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精选范文 资金安排方式范文

资金安排方式精选(九篇)

资金安排方式

第1篇:资金安排方式范文

(一)竣工以及销售阶段的资本结构安排房地产企业在项目竣工以及销售阶段,首先应该确定竣工的时间点,在形式上判断项目竣工的标准包括:其一,开发产品已经获得了初始产权证明;其二,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开发的产品在质量方面,通过验收并合格,或者是办理了会计决算手续和竣工备案手续;其三,开发产品已经正式投入使用;其四,开发产品完工证明资料已经报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由于房地产开发项目已经竣工,先前所挂的大量预收账款应该当做收入处理,此时可以进行单位成本、竣工总成本的计算,同时不能够忘了以前预计毛利率和实际毛利率的差,如果预计毛利率小于实际毛利率,该部分应该作为纳税调增事项进行处理。此外,还必须考虑以前未收的款项,财务管理人员应该做到心中有数。通常状况下,如果房地产企业的销售状况良好,资金能够快速的回收,其财务状况将会发生快速好转,资本结构也逐渐的趋于合理。

(二)股权撤回以及投资分红阶段的资本结构安排房地产企业在股权撤回以及投资分红阶段,一个房地产企业可能有多个投资者,当资金流足够并且经济效益好,但是投资企业的资金状况比较紧张,可以撤回投资;如果投资企业没有再投资的意愿时,可以采取分红的方式,改善投资企业的财务状况,对于上述状况,企业领导层与财务人员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二、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安排对财务税收的影响分析

(一)流通股比例过高,制约了房地产企业财务增长流通股比例和房地产企业的财务增长呈负相关,主要是应该非流动股多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股份,并且机构投资者与个体投资者相比具有更高的判断能力,能够更加清楚的认识到房地产企业经营特点和投资项目的成长性,能够更好的监督、管理和运用资金,显著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房地产企业的财务收入。

(二)资产规模对房地产企业绩效的影响随着企业资产规模的增加,企业的净资产收益会随之增加,并体现了规模效应的特点,合理的安排资产规模,在提高经营绩效的同时,还能够控制经营风险。

(三)短期负债率对房地产企业财务税收的影响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在房地产处于高位时,市场资金能够快速回流,此时提高短期负载率,能够提高企业的绩效。如果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迷期,资金回笼过慢将会导致资金链断裂,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

三、优化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的有效措施

(一)扩展融资渠道,优化资本结构在融资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房地产企业必须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以此降低融资成本,并保证企业的资金需求,例如增大债券融资比例、发展房地产基金等,利用募集到的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房地产投资建设,这样既能够提高社会闲置资金的利用率,又能够降低投资风险,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创新融资模式,房地产企业需要创建一个以债务融资为主、股权融资为辅的融资新方式,在该种新型的融资模式下,在保证银行在房地产企业融资主要地位的同时,还能够充分的发挥市场在企业融资结构和资本结构安排中的作用。

(二)保证充足的资金储备负载率高是我国房地产行业的显著特点,这就要求房地产企业必须保证充足的资金储备。通过创建现金管理制度,做好时间管理和结构管理,时间安排即对获得资金、偿还债务的时间进行合理的安排;结构安排即对长期负债资金流、短期负债资金流的比重进行合理安排。合理的现金管理制度能够加强对资金的管理,提高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并充分的利用债务融资,能够有效的避免由于偿债压力而出现的财务危机。

(三)合理安排债务结构房地产企业应该根据市场环境以及行业整体发展状况,合理的安排债务结构,调整长期债务与流动负债的比例。首先,房地产企业需要准确的预测行业的发展前景,在经济萧条、行业整体低迷的状况下,适当的提高长期债务的比例;在经济景气、行业发展良好的状况下,适当的提高流动负债的比例,这样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

四、结束语

第2篇:资金安排方式范文

[关键词]国际融资;创新;商业银行;表内业务;表外业务

一、国际融资创新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国际融资创新是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趋势,其表现为国际融资工具不断地开发和运用,国际融资模式理论根据及其运作机理不断演变。

1.国际融资工具创新及其演变发展趋势

国际融资工具是国际资本流动的承载工具。国际融资工具创新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银团贷款为标志的国际信贷融资工具创新是第一阶段;国际融资证券化创新标志着国际融资工具创新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国际项目融资工具创新标志着国际融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融资工具创新首先表现为国际信贷融资工具的创新。它是国际融资工具创新的早期发展阶段。国际信贷融资工具主要包括国际商业性质的信贷融资工具,如普通商业银行贷款、银团贷款、具有优惠性质的国际金融机构信贷和外国政府信贷、具有贸易融资性质的出口信贷融资方式以及福费廷等。

20世纪80年代,国际融资创新主要表现为国际融资证券化创新,主要包括国际股票融资工具的创新和国际债券融资工具的创新以及票据融资工具创新。国际股票融资工具创新是有价证券融资工具创新的较早形式,包括普通国际股票融资工具以及adr和gdr。国际债券融资工具创新是国际融资证券化创新的主要形式,主要包括外国债券融资工具创新和欧洲债券融资工具创新两个方面。正是由于国际债券融资工具的不断创新导致了令人瞩目的国际融资证券化趋势出现。与此同时,共同基金创新迅速崛起。

20世纪末,国际融资呈现了崭新的特征,国际项目融资方式应运而生。国际项目融资工具是国际融资创新的新趋势。所谓项目融资是以项目本身的经济强度为融资依据,或者说以项目本身未来的现金流量为融资依据。据此人们又称其为表外融资或者非公司负债型融资。

2.国际融资模式内涵及其演变

国际融资模式是指国际资金融通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的总和。迄今为止,随着国际融资的发展,其融资模式分为传统型融资模式和新型融资模式两种。所谓传统型融资模式是指融资者利用本身的资信能力为主要融资依据进行的融资活动。此时,债权人在决定是否对融资者提供贷款或者购买债务人发行的债务凭据,依据的是该融资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负债、利润及其现金流量的情况,对于该公司所要投资的某个具体项目的认识和控制,则放在较为次要的地位。因为,借款者注重的是融资者的历史和目前公司的信誉、业已形成的资产负债状况,以及从无形资产等状态中获得应有的安全感。或者说传统型融资模式是注重融资者过去和现在的经营业绩,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并以其为融资基础进行的融资活动。

传统型融资模式主要包括信贷融资工具和有价证券融资工具两大类。这种融资模式主要特点是:(1)融资规模相对较小,风险较小;(2)属于公司负债型融资或者表内融资;(3)融资的保守性;(4)融资期限较短;(5)融资成本较低。此种融资模式难以满足那些资金需求规模庞大、风险相对较高的大型工程项目的资金需求。

所谓新型融资模式又称为项目融资模式或者非公司负债型融资模式。它是为一个特定的经济体安排的融资,其借款人在最初考虑安排贷款时,将该经济体的现金流量和收益作为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并且将该经济体的资产作为贷款的安全保障。项目融资用来保证贷款偿还的首要来源被限制在项目本身的经济强度中。项目的经济强度是指项目本身未来的可用于偿还贷款的净现金流量以及项目本身潜在的资产价值。新型融资模式主要包括项目融资和特许权融资。新型融资模式的主要特点是:(1)融资规模庞大,信用结构复杂,风险相对较大;(2)属于表外融资,即依赖于项目本身的未来经济强度作为融资的基础;(3)融资活动具有开放性;(4)融资成本较高。因此,新型融资模式可以为项目安排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实现其按传统的融资模式无法实现的一些特殊的融资要求。其主要优点表现为:为超过项目投资者自身筹资能力的大型项目提供融资;为国家和政府建设项目提供形式灵活多样的融资,满足政府在资金安排方面的特殊需要;为跨国公司安排在海外投资项目中的债务追索权提供便利;创造一个适当的融资保证结构;能设计出一个具有竞争性的融资安排计划。

二、国际融资创新对商业银行产生的影响

1.国际融资工具创新促进了商业银行表内业务发展

国际融资工具创新推动了国际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迅速发展。以银团贷款为标志的信贷融资工具的创新促进了商业资产业务发展。20世纪60年代,银团贷款作为一种新型信贷融资工具被开发出来就显示出它的极大优越性。首先,分散了风险。保证信贷资产的安全性是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所遵循的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三原则中首先应该考虑的原则,而银团贷款很好地解决了信贷风险问题。一般而言,银团贷款可以起到分散信用风险的效果。其次,克服了资金来源的有限性。随着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规模的不断扩大,普通商业银行贷款无法满足大规模的资金需求,而银团贷款可以为融资者提供巨额的资金。因为银团贷款可以吸纳多家大中小银行参与融资,同时其市场运作空间极其广阔,除传统国际金融市场外,欧洲货币市场也是银团贷款运作的主要市场。其三,扩大客户范围,带动银行其他业务的发展。任何一家银行都希望与更多借款客户建立贷款关系,并通过这种联系,扩大客户资源,并带动其他业务经营范围的扩大。因此,银行提供信贷融资时,即使能够满足单个借款人巨额的资金需求,也不愿意将贷款借给少数。而是希望通过参与银团贷款与更多的融资客户建立业务联系,提高银行的业务半径。

同时,国际融资促进了跨国银行业的发展。国际融资方式的创新为跨国银行也提供了广阔的资产负债业务以及表外业务的运作空间。1960年美国仅有八家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总资产不到40亿美元,而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已有100多家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总资产5000亿美元。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迅速扩张,需要国际银行提供服务,特别是国际融资方式的不断创新,与之相应的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迅速发展。比如花旗银行在海外的业务主要为包销证券和推销保险,并成功获得了丰厚利润。为了支持大型国际融资工具的运作,推动欧洲货币市场的发展,更为了抢占海外投资银行业务以及相应的服务,跨国银行纷纷拓展海外服务业务

2.国际融资创新促进了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扩张

国际融资证券化创新,标志着国际融资方式出现新的变化。1984年国际融资总额中,国际证券融资比例首次超过国际信贷融资的比例,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所谓的证券化的趋势。证券化融资过程,主要表现在股票(国际股票、adr和gdr)、债券(国际债券)、商业票据以及共同基金这些代表着融资发展新趋势的融资工具取代了传统的信贷融资工具,成为国际融资市场的新宠。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商业银行大宗贷款业务逐步失去主要市场,存款与贷款之间的利差越来越小,传统借贷业务优势地位逐步下降。以花旗银行经营来看,表外业务的收益不断增加,在总收入中已经超过利息的收入。由于融资工具的创新,融资模式的转变,商业银行作为借款人的资金来源大大降低。1974年,美国银行贷款由占融资总额的45%降低到90年代初期的15%。银行的负债业务也有大幅度下降,表内业务的收益不断下降。而与此同时,银行的中间业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在传统上,资产负债管理是银行关注的重点,但是近年来竞争越来越激烈,银行一直在积极地从事表外业务寻求利润。表外业务是指金融工具的交易以及收费和出售贷款等取得收入的业务,但却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这些表外业务主要分为几个方面:首先是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其次是出售贷款,又称为二次参与贷款,是这样一种合约安排:将某一笔贷款现金流量全部或部分销售出去,应将该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上消除。银行出售贷款的价格比该贷款的原始金额高一些,由此得到利润。另一方面是银行通过向客户提供若干专业化的服务来收取费用。如客户买卖外汇、代收抵押贷款、贷款承诺,在这种安排中,银行同意在规定的时间内满足客户的要求,随时提供一笔一定限额内的贷款。

3.国际融资创新对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际融资创新首先对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商业信贷模式是根据借款者现有的资信能力和其潜在的偿还能力提供信贷安排。这种融资模式注重的是融资者业已形成的资产负债状况和一定的融资清偿能力,因此属于表内业务融资。同时,传统型融资模式中债权人对债务人有无限的追索权;也就是说,当银行贷款出现风险时,银行对借款人可以行使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追索其财产。

而国际项目融资打破了传统的融资模式,是依据项目本身的经济强度、项目未来的现金流量或者项目具有的潜在价值为融资依据提供的信贷安排。因此项目融资属于表外业务融资或者非公司负债型融资,而且债权人对债务人具有有限的追索权或者无追索权。也就是说项目融资中的债权人只能对项目本身的资产价值和现金流量享有有限的追索权,而对项目以外的其他任何资产无缘染指。可见,项目融资突破了传统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管理模式。

按照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运作模式,银行在安排信贷融资前要对借款人资信能力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对从信用级别到资产负债状况以及关联交易状况进行彻底的审查分析,作为提供融资的依据。而项目融资是根据项目本身的未来现金流量或者说项目未来的潜在经济价值进行融资安排,这就大大超出了现有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规则。也就是说,银行安排项目信贷融资,所考察的是项目未来的现金流量状况以及未来的潜在经济价值,作为融资安排的依据。不仅如此,银行为了确保自身信贷安全,还必须考察项目融资的信用担保结构。总之,项目融资对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国际商业银行对项目融资及其相应的信贷安排管理还尚未形成相应的管理架构。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加强有关项目信贷融资安排的制度建设。

4.国际融资创新对未来银行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银行业的发展像其他一切事物的发展历程一样,经过了不断异化、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发展过程。所谓传统银行模式,一方面,作为金融中介,充当资金借贷交易的融资主角,连接资金的提供者和资金的消费者,即商业银行;另一方面,是经营有价证券业务的投资银行。传统银行模式经历了混业经营阶段、分业经营阶段以及又重新回归混业经营三个阶段。随着融资工具和融资模式的不断创新,直接融资必然是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博弈的最终结果。这又意味着传统商业银行存贷业务将走向边缘化,传统银行模式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

第3篇:资金安排方式范文

一、任务明确,思路清晰,合理制订工作方案。____年,筹委会就决定由县委、县政府__x同志出任资金筹措组组长,年底,由__x选定的资金筹措组全体成员全部到位,马上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当中。__x同志根据领导的指示精神,起草了资金筹措组的工作方案,就资金筹措组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及任务、工作思路及措施、本组的支出预算以及资金筹措组的领导机制、人员组成和分工等作了较为详实和切实可行的规划,得到了领导的认同。在资金筹措组的人员分工中,__x同志出任资金收支管理组副组长,并负责日常工作,主要负责编制资金总预算及节会的财务管理工作,负责向中央、省、市__部门争取资金,起草向上级争取资金的报告,负责组织各乡镇和县内单位参加开幕式的方阵以及门票销售工作。总体工作目标和工作思路的确定,为资金筹措组工作的成功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不辞辛苦,扎实工作,积极争取上级支持。节会资金筹措的重中之重是要取得上级的支持,特别是中央、省、市__部门的大力支持。__x同志充分发挥自身工作的优势,积极主动配合县委、县政府领导,放弃了大量的休息时间,认真准备汇报材料,起草申请资金的报告,随同领导不辞辛苦,多方奔走,为求得上级财政部门对节会的支持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从____年x月份开始,__x同志就跟随__x奔赴__,几经辗转周折,才走进__x的大门,找到__部__司__处,向处领导汇报了我县举办第x届国际__节的深远意义和节会举办的档次和规模,并请求__部的支持。由于__x的原因,__部__x司__处只能给__x安排经费,不能给__x安排,为此,__x同志又随同__x一道,赴__x进行衔接,由__向__部递交报告,如此往返,终于理顺了申请资金的渠道。为了跟踪这笔支持,__x同志跟随__x先后x次奔赴__,到__x和__x请示汇报,得到了__x和__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最终__x破例为第x届“中国__国际__x节”安排资金__x万元,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在省__为节会安排了__x万元资金后,县委、县政府领导深感资金不足,__x同志又根据领导的指示,再次起草报告,分别跟随县委__x和__x多次赴__x和__x,反复请示汇报,请求增加__x万元资金。同样几经周折,多方奔走,终于得到了省__领导的支持和省__x领导的理解,为本次节会追加__x万元。市__也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安排了节会资金__万元。这样,中央、省、市三级__x共为本次节会安排资金__x万元,为节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持,为实现资金筹措工作目标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三、精心策划,合理安排,确保观众方阵组织到位。要确保开幕式暨大型文艺演出的成功,组织好各乡镇和县内各单位的方阵至关重要,这既是保证各乡镇、县内各单位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节会活动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是保证门票销售、实现筹资目标的经济需要。根据县委、县政府领导的要求和__x节的成功经验,结合各乡镇、县内各单位的实际情况,__x同志精心策划,合理安排,提出了各乡镇、县内各单位参加开幕式暨大型文艺演出的方阵组织的方案,配合__x对各乡镇、县内各单位组织方阵的位置、人数、所需资金、安全保卫等事项进行了安排和布置,并积极进行督促和落实,确保了方阵组织到位。同时,积极采取措施,督促各单位及时上交门票资金;积极与新闻演出组进行协调,确保座次安排不出差错,确保方阵配合演出,取得良好效果;积极与本组内的广告招商组衔接,通过企业赞助的形式解决各方阵佩戴的太阳帽,节减了开支;积极与预备役及各方阵负责人衔接,确保各方阵安全保卫工作落实到位。此外,__x同志还积极配合县委__x和__x组,对贵宾方阵进行精心安排,耐心细致地清理和分发贵宾入场券和贵宾__x,做到了无一差错。

第4篇:资金安排方式范文

同志们:

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召开这次三峡移民资金结算工作会议。今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全市的统一安排和要求,部署我县三峡移民资金结算工作任务,望全县上下统一思想,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确保三峡移民资金结算顺利实施,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参加今天会议的有:县维稳办、办;各乡、镇分管移民副乡镇长;移民办(民政办)负责人;移民安置村书记、会计。

今天的会议主要有以下三项议程:一是 县长做重要讲话安排部署我县三峡移民资金结算工作;二是移民资金结算政策宣讲和解释;三是各乡镇签订移民资金结算单。

下面,进行会议的第一项议程:首先请 县长做重要讲话,请大家欢迎。

……

……

同志们,刚才, 县长做了重要讲话,全面安排部署了三峡移民资金结算工作,我们务必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打好资金结算攻坚战。下面,我再强调四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认识,高度重视。这次我县召开三峡移民资金结算工作大会,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可以说这次会议既是对我县移民安置工作的安排部署和提出工作要求,也是在向全县干部群众表明县里完成此项任务的决心和信心。今天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充分认识到三峡移民资金结算工作的重要意义,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务必引起重视,各部门和乡镇要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全力以赴地做好移民资金结算工作。

二、统一宣传口径:这次结算,不是国家新出台了补偿政策,而是对原有移民补偿政策的延续和完善,因此,我们在对

移民做增创解释时,必须坚持“四不变”的作法,即:移民安置时的身份不变,移民安置时的合同不变,移民安置时的方式不变,移民资金使用的性质不变。移民是什么身份、合同是什么内容,安置是什么方式,资金怎么使用,必须沿袭,不能改变,这是移民结算的基本原则。二是这次结算是对库区原概算包干资金的清算和决算,资金来源是库区三县(区)规划概算内原包干补偿资金和调概新增资金,这样,从本质上决定了这次结算的范围只是库区三县(区)移民(外迁移民),而不涵盖其他移民。

三、统一结算方式:本次对三峡工程库区移民进行资金结算中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严格资金结算程序,强调末端兑付。二是要坚持“结算到村”的原则,以项目作为结算平台,扶持到户,受益到人。具体方式是:移民户家庭成员提供身份证和个人账户到各村委会,除新增调整房屋概算资金外,移民户家庭成员提供身份证到各村委会时提供如下手续:移民个人申请书(如发展生产项目和自主创业计划等),在村委会办理结算,各乡镇移民站、民政办等移民机构审核、批准,并报县移民办备案。村一级要严格按照资金拨付程序拨付到移民个人账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和挪用移民资金。

四、统一做好移民维稳思想准备。目前我县移民维稳总体情况较好,但随着三峡移民资金结算工作的展开, 加上春节和全国、全省、全市“两会”临近,为确保全县人民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确保各级“两会”期间社会和谐稳定,各类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稳定任务将十分繁重。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矛盾排查化解机制。要迅速采取措施,多方面、多层次、全方位地排查影响移民稳定的突出问题,坚持定期排查与专项排查相结合,对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及时进行梳理,确保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切实做到全面掌握,心中有数,主动化解。要密切关注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串连、煽动、上访和到各级党政部门聚集等情况,及时掌握重点人的动向,发现问题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下面,进行会议的第二项议程:请 同志做政策宣讲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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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进行会议的第三项议程::请各乡镇签订移民资金结算单。

……

第5篇:资金安排方式范文

关键词:货币互换;东亚外汇储备库;危机救援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0-0086-04

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经济体达成“清迈倡议”(CMI),各国间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加强本地区的金融合作,抵御可能的金融危机。就在2009年5月3日,中日韩三国财长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就三方对筹建中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出资份额达成共识。根据这项共识,中国出资384亿美元,日本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总计960亿美元。分别占储备库总额的32%、32%和16%,总计80%。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储备库将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提供资金帮助。①

东亚外汇储备库实质上是将各国间现存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网络进行统合,由区域协议网络转向单一协议。如果东亚外汇储备库最终能够建立起来,这将使得东亚金融合作进程完成对“清迈倡议”的超越。首先是CMI框架下危机救援机制得到扩展和强化,其次是新机制将成为迈向东亚货币合作的基石。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建立一个新的区域金融基础设施,抵御金融危机,甚至为在未来建立一个统一货币区,实现东亚的贸易和投资一体化做些铺垫。

一、“清迈倡议”下货币互换的本质及缺陷

2000年5月,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期间,东盟“10+3”②的财政部长们在泰国清迈召开会议,达成了著名的“清迈倡议”,表达了东亚各国在金融领域进行合作的意愿。清迈倡议的实现及其拓展表明了亚洲国家在货币和金融合作方面的信心,极大地鼓舞了各方参与货币和金融合作的热情,开创了东亚金融领域合作的新局面。

1.“清迈倡议”下的货币互换安排的本质

货币互换安排在本质上是一种试图防范危机的临时应急机制,给投机者一个展示东亚地区加强官方联合的市场信号。东亚金融合作框架建立的必要性主要体现为IMF等国际社会提供资本项目危机资金需求的时效性较差,地区融资安排成为必要补充,还表现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各国面临金融开放和汇率体制向更灵活机制的转移,从而在区域层面上要求以稳定汇率为目标的合作愿望更加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说,CMI对于长远的东亚金融合作至少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通过清迈倡议的后续行动,有望演化为促进金融稳定,防止区域内金融市场过分动荡的流动性安排;其次,由此建立起来的高层对话合作机制将为今后的汇率政策协调创造了政策协调机制。

2008年12月12日,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宣布建立,中国央行与韩国央行签署了规模为1 800亿元人民币/ 38万亿韩元的中韩本币互换协议。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周边经济体货币当局建立了总计6 500亿元人民币的3年期双边本币互换安排,通过货币互换支持需要救助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既有利于中国稳定周边环境,也有助于帮助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提振信心,共同应对危机。

2.“清迈倡议”下货币互换的不足之处

虽然“清迈倡议”下货币互换是东亚金融合作取得的一个实质性进展,但是该协议还存在许多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之处:

(1)机制障碍。双边互换安排没有形成网络,仅是一种双边性质的安排而不是多边的。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由双边协议所规定而并没有统一的协议,因此在透明度和效率方面比多边协议差。

(2)互换安排的可用金额有限。与该区域国家或地区的外汇储备相比,东盟互换安排和双边互换安排的量不足,双边互换额度难以支持实际需要。在这种意义上,货币互换安排只是对IMF融资的补充。

(3)可自动提取资金的限制性。在货币互换协议安排中可直接提取的金额只占协议额的10%,其余90%要与IMF的条件相联系,这就限制了运用这种安排的及时性和可信性。一些参加国表达了他们对双边互换安排与IMF条件相联系的保留态度,提议逐渐增加自动提取限额,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后再废除与IMF条件的联系。

(4)东亚区域信息披露的困难。外国投资者和借款者希望能有合理准确的有关区域风险和收益的数据,以便作出理性的选择,但东亚国家一般很少预告经济和金融状况,这些国家把这些经济数据看做战略工具,而不是公共商品。东盟秘书长提到一些成员不愿意公开“太多”的信息和数据是东盟合作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更大的范围内是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是值得怀疑的。

由于“清迈倡议”的这些缺陷,使人们对它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清迈倡议”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路口,随着东亚各国外汇储备的较快提高,金融危机压力的增加,必须解决CMI货币互换安排的后续问题,这些后续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互换安排下及时可用的救援资金数额偏小,目前需要考虑是否扩大数额,是否各方成员出资形成基金,并将基金规模扩大到足够满足危机紧急救援需求的程度问题。

第二,需要重新考虑与IMF贷款条件的挂钩比例问题。

第三,需要解决实际操作中如何做到及时有效运作的问题,如考虑建立快速决策方式和成立提、还款协调管理机构,以及建立为避免借款国经常性借款,滥用借款,避免道德风险的资金运用监督管理机构。

“清迈倡议”是“10+3”国家发起的一项重要政策倡议,旨在加强区域对变幻莫测的国际资本市场的防御。加强和扩大目前“清迈倡议”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使该框架成为一个各国可靠的、有效的融资机制是亚洲金融合作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除了加强目前的货币互换安排之外,下一步应当考虑建立一个成熟的储备库安排。

二、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难点及操作建议

区域外汇储备库是将区域内各成员国外汇储备余额的一部分转入共同管理的另计账户,当任何一个成员国发生通货危机时,可以迅速从这一账户出资购买该国货币,以起到稳定该国货币币值的作用。早在2007年5月,第10次“10+3”财长会议就提出了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建议,以此作为CMI多边化的形式,并与IMF的贷款计划脱钩,其目的是为了提高CMI框架下危机救援机制的有效性。

东亚外汇储备库实质上是将各国间现存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网络进行统合,由区域协议网络转向单一协议,是CMI的多边化。这意味着东亚危机救援机制将由多个双边协议组成的网络向由单一契约协议约束的、自我管理的多边合作形式转变。由CMl转向东亚外汇储备库,各成员国在危机来临时可动用的流动性规模将大大提高。例如,中日、中韩、韩日各自的双边货币互换是200亿美元。如果韩国金融局势恶化,韩国最多可获得400亿美元的互换额度。如果把货币互换协议多边化,则韩国最多可获得600亿美元的互换额度。多边化的货币互换协议其实与亚洲货币基金已经非常相似,但同时需要建立一个中日韩之间的金融合作协调小组。这个小组负责对多边化货币互换协议乃至货币基金的管理。如果东亚外汇储备库最终能够建立起来,这将使得东亚金融合作进程完成对CMI的超越,首先是CMI框架下危机救援机制得到扩展和强化,其次是新机制将成为迈向东亚货币合作的基石。

尽管“10+3”成员在设立外汇储备库问题上初步达成共识,但就目前达成的共识看,13国财长只是原则上同意这一计划,还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就协议的具体细节达成一致。日本京都的“10+3”财长会议上,亚洲各国财长也表示,尚未决定如何运作外汇储备集合安排、集合规模以及何时开始运作,并称需要进一步研究。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将面临诸多困难。

1.东亚外汇储备库形式问题

东亚外汇储备库指相关国家分享外汇储备以充分利用储备库的优势,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区域外汇储备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建立成员国央行之间跨国储备存款制度,外汇储备并没有集中到一个统一账户,而是由各国央行独立运作,只是在危机爆发时统一使用,这种形式属于约束程度较弱的安排;另一种是建立一个永久性储备库,由一个常设区域秘书处管理大规模储备、决定动用储备库的条件,并由多方共同商议决定最终资金的支付,该类型的约束较强。约束较弱的储备库形式如东盟互换安排(ASA),属于多边货币互换协议;约束较强的形式以IMF为代表,有常设机构、监督机制和启动程序等。

2008年12月13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日本福冈首次单独召开峰会,就加快扩大区域性货币互换体系以及尽早增资亚洲开发银行达成了共识,这次峰会标志着东北亚区域金融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日韩都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美欧经济步入衰退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显著下滑,使得三国面临的外部需求急剧恶化,而国际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方向与规模发生巨大变化。中、韩面临短期国际资本流出,日本则面临日元套利交易平仓而带来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近期韩元对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对美元显著升值,可以说都是资本流动惹的祸。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率先倡议在中日韩三国之间建立危机救援基金,向外汇储备存量占全球头两位的两个邻居求援。而中日两国积极响应了韩国的倡议,三方一致同意扩大三方之间在清迈协议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为韩国提供了超过4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而更重要的是,中日两国的援助承诺,有助于韩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尽快恢复信心,遏制资本的进一步流出。

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催生了“清迈协议”,而当前的次贷危机则有机会把东北亚区域金融合作继续向前推动。可以考虑在中日韩三国之间建立一个永久性储备库,由一个常设机构秘书处管理大规模储备、决定动用储备库的条件,并由多方共同商议决定最终资金的支付,待时机成熟之后,再推广到“10+3”成员国,为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

2.外汇储备库的规模和份额分配问题

建立外汇储备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与欧盟相比,东亚地区同样存在货币一体化的基础,而且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已占到总贸易与总投资的相当比重,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加类似,利用统一宏观经济政策应对不对称性冲击的能力更强。困扰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主要障碍在于政治问题与历史问题。日本不能直面历史成为整个东亚合作的死锁。因此,东亚金融合作通常具有危机推动的特征,即只有大规模危机的爆发才能够帮助各国暂时摆脱政治历史考虑,将区域合作向前推进一步。

如何确定外汇储备库的总规模和各成员在其中的份额, 不同的份额分配规则将影响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总规模以及各成员在东亚外汇储备库中所占份额,尤其是影响区域大国在其中的相对地位。因此,东亚外汇储备库份额及总额的确定方式将意味着参与各方在这个合作机制中的决策权的大小,必将出现激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同时,也意味着东亚外汇储备库是否能够顺利实施。外汇储备库不能给所有国家带来同等的利益,但正是收益(实际上也是有些国家的损失)的不对称性才说明这个制度正发挥作用。参加储备库或货币联盟的基础是向别国提供好处,同时,相信别国以后也会向你提供好处。

IMF作为一个全球性流动性救援机制,为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规模和成员份额的确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IMF份额分配由各成员相对于其他成员的经济地位决定。成员经济地位由一系列经济变量决定,包括GDP、经常账户交易以及外汇储备等。一个成员在IMF中的份额决定了该成员应该向IMF认缴的数额和它的投票权,也决定了该成员可以从IMF获得的融资上限。截至2008年9月底,IMF的总份额达到2173亿特别提款权(SDR),大约3 383亿美元。按照IMF的份额分配方式,可以简单模拟出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成员份额和比例,其中日本占据41.66%,为最大份额,中国次之。如果简单按照各国外汇储备的5%来构建东亚外汇储备库,并且根据各国的出资额来分配投票权的话,那么中国将超越日本成为东亚外汇储备库中拥有最多投票权的国家(见表2)。

假设在目前的情况下以及今后建立某种区域汇率协调机制后,区域内各国中央银行将继续干预外汇市场,建议以使用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新增外汇储备为基础,建立多边外汇储备库安排。具体来说,随着中央银行储备账户中由于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外汇的增加,增额的一定比例――比如60%――仍由央行独立管理。但是,剩下的部分(40%)将以某种公平的、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存入一个由一个常设机构秘书处管理的永久性储备库。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规模在“10+3”国家中位居第一、第二位,两国存入储备库的外汇储备将占存款总额的绝大部分。所有参与成员都将遵守同样的规则,资金提供方严格按照60∶40的比例提供存款资金,接受方根据其外汇储备规模获得相应资金。一旦各成员国就如何界定和计算央行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干预的资金量达成一致,并集体执行,只要短期资本持续流入本地区,储备库的这种外汇储备将继续增加。

3.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汇率协调问题

在外汇储备库安排下,每个参与国可以获得的资金将超过目前可获得的自有资金以及区域内各国政府认为规模适中的现有货币互换安排资金的总和。但是,储备库的最佳规模将取决于区域内占主导地位的汇率安排是什么样的。目前,有关区域汇率协调的建议的焦点,是建立统一的单一货币汇率机制,还是建立统一的钉住货币篮子机制。如果选择钉住单一货币,那么在这种货币与该国其他贸易伙伴的货币的比价出现较大的波动时,就需要在外汇市场更广泛的干预。而如果选择钉住一揽子货币,各国财政部门为了将其目标汇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产生的资金需求,比在仅对钉住单一货币的机制下要少。

亚洲各经济体持有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50%以上,这表明:(1)肯定存在资源分配不当以及机会成本问题;(2)本地区有足够储备来建立一个规模较大、可靠的共同储备库安排。更重要的是,外汇储备在包括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强势货币”国家得到了很好的分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地区的“弱势货币”国家比“强势货币”国家多,别说建立共同储备库,就是合作的可持续性也无疑会成问题。因为这几个为数不多的“强势货币”国家不可能愿意其储备常常被“弱势货币”国家连累。相反,如果储备主要集中在“强势货币”国家,这些国家就能够相互合作,在“弱势货币”国家请求提取共同储备库资金时,要求他们执行必要的宏观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

如果东亚外汇储备库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流动性机制,各国为了达成有效的金融合作,必须要考虑区域汇率协调的问题。这里可以借鉴建立相当于欧洲“超短期融资机制”的机构,在遭受投机性攻击时继续维持区域货币安排。

在欧洲“超短期融资机制”下,成员国相互给予45―90天的无限量贷款,贷款利率按市场利率计,50%的贷款可以以欧洲货币单位(ECU)支付(1998年欧元的问世宣告了欧洲货币单位的解散,欧洲央行拥有的储备也随之返回给了欧盟各国央行)。这一基金由以前的欧洲货币合作基金(EMCF)管理。各成员国向欧洲货币合作基金提供美元储备资金,由该基金发行欧洲货币单位。欧洲货币合作基金成立了由参与成员国央行行长组成的理事会,负责监管欧洲货币政策,管理信贷机构的运作,并授权实施汇率联合浮动。

当然,任何形式的汇率协调都要求建立储备库安排,共同管理区域货币安排。但是,这样的汇率协调形式要求的不止这个。最关键的是要实现区域宏观经济政策的紧密协调,而这必然要求某种制约性的安排来确保各国都遵守一定的规则。毫无疑问,创造必要的条件,确保储备库安排有效运转,需要区域内各国的进一步努力和政治意愿。区域金融合作有效运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大力加强区域监控机制,并制定良好的政策条件。外汇储备库的政策条件必须以某种形式解决参与成员国实施的汇率安排。例如,如果大家认为,有些诸如软钉住等汇率机制本身就比其他的机制更容易导致危机,对实施比较容易导致危机的机制的国家,就应当执行较严格的政策条件制约。东亚外汇储备库除了在提供流动性援助以及加强合作,免受资本账户波动带来的影响这些短期任务之外,更广的目标是支持本区域加强货币和经济协调。

东亚金融合作的好处主要来自于区域系统性风险的减少。区域金融稳定在性质上属于公共产品,如果各国都只是享受金融稳定的好处,而不为它做出贡献,则没有国家愿意为它做出贡献。区域金融危机对整个地区造成的危害是合作的主要动力。区域金融协调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为金融不稳定是在国家之间传播的潜在公共风险。当区域金融不稳定是由于纯传导造成时,必须进行区域金融合作,任何单个国家的管理当局都与此并不直接相关,也没有积极性去解决整个区域体系的问题。

通常,区域金融合作进程最终到达货币统一的终点,需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危机救援机制、汇率协调、区域汇率机制、引入单一货币。在此进程中,与汇率协调和汇率机制阶段相适应,“清迈倡议”逐步由松散、双边性质发展成为紧密、多边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超国家的独立管理机构。因此,从东亚金融合作的发展方向看,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将成为迈向东亚金融合作的极为重要的一步,为未来建立汇率机制乃至货币统一进行机构和机制上的准备。

参考文献:

[1]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金融危机史(第四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2]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亚洲开发银行.金融危机早期预警系统及其在东亚地区的运用[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4]杨涛.“亚洲货币基金”渐显雏形[EB/OL].中国经营网省略,2008-12-22.

[5]杨权.东亚区域金融深化:由金融合作走向货币合作的途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6]祝小兵.东亚金融合作――可行性、路径与中国的战略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第6篇:资金安排方式范文

东亚外汇储备库实质上是将各国间现存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网络进行统合,由区域协议网络转向单一协议。如果东亚外汇储备库最终能够建立起来,这将使得东亚金融合作进程完成对“清迈倡议”的超越。首先是CMI框架下危机救援机制得到扩展和强化,其次是新机制将成为迈向东亚货币合作的基石。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建立一个新的区域金融基础设施,抵御金融危机,甚至为在未来建立一个统一货币区,实现东亚的贸易和投资一体化做些铺垫。

一、“清迈倡议”下货币互换的本质及缺陷

2000年5月,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期间,东盟“10+3”②的财政部长们在泰国清迈召开会议,达成了著名的“清迈倡议”,表达了东亚各国在金融领域进行合作的意愿。清迈倡议的实现及其拓展表明了亚洲国家在货币和金融合作方面的信心,极大地鼓舞了各方参与货币和金融合作的热情,开创了东亚金融领域合作的新局面。

1.“清迈倡议”下的货币互换安排的本质

货币互换安排在本质上是一种试图防范危机的临时应急机制,给投机者一个展示东亚地区加强官方联合的市场信号。东亚金融合作框架建立的必要性主要体现为IMF等国际社会提供资本项目危机资金需求的时效性较差,地区融资安排成为必要补充,还表现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各国面临金融开放和汇率体制向更灵活机制的转移,从而在区域层面上要求以稳定汇率为目标的合作愿望更加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说,CMI对于长远的东亚金融合作至少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通过清迈倡议的后续行动,有望演化为促进金融稳定,防止区域内金融市场过分动荡的流动性安排;其次,由此建立起来的高层对话合作机制将为今后的汇率政策协调创造了政策协调机制。

2008年12月12日,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宣布建立,中国央行与韩国央行签署了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的中韩本币互换协议。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周边经济体货币当局建立了总计6500亿元人民币的3年期双边本币互换安排,通过货币互换支持需要救助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既有利于中国稳定周边环境,也有助于帮助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提振信心,共同应对危机。

2.“清迈倡议”下货币互换的不足之处

虽然“清迈倡议”下货币互换是东亚金融合作取得的一个实质性进展,但是该协议还存在许多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之处:

(1)机制障碍。双边互换安排没有形成网络,仅是一种双边性质的安排而不是多边的。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由双边协议所规定而并没有统一的协议,因此在透明度和效率方面比多边协议差。

(2)互换安排的可用金额有限。与该区域国家或地区的外汇储备相比,东盟互换安排和双边互换安排的量不足,双边互换额度难以支持实际需要。在这种意义上,货币互换安排只是对IMF融资的补充。

(3)可自动提取资金的限制性。在货币互换协议安排中可直接提取的金额只占协议额的10%,其余90%要与IMF的条件相联系,这就限制了运用这种安排的及时性和可信性。一些参加国表达了他们对双边互换安排与IMF条件相联系的保留态度,提议逐渐增加自动提取限额,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后再废除与IMF条件的联系。

(4)东亚区域信息披露的困难。外国投资者和借款者希望能有合理准确的有关区域风险和收益的数据,以便作出理性的选择,但东亚国家一般很少预告经济和金融状况,这些国家把这些经济数据看做战略工具,而不是公共商品。东盟秘书长提到一些成员不愿意公开“太多”的信息和数据是东盟合作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更大的范围内是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是值得怀疑的。

由于“清迈倡议”的这些缺陷,使人们对它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清迈倡议”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路口,随着东亚各国外汇储备的较快提高,金融危机压力的增加,必须解决CMI货币互换安排的后续问题,这些后续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互换安排下及时可用的救援资金数额偏小,目前需要考虑是否扩大数额,是否各方成员出资形成基金,并将基金规模扩大到足够满足危机紧急救援需求的程度问题。

第二,需要重新考虑与IMF贷款条件的挂钩比例问题。

第三,需要解决实际操作中如何做到及时有效运作的问题,如考虑建立快速决策方式和成立提、还款协调管理机构,以及建立为避免借款国经常性借款,滥用借款,避免道德风险的资金运用监督管理机构。

“清迈倡议”是“10+3”国家发起的一项重要政策倡议,旨在加强区域对变幻莫测的国际资本市场的防御。加强和扩大目前“清迈倡议”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使该框架成为一个各国可靠的、有效的融资机制是亚洲金融合作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除了加强目前的货币互换安排之外,下一步应当考虑建立一个成熟的储备库安排。

二、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难点及操作建议

区域外汇储备库是将区域内各成员国外汇储备余额的一部分转入共同管理的另计账户,当任何一个成员国发生通货危机时,可以迅速从这一账户出资购买该国货币,以起到稳定该国货币币值的作用。早在2007年5月,第10次“10+3”财长会议就提出了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建议,以此作为CMI多边化的形式,并与IMF的贷款计划脱钩,其目的是为了提高CMI框架下危机救援机制的有效性。

东亚外汇储备库实质上是将各国间现存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网络进行统合,由区域协议网络转向单一协议,是CMI的多边化。这意味着东亚危机救援机制将由多个双边协议组成的网络向由单一契约协议约束的、自我管理的多边合作形式转变。由CMl转向东亚外汇储备库,各成员国在危机来临时可动用的流动性规模将大大提高。例如,中日、中韩、韩日各自的双边货币互换是200亿美元。如果韩国金融局势恶化,韩国最多可获得400亿美元的互换额度。如果把货币互换协议多边化,则韩国最多可获得600亿美元的互换额度。多边化的货币互换协议其实与亚洲货币基金已经非常相似,但同时需要建立一个中日韩之间的金融合作协调小组。这个小组负责对多边化货币互换协议乃至货币基金的管理。如果东亚外汇储备库最终能够建立起来,这将使得东亚金融合作进程完成对CMI的超越,首先是CMI框架下危机救援机制得到扩展和强化,其次是新机制将成为迈向东亚货币合作的基石。尽管“10+3”成员在设立外汇储备库问题上初步达成共识,但就目前达成的共识看,13国财长只是原则上同意这一计划,还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就协议的具体细节达成一致。日本京都的“10+3”财长会议上,亚洲各国财长也表示,尚未决定如何运作外汇储备集合安排、集合规模以及何时开始运作,并称需要进一步研究。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将面临诸多困难。

1.东亚外汇储备库形式问题

东亚外汇储备库指相关国家分享外汇储备以充分利用储备库的优势,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区域外汇储备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建立成员国央行之间跨国储备存款制度,外汇储备并没有集中到一个统一账户,而是由各国央行独立运作,只是在危机爆发时统一使用,这种形式属于约束程度较弱的安排;另一种是建立一个永久性储备库,由一个常设区域秘书处管理大规模储备、决定动用储备库的条件,并由多方共同商议决定最终资金的支付,该类型的约束较强。约束较弱的储备库形式如东盟互换安排(ASA),属于多边货币互换协议;约束较强的形式以IMF为代表,有常设机构、监督机制和启动程序等。

2008年12月13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日本福冈首次单独召开峰会,就加快扩大区域性货币互换体系以及尽早增资亚洲开发银行达成了共识,这次峰会标志着东北亚区域金融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日韩都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美欧经济步入衰退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显著下滑,使得三国面临的外部需求急剧恶化,而国际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方向与规模发生巨大变化。中、韩面临短期国际资本流出,日本则面临日元套利交易平仓而带来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近期韩元对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对美元显著升值,可以说都是资本流动惹的祸。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率先倡议在中日韩三国之间建立危机救援基金,向外汇储备存量占全球头两位的两个邻居求援。而中日两国积极响应了韩国的倡议,三方一致同意扩大三方之间在清迈协议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为韩国提供了超过4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而更重要的是,中日两国的援助承诺,有助于韩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尽快恢复信心,遏制资本的进一步流出。

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催生了“清迈协议”,而当前的次贷危机则有机会把东北亚区域金融合作继续向前推动。可以考虑在中日韩三国之间建立一个永久性储备库,由一个常设机构秘书处管理大规模储备、决定动用储备库的条件,并由多方共同商议决定最终资金的支付,待时机成熟之后,再推广到“10+3”成员国,为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

2.外汇储备库的规模和份额分配问题

建立外汇储备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与欧盟相比,东亚地区同样存在货币一体化的基础,而且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已占到总贸易与总投资的相当比重,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加类似,利用统一宏观经济政策应对不对称性冲击的能力更强。困扰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主要障碍在于政治问题与历史问题。日本不能直面历史成为整个东亚合作的死锁。因此,东亚金融合作通常具有危机推动的特征,即只有大规模危机的爆发才能够帮助各国暂时摆脱政治历史考虑,将区域合作向前推进一步。

如何确定外汇储备库的总规模和各成员在其中的份额,不同的份额分配规则将影响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总规模以及各成员在东亚外汇储备库中所占份额,尤其是影响区域大国在其中的相对地位。因此,东亚外汇储备库份额及总额的确定方式将意味着参与各方在这个合作机制中的决策权的大小,必将出现激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同时,也意味着东亚外汇储备库是否能够顺利实施。外汇储备库不能给所有国家带来同等的利益,但正是收益(实际上也是有些国家的损失)的不对称性才说明这个制度正发挥作用。参加储备库或货币联盟的基础是向别国提供好处,同时,相信别国以后也会向你提供好处。

IMF作为一个全球性流动性救援机制,为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规模和成员份额的确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IMF份额分配由各成员相对于其他成员的经济地位决定。成员经济地位由一系列经济变量决定,包括GDP、经常账户交易以及外汇储备等。一个成员在IMF中的份额决定了该成员应该向IMF认缴的数额和它的投票权,也决定了该成员可以从IMF获得的融资上限。截至2008年9月底,IMF的总份额达到2173亿特别提款权(SDR),大约3383亿美元。按照IMF的份额分配方式,可以简单模拟出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成员份额和比例,其中日本占据41.66%,为最大份额,中国次之。如果简单按照各国外汇储备的5%来构建东亚外汇储备库,并且根据各国的出资额来分配投票权的话,那么中国将超越日本成为东亚外汇储备库中拥有最多投票权的国家(见表2)。

假设在目前的情况下以及今后建立某种区域汇率协调机制后,区域内各国中央银行将继续干预外汇市场,建议以使用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新增外汇储备为基础,建立多边外汇储备库安排。具体来说,随着中央银行储备账户中由于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外汇的增加,增额的一定比例——比如60%——仍由央行独立管理。但是,剩下的部分(40%)将以某种公平的、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存入一个由一个常设机构秘书处管理的永久性储备库。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规模在“10+3”国家中位居第一、第二位,两国存入储备库的外汇储备将占存款总额的绝大部分。所有参与成员都将遵守同样的规则,资金提供方严格按照60∶40的比例提供存款资金,接受方根据其外汇储备规模获得相应资金。一旦各成员国就如何界定和计算央行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干预的资金量达成一致,并集体执行,只要短期资本持续流入本地区,储备库的这种外汇储备将继续增加。

3.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汇率协调问题

在外汇储备库安排下,每个参与国可以获得的资金将超过目前可获得的自有资金以及区域内各国政府认为规模适中的现有货币互换安排资金的总和。但是,储备库的最佳规模将取决于区域内占主导地位的汇率安排是什么样的。目前,有关区域汇率协调的建议的焦点,是建立统一的单一货币汇率机制,还是建立统一的钉住货币篮子机制。如果选择钉住单一货币,那么在这种货币与该国其他贸易伙伴的货币的比价出现较大的波动时,就需要在外汇市场更广泛的干预。而如果选择钉住一揽子货币,各国财政部门为了将其目标汇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产生的资金需求,比在仅对钉住单一货币的机制下要少。

亚洲各经济体持有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50%以上,这表明:(1)肯定存在资源分配不当以及机会成本问题;(2)本地区有足够储备来建立一个规模较大、可靠的共同储备库安排。更重要的是,外汇储备在包括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强势货币”国家得到了很好的分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地区的“弱势货币”国家比“强势货币”国家多,别说建立共同储备库,就是合作的可持续性也无疑会成问题。因为这几个为数不多的“强势货币”国家不可能愿意其储备常常被“弱势货币”国家连累。相反,如果储备主要集中在“强势货币”国家,这些国家就能够相互合作,在“弱势货币”国家请求提取共同储备库资金时,要求他们执行必要的宏观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

如果东亚外汇储备库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流动性机制,各国为了达成有效的金融合作,必须要考虑区域汇率协调的问题。这里可以借鉴建立相当于欧洲“超短期融资机制”的机构,在遭受投机性攻击时继续维持区域货币安排。在欧洲“超短期融资机制”下,成员国相互给予45—90天的无限量贷款,贷款利率按市场利率计,50%的贷款可以以欧洲货币单位(ECU)支付(1998年欧元的问世宣告了欧洲货币单位的解散,欧洲央行拥有的储备也随之返回给了欧盟各国央行)。这一基金由以前的欧洲货币合作基金(EMCF)管理。各成员国向欧洲货币合作基金提供美元储备资金,由该基金发行欧洲货币单位。欧洲货币合作基金成立了由参与成员国央行行长组成的理事会,负责监管欧洲货币政策,管理信贷机构的运作,并授权实施汇率联合浮动。

当然,任何形式的汇率协调都要求建立储备库安排,共同管理区域货币安排。但是,这样的汇率协调形式要求的不止这个。最关键的是要实现区域宏观经济政策的紧密协调,而这必然要求某种制约性的安排来确保各国都遵守一定的规则。毫无疑问,创造必要的条件,确保储备库安排有效运转,需要区域内各国的进一步努力和政治意愿。区域金融合作有效运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大力加强区域监控机制,并制定良好的政策条件。外汇储备库的政策条件必须以某种形式解决参与成员国实施的汇率安排。例如,如果大家认为,有些诸如软钉住等汇率机制本身就比其他的机制更容易导致危机,对实施比较容易导致危机的机制的国家,就应当执行较严格的政策条件制约。东亚外汇储备库除了在提供流动性援助以及加强合作,免受资本账户波动带来的影响这些短期任务之外,更广的目标是支持本区域加强货币和经济协调。

第7篇:资金安排方式范文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虽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金融制度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我国,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只是正规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它是由政府通过法令等手段进行的,政府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决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体的地位不同,两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于作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来说,只要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净效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使其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潜在供给,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而处于非均衡状态。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其制度变迁的供给虽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个别净效益,而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中存在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因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经过银行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原有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对金融活动垄断,从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剩余,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视政策,

尽量少地满足其融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作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金融制度安排时并不一定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扭曲。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以上影响,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对变革的金融制度供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进行的,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着认识和组织、发明或引进、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等四重时滞,因此这种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即使政府放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首先,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正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成为其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对贷款行为进行规范,信贷标准日趋严格。而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比大企业要高得多。正规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群体自然会抑制其贷款冲动。另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手续繁杂,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频率高、额度小”的资金需求也提高了银行提供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使得我国的银行信贷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据资料显示,在我国整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国家银行系统中获得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的20%,有组织的银行系统中80%多的信贷都被分配给了国有经济部门。而在直接投融资中,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被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在股票发行中,有限的额度基本都被分配给国有企业,迄今为止,股票市场中,上市的民营企业不足10%,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比重则更低。

3结语

总之,在我国经济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制度环境的变迁不仅生产出对非正规金融有着强烈需求的中小企业,也生产出拥有大量货币剩余的私人部门和允许多样化权利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间,因而孕育着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为了争取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外部利润,他们必然会在现有制度的边际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导致我国非正规金融最终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由此可见,我国的非正规金融具有内生性,因此对非正规金融不能采取简单的取缔态度,必须通过立法途径引导非正规金融合法化,正规化,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联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的现实,政府更应当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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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洪军,窦娜娜,王乙伊.信息不对称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5,(4).

[3]柳松,程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成逻辑及其发展趋势研究[J].广西金融研究,2005,(8).

[4]孙莉.我国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内在性及其正规化[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5,(2).

第8篇:资金安排方式范文

我市全口径预算编制工作起步较早。目前,市本级全口径预算编制体系已基本形成,建立了以一般公共预算为核心、以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采购预算、政府投资预算、政府债务预算、国有土地出让基金收支预算等专项资金预算为补充的复式预算体系。政府所有资金和资产的运行已经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范围。在2015年预算编制中,我市按照新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要求,进一步深化预算编制改革,完善全口径政府预算体系。

(一)坚持“三保一促”的编制原则。即依照“保运转、保民生、保重点、促发展”的总体原则安排预算。

(二)采取“三收一控”的编制措施。“三收”是指收回到期和一次性专项,收回原不合理专项,收回结余结转资金;“一控”是指严控新增专项。

(三)理顺十个方面的编制关系。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条条与块块的关系、重点与一般的关系、市区与县域的关系、用钱与绩效的关系、预算与决算的关系、部门与大局的关系、服务与监管的关系。2015年预算编制中我们采取了下述三个方面的具体改革举措:第一,全面实行零基预算,集中财力保重点。零基预算本来是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但在以往编制预算时的实际做法基本上都是保基数、分增量,各个部门的预算只增不减,已经到期的项目往往也是通过其他项目来置换。同时,在专项资金分配方面,政策层面有法定支出要求,一半以上的资金是先定钱再找项目;操作层面实行分线分块管理,按战线来平衡。这样做使得财政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大打折扣,无法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新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的出台,为我们进行改革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解决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法定支出固化挂钩问题,地方政府由“先定钱后定事”改为“先定事后定钱”。在2015年预算编制中,我们下决心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零基预算,所有的专项重新申报、重新认定,具体做到“三不”,即:立项依据不充分的不安排,绩效目标不明确的不安排,当年不能形成支出的不安排。同时,对预算项目实行分类管理,区别对待。将专项资金分为七大类:一是政策性刚性支出;二是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运行的支出;三是支持产业发展资金;四是已建和在建的项目支出;五是偿债资金和总预备费;六是新建项目;七是其他事业专项。其中一至五类是需要优先保障的项目,按照“有多少事尽力筹多少钱”的原则来安排;后两项是重点控制的项目,按照“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来安排。第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缓解财政收支矛盾。一直以来,由于预算编制不够合理,事与钱脱节,专项资金“碎片化”等制度和操作层面的各种原因,有较大数量的财政资金出现闲置沉淀,导致一边是财政收支压力大、举债搞建设,另一边却是有钱花不出。为此,新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对结转结余资金进行清理回收。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对该项工作进一步作出了部署。我市从去年9月编制2015年预算时起,就开展了清理收回结转结余资金工作,压缩财政存量资金规模。对结余资金比上年增加较多的部门,财政在安排预算时,可以视部门结余结转资金增长情况,适当压缩部门财政拨款预算总额;对各部门年末基本支出结余,项目停止实施或项目完工后仍有结余的,以及连续两年未使用、或者连续三年仍未使用完的专项结转,全额收回统筹使用。具体实施上,我们将结转结余资金清理与预算支出安排相结合,采取了“三收”措施,逐个核对确认项目,共取消到期和一次性专项及不合理专项3.1亿元,收回历年结余结转资金4.7亿元,收回各单位特设专户沉淀资金7000多万元,收回的资金全部用于平衡2015年预算收支。第三,强化专项资金整合归集,优化资金投入方式。我市在2015年预算编制中加大了专项资金整合归集力度。根据中央和省、市的重要政策、重点工程和重大规划,通过部门内整合和跨部门整合等方式,将资金性质和使用方向相同的上级补助专项资金和市本级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统筹使用。通过整合,2015年预算安排的专项数比2014年减少283个,压减率达到30%。以产业类发展资金为例,过去产业类资金有近20个项目,资金总量达到2.6亿元,均由相关职能部门分散管理,资金分配上难以形成合力,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引导作用不明显。今年我们把这些分散管理的资金全部整合起来,不再按产业分线分块安排。通过上述三项改革措施,我市在财力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挤出财力安排了5个亿的产业发展资金和6个亿的偿债资金。

二、积极推进预决算公开,努力实现透明预算

公开透明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建设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的需要。近年来,我市预算公开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预算公开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市所有县市区。二是市本级在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三公”经费预决算对外公开的基础上,2013年有16个政府组成部门向社会公开了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2014年公开范围扩大到29个政府组成部门。三是2014年首次公开了市本级财政决算和43项重大惠民专项资金分配使用情况。2015年,我市将严格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在预算公开的范围、层次、内容、形式和力度上取得新突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政府预决算公开。2015年,本级政府的四本预算和决算、“三公”经费预决算全面向社会公开。进一步细化政府预决算公开内容,除信息外,政府预决算支出全部细化公开到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

(二)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公开。2015年我市进一步加大公开力度,要求除以外的87个部门预算单位于3月20日之前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开2015年部门预算及“三公”经费预算。2014年已经公开了预算的29个部门要公开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决算。2016年起,除以外的部门预算单位要全部公开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

(三)专项资金分配结果公开。2015年继续扩大重大民生政策性资金的分配结果向社会公开的范围。

三、规范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加强专项资金管理。长期以来,专项资金分配存在“撒胡椒面”、“专项不专”等问题,专项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益。2014年,我市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建设,按照“先定办法,后分资金”的原则,研究制定了“1+N”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即《株洲市市本级财政专项资金分配审批管理办法》加若干个具体专项管理办法,做到每一种财政专项资金都有具体的管理办法。

(二)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为加强“三公”经费的使用管理,2014年我市出台了《规范办公性行政经费预算和支出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株洲市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因公出国经费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最近,我市又出台了《株洲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实施细则》和《株洲市“三公”经费审计监督暂行办法》。对“三公”经费的管理越来越规范,成效也非常明显。各单位2015年“三公”经费预算总额在2013年决算数基础上下降10%以上,其中公务接待费下降了15%。

(三)强化执行管理,提高支出效益。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硬化支出预算约束,没有列入预算的一律不得支出。专项资金中一律不再安排工作经费,在预算执行时不得调剂用途。年度预算执行中,从严控制预算调整事项,除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救灾等应急支出通过动支预备费解决外,一般不出台增加当年支出的政策,特别是上半年一律不受理预算追加申请。在资金拨付环节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确保资金从分配到拨付全过程处于监管之下。

四、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努力构建绩效预算制度

近年来,我市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覆盖了全市所有建设及公共专项资金,先后对21项民生及重点财政支出开展绩效评价,评价金额累计28.5亿元,并在2014年选取了30个一级预算单位开展部门整体支出评价,选取10个重点项目开展预算执行过程绩效监控,初步构建了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今年,我市将在市本级一级预算单位全面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特别是加大重点项目资金的绩效评价力度。对去年1000万元以上、今年500万元以上的专项资金全面实施绩效评价。同时,强化评价结果的应用与考核,建立完善评价结果与支出结构调整、预算安排相结合的制度。

五、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助推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是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导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资源配置。近年来,我市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推进了公共自行车租赁、送戏下乡、城市管养市场化改革、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试点等工作。在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方面,按照“统筹开发、分级管理、单位负责、促进就业”的原则,对公益性岗位进行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2014年市本级财政共支付公益性岗位工资805万元,缴纳社保490万元。下阶段,我市将进一步创新思维,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试点工作。

(一)合理安排政府购买服务所需资金,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推广政府购买服务,不是新增一块财政资金,而是在既有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

(二)结合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既不能将自身职责转嫁给社会力量承担,产生“养懒人”现象,也不能大包大揽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徒然增加财政支出压力。

(三)加强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建设。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操作流程,建立健全绩效评价、信息公开及监督问责机制,提高透明度、公正性和规范性。

六、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一)建机制。着力建立规范的政府性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防控债务风险。为增强偿还政府性债务的能力,出台了《株洲市政府性债务偿债资金管理办法》,对偿债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监督管理进行了规范。明确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和本级政府确定的其他资金可作为偿债资金来源,偿债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政府债务利息和一定情形下偿还政府性债务。

(二)明职责。按照“实事求是、‘见人、见账、见物、逐笔、逐项’、收付实现制”三大原则,对全市政府性债务进行清理甄别,摸清债务家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政府和融资平台公司的责任,该企业承担的,要与政府脱钩,完全推向市场;该政府承担的,逐步分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并积极争取通过政府债券进行置换,切实降低财务成本。其中,对于一般债务,逐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或发行一般债券来安排;对于专项债务,逐步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PPP项目中财政补贴等支出,按性质纳入相应预算管理。为妥善处理存量债务,创新融资方式,规范政府性融资平台管理,我市提出了以下思路:一是尽可能争取发债额度。二是借新还旧要遵循“以长补短、以低换高”原则。三是政企分开,政府不再给平台公司下达公益性任务。四是政府借助平台公司建设的项目,实行封闭运行,项目资金由财政和公司“双控”管理,且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五是经营性项目中包含公益性项目时,公益性项目成本要摊入经营性项目中,且应做到整体收支平衡。六是一般性公益性项目要严格按照预算执行,预算安排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造成缺口。七是严控平台公司非生产性成本。八是加大资产处置力度,以维持资金流动性。

第9篇:资金安排方式范文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体系;行政抽取机制;金融政策

以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79]56号文,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为标志,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建设。在这30年中,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金融改革相伴随,尤其是与中国资金的供求形势变化相伴随,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本文将在以政府主导金融发展为基本体制背景,以资金余缺状况为划分依据,将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变革,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来阐述其形成和发展逻辑。

一、资金短缺条件下的储蓄动员机器

在1996年之前,中国的资金供求形势,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按照钱纳里的理论,中国是典型的国外和国内资金“双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

实际上,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围绕城市工业化建立和发展的,是一种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实质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而内生出来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这一融资制度的中心,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配置资金。这样的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场的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得资金短缺,更加成为发展的瓶颈。作为金融中介的各类金融组织,延续并强化了储蓄动员功能。笔者曾经发表了多项研究,说明了在资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流向了国有工业部门。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使得金融功能财政化,金融机构扮演起“第二财政”角色:在动员储蓄过程中,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金贷放上,替代财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城市部门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动员储蓄目的,必然与农村非正式安排可能产生的储蓄分流发生冲突。于是,在政策设计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竞争,而非垂直合作关系。压抑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发展,以确保农村正式金融组织储蓄动员功能的发挥,就是这段时期金融政策演变的重点。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为工业化、城市化动员储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基本问题。由此,使得农村金融安排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的机器,资金外流、农村“失血”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

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以重化工业化作为国家目标之后,为了获得工业化最稀缺的要素——资金,国家对金融业采用了完全垄断的方式,控制由乡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机构网点,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当然包括资金),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周立、胡鞍钢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将经济自利还给民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自然伴随着国民财富的转移——由“集财于国”到“散资于民”。原来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资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间的各个企业和居民手中。这使得中央财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渐变为“弱财政”。经济改革和转轨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能力。为了收集民间资金,中央政府以组建国有独资专业银行和拆分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标志,建立了一个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网点分布原则的强大的金融部门,自上而下地将触角延伸到各个民间部门,去替代利税上缴的计划制度安排,重新集聚财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启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大发展,带来了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高增长”)。但是,由于资金配置不是依据市场原则,而是依据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安排,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所言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低效率”)。例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专业银行体制下,每一家专业银行都对准相应的行业和地域,互不混淆,形成了金融纵向分割的局面。直到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时,这一局面才有所打破。

1984年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没有控制金融机构的冲动,因为在集权经济体制背景下,财政远远比银行更重要。当时国有金融体系的纵向分割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庞大而均齐的银行科层组织结构,明显地带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着意安排的痕迹。但伴随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中央计划内安排的资金越来越不足以继续支付地方投资建设所需的资金,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下,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其税收努力,使得基本建设投资体制不得不由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拨改贷”)。投融资体制的改变,使得地方政府将关注对象,由财政转向了银行。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对当地金融机构的控制。一方面,它们竭力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营业网点(国有银行和新兴的专业银行也有在各地铺设网点的冲动),另一方面,自行组建各类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并争取在本地设立融资中心、证券交易中心等,力图最大程度地动员本地储蓄,让本地储蓄用于本地投资,尽力争取吸引并利用外地资金。其后果是,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在各地网点迅速膨胀的同时,由地方控制的各类金融机构甚至非法融资机构遍地开花,出现了各地方激烈的“金融竞赛”局面,将金融机构又横向分割为块块。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过程后,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出现了这样一副景象:地方官员的升迁竞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政绩竞争;地方政绩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经济增长竞争主要表现为投资竞争;投资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金融资源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竞争。由此,以“银行多过米铺”为标志,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金融规模的“高增长”,但也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使得金融机构发挥的主要是动员储蓄,而非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尤其如此,农村正式金融部门在吸收储蓄上,必然与非正式部门发生竞争,而非正式部门吸收的储蓄,并不会像正式部门那样,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和资金划拨,朝向政府意愿的投资方向放贷。因此,政府和正式金融部门都有打压农村非正式部门发展的冲动,而正式金融部门动员的储蓄,又大部分流出了农村社区。所以,资金短缺形势下,农村金融体系出现了“双重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三农”领域,则出现农业缺投入、农村缺资金、农民难融资的农村金融困境。

二、储蓄动员角色的体制背景

农村金融体制之所以呈现上述逻辑,与计划经济以来政治经济体制安排的宏观背景密不可分。这要从中国传统体制形成逻辑的分析中,进一步探寻其发展(见图2林毅夫等做出的分析框架)。

在20世纪50年代以“一化三改”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大规模的工业化才开始真正起步。而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最主要体现在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上。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是靠类似“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土地,强制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同时给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准备;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夺,扩大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两种资本积累手段在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由何而来?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理论家是苏联的“托洛斯基派”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是在“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离”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所得到的“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遭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但通过国内不等价交换积累原始资本的方式,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被采用了,并且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通行方式。

按照林毅夫等的分析框架,1949年以后,中国在极低的工业化起点(人均国民收入仅为50美元)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样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服从这种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套类似于苏联,又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与原材料价格”等价格扭曲政策,实现了“高积累”,设置了一套维持“不等价交换”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状况就是所言的“一穷二白”,而国家经济最主要的支撑是农业部门。于是,一系列不等价交换的体制剥夺的对象最终自然转向农业部门。

在工业化起步和推进过程中,中国为何要扭曲价格,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呢?原因在于,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需要动员大量社会资源,而中国当时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数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农村的税收能力低。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设备和技术。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利率、汇率、原材料、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价格。最终建立起一个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在微观经营体制上,城市部门表现为国有工业企业,农村部门表现为。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农村部门的凋敝,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农村金融体制,自然也服从这样的发展逻辑,成为为工业化、城市化积累低成本资金的必然安排。

即使在1978年以后,多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都是在支援“三农”的名义下,壮大了为城市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的基础。以“一国两策,城乡分离”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仅使得金融供给远远不敷农村金融需求,反而使农村地区出人意料地成为金融资源的净供给者。农村金融供求表现出了总量和结构的明显失衡。农村建设和发展没有完成“非农化”,农村资金却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机构似乎成为农村资金的大漏斗,它们在农村吸收储蓄存款而对农户和涉农企业的贷款相当少,甚至不少地方的商业银行根本就不对农户和涉农企业发放贷款。从短缺经济角度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农村金融的供不应求成为常态,农村发展也长期处于“负投资”的状态。面对总量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丰富的农村金融需求,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供给却一直是刚性,甚至是相对萎缩的。

三、资金形势的方向性转变

资金短缺和政府的金融控制同时并存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农村储蓄,然后配置到投入产出比高的非农领域。所以,一家家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成为把农村资金抽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如此,连所谓的“支农主力军”——农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来,实际上也一直是向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1992的数据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1996年的数据显示,自197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贷款余额就持续小于农村的存款余额(即贷/存比小于1)。1980年代贷/存比大体在1/2左右,1990年代大体在2/3左右。其中,1995年农户储蓄仅有22%用于农户贷款。即农民似乎在“自愿”地把资金让渡出去,以至于农村存贷差成为各家金融机构争夺的对象。1990年代中后期的银行商业化改革,使得各家金融机构出于成本收益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市场,此时就留下来在城市里没有大本营的农村信用社,它被多次强调恢复合作制,并冠以“支农主力军”的名号。但实际上,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仍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1/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事实上,在资金短缺时代,农村金融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条件,作为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弱势金融组织,农村金融机构只能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这导致了农村“缺血”现象日益突出,农村资金不断“净流出”,使得中国农民事实上在集体“扶富”,成了资金的净供给者。

但是,资本短缺的状况,在1990年代中期,发生了方向截然不同的变化。自1996年起,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由贷差到存差的转换上。

由图3可见,1978-1995年间,人民币存贷款一直处于贷差状态,在1987年,贷/存比达到最高(140.7%),当年贷差为2144亿元。1991和1994年,贷差都超过了3000亿元。但1996年开始,贷差转为存差,而且连年大幅度上升。贷/存比低于1,连年大幅度下降。比如,人民币存差增长率由2004年底的28.84%提高到2005年6月底的38.81%,人民币贷/存比由2004年底的73.65%下降至2005年6月底的69.18%。超过30%,即8.5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2006年一季度,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8.3%,9.2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到2009年5月,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6.3%的历史低点,存贷差已达18.4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的85%,或者农村居民储蓄的4.5倍。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流动性严重过剩,巨额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资金供求形势的逆转,为农村摆脱以往单纯向农村“抽血”的不合理政策安排,留下了腾挪的空间。至少,农村的资金回流,不再影响城市工商业的资金总量了,所以,也就没有一直以来必须响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政策口号的必要了。在此背景下,各项鼓励解决农村融资难题的政策,也开始出台了。

四、资金宽裕条件下的政策调整

1996年以来的资金宽裕,使得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堆积。进入2000年后,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资金空转,引发了许多争议。虽然中国还没像日本那样,步入了凯恩斯所言的流动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监管部门多次调控的乏力,凸现了中国正罹患着流动性综合症。就资金供求结构失衡的状况而言,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流动性悖论: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金融部门流动性过剩与企业部门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企业部门内部,大企业流动资金供给充裕与中小企业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金融部门内部,大银行流动性过剩与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甚至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就农村和城市部门而言,城市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并存;就区域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与中西部地区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

周立曾经分析过,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城乡经济失衡的结果,是片面扶持正式金融体系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在中国更加走向极端化有关。

但无论怎样,资金过剩和流动性悖论的出现,都为解决农村融资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金融环境。于是,中国政府的各种意图解决流动性悖论的政策,在不断地出台。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历次政策变化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正式金融机构为主,极少为非正式金融出台相应政策,即使出台,也是打压性的,如《民法通则》对于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规定,以及1998年7月《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出台。二是以农信社为主,尤其是1996年行社分家之后。三是自上而下安排,由关注动员农村资金,到关注农村资金回流,但最终还是落得“一农难支三农”的结果。进入21世纪起,诸多政策,都是朝向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方向的。比如,2004-2009年,已经连续6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农村融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的决心。

五、农村资金短缺依旧

金融系统内部的存差十年来不断累积,以至于如何处理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农村融资难题,却似乎愈趋严重。由“三农问题”成为共识,再到将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终推出“新农村建设”的这十年间,政府、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针对农村融资难题,出台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以“支农”名义成立的金融组织,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项优惠政策,但农村资金短缺却依然照旧。普通农户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汇”金融服务,也近乎无路。这体现在:

首先,农户贷款覆盖面小。依据多个调查报告,农户贷款占农户有效需求的覆盖面,基本上不超过一半。若计入全部农户,得到贷款的比率,可能仅仅三成。还有大量的农户,连存款和汇兑等对金融部门而言毫无风险的金融服务,都不能得到。

其次,农村短缺总量巨大。农村金融缺口庞大,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20万亿元,以2006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3397亿元,2007年的4317亿元衡量,资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车薪形容。必须要金融部门弥补这一巨大缺口。可是,直至2009年5月,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余额仅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5.66%,如何才能填补这一巨大缺口?

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是共生、共存关系,而三农又是需要服务和支持的机体,那么,在新农村建设中,强调金融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机体本身并不能带来足够的产业利润,以支持金融利润。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汤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号。实际上,金融机构更愿意空喊口号,而不愿意赴汤蹈火。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所有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这和11%-12%的农业产值占比,基本匹配,却和60%以上的农村人口和50%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极不匹配。这一配比显示,贷款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维度配置的。从金融角度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金融业就是配置资源的,如果农村经济不景气,农业产业没有利润,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产业利润去支撑金融投资,只有农村经济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纳更多的金融资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个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多元化竞争性市场的旗号下成立的过程中,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却相对稳定,而非增加。这也表明,现行制度安排下,市场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尽了。指望一个多元化竞争性金融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去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实在是开错了药方。这不仅对农村融资的解决有害,也带来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有害的水平竞争格局,是一个“双输”机制。

十多年来,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流动性不足,以及农信社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的现实,已经清楚表明了,市场金融不能单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一个庞大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合作性金融体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体系,必须建立起来,并与市场金融体系相伴随,去适应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要。在没有弄清楚农村经济基本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并推出市场金融与其相适应,是政策误判的关键因素。

六、如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

本文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30年改革与发展的回顾,试图说明农村金融体系形成的体制原因和农村金融安排的复杂性。

实际上,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经济,不能将农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农村经济机体上,资金离农仍是必然。我们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体制内的零敲碎打。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术含量比较强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决农村融资的根本难题。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没能认清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特点,天真地认为市场能彻底解决农村融资问题,就像相信市场化能解决农业经济问题,产业化能解决中国农业组织化问题一样。市场金融,充其量只能满足农村有较大利润空间,并有还贷保证的那一部分融资需求。这些融资需求,多来自富裕的农村和富裕的农户。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绝不可能成为“草根金融”。市场金融“嫌贫爱富”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市场金融机构,因为市场金融本身就是做“优胜劣汰”工作的。要质疑的,是相信市场万能论的制度设计者和他们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顾农村基本社会环境和融资规律,空降一些制度让农村部门和金融部门执行的机构和人士。

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多还停留在市场逻辑之内,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场化主体,能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加大农村金融竞争,以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依笔者的判断,恰好与这种思路截然相反。当对农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农业的产业利润率一直低于二三产业、小农经济依然延续、小农依然分散经营的时候,靠农村部门或金融部门自身去解决融资问题,都是无解的。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要么继续争夺优质客户的“草尖金融”活动,漠视大多数小农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积亏损,最终变为央行下一步要救助的对象。

若从更本质的角度讲,一个个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对农村发展的长期损害,可能大大超过农村融资量扩大的短期得利。当我们已经知道,农村的储蓄通过一根根金融管道,被抽出农村的时候,我们说农村患了资金集体扶富的“失血症”。但当一个个外生于农村社区的市场金融发放一笔又一笔小额贷款的时候,他们又把农村本已经微薄的产业利润进一步吸出农村,使农村进一步患上“败血症”。如若我们又在没有考虑农村社区内生的金融安排时,就将农村利率放开,那么,追求短期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会将农村利润最大限度地刮走,使得农村经济难再有复苏的那一天。当前农村所需要的,是将农村储蓄留在农村,并且将产业利润与金融利润都留在农村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金融安排,外来的金融组织,如果要达到名曰“支农”的目的,只需将资金批发给农村社区合作金融组织即可。只有这样的垂直合作型金融安排,而不是目前的水平竞争型金融安排,才能对缓解农村融资饥渴症,有一定帮助。

当然,上述的建议,还仅仅在现有体制内,做出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性的努力。如果不能改变农村发展的市场条件,就不能改变农村资金利用上的高风险、低利润格局,也无法使农村获得比城市更为优越的信贷条件,也就无法彻底改变资金流向,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整体框架内,在自由贸易的丛林法则下,农村经济仍会陷入在弱肉强食的状态,农村金融自然还处于无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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