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教案精选(九篇)

第1篇：琵琶行教案范文

关键词：创新人才培养视阈；高校琵琶演奏；教学改革

琵琶，是中华民族古老而传统的民族乐器，是我国众多民族艺术文化中的一束奇葩，而琵琶演奏作为依托琵琶而衍生出来的一种乐器表演艺术形态，其自身所具备的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富、极具民族特色等优势是其他乐器演奏形态所无法比拟的，这同时也彰显了其在我国高校音乐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21世纪的今天是文化创意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面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艺术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空间。结合当前实际，我们可以看到琵琶演奏在高校音乐教育体系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学生在学习中培养涵养与魅力。然而，创新教育形势下，传统的琵琶演奏教学模式已逐步与时代脱轨，难以满足学生和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促进了高校教学改革步伐，琵琶演奏教学改革的研究也正在悄然蔓延。

1 创新人才培养视阈下高校琵琶演奏教学改革的基本方向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了文化创意产业新的发展契机，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国内文化创意行业日趋成熟和逐步标准化、规范化。相信在未来，我国的文化创意行业将能更上一个新的台阶，取得新的突破。就高校琵琶演奏课程来说，要想满足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需要，满足创新教育发展文件的要求，就必须要明确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方向，力于培养应用型、创新型、综合型的人才。为此，高校必须要在如下几方面的基本条件中形成突破：

第一，坚持教学理念的革新。学生是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单位，他们是学习活动中的核心，高校琵琶演奏教师应根据创新教育发展指导性文件的要求，脱离传统教学理念的束缚，树立以生为主体、以生为中心的教学新理念。第二，充分认识到创新教育的艰巨性。实现教学方法的创新，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漫长的，需要经过教学方法创新、教学目标优化等诸多方面的艰辛努力。这就要教师在此过程中要不断总结反思、不断试验、不断探索，以构筑一个科学合理的创新教学模式。第三，根据学生专业性发展实际需要准确把握教学要求。教师应制定一套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案，让不同层次水平的学生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

2 高校琵琶演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对专项教学的认知

当前的一些教师对琵琶演奏教学的认知仍旧停留在基础能力的教学上，他们无法清晰地认知专项教学的内涵，大部分处于自己摸索着训练的状态，这导致他们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局限于一般性的演奏技能训练，在达到既定目标后仍旧停留在原地，没有适时转入专项训练教学，从而导致音乐艺术类专业学生的内在潜力无法得到挖掘，引l了教学停滞不前的困境。而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习惯以能力展示替代演奏能力展现，这种替代式的训练方法只能解决学生的基本音乐素质的问题，而对于学生的专业技能无法保证，严重影响艺术类专业学生琵琶演奏水平的提升。

2.2 教学形式单一发展

教育，实质就是把学生作为个体的研究对象，通过教育教学活动的实施，把一定的知识、技能、情感与价值观灌输到学生的脑海和思想之中，使学生能够掌握他们之前所不具备的知识或能力。但是，我国部分高校在实施琵琶教学过程中却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仍旧在沿袭教师教――学生学――学生上课――教师辅导的教学流程。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依然是课堂的主宰，处于“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换言之，教师就是学习学习琵琶演奏有关知识和技能的唯一来源，即是一种“师傅带徒弟”的教学形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只会跟随老师的步伐，机械性地进行重复学习和模仿，毫无个性可言，琵琶演奏教学也因此陷入困境，处于为难的境地。

3 创新人才培养视阈下高校琵琶演奏教学改革途径

3.1 设置科学的课程体系

（1）课程发展多元化、个性化。为了满足创新教育发展的需要，高校音乐艺术教育应把重心落实到全方位、综合型人才的培养上。而对于高校的琵琶演奏课程来说，要满足这一发展要求，就必须要从课程建设入手，实现多元化、个性化发展。当然，由于琵琶演奏与常规音乐课程存在一定的学科差异性，使得其在进行课程设置是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专业能力发展。为此，学校在设置课程时，为了保证高校艺术生的全面性、创新性发展，不仅要设立增强学生琵琶演奏技能的实践课程，更要设立关于陶冶学生情操的理论性课程或鉴赏课程，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

（2）课程专题化。为了满足不同艺术专业学生的就业发展需要，高校的琵琶演奏课程还可以以专题的方式呈现，做到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确保高校琵琶演奏教学的全面客观性。而在此过程中，音乐艺术类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发展方面以及个人兴趣爱好选择符合自己的专题课程，使自己能够在专题化的课程中突破自我、实现自我价值，从而达到增强音乐素养，强化演奏能力的目的。

第2篇：琵琶行教案范文

【关键词】琵琶教学；美感；艺术修养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199-02

随着我国课程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入，更加强调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大学生音乐教育中，审美能力的培养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通过让学生掌握一定的技巧，将音乐作品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在大学生琵琶教学中，教师应该重视并不断创新讲课的方式，加强对学生美感的培养，这样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琵琶演奏技巧，并在课堂中增强学生的美感体验。这样既能够提升琵琶教学工作成效，还能让学生的琵琶演奏水平得到提升。

一、琵琶演奏中学生美感培养的基础

（一）过硬的基本功。琵琶演奏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通过大量的训练，尤其是要加强指法与技巧的训练。琵琶演奏要想获得成功，基本功必须扎实，能够深刻领悟音乐内涵，从而将乐曲准确表达出来，让情感得到抒发。在琵琶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加强对大学生琵琶基本功的训练，只有具备过硬基本功，琵琶演奏才能一气呵成，作品二度创作水平也能得到提升。同时学生在加强基本功训练的基础上，逐步培养美感，最终演奏时，将琵琶的美感表现出来，让观众真正领略到琵琶的艺术魅力。[1]此外，大多数琵琶乐曲都是从地方戏曲或小调改编而成的，由于地方戏曲和小调各具特色，这增强了琵琶乐曲的民族色彩。琵琶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了解这些基础知识，清楚各种风格的乐曲，这些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美感。

（二）准确理解乐曲内涵。琵琶是一种常见的乐器，可以演奏古今中西各种风格的知名乐曲，比如《十面埋伏》《天鹅》《草原小姐妹》《查尔达斯》等。学生在学习时，要想原汁原味地演奏出这些名曲，需要深入了解每首名曲的背景，从而准确理解乐曲蕴含的潜在内涵。以《草原小姐妹》为例，这首协奏曲的主奏乐器是琵琶，与西洋管弦乐队合作而成，同时将多乐章的划分与单乐章的归纳相结合，并将民族传统曲式中的多段体和交响乐中常用的鸣奏曲式相结合。创作者为更好普及这首乐曲，将其改编成了独奏版本。学生要想掌握这首琵琶乐曲的演奏方法，必须了解乐曲中描写的蒙族少女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并根据协奏曲版本音响所传递的震撼，这样才能提升对该独奏版本的演奏能力。

二、琵琶教学中学生美感培养的方法

（一）注重形态美。良好的仪态、正确的坐姿是学习琵琶演奏的第一步。对大学生而言，起初因为学习内容简单化，所以保持正确的演奏姿势即可，在演奏水平提升以后，不仅要保持正确的演奏姿势，还要具备美感的形态活动，这样才能更好渲染音乐情绪，让音乐表现力得到增强。[2]以琵琶曲《霸王卸甲》为例，其塑造的正是垓下决战的失败者项羽的音乐形象，乐曲着重渲染的是西楚霸王的英雄悲剧气概，而且更多地通过同情的角度，表现对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历史人物的赞颂。所以该乐曲以沉闷和悲壮为主要特色，音调凄楚而婉转，情绪低沉而悲壮，音乐中蕴含的“以悲为美”的悲美特质正是《霸王卸甲》的艺术风格和乐曲意蕴。在这首乐曲的扫弦、升帐这一乐段，扫弦时呼吸配合抬臂，过弦速度要快，右手指尖立起与琴面垂直，扫弦过后右手要有一个弹回来的动作，这样演奏出的扫弦既有弹性，又有气势，很好地表现出音乐的内容，让音乐作品呈现一种震撼感和悲壮感，以及对英雄的憧憬之情。

（二）培养内心情感，注重声音美。琵琶演奏的主要目的是让观众聆听演奏者演奏的曲目，领悟并体会到演奏者的思想与情感，同时在这种双向共鸣下，充分感受到音乐的美感。因此，在琵琶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内心情感，在课堂上指导学生对学习的曲目进行二次创作，这样有利于增强学生对音乐的感性体验，并在演奏过程中品味乐曲的内涵，实现自身音乐情感与演奏技巧的完美结合。在教学期间，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音色分辨力。因为琵琶形制很扁，发音孔不大，其自然音色比较硬和薄，且演奏技法也很复杂，必须借助指甲发声，导致演奏时容易出现杂音。所以，在琵琶演奏过程中，需要将音色控制好，这样才能保证演奏质量。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追求音色美的习惯。只有学生内心真正体会到声音的美感，才能将音乐把握好。教师既要提升学生的听觉能力，还应提升学生内心感受的能力，在内外双重培养下，可以帮助学生奠定琵琶美的声音概念，为提升琵琶演奏水平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合理选择教学模式。在琵琶教学课堂上一定要把美感落到实处，教学模式不一而足，常见的有“探索型”、“体验型”、“表现型”等，所谓“探索型”教学模式是指在培养学生美感的过程中，一定要让学生具有包括常识等在内的科学探索精神，进而引导学生进入到音乐的殿堂；“体验性”教学模式是指在教学中讲授一些包含人文精神、品德教育等的素材，让学生自己领悟音乐的美感；“表现型”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上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让学生在活动中大胆表现出来，进而引导学生的创造意愿。当然，这三种教学模式并不是分开使用的，它们可以相互融入，更好地完成学生美感的培养。

（四）注重文学、艺术修养。首先，要重视提高学生的艺术综合修养。音乐属于艺术，音乐与其他艺术如文学、诗歌、绘画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一个学生具备了欣赏欧洲古典建筑、诗歌、散文、经典名著等方面的基本素质，那么他会对欧洲古典音乐的曲式、结构中所体现的力量与平衡有更为深刻的理解。[3]如果能引导学生领悟到中国水墨画、古典文学、诗歌、国画、书法中的淡雅情趣，就会让其品味到中国民族传统乐曲中的特有韵味。其次，要让学生充分了解音乐的背景知识。这些背景知识主要包括音乐的风格、流派、体裁、创作背景、作者及其相关的文化信息。因此，在琵琶教学中，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琵琶名曲的背景知识，不仅会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审美能力，而且会在这个过程中净化学生的心灵，升华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创新人格。

（五）积极参加艺术实践。琵琶演奏属于一门表演艺术，学生通过参与艺术实践，可以让演奏技巧得到锻炼，从而不断提升演奏能力。对于琵琶教学而言，也可以视为音乐艺术的实践过程，所以，在琵琶教学中，要尽量为学生提供足够的艺术实践机会，通过对他们的合理引导，让其能够在各项音乐活动中得到锻炼，这样才能真正走进音乐，并在艺术实践中增强对音乐的审美体验。[4]此外，学生在参与音乐艺术实践过程中，音乐表现的自信心也能够得到增强，合作意识也越来越强，逐步养成良好的团队精神。对于琵琶教学而言，艺术实践可谓一面镜子，学生在演奏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及时纠正。因此，教师要在加强学生基础训练的同时，还要通过艺术实践进行检验，这样学生的琵琶演奏学习效果才更好，美感也能得到更好的培养。

三、结语

总之，在琵琶演奏过程中，不仅要有纯熟的技巧，还要具备较强的音乐表现力和丰富的情感体验，这些都是音乐美感的另一种形式体验。因此，在琵琶教学中，教师要合理选用教学方法，重视对学生美感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琵琶教学水平，让学生熟练掌握琵琶演奏技巧。

参考文献：

[1]冯卉.情景式教学法在高校琵琶教学中的探究[J].艺术教育，2016，（9）：102-103.

[2]闫芳.地方高校琵琶教学刍议[J].韶关学院学报，2015，（5）：174-176.

第3篇：琵琶行教案范文

坡真不愧为两宋词坛之“巨擘”与“高手”，他不仅没有在白居易《琵琶行》等赋咏琵琶的经典名篇面前噤若寒蝉，反而敢于对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这一赋琴名篇提出疑义，并且将它“翻制”成一首精彩的“琵琶词”。兹引录全词如下：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冤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水调歌头》）词前有小序云：“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琴》诗最善。公曰：‘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苏轼文集》卷五十九另有《与朱康叔》书信云：“章质夫求琵琶歌词，不敢不寄呈。”书信与词序正好相互印证，可见苏轼乃是应章质夫（即章楶）家琵琶妓之请而写下这篇“琵琶歌词”的，其创作时间大致在元丰中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据词序，苏轼此词乃“隐括”韩愈《听颖师弹琴》诗而成。原作乃咏“听琴”，而苏轼却同意欧阳修的见解，以为韩诗非写听琴，“乃听琵琶也”。

关于韩诗所咏究竟是“听琴”还是“听琵琶”，文学史上已形成一大公案（参见吕肖奂《韩愈琴诗公案研究：兼及诗歌与器乐关系》一文，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3期），我们姑且不论孰是孰非，然苏轼写此词时意中既以为韩诗所写“非听琴”，其笔下所咏当亦为“听琵琶”也。黄庭坚给友人书简中有“东坡公听琵琶一曲，奇甚”之评语（黄庭坚《山谷集•别集》卷十五《与郭英发帖三》其三），所云当指此词也。实际上，仅以“奇甚”二字评此“听琵琶一曲”，已觉过于简略粗疏也。全篇用了三分之二强的篇幅来描写琵琶弹奏的情感内容与节奏旋律的起伏变化，从灯下儿女情爱的轻柔、细碎、低抑与哀怨，一变为勇士奔赴战场的疾驰、高昂、雄壮与豪迈，再变为暮云飞絮的缥缈与幽远，三变为百鸟争鸣的喧闹与彩凤不语的凝绝，四变为攀高步险的陡峭艰涩与一落千寻的摇曳生姿，的确给人身临其境的奇妙之感，达到了“其缓调高弹，急节促挝，可以目听”（明卓人月汇选，徐士俊参评《古今词统》卷十二）的艺术效果。词的末尾部分，词人则以听者如置“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无泪与君倾”的强烈感受，来烘托和表现琵琶弹奏所产生的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词人巧于取譬，善于截取自然界和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和情景，运用一系列联想广泛、含义丰富的比喻，将诉诸听觉的音乐艺术转化为诉诸视觉的语言艺术，虽然是对韩愈诗作的隐括与翻制，然而其中也必然融入了东坡对琵琶艺术的审美体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东坡不仅在词坛上倡开隐括为词的体例，而且在表现琵琶艺术上也达到了与原作同一机杼、同入化境的艺术高度；不仅是将诗体隐括为词体，而且是将“听琴”翻制成“听琵琶”；既切合了词体的艺术特性，也密切了词与音乐的关系，隐括如从己出，翻制恰似新创，东坡的大家风范在这首琵琶词的创作上也展露无遗。东坡以全篇来描摹琵琶音乐的词篇，《减字木兰花》一首也写得相当精彩：空床响琢。花上春禽冰上雹。醉梦尊前。惊起湖风入坐寒。

转关镬索。春水流弦霜入拨。月堕更阑。更请宫高奏独弹。东坡在黄州时有《与蔡景繁书》云：“朐山临海石室，信如所谕。前某尝携家一游，时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凉州》，凛然有铁马之声。婢去久矣，因公复起一念，果若游此，当有新篇。”（《苏轼文集》卷五十五）另有《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诗云：“我来取酒酹先生，后车仍载胡琴女。一声冰铁散岩谷，海为澜翻松为舞。……江风海雨入牙颊，似听石室胡琴语。”（《苏轼诗集》卷二十二）将东坡书简和诗与词作相互对读，可以考求此词乃熙宁七年（1074）十月间苏轼自杭州移守密州途经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时，携家游朐山临海石室听家中“胡琴婢”弹奏琵琶而作。姜夔《醉吟商小品》序云：“石湖老人谓予曰：‘琵琶有四曲，今不传矣。曰《濩索梁州》、《转关绿腰》、《醉吟商渭州》、《历弦薄媚》也。’”又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六么”条云：“言《凉州》者谓之濩索，取其音节繁雄；言《六么》者谓之转关，取其声调闲婉。”（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东坡词中所写即“胡琴婢”演奏琵琶名曲《转关六么》（《六么》一作《绿腰》）、《镬索梁州》（“镬”又作“濩”，《梁州》一作《凉州》）的情景。

与《水调歌头》一样，此词也纯用比喻来描写琵琶乐声。以空床琢玉比其空旷圆润，以花上春禽喻其清脆流丽，以冰上落雹象其节奏繁密，以醉梦尊前和风入坐寒状其迷离与凄清，以春水流弦和清霜入拨写其幽咽与肃然，以月堕更阑烘托其宫高独奏的嘹亮与激越。多年后苏轼在与朋友的书简及和诗中犹然忆起当时在海州石室听弹琵琶的情景，既可见此“胡琴婢”技艺之精妙《转关》、《镬索》乐声之动人，又可见东坡对琵琶艺术的热爱与陶醉，而词人善于用语言艺术来表现音乐形象的技巧与功力，也依然令人钦佩之至。在宋人以全篇所赋“听琵琶”一类词作中，辛弃疾《贺新郎•听琵琶》一首也堪称杰作。兹引录全篇如下：凤尾龙香拨。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最苦浔阳江头客，画舸亭亭待发。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弦解语，恨难说。

辽阳驿使音尘绝。琐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千古事、云飞烟灭。贺老定场无消息，想沈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呜咽。辛稼轩此词赋咏“听琵琶”，虽不乏对琵琶弹奏及乐声的正面描写，而更多的则是抒写词人由听琵琶所触发的联想与感怀。词人以描绘精美的琵琶乐器开篇，凤凰尾翼一般的琴体与琴槽，以龙香柏制作的散发着奇香的弹拨，令人联想起盛唐后宫杨贵妃曾经弹过的那把“逻逤檀为槽，龙香柏为拨”的珍奇琵琶（参见唐郑嵎《津阳门诗》自注及唐郑处诲《明皇杂录》所记）。以下词人的思绪便随着琵琶乐声的演奏而向着历史的纵深处飞翔。他脑海里又浮现出开元盛世时代琵琶参与演奏《霓裳羽衣》这支大型歌舞曲的华丽盛大场面，在感慨着“盛唐气象”已成梦幻的同时，也寄寓着对北宋太平盛世的怀念。#p#分页标题#e#

琵琶乐声将词人又带入了一片最为悲苦凄伤的情境之中，词人眼前又叠映出“浔阳江头夜送客”的白司马，为琵琶女的演奏及身世而兴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苦画面，以及王昭君和亲出塞途中马上琵琶慰相思的凄断心声，词人感叹琵琶四弦虽解传语绘声，却难以诉尽人类历史上“最苦”“最恨”的情愫。以下琵琶女又弹奏了一曲哀婉的《梁州》，只见她轻拢慢捻之间泪珠挂满眼睫，推手却手之际皆为脉脉含情，词人听出那是闺中的思妇正为出守辽阳而音信隔绝的征人在喁喁诉说。琵琶还在演奏，可词人的思绪已飞出九霄云外，他由元稹《连昌宫词》“夜半月高弦索响，贺老琵琶定场屋”的名句，想到开元盛世时的琵琶名师贺怀智既然已是杳无身影，那么当年沉香亭畔杨贵妃怀抱珍奇琵琶为唐玄宗演奏的繁华气象自然也消歇不见了，千古的兴亡盛衰都已如云飞烟灭。想到这里琵琶弹奏的乐曲是什么他已无法分辨，因为他已经是呜咽不已，或者说他听到的琵琶声已经是一片呜咽了。与苏词描写琵琶演奏纯用比喻不同，稼轩此词多用琵琶典故，注重审美体验，联想丰富，以意贯注，转换巧妙，虚实相间，亦别有风神。明人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二评曰：“此篇用事最多，然圆转流丽，不为事所使，称是妙手。”近人梁启超亦云：“琵琶故事，网罗胪列……惟其大气足以包举之，故不觉粗率。”（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丙卷引录）均堪称公允精到之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也有一首比较精彩的描摹和歌咏琵琶演奏的长调词，这就是《绿头鸭》“韩师朴相公会上观佳妓轻盈弹琵琶”：新秋近，晋公别馆开筵。喜清时、衔杯乐圣，未饶绿野堂边。绣屏深、丽人乍出，坐中雷雨起弦。花暖间关，冰凝幽咽，宝钗摇动坠金钿。

未弹了、昭君遗怨，四坐已凄然。西风里、香街驻马，嬉笑微传。

算从来、司空惯，断肠初对云鬟。夜将阑、井梧下叶，砌蛩收响悄林蝉。赖得多愁，浔阳司马，当时不在绮筵前。竞叹赏、檀槽倚困，沈醉到觥船。芳春调、红英翠萼，重变新妍。据词序可知，此词乃词人在京师时参与韩忠彦相公（徽宗朝以吏部尚书召拜门下侍郎）府邸晚会，“观佳妓轻盈弹琵琶”而作。除了开篇交待演奏时地和背景之外，词人充分利用长调词的形体优势，以主要篇幅较细致地描写了观赏琵琶演奏的情景。不仅铺叙了琵琶妓弹奏的琵琶乐曲内容与情感的转换，从“昭君遗怨”一类的悲情曲到“重变新妍”的“芳春调”，琵琶乐曲的演奏可谓悲喜交加，由哀转乐，而且也描写了琵琶曲节奏与旋律的变化，从雷雨骤起的迅疾，到花暖间关的流丽，冰泉凝结的幽咽，再到红英翠萼的清妍，给人丰富灵动的审美体验，而对四坐听者反应的描状，自己内心感受的刻画，以及“西风里”、“夜将阑”环境氛围的渲染，也对琵琶演奏的艺术效果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作为南宋前期宫廷词人的代表，曾觌则多用小令词调来表现他所领略的宫廷琵琶的魅力。兹引录三首如下：晚妆初试蕊珠宫。随步异香浓。檀槽缓垂鸾带，纤指捻春葱。

莺语巧，上林中。正娇慵。暂教花下，帘影微开，多谢东风。（《诉衷情》）捍拨金泥雅制新。紫檀槽映小腰身。娅姹雏莺相对语。欣睹。上林花底暖生春。

飒飒胡沙飞指下。休讶。一般奇绝称精神。向道曲终多少意。须记。昭阳殿里旧承恩。（《定风波•应制听琵琶作》）凤翼双双，金泥细细。四弦斜抱拢纤指。紫檀香暖转春雷，嘈嘈切切声相继。

第4篇：琵琶行教案范文

一、第一层共鸣――音乐艺术的共鸣

《琵琶行》开篇，白居易秋夜浔阳江边送别友人，琵琶女孤身飘零于江船之上，两个本不会有交集的陌路人却在湓浦江上因音乐而萍水相逢了。音乐是白居易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在《愧怀?序》中说：“诗酒琴……余酷好三事。”长安为官时期，诗人可以尽情地欣赏他酷爱的音乐，抚弄他珍视的琴弦，享受阳春白雪般的京都之音给他带来的审美愉悦。但贬谪江州后，偏僻、闭塞的浔阳“终岁不闻丝竹声”。难道浔阳之地蛮荒到竟连一点音乐都没有吗？应该说，音乐是有的，但对诗人来说只不过是些“呕哑嘲哳难为听”的“山歌与村笛”，这些下里巴人般的音乐根本不入白居易之耳，所以身居江州司马闲职的他虽可以赋诗，饮酒，却没有音乐可以怡情、遣怀、“销疾”。他曾在《好听琴》中说：“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怡和好养蒙。”悦耳、高雅的音乐能使人内心宁静，忘掉尘世的烦恼和失意，甚至还可以消减疾病。“谪居卧病浔阳城”的诗人是多么渴望能有这样的音乐来为自己疗伤，清心，治病，排遣抑郁、愁闷的情绪呀，但这种焦灼、饥渴的心久未得到滋润与浇灌！今晚，孤舟之上琵琶女打发时间、聊以自慰的琵琶声似天籁一般飘入诗人耳中，触动了他敏感的音乐神经，真可谓“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惊喜万分、闻其声而忘归的诗人怎会只满足于这入耳的一声“仙乐”呢？因此他热情地“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希望能饱耳福，解饥渴。独守孤舟的琵琶女面对这久违了的邀请，迟疑不决，但盛情难却，故“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于是，浔阳江上两个素未谋面的飘零之人因琵琶声的牵引而萍水相逢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琵琶音乐，白居易自是白居易，琵琶女自是琵琶女，两者毫不相干，也不会相识。

但陌生人之间要能真正打破芥蒂，坦诚相见，仅靠那一声琵琶曲是不可能实现的。素不相识的他们此时一切言语上的寒暄、交流都会显得过于唐突、冒昧与无礼，能化解彼此内心尴尬与芥蒂的惟有音乐。所以琵琶女调弦试音，为眼前的陌生客人弹奏琵琶曲。但音乐只能感染那些具有一定音乐素养的欣赏者，而且高层次的欣赏者不但能听其声，而且能听其情。白居易是一位具有高深音乐修养的行家里手，他懂得真正的琵琶演奏高手不仅技艺精湛，而且能以声传情。他在《问杨琼》中说：“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欲说向君君不会，试将此语问杨琼。”在《乐府传声?曲情》中有更详细的阐述：“唱曲之法，不但声之宜讲，而得曲之情为尤重，盖声者众曲之所尽同，而情者一曲之所独异……悲欢思慕，事各不同，使词虽工妙，而唱者不得其情，即邪正不分，悲喜无别，即声绝妙，而与曲词相背，不但不能动人，反令听者索然无味矣……若世之止能寻腔依调者，虽极工亦不过乐工之末技，而不语以感人动神之微义也。”②白居易认为“情”是唱歌、唱曲者表演的灵魂，只有以声传情，才能以情动人。音乐表演者不带感情的演奏，即使再精妙也只是炫技，是“乐工之末技”，会令“听者索然无味”。诗人面前的琵琶女显然不是寻腔依调的乐工，而是技艺高超的演奏家。“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诗人发现琵琶女调琴试音之际，就已曲调未成，情泻指尖。正式演奏过程中，音乐旋律时而婉转圆润，时而幽咽凝涩，时而又激越高昂，直至戛然而止，这复杂变化的旋律里饱蘸着琵琶女内心深处浪涛般起伏不平的感情。这种技艺和感情完美交融的演奏，把久不闻丝竹之声的诗人带入了一个美妙无比的音乐世界。诗人没有直接描写听琵琶曲的感受，而是以“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的景色描写来烘托音乐的曼妙及听者的如痴如醉。至此，音乐艺术的对话与共鸣消弭了两个陌生人之间的隔膜与尴尬，缩短了他们的心理距离，使得萍水相逢的他们敞开心扉，互诉衷情。

二、第二层共鸣――人生境遇的共鸣

曲意已达，心意已通。琵琶女深知，眼前陌生的听众远不同于当年重色轻艺的京城“五陵年少”，他是“善听”的知音。在他面前，无须矜持、沉默，不必心存芥蒂与隔阂。所以她“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敞开心扉，向诗人诉说淤积心中、无处倾诉的人生不幸和伤痛。出生长安的琵琶女，自幼学得高超的琵琶演奏技艺，是京城色艺双绝的名妓――“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状成每被秋娘妒。”名噪京城的她每天过着灯红酒绿、奢华狂欢的生活――“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但这种奢靡放纵的日子却在时光流逝、容颜衰老中渐行渐远，生活变故――“弟走从军阿姨死”，娇容褪去――“暮去朝来颜色故”，那些曾经游走于教坊、好色轻佻的纨绔子弟们不见踪影，教坊这样的风月场让她倍感失意。无奈的她心怀期冀地将感情和余生托付给了商人――“老大嫁作商人妇”。在农本商末的时代，商人的生活是流动不定的，琵琶女从此流离漂泊，远离长安。可是商人重利轻别，忙于商务，将自己一人丢弃在浔阳江头的孤舟之上。充满人生希冀的托付并没有得到商人相应的回复，夜深人静时，抚今思昔，琵琶女不由得“梦啼妆泪红阑干”！

琵琶女的不幸命运唤起了白居易对自己贬谪落魄身世的回忆，触动了诗人内心不敢碰触的伤痛。作为一个敢于“为民请命”的官吏，一个正直而语切的知识分子，白居易从德宗贞元十六年春应进士举至宪宗元和五年五月的左拾遗，十多年的为官生活，他始终坚持“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他的这种主张和坚守不可避免地会触动当朝统治者及权贵的利益，也必然会遭到他们的仇视和打击。元和六年四月，白居易被罢官，直到元和九年冬才被授予太子左赞善大夫。而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事件又一次改变了白居易的政治命运。直言敢谏的诗人上疏要求缉拿凶手，被权贵以宫官越职妄言朝政的罪名赶出京城，贬为江州刺史，后又贬为江州司马。诗人在《江州司马厅记》中说：“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司马一职不过是一种无权、无事的闲职，对心怀兼济之志的诗人来说无疑是生命的重创和弃置。好友元稹听说这事后“垂死病中惊坐起”（《白乐天左降江州司马》），作为当事人的诗人忧愤郁积、牢骚满腹自在情理之中。所以《琵琶行》序中所说的“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只不过是诗人掩饰内心愤懑、表面旷达的话而已。政治生活的不幸和坎坷郁积在心中，欲吐而不能吐，欲语而无处语。今夜，江船之上，终于有人可以倾诉、倾听了，诗人毫无保留地道出了心中的苦痛、愤懑，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这声来自心灵深处的慨叹，不仅是诗人对琵琶女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更是他对自己坎坷命运的无奈叹惋。相似的命运遭际使诗人的心弦和琵琶女一齐颤动，两个沦落的生命在人生境遇的共鸣中相知相怜，惺惺相惜！

三、第三层共鸣――内心感情的共鸣

诗人和琵琶女虽然身份、地位不同，但却有相似的人生境遇和不幸命运，诗歌的主题至此已经表达得十分鲜明，全诗在此收笔不会令人感觉突兀和意犹未尽。但诗人却出人意料地再次挽留琵琶女，真诚地邀请她“莫辞更坐弹一曲”。琵琶女感激诗人对自己的厚意，即兴发挥，弹出了更为激越的音乐，使得满座为之动容，潸然泪下，全诗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情感高潮中戛然而止。此时的共鸣是诗人与琵琶女之间更深层的共鸣，是全诗最具感染力、最能撼动读者心灵的共鸣。

白居易对琵琶女的这次弹奏没有作浓墨重彩的描摹，而是以极简省的笔墨叙写了琵琶女受邀后的情态和乐曲的感染力。“感我此言良久立”，“良久立”三字言简义丰，一方面写出了琵琶女外表的沉静，另一方面写出了她内心情感的波涛汹涌。是诗人贬谪江州的不幸遭遇再一次触动了她坎坷命运的伤痛，更是诗人视自己为知音，敞开心扉，平等交流、沟通的真情与真心感动了琵琶女。这一切汇聚成强烈的情感风暴裹挟住她，令她沉浸其中，默然不语。回过神后，她将这强烈的感情倾注在琵琶弦上――“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像前声。”诗人仅以“弦转急”、弦声“凄凄”概述琵琶女的弹奏和琴声，至于琵琶女弹奏时的神情、动作、技法如何一概不写。这种省略不但没有削弱作品的表现力，反而会令读者拍案叫绝。诗人把写作的重点放在了弹奏的效果和影响上，即听者的感受――“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三句诗有两层内涵，一层写弹奏影响范围之广――“满座重闻皆掩泣”，琵琶女的演奏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使得他们忍不住掩面哭泣；一层写弹奏影响程度之深，这里诗人使用了“水涨船高”的写作方法。他将自己置身于“满座”听众之中，闻声掩面而泣。但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听众，琵琶女“凄凄不似像前声”的琴声对他而言激起的不是单纯的感动，而是“天涯沦落者”无助、孤寂、悲哀、愤懑等复杂情感的深层次共鸣。白居易在遭受政治打击远贬江州后曾写下“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的诗句，发誓从今以后远离仕途，不言世事。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政治、仕途不得不退出的无奈、愤懑，对往事不堪回首又不能忘怀的痛苦与悲哀，这种情感从被贬江州司马后就一直蓄积、压抑在心中，一直没能找到宣泄的出口。明代思想家李贽在《焚书?杂说》中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李贽的这段话能够充分诠释白居易再闻琵琶声时的情感状态，正因为心中有“蓄积既久，势不能遏”、欲吐不敢吐、欲语无处语的满腔激情，如今被琵琶女凄凉、忧伤、急促的琵琶声激发、唤起了，闸门一旦开启，深沉的感情如涌泉一样喷薄而出，化作了千行泪，湿透了司马青衫。作为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在诗人与琵琶女感情共鸣的高潮中戛然而止，收束全篇，能激荡起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使作品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当然，《琵琶行》中的三重共鸣不是平行、并列的，而是层层推进，逐层叠加的。前面的共鸣是后面的前提和基础，没有音乐上的“同声相应”，就不会有琵琶女、诗人互诉不幸命运而发出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生慨叹。而且这两重共鸣叠加、融会，在诗人与琵琶女的内心掀起了感情的波涛，因此一个重弹，一个重听，声声乐曲，滴滴清泪，汇聚成感情的高潮。金人王若虚说：“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③虽然《琵琶行》体裁是叙事诗，但“情感”是它的生命和灵魂，它是诗人情感喷涌的结晶。诗中的音乐描写实际上最终投射的还是情感，琵琶女弹奏的每一个音符、每一段曲子，都是她从心灵深处流泻出来的情感。所以说，“情”贯穿于《琵琶行》全篇，音乐艺术（声）、人生境遇（事）、内心情感（情）三者交织、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和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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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方周末》主编：《说吧，莫言》，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第5篇：琵琶行教案范文

关键词：戏曲艺术；艺术史；《琵琶记》；高明；伦理冲突；三纲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琵琶记》是一部在中国戏剧史上有着特殊重要地位的作品，不仅对明清时期的戏剧文学创作和舞台演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戏剧批评史上，也很少有一部作品像《琵琶记》那样长期成为争论的焦点。尤其是关于它的情节疏漏和风化之旨，历代论者聚讼纷纭，毁誉褒贬之间，相去不啻霄壤。笔者注意到，在批评《琵琶记》中明显的情节疏漏时，论者多将之视为一个剧作学上的缺陷，作者对此或缺乏意识，或无力为之；而关于《琵琶记》的主旨或高明的思想倾向，一般论者评价的基础都是剧中“副末开场”时所说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本文尝试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如果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很容易发现刻意宣扬的风化之旨与剧中实际表达相去甚远，几近于虚饰之辞；而看似无力为之的情节疏漏却指向更深层的主题，或出于有心之举。

《琵琶记》是高明对早期民间戏文《赵贞女》的再创作。《赵贞女》讲述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故事，和《王魁》、《张协》等戏文一样，都反映了封建时代书生发迹负心这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高明的改写使《琵琶记》成为一个全新的剧本，它和《赵贞女》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蔡伯喈的形象和故事的结局：蔡伯喈不再是负心汉，而成为一心奉养双亲的孝子；赵五娘也改变了被马踏而死的悲惨下场，最终寻到丈夫归乡庐墓，是一个“一夫二妇，一门旌表”的“大团圆”结局。

《琵琶记》的出现使“士夫罕有留意”的民间戏文正式登上大雅之堂，《南词叙录》极誉高明的创作“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但是，赵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于民间，既要保留蔡伯喈赶考不回、双亲冻饿而死、赵五娘琵琶寻夫等大关目，又要重塑蔡伯喈的形象和改写故事的结局，这个翻案文章并不容易作。虽然《赵贞女》的剧本早已失传（恐怕未必有定本），但是从剧情梗概来看，情节和人物并没有明显的疏漏和矛盾之处，而《琵琶记》在这一点上却似经不起推敲。明清时期的论者就已经注意到了《琵琶记》中纰漏甚多，如臧懋循批评：“《琵琶》诸曲颇为合调，而铺叙无当。如登程折、赐宴折，用末、净、丑诸色，皆涉无谓。陈留、洛阳相距不三舍，而动称万里关山；中郎寄书高堂，直为拐儿绐误：何缪戾之甚也。”李渔指出：“若以针线论，元曲之最疏者，莫过于《琵琶》，无论大关节目，背谬甚多——如子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荣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赵五娘千里寻夫，只身无伴，未审果能全节与否，其谁证之：诸如此类，皆背理妨伦之甚者。”

关于《琵琶记》中大大小小的纰漏，前人已经列举了很多，然而似乎很少注意到它们在性质上的区别，这就使得相关讨论难以深入。笔者认为，所谓的“背谬”之处大概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在刊刻抄录过程中的笔误或因后人改窜而产生的错讹，如一些称谓上的混乱，乃至一些对白的前后矛盾，对此实不宜苛责作者。第二种是剧情与历史真实或生活真实不符，如蔡伯喈中状元的问题、陈留和洛阳的距离问题、蔡公蔡婆的年龄问题、赵五娘只身寻夫的可能性问题等等。第三种才是属于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方面的问题，而其中最大的疏漏无疑是“拐儿贻误”一节，如李渔所说，蔡伯喈“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且“附家报于路人”，以致双亲饥寒而死，这似乎不是孝子该有的行为和应得的结果，无怪乎明代人会争论蔡伯喈是否真孝子了。

由于这一情节疏漏会直接影响到对《琵琶记》全剧的理解和评价，我们在批评之前，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高明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相传高明写作《琵琶记》时，怕来客打扰，叫恶狗守门。我们当然不会把传说当成真实，但是民间有这样的传说，不会没有原

因，至少可以说明《琵琶记》是高明苦心孤诣结撰而成的剧本。以高明的文化修养和他为《琵琶记》所付出的心血，竟会大意忽视了普通读者都可以轻易发现的情节疏漏，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另一个更通行的解释是高明在剧作法上其实并不高明。

一般来说，我们今天称之为剧作家的中国古典戏剧的作者们，确实少有创作戏剧的自觉。不过像“拐儿贻误”这样的疏漏，显然不是因为高明像元杂剧作者那样以曲为本，乃至“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也不是因为像一些明清传奇作者那样好为新奇之事，结果失于头绪繁多而针线不密。“拐儿贻误”给人的印象是翻案文章做得太勉强，太生硬，难以自圆其说。

相比之下，较早的民间戏文《荆钗记》在处理类似的情节时反而合理多了。据《瓯江逸志》记载，早期戏文中的王十朋也是王魁、张协一流人物，在中状元发迹后抛弃了钱玉莲，结果钱玉莲投江而死。我们今天看到的《荆钗记》则将王十朋塑造成一个情深意笃的男子，在他和钱玉莲之间制造离乱的主要是两个恶人：因招赘不成而将王十朋改调潮阳的万俟丞相，因觊觎钱玉莲而将王十朋的平安家报改为休书的孙汝权。经过长时间分离和一连串误会波折之后的结局是夫妇团圆，恶人被惩。如果参考《荆钗记》的写法，要弥缝《琵琶记》的情节疏漏并不困难，只需为拐儿贻误的行为提供一个更加合理的动机，比如说出于牛相的授意。鉴于牛相的煊赫之势和爱女之心，他无疑是《琵琶记》中最有可能阻挠蔡伯喈一家团圆之人，不管他是收买一个真拐儿，还是命令相府下人假扮拐儿，必然细节周全，能使蔡伯喈入彀，“附家报于路人”这个草率的举动也就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在高明写作《琵琶记》之前，《荆钗记》早已广泛流传于他所生活的浙江地区，蹊跷的是，珠玉在前，高明没有效仿，反而写出了一个几乎人人都可以发现的大破绽，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是刻意为之了。 　对于高明的弦外之意、虚响之音，妄加揣度是很危险的，我们只能从剧本的实际呈现进行分析。蔡伯喈“重婚牛府”是《琵琶记》情节发展的一个转捩点，此后是生旦长期的分离，在蔡伯喈是长期痛苦的心境，在赵五娘则是抢粮、吃糠、剪发、描容、别坟等一连串的悲惨遭遇。因此，强赘蔡伯啃的牛相很自然地被视为《琵琶记》中的反面人物。高明将贻误家报事归咎于拐儿的贪财，当然是为蔡伯喈翻案而起，不过直接关系的却是牛相的是非。正如洛地先生指出的那样，生造出一个拐儿这样一个局外人，来替代原本最有作恶动机的牛相，实际上是为了写牛相不是导致蔡家悲剧、陷蔡伯喈于“不孝”的恶人。

权臣招赘状元本是传统戏剧中常见的情节，不管书生是否娶妻，权臣照例仗势欺人，像《张协状元》中的王相在新科状元游街时就直接将人挟持了去，《荆钗记》中的万俟丞相见面便言成亲，更以“朝纲选法咱把掌”相威胁。书生若有违拗，丞相们便施展种种阳谋阴谋，非离散他人家庭不肯罢休。而牛相强赘蔡伯喈时，我们却很难说他有使蔡伯喈背亲弃妇的主观故意。在牛小姐几言谏父、要求与蔡伯喈同归故里侍奉亲帏时，牛相生气之余确实说过“吾乃紫阁名公，汝乃香闺艳质，何必顾彼糟糠妇？岂肯事此田舍翁？”之类不近人情的狠话，事后他却自忖：“自家待要放他去，只是幼长闺门，难涉途路；况兼自家年老无人；如何放他去？如今有个道理，使一个人，多与他些盘缠，教他去陈留，将蔡伯喈爹娘媳妇都取将来便了，多少是好！”（三十二出），随后他便派了院子李旺前去，可见“拐儿贻误”不可能出自牛相指使。

而且，和那些仅仅作为权势符号的丞相们不同，高明赋予牛相以心灵的深度。对于膝下独女，牛相的考虑是“若教他嫁一个膏粱子弟，怕坏了他；只教他嫁个读书人，成就他做个贤妇”（第六出），所以他一上场就打跑了张尚书和李枢密家遣来说亲的媒婆。而对于“好人物，好才学”的蔡伯喈，他特别提醒媒婆“不须用白璧黄金为聘”（第十一出），这番苦心，真可谓“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蔡伯喈的拒婚出乎牛相意料之外，他的愤怒是必然的，但是牛相并没有像一般权臣那样挟私报复，反而在知道蔡伯喈已有妻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要把牛小姐嫁给他。乍看起来这不好理解，陈眉公评本批云：“进士中岂无一人足以做丞相女婿者，何以执拗若是？”明代人给出的别致解释是牛相有些“牛气”。其实剧本中对牛相的

机交代得很清楚，主要还是为女儿考虑，一则此事不成于牛小姐名声有碍：“非爹胡缠，怕被人传：道你是相府公侯女，不能勾嫁状元”；二则希望女儿婚事早谐：“怕春花秋月，误你芳年”；三则蔡伯喈确是合意的女婿：“况兼他才貌真堪羡，又是五百名中第一仙”（第十四出）。甚至当牛相态度强横地反对女儿和蔡伯喈同往陈留侍奉亲帏时，也都是出于慈父之情：“从来娇眷，安能涉万里之程途”，“既道有媳妇在家里，你去时节，只恐怕担阁了你”，“他是贫贱之家，你如何伏事他家”（第三十出），归根到底只是怕女儿吃苦，也许自私，却没有制造蔡家悲剧的主观故意。牛相不止是“极富极贵”的权臣，更是一个希望女儿觅得良人、承欢膝下的父亲。

不过，以上为牛相辩护的理由，仍然不足以说明“重婚牛府”的特殊性，因为在这个影响蔡伯喈命运的事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并不是牛相，而是皇帝。《琵琶记》特别强调了牛相是“奉旨招婿”，蔡伯喈原是皇帝向他推荐的女婿人选。在整个“强婚”过程中，牛相都没有和蔡伯喈见面，也没有直接对蔡伯喈施压。蔡伯喈拒绝牛相派来的官媒议婚后，官媒口称圣旨，于是蔡伯喈正式的辞婚，是在第二天向皇帝辞官时一并提出的。牛相虽然说过“我如今去朝中奏官里，只教不准他上表便了”（第十三出），毕竟最终是皇帝下旨驳回了蔡伯喈辞官的请求，同时要他“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第十五出）。可见，所谓“三不从”中的“辞婚不从”，并不是牛相不从，而是皇帝不从。

高明的这一笔，不仅《赵贞女》中没有，也不同于一般传奇对类似情节的处理，恐怕是理解《琵琶记》全剧主旨的一个关键。蔡伯喈要面对的，显然不是当年王魁或王十朋的选择题。是忠于家庭以成就道德，还是屈从权臣以满足欲望，善与恶之间的区别一目了然。“负心情变戏”的男主人公选择欲望，由于他的“自作孽”而祸害家庭；“才子佳人戏”的男主人公选择道德，却又有恶人构衅其间制造离乱。高明费尽苦心做翻案文章，甚至不惜露出破绽，既重塑了蔡伯喈，又开脱了牛相，这就使“重婚牛府”以及由此引发的灾难，很难归罪于牛相或蔡伯喈的道德善恶问题。真正的冲突并不在牛相和蔡伯喈之间，而在君臣伦理与夫妇伦理之间。是抗旨辞婚以遵从夫妇伦理，还是奉旨成婚以遵从君臣伦理，对蔡伯喈这样的读书人而言，实在是一个难以两全的伦理困境。

至此我们可以说，《琵琶记》的情节疏漏，不管出于高明的不得已还是故意，恐怕都是为了避免将蔡伯喈一家的悲剧简单地归结为个别人物之间的善恶冲突。只有这样，“辞婚不从”才能和“辞试不从”、“辞官不从”并列，构成一组严肃深刻的“善与善的冲突”——“三不从”。

准确地说，《琵琶记》的“三不从”，并没有发生在三种伦理关系内部，而是发生在三种伦理关系之间。高明感兴趣的问题，并不在于明代人争论不已的“蔡伯喈是不是真孝子”，而在于“蔡伯喈有没有可能同时做忠臣、孝子、义夫”。

为了建立稳定规范的理想社会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传统儒家伦理的“三纲”说从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内部入手，严格规范了关系双方的主从地位（臣顺君、子顺父、妻顺夫），以及各自应具备的德性（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通过使原本相对的、不稳定的人伦关系绝对化，不以对方的生死离合、智愚贤不肖为转移，这一伦理体系能够有效地协调每一种人伦关系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琵琶记》中的大多数人物正是自觉按照其社会身份履行伦理义务的，因而在每一种人伦关系——君臣（皇帝一蔡伯喈）、父子（蔡公一蔡伯喈）、夫妇（蔡伯喈一赵五娘）之间，都没有发生真正的冲突。

然而，个体的社会身份往往是多重的，尤其对于蔡伯喈这样的读书人来说，按照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化设计，除了家庭内部的父子、夫妇关系外，还应该积极履践君臣伦理，所谓“不仕无义”（《论语·微子》），“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了·滕文公下》）。即使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也不过是将王道理想“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何况《琵琶记》中的皇帝虽然自称“凉德”，显然远未到“君不君”的地步。可是，对于不同的伦理价值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除了蔡伯喈之外的当事人几乎都予以否认，他们在坚持各自的伦理理想时表现出惊人的单纯，

每个人几乎都成为一种伦理价值的代言人。结果，他们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善与善的冲突”，每一个伦理理想的实现都必须破坏掉另一个伦理理想，就如黑格尔所说：“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中。”

在“辞试不从”的冲突中，蔡公的身份是父亲，代表的却是君臣伦理。对于蔡伯喈所说的“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问其寒燠，搔其疴痒，出入则扶持之，问所欲则敬进之”（第四出）等孝行，他都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事君才是“大孝”，才是蔡伯喈必须履行的最重要的伦理义务。“在辞官不从”的冲突中，皇帝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第十五出）为由驳回蔡伯喈辞官事亲的请求，他和蔡公有相同的合理性与片面性：君臣伦理的实行，必须以损害父子伦理、夫妇伦理为条件。与此二人相对的是代表父子伦理的蔡婆，在她看来事君几乎毫无价值，行孝事亲才是绝对的要求：“自古道曾参纯孝，何曾去应举及第？功名富贵天付与，天若与不求须来至。”（第四出）同样坚持父子伦理的还有牛相，牛相欲成就女儿姻缘，却拆散了他人姻缘；欲得女儿承欢膝下，却离散了他人父子。

“三不从”冲突的结果，恰恰是这些片面的伦理理想的破灭。“望孩儿荣贵”的蔡公没有等到蔡伯喈衣锦还乡，改换门间，为此痛悔不已：“我当初不寻死，教孩儿往皇都。把媳妇闪得苦又孤，把婆婆送入黄泉路，只怨是我相耽误。”（第二十出）临终甚至遗言要曝露尸骸以责蔡伯喈之不孝。“爰招俊髦，以辅不逮”的皇帝虽强留蔡伯喈在朝，然而蔡伯喈为官三年的基本状态却是：“我穿着紫罗裥倒拘束我不自在，我穿的皂罗靴怎敢胡去揣？我口里吃几口荒张张要办事的忙茶饭，手里拿着个战钦钦怕犯法的愁酒杯。”（第二十九出）实在算不得忠臣。“只为孩儿多用心”的牛相却招了个不情愿的女婿，结果“只因一着错，输了一炮落”，最后不得不放女儿同归陈留，当他唱道“辞别去你的吉凶未凭，再来时我的存亡未明……毕竟你没爹娘，我没亲生”（第三十八出）时，其孑然凄凉，哪里还有当初强赘蔡伯喈时的气焰？

甚至那些在维护伦理理想过程中多少显得弱势或被动的人物，也都因其同样的片面性而未能真正实现初衷。牛小姐一心只要做贤妻，却在事实上造成蔡伯喈与父母分离，而且三年夫妻，声乖琴瑟，最终也陷入深深自责：“是我误你爹，误你娘，误你名为不孝也。做不得妻贤夫祸少。”（三十六出）蔡婆最关心的是自己被供养的权利，乃至疑心赵五娘私自饮食，当发现孝顺媳妇不过是在吃米膜糠皮，一时竞羞愧而死。在赵五娘一方而言，为让公婆吃饭而自愿吃糠，“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第二十出），行孝几至自戕的地步，不料反而促成了蔡婆之死。虽然高明写作至此未必有反讽之意，然而人生之悲剧意味也无过于是了。

当然，将赵五娘和蔡公、牛相等人并列未免有失公正，和那些因积极追求片面的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的人相比，赵五娘因其克己和自我牺牲而感人至深。在所有与赵五娘密切相关的冲突中，她都没有选择而只能被选择：“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省了些闲凄楚。”（第八出）“索性”二字，道尽个中无奈。行孝既已成为赵五娘唯一可能实现的伦理价值，在独自奉养双亲的三年中，除了被动地接受重重磨难，连对“暮年姑舅，薄情夫婿”的一点埋怨，也都自觉地压制下去了。论者多称道《琵琶记》写婆媳矛盾之细腻体贴，事实上，公婆的那点猜忌除了使她承受更多一重苦难之外，从未在赵五娘内心形成真正的冲突，动摇她对自己行为的信心。

相较于赵五娘形象的单纯，同为主人公的蔡伯喈就要复杂而矛盾得多，也因此，对这个人物的评价历来可谓歧见叠出。《琵琶记》虽然是《赵贞女》的翻案文章，但是又用情节疏漏开脱了牛相，这就使得蔡伯喈处境尴尬，他当然不是坏人，但和一般传奇中的男主人公相比，似乎又不够好。明代人不明白《琵琶记》既是雪伯喈之耻，何以又厚污前贤至此，只得发明各种“以贤刺恶”的影射之说。今人则多从赵五娘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如钱南扬先生认为这是有意的烘托法：“本戏的中心人物应是赵五娘，……倘然把伯喈描写得精炼勇敢一些，辞婚辞官回里，岂非要影响赵五娘悲剧的发展了吗？”洛地先生同样认为“《赵贞女》之成为《琵琶记》，实际上围绕着赵五娘故事”，只是为了使善良的赵五娘有个好结局，才将

背亲负义的蔡伯喈改成这般模样。换言之，如果蔡伯喈形象有矛盾，那是因为高明没有在他身上多用心。

笔者不能认同上述观点。《琵琶记》写赵五娘事迹固然极动人，但是赵五娘之孝养、筑坟、描容、寻夫等大关节，都是民间戏文和说唱中已经有的。不管赵五娘结局如何，其性格早已完成，高明所做的是点睛添毫的工作。而只有蔡伯喈，才是高明的蔡伯喈。同样是读书人，同样抱经济之奇才，又同样深知功名为忧患之始，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才看得到高明对人生困境的深切体悟和真诚书写。

造成这种接受障碍的原因，是蔡伯喈不像剧中其他人物那样有非常单纯明确的伦理理想。他在开场即表明：“十载亲灯火，论高才绝学，休夸班马。风云太平日，正骅骝欲骋，鱼龙将化。沉吟一和，怎离双亲膝下？且尽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第二出）君臣伦理和父子伦理对蔡伯喈而言都很重要，但是在两者冲突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权衡利弊，放弃前者只影响到自己，而放弃后者会给他人带来损害，所以他自愿放弃功名。此时的蔡伯喈还能得到论者普遍认可。然而在接下去的“三不从”的冲突中，虽然蔡伯喈都有自己的选择，但又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选择，这种表现就让人很不满意了。道德家往往寻章摘句以证明“被强”只是姿态，连蔡伯喈的动机也是可疑的：“果然有三强，你何不强一强？”即使像黄仕忠先生这样努力为《琵琶记》辩护，也不得不承认蔡伯喈“迟疑不决，欲行又止，显出了软弱的品性”。

如果君臣、父子、夫妇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伦关系，那么，所有这些伦理价值的和谐和在实际生活中的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构成最完满的伦理生活。蔡伯喈的困境是比其他人都更清楚地察觉到其中的复杂性。即使单就行孝而言，蔡伯喈做到了“无违”，结果却做不到“有养”（《论语·为政》）；假如他不听父命，像明人建议的那样“只要行吾孝耳”，或许可以做到“有养”，但也难辞“不敬”之咎，是否算得真孝子，也很难说。当蔡伯喈在行孝的同时还希望周全其他的伦理价值，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赴试时他想的是“儿今去今年便还”（第五出）；辞官时他说的是“若还念臣有微能，乡郡望安置，庶使臣，忠心孝意，得全美”（第十五出）；在牛府时他告诉牛小姐：“非是我声吞气隐，只为你爹行势逼临。怕他知我要归去，将你厮禁，要说又将口噤。我待解朝簪，再图乡仕，他不提防着我，须遣我到家林，双双两个归昼锦。”（第二十九出）如果说《琵琶记》中其他人物因为伦理理想的片面性而导致彼此之问“善与善的冲突”，蔡伯喈却是因为承认伦理价值的多样性而导致自身情感和意志的分裂，每一种选择都有道理，每一种选择又都是错的，在冀望一个万全之策的过程中，他陷于无力行动的尴尬境地。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蔡伯喈犹疑、软弱、缺乏实践智慧，但我们不能不对蔡伯喈所感受到伦理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痛苦抱有同情。不管是蔡公蔡婆，还是牛相牛小姐，都因为单纯的伦理理想而内心完整，直到最终破灭的一刻才感受到痛苦。蔡伯喈的痛苦却几乎贯穿全剧。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蔡伯喈的痛苦，那需要更加开放地面对世界的复杂性，在单一而狭隘的视野中这种痛苦就是优柔寡断；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蔡伯喈的痛苦，那需要心灵的力量和灵魂的尊严感，尽管它在实践的世界里显得毫无用处。当高明用双线结构交错展示蔡伯喈的赏荷赏秋和赵五娘的吃糠剪发，并非只是富贵和饥寒两种生活之间的对比，更是两种痛苦之间的类比：赵五娘的痛苦指向身体，蔡伯喈的痛苦指向心灵。身体的痛苦易于传达，而心灵的痛苦，只有同样的心灵才能体会。

应该说，对于蔡伯喈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果论的，毕竟蔡公蔡婆是饥寒而死了。既然要将背亲的蔡伯喈翻案成孝子，似乎就应该给他一个更好的结局。设若蔡公蔡婆没有死，父子夫妇终得团圆（按常理而言，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时候“一夫二妇，一门旌表”，才是真正的苦尽甘来，皆大欢喜。然而高明是这样写的：圣旨褒奖蔡伯喈“竞遂佳名”，蔡伯喈却思“何如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褒奖赵五娘“养生送死”，赵五娘却道“把这眉头放展舒，只愁瘦容难做肥”（第四十二出）。纵然皇恩浩荡，并不能真正补偿赵五娘的苦难，也不能抵消蔡伯喈的创痛。大团圆的表象之下，是价值不可通约，苦难无法补偿，好人没有好报。

如果说讲述这

样一个孝子贤妻受尽苦楚却没有补偿，“纯是写怨”、“从头至尾，无一句快活话”的故事，其主旨竟然是厚人伦、美风化，于情于理都不大说得通。传统文艺中的伦理教化并不探究属于道德哲学范畴的一般概念，也不仅仅关涉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它实际发挥的是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为国家权力不及和不足的领域提供了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规范。因此，伦理教化不能以道德的完成为满足，而必然强调遵循道德规范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直接联系。它可以侧重表现惩罚，如早期民间戏文中的“书生负心戏”，破坏道德规范之人最终遭到清官、神明或某种超自然力的严惩；也可以侧重表现奖励，如《五伦全备记》、《庶几堂今乐》等道德家的作品，遵循道德规范之人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得到现实的功名利禄作为补偿，而且往往是加倍的回报。当然，更普遍的情况是恶有恶报与善有善报相结合，大部分的明清传奇都属于这一类。不管是善有善报还是恶有恶报，最终都是道德的胜利和秩序的强化，民间和文人的创作在这里不但没有截然的区分，而且实际上分享着共同的世界观。因此，传统戏剧中的，不孝子们一般都被天打雷劈，而孝子们即使做出极端之举，比如卖子、埋子、焚子，最终也会感动神明，不但送还孩子，还能挖到金子，绝不应该像蔡伯喈、赵五娘这样深感痛苦和无奈。

所以，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琵琶记》开篇所宣称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时，不能不感到它和作品实际呈现之间的矛盾。若以教化为标准，《琵琶记》无疑令道德君子反感，丘浚作《五伦全备忠孝记》即出于对《琵琶》诸剧的不满：“每见世人搬杂剧，无端诬赖前贤。伯皆负屈十朋冤。九原如可作，怒气定冲天。”若是我们转换一下思路，尊重《琵琶记》的实际呈现，那么所谓“风化之旨”其实是颇为可疑的。侯百朋先生曾经撰文质疑，认为“副末开场”并非高明原作，他提供的证据包括两首词在格律和文辞方面存在的问题。明人好改窜前人文字而又托古自高，即使“信未经后人改窜者也”的陆贻典抄本，也不可能是高明创作的面貌。在文艺教化论高扬的明代，给一部颇受肯定的作品增添一点积极的创作主旨，并非没有可能。

剧中蔡公曾经引用《孝经》，听起来似乎是协调不同价值的尝试：“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按照这个标准，“孝”就不再只是与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并列的一种伦理道德，而成为其他道德实践的动机与目标，成为关系一切社会生活的“全德”。在这个终极价值的统摄下，个人和家庭、家庭和国家之间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移孝作忠，君臣伦理和父子伦理之间也就不可能存在冲突了。然而，真正避免实践冲突不能仅止于转换“孝”的概念，而必须为“孝”统摄之下的各种道德实践建立等级秩序，使之亦如君臣父子各安其分。换言之，这一体系虽然在整体上承认各种伦理价值，但在每一次具体的实践冲突中，却是以优先价值否定次要价值，正如蔡公以事君否定事亲。更加困难的是，如果希望借助这一体系来避免因不同伦理价值选择而导致的人际冲突，就必须将它的价值序列内植入每一个社会成员。考虑到人的精神和意识的复杂性，这个前提其实很难实现，因此，当一个人的优先价值恰好是他人的次要价值，冲突仍然难以避免。在《琵琶记》中，蔡公的意见就遭到了蔡婆的激烈反对。

面对《琵琶记》所展示的伦理困境，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似乎是无能为力的，高明对此确实有所察觉，但是他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表达一个明确的立场，或提供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而只是借张大公之口发出苍凉的喟叹：“人生里都是命安排。”（第三十七出）这个“命”不是赏罚分明的公正裁判，而更像一个无是无非的旁观者，审视着人力的极限之处。高明没有给出答案的问题，我们今天仍然很难给出答案。只有过于乐观的批评者，才会将《琵琶记》的伦理困境解读为时代局限。

第6篇：琵琶行教案范文

一、认识自己，影响他人

《琵琶行》作于白居易被贬官到江州的第二年，作品借着叙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和她的凄凉身世，抒发了作者个人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抑郁悲凄之情。诗人把一个琵琶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合为一体。课堂上，语文教师要求学习小组讨论“在《琵琶行》中，情节发展与诗人白居易的情感变化？”2010年获得北京大学校长实名制保送资格的何奕佳同学，代表学习小组以“被煎熬到醍醐的悲愁”为回答标题作了“另类”解读《琵琶行》：“两位沦落人，一曲《琵琶行》；一个琴上弹幽怨，一个笔下写愁思。心音共鸣，千古绝唱，泪湿青衫，感人至深。情思三重变换，内心数次跌宕；一叹二愁三悲，情感螺旋纠缠；咽声停处，别有深情。”她一边讲解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及其诗人情感的变化，一边在黑板上以数学图示（坐标形式）展现、描述了白居易见琵琶女系列情感变化的节奏与纠结。这种注重学科交叉的表达方式，是独辟新径，也可谓“另类”。

评课研讨会上，很多听课的语文教师自叹对《琵琶行》的解读方式过于单一，赞叹何奕佳学科交叉运用与文本解读能力。反思他人的教学，总结自己的不足；借鉴学生的答题技巧，可以弥补教学设计的欠缺，最终实现教学相长。

二、培养良好思维模式

如高中一年级语文课《赤壁赋》。某教师上的是属于“自主学习――探究展示――点拨提升”三环分课中的探究展示课。听课以后，教师们发现了三个问题，一是问题引导部分的问题串设计太碎；二是老师强势主导；三是学生展示条理欠清晰。听课组针对上述问题对“探究展示”课给出了如下指导：

――导学案中的“问题串”要围绕“怎样引导学生深度感知课文内容？感受文章的表达之妙？”两个核心设计。

――课堂展示时发言人的训练。在学生还不知道怎样清楚表达自己的理解时，可试着先给学生一个展示线路：“我”的观点是什么或怎样理解的然后说明“我”的依据是什么，即“我”是从文中哪些句子词语中知道的，或从哪些方面想到的最后是怎样把自己的观点或理解带入“我”的朗读背诵中。

――展示时让学生的表达尽可能完整，老师要有等待3-5秒钟的耐心，让学生在老师比较少的追问和干扰下完整地阐述观点。

三、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某初中数学的公开展示课堂上，任教的课题是“圆周角与圆心角的关系”。教师先在幻灯片上呈现一幅图：足球场上，以球门两侧门柱为A、B为基点，在门前分设B、C、D三个射门点，五点均在一个圆圈上。试问，B、C、D三个射门点，哪个点选择射门角度的可能性多一些？任教老师通过如此课堂导入，引起了学生对“圆周角与圆心角的关系”的探求兴趣。随后，教师通过让“直观感知”圆周角的定义，通过小组的讨论、演示、交流等“操作练习”方式探究两者的关系，接着进行“推理论证”和“总结提升”。在推论环节中，学生对“一条弧所对的圆周角等于它所对的圆心角的一半”“同弧或等弧所对的圆周角相等”两个问题进行了大胆的猜想、激烈的研讨和缜密的验证。教师依据学生的应答作了总结：“分类”与“划归”思想在数学中的运用。随后，解决课堂导入的足球射门问题，并加入了“国家大剧院外部为什么设计成半椭球形？”――每位观众的视角都能涵盖到剧场舞台上――生活中数学的运用，典型题例的练习和课堂收获的交流成为本节课的结尾。

第7篇：琵琶行教案范文

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大洪山火山地质公园欢迎大家参加"***" 之旅.

我是***(最好取一吉祥好记艺名),并介绍随行负责人及司机等.

预告节目:今天天气很好,忘掉烦恼,回归自然,放飞心情,远离燥热的城市,融入自然,品山水之美,调整心态,吐故纳新,我将陪同大家***时间一起度过一段美好时光,游大洪山火山地质公园,观琵琶湖大自然风光.此次行程一共*天*夜,节目丰富,内容有:

我会热情为大家服务,努力工作,确保大家满意,留下珍贵记忆.希望得到大家支持与合作,努力使游览获得成功,祝大家愉快,真正能受益非浅.

注意:

1,导游应汲取一些谚语,名言,充满文采,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千年修得同船渡" ,"千里有缘来相会" ,"世界像部书,如果您没去旅行,您可只读了书中之一页,现在您来了,让我们共同读好中国的最精彩一页----火山地质公园" ,"两山不能相遇,两人总能重逢" ,"我盼望着下次再与各位相聚" .

2,从武汉出发团队:聚合后首先应清点人数,确认每位旅客,介绍此行安排,沿途风光,其间应制造活跃气氛,避免大家沿途疲劳,如讲笑话,沿线拉歌,唱流行歌等,确立团队名称及文化均可有效激励大家.

3,沿线孝感境内讲董永黄孝文化,如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孝文化的故事;云梦境内讲楚都遗址;安陆境内讲李白的故事李白曾在此隐居十年,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进入随州境内沿线可讲九口堰新四军的故事,重点介绍李先念,炎帝文化,编钟文化等.

幽黙导游----放松心情,活跃气氛最有效添加剂,靠平时积累.

景点介绍:

尊敬的贵宾,一路辛苦了,此刻已经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大洪山火山地质公园.(在规划图外介绍公园整体情况)

整体介绍:

大洪山地区位于中央造山带的东秦岭段与大别段的交汇处的南缘,北为南襄盆地,南为汉江盆地.中央造山带与杨子板块的分界是一条巨型的碰撞带(或断裂带)在襄阳以西为城口,一层是断裂,以东称襄樊广济断裂,而襄樊---广济断裂带恰好通过随州---大洪山地区.沿这条巨大碰撞带杨子板块向中央造山带之下俯冲.

大洪山是一古老林区,森林覆盖率达85%,它资源丰富,有植物类,动物类,矿物类药共450种,堪称"绿色宝库".大洪山火山地质公园占地约3000亩,由9000亩水域和100座岛组成,其四大特点是:山美,水秀,茶香,鱼欢.

一是山美.琵琶湖地处群山之中,山峰逶迤,山上植被完好,各种林木,枝繁叶茂,且具有春绿,夏茂,秋红,冬雪的四季景观,由于建湖之始,水面升高,部分山峰没于水中,形成小岛宛如一颗颗绿宝石般镶嵌与湖中,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

二是水秀.琵琶湖水质良好,清澈透明,天然无污染,清甜沁人心脾,每当晴空万里,水面波光粼粼,微风徐来,湖水拍打湖岸,为湖光山色增添了几分壮丽之姿.或到春雨斜斜,整个琵琶湖笼罩在烟雨之中,更显得琵琶湖的一片朦胧之美.

三是茶香.琵琶湖周围群山和小岛上植有茶树面积已达800余亩,湖边建有茶场,具有优质茶叶生产加工等能力,优美的山水风光更造就了琵琶湖茶叶的独特品位,其茶叶曾获得国际金奖和几十个部优,省优茶叶大奖,用琵琶湖的水泡琵琶湖的茶,有"随车千里不浑汤"之美誉.

四是鱼欢.琵琶湖渔业资源丰富,水中名鱼特产众多,每当天气晴朗,各种鱼儿在水中自由嬉戏,更有镇内外垂钓者绕湖抛竿放钓,形成了一条独特的风景线.

琵琶嘴水库介绍(在大坝边讲解):琵琶嘴水库原名为大洪山水库离洪山镇四公里,涓水绕东边小山嘴而过,形如琵琶,故名为琵琶嘴水库.

这里两岸隔山 ,河床系整块岩石,是理想建坝地址.

1947年湖北省政符曾派水利二处勘测队到此测量拟定了一个琵琶嘴修大型水利的报告,认为兴修琵琶嘴工程可殆万世之利,后因拨款未到位尚示实施.

1965年9月,当时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临勘察并派省水利工程三团设计,边设计边施工,于1965年9月开工—1967年完成大坝第一期工程,整个大坝于1970年5月峻工.

后因工程达不到抗洪标准,又于1976年11日开始整险加固到1978年7月全部峻工.

琵琶嘴水库大坝全长565米,大坝高43米,库窖蓄水12460万立方米,其中有效库窖6900万立方米,形成水面8000余亩.

这里湖水清澈,群山环绕,形成多个半岛湖汊,山上植被良好,有时万倾碧波,宛如白居易一首诗中描述那样:

湖上春来似画图;

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

月点波心一颗珠.

春天去游,波光粼粼,阳光融融的绿林成荫,空气新鲜,满山遍野花,远望似云蒸霞蔚,近观如置身画中.

日光花红满眼,夜闻幽香扑鼻,坐快艇飞驰在湖上可体验直挂云帆沧海的畅快.

这里的主要景点有:人头河,三圣庵,火山口,万水争一门,东四半岛,西四半岛等许多景点;人们形容东四半岛形如:是一条翻腾的青龙,蜿蜒的银蛇,引劲的乌龟,凝视的老鳖;西四半岛形如:一条老牛喝水,是一只山羊欢跃,若一只猛虎咆哮,如一头骆驼缓行.

人头河一带绝壁峭坡,有长江三峡的意境,镶嵌在崖上的一块圆形石头,远远看上去像人的头颅,五官俱全,不假人力惟妙惟肖.

活火山口(又称漂石涧)岩性为玄武岩,喷出时代为晚白严世纪.山上的石头如在高炉中冶炼过一般,顺山坡流成一条条小梁(形如瀑布)在山顶林凹地中可捡到一种赤色红石,多气孔浮石,像刚出炉似的;将它放在水中漂浮不沉,似乎在嘲笑水的无能,这个算是琵琶湖别有情趣的绝妙之处.

各位朋友,介绍了大洪山地理概貌,历史故事,回到眼前,我们

所在地是火山地质公园**处,我们住宿地叫***(对照规划图介绍景点)

乘游艇介绍:

乘船环湖,重点介绍水面及岛景,岛屿周围各类奇石形态各异,

花草茂盛;岛边牧童牛群闲散踱步,有悠然见南山之景,茶园,木耳园,三圣庵让您产生无限遐想,使人真正融入自然之中.

穿插提问:

炎帝从大洪山经琵琶湖到哪里

湖中有水怪吗 会是什么样子呢

琵琶仙小住哪里 东海龙宫黄龙行宫在这里最可能是哪里

水上鸟类竞猜品种.

总之要引导游人展开想象的翅膀,越有趣越好,并记录下,作评

选之用.

传说:三圣母沉香华山救母后三圣母决心离开伤心地,一路东游到大洪山后看到这里风景优美,决定在三圣洞中修练,当时这一带精怪较多,常危害百姓,有一琵琶精受三圣母影响,决心弃恶从善修练成仙,在一些精怪作恶危害百姓,常于精怪决斗,但因道行较浅,不能完全制服精怪,后被三圣母所救,三圣母将胸前佛珠赠于琵琶精,在一次琵琶精与鄂鱼精和鳖精战斗中,用三圣母的佛珠定住鄂鱼精和鳖精,这就形成了眼前的佛珠定鄂,鳖的自然景观;琵琶精在三圣母的教诲下修练成仙;后来老百姓为纪念琵琶精弃恶扬善的功绩,特以塑像纪念.

火山遗址介绍:

地质公园是以其地质科学意义,珍奇秀丽和独特的地质景观为主,

融洽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自然公园,主要以地质特征地质遗址保护对象.

大洪山火山岩遗迹景观,是南秦岭与扬子区的地层,地质过程演化保留下来的重要资源,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独特性.大洪山火山喷出岩较发育,有12-10亿年,5-4亿年,1 .8-0 .5亿年等几个阶段,最后一期保留较好,并有少量金珀利岩.火山熔岩分布在大洪山水库南部,岩性为玄武岩,喷出时代为白垩纪,气孔多,比重小,当地人称其为浮石.景区内的变质岩在漫长的地质年代流水冲刷下形成千沟万壑的"火山瀑布",极为壮观.

琵琶湖地区出露了杨子板块地区与秦岭两大构造区域的地层,时代从约12亿年至今两个地区的区域地层岩性不同.南秦岭的无古界以线岩,千枚岩,板岩为主,变质程度较深,而杨子区的沉打鼓石群以白云岩,板岩和砂砾岩组成是杨子区标准剖面建立的地点,含丰富的叠层石.

火山熔岩,分布在琵琶湖南部莫莫山上(漂石涧)崖性为玄武岩,喷出时代为晚白垩世纪,气孔多比重少而当地人称为浮石,崖脉主要分布于耿集---古井断裂两侧,有基性崖脉和碱性岩脉/.基性岩脉岩性有变辉绿玢岩.光绿岩闪斜煌班岩等.

活火山口(又称漂石涧)岩性为玄武岩,喷出时代为晚白严世纪.山上的石头如在高炉中冶炼过一般,顺山坡流成一条条小梁(形如瀑布)在山顶林中凹地可捡到一种赤色红石,多气孔浮石,像刚出炉似的;将它放在水中漂浮不沉,似手在嘲笑水的无能,这个算是琵琶湖别有情趣的绝妙之处.

金伯利岩和钾镁煌斑岩遗迹景观:金伯利岩在自然界中分布很少,是一种不常见的岩石类型,但是在岩石学学科和国发经济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学术价值上,金伯利岩是自然界起源最深的岩浆,包含大量的地貌活动记录,它可带来深达200KM范围内的岩石类型,矿物组成,地球化学特征,温度和应力状态等信息.在经济价值上,金伯利是与金刚石资源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是金刚石的母亲,世界上具宝石价值的金刚石绝大多数产于金伯利岩中,如世界上最大的宝石级金刚石"卡利南"就是产于南非"普列米尔"金伯利岩岩管中.

钾镁煌岩也是由于它含金刚石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虽然金石质量级差.但品位极高.因而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宏观世界在岩石学分类中的位置不很确定,可以认为是金伯利岩与煌斑岩的过度类型,分布极少.

在爬火山遗址过程中,应按预定线路,每一景点应详细讲解.

山上景点有:金詹望海,老虎崖,火山瀑布,将军门松,天书坪,古寨门,卧龙坡,火山口,海马,鹰,慈母护子,月老树,三摸石等,每一景点均有一个美丽故事或问题问旅客

走在山间的小路上有如:登登山路何处尽,决决溪泉到处闻.

山上有火山喷发里形成的千奇百怪的崖石,形状各异,宛如金蟾出海,有如金龟迎宾,有如海马,有如银蛇,有如天鹰,有如玉屏等.

在古寨古战场重点介绍抗战故事:国民常政府为阻止日军两进南下,第军西进南下,第五战区在随枣宜一线布防;

在大洪山布防的有第三九军和川军22集团军.住防在火山口为川军22集团军731团该团团长刘景素于1938年在成都已参加共产党,驻防大洪山后,就与鄂委接上了关系,鄂委杨学城代书记传达中共中原局对731团抗击日寇的要求;

同时中共中原局给应城县长,游击司令孙辉华下达了协助731团抗击日寇的指示,陶涛同志借石达开诗"如何著作千秋业,宇宙长留一瓣香"送给.

1939年5月在此日寇向731团发动进攻,731团在此同敌人展开了血战.在应城抗日游击队的支援下击毙敌人800多人,我军伤亡近百人.后因二十二团军的撤退,731团也撤击了大洪山.这一仗上将张自忠将军战死在宜城南瓜店.孙耀华与刘景素两位将军为纪念这段战斗经历,特栽下了这两棵松树,这就是将军门松的来历.

山顶火山口建有古寨留下了很多故事.

知青屋介绍

突出知青文化,让人回归知青时代,看2分,写下感怀,加上相

关游戏,观知青文物.

知青屋的故事:在期间,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下乡来农村,七十年代初团结村为了更好的培养和管理知识青年修建的知青屋,并在就近的山坡上开垦了茶场.这里先后两批共接纳了知青44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后一批知青回城.

百果原 原始次森林

乘电瓶观光车,沿线看景.

线路设计:

迎宾楼-----乘船游湖面风光-----亲水居别墅-----火山遗址(爬山)-----返回就餐处;

迎宾楼----乘观光电瓶车游百果园----彩色林木----樱花谷----枫树林----原始次森林;

迎宾楼----金犬迎宾----琵琶仙子----茶园----知青屋----雄鹰展翅----老屋----亲水居.

送别词:

举办活动评选:最勇敢的人,最可爱的人,最幽默的人……,结合琵琶湖特征选出琵琶仙子,琵琶王子,老村长……等.

第8篇：琵琶行教案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孝忠；婚姻悲剧；家庭悲剧；人生悲剧；性格悲剧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294-03

每个进入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王朝，都需要一种安定社会，稳定民心的“良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一次次被强化，为他们所用，成就一个个王朝走向鼎盛，但同时也造就中国历史上的多幕悲剧。这剂“良药”实乃百姓命运的毒药，尤其对古代知识分子和妇女的命运伤害极深，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仅戏剧一种就表现不少，产生出一个大的悲剧群体。本文单就高明《琵琶记》的多重悲剧性来揭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人，对人的家庭婚姻的毒害性。

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综述

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需要，汉代董仲舒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将“三纲五常”定为一种伦理道德准则与规范。“三纲”是指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关系时遵守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即要求臣要顺君，子要顺父，妻要顺夫，以及各自应具备德行：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①。如此演绎就是臣对君的“忠”，子对父（母）的“孝”，妇对夫的“忠。这种人伦关系的绝对化能够有效协调人伦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维持家庭整体的和谐。家庭和谐完整也是中国伦理思想很重要的一点，主张家族整体利益至上，增强了家庭成员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家庭意识。但在实际的运行中，“忠”“孝”往往形成矛盾，长期存在，这是封建伦理纲常自身的内在冲突，不可调和。当矛盾出现时悲剧应运而生。

“五常”是指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时，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规范。它具有初步的平等性，互惠，互动性。但在中国社会的实际中，“三纲”与“五常”经常出现矛盾，这种矛盾最后都是后者屈服前者，放弃“五常”的道德行为规范，符就“三纲”伦理道德标准，最后往往没法调和矛盾，造成“不忠不孝”的悲剧。这种矛盾与生俱来，没法调和，统治者为了政治目的，整理出来的一套思想体系，它造成的负面结果让无数家庭和个人来买单，极具毒害性。

同时发现，“三纲五常”、“重视家庭整体和谐”这些伦理思想都忽视个人存在，贬抑个人利益，正如麦惠庭所言：“传统伦理的弊端：蔑视个性”②，对人的个性发展，理想追求危害很大。

历史发展到元代，统治者的民族出身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少数民族蒙古人坐天下，他们歧视汉人，却又不得不对汉文化顶礼膜拜，尤其到了元末，野蛮政策导致的社会动荡，自己的那一套被历史证明行不通。为加强统治，儒家伦理的正统地位被不得不被重新恢复，希望通过它来达到恢复纲纪，安定社会，进行自救。《琵琶记》创作的初衷也是出于此，只是不其然地又揭示出它的不合理性，遭人诟病。

明代，照射大地的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落日余晖。建立后最重要一个任务就是恢复汉文化思想的正统地位，用来巩固政治统治，明皇帝防止百姓跟自己一样造反制定苛刻律法规范人们的行为，重视戏剧的教化作用，《大明律》明文规定：“……戏剧不能扮演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令。”③只允许戏剧搬演伦理道德教化戏。本论题讨论的《琵琶记》因“厚人伦，美风化”的特点不在禁令之列，反情节曲折感人而颇受欢迎。据徐渭《南词叙录》记载：有人呈进《琵琶记》，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寂粟也，家家皆有，高则诚《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④可见封建统治者对伦理思想教化作用的着意重视。

尤其是清代，封建社会步入它回光返照的繁荣，大一统的需要再一次将封建伦理思想提上日程，继续发挥它的双面作用，不再赘述。

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下的悲剧群

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别林斯基说：“悲剧的内容是伟大的伦理现象的世界”⑤。也有人说中国古典戏剧史就是一部悲剧史。笔者认为这部戏剧史也是一部伦理思想影响下的悲剧史。看看王季思等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最先将《琵琶记》收录其中，再从看《窦娥冤》、《雷峰塔》、《桃花扇》、《赵氏孤儿》、《精忠谱》、《娇红记》、《长生殿》、《精忠旗》。再如其它《梧桐雨》、《墙头马上》、《王魁负桂英》、《张协状元》、《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秋胡戏妻》以及四大南戏等等。在封建伦理思想的影响下，历史上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悲剧群。有历史剧，爱情婚姻剧，伦理剧，公案剧，豪侠剧，神仙道化剧。或演绎才子佳人，或精忠报国及其它，不论宗旨和结局如何总可以感觉到那挥之不去的悲剧意味，那与封建伦理思想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说其实无论中西与古今，悲剧就与伦理思想密不可分，毋庸置疑。

歌德曾道：“悲剧的关键在于有冲突而得不到解决。”⑥那么《琵琶记》中因蔡伯喈奉行的孝即“父母在，不远游”“事亲”与其父亲“逼试”引《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的孝的矛盾。蔡伯喈“孝”亲与“忠”君的矛盾，都因思想伦理本身矛盾的不可调和而得不到解决，造成一系列的不幸，这是《琵琶记》悲剧的关键所在。

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琵琶记》的多重悲剧性关联

《琵琶记》蕴含着浓重的悲剧意蕴，这也是它一直在学术界引起热议的重要原因。笔者避开其它套路，试图从多重悲剧性来讨论它的悲剧意蕴，旨在探讨这多重悲剧性与封建伦理思想的关系。

（一）婚姻悲剧

夫妻之间感情表达被伦理禁忌掩盖，被忠与孝的“光芒”遮蔽，导致婚姻悲剧。

在中国社会，从来掠夺女性幸福无非封建伦理思想，等级制度。《琵琶记》中赵五娘与蔡伯喈新婚两个月，朝廷开科取士。蔡伯喈认为：“亲年老，光阴有几？行孝正是今日。终不然为着一领蓝袍。却落后于五彩斑衣。思之，此行荣贵虽可拟，怕亲老等不得荣贵。”准备行孝在亲前，蔡公却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是以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所以为不孝。你若是做得官时节。也显得父母好处，兀不是大孝是甚么？”蔡公命蔡伯喈赴科举，求功名，来“改换门闾”，但蔡伯喈意愿在家侍奉双亲，伴爱妻，守田园，享人伦，执孝道.这都是伦理思想的正统观念。但是“父为子纲”的伦理要求，蔡伯喈不得不在无奈中离家赶考，听凭父亲的安排。对新婚妻子的依恋，赵五娘对丈夫那点即便合法又合乎本性的率真感情，因为伦理禁忌没有人会去提起，更谈不上重视。蔡伯喈一开始辞试的表达就被父亲劈头盖脸的说成贪恋新婚，在当时伦理的禁忌下，这是一种羞辱。蔡伯喈夫妇之情被伦理严重遮蔽，跟所谓的“大局”相比，它显得微不足道。但谁都知道这真实存在而且关乎到他们的婚姻幸福。再后来，蔡伯喈辞官，辞婚，这种表达都没得到很好疏导，无人正视，以致蔡伯喈面对新妇，思念爱妻，愧对前妻，无心与牛小姐平静生活，处于“不忠”之境，造成两桩婚姻悲剧。

当蔡伯喈夫妻之情表达被遮蔽，已婚和与妻子感情深厚等信息传输不畅通，得不到在意和重视，他与牛小姐的勉强生活也就不能全心全意。纵然牛小姐温柔贤淑，大家闺秀，牛府生活富贵难挡也始终不会让蔡伯喈忘记家里还有糟糠之妻，导致牛小姐千金贵世女的婚姻悲剧。

（二）家庭悲剧

统治者用来稳定政治的伦理思想，这其中的“孝”与“忠”之间的矛盾导致的苦果却由个人和家庭来买单，酿成家庭悲剧。

中国家庭伦理重视整体观念，家庭的完整与和谐对于家庭成员来说至关重要。但很多家庭的和谐经常又与行“孝”尽“忠”矛盾，行孝要求在家，但尽忠需要在朝。封建伦理思想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决定结果只能是家庭破裂，不幸产生。蔡伯喈深受伦理思想影响，一生旨在行孝。《孟子・万章上》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意思说孝子的最大作为是尊敬长辈，要让长辈老有赡养，老有所依。可蔡公认为儿子最大的孝莫过于“孩儿做官，改换门闾”。在孝与“孝”之间，蔡伯喈不敢违父，带着苦闷，无奈与歉疚赴京赶考去了。也带走了家里的主心骨和顶梁柱，以致灾祸来临，父母双亡，造成“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永恒性悔恨。京去的蔡伯喈考中状元后，被牛丞相招为婿，辞婚不成造成停妻再娶妻的尴尬，进退不是，左右为难，横竖不对。找个理由，为孝辞官也被三番折回。总之，一个人分在两下里，人在曹营心在汉。一个一直受传统伦理思想教化的知识分子，重视家庭完整，却活生生把两个家庭都弄得都凋零不堪。

自古权臣招赘状元是常有的事，《琵琶记》中牛丞相就利用权势压蔡伯喈，强纳为婿，在得知蔡伯喈有妻室时仍然坚持。一来确实想要自己女儿早定“怕春花秋月，误她芳年”，二来，蔡伯喈确实是合意的人选，三来，此事不成很损牛小姐名声。最终，胳膊扭不过大腿，蔡伯喈勉强入赘。刚开始也曾喜悦过，流露出“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但终因思念家乡，妻子，父母而叹息最后被豁达，知书达理的牛小姐发现，与父据理力争，要与蔡伯喈一起回陈留尽孝。当初牛丞相的做法也许只是作为一个父亲，强烈需要招个好女婿入赘，与女儿一起承欢膝下，没想到却将香闺艳质的女儿推到那糟糠妇，田舍翁那去做妾，受苦，留自己孤老一人无人顾。这事细推敲来不是牛丞相的错，还是伦理思想酿的祸，把个知识分子生生的逼成个唯唯诺诺，畏畏缩缩不敢大声抗婚，不敢言“不”的猥琐相，硬造成个家庭解散样。

（三）人生悲剧

传统伦理思想注重“三纲”与”五常”，注重家庭和谐但忽视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人的发展导致人生悲剧。

蔡伯喈原本只追求做个孝子，奉养双亲，颐养天年，跟妻子家人一起过平静幸福的田园生活，然而这个“全忠全孝”的孝子却“被亲强来赴选场，被君强官为仪郎，被婚强效鸾凰”。从来就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完全被社会，被家庭，被伦理思想所掩盖，个人的所谓追求，幸福，人生意义根本没有被谈起和存在的意义，完全消融在了群体，社会利益之中，被统治者所倡导的“孝”“忠”掩埋。想做个“全孝”之人最后却成了个“不忠不孝之人”。

在《琵琶记》中其实可以看到蔡伯喈不时有理想，个人意愿的表达，比如：“功名富贵，付之于天”“冬温夏清，昏定晨省，问其燠寒，挠其疴痒，出入则扶持之，问所欲则敬进之。”“遣臣归，得侍双亲”“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甘守清贫，力行孝道。”等等，虽贪恋新婚妻子也属正常，但更重要的都是以行孝为自己行为宗旨，结果仍然是双亲死于饥荒，死于对儿子的思念和怨恨，“任取尸骸露，留与旁人道，蔡伯喈不葬亲父”。父母惨死不复生，行孝已是徒然，自己核心价值破碎，这是一个孝子最大的悲哀，一生奉行的东西已然不在，自己的人生里还有什么。“哀莫大于心死”没有比这更悲的事了。

赵五娘的丈夫新婚赴京赶考，一去三年，得中状元却被强招为婿，家乡连年灾旱，赵五娘独自奉养公婆。她善良朴素，刻苦耐劳，饥荒年里典尽衣衫，营葬筑坟，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磨难。她的人生价值在那里？在封建伦理思想下，“夫为妻纲”，一来成就丈夫之孝，二来严尽为妇之道，却被无辜付出自己的宝贵青春，婚姻，幸福。“惟愿取偕老夫妇，长侍奉暮年姑舅”的普通理想也没有的都实现，酿就一场人生悲剧。虽赢得个“孝妇”之名却也是苦不堪言，心力交瘁。亚斯贝尔斯在《悲剧的超越》序言中所说：“悲剧可以说是发生在意识超出了能力的虚空地带，在那里，人们可以体验到自己已毫无能力行动和取得成功，并经受着由此而来的痛苦。”⑦赵五娘可以说是集“温，良，恭，俭，让”于一身，但也仍不能实现做个“孝”与“忠”之妇的伦理理想，为自己的悲痛辛苦着。

牛小姐出生高贵，在蔡伯喈个人感情表达被遮蔽时误嫁与他，“夫为妻纲”的社会，落得个为人做妾下场。这里或许还有“子（女）为父纲”，婚姻大事听决于夫母的伦理思想在起作用，养在深闺的纤纤小姐，接受封建伦理思想教化在劫难逃，真正的爱情理想是什么样的无人会在乎。肉体的毁灭纵然是悲剧，理想追求的毁灭更是悲剧。

（四）性格悲剧

在蔡伯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性格特征。他们深受传统伦理思想教化，大多勤奋好学，才华横溢，“全忠全孝”，但个性软弱，优柔寡断，委曲求全，不敢直面现状，不敢坚持自己意志，面对压力不敢与现实作斗争，要么回避压力，要么妥协退让。在封建伦理思想造成的矛盾中找不到出路，看不到矛盾的根源，只会唉声叹气，随波逐流，满腹忧郁，而这种软弱性格与他们恪守的封建伦理密切相关。在封建社会里，在倡导大“忠”大“孝”的思想下成长起来，他严格按照伦理行事，为孝“辞试”“辞婚”“辞官”，却又难违君，违父，家庭遭难又难逃其咎，处于夹缝中，痛苦不堪，这是中传统伦理思想造成的性格悲剧，造就中国知识分子的共生相，也造就一幕幕知识分子的悲剧。翻开中国悲剧史，主人公多是这类封建伦理思想下成长起来的才子，他们因悲剧性格而悲剧的生活着，痛苦着。侯方域，贾宝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别林斯基认为：“悲剧的实质在于冲突，即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⑧《琵琶记》中一开始就是蔡伯喈的行“孝”意愿与改换家庭门闾的责任之间的矛盾，再后来又是“忠君”与“孝亲”的矛盾，思念妻子与“忠君”“孝亲”的矛盾，整个过程都充满着他的自然欲望与所谓的道德责任的冲突，于是乎造成悲剧。

四、小结

诺思罗普・弗莱在其原型理论的经典之作《批评的解剖》中，论及悲剧时说：“当今大多数悲剧理论都以一部伟大的悲剧作为典范：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主要依据《俄狄浦斯王》，黑格尔的理论则以《安提戈涅》为基础。”⑨本论题是以《琵琶记》为典范，它素有“南戏之祖”之美誉，经元末高明在继承《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根据“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创作原则加工而成。本是宣扬传统伦理的重要性，想通过戏剧的力量来让观众受教化，却无意间揭示出伦理本身的矛盾，给观众以强烈震撼。本课题没有常规地去介绍剧情，没重点分析它经典的“三辞三不从”，没有仅就它的悲剧内涵说辞，没有鉴赏它的艺术特色，也没有探微它的伦理说教主题。而是另辟新径，重点从《琵琶记》的多重悲剧性来分析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譬如：婚姻悲剧，家庭悲剧，人生悲剧，性格悲剧。最终归纳，揭示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从而不会被该戏传统的“二妇一夫，一门旌表，进官耀间，孝义名传”的“大团圆”式结局蒙蔽，真实面对它的悲剧意蕴。

最后，需要为上述论题作补充说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固然有其毒害性，但黑格尔曾说：“存在即合理”。这种存在几千年的封建伦理思想曾一度深深影响着世人，至今残余很深，今天的我们要辩证客观看待，即便在论述它的毒害性，也要看到他一直在默默通过文化的教化，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又用完备的礼仪和规范，对人和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进行约束和调节，让人各归其位。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协调社会，稳定国家，维护统治，安定民生的作用，不能片面论之。

注释：

①[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第五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②麦惠庭.中国伦理改造问题[M].上海书店，1990：341.

③王晓传.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作家出版社，1958： 10.

④[明]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M].

⑤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18.

⑥[德]歌德.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⑦[德]卡亚・亚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亦春译，工人出版社， 1988：15.

⑧[俄]别林斯基.戏剧诗，古典文艺理论译丛[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138.

⑨[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

参考文献：

[1]王季思，李悔吾，萧善因.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1980.

[2]杨建文.中国古典悲剧史[M].武汉出版社，1994.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三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刘爱丽.浅谈《琵琶记》的主题思想[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1（1）.

[5]陈恬.善与善的冲突《琵琶记》的伦理世界[J].艺术百家，2013（4）.

[6]梁晓萍.《琵琶记》中夫妇之情的伦理禁忌及曲折表达[J].名家欣赏，学术新观.

[7]刘洪生.《从人性角度看琵琶记》的伦理悲剧[J].四川戏剧，2007（6）.

[8]王庆芳.论《琵琶记》中伦理纲常矛盾及其缘由[J].孝感学院学报，2002（5）.

[9]杨威，李培志.论中国传统伦理的主导精神[J].道德与文明，2007（6）.

[10]吴菲菲.从《琵琶记》中的“孝”来探讨儒家思想在元代的影响[J].东京文学，2011（10）.

[11]李跃红.论《琵琶记》在悲剧研究中的价值[J].北方论丛，2005（2）.

第9篇：琵琶行教案范文

教学目标是教学设计中一个比较核心的环节，它在方向上对教学活动起指导作用，并为教学评价提供依据。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应基于学习者的心理特征、认知特征和能力特征。在教学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音乐教学目标的设计，更应该关注音乐教学目标的达成，使学生在每一节课的音乐学习中都能够得到丰富的审美体验；在音乐知识技能方面也能获得实实在在的长进；更重要的是，要在学生亲历音乐学习的过程中，积累丰富的音乐经验，为他们终身热爱音乐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一、在研读教材的基础上确定教学目标

教材是完成教学任务的依据，是课程标准目标的具体体现，是教学内容的载体。因此，音乐教学设计首先要从研读教材开始，而研读的关键所在是聆听音乐。聆听音乐就是教师与音乐的对话、与作者的对话、与编者的对话，从音乐中去获得心灵的感动，并在此基础上挖掘音乐作品中最具审美价值的因素去与学生分享。例如：《春江花月夜》是一首由多乐段组成的合奏曲，其中运用了扩展、紧缩、移动音区和“换头合尾”等变奏手法，构思巧妙。在演奏技法方面，左手多用推、拉、揉、吟等演奏技法，使其具有琵琶文曲独有的风格韵味，用含蓄的手法表现了深远的意境。在反复聆听音乐的基础上确定了本课“有韵味地模唱主题旋律、认识了解琵琶的主要弹奏技法以及对‘鱼咬尾’、‘换头合尾’等音乐知识的认知”等教学目标，其目的是想通过本课的学习，让学生不仅能感受到音乐带来的美感，同时也能体验到琵琶演奏技法以及作品中独特的音乐语言所具有的魅力。

二、在学习者参与的过程中达成教学目标

1.为学生聆听音乐和体验风格创设机会

音乐学习最重要的方式是聆听，它是学生获得音乐经验的重要途径，要达成“熟记、熟唱音乐主题”的教学目标，首先就要多听。但多听一定是有指向地听、有目标地听。在本课的教学中，为达成学生熟记主题旋律这一目标，教师运用了多种方式为学生创设聆听音乐的机会，如：听辨乐曲的演奏形式，带领学生用中国古典舞中“提、沉”元素去感受音乐中的呼吸和旋律走向等，使他们在聆听中逐渐熟悉主题旋律。

学生能有韵味地熟唱主题则是目标达成的一个更高层次，因为寻找“韵味”的过程也就是学生感受作品古朴、典雅之美和了解琵琶演奏特点的过程。教师通过指导学生观看、讲解、练习等方式，了解琵琶的基本演奏技法。在此基础上，教师进一步指导学生通过模拟琵琶有韵味地“弹唱”，加深他们对作品风格韵味的体验。

2.为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创设平台

与作品相关的音乐知识是帮助学生了解作品风格特点的重要渠道，因此在教学目标中明确了学生对“鱼咬尾”和“换头合尾”等知识点的感知和理解。但是任何知识技能的学习都需要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让他们自己在与音乐对话的过程中去获取经验。在这节课的教学中，教师非常注意本节课学习内容的因果关系，充分考虑前后学习过程的衔接和铺垫，引导学生在积极参与、主动发现的过程中去理解和掌握本节课应知应会的知识技能。如“换头合尾”这一概念，从第一段开始，教师就提起学生对乐段末句的特别关注，直至在第六段的欣赏过程中才让学生进行分析对照，从而获得对这一概念的认同和理解。再如音乐中速度、力度的变化，“渔歌唱晚”一段中休止符的出现等，都是通过教师巧妙的设疑，使学生在充满兴趣的参与中获得对音乐的深刻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本课执教者是一位主修舞蹈专业的音乐教师，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上这一课对自己是一个挑战。”这挑战来自于教师对作品的把握和了解；来自于要完成有韵味地熟唱主题这一教学目标首先要做到自己能有韵味地演唱，只有自己对作品有了深入的了解，才能更好地去驾驭课堂。为此，执教者在研读教材方面下足了功夫，从反复聆听音乐到了解琵琶的基本特性，积累自己对作品的经验和理解，这充分体现了教师与课程共同成长的新课程理念。面对不断更新的信息时代，面对变化莫测的课堂和学生，我们唯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实现音乐教师的专业成长。

刘宏伟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北环中学

乐 讯

记“名师访谈，走进海南”学习实践活动

2013年12月17日至21日，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多位研究生校外导师和十八位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组成的“名师教学实践研究组”，前往海南开展了“名师访谈，走进海南”的活动。

活动期间，研究组完成了“名师教学实践研究与教学成果收集整理”的相关工作，观摩了海南中学的优秀课例并与教师进行了交流，多次聆听随行专家的讲座，还对海南本土的黎族音乐进行了初步了解和采风，高效完成了学习实践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参加“名师访谈，走进海南”实践活动的专家团队阵容强大：有著名音乐教育专家王安国教授和金亚文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导师郑莉教授和张玉榛教授，北京八中的音乐特级教师李存老师，北京市三十五中艺术处主任郭志平老师等校外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