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5％的高速度持续增长，近年来仍然保持在7.0％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外出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组成项目。据国家旅游局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旅游收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2001年，入境旅游人数达8901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178亿美元；国内旅游人数达7.84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3522亿元人民币；旅游业总收入达到4995亿元，比上年提高了15.0％。伴随着旅游市场的繁荣，与其相关的风险事故的发生率明显上升。这客观上要求旅游险能够快速发展，为有关各方提供风险保障，为旅游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再者，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使花钱购买旅游险成为可能。因此，有关人士普遍预测旅游热将为我国旅游险市场营造巨大的发展空间，每年的保费收入至少应该有70亿元的进项，是我国保险业务发展的新增长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旅游热已经持续好几年，而旅游险市场仍然比较冷清。

一、旅游保险还未引起足够的注视

从需求的角度看，自2002年9月1日起《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开始实施，改强制旅行社为游客投保旅游意外险为强制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这一规定的改变使以前倍受冷落的旅行社责任险获得较大发展，财产险公司在旅游险市场中的份额大幅度提高，如按每个旅行社年交保费2万元计，旅行社责任保险的市场规模约为1.8亿元，占整个旅游险市场的15％以上；与之相反，游客自愿购买保险者寥寥，寿险公司旅游险业务增长缓慢，部分地区和公司甚至出现业务滑坡现象。旅游险市场总的需求状况并没有大的改观。

从供给的角度看，旅游险市场上保险卡的种类有所增加，销售方式有所改善，但是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险种少。当前，只有几家较大的寿险公司经营旅游保险，且可供游客购买的险种只有旅游人身意外伤害险、交通人身意外保险、旅游景点人身意外伤害险、旅游救援保险、住宿游客人身意外保险5种。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不经营旅游景点人身意外伤害险、旅游救援保险和住宿游客人身意外保险，甚至有的也只经营旅游人身意外保险一种。产险公司除了经营旅行社责任保险外，对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发生的行李、证件丢失和盗抢风险至今尚无“货”上市，使这一风险处于无保障状态。整个市场不能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而且，游客要想以中意的价格为自己获得较为全面的保障，就必须和几家保险公司接洽，很不方便。

2.保险对象范围过窄。以前，我国的游客是以团体游客为主。而且，国家旅游局在1997年9月出台的《旅行社办理旅游意外保险的暂行规定》强制旅行社为游客办理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各保险公司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从节约经营成本出发，推出了只以团体游客为保险对象的旅游保险，将自助游游客排除在保险范围以外。1999年政府为了拉动内需将“五一”、“十一”假期调整为7天。这一举措带动了旅游热，形成了所谓的“黄金周”。但是这股旅游热主要是受自助游的推动。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自助游已经占到了整个旅游市场份额的80％以上。可是，在很多地区自助游至今仍游离于旅游险市场之外，无法买到合适的旅游保险。

3.保险对象细分不够。首先，旅游市场状况的变化和强制旅游意外险的取消，使得自助游在部分地区走进了寿险公司视野。有些公司已经修改了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将自助游游客纳入保险对象范围，但是和团体游客适用相同的费率。少数公司甚至直接将团体旅游险保单向自助游游客销售。其次，部分公司为了争抢业务，拓展了保险对象的范围，推出旅行保险，将公务旅行者和普通游客一同纳入保险对象范围。这两种变化在提升保险公司业务量的同时也增加了逆选择的可能性，使保险公司面临更大的道德风险。因为：第一，团体游客出游时，旅行社派有专业的导游为其提供全程组织和服务工作，这无疑有利于减少风险事故的发生。但是对于自助游游客来说，由于缺乏旅游常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出险的概率要比团体游客大。而且，对于自助游保险来说，由于业务分散，展业费用和其它经营成本明显高于团体游保险。因此，两者不应该适用同一费率。第二，对于公务旅行人员和普通游客来说，由于出行目的不同，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往往不一样，结果在旅行过程中发生风险事故的概率也必然不同，两者同样不能适用同一费率。

4.保险责任确定不合理。当前我国旅游险在保险责任的确定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保险责任过宽。很多保险公司在旅游意外伤害保险中将死亡给付、伤残给付、意外医疗和急性病医疗列为主险责任。对于每个游客来说，只有选择是否投保的权利，没有选择不同保险责任的余地，不能以合适的价格获得需要的保障。殊不知其结果同样是低风险客户退出保险，而高风险客户都留了下来，产生逆选择。另一种倾向是保险责任过窄。目前，几乎所有保险公司都将游客的潜水、滑雪、探险等活动列为旅游险的除外责任，而又不提供此类专项旅游保险。而且，有些保险公司在经营旅游意外伤害保险的过程中发现医疗责任，尤其是急性病医疗责任的道德风险过大，部分地区发生经营亏损现象。于是修改条款，将急性病医疗甚至意外医疗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以外。这样的确能够较好地控制风险，但是与此同时也必然将大量有着较大风险保障需求的优良客户拒之门外。这显然有悖保险经营“保障客户，分散风险，获得利润”的初衷。

5.费率厘订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旅游险费率的厘订不是依靠精算技术，而是由条款制订人员凭经验来确定的。有的公司甚至模仿其他公司的条款，然后臆断地调整费率变动期间和费率大小。这样，在缺乏精算技术的支持下，为了保证经营的稳定性，保险公司的唯一办法就是将费率偏高确定。这种不科学的定价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抑制了保险需求，影响保险公司业务的增长。

6.投保渠道不畅。目前，旅游险的销售渠道没有大的改观。旅行社依然是其最重要的销售渠道，主要销售团体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和旅游救援保险；旅游景点主要销售旅游景点意外伤害保险；机票销售点主要销售航空意外险；适宜网上销售的险种相对较多，但是目前开通网上投保服务的只有泰康人寿、平安和友邦等少数几家公司；银行柜台销售尚处于尝试阶段。对于大多数自助游游客来说，投保仍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7.售后服务质量不高。旅游者的流动性较大，在短时间内，游客可能在一个地方投保而在另一个地方出险，甚至可能跨国出险，这对保险公司的核保、定损及理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保险公司的理赔服务跟不上，不仅对旅游者造成损失，也影响保险公司的声誉。

二、游客保险意识淡薄，保险险种单一，制约了旅游保险的发展

我国的旅游险市场所存在的上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1.游客保险意识淡薄。虽然说风险的存在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保险需求产生的必备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所形成的只是保险的潜在需求。要想把这种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必须依赖于人们防范风险意识的增强，保险意识的提高。当前，我国民众的保险意识普遍较差，很多游客存在侥幸心理，不愿意花钱买旅游险。因此，旅游险的市场需求一直不旺。

2.保险经验缺乏，保险技术落后。在现有的经验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我国很多寿险公司的旅游险的核保在很多地方还存在不足，尤其是急性病责任部分存在较为严重的逆选择现象。承保之后对医疗责任和自助游的风险控制更是束手无策。一方面，为了防范逆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急性病医疗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只能通过对团体的选择来代替对个人的选择，通过简单的承保程序达到为大量具有相同风险因素的人群提供保障的目的。旅行社在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之间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保险公司控制风险的一个“关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只经营团体旅游险，而将自助游保户拒之门外。

3.相关数据资料短缺。由于旅游险的经营时间短，我国的保险公司手中还缺乏与旅游险相关的各类资料。与其它寿险业务不同的是旅游险的发生概率与一个国家的社会、自然、地理状况、游客的风险防范意识等关系密切，国外资料缺少参考价值。另外，据业内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很多公司的旅游险在展业、核保、定损、理赔过程中缺乏规范性，单证管理混乱。这样，即使收集了一定量的资料，这些资料也缺乏可靠性。这使得旅游险费率的厘订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持。

4.对风险和保险的相互关系认识不够。保险公司对保险对象划分不清和保险责任确定不合理，实际上是其对风险和保险的相互关系认识不够的反映。对自助游游客和团体游客、公务旅行者和普通旅游者在相同的费率水平下提供同等保障和将医疗责任列入主险条款，是保险人过分追求保险业务量而忽视风险防范的表现；而将游客的潜水、滑雪、探险等活动列为除外责任，将医疗责任从保险责任中剔除，是保险人过分强调风险防范而忽视业务增长需要的表现。

5.保险市场发育不充分和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落后。2001年我国的保险深度仅为2.2％，保险密度仅为168.8元，远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保险市场的发育还很不充分。同时也意味着发展的空间非常巨大。现阶段，为了抢占先机各家保险公司忙于市场拓荒，比拼保费收入规模。而相对于其它险种来说，旅游险属于小险种，年保费收入占保险公司总保费收入的比重较低。另外，目前在我国保险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几家保险公司要么是国有独资保险公司，要么是国有企业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经营管理体制是公司高层领导由政府选派，采用任期制，以公司业务发展规模和速度作为业绩考核的重要指针。高层管理者权责不对等，广人员工的付出和收入不对称。这必然会引起企业追求保费规模最大化的短期行为，因为有保费规模就有费用规模，而费用规模与包括老总在内的员工利益攸关。结果，虽然旅游险在很多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中被列为A类险种，赔付率一般低于35％，但是仍然不能引起公司高层管理者的重视和激发普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旧产品的改造和新产品的开发进展缓慢，难以适应市场需要。

三、培育市场主体，开发新险种，大力发展旅游保险

解决我国旅游险市场的现有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一方面，民众保险意识的培育是一个过程。这既需要保险经营者和政府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又需要通过大量的风险事故来教育国民，强化其保险意识。这绝不是短期内所能达到的。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需求能够创造供给，而潜在的保险需求向现实的保险需求的转化是以民众保险意识的提高为条件的。因此，在短期内我国的旅游保险需求状况不会有大的改观。另一方面，国有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的转换是我国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难点，而这一点恰恰是导致我国旅游险市场供给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的关键性因素。因为分业经营体制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改变；保险经验不足，保险技术落后可以通过学习来快速提高；而经营管理体制的转换涉及各方利益的分配格局、保险经营的性质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完成。这样，对于风险与保险的关系的认识也就难有突破；重视保费规模，忽视经营利润的状况也就难以改变，旅游险就很难得到保险公司的青睐，供给状况也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观。结果，整个旅游险市场也就不可能出现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从长远着眼，我们应该大力推进民众保险意识的培育和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的转换。

此外，还应该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加速市场主体的培育，提高旅游保险市场的竞争程度，促使保险公司由拓荒式的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2.加大新险种的开发力度，把旅游保险服务延伸到吃、住、行、游各个环节，并为特定旅游项目提供专项保险，如峡谷探险保险、水流漂流保险、惊险游保险等，使游客在旅游全程都能够获得需要的保障。

3.对旅游险市场和旅游险条款进行细分，针对团体游、自助游及公务旅行的不同特点制订出不同的保险条款，确定不同的费率，加强风险防范。

4.将风险较大的医疗责任部分制定为特约条款或者附加险，厘订专项费率。这样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又可以有效防范逆选择风险，全面提升旅游险的业务质量。

5.加强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尤其是与医疗责任部分相关的资料的收集，为科学厘订费率，控制风险，尤其是医疗责任风险积累经验，提供可靠的数据资料。对于那些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旅游险的公司来说，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应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

第2篇：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敛；俱乐部收敛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经济学家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进而缩小与发达国家(地区)的差距。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落后国家(地区)与发达国家(地区)间的差距仍越来越大。本文将依据经济增长收敛的最新进展，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梳理，进一步寻找缩小地区差异的突破口，为我国经济增长收敛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国外收敛性研究进展

经济增长收敛研究最早始于Ramsey(1928)，其后，Abramovitz(1986)和Bau-tool(1986)等进行了创导性的探索，把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推向了高速发展阶段。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综述。

(一)理论研究综述。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以来，围绕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争论就一直存在。关于收敛性的论述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论述，代表性的有：Ramsey(1928)、Solow(1956)、Swan(1956)、Cass(1965)等；二是新增长理论的论述，代表性的有Romer P.(1990)以及Barro和Sala-I-Martin(1995)等。

1、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论。地区经济差异的研究可追溯到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于Frank Ramsey(1928)的“储蓄的数学理论”，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则反映在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7)的著作中，但对现代增长理论的影响不大。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地区经济差距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以技术进步论为中心的索洛一斯旺增长模型(1956)，此模型突破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资本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其后，Swan(1956)、Cass(1965)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作了完善和扩展，并在Ramsey最优储蓄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Ramsey-Cass-Koopmans最优经济增长理论，从而完整地建立了经典的新古典增长收敛模型。此后二三十年理论界一直没有新的突破，直到Mankiw、Romer D.和Weil(1992)引入人力资本建立著名的MRW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才得到显著的发展。

2、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收敛论。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假定的质疑，导致收敛性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保罗・罗默的“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机制”为标志的新增长理论，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既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又将其看成外生变量排斥于增长模型外的局限。

新增长理论主要存在两个分支：一是引入广义资本的模型。主要以Romer P.(1986)、Lucas(1988)为代表。Romer P.(1986)继承了Arrow(1962)的基本假设，在1986年提出新增长理论模型。认为从纵向考察各国的经济增长，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上升趋势；从横向比较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日益扩大。而Lucas(1988)引入人力资本对Uzawa(1965)的最优技术进步模型进行扩展，且假定规模报酬不变。Lucas(1988)认为经济不需要依赖外生力量，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二是引入有目的的R&D活动模型。主要以Romer P，(1990)的知识溢出模型和Barro、Sala-I-Martin(1995)的技术扩散模型为代表。Romer P.(1990)抛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外生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引入有目的的R&D活动构造了著名的知识溢出模型，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Barro和Sala―I-Martin(1995)的技术扩散模型采用Spence(1976)的生产函数并假定两个国家的贸易收支平衡，最终预言了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

(二)实证研究综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要结论是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间存在条件收敛，而新增长理论中的大多数都否认了收敛性的存在，从而导致二者关于经济增长收敛性问题的争论。

1、实证研究的开端。真正从实证角度开始探讨收敛性问题的是鲍默尔。在“生产增长，收敛和福利：长期数据显示了什么”一文中，根据7个工业化国家1870～1973年间的GDP数据，分析了这些国家的生产率情况，发现其相互之间的水平越来越接近。还采用Maddison的数据对16个工业化国家1870～1978年的人均数据加以回归分析，认为1870年以来，经济收敛现象在这些国家非常明显。同时，使用1950～1980年的人均产出数据，表明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间存在明显的收敛，但不发达国家没有收敛趋势。但Delong(1988)通过两个疑问来证实鲍默尔研究收敛结论可能存在问题：一是模型中实证样本的时间跨度太长；二是实证检验误差太大。基于以上两个原因，认为所得出收敛现象是不准确的。同时，Delong在鲍默尔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无偏样本，在加入7个新样本(阿根廷、智利、德国、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和减去日本后，收敛性几乎下降了一半。在纠正选择误差和估计误差后，Delong的计量分析认为不存在收敛现象。而Baumol承认自己样本选择的错误，但认为其结论没有错，随后进一步明确了俱乐部收敛概念，将72个国家按收入水平分组，仍得到了组内收敛的结论。

2、实证研究的发展。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收敛性研究的拓展，收敛性问题的实证研究就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中最有魅力的一部分。取得显著成果的有Barro和Mankiw的从绝对收敛过渡到条件收敛。Barro等(1991)在对绝对收敛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通过模型的改进，发展了相对收敛的形式。在否定假设各国具有相同的经济稳态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美国各州、西欧各地区和OECD各国的98个国家集合。结果显示：在所考察时期美国各州、西欧各地区、OECD各国分别呈现显著收敛态势，而且收敛速度均为每年2％。但没有证据表明收敛是样本数量为98的各国家集合的一种增长态势。Mankiw等(1992)认为，新古典增长理论蕴含的是有条件的收敛思想而非绝对收敛思想。在考虑对各国均衡状态产生决定性影响因素后，对三组不同国家样本集合的可能收敛

态势进行实证分析，取得了与Barro研究类似的结论：各国均衡状态的决定性因素并非一致，各国均衡状态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对于数量较大，经济收敛只能是某种有意义上的条件态势而非绝对态势。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对收敛性问题的关注主要从建国后开始，但真正对收敛性问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主要采用新古典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引入经济增长收敛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检验。

(一)建国到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由于和改革开放两大冲击对建国以来趋于收敛有重要的影响，大致以1965年和1978年为分界点，可将中国区域经济收敛格局分为两阶段：中央计划时期(1952～1965)和时期(1965～1978)。

1、中央计划时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中央计划时期区域经济呈现弱收敛性，内地、沿海及东北的区域差距有所缩小。研究者对这一时期收敛的解释是，前两个五年计划在沿海和内地较为平衡布局，对内地的工业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但魏后凯、张胜等利用1952年以来各省份的人均GDP数据，对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性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绝对收敛经历了相当大的波动，且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2、时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时期区域经济存在显著的发散，区域差距明显扩大，这一时期计划经济已达极致，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市场配置完全被阻断，代表官方资源配置的内地三线建设非但没有缩小内地与沿海的差距，而且具有相反的效果。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的经济差距很明显，大多数学者通过引入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方法，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主要存在B－收敛，B－收敛和俱乐部收敛。

1、B－收敛。魏后凯(1997)、贾成林(2004)等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δ－收敛性进行了研究，都认为1978～1990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δ－收敛，而1990年以后不存在δ－收敛。而申海(1999)通过对1978～1996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区域存在较明显的δ－收敛，且人均GDP收敛快于人均收入收敛。鉴于以上对δ－收敛的研究都是一种“绝对”的δ－收敛，没有涉及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林光平(2004)通过对δ－收敛定义进行扩展，引入“条件”收敛的概念。考虑空间相关性后，林光平认为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前，我国省区经济间的δ－收敛状况与原始状况相比基本上没太大区别，但是标准差的绝对数值有所下降，各地区间的趋异性在下降。

2、δ－收敛。Chen、Fleisher(1996)的分析表明：1952～1978年间，我国省际人均产出呈发散状况，在投资率、FDI、沿海地区等的作用下，该时期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年均速度分别为0.9％和5.7％。魏后凯(1997)认为，我国省际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存在B收敛趋势，但居民人均收入不存在收敛性。而申海(1999)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在1978～1996年存在B收敛趋势，而人均收入比人均GDP收敛得快。蔡叻、都阳(2000)在考虑人力资本等影响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变量之后，认为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发展中，不存在普遍的绝对收敛，但存在着条件收敛。王志刚(2004)在重新考察中国不同地区的收入差异后，认为中国经济不存在条件收敛，但并不排除地区内部的条件收敛性。罗仁福等(2002)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存在条件收敛趋势，收敛速度约为4.5％，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省份已达到或接近稳定状态，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在其均值附近波动的特征。

3、俱乐部收敛。在研究全国范围经济发展趋势的同时，学者对东、中、西部地区间俱乐部收敛现象进行了研究。蔡叻和都阳(2000)、张焕明(2004)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三大地区出现了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而刘夏明、魏英琪(2004)的分析认为，九十年代地区差距呈上升趋势，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主要来自沿海和内陆地区，在各地区内部不存在所谓的“俱乐部收敛”。但李国平、陈安平(2004)运用Bernard、Durlarf(1995，1996)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通过对各省人均产出序列的协整检验，发现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收敛性，而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收敛趋势。

(三)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分析。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主要有两个：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机制(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导致收敛)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收敛机制(技术普及和转移导致收敛)。刘强(2001)对新古典收敛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虽然地区间存在经济增长的收敛，但新古典收敛机制并没有起作用。夏万军在Dowrick和Rogers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同时分析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新增长收敛机制的修正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981～2005年期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既有新古典收敛机制的作用，又有新增长收敛机制的作用。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收敛机制在发挥作用。曹宇等(2006)通过对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技术扩散收敛机制的研究，认为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技术扩散机制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现实中没有自动发挥作用。邓翔(2003)提出，国家和地区经济收敛存在四种机制：资本收益递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经济一体化。但并没有深入探讨这四种机制在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马瑞永(2006)对已有模型进行扩展，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积累、劳动力流动以及技术扩散三个要素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结合已有的经验分析探讨了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有三种收敛机制，即资本收敛机制：资本收益递减一资本收敛一经济增长收敛；技术收敛机制：技术扩散一技术收敛一经济增长收敛；劳动生产率收敛机制：要素流动一劳动生产率收敛一经济增长收敛。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评述

以上学者的论述丰富和加深了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认识，对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但就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一)已有的文献关于经济增长差距及收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收敛省区间及东中西等层面，以都市圈为研究领域来研究城市增长收敛性的文献基本上是空白，所以都市圈内的城市经济增长差异有待深入研究。

(二)目前大多数收敛性的研究都是讨论区域经济的收敛性，而对经济增长收敛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够。在此方面，没有形成一个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和完整的逻辑框架，许多的结论仅仅是基于统计意义上的单纯经验分析，对收敛假设和经济增长理论本身并没有多少贡献。

第3篇：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 知识溢出模型 人力资本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主要研究经济如何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并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因素。

一、完全竞争假设下的内生增长模型

在内生增长理论发展的初期，增长理论家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主要考察完全竞争假设下长期增长率的决定因素。

（一）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一般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而罗默在对经济内生增长的研究过程中，并没有采纳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将技术进步外生化的假设，而是以阿罗的“干中学”概念为基础，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用知识溢出效应来解释经济增长，并建立了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知识溢出模型。罗默的知识溢出理论认为，知识不仅能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而且还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即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罗默（1986）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中，建立了内生增长模型，描述了资本存量K、 劳动力L、创意技术存量A与总产出Y之间的生产函数关系即Y=F（K，L，A），从而把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内生变量完整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强调了知识溢出和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探讨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及一些可能的纠正途径，重新激起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趣。

（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

与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卢卡斯强化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在建立模型时作出如下假定：(1)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是人力资本积累时间的线性函数，并引入了人力资本生产部门；（2）工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影响自身的生产率，而且还能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率，这是该模型能够产生递增规模收益（整个经济水平）和政府政策增长效应的基础。卢卡斯模型实际上是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通过将人力资本内生于增长模型之中，揭示了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结论。

二、垄断竞争假设下内生增长模型

上述研究分别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角度探讨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是它们均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前提，这种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假设条件过于苛刻,因为现实中极少有完全竞争的市场，这也就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该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这使得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为了克服上述问题,从20世纪90 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家又开始研究垄断竞争假设下的经济增长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

该模型又分为中间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和消费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前者以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为代表，后者以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杨的创新与边干边学模型为代表。

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作为中间产品品种增加型模型的典型代表模型，主要是通过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来解释经济的增长。在知识驱动模型中，收益递增是由内生的知识积累引起的，与此同时，知识在积累的过程中会产生溢出效应。由于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取决于研究部门的技术水平、制造部门的总资本收益率、消费者的偏好以及经济规模，因此，政府可以通过给研究部门、最终产品部门和中间产品的购买者提供补贴的方式来提高经济增长率。

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也认为消费品品种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使消费变得多样化，从而使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提高，另一方面，在消费品品种增加的过程中所蕴含的新知识会提高研究部门的生产率并降低其成本，并得出在具有上述两种外部性的情况下知识可以实现内生增长的结论。而在扬的模型中，则主要强调了创新和边干边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创新的成本与效益以及边干边学的快慢程度，这里的创新即表现为消费品品种的增加。

（二）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

该理论认为，产品的品种增加和质量升级是产品创新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它们都是经济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断进行创新的结果。这类模型和产品种类增加型模型一样，都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驱动力，差别只是在于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不同。在质量升级型模型中，经济增长表现为消费品质量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产品品种增加型模型的一种补充。由于产品质量的升级和改进，质量水平高的产品会替代质量水平低的产品，技术进步会加快原有产品的淘汰，也就是熊彼特所指出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新产品的引进常常伴随着旧产品的淘汰。在产品质量升级模型的研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模型是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和阿格亨-豪伊特模型。

（三）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

上述两种内生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可以通过采取增加产品种类和改进产品质量两种途径来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并假定产品品种可以内生地增加，而专业化水平是外生给定的。在对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内生增长模型是贝克尔—默菲模型。经济的长期增长离不开收益递增，而收益递增源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是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分工专业化的加深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理论放弃了完全竞争假设，和现实中的经济状况更为接近，为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而更能够加深了解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由于它在分析的过程中采用总量生产函数和一般动态均衡的分析方法，又使得该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总体来说，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理论研究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 吴易风，朱勇.内生增长理论的新发展[N].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25-31.

2 史四卿.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人力资本存量研究[N].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0（6）:148-150

3 张建华.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及其意义[N].华中理工大学学报，2002（5）：73-76

4 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学（季刊）,2002(7):754-776

第4篇：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IPR；经济增长；知识创新与知识传播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3-0222-0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2010年9月15日《2010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IPR(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作为体系化、法律化的知识创新形式,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经济学家Maddison在他的巨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曾经比较了东西方经济增长在两千年中的表现,并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中国在经济发展、科技水平上领先了西欧近一千年,而增长的转折点发生在西欧对知识创新形成制度性保护之后。事实上,类似的结论在社会科学中已然成为共识。Maddison的贡献在于对历史数据做了严谨而科学的量化,从而有效地支撑了这一结论。品味这一历史的转折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十年IPR数量的持续上升之后。我们一直在寻找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同时渴望为世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尽可能多的经验。回顾IPR的发展,我们试图寻找到开启经济增长的钥匙。

1 数据分析

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一直是关注的焦点。这源于现实数据所反映出的两者的正向关系引起的理论研究的兴趣。以最近1997―2009年的数据为例,(见下图)IPR的申请量增长率粗略估计了每年产生的知识创新活动,GDP总量的增长率则体现了经济增长。显然,全球GDP总量的增长与IPR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性质。当创新活动处于活跃时期时,经济增长明显加快；而创新活动处于低潮时期时,经济增长则相应放慢。

GDP、居民专利申请和商标专利申请增长率对比图

另外,全球IPR增长率的历史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世界经济增长与世界知识创新的相关性。《2010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统计了1883―2008年世界主要国家在专利申请上的变化情况。从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经济表现较好的国家在历史上其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都同时对应着专利申请快速增长的时期。

通过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IPR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然而现实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异是否源于IPR上的差异呢？如果是,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这种差异性又是否可以弥补,我们尝试通过理论分析去寻找IPR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互动机制。

2 理论分析

准确定义IPR是困难的,这源于知识创新的“熊彼特特征”。人类智识活动的本质就是不断地超越前人对世界的认识,这种创造―破坏―再创造的动态循环过程描述了人类的知识创新。人类的知识范畴在不断地变化,每一次新的科技革命都会带来新的知识体系的诞生。尽管本文对IPR的界定是狭义的,是作为法律实体形式存在的,但知识创新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作为由知识创新活动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化从而形成的IPR,其外延也必然会随着创新活动的不断深入而扩大。值得庆幸的是,经济学的知识创新活动本身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理解IPR的方法。经济理论的进步可以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出这一动态演化的过程。我们通过总结过往理论中对于知识创新活动的分析,勾勒出IPR的主要特征：

2.1 IPR的排他非竞争性特征

在经济增长理论的经典分析中,知识创新一直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从Adam Smith到Alfred Marshall,再到Joseph Schumpeter,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中知识创新的作用都给出了不同程度的强调。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复兴了这种强调,Solow模型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来自于知识创新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在于,模型是通过索洛残差来说明这一结论的,知识创新的微观作用机制的缺失是该理论的致命缺陷。由Romer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损失。内生增长理论的关键假设就在于引入了知识创新的排他非竞争性特征。而这恰恰是IPR最本质的特征。知识创新本身不具有排他性,IPR作为一种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形式,对知识创新成果享有了利益独占的权利。正是这种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结合,使得知识创新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因此,内生增长理论中的知识创新指的是IPR,而非广义的人类智识活动。IPR作为知识创新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其排他性特征保证了微观上的激励,非竞争性特征则保证了宏观上的增长,从而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态。

2.2 IPR的“排他性―垄断性”特征

经济增长理论被人所诟病的地方在于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巨大的增长差异,发展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然而传统的分析仅仅强调落后国家缺乏对IPR的法律保护从而无法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忽略了IPR的动态演化过程中知识生产与知识转播之间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排他性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了知识的生产,带来了IPR的快速增长；而由排他性衍生出的垄断性则限制了知识的传播,阻碍了IPR在更大范围内的增长。这种内生的“排他性―垄断性”动态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国别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排他性是针对个人而言,而垄断性是针对政府和市场而言。虽然这种区分本身存在模糊性的缺陷,但对于我们讨论IPR的特征已经足够。IPR的排他性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利益而设,目的是激励更多的知识创新；IPR的垄断性则是政府或企业通过知识创新带来的市场垄断力获取额外利益的来源。然而在实践中排他性与垄断性的边界是很难界定的,因此对这一动态过程进行理论建构的可能性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对人类知识传播方式的发展,解释IPR的两个特征是如何在带来巨大的增长的同时,造成巨大的差异的。

3 实证分析

借助于数据分析给出的结论以及理论分析给出的思路,我们通过对IPR发展历史的梳理,对结论进行更充分的论证。本文的历史分段

参考的是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和知识传播方式的进步历程,与传统的时代划分有所不同。

3.1 第一阶段 古希腊时期―法国大革命

从知识进步的角度讲,东西方文明在同时生了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创新大爆发。古希腊时代持续了约650年(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春秋战国时代则持续了550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这一时期知识创新的特征表现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IPR,东西方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主要源于知识传播效率上的差异。总的来说,缺少了类似于IPR的规则性保护,知识创新还停留在很低的层面,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整个世界的人均GDP水平体现出来。

3.2 第二阶段 法国大革命―电气革命

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西欧迎来了文艺复兴,知识创新活动在欧罗巴复苏。但从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两方面来看,迹象并不明显。事实上,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直到18世纪末,西欧与中国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地区的经济表现大致相当。然而,两者的差异已经出现。在西欧,商业阶层的形成壮大和四大发明(特别是造纸术与印刷术)的传入为IPR的诞生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带来了个体的真正解放,知识创新以IPR的形式为个人所有并以此牟利的合法性得到了承认。刚刚起步的工业革命所能够产生的知识创新能力被最大限度地释放,这种巨大的进步随着英国开拓新市场的努力传播到了整个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共同进步第一次成为现实。同样,人均GDP的表现说明了这一切(见上表)。

3.3 第三阶段 电气革命―互联网时代

英语成为世界语言和全球大市场的进一步形成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助力,IPR则对知识的创新提供了加速器,经济增长的速度前所未有。然而排他性所固有的垄断特征也使得国内与国际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见Table)。不可否认,IPR带来了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局部的,也是片面的。IPR只保护知识创新中最具经济效益的部分,而不是对人类长期发展最有价值的部分。诸如新能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创新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实际水平。此外,局部发展导致的不均衡最终演变成领先国家对世界的掠夺,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垄断性带来的最大悲剧。

3.4 第四阶段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互联网革命对IPR的变革至关重要,表现在：①互联网对传统知识传播方式的颠覆；②世界在全面融合,个人自由成为普世价值,人类创造力进一步解放；③知识共享使得IPR的重心转移。一方面,东南亚成为知识创新的活动中心；另一方面,环境、能源等方面的研究在加强。一旦IPR释放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效应,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

4 浅析互动

IPR的发展已有两百余年,人类的经济增长亦是如此。通过分析IPR的核心特征和IPR的演变路径,经济增长与IPR之间的互动得以体现。结论如下：

第一,IPR是经济增长的马达。IPR能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地区都经历过知识创新的大爆发,而所有经济落后地区的IPR保护都是不容乐观的。内生增长理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第二,经济增长是IPR的基石。经济增长会带来对IPR的不断重视。没有初始的经济增长,知识创新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所有经济落后地区的另一特征是增长速度缓慢,严重地限制了IPR的有效运行。东亚的崛起准确地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知识传播方式的不断完善是维系互动机制的关键。纵观世界经济史,一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均诞生于如何将知识的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IPR前所未有地释放了个人的创造力,这一点固然重要,然而传播方式的改进(包括市场的成熟,英语的运用和因特网的发展)才是带来创造力改变生产力的巨大力量。没有知识的传播,知识的创新不会带来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如何更好地传播知识,形成IPR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应该得到更多学者的研究和关注。

参考文献:

［1］Romer,P..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71-102.

［2］Maddison,A..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M］.Paris：OECD,2001.

第5篇：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索罗模型 技术进步 资本积累 劳动积累

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被人类所瞩目的问题,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卢卡斯教授指出:“人类一旦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的问题。”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也可用总产出的增长来表示。技术进步、劳动要素的积累及资本要素的积累均可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如下。(1)马克思的技术发展理论。理论指出科学技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2)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提出了对技术创新的独到见解。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到生产体系中去。 根据熊彼特的理论,任何现代技术创新、技术进步都直接或间接以经济增长的需要为动力。(3)新古典增长理论及索罗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索罗提出的索罗模型。索罗模型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是一重大突破, 成为其他经济学家研究此类问题的出发点, 并且索罗模型说明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4)新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8O年代,以罗默和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经济的增长,即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着重分析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本文的研究内容及选题意义

1.模型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索罗模型为基础,通过查阅统计年鉴,选取了1993-2008年黑龙江省的统计数据,经过整理,最终得出了黑龙江省的生产总值、就业人数、资本存量。根据这些统计数据来分析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建立模型为:

对模型两边取对数得:

其中Y为总产出(本文中为地区生产总值),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人数(本文中为就业人数),A为全要素生产率。由于现实中,资本和劳动并不能完全替代,本文中可以不等于1。

本文建模过程中涉及对数据的如下处理。根据1978年时K/GDP=3.72,本文假定1993年资本存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仍适用此比例,即1993年资本存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仍为3.72。通过查找统计年鉴,得到黑龙江省各年地区生产总值,并由上述关系求得上一年的资本存量。本文中,当年的资本存量为上一年的资本存量扣除折旧额,再加上当年的实际投资数量,计算公式为 ,假定折旧率为5%并将固定资本形成额作为各年实际投资数量。劳动力人数采用就业人数。地区生产总值以1993年为基期,然后各年乘以相应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最终得到的地区生产总值为去除价格影响的生产总值。

2.数据整理结果

3.模型结果

黑龙江省:lnY=20.6127-2.8986 lnL+0.9154 lnK

(4.89,0.0003)(-4.78,0.0004)(22.86,0.000)

=0.9816;DW=0.9579

利用EVIEWS3.0计算出如上结果,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良好,T检验、F检验均通过,说明模型显著。

在黑龙江省,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最显著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可以为企业和地区带来巨大的收益,黑龙江省的建模结果正说明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著的,这与黑龙江省为资源型省份是分不开的,而且黑龙江省重视投资,以投资增加来促进经济的增长。黑龙江省劳动要素的积累未能对经济增长带来正的促进作用,即黑龙江省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劳动要素的积累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

三、政策建议

(1)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劳动要素。黑龙江省应该注意人才的培养,增加教育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延长义务教育时间,延缓劳动力进入市场,以此来调节劳动要素积累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抑制作用。(2)资本要素的积累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而资本要素的积累来自于投资的增加,所以从资本角度出发,黑龙江省应该大量招商引资,不但需要省内大量投资,还需要吸引大量外商投资。(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巨大的推进作用,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为社会积累财富。黑龙江省应充分发挥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导向、扶持、协调和整合的作用,根据国内外的技术创新情况,制定本省的技术创新策略。黑龙江省应该增加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经费,大力研发、采用新技术,促进经济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聪,韩仪湘.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J].商业时代,2009(11)

[2]Lucas,Robert E Jr(1988).On the Mechanics of Development planning[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2,1 July

第6篇：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

【原刊期号】200203

【原刊页号】104～109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新增长理论的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启示

【英文标题】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growth theory

ye jin-song

【 作 者】叶劲松

【作者简介】叶劲松，男，宁波大学商学院讲师。　宁波大学　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内容提要】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际贸易活动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新增长理论从技术内生的角度出发，揭示了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其国际贸易发展观对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摘 要 题】国际贸易理论

【英文摘要】the traditional theory on international trade can, to a certain extent, explain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new growth theory can reveal the new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theor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pplicable with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port-oriented economy.

【关 键 词】新增长理论/国际贸易/经济发展

new growth/theory/international trade/economic development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02)03-0104-06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向来就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源——重商主义，就是主要探讨对外贸易对一国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尽管以后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与赫克歇尔、俄林等大师的努力，国际贸易理论仍然被认为没能很好地解释现实情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增长理论开始了第二次复兴。以罗默、卢卡斯为首的一些新增长理论家开始探讨用新的理论（即新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并通过一系列模型的构建和论证，揭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国际贸易发展观。

一、古典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补充和修正

有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当时，欧洲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重商主义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基本思想主要反映在财富的内涵以及外贸的作用上。他们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物质财富，若要使一国经济增长惟有不断增加金银货币。而增加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开采国内金银矿藏；二是发展外贸。由于一国的金银矿产贮量是有限的，因此，若想财富不断增长，就只有发展对外贸易，并且要确保贸易顺差，这样才会使外国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

在评论重商主义“贸易差额论”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的典基人亚当·斯密第一次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流阐述。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斯密指出通过开展国际贸易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优势进行专业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对外贸易可以为一国剩余产品实现其价值，斯密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受国外市场的吸引，闲置的资源将被利用，使一国产量增加，从而增加了国民财富。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图从贸易对一国利润率的影响来说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而在封闭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会使利润率下降，从而减少资本积累。而通过开展对外贸易，从国外进口低价食物和必需品，可以降低劳动力价格、提高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外，李嘉图通过比较成本说，论述了国际贸易对所有参与国的经济增长都有利。

后人对古典贸易发展理论进行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使之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发展：首先，受古典贸易发展理论的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虽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基本相同——即国际贸易有助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其次，也有不少学者对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提出疑议，主张自由贸易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

二战后，伴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研究贸易“引擎”的理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且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一定的负作用。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后的补充和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上述理论很难解释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些新现象。

二、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

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新增长理论各个增长模型包含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贸易发展问题是新增长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人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该理论的贸易发展内容：

1、规模收益递增。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比较优势在解释国际贸易方面的作用，以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为分析基础。但事实上，很多行业都具有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的规模经济的特点。尤其是现代化的工业，大规模的生产反而会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1986年罗默对阿罗(1962)“边干边学”模型作了修正，用“知识”代替了“资本”，并把知识分解为一般性和专业化知识。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二者的结合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又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保证。

罗默(1986)模型给出的生产函数为：

y[,i]=f(k[,i],k)

(1-1)

式中，y[,i]为i企业的产出，k[,i]为i企业生产某产品的专业化知识水平（在这里即人均资本水平），k为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

如果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式(1-1)可表示为：

y[,i]=k[a,i]k[η]

(1-2)

由式(1-2)，当α+η=1，即k[,i]、k的规模收益不变时，经济将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资本收益递减正好被外生的技术变革所抵销。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减时，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止，因为技术变革的效果不足以弥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效果。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增时，经济将会加速增长且长期增长。因为这种递增的收益形成垄断利润，从而又成为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就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1990年罗默在《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罗默引入垄断竞争的假设条件，并将经济分为研究与开发、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三个部门，将生产要素划分为有形资本、原生劳动（即非技术劳动）l、人力资本（用受教育年限衡量）h和技术四种投入。其中，技术与第一模型一样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人力资本则既可用于研究与开发部门，也可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

据此，罗默给出了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形式：

附图

式中h[,1]为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本（h[,2]为研究与开发部门的人力资本，h=h[,1]+h[,2]），xi为用于生产的第i个投入的数量，为有形资本，a为中间产品。中间产品的生产涉及两部分成本，一部分是生产过程的耗费，另一部分则是向研究与开发部门的购买。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技术开发使发现新的中间产品成为可能，推动中间产品a的边界向外拓展，a随着时间变化的变化率为δh[,2]a。

为了说明收益递增，罗默将知识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经济物品，是一种“不竞争”物品，即知识具有共享性，因此知识存量可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生产，且运用的经济成本很低。知识同时也是一种“专利”产品，企业为获得新发现的专利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对研究与开发部门投资及其风险的必要补偿，从而也保证了研究与开发的动力。知识还具有扩散性、可无限积累性，这些都决定了技术变革的外在经济性。因此，知识的生产具有个体收益（出售专利权）和与正向外在经济性相关联的社会收益。

在新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中，除凸性增长模型仍像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外，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都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和国际贸易的现实条件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规模收益递增（即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为国际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说明，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每个国家都只生产几类产品，那么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均能以比以往各国什么都生产时要大得多，世界也因而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参与贸易的各国让渡某一种贸易商品的国内市场给贸易伙伴，双方分别通过扩大市场来形成某种规模经济，释放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能力提高，从而从这些贸易中获得利益。由此揭示互利的贸易不一定要基于比较优势。不仅如此，克鲁格曼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现实中的国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所假定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于是，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和人们对于国际贸易问题的认识。

2、贸易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新增长理论家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由式(1-1)可知，罗默(1986)模型中某个企业产出的增长还依赖于k这一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显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k值会因受益于企业数目的增加而增大，从而使得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有更大的产出。

由式(1-3)可知，罗默(1990)模型中最终产品的产出与中间产品a有关，当a的边界外推时，最终产品的产出将增加。随着以国际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国际分工的深化，有更多的中间产品产生，无疑会推动最终产品产出的增加。

卢卡斯(1988)模型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他假定有两种消费品c[,1]与c[,2]，没有物质资本，而且人口数量不变。那么第i种商品的生产方式为：

c[,i(t)]=h[,i(t)]u[,i(t)]n(t)

i=1,2

(1-4)

式中，h[,i(t)]是专业生产商品i的人力资本，它通过干中学获得；u[,i(t)]是用于生产i商品的劳动系数，u[,i]＞0，且u[,1]+u[,2]=1；n(t)为劳动投入量。由于h[,i(t)]是边干边学的结果，因而随着生产商品i的数量增加而上升。

卢卡斯在这一模型中只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每种商品的生产和技能积累取决于本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对于特定的商品，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递减的，因为在边干边学的初期，技能长进快，然后会逐步慢下来。不过由于产品不断更新，后来的专业技能积累会被赋予到新产品的学习上，从总体上看，专业化技能积累是递增的。国际贸易开辟了国际间商品流通的渠道，多个国家的融合，导致产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都会使卢卡斯(1988)模型中的hi(t)增大，对生产的增长具有正向的效果。

3、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

对于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实早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得到较为深入的阐述。英国的经济学家杨格于1928年对劳动分工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他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范围决定分工程度的思想，认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后者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正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作用下，二者都得以不断扩大。而经济的增长则正是在二者的相互加强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受杨格这一思想的影响，杨小凯、贝克尔等人在力图把分工水平这一生产者最重要的活动内生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他们的“劳动分工”演进经济增长模型。

杨小凯—博兰德(1991)模型假定所有人都是事前同一的，都自给自足所有的商品，并且每种商品的生产函数、交易成本以及人们对它的偏好都是一样的。由于专业化利益的存在，经济会从自给自足向劳动分工状态演进。又由于存在着交易成本，人们对专业化水平有一个最优决策，所有人的专业化决策一起决定了当时经济的劳动分工水平，劳动分工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同时提高了交易成本。只要劳动分工演进到一定的水平并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人均收入就会随时间不断提高，从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可能的。因此，即使在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只要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经济就可能不断增长，如果人口增长，更严格地说，如果进入交易的人数增多（如扩大对外贸易），则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潜力，从而保证了增长率的持续提高。

4、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内涵。

罗默(1986)认为，知识溢出的存在造成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将偏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这种分散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提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在引入不完全竞争的罗默(1990)模型中，罗默指出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向垄断商品的购买提供补贴，这将导致研究部门人力资本的收益增加，促进更多的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同时也消除了垄断因素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促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琼斯－真野模型中，没有税收时的均衡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经济将渐近地趋于平衡增长路径，经济的稳定增长率既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又取决于消费者偏好。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能通过影响储蓄意愿和折旧率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是由各国政府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引起的；政府的税收政策一般将造成经济的扭曲，使竞争性均衡不再是社会最优，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应实施减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雷贝洛(1991)发展了宇泽模型。雷贝洛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考察了经济中存在不可再生要素时各类资本品在经济增长率中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为了使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经济中必须存在一类核心资本。即使消费品和其他资本品均由不可再生要素生产，而且经济不存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但只要经济中存在核心资本，资本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内生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雷贝洛也将增长率的国际差异归因于各国实施了不同的经济政策，认为那些收入税率较高及产权保护较差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较低。他还认为：对非核心资本品征税像对消费品征税一样，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核心资本品的生产征税，将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政府应减免核心资本生产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第7篇：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 破窗效应；经济增长；创造性毁灭

“破窗效应”是19世纪的法国人巴斯夏(Claude 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第一个提出来的，出现在他最著名的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第一节。巴斯夏写道：

你是否见过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B・萨姆纳先生生气的样子？当时，他那粗心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如果你置身于这样的场合，你恐怕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每个看客，看到这种局面的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如此这般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

巴斯夏从人们的安慰或者说善意的玩笑出发，提出了所谓的“破窗理论”：调皮的小孩打破窗户，房子主人可能心疼，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好事，因为玻璃工厂、玻璃装修工都有生意可做了，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但有趣的是，巴斯夏是拿它当做靶子来批判的：就是这样“似是而非”的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的很多经济制度。在他看来，主张这种破窗理论的经济学家，属于那种“坏经济学家”：有很多事情，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而“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而“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收益。所以，破窗理论也称“破窗谬论”。自破窗理论提出以来，人们就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好是坏始终存在分歧，本文尝试理清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不使人产生误会，仅把它当做一种现象来看，称之为“破窗效应”。

一、对破窗效应的微观分析

1、巴斯夏对“破窗理论”的态度和贡献

巴斯夏当然承认看得见的一面，玻璃工的劳动量由此增加，收入也因此而增加；但他的着眼点在看不见的一面，如果这扇窗户没有被打破，店主人就会把换玻璃的这笔钱花在别的方面从而使得某种工人的劳动量和收入增加。因此，对国民经济而言，打破窗户并没有额外的好处；对这位店主而言，新玻璃没有使他的福利增加，而玻璃没有打破的情况下他的福利却很可能会增加。所以，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破坏对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好处而实际上减少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可见，巴斯夏对所谓“破窗理论”是持批判态度的。

巴斯夏的贡献主要体现为：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经济中存在着“破窗效应”这样一类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且在思考问题的角度上给我们以启发。巴斯夏所谓“看得见的”实际就是眼前的结果，所谓“看不见的”实际就是以后可能的结果，这样的思考视角体现为后来在经济学上发展出的“短期”和“长期”的概念。今天，这两个概念在经济分析过程中非常重要。

2、对破窗效应的微观分析

（1）如果窗户的主人刚好就是一个玻璃工，他自己到家里裁一块玻璃来重新装好，那么，对他来说，打破窗户的后果非常简单：福利的损失和无谓的劳动，这是经济中没有分工或者分工水平很低时候的情况。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原因与性质的研究》中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而经济的繁荣是藉由劳动分工水平的提高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在衡量破坏的后果时需要考虑劳动分工水平的影响。

（2）如果窗户的主人不是玻璃工，但他家里正好还有一块当初没有用完的玻璃，他自己拿来装好，此时，并没有带来生产能力的增加或者实际产量的增加而只是福利的损失。所以，我们在衡量破坏的后果时需要考虑存货水平的影响。

（3）如果邻居们都已经换了更好的窗户――塑钢窗，那么，基于心理需求的满足，房主人可能以此为契机，将整个窗户拆掉，换成塑钢窗。这就如同衣服旧了或者破了，人们重新买一件来穿一样，至于原来的衣服，或者送给流浪汉或者当抹布或者干脆当垃圾扔掉。这时的结果是房主人福利水平的提高和经济中实际产量以至产能的提升，当然前提是房主人有这样的支付能力。所以，我们衡量破坏的后果时还要考虑人们的心理情况和资产性质的影响。

（4）如果不补这块玻璃呢？一般而言，店主人将因此而遭受直接的福利损失，而国民经济并不会受到影响。

二、基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和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破窗效应分析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长，通常用人均GDP来衡量，对经济增速的度量，通常用GDP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禀赋、实物资本数量积累与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水平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破窗效应”对经济增长到底是何影响呢？是摧毁了经济增长的基础还是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契机，这需要针对破坏的方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作具体的分析。

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而言，难以预期的偶然的恶性自然灾害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可以预期的高发的一般自然灾害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轻微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可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实物资本存量的更新速度，所以从长期看其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

衡量制度环境的破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从其是否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兼顾到社会传统来考虑，毁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制度并建立起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将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但若使社会陷入无秩序的混乱状态或建立的新制度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则对经济增长有害而无益。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其后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已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结论。

二战后日本的情形更能说明问题。日本是个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战争后期盟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爆炸以及战后日本对各战胜国的赔偿使其国内的实物资本损失殆尽，但为战争需要而开发出来的可以转作民用的科技和宝贵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受到破坏，基本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而且自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原有的执政队伍也基本没有改变，加上美国因朝鲜战争需要对日本的扶植和巨额订单以及后来日本政府制定的外向型经济战略，日本经济从50年代起开始了强劲的增长。由此可见，真正影响经济增长的是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的破坏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长期影响不明显；而像中国和红色高棉的大清洗那样对人进行迫害的行动，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对经济增长都只有负面影响。

破坏发生后，人们在重建过程中不满足于对原有技术的复制和对原有资产的重置，这必然诱发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引起经济增长，这契合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造性毁灭”是熊彼特最有名的观点，他利用这一理论，阐释了经济增长的真正根源――创新。在熊彼特看来，“创造性毁灭”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因此重要的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并进而破坏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的竞争实现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除了在商业领域的毁灭以外，因为社会的组织机构也是依据原有的技术建立起来的，必然也要遭遇革新，当然，新的物质文明往往意味着新的精神文明，所以，原有的文化也将遭遇革新，正是这一系列的创新最终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

三、政策建议

巴斯夏考察当时的人们对经济政策效果的评价，抽象出了作为批判对象的“破窗理论”，他对“破窗理论”的研究主要给我们以方法论意义上的价值。自巴斯夏提出破窗理论以来，理论界对这一理论的看法就一直存在分歧，部分研究者不同意巴斯夏对破窗理论的批判，认为破窗理论符合经济现实；而其他研究者大都只着眼于对自然灾害这扇破了的窗户进行考察和应对，没有人全面具体的讨论过不同的窗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作者基于增长要素的性质具体考察了破窗效应的影响，并且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破坏可能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一论点进行了重新解读，从而对破窗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全面梳理。基于这一认识，针对破窗效应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应对：

（1）对先进的资本品，要加强管理，认真保护，提高使用效率；

（2）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专有技术、发明专利的保护，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3）支持性的财税政策，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淘汰落后产能；

（4）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但要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就要完善劳动力市场，加强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

（5）对自然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合理利用，以防滥开滥采，因为滥采既对环境和资源造成破坏，又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不利；

（6）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优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投资环境，净化消费环境；

（7）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政府公信力下降、服务水平低等问题加强关注，保障稳定的发展环境；

（8）完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加强舆论导向，净化媒体让正面的积极的“信息”占据它应有的位置。

【参考文献】

［1］ 翁益军,秦东宇.“破窗理论”与灾后重建［J］.浙江金融,2008（9）.8-9.

［2］ 曾祥炎.“破窗”理论的谬误：基于索洛模型的一种解释［J］.湖湘论坛,2009（2）.92-94.

［3］ Skidmore M，Toya H.Do natural disasters promote long-run growth?［J］,Economic Enquiry，2002，40.664-688.

第8篇：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 经济增长重要决定因素发展选择

一、引言

自罗默（1986）的著作以来，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步入了它的第二次繁荣阶段。现在增长理论的研究仍然十分活跃，不断取得突破，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相互结合。理论研究的突破，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而实证研究在技术方法上的不断发展和改进，为发现新的增长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这两者相互结合的结果是：一方面促使增长理论研究不断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下，利用更新的实证技术方法建立了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的实证模型，直接指导人们的经济实践，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根据一定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应该做出适合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选择，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开始，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就一直受到关注，而拉姆齐（1928）的经典论文则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在此基础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1956年索洛―斯旺模型的提出之后，经历了它的第一次繁荣，人们把这一时期的增长理论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不仅对经济增长给出了一定的解释，更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点。但是，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缺乏经验联系的缘故，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领域已变得死气沉沉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的著作为开端，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又经历了第二次繁荣，使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革命性的发展，相关成果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注重研究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特别是在对技术进步和扩散等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为人们认识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观念。

1.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特别是索洛―斯旺模型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点，其后的研究包括现在非常活跃的新增长理论，都以它作为分析问题的起点。该理论提出的收敛性的概念，也一直是新增长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所以，要说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必须先对索洛―斯旺模型有一个了解。

索洛―斯旺模型的关键特征是其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它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各种投入报酬递减，以及投入之间存在正的且平滑的替代弹性。该模型的突出贡献，一是提出了经济稳态这一关键概念，指出储蓄率对经济的稳态增长率没有影响，各种经济体的平衡增长路径是平行的；二是以稳态增长的概念为基础，预测了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的假设下，索洛―斯旺模型首先预测了绝对收敛性，即相对于富裕经济，贫穷经济倾向于有更高的增长速度。在其随后的发展中，该模型又给出了所谓条件收敛的预测，即各经济体真实人均GDP的起始水平相对于各自的长期或稳态水平越低，增长率越快。收敛之所以是有条件的，是因为在索洛―斯旺模型中，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的稳态水平依赖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以及生产函数的位置，而经济将收敛于各自不同的稳态。在近些年来的实证分析中，经济的条件收敛性已被越来越多的用作一个经验假说。实证分析表明，索洛―斯旺模型所指出的资本积累率（包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和条件收敛机制，对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确实有着相当大的解释能力。可以说，索洛―斯旺模型为人们洞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但是，该模型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长期人均增长率完全被模型外的因素――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所决定。

2.新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如何将长期人均增长率内生化便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下一个课题。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在这方面首先取得了突破。他们在阿罗（1962）、谢辛斯基（1967）和宇泽（1965）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干中学的模型。在干中学模型中，观念是生产或投资的副产品，使得投资的边际报酬不一定递减，从而经济可能长期增长。将长期经济增长真正内生化的是技术变迁模型。在这类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R&D活动的结果，而且这种活动以获得某种事后垄断力量为激励。这样，如果经济中不存在新观念、新发明耗竭的趋势，增长率在长期中就可得以保持。由于R&D活动的一些外部性、知识技术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何促进R&D活动，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便依赖于政府的行动，如税收、法律的维护和基础设施的提供等。这使得经济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理论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正是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分析相一致，实证分析也告诉人们条件收敛是一个事实，于是新增长理论又提出了预测条件收敛的技术扩散模型。该模型的主要思想是，因为对发明的模仿和使用比创新来的便宜，相比经济发达的领先国，经济落后的跟随国会具有更快的技术进步率。也就是说，技术扩散模型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条件收敛的经验含义进行了引申，在此基础上预测了条件收敛。技术扩散模型还指出跟随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将促进技术扩散速度，从而加快经济的收敛速度。这为发展中国家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加快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分析。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另一个关键外生变量是人口增长率。更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每个工人的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因而趋于减少对于某给定的人均产出的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长率。所以通过人口增长率内生化，也可以实现长期增长率的内生化。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和迁移模型解决了这个问题。

总之，在解释了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决定后，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使我们能够对经济增长给出更加合理的解释，特别是解释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决定。

3.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的关系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不应将它看作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替代物，而应视其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补充。内生增长模型明确了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的可能原因，但是并未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重要因素。这方面的工作仍然是古典增长模型的任务。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是关键的索洛模型，则指出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储蓄等对于生活水平也具有重要影响。只有结合这两个理论，人们才能对经济增长的两个中心问题:生活水平随时间的增长和世界各地生活水平的差异有一个较全面的解释。

三、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选择探讨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做出以下发展选择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1.坚持改革。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一个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很多，但是，经济制度落后是其中原因之一，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等，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经济制度。

2.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首先，应该调整农业与工业结构，我国目前农业从业人数与总从业人数的比重要比美国高出18倍，这对经济增长很不利；其次，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东部个别发达地区比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出6倍以上，调整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势在必行；最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还应该以资金、技术密集型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

3.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发展中国家完成向发达国家过渡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人均进出口总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异，存在巨大发展空间，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发展空间来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

4.增加R&D的投入。美国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我国高出3.7倍。经济的增长离不开科技水平的提高,科技水平的提高与R&D的支出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不增加R&D的投入，我国要在未来成为世界经济领先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5.提高职业教育水平。美国的大学生人数占25和25岁以上人口数的比重要比我国高出17倍，这说明我国人力资本资源是比较匮乏的，我国的职业教育水平急需提高。

6.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无论是从市场的规模，还是从市场的效率来看，我国的各种市场都不完善。要完善市场，首先要完善市场规则；其次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督机制；第三是提高市场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与此同时，我国现阶段急需完善债券和股票市场。

7.治理环境污染。我国在经过前一段时间对环境污染的大力整治之后，目前的环境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必须长期进行。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技术、物质资本、人才资本、市场、经济制度、产业结构等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是整个经济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相互结合，是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实证研究在技术方法上的不断发展和改进，为发现新的增长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根据国情，我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发展选择是：坚持改革，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增加R&D的投入，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治理环境污染等，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周爱民:高级宏观经济学[M].经济出版社,2001

[2]海韦尔G.琼斯郭家麟许强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M].商务印书馆,1999

第9篇：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区位理论;新经济地理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区域经济理论是在区位论和发展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它形成于20世纪五十年代,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一)农业区位论。古典区位论产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经济学家杜能于1826年完成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奠定了农业区位理论的基础。在该书中,杜能还创建了著名的农业圈层理论,农业土地利用类型和农业土地经营集约化程度,不仅取决于土地的天然特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经济状况,特别是取决于到农产品消费地的距离,以此形成农业的区域配置。通过这个理论,杜能证明了决定各地区农业布局最佳类型的是级差地租,而非自然条件。

(二)工业区位论。劳恩哈特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系统完整地建立了工业区位理论,在前人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则,严谨地表述了工业区位理论。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其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区位因素决定生产场所,即生产费用最低、经济效益最大的地点。韦伯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他认为,运费、劳动费用以及集聚等因素是工业区位指向的决定性因素。

(三)中心地理论。20世纪三十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他认为,当只有一个服务点市场区时,最理想的服务范围为圆形服务面。但是,当一个区域内存在多个同级中心地时,圆形服务面之间就会出现空当,处于空当地区的居民得不到最佳的服务。如果留空当,圆形之间必须相互重叠,这样圆形市场区转变为最稳定的六边形空间结构市场区。如此一来,每个次一级中心地则成为六边形的一个顶点,各级中心地组成一个有规律的递减多级六边形图形,即为一般均衡状态下的中心地空间分布模式。

(四)市场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区位理论,进而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廖什认为,每一单个企业产品销售范围,最初是以产地为圆心,最大销售距离为半径的圆形,而产品价格又是需求量的递减函数,所以单个企业的产品总销售额是需求曲线在销售圆区旋转形成的圆锥体。随着更多工厂的介入,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销售范围,由此形成了圆外空档,即圆外有很多潜在的消费者不能得到市场的供给,但是这种圆形市场仅仅是短期的,因为通过自由竞争,每个企业都想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因此圆与圆之间的空当被新的竞争者所占领,圆形市场被挤压,最后形成了六边形的市场网络。

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一)平衡发展理论

1、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

2、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3、恶性循环理论。纳克斯认为,落后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低储蓄―资本短缺―低生产率)和需求不足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生产率)。这两种循环互相影响,使得经济状况难以得到好转,经济增长无法实现。要解开恶性循环的死结,就必须采取平衡增长战略。

4、大推进理论。罗森斯坦和罗丹认为,发展中国家为迅速实现工业化,必须全面地、大规模地投入资本,通过基础设施的优先发展和相关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使落后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他们还主张在经济发展之初,不应将投资重点放在重工业部门,而应首先放到有相互联系的轻工业部门及其他产业部门,通过贸易来获得重工业产品。

(二)不平衡增长理论

1、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缪尔达尔(1957)认为,某些地区受外部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发展会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使发达地区发展更快,发展慢的地区更慢,从而逐渐增大地区经济差距,形成地区性二元结构。因此,不发达地区的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发展自己的经济,缩小这种差别。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这一概念是20世纪五十年代由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1950)首次提出来的。佩鲁认为,经济空间由若干中心所组成,各种向心力或离心力则分别指向或背离这些中心。任何普通意义上的空间都是一个由中心及传输各种力的场所组成。佩鲁把空间中心称为增长极。他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程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空间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3、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提出了“产品循环说”。他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1966年汤普森在《对制造业地理的几点理论思考》一文中提出了“区域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旦一个工业区建立,它就像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样遵循一个规则的变化次序而发展,从年轻到成熟再到老年阶段,不同阶段的区域面临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处于不同的竞争地位。梯度理论是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简称,是在区域生命周期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该理论认为,客观上存在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区域梯度差异,也就是说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而且产业和技术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扩散和转移。

4、产业集群理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20世纪九十年代初,产业集群理论进一步深化发展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来源于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最早认为,专业化产业集群具有“劳动力蓄水池”作用,并强调指出“相互了解与信任”和“产业氛围”对区域内聚集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迈克尔・波特(1998)认为,在某一特定领域,大量产业联系紧密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持机构在空间上聚集,可以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

三、新经济地理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空间因素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空间的均衡问题成为新的研究方向。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的问题。

(一)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位理论。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瓦尔兹(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1999)探讨了存在聚集经济条件序列区位竞争的结果,他通过模型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存在聚集经济时,赢得第一次区位竞争使得一个区域对下面的企业更具吸引力。所以,第一个企业可能获得较高的财政激励,而第二个企业则可能获得的补贴较少,但其却从产业聚集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较早的投资吸引所获得的动态的或者说长期的效果可能超出其直接的经济效果,因为这对以后的产业吸引形成一种区域环境。由于赢得第一次区位竞争对区域发展具有如此的动态经济效果,因此各区域内为吸引新企业进入提供各种激励措施。

藤田和莫瑞(1997)研究了许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

(二)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际贸易理论。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他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

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

巴罗与萨拉・艾・马丁(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

总之,区域经济理论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各国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逐渐丰富起来。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向实证研究,对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使区域经济理论对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更具操作性。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倪瑛.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发展问题研究[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1.

[2]何金玲.国际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综述[J].经济纵横,2007.1.

[3]李红锦.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述评[J].生产力研究,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