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精选(九篇)
第1篇：国家文化范文
一、审计文化的概念问题
什么是审计文化？审计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认识，研究的角度也不尽一致，总体来说，有大审计文化论和小审计文化论两种。大审计文化论，采用的是文化学研究关于文化的广义定义，而小审计文化论则采用的是文化的狭义定义。
《辞海》关于“文化”的解释是：“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审计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种制度和组织机构，应该从狭义的文化概念来理解比较合适。从实践的角度看，研究审计文化的概念，并不是要对审计从物质到精神进行新的全面的理论概括，而是要对审计实践中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进行系统的理性思考。因此，审计文化的概念不宜作太宽泛的定义。从审计本身的特点来看，审计虽然实务性很强，但它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连管理都不直接参与，审计物质文化问题的研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另外，国家审计文化属于部门行政文化，是行政文化的一部分。行政文化同时又是政治文化的一个方面。目前，国内外政治学家都是只从观念文化的角度理解政治文化。因此，正如把行政文化理解为“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的整体”，与政治文化的内涵相冲突一样，把审计物质文化也纳入审计文化的范畴，就显得过于宽泛。
因此，关于审计文化的概念，应当从文化的狭义概念进行推演，从三种审计的实践出发，加以定义。根据文化的狭义定义，审计文化应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审计精神文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审计信息文化、审计制度文化和审计组织文化。审计的精神文化分为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三种类型，每种审计精神文化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审计制度、审计组织机构和审计信息模式。本文专门研究国家审计文化。
二、国家审计精神文化
审计精神文化在审计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理论上，它包括审计价值观念、审计思维方式、审计职业道德等内容。国家审计精神文化，以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和推进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为核心理念。
（一）国家审计的核心价值观
国家审计的价值观，是指审计工作所追求的目标和所希望发挥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审计组织的审计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有为维护王权服务的，有为资本市场提供真实信息的，为组织内部改善管理服务的，等等。我国国家审计的价值观，最主要的就是民主政治观，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在工作过程中的查错观和服务观。
国家审计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民主政治观。民主政治的形式有很多种，不仅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是民主政治的形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同样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现代国家审计本身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它是在法律框架下，对政府及公营事业运转的成果和效益进行检查和评价的一项专业活动，其实质是一种国家权力制约机制，是推动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工具。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审计的价值观可以作出不同的概括；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审计的价值观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不同；但是，作为现代国家审计的核心价值观，作为现代国家审计的基本价值取向，必然是为了不断推动和促进国家民主与法制的进步与完善。
国家审计的查错观和服务观与民主政治观是紧密相关的。它是民主政治观在历史实践中的具体化。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进步与完善，这是国家审计民主政治观的本质要求。但是，在国家审计实践中，这一本质目标的实现是分步实现的。从这一目标出发，第一个具体目标就是要发现问题，这就涉及国家审计的查错观。国家审计还有第二个具体目标，就是管理目标，促进管理机制的完善。第三个具体目标就是效益目标，促进公共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国家审计的管理目标和效益目标，就是国家审计服务观的内容。
国家审计的查错观，讲的是审计的首要职责就是发现问题。但是，审计的发现问题究竟是为了什么？它与管理部门的经济监督有什么区别？这实际上就是国家审计的价值取向问题。这种价值取向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往往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记。管理部门的查错行为一般与纠错、处罚行为直接相关联，而审计机关的查错，有些与纠错和处罚直接相关（因为我国审计机关依法拥有一定的处罚权），但更多、更主要的是一种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和依法公告权。特别是审计结果的依法公告，是现代审计查错处理的主要形式。审计机关查出的问题，是要经过与被审计单位交换意见这一法定程序的。不管你能否改正，也不管你何时改正，依据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审计机关都要向纳税人公告的，维护纳税人的知情权，同时促进国家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审计查错，不是着力于每个具体问题的全部解决，而是在于国家整个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协调与完善。因此，现代审计查错，关注的是重大问题、主要问题，特别是倾向性问题、制度性问题等。
国家审计的服务观与查错观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对立的统一。查错观要求通过审计能够发现被审计单位管理的薄弱环节，而服务观则要求，通过审计促进被审计单位主动落实责任，加强管理，并且要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益。发现问题只是第一个具体目标，还要有第二个具体目标，就是主要着眼于整改财经秩序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着眼于深化改革、制定规章、严格管理，堵塞漏洞，而不仅仅是要求进行技术性的调账和纠正。它要求要督促、推动（但不是代替或干预）被审计单位提高管理水平。服务观要求还要有第三个具体目标，就是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提高绩效水平，这就要开展效益审计。根据国家审计的民主政治观，国家审计是一种具有高度目标意识的活动，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在管理目标和效益目标方面是一致的。因此，审计机关要与被审计单位有更多的相互沟通，要把促进整改、提高的工作目标作为审计工作的出发点。
（二）国家审计道德
什么是道德？道德不同于制度，它不具有行政强制性。它是以善恶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习惯性、舆论性的行为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职业道德是以高尚与低下为标准的职业行为原则和行为规范。国家审计道德主要是一种职业道德。国家审计机关不承担任何政府行政管理任务，它是独立从事审计活动的专业部门。国家审计道德是维护和保持国家审计公平公正的必要条件之一。
国家审计道德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沉积过程，要有深厚的传统积淀。充分了解、科学总结过去的历史，才能构筑国家审计道德的根基。国家审计道德同时又是一个不断扬弃的历史过程，既克服又保留，克服落后的审计道德文化，保留进步的审计道德文化。但是，国家审计道德并不总是向后看的。国家审计的职业理想就是推动国家审计道德文化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
国家审计道德与国家审计独立性密不可分。谈到国家审计的独立审计意识，一般可以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观察，主要讲的是经济受托责任，但国家审计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受托责任。国家审计的独立审计意识与民间审计的独立审计意识有着本质的不同。国家审计的独立审计意识，不是类似民间审计组织相对于委托者和被审计对象的第三者的意识。国家审计是法定审计，一般没有具体的委托者。审计机关在政府最高首长的领导下开展审计工作，它首先要对政府最高首长负责；国家审计制度是宪法规定的，审计机关必须对法律负责；国家审计，说到底，是代表纳税人进行审计，它必须对纳税人负责。因此，国家审计的独立审计意识，更强调的是国家审计在权力制约机制中的法定作用，强调的是国家审计在政府宏观调控中的特殊作用，强调的是国家审计在公共资金使用安全和使用效益的守夜人的作用。国家审计的独立审计意识，是审计道德的重要内容。国家审计独立性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与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国家审计的独立审计意识总是与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
国家审计职业责任，是国家审计道德的集中体现。国家审计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它负有特殊的时代责任和历史责任。它的时代责任，主要是一种国家民主与法制的推进责任，是政府工作透明化与人大监督具体化的重要媒介与工具。它的历史责任最终体现在国家审计要对纳税人负责。
国家审计职业纪律，是国家审计独立性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国家审计职业纪律的核心，就是从经济上割断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对象的利益关系，在思想上始终保持客观公正。
国家审计职业品格，是审计道德的人格化。例如敢说真话：敢于碰硬，履行审计职责刚正不阿；服务大局：审时度势，突出重点，不拘泥于小账小事；业务过硬：查得出重大问题，经得起质量检验；廉洁从审，手不短，嘴不软，等等。国家审计品格，实际上就是国家审计的综合形象。
（三）国家审计的职业技能水平
国家审计职业技能水平，是审计胜任能力的基本标准，也是实践国家审计道德的前提条件。很难设想，一个没有必要的审计职业技能或审计职业技能不高的人，能够在国家审计活动中表现出很高的国家审计道德。不断提高审计职业技能水平，也是履行国家审计职责的基本要求。国家审计的发展与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国家财政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密切相关。审计职业技能的内涵与水平必须与之相适应。
（四）国家审计的工作目标与方式方法
国家审计属于国家的管理活动，我国的国家审计同时属于政府的管理活动。国家审计的方式与方法，与国家政治文化和国家行政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密不可分。
国家审计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活动，特别是审计的专业性目标。审计专业性目标的特点，主要是从审计的专业行为本身出发的。国家审计还有一种超专业的目标，一种审计文化的目标。这种目标主要是从国家审计作用的角度出发，将审计专业目标与国家的整体目标结合成有机的整体。国家审计的工作目标，简单地说，就是真实合法效益。但是，一般往往从经济的角度谈的比较多，从文化的角度谈的比较少，实践的难度也比较大。
国家的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四大方面。经济的发展一般更注重效率；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一般则更需要兼顾公平。当然，效率与公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政治的发展方向主要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明；文化的发展主要是精神文化的丰富。审计机关的关注点，总是党和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制定或实施的政策制度和公共资源的分配。它经常和直接关注的是其具体管理过程的真实合法效益，但是，它追求的整体目标则是其在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进步的宏观目标中的真实合法效益。这种审计整体目标与审计专业目标间的联系既是内在的，又是潜在的；既有客观必然性，又不是自发实现的。促进国家政策法规的完善，是审计工作的基本目标，也是审计工作的最终归宿。无论是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审计，还是政府行为的效益审计，最终对国家政策法规施加影响都是审计机关的重要使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进步，是国家和政府的工作目标，也同样是国家审计工作的重要评价标准。因此，始终强调国家审计工作的整体目标，既是审计机关管理的方向性的重要任务，也是审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国家审计的工作方式，不同于国家审计的业务实施方式。它是国家审计工作整体思路的实践形式。依法审计，突出重点，是国家审计的基本工作方式。所谓依法审计，绝不是简单地、机械地执行法律条文，而是科学认识审计机关在国家机器中的法律地位，全面履行国家审计的法定职责。从审计文化的角度观察，依法审计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揭露与处罚违法违规行为，这是依法审计；按照财经制度规章，查错纠弊，这也是依法审计；依据政府部门的法定职责，揭露和评价政府部门行为的效益性，这也是依法审计；依据审计机关的法定职责，发现国家政策法规不完善或有空白的问题，提出积极的审计建议，这也是依法审计；依据法定审计职责，对现实中的法律缺失问题的审计处理和政策法规性的专门建议，也是依法审计；根据国家经济工作中心的要求和国家关于改革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的需要，发现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这同样是依法审计，而且是更重要的审计。依法审计是对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对象关系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审计机关本身的基本要求。从审计机关自身来说，法定审计职责必须全面履行，法定审计程序必须执行。突出重点，在审计实践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审计的法定职责范围是全面的，被审计对象的数量远大于国家审计的直接审计能力。突出重点，是国家审计全面履行法定职责的唯一途径。同时，突出重点，才能有效保持国家审计整体目标的统一性，才能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在权力制约机制中和政府责任履行机制中的双重作用。国家审计的重点，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它的生命力也正在于此。
国家审计工作的基本方法，一般有这样几种形式：一是揭露与处罚。它侧重于内部通报与直接处罚。这种揭露与处罚一般都是或主要是针对单位、部门，很少涉及当事人或领导者的责任。二是公开揭露与提出审计建议。它侧重于审计信息的透明化。客观上它是对事不对人，实质上它是明对事，暗对人。审计公开的效果要远大于审计直接处罚的效果。三是公开进行绩效评价。审计的绩效评价，不同于管理部门的绩效考评。首先，它是基于被审计对象法定经济职责履行情况的评价，不是全面的评价。其次，它是对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最基本的效果的评价，重点还是揭露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国家审计信息文化
国家审计信息文化，是审计精神文化的基本载体和传播形式。
（一）审计语言
审计语言是审计信息文化的基本工具。从审计实践的角度来看，审计语言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即审计工作语言、审计报告语言和审计公告语言。这三种语言的对象不同、目的不同，其内容与形式都有区别。从理论上对此做出明确的界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审计工作语言，是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运用的审计专业语言。它的应用范围，主要体现在国家审计的内部审计文书上。审计作为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活动，必须有自己的专门术语和专业知识。审计工作语言主要是记录审计活动和交流审计信息时使用的审计专业语言。
审计报告语言，是审计人员结束具体审计实施过程后，向审计领导提交审计报告中运用的审计语言。它的主要目的不是反映专业审计活动的全过程，而是要集中反映审计成果和审计主体的分析意见。因此，审计报告语言，除必要的审计专业术语外，不必有过多的审计专业语言。强调审计报告语言与审计工作语言的区别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审计报告的审计目标意识，突出重点。
审计公告语言，是审计机关向政府领导、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的语言，以及向公众公告审计信息时运用的语言。审计公告语言的对象完全不同于审计工作语言和审计报告语言的对象，在保证准确反映审计信息的前提下，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审计专业语言和审计专业省略语，应当适当增加分析性、说明性和解释性的语言。目的就是让人看得懂，并能正确理解审计信息的本质内涵。
（二）国家审计文书
审计文书是审计组织特有的文书形式。国家审计文书是国家审计精神文化的主要有形形式，也是国家审计精神文化的基础性载体。
国家审计文书的本质，是审计行为与审计对象行为的法制结合形式。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这里的审计行为和审计对象行为，不是任意的审计行为和任意的审计对象行为，而是与特定审计对象直接相关的审计行为和审计行为观照（作用）过的审计对象行为。二是审计行为与审计对象行为必须是直接与法治相关的行为。从审计行为来说，不仅其本身要严格限定在法制规范范围之内，而且审计成果必须是准确适用法律法规的结果；从审计对象行为来说，确实具有违反法律法规的事实存在。
国家审计文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审计成果的全过程形成记录。它包括这样几层含义：一是审计文书以审计成果为起始目标和终极形式；二是审计文书完整地反映项目审计的整个过程，内容要全面；三是审计文书以系列形式出现，不能缺失；四是审计文书记录的审计成果包括揭露问题和客观评价。
（三）计算机审计信息
计算机审计信息在审计信息文化中的作用正在以几何级数增长。计算机审计信息正在改变着审计技术和审计方法，也在改变着审计的观念。
计算机审计信息，涉及审计对象信息、审计法规信息、审计过程信息和审计管理信息等各个方面。
（四）审计信息的对外媒介
审计信息实际上包括两种：一种是指审计过程中的动态性信息，一种是指审计结果性信息。审计信息的媒介，主要指审计结果性信息的传递媒介。它一般包括审计重要情况信息媒介、审计案件移送媒介、新闻媒介等。
四、国家审计制度文化
国家审计制度文化，既是现有审计制度的总和，包括审计质量控制规范、审计行为准则、审计法律法规等，也是一个审计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动态过程。
（一）现实的审计制度
国家审计制度文化，首先是指现实的各种审计制度。现实的审计制度，是国家审计依法审计的基本依据。
国家审计准则体系，是审计机关及审计人员从事国家审计业务工作的行为规范。它包括国家审计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审计操作指南等三大部分。国家审计准则的着力点，是全面规范国家审计行为，防范审计风险，保证审计质量。
国家审计法规体系，是国家审计依法审计的直接依据。国家审计法规体系，是由国务院以及地方人大制定的国家行政法规或地方行政法规构成的。在众多审计行政法规中，关于国家审计的规定应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国家审计依法审计的行为，不仅是专门审计法规的执行行为，同时应当是整个审计法规体系的执行行为。
国家审计法律体系，是在宪法关于国家审计的规定的基础上，主要由审计法这部专门法律，以及其他法律关于国家审计的规定构成的。全面贯彻审计法，充分履行宪法赋予的国家审计责任，认真落实各种法律关于国家审计的规定，是审计机关的基本职责。
（二）国家审计制度的制定、创新与完善
国家审计制度文化，并不是现实审计制度的简单相加。它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系列的过程。制度的酝酿、制度的草拟、制度的制定、制度的执行和制度的修订与完善等，是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宣传、研究审计制度的这种过程，是审计制度文化极其重要的内容。
从国家审计的特点来说，研究审计制度的历史与现状，对审计执行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任何审计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我们观察审计制度，要注意从其形成过程领会它的实质，认识它的发展。不能把目光仅仅盯在审计制度的现状上，要从审计制度的现状中透视出它的历史形成过程，并预见它的可能的发展方向。
国家审计还有一个完善审计制度的任务。国家审计在审计执行中要注意发现审计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进而提出审计建议，是国家审计的重要职责。因为，国家审计并不只是简单地查错纠弊。
审计制度创新，是审计制度文化的本质要求。
五、国家审计组织文化
国家审计组织文化，一般包括这样三个方面，即审计项目执行组织、审计机关常设组织和国家审计领导体制。审计项目执行组织主要就是审计组。
（一）审计执行组织
审计组织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审计项目的执行组织是以项目审计组的形式出现的。项目审计组，是一种非常设的审计组织，同时也是一种审计业务组织的最基本的形式。项目审计组由于经常随着审计项目的变化而改变，因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是审计组织文化中最活跃的组织形式，是审计常设组织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二）审计常设组织
审计常设组织主要以审计业务组织为主。审计常设组织与审计执行组织（项目审计组），经常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中。审计常设组织的常设状态经常被变化的审计执行组织所打破。研究和探索审计常设组织与审计执行组织的合理平衡形式，是审计组织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第2篇：国家文化范文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文化安全；文化
1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文化安全既有机遇更有挑战
文化全球化是近几年学界兴起的一个概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是基础，政治与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的相应调整与变革，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应运而生。另外，从文化总体上讲，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东西，它有着起源、壮大、变化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积累，有革命，也有淘汰，使得文化在时间中表现为一个进化与分化、积累与沉淀、层次与统
一、目的性与自然决定性的复杂过程。可见，文化全球化作为的一个结果和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是一次深刻的全球性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和全球性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重组。文化全球化的主体是人类整体，而不是习惯意义上的社群、民族、国家；它的客体是整个世界，而不是局限在国家的范畴。因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讲，“未来的21世纪将是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
文化全球化拓展了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也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机遇。众所周知，文化全球化加速了世界文化融合，也加剧了国家文化秩序的变动和文化力量格局的重组。全球化在促进世界文化融合的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更新改造过程。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是维护我们国家文化安全的手段之一，是主动的“防御”。从整体上讲，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不应单纯地认为是努力营造的一种相互促进的、发展的、和谐的安全关系。
当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
（1）文化帝国主义直接威胁着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形态，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采取的新战略。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及东欧事件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文化上长期对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宣传和颠覆的“硕果”。就中国而言，文化帝国主义的战略主要有：①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除了继续利用政府文告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以及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介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外，还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强化“文化入侵”。②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当前的文化全球化不再单纯凭借军事占领、宗教战争等手段，而是依赖频繁的产品和服务贸易、大众文化工业、全球标准的制定、日益兴旺的全球旅游业以及网络信息服务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伴随信息产业、资讯、影视及至传媒等领域的逐渐开放，文化植入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③积极进行人才争夺。或是利用教育优势，吸引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并留在国外或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人；或是以法律形式，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或是通过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网罗高技术人才；或是通过某些“基金”和“组织”，以合作研究、资助研究或交流研究的名义，输入西方政治理念；或是以“政治避难”等方式，拉拢国内政治、宗教领域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培植西方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西方利益人。
（2）商品化的倾向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和泛滥，也是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有很强的向其他领域渗透的扩张性，当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从交换价值的角度刺激、迫使人们的功能很强，而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去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功能则受到抑制，造成人的片面发展，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日益泛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观念受到空前挑战。②由此引发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受到巨大冲击和消解，承担着消除资本主义异化的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
一、直接利益与最终目标的统一遇到一定的困难。③要求文化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在相当范围内存在，文化本身在商品经济的侵蚀下日益失去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有逐步蜕变为一般商品的危险。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头脑，并切实加强文化安全意识和文化安全措施，构筑文化安全体系。
2建立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运作机制
面对文化安全方面的隐患，如何捍卫我们的文化、维护我们的文化安全？发展是硬道理。以开阔的眼界、积极的态度、发展的办法，建设性地思考和解决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才是我们明智的选择。
（1）树立现代国家文化安全理念。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复杂的实践命题，能否求得最优解，至关重要的一条是以什么样的理念为先导。仅有先进的理念也许不一定求得最优解，但没有先进理念注定得不到最优解。这样的理念应当体现以下基本点：符合中国文化国情，反映中华民族根本文化利益，而非狭隘民族主义；符合整体相关性原则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面向世界，辩证取舍，择善而从，而不是游离于世界市场体系之外。树立现代国家文化安全理念，应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要更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意识，加强民族的凝聚力，精心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品牌；另一方面，要更进一步激发全民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提高抵御文化帝国主义渗透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对民族文化安全保护的热切参与，才能自觉抵御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
（2）建立高效的民族文化安全预警系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警示人们，缺乏健全的安全防范机制和预警系统是导致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安全如此，文化安全也是如此。建立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就是要在深入分析我国文化安全现状、文化产业基本国情、国际文化市场、文化商品的流动趋势等的基础上，把可能对我国传统文化及文化产业造成生存与发展威胁的因素和力量，牢牢控制在安全警戒线以下，更好地实现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目标。这一预警系统，要求我们必须对国际市场文化商品流动趋势及其以各种渠道影响和进入我国文化领域可能导致对我国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发展及在意识形态领域构成的威胁和不良趋势进行分析，并诉诸相应的国家机制，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市场的和经济的及其他文化安全管理手段，及时准确地作出预告性和警示性反应，一方面对那些对我国造成重大危害的文化传播行为采取严厉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护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增强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中的竞争力。当然，建立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并不是要搞关门主义，而是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根据WTO有关文化投资自由化的原则，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实际出发，适当放开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经营权，使各种国际文化金融资本和跨国文化集团，在中国境内，在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文化产业的合法经营。（3）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化实践，引导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不能动摇的。同时，我们又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要在实践中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由于片面地强调思想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有某种程度的削弱。应该说，思想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并不是坏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要好得多，但是一些同志仅仅片面强调了多元的合理性，甚至有意无意地借其他社会思潮冲击、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维护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必须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也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民族文化，在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中打上民族文化精神的烙印，使两股文化势能汇集在一起，这是提高文化势能、增强国家文化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战略至高点。
（4）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传播优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与优秀的民族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优秀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和物化的结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根基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其源泉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个失去意志的民族是不会得到安全和尊重的。确保国家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不受侵犯，培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公民责任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安全的不可动摇的底线。弘扬民族精神关键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5）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效提升“文化力”。文化实力是文化安全的基石和最终的决定因素。在全球化环境下，落后是要挨打的。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的现代化程度。没有一个与强大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相适应的文化产业体系，要想获得精神文化对经济和政治提供智力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根本上达到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目的，而又不造成对当代中国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伤害，就必须进行文化产业政策方面的战略性调整，在实行文化产业及市场适度准入原则的同时，推进文化产业的民营化战略，主动出击国际文化市场，开展全面的国际文化贸易，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市场竞争，从而在“积极的民族主义”引导下，把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纳入到一种广阔的、充满活力和竞争的文化产业体系中，在积极的文化进击中获得国家文化安全的积极防御。
参考文献
［1］韩民青.文化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2］肖元恺.全球新坐标［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3.
第3篇：国家文化范文
论文摘要：忠、考、礼、义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骄傲。然而，这种文化的挥垃却更多地体现在典籍之中，考察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中国文化中，文献芳述与社会现实的分裂令人睦目，“家族式”传统丈化的庄伪性使人深思。
论及文化问题，先得从文化的定义谈起。文化，一般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又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从本质上说，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本文试就中国家族式文化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表现的不同特点及其成因，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中国人的人格在文化层面的二重分裂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中华民族自从进入宗法社会，就一直维持着宗法制度和宗法文化。宗法制度，就是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等文化都是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而做它的表层构造。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是没有权利的，全家人都听命于家长。《诗经》说:“君之尊之。”政治首脑和宗族家长是一样的。(礼记》说:“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为家之“君”，君为国之“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孟子一语开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社会的文治武功。
宗法文化尊家长，所以教人以孝，“百善孝为先”，其余各个方面，都由此而来。国家政治、国家组织，都像家族内尊重家长一般尊重帝王、尊重统治者，所以又教人以忠。忠，是孝的道德信念在社会组织中的自然延伸。“以孝治天下”，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忠、孝不能两全，往往牺牲孝而尽忠，因为“君”是家长(家庭)的“家长”—最大的家长。天下大约所有的家长都是爱护自己的孩子的，统治者自然也应爱护自己的人民，因而人民百姓就是统治者的孩子，叫做“子民”。家长们做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于是构成一个“君仁巨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的充满爱的社会。寄希望于“诚意正心”，潜意识里亲子爱民的渴求对应着的“忠”、“孝”二字，是宗法社会的根本道德，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吹的一贯精神。
传统的家庭里，没有因为领导无方而自动下野的家长。家长再无能也是天定的。宗法社会的中国便是这样一个传统家庭的自然放大。只是在这个大家族制的社会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定”的“家长”打上了欺骗的烙印，因而在一定的循环周期之内往往就要来一次天翻地菠。中国文化表面上不尚力争，更不提倡战争，穷兵默武向为国之大戒，却到底改不了一治一乱，造反有理。鼓吹宗法文化的儒家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评说“春秋无义战”，不厌其烦地向世人描述一个人人安居乐业、遵循着繁复的“礼”的世界;道家主张小国寡民，“使有十百之器而不用之”，兵者是凶器;佛教也反对杀生，极力营造一个所有生物都和谐的人间天国;不受欢迎的墨家也是一再梦想着“兼相爱，交相胜”的理想社会;勇于向前看的法家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却无人理会。因为在一个相当于家庭的社会里，掌握话语霸权的家长要维持自己的家庭秩序，先是“尽收天下之兵”，然后无视自然产生的竞争，制造出充满着爱和忠孝的温暖的家庭氛围，以此掩耳盗铃。而在事实上不可能时，就使出高压钳制的手段，让人连动口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动手。因为动口是容易激起动手的。传统的领导艺术是要达到让人既敬又畏，和平头百姓保持距离。温情文化的传播者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两难境地中学会的是逃避现实，自欺欺人。莱溺向子路嘲笑孔子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接舆也说他“何德之衰”。在万马齐暗的时候，中国人做着大家庭的没有战争的温情梦。中国式的爱好和平有时不过是被家长们强奸的结果，当然就体现不出中国文化的实质。长期的对外“协和万邦”的现实和理想不过是“攘外必先安内”的被迫做法。家长们深知孩子们内心的躁动，隋场帝杨广抚着自己的脖颈笑着对左拥右抱的妃殡们说“不知此头何人砍去”—毕竟“家天下”不等于宗法的家庭，孩子们和家长的角色转换随时可能发生，“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为了集中力量随时防备“祸起萧墙”，中国文化中成为定论的“善邻怀远”、“不事侵略”等得以变为表面现实。汉初高祖欲烹曾经教唆韩信自立为王的齐辩士蒯通，蒯通说:“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邪?”一语揭示了表象之下的全部真实，乃是“安内”的无所不用之其极。“爱好和平”，往往不过是宁愿忍辱负重也要苟安着得过且过的卑劣无耻根性的反映，哪能高谈礼教文明?“乱”的时候，各方势力机巧变诈，狱君犯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均贫富、等贵贱，南征北战，四处杀戮;“治”的时候，为了欺骗人们相信君权神授，实现主子和奴才之间“尊卑有序”，极力维持每个人都想打破的社会秩序，讲求“礼”的文化人至此才成了“天子”的宠物。每一次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形成之后，既得利益者就成为了“天定”的“家长”，重新洗牌，厘定规则，山呼万岁，社会分工不同，百姓各认其命，“人人皆可为尧舜”变为在自己的固定位置上死心塌地。社会分割，“安贫乐道”。既定的伦理关系取代了个人的努力奋斗，家长意志凌驾于任何人头脑之上，必然地导致权利与义务不相对等。最终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任子制、恩荫制、顶替制横行，老子英雄儿好汉。“民为贵，君为轻”在现实的统治秩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人人在暗地里对家长的权威垂涎三尺，社会地位改变之后就变本加厉，“替天行道”不过是壮烈牺牲一次社会生产，然后重新开始原始的游戏，人治的弊端到底改变不了，还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天定”与“宁有种”成为家长的“主流文化”和子弟的“非主流文化”分流的源头，冠冕堂皇的教育文本和民众的思想脱节了，中国文化由此分裂。被统治者的文化，外在文本的文化、内在精神的文化构成了同质的两面。
宗法社会中，一切似乎充满人情味。家长实行一言堂，一个脑袋肆意指挥。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人生最大的修为，在强烈的功利心的驱使下，在位者“为民做主”，社会个体的独立自主遭到“好意”的遏制。宗法社会讲求伦理关系，必然导致不讲纪律的恶习。伪饰的感情成为社会的厚厚面纱。凡事讲究关系如何，如父子，则为父之责在慈，为子之责在孝。父亲的心里以儿子为重，念念为儿子着想，虽有牺牲而不辞;儿子长大了要以父亲为重，念念为了父亲着想，为了延一口老朽的残喘，儿子要抛弃自己的一切来想办法。亲人死去，要守孝多年，把一切事业、前途、个人的发展置之无地。哪里顾得为社会尽责，为人类谋福利?个人发展既不得，父慈子孝也往往成为空话。人情上金钱交流，混为一谈。仰视富贵，人人不免。个个企图从豪门之中捞取一点便宜，其结果却是使富者视其亲戚朋友为盗贼。时至今日的华侨返乡，往往还深感人人期盼洋货重礼，世情浇薄。游惰成习，诚信缺失，社会经济，因而大乱。种种恶习，都因为民风伪饰，滥用感情。浅见之人从表面立论，往往以为感情为重是风俗淳厚，“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其实人人都是表面上感情深厚，内心满怀猜忌，通常先君子后小人，最后不欢而散。受益者贪婪成癖，为成一己之利不惜坏全局利益。社会生产在表面上的“一团和气”中停滞不前，而又在家族利益纷争的社会大变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每隔若干年社会就要实现治乱的循环，使社会生产不断遭到巨大破坏，人民的身家性命尚且没有保障，逞论多年积累的各种财富，一旦化为乌有。因此，人生无常的思想充斥民间，上流社会也是及时行乐，“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略略有识之民怀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思想，斗志已经完全消灭殆尽。人们经常感到的是“他生未卜此生休”、“又只恐流年暗中偷换”，哪里还有什么雄心壮志?宗法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缩影，社会只是家庭的放大。家庭、家族的关系扩展到国家，温情脉脉的“主流”就掩盖着猜忌防范的真实心理，文化因而表里不一、精神分裂。
第4篇：国家文化范文
香港人的身份变迁
1.“中国人”的歧义与“香港华人”的形成
从种族意义上讲，香港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汉人”；而从文化意义上讲，他们都属于地地道道的“华人”。英国人在占据香港的时候，就意识到中国广阔的地缘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无法进行“殖民”，而只能进行商业贸易。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殖民时期，香港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与内地居民的区别。然而，这一切由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发生了某种转变，因为新中国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不是传统中国的儒家正统文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中国人”这个具有永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概念在1949年就发生了断裂性的变化：其一是认同中国历史文化中儒家正统思想的“传统中国人”，的“中华民国”虽然加入了许多现代的因素，甚至引入西方基督教因素，但基本上继承了这一传统。尤其是“中华民国”到台湾之后，更有意识地诉诸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来与大陆新中国进行文化抗衡。其二信奉马克思主义并继承中国历史中革命传统的“新中国人”。由于新中国在国际上作为中国的代表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中国人”这个概念往往等同于“新中国人”，以区别于差不多等同于“华人”概念的“旧中国人”。
在这种背景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也因为文化认同发生了分歧：究竟认同“传统中国人”，还是认同“新中国人”。而大陆与台湾对香港人的称呼也不同，前者对香港人的正式称呼是“香港同胞”，而后者在1997年之前则称之为“香港侨胞”。而香港人给自己一个相对兼顾法律属性和文化属性的中性称呼：“英属香港华人”，简称“香港华人”，以显示自己在文化身份和法律身份上与“中国人”的不同。
2.“香港人”的社会与文化认同
身份建构必须以区别于他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大约从1960年代开始，“香港人”作为一个独立的身份建构开始缓慢形成。这是由多方面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人为努力的政治建构促成的。其一，新中国成立之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边境自由流动受到了限制，香港居民逐渐稳定下来，在1960年代香港出生的第二代已经差不多占到了人口的一半，他们割断了对内地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逐渐形成了香港本土一代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其二，在这个时候，香港经济迅速增长，作为“亚洲四小龙”出现，而与内地的经济萧条形成了明显的对比，香港人“优越意识”强化了其与内地的区别。其三，港英政府在镇压1967反英抗议运动之后，开始对香港的治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行政和民生改革，获得了香港精英的政治认同。其四，香港人开始自我的文化塑造，在大众文化方面，以李小龙为代表的香港功夫电影、许冠杰为鼻祖的粤语流行歌曲和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成为“香港文化”的象征。“香港人”在建构作为“他者”的大陆人的过程中确立了自我身份认同。 1970年“香港是我家”不仅是一种文化推动，也成为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进入1980年代，由于“九七大限”给香港人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和不安，这种共同命运加速了“香港人”归属认同，进一步巩固了香港本土意识。至此，“香港人”的社会建构基本完成，所谓“香港人”就是居住在香港、分享香港粤语文化的中国人。
3.“香港人”政治认同的分歧
香港人政治意识的觉醒是从国民革命开始。香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最主要基地，1925年的长达一年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人反抗殖民主义的一次爱国工人运动。但此时香港人是作为“中国人”来反抗殖民主义的。随着近代以来香港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香港人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也发生了根本的分歧。以香港工人为主体的“香港左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香港封建和商业上层精英为主体的“香港”认同的主张，由此在1949年之后香港政治认同分歧引发了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分歧。
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就是“香港左派”反抗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爱国主义运动，但这场运动遭到港英政府的彻底镇压，且到港英政府利用“冷战”背景，在思想文化上将“香港左派”和中国革命系统地解释为苏联“极权主义”，由此“香港左派”的“中国人”身份的政治认同受到了极大打击。与此同时，港英政府为了培养认同英语和西方文化的香港人并对大英帝国保持忠诚的香港精英，推出一套系统的文化驯服计划。比如通过创办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在香港系统地进行英文教育和殖民主义教育； 通过唱英国国歌、向英女皇照片敬礼、参加童子军以及接受大英帝国形形的胸章等形式，培养其年轻一代认同英国文化并对英女皇效忠；通过搞新潮舞会、开放（尤其赌马和）、推广“狮子山下”、“少年警训”等大众文化项目，培养一种无政治意识的娱乐文化等。 而在“冷战”背景下，效忠的“老式”也逐渐与新兴的效忠英国的“新式”合流，并随着港英政府在1976年代推出的“行政吸纳政治”，香港差不多与港英政府在政治上合流。
1980年代香港进入回归历程，中央明确提出了“港人治港”的口号，使得“香港人”从一个自然的社会文化群体变成政治群体。正如林泉忠先生所言，“‘治港’的‘港人’究竟是什么人？是‘香港左派’，还是‘香港’”？这一问题构成了香港回归以来乃至香港回归之后的根本政治问题。政治引发的政治认同的分歧。
“爱国者治港”与“后殖民政治”
1.“爱国者”：政治的概念
香港回归引发了香港的政治，而政治从来都是围绕政治统治权展开的。在中西文明冲突的背景下，香港回归之后在“港人治港”的背景下，究竟是认同新中国的“香港左派”来管治香港，还是认同港英政府和英女王的“香港”管治香港，无疑是香港政治中的根本问题。正如在革命战争年代，“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在统治权归属的政治意义上，“港人治港”的具体内容就变成邓小平所强调的“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是围绕政治者而形成的政治概念，这个概念的政治性决定了这个概念随着政治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由此，“爱国者”是一种富有弹性的概念，它成为基本法作建构的国家法律背后活生生的政治，正是它给基本法赋予了活生生的政治生命，从而使我们看到基本法的运作不是死的法律机器，而是活的政治斗争。正是这种斗争的政治性，为基本法赋予了生命的气息，从而使得基本法成为“活的基本法”（living basic law）。由于新中国的政治这乃是中国共产党，正是依赖共产党的政治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爱国者”概念就从属于“统一战线”理论。
2.“后殖民政治”
“后殖民政治”是指殖民地在摆脱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之后，陷入了政治认同上的矛盾困境。一方面殖民地试图摆脱对先前宗主国的依赖，由此引发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涨；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教育，尤其是后殖民政权往往掌握在宗主国培养的政治精英手中，从而使得殖民地在后殖民时期不可避免地在文化思想上依赖于先前宗主国。由此，殖民地在后殖民时期，就会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在文化认同上陷入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中。
英国在香港一百多年的统治，香港从器物、制度到语言和思维意识乃至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同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英国殖民地的烙印。然而，中央采取“一国两制”、“平稳过渡”的方针，没有“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也没有触动香港的政治意识形态。由此，香港回归之后，由“爱国者治港”的思路所带来的全新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必然与香港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发生冲突。香港“传统左派”在香港政治上陷入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们在事实上已经被逐步并开始逐步登上了政治舞台，可另一方面，在香港精英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上，他们依然被看作是身份可疑的“左仔”、“”甚至“暴徒”。与此相类似，香港的“民主派”也处于类似的身份尴尬中：一方面他们作为香港的精英阶层在和平过渡中继续拥有既得利益并拥有香港社会的政治认可，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不认同中央的权威，而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港英余孽”，甚至被看作是“汉奸”。香港回归以来，香港政治中充满了后殖民政治的辩论。“左仔”、“”甚至“暴徒”这些概念被用来形容传统爱国阵营，而“港英余孽”、“亲英反中”、“汉奸”等概念又被用来形容反对派阵营，双方都被对方捆绑在“原罪”上。由此，“爱国爱港阵营”与“民主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斗争，是一场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认同领域之中的“文化战争”。
在这种“后殖民政治”的背景下，中央按照《基本法》恢复对香港的，必然导致香港“反对派”对中央行使权力的挑战和质疑。比如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居港权的“释法”在香港法律界和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他们质疑“人大释法”是对香港高度自治的破坏，并将其看作是“香港法治的死亡”；港区政协委员徐四民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就香港问题发表评论，被看作是中央干涉香港的高度自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王凤超就香港某些人支持李登辉的“两国论”发表评论，也被质疑为中央干预香港的高度自治；而香港回归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推动粤港经济合作以期提升香港经济也被怀疑为内地“吞并”香港。尤其是2002年的二十三条立法和2004年4月关于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人大释法”和“人大决定”更被看作是中央干预香港的高度自治。
面对后殖民政治的遗产，中央为了有效行使香港，自然强调“爱国者治港”这一基本法的政治原则，爱国爱港阵营也批评“反对派”缺乏爱国意识。比如立法会议员李柱铭等人经常到美国寻求支持，就被批评为将“香港事务国际化”， 从而被香港的爱国爱港阵营批评为“汉奸”。“爱国者”讨论直接触及到了后殖民政治的核心：究竟什么是“爱国”？谁是“爱国者”？这种政治认同分歧便转化为关于“香港核心价值”的争论。
3.“香港核心价值”之争
2004年6月7日，香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中产专业人士联署发表《捍卫香港价值宣言》，捍卫“港人引以自豪、也与全球现代化文明接轨的一些体现香港优势的核心价值，它们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恪守专业。”
《宣言》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将香港理解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一个为香港人提供“安身立命、追寻意义”的文化政治实体。在这样的政治立场上，香港价值差不多是港英政府时期建立起来的基本价值理念。《宣言》透露出担心中央对香港恢复行使会导致香港价值的衰亡。尽管《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张炳良认为，“在回归后谈香港核心价值，若失去中国视野，如于浮沙上兴建堡垒，须明白香港命运已与国家命运紧扣一起。” 但是，这里所谓的“中国视野”既不是“停留于浮薄的历史共同体”，也不是现实的政治中国这个共同体，而是“走近未来的命运共同体”。 香港作为“命运共同体”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未来中国”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守护者。恰如《宣言》所言，“维护香港核心价值，也体现港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使命”，这样的使命亦如当年新儒家将香港看作为未来中国承担文化使命一样，反映出西方自由派的国家政治认同所存在的内在紧张，即他们不见得要认同当下的中国，但会认同他们心目中的未来中国。
这样的《宣言》一推出，无疑遭到了爱国爱港阵营的批评，认为《宣言》有“去中国化”之嫌，尤其根本不提香港的爱国主义传统，而香港“左派”恰恰将此看作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即一贯反对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坚持香港的属于中国，坚定支持香港回归祖国怀抱。这种潜在的敌对情绪使得“爱国主义”与“香港价值”之间似乎形成不可化解的紧张，甚至打破了“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微妙平衡，由此引发香港的悲情：“香港核心价值的讨论实际上触及到了香港历史上“左派的幽怨”与“的悲情”。这种对立的情绪显然不利于特区政府有效施政，也不利于香港的和谐稳定。为此，中央果断介入香港的政治话语中，在爱国主义的主基调下，提出了“沟通”、“包容”和“团结”的新政治话语。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刘延东在香港接见各界代表的讲话中，专门给香港各界赠送了十六字真言：“爱国为根、团结为重、发展为要、自强为本”，尤其强调“在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基础上，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不论什么阶层、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人，都要广泛团结。在香港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存在各种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利益差异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即使一时达不成共识也不要紧，可以先放一放，留待以后逐步解决。只要多一点理性，多一点对话，多一点包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央提出的“沟通团结”、“求同存异”获得了香港主流民意的支持。“民主派”内部出现分化，“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刘千石提出“和解论”，认为香港社会分化最终损害的是香港利益，因此希望中央和“民主派”各退一步，“释出善意，加强沟通”。尽管刘千石的“和谐论”遭到了“民主派”内部的批评，但“和解论”恰恰是香港主流民意希望看到的。为此，2004年7月5日，爱国爱港阵营由“香港发展论坛”召集人陈启宗发起推出《新香港核心价值宣言》。《宣言》并没有提“爱国主义”，显然是为了避免将爱国主义与中产专业人士提出的香港核心价值对立起来，从而避免香港社会的分化。毕竟，“爱国者”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概念。
香港核心价值的辩论实际上是政治认同的辩论，其中自然触及到近百年来中西文明冲突中，中国文明如何面对西方文明、吸纳西方文明的问题。在“爱国主义”的语境中，香港的殖民地历史似乎变成了“原罪”，可“爱国主义”本身又无法为香港人提供真正的生存意义，毕竟他们与内地居民在公民身份上的法律区隔实际上妨碍了他们全面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恰如张炳良所言。
“新香港人”与“命运共同体”
“务实政治”的理念自然影响到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建构的“香港人”概念本身就预设着区别于“中国人”的独立内涵，以至于在香港社会的“民调”中，不断重复着“香港人”、“中国人”、“中国香港人”的概念框架，实际上为香港的政治认同预设了陷阱。 而在香港回归之后，伴随着中央在香港恢复行使，在“后殖民政治”下围绕政治认同展开的争议中，香港人必须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行重新定位。
2007年，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了《香港新方向》的“施政报告”。他认为“国家的崛起带来了香港发展的新机遇，也会带动香港进入一个新时代。”由此提出“香港人要展示新时代精神，要进一步装备好自己，推动新时展，做一个新香港人。” “新香港人”提出之后，引发了香港社会的广泛争议。概括来讲，“新香港人”并非是与“旧香港人”截然对立的概念，而是香港人面对香港回归祖国的现实，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如何走出封闭的“小岛”心态，以务实精神，调整香港人的心态和政治认同，肯定香港价值。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要从国家的角度看香港，从国家的角度定位香港，从而确立“中国香港”的观念。
在1997年特区政府第一份“施政报告”《共创香港新纪元》中，香港依然按照传统“世界自由港”的思路进行规划，只不过“我们国家正出现了一百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大好形势……国家发展前景壮阔，香港必定从中得益。”由此，内地的发展不过是香港发展中一个有利的外部因素。但在2007年的“施政报告”中，香港面向世界的定位，首先就要变成面向国家发展的战略的定位。正如曾荫权在2006年10月14日的“香港家书”中指出，第十二任港督卜力“将香港与中国内地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当时或者被视为一厢情愿，但今天却已是理所当然。……当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一个重要成分时，香港走向国际化与内地融合已不再是互相排斥的方向，反而是相辅相成，二而为一。我们只有在国家发展中找到清晰定位，才能够为自己在全球化经济中定位，我们心中的鸿沟不应该存在。”
第5篇：国家文化范文
[关键词] 儒家文化 企业文化 缺失 重拾
一、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在国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趋时更新、兼收并蓄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的社会、历史地位不是自封的，是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而形成的。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而后来的儒家学说的推崇者对其不断加以完善，逐步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思想。到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达到历史上的巅峰时期。儒家文化为统治者和民众都能接受，具有很强的平民性、世俗性，妇孺皆知，有利于文治社会和教化众生。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性的一部分。
经过三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儒家文化已经在亚洲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对日韩等国的行为模式，信仰、习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起，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为世界各国所瞩目。儒家文化调和了市场经济时代的诸多弊端，为这些国家创造了和谐、有序的经济发展环境。韩国的企业主要表现出重家族、重群体、重社会、重国家和轻个人的伦理观念，以及忠于国家、尊敬长者、勤劳敬业的道德规范。这都是与儒家文化的观念是相一致的，是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与韩国相比，新加坡是深受“全盘西化”之害但醒悟很早的国家。早在10年前，时任新加坡政府副总理的吴作栋就提出把儒家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新加坡政府既不盲目模仿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不完全照搬儒家文化，而是按照本国的国情走一条新加坡模式的发展道路，值得我们借鉴。
二、儒家文化在我国企业文化中的缺失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在我国掀起了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理论的热潮，各种思想和方法涌入国门，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逐渐被忽视。儒家文化的缺失，使得我们的思想混乱，致使西方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在企业中找到了生存的土壤。以下的一些现象可视为儒家文化在企业中缺失的表现。
1.视员工为机器
这种思想是基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的，认为人们在经济行为中，追求的完全是私人利益，企业把员工看成具有血肉之躯的自动化机器，让这部机器按部就班，随时可以调动或更换，无须自己的想法，只听从公司的指挥与命令，这样的员工才是“好”的员工，有意见的则变成了异类。也许在泰勒时代这样的想法是可以创造效率的。然而当今的环境已经发生剧烈变化，员工追求成就追求自我已经成为主流的时候，企业不能够再忽略员工的主体性、独特型。
2.过分强调个人能力
现阶段我国企业对人力资源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那些有经验、有学历的人才更是炙手可热。但过分强调个人能力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挖墙角”等不正当的争夺人才的现象时有发生，扰乱了人才市场的秩序；有些企业遇到难题的时候不依靠团体的力量来解决，而是寄希望于重金雇来的一个或几个“空降兵”；还有的企业对员工的区别待遇过于明显，影响企业内其他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整个企业的效益。个人能力固然重要，但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相对于团体来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要推动企业的发展也只有依靠团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办到。
3.过分迷信经济杠杆
很多企业迷信经济杆杠的作用，误以为只要提供良好的待遇就能够形成凝聚力，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导下，当竞争企业提高待遇的时候，就只有不断提高本企业待遇才能留住人才，这样的做法不但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而且还未必能够长期地留住人才。新加坡就曾经利用高薪从世界各地吸引了一批人才，但发生金融危机、薪水减少时，他们却纷纷离去。企业为了吸引或是留住优秀员工，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自然是基础，但在此基础之上更重要的就是感情留人，事业留人—也就是重视文化纽带，用企业文化留人。
4.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物质享受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企业为了达到追逐利益的目的，不惜违返国家的法律法规，不惜蒙蔽自己的良知，这种观念无疑是当今企业许多诸如以“信用危机”为特征的不道德行为、官员受贿问题、环境的恶化、能源危机等产生的根源。我们在借鉴国外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过程中必须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确立我们的主导思想，对企业的行为进行约束。 转贴于
三、重拾儒家文化构筑中国模式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形式，是存在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其基本核心是传统意识和价值观，这就决定了它是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的。因此，我们应该吸收儒家文化中的精髓来构建“中国式”的企业文化。
1.企业文化应从儒家文化中吸取的内容
(1)“性本善”的人性论和人本思想。儒家认为人性与生俱来是善良的，是美好的。性善论，使儒家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纵观工业文明，人的地位经历了工具人、经济人、社会人、综合素质的人的变化，企业对人的价值和核心作用越来越重视，这一系列变化过程正是人本思想的回归。儒家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与人力资本理论和以人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建设相吻合。儒家的人本思想要求企业关心、爱护员工，这样才能受到员工的信任和爱戴，才能调动起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这远非奖金、福利之力所能及。
(2)“不谋其利”的义利观。义，就是道义。利，即功利、私利。儒家文化倡导重义轻利。现在有很多企业认为企业存在的价值和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利润，因此不讲道义，不惜制假、贩假、以次充好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来追逐超额的利益，这不但不利于这些企业的长远发展，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更破坏了我国企业的对外形象。诚实守信、不见利忘义应该是今天的企业应该遵循的起码的道德准则。
(3)“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儒家文化把天、地、人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这一“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我国现在的工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的。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使企业与社会、自然共生共荣，实现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4)“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精神主张的是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防患于未然，在灾祸到来之前，就已经做好应急的准备。这对于当今的中国企业尤其重要。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内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如果不提前做好对即将到来的激烈竞争的应对就将被淘汰。现在有的企业开始推行“末日管理”，就是对企业忧患意识重要性的证实。
(5)“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儒家文化重视“忠”，孔子曾提出“主忠信”；儒家又重视“公”。《礼记·礼运篇》曾明确提出“天下为公”的命题。把“公”与“忠”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儒家文化的“公忠”观。
成功的国际大企业有浓厚的国际意识，更有爱国主义情结。因此，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应当大胆借鉴儒家的公忠爱国思想，培养企业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这样我们的企业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就会更大。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来建设我国的企业文化时也应该意识到，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儒家文化也有它的弊病，如：不尊重制度的人治文化，剥夺人创造力的奴性文化，管理方法落后的家族文化，使企业丧失活力的专制文化，任人唯亲的血缘文化。我们在吸收儒家文化精髓建设企业文化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剔除这些糟粕。
2.传承发扬儒家文化的途径
(1)企业领导者的提倡。在塑造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企业家始终居于领导地位。因此，企业家本人的价值取向、理想追求、文化品位，对企业价值观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此企业领导在企业传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领导者是儒家文化价值观的缔造者、提倡者和管理者；领导者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决定企业文化的基调；领导者的示范作用关系到儒家文化价值观建设的成败。
(2)借助企业组织政治力量。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思想和方法充斥于各个领域，国家缺乏主流，西方文化的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意识也趁机涌入中国，导致人们思想混乱、缺乏信仰、价值观念缺失，从而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矛盾突出的局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良好的企业文化是很困难的，有必要借助企业组织的政治的力量来对儒家文化进行提倡。企业中的党组织应该扛起宣扬儒家文化的大旗，使其深入人心，以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培养员工优良的道德品质。
(3)借助外部传媒力量。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是一部有着浓浓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味道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一经播出，就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共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收视率。相反很多中国本土电视剧从内容到形式却一味效仿西方，为广大观众所厌烦。这说明虽然我国处于思想混乱时期，但人们内心最为认可的还是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通过电视剧这个大众喜闻乐见的载体来宣扬，使得人们更容易也更乐于接受。
参考文献
[1]王乐钟:论儒家学说与现代企业文化[J].管理科学文摘，2005年第3期
[2]王心娟: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J].包头职大学报，2005年第3期
[3]潘宏志唐飞:韩国企业的儒商文化[J]．人事管理，2003年第7期
[4]张绍娥:儒家文化与中国企业文化的建立[J].现代企业文化，2002
第6篇：国家文化范文
一些空泛的概念或被一些具象的事物弄得如坠云里雾里，不知其可。定位失准，就无法让企业文化发挥其自身的作用。
那么，酒类企业如何精准定位企业文化呢？为此，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有着多年企业文化研究经验的我国企业策划专家马千里。马千里说：“企业文化不是企业的根，而是企业成长的土壤。”
“我们没有找到酒文化的真正核心”
华夏酒报：企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组织？
马千里：我常常把企业看作一个有生命的物种，就像养花种草一样管理企业。如果你是一颗草，再努力也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但你有另外的发展方式，你可以把每颗草都做茁壮，让它成为草坪，它带来的生态影响不亚于一棵大树。企业必须寻找适合自己成长的土壤，企业的土壤是什么呢？就是企业文化。一个企业倡导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土壤。
企业其实更像人，企业文化就是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平，这些根本因素决定了这个人的行为方式，实际上也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和人生价值。
华夏酒报：看来一个企业选择和培育什么样的企业文化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们的读者多是酒类企业，酒文化博大精深，酒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上是不是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马千里：中国最有文化的产品就是白酒，但现在的白酒却被做得最没文化！
中国酒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搞技术的会从白酒工艺的特点和沿革来理解，搞文学的会谈“李白斗酒诗百篇”，搞权术的会说“杯酒释兵权”……但这些只是酒文化的外延甚至是派生，而不是酒文化的核心。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酒的俗文化，比如请客送礼、聚饮酗酒，酒沦落成打通关节的必需品，酒文化成为低层次的“酒桌文化”，李白挥毫的潇洒、文君当垆的浪漫、贵妃醉酒的雅致都哪里去了？当然，这些并不全是酒企业的责任，但在研究和维护中国酒文化方面，酒企业确实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华夏酒报：我可以感觉到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情结，我对您所讲的“酒文化低俗化”的观点也有同感。但企业毕竟不是文化机构，是很实际的，更关注、倡导健康的酒文化对企业效益的影响，您能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吗？
马千里：如果你去一个有情调的酒吧，我相信你会点一杯葡萄酒。因为只有葡萄酒才符合浪漫的情调；世界杯期间，酒吧里的啤酒卖疯，因为只有啤酒才能反应和升华球迷的激情；西方贵族聚会，白兰地是必备的酒品，因为它代表着高贵。当一种产品的文化给消费者规定了消费场景的时候，这种文化就会变成一种力量，那就是我们企业追求的“销售力”。世界杯期间，国内的酒类电视广告只有四特一种白酒，但不用调查也知道，四特不会因为这支广告在当时提升任何销量。
这些有着鲜明文化特征的酒都是外来酒，我们最有文化的白酒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产生销售力的文化。有人说，即便是现在，也有“无白不成席”的说法，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更多的场合，白酒正被其他酒品所替代，可怕的是白酒并不能在这个时候向消费者提供强有力的选择白酒的理由！别的不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结婚的时候喝的交杯酒还是白酒，现在的交杯酒就是在农村也必须是红酒了。不是我们的白酒不浪漫，而是我们现在把白酒做得不浪漫了。现在白酒概念的多元化是市场活跃的表现，但同时也是对主流白酒文化的干扰。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主要的是我们的主流白酒文化多年的不作为，正是酒文化低俗化加速的主要原因。
华夏酒报：如果酒企业认识到文化是销售力的话，就会有维护酒文化的动力。
马千里：确实是这样。现在成功的酒企业恰恰是在发挥酒文化的销售力。比如店小二酒，正是那种诙谐、和气的小平民形象给它赢得了市场；酒鬼酒桀骜不逊、追求个性的文人气质，捕获了一个大的消费群体。这些成功其实都是文化作为销售力的印证。
目前，大品牌白酒也在发挥着酒文化的销售力。茅台、五粮液、剑南春这些大品牌尽管有各自的文化诉求，但根子上还是追求高贵。但这种追求其实是对中国酒文化的无意识延续，而不是有意识地强化，至少不是从中国酒文化角度有意识地强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看市场实际表现，如果这些大品牌酒真的代表了高贵，那么为什么还能够在国宴上被红酒轻易替代呢？再进一步讲，为什么不能进入西方国家那些需要体现高贵的场合呢？
中国白酒具有白兰地的高贵品质，也具有葡萄酒的浪漫情怀，还具有啤酒的激情个性，但正是因为它什么都能够代表，反而什么也代表得不那么完整。而我们的酒企业又没有在这方面下足够的功夫，这正是我说“现在的中国酒最没文化”的原因。这不能怪我们的酒企业，因为关于中国酒文化的研究、提炼工作并不深入，一直围绕着酒文化的外延和派生打转，进入不了实质，怎么可能真正利用酒文化产生销售力呢？
华夏酒报：其实这涉及到白酒和洋酒竞争话题，您觉得白酒是不是应该从酒文化角度和洋酒进行竞争呢？
马千里：葡萄酒、白兰地、啤酒已经对白酒产生了很大冲击，这个冲击的实质就是文化上的冲击，也就是说，酒类竞争已经上升到文化竞争的层面了。与外来酒种相比，中国白酒所拥有的文化显得特别深厚，这么深厚的酒文化更应该成为中国白酒无可比拟的市场销售力，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议的。
也正因为中国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使得酒文化的研究、提炼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如果我们找不到中国酒文化的核心，中国酒文化的销售力就不可能发挥出来。我们可以看到，白酒也在进军国际市场，但再大的品牌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都显得反常的低调，为什么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对自己是不是把握住了中国酒文化的核心缺乏信心。
“中国酒文化的实质是儒家文化”
华夏酒报：您说的“白酒被做得最没文化”，其实是说白酒还没有能够真正发挥酒文化的优势。而要发挥中国酒文化的优势就应该先进行酒文化核心的提炼，我现在非常想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
马千里：谈不上研究，我愿意谈谈我的一点心得。我觉得在酒文化核心的判别标准上首先要有个明确的认识，否则我们将无法判断到底哪些因素是中国酒文化的核心。企业文化并不是务虚，就是因为企业文化可以对企业行为、员工行为产生无形的引导和约束，使得企业向着企业文化倡导的方向前进，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管理”。那么酒文化也应该有这个特征，具备这个特征的酒文化因素才可能是酒文化的核心。
那些听起来很精彩的酒故事、酒传说，还有酒工艺、酒具等都是酒文化的内容，但这些并不具备指导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作用，也不具备多大的销售力，所以不是酒文化的核心。我觉得中国酒文化核心最大的一个要素就是“礼”和“德”。
酒礼突出体现在古代酒宴上，其中一些礼仪、礼节延续至今。如，中国大部分地区还保留“三巡”的习惯，无论待客还是朋友小聚，首先是要通喝三杯，然后再来些别的花样，这是一种不成文但力量强大的礼仪；还有敬酒，晚辈或下级在碰杯的时候，酒杯要低于对方，以示尊敬；与饮酒相关联的，比如酒桌新上的每一道菜都要首先转到主位等等，这些其实都体现了酒文化的礼仪要素。而这些要素的重复、强化最终会对人在生活中的思维和行为产生影响。酒桌的长幼有序、以敬为礼既是中国文化的体现，反过来也是对中国文化的强化。
当然，其他酒种比如红酒也很讲究礼仪，但白酒在中国人心目中“礼”的地位和作用是异常牢固和强大的，比如，我们搞祭孔大典，是绝对不可能替代为啤酒、葡萄酒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招待客人也是要向客人推荐白酒，以表示尊重。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套话，往往主客双方在稍微交流后就很容易替代为其他的酒种了。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白酒并没有很好地延续和强化“酒礼”这个文化核心要素。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注定了中国“礼”的特殊性，中国的礼其实已经成为不成文的道德规范，是一个具有国家管理功能的体系，并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就叫“祭酒”，可见古人对酒和文化、教育的关系的理解。“祭酒”所传播的不是单纯的礼，而是通过礼来传播“德”———这就是中国酒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中国酒文化既是“德”的完整体现，也同时起到对“德”的强大传播作用。这个“德”我们可以暂时简单理解为中华民族所有优秀的品德。有了这层意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中国酒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以及中国酒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酒其实已经成为中国人道德、思想、文化独一无二的综合载体，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这么强大文化功能的产品了。
华夏酒报：中国酒文化是以“德”为核心的，“礼”是酒对“德”的体现，可以这么理解吗？
马千里：可以。“礼”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酒所承载的文化是很丰富的。对中国人而言，白酒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同时会发现，中国酒文化中的“德”和“礼”正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白酒其实一直承担着儒家哲学的载体的作用。中国白酒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传播者，中国酒文化的实质就是儒家文化。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
可能有人会反驳我的观点，说儒家创始人是孔子，而中国酒的产生却远在孔子之前。其实，我们并不能够说因为儒家创始人是孔子，那么儒家思想就起源于孔子。早在孔子之前的周朝就已经有了儒家思想，或者称为朴素的儒家思想，孔子是一个完善者和推行者。自从朴素的儒家思想产生的那一刻起，酒就被选为“形象代言人”了。从此，德和礼等中国政治、文化思想就开始反映在酒文化上，成为酒德和酒礼。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则为“道”，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为“德”，而孔子把“德”的推行又具体化为“礼”，这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哲学，也是中国酒文化的“基因组”。当代，中国酒文化正在走向多元化，新的白酒品牌更加丰富了中国酒文化的内涵，这是酒文化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的新特征。但其实质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中国人彻底放弃了儒家思想。而实际上，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要用儒家文化打造中国酒”
华夏酒报：白酒的确是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产品，但怎么做才能把中国酒文化转换成销售力呢？
马千里：其实，目前很多酒企在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上，还处于对企业文化外延部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企业文娱活动、企业内刊、几条标语和视觉形象设计上，并没有抓住企业文化的精髓。要把中国酒文化转化成销售力，首要前提有两个，一是对中国酒文化的认识；二是企业对企业文化的作用的理解，以及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操作能力。
往往在具体企业中，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并不是一个概念。比如麦当劳的产品文化是激情、自由，但他们的企业文化却是精细、严谨。因为企业文化影响的重心是企业内部，重在企业管理，产生的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文化影响的重心是市场，重在企业经营，产生的是产品销售力。对象不一样，诉求内容就不一样。在实际操作中，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未必能够达成相互的作用。对企业而言，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实际操作中实现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的高度一致，而中国白酒正有这样的先天条件。
中国白酒企业，可以提炼、塑造自己的企业文化，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理念的企业文化。同时也可以顺应中国酒本身的儒家文化的特点，来塑造产品文化。另外，白酒的风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倡导的人生境界相吻合，都讲究温和敦厚。儒家思想的国际影响日益增加，这个大环境也是中国酒走向世界的契机。
而白酒的文化，必然是中国文化。谁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无论大家如何争议，目前最好的选择只有儒家文化。不仅在国内儒家文化是几千年的积淀，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国际角度认同中国的，也是儒家文化最为鲜明。所以，用儒家文化来打造中国酒企业，用儒家文化来打造中国酒，对内对外都是最理想的选择。
华夏酒报：中国酒确实有很多与儒家文化想对应的方面，白酒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具有可操作性，也具有可预见的市场力度。但要把儒家文化作为企业文化该怎样操作，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马千里：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企业管理体系，我不赞成所有中国企业都导入儒家思想的企业文化，但在中国这个大氛围里，企业文化必然不能与儒家文化相违背。实际上，在有所成就的企业中，都能从“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中找到对应的成功要素。无论中外企业，违背了这五个字很难说有成功的机会。像国外企业的瑕疵产品召回政策，就显示出极大的企业诚信。可以说，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原因，但成功都是相似的。
企业文化不是万能的，甚至单独的企业文化是不具备直接的销售影响的。企业文化只有成为指导行为的准则，形成企业文化指导下的企业管理经营模式，通过员工认同、企业制度、所有企业行为才能发挥其作用。并且，企业文化作用的发挥，最终将使得企业成为一部具有高速独立运转能力的机器，既具有自身的发展能动性，又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性。不仅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如此，任何优秀的企业文化都具备这样的功能。
“鲁酒完全可以凭文化代表中国酒”
华夏酒报：中国白酒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的发祥地在齐鲁大地，所以，鲁酒就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可是，鲁酒近年来的发展为什么一直不景气呢？
马千里：山东有很多名酒，兰陵、孔府家、景芝景阳春、扳倒井等等组成了很有特色的鲁酒群体。我们还会发现鲁酒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善于挖掘历史文化的概念，但鲁酒对历史文化的挖掘仅仅局限在名字上，而没有真正发挥这些文化的真正作用。比如孔府家，本来是很好的品牌题材，但在品牌塑造上恰恰偏离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优势。“孔府家酒，叫人想家”，这样的诉求重点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特色，也没有和齐鲁大地的文化相结合，名为“孔府”，却对这个概念表现出漠视，这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这一现象不是孔府家所独有，“兰陵酒好喝不上头”、“难舍最后一滴，景芝景阳春”、“饮不尽的豪爽———扳倒井”，都是放弃文化优势的做法。
当然，品牌概念可以有无限的选择，但都必须有根有据。如果把这个概念定位成追求目标，那就必须有相应的手段。否则，这些概念就成为空中楼阁，与自己的产品实际上是缺乏足够关联。
我们可以做个测试，把不同品牌的“广告词”互相换位，看是什么效果。比如“难舍最后一滴，孔府家酒”、“饮不尽的豪爽———景芝景阳春”，有什么不同吗？也就是说，强加给自己的所谓“特色”其实并不存在。而我们看川酒的品牌概念，“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滴滴岁月酒，悠悠沱牌情”，反而在切实地挖掘自己独有的历史文化，这些概念就成为其他品牌不可替代的了。
这一总体现象反映出鲁酒自身的深层次问题，说不客气一点，鲁酒其实还徘徊在低层次的经营上。鲁酒的振兴在于发掘鲁酒的历史文化，而鲁酒在这方面有着比川酒更为实在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华夏酒报：如果鲁酒能够按您的文化战略来管理经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前景呢？
马千里：鲁酒完全可以成为“中国酒”的代表，成为走向世界并被世界所认可的“中国酒”。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是企业文化的竞争，产品的竞争最终也是产品文化的竞争。鲁酒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底蕴却是其他地方的白酒所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一旦中国酒的竞争态势上升到文化竞争的阶段，鲁酒的文化优势将产生爆炸式的市场效果，国内市场是这样，国际市场更是这样。
第7篇：国家文化范文
关键词：动漫文化；文化渗透；国家文化安全
一、动漫文化的概念和特点
近年来，随着动漫产业的发展，动漫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影响力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并产生了动漫文化的概念。动漫文化指的是动漫作品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包括文化符号和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以及价值观。动漫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具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娱乐性，动漫首要功能就是娱乐大众：通过生动的影像和具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给人以愉悦刺激的感官体验，或通过塑造具有想象力的梦幻世界实现人类心中的梦想。对于身处于各种压力之下、高度紧张的现代人而言，看动漫已经成为他们休闲娱乐、放松减压的最佳方式之一。因此，动漫也被称为现代人的“梦想制造机”和“精神避难所”。
第二，现实性。动漫创作虽然是一项极具创造性的艺术工作，但创造不等于凭空捏造。首先，创作者本身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动漫作品中的自然社会场景设计、人物形象和性格设计、甚至故事题材往往来源于历史或现实生活，是对历史和现实或多或少的映射。动漫文化的源头正是现实世界中的文化。
第三，温和隐蔽的渗透力。动漫文化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流行文化，相较于声势浩大的国家行为的文化宣传，动漫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可爱有趣的动漫人物、直观形象的影像阐述具有吸引力的故事，更易为人们接受。动漫“不能脱离空间生产，因而不可能没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阶级等意识形态的意蕴与差异”①，当受众全心投入观赏动漫时，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隐蔽地穿插在情节中和分散于场景中的文化符号和文化精神，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动漫文化的侵润和影响。
第四，超越时空的影响力。动漫作品是一种可无限复制、保存和传播的数字化影像。由于网络技术和移动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动漫、电视动漫、手机动漫等动漫文化产品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可随时随地通过各种途径观看动漫作品，这种信息获取的简易和快捷加大了动漫的传播范围和影响。
动漫作品特别是日本的一些电视动漫，往往每周更新一集，如1996年开播的《名侦探柯南》，到现在仍未完结，已经有了17年的播放历史，又如《海贼王》，从1999年开始登陆荧幕，现已播出了700多集，时间跨度长达13年，而《火影忍者》、《死神》、《银魂》等都有了近10年的播放历史。时间跨度长，持续而稳定的动漫产品播放和日本文化输出，已经在中国甚至世界各地培养了稳固而广泛的日本动漫观众群体，并对青少年受众的价值观、审美观形成了持久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美日动漫文化渗透与国家文化安全
动漫文化还具有政治功能。美国动漫作品侧重于美国价值观的输出，即影响受众认同美式生活方式和美式自由民主。美国动画往往乐于表现“美国梦”和美国式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美国梦“的核心是追求个人快乐，获得个人成功，这是一种来源于文艺复兴“宣扬人生而平等，肯定现世生活，肯定人有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权利，要求多方面发展个人才智，提倡冒险精神”②的资产阶级的世俗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美国梦”传达的是一种对自由绝对肯定的价值观，而自由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产物，因此，美国动漫文化中对自由成功的美国梦的宣传就是对美国价值观的宣传，认同美国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是认同保障这种美国生活方式的美国政体、美国民主。而美国动漫中的“超级英雄情结”则显示了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和自信心。这些动漫作品中的美国超人向受众暗示，“力量越大，责任越大”，实力强大的美国英雄是世界的拯救者、领导者和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和执法者，这种潜意识正反映了美国的霸权主义意识。
“漫画是日本社会中不可忽视、并颇具特色的存在。”③日本动漫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动漫侧重于输出日本民族文化，且已上升成为日本外交政策。2008年，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提出了“日本动漫外交”政策。2013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要全力推动“酷日本战略”，即通过日本动漫文化输出，提高外国年轻人对日本的好感，改善日本国家形象。
日本动漫作品十分重视通过细水长流的文化浸润方式描绘和宣传日本的生活方式，推广日本的民族文化。以《蜡笔小新》为例，已经成为了一部日本文化宣传手册式的作品。作品中出现了各种日本食品、风景建筑、节日习俗等文化符号，还塑造了一个推崇日本文化的美国人洛贝鲁特，洛贝鲁特对日本的一切都表现出了急切的求知欲和向往：“日本实在太棒了！日本真是个神秘的国家！日本人都是优雅的国民！”。作者还通过小新说出了日本人的骄傲：“身为日本人真是幸福呀！”“当日本人真好！”这种对日本民族文化的骄傲自豪感正是日本动漫家们不断在动漫作品中向外推销日本文化的文化自觉，而这种坚持不懈的文化渗透已经取得了成果。
在2013年1月5日共同社的一份报道中，该社对中日两国各1000名民众的问卷调查显示：即便在2012年9月野田内阁非法购岛闹剧发生之后，仍有37%和31%的中国人“喜欢日本”和“信赖日本”。而选择“喜欢中国”和“信赖中国”的日本人仅有6%和5%。造成这种巨大的反差的原因，共同社的分析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动漫等接触日本文化，除反日外开始产生多样化的看法。”④
我们不能否认，在美日动漫作品中蕴含着反映人类情感中的美好一面，但我们同样要警惕隐藏在无害和有趣的动漫人物之下的文化价值和民族精神的渗透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美日动漫中的美国形象和日本形象往往是一个自由的、理想的、时尚的、现代化的富裕社会，但却隐避和淡化了两国现实社会中的阴暗面，成为了一种被艺术美化后，存在于受众想象中的美国和日本。
而日本动漫文化在积极向上的主流外还存在阴暗的不良文化：例如存在众多的战争格斗、暴力征服题材，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人心中渴望通过战斗和武力改变国家地位、成为优等民族的民族心理，另一方面也是武士道精神和好战的封建军国主义思想的遗存。日本动漫中还有大量灵异恐怖犯罪类的动漫作品，血腥暴力、变态色情、犯罪凶杀、同性恋、恋童癖、待等文化垃圾成为了日本动漫中的阴暗面。面对这些文化垃圾，如不加以甄别、监管和引导，对于动漫受众中数量众多、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定型的我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必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徐新主编：《西方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孙晶著：《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日]夏目房之介著，潘郁红译：《日本漫画为什么有趣》，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4]齐骥著：《动画文化学》，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10版
[5]张宏、许歌编著：《动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6][英]汤林森著、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张旭东著：《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调查称中日民间对立情绪严重》：《参考消息》，2013年1月7日。
注解：
①孙晶著：《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②徐新主编：《西方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第8篇：国家文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 家族企业 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在行为方式上，主张推己及人、由亲及疏、齐家治国，顺乎伦理贴近人情；在生活态度上，主张顺天因时，积极人世；在处事准则上，强调和谐，追求中庸，“过犹不及”。这些特质表明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可以作为行动的指南。
不管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家族企业仍然对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家族企业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家族企业都是普遍存在的，对于中国来说，许多以家族企业形式存在的中国私营企业(包括海外华人企业)构成了除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之外的经济实体。
一、儒家文化与家族企业的联系
儒家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虽然不存在了，但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人生态度、行为准则的儒家思想却牢牢地扎根我们的思想中，与我们的灵与肉结为一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正因为如此，许多企业家不断地从儒家思想中得到启发，成功创办企业的同时，也培育了优秀的企业文化。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经过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传承，对于现代中国企业的影响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家族企业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基于血亲和姻亲而产生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特别是血缘关系，还具有无法选择性和不可替代性。家族成员之间长期互动，彼此了解和特有的关注和宽容，使其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较之外来人而言要强烈的多。家族文化价值观使家族成员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目标，并对实现目标构成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就是一条心。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强调每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但也不乏会出现了一些过分贪婪、自私，对社会以及企业漠不关心的心理和行为。儒家文化的群体意识和对国家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处理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在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基础上，增强整体的凝聚力，强调群体意识与团队精神，强调实现个人价值与奉献社会相融合，这也正是东方式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利用儒家文化发展家族企业
改革开放30年，也是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30年。如今，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经济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进就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国的家族式企业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1.家长式；2.关系；3.不安全感。
民营企业家对待自己的企业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采用家长式的做法，这也正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在对于企业的管理方面，民营企业家依靠自己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避风险。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民营企业家带着一种不安全感，将企业发展壮大。但是这种家族式的企业不可能会发展的很大。因为它本身具有局限性。由于企业家不相信自己关系以外的人，但由于自身能力有限无法接受新观念，先进文化。
安利，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家族企业能够一直保持如此一个好的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所有人都把自己当成这个公司的一份子，对待这个公司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这就是与我国一些家族企业相比，能发展的久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在家族企业中，所有的管理者都是在这个企业中长大，都是随着公司一同成长，而且也非常关注公司的发展。可能在一些具体的公司运营方面，家族的每个成员都会有分歧，但最终的目标一致，都希望公司更好。
家族企业的另外一个优势是，管理者在制订企业发展战略时，着眼可以更加长远。任何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家族企业中的每个人必须相信未来，着眼长远，要非常有耐心。很多上市公司把眼光盯在各种财务报表上，报表要非常漂亮，而家族企业则可以踏踏实实做一家好公司。家族企业更容易着眼长远来制订企业发展的战略，尽管这个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短期收益并不好。
很多人觉得，在家族企业里，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是家族的成员，这是一个挺好笑的局面。但实际上，我觉得，所有的家族成员都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促使我更好地管理这家公司。我觉得在家族企业治理的同时，保持一个融洽的家庭关系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家族的每一个成员对公司的业务都非常关注，他们也把自己的心血注入到了这家公司之中。
我们所有的家族成员都非常喜爱这家公司，也都非常认可公司的价值观，非常关注公司的发展。这同公司的两位创办者有关，他们就是把我们在这样一个氛围内带大的。我父亲经常对我说，拥有一个企业并不是拥有一种权利，更多的是承担了一种义务——管理好家族企业的义务。
历朝历代，聪明的统治者都会把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基本思想。儒家的精髓是叫人怎么做人和怎么治人。想必治人、治家、治企业、治国应该都在可以遵循儒家的精神。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抛弃了这种精神，你的企业就不会成为一个有灵魂有作为企业。儒家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在全球都是应该学习并加以运用的。套用过去一个词来形容儒家学说和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就叫“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如此，美国如此，全球人都如此。因为，那是做人的基本底数，是根本。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所以就要以宽阔的胸怀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又要使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得以发扬光大，并且走向世界，为当代世界科学文化和管理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当今经济科学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儒家文化必然会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越来越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康宁，张芳玲.中国企业500强[n]新华网，2006
[2]李剑.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智慧价值[j]传统文化，2009
第9篇：国家文化范文
关键词 文化传播 国家形象 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08-15
日新月异的现代媒介技术加快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与此同时，“文化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战略地位下降，文化战略地位相对上升。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Soft Power）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对“文化软实力”的考量和运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文化和传播存在着相生相伴的内在紧密关系，文化传播也广为学术界所关注。尤其是对于为所谓“”所困扰的中国来说，更需要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来分析和回击各种各样版本的“中国”，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
一、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关系解读
1．对外文化传播概念的界定
本文把“对外文化传播”界定为传播主体（宽泛主体）通过对文化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以求得他国对本国文化的认同，进而求得在本国实施国家对外战略时他国予以默认、配合和追随。本文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以下特点：手段与目的统一，即以文化信息传播为手段，以实现文化认同进而行动统一为目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以文化信息为文化传播内容，以沟通和交流为文化传播形式；强调对外文化传播之目的是求得“本国实施国家对外战略时他国予以默认、配合和追随”，突出了对外文化传播的“软实力”特性。如此，做到了概念界定具体明确，尽量避免概念界定宏观模糊的通病。
2．对外文化传播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
文化传播与国家密切关联。入江昭认为，“国家本来就是一个文化性的组织，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中理应含有文化成分，文化上的联系是外交的根本和基础”[1] 。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也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文化在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文化与国家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文化与国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具体表现在：文化上的认同能增进和巩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国家也能利用政府资源实施和推进文化张扬、文化认同进而实现他国文化的追随和仿效。如越来越多人所认识到的，在两岸统一过程中，通过文化传播增强文化认同起着巨大的作用。
对外文化传播是构成和影响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变量。文化由于具有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内在特质，因此文化对认知主体的影响是无形的和“柔性”的。文化“有一种以思想（精神或意识）为特征，无形的集体认同力和感召力，这种集体认同力和感召力被国际政治学者称为‘文化力’（Culture Power）”[2] 。文化张扬、文化认同、文化追随是“文化力”的具体显现。“文化力”所表现出来的感召力、导向力、吸引力、示范力，就是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软权力”，即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和实现自身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时，不是借助有形的硬性强迫实力，而是依靠自身的感召力和吸引力。[3] 事实上，文化作为构成和影响国力的重要变量存在和发挥作用由来已久，只不过由于两极格局的解体、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人类对自身前途命运的进一步理性思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得以进一步凸显，因此，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点一经提出，便成为外交界、学术界研究和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
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构建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自觉进行对外文化传播，其目的就是通过文化张扬、文化认同进而通过实现他国文化的追随和仿效来提高国家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以求得本国在实施国家对外战略时他国予以配合、默认和追随。构建国家形象的最初动因应是提高国家美誉度，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国家的感召力、吸引力，进而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国家美誉度是国际社会公众在该国家相关信息基础上，对该国做出的积极评价和正面认可的程度。国家美誉度应属国家精神性需求。在国家利益结构中，不仅有物质性国家利益，还有精神性的国家利益。在形成国家美誉度，增强国家感召力、吸引力的过程中，自然离不开对外文化信息的传播。文化是人类认识的过滤器，任何认识的发生、发展都要经过文化的过滤，文化能改变人们价值意识建构的内容与方式。“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都是从自己的观念、思维方式、模式去认识、理解其他国家。” [4] 国家形象是人们认知的一种，具体形成的国家形象是人们认知的结果，因此，对外文化传播成为构建国家形象重要手段之一，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3．影响对外文化传播的主要因素
对外文化传播是塑造一个国家积极正面形象的有效手段。对外文化传播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各个环节和方面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权重”不尽相同。本文认为以下几方面因素对国家形象塑造有较大影响。
其一是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和判断。要使对外文化传播在形成国家软实力中发挥出最大的积极效应，必须对自身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清晰的判断。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5] 。要有效展开对外文化传播，需要树立起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明确自身文化特征和优势所在，特别是要正确客观评估自身文化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惟其如此，才能谈得上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来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
其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文化形成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孕育和产生不同特质的文化，文化特质是文化长期演变、沉淀、整合和“均质化”的结果，文化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文化差异决不意味着冲突的必然性，相反，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是文化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前提条件。因为没有异质文化之间的鉴别和比较，就不可能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更谈不上发现自身文化上的缺陷和不足。因此，文化差异是自然的、合理的。“文明冲突论”和“民主和平论”都过分夸大文明差异而忽视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的分歧、竞争对手框架理念的建构等方面着手，应当说是不够全面和客观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选择上的偏好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是对外文化传播渠道和载体分布的非均衡性。社会信息传播者、接受者、传播渠道和载体是传播三要素。传播渠道和载体是传播系统中的“硬性”要素，对信息的传播起着支撑和保障作用。西方世界在传播渠道和载体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在互联网方面，中国的上网人数只占到全球上网人数的9%，而全世界网络服务器内存储的中文信息只有4%，且这4%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美国在网络服务中提供的信息，一般信息占到80%，服务类信息占到95%。全球化市场看似是一个完全公开、公平的平台，实质上掩藏着严重的信息输出的不对称。[6] 对普通社会公众而言，大众传媒是他们形成他国国家形象主要的文化信息来源，因此，对外文化传播渠道和载体分布的非均衡性，导致一些传播弱势国家的形象为传播强势国家所任意塑造。
因此，鉴于传播渠道和载体分布的非均衡性，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以上三方面因素，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尽快让中国对外文化传播进一步有效、有力、畅通。
4．对外文化传播对塑造国家形象的综合效应
随着文化因素在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来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也越来越受到现代国家的重视。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直接塑造国家形象；另一方面还对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和作用。
首先，对外文化传播为国家形象塑造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和扩大的今天，一国国民在国际交往中无不渴望得到国际社会公众的理解、尊重和礼遇。在因对外文化传播而成功构塑国家正面形象的基础上，在“光环效应”(halo effect)和“累积效应”(summary construct effect)等复杂心理机制作用下，国际公众对一个国家的理解和尊重，无疑会增加和强化对该国国民的尊重，从而激发起国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国家归属感，国家凝聚力因而会进一步增强，进而政治稳定，经济进步，社会发展。而一个国家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上的进步，又会进一步赢得国际社会公众对该国国民的尊重，对外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形成良性循环，同时促进了内政和外交的良性互动。
其次，对外文化传播通过影响国力构成要素的变化而直接塑造大国、强国形象。大国、强国形象的塑造，离不开“硬”和“软”两种因素的支撑。对外文化传播会激发起国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国家归属感，国家凝聚力因而会增强，国民士气无疑会进一步提高，政府贯彻其战略意志的决心也会因民众的支持而更加果敢，大国、强国形象借此路径得以塑造。
最后，对外文化传播有助于淡化和进一步消除西方人对中国“沉默性威胁”的形象认知。应当说，相对于西方国家相互之间的形象认知而言，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是浅层的、零碎的。西方社会大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更易为政府和社会主流媒体所影响和左右。之所以如此，原因复杂多样，有一定的外部因素。但就中国自身而言，“内敛型”的文化和民族性格以及没有给与对外文化传播应有的重视，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内敛型”的文化和民族性格以及文化传播上的薄弱，在特殊环境背景下，在不知不觉中为一部分西方人构建中国“沉默性威胁”的形象提供了机会。在不同的语境下，沉默具有不同的示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沉默的解读更可能大相径庭。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西方人倾向于对“沉默”进行消极的解读。在其他外来因素作用和引导下，“沉默”易于解读为“威胁”和“敌意”。而在东方文化中，受中庸思想的影响，沉默一般不是示意“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状态，而往往是示意处于不愿或不能表达的一种模糊和不确定的中间状态。当今世界，大国博弈对国际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大国博弈中战略的选择无疑要依赖于对参加博弈各方信息的掌握和解读。在因信息传播不畅而无法做出合理预期和理性判断情况下，出于对国家自身安全的考虑，博弈各方倾向于做出偏好威胁的解读和判断，以维护自身的绝对安全。因此，通过对中国文化的传播，特别是通过对中国“平和开放、倾向防御、追求和谐”的战略文化的传播，无疑会有助于从文化的视角来淡化和进一步消除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沉默性威胁”的形象认知。
二、加强对外大众文化传播诠释“和平开放”的文化内核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7] 。而大众文化传播具有辐射面广、通俗易懂、与生活娱乐密切相关等特点，是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要特别通过传播中华文明中“求和”、“开放”、“包容”、“以人为本”的文化因子（文化内核）和内在诉求，阐释对“和谐世界”的追求是中国人的天性使然，进而为在国际社会公众中塑造积极正面国家形象奠定认知的文化基础。
1．通过物质文化传播推出中国形象
物质文化主要包括物质生产文化和物质消费文化。在通过文化传播推出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中，物质消费文化是我们要进行重点传播推出的。对许多国际公众而言，对中国的最初认知，是从与其生活密切关联的物质消费文化开始的。如在世界遍地开花的中餐馆，作为“世界工厂”标志性产品的服装、玩具和鞋类等等。因此，从这些看似普通，但辐射面广、渗透力强的“中国因素”着手传播中国文化，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传播功效。
① 传播“求和”、“绿色”、“高雅”的饮食文化
饮食文化是指食物生产和食物消费过程所体现出的文化。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而饮食是人的本能，正所谓“食色性也”，因此，饮食中所蕴含的文化与人类文明发展史始终相伴。
传播“求和”的饮食文化。在中华文化统一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基础上的饮食文化，其意识核心与传统的儒家、道家的主张一脉相承，表现为“求和”、“养生”、“变化”，这是中国饮食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饮食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宗旨和生命力所在。[8]我们尤其要着重传播中华饮食文化中“求和”的文化内涵（“食与人之和”、“食与社会之和”、“食与自然之和”），[9] 如“人与社会之和”表现在用餐方面就是“中国人讲求家庭观念，注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一种其乐融融的祥和气氛中一起分享各种食物，即‘合家欢乐’” 。 [10] 通过阐释中国“求和”的饮食文化，让国际公众在品尝中华美食过程中，体会到对“和谐世界”的追求是中国人的天性使然，并已融入和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传播“绿色”文明的饮食文化。我国古代虽有灿烂的饮食文化和科学的饮食传统，但确有糟粕。旧时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吃腻了大鱼大肉，要以珍馐来调剂口味。这些所谓“长生不老”的“极品”并未延长帝王的寿命，却使得我国的许多珍稀动物遭受灭顶之灾。而在中国的有些地区，这些陋习却沿传至今。[11] 因而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绿色”、 文明的积极饮食文化元素，抛弃与现代文明不相和谐的消极饮食文化元素。中国要通过“一日三餐”和传播“老字号”等途径来展示中国“绿色”、文明、和谐的饮食文化，充分发挥饮食文化对改善和提高国家形象起到的积极作用。
② 传播“开放包容、典雅时尚”的中华服饰文化
要重视服饰文化在塑造国民形象进而塑造国家形象中的“初始效应”（primary effect）。服饰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留给国际社会公众的第一印象，而第一印象所传递的信息是以后交往和形象定位的依据。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初始效应”。“”期间，到中国访问的国际友人和外国政要第一眼看到的是灰色、蓝色、黑色占绝对主色调的、单调的服装世界，这无疑在他们心中形成了国人生活方式整齐划一、思想禁锢的基本判断。在这些人的回忆录中，这种场景和由此产生的认知被屡屡提及。因此，传播服饰文化就是传播一个国家社会公众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进而也是在塑造和传播一个国家的形象。
要秉承民族服饰的特征。服饰的民族性是传播、丰富服饰文化的基础和根本。旗袍被誉为“国服”，然而，现代文明下我们偶尔能看见的，却是穿着旗袍的饭店引导人员和服务员在酒楼饭馆之类的场合之间徘徊。所谓“国服”，应该使人可看到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内涵博大精深。[12] 对服饰文化中的“旗袍现象”，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认真分析。当然，我们也有成功诠释已有服饰文化的案例。云南少数民族绚丽多彩的服饰文化（如手工编制的围巾、披肩以及其他蜡染工艺品等），成为到云南丽江古城旅游的外国游客热衷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在2001年APEC会议上，与会各国领导人所穿的中式上衣，大方得体，潇洒稳重，在服饰领域影响广泛，至今仍是畅销的旅游纪念品。
要通过传播“开放包容、典雅时尚”的服饰文化来诠释“包容开放”的现代中国国家形象。同时，要学习借鉴异质服饰文化，不断丰富中国服饰文化的内涵。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服饰文化向来不乏“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盛唐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频繁，当时国人的服饰在款式和色彩上吸收借鉴了异域服饰文化，因而国人服饰雍容典雅、光彩照人，也为一些国家所借鉴和仿效，至今在一些国家的民族服饰上仍能看到盛唐服饰的元素。中山装就是在西装版式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因其庄重、大方的气韵而为国人称道，一度誉为男式“国服”。“旗袍”也是在满族人服饰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其后为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普遍接受。“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不仅通过改进服装设计提高了士兵作战时的灵活性和军队的战斗力，而且通过汲取外来服饰文化的合理元素这一服饰革新行为，积极推动国人抛弃旧习、更新观念，从而把服饰文化的作用和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国从服饰“大国”向服饰“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弘扬“开放包容”的传统服饰文化，特别是要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元素结合的基础上，打造拥有中国自己知识产权、“典雅时尚”的服饰流行“品牌”，让国人服饰诠释“包容开放”的现代中国国家形象。
2．通过精神文化传播推出中国形象
精神文化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知识、观念、规范和模式等几个方面，贯穿于各个要素的核心就是价值标准，它是精神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的灵魂。[13] 以下仅就中国精神文化中有一定优势和影响力的两个方面加以简要论述。
① 让“旅游文化大使”自觉传播中国文化
通过吸引外来旅游者，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树立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形象，是一种世界各国普遍应用的策略。就我国而言，在尊重旅游规律的同时，要把旅游项目的规划设计自觉和国家战略特别是与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结合起来。要用中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充分诠释中国“求和”、“开放”、“包容”、“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核。
要重视人际传播在旅游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国外游客还是本国的“出境游”游客都被赋予了“文化大使”的临时身份。当前，要通过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特别是要通过提高向国外游客传播中华文化的技巧（以外国人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解读中华文化，实现跨文化沟通），让更多的国外游客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进而成为在其母国自觉传播中华文化的“外国文化大使”。国内“出境游”游客更有责任和义务当好传播中华文化的“文化大使”。据初步统计，2006年，中国公民出国（境）人数达3200多万人次。据欧洲酒店业发起的一项全球游客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游客形象最佳，而来自一衣带水的中国的游客形象却位居倒数第三。[14] 有关部门已注意到国内“出境游”游客在树立和传播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联合了《中国公民出境游文明行为指南》，对“出境游”游客谨言慎行、加强个人修养、维护国家形象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别强调“习俗禁忌，切勿冒犯”、“女士优先，礼貌谦让”，体现了对外国公民和文化的尊重。[15]
② 传播“以人为本”的体育文化
体育是大众文化传播的无声“世界语言”，同样是一种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16] 在中国体育文化中，绵延不绝并至今仍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项目非武术莫属。然而相当部分的中国功夫片，在演绎中国武术时流于肤浅化、庸俗化，过分突出了搏击功能，因而对中国武术的文化内涵诠释得十分有限和薄弱。武术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中华武术博大精深，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成分和要素。中国武术在重视其技击性的同时，更为强调和关注的是武术中所蕴涵的“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益智养生”、“防身健体”、“扶危济困”和“自强不息”等“以人为本”、“关爱人性”的思想和文化内涵，而决不主张“恃强凌弱”、“好勇斗狠”、“自我张扬”、“唯我独尊”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2008年北京奥运会抓住了全球聚焦中国的契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从国外媒体对北京奥运会关注的主题来看，政治类报道占全部报道的首位（占全部报道总量23%，此前几次奥运会报道主要议题分别为体育、经济、文化等）。[17] 中国借助“人文奥运”平台，整合各种资源，理直气壮地宣传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还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政治形象。
三、加强文化外交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
如果说大众文化传播为中国塑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奠定形象认知的文化基础，那么文化外交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更直接地为塑造国家形象服务。
1．文化外交是塑造国家形象重要的“柔性”手段
虽然以文化交流导入外交、以外交促进文化交流由来已久，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在外事工作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对文化在外交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仅停留在较低层面。随着文化全球化澎湃而来，“文化安全”受到普遍关注。另外，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下降，“文化外交”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出来。文化外交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维度，是国家实现外交战略意图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
“文化外交（Culture Diplomacy）即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 [18]“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解，国际形象是由国际文化价值结构的相互身份认同关系所建构和表达出来的，树立一国的国际形象更应该诉诸国家之间文化观念的相互吸引，以寻求对彼此身份的积极认同。” [19]因此，文化传播，特别是有政治和外交意图指向的“文化外交”与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塑造和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关系。
文化外交之所以是塑造国家形象有效的、重要的“柔性”手段，原因在于文化外交兼有文化传播和对外宣传的优势。
廓清“文化传播”、“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三者之间的外延和内涵的不同，有助于理解“文化外交”在塑造国家形象中所具有的优势。“文化传播”的主体比较宽泛，包括一国国民、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文化传播”的传播形式多种多样；文化传播对象国几乎察觉不到他国政府政治和外交战略意图。“文化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组织和与政府有密切联系且接受政府战略指导的非政府组织；展开和实施手段相对正规和系统；以文化掩盖战略意图。“对外宣传”的主体为政府组织或直接为政府组织掌控、约束的社会组织；展开和实施手段最为正规和系统；战略意图较为直白。“文化转播”、“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三者实施主体范围依次递减、实施手段种类也依次递减，但战略意图清晰度和直白程度依次递增。“对外宣传”更强调和注重单向传递，而“文化传播” 与“文化外交”则强调和关注双向互动。
厘清“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两者之间的区别，有利于文化外交的“柔性展开”。“文化外交”特别注重双方协调、互动过程。“‘文化外交’特别注意对方的需要和期望，突出自愿接受和选择的自由。只有当思想交汇时，文化外交才能发挥效果。”[20] 在实施的方式上两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外宣传常利用“心理方式”（the psychological）、“劝诱”（persuasion）、“公众（公共）（public relation）关系”；而文化外交突出“合作”（cooperation）、“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互惠”（reciprocal）。
从以上分析来看，就对外宣传与文化外交而言，文化外交的“柔性”在于最大限度地抵消了因意识形态差异和他国公众主观选择偏好而对国家认知造成的负面影响，以求在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增加对该国的文化认知进而逐渐认同该国，达到了“攻心为上”的“文化外交”目的。以上分析不仅部分地解答了有关过去文化外交不尽如人意的疑问，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今后我国文化外交工作的“柔性”，提高文化外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以文化外交塑造国家形象的战略要与国家战略相统一
任何有目的的国家形象塑造，都必须在国家战略指导下进行设计，都是为国家战略、国家使命服务的。国家形象的主题和核心必然要与国家使命、国家战略相统一，否则，只是国家形象的自然呈现，而绝非我们在本文谈论的有意识和有目的的国家形象塑造。
任何一个积极谋求相应国际地位和良好国家形象的国家，无不在利用文化外交这一“柔性”手段来实现国家使命和国家战略。美国与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文化外交起步较晚，但美国现在无疑是在“文化外交”上投入最多、辐射最广，同时也是“文化外交”手段运用较为娴熟的国家。
3．中国文化外交要以回击“文化版的中国”为重点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为塑造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积极推进文化外交工作。
在“走出去”方面，以“中国文化年”、“文化节”系列活动以及“汉语推广战略”和“孔子学院”最为引人注目。例如英国“中国文化年”（2003-2004）、法国“中国文化年”（2003-2005）、美国“中国文化节”、德国汉堡“中国文化节”、意大利罗马“中国文化节”、俄国“中国文化节”。 [21]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所积淀而成的灿烂中华文化，在举办国引起了文化上的震撼和轰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一提起中国，总有两种形象：一是龙，二是熊猫” [22]这种对中国肤浅、片面的认识。汉语水平考试（HSK）和孔子学院是国家主导和推广的两个对外文化交流和合作项目，也是迄今中国政府“文化外交”实施项目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两个项目。中国办学实力较强的高校，特别是有语言优势的高校（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把自身国际化办学与两个项目的实施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积极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据国家汉语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汉语水平考试（HSK）目前已在全球38个国家设立了161个考点；截至2007年7月底，孔子学院已经启动建设了170余所（课堂），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两个项目增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促进了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化外交的重点，应是有针对性地回击“文化版中国”。中国文化外交战略应与政治、外交、经济战略相互协同配合，突出重点。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国际社会纷纷预测强大以后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于是产生了中国“经济”、“文化”、“能源”、“环境”、“战略文化”等各种版本的中国。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文化外交”的“柔性”、“渗透性”，大力传播中国“求和”、“开放”、“包容”等特质的“防御型战略文化”，让世界公众领略中华民族“平和开放”的博襟，进一步塑造起中国“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形象。
注释：
[1] 入江昭：“文化与外交”，载《外交论坛》2004年第4期。
[2] 孙红霞、李爱华：“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期。
[3] Joseph S. Nye.Jr.,William A.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i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 1996.
[4] 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5] 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载《文史哲》2003年第3期。
[6] 参见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版。
[7]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8] 田土：“弘扬科学与先进文化的思考”，载《北京观察》2006年4月版。
[9] 张少飞：“中国饮食的文化内涵”，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2月版。
[10] 多晓萍：“从饮食角度浅析中西文化”，载《兰州工业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2期。
[11] 黄明超：“发展广东先进饮食文化的思考”，载《商业经济文荟》2006年3月版。
[12] 同上。
[13] 居黎东：“文化与国家形象、国际影响力”，载《当代世界》2005年12月版。
[14]“中国游客形象为何‘倒数第三’？”，travel.省略/20070530/n250308036.shtml
[15] 参见“国内游出境游文明规范出台”，《新民晚报》，2006年10月3日。
[16] 崔凤海：“试论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中的公共关系问题”，载《体育与科学》2003年第24卷第 6期。
[17] 董小英、李其等：“奥运会与国家形象：国外媒体对四个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报道主题分析”，载《中国软科学》2005年2期。
[18] 李智：“试论文化外交”，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9] 孙红霞、李爱华：“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期。
[20] 胡文涛：“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与个案分析――宗教与国家的二元使命”，暨南大学博士论文， 2003年，第16页。
[21] 李志斐、于海峰：“试论‘中国文化年’现象”，载《理论界》2007年第2期。
[22] [美]奈斯比特：“奈斯比特再论中国大趋势”，载《嘹望东方周刊》2007年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