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族国语精选(九篇)

第1篇：大家族国语范文

关键词： 广西边境 语言战略 语言教育

在世界经典语言学家的著作中，语言是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和网络化，语言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思想交流的范畴。我们需要从经典语言学家的书斋中走出来，将语言置于更大的视野范围中考察，“从其承载、传承、建构特定文化的功能与机制这一角度理解和把握其本质特征”[1]。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一个民族的语言，天然包含该民族的文化信息。语言的交流和传播，就是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世界全球化和网络化，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这种交流和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取决于该语言的地位和影响力。语言的地位不是天然的，而是与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地位和经济影响力密切相关的。提高语言地位，一方面需要提升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地位和经济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主动的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传播扩大语言的影响力。语言的意义不单局限在思想交流这一工具上，更作为一个战略问题出现在世人面前。

一、“语言战略”概念的定义和相关研究

“语言战略”这一术语是新近才问世的，尤其是在美国“9・11”事件后，语言才作为重要战略问题被国家重视，继而学界开始对语言战略问题展开深入研究。“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结果令人扼腕，原来恐怖袭击计划的情报早已被美国情报局截获，只是美国外语翻译人才储备不足，没有及时破译，导致恐怖袭击事件没能被阻止。痛定思痛，美国开始把语言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问题，将语言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提高国家语言能力。如2005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关键语言”战略，号召公民学习“关键语言”。这些政策表面上是通过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维护国家安全，实际上是通过语言战略举措维护美国全球利益。可见，语言问题已经和国家、地区安全紧密联系。“语言战略”即通过有意识的语言规划、语言教育和语言传播，提高公民或国家的语言能力，以维护国家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确保在全球获得尽可能高的地位。

在全球化过程中，语言战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世界各国都开始高度关注语言战略问题，近年来我国学界在语言战略问题研究方面颇为活跃。2007年，南京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相继成立了“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和“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一些学者还开展了语言战略方面的相关研究，如王建勤的《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2]、周作宇的《国家语言战略与高等教育国际化》[3]、李洪乾与唐贤清的《加强国防语言战略研究，提升国家软实力》[4]、从丛与李联明的《美国高校外语教学服务国家安全战略的启示》[5]及蔡永良的《美国西裔移民双语教育的语言战略思想》[6]等。

二、广西边境地区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

广西少数民族自治区，其边境线有800多公里。边境有八个县市与越南接壤，即东兴、上思、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这些边境地区经济、教育、文化都比较落后，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壮族人口占比88%以上。除了壮族，还生活着苗族、瑶族、水族、侗族、京族、仫佬族、哈尼族、彝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概括说来，广西边境地区地理位置特殊，与越南接壤，是通向东盟的重要节点地区；广西边境地区经济和教育与内地相比，还比较落后；边境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民族语言活力很强。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广西边境地区的语言战略规划需要积极谋划。

广西边境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边民一般都会多种语言或方言，如壮话、白话、汉语普通话等，有的还兼通其他民族语言，甚至和越南边民也能用语言沟通[7]。边民内部交流一般使用壮话或土白话，和外地人交流一般使用带浓重口音的汉语普通话，边民语言具有多样化特点。

“语言规划是人类在一定限度内对语言选择过程进行的有意识干预”[8]。语言政策是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确认各种语言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国家确定普通话为全国通用语言，并推广普通话，规定民族自治地区的主体民族语言文字与普通话、规范汉字同为该地区法定语言文字[9]。这是国家在整个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我国幅员广大，是多民族国家。广西边境是老、少、边、穷地区，处在“一带一路”的重要位置，紧靠东盟，在国家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大方针下，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施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包括宏观语言规划和微观语言规划，宏观语言规划的主体是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微观语言规划的主体是社区、学校或家庭。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地区为主体的宏观语言规划，和学校为主体的微观语言规划。

就广西边境地区的宏观语言规划来说，我们认为，需要采取如下政策：汉语普通话为该地区各民族的通用语言，加强普通话推广，提高普通话水平；壮话、壮文和普通话、规范汉字同为法定语言文字，各民族可以自由使用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就学校为主体的微观语言规划来说，可以采取如下政策：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教学语言可以使用壮话和普通话，壮话使用的比例应该大于普通话；学校可以开设壮族语言文字课程；中小学外语语种除了英语外，还应该开设越南语供学生选择。

广西边境是以壮族为主体的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各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有自己的语言，内部交流时可以各自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民族间交流时就应该以汉语普通话为通用语言。我国基于国情，确立了普通话在全国的通用语地位。各民族交流时，使用普通话是非常合适的。广西边境地区由于语言多样化，边民平时使用普通话的必要性不太大，故普通话水平较低。尤其是中年边民，其普通话口音浓重，很难和外人交流。因此，在边境地区要加强普通话推广，通过开办学习班努力提高居民的普通话水平。边境和越南山水相连，广西边民和越南边民多有往来，广西边民提高普通话水平，有利于树立中国的语言形象，并对越南边民a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壮话是语言活力非常强的语言，边民在日常交往中一般使用壮话，国家规定壮话是当地法定语言。但是，儿童的壮话水平开始退化，不少边民重视子女教育，将子女送到县城或外地读书，主要接受普通话教育。这造成了壮话的断层，非常不利于保护民族语言。我们需要增强边民对民族语言的保护意识，让民族语言得以传承[10]。语言反映了文化，语言的消失即是文化的消失。世界的和谐发展，需要语言多样化、文化多样化。因此，在语言规划、语言保护方面，需要保护各种民族语言或方言。壮文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帮助壮族人创制的文字，但使用率不高，政府需要提供教育计划，帮助边民掌握壮文字，以记录壮族文化。一种文化，只有通过当地语言的文字记录，才能真实地记录下来。壮族文化用汉字记录，固然能够传承，但是或多或少会失去韵味。

边境的幼儿都会说本民族语言。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教学语言，应该壮话和普通话并重。使用壮话，一方面是因为有些幼儿只懂壮话，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和传承壮话。因而，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阶段，需要以使用壮话为主，保障教学正常进行。使用普通话，是因为国家推广全民使用普通话。幼儿是学习语言的关键期，使用两种语言教学，可以让幼儿发挥语言学习天赋，提高双语能力或多语能力。另外，学校还可以开设壮族语言文字课，特别是壮文字课，帮助幼儿更好地掌握本民族语言文字，这有利于文化传承。在外语语种课程开设方面，除了英语外，还可以提供越南语供学生选择。目前英语在全球处于强势地位，我国学生一般都要学习英语，在各种升学和晋升中，英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世界是多元的，语言的垄断意味着文化的垄断，我们需要打破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尤其是在广西边境地区。广西边境紧靠越南，广西边民经常和越南边民来往，甚至两国不少边民互结连理，边民使用土话能和越南边民无障碍沟通。边民子女接受学校教育后，大部分还是会留在当地工作、生活，因为地缘优势，很多人会到越南工作或经商。所以，学校外语教育如果只提供英语语种，那么对边境地区的发展是不利的，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广西边境应该面向东盟发展经济。另外，广西边境语言安全问题也非常重要。边境地区，两国人员来往频繁，一些不法分子在此偷渡，“对中方警务人员来说，懂越南语是维护安全不可或缺的”[11]。因此，边境地区的中学应该增设越南语课程，鼓励中学生选择越南语作为外语。

三、语言资源视角下广西边境地区语言教育思考

经调查，广西边境地区和我国中东部一样，中小学都是使用普通话教学，外语语种只开设英语，这种语言教育政策值得思考。长期以来，人们将语言多样化看作是问题，认为不同的语言导致人们沟通交流障碍，人们需要消除语言差异，甚至要消灭方言。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语言问题观已经不适应时展。其实，语言是一种资源。语言资源观认为，“语言是一种个人的和民族的资源”[12]。广西边境地区语言资源丰富，十多个少数民族，不少民族都会说自己的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我们需要将其看成是个人和民族的语言资源，而不是语言问题。掌握多种语言对个人、对国家都有积极作用。兼通多种语言，就意味着可以同操不同语言的人交流，可以接触更多的不同民族文化，因而能获得更多资源。对国家来说，国民掌握多种语言，意味着国家语言资源丰富，因而国家语言能力就强。语言能力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综合能力的重要体现。因此，在语言教育方面，不宜语种单一化，而应该语种多样化。

广西边境地区居民以壮族为主体，壮族占全体居民比例超过88%，由于和汉族接触频繁，语言也受到很大影响。不像新疆、，甚至不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广西壮族民汉双语教育很少，基本上都是汉语教育，严重忽视了母语。这种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当地干部和群众认为本民族语言是造成落后的根源、学生的学业和就业会受到影响，因而不愿意让学生接受本民族语教育。广西边境地区的语言资源，有汉语普通话、白话、平话、壮话、其他民族语言等，这些资源都需要充分利用和开发，这样有利于维护语言多样性，增强广西边民获得更多资源的能力。语言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广西边境地区语言资源丰富，我们需要扭转民族语是落后的根源、影响学生的升学和就业这种错误观点，充分利用、开发边境地区的语言资源。在语言资源观视角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广西边境地区的语言教育。语言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具有多层次和全方位的特点。

边境地区在学校语言教育中不能实行单一的普通话教学，可以多种语言并举。在幼儿园和小学的语言教育中，各校可以根据所处的语言生态环境和学生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况，尊重家长意愿，因地制宜地采取双语或多语教育模式，提高学生的多语能力。在中学语言教育中，大部分课程，学校宜采用普通教学，可以适当开发校本课程，如本民族的文化或历史课程，宜采用民族语教学。除了课堂教学外，学校还可以组织使用多种语言的课外活动，如民族语山歌大赛、故事大赛等，有利于保护和开发边境地区的语言资源，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共同繁荣。可喜的是，广西壮族地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如设立了壮族三月三节日，全广西放假三天，组织文化活动，如民族语言山歌大赛等，这些都是对学校语言教育的重要补充。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今天，语言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它关系到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文化传承等。语言是一种资源，丰富的语言资源对个人和国家都有重要意义，意味着语言能力强，能获取更多资源。广西边境地区处在连接东盟的重要位置，语言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边境地区需要因地制宜地调整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方面，需要加强普通话推广，提高普通话水平，同时，提升壮语和壮文的法定地位。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教学语言可以使用壮话和普通话，学校可以开设壮族语言文字课程。中小学外语语种除了英语外，还应该开设越南语供学生选择。语言教育方面，宜采取双语或多语教育模式，提高学生的多语能力，组织用民族语讲故事、唱山歌等活动，培养对本民族母语的感情，传承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蔡永良.关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J].外语界，2011（1）：8-15.

[2]王建勤.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2（2）：7-11.

[3]周作宇.国家语言战略与高等教育国际化[J].中国高教研究，2013（6）：14-21.

[4]李洪乾，唐贤清.加强国防语言战略研究，提升国家软实力[J].湖南社会科学，2014（6）：253-255.

[5]从丛，李联明.美国高校外语教学服务国家安全战略的启示[J].南京社会科学，2008（10）：122-126.

[6]蔡永良.美国西裔移民双语教育的语言战略思想[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3）：59-65.

[7]吴先泽，陈慧.“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边境民族语言生活调查[J].贵州民族研究，2016（10）：194-197.

[8]张卫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经济学与语言学比较的视角[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8-13.

[9]陈章太.论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J].语言科学，2005（02）：51-62.

[10]陈慧，吴先泽.广西边境大学生语言生活现状调查及语言教育对策[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04）：99-102.

[11]吴先泽，林潇蓉.广西边境民族地区语言使用状况及政策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0）：188-189.

第2篇：大家族国语范文

南邻国家图书馆（步行只需15分钟），北接中关村，地理位置优越。它的前身是延安民族学院，是全国民族类院校唯一进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的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可谓其王牌院系，是全国唯一综合研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单位，本硕博（含博士后流动站）办学层次齐全，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该学院下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在校期间除免学费外，还将有部分被选拔进入“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培养，享受“基地班”50%学生免试推荐研究生等优惠政策。为有利于该专业吸收更多具有民族语言基础的优秀生源，中央民族大学每年都会留有名额单独用于民族语测试考生录取。

从2011年开始，该校开设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藏/维/哈/蒙）零起点班，分别设置于藏学院、维语系、哈语系和蒙文系，各语种轮流招生，学制五年，免收学费。另外，根据地区人才需求情况，该校设有定向就业专业，招收对象为应届非生源，录取分数可适当降低，免学费、住宿费及教材费（具体标准以入校签订协议为准），可享受每年2400元的助学金。学生入学后须签订相关就业协议，毕业后由人事厅安排到基层工作5年。

中南民族大学――

直属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坐落于武汉南湖之滨。学校占地1446亩，校舍面积73万余平米，馆藏图书280余万册，拥有全国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

该校在湖北、河南、内蒙、新疆、广西、、云南等7个省（区）进入第一批招生，新生第一志愿录取率超过90%，少数民族学生比例达到60%以上。其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与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新华社湖北分社等多家单位签订了人才培养协议，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学生进行高水平的学术讲座，推进第二课堂的学习与学术交流。而该学院下的新闻传播学类的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和广告学专业是文、理兼招的。

“学生很优秀，综合素质很高”“专业知识扎实，学习态度认真”，这是兄弟院校对中南民族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的评价。该专业推行“小班模式”，即在大学三、四年级的专业选修课教学中，分成25人左右的小班。另外，其民族学免收学费。

北方民族大学――

国内唯一建立在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部属综合性民族高校，直属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坐落在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

该校在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在英藏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贺兰山与大麦地岩画研究、粉体材料和特种陶瓷研究以及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优势，研究成果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法律专业也不容小觑，称得上该校师资最强的专业，而最好就业的专业是“经管”的会计专业。

虽然该校属于普通的二本院校，但随着这些年国家的政策在向西北倾斜，其发展潜力不可小视。相对于北上广等繁华都市，银川的节奏是比较慢的，所以很多过来人都说，北方民族大学是一个更适合学习的地方。

近些年，该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宁夏高校前列，而其80%的毕业生在民族地区基层工作。

西南民族大学――

隶属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该校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特别是在畜牧兽医理论与技术、民族经济、民族旅游、民族文化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其拥有极富特色的民族博物馆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藏学文献馆、彝学文献馆。早在1984年，副校长沙马拉毅教授就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套彝文计算机输入法，使彝文成为我国第一种进入计算机的少数民族文字；1999年，这一套彝文输入法顺利通过国际信息标准认定，被收入《世界文学国际标准集》，“沙氏输入法”的彝文信息编码成为国际唯一认可的标准。另外，他的《汉彝翻译技巧探微》一书填补了汉彝翻译史上无翻译理论专著的空白。

广西民族大学――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提到广西民族大学的金字招牌，当然非小语种莫属。该校建立了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拥有越南语、老挝语、泰国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印尼语、马来西亚语等东南亚语言本科专业，形成了独特的“3+1”培养模式（3年在国内学习，1年到语言对象国学习），2009年，亚非语言文学学科被列入2009年―2011年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学科。其依托“国家外语非通用语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和“广西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人才小高地”平台，逐步形成了东盟语言文学、东盟政治法律、东盟经贸商旅、东盟历史文化、东盟民族宗教、东盟艺术体育等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系列学科。

该校商学院下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大都实行“3+1”模式，大三到东南亚国家留学一年（费用自理）。

值得一提的是，广西民族大学保留了很多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那些红瓦尖顶的房屋与葱茏的热带树木和秀美的相思湖相映成趣，美不胜收。

云南民族大学――

坐落在四季如春、风景秀丽的昆明，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云南民族大学有特色和优势的学科是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语言文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化学（民族药）等学科，特别是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在建设和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是我国重要的民族学研究基地，而东南亚语种群（泰语、缅甸语、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印地语8个本科语种专业）是教育部特色专业，其还设有“中国―东盟语言文化人才培养基地”。此外，该校的一些少数民族语种，比如纳西语、苗语等等，就业都很不错。

大连民族学院――

隶属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是国家唯一设在东北和沿海开放地区、以工科和应用学科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民族高等学校。

第3篇：大家族国语范文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共有56个民族劳动、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各个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尽管各个民族之间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矛盾与不合也发生过冲突和战争，但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融合成为团结的整体其根本原因就是爱国主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起着作用。作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必须考虑到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宽容的心，用自己的包容心态去处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去处理好各民族的关系。民族团结是一个国家能稳定及更好发展的前提条件，历史的镜子告诉我们，由于民族矛盾，民族歧视所引发的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冲突给与了我们最好的忠告；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相互学习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友好发展，友好交往成为贯穿历史的主流。事实证明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正是因为我们的民族能紧紧的融合在一起，我们能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爱国力量的凝聚，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

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要求我们的每一位成员都有一颗爱国的心，需要一种爱国的强力支撑。我们伟大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了风风雨雨，遇到了重重困难，经历了挫折和失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屈服，他们从没放弃和困难作斗争，在爱国主义旗帜的指导下，他们树立了明确的方向，各民族团结一致推翻了压迫，人民成了真正的主人。民族是我们做一切事的基础，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最坚实的保障，是新中国诞生的先决条件。

党的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必须传承好各民族优秀文化，不断增强各民族文化认同。夯实同心共筑的思想基础，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多次强调：“必须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认同是团结的根基，有了认同各民族才有共同的价值取向、目标追求，才能人心相聚、精神相依。“五个认同”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是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源泉。中华民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五个认同”为促进各民族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推动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和睦相处、和谐发展，推动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提供了坚强思想保障。

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开始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民族语言授课中小学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是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加强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重大决策部署。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言的基本特征。民族语言授课中小学使用统编《语文》教材是党中央做出的关于加强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国家教材使用管理的重大改革举措，是不断提升民族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促进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也是民族地区广大群众和学生的现实要求。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有利于促进民族语言授课学生与其他各民族学生的交流、交往、交融，有利于拓宽升学就业渠道，有利于学生今后的个体发展。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时展的需要，也是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人与人的沟通交流，更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发展。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我认为，推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统编教材，是一项既利于当前、又利于长远的工作，我们应当坚定坚决地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族语言授课学校推行国家统编教材的决策部署，坚持“五个讲清楚”原则，解读好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统编教材的“五个不变”政策，向身边的亲人朋友做好政策解读工作，广泛传递正能量。让少数民族同胞共享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让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

第4篇：大家族国语范文

一、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的文化障碍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是生活在该社会群体中的人所表现出的特征的总和。该群体中的成员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及判断标准无不体现着这个社会的文化特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成员有着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边界区分的标志。例如，在美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和基督教则是美国传统文化哲学和价值观的根本源泉，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说：“人本来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所有人都是平等独立的，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多权利和裁判权。”基督教也是弘扬个人价值，主体精神等个人主义的一种宗教文化它反对特权。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使得西方国家的人个性自由，张扬自我，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

中国文化从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儒道法墨名阴阳兵农杂十家的共生共存到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佛教从西方传入到张道陵创立本土道教；从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每个时期无不渗透着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的影响。孔子主张“仁”“礼”，他教导我们“苟志子仁矣，无恶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于是。”《里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老子主张清静无为“躁寒，静胜热，清静无为天下正”《老子?四十五章》“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中国人在践仁、体道、参悟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性格特点，重视集体、淡化个人追求，谦虚、谨慎、淡泊名利。既有儒家治世的奉献精神，又有道家避世的谦虚、内敛、智慧。同时老庄哲学又造就了中国人思维的笼统性与模糊性。而这种认识外部世界的思维特点和心理联想特点，也必然会反映在汉语言的结构特点和表达方式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汉语是综合性的语言，英语是分根性的语言的道理。所以汉语与西方语言及其言语习惯有了显明的差异。

以上这些东西文化的特点必然会影响各自语言的结构方式和结构特点使东西方成员日常思维和交际方式也表现为不同的特点，这就是由于文化的不同而造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会在各自的语言中最直接的表现出来，以致造成东西方社会成员交际的障碍。简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价值观的不同

Michael prosser认为“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主要通过文化交际构成的模式，它们是最深层的文化。”例如，在中国文化中注重集体观念，而西方价值体系中则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在东西方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背后必然蕴含着各自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在英语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单词是“I”，也就是西方文化以自我为中心的体现。而在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类的经典之句，则体现了中国人讲求为集体贡献，在集体中实现个人价值的观念。在语言表述中往往把“自我”放在群体中或者附和、服从的地位，如表示“我”却用“我们”等在句子结构里是“由大到小”，即由宏观到微观。例如，我们经常听这样的话，“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没有大家的帮助，就不会有我的今天的进步，如果我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完全是大家帮助的结果，是大家的成绩”等等。

（二）思维方式的不同

普赖布拉姆认为：“世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睦邻关系不仅因为各民族的语言繁杂受到影响，在更大程度上因为思维模式差异，即定义认知根源和组织思维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受到阻碍。”思维方式的不同必然会影响人的行为，语言以及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由于文化不同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必然引起交际的障碍。例如，在写地址时中国人一般先写较大的地区在写较小的地区，例，中国青海省西宁市八一中路青海民族大学，而在西方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则反之，这种思维防护四则是体现以个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这必然会增加学习汉语的难度。

二、国内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障碍

我国有56个民族，像满族等民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在长期的与汉文化的人相接触的过程中，大多数满族人已经使用汉语。还有像回族这样的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的母语，完全使用汉语；土族、撒拉族等民族虽然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却没有文字；藏族、蒙古族等虽然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是各个少数民族学习汉语这一点是共通的。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会影响着在其背景下生活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不同，就会在日常交往的言谈举止方面都有所不同。尽管各个民族都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下，但是各民族又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又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也必然会导致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时产生交流的障碍。

蒙古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三省、新疆、青海等西北地区。蒙古族最早是以放牧为主的游牧民族，誉称“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人能歌善舞、擅长摔跤。在蒙古族这个文化共同体中有着与汉民族文化不同的特点。最初蒙古族的游牧生活方式必然也会导致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不同。由于蒙古族是牧业民族，主要生活资料都来源于牛羊等牲畜，牛羊是维系其生命的主要生活资料，他们居住的蒙古包是白色的羊毛毡做成的，其食物也主要是牛羊肉、和做成的奶酪等系列食品也是白色的，“白色”是蒙古族生命圣洁、吉祥的象征。因此，蒙古族崇尚白色，这种崇尚白色的文化心理也必然会影响到他们所使用的日常词汇，如把“好心”“善心”“善行”说成“白心”“白行为”。正是有这种崇尚白色的文化心理，才使得蒙古族在言语表达上自觉不自觉地用 “白”这一词语来表示吉祥、圣洁，用白色织品赠送客人表示尊敬和祝福。但是汉民族对于白色却与蒙古族有着不一样的心理，“白色恐怖”“白区”“白事”等词却表达着一种黑暗、恐怖与不吉祥。在汉族人的婚礼上，用白色却象征着不吉祥，而红色却代表着喜庆和吉利。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导致了在造词结构上的不同，并且对蒙古族在学习汉语时也会产生交际的障碍。例如，蒙古族在与汉族人交往表达称赞别人很善良时，也许由于母语文化与造词结构上的特点，把“好心”说成“白心”，不懂蒙古族文化的汉族人听了之后也许会感到心理很不是滋味。

撒拉族生活在我国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区，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的乌古斯语组。句子成分的基本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定语和状语都在中心词前面，语法中有格和时态的变化。但是在汉语中句子的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例如，“我吃饭。”汉语中没有格和时态的变化，主要语法手段是语序和虚词，因此，在学习汉语时，由于母语的负迁移，会出现主语―宾语―谓语的语法形式。在汉语青海方言中就有“我饭吃”等动宾颠倒的句子就是受了周边少数民族语言长期影响的结果。所以，少数民族学习者在学习汉语时出现句法结构的错误也是很正常的。

三、国内少数民族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不同

以上阐述了国内少数民族与外国人学习汉语时，由于文化的不同，造成系列的障碍。虽然国内少数民族在学习汉语时由于民族历史的不同造成了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相比较，他们学习汉语是有其优势的。如果外国人学习汉语在文化上有其本质的不同，那么国内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则只是现象上的不同。因为其根都与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系相联结，都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撒拉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虽然在其结构上与汉语有着不同点，但是在长期的民族杂居、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撒拉族语言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和藏语词语，同样，一部分和撒拉族杂居的汉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吸收了撒拉族语言中的一些词语。词汇的相互借入借出，必然会减轻撒拉族在学习汉语词汇上的障碍。这也是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在学习汉语上大的优势。撒拉族的民歌包括撒拉曲、宴席曲和花儿，其中撒拉花儿则是一种汉语演唱的山歌，用汉语演唱的撒拉花儿也必然会无形中使撒拉族受汉文化的影响，因此，这种民族杂居形式拉近了民族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文化的障碍，却不至于产生心理上的隔膜，更多的是一种包容。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民族杂居，潜移默化地受汉文化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对汉文化有所了解。虽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但是却属于中华民族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有着共同的根。再者，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属于一个国家，在情感上有着认同感。但是在外国人学习汉语却不然，许多来中国学习的外国人，在初来中国时由于好奇和新鲜，处于甜蜜期，但是新鲜感一过，出现了文化的不同与碰撞，则会出现挫折期。因为心理上的不适应甚至甚至产生心理上的猜疑和冷漠的拒绝。这是因为语言不仅不是同一个语系的，而且其文化的根源完全不同。因此，在学习汉语时遇到文化障碍是很多的。

虽然两者有同、有异，但是在学习汉语时都要尊重学习、乃至谙熟彼此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汉语。因为语言是一种交际的工具，不具备任何阶级色彩，所以学习一种外语或民族语言就要身临其文化之境的精神和态度。经济全球化在飞速发展，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是很必要的。语言在其中的纽带作用也显得举足轻重。所以一方面要加强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另一方面要结合教学，深入开展双语教学研究，不断探索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规律，研究解决克服文化阻隔，语言障碍的途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M].中华书局，2010,3.

[2]陆险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3]孙汝建.现代汉语[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4]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10,7

第5篇：大家族国语范文

关键词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语言 民族主义　语言民族主义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文化史学家。他在14岁时于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始终未曾脱离该党，有“左派雄狮”之称。他的历史研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新左派评论》的著名编辑安德生(P.Anderson)所言：霍氏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作为一个对历史和现实都热切关注的学者，霍布斯鲍姆对于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认为，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

人类已经步入了21世纪，回首过去的两个世纪，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无疑是无法回避的话题。笔者认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促使霍布斯鲍姆对民族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进行专题研究的动力之一。在当今的西方学术界，几乎任何一本有影响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著作都少不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评价、介绍和引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也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含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构成了支配20世纪的两个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缺陷。”安东尼・史密斯曾言：“在191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是民族主义研究的主要学派之一。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形成成熟的理论，但在东欧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对这种现象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考茨基、卢森堡、鲍威尔和伦纳(Renner)、列宁和斯大林等都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事实上……他们是在连续性上最好的民族主义研究者。”霍布斯鲍姆在其著作中也曾表露过这样的观点：“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诉求竟有那么高的重叠度，向来对政治现实独具观察力的列宁，便是因为看出这点，才将殖民地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基地之一”；“在历届共产国际大会上所引发的‘民族问题’著名辩论，不仅只是声讨那些陆续受到民族口号感召的工人――在共产国际眼里，他们理当只听从共产国际及阶级解放的召唤。他们更想解决的是，如何应付工人政党同时支持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事实。只要出发点是以改变现状为诉求，都必然会和社会或政治革命扯上不解之缘。更有甚者，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反而变成是推动人民起而加入民族运动的重要机制。……史实证明，以社会革命为诉求的运动，最后反而成为带领民众投入民族运动的急先锋”。霍布斯鲍姆承认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作为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霍布斯鲍姆为何对民族问题了如此大的心力。

近代以来，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作为民族构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的民族语言，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演变，经过了民族语言操持者的濡染，形成了超稳定的人文结构。对民族语言进行研究，也向来受到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者的重视。古今中外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从他们生活的年代和所从事的学科性质、政策应用等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阐释。其中，霍布斯鲍姆的有关论点应该说不乏真知灼见，予人以深刻启迪。

一、语言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语言基本上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就像现代的希伯来语一样，都是后来才创造出来的。语言本是一种人类创造的工具，有其规则与限定，但本身并不神秘，它代表着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可能性。“通行语言并非自然演化而来，而是人为建构的，特别是要把它变成印刷物时，人为力量更是不可或缺。”也就是说，语言只是区分不同文化群体的标准之一，绝非主要、亦非不可或缺的标准。

所谓民族语言的“神话”，可以追溯至基督教《圣经・创世记》中“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故事：创世之初，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出于骄傲，人们想建一座通天之塔。耶和华对人类的骄傲感到恼怒，于是使人们的语言变得互不相通，从而在造塔的人们中间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只好放弃了造通天塔的狂妄打算。按照《圣经・创世记》的说法，人类由“语言一致”到“多种语言”的产生是“上帝”对野心勃勃的人类的惩罚。“实际上，民族语言的真正内涵，和民族神话所宣称的说法根本就大相径庭，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正好和民族神话所说的相反，民族语言并非民族意识的基础，而是如同豪根所说的，是民族意识的‘文化加工品’。”也就是说，“民族语言只是从各种不同的通行语言之中，精炼出一套标准化的对话方式，然后再把所有的通行语言降格为方言”。“那种神秘的民族认同感加上柏拉图式的语言观，基本上可说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而非真实的语言使用者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假象。这种民族语言概念纯属文学性的，并不见于实际生活当中。”而在“制造”民族的时代，意味着“民族”必须同时合乎逻辑、顺乎自然地转变为有的民族国家，每一个国家有其连成一片的领土，领土则由民族成员居住的地方划定，而民族又由其过去的历史、种族成分、共同文化以及语言(这点愈来愈重要)来确定。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指出的，霍布斯鲍姆的理论代表了二战后学术界对先前流行的“演化决定论”(evolulionary determinism)的反动，因为“演化决定论”视民族的兴起为历史演进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而霍布斯鲍姆则认为民族是18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深知，要想理解民族主义与民族语言的关系，首先就要回到历史中去，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可以视其为集体行为的社会力量，有着自身的起源和历史，其本身也因不断演进而改变着自己的原生形态。正如他所说的：“我们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发现历史，更重要的还在于解释历史，并提供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由于‘过去是现在和未来的模型’，那么，除了理解过去如何向现在转变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并有可能理解未来的某些事情这个事实而外，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同样也是明显的，因为理解现在与理解过去的过程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进一步指出，民族语言不是从人性或文化当中神秘地、必然地形成的；把民族语言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人们必须区分民族主义“神话”中哪些“神话”是由下而上自发出现的，哪些“神话”是由上而下人为制造的； 民族主义“神话”不是从人民的过去实际经历中自发产生的，它们是人民从书本、电影、电视里以及从历史学家那里获得的，它们并不是历史记忆或者生活传统中的普遍部分。这意味着，“过去”被重新设计了，有点像“最新时装式样”，为一项特定的政治目标披上了一件时髦的外衣，从而使民族历史以政治家、历史学家、影视创作者等所希望的面目出现。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一个国家“国语”的建立，是和“国家”问题特别是和国家权力合法织在一起的，是为国家权力服务的。在民族国家内各种得以存续的民族语言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小自将既存的文学或文化语言加以“校正”或标准化，大到从复杂的日常方言中创造出新的语言，甚至将早已作古或几告绝迹的语言重新发掘出来，以新语言的面貌出现。

对于为何到19世纪末族裔和语言才成为公认的界定民族的重要标准甚至是主导因素，霍布斯鲍姆列出了三点原因。首先，发生在19世纪前半叶的两次大规模“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在本质上都是通过知识分子所使用的高雅文化与文学语言，将分属不同国界地域的人民凝聚成同一个民族。其次，18世纪晚期在全欧洲掀起了一场极富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它为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之间欧洲各地风行的文化及语言复兴运动奠定了基础。第三，一直到19世纪末，才发展出具有影响力的、可以用来说明民族与遗传之间的关系的生物学理论或伪科学理论。对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有相似见解，他认为民族的印刷语言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具有无比的重要性。19世纪是方言化的辞典编纂者、文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黄金时代。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是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在19世纪下半叶，族群民族主义得到大力增强。种族和语言经常被混为一谈，有时种族主义者甚至会把对种族纯正度的坚持(包括对异族杂交的恐惧)推展到语言民族主义层面，要求必须戮力维持语言的纯正性(排斥外来语的影响)。曾几何时，“种族”与“民族”竟然变成同义词，而且人们还漫无边际地把种族特质等同于民族特质。

二、国家政治权力和民族语言的关系

对于如何理解国家政治权力和民族语言的关系，霍布斯鲍姆在其著作中多有论及。

首先，霍氏肯定了国家政治权力对于国语确立、民族语言存废的重要作用。“执政者及精英分子所使用的优势语言，通常可以通过国民教育或其他行政措施，而在近代国家中奠立其作为国语的独尊地位。”由此，国语便成为政治对峙中的重要工具，通晓国语成为能否加人权力机构的一个条件。若在教育及国家行政上没有得到权力支持及官方认可，地方方言绝难有“脱胎换骨”的机会，更别想与强势的民族语言或世界文化竞争。至于已“作废”的语言更是完全没有复兴的可能。只有政治力量才可以改变“次要”语言或方言的地位，为在实际上不具竞争能力的语言赢得作为教育或大众沟通媒介的地位。一旦一种非官定语言赢得了官定地位，它便会自动“创造”出相当可观的具有方言读写能力的政治选民。这一点在双语或多语国家的形成上得到了明显体现。

其次，霍布斯鲍姆强调由政治权力掌控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对民族语言建构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对新成立的民族国家来说，教育机构至关重要，因为通过学校教育，“国语”便可真正成为其民族的口头和书面语言(在此之前通常得靠个人努力)。对学校和其他教育单位来说，强行使用一种语言授课，也就意味着将某种文化、某种民族意识强加在众人身上。在把国语带人每一位国民家中这点上，小学和军队的贡献最大。在他看来，小学教育对民族语言的发展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在于：小学教育一般说来不仅能向学生传授语文和算术的基础知识，而且能(也许这点更为重要)向学生强行灌输社会价值观(道德规范、爱国主义等)；它的发展与群众参与政治密不可分。在国家推行小学教育之前，并没有口语化的“国语”存在，只有作为文字或行政谕令的书写文字，或为口语传播而产生的共同语。

第三，霍布斯鲍姆认为官僚政治之所以成为民族语言建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因为它决定一种语言的官定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中它是官定语言的“最大雇主”。霍氏认为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除非认清地方方言体系与低阶公务人员的切身利益相关，否则人们不可能完全了解语言民族主义，甚至连想攻击它都存在困难；那些母语不是官定方言的人，会被排除在文化和公私事务的较高层次范围之外，除非他们会说高级的官定方言，因为文化和公私事务一定是以这种方言进行的。

三、民族语言和民族的关系

民族是在人类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时代形成的，这种转化的重要标志是民族语言的形成。一种语言在一个民族内部如果能为大多数人自觉地使用，那么便可称之为民族语言。民族语言是认定一个民族的最过硬的标准之一。“语言是一个民族整体性的文化一心理底座。底座奠基在那里，一切(宗教、文化样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等)都不能游离，一切都被吸附。”民族语言是“塑造”民族性、传承和发扬特殊的民族文化的手段和工具。对于民族语言被视为民族的标记和烙印，德国学者海德尔认为：“一种民族语言就是本民族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它的语言。”不可否认，民族语言是形成民族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的状况对民族的形成、发展是有重要影响的。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语言对民族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开始用民族语言出版教科书、报纸，或进行某些官方活动时，代表着民族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民族语言文化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拓展的。在近代以前，尽管人民所说的语言显然不是直接塑造“通俗民族主义原型”的核心要素，但也不是毫不相关的。到了近代，语言间接影响到一般人对民族性的认定，语言对民族的重要性遂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我们现在早已习于用人种和语言来定义民族，因而忘记了这个定义基本上是19世纪晚期发明的。”⑦对此，霍布斯鲍姆列举了许多事例加以证明：“在1893年盖尔联盟成立一段时间之后，爱尔兰运动的理论家才开始将爱尔兰民族奋斗的目标和对盖尔语的维护连为一体；而一直到同一时期，巴斯克人才以其语言(而非其历史上的宪法特权)作为其民族独立的根据；并且，关于马其顿人是不是与保加利亚人比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更为相像的热烈辩论，在决定马其顿应与这两个民族中的哪一个结合上不具任何重要性。至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更进一步主张犹太民族和希伯来文是同一回事，然而，自从被巴比伦人拘留之日起，再也没有任何犹太人真的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文。它是在1880年才被人发明为日常用语，而当时发明的第一个希伯来文词汇，便是‘民族主义’。而犹太人之所以学它，是把它当作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标记，而非沟通工具。”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把民族语言当作区分民族的标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语言民族主义，是书写和阅读的人所创造的，不是说话的人所创造的。而那些可从中发现其民族基本性格为何的‘民族语言’，往往是人为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语言具有团结和区别的功 能，它被视为团结本语言集团成员的纽带，具有了把本语言集团区别于其他语言集团的作用。

四、对霍布斯鲍姆相关论点的评述

尽管霍布斯鲍姆对语言民族主义产生、发展所做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但是他总体上能够从全球视野出发，来认识与评介这一问题，使其所得出的结论更加具有普遍性。特别是他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探究人类社会的未来，进而在普遍社会历史观和整体史观基础上对语言民族主义予以说明和解释，这一点明显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分析方法。

霍布斯鲍姆在对语言民族主义进行分析时，将其还原至历史镜像中，认为“不存在没有历史或不了解其历史就能加以理解的民族”。他大量引用、考证史料，并将史料融于其理论探讨中，阐释了语言民族主义的历史变迁。他在分析语言民族主义的产生问题时，是将其与民族、民族主义的产生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的，即将其放在大的历史背景或现代化的语境下进行探讨。他认为，语言民族主义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民族、民族主义相伴相生的。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和同样有着马克思主义知识背景的、著名的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安德森的观点如出一辙，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其作用无疑是用来填补当真正的社群或网络组织，因退化、解构或失效后所出现的人类情感空隙”。这可以视为霍布斯鲍姆之民族思想的理论基底。他认为，同民族一样，民族语言是人为建构的产物，是强烈的民族情感赋予其象征意义；将民族语言视为天然的或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样的说法实则是民族主义“神话”。可以说，霍布斯鲍姆把民族、民族语言、民族主义看作历史发展组成部分的民族观，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的影响。正如霍布斯鲍姆自己所说的：“如果没有马克思，我就无法产生对历史任何特殊的兴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显然是迄今为止认识历史的最好指南。”

霍布斯鲍姆侧重于论述民族语言被民族主义所渲染之政治涵义。他认为，民族语言概念的建构，更大程度上是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是与政治性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语言并不仅仅是交际工具，还是同化异族、保持统一的工具，通过语言的一致来达到文化的一致，历来就是主流社会信奉的理念和遵循的传统。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语言民族主义的核心关怀，都是围绕着权力、地位、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打转，在他们眼中，语言的沟通与文化意义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沟通或文化对语言民族主义真的具有重要性的话，犹太复国主义就绝不会选一种谁都不会说的现代希伯来语来作为他们的民族语言。”

一旦独立的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并能长久生存下去，其境内弱小民族的语言文化势必会逐渐失传；某些弱小民族及其语言文化似乎注定没有独立自主的未来，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事实。霍布斯鲍姆就此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如果说惟一具有历史正当性的民族主义，是那种符合进步史观的民族主义，亦即那种可不断扩大而非限制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运作规模的民族主义，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小民族、小语言为了延续和发展而进行的抗争呢?这类例子如此之多，难道这些捍卫传统、争取自身生存空间的举动仅仅是对无法抗拒的历史进步潮流的无谓挣扎吗?这一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多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民族间融合的不断发展，优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同化难以避免。对此，许多学者疾呼要不遗余力地保存和发展包括语言在内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这些观点不同的是，霍布斯鲍姆认为：符合进步需要的小民族、小语言，必定是自甘作为强权大国的附庸，安于民族命脉与语言文化消亡的命运，沦为历史泡沫或后世子孙感怀的对象；更有甚者，某些小民族乃至民族国家也认为，能够经由整合而融入另一大国之下，其实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倘若一个国家的主要民族和国语的优越性不致引起争议，倘若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能珍惜并促进其境内的方言和少数民族的语言，那么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反倒可得到保存，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与风土民情也可获得延续，从而使国家呈现多彩多姿、多元传统的景象；也许，在可预见的将来，方言会逐渐被国语淘汰，甚至就此消失，但这些失传作古的语言不可能完全没有留下任何遗存，后世子孙必会做复古的努力，他们将在搜集“民谣”的过程中，使古文化再度创新。

尽管霍布斯鲍姆承认历史上不乏大族践踏小族语言、文化的例子，但他或许更偏爱符合进步法则这个说法，因此他并不觉得大文化和小文化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反倒认为某些即将失传的文化，可在现代化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延续下去。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同化是不是在弱势民族自愿、非强迫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发生。“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当都德在《最后一课》中写下这样的词句时，所表达的不仅是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语言的情怀，更反映了法国沦陷区的人民被剥夺民族语言的悲愤。相比于非人道的种族强制迁徙和清洗，这种强迫进行的民族同化对弱势民族的伤害和威胁也许更为持久，并且往往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使用母语是人们的语言人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有权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使用自己的母语，剥夺他们这种权利，也就是剥夺他们的语言人权，侵犯他们的基本人权。”语言人权关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生存权，对这种人类最基本的权利，要予以尊重。

其次，对民族语言的尊重不能走向极端，现在很多自认为语言弱势的民族，已经对自身的弱势状况产生了反思要求。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反思走向“语言民族主义”的怪圈，在当代的经济、文化环境中，过分强调本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的独立性，并且反对吸收新鲜的外来语言文化，把本民族文化绝对化，进而发展到敌视其他民族语言的程度，那就不得不去审视这种现象了。它表面上看来是以弱势姿态抵抗语言侵略，强调民族语言的纯净，防止它消亡，具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然而其内里却可能隐藏着一种文化中心论的自我强调，即它很可能在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自我强调中，拒绝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来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从这个层面上看，霍布斯鲍姆确实独具慧眼，他的观点有其独到、合理之处。

让我们看下面的事例：2006年，在欧盟首脑会议期间举行的一次专题研讨会上，法国总统希拉克打断法国籍的欧洲工业与雇主联合会主席赛耶尔的话，质问他为何用英语演讲。在得到塞耶尔“英语是商务语言”的答复之后，希拉克愤而率法国财长和外长离席，以示抗议。希拉克的助手解释说，他们此举是在“捍卫法语”。素以注重外交礼仪著称的法国，在外交场合如此旗帜鲜明地“捍卫法语”，其中折射出的“语言民族主义”现象，引起不少议论。尽管不可能出现普世统一的人类语言，但在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交融已经成为一种大势。如果把对民族语言独立性的强调提升到反对使用外来语言的高度，其实并不利于本民族文化和语言在开放与交融中发展。

具体到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如果没有一种为这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所认同的民族共同 语，将妨碍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建立现代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首先要建构民族共同语，使人们从对这种民族共同语的认同、热爱中产生出统一的民族意识、感情，为政治上的统一、文化生活中的交流打下基础。那些所谓的弱势语言群体“在学习新语言的过程中，并不一定会引发意识形态之争，除非是在某种语言刻意遭到压制，或被迫要以另一种语言取代时，冲突才会发生”。“最严重的问题倒不是应选择哪一种语言作为传递文化的共同语，而是哪一种语文最适合用于高等教育或最有利于现代科技、经济和沟通。”让我们再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以法语语言文化为自豪的法裔魁北克人，自然不会看着最引以为自豪的文化遗产在自己手上逐渐消失。于是，形形的保护法语、保护法语文化的运动和法律应运而生。魁北克有一个法律规定：严禁在街头出现任何英语的商业广告，任何店家如果在招牌上使用英文，则会被责令撤除招牌并面临罚款。魁北克有一种专职的“语言警察”，其工作就是上街查找“英语”和开罚单。同时，魁北克还有许多保护法语纯洁性的志愿者，他们的任务是看到英文标志就向有关部门报告，使魁北克街头永远远离英文的“污染”。这种有些极端的保护法语的做法，不仅使得魁北克分立运动愈演愈烈，而且对魁北克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通过对以上事例的思索，我们可以得出何种结论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交通、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相互间接触日益频繁，一种共同的沟通语言的出现不可避免，只局限在小地方或少数社交场合才使用的语言，一定无法跟通行各地的语言进行对抗。对此，普通民众也能够适应这种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语言调整或改变，只要该语言不致影响到只会说单一语言的人民使用其母语的权利。在与强势语言的生存竞争中，地方方言或少数语言日益面临衰退的命运确是事实，但这种衰退并不一定是因为受到国语的压制。有些人以非常令人敬仰的精神致力于维系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而且通常也会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可是这些努力，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充其量也只能减缓这类语言的衰退速度罢了。

第6篇：大家族国语范文

【关键词1多元一体；濒危语言；语言保护

【作者】肖荣钦，暨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l级博士生。广州，510632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132-006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濒危语言的关系

民族问题是关系我国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2009年9月，胡总书记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必须坚持一切从我国民族问题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先是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提出的关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56个民族之间关系的民族理论。这一理论已成为处理我国内部民族关系和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它对指导我国民族团结发展，共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费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总的来说就是肯定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整合体，它既重视各个民族的个性特点，即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体现出各民族在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渴望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愿望。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可体现在各族人民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主要是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上。语言是文化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载体，因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就体现在民族语言的多样性之上。在费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也指出：民族语言是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几个特点之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56个民族实际使用着120多种语言和超过60种文字，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内部语言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也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这120多种语言中，使用人口超过10万的语言有31种，使用人口在1万以上10万以下的语言有19种，余下的语言使用人口都不足万人。①由此看来，我国各种语言的使用人口较不平均。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绝大多数人口集中使用极少一部分语言。

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濒危语言的界定，结合我国语言使用人口的状况和国内相关语言学者的看法，我国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下的语言大都处于濒危或临近濒危的状态，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上万人以内的语言也有相当一部分处于临近濒危的状态。我国具体的濒危语言大概包括以下30多种语言：阿侬语、仙岛语、柔弱语、土家语、达让僜语、格曼僜语、义都语、苏龙语、木雅语、畲语、仡佬语、羿人语、拉基语、普标语、木佬语、布央语、塔塔尔语、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康家语、赫哲语、满语、鄂伦春语、东北克尔克孜语、京语、倈语、台湾高山族诸语、五色话、吾屯话、倒话、唐汪话、土尔克曼话等。例如满语使用者迄今为止只剩下居住于齐齐哈尔的3名年过80的老人；分布于我国东北的赫哲语，至2000年底，只剩19个60岁以上的老人会说本民族语言；位于云南麻栗坡县的普标语使用人口也只有50多人。语言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这些语言一旦消失，依附于该语言的文化、艺术、传统也将会消亡，中华民族的多样性就会被削弱，“多元一体”格局也将受到一定的冲击，继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按照我国拥有120种语言的总量来计算，我国濒危语言占了全国语言总量的1/4，也就是说，我国每4种语言就有1种处于濒危的状态。就该比例而言，我国语言濒危的问题已经相当突出，并已可能对我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体系造成了潜在的冲击。因此，在当前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民族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人民生活相对平稳的境况下，濒危语言的保护也应该引起国家和人民的重视。

二、我国濒危语言保护的现状

我国《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义务教育法》都规定了在我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此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推广与发展，我国已给数十种没有文字系统的语言创制了文字，并且编制了相应的民族语文教材，开办民族语文学习班，推广民族语言文字。另外，坚持在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政策，这些都体现出我国政府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多元性的支持与保护，从政策层面上支撑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即使如此，我国依然有一部分语言步入到濒危语言的行列。

对语言濒危这一现象的认识，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某些敏感的语言学者当时已开始察觉到中国某些民族语言衰退的现象，并且开始自觉地对这些濒危语言进行了音像录制和编写语言词典等语料存档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一批语言学者对濒危语言认识的不断深入，加上他们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大力呼吁，国内的语言濒危现象逐渐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

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被誉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迄今为止最有权威、影响最大并且最具法律效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就包括了“语言”这一项内容。2004年8月，我国正式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公约》成员国之一。这一举措表明我国政府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与保护提升到国际的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同时也表明我国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正式与国际接轨。

三、“多元一体”格局下我国濒危语言保护的对策

濒危语言保护的大众化是当前语言保护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国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为民族多元文化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这一课题的开展和成效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发展。

濒危语言的大众化所面对的群体应该包括两种：使用濒危语言的民族群体和他民族群体（重点是指强势语言民族）。对于自身民族而言，“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民族的自豪感，使本民族知道使用和保留自身语言的价值所在，体现出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对于他民族而言，“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真实地接触到濒危语言，让他们感觉到这些语言的存在，并最终不知不觉地接受这种语言及其文化，甚至对这种濒危语言产生喜爱之情，并让这种濒危语言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生活中感受到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下面我们将要探讨“多元一体”格局下我国濒危语言保护的一些可行举措：

1 扩大濒危语言的使用场所，为濒危语言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外部力量的影响，也有来自语言族群内部对母语态度的抵触。在我国，语言濒危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强势语言占据了弱势语言原有的生存空间，弱势语言在失去生存空间后，其发展受到制约并逐渐走向式微，最终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的濒危就是由于汉语逐渐成为该民族主要的日常交际用语，使得满语在本民族日常生活中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长此以往，其语言活力逐渐下降，最后沦落为濒危语言。

如果政府在日常公共生活场合中注意引导和鼓励人们使用本族语言，人为地为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提供足够的生存活动空间，那么就可以使这些濒危语言得到有效的干预性保护。比如在民族自治区域实施双语或多语播报（例如公车播报、电台播报、电视播报等等）；使用双语或多语指示牌；在民族聚居或民族杂居的地区和学校，鼓励使用自身民族语言进行族内交流等。这种举措都能有效地提高民族语言活力，给濒危语言提供一个多元的生存空间。濒危语言的生存空间得到了拓展，本民族对自己族群语言的自豪感也会得到增强。值得深思的是，人们在某些民族地区经常能听到中英文双语消息播报，却缺少了民族语言的播报。

比如电台播报，虽然中央人民电台等都有推出少数民族语言频道，但是仅限于数种人口较多的民族语言，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播报普及度并不高。在美国，印第安人部落的语言很大一部分也属于濒危语言，比如分布在俄勒冈州Warm Spring社区的Numu语，最初只剩下不到10名母语者，但是当地政府坚持电台播报，并配有一套完整的“语言复原计划”，现在Warm Spring社区能说Numu语的成员越来越多，这些成员大多是通过电台耳濡目染地学习Numu语，并且开始把Numu语当作母语传给他们的下一代。通过美国对Numu语的保育和保护，我们可看出美国正是充分利用了电台播报这一渠道，为濒危语言提供一个广阔的使用和发展空间。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检讨学习。

2 注重媒介的推广与宣传，引起人们对濒危语言的关注

媒体是现今生活最有效的推广与宣传媒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通过媒体得知某个濒危物种、某种将近失传的文化艺术形式的状况，可是我们却很少发现有专门针对濒危语言或濒危语言保护的相关报导。媒体的缺位可能是造成人们对濒危语言关注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在濒危语言的保护中，当代社会最大众化的信息交流平台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那么，濒危语言的保护也很难引起大众的关注。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鼓励不同的媒体拍摄系列濒危语言保护宣传短片（如公益广告）、录制调查报导、深入跟踪报导、引导民间论坛或主流网站等方式，对濒危语言进行全面深入的宣传。

对濒危语言进行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除了颁布一系列法令、条例外，也非常注重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宣传，比如在2009年第2期的《教科文组织信使》①，就是以濒危语言保护为主题，并且把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②，呼吁人们珍爱自己的母语。近些年来，我国对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加深，并从2006年起把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周六定为“文化遗产日”，但是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语言”这一方面的宣传报导力度还远远不够，濒危语言的保护也就无从引起人们的重视。

另外，除了媒体的宣传外，其他媒介宣传手段也应该得到鼓励与提倡。例如某些活动或某些品牌常常喜欢采用一些动植物作为品牌的标志，如熊猫就曾成为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标志，同理，某种濒危语言的文字或语言符号也能担当品牌标志。充分利用媒介的宣传，一方面可以引起人们对濒危语言的关注与重视，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强濒危语言使用者的民族自豪感，使濒危语言使用者更懂得爱护自己的母语。

3 适当的商业化，引导濒危语言走向大众文化领域

濒危语言保护的商业化不同于媒介的宣传，后者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的推动来宣传，偏重于公益性的，而前者则是最大限度地发掘濒危语言的商业价值；后者是被动的，前者是主动的。

语言是一种资源。既然是资源就具有价值，有价值就可以推向大众市场，使语言的价值得到最好的实现。因此，我们要充分挖掘濒危语言潜在的市场价值，使其走向大众文化领域。我国对濒危语言的保护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学者的语音存档和编写词典、教材，以音频或文本的方式对语言进行记录。而这样的记录大都只是停留在学术层面，没能让濒危语言冲出学术殿堂的篱笆、走进大众文化领域，因此，语言作为资源的价值也就无法得到体现。

近年来，少数民族语言的市场价值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例子来体现：第一，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最近几年的“青歌赛”加入了原生态唱法，被选送的原生态歌曲绝大多数是属于少数民族歌曲，其在舞台上的表演形式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态；第二，2008年北京贝依国际文化有限公司等发行了全球首张壮语音乐专辑《贝依》③，该专辑一共收录了15首歌曲，其中8首歌曲歌词为纯壮语填词，7首为壮汉双语填词。前者是把民族歌曲原生态地搬到艺术舞台，是民族歌曲与表演大舞台的结合；后者是用民族语言填词，谱入现代流行摇滚的乐曲，是民族语言与流行音乐的结合。二者在大众群体中都得到不错的反响，在体现出语言价值的同时也成功地把少数民族语言领进了大众文化领域。在这种商业形式下，民族语言被赋予了全新的活力。

以上两个少数民族语言价值得到体现的例子可以说明民族语言“大众化”的可行性。因此，作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语言也能拥有大众流行的元素，只要合理地发挥濒危语言作为资源的商业价值，濒危语言也能走出枯燥的学术殿堂，走向大众文化领域。把濒危语言打造成大众文化，这一方面实现了语言的资源价值，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民族“多元一体”理念的“多元”体现。

4 加强学校教育，夯实濒危语言保护的基础

学校教育对濒危语言的保护起到关键的作用。学校教育在濒危语言保护层面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培养学生正确的语言价值观，向学生灌输濒危语言保护意识；二是在民族地区落实“双语教学”政策，在非民族地区尝试把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引进课堂。

语言价值教育的第一步是培养学生正确的语言价值观。虽然我国现在推广普通话教育，但推普的目的不是为了抑制方言或其他语言的发展。我国《宪法》等法律法规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因此推广普通话与语言保护，特别是濒危语言的保护二者并不冲突。而培养学生正确的语言观，使学生明白“语言无分贵贱”，让学生知道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学校语言价值观教育的首要方面。另外，课堂教学中，我们都习惯向学生灌输环境保护意识、动植物保护意识，比如宣传我国国家动植物保护名录等，这些都体现出人们对自然保护有较强的意识。我国也有一批濒危语言名录①，因此，在课堂上也要注重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宣传。这是我们在学校教育和语言保护工作中一直忽视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我国在民族地区现行实施的“双语教学”政策，其目的是为了使民族地区的学生能够在学好自身民族语的同时能够熟练掌握汉语。可是由于教学重点的偏颇，加上对“双语教学”政策的目的认识不够明确，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学生在熟练使用汉语的同时，渐渐放弃了自身民族的语言。如果一种语言遭到本民族人们的抛弃，该语言就很有可能变成濒危。“双语教学”的操作失误也是导致一些语言内部年龄断层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反省。此外，政府教育部门、学校等也可以考虑在非民族地区实施民族语文教育的可行性，例如可以尝试把民族语言作为一门选修课，为那些对民族语言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学习培训的机会。

5 重视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尝试建立语言博物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也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当一个民族的语言濒危的时候，该民族文化内部也同样会产生崩裂瓦解。相反，如果我们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为民族文化创建一个和谐发展的空间，比如建立文化保护区，合理地开发以当地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区或文化节，那么，我们在保障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同时，也能激活濒危语言的活力，使濒危的语言得到继续健康发展的空间，让语言真正发挥本身作为资源的作用，同时也能让大众接触到濒危语言。

濒危语言的出现，导致语言多样性的锐减，从而引起文化多样性锐减，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于语言的保护，世界各国都在竭尽全力，其中有的通过建立语言博物馆引起人们对语言保护的关注。对于人类而言，以博物馆的形式接触任何一个知识领域来培养发展自身的兴趣都应该是可能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响应联合国号召创建一个“语言之家”博物馆、乌克兰基辅大学正筹建一所语言教育博物馆、芬兰赫尤里卡博物馆专门开辟了一块语言文化空间、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长期有语言展区等这些语言博物馆样式都值得我国参考学习。其实国内的学者对语言博物馆的建设也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如西南民族大学罗庆春教授就曾经提出希望我国建立一座语言博物馆。

6 鼓励设立语言保护基金，颁布语言保护有关的条例

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保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投入可能比保护某种动植物还大，而我们也不可能指望研究和保护的投入可以带来什么巨大的收益，并且这些投入的成果也不一定能在短时期内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保护不只是一代人的努力就能成功的，它是需要几代人，甚至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这么庞大的投入和漫长的过程，单靠政府的能力是难以达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应该鼓励设立相应的濒危语言保护基金，这个基金可以是针对某一特定语言的，或是特定区域的，也可以是开放性的，或是非开放性的。如果设立了相关的濒危语言保护基金，语言工作者（包括专业的或非专业的）就有了更多项目资金来源，对濒危语言保护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士也能直接地投身到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中来。学校和团体也能够透过这些基金进行濒危语言保护的教育。

尽管我国《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义务教育法》等都提到了我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语言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就宣读了有关语言生态保护和濒危语言保护的文件，形成了目标一致的行动纲领，我国也加入到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当中，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语言保护的法律法规。在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只有总则第八条提及“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因此，制订有关濒危语言保护条例，把濒危语言保护提升至法制的框架之下是十分必要及紧急的。

另外，我国政府也应当尽快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濒危语言保护名录，像动植物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向社会公布相关的濒危语言名录和所在地区，使广大人民对濒危语言有最基本的认识。同时也规划濒危语言保护区（村），采取积极的措施保护濒危语言的生存和使用环境。

四、小结

第7篇：大家族国语范文

边疆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至关重要。我国少数民族多地处边疆地区，与多国接壤，当地情况关乎国家的稳定大局。作为以民族语言为特色、以少数民族群众为对象的传播媒介，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对维护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一、 畅通信息渠道是维护稳定的条件

2015年到延边考察调研时指出，全面小康，哪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49%，5个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3.7%，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族地区是短板、重点、难点。③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电视、报刊作为新闻资讯传播的载体，是连接中央与各民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纽带，既是我们新闻事业的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民族工作的组成部分。基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与群众文化水平，广播这一载体受众率更高，传播效果最佳。

少数民族地区存在通汉语能力比例低的弊端，据新华社2016年5月消息，长期处于教育洼地的新疆南疆地区，双语教育普及率在实现“提质扩面”后达66%。④这意味着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南疆群众无法使用汉语沟通。门巴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通汉语能力的比例甚至在20%以下。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打破了语言不通这一因素的限制，畅通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息接收渠道，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其一，将国家政策传入。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国家分别采取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农行动、重点扶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等措施，将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扶持政策用节目的形式传达落实下去，是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责任和义务。节目策划中对民族特色、民族思维、民族心理有所考量，能够实现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传达。

其二，将科学技术传入。科学技术的传入既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又能促进当地发展。2014年荣登“中国好人榜”的苏文丰，在广西巴别乡广播站坚守基层广播26年，作为一名普通话和壮语广播员，向群众传播国家政策、传递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是其工作的重要内容。⑤

其三，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扬传承。开办文艺广播是文化传承的方式，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运用维、汉、哈、蒙、柯5种语言广播的《新疆好声音》节目，在全区寻找“百名朗诵达人、百名歌舞达人、百户读书家庭、百篇新疆美文”活动，把弘扬民族文化的精神传递到了各族群众、每位参与者心中。

二、增近民族感情是维护稳定的根基

电波传递民族情。曾说：“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感情，它是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并且在很长的时期还要存在下去……对民族感情要适当重视，无视它是不对的。”⑥民族感情较为感性，即便当今社会普同性有所增长，但基于地缘、文化、宗教、语言等因素，民族感情的特异性仍是埋在少数民族群众心中的一个梗，它关系到民族团结。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可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需求，在维系民族感情方面至关重要。

在产业性质上，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本身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社会效益的构建者，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安全视野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环节。它的文艺节目、新闻节目等如运用得当，所争取来的社会认同感有助于打造一个以民族文化传播为核心、具备媒介品牌和文化品牌双重性质的广播系统。

在语言特性上，“共同语言”可作为民族共同体的首要特征。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反映着各少数民族的语言艺术和文化特色，并作为一个稳定载体将语言系统化。“民语”广播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仅要做到书面改口头语、文言改白话，更要用少数民族独有的语言进行广播，它要求工作人员懂新闻、懂民族，通晓双语，做好译制工作，这决定了从事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工作的多是少数民族。也进而说明了社会与个人同等需要这份“自己的”事业，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将之薪火相传。

在发声渠道上，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作为深受当地群众信赖的主流新闻媒体，可唤醒少数民族公民个人“当家作主”的主体意识，引导其参与国家权力的运行和监督，从而避免民族矛盾，解决民族问题，争取民族权利。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在落实当地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方面大有可为。历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旨在表彰各民族先进人物和集体，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对其进行宣传报道，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要想获得群众认可，信息内涵、知识内涵、情感内涵必不可少，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合法权益，新闻、传达政策不使用伤害民族感情的错误提法等原则必须坚守。

三、做好社会动员是维护稳定的力量

与拉斯韦尔“社会协调功能”相对应，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舆论引导”的广度、深度、时效性可扭转群众因一时盲目而导致的民情轨迹偏离，坚守正确的立场。

在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成立早期，创办藏语广播是直接为解放服务的。朝鲜语节目的创立也曾为动员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从而推动全国解放做出了贡献。政府具有舆论引导的职责，民语广播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介，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应树立“政治家办台”的观念，接过舆论引导的接力棒，引导纠正群众的思想和行为。

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内，民情复杂，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地处边疆，问题矛盾凸显。西北边陲的新疆与8国接壤，有33个边境县（市），突发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若没有监督、引导、管制，放任、民族分裂分子及宗教极端分子肆意所为，不仅危害少数民族同胞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如今，少数民族语言广播面临的课题不是“做到舆论引导”，而是“提高舆论引导的及时性、准确性、针对性”。

除上述特殊环境及突发事件外，对少数民族群众日常生活的舆论引导，还体现在广播节目内容定位上。在政府支持下，改善当地的收听条件是开办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硬性条件，而群众的收听行为、收听习惯决定了内容定位是办好民族广播的软性指标。少数民族学者巴德玛提出，“各语言广播节目尽可能根据本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和听众要求来确定内容。”⑦从长远角度看，把握收听规律，“因地制宜”地探究民族广播内容定位特色，对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不仅需要，而且必要。

内容定位应从突出民族特色和抓住受众特点上下功夫。广播节目立足本民族活动报道，力求解答本民族群众聚焦的热点问题，力争在政策、信息、技术等方面答疑解惑，提高语言广播节目的可听性。例如，辽宁省桓仁人民广播电台朝鲜语节目中开辟“老李谈政策”“你问我答”专栏，针对群众的信息诉求对症解决，避免了矛盾积累，也提升了少数民族群众在突发事件中的辨别力。

四、重视对外宣传是维护稳定的手段

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作为颇具潜力的软实力资源，运用有效的传播方式，争取传播主动，对内可完成舆论引导使命，对外可承担外宣责任。营造有利的国内国外传播环境，是中国外交策略之一，也是维护我国社会稳定的手段。

从同胞角度看，海外华人华侨能聆听到祖国的声音。据央广民族节目中心主任赵连军介绍，从2014年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开始走向世界，目前藏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3种民族语言广播在“一带一路”周边的4个国家、5个城市落地播出。这一改观，使得居住在国外的少数民族同胞有了从“很难听到民语广播节目”到“接受到了打包式的信息”的变化。

从国际角度看，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节目作为国际化的传播平台，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办好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有利于防止国际广播掠夺我国的听众，尤其在“”渗透思想面前成为引领舆论的发声利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电台”曾分别在设立藏语广播和藏语节目专栏，在美国政府经费的支持下，发出不实的煽动性言论，混淆视听，破坏社会稳定。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创办可抑制这一弊端，在国际言论上争得一席之地，发出中国声音，向国内外少数民族同胞揭露不法分子的虚伪面目，传递真相。

民语广播的对外性，决定了其本身不仅是一个传播工具，更是象征着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文化品牌。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作为对外媒介，采取“对外采访、节目交换、项目合作”的形式与临边国家交流合作，可促使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节目在对方国家落地，增进邻国间的互相了解和感情交流，维护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外传播中，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坚持“本土化”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对象国的国情特点，把握好节目的针对性和贴近性，做到有效传播。而如何承担起外宣责任，做好民语广播的对外传播是摆在少数民族语言广播面前的新一轮课题，既要在节目质量上精益求精，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把关原则。

总之，在经济条件逐年变好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群众的新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在电视上有镜头、在报刊上见文字、在广播上出声音的追求渐成常态。无论互联网发展得如何火爆，正视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仍旧是政策、信息入耳入心的最佳途径，在维护社会稳定上的作用举足轻重。

注释：

① 罗哲宇.我国民族语言广播现状调查[J].新闻与写作，2016（5）

②人民网重庆视窗：《到延边：全面小康哪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2015年7月17日

③ 望记者：《还有6年，民族地区离全面小康还有多远》，微信号： 望，2015年6月

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站：《南疆双语教育普及率已达66%》，2016年5月22日

⑤广西新闻网：《苏文丰：独守乡村播音25载播出巴别好声音》，2014年8月

第8篇：大家族国语范文

关键词 主体民族 少数民族 语言文化

中图分类号：H2 文献标识码：A

依据民族学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文化是各民族在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与环境不断调试和适应的结果。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语言的发展也反映了民族历史发展的脉络。在语言文化中，语音、词汇、语速的消失、变化或借代都是民族融合、民族文化接触的有力证据。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发展到今天已经发展成完备的语言体系。语言是人类劳作的产物，任何语言都能表达人类最严谨的思维，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形式。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间语言文化的互相学习和理解显得尤为重要。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语言的适当掌握和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理解，不论从主体民族自身还是从少数民族成员自身来说，都是有所裨益的。增进社会成员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培养多元文化的思维是多民族国家中包括主体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成员的存在方式之一。

民族学视角下的双语教育是培养多元文化人的教育，民族教育的对象不仅仅是在社会中人口居于少数的少数民族群体，也应该包括汉族在内的主体民族。少数民族积极学习主体民族语言文化，是少数民族适应主流社会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了使少数民族尽快融入主流文化，提升自身适应社会的能力。汉族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则是表达了汉族对于历史的尊重，中华民族形成历史是一部各个民族交织互动的历史，无论从血统上看还是从单个民族的形成史上看，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接触和融合是持续存在的，所以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了解也为其全面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他者的眼光”。在少数民族学习主体民族汉语汉文化的大趋势下，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学习和了解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具有更为深远之裨益。

1 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了解有利于保存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我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除回族、畲族一直使用汉语，满族在近代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在同一民族内部还存在着因地区不同和支系不同而使用本族不同语言的现象，如景颇族使用景颇语和载佤语2种语言；瑶族使用布劳语、勉语、拉伽语3种语言。我国民族语言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等5个语系，①共有10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在历史上，我国有无数语言由于外不和内部的种种原因消亡了。②随着文化交流渠道的增加，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语言将日趋单一。在世界范围内对英语的学习和使用推动了各国人民对西方思维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然而也增加了许多国家内部的民族语言，尤其是少数民族族群语言的濒危现象，语言濒危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民族面临的问题。

语言的消失也意味着一种文化消失。文化始于族群生活的环境，文化本身是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对于其自身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一方面，文化是丰富而平等的，学习和了解他族的文化，可以维持文化的多样性，以更宽泛、更人性的视角看待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和了解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和保存提供了更大空间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化具有实用性，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失去现实存在意义的文化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消失。随着语言使用人数的减少，语言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主体民族对于濒临消失的民族语言的探究，是记录该民族语言的动力并为记录该语言提供了除去本民族成员以外的新的视角和方式，为将来研究民族语言变迁，民族文化接触，民族群体迁徙提供了宝贵的文字材料。

2 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了解有利于促进主体民族多元文化思维的形成

汉族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与了解，是培养主流民族多元文化思维的途径之一。按照西方跨文化心理学学者的观点，少数民族个体选择何种模式适应主流社会是与其自身的认同态度相关的，但同时主流群体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也对少数民族个体认同态度的选择和文化适应模式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少数民族个体涵化的过程中，可被感知的、来自主体民族的积极态度促进了少数民族个体的涵化，而可被感知的、来自主体民族的消极态度加速了少数民族个体同主流文化的分离。

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了解，是主体民族形成多元文化思维的必要环节和文化基础。多元文化的思维不仅是多民族国家事实存在的多元文化在思维上的反应，也是当前世界文化激荡的合理接纳路径。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多元文化思维的形成是主体民族承认和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现存文化价值的方式之一。多元思维是多民族共存的基础，增进汉族对少数民族思维和文化，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了解，才能使主体民族以更具包容性的态度接受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而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帮助少数民族群体适应主流社会。

3 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了解有利于减少不同民族间的误解和冲突，增强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和稳定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础。从全球范围看，在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之间由于语言差异、思想观念差异、等文化差异而引起的误解和冲突会严重破坏社会的稳定。文化的差异是各民族跨文化交流过程中面对的主要问题，思维方式的不同所造成的交流不畅在一定程度上甚于种族、体质的差异。按照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的观点，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阶层的成员在自身所生长的社会环境中实现了社会化，其成长的过程也是对一定社会规则和文化规则的内化的过程。不同民族对同一文化现象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他族文化的评价应在充分了解该种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以便减少冲突增进互信互惠。

了解彼此的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化是解除文化误解的第一步。某一文化主体对于他者文化的了解使得该认识主体可以在面对文化冲突时理性地站在对方文化的角度思考和处理交际中的思想和行为差异，从而减少因为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对于异文化的学习和了解在减少了民族冲突的同时也加强了民族团结。理性的交流是获取信息和处理纠纷的前提。在对异族语言文化理解基础上的交流才是理性的、有操作性的交流，进而为不同文化主体的进一步了解和共处创造了弹性空间，保证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

4 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了解有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

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经过潜心的研究，提出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已经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③即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其中“一体”是指中华民族实体，“多元”是指中国境内56个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对我国民族现状的准确描述和概括。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每一个民族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反映了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彼此在文化和历史上的相关性，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其在文化、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文化是今天民族交流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这与汉族了解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并不矛盾。汉族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是维持和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方式之一。作为主体民族的汉语、汉文化由于其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包容性不仅对国内的少数民族，对周边的很多地区和国家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美国学者亚瑟·昆斯特在《亚洲文学》里写道：汉语在其远东影响范围内所曾占有过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是远非拉丁文和希腊文在西方的地位所能比的。故汉族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学习和了解的目的不是掌握某一种少数民族语言，而更多是培养其多元的文化思维，从而在不同的文化中取长补短，这既使富有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可以不断生长发展，也可以使我国各民族可以在经济、文化等各面共同进步。

5 总结

人和社会的发展是以文化为依托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保持、延续和记录是人类宝贵遗产的积累。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中的软实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是我国发展的起点和根基，中国历史是一部各个民族的变迁史，也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史。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是一部活的人类化石，是值得除了本民族成员之外的其他民族成员去了解并记录的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文化瑰宝。

在民族学的视角下，文化是在人类发展中形成的适应于特定人群的一系列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对于民族语言文化的了解既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需要，也是保持文化多样性，培养多元文化思维的方式。在当今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学习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化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本民族进步的途径；而同时，主体民族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了解则是加强各民族之间文化理解、保持文化多样性、增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共同进步的有力保障。

注释

① 高崇慧.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保护[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第9篇：大家族国语范文

在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主导的“欧洲化”的社会风气下，首先更换了俄国贵族的整个外形，彼得决心首先从外观上彻底改变俄国人的面貌，剪胡子剪袍子的故事家喻户晓。留胡须要出钱购买留须权，商人每年100卢布，贵族和官吏每年60卢布，城市居民30卢布，农民每次进城出城缴纳一戈比，并为农民特制了一个小铜牌，正面画着大胡子的图案，反面写着：须税凭证。自古以来俄罗斯男人以留大胡子为美，那些大贵族均以自己的胡子为自豪，他们每天梳理胡须的时间比妇女化妆的时间还要长，不留胡须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在男人的眼里，胡须是男性的标志物，它比身体的任何部位都重要。在基辅罗斯时代的《罗斯法典》中甚至有这样的条款，打人致残罚款3个格里夫纳，而拔掉胡须者罚款12格里夫纳，在1551年的宗教《百条》规定：凡是拔掉胡须者必遭到痛斥并被逐出教门。伊凡四世曾说过，罗斯男人若像西方男人那样剃去自己的胡须，那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孽，是对上帝赐予的面容的歪曲。在彼得的硬性规定下，俄国人对自己身体的外观没有任何选择权，彼得命令任何裁缝都无权制作俄式服装，所有的商人也禁止出售俄式服装，能否自由地留须甚至成为农民起义的一个原因。

对贵族子弟的规范教育思想是从言语入手的，圣彼得堡一直保持着“异族人”的高比例。18世纪俄国贵族首先受到波罗的海日耳曼骑士团贵族的影响，“俄罗斯历史的整个彼得堡时期都被笼罩在德国人内在的和外在的影响下”（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6页），彼得大帝强迫贵族说外语，《守法镜》规定贵族社交场合必须讲外语，他给参议员作了指示，“不准像市场上的娘们一样大喊大叫”，因为沙皇在公开场合讲德语，学习欧洲语言便成为官员们的必修课。通晓外语是贵族的身份性标志之一。18世纪，在宫廷的主导下贵族中先是以说德语为时髦，然后是法语和拉丁语。不会讲外语或者外语说得不好就会受到众人的嘲笑。托尔斯泰说：“大家知道，在俄国，法国话本身仿佛就代表着一种官阶等级。”在1755年莫斯科大学创办之前，所有的学校都是以外语教学为主。1730年罗蒙诺索夫初到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校，就被德国教授要求用拉丁语讲话，罗蒙诺索夫可怜地回答：“我不会拉丁语。”教授愤怒地说：“真是不可思议。”所以俄国贵族往往精通法语、德语以及欧洲大陆诸语言，而很多人母语很差。比如，鲁缅采夫在公众场合讲德语，公爵丘别伊则认为如果是俄语和法语比较，前者则显得很轻浮（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51页）。定居在俄国的日耳曼人纷纷寻找贵族出身证明，德国人在俄国军队中的显赫地位是有传统的。1712年俄国的31个将军中有12名是外籍人。1730年安娜女王时期，179个官员中，50个是日耳曼裔。1812年卫国战争中俄军高级军官除了库图佐夫等少数俄罗斯裔以外，军团一级和参谋部很多人都是日耳曼裔出身或具有外族血统。

根据俄国《显贵集》统计：在俄国的贵族中，出身于俄罗斯贵族家族的只占33%，接下来的排序依次是波兰―立陶宛家族占24%，鞑靼和东方家族占17%，德意志日耳曼家族占24%（瓦・奥・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卷，204页）。1717年俄国贵族社会行为范本《治家格言》就是从德文译过来的。赫尔岑讽刺这种追逐欧洲的思潮说：“为了形成一个公国，俄罗斯需要瓦兰吉亚人，为了成为一个国家，俄罗斯需要蒙古人，为了成为一个帝国，需要彼得大帝的欧罗巴主义，它所有的过程都是追随别人献出自己。”（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65页）

叶卡捷琳娜主导的欧化风气，影响到整个贵族阶层，当时能够拿起笔杆的俄国贵族，以书写法文为“时髦”。这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俄国贵族的特点。齐切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的双亲的全部愿望就是我们要受到欧洲教育，他们认为这种教育是对任何俄国人的最好的美化，也是报效祖国最可靠的手段。”比如莫斯科大学开办之初，便附设了两所中学，即贵族中学和普通中学。贵族中学里除学习古文外，还要学习德、法、意等国的语言与文学，而普通中学里只学习古文，贵族中学由于课程极大地优于普通中学，需要学习击剑、音乐、舞蹈、绘画，而上级认为普通中学没有必要学习这些艺术（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294页）。平民知识分子在公立学校不能读到西欧作家著作的原本，“在颇长的过程中，在我国用俄文出版的书籍，只有比较有教育的非贵族知识分子和受到适当教育的‘县贵族’才去阅读”（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294页）。贵族都以能阅读英、法、德、拉丁这些原文的书籍为荣。为了让上司阅读方便，18-19世纪俄国大量的政府公文都是由德文、法文记录的，就连十二月党人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都是由俄文和法文两种文字书写的。

法国大革命以后俄国成为法国旧贵族的避难地，他们大批地涌入，混迹于彼得堡的各种交际场合。1797年保罗一世把孔杰王子的整个军团都接纳到俄国服役，他们把法国贵族的生活方式带进俄国，19世纪又以说法语成为时髦，莫斯科贵族开会时第一语言是法语，有时候是先用法语讲一遍，再用俄语翻译一遍。莫斯科总督戈利岑因为自己不擅长讲俄语，如果谁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便能得到他的器重。诸多贵族家庭教师主要功能就是教授外语，以至于到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禁止国务会议成员用法语发言，强迫大家使用母语。19世纪初在彼得堡就有4000法国人，占城市人口的0.5%，当时彼得堡外国人比例最高的是德国人，在1869年曾经达到4.5万人，占彼得堡人口总数的6.8%，但其中绝大多数是彼得时期波罗的海德国侨民的后裔，很大程度上已经俄罗斯化了，就影响面来说，他们不如法国人。贵族就其富裕程度、文化水准、生活修养而言不逊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正是这个阶层的长期经历欧洲文明的熏陶，贵族阶层在文化上与欧洲是相通的，而低层则是“亚细亚式”的。18世纪至19世纪欧化影响主要在上层，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文化不对称性。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同是在一个国家里，贵族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具有600年的差距，俄国与欧洲文化的差异甚至还没有贵族文化和农民文化的差异大。

经过一两代的外语教学，贵族的母语都在退化，就连我们熟知的拉吉舍夫的名著《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部被奉为“18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代表作”，它的语言的致命弱点“是文字粗糙”，所以具有这样的问题，是和拉吉舍夫的出身分不开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这一缺点是由于我们作家的生长条件，他在童年时必须掌握法文，后来拉吉舍夫又精通德文和英文，而俄文则像当时几乎常见的一样，是学习赞美诗和东正教的历法，也就是说，所用的课本最多也只能教授教会斯拉夫语文，在他到莱比锡时开始忘记俄文，回到俄国任官职后拉吉舍夫感到他的俄文很差，并努力弥补他的这一缺陷，但是他也主要是用教会的斯拉夫文书籍来学习俄文的，因此在他的著作里，处处都碰到‘斯拉夫古文的词汇’。这给他的文风带来一种陈腐古老的性质。尤其坏的是，拉吉舍夫越是全神贯注，越是觉得他写的问题重要，便越要给他的思想加上一层深奥累赘的斯拉夫语文的装饰”。有人甚至怀疑该书不是出自拉吉舍夫本人，普列汉诺夫说：“不管这一假设是否正确，无可怀疑的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文字，就是在那时也是古老陈旧的。”（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367-368页）文风所及，贵族们使用俄语时也夹杂着各种外语，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描写的宫廷社交场合就是如此。这种语言风格给后来的翻译者造成很大的麻烦。

贵族的生活方式也与其他阶层不同。在俄国，贵族像西欧人，“婚礼礼仪欧化，采用外国的习俗，婚礼中有豪华的旅行、舞会和奢华的晚宴，和普通民众旧式婚礼完全不同，旧式婚礼在贵族家庭中已逐渐过时，只有普通等级还保持着过去古老的习俗”。在18世纪就是以小型家庭为主，因为崇尚西欧的生活方式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他们的婚龄和育龄推迟，而且婚龄偏晚，生育率低。19世纪50年代卡卢加省50%的贵族独身，伊尔库茨克省16%的贵族独身，而且每个家庭平均不到一个孩子。而其他阶层都是复合式家庭。

贵族等级的特权化加深了社会分裂，贵族所有权的变更、他们政治地位的上升与农奴地位的下降扩大了社会裂痕。上层开始崇尚西欧文化，从语言、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和纳税等级之间形成一条深深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后者眼里，老爷们就像是异族异类。贵族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举止穿戴、甚至外表长相都有固定的文化特征，一眼就能被认出来，他们看上去总不像俄罗斯人，而像是俄国土地上的外国人。

哈克斯特豪森在1847年写道：“俄国从18世纪开始明显受到西欧的影响，在以后的140年不断地接受西欧文明，社会上层接受西欧模式的培养，所有国家机关的建立都仿效西欧模式，法律也模仿西欧制定，但这一切仅限于社会上层，西方文明并未深入俄国下层，他们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家庭生活、公社生活、土地所有制和耕作方式根本没受外来文化和法律的影响，甚至不受政府的干涉，俄国社会上层和下层的文化差别，使得自由文化等级根本不理解农村的民间事物。”（转引自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下卷，314页）据第三厅报告：“普通老百姓非常痛恨贵族。”贵族和城里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听不懂甚至排斥农民的语言，农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面对城市的冲击，农村十分警觉，积极地抵制”。1861年以后他们才逐渐理解另一种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这种社会的分裂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的革命时期”。贵族中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是有深刻原因的。1762年是贵族的解放，1861年是农奴的解放。在这之前这两个阶级都是僵死而凝固的，军人是国家的农奴，农民是军人的农奴，所有的人都是皇上的农奴。而贵族先于农民九十九年获得解放，使得他们的文化精神生活在这期间饱满起来，也使得他们与下层文化的距离进一步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