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翻译精选(九篇)

第1篇：中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悟性名称；翻译；翻译文化

引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中文化学派开始崛起，翻译的文化观逐步成为翻译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文化学派看来，翻译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而且是跨文化交流的过程。翻译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1]思维模式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整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特别强调的是悟性。

一、文化学派的翻译观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之间，语言学家一直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解决翻译的问题，但是在涉及到文学翻译的时候，这些翻译方法有时却无法解决问题。在8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主张：翻译的文化观。在《翻译研究》中，巴斯奈特提出了不可译性，不可译性包括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的不可译性，她特别强调翻译不仅仅是单纯语言的转化，必须考虑背后的文化因素；另外要使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发挥与原文在原文化中相同的功能，翻译过程中必须进行文化转化。[2]

二、从汉语的悟性名称看翻译是文化的翻译

哲学中存在两种思维模式，即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所谓悟性思维主要是指借助形象，运用想象，联想等手段把感性材料组织起来，使之具有条理性。[3]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领悟力和洞察力。

在古代特别强调“悟性”，著名的有儒家“外悟说”和道家佛家的“内悟说”。外悟说指的是从外界的经验，学习和领悟事物的内涵。而内悟说强调的是通过内心的感悟来理解事物的内涵。

刘宓庆（1991：41）：“如果透过表层，把语言看作一个有纵深的透明体，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实际上是紧紧地附着在思维这个有无限纵深的基础上的结构体。”由此可见语言受到思维的支配，是思维在交际中的反映。中国人以悟性思维为主，所以汉语中形成了一大批悟性名称。

悟性是对事物的领悟力，而名称是对事物给定的标签，以区别于其他事物。汉语中的悟性思维造就了汉语中的有些词语的理解需要一定的感悟能力。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这些词的翻译上，英语没有直接的对应词，所以翻译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众所周知，道家思想是中国较早的学说之一，《老子》和《庄子》是道家学说的代表作，在这两本著作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道”。关于道的理解，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冯友兰先生认为“道是天地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刘笑敢认为道有两层含义一是世界的本源，二是最高的认识，前者是自然意义上的道，后者是认识意义上的道。[4]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道是“神”。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关于老子的学说，这里的道就是万物的根基。又有道“不可受”“不可见”“神鬼神行”，这又说明了道的不可感知性，但是又不同于鬼神，独立于世间之外。总之，道的含义是很复杂，这就导致关于“道”的翻译是多样化的。

哈而威客是第一个叙述“道”的英国人，他把道翻译为“nature”。这种翻译把道和自然等同，认为“道”和自然一样是一切事物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自然中的天地演变，生死存亡固然与“道”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翻译方法只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理解，未能真正翻译出“道”的文化内涵。

在《道德经》翻译方面，英国汉学大师Arthur Waley将“道”翻译为“way”[5]“道”是万物的本源，是万物必须遵循的规律。英语中的“way”的含义也是多样的。“way”的基本含义是道路，当被用于修辞的时候，“way”指的是耶稣引导的正确之道或者是人类通向天堂的途径。在地位上，“道”与“way”无疑都是至高无上的，但是“道”中并没有上帝的存在，而“way” 更多强调的是发现上帝和内心的自我，因此把道翻译成’way”，英语读者的理解势必会加上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精神的追求。

国内学者姚小平曾经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了“道”和“Logos”的异同，他认为没有比“Logos”是“道”的对等词了。首先他认为作为哲学范畴，“道”和Logos在规律，法则上意义是对等的。其二，虽然两者的词源不同，却都有“言说”的意义，就是在基本意义“道路”上，“道”和“Logos”也是对应的。因此他认为把“道”译成“Logos”是最理想的。[6]但是另一方面这两者也有明显不一致的地方，Logos是古希腊核心价值观，在古希腊强度的是理性和神性，而在中国古代我们推崇的是悟性和人伦，与古希腊哲学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第四种方法直接把道翻译为“Tao”，这种翻译主要用于在目的语中，难以找到完全对等的词，于是采取最直接方法―音译法。音译法不会误导目的语读者，但是对于不了解文化的人来说，这种翻译方法产生不利任何实质性的意义。现在很多字典都有“Tao”的专门词条，但是后面会加上详细的注解，这种注解更接近“道”的内涵。

通过以上关于“道”的翻译介绍，我们发现他们未能将“道”的文化内涵真正翻译出来，“Tao”虽然翻译出来了“道”，但是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对于悟性名称来说，想要达到完全意义的对等是不可能的，最理想的模式是采用音译法，加上注释，这就验证了巴斯奈特的翻译是翻译文化。

除了“道”，“气”也是古代哲学中一个重要而又独特的名称，《左转》中记载“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孔子和老子的著作没有特别强调气的存在，但是庄子对“气”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重视，有学者认为“气论是庄子哲学的基础”，并认为“庄子的气论是先秦气论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7]

在西方哲学中，“气”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所以对气的理解也是呈现混乱的状态。[8]而在《庄子》中，不同的“气”是有不同的理解的：

其一阴阳之气

阴阳被认为是庄子“气”中最重要的东西，在庄子看来阴阳是指“气”在自然规律下运行。关于对阴阳之“气”的翻译，早期的译者分别翻译了“阴阳”二字，例如冯友兰分别翻译为“the principle of his whole body”及”nature-the suffering of anxiety and overjoy”，理雅各则翻译为”his breath came and went in gasps”及”suffering from conflicting anxieties”， 这些翻译，把阴阳的实际功能表达出来。到了80年代，葛瑞涵把阴阳之气译为“the energies of Yin and Yang”， 在他看来“气”是一种能量，与西方的纯能（pure energy）是等同的。作为西方汉学界的权威，其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作为哲学概念，其基本特征还是没有表现出来。

其二生理之气

“人之，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里的气是生理之气。人生命之所以存在是血气在血液运行的结果，气是生命的物质基础。这里的“气”里格斯和华兹生分别译为“vital fluid”和“spirit”，然而在葛瑞涵的叙述中vital fluid表示的是“精”而不是“气”，葛瑞涵指出“气被想象为一种固体，运动的越慢，越不利于循环，如‘精’―身体中一种激活生命的液体。”而‘spirit’在这里与构成生命物质的气有较大的出入。

其三精神活动之气

《庄子・天地》中有“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这里的气就是表示心里之气，也就是精神活动之气，关于气的翻译，很多人把其译为‘spirit’，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气”是哲学意义上的名称，直接翻译为普通的名词，把其中的外延和内涵大大缩减了。

其四天地之间无处不在的“气”

“方且与造物主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这里的气不仅是指自然之气，而且指组成万物的气。关于这种气的翻译，翟理斯翻译把“游乎天地之一气”翻译为“between human and divine”（神人之间），冯友兰翻译为“with the unity of the universe”（宇宙之统一体），这两种翻译都侧重强调“天地”，忽视“气”；华兹生翻译为“in the single breath of heaven and earth”，把无处不在的气，需要悟性体会的名称直接翻译为普通名词“breath”。

翻译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有些名称无法翻译，上面所说的“气”，就是汉语中的一个典型。汉语文化中的名称，只能通过感悟力来理解，翻译只能通过解释来说明其背后的文化，由此可见翻译就是翻译文化。

结语

从古到今，我们一直强调“悟”在认识事物和理解事物中的重要性，所以汉语中的很多名称的认识和理解都需要悟性思维的指导。中国古代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其中深刻的内涵充分体现了悟性的重要性，其中的一些悟性名称词，比如，“道”“气”“天”在西方均无之间对等的名称对应，只能采取音译法再加注释。这就充分验证了巴斯奈特的翻译中的文化转向理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码，必须考虑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发挥与原文在原文化中相同的功能，翻译过程中必须进行文化转化。而在悟性名称的翻译方面，为了使西方受众能够领悟和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深刻内涵，我们只能进行文化转化。本文以汉语悟性名称为例，列举了“道”“气”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翻译就是翻译文化。（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谢旭升. 特色汉英翻译教程[M]. 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

[2] 彭小波. 浅谈苏珊.巴斯奈特的翻译观.[J]百家争鸣，2011（1）：156

[3] 连淑能. 中西思维方式悟性和理性[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35

[4] 刘笑敢. 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02-103

[5] Lao Tzu. Tao Te Ching.（Arthur Waley， Tran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7.

[6] 姚小平. Logos与“道”――中西古代语言哲学观异同谈[J]. 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1）：34―35

第2篇：中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 商标翻译 文化因素 翻译原则

在国际商品贸易不断增长的今天,商品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产品质量的竞争,更是企业形象和商标品牌的竞争。商品的商标如同人的名字,是代表商品的符号,并随着商品交流的扩大而声名远扬。许多国际著名的商标已经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和巨大财富。商标品牌作为区别同类商品的唯一合法标识,是企业形象的人,它直接影响商品在广大消费者中的认可程度,影响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正如美国学者艾里斯所言:“一个译名的好坏,在销售业绩上有千百万美元的差异。”因此,商标译名的成败与否直接关系着企业和厂家的生死存亡,好的商标翻译在树立企业形象、开拓国内外市场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如何进行商标翻译才能做到既表意又传神,能够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从而达到促销目的呢?商标的翻译既要保留原文的精华,又要符合消费者的商标心理。与其他翻译不同的是,上述目的要在对一个词语的翻译中实现,就需要运用语言、营销及美学方面的综合知识。接下来笔者将对商标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及商标翻译的原则和方法进行讨论。

一、文化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广义上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知识、历史、宗教、信仰、价值观、习惯、情感、态度等各方面的一个综合体现。跨文化交际是指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两国人民的交往。这些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包括思维方式、自然和地理条件、习俗和惯例、道德标准、审美情趣等。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对同样的东西会有不同的反应。例如因为地理条件的不同,中文里的“东风”可以等同于英国的“西风”或澳大利亚的“北风”。

商标翻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商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甚至更早。自从商标出现以来,它们就被赋予了文化的象征意义,并密切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化特色。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而不是一个跨语言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活动中,文化因素带来的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例如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做到等值翻译。由于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的语言系统,它们各自携带自己的文化特色,无论是中文和英文商标,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文化烙印。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等的表达方法,所以在商标翻译的过程中有时很难保持其原有的意义。因为文化的差异,商标的含义越丰富,等值翻译的难度就越大。在翻译过程中文化含义的丢失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也是商标翻译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一些带有丰富象征意义的词,特别是动植物名称,如中文里的“松”、“竹”、“梅”、“菊”、“龙”、“凤”、“象”等,英文里的“狗”、“蝙蝠”、“兔子”、“孔雀”等,它们在不同的语言里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含义。还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有的东西如“红豆”、“红旗”、“奔月”、“杜康”、“同仁堂”、“杏花村”和“桃花源”等根本无法在英文中找到对等的词语。它们在中国人眼里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很难从字面上用英文表达出来。有时我们会采取直译或翻译成拼音的做法,但这往往会让外国人不明所以。以“红豆”为例,“红豆”在中国诗歌中是一个典型的爱的象征,但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red pea” 就没有任何文化或情感方面的含义了。再比如,把“孔府酒”翻译成“Kongfu Liquor”也是非常失败的。中文“孔府”的字面意思是“孔子的住所”,对中国人来说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意义,因为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大思想家,中国人在心中都非常尊重甚至崇拜孔子。然而,英文译名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感觉,对消费者而言,它似乎更像“功夫”的汉语拼音。

因此,当遇到这一类商标的翻译时,我们最好加上一些注释来阐明它在源语言中的本意和文化内涵,否则大部分的外国人都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negative association(负面联想)。负面联想是文化影响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在商标翻译中,它并不鲜见,很多词被误译都是由于译者缺乏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中文中很多词或俗语在英语中都找不到对等的翻译,反之亦然。有时一个词在中文中有正面的含义,但一旦翻译不当,它就可能在目的语中传达一种消极的甚至亵渎的意思。如上海产的“芳芳”牌化妆品翻译成英文时被翻译成“fangfang”的例子,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它对应的汉语拼音,但是“fang”在英文里却指“(毒蛇的)毒牙”。因此,在以英语为母语国家市场,没有人想花钱买它。另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白象”电池。当它被翻译成“white elephant”时,在西方国家销售额大幅度下降,只有极少数人会买,因为英文的“white elephant”意味着“昂贵但无用的东西”。同样在国内非常有名的食用油品牌金龙鱼当被直译成“Golden Dragon Fish Oil”后在国外也遭到了抵制。因为“龙”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权力、荣誉和运气”,而在英语里它的意思是“凶暴的人”,所以“Golden Dragon Fish Oil”是一个不成功的翻译,这样的品牌是注定不能打开海外市场的。

因此,在翻译商标时,我们要特别注意目的语中的一些词语所附带的引申义,更要对目的语中的成语、俗语及禁忌语有充分的了解,在翻译时一定要避免使用那些带有消极的意义或侮辱性的含义等会使人产生负面联想的词。

总之,由于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尤其是对商标翻译的影响,译者必须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审美心理、消费习惯和行文风格都有充分的了解。在翻译商标时在遵循以下基本的商标翻译的原则的基础上,应该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以便能成功地将商标翻译好。

二、商标翻译原则

1.简洁性和唯一性

这是对一个好的商标及其译名的基本要求。商标最初的功能就是认知和传播功能。一个成功的商标应使消费者很容易通过它的名字将它和其他产品区分开来。当我们翻译一个商标时,我们要记住一个好的翻译应简单、鲜明,易认、易拼写、易念、易记,并能很快通过口头传播开来。“Sony”(索尼),“Kodak”(柯达),“Stone”(四通),“Lux”(力士)及“Kelon”(科龙)都是很好的例子。此外,商标应具有创造性和趣味性,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如“娃哈哈”、“乐百氏”、“步步高”、“大红鹰”、“红蜻蜓”等,它们都很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睛,并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2.功能对等

由尤金・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论”对商标翻译尤其适用。一个成功的商标译名应当在目的语受众中产生其在源语言中所产生的相同的效果。它应该能够摆脱各种限制宣传产品,刺激消费者的正面联想,从而激起他们的消费欲望,并最终促进产品销售。譬如“Apple”(苹果),“Camel”(骆驼),“Diamond”(钻石),“英雄”(Hero),“将军”(General),“飞鸽”(Flying Pigeon)等都是一些成功的范例。

3.照顾到文化偏好

所有的人,不管说哪种语言、有着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总是喜欢好的东西。在中国,两个字或三个字的商标名称颇为流行。而广告商常常会使用一些有着美好含义的词语,这些词语包括:“福”“禄”“寿”“康”“红”“金”“吉”“利”“万”“发”“喜”“乐”与“美”,如“康安泰”、“家乐福”、“好美家”、“红金龙”、“金得利”。在英语里/b/,/f/和/l/这些辅音常被翻译成“宝,富,力”,而(si)(le)and(fun)这些音则通常翻译成“喜,乐,芳”。美国香烟“Marlboro”被翻译成“万宝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4.符合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审美心理

“意美,形美,音美”是诗歌翻译中的一个原则。近日,一些学者认为,它也适用于商标翻译。为了做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商标翻译也应做到“意美、形美、音美”,特别是要符合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审美心理。化妆美容类产品翻译成中文时通常带有“芬”、“芳”、“美”、“丽”、“柔”、“姿”、“莲”、“娜”、“婷”、“梦”等符合女性消费者的审美心理的字样,如“多芬”、“雅芳”、“飘柔”、“潘婷”、“丽姿”、“美宝莲”、“伊美特”等。在西方国家,人们把太阳视为耶稣的象征,因此,许多英文商标都带有“sun”,如“Sunenergy”,“Sunjoy”,“Sunwood”,“Sunrider”,“Sunshine”及“Suntour”。

三、结论

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商标在市场竞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商标的翻译是企业形象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品进入他国市场的桥梁之一。独特响亮的商标,往往能为具有优良品质和精美包装的商品带来画龙点睛的功效,因此我们要非常重视商标的翻译,尤其要重视商标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译者只有在充分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才能翻译好一个商标。除了以上所列举的一些商标翻译原则,在翻译实践中我们还要采取积极灵活的方法保证商标译名和原商标做到功能对等。

参考文献:

[1]Nida,E.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2]陈宏薇.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陈炼.从中外文化差异看商标翻译[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2,1:20-22.

[4]陈振东.浅论商标翻译[J].上海翻译,2005,2:52-54.

[5]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2.

第3篇：中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 商标翻译 文化禁忌 翻译策略

一、前言

随着国际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的公司企业为了扩大市场和利润，开始走出国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产品也涌入中国。而这种商品是否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打开市场、获得市场、占领市场，从而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商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各个国家所处地理位置、风俗文化、、消费观念的不同，中英文互译须涉及文化的差异，因此，我们在将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中时既要保留原文的精华，又要做到迎合消费者的心理。由于国家间文化的差异，要取得商标翻译的成功，翻译工作者只有在不断的翻译实践中才能掌握成功商标翻译的策略。

二、商标翻译中的文化禁忌

因为每个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在国际贸易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案例，某种产品在一个国家非常受欢迎，而在另一个国家却遭受冷落。这就是译者在翻译商标时没有充分考虑文化及历史背景，造成了这种营销失败的情况。这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各个国家的文化及文化禁忌都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样在商标翻译过程中才不会出现这种营销失败的情况。下面来了解下各个国家有哪些文化禁忌。

1．不同文化下动物的寓意不同

熊猫：在我国被视为珍兽、宠物，但在穆斯林国家中却以形似肥猪而被贬斥。非洲商标也禁用熊猫。

大象：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是吉祥之物和庄严的象征。但在欧洲一些国家，大象却是笨蛋的同义词。

孔雀：在我国及东南亚各地是吉祥和美的象征，印度还尊其为国鸟，但欧洲人却把孔雀看作是祸害。

猫头鹰：我国视为不祥之兆，西方人则把它看作是智慧、勇猛和刚毅的化身，但瑞士人却除外。

蝙蝠：西方看作是恐怖、死亡和不吉利的象征，连小孩也知道它是“吸血鬼”；而我国却将它寓意为幸福，看作是吉祥之兆。

狗：在西方被视为忠诚的伴侣，受法律保护。相反，非洲北部一些国家的人却讨厌狗和忌讳狗。

猫：在许多国家被视为宠物，欧洲人认为猫能带来好运，但西方国家也有不少人认为黑猫是不祥之物。

兔：许多国家把兔子看作是可爱的温驯小动物，但在澳洲却是例外。因为兔子吃牧草，是羊毛生产的祸害，所以他们不喜欢“兔”牌商标的商品。

仙鹤：我国把它作为吉祥、长寿的象征，而法国人却认为仙鹤是蠢汉的代称。“黄鹤”的英文有“不吉祥的起重机”之意。

更多的还有“凤凰”在我国传说中是一种神异动物，代表“运气、快乐和优雅”，人们相信骑“凤凰”自行车能带来好运气，而在西方文化传说中凤凰是一种不死鸟，有“再生”、“复活”等意思，因此该商品在西方无人问津也就不奇怪了。相似的例子还有“白象”（在西方是无用而累赘的东西）、“喜鹊”（在西方指喋喋不休令人厌烦之人）等。

2．不同文化下数字的寓意不同

0：印度人认为以0结尾的数是积极的。

1：在西方人的眼里，1是代表完美、独尊、起始。

3：希腊及埃及人认为3代表神性、尊贵、祥瑞。而一些西方国家视为不吉祥数。

4：朝鲜及日本还有中国认为这个数字不吉利；阿拉伯人:则认为代表长生不老，并且很重视这个数字。

6：日本人眼里眼里代表无懒、二流子、无用之人。

7：些欧美人认为是吉祥如意的，而新加坡人的观念却是相反的。

8：在中国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和“发”的音很像，人们选号码时都倾向选这个数字。而在新加坡人认为这个数字不顺利。

13：西方国家和新加坡认为这个数字会带来厄运和不幸。所以在西方国家没有13层楼。

数字的神化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也表明了存在的东西方差异。在我国有“666”、“999”、“金六福”、“三元”、“三枪”、“十三香”等这些数字用作商标的商品，在欧美则能够见到以“7-Up”、“Mild Seven”、“7-Eleven”等为商标的商品，但要把“666”、“十三香”这样的商品出口到英美就会遇到麻烦，因为“six”象征魔鬼、thirteen是不吉利的数字，而three在贝宁、博茨瓦纳等地被视为不吉祥数。

我们一时间难以掌握每个国家的文化，这需要我们平常多用心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从而在商标翻译中避免触碰到他国的文化禁忌。

三、商标翻译的策略

商标译名的选择直接影响到企业形象及其营销策略的成功与否，甚至关乎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但商标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对应，它涉及不同国家的文化及其差异，因此，翻译商标首先要了解商标的背景来历，运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使译名既准确贴切，不失原名的文化内涵，又达到宣传和促销商品的目的。

1．意译

意译又可分为纯意译，择意译和增减意译。

某些商品的商标本身具有鲜明的意思，并且在中西方文化中都具有优雅美好的含义，这时可以用纯意译。例如：Nestle（雀巢）食品是以其创始人Nestle命名的，并以母鸟在巢中喂食雏鸟的图案作为其商标图形，它所体现的是“舒适地安顿下来”和“依偎”。而Nestle与nest（雀巢）为同一词根，故用“雀巢”来作此翻译。用它作奶粉的品牌体现无限的母爱，表现商品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有些商标如果按照其字面含义进行直译的话，可能无法将商标的内涵完全表达出来，或者有些商标字面含义有好几层，无法用简练的文字把这几层意思都完整地用汉语语言表达出来。这时就必须对商标的意义进行选择，选取其中最佳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意义。例如：Good Company（良友）香烟，Good Company可译为“好朋友”、“好伙伴”、“良友”、“好公司”等，从这些翻译中选择最佳的――“良友”作为商标。

增减意译是根据原商标的意思适当增加或减少其原商标所包含的意思，使翻译后的商标更适合消费。减意译的例子有香烟品牌Marlboro，即Man Always Remembers Love Because of Romantic Only的首字母缩略词（acronym），但汉语无此修辞手法，翻译时只好舍其内涵而留其读音译为“万宝路”。

2．音译法

音译法是英语商标词汉译时的惯用手法之一。如Pierre Cardin――皮尔卡丹为纯音译。但汉字的表意性往往使人们形成“顾名思义”的心理定势。我认为音译中应采用音意兼顾的方式，力求译名给人以鲜明的视觉印象，以便激活人的联想，产生购买欲。汉语多同音异义字的特征为译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成立于1887年的美国Johnson&Johnson公司是经营医疗卫生保健品和护理产品，她是Robert Wood Johnson，James Wood Johnson和Edward Mead Johnson三兄弟创办的。如果直译则为“约翰逊”无任何特别之处，但如果用音意兼顾法就译为“强生”――意味着强壮生命力，和该公司的卫生保健和健康护理产品相联系。

3.形意译

我们知道一般要名称和图案组成商标。那么形意译即按照商标图案的意思来翻译。例如：Mitsubishi（三菱）公司商标图案是由三块菱形组成的，那么汉译正好抓住了这个图案的特点，使消费者浮想联翩。口香糖Wrigley’s原商标是其制造商的名字，而它的外包装上是一个箭头图案，那么译者翻译时也采取了形意法，取名为“箭牌”，这个译名不仅形象而且好记，引起消费者的共鸣。类似的还有美国的一种食品“Quaker”，原意为“抖动”，译者根据其包装上的基督教贵格派长老的头像，取名为“老人”。此外还有Lacoste（鳄鱼）服饰，Leonardo（老人头）酒等。

4.另类译法

这种翻译策略大多不拘于传统的翻译套路，大胆创新，虽然没有规律可循，但翻译始终与产品相关，在产品的各个方面中定能找到与译名相关的部分。而以销售卖点做文章，离奇古怪，却能自圆其说，因此称之为另类译法。如：BallMall香烟，译为“顺”牌，此商标无论音译与意译都与“顺”沾不上边。“原来‘Ball’与‘波’谐音，‘Mall’与‘殁’谐音，于是‘Ball Mall’就成了‘波泊浪殁’，也就是大海风平浪静了，于是在海上航行的船就‘一帆风顺’了”。于是得名“顺”牌。美国的“Duracell”电池，是由“durable cell”合成的，喻其产品电量充足，经久耐用。而汉译“金霸王”是借“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的形象来推销产品，创意贴切独特。“著名的丹麦Kieldsens曲奇，在进驻中国市场时并没有简单地音译为‘奇新’而是以其外包装‘蓝罐’为名，赢得不少赞叹。此举不仅体现了译者大胆创新的作风，而且将Kieldsens的营销策略瞄准中国市场中档礼品的空挡，以醒目的蓝色罐头包装作为广告促销的一大卖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结语

翻译本身对译者要求很高，那么商标翻译更是如此。商标翻译涉及的不仅仅是译名的问题，同时涉及出口商品的形象及商业机会。商标词的翻译同时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需要译者研究语言、地域文化、消费心理和审美价值等，决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机械翻译活动。所以在商标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注意顾及译语国文化的特征，再结合实践不断总结出翻译策略，这样才能成功地做好商标翻译这项工作。

参考文献：

［1］胡开杰.试论商标名称英汉互译文化意义的转换［J］.中国科技翻译，2001，（4）.

［2］史玉娟.从文化差异看商标翻译的方法及原则.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

［3］唐忠顺.商标翻译的多层面剖析.吉首大学学报，2001，（5）:70-72.

第4篇：中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字幕翻译，文化因素，翻译策略

I. The Indispensable Role of Culture in Subtitle Translation

Cul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subtitle translation； it is also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Nida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ubtitle translation. Because language is the embodiment of culture， 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of culture translation.

1.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Most people agree on these features of culture. Culture is the way of life， especially the general customs and beliefs， of a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at a particular time.

2. Culture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e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other word， communication is not th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but culture communication.

3. Culture and Subtitle Translation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woven and penetrating with each other. The purpos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to share our behaviors with people in another culture. Subtitle translation is very difficult， especially there are cultural elements involved in it.

II.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in Subtitle Translation

Culture is penetrating in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It exists in everyone’s mind and is shown out by people’s behavior， customs， way of thinking and valu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ranslators to take culture into consideration. It is indispensable of a good translation version.

1. The Positive Function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in Translating Cultural Elements

Subtitle translation is not simply means of reporting experience but more importantly a way of defining experience. Cultural diversity in message context leads to differences in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the function of verbal message， and these differences in attitude can affect how communication is perceived.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has positive effects in ruling translating cultural elements.

Most words are culturally universal. Such as “air” “laugh” “ice” etc. However， for other words， translators can not find functional equivalent words betwee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We have to do some adapt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Nida’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2. Releva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Functional Equivalent Translatio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al clash results from totally different meaning in the target language. Literal translation can cause confus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Adopting adaptation strategy is indispensable for reduc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e misunderstanding. For example， in china， “the color red” presents luck， happiness， and pace. However， in western culture， “the color red” implies violence， clash， and passion. People have totally different expression toward the same color.

Example 1：

Bree： Did you tell her that you have a wife， or does that hinder your pick-up style？

Bree： 你告诉她你是有夫之妇吗？或者那样会影响你的艳遇？

The literal meaning of “pick-up” means “搭便车”。“Pick-up” style means the person who always hit on some women. Under Nida’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translators use adaptation strategy translate “pick-up style” as “艳遇”， so that audiences can appreciate the TV series better.

b. Culture Substitute

It refers to use a homonym to replace a new word， literal translation can cause confusing. In such case， translators better use similar meaning words to replace the original cultural imag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erefore， the cultural substitute should have the same function.

Example 2：

Nurse： He’s being prepped for surgery right now， if you would like to wait.

Nurse： 他马上就要进手术室了，如果你想要等。

Bree： Could I at least poke my head in？ I am his wife.

Bree： 能不能让我至少看一眼？我是他的妻子。

“Poke one’s head in” means have a look. It does not mean to put one’s head in. It does not make sense. If translators adopt literal translation， the audiences will feel confusing.

第5篇：中文翻译范文

目前国内外有关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的著作数以十计，但专门探讨翻译与文化外交关系的研究却不多。加拿大LuisevonFlotow教授曾于2007年撰文介绍高雅文学(比如诗歌)的翻译在西方国家公共外交中的应用。国内相关文献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很少提及文化外交，而是采用了其他概念和视角，包括对外传播、对外宣传(简称外宣)和文化“走出去”等，所采用的分析框架有译介学、传播学、翻译改写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规范理论、跨文化交际等。本文以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Lasswell，1948)为主要框架，简要介绍新中国以文学艺术等外译为途径的文化外交的历史变迁，总结外宣翻译的经验教训，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一些参考。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将传播过程归纳为五个要素:传播主体(Who)、传播内容(SaysWhat)、传播渠道(InWhichChannel)、传播受众(ToWhom)和传播效果(WithWhatEffects)。在翻译领域，与这五个要素相应的要素是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渠道及手段、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郑晔，2012:11)。这些要素相互关联。

2我国文化外交的历史变迁

一般认为，法国是第一个设立文化外交专门机构的国家。该国于1883年成立法语联盟，旨在传播法语文化，提升法国国家形象。英国于1934年设立英国文化协会，美国则于1938年设立国务院文化关系司以主管文化外交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很重视文化外交活动。1956年4月，总理在第二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交跟上来。”Passin(1963)在其China’sCulturalDiplomacy(《中国的文化外交》)一书中列出中国自1949年至1960年有关文化外交活动的许多统计数字。文化外交的思路、做法和工作重点依国际政治风云与国内政策形势而变。新中国成立伊始便面临西方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封锁和分别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与意识形态的激烈对立。这时的文化外交被定位为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工具，对外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声援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1966年至1976年的“”对文化外交工作造成巨大冲击。八十年代，政府对对外传播工作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开始注重同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往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自此文化外交活动开始步入市场经济阶段。2004年8月，原主席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新时期新阶段，我们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深入开展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提出“文化外交”这一说法，文化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外宣翻译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便开始。其中，文学翻译在对外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曾说过，读者通过阅读莫言的小说“可以更加了解中国，比看任何一种符合我们国家正统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了解得多得多”(魏格林，2010:80)。

2.1译介内容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成立，主管对外宣传、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1952年改组为外文出版社，成为国家对外宣传外文书刊的统一出版机构，其宣传任务是“有系统地向国外读者介绍我国的革命经验、基本情况、现代(包括“五四”时期)和古代文学艺术作品”(戴延年，陈日浓，1999:30-31)。外文出版社在五十年代时创设多种多语种刊物，其中英文版《中国文学》创刊于1951年。从外宣翻译题材而言，1949年至1976年外宣书刊的重点是政治类图书(如著作和政策法令文件)。据统计，1949年至1966年间，外文出版社共翻译出版中文图书494部，其中政治文献类约占总数的39%，戏剧小说类约占总数的23%。(滕梅，曹培会，2013)外文出版社在1953年工作计划中也认识到“书题种类太少，缺乏多样性”，“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经验理论、政府法令报告和时事性的综合报道”，“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文化、艺术方面的，几乎一种也没有”(周东元，亓文公，1999a:71)。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外宣书刊成了输出思想和宣传“”的工具，中文小说仅外译了三种。这一时期，刊登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的作品也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刊物译介的作品主要是工农兵题材，宣扬革命斗争，以作家的政治身份为标准来挑选现当代作家，“”期间译介的现代作家只剩下鲁迅一人(郑晔，2012)。1981年，应《中国文学》主编杨宪益提议，“熊猫丛书”系列外宣图书开始出版，其选材标准是作品适合对外宣传，并且文学质量要高。截止2009年底，该系列共出版图书200余种，包括英文版图书149种;英文版图书中，现当代小说有97种、诗歌散文戏剧类有33种、信息性文本(如《藏北游历》)有15种(耿强，2012)。1995年，《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立项，旨在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约110种，题材涉及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目前已出版90余种。进入新世纪，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增多，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6)、“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6)、“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等。根据中国翻译协会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2012年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80至2009年30年间，翻译成各个外语语种出版的图书累计有9763种，其中数量最多的三类分别是历史地理类、中国政治法律类、中国艺术文化科学教育类，各占20%以上，中国文学类占10%，马列主义与思想类数量不足1%。从译介内容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影响日趋减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开始发挥作用，信息性文本大幅增加，文化学术类图书明显增多。

2.2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包括政府外宣主管部门、外宣出版单位、翻译与编辑人员等(郑晔，2012)。新中国成立后，外文局(1963年由外文出版社改制而来)长期以来都是国家外宣书刊统一的出版机构。九十年代，外文局成为中央所属事业单位，其部分下属出版社与杂志社开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事外译的出版社开始多起来，比如《大中华文库》参与出版社有20多家。1980年左右，中央和地方出版社便开始同外国出版社洽谈翻译出版中国书籍，尽管这在当时与文化部的规定并不一致(戴延年，陈日浓，1999:378)。外文局从事外译工作的人员包括中文编辑、英文编辑(即译者)和外国专家等。其中，中文编辑在选稿和改稿的权力上一直大于译者。杨宪益(2001:190)在回忆录中写道，“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八十年代，译者地位有所提高，但人员调动频繁。到了九十年代，外文局人才流失严重，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郑晔，2012)。对此，时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在1997年谈到外文局“职工的工资低、奖金少、住房困难”，难以吸引社会上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周东元，亓文公，1999b:475)。从译者角度看，书刊外译有三种模式:一是由外国专家翻译，二是由中国译者翻译，三是中外合译。这三种模式在外文局均存在，比如中外合译方面著名的例子便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尽管两人也经常单独翻译。翻译界常对这三种模式进行比较。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认为，如果翻译的是文学作品，译者或第一译者最好是外国人。谢天振教授持同样观点，他举例说在美国大学，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在读者的借阅数、研究者对译本的引用数、发行量上都远逊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的译本(赵芸，袁莉，2010)。这对外译工作不无启示。

2.3译介渠道及手段

文化走出去的渠道大体有两种:非盈利性的对外文化交流和盈利性的文化贸易。前者主要由政府和文化组织机构(如作家协会)推动，后者则通过市场机制推动。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统一经营书刊进出口贸易的机构是国际书店(1963年改由外文局领导)，其任务是输入各国书刊，并输出中国可以出口的书刊以增进国际宣传。1953年，国际书店称，出口书刊“贸易发行占82%，非贸易发行占18%”(戴延年，陈日浓，1999:40)。1959年12月，对外文局要求书刊对外发行要“继续执行以贸易发行为主，非贸易发行为辅的方针”，“非贸易发行部分应适当增加”(同上:100)。不过，据时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在1997年讲，80年代以前，外宣书刊在发行上实行国家买断，“虽也采取贸易与非贸易两种发行方式，但贸易只是形式，实际是低价销售或非贸易赠送”(周东元，亓文公，1999b:469)。由于国家财政的大力扶植，外文局书刊对外发行总量在七十年代末一度辉煌，发行范围达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了8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特别是1989年的影响，外文局对外发行总量急剧下降，90年代时年发行量由原来的3000万册降为几百万册(同上:470)。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改变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拓展对外文化传播渠道。新的文化贸易模式目前已形成“借船出海”、“造船出海”、“购船出海”、“银企合作”等模式，其中的“船”指的是国际化平台(如海外知名出版机构)，比如“借船出海”模式指中方企业和有实力的海外公司采取合作、合资等方式出版发行，双方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曲慧敏，2012:56)。长期以来，书刊一直是文化外交的重要媒介。近年来，电影、电视、网络视听等现代媒体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2013年11月底奥巴马参观好莱坞，向现场数千名群众强调:“我们可以通过娱乐业，塑造全世界的文化。”我国也开始在影视剧输出方面加快步伐，有关单位正合力将数十部电视剧、电影、动画片和纪录片译制并推向非洲等地区，其中《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在多国热播。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电子书阅读器的广泛使用，电子图书日趋主流，数字出版成为一种趋势。比如，外文局于2011年底推出中英双语《中国文摘》iPad读物。

2.4译介受众与效果

“”之前，我们把读者对象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民族主义国家(亚、非、拉)和资本主义国家(欧、美、日本)三类来划分，对外宣传对象以亚非拉广大中间读者为主(郑晔，2012)。外文出版社1955年在总结经验时称著作、文艺作品和介绍中国文化生活的读物在国外需求大且受欢迎，不过人们在选题和编译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选题时不对外国读者的需求和意见进行研究分析、中文编辑加工自以为是、外文流于死译硬译等，要求在此后工作中大力克服死译现象，加强外文译稿的编辑工作。(周东元，亓文公，1999a:113-117)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然难以解决。1962年，该社在其思想汇报中反映了“以我为主，照顾读者”的方针问题。(同上:243)“”期间，外文局编译人员人人自危，怕犯错误，翻译工作中直译、死译现象很普遍，不敢与外国专家接触，怕被控为“里通外国”，如此便严重影响了外译书刊的可读性。(同上:257)由于我国长期注重对外宣传政治经济成果，输出意识形态，外文版图书在西方国家通常被视为宣传品，难受普通读者的欢迎。在文学译介领域，研究表明，在80年代，英美读者倾向于从政治和社会学角度而非审美角度阅读以“熊猫丛书”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1989年的强化了英美民众对中国“极权政府”形象的想象，使英美出版社在出版中国文学作品时倾向于选择持不同政见者或反映、批判、讽刺中国“极权政治”的作品。(耿强，2010)90年代，政府不再为书刊外译提供大量资金，于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2001年《中国文学》停刊，“熊猫丛书”也几乎停止下来，读者也转为国内读者为主，英美等国的普通读者群逐步丢失。中国国际书店(现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在80年代进行改革，由外文书刊出口为主转为中外文书刊出口为主，由国外市场为主转为国内外市场并重。前，该机构的主要海外读者群是华人、汉学家、学者和中文学习者。

3经验教训与策略分析

3.1译介受众

无论是从常识还是从传播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角度来看，受众在文化外交中都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取得最佳传播效果，其他传播要素均需体现受众意识。在外译活动中，我们就需要从受众角度看待译介内容、主体、渠道及手段、翻译方法等环节，考虑受众的兴趣和需求。长期以来，我们在外宣工作中将国外受众视为被动接受的宣传对象，以期对他们进行指导教育，促进世界革命。而在西方国家，民众认为宣传即谎言，对我们的外宣活动并不信任。外文出版社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在1962年的经验总结中称:“最好的宣传使人不觉得是宣传……不要不分场合地、过分天真地暴露出我们的宣传意图和政治目的”，“让事实说话……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不要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不要说教。”(周东元，亓文公，1999a:250-251)80年代中后期以后，我们在对外传播中逐渐不再将国外受众视为政治意义上的宣传对象，而是有理性、有需求的市场信息消费者，开始尊重他们的需求，提高对外传播的针对性(钟馨，2010)。这是传播观念上的巨大进步。

3.2译介内容

80年代之前我国的译介选题工作具有相当的盲目性，比如外文出版社的选题步骤是:基本不懂外文的中文编辑根据外宣需要和经验制定出统一的中文书目，对内容进行编辑，然后交由译员严格按照中文内容译成外语。即使一本书刊要译成多种语言，各版本的内容与形式亦是一致的(周东元，亓文公，1999a)。由于各国受众所处历史文化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思维习惯，同一国家受众的兴趣爱好、文化程度和欣赏水平也不相同，因此要满足各类受众的需求并非易事，需要对国外受众进行系统化、正规化的前期调查。在文化外交中，文化一词有三个层次的含义:最的物质文化层(如长城、兵马俑)、中间的制度文化层(如风俗习惯)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层。(曲慧敏，2012)无疑，文化外交中最重要的应是核心价值观走出去。2012年中共十报告明确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此指明了方向。据调查，国外受众通常较感兴趣的有关中国的内容包括:体现人文关怀和共同价值观的题材(如爱情、家庭、环境问题)、传统文化(如文化典籍)、关于旅游教育社会方面的题材、有关现代中国的内容(比如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科技力量)等(胡兴文，巫阿苗，2014)。目前，文化典籍外译工作接近尾声，国外对能反映国际视野和人文精神的中国现当代作品(包括文学、学术作品等)的需求增大。文化外交中对外传播的信息即使到达受众，并不意味着受众完全接收该内容。受众对译介内容的接收有四个层次:1)了解所传播的信息;2)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3)同意或同情;4)信服(沈苏儒，2009)。达到第二个层次已属不易，因为人们在理解外国文化时难以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文化折扣”难以避免。那么应该如何提升受众对译介内容的接收程度或译介效果呢?

3.3译介手段

翻译策略对于译介效果十分重要。早在50年代，外文出版社就确定以“信、达、雅”作为翻译原则，其中的“信”(即忠实)是主要原则。前面所讲的死译硬译即是过度忠于原文文字的结果。然而在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实践中，编译并不少见。据汉英翻译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讲，国外编辑在读了他译的《狼图腾》后，为让译文更符合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吸引更多的读者，将译文删掉至少三分之一;他翻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时，国外编辑对原文结尾不满意，于是莫言为此撰写了一个全新的结尾(李文静，2012)。翻译的方式除全译外，还有摘译、编译、缩译、改译、阐译、译写等(黄忠廉，2000)。当今社会，“文化快餐”盛行，许多人看名著只看精简版。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近3000名读者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在其“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上，《红楼梦》、《百年孤独》与《三国演义》分居前三位。另据报道，《三国演义》的原著译成法文，由于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很多法国人读不下去。不过，《三国演义》连环画的法文版却在法国取得成功。因此，在文化外交中，没有必要全部采用全译的方式，可以先采用受众较易接受的摘译、编译等方式和漫画、口袋书等形式，在时机成熟时再推出全译本(胡兴文，巫阿苗，2014)。

3.4译介主体

如前所述，文化外交的主导者通常是政府。由于国外受众对我们官方渠道所传播信息的信任度较低，我国政府应鼓励民间组织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传播中华文化，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市场运作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置身其外。有研究表明，2001年《中国文学》停刊后，由于我国当代文学译介机构长时间缺位，国内大量非主流文学作品被海外出版机构以“社会化”、“新闻化”的意识形态视角译介出版，如2001-2010年间被翻译出版最多的是卫慧的《上海宝贝》(何明星，2013)。目前，我国在文化外交中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整合政府和民间两种资源(蔡武，2014:234)，政府为民间机构提供政策上的指导以及资助。作为译介主体之一的翻译人员已成为制约我国文化外交的一个因素，主要原因是中译外人才短缺。为解决这个问题，自2007年起，国家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高级翻译专门人才。然而据笔者对所教翻译硕士生的调查，他们当中竟无人有意毕业后从事单纯的翻译工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翻译薪酬过低。对此，陆谷孙先生曾评论道:“译文酬金N年不变，致成爝火;译著一般不计入学术成果，即得百万之数，不及谈玄说虚千百字，风成化习，译道渐芜，自属必然。”(赵芸，袁莉，2010:18)始于201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一本书的资助经费常为40万元，这为翻译薪酬标准提供了一种借鉴。

4结语

第6篇：中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文化语境；文学翻译；词语翻译

作者简介：翁珲珲（197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国际语言文化学院，讲师。（北京?102206）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文化语境与英语翻译的研究”（项目编号：12512079）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2-0156-02

翻译，是指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内在与外在含义的转化过程，要求既要有对源语（source language）和目标语（target language）的深入理解，又要能够驾驭这两种语言的异化对应转换。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先生曾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而翻译之难事的解决途径，也是众多翻译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翻译是把跨文化交流联系起来的纽带。翻译和文化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特别是和文化语境密不可分。因此，翻译一定是与文化语境相结合的产物。

一、文化语境与翻译的内在跨度补偿

文化从学者的角度看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①我国出版的《辞海》对文化作了如下解释：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语境随文化的进化而改变，而“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只要文化还存在，文化趋同的过程就是无止境的。”②文化语境是受到文化进化趋同影响最深的一个部分，因此对于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中词语翻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文化语境与翻译最终需要内在跨度补偿予以解决。

著名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把语境分为三类，即：话语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其中文化语境的定义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在某一特定的具体的文化中，人们的认知环境，该认知环境同样包括语言环境、具体语境和认知语境。这每一环都与语言密切相关。语言是对文化的一种承载，是和文化密不可分的有机的一部分。美国著名汉学家李达三（John Deeney）教授在《熟悉两种文化与翻译》（Biculturalism and Translation）中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感情方面的习惯。”中西方文化间的碰撞、结合、相互渗透、影响甚至趋同，使不同语言间的翻译进入一个新探求领域，无论是横向的跨度还是纵向的深度都处于不断胶着也分离的状态。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带来的语言跨度需要一个内在跨度解决途径，文化语境解析是首当其冲的重要解决途径。

由于翻译语境的主观性和动态性，文化语境的构建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是永无休止的对话过程，就其对话性予以翻译内在跨度解决。文化语境随时间空间的变化也在不断变化，就其动态性予以翻译内在跨度解决。因此，译者在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中，特别是文学翻译，需要在文化语境和翻译之间做出内在跨度补偿，即用两种语言文化的内涵延展来补偿两种语言在内在文化性差异的跨度上带来的问题，最大限度使其译至信，信至达，达至雅。对于文化语境的理解受制于译者，受译者自身兴趣、需要、知识、经验、文艺修养、欣赏习惯、个人信仰的影响，因此可以就其主观性予以翻译内在跨度解决。即译者需把握好文化语境与文学词语翻译的转移关系。

二、文化语境与文学词语翻译的转移关系

有学者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特别是词汇，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也是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标签”。③如何把握词汇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也就是如何把握文化语境内涵的问题。文化语境与翻译存在的转移关系在词语的运用上体现无疑，特别是针对文学翻译中的词语翻译。对于词语间蕴含的深层次的文化蕴意，如果没有对文化及其所处的语境的深入了解，是无法实现其内涵的转移的。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的文字就会显得苍白晦涩，甚至词不达意。

1.内在含义转移（Differential transfer in connotation）

曹靖华教授在为北京大学的师生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文学翻译难定标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文艺的再创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品，它是用形象来感染人，而不是用逻辑的论证来说服人。翻译工作者除应将原文本意完整地介绍给读者，使他获得与本国读者同样的概念外，同时还要照顾到语言风格，力求明白易懂，又要保存原作的丰姿。”④文学翻译是把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进行第二次加工。茅盾先生也曾就翻译提出：“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另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词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④这就要求译者有能力辨别词语受语境影响在内在含义上的转移。

第7篇：中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文化跨文化饮食文化传播文化翻译

一、中华饮食文化与翻译

饮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文化的共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的传通。对于翻译，传统观念认为，就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忽视了翻译的文化问题。事实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语言，而恰恰是文化。翻译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产物，是跨文化传通。20世纪下半叶，翻译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目前，在翻译研究界，人们把对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推向了另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化交流与传播。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承载的使命，把翻译置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因此，饮食文化的翻译研究也应置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进行。

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与自豪。目前，文化与翻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而专门讨论文化某一领域翻译比较少。据悉，北京为了迎接2008奥运，针对菜单翻译问题，向社会各界征集对《中文菜单英文译法》的意见，，收录了2700多条菜单及酒水的英文，另外，还专门组织了专家研究讨论有关菜名的翻译，旨在让国外旅客更方便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菜名实际上是一国文化的体现，老外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了解很大一部份就是从中国菜中体现出来的，如果外国人能明白我们的一些菜名的寓意，或是把这些菜名弄明白，实在是在学习一门艺术，他们定会因此而更了解和喜欢中国。

二、饮食翻译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基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来探讨华夏饮食文化的翻译，就不能不涉及到其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特有，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蒋红红，2007）。无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某一特殊领域里的文化，在翻译中识别文化身份可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饮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构成着独特的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饮食文化形成其固有的文化身份，是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有效传播的部分。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文化饮食翻译中，要求译者必须对中西文化都有充分把握，用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去翻译中国的文化内容。笔者认为，汉英翻译的目的之一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促进中华走向世界。但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渐扩大，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各民族间的差异不断在缩少，而中华自身的文化身份却变得模糊。正如A.L克鲁伯所说“每一种文化都会接纳新的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产自本土的，都要依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将这些新的东西加以重新塑造。”当我们自豪地看到伟大的中华文化被广泛传到世界各地时，我们要注意中国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出和影响。笔者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中华饮食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证中华饮食文化身份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要保持中华文化身份，使之有效地得以传播，首要的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2004）。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传通，如何才能发挥其本质价值，让世界人民都认识中华饮食文化，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中华饮食文化翻译中的“痛处”——可译性与不译性

在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提出了“文化意味”不可译这一问题，是指文化中的意义，即这种文化意义对本文化群体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来说，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由于世界各国人民所生长环境的地理、气候及风俗习惯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相互而言有许多新鲜事物。如中国有许多像“狗不理”“麻花”“糯米鸡”“双皮奶”等这些有名的民间食品，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确实不容易。因为这些传统的食品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能从英语语言的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词来表示，而且它们当中还隐含了不少历史典故，并非能用三言两语道清楚。

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饮食文化翻译中的“文化”问题，金惠康教授认为，对于这种存在的语言不可译和文化不可译，“从翻译技巧的角度看，译者若紧扣原语的含义，不死抠字眼，至少能对作者的意思进行诠译或引申，这样可实现和提高跨文化的可译性”。笔者认为，根据翻译中的对等原则，这种对等是没有绝对的对等，在文化翻译这方面尤为明显。因此，翻译时只能通过寻找相通点而不是相同点，使原语者和目的语者能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从实践中已经证明可行的，因为文化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作为译者就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要做到“求同存异”。在翻译研究中，有学者也提到，翻译是个求同存异的行为过程。由于文化翻译具有跨文化性，翻译必须做到尊重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努力使译文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达到宣传和发扬原文化的目的。

四、存在问题

2006年，北京市旅游局从北京各大涉外饭店搜集了3大箱菜谱，共30000多个菜名的翻译。有关翻译小组人员研究后，发现其英语翻译五花八门，有的让外国客人不知所云。笔者认为，以上所举虽是小事，造成的却是国家间的误解。可见，翻译的跨文化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从网络以及相关一些书籍上收集了几百个中餐菜名的英文翻译，并对此进行研究，发现存在着三大翻译上的问题：

1.翻译得不知所云

“水煮鳝片”翻译成‘thewaterboilstheshanslice’，如此按字面来翻译成的英文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把“麻婆豆腐”翻译成“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红烧狮子头”翻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四喜丸子”翻译成“四个高兴的肉团”，看了会叫人跑掉。因此，对于菜名的翻译，译者切忌没理解清楚其真正的含义而直接用字对字的方法来译。这些翻译或是有明显的语法错误，或是严重歪曲原名的意思，使外国人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不能达到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目的。

2.表达不一，让人糊涂

在中国饮食文化翻译中，往往会看到一些用词不一致的现象。由于不同的英语单词，它所指代的事物，表达的意思都是有所差别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对点心类的翻译上。如：

把“馒头”译成：steamedbread;steamedbun

把“汤圆”译成：pudding，dumpling，ball

把“粥”译成：gruel，softrice，porridge

一个食品竟然派生出好几样不同的东西来，确实让人费解。因此，翻译此类食品时，译者一定要理解清楚各种食品的性质特点，找准相关的词来翻译，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顺手牵羊，东拉西扯一个词来凑合，此做法是对文化极大的不尊重。对此，尽管译者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翻译，因为翻译方法是灵活的，但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化的意义与内涵。如“宫保鸡丁”这道菜有常见的3种译法：

GongBaoChicken;

SauteedChickenCubewithPeanuts;

DicedChickenwithPeanutsinChiliSauce（2007-12-13）.

3.不够准确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饮食翻译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中国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在英语字典里找到相关的词来表示的。另外，有些食品，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出其基本意思——一个笼统的意思，而不能道出其细节。如：中国菜当中，有很多是以“肉丸”为主材料而做成的。可是一个“丸”字，都用‘meatball’来译的话，笔者认为十分不准确。难道外国人天生来就会知道中国制作‘meatball’里头究竟是猪肉，牛肉，鸡肉还是鱼肉？在此，译者要注意一点，某些教徒是不能吃某类肉的，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的准确性不仅是翻译的一个行为标准，也是一个道德标准，是尊重各国人民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笼统的翻译，往往会失掉地方饮食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身份。

再如，中国人除了三餐主食之外，还喜欢吃糕点，糕的品种可谓不胜其数。广东人喜欢吃的早点有“萝卜糕”和“芋头糕”，有人翻译成：‘Friedwhiteradishpatty’和‘Tarocake’。笔者查阅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两大权威词典，比较了patty，cake，pudding，pastry，dumpling，和bun的词意，认为在翻译两种食品时，根据它们的选料（萝卜，芋头，粘米粉，水），做法（蒸），及特点（软块状），最佳的选词是‘pudding’。

五、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

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出中式菜名，笔者认为，了解中国菜名的命名方式尤为重要。根据王秉钦教授在《文化翻译学》一书中所提，可归纳出六种方式：以写实物法命名，以写意手法命名，以人物、地名、数字以及颜色命名。从这些命名方式中可以看出，除了以写意手法命名的一些菜名之外，大部分的菜名都显示出菜肴的主材料，作料，烹调方法，口感，口味等信息，有些就以菜肴的发源地和发明者来命名，也有些菜名本身是个历史典故。有了这些信息，译者就可根据菜肴的特点来确定翻译的方法。

另外，从翻译的内容和本质来看，笔者认为与文艺性的翻译相比，饮食文化的翻译更多的属于科学翻译，因为它是以传达实用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以求信息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而且，饮食文化翻译有很明显的“准确性，有效性，程式化”（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2004）等科学翻译的特征。至于怎样译，就“要由译者面对文本，综合各种因素做出最后决定”，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贺微，2006）基于此特征与目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翻译的方法归纳如下：

1.直译法

对于中外两国都有的食物或食品，就用现有相应的词或表达来翻译。如各种蔬菜、水果、肉类等名称可从字典中找到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是一些外国有而本国没有的食物，我们也可以找出相应的英语单词来翻译。可是对于一些本国有而外国没有的食物，如果外国人有现成的说法，翻译时就可直接采用，如广东有一种瓜，当地人称作“丝瓜”，外国朋友称为‘Chinesecucumber’；如果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的话，就得改用别的方法，避免前面所述的那些不该发生的笑话。

2.音译法——创中国特色

音译法可以用来翻译一些本国或本地特有的食品。事实上，国内许多食品的名称如“香槟”（champagen）“芝士”(cheese)“吐司”(toast)“汉堡包”(hamburger)等都是从地道的英语所翻译过来的，久而久之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读音来翻译本国特有的食品，让外国人都熟悉中国的说法及认识它们，据了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这种方法简洁而直接也很有特色，如豆腐，更多的用‘TOFU’来翻译，美国人点菜时已经会正解地说“TOFU”，还知道它是有益健康的。这才真正做到了传播本国饮食文化精髓的目的。诸如此类的，又如“驴打滚”（Ludagur），“狗不理”（Goubuli，后来据此读音定为：Gobelive）；再如“馒头”，“饺子”，“汤圆”不如直接音译为：Mantou，Jiaozi，Tangyuan，这样一来，外国朋友也就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风味小吃了。

3.混合法

虽然音译法直接而且很能体现中国的特色，但是，对于一些初次接触中国饮食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了他们。为了更好地解决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译者还最好在音译之后稍加注解或补充说明。如，对“狗不理”可加注‘steamedmeatbun’的解释；在翻译“河粉”时，可加注‘cantonesestyle’使之更准确。

另外，对于一些以人名，地名等来命名的菜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与直译混合的方法来处理。如“宫保鸡丁”可翻译为：‘GongBaoDicedChicken’(笔者译)，“麻婆豆腐”译为MaPoBeancurd或MaPoTofu(注beancurd)（笔者译），“东坡肉”译为‘DongPoStewedPork’。

4.意译法

以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往往其体现了菜肴的很多基本信息，因此比较多地采用意译，主要把菜肴的主料，口味，口感，烹法等基本信息翻译出来，或者再加用‘with+辅作料’。如：braisedbeefwithbrownsauce红烧牛肉

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brs时菜鸡片

Tenderstweedfish水煮嫩鱼

Slicedfishwithtomatosauce茄汁鱼片

SatuteedSliceMuttonwithScallion葱爆羊肉片

RoastedLambLeg烤羊腿

FriedEggswithHam火腿煎蛋

TraditionalAssortedSweetsBeijingStyle京味什锦甜食

5.图文声并用

用意译法来翻译菜名，使翻译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强的有效性，但有时候会显得过长，不简洁。为此，笔者认为可以用简洁的翻译加附上相应的图片，这样的效果会更佳。而对于一些含有历史典故的菜名，更好的是通过服务人员现场解说，或者让外国朋友翻译出有关背景资料供阅读。

六、结论

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也不断全球化。事实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对外的交流。如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等，这些跨文化交流，使中国有机会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发扬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各国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途径，才得以如愿有效地相互交流呢？本文就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索文化翻译的另一新意义——文化的传播。为此笔者想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翻译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探讨目前中国饮食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归纳出一些相应的翻译策略用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使翻译真正实现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本质价值。

参考文献：

[1]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2]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江苏：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3]王秉钦.文化翻译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4]许钧.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龚光明.翻译思维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6]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7]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8]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3）.

[9]贺微.译学研究的视角与选择[J].中国外语，2006，（5）.

第8篇：中文翻译范文

近年来,中国正在切实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已有不少学者从宏观上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和手段,涉及影视产业、表演艺术、汉语言本身、中国文论、中国文学等,手段涉及制定可行的政策、谋求合作、外贸输出等。毋庸置疑,翻译作为语言文字的转换形式,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翻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上,要实施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既要从思想上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又要充分发挥翻译的作用,从译介内容、译者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树立新的认识、作出正确的决策。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环,虽然在过去和现在,不少中国作品都已译介到国外,但是审视中国文学的传播情况,有必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进一步认识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手段——翻译。

二、重视并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翻译总体上一直受到轻视。例如,国外的一本畅销书介绍到中国,出版社很少宣传译者,给译者的报酬也比较低,译者也根本没有版权可言。译着书脊上一般没有译者的名字,有的译着封皮上也没有译者的名字,到扉页中才出现;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很少介绍译者,有些甚至连译者的名字都不出现。正如美国学者韦努蒂指出,译者的存在似乎只是个影子,译文的合法定位显得模糊和不利,译者没有版权,只是原作者的附庸,原作者决定性地控制译文的出版,译者从没有着作权(Venuti)。今天,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作用,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提高对翻译作用和重要性的认识。

第一,翻译协会、翻译组织、出版社乃至高等院校必须加大力度宣传翻译的重要性,呼吁全社会重视翻译,尊重译者。翻译协会可以定期出版关于翻译方面的简报,组织德高望重的中国翻译家和国外从事中外翻译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在公开场合(如书店、学校等)发表演讲或举办讲座,增强大众对翻译的认识,尤其是使大众认识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这样可以使社会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激励更多的人从事翻译工作,从而吸引更多优秀的译者从事中国文化的翻译工作。高等院校应该重视翻译这一学科在外语专业中的地位,投入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

第二,出版社和翻译公司应逐步提高译者的报酬和地位。目前,从事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报酬相当低,很多外语专业甚至是翻译专业毕业的学生都不愿从事文学翻译这样收入微薄的工作。其次,出版社要在译作和译着显着的位置标注译者的姓名,即书脊、封皮、扉页上都应该印有译者的名字,并附上译者的简介,这样一方面是对译者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促使译者提高翻译质量,对自己的译作负责。

第三,要从更高层次上关注译者,比如探讨译者的版权和版税等问题。中国历史上着名的翻译家严复曾为译者争取过版权和版税。严复还未完成《原富》的翻译之时,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就写信给严复请求

出版该书,1900年2月《原富》译完后严复写信给张元济,首次提出翻译的版税问题,认为版权保护非常必要。1903 年4月严复上书给当时的学部大臣张百熙,说明版权立法保护作者的经济和精神权利的必要。在严复看来,给予译者版权可以带来以下好处:从精神上来说,着译者劳心劳力,理应得到重视与保护;从经济上说,得到物质奖励的同时,也可以免去着译者的后顾之忧;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着译新书是开启民智、强盛教育的前提,如果着译者因为权利得不到保护而放弃这一工作,那么,对国民教育和国家未来发展都将是严重的阻碍(刘玉一)。严复的这一思想产生于一百多年前,但是今日,中国给予译者的权利却少之又少,一般译者只是一次性拿到微薄的翻译费,没有版税、版权可言。如果译界和出版界能够借鉴严复的这一远见卓识,势必会有更多的译者愿意投身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传播工作。

总之,在对待翻译的作用和译者的态度方面采取上述策略可以真正使译者从“隐形”变成“显形”,从而调动译者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翻译的桥梁作用,更好更快地促进中国文学的传播。

三、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翻译内容选择的再认识

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应特别重视正确处理迎合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与传播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中国文学“走出去”首先应建立在译语读者接受的基础上,因此,应当选择一些迎合外国读者阅读兴趣的作品。例如,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在文本的选译方面,他不仅考虑到自己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主动迎合了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出版商的出版发行兴趣。他认为,美国读者阅读中国小说,其喜好集中于政治、性和性别方面,甚至是人的本性方面,于是自己翻译了《檀香刑》、《酒国》、《米》等,因为这些作品都是擅于表现人性中黑暗与邪恶一面和与暴力的场景。同时,葛浩文还翻译了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古华的《贞女》以及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因为这些作品属第三世界的性别话题,能够赢取英语读者及海外出版商的青睐(胡安江)。葛浩文翻译的作品在美国赢得了较多的读者,对传播中国文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的翻译实践为译介中国文学的内容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莫言于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葛浩文又是莫言作品的重要译者之一,因此,中国文学要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选译外国读者感兴趣的内容当然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学传播的过程中,也不能一味地迎合外国读者的兴趣而忽视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如果仅仅为了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而只选译表现人性中黑暗与邪恶一面和及暴力的作品,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是有较大负面影响的,长此以往,必定会破坏中国人和中国在外国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尤其是那些并没有到过中国的读者如果读到的都是以上内容的作品,一定会认为中国到处充满了暴力、黑暗、邪恶和。因此,在适当译介一些迎合外国读者兴趣的 作品的基础上,应该更多地译介表现中国人和中国正面形象的作品。

鉴于此,如何选择既能引起外国读者兴趣又能正面传递中国文化精神的作品,需要相关部门、出版社认真研究。从文学的选译内容看,应该更多地译介描写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进步和含有更多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尤其是刻画中国民族乐观豁达、勤劳善良和幸福生活的作品,让国外的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所具有的进步和积极意义

,吸引更多的读者群,激发读者对中国文化更大、更多的兴趣。

四、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译者选择的再认识

从翻译实践看,译者的身份非常重要。首先,译者要使译语读者有一种身份认同感,更重要的是,译者要了解外语读者的喜好,了解中国的文化如何使外语读者接受。因此,在选择译者方面应该谨慎从事。

中国文学的译介离不开母语为外语的译者,因为他们更了解国外接受者的心理和阅读习惯。例如美国史奈德译出了20首寒山诗,这些英译诗歌首先得到了小说家凯鲁亚克的认同,凯鲁亚克又在自己的自传体小说《得道的流浪汉》(The Dharma Bums)中讲述自己与史奈德的一段友谊,写自己如何倾听史奈德所译的寒山诗、所讲的寒山精神,并在史奈德引导之下回归山林,得到顿悟。此书一经出版,寒山子与史奈德便双双化为传奇人物,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偶像(钟玲)。寒山子诗歌的译介不仅是因为诗歌所表现出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史奈德在美国已经成为着名诗人,凯鲁亚克以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文学主张震撼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社会观,尤其是其代表作《在路上》出版后,凯鲁亚克几乎一夜成名,被封为“垮掉派之王”,深受当时美国年轻人的喜爱。因此可以说,史奈德所译寒山诗深受英语读者的喜爱更是因为英语读者对译者具有认同感。霍克思和闵福德两位着名汉学家翻译的《红楼梦》也是英语国家中广受推崇的翻译杰作。金庸的一些作品由英语译者译出后也深受欢迎,如《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由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书剑恩仇录》(The Book and The Sword)由英国汉学家恩沙(Graham Earnshaw)翻译(闵福德等监修),其中《鹿鼎记》英译本问世后,便获得文艺界高度评价(罗永洲)。最近,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外籍翻译者葛浩文等功不可没,因为葛浩文本人也承认自己在翻译的时候除根据自己的爱好外,更重要的是知道该如何根据英语读者的审美情趣对原作进行取舍。

但是,如果完全由母语为外语的译者完成翻译工作,不能保证中国文学承载的文化内涵传递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如果没有中国译者的挑选和审视,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很可能有失偏颇,对中国在国外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可能会造成损害。当然,不得不承认,中国本土译者目前单独完成翻译工作也有不足,因为有的本土译者虽然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没有太大问题,但在用外语表达时却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熟练地用外语表现原文一些文化特色内容或韵律、风格等方面存在问题。耿强指出,中国1981-2007年推出的“熊猫丛书”翻译虽然为中国文学的英译和推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个别译本在域外也受到了欢迎,销量很好,但正如西方很多汉学家所指出,整体而言丛书译介的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译者多为中国本土译者,虽然他们在原文理解方面毫无障碍, 但在将母语翻译成第二外语时, 会遇到很多问题, 最突出的有俗语的翻译、句式韵律的体验与作品风格的把握。如果译者对英语的掌握达不到精通母语的程度, 很可能会造成译文在语言上偏离英美读者的阅读感受。有的西方汉学家就称某些译文读起来荒唐可笑(耿强)。还有一些译者甚至连中国文学本身的内容理解都存在问题,更不用说将其翻译成外文,让外国读者接受。

鉴于此,建议国家应该组建专门的翻译机构或出台相关的政策,对文学翻译进行统一规划,鼓励翻译机构、出版社以中外译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翻译,甚至提供财力人力的支持使中国本土的译者和海外译者进行合作翻译,这样一方面可以较为全面地介绍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照顾到读者的接受习惯。正如谢天振指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译介,首先要树立一个国际合作的眼光,要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还可以在国内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中译外的常设基地,邀请国外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来到基地小住一两个月,在他们驻基地期间,

可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和作家与他们见面,共同切磋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谢天振的这一建议非常可取,而且,通过这种合作和交流也会更快地培养一批能够独立承担中国文学外译工作的译者。

五、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翻译策略的再认识

从文化和文学翻译的角度讲,翻译策略不外乎美国学者韦努蒂提出的“异化(forEignizing)”和“归化(domesticating)”策略。前者意指译文故意打破目的语的表达习惯而保留源语的“异国情调(foreignness)”;后者意指翻译中使用透明而又通顺的风格,尽量减少“异国情调”,使译文带有目的语的文化价值,从而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Venuti)。从读者了解异域文化的角度讲,当然选择前者,但是从读者接受译本的角度讲,当然应该是后者。从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看,“归化”策略更容易使外国读者接受中国的文化。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初期,文学翻译应该更多地迎合读者的口味,更多地采取归化甚至编译的翻译策略。但是随着中国文学的进一步传播,外国接受者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后,可以在“归化”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异化”策略,最终让“异化”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主要策略,从而使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具体说来,中国文学的翻译应该采取“分步走”策略。

第一步,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以色列学者伊文-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的地位也影响着翻译实践。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译作将会接近原作,体现“充分性(adequacy)”;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作与原文之间就会产生更大的偏差(EvenZohar)。 这实际上和上文提到的“异化”和“归化”策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中国文学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处于非中心的位置,所以中国文学的翻译应该尽可能地接近译文,也就是说“归化”的成分会多一些,虽然译文会与原文之间产生很大的偏差,但这样的翻译容易引起外国读者的兴趣。例如,美国当代翻译家雷克思罗斯在翻译中国欧阳修的诗歌时,力求译文一方面保持与读者沟通的语调,一方面让所有诗歌变为自由诗体,用词浅白,文法简洁。这实际上迎合了20世纪美国诗歌的流行形式。前文提及的汉学家葛浩文虽然说过要尊重原文,要保持原文的准确性,但归化译法几乎见于他的每一部翻译作品(胡安江)。葛浩文在翻译《狼图腾》时就进行了删改。原文中那些不符合英美文化中文类规范的内容自然要删除,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这部作品读起来更加流畅和生动,更加小说化(耿强)。另外,葛氏对原文中过多涉及中国历史与文学典故的部分,一律做了删减处理。而在可能妨碍读者接受的地方,葛又有意识地在正文相应部分增补相关背景信息(胡安江)。

第二步,达到“异化”和“归化”的平衡。现在已经有人认为,在中译外的问题上完全没有必要再次陷入“归化”和“异化”之争,译者应根据文化交融的程度和读者的现实接受能力在归化和异化之间求得平衡。在对话中求融合,在融合中求主宰(罗永洲)。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这种理想状态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要根据中国文学在国外文学中的地位而确定。中国文学经过“归化”在海外传播一段时间以后,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学的翻译就可以加进更多“异化”的成分,尽快达到“异化”与“归化”的平衡。

第三步,更多地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 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会再一次像唐代一样成为东方文明大国,届时中国文学也会更多地成为国外许多读者关注的对象。对于国外文学来说,中国文学作为一种翻译文学最终会在各国文学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时便可以考虑伊文-佐哈尔所说的“译作要接近原作”从而体现出“充分性”的策略,也就是韦努蒂所谓的“异化”策略。这种“充分性”或“异化”策略就会有利于中国文学中的更多文化元素译介到国外。

第9篇：中文翻译范文

[关键词]语言 文化 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10-0032-01

世界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文化，同时，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观察、描述现实世界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各种文化使用语言符号来表示生活经验的方式亦不相同。由于两种文化、文明之间，总是存在一些缺项、盲点，存在不可渗透的东西。翻译作为一种二语并用的作业，必须置身于相关文化背景下，才能顺利完成。因此，翻译中就会存在大量的障碍。但文化也具有较强的兼容性，文化的这一特性又保证了翻译的可能性。

一、翻译学视角中的文化

翻译学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翻译学视角中的文化必须是涵盖翻译所涉及的若干范畴和维度，并表现出其鲜明的学科特征。

在翻译学中，语言是文化的“主体或主干”（main stay or mainstem）。（刘宓庆，2006：3）离开语言，翻译学将无从谈论，也将无法谈论文化。在翻译学看来，语言是文化的主要体现和依据，翻译的操作依据和对象也是语言。一般来说，把握住语言就可以从主体上、大体上把握其蕴涵的文化内涵，不需要借助其他手段，例如图像等来感受、领悟原语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在翻译学中，实质问题是双语间的意义转换。徒具形式而无实际内容的语言，例如大多数无法破译的甲骨文，我们只能对其做一个说明而不能称之为翻译。此外，翻译学是以审美的态度整体地对待语言文化问题。审美判断作为一种杠杆，在内容与形式之间取得令人满意的平衡，以实现不同文化间的转换。

二、文化的主体特征

文化具有民族性，这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根本性质。这一特性全面表现在文化的各个层面。民族性最深刻的表现是心理的、精神气质的和思维方式的。而语言作为文化的“主体或主干”，对其民族性的表现更为直接。在语言中有一些词汇反映民族风情和民族习俗，以及人际的、社会的、阶级的和群落的惯用称呼、服饰、体语、行为特征、活动形式和生活方式等。

作为文化主体的语言所具有的这些民族性特征证明了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在不同的文化中，我们会发现其差异是本质的、深刻的。这在理论上证明了，翻译是不可能不存在障碍的。

文化也具有相互渗透性，语言的转换还有其社会因素为之提供信息通道，那就是文化的渗透性，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可以相互渗透、相互兼容、相互影响以及相互促进。对于翻译学来讲，文化兼容性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翻译置身于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中，正是文化的渗透性使得交际变得可能，为翻译的可能创造条件。

三、翻译中的文化障碍

通过前文对文化主体性特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由于语言的民族性，翻译存在着不可译性。即使是同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说翻译不可能实现时，十有八九是因为内涵，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人、不同的语言之间必然有所不同。但由于人类文化具有渗透性，存在广泛的共性，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中找到切合的对应或者平衡的对应。这在理论上证明了翻译的可能性。但是，不同文化间的共性是相对的，而差异是本质的、深刻的。不同文化间总是会存在缺项、盲点，这给翻译活动带来了极大的障碍。最突出的例子也许就是翻译中国诗歌。因为中国诗歌中的季节、方位、颜色、气味，味道、宇宙星球、音符、气氛、人体部位、动物、数字、文学典故，等等，首先建立在主观关联的非常社会化的错综复杂上，而这些关联西方却不存在。（佘协斌，2003：136）

例如，“天诛地灭”这个成语用“天”“地”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这种寓意只适用于中国。法语中的ciel与英语中的sky均无法表达这一成语中的文化内涵，但是我们能说ciel不是“天”的意思吗？再如“泰山北斗”，这里“泰山”就是一个文化意向，在中国表示德高望重，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仅凭字面意思是无法翻译的。不同的民族由于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统，往往形成其独特的文化意象。类似的文化意向不会给翻译带来麻烦，但相去甚远的文化意向则是翻译的重大障碍。

四、结语

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量越大，翻译遇到的障碍则越多，翻译的难度便增加了。在文化翻译中，不仅要注意语言与意义的转换，同时还要把握审美这一杠杆，这更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正如严复所言：译事三难信、达、雅。在文化面前翻译活动障碍重重，但是随着人类交流的不断增加，文化交融的不断进行，我们会在翻译实践中克服这些障碍，最大限度地使翻译接近原文，展现原文的风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