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金融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县域金融论文范文

（一）县域经济增长加快，结构逐步优化。2013年，全省县域GDP总量为7243.6亿元，同比增长11.5%，是2007年的3.1倍；县域人均GDP为30281元，同比增长12.8%，是2007年的2.8倍。已有超过80%的县（市）摆脱了单一依靠农业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呈现多样化格局。县域经济正向特色产业主导型、园区建设牵动型、产业集群引领型、中心城市辐射型、口岸经济带动型等为主要类型的工业模式发展。

（二）县域金融运行态势良好，金融支持“三农”力度加大。2013年，64个县（市）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1.1%，与全省各项存款同比增速持平；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3%，较全省各项贷款同比增速低1.4个百分点。存贷比的平均水平为64.8%，较全省全口径存贷比高出2.2个百分点，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县域涉农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90.6%，较2012年高出2.6个百分点。超半数的县（市）该指标数值在80%以上，有16个县（市）涉农贷款比重超过90%；从涉农贷款增速上看，涉农贷款同比增长14.7%，高于县域地区各项贷款增速1.4个百分点。县域金融资源基础逐步改善，64个县（市）万人银行类机构网点布放为2.1个，较上年增长16.7%；每个行政村POS、ATM、电子终端布放数平均值为14.2个，较上年增长50.8%，是2011年的2.3倍，整体县域金融服务便利性与前两年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

（三）征信知识宣传力度加大，社会信用环境有所改善。各地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公众征信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诚实守信的意识，让信用意识深入人心。社会各界对信用记录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人民银行建立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量迅猛增长，在贷款审批、拓展信范围和产品创新、防范信贷风险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调查问卷显示，近年来，各县（市）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地区信用状况，起到了一定的成效，社会公众对信用环境满意度有所提升。

（四）中心城市辐射作用较强，特色县市综合排名靠前。在全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总体排名（见附件）中，哈尔滨地区和牡丹江地区分别有4个县（市）排名在前20名，说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市）金融生态环境发展具有一定的辐射影响，起到了带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整体发展均衡的作用。同时，部级农村改革实验区、人民银行总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验区克山县坚持“政府主导、央行推动、多方参与、共赢受益”的工作机制，建立全省首家县域信用信息中心，信用环境洼地效益凸显，2013年，位居全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排名第一位，较上年相比较有大幅提升。口岸城市绥芬河市、全国百强县肇东市金融生态综合排名均位于全省前20名。

二、黑龙江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基础环境相对薄弱，限制其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支撑。近几年，县域经济虽然能够保持一定比例增长，但经济总量占比偏小。2013年，64个县（市）GDP总量仅占全省的48.9%，县域公共财政收入仅占全省的21.7%。县域经济以农为主，二、三产业不发达，工业化程度低于中心城市，主导产业带动作用不明显。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比较落后，部分地区水利设施存在利用率低、防灾减灾能力差的现象。受地理位置、经济基础、投资环境等影响，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二）金融发展环境欠佳，制约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县域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组织结构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多层次、多类型的融资需求。县域金融市场不发达，投融资结构单一。大部分县域企业自有资本金不足，资金来源大量依靠银行贷款及少量的民间借贷，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农业保险发展相对滞后，存在着保险品种少、风险的覆盖范围小、赔付率低、对风险的分担能力不足等问题。

（三）行政环境建设有待提高，影响金融生态环境发展的作用尚须加强。各县（市）普遍没有出台债权保护方面的法规或行政规章，对逃废债的打击力度不够。金融案件及民商事案件执行标的实际到位率较低，执法效率低下、司法执行难、执行周期长。政府部门、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及司法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不够充分，影响对金融债权的维护。行政力量介入和干预农村金融的现象依然存在，不利于金融生态环境的稳步定发展。

（四）社会信用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引导作用不强。县域社会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中介服务不规范，部分现有中介机构服务不规范，手续繁杂，收费偏高，存在指定评估、重复评估、重复登记的现象，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成本和障碍。资信评级机构的资信证明可信度不高，缺乏公信力，使金融机构无法甄别评级报告的合理性。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制约了农村信用环境的改善。

三、改善黑龙江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议

（一）加强政府领导作用，助推金融生态环境战略建设。发挥地方政府在金融生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广泛开展“金融生态模范县”建设工作，出台有利于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形成的地方法规或行政规章，加大金融诉讼案件的执法力度，依法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为金融生态环境优化奠定物质基础。因地制宜，以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为契机，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建立以工富县、以商活县、以旅游强县等为特点的适合自身发展的多样格局，奠定金融生态环境中县域经济这一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加大金融服务力度，提升金融生态环境优化质量。逐步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放宽民营经济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条件，创设和重组一批县域小型金融机构，逐步提高民间金融活动的规范化程度；创新农村金融业务，在产品、利率、融资便利等方面提供服务。有效发挥央行的窗口指导作用，运用信贷评估促使县域金融机构将增量存款用于县域地区，约束农村资金的外流，引导金融机构切实承担社会责任。

第2篇：县域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支持；县域经济

一、金融支持理论的发展趋势

研究金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关系，早已成为金融实践研究领域之焦点问题。且已在以往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被充分证实。

(一)金融发展理论概述

1955年，E·S·肖以名为《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的著作，格利以名为《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的著作，开启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先河。E·S·肖和格利构建了金融发展的模型，此模型具有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到繁变化的特征。该模型论证了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作用成正相关的命题，即经济发展阶段越高，则金融发挥的作用越大。

1966年，帕特里克在其论文《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充分论证了许多金融问题，核心问题为货币供给和需求推动。研究表明，金融体系通过刺激投资和储蓄的方式。来制约资源配置和改进资本构成。如在实践中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政府会运用金融优先发展方式，去推动货币供给总量，从而拉动社会经济增长。

1969年，在35个国家100年经济发展信息基础之上，戈德史密斯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重要结论，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相关率正相关。这一重大结论奠定了金融发展的理论根基，为今后的金融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参考和分析方法，很有积极指导意义。

经济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渐拓展，其研究结果说明金融要素、金融体系的完善在经济成长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要研究经济的发展，必须从金融领域人手，以这些理论为依据研究金融体系的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金融体系改革，减少金融抑制，最终实现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

(二)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系理论概述

就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国外学者理论研究结果的借鉴学习基础之上，我国的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列举如下：

1995年，张杰提出金融成长的定义，指出金融成长范畴有两个方面，即金融发展与金融增长。张杰从金融努力、经济结构和经济状态三个角度研究了其对金融成长的影响。最后提出金融成长的内生分析框架理论。

1997年。王光谦提出金融对经济增长有三方面的贡献。贡献之一：金融借助高科技，以提高生产力和实现资源再配置及规模效益的方式，作用于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之二：金融借助经济转型，来提高储蓄一投资要素，拉动经济发展。贡献之三：金融产业借助自身价值创造。为国民生产总值做贡献。

2003年。计承江提出发挥金融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杠杆”作用，需找准均衡点。需借助金融“杠杆”找准城乡统筹建设的着力点。找准发展现代大农业建设的支撑点，来促进农村信用体系的完善。

2004年，周小川强调了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在风险防范基础之上，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合力，加大对农民农业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

(三)县域经济和县域金融两者关系的理论概述

党的十六大会议正式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之说，此后。在我国各地有很多专家就此问题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2007年，郭建民和蔡国华指出，金融抑制现象在我国各地县普遍存在。其具体表象是县域资金外流和信贷投入总量不充足的问题。他们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特色金融。实现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职能。来体现合作性金融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去克服县域金融抑制的现象。

同年，另一学者李文森指出。“三农问题”的发展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县域金融所面临困境。因为县域经济范畴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弱势群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在经济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状态良好，反之则较落后。解决县域金融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好两组矛盾：即金融企业商业化运作和县域经济效益不高之间的矛盾，及民间金融良性扩张和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之间的矛盾。

如今，在我国学术领域针对县域经济的研究还较少。还未构成科学、系统的理论框架。县域经济发展的科学研究还不系统、全面。这就需要对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二、金融支持理论综述

金融支持指国家和各级地方金融机构借助多种金融工具，来推动某个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的活动。其途径是借助金融体系与金融工具的综合利用。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支持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大。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快。反之亦然。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业也很发达。

(一)金融支持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金融支持水平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直接制约。当金融发展到相当水平时，就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金融的发展要求金融机构能高效运行，金融工具需多样化。金融的发展会导致金融机构增多，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交易成本也会降低。

(二)以金融推动主体不同的分类

以金融推动主体的差异，将金融支持分为两类，即政策性金融支持与市场性金融支持。

1.政策性金融支持

学术界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理解有异，存在国家金融支持、制度金融支持、政府金融支持等不同认知。政策性金融支持不是根据一般认知的效率准则去实施。而是根据政府政策目标而制定的。相关金融领域的政策支持，它较好的兼顾了社会的效益与政策的。

2.市场性金融支持

市场性金融支持是将市场机制做为前提，各产业通过金融机构来取得资金支持的一种融资方式。市场性金融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以社会存款为资金来源，借助负债完成信用创造，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等特征。从而实现资金支持各类企业，提供完善的融资服务。

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持。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程度和经济的宏观调控息息相关。

(三)以金融支持形态不同的分类

以金融支持形态的差异，把金融支持分为：金融制度支持、金融总量支持和金融结构支持三类。

1.金融制度支持

金融制度支持是研究各种金融制度、政策对经济所产生作用的理论。主要内容有：区域金融政策、金融开放程度、金融法律和金融组织的形式等方面的制度。

第3篇：县域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常态；辽宁县域；金融功能

自2012年，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辽宁经济更是陷入了中低速增长状态。县域经济作为辽宁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应在新常态时期继续发挥其作用，使得辽宁经济适应新常态。鉴于金融对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保证辽宁县域经济的活力，应该重新审视县域金融的作用。本文则以此为研究出发点，为提升辽宁县域金融功能指明方向，提供对策建议。

一、系统观的SFE框架概述

（一）SFE的涵义

SFE分别是指金融结构（Structure）、金融功能（Function）和金融效率（Efficien-cy）三个方面。金融结构（白钦先，2003）是指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从可计量的角度，金融结构包括量化指标和非量化指标。金融功能（白钦先和谭庆华，2006）包括由服务功能和中介功能构成的基础功能；由资源配置功能形成的核心功能；由经济调节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组成的扩展功能；由以上功能为基础，产生的风险交易、信息传递和公司治理作用于微观层面的以及引导消费、区域协调和财富再分配作用于宏观层面的衍生功能。其中核心功能和扩展功能一起构成了金融的主导功能。金融效率（沈军和白钦先，2006）可分为长期效率和短期效率。长期金融效率是通过金融功能的扩张和提升而实现的；短期金融效率则在于金融基本功能的实现程度。总之，金融效率是从金融功能方面进行考察的，即，金融服务于经济的程度，体现的是金融适应效率。

（二）系统观的SFE框架内涵

在系统观的SFE框架下，进行具体研究时要本着以下核心思想。第一，把握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金融结构决定金融功能和效率，而金融效率要依靠金融功能的发挥而实现，反之，金融效率又是检验金融结构合理性和金融功能实现程度的标准。对于金融的这三个方面，每一个方面扩展与提升都能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实现金融自身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第二，就金融功能而言，强调其整体性和关联性。由于金融是个复杂的系统，因此金融系统具有整体涌现性，即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所以，对于金融功能的研究应从整体入手，并要考察各个功能间的相关关系。第三，就金融效率而言，强调金融适应效率。由于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进而金融系统是复杂适应系统，所以相对于金融的资源配置效率，金融的适应效率更重要。第四，对金融效率的研究，宏观效率是关键。但在研究方法上，应基于系统观的视角，采用从微观金融效率过渡到宏观金融效率的方法。

（三）评价

就对金融领域而言，系统观的SFE分析框架为其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和理论基础。特别对于金融领域的研究瓶颈，如本文所研究的县域金融功能提升问题，探寻出可行的破解思路。SFE框架在于强调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而不应只拘泥于研究对象本身或其所涉及的某一方面。此外，该分析框架还强调了系统中最重要的是效率，特别是适应效率，这也为我们确立了评价金融经济问题的新标准。

二、辽宁县域金融功能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取及研究思路

1.变量选取由于辽宁县域金融结构较单一，间接金融独大，故金融指标方面只考察存贷款指标。此外，经济指标只考察该县域的经济增长情况。相关变量的说明如表1所示。2.研究思路由于金融功能难以量化，所以可以根据SFE框架所阐述的金融结构、金融功能和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对金融功能进行研究。基于上文所选取的变量，本文将分别考察辽宁县域金融规模和辽宁县域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如果两者的影响程度不一致，则可以说明作为连接两者的桥梁———辽宁县域金融功能发挥的充分或不足。

（二）数据选取

本文以辽宁省新民市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沈阳统计信息网公布的2002～2013年沈阳统计年鉴。为了消除原始变量的异方差影响，同时方便分析结论的表述，对变量GDP、FIR和DC进行对数化处理，处理后的时间序列分别是lnGDP、lnFIR和lnDC。

（三）实证检验

首先，对lnGDP和lnFIR建立一元线性模型为：lnGDP=β0+β1ln（FIR）+ε（1）对（1）式进行回归分析的OLS估计式为：lnGDP=12.92195-1.881491ln（FIR）（2）t=(14.43054)(-8.490171)R2=0.923159F=72.08301（2）式表明，在样本期间，金融相关率（FIR）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减少1.8%。可以得出新民市金融规模越大，越不利于该地区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尽管该地区的金融规模在扩大，特别是存款额逐年增长，但是增加的存款更多的是流向了该地区以外，并没有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服务。这也符合当前我国以农村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县域经济状况。同理，lnGDP和lnDC的OLS估计式为：lnGDP=20.04017-3.725678ln（DC）（3）t=(4.832063)(-3.545840)R2=0.676950F=12.57298（3）式表明，在样本期间，存贷比（DC）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减少3.7%。该结论表明新民市的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即存款转化为贷款越多，越不利于该地区经济增长。其原因之一在于贷款的对象是经济效益较差的产业或部门，从而导致这种贷款越多，反而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抑制了其他效益较好的产业或部门获得贷款，进而既影响了这些产业或部门的产出又影响了金融部门自身的盈利，最后造成该地区总体生产总值的下降。此外，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贷款的流失，虽然该地区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比例较高，但是绝大多数贷款都流向了该地区以外，并没有服务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导致新民市存贷比越高越不利于其经济增长。

三、结论及路径建议

（一）结论

1.辽宁县域金融功能的总体发挥情况从定性的角度看，辽宁县域金融没有起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其发展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从定量的角度看，金融规模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金融效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一致，且金融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更大，这说明金融功能在一定金融规模的基础上，没有通过较高的金融效率发挥出来。2.具体表现第一，辽宁县域金融功能发挥不足，导致资金外流。这是辽宁县域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原因，即，金融规模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增长。第二，辽宁县域金融功能发挥不足，导致资源配置无效。这是解释为什么存贷比越高，贷款规模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即，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3.原因分析辽宁县域金融功能发挥不足的原因如下。第一，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不可否认，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问题，使得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和数据时间跨度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可能会对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影响。但该结论至少可以证明，在辽宁县域中存贷款金融业功能发挥的情况。第二，辽宁县域金融规模与经济规模不相适应。进入新常态时期甚至在次贷危机之后的相关数据就不乐观，表明金融在辽宁县域经济中的作用有限，因此发展就不好。虽然金融规模在总量上逐年增长，但相对于经济增长的规模还是不足。如图1所示，除了2006年和2007年之外（从2006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按新口径统计，会造成数据上有些异常），绝大多数年份的金融相关率都在0.5左右，表明金融规模只占经济规模的一半左右。第三，辽宁县域金融增速与经济增速不相适应。2006～2013年，辽宁县域经济和金融的年平均增速分别为29.1%和13.6%。相对于辽宁县域经济而言，辽宁县域金融不仅在规模上与其不相适应，而且在增速上也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这表明辽宁县域经济存在金融抑制的现象。

（二）提升辽宁县域金融功能的路径建议

总体上，提升辽宁县域金融功能路径，应以提升辽宁县域金融主导功能为目的，以优化金融结构和提高金融效率为手段。具体而言，应按以下建议开辟提升辽宁县域金融功能的路径。1.激发资源配置功能目前，辽宁县域金融发展出现了瓶颈现象，表现为一味的扩张金融机构规模和种类，但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并不显著。一方面，就辽宁县域金融自身而言，虽然扩张金融机构规模和种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县域地区商业银行的不足，但是这种做法仍只拘泥于金融基础功能的扩张上，没有起到将金融功能向更高层次推进的作用；另一方面，就当前辽宁县域经济发展而言，县域经济正向着多元化产业的方向发展，相对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传统县域经济对金融的需求只限于服务和中介等基础功能，而涵盖了现代农业、高科技工业和服务业的现代县域经济则需要金融发挥诸如资源配置、风险规避等主导功能。2.强调金融适应效率在金融功能从基础功能向主导功能提升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要实现金融自身的发展，也不能只是为了金融自身的发展，而是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要提高金融适应效率。以往对于金融效率的研究更多强调的是资源配置效率，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问题；而在新常态时期，从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角度，应着重强调金融适应效率。在衡量辽宁县域金融功能发挥情况时，应以其金融适应效率为标准，既要看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又要看金融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只有保证经济的质和量同时提高的金融功能提升才是适应经济的金融发展。

参考文献：

[1]白钦先,谭庆华.论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J].金融研究,2006(07).

[2]沈军,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效率———一个基于系统科学的新视角[J].财贸经济,2006(01).

[3]洪银玉,李蕾.县域金融业多元发展的策略———以辽宁为例[N].金融时报,2013-02-04.

[4]张玉侠.县域金融配置效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秦皇岛市为例[J].河北金融,2013(05).

第4篇：县域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县域经济；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1

一、县域经济中农村金融发展的总体形势

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看，县域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县域经济的增长速度直接推动了国民经济增速的直接提升。而对于县域经济而言，农村经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活跃县域经济，解决农村经济中的资金问题，近些年农村金融的发展力度较大。目前，县域经济中农村金融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形势：

1.县域经济中的农村金融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在农村经济中，要想促进农业发展，就要切实解决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焦点在于资金问题，基于这种认识，县域经济中的农村金融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2.县域经济中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明显增多。为了更好的服务农村经济，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数量明显增多，农村金融服务目标相对明确，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初步解决了农村融资难的问题。

3.县域经济中的农村金融服务职能大大加强。由于农村金融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目标设定，服务职能拓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有效保证了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县域经济中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县域经济中农村金融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受到金融体制改革和县域经济资金总量的限制，目前县域经济中农村金融发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制约了农村金融的发展。

1.农村金融总体资金量十分有限。虽然农村金融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是由于农村金融受到县域经济的限制，在资金总量上尚不能满足农村经济的实际需要，一定程度上还不能对农村经济形成有力的支撑，没有发挥出农村金融的积极作用。

2.农村金融缺乏必要的融资手段。目前农村金融资金的来源主要依赖县级经济的支持，而对于多数县域经济来讲，要想获得足够的农村金融资金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农村金融急需探索必要的融资手段，提高融资能力，实现金融服务和支撑的作用。

3.农村金融体制急需进行深化改革。由于目前农村金融面临着资金短缺、缺乏融资手段等问题，在整个农村金融体制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从制度上解决现存的资金和融资手段问题，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增强资金配套服务职能。

三、县域经济中解决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的具体措施

考虑到县域经济中农村金融的重要地位和促进作用，我们应积极解决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发挥农村金融对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1.盘活农村金融现有资产，争取上级资金支持。考虑到农村金融资金不足问题，我们应从两方面入手解决。首先，我们要努力盘活农村金融现有资产，发挥现有资产优势。其次，我们要以支持农业经济发展为由争取上级财政部门的支持。

2.开展小额贷款和抵押业务，拓展融资手段。针对农村金融缺乏融资手段的问题，我们应积极拓展融资手段，可以借鉴成熟银行的经验，广泛吸纳农民存款，并根据农民需要开展小额贷款和抵押业务，增加融资形式和手段。

3.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步伐，追求改革实效性。对于目前农村金融体制所表现出的制约因素，我们应努力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根据农村金融发展形势，以服务农村经济为目标，拓展农村金融融资渠道，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辐射面，使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取得实效。

四、县域经济中农村金融发展的趋势分析

尽管目前县域经济中农村金融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农村金融在县域经济中的主要地位是无法忽视的，并且随着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农村金融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从现有的资料分析可知，县域经济中农村金融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大发展。

1.农村金融体系将逐步完善，将会给农村经济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农村金融体系的布局将逐步完善，布局将趋于合理，在未来的几年，农村金融体系的优势将逐步显现出来，农村金融的资金支持将更有力。

2.农村金融将成为农村经济中重要的服务产业。农村金融归根到底是为农村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的，因此农村金融本质上属于服务产业。考虑到农村金融的重要作用，农村金融将成为农村经济中的重要服务产业。

3.农村金融将成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可以直接带动农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未来农村金融将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将为县域经济的增长做出突出贡献。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县域经济中农村金融占有主要地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解决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农村金融健康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推动县域经济的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董彦岭，吴立振.对我国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J].科技信息，2007（01）.

[2]李冰.转型经济条件下的金融控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3）.

[3]谢朝华.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目标框架选择[J].商业研究，2005（18）.

第5篇：县域金融论文范文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提出要“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投入力度”，以此推进我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略。县级政府是扶贫政策执行的基本单位。现实中县级政府间为了利用本地的资源吸引相邻区域更多要素流入，通过博弈常形成政策互补、政策替代与政策冲突三种典型的空间联系，传统方法已经不能完全解释贫困地区县级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行为，本文运用空间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了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产生的理论逻辑，并以滇西连片特困地区县域财政金融扶贫政策为研究对象进行经验研究。

一、文献综述

自从Romer（1986）和Lucas（1988）提出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后，学者们围绕政策扶贫有效性进行了研究。Gomanee（2002）和Fan（2005）通过研究证明健康和教育支出、农村道路投资和农业补贴、社会性公共支出具有减贫效应。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也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Robin和Rohini，2004；Allanson，2006）。扶贫政策低效或无效与区域关系有关（Case，1993；Anselin，1997；Cohen，2007）。国内方面的研究主要为：第一，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刘纯彬、桑铁柱，2010）。但是，徐远华（2014）的研究却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却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从总体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存在空间效应（王宝顺、刘京焕，2011），更有学者认为，财政支农政策对本省份农村减贫的效应不显著，但对邻接省份减贫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高远东、温涛、王小华，2013）。第三，现行的扶贫策略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方黎明、张秀兰，2007），对农村贫困的政策扶贫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叶初升、张凤华，2011）。国外文献为国内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与经验研究方法。国内文献对农村金融扶贫、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以及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都基于省际非空间面板或空间面板数据，仍着眼于省际视角，对县级样本关注度不够，同时将平均化的省际数据来研究扶贫政策，忽视了县级政府财政金融扶贫政策的异质性特征。

二、理论框架

（一）概念界定本文将“农民增收”定义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资本”定义为劳动力、资金、技术与知识的总量，“财政金融政策”主要指财政支出与金融发展，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这两种方式影响农民生产行为，直接效应指资本对本区域农民生产的影响，是区域内“更小区域”间存在的空间溢出的总和，大小取决于区域内农民生产技术条件、制度条件、自然条件；间接效应则是资本通过“外部性”或要素“流动性”对邻近区域产生的影响，称为“空间溢出效应”。

（二）形成机理假定空间上存在若干个相邻的区域——县级单位，区域内只有农村一个部门，为维持一定生活水平，农村居民可以利用所有可能的方法生产，当然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资本对于生产活动来说一直缺乏。为了方便讨论，假定财政金融政策调整的周期为一年，溢出效应不存在时期滞后。

（三）计量模型根据温涛、董文杰（2011）的推导过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增加和效率提高。空间计量的一般做法是将表示空间关系的矩阵W引入非空间模型（11）中。本文选用相对外生的地理距离（d）的倒数作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在此用地球大圆距离测度两个城市间的距离d，其中R为地球大圆半径，ρ和σ分别为两个城市的经度和纬度。

三、经验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来源核心变量：农村居民人均收入（lnY），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财政支出（lnCz），用县域一般预算财政支出/总人口而得的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表示；金融发展（lnFi）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县域人口之比的人均值表示。控制变量：（1）农林牧渔从业人数（lnCy），用县域农林牧渔从业人数反映。（2）产业结构（lnSt），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对数值表示。（3）农业生产条件（lnPd），主要用以反映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用各县域每年的机械总动力表示（王小华、温涛等，2014）。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2004~2013）、《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4~2013），其中丽江玉龙县缺失3年储蓄数据，用回归法补齐，时间跨度为2003~2012年，共10年，涉及滇西边境山区56个县。表1为原始数据描述。

（二）空间统计特征Anselin（1988）提出了Mo-ran'sI指数用来检验空间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值在[-1，1]，大于0为正相关，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很强；小于0为负相关，邻近区域是异质的。表2检验结果表明，滇西贫困地区县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空间上呈正相关关系，存在着区域集聚现象。2003年区域收入很低，区域间相关性强，Moran'sI指数高，随后Moran'sI指数下降，空间相似性减弱，意味着人均收入更加均衡。2009年后Moran'sI指数开始上升，空间集聚变强，农民收入的空间非均衡性凸显。实际上，2003~2012年，滇西边境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5%左右，财政支出增长率在25%左右，人口增长率为0%不变。显然导致区域差异的原因除了空间效应外，很可能是内生发展能力的差异，这体现在城乡居民贷款余额的差异上，高收入地区年均增长率高达15%，低收入地区则低至0%①。

（三）空间计量分析虽然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对农民收入溢出效应，但农民收入的影响变量一般还包括农业生产的其他因素，为此在控制变量中增加了农业从业人数、产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条件，但是由于数据的约束，农村人力资本变量并未涉及，遗漏变量问题难以完全避免。农林牧渔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与县域财政支出、县域金融贷款余额是相关的，有内生性，为了能得出渐进的无偏估计，在此采用空间GMM估计法。从理论上看，由于财政支出、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很可能具有滞后性，该滞后性的来源有二，即空间滞后性与时间滞后性，原因很简单，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农业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都不是当期的、直接的，而是通过其他载体传导，为此需考虑使用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的空间面板模型。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空间计量模型选择苛刻，除了前文的简要分析外，一方面，可以根据相关检验进行判断，根据表3中Hausman检验结果，应选择固定效应；LR检验表明应选择时间固定效应；继续进行LM检验，结果表明SEM与SLG模型的检验都是显著的，应选择SDM模型的时间固定效应为估计方程。另一方面，从计量理论上看，由于在SEM、SAR、SDM和SAC四类空间模型中，SDM是唯一能得到无偏系数的模型，因为在处理区域数据时遗漏变量是很可能出现的，而这将与SDM模型一致①。首先，在方程（13）中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和所有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变量，用形成空间面板的固定效应SDM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发现，空间自回归系数（rho）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命题2与空间模型指数为正的结论，对空间效应继续分解可得表5。由表5可知，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为正，且后者占前者的近1/9，对农民增收有促进作用；农业生产条件的直接效应为正，在10%条件下显著；其他变量如县域金融贷款、农业占比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明显。滇西边境山区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主要来自财政支，出其余变量不存在溢出效应。事实上，2003~2012年滇西贫困地区的大多数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5%以上，2012年的农村人均收入较2003年翻了3.2倍，但这仅与同期的全国平均值3.1倍持平②，贫困问题依然严重，财政支出虽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正影响，但显然并没有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还依赖于上期收入与当期财政支出。从非空间的角度来看，本地金融贷款对农民增收具有抑制性，可能的原因是县域金融贷款的用途并非出于扶贫的目的，而是发展县域房地产及其他第二、第三产业，县域金融贷款与农民增收之间缺乏有效的传递机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出现金融贷款连年增加，但农民增收效应却为负的金融抑制现象。对此，王小华、温涛（2014）对全国2000多个县的数据分析也表明，收入较低的农民较收入较高的农民更容易陷入金融抑制下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滇西贫困地区各县的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基本维持在25%左右，农村人力资本很接近，但农村居民收入却极为不均，除了少数地区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外，区域冲突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区域财政金融政策联系多为政策替代或政策冲突。政策竞争、博弈行为是客观存在的，理由很简单，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固定，而贫困地区区域优势或特点极为相似，僧多粥少，财政支出搭便车或政策冲突不可避免。财政支出的区域联系包括合作与非合作两种，合作方式有政策互补与政策替代，非合作方式有政策不作为与政策冲突。政策互补有效发挥了区域优势，区域间形成良性互动，空间溢出增收效应最高；政策冲突的扶贫效应是最低的，如区域间重复建设、产业趋同、市场封锁等现象导致财政政策低效；政策替代属于搭便车行为，借助空间溢出享受邻近区域政策带来的效应。显然，如果区域决策主体是理性的，在考虑空间溢出时，区域合作是区域财政政策的最优策略，但从执行成本上看政策冲突、政策替代的成本小，财政支出搭便车或冲突很可能出现；如果是非理性的，由于贫困地区相似的空间特点，财政支出的搭便车或政策冲突也难以避免。然而从表5的估计结果来看，政策冲突的负效应并不明显，这很可能与县域的城镇化过程有关，因为我们的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城乡劳动力的“季节性”流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这样的机制是可能存在的：相邻县之间原本存在产业雷同与重复建设情况，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季节性流动，非农收入增加（模型并没有区分），使得冲突的负效应抵消；而且当前连片特困地区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县域金融拉动效应明显，区域冲突的负效应很可能被掩盖，在城镇化相对稳定时，金融拉动效应消失，冲突的负效应可能成为主导。

四、结论与政策思考

第6篇：县域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县域经济 金融生态 建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4)最早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引入金融领域,提出了金融生态这一名词,它是一个仿生概念。本文利用已经存在的金融生态概念对县域金融生态进行界定,所谓的县域金融生态是县域经济中各种金融主体与其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因此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意义重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软环境和文明程度,而且也直接影响到该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讲,金融生态环境就是竞争力。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意义重大。县域金融作为我国金融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对其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研究,解决其金融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县域金融生态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一)县域金融主体缺失

    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虽然存在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等多极并存的局面,但实际上商业银行由于商业化的改制,作为“理性人”受利益的驱使而逐渐撤并营业点,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资金来源;信用社由于规模小,资本金弱、融资能力差,使其对县域经济发展力不从心。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将吸收的资金转向大城市或者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从而分流了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由于正规金融机构不能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最基本的资金来源,因此就出现了非正规的金融融资,但是由于政府缺乏对这些非正规金融的合理引导,只是进行严厉管制,致使其组织松散,运行不规范。另外其他的配套措施也不够健全,比如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等。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了县域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很难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助力,而只能使县域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逐渐流向发达的城市,出现县域资金“城市化”的现象,致使县域金融运行的整体生态环境恶化。

    (二)地方政府过分干预

    县域金融生态状况受政府行为的严重影响,目前由于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依然缓慢,政府职能转换依然没有到位,习惯用计划经济的思路以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对金融的理解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仍以财政划拨看待银行信贷资金的供给;依然片面追求单纯GDP目标的实现,急功近利,普遍存在行政力量介入和干预金融的现象,影响了金融机构正常业务的开展。

    雷和平、林之诠(2005)调查说明:陕西省周至县2004年底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716亿元,不良贷款117亿元,不良贷款率近25%,而其中的十三类突出的不良贷款余额为4608万元,党政干部和政府的贷款(或担保贷款)1656万元,占近36%。行政力量利用直接或间接方式介入农村金融占用资金进行非财政性运作,使得原本有限的资金创造出现断层,不利于县域金融业的正常发展。

    (三)法制不健全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缔造、交易规则的确立、交易秩序的维护,均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法制环境为后盾。但是在基层县市法制建设严重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和健全,如在银行信贷资产管理方面,对企业改制、重组、市场退出的金融债务处理没有明确规定,导致企业借改制大量逃废金融债务;对县域金融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相当普遍,执法行政主导和行政干预的现象较为严重,司法独立性不强,执法效率低下、司法执行难、执行周期长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四)道德风险普遍存在

    我们一般地从伦理道德和制度层面把诚信理解为诚实守信,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市场契约论,也可以将诚信理解为签约双方对契约和承诺的遵守。在基层县市对于这种契约的履行更是不到位,对经济建设和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诸多危害。

    我国基层县市征信系统建设不完善,社会信用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中介服务极不规范,提供虚假资信证明甚至协同贷款欺诈,严重破坏了县域金融的信用环境。此外,社会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淡漠,部分失信者存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思想,失信效仿现象比较严重,使金融机构处于一种被动的尴尬境地,产生了“怕贷、惜贷”思想,制约了信贷资金的有效投放,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

    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在安徽省68.39亿元的基层政府金融债务中,不良贷款占比高达51.6%,已形成区域金融风险。地方政府拖欠金融债务,不仅损害了地方政府在公众和金融机构中的形象,而且引起了社会上其他欠债主体的效仿。如果听任这种失信行为风行下去,由于失信行为自身的“外在性”和“传染性”,县域经济将会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即霍布斯丛林。

    (五)县域经济基础薄弱

    县域经济是县域金融生态系统的繁衍和生息的物质载体,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金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县域经济总量小,支柱产业少,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相对较为薄弱,致使金融生存空间狭窄,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推进金融部门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相关金融制度的完善,降低了金融生态系统的内部运行效率,导致了基层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出现大量不良贷款。

    对安徽、江西、河南、江苏、浙江、山东六省1995~2004年期间的县域金融生态状况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显示,县域GDP占全省比重呈下降趋势,县域经济发展速度逐步放缓。自1995年以来,无论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江苏、浙江、山东三省,还是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安徽、江西、河南三省,县域经济都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县域GDP占全省GDP的比重均呈现出长期下降的趋势,安徽、江西、河南、江苏、浙江、山东县域GDP占本省GDP 的比重分别下降了8.81、12.35、6.62、5、3.05、0.31个百分点。

    (六)金融中介机构发展不足

    县域中介组织不全,信用担保公司实力不强,创业基金规模小,融资担保能力未能充分发挥;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不真实,大部分金融机构为了获取手续费,采取银行内部评定,没有让企业交给真正的中介机构去做;资产验资、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缺乏行业约束,报告失真,少有问责,没有形成应有的市场淘汰机制与行业品牌,公信度不高。

    建设良好县域金融生态的建议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应该是投入较少的金融运作成本,而获得较高的资金运行效率,并且对金融生态主体的行为要有良好地激励和约束功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来实现,而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又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设理想的金融生态:

    (一)健全金融体系

    适应县域发展多层次需求,构建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社区互助金融相结合的金融体系。国有商业银行应改革和完善现行的信贷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简化贷款审批程序、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强化农发行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功能,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在条件较好的县创建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鼓励其通过市场运作、自由组合方式对周边地区的农村信用社进行兼并和重组。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切断邮政储蓄资金强制性回笼渠道和农村资金外流渠道,将吸收的资金反哺县域经济。在有一定市场经济基础、信用环境较好的县域组建社区银行,补充现有县域金融体系的不足之处。

    (二)地方政府发挥对金融生态建设的积极作用

    地方政府应克服政府行为的本土化、行政化、企业化的倾向,使自己的行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市场化。加快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经济环境建设,提高服务意识,优化地方投资软硬环境。

    地方政府应该发挥在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会同人民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地方经济综合部门、公安部门、司法部门、新闻部门等共同参加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改变过去单纯靠GDP衡量政府政绩的标准,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纳入对各级政府部门的考核内容,打造“诚信政府”。

    (三)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以县央行建立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为基础,整合县域内金融机构信用交易信息,加强基础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完善银行信贷征信系统。由当地政府协调法院、公安、工商等单位部门,开展非银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为实现向社会提供全方位的信用信息服务打下基础。健全信用服务监管体系和完善社会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机制,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披露和惩戒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作用,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鼓励诚实守信,惩戒失信行为。

    (四)加快县域信用中介机构建设

    针对县域内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少,资质低的现状,应积极发展具有较高执业资质和道德水准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开展专业化信用服务。广泛开展企业和个人的信息征集、资信评估、资产评估、市场调查等信用服务。巩固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为信用交易提供担保服务。由政府牵头,引进和发展担保公司,创新担保业务品种,扩大担保服务范围。同时依托现有金融体系,推进信用业与保险业的结合,为转移信用风险提供信用保险服务。

    (五)构建优良的金融法制环境

    加大金融诉讼案件的执法力度。地方政府应积极协调人民法院,加强金融案件审判工作,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作用,提高审判执行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维护正常的社会信用秩序,简化金融诉讼案件审判程序,加大不执行金融债权的惩罚力度,提高执行回收率;降低金融维权成本。加大对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各金融机构应与公、检、法机关密切配合,并建立长期协作机制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种方式的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金融秩序。

    总之金融生态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需要各个部门的通力协作,地方政府作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应当意识到推进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区域投资环境,吸引信贷资金和外来投资,增强地区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县域经济处于全面实施“十一五”规划起步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造的重要时期,实现经济加速发展,需要有持续、有效的资金投入作为支撑,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打造优良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和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保障,是实现县域经济金融良性互动、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李扬,王国刚,刘玉辉.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人民出版社,2005

    2.徐诺金.论我国的金融生态问题[J].金融研究,2005

第7篇：县域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县域经济;经济增长

2003年以来，中央持续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2004】66号文）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经过十年左右的深化改革与持续发展，农村信用社已日渐成为支持“三农”事业、发展县域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满足沿边沿疆农村地区普惠金融需求的重要力量。立足云南省实际，探索县级农村信用社发展对于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云南省县级农村信用社对县域经济的贡献作用日益显著

（一）云南省县级农村信用社发展迅速

2003年以来，随着改革进程的持续深入、改革红利的不断释放，云南省县级农村信用社通过整章建制、清收不良资产、化解历史包袱、推动增资扩股、强化稽核审计、完善内控制度、搭建网络平台、防控金融案件等措施，改变了过去管理体制混乱、经营持续动荡、运营业绩较差的局面。县级农村信用社整体风险管控能力大幅提升，经营状况持续好转，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面积亏损的不利形势，扎根农村、服务“三农”作用日益显著，逐渐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截止2014年，全省农信社历史亏损挂账共9.53亿元已全部消化，15.98亿元央行票据全部兑付，实现县县盈利。

截至2014年12月末，云南省农村信用社系统（含县联社、农合行）资产总额为7147.77亿元，各项存款余额为5593.9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达3318.95亿元。到2014年，云南省农信社包括昆明市、曲靖市2家市级联社和14个州市办事处、125家县级联社、4家农村合作银行、2313个机构网点，在职职工2.11万人，全省农信社股金总额达到148亿元;金融服务覆盖云南省上千万个人客户和近13万法人客户。根据2013年末数据，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共实现利润110亿元，资本充足率为14.91%，拨备覆盖率为232.19%;全省农信社涉农贷款余额达1888亿元，余额和占比居云南省第一位;林权抵押贷款新增12.5亿元，规模居云南省第一位;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46亿元，支持小微企业客户数占全省一半以上;“贷免扶补”贷款余额57.2亿元;高原特色农业贷款余额455亿元。

（二）云南省县级农村信用社对县域经济发展贡献明显

云南作为边疆少数民族省份，县级财政压力较大，农业和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较为落后，中小企业和农业种植户经营分散，工业发展乏力，县域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作为云南省规模最大、资金实力最雄厚、金融服务覆盖面最广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云南省县级农村信用社确定了“立足‘三农’，服务城乡，支持中小企业，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市场定位，充分发挥网点优势，不断适应县域经济和农村金融需求特点，推动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多方式、多渠道加大对于涉农领域、中小微企业的有效信贷投入，扩展县域地区金融服务覆盖面和金融服务深度，加大金融对“三农”和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普惠金融体系建设。

二、实证分析的样本选择、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

（一）样本选择与理论基础

本文以云南省60个县级市、县为研究对象，60个样本县（市）选自全省16个州市的129个县。对县域界定为不包括市辖区的县和县级市。由于本文主要反映县域经济增长与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之间的关系，部分州市的州府所在地为“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条件较好，但亦不在样本选取的范围之内。按各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依据2013年云南省县（市，区）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排名情况，将此60个样本县分为三类。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20个县作为第一类，经济发展为中等水平的20个县作为第二类，经济欠发达的20个县作为第三类。在总体60个样本县以及三类各20个样本县的选择上，力图尽量均匀覆盖全省16个地州，在每个州市样本的选择上尽量做到均衡。

依据为经典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该生产函数模型的全微分转换形式可以较为清晰地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具体地：Y=AX■Z■，两边取对数形式，1nY=1nA+α1nX+β1nZ经全微分转换： ■=■+α■+β■

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对数生产函数形式针对全样本县、经济发达县、中等发达县、欠发达县构建对数转换线性模型：

1nY=A'+α1nX+β1nZ

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记为：

Y■=A+α■X■+β■Z■+ε■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表示所选取样本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处用各样本县的GDP值（万元）表示，i=1，2，3，..，60;t=1，2，3，..，7。X■表示农信社在金融支持规模和效率上的影响因素;Z■表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Y■的除县域金融因素外的其它各类控制变量的自变量矩阵，β■为转置系数。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考虑到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各类因素，重点考虑资本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万元）、政府公共资源投入（地方财政支出，万元）。按照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劳动力就业情况（社会总就业人数，人）、县域科技投入（科技支出，万元）等几方面因素原本应纳入模型，但由于数据质量以及可获得性等原因未纳入。对外开放和国际投资及贸易因素、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工业化程度等往往也是影响地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考虑到云南省沿边沿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省情，以及县域经济农业为主、封闭单一的经济社会模式，本文略去以上三类因素。

X■表示反映各县农村信用社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指标，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等方面。鉴于云南省的实际情况，农村信用社作为县域金融发展的主力军，是“支农”、“支小”的核心力量。村镇银行虽然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全省仅有36家，且大多位于经济较发达的州市地区，分布较为不平衡（如昆明市辖内仅8个县区有村镇银行10家，而普洱市全辖10个县仅有1家村镇银行）。本文在金融力量方面仍着重于农村信用社，重点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两个方面选取指标作为建模的考虑因素。在金融发展规模方面，存款规模是县级农村信用社最具优势、最主要的资产规模衡量指标，也是决定农信社在县域金融体系中力量与地位的决定因素。在金融效率方面，存贷比是衡量金融机构存款向信贷资金转化效率比例的重要指标，反映了资金利用效率和周转速率;资本利润率则能比较全面地反映金融机构的综合运营水平、成本管理能力、风险管控能力、资金转化效率以及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力。因此，选择存贷比、资本利润率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效率的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质量以及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对实证结果的影响，资产规模、净利润、金融机构从业人数等其它反映机构规模、人力资源和运营效率的指标，未作为变量体现在模型之中。数据来源于2007-2013年的《云南省统计年鉴》、《云南省金融稳定报告》、《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以及WIND数据库等。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应用2007-2013年共7年间云南省60个县经济增长和农信社发展情况的数据，选取6个指标，包括420个截面单元、2520个观测值，构建农信社对于县域经济增长贡献的面板数据模型。

（三）模型建立

对于短期面板数据而言（t=7，i=60），60个样本县的经济情况、农信社发展情况由于云南省自然、地理、交通和资源情况差异巨大，即对于不同的个体县，所取的6个变量值差异较大，因此在模型构建时，先建立60个县的整体模型，再分为三类即县域经济发展较好、中等、较差，分别建立模型，比较结果。本文数据期选择从2007年至2013年，由于2005年8月省联社成立，通过央行再贷款、剥离冲销坏账等措施开始推动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县级农信社经营状况在2005后几年中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因此，可将2005年后启动的农信社改革视为整体的政策性利好，在时期截面上（period-sections）对所有样本县具有统一的外部因素冲击和影响，因此，本文拟建立面板数据的时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time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在本文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的Hausman检验和F统计量检验也证明了建立时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要比混合回归模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更合理、更科学。

对于本文所构建模型定义如下：

yit =β0 +β1 xit +β2 zt +εit， i = 1， 2， …， 60; t = 1， 2， …， 7

其中β0为常数，不随时间和截面单元变化;zt表示随不同时期截面（时点）变化，但不随个体变化的难以观测的变量。令αt =β0+β2 zt，即

yit =αt+ xit'β+εit， i = 1， 2， …， 60; t = 1， 2， …， 7

对于每个截面，β为回归函数的斜率，为51阶回归系数列向量;Xit为51阶回归变量列向量（包括5个解释变量）;截距项αt包括了那些随不同截面（时点）变化，但不随个体变化的难以观测变量的影响，因截面（时点）不同而异;εit为误差项（标量）。以上即为本文构建的时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三、实证分析的过程、结果与解释

本文使用Eviews6.0计量统计软件，数据以2007年为基期，进行了GDP指数平减，并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限于篇幅，数据处理后的统计性描述不再制表列示。在完成所有60个样本县2520个数据的处理、输入并建立截面单元堆栈数据（stacked data）格式后，首先进行相关性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以甄别建立时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通过构造和计算F统计量，可以得到建立时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比构造混合回归模型更合理的结论;Eviews6.0可以直接进行Hausman Test并给出相应统计量，针对60个样本县的面板数据模型，反映时期随机效应的Chi-Sq统计量值为51.434400，可以认为拒绝存在时点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模型在相当程度的概率上存在时点固定效应。

（一）60个样本县总体的面板数据回归结论

图1即为Eviews6.0给出的针对60个样本县、420个截面单元共2520个观测值的计量结果以及主要统计量。可以看到，县域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支出、农信社存款余额、存贷比等自变量对各县GDP的解释效果较好，t检验结果显著，回归方程的R2值较高，拟合效果较好，具有相当的解释性;各统计量情况表现亦较好，这体现了面板数据模型在大样本、长时点、多截面方面的数据处理优势。

1、在时点固定效应上，2007、2008年的截距贡献值为0.2913、0.2180，较好地解释了农信社改革（以明确管理责任、坏账冲销、剥离不良资产、再贷款等）整体带来的正向外部冲击，促进了农信社以及县域经济的发展;2009、2010年值出现小额负值，2011-2013年负值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以解释为随着县级农信社资金规模、综合实力日益壮大，富余沉淀资金开始有自本地区流出冲动，“脱农”、“脱小”苗头隐现。

2、从实证结果可见，县级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农信社金融发展规模（存款余额指标）对于县域经济增长（县域）的弹性系数为0.4753，是第一大贡献因素，即在给定的固定时点截面、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信社金融发展规模（存款余额指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县域经济增长综合贡献0.4753个百分点，这体现了云南省广大县（市）农村地区对于资金、对于金融的迫切需求。农信社金融发展效率（存贷比指标）对县域经济增长（县域）的弹性系数为0.3551，是第二大贡献因素，即在给定的固定时点截面、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信社资金转换效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县域经济增长综合贡献0.3551个百分点，这也同样体现了县域农村地区对于信贷资金、县域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渴望。

3、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系数为0.3255和0.3191，仍然为主要的贡献因素。这也反映了云南省经济发展依然属于投资拉动型的传统模式，对于政府主导、财政投入依赖过多过甚。

4、农信社利润水平（资本利润率指标）对于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系数为负的0.0694，影响较小，但方向为负。农信社的利润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县域农村地区的资金价格，反映了“三农”事业、“小微”企业对于低成本信贷资金的迫切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较高的融资成本对于县域经济、实体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

（二）第一类样本县（县域经济发展较好）面板数据回归结论分析

实证分析结果的相关解释与上例相似，回归方程的R2值较总体回归情况有所下降，部分解释变量的统计量表现变差（如资本利润率），显示出在样本数和观测值减少的情况下，模型的解释力度变弱，但依然有相当的说服力。2009至2011年的时点固定效应为负，但2012、2013年的时点固定效应对于截距项的影响又变为正值，可解释为县域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对于富余资金有较强的吸引力。实际上，省联社的社团贷款非常乐于为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优质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固定资产投资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大，其弹性系数为0.3684，反映了较强的县域经济实力和较大的工业发展规模，说明投资对于县域经济发展仍然起到决定性作用。县级农信社金融发展规模影响作用因素居于次要地位，但仍大幅高于财政支出的贡献度。资本利润率指标仍为较小的负值。

（三）第二类样本县（县域经济发展中等）面板数据回归结论分析

对于县域经济发展中等的第二类样本，可以看到县级农信社金融发展规模、金融转换效率指标对于县域经济的贡献作用非常明显，大大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拉动的贡献度;2007-2010年的时点固定效应为负值，2011-2013年则为正值，体现了第二类中等县农村信用社、县域经济在发展步伐上虽落后于第一类，但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增速较快，如从2009年至2013年时点固定效应贡献值连年递增，2013年达到0.2149的最高值。

（四）第三类样本县（县域经济发展较差）面板数据回归结论分析

对于第三类样本县，可以看到虽然相比总体、第一类和第二类样本，县级农信社金融发展规模、金融转换效率指标对于县域经济的贡献力度较弱，但仍然非常显著，明显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度，仍然居于主要地位。县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影响作用较小，体现了第三类样本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缺乏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工业发展落后，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地方财政投入指标弹性系数为负值，显示财政单薄乏力，财政收入困难（甚至仅仅维持“吃饭财政”状态）。时点固定效应自2009年至2013年连续递增，体现县域经济、农信社近年来持续发展，但增速较第二类样本县慢，亦在2013年达到最高值。

综上各项分析所述，县级农信社金融发展规模、金融转换效率对县域经济增长都有较为显著的作用。在县域经济发展较好、工业实力较强的样本县（第一类），农信社的金融支持作用要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但仍居次位影响因素;在县域经济中等发展（第二类）、发展较差（第三类）的样本县，农信社的金融支持作用占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反映了欠发达、不发达县域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实体经济发展缓慢、财政实力弱小的现实情况，以及广大县域农村地区对信贷资金、金融支持的迫切需求。截面的时点固定效应在三类样本和总体中都得到了较好的反映。从以上实证分析的结论看，可以从增加县域农村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有效信贷供给、增加“支农”“支小”资金投入、减少企业和农户的贷款利息负担、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等方面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更加充分地发挥农村信用社县域“支农”主力军的作用。

四、农信社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结合云南省沿边、沿疆的实际情况，云南省县级农村信用社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存在以下现实问题，本文就此简要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县级农村信用社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问题

1、部分农信社资金流向异地甚至省外，未起到支持本地县域经济发展和实体经济壮大的作用。县级农村信用社在吸收存款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但由于部分地区本地优质客户或企业不足，“支农”、“小微”企业贷款成本较高，利润空间有限，不少资金出现沉淀、闲置，部分地区县级农村信用社资金或通过“约期存款”形式上存省联社获取收益，或通过省联社“社团贷款”形式集中向大企业、大集团进行授信，宝贵的信贷资源并未应用于本地区经济发展，而是变相流向异地甚至省外。

2、县域地区抵押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缺失，存款规模难以转化为有效的信贷资金投放。出于审慎经营和控制风险，县级农村信用社进行企业、农户授信和贷款往往都要求提供明确的抵押或担保。多数农户和中小企业因为缺少“有效”的足值抵押品和担保，很难达到农信社发放贷款的条件，较难得到有效的信贷资金支持;同时，由于农村地区各项财产险、灾害险的投保比例较低，企业和农户保险意识不强，林权、土地使用权、果木所有权等作为抵押利权亦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农村信用社出于“道德风险”的考量，也倾向于谨慎授信，出现农民“贷款难”和农信社“难贷款”的局面，有效信贷投放往往低于实际需要水平。

3、县级农村信用社金融服务水平的滞后和金融服务手段的匮乏，制约了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度。目前，县级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主要以存款、贷款以及日常的现金、结算业务为主，金融电子化建设较为滞后，支付结算体系尚不健全，无法满足县域经济对高效快捷金融品种和现代化金融服务手段的现实需求，使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受到较大的限制。

（二）县级农村信用社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建议

1、发挥自身存款规模优势，切实满足新型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的资金需求。县级农信社要从自身优势和经营战略出发，结合区域特色和当地农业、农村经济特点，大力推动本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大支持本地农业产业化经营力度，有针对性地挖掘本地潜力企业，培育优势客户，积极支持发展专业户、专业村、专业乡，不断壮大县域经济。

2、创新信贷产品和融资模式，拓宽中小企业和农户融资渠道。推动农村信用社存款资金加快转化为有效信贷投放，加大信贷资金支持本地实体经济发展力度，积极尝试扩大林权抵押贷款、农房抵押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等规模。对有特色、市场广、信用好、潜力大的中小企业积极探索合情适用的贷款及授信模式。扩大信贷抵押品和质押物范围，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票据融资业务，推广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汇票业务范围;探索本地区中小企业、中小农户以适销对路的库存产品、实际应收款项、可靠预期现金流作为抵押向县级农村信用社申请获取贷款资金。

3、加强金融服务创新，提高县域金融服务质量。县级农信社要提高普惠金融供给能力，延伸金融服务内涵，扩大金融服务范围，在支付结算、征信信息、财务管理等金融基础设施方面推动县域经济发展。针对县域不同企业、行业和农户的特点，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满足当地企业和农户实际需要的合规金融产品，在为农村信用社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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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1978-2000[J].金融研究，2002，（10）：1-13。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to the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A Case of Yunnan Province

CHEN Xiaole

（Kunming Provincial Sub-branch PBC， Kunming Yunnan 650021）

第8篇：县域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普惠金融；金融风险；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9）-0004-06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我国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的县域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地区。发展普惠金融旨在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向处于弱势地位的金融服务需求者（如贫困人口、偏远地区居民等）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满意度。随着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侧的改革和县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形成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多层次的服务体系，涉农金融机构对“三农”支持力度不断提升。从理论上讲，经济与金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农村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与农村金融的承载能力戚戚相关。当前的研究普遍认为，因“三农”的天然弱质性，“三农”领域抗风险能力较差，那么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也是金融资源向“三农”领域配置的过程，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加大了金融风险？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可持续？显然弄清这些问题，对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稳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弄清普惠金融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对稳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言

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又称包容性金融，是联合国于2005年在宣传推广小额信贷年时提出的，此后，普惠性金融的概念不断发展，普惠金融着重强调通过多种渠道，为社会所有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被正规金融体系排除在外的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向其提供差别化的金融服务，核心是让所有人享有平等的金融权利。普惠金融概念被提出以来，逐渐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如国际上成立了G20普惠金融专家组织（FIEG）、普惠金融联盟（AFI）、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等组织或机构，专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我国普惠金融概念引入较晚，但民生金融的实践较早，特别在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金融扶贫等方面已进行了大量探索，这也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了数据样本支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国务院专门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郑银发〔2015〕74号），标志着普惠金融已成为国家战略。

长期以来，现代金融在追求市场化效率和商业化利润的过程中，有三个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一是金融如何普惠大众，使更多的人更多的县域能普惠于金融；二是金融如何为真正的贫困者服务，使金融成为贫困人脱贫致富的可靠支撑；三是金融如何为县域经济更好地服务，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使之成橄赜蚓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些突出问题导致我国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的县域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地区，也决定了当前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区域分布在县域，尤其是在县以下的乡村，显然选择对县域金融发展的普惠性状况进行相关分析，有利于对普惠金融现状有关基本研判。考虑到“三农”、小微企业、残疾人等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领域抗风险能力差的现实，那么，在县域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源的配置是否加大了金融风险1？应采取哪些科学对策？这是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主要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如何对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计算和评价，是研究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外学者较早进行了探索，印度学者Sarma（2010）提出了普惠金融指数（ 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这个指数吸收了普惠金融三个维度的信息：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产品接触性，从而提供了一个了比较综合的测度包容性金融的方法。Arora（2010）借鉴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通过物理便利性、交易便利性和交易成本三个维度来比较不同国家之间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差异。Gupte.et（2012）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金融服务便利性和成本、金融服务使用状况等，对印度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依据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可得性及质量三个维度确立了29个指标。国内一些研究也对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度量。王婧、胡国晖（2013），在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的基础上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对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认为现阶段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虽历经波折但整体状况良好，同时，应采取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等弱势产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降低宏观金融政策调整频率等措施，改善金融、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协同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焦瑾璞（2015）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在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及“服务质量”三个维度下，建立包含19个指标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采集各省数据，计算2013年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对各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是文献中首次对全国各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展开了定量评估和实证分析的尝试。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课题组（2015）结合县域发展实际，在“信贷+金融服务+宏观环境”三个维度下，建立包含45个指标的县域普惠金融发展评估体系，对陕西各县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指出县域金融发展依然滞后，市场垄断程度高，竞争不充分，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在县域非法人金融机构。本文根据数据可得性和研究需要，在对普惠金融发展的衡量上，借鉴了以上研究方法。

对普惠金融与金融风险的研究，一部分研究从农村金融风险入手讨论，如Douglas Graham（1998）对贫困国家研究，指出在产权制度上和发展规模仍然存在着很多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最终导致了农村金融风险的产生，刘海潘等（2002）通过对农村和城市金G风险所面临的不同环境进行比较，指出农村金融风险具有相对孤立性和信贷风险突出等，这些研究都是通过农村金融的风险高得出普惠金融引发金融风险的结论。而一部分研究则从另外方面得出普惠金融发展能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的结论，如舒尔茨（1964）强调小农的理性动机，认为农户相当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按理性投资者的原则行事，因此，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现在已经存在并很好地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张杰，2005），这意味着金融的普惠不会增强金融风险。周小川（2014）指出，除了少数特别贫困地区，大多数中国农村地区有能力也有必要支撑持续增长的、财务上健康、有活力的商业性金融的发展。陆磊（2014）认为普惠金融发展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集中度下降，能有效降低局部的外在冲击引发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受区域发展状况、金融监管、政策配套、金融机构主体行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不同的情况，那么，河南省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金融风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河南省对普惠金融发展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采用什么样的对策？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结论。

三、实证分析

本部分拟通过从实证的角度来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对金融风险的实际影响。在分析思路上，首先度量出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其次检验普惠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关系。

（一）普惠金融发展的度量

借鉴学者关于普惠金融指数中三个维度的信息：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产品接触性的思考，本文从金融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划分为金融服务的范围和金融服务的使用。具体来看，在供给端，考虑地理纬度的服务渗透性和人口纬度的服务可得性；在需求端，考察需求方对存款和贷款这种基本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当前河南省县域金融发展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体的特点，选择10个反映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见表1）。

为了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需要对以上10个指标确定权重。为了更合理反映指标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本文在分析不同赋权方法的基础上，参考王婧（2013）的计算方法，采用变异系数法来衡量不同指标的权重。

（二）模型构建

结合前文分析以及考虑到不同县域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且考虑到时间因素，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并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Y表示金融风险，用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Non-Performing Loan）， npl）来反映，IFI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通过表1中衡量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产品接触性这三个维度的10个指标来计算）。

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政府财政支出（rfin）、固定资产投资（rinv）、人均储蓄（lpersav）等。这里，用政府财政支出（rfin）反映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政府财政支出越高、意味着政府稳增长的作用越强，经济趋于稳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除以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例来衡量；用固定资产投资（rinv）对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反映，发挥稳经济的作用，但是固定资产投资通常会对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反而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可能上升，最终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影响不确定，用固定资产投资除以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例来衡量。用人均储蓄（lpersav）间接反映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在人均储蓄高的地方，人民对金融服务的理解更加深刻，对信用等也更加珍惜，不良贷款率，尤其是农户不良贷款率会下降，用地区储蓄存款余额除以地区人数，并取自然对数来计算。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H省108个县（市）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09-2014年，其中县（市）面积、地区人数、第二产业增加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储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固定投资完成额、中学生在校人数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10-2012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3-2015年・县市卷》，而县（市）银行业金融机服务网点数、ATM机数、POS机数、不良贷款率等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

在获得数据后，首先计算普惠金融指数，表2为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指标权重，从指标权重来看，在金融供给端，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计算越来越重要，而POS机的普及也在不断拉低计算权重。而在金融需求端，存款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和人均贷款余额在计算普惠金融指数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

在计算权重后，通过归一化的反欧几里得距离计算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计算结果显示，在2009-2014年期间，河南省108个县（市）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均不断提高，从0.1不断上升至0.4（见图1）。

（四）实证分析

在计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的基础上，对普惠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实证，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3。

由于108个县（市）之间的情况不同，故考虑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传统的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也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了比较不同模型间的差异，表4列出了混合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不管是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普惠金融指数（IFI）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都是负的，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从影响大小来看，IFI提高一个百分点，都能带来不良贷款率下降0.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在县域的发展是对金融二元框架中正规金融的发展和补充，不断扩大正规金融的覆盖面，提高低收入者金融获得性，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增长，缓解农村金融供需矛盾，降低农村非正规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普惠金融对风险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

此外，政府政支出（rfin）对降低金融风险作用较为明显，每提高一个点，可以带来不良贷款率下降0.08个百分点，而固定资产投资（rinv）对金融风险的降低作用不明显，这也说明“看得见的手”在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注意避免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人均储蓄（lpersav）的提升对不良贷款率下降的促进作用明显，在1%的水平上显著性，间接反映金融可获得性提高后，河南省县域生态环境在不断优化，人们金融意识不断提高，能够有效降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

四、结论与建议

尽管普遍认为“三农”领域较一般商业领域风险高，对“三农”、扶贫、县域的金融普惠更易带来高金融风险，但通过对河南省108个县（市）的分析，却得出与普遍认识相反的结论，即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降低金融风险，这表明普惠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上升并不是必然正相关关系。通过对河南省进一步考察发现，该省早在2012年就立足金融普惠理念，启动了“强农惠农农村金融创新、金融扶贫、小巨人企业融资培育、创业富民金融服务、保障性住房融资”五大民生金融工程，着力围绕政策联动、财税配套、金融创新、优化信用环境、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货币政策定向发力、差异化监管等重点领域，建立健全普惠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特别是金融支持弱势领域的财政配套政策和农村产权要素盘活等措施日趋完善，针对薄弱领域的金融创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取得实质性突破。换句话说，正是在农村金融发展、金融扶贫等工作推进中，风险防控措施的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规避和降低了普惠金融风险，使得普惠金融的发展从总体上能够降低不良贷款率。显然，河南省108个县（市）金融机构风险的降低，是普惠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防控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

因此，普惠金融实践中，仍然要坚持金融普惠和金融风险防控的统筹兼顾。一是持续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让更多人拥有接受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渠道，这也将更好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金融机构业务发展；二是金融机构持续做好风险防控工作，特别注重完善内控制度，提高金融机构自身抗风险能力，确保信贷质量；三是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方面提高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利于提高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另一方面也能使广大金融服务需求者提高认识，营造良好的信贷环境，进而降低金融风险。完善现行的征信体系应借助互联网的信用大数据，同时可以借鉴西方经验，提高征信数据的共享程度，降低信用数据的使用成本，最终实现降低普惠金融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的目标。四是进一步完善配套的政策体系。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用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聚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可以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初期对其进行一定补贴，并给予适当的税收政策优惠，帮助其发展。对农村普惠金融实行差别化的利率和信贷政策，进一步放开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限制。五是大力发展涉农保险。建立对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和巨灾风险的分担机制，不断促进农业保险品种的创新，因地制宜地开发不同种类的农业保险品种，以满足农业发展日益多样化的需要，降低保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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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County-level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Risk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08 Counties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YUAN Hao

（1 Zhengzhou Provincial Sub-branch PBC， Zhengzhou Henan 450040；

2 Postdoctoral St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e of PBC， Beijing 100800；

3 Postdoctoral Workstation of Bank of Zhengzhou， Zhengzhou Henan 450046）

第9篇：县域金融论文范文

建设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的SWOT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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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金融要讯(2011年9～10月)

有扶有控有疏有堵

仰望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性之光——对2010年1～8月国内外极端自然灾害的深层反思

福建省金融统计资料(2010年9月)

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度量与比较研究

健全福建企业导向型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研究

论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以漳州市为例

推进两岸金融一体化合作的政策建议

后危机时代福建外贸发展的战略选择

基于半参数Copula的信用风险实证分析

后危机时期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

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若干思考

构建多元化金融纠纷解决模式的思考与实践

新经济环境下纺织服装外贸发展战略研究——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

创新县域信贷支农模式的实践与思考——以福建省建瓯市为例

永春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与金融对接调查

对当前县域担保行业发展状况的调研分析——以福建省武平县为例

福建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金融支持调查——以安溪县龙门镇为例

民间投资新特点及政策建议——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

从农联社到农商行的华丽转身——对泉州农村商业银行试点改制的思考

图片报道

撬动发展经济和革新技术的杠杆

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拓展金融支持海西新路

论金融机构支农的切入点、支撑点和着力点

新形势下海西腹地对台合作的新机遇——闽北与台湾地区经贸往来调查报告

海峡两岸金融服务贸易比较研究

图片报道

宏观调控下房地产税收状况及对策研究:以泉州市为例

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房地产市场发展与信贷风险

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及对策

中美贸易失衡的成因与对策

解读修订后的《保险法》

由司法部门对银行卡存款被盗案审判引发的思考

东山县水产加工业发展现状与金融支持探讨

连江县海洋渔业发展现状及政策建议

论完善授权审计机制

基层商业银行拓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思考

浅谈商业银行贷款资金的监管问题

德国保险监管机制的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