等都带来了较大影响。但我国现行的婚姻家庭法对这一问题仍采取回避态度，没有对这种新型的两性关系在法律上做出具体规定。

（二）某些立法过于原则化，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一，在保护隔代家庭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方面存在不足。当前我国大量存在父母将子女委托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全权照顾的现象，但监管过程中未成年子女的相关权益受到侵害时却只能通过法定人向司法机关和侵权人主张权益保护，委托监护人不能享有法定人的资格，这不仅会给法定监护人带来经济损失还可能导致救济的不及时。第二，对探望权的规定尚不够完善。法律仅仅规定了未成年子女父母的探望权而没有涉及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在保护非婚生子女法定探望权方面存在矛盾，关于探望权的原则性规定并不能很好地保障探望权的合理、正当行使。第三，现行的收养制度过于苛刻。当前我国的收养法中规定的收养人仅考虑了不育夫妻而没有将有能力且热情收养孤儿的好心人士考虑在内，缺乏国家监督机构和收养前社会调查程序，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被收养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三、推进我国婚姻家庭法走向现代化的创新策略

针对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中存在的上述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以进一步强化对婚姻家庭的保障职能，从而构建和谐、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

（一）采用广义亲属法的编制形式

我国应采用广义的亲属法编制形式将《婚姻法》与《收养法》合并作为《亲属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并纳入民法典，将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扩大为调整亲属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制定全面、系统的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规范体系，并辅之相关的单行法和其他规范文件；在立法体例上要分别单独编制人格权法和亲属法。

（二）不断完善调整婚姻家庭新情况与新问题的法律规范

针对21世纪我国婚姻家庭中出现的网络婚姻、人工代孕子女、非婚同居、同性结合、空床费协议等等新情况与新问题，我国应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与研究，及时修改、补充与完善这些相对薄弱甚至空白的立法，以满足社会和谐发展和构建和谐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例如，在立法中应具体规定变性人、连体人等特殊主体的结婚条件与行为，要明确规定同性婚姻、非婚同居、代孕行为等所引起的人身与财产纠纷和权益保护。

（三）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内容

从基本法的层次上具体规定亲属的范围、种类、亲等及其关系的发生与消灭等主要问题，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替代现行的保护儿童合法权益原则；明确亲权的具体内容以及婚生子女的内涵及推定和否认制度，完善非婚生子女的准正、认领和收养制度，进一步完善探望权；引入先进的监督理念并细化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具体内容；明确并强调禁止结婚的亲属范围，完善婚姻公告制度、宣誓制度和婚检制度；老年人再婚的保护性文件；具体规定并强化对侵犯配偶权行为的制度制裁，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并建立习用的社会救助机制；进一步细化夫妻的共同财产、特有财产和约定财产的范围，完善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四、结语

婚姻家庭法是指对婚姻家庭主体身份关系的发生、变更与终止以及据此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做出明确规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我们要不断完善现行的婚姻家庭法律体系以促进其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吴国平，吴锟.我国婚姻法的立法定位与完善——基于制订民法典的视角[J].江海纵横，2011（01） 

[2]李艳梅.完善婚姻家庭法的法律责任制度[J].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1）. 

[3]雷春红.婚姻家庭法的定位：“独立”抑或“回归”——与巫若枝博士商榷[J].学术论坛，2010（05）. 

[4]马忆南，童元玲，潘丽，王晶.离婚财产分割若干问题的社会性别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6（S2）. 

第9篇：新婚姻法离婚细则范文

从法律层面分析，夫妻财产制具有四个特征：一是主体限于夫妻双方的特定性；二是人身性与财产性相融一体，财产性从属于人身性；三是由婚姻态势所决定的内容广泛性和复杂性；四是植根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受制于社会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社会性、民族性和历史性。

针对80年夫妻财产制立法技术上的缺失、规范内容上的疏漏和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呆板，法学界在80年代中后期即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几经讨论，于90年代中期形成共识；司法实践与此呼应，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对夫妻财产制作了诸多扩张性、创设性解释。反映当代家庭结构及其财产运行规律，总结实践经验，应对社会的发展和夫妻财产关系的变化，尊重和采纳学界的合理建议，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作了特别突出的改进，概括起来，其内容集中于五个方面：

第三，与法定财产制相对应，基本建立了约定财产制度，规范了约定财产的表意形式、财产制的选择范围、约定的内外法律效力，配设了约定分别财产制时的补偿制度。新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法律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第四，为强化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权利，督促和引导共同财产权的合法行使，确保共同财产对婚姻家庭的经济功能的有效释放，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引进民法调整方法，设置了不正当行使共同财产权的民事法律后果。新婚姻法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对其中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制裁。

上述五个方面构成新婚姻法确立的夫妻财产制规则体系，其应予肯定的积极效果可归列为五点：一是加重了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突出了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地位；二是相对克服了八年婚姻法的粗放型技术缺陷，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具体和细密，增强了可操作性；三是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了男女平等，保护“弱者”，增进家庭职能、有利家庭和睦稳定三项原则；四是兼顾了私法自治与公平公正，保护夫妻财产权利与保障交易安全的关系，较好地平衡了夫妻财产关系中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五是在立法上显示出婚前财产、婚后共同财产、婚后个人财产、约定财产、约定不明财产、未列举的模糊财产等多元财产形式，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反映了夫妻财产构成和动态运行的复杂性，切合社会生活实际。

作为中国21世纪初的一项重要立法，婚姻法应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展示一定层面的前瞻性；以中华民族优秀品质为特色，继承先进法文化的优秀成果；以婚姻家庭的身份性、伦理性为内核，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向为依托。按此要求检测，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的修改仍未尽善尽美，尚有不少制度应予增设、补充和改进。举其概要，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项：

其一，只确立了常态下的夫妻财产制，即普通夫妻财产制，没有相应建立非常态下的特别夫妻财产制。实际上应当针对夫妻分居，夫妻一方失踪，夫妻一方虐待、遗弃另一方，夫妻一方从事个体、合伙经营发生破产等特殊情形，赋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请求改共同财产制为分别财产制的权利，使分别财产制作为非常财产制。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财产安全保障中的正义价值和交易安全保护中的秩序价值的共同要求。

其二，只注意到所有权范畴的财产，局限于财产的归属利益，完全忽视了夫妻财产关系中客观、普遍存在的所有权之外的财产权利。尤其是现代民法的发展，已从以物的归属为重心向以物的利用为重心转移，财产的动态利用和权能的分化与交易比静态所有更显重要；债权作为带动交易、保障和鼓励交易、实现资源配置的财产权，在市场经济氛围下更具活力和更为广阔的运行空间；以所有权或资本为内涵的股权、股份是诸多财产权利的转化形态，在夫妻财产中无疑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广泛的存在面；有形财产的扩张伴随着无形财产的不断衍生，无形财产权利的归属和价值正提出迫切的法律规范期求。这一切都表明停留于所有权层面的传统夫妻财产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中国的夫妻财产制立法应多吸取民法财产法的素养，把握民法的发展趋势，贴近财产权的运行规律，重视对夫妻财产领域中他物权、债权、股权、无形财产权等财产权利的确认和调整。

其三，仅抽象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没有对80年婚姻法的这一条款作出修改，从而继续存在概括性太强且挂一漏万的缺失。在夫妻共同财产的动态运行中，一方面处理权作为处分权能的表现，既有法律上的处分，又有事实上的处分，且处分方式、处分行为、处分效力各种各样；另一方面除了处分权能之外，还有占有、使用、收益、管理等多项权能。这些权能既可以由所有权人控管，又可以剥离于所有权人；既可以单项分别行使，又可以多项混合行使。新婚姻法对夫妻如何行使这一系列权能，以及行使这些权能所引起的内外法律关系如何确认和调整，对各方当事人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没有作出反映，缺乏预设的统一规则进行引导和规范，从而难于规制实际生活中必然发生的权利滥用或权利行使冲突等问题，其结果要么是侵犯夫妻一方的共同财产权无从补救，要么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危害市场交易安全，破坏交易秩序。

其四，基本上停步于80年婚姻法模式，对夫妻之间积极意义的财产（财产权利）进行了规定，而对消极意义的财产——夫妻债务仅在第41条指出“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这表现出立法对夫妻债务问题的莫大轻视和草率。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夫妻债务如同夫妻财产一样非常复杂，债务性质、负债原因、表现形式、举债责任多种多样，尤其是生产经营、市场交易等非共同生活的债务不断增多，在法律上对婚前债务与婚后债务、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生产经营债务与共同生活债务、履行法定扶养义务的债务与非义务性债务、共同财产债务与个人特有财产债务、过错债务与非过错债务等不进行统一认定，则势必造成处理上的盲目随意和混乱。理想的选择应该是：在立法上分清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债务的性质、形式、范围及其原因和去向，既要注意维护家庭整体利益和法定扶养义务的实现及正常生产生活的需要，确立共同债务责任，又要把握是非过错，赋予夫妻双方不同的清偿责任。

此外，对夫妻婚前财产的婚后收益归属、婚后非自有房屋的居住权、婚姻存续中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后果等均应作出规定，但新婚姻法中没有体现。

（四）判决离婚标准离婚诉讼的标的重心在于是否解除婚姻关系，而能否解除婚姻关系的实质性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法定判决离婚标准。

法定判决离婚标准在诉讼离婚中居于多重地位，扮演着各种角色，包容了多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在静态意义上，它是法律所规定的是否准予离婚的规范性标准，具有适用于一切离婚纠纷的普遍效力；其次，在操作适用上，它是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据以决定是否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构成所有离婚判决都必须予以援行的准据；第三，在现实生活中，它是引发离婚纠纷的统一的整合性终局原因事实，可以涵纳离婚纠纷中各种具体的表像化的原因；第四，在当事人方位上，它是婚姻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的依据和理由，构成举证、质证和认证的焦点。基此，判决离婚标准乃决定婚姻关系的归宿和命运的原则性界限，是贯串于诉讼全过程的中枢系统，所有的诉讼活动都围绕这一中心运行。因而，有关判决离婚标准的法律规定是离婚制度中的根本性制度和离婚法指导思想的直接体现，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关离婚的传统性文化积淀之精髓和制度性法文化之最集中、最现实的反映。所以，各国在进行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活动时，无不对此给予特别重视和审慎把握，社会各界广大民众也尤其关注。在中国婚姻法修改过程中，有关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如何构建一直是热门话题，并由此促成了立法模式的创新。

纵观人类离婚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横览当今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现行取向，凡许可离婚的国家或地区，其判决离婚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分析界定：首先，根据法律规范的表达形式，可归类为具体列举主义、抽象概括主义与例示主义。其次，根据判决离婚标准的内容要求，可归类为有责主义、无责主义与破绽主义，或曰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但这三项原则在各国的离婚立法上，有的是单独适用，有的是两项原则结合适用，有的是三项原则同时适用，从而形成了六种具体的组合方式：一是兼采过错原则与干扰原则；二是兼采干扰原则和破裂原则；三是兼采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四是兼采过程原则与破裂原则；五是单取过错原则；六是单取破裂原则。再次，根据判决离婚标准所隐示的离婚的功能作用，可归类为惩罚主义、救济主义和惩罚与救济兼采主义。最后，根据判决离婚标准的法律效力，可以归类为绝对离婚理由主义和相对离婚理由主义。所谓绝对离婚理由，又叫绝对离婚原因，即只要当事人举证证明婚姻关系的现状符合法定离婚标准，法院就可以或必须作出离婚的判决。所谓相对离婚理由，又叫相对离婚原因，指当事人的婚姻状态虽然被确认具备法定离婚标准，但在一定条件下是否准予离婚，还须考虑与婚姻相关的其他情况具体把握，因而并不当然地可以或必须获准离婚。

按照上述判决离婚标准的四个层面剖析新婚姻法第32条第二、三、四款的规定，在规范形式和实质内容二个方面，可明显看出其应予肯定的符合现代离婚法取向的时代特性，同时，亦应指出其承袭80年婚姻法的离婚标准而继续存在的一定程度的缺失。

1、就离婚标准的规范形式分析，新婚姻法的判决离婚标准奉行抽象概括主义与具体列举主义的结合，形成了例示主义模式。

现实生活中婚姻关系的运行千姿百态，引起离婚纠纷的具体原因亦互不相同。但万变不离其宗，透过错综复杂的婚姻矛盾表像，们总可以把握出能囊括一切离婚原因的普遍性标准，使之适用于任何一个离婚案件。离婚立法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等统摄归纳的科学磷选，能够最终确立一个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概括模式。作为我国现行法定离婚标准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即是概括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这种概括主义的表述方法，在法律上对离婚原因或理由并不一一具体列举，而是从复杂各异的离婚现象中进行一般抽象，以最简明的法律语言将婚姻破裂无法挽回、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作为唯一的离婚理由。从而，无论引起当事人离婚的具体表层原因是什么，只要其婚姻关系在客观上归于深层的破裂，即认为符合法定离婚标准，可获准离婚。所以，概括式的离婚标准在所有的诉讼离婚中是唯一的理由，也是普遍适用的理由。

以概括抽象形式规定离婚标准，是现代离婚立法发展的趋势之一，也是自由离婚主义的重要表现。它有效地克服了具体列举性规定的弊端，兼顾到现实中多样复杂的离婚原因和千姿百态的婚姻状况，其灵活性、抽象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等功能特点使之在最大范围和程度上对导致离婚的一切具体原因囊括无遗，疏而不漏。但是，概括表述方式对离婚理由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伸缩的弹性原则，使法律所应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难于体现。同时，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范的导向性差，必然会遭致很多人动辄诉请离婚，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发生同一婚姻事实状况而有多种不同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法律上的弹性规定给予了法院或审判人员进行扩大或限缩解释的极大的心证自由的机会与条件。即具体案件的离婚界限只能由审判员根据对法律和案件事实的个人理解去界定，而由于个人素质、价值倾向所不同而发生理解上的差异，则可能导致对同类案件处理偏宽偏严游移不定的失范问题，引起该离的未能离、不该离的却离了等操作上的冲突，损害法律的一致性及应有的尊严与权威，降低法律的运行效果和人们对法律的信赖。此乃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