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翻译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电影翻译;文化意象;寓意;重构;修润;转换

中国的电影翻译事业已走过了五十多年辉煌的历程。在这半个世纪中,电影翻译工作者给广大观众奉献出了许多优秀的译制片,观众从这些优秀的译制片中不仅领略、了解到了异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感受到了语言给人带来的无穷魅力。许多优秀译制片中的精彩对白已成为中国观众争相传诵的佳句。如“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前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曾鼓舞了几代身处逆境中的中国观众。由此可见,电影作为大众传媒,其社会效应是无可估量的。然而,在学术领域内,由于受世俗偏见的影响,电影翻译研究却颇受冷落,翻译研究人员似乎“完全把这一领域给忽略了。”[1](P99)为此,我国著名影视翻译界学者钱绍昌教授撰文指出:“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远不如文学翻译。”而这“与影视翻译的社会作用不相称。这一现象亟应引起翻译界的注意。”[2](P61)鉴于此,本文拟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

一、语言与文化意象

语言(Language)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语言在有声电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声画同步的视听艺术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拟现实,创造出酷似“真实”的艺术时空。如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简爱》、《王子复仇记》、《叶塞尼亚》等优秀译制片中那玲珑别致、清晰明亮、颇具异国风情的语言,逼真、自然、随意,充满了生活气息。因而这些精彩的对白、片段令人百听不厌,久久不能忘怀,它们留给观众余韵不尽的美的享受。文化意象(Cultureimage)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3](P184)物象(Physicalimage)与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义的载体,是形成意象的客观事实;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引伸意义。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具体来表现抽象,以已知或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4](P137)如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赋”中用蜉蝣这种朝生暮死的小昆虫来比喻人生的短暂,人很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5](P509)英语谚语Itisthelaststrawthatbreaksthecamel’sback.[6](P1578)意为“骆驼负载过重时,再加上一根稻草也会把它压死。”谚语中意象词语thelaststraw“最后一根稻草”,生动形象地寓意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无可忍的极点。”

二、重构文化意象

译制片又称翻译片,顾名思义,一些国外优秀的影片必须通过翻译方能为中国观众所接受。电影翻译与其它文学作品翻译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但电影翻译又有区别于其它翻译的特殊性,即其译文要做到能见之于文,形之于声,达之于观众。著名翻译家Nida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义都直接或是间接地反映一个相应的文化,词语意义最终也只能在其相应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几乎很自然地体现在语言上的不相同。”[7](P28)

汉语、英语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汉语是象形文字而英语是一种字母文字。要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际间进行成功切换,这对电影翻译工作者来说不是件易事。但研究表明老一代电影翻译工作者不仅给观众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优秀译制片,同时也给电影翻译研究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80年代初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英国电影RedShoes播放时被译成“红舞鞋”,觉得也无可厚非。此片主要讲述了英国一名芭蕾演员面对爱情与事业而不能作出正确抉择,最终走向断崖的凄惋的故事。尽管“红舞鞋”正确无误地译出了英文的原意,也紧扣剧情,但直译的平铺直叙,没有更深的寓意。观众如果光看片名,确实难以激起任何联想的波澜。80年代后期,在一次外国优秀影片巡回展的大幅广告上RedShoes这部英国影片片名被译成了“红菱艳”,细细品味“红菱艳”这一译文,译者把那双纤巧的红舞鞋比作了中国观众妇孺皆知的红菱。它寓意红菱虽生长于浊水污泥,却娇艳迷人,特别是那两只弯弯的红菱角,犹如中国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三寸金莲虽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泪,有的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红菱艳”这一片名隐含穿着如红菱般舞鞋的艳丽却薄命。

译者把这一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红菱”注入其翻译中,从而成功地重构了一幅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悉、能会意、肯接受的崭新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重构(ReconstructionofCultureImage)这一巧夺天工的翻译手法在电影翻译中随处可见。如美国电影WaterlooBridge这一片名原意为“滑铁卢桥”。众所周知,1817年英国在泰晤士河上出资建造了滑铁卢桥,以此来纪念威灵顿公爵指挥英国军队打败拿破仑而取得的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如果依据英文直译成“滑铁卢桥”,乍一看,观众定会认为这是部与拿破仑打仗有关的战争片或介绍与该桥建筑有关的纪录片。但看过此片的观众都知道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

影片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玛拉在滑铁卢桥上结识了青年军官罗依,并成了恋人。而后,玛拉获悉罗依战死疆场,痛不欲生,为了生存沦落为妓。当罗依奇迹般地出现时,她无法面对现实,为了爱情和名誉,她再次来到与罗依初恋的地方,丧生在车轮滚滚的滑铁卢大桥上。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中,有着许多与之相仿的神话传说。如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陕西省蓝田县一年一度的“蓝桥相会”等。而“蓝桥相会”的传说与WaterlooBridge故事情节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译者把原名“滑铁卢桥”译成了“魂断蓝桥”,这样做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城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域;而且“蓝桥”这一隐含中国文化的意象能使观众一看到片名即刻领悟到这是部关于爱情的电影。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的意义在于它能及时有效地达到使译文与观众勾通,使观众心领神会的效果,由此来吸引广大的影迷,创造译制片票房纪录的新高。仔细认真研究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这样的翻译手法会不时令人拍案称奇。

三、文化意象的修润

由于中外观众知识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电影翻译工作者应尽可能地帮助观众去理解那些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地域文化、宗教习俗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电影翻译中如果对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润(ModificationofCulturalImage)处理,就事论事直译,会造成这一文化意象的缺损,文化涵义支离破碎。英国电影《魂断蓝桥》[8]一开始,有这样一段画外音:Announceer’sVoice:At11:15thismorning,thePrimeMinisteer,speakingtothenationfromNumbeerTenDowningStreet,announcedthatGreatBritainisatwarwithGermany.

广播员的声音: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应该指出此例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层意义。但对“唐宁街10号”这一隐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补充说明的话,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观众会茫然不知其所云。其一、观众不知道这个“唐宁街10号”在什么地方?其二、他们更不知道广播员在这里特地提及这个地名有何特别的寓意?为了使电影译文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达之于广大观众。译者宜对上述译文作恰如其分的增补修润,如:

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邸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通过增补“英国首相府邸”,观众这才真正认识到了“唐宁街10号”的“庐山真面目”。至此,“唐宁街10号”所隐含的意象立体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观众才真正懂得具有典型地起域文化地名“唐宁街10号”的全部文化内涵。又如:

Peter:Oh,this?Well,IlikeprivacywhenIretire.Yes,I’mverydelicateinthatrespect.Pryingeyeeeesannoyme.BeholdthewallsofJerichho!Err,maybenotaaasthickaastheonesthatJoshuablewdownwithhistrumpet.Ijustshowyoumyheart’sintherightplace,I’llgiveyoumybestpairofpajamas.DoyoumindjoiningtheIsraelites?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耶利哥城墙,比不上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此例选自英国电影《一夜风流》[9]。这段对白译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在这段译文中出现了“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三个与《圣经》历史故事有关的词语。众所周知,东方盛行佛教,尤其是在中国,中国观众对佛教还可略知一二,而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宗教历史文化就知之甚少了。因而在影片切换的瞬间让中国观众把上述三者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件难事,他们会搞不懂这“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译用于上述译文中不仅令中国观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失去了电影翻译的真正意义。

为使中国观众明白这三个词语间的关系,使原文中所涉及的那些特殊文化意象丰满起来,译者应在电影翻译过程中对这段文字作如下润色: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像《圣经》中的耶利哥城墙,虽比不上《圣经》里以色列人的军长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由于对“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些出自《圣经》故事的词语增补了必要的文化涵义修润词后,观众不仅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出处,同时在上下语境中也弄明白了最后一个词语“以色列人”的特定意指。修润增强了语言文字在语境中的透明度;增强了文化意象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四、文化意象的转换

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会给它“刷上不同的颜色”。缘于此,文化意象的错位(NonequivalenceofCultureImage)会具体表现为作为喻体的文化意象上的差异。换言之,在一种文化传统中一个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如英国电影《呼啸山庄》[10]中有这样一个片断:

Isabella:It’sabrother’sduty,dearEdgaar,tointroducehissisteertosomeothertypethanfopsandpaleyoungpoets.

Edgar:Oh,youwantadragon?

Isabella:Yes,Ido.Withafierymustache.

依莎贝拉:这是一个哥哥的义务,亲爱的埃得加,你总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那些花花公子或弱不禁风的年轻诗人吧。埃得加:哦,你该不是想嫁一个龙骑兵吧?

第2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 电影 片名翻译

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活动日趋频繁，尤其是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消费品交流的日益活跃，我国进口大片数量越来越大，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华语电影走向世界。由于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在对电影进行宣传时，就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片名如何取？电影的片名是一部电影精神的集中体现，它起到导视、开门见山、画龙点睛的作用。片名就好比商标，对影片整体的艺术性和传播效果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想达到好的宣传效果，一个好的电影片名必不可少。正如当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像西方人介绍《梁山伯与祝英台》说是《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能取得出人意料的传播效果。

“翻译不是对原作依样画葫芦的简单劳动，不是传真。它是科学的、创造性的劳动”，“要寻得两种文明的契合点，缩小出发语言与归宿语言之间的距离”[1]。翻译是一项系统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简单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它涉及到语言规律、文化和审美心理等各个因素。

翻译实践是靠翻译理论的指导来实现的。我们在做中文电影片名翻译工作的时候同样也要依据科学的翻译理论，通过合适的翻译途径，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最终得出一个符合电影实质而又优美的英文片名。电影是艺术与商业的完美结合体。一方面，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起着文化交流的功用；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商品，要在市场上流通、传播。下面将从一个原则、两个途径和四个方法等方面具体探讨中文电影片名的英文翻译。

一、翻译原则

我们进行电影片名翻译时首先要始终遵循对等翻译原则，其次还要遵循译语的语言习惯，还要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翻译理论之父”尤金·奈达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2]。这里的“再现原语信息”，就是在内容上要忠实于原作，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就是用最符合译出语文化传统和接受习惯的语体。翻译是一种信息的传递，信息的内容大于形式。因此，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即不拘泥于形式的对应。这也是各种语言翻译的最主要的原则。对等翻译虽不拘泥于形式，但也不是传统上的“自由翻译”，而是要在不同的语言结构里尽可能完满地再现原文意旨。

二、翻译途径

1、文艺学翻译途径

文艺学翻译的着眼点是研究翻译的结果，特别是比较原文和译文的主题结构、风格特色和艺术效果。主要突出的是语言的创造力及作品独特风格的感染力。每种语言都有丰富的创造力，原语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译者可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加以补偿，使译文与原文在总的艺术效果上达到一致[3]。

电影的片名作为电影旨意的总括，有着与电影同质的风格内涵。翻译时就要把这种连带的风格和艺术效果同样注入到译出语中。如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Chinese Odyssey : Pandora’s Box）——《中国的奥德赛：潘多拉宝盒》。这种译法既保持了原名的总体结构，又保留了原名的注释性的修辞手段，同时更重要的是把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已经入乡随俗的改变成了一个西方人所熟知的奥德赛的故事，并加上了潘多拉宝盒这么个注释。让即使不了解西游记的人也明白了这是一个历经艰险的英雄游历的故事，并且这个故事是围绕着这么一个“道具”——某种具有神秘力量的盒子讲述的，能够引起观众的收视期待，中国的奥德赛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这样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呢？

这种方法符合英语使用群体的语言接受习惯和文化氛围，更有利于受众对影片内容的理解，达到了通过片名把目标观众引向原作的目的，相比死译月光宝盒，结果要理想得多。

2、交际学翻译途径

季羡林先生认为：“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如果有往来，有交流的需要，就会需要翻译。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4]。

不同国家之间相互的文化产品的交流都是思想的沟通和文化的交流。因此电影无论是作为文化载体进行文化传播，还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本质上都还是在社会群体中的一种文化流通。

电影《刮痧》（Treatment）讲述的是中国的一种古老的医术因为文化的不同而遭遇误会。刮痧的英译本应为“Skin scraping”。在中国刮痧是一种治疗术，刮痧后，皮肤很快会出现一条条痧痕和累累细沙粒（出血点），并且存留的时间较长，这是它的特征之一。也是因此，才导致了西方人的误会：以为中国的长辈给孩子刮痧是在虐待孩子，而遭到刑事控诉。其实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冲突。片名翻译Treatment，其意义就是“治疗”，契合了片子的真正要表达的中国医术神奇。同时也让西方观众了解到了中国传统医术的博大精深，实现了文化认同，同时也在接受上更具亲和力。

三、方法论

各种翻译理论和途径具体到方法论上，我们可以把翻译主要归为四类：直译、直意相融、改译和文化翻译。

1、直译

直译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忠实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5]。这类翻译方法可以用于以人名、地名或是某种在人类生存体验中具有相似的象征作用的物品为片名的影片。如：《小武》（Xiao Wu）、《我的父亲母亲》(My Father and Mother)、《晚钟》（Evening Bell）、《功夫》（Kung Fu）等。

影片《晚钟》译为Evening Bell。因为晚钟这个意象给人一种庄严、神圣、凄凉、悲怆的感觉。影片表现了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时的种种关于人情、人性的关怀。整部影片压抑、肃穆，基调冷暗，震撼人心。在晚钟声里，一个老农挥动利斧，奋力砍断了日军炮楼的木桩，炮楼轰然倒塌。晚钟就如同为日本敲响了丧钟一样，作者的创作心态不言自明。在外国文化中，晚钟同样用来表现这种庄严与肃穆，并且外国的钟多与教堂有关，神圣庄严更不必说。法国著名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的一幅名画就叫《晚钟》，用以表现强烈的宗教情感，这凝重圣洁的宗教气氛，这庄严、肃穆、令人敬畏的宿命色彩和这深沉、悠远、悲壮的诗意境界，这直指人心的精神魔力。即使语言、肤色、种族、文化不同，艺术的相通性、象征意象的共识让人们在艺术世界里自由沟通。

2、直意译结合

直意译结合是在直译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解释性内容，使之更贴近原作真实。如：《大腕》（Funeral of The Famous Star）、《城南旧事》(Old Days in Southern Beijing)、《十七岁单车》（Beijing Bicycle）等。

影片《大腕》是讲为一个国际著名导演筹办葬礼而引发出来的一连串的事件的。“腕儿”是指有名气、有实力的人（多指文艺界的），相当于英语里的Famous Star。影片中的主角泰勒是一位国际著名导演，事件的当事人，首先要把他—— “大腕”交待出来。然后又增加了解释性的内容：所有的故事都是问绕着泰勒的葬礼展开的，没有这个葬礼就没有这个电影故事。葬礼是核心事件，所以要在英译片名中有所反映，翻译为Funeral of The Famous Star。

3、改译

改译即改编式翻译。其翻译结果和原片名并没有太多甚至没有联系，是根据原作的实际内容而从新制定合适的译出语翻译。如：《看上去很美》（Little Red Flowers）、《无极》（The Promise）、《甲方乙方》（Dream Factory）、《回家过年》（Seventeen Years）等。

影片《看上去很美》是围绕着幼儿园小朋友方枪枪与小红花展开，小红花是贯穿全剧始终的一个重要线索。抛开诗意的中文片名，以“Little Red Flowers”为英文片名直奔主题，更符合西方人的接受习惯。一个小小的物件很容易勾起人们童年的美好回忆，也很容易在相同经历的群体当中产生共鸣。移情作用会使观众感到相当的亲切，在情感上得到了升华。

4、文化翻译

文化翻译是指把一种语言的文化背景迁移到另一种语言里。这类翻译收到译出语受众的欣赏，但其传递的信息却不为原语受众的理解。如上面所举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Chinese Odyssey : Pandora’s Box）、《刮痧》（Treatment）等，是为了贴合英语文化和英语接受习惯而做出的文化迁移。

结语

无论哪种翻译，目的都是为了传递信息、寻求沟通、促进交流，使不同语言之间的人能够相互理解。电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是对外展现一个国家的窗口，是文化交流的使者。电影片名更是一部电影的门楣，是灵魂，它在第一时间向观众传达影片信息。因此电影片名既要画龙点睛，又要吸引观众，就要照顾到影片的美学特征、文化内涵以及观众的语言和文化接受习惯。在翻译时，要综合考虑翻译的理论、方法和技巧，争取完美再现原作的主旨和文化特色，以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参考文献

[1] 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7页

[2] 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11页

[3]同上，263页

[4]季羡林，译林[J]，1998，第4期， 210页

[5]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C]，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1984，51页

第3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交际翻译理论，吴歌，谐音双关语

 

1. 吴歌中的谐音双关语

吴歌是指吴语地区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即江浙沪等太湖流域地区的同属一个语言文化圈的民歌民谣。吴歌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喜用谐音双关语，是由“谐言”和“关语”构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在吴歌中运用得相当普遍,历史称之为“吴格”。使用最鼎盛的两个时期就是南朝和明朝。

在南朝时期文学艺术论文，《子夜》、《欢闻》、《读曲》等数百首,都是这一类歌谣。其中《子夜歌》凡四十二首,半数使用了谐音双关语。如:“崎岖相怨慕,始获风云通。玉林语石阙,悲思两心同。”后两句即系谐音双关语。“玉林”、“石阙”关语为“碑”,又“碑”之谐音为“悲”;又如:“今日已欢别,合会在何时? 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其中“空局”关语为“棋”,取其谐音为“期”。其它诸如“春蚕易感化, 丝子已复生”(“春蚕”关“丝”谐“思”)；“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芙蓉”关“莲”谐“连”)都是这一类谐音双关语。而在《读曲歌》八十九首中,几近三分之二是用了谐音双关语的。如:“打坏木栖床, 谁能坐相思? 三更书石阙,忆子夜啼碑论文格式范文。”(“三更”关“夜”,“石阙”关“碑”谐音“悲”,“书”关“提”谐音“啼”。) 又:“非欢独慊慊,侬意亦驱驱。双灯俱时尽,奈何两无由” (“双”关“两”, “灯尽”关“无油”谐“无由”)。更有谐音双关语加叹谓构成歌谣的:“奈何许,石阙生口中,衔碑不得语。”可见谐音双关语在当时的民歌中运用十分广泛。而且同一谐音双关语在多种曲调中反复出现, 某些意象关系相对固定, 比如“芙蓉”关“莲”, “方局”关“棋”“, 黄莲”关“苦”,“石阙”关“碑”等等,说明其时谐音双关语运用已经格式化,成为一种相当圆熟的歌谣语言表达方式。吴歌中之谐音双关语,体现婉转细腻的情感特征,为南方人所特有。其以喻传情,以隐寓意,曲折诡谲,扑朔迷离,听众的思绪须得拐几个弯才能真正领会其本意，是这一时期吴地歌谣的重要标识。

明代吴歌十分丰富,也喜用谐音双关语。如刘效祖《锁南枝》之“瞎虫蚁逃生,实撞着你线索。”等,然实不多见。唯近现的天启崇祯年间冯梦龙之《山歌》，谐音双关语俯拾皆是。冯系江苏吴县人,对吴格谐音双关语自然熟悉。其《山歌》十卷用吴地方言写儿女情长,成就极其伟大,是吴歌史上难得的好歌词。请看几首用谐音双关语写就的短歌:[1]

睃

思量同你好得场,弗用媒人弗用财。丝网捉鱼眼上起,千丈绫罗梭(谐“睃”) 里来。

等

姐儿立在北纱窗,分付梅香去请郎,泥水匠无灰砖(谐“专”) 来等,隔窗趁火要偷光。

别

滔滔风急浪潮天,情哥郎扳椿要开舡。挟绢做裙郎无幅(谐“福”) ,屋檐头种菜姐无园(谐“圆”) 。

旧人

情郎一去两三春,昨日书来约道今日上我门。将刀劈破陈桃核,霎时间要见旧时仁(谐“人”) 。

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运用谐音双关语似乎更活,有的经过扩充令节奏更加活泼。如“姐道郎呀好像新笋出头再吃你逐节脱,花竹仿子绘竿多少班(《作难》)。”又:“好似黄柏皮做子酒儿,呷来腹中阴落落里介苦,生吞蟛蜞蟹爬肠(《思量》)。”另外，谐音双关语大都用在短歌中，长篇山歌如《笼灯》、《门神》等却很少见。这或许说明谐音双关语最适用于独具本色的山野短歌。

前人对此问题已经作了大量的钩沉考索的工作论文格式范文。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将《吴声歌》中所用之谐声字概括成两大类.第一类, 同声异字以见意者, 如以上诗所引“藕”为配偶之“ 偶” , 以“ 芙蓉”为“ 夫容” , 以“ 碑”为“悲” , 以“ 题”“ 蹄”为“ 啼” , 以“ 梧”为“ 吾” , 以“ 油”为因由之“ 由” , 以“ 棋”为期会之“ 期” , 以“ 堆”为“ 涕” , 以“ 箭”为“ 见” , 以“ 篱”为“ 离” , 以“ 博”为“ 薄” , 以计谋之“ 计”为发髻之“ 髻” , 以衣裳之“ 衣”为依旧之“ 依” , 以然否之“ 然”为燃烧之“ 燃” 。第二类, 同声同字以见意者, 如以布匹之“ 匹”为匹偶之“ 匹” , 以关门之‘ 关”为关念之“ 关” , 以消融之“ 消”为消瘦之“ 消” , 以光亮之“ 亮”为见亮之“ 亮” , 以飞龙之“ 骨”为思归之“ 骨” ,以道路之“ 道”为说道之“ 道, 以结实之“ 实”为诚实之“ 实” , 以曲名之“ 散”为聚散之“ 散” , 以药名之“ 散”为聚散之“ 散” , 以曲名之“ 叹”为叹息之“ 叹” , 以曲名之“ 吟”为呻吟之“ 吟” , 以“ 风”波“ 流”水为游冶之“风流” , 以围棋之“ 著子”为相思之“ 著子” , 以故旧之“故”为本来之“ 故”等。此外, 还有以二字声音相近而谐声以见意者, 如以“星”为“ 心” , 以“ 琴”为“ 情”之类皆是[2]。王运熙先生《六朝乐府民歌》中的《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将谐音分成“同音异字, 同音同字，混合”三类加以论述, 同时还论述了六朝时期普遍使用谐音双关语的社会风气, 并由此上溯到《诗经》与《史记》, 论述了双音谐字的历史渊源, 颇为详尽[3]。可以说, 谐音双关语是吴歌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及艺术特色, 已成为历代研究者的共识。

2．交际翻译理论（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由Peter Newmark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即“译者应该将原语文本的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 以其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都容易为译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准确的传递出来。”在交际翻译中,译作所产生的效果应力求接近原作,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 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交际翻译把翻译的重点转移到原文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在译文中再现的过程和结果上来。在交际翻译中,译者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比原作更好的作品来,译者有权力纠正或改进原作的逻辑关系, 用优美的语言替代原文中晦涩的文字,去掉原文中模糊、重复和冗长之处, 修改或阐清术语。译者甚至可以更正原文中的事实错误和笔误, 将脚注中的内容添加在正文中。交际翻译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 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合符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来, 并且还能产生和原文一样的语势[4]。

3.谐音双关语的翻译

谐音双关是一种文字游戏, 利用字或词语的语音条件, 使某些字或词语在特定的语境中具有双重意义。它具有一明一暗双重涵义, 具有能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用一种语言文字形式表达双重意义的功能。这种修辞格是利用词义根本不同的谐音词来构成双关, 表达两层不同的意思, 借以使语言活泼有趣, 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或借题发挥, 旁敲侧击, 收到由此及彼的效果。英语和汉语双关在格式上和修辞作用上虽然大致一样,但由于两种语言的语音不同和表达方式不同, 英语双关译成汉语或汉语双关译成英语时, 中外译者几乎都有捉襟见肘之感, 难以找到理想的翻译。但是, 笔者认为以交际翻译理论为指导, 可以实现谐音双关语的恰当翻译。下面以笔者曾参与编译汪榕培教授主编的《吴歌精华》（英汉对照）[5]一书中处理谐音双关语的例子来论述。

交际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应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 使译文不论是在摘要回到译作的读者这个中心上来。而《吴歌精华》（英汉对照）一书是编译给参加第27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中外嘉宾看的，所以译文必须明白、通畅、易懂，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读懂，所以我们采取的翻译策略是把谐音双关语的字面意思和所隐藏的意思都翻译出来，或者是直接把谐音双关语所隐藏的意思翻译出来文学艺术论文，否则，中外读者往往会不知所云。事实证明，我们的翻译为吴歌起到了很好的挽救和宣传作用，因为吴歌已经越来越少的人知晓它了，正因为此，国家已于2006年把吴歌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来看书中几例：

例1：怜欢好情怀,移居作乡里。桐树生门前，出入见梧子。（《子夜歌》）

译文：I love my charmingsweetheart all the more/ When he moved his house to live near me. / With theTung tree by my door,/ I can see my man as well as the tree.

在这首《子夜歌》中，最后一句“出入见梧子”，“梧子”谐音“吾子”,即“女方所爱的男子”，这里我们把“梧子”(the tree)和“吾子”(myman)两层意思都翻译出来了，同时文学艺术论文，tree和第二句的最后一个词me押韵，整首诗形成abab的韵式。

例2：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子夜四时歌》）

译文：I climb the terrace when the day is bright,/ And stay beside the lakeshore for the night./ I collect lotus when the moonsheds light/ And pick the seeds, with my sweetheart in sight.

此歌中“ 芙蓉” 即“ 夫容” 的谐音, 指被女性所钟爱的男子或丈夫；“容” 是仪容的意思。“莲”谐“怜”, “莲子”即“ 怜子” , 译成口语就是“ 爱你”论文格式范文。这首歌曲显然是女子的口吻, “ 乘月采芙蓉”者, 乘月会情郎也，“夜夜得莲子”者, 即每个晚上都有得到同你相爱的机会，这两句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翻译这首诗时，我们同样把它的两层意思lotus和my sweetheart都译出来了。

例3：思量同你好得场,弗用媒人弗用财。丝网捉鱼眼上起,千丈绫罗梭里来。（《山歌·睃》）

译文：If I’d like to getalong with you, / Neither matchmaker nor gifts I need. / As fish won’t escapefrom the mesh, / So you won’t escape from my eyes. / As satin comes from theshuttle, / So love comes from the first sight.

在此歌中，“丝”、“思”谐音，“眼”双关“网眼与人眼”；“梭”谐“睃”，又与前文“眼”相呼应。冯梦龙有赞语道：“眼上起，梭里来文学艺术论文，谐音双关语最妙，俗所谓双关二意体也。”此诗原文只有四行，但译文却有六行，因为我们把最后两句所隐藏的谐音双关语也译出来了。因为译文的读者是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客人，如果只是直译成Fish won’t escape from the mesh, / Andsatin comes from the shuttle，他们可能不知所云。

例4：情哥郎春天去子不觉咦立冬，/风花雪月一年空。/姐道：“郎呀，你好像浮麦牵来难见面，/厚纸糊窗弗透风。”（《久别》）

译文：In spring, you left andwinter is now here; / In vain I’ve missed you for the whole year. / “It’s hardto see you just like getting flour from husk; / There’s not a bit of news fromyou,” I’ll say to my dear.

在这首《久别》中，最后一句“厚纸糊窗弗透风”意即“没有情哥郎的任何消息”，所以我们直接把这句背后的谐音双关语翻译出来There’s not a bit of news from you文学艺术论文，让读者一目了然。

4. 结语

总之，谐音双关语是吴歌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及艺术特色, 是由“谐言”和“关语”构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在吴歌中运用得相当普遍。但是在把吴歌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这种谐音双关语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最后我们根据Peter Newmark所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原则：“译者应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 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并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 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合符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来。”而我们编译《吴歌精华》（英汉对照）一书是给参加第27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中外嘉宾看的，所以译文必须明白、通畅、易懂，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读懂，所以我们采取的翻译策略是把谐音双关语的字面意思和所隐藏的意思都翻译出来，或者是直接把谐音双关语所隐藏的意思翻译出来。事实证明，我们的翻译为吴歌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参考文献：

[1］冯梦龙等.明清民歌时调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王运熙.六朝乐府民歌[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4］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62.

[5］汪榕培等.《吴歌精华》（英汉对照）[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第4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涉外酒店中餐菜单的英译方法，对涉外酒店中中餐菜单的英译方法和策略进行了研究，将有助于中国餐饮文化的传播，促进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一、东西方餐饮业中饮食文化差异及中餐菜名特点

由于东西方不同的饮食文化，导致了不同的菜名命名方法，体现了各自不同的需求目的。在西餐菜单里，只简单列出菜名，再标出所用主、辅料及烹调方法和食用时附带的佐料，给人朴素和实用的感觉。而在中国，中餐菜肴品种繁多，菜名也极其丰富，菜名的命名方式十分讲究，特点鲜明。既有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命名的菜名，菜名常由原料名称，刀法与烹制方法、菜肴的色、香、味、形器(如辣子炒鸡丁、香爆芹菜鱿鱼丝、干锅鸡等)、菜肴的创始人、发源地或历史典故等构成，反映菜肴内容和特色；又有用浪漫主义的写意笔调进行命名的菜名，采用典故、比喻、夸张、象征等各种方式使得中餐的菜名既美妙动听，又形象逼真，这些菜名追求“形美、音美、意美”，讲求吉利、喜庆，既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又充满着民俗情趣和地方风情。这些菜肴的特点是选料极其庞杂，利用原料的色、香、味、形的特点，烹调方法的特点及造型上的特点，为迎合食客的心理而起了美丽动听(一般象征吉祥如意)的名字。这类菜名既不反映原料，也不反映烹调方法，却反映了菜肴的深刻含义，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饮食文化。

二、涉外酒店中中餐菜单翻译

针对中餐菜单的命名特点，可以用以下方式对中餐菜单进行翻译。

（一）以写实性命名的菜谱的翻译

根据功能派翻译理论，在翻译以写实性命名的中餐菜单的过程中，以菜肴内容和特色为主，译出菜名的原料名称，刀法与烹制方法、菜肴的色、香、味、形器等，以达到传递原料、配料、烹调方法、造型等信息的预期功能，让游客通过英文菜单了解菜肴的组成材料，烹制方式，口感味道等，指导食客有目的的品尝菜肴。

1、菜名以主料开头的菜单：

①可以以主料(形状)+(with)辅料的方式，介绍菜肴的主料和辅料，例如：杏仁鸡丁chickencubeswithalmond，西红柿炒鸡蛋scrambledeggwithtomato；

②可以用主料(形状)+(with，in)味汁的方式，介绍菜肴的主料和味汁，例如：芥末鸭掌duckwebswithmustardsauce，葱油鸡chickeninscallionoil。

2、菜名以烹制方法开头的菜单：

①可以用烹法+主料(形状)的翻译方式来介绍菜肴的烹法和主料，例如：软炸里脊soft-friedporkfillet，炒鳝片stir-friedeelslices；

②可以用烹法+主料(形状)+(with)辅料的翻译方式来介绍菜肴的烹法和主料、辅料，例如：仔姜烧鸡条braisedchickenfilletwithtenderginger；

3、对于以形状或口感开头的菜单：

①可以采取形状(口感)+主料+(with)辅料的方式，来介绍菜肴的形状(口感)和主料、辅料，例如：芝麻酥鸡crispchickenwithsesame，陈皮兔丁dicedrabbitwithorangepeel，时蔬鸡片Slicedchickenwithseasonalvegetables；

②也可以采取口感+烹法+主料的方式来介绍菜肴的口感、烹法和主料，例如：香酥排骨crispfriedspareribs，水煮嫩鱼tenderstewedfish，香煎鸡块fragrantfriedchicken；

4、在翻译以人名或地名开头的菜名时：

①可以采取人名(地名)+主料的方式，介绍菜肴的创始人(发源地)和主料，例：麻婆豆腐MaPobeancurd，四川水饺Sichuanboileddumpling(Sichuanjiaozi)；

②以人名(地名)+烹法+主料的方式进行翻译，以介绍菜肴的创始人(发源地)、烹法和主料，例：东坡煨肘DongPostewedporkjoint，北京烤鸭BeijingRoastDuck。

5、在中国菜谱中，有些菜为了突出其色道，用了赏心悦耳的名字，比如把鸡蛋(egg)称为木须；含蔬菜(vegetable)的菜肴为突出其色道称其为翡翠，用芙蓉指鸡蛋清(eggwhite)；含多种谷物的菜名称为八宝或八珍等。翻译这些菜名时，应把这些用料的名称统一起来，例如：木须肉；翡翠虾仁，翡翠培根炒饭friedricewithbaconandmixedvegetables翡翠烧麦steamedvegetableshaomai；芙蓉鸡片，蟹肉芙蓉蛋crabmeatwitheggwhite.

（二）以写意性命名的菜名的翻译

中国菜肴名称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写意”型命名的菜名。这类名称往往利用菜肴原料的色、香、味、形的特点，烹调方法的特点及造型上的特点，为迎合食客的心理,赋予菜肴美丽动听(一般象征吉祥如意)的名字。这类菜名既不反映原料，也不反映烹调方法。在此情况下，就不能用直译的办法，需要考虑采用意译法进行翻译，译出其所指内容，使译文实现向外国游客传递食物的相关信息的预期功能。例如：全家福happyfamily—acombinationofshrimps,pork,beef,chicken,lobster,andmixedvegetableswithbrownsauce，银丝掌中宝silver-threadtreasureonpalm，凤爪—chickenfeet，青云直上rapidpromotion—bittergourd。

（三）有些菜名对中国食客而言非常有意义，若直译其名，可能会引起东西文化方面的冲突。

为消除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就要考虑其真正的原料构成，以达到其应有的功能。例如，红烧狮子头stewedporkballinbrownsauce，童子鸡baby/tender/youngchicken，红莲白雪藏龙shrimpwithshelledoliveseedandeggwhite，龙虎凤大烩thicksoupofsnake,wildcatandchicken，龙凤呈祥stewedsnakemeatandchicken。以上菜名的“狮子头”，“龙”“凤”若照直译成英语，势必会产生文化上的冲突，功能适得其反。

参考文献：

第5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泰戈尔；《吉檀迦利》；冰心；改写理论；非文本因素；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248?06

《吉檀迦利》是世界诗坛巨匠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最能代表他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艺术风格的诗集。在英国著名诗人叶芝的鼓励和帮助下，泰戈尔以再创作的形式用英文将孟加拉语写成的《吉檀迦利》《渡船》和《奉献集》里部分诗节翻译成英文自由诗，最终形成了英文版的《吉檀迦利》。这部宗教抒情诗集，是一份“奉献给神的祭品”，它以轻快、欢畅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和悲哀，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前途的关怀。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著名作家冰心先生翻译的《吉檀迦利》中文全译本。译本一经出版便获得极大的成功，数次由不同出版社翻印、再版，印数超过百万册，现已成为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最权威的《吉檀迦利》中文全译本。这部译作自出版以来即被普遍认为是佳译，无论在译本的印刷数量还是语言质量上，都比其他译作有明显的优势[1]，如今已成为泰戈尔诗歌的经典译本广为流传。

在译入语系统内，“翻译并非只受到文化系统相对关系的影响，哪个文化成为源语文化也并非取决于其是否占统治地位；被翻译文本的内容与目的语文化的具体历史需求相结合，共同制约着翻译实践”[2]。冰心的译本《吉檀迦利》当然也不例外。学界为译本成功感到欢呼雀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其影响因素。近年来，关于影响译本因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译本语言质量、译者自身素质、诗歌本身的美感等方面。据笔者调查，从文本角度探讨《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多达上百篇，但从未有学者提及非文本因素对于译本的影响。文本因素固然在文学翻译中扮演决定性的因素，非文本因素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是一部译作传播的重要动因。

一、改写理论与非文本因素

文本因素，顾名思义是指翻译语言、意象、文体、风格、韵律等诸多文学要素。关于什么是非文本因素，学界至今仍无定论。但译作在传播中会受到文本和非文本因素的影响却是学界公认的。从本质上讲，文学翻译中的非文本因素研究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而文本因素研究属于“内部研究”。显然，现有研究在文本因素上着墨过多。传统翻译研究大部分仍停留在分析冰心在语言上的优势，很少有从文本以外的角度分析冰译本产生的原因。如果把文本因素看作一部译作产生的基础，那么非文本因素的介入便是一部作品产生的推动因素。非文本因素从本质上讲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属于外在因素，它不从属于语言，是一切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因素的集合。

（一） 非文本因素的提出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在翻译研究中提出的“双重解读”（Double Reading）之策略。所谓“双重读解”，是指“将各种文化产物与生产这些产物的特定场域相联系，既拒绝纯粹的内在解读，亦反对将它们直接化约为各种外在因素”[3]。种种论述无疑是将翻译研究看成了两个层面的活动：文本因素（内在解读）和非文本因素（外在因素），两个层面相互依存，互相制约。

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 Even-Zohar）在吸收前人翻译研究成果的同时，借用社会学与符号学的概念，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诗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 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这种论述首次把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非文本因素纳入到翻译研究的范畴，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与内涵。这两种划分虽然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①，但是都无一例外的将非文本因素提上了翻译研究的日程，在实质上肯定了非文本因素对于译本产生、接受的影响和作用。

（二） 改写理论中的非文本因素思想

美籍比利时裔学者勒弗维尔（Lefevere）在继承布迪厄“双重解读”和佐哈尔“多元系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研究理论中的改写理论。 改写理论认为“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任务就是解释各种写作和改写活动如何受制于某些限制因素”，并不“把文学看成文学实践的心理过程，而认为文学是由某种社会机制支配和组织的观念和现实”[4]。据此，他明确地把三个主要非文本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改写理论不仅进一步扩大、明晰了翻译研究的对象、范畴，还从社会学角度，为文学翻译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它使翻译研究的焦点从单一的文本因素（linguistic factors）转向复杂的非文本因素（non-linguistic factors），从语言学层面转入社会文化学层面。从此，文学翻译不在是单一的语言学问题，而是从属于社会、政治、文化多元系统。改写理论关注的要素是宏观层面的社会符号现象，从译本的社会运行方面考察影响译本形成、传播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写理论恰恰为分析非文本因素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微观层面的“语言研究”形成互补共生的关系，共同揭示译本在异质文明中产生的因素。

（三） 文学翻译中的主要非文本因素

勒弗维尔认为翻译有四大制约因素，按重要性次序排列分别为：意识形态、诗学、文化万象和语言。首先，译本要在译入语文化中传播首先不能与译入语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如果冲突存在，译者就应该对内容进行大肆的修订、删减、改变，力求消解冲突；其次，译作应为读者所接受，符合读者的诗学预期。再次，原文的文化万象也应为译入语国家所接受，如果有文化冲突须加以解释或者调整、删减，否则读者就会不知所云。作者认为最为次要的语言，因为合格的译者或者研究者都应该早就理所应当地解决了语言层面的问题。他认为对翻译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三种权威：赞助人、“优势”文化和“权威”文本。在此基础上，勒弗维尔根据影响力的重要性，提出文学翻译“改写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方法把影响译本的主要非文本因素囊括在内，但却忽视了译者本人这个特殊的非文本因素的作用。毋庸置疑，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必须要作用于译者身上才能发挥其作用，而译者本人又是一个独立存在，自身的文化、知识、天赋、能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译本有影响；同时译者也可以通过自身权威反作用于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由此，文学翻译中主要的四种非文本因素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互动关系，共同与翻译中的文本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形成译本。因此，对文学翻译有重大影响的还存在着第四种权威――译者，这种权威既有其相对独立性、又与其他三种权威发生交互联系。割裂译者因素分析译本不仅不全面，更是割裂了译者因素与其他非文本因素的联系，使分析和研究不太可靠。把译者因素单列为一项非文本因素不仅可以彰显作为翻译活动实际操作者译者的主体地位，还能从深层次上揭示译者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其他非文本因素之间的主体间性，从而起到扩展翻译研究广度与深度的作用。依笔者看法，非文本因素和文本因素与译本关系应如图2所示。

四种主要的非文本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与译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与文本因素一起形成合力，促成译本的形成。此外，文本因素也不同于传统研究中的翻译，它是囊括翻译在内的一切文学要素的集合。由此可见，对翻译研究中非文本因素和文本因素的划分大大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范畴，也使得翻译研究能够更好、更深刻的揭示翻译实践。据此，本文在借鉴改写理论中非文本因素思想的基础上，对文学翻译中的主要非文本因素进行划分，从非文本因素的角度分析《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由于本文主要论述的对象为文学翻译中的非文本因素，因此将不对文本因素展开讨论。

二、非文本因素视域下的《吉檀迦利》冰心译本

对文学翻译有重大影响力的主要有四种主要的非文本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与译者。这四种主要的非文本因素通过自身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与文本因素一起促成了译本的产生。《吉檀迦利》冰心译本出版于1955年，正值新中国建立之初。无论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还是译者因素都与其他年代的《吉檀迦利》译本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非文本因素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文本因素的制约，此时，文本因素已从属于或受制于非文本因素。仅仅从文本因素角度分析《吉檀迦利》冰心译本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从非文本因素角度探讨《吉檀迦利》冰心译本不仅可以使研究更加完整，还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这些因素的主体间性，扩展研究的深度。

（一）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意识形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逐渐建立起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1952年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时任副部长

的周扬应约在苏联的《旗帜》杂志上发表了带有代表中国官方表态性质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文艺为现实，为政治服务，要为社会做肯定的描写，为社会歌功颂德。”[5]《吉檀迦利》的冰心译本出版于1955年，处在政治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时期。因此，诗歌体裁想要译介进入中国就自然不能违背其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

中印两国自1950年建立外交以来，在50年代一直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高层领导人多次互访，直到1959年发生问题才开始降温。《吉檀迦利》出版之时，中国对于印度文学的翻译热情也十分高涨，主流文化对于印度文学翻译大多也是支持态度。在那样一个文艺界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年代，翻译是一种增进友谊，加强国家之间亲密程度的必要手段；同时，借助翻译这些国家文学还能够丰富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增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有了坚实的政治后盾，冰译《吉檀迦利》的出现就更多了一层保障。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主要歌唱自然宗教，人道主义和大爱精神，语言清新自然。虽说诗歌本身不是在为社会主义歌功颂德，但也并非是有“意识形态问题错误”的文学作品，满足了这一时期文学的需求，这为泰戈尔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新时期主流诗学

“不可以说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片空白，但也承认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坛确实控制比较严格，艺术也相对单一。”[6]文艺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斗争或文艺批判运动频繁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政治意味很浓，类似宣扬革命热情，民族胜利的欢乐、阶级翻身的狂喜，对过去苦难的回忆来反映如今生活的甜蜜等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文学方面，有高艺术价值的作品更是寥寥无几，有人甚至说五六十年代没有诗，有的只有为工农兵服务、为教化广大大众的民歌、颂歌和战歌而已，主要表现为各式各样的政治抒情诗、叙事诗，以革命斗争，经济建设等为题材，表达方法明喻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含蓄、暗示、暧昧等美学因素不仅受到忽略，而且被当作消极的乃至反动的精神状态受到遏制，语言的诗性逐渐丧失。此时，主流诗学支持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为政治目的服务。文学作品多以过往岁月的苦难对比现实生活的美好；以旧中国战争年代的动荡对比新中国和平年代的安稳；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假丑恶对比中国社会主义的真善美，等等。文学作品政治气息浓重，种类单一。

而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的主题正是歌颂生活的美好，歌唱自然宗教，具有普世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大爱无疆精神，与这一时期主流诗学提倡的“歌颂现实生活美好”的主题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吉檀迦利》中的诗歌本身清新隽永、语言流畅，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然美。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理念也不谋而合。诗歌以轻快、欢畅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和过去生活的悲哀，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前途的关怀，作品“表达了他的宗教哲学思想，寄托了他对崇高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和对理想社会的热烈向往，展示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深情。诗人无限景慕的神实质上是以博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思想的象征”[7]。这又与主流诗学提倡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的产生。

（三） 国家“革命文学”的赞助人

翻译是社会、政治环境下的跨语际交流活动，与文化控制、文化认同和文化抵抗相关。简言之，翻译与权力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语言学翻译观还是文化学翻译观忽略的不仅是贯穿于翻译中的权力关系，更重要的是忽视了翻译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翻译的规范和译者策略的选择必然受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因素制约这一客观现实[8]。赞助人处于权力关系网络重要位置，对于翻译产生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蒙代（Jeremy Munday）认为：“如果有出版商（赞助力量），他们会把某种意识形态强加给译者，而译者既可以顺应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来选择译材，也可以通过翻译某部作品来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或协助某一意识形态或诗学来战胜主流力量。”[9]“翻译的动机来自源语文化，其目的是想通过翻译重新塑造崭新的国家形象，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翻译行为被纳入文学外交的脉络，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10]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处于对于政治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年代，国家（或政府）成为了翻译活动的唯一赞助人，译者不可能选择“协助某一意识形态或诗学来战胜主流力量”（因为这会犯“敌我矛盾的错误”），此时，赞助人对于译本的影响力大大加强。

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民营出版机构进行了整顿，后又对其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合并了一些出版机构，并限定翻译文学作品只能由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后改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少数出版社出版。通过对出版机构的调整，文学翻译“赞助”系统完全统一到国家手里，改变了20世纪上半期“把译书当作自己的私事”的现象。茅盾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也说，“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定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的来进行”[11]。 “文学翻译已上升到国家行为层次，并且完全体制化，从而在体制上保证了文学翻译不再是‘私人的事’。通过以上手段，此时的文学翻译已牢牢控制在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轨道上。”[12]

在这种情况下，赞助人对翻译作品的选择提出了具体要求：必须介绍“优秀”和“进步”的作品②。“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毋庸置疑是最符合‘优秀’和‘进步’的了，占这一时期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艺术作品品种总数的65.8%。”[10]除此以外，这一时期另一个翻译的重点便是对人民民主国家和亚非拉国家文学的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作品，主要为了增进我们兄弟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在我们新的社会建设中互相鼓舞，在我们新的文学创造中交流经验。我们的优良传统的这一个方面，现在在一定意义上，就发挥在我国翻译界对亚非、拉丁美洲文学的重视上。”[13]《吉檀迦利》是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诗集，又是新兴民主主义国家的优秀作品，必然符合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翻译《吉檀迦利》不仅仅是增进两国友谊的桥梁，而且也是增加两国政治合法性的有力手段。此外，冰心身兼作家和翻译家两重身份，她的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又被广泛认为十分相似，因此，《吉檀迦利》冰心译本必然会受到赞助人（即国家）的鼎力支持，还为形成了以后的中国文学中的“冰心体”文学也提供了支持力量。

（四） 诗人译者的个人选择

从译者因素的角度来说，冰心既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作家，又是颇有建树的诗人，还是一位优秀的译者，她自身的许多原因也决定了她是泰戈尔作品的理想译者。与其他译者不同，冰心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其文化身份不言自明；泰戈尔更是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名扬四海，由一位名作家来翻译另一位名作家的作品，本身就比普通译者更容易打开局面，即使不看文本，这两位本身的名气与实力早已为这部译作产生奠定了基础，这一点不必展开赘述。因此，在研究《吉檀迦利》冰心译本时，译者因素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

首先，动机选择。在《〈吉檀迦利〉译者序》中，冰心这样来说明她选译泰戈尔作品的原因：“泰戈尔是我青年时代所最爱慕的外国诗人。……我最初选择他的《吉檀迦利》，只因为它是泰戈尔诗集中我最喜爱的一本。”[14]在《我也谈谈翻译》中冰心自述：“我翻译的文学作品很少。……我只喜欢翻译我喜爱的作 品。”[15]在《我为什么翻译〈先知〉和〈吉檀迦利〉》中，她又说道：“我只懂一门外文――英文，还不精通。因此轻易不敢作翻译工作，尤其译诗。我虽然也译过一本国王和总统的诗，那都是‘上头’给我的任务，我只好努力而为。至于我自喜爱，而又极愿和读者共同享受，而翻译出来的书，只有两本，那就是《先知》和《吉檀迦利》！”[16]这既表现了她的无奈，也更加突出了她对这两本书溢于言表的热爱之情。这可以看作冰心选择翻译泰戈尔作品的感性动机。对一个翻译者来说，对所要翻译的作家作品的喜爱是翻译好作品的基础。冰心对泰戈尔的爱慕是全身心的，早在1920年冰心在散文《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中就表达了对这位大诗人的仰慕与赞美之情：

“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17]

除了基于感性的热爱促成了冰心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外，她在《〈冰心著译选集〉自序》中直接阐明她的译书目的，“每逢我读到优美的、用英文写的诗文时，就口译或笔译出来，让不懂英文的人，如我的母亲，让她分享一些美的享受”[14]。由此可见，她做翻译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让不懂英文的人能够分享美的享受，这也就决定了她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她基本上采用的是白话文直译的方法，更易于被读者接受，这也使得她的译作更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拥戴。

其次，文本选择。冰心曾坦言：“我的英文没学好，看英文总是模模糊糊地如同雾里看花一般。因此我从来不敢翻译欧美诗人的诗，我总感到我的译笔，写不出或达不到他们的心灵深处。但是，对于亚、非诗人的诗，我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诗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18]这里冰心谦虚地说是由于自己的英文水平欠缺，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冰心作为译者预设了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习惯与原作者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习惯相对比较接近。比如，中国和其他亚非国家有着共同被帝国主义迫害的悲痛历史；中国文化又很早就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如佛教的传入，等等。这些原因使得冰心极易与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产生共鸣。“可以说冰心和纪伯伦，尤其和泰戈尔在东方文化这一大前提下拥有着潜在的心灵感应。既然心灵可感应，理解就更容易，理解原作的视角和切入点也更容易确定。”[19]

最后，艺术选择。《吉檀迦利》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最能代表他思想观念和艺术风格的作品。“吉檀迦利”是孟加拉文的音译，意为“奉献”，主要表达诗人渴求与神结合的理想追求以及达到这种境界后的欢乐。从深层次看，诗中的神并不是宗教中的具体神祗，而是一种完美的象征，是真理，是光明和自由，是生命的无限。《吉檀迦利》是一部抒情哲理诗，是泰戈尔向神敬献的“生命之歌”，表现了诗人一切矛盾归于和谐的哲学观念，表达了泰戈尔对人生理想的探索和追求。“爱的哲学”是冰心文学书写的灵魂，正如她临终的嘱咐：有了爱就有了一切。郁达夫曾说：“对父母之爱，对小兄弟小朋友之爱，以及对异国的弱小儿女，同病者之爱，使她的笔底有了像温泉水似的柔情。”[20]对作品的美学追求使冰心在精神上以泰戈尔为榜样，在翻译中寻求与泰戈尔相似的艺术效果，因为“美的艺术作品不但能给人带来充分的艺术享受，还能提高人们对生活真理的认识，振奋精神和陶冶情操，鼓励人们投身于改造自然与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21]。冰心心底无法言说的感情，在泰戈尔的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二者产生了高度的共鸣，徐志摩曾称她为“最有名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22]。两人在思想艺术追求上的一致性让冰心的译作散发出迷人的光彩，经受住了时间的洗涤，受到了汉语读者的广泛认可。

注释：

① 前者侧重于从整体的角度，强调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互动；后者从层次出发，强调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依存。

② 所谓“优秀”和“进步”的作品，就是指在思想性上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了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参考文献：

[1] 曾琼. 世界文学中的泰戈尔：《吉檀迦利》译介与研究[J]. 外语教学， 2012（4）： 82?85.

[2] 彭勇穗. 系统和关系――重读与反思多元系统论[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3）： 113?116.

[3] 布迪厄， 李猛.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00.

[4] 何绍斌. 作为文学“改写”形式的翻译， 外国语学院学报[J]. 2005（5）： 66?71.

[5] 陈南先. 俄苏文学与“十七年中国文学”[D]. 苏州大学， 2004.

[6] 杨匡汉. 共和国文学55年[N].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4（3）： 9?30.

[7] 刘健. 论《吉檀迦利》[J]. 南亚研究， 1987（3）：59?72.

[8] 杨晓华. 翻译社会学的理论构架与研究[J]. 上海翻译， 2011（3）： 7?12.

[9] 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10] 耿强， 梁真惠. 国家机构翻译规范研究： 译介学视角[J]. 外国语文， 2012（4）： 103?108.

[1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74.

[12] 查明建. 文化操纵与利用： 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J]. 中国比较文学， 2004（2）： 86?102.

[13] 卞之琳， 叶水夫， 袁可嘉， 陈. 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J]. 文学评论， 1959（5）： 41?77.

[14] 卓如.《吉檀迦利》译者序[C]//. 冰心著译选集.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

[15] 卓如. 我也谈谈翻译[C]//. 冰心著译选集.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

[16] 卓如. 我为什么翻译《先知》和《吉檀迦利》[C]//. 冰心著译选集.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

[17] 卓如.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C]//. 冰心著译选集.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

[18] 冰心. 我和外国文学[J]. 外国文学评论， 1990（2）： 108.

[19] 程香， 张德让. 一片“冰心”在亚非――从阐释学谈冰心与翻译[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5）： 132?139.

[20] 郁达夫.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第6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翻译标准

对于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我国学者严复最早提出“信、达、雅”的标准——“信”即忠实于原文,“达”即翻译的流畅,“雅”即译文的典雅。这一翻译标准至今仍对我国翻译界存在影响。此外,德国着名功能派翻译理论代表人物莱斯对译文按照功能划分为不同的标准:描述性文本,即报道和说明类文本,应注重客观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表达性文本,即各种文学性文本,应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祈使性文本,主要指各种宣传类文本(广告,宗教和政治宣传等),这类文本翻译应注重宣传和感染效果。依据莱斯的观点,The Gift of the Magi属于表达性文本,应注重语言表达的形式,即应忠实于作者的情感立场和语言表达风格。

这两个翻译标准理论,将作为本文比较各个译本的主要评判依据。

The Gift of the Magi作品

翻译好一部作品的前提是要了解这个作品。在The Gift of the Magi这篇小说中,作者讲述了一对小人物的看似很平常的故事,它主要讲述了圣诞节的前一天,住在公寓里的贫穷的德拉想给丈夫吉姆一个惊喜,可是她只有1.87美元,她知道这点钱根本不够买什么好的礼物,于是她把引以自豪的褐色瀑布似的秀发剪下来卖了,换来了20美元。找遍了各家商店,德拉花去21美元,终于买到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这可以配上吉姆的那块金表。而吉姆也想给老婆一个惊喜,他同样卖掉了引以自豪的金表,买了德拉羡慕渴望已久的全套漂亮的梳子作圣诞礼物。夫妇俩为了给彼此准备礼物而费尽周折,礼物最终买回来了,却让人哭笑不得。

翻译好这篇小说,我们首先要体现小说的写作风格,欧亨利在这篇小说中运用了他一贯的幽默语调和简练的语言,选取了一个生活中看似很平常的故事,但故事中又带有淡淡的哀伤,结尾也出乎意料。由于故事情节主要是靠素材体现,故大部分翻译都能保留原作的跌宕起伏;而对语言的整体选择,大部分译文都体现出简单和口语化的特点,对此在本文中也就不再赘述。

翻译中文的化差异

读完这篇文章,许多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标题为什么叫“The Gift of the Magi”。对于标题的翻译也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大家所熟知的中文标题为“麦琪的礼物”。此外,也有其他的译法,如“东方博士的礼物”、“贤人的礼物”。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的版本呢?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标题的含义。

标题中的the Magi②,实为magus③的复数形式,出自《圣经》典故:指东方三贤人,他们在耶稣诞生时给耶稣送去黄金、乳香、没药三件礼物。黄金表示高贵、乳香象征神圣、没药预示耶稣最后要受迫害致死。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都会知道the Magi的寓意,即象征智慧和神圣,看到小说的这个题目自然就能领会这种表达法的含义。但是翻译的目标读者,由于固有的文化差异,很多并不熟知这个典故,所以看到这个题目未必能够明白其中隐含的深层意思。读者即便借助注解能明白the Magi的意思,但仍然很难产生自然的联想。就象汉语中我们用“说曹操曹操到”这个短句一样,我们汉语的读者一目了然,在其他语言中却似乎无法用一两句解释让读者清楚“曹操”深刻的文化含义。

可能正是基于这个缘故,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标题中包含的寓意,伍蠡甫先生最早将The Gift of the Magi翻译成“东方博士的礼物”。可以肯定,参照《圣经》中的典故,这样翻译保留了the Magi的真实寓意,似乎也符合了“信”的标准,但这样的翻译却又难免让人觉得太直白,失去了小说原有的意境。依照莱斯的翻译标准来看,文学作品重在欣赏和体味文章的感情和语言,而这一翻译很明显丢掉了原文原有的色彩。

后来王永年先生将the Magi译为“麦琪”,这显然是音译。此译法难免也有其弊端。首先,译文读者大多不知道典故来源,一眼看到标题“麦琪的礼物”,几乎无一例外的以为“麦琪”是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所以有必要为其加一个注解,加注解后,“麦琪”的含义非常清楚。翻译中遇到这类有典故的文化问题,音译加注解不失为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法之一。它既能保持原作风味,又能促进文化交流,不失为上策。故之后的翻译也大都沿用了“麦琪的礼物”这一翻译方法。

两种译本比较来看,“东方博士的礼物”与“麦琪的礼物”两种译法的不同并不能绝对的区分孰对孰错或是否忠实于原文的问题,只是所达到的效果有差别。如果是对于领悟能力较低的初级读者,译者将the Magi译成“东方博士”或者“贤人”既能使读者避免对小说的标题产生误解,又能使读者深刻领会原文the Magi的含义。而对于文学爱好者,翻译成“麦琪”,则一方面有助于中国读者自发的去探究更深层的英语典故,有助于使中国读者接受和熟知西方文化,有利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读者品味欧亨利的写作风格。

几个译本对标题翻译体现了不同的目的和原则,对于小说整体语言的运用亦存在些许差异。比如对钱币翻译,由于各个国家对钱币的衡量尺度不同,形式也不同,这就造成了“sixty cents ofit was in pennies”翻译的多种多样,“其中六角是铜板”,“其中六毛钱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而且六毛是钢■”,“而且其中的六毛是小硬币凑成的”……这些翻译中大都是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且前两种译法可以看出明显的古代文化。当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这样的概念时,或许这是理所当然的办法。而这样译的好处是使中国的读者觉得很亲切,也很容易想象出“零散”和“拼凑”的概念,容易体会出作者所表达的感彩。然而,文化交流的问题再一次摆在面前——中国的读者读懂了小说的大概意思,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样花钱的,或者说美国的钱币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本着这一目的,我认为翻译成“六十美分是零钱”或者“六十美分是便士”则能够更好的传达这一概念。

此外,这对小夫妇有两样特别引为豪的东西——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和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④。

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都是旧约圣经中非常富有的人物,拥有各种珍奇宝贝,文中通过与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夸张对比映衬出珍宝在夫妇俩真爱面前黯然失色。对于这一表现手法,各个译本几乎一致的采用了保留原有文化中的人物,而后通过注解使得中文的读者对此有了一定了解。这也恰恰验证了这才是符合翻译的最初目标,也是众多读者需求的。

仅从这几处,我们可以看出翻译中难以避免文化差异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重要的是看读者和翻译目的。如果仅是为了普及这一故事或者为了让读者知道欧亨利的作品,或许“入乡随俗”采用中国读者更熟悉的概念让读者觉得更容易理解;而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还是尽量保留其原有文化,虽然读者最 初并不熟知,但看得多了才能真正慢慢了解西方文化。

结 语

翻译的最初目的是文化的传播,而在翻译过程中,难免遇到不同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这就给翻译增加了难度。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差异,更是给翻译家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翻译不仅要考虑文化传递的任务,还要尽量保留其文学价值。而面对不同层次的读者,翻译还应有不同的标准,这样才能使译作最终符合读者所需。

注释:

①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流行的翻译为《麦琪的礼物》.

②被音译为麦琪,英文中实为单词的复数形式,意为“贤人们”.

第7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体翻译研究　文体与翻译关系　翻译实例中的文体学理论 

 

一、引言 

文体学是一门研究文体和语言风格的学科。它在西方传统修辞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直到本世纪初人们才开始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去探讨文体的问题。所以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本世纪内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文体学有传统文体学和现代文体学之分；传统文体学指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分析作家的文学风格，研究代表作品风格特点的语言变体；现代文体学则指用现代语言学的原理与分析方法研究包括文学文体在内的各类文体，本文所说文体学当指后者。 

近来较新的研究领域是用文体学的理论研究翻译及其规律。该领域的学者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和翻译风格，将翻译学与文体学结合起来即文体翻译研究，这是一门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课题。本文拟从文体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 

二、文体与翻译 

文体学与翻译之间关系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第一常规和变异的问题。“常规”和“变异”是文体学中的两个术语。“常规”即指“口语或书面语中人们所公认的标准形式”，“变异”是指“不符合公认的标准的语法和语义规范的话语的统称”。通俗一点说，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总要遵循一定的规范，而这就是常规；但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也不会总是遵循某种语言规范而一成不变，相反，人们为了最恰当地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总是在使用语言时有所选择和变化，甚至使用偏离语言常规的话语或表现形式，这就是变异。请见下面例子： 

The man (gatekeeper) went into drink his can of tea, the girls went on down the lane that was deep in soft dusk. Gudrun was as if numbed in her mind by the sense of indomitable soft weight of the man, bearing down into the living body of the horse: the strong, indomitable thighs of the blond man clenching the palpitating body of the mare into pure control; a sort white magnetic domination from the loins and thighs and calves, enclosing and encompassing the mare heavily into unutterable subordination, soft-blood-subordination, terrible. 

一般地说，涉及到语言规则方面的常规与变异是比较容易确定的，例子摘自James Joyce 的Ulysses，乔伊斯打破了标点符号常规，让句子连成一体，旨在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我们知道, 常规与变异是相对而言的, 它们在对立中存在, 在比较中产生, 因此比较的方法是区分常规与变异的主要方法。在那短短的只有2个句子的段落中却有很多的重复,词汇重复和句法结构重复。这尤其表现在第二句的异乎寻常的扩展之中（而这些正是这一段中的变异之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那个重复得最多的词“soft” 在第一句中“soft dusk”是直截了当的形容词用法但是在下面一句中, “soft weight”就颇不寻常,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联觉表现。它可能是一种实际的描写有些东西重而柔软, 另一些东西又重又硬）。 

第8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商务英语是实用性文本，以广告为例，其交际性很强，翻译过程中采用适度的调整，包括增译、减译、转译等灵活方法会实现预期的目标，收到良好的效果。 【论文关键词】 德 国功能翻译理论 商务英语 广告 运用 一、德国功能翻译理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1971年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主要代表人物是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弗米尔(Hans Vemeer)， 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 和贾斯塔.赫兹.曼塔里(Justa Holz Manttari)。此前西方多数翻译理论家持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即翻译等值理论，这种理论把翻译看作类似密码转换的过程，主张以原语文本为中心，注重的是原语文本，以及在译语文本中保存原语文本的特征。功能翻译理论者认为等值理论在实际翻译中是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同时在许多情形下也是没有必要的。弗米尔提出了译文功能论，他认为翻译的过程是由翻译的目的所决定的，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该是对等翻译理论所要求的原文及功能，而应该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交际功能。随后，诺德提出了“功能加忠实”的概念，指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是由译文预期或所要求达导的功能确定的。由于各民族的语言障碍及文化差异，翻译过程中要关注的重要因素是受众。这一理论强调翻译是基于某种文本的行为，但是原语文本只是给译者提供了多源信息的一部分，允许译者选取性地翻译，原文和译文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质量和数量由预期译文功能决定。诺德为处于特定语境的原文中哪些成分可以保留，哪些成分必须根据译文语境进行调整甚至改写提供了标准。 功能翻译理论的功能指的是语言的传意，诺德的“功能加忠实” 不是对形式或内容而言的，它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与内容是否对等，就文本功能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领悟原语文本的基础上，以译入文预期功能为目的，根据不同语境因素，选择灵活的翻译方法，使原语与目的语发挥同样的传意效果，这使得功能翻译理论较等值翻译理论和极端功能主义表现出更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尤其在应用文体的翻译中表现尤为明显。 二、国际商务英语 国际商务英语是商务人士在国际商务场合使用的英语，这种英语具有和标准英语不同的特点，它是以国际商务为语言背景的应用性语言。国际商务英语既不同于英式英语也不同于美式英语，它们是被灵活使用的英语，强调语言调适和相互可理解性，国际商务涉及到诸多不同的行业和领域， 因此国际商务英语涵盖了相关各个领域的专业英语，如经贸英语、财会英语、金融英语、法学英语、商标及广告英语等。商务英语背后的文化主要是欧美文化，商务英语的翻译受这一文化的制约。这就是说，人们要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使用专门用途的英语，人们发现，英语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行业，团体，功能等因素而产生了变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国际商务英语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在此，本文作者以广告的翻译为例，探讨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在国际商务英语翻译中的运用(1)。 三、广告的文体和广告的作用 文本大致可分为两类：实用类文体与文学类文体，毫无疑问，前者重视内容而后者重视形式，前者以传达信息为目的，后者以美学意义为考量。国际商务英语，无论是商贸信函，合同条款、索赔、仲裁、包装、运输，还是产品说明、商标、广告都属于典型的实用性文体，这类文体的翻译无论在译法上还是在译文形式上都要求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变更性，没有办法做到原文与译文完全等值或对等，以商品的广告为例，广告活动不仅是商业活动，还是文化交流，信息沟通，它在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广告话语的交际目的可以用“AIDA”来概括，即吸引注意(attention)、引起兴趣(interest)、激发欲望(desire) 、敦促行动(action)（黄国文 2001，299），广告的作用在于提供信息、争取顾客、扩大市场、促进销量，所以广告翻译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功能，首先广告语言必须大众化、通俗化、富有感召力，诱惑力，符合大众的审美与实用心里，行文力求简洁明快，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同时要充分考虑原语和译入语在文化上的差异，回避禁忌，用译入语读者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表达。侧重交 际翻译，注重效果上的对等。 四、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在广告翻译中的具体运用例析 目的和功能是实用文体翻译的依据和归点，根据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原文和译文是两种独立的具有自身价值的文本，在翻译的时候，译者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通过充分理解，正确判断以后将原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有条件、有选择、有策略地传递给译语接受者，广告语言用词灵活夸张。因此在广告这种实用性很强的文体翻译中在兼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同时侧重交际翻译，即注重翻译信息产生的效果，关注原文读者反应与译文读者反应的对等。 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的观点，以翻译的目的和翻译的功能为命题，虽然原文的一些文化信息在译文中消失，但考虑到广告的文体特点及用途，权衡利弊，这种舍弃是值得的。通过大量研究实用文体的翻译实践和其达到的目的状况，笔者认为以实现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的适当调整、灵活翻译，突破传统翻译观念，即采用增译、减译、转译、或综合等方式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 1.天上彩虹，人间长虹 Let the rainbow in the sky; Send his twin brother to you —— To keep your spirit high. 这是“长虹”电视机的广告，如果按照字面直译的话应该是：“The rainbow in the sky; Changhong in man’s world”不仅死板僵硬，而且令人费解，很难让人把彩虹和长虹电视机有机地联系起来，对此译文在翻译的时候明显使用了增译的方式，采用了修辞格，运用了拟人和比喻手法，把“长虹电视机”比作“天上彩虹”并比作两兄弟，彩虹是被世界每一个人所期望看到的神美景观，通过To keep your spirit high.的增补，极大地刺激译文接受者强烈地审美欲望和好奇心，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刺激购买欲望。 2.此旅行箱体积虽小，颇具功效。 Compact and Impact. 这则旅行箱广告的翻译中，摈弃了直译或语义翻译的范式，如果直译，它的译文应该是“Although the volume of the suitcase is small ，it is of quite effect ”，如此冗长而平常的复合句译文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可如果用Compact and Impact这两个押韵词效果就截然不同了，Compact代表旅行箱；Impact表达冲击力和影响力，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颇有感染力和创造性。 3．北京团结湖烤鸭店是全聚德挂炉烤鸭，为保证宾客品尝精美风味，本店烤鸭全部现吃现烤。精选纯北京白鸭，以果木挂炉烤制，只需40分钟就能让您品尝到色泽枣红，香酥脆嫩，浓香四溢的正宗北京烤鸭。 Beijing Tuanjiehu Toast Duck Restaurant uses only the finest Beijing Ducks which are only roasted after you place your order. Preparation takes 40 minutes， after we will serve you with a delicious golden red Beijing Duck with crunchy skin. 显而易见，这是一则遵循功能翻译原理进行的翻译实践，译文注意到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北京全聚德烤鸭的世界闻名度采用了转译、缩译的灵活方式，将“全聚德”和“团结湖”进行了巧妙的并译，目的是为了突出“团结湖烤鸭”，其他专业术语如“果木挂炉”是信息接受者不了解也无须了解的信息，在这则广告说明语中就略去了。这样处理的译文言简意赅，完全达到了其交际功能，效果很好。 综上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德国功能翻译论的核心理论——“目的论”对实用性文体的翻译有很积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在翻译实践中得到了证实和检验。 五、结语 笔者认为，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不但对实用文体的翻译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也给商务英语翻译实践提供了比较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翻译不能随便增减词句，可现实的问题是：商务英语中某些特殊的文体，如广告，只有通过增译、减译、改译等适度的调整性翻译才能准确而有效地将原语信息传达给译语接受 者，也就是说功能翻译理论对一些商务英语的文本翻译有很积极的指导意义，但不是绝对的，因为商务英语涉及的面太广，内容太复杂，比如，商务活动中的法律文书文本和商标广告用语就截然不同，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应用尚有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Manchester StJeromePublishing 1997 Wilss Wolfram .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 London Rouledge 1993 林华: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及其在实用文体翻译中的应用[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6） 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对某些翻译方法的新思考[J] .中国翻译2000，（4） 王兴孙:对国际商务英语学科发展的探讨[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7 黄国文: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第9篇：中文翻译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自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翻译界对其的评价各异。本文对“等效论”的历史发展进行简单的疏理，从跨文化交际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了“等效论”在实践操作中的语用可能性，指出等效翻译会导致大量的文化和语言信息的流失。

一、等效翻译理论的提出18世纪末，美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F·肠tier)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里曾对翻译作过这样的描述:“在好的翻译中，原著的优点已经完全移注人另一种语言，从而使这另一种语言所属国家的人能够获得清楚的理解和强烈的感受，其程度和使用原著语言的人相等。由于他的理论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被译介到我国，所以，人们虽然对他的“三原则”比较熟悉，但对于未被他列人“三原则”之中的等效观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1862年，麦休·阿诺德(Mathew Arnold )在其文艺批评作品中也有过类似的阐述:“翻译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应该与原作对其最初读者的影响一致” 1957年，诺克斯(R. A. Knox)在其On English Trans-lation(《论英语翻译》)一书中也主张译作应该“读起来与原作一样能给读者产生相同的兴趣和快乐”。毫无疑问，这些对理想翻译的设想都是建立在一种对穿行于不同语言文化中的、作为桥梁与媒介的翻译活动本身最好的期待上，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那就是语言的可译性与共同性。事实上，在泰特勒、阿诺德等人看来，不同语言之间具有某些相同的或相似的因素或特点，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交际是可行的。在语言的形上层面，这些因素或特点具有某种程度的“等效性”，而翻译的任务即是以不同的语言将这种“等效性”表达出来。

将“等效论”作为一个完整理论提出的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 ) 0 1964年他在《翻译学初探》(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更是第一次明确指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从而确立了“等效论”的基本内涵。1969年，奈达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了“动态理论(Dynamic equivalence )” (mss)，使“等效论”进一步地明确化。到了90年代，奈达对于“动态理论”又有了新的阐述:“在这种翻译(动态翻译)中，不必担心接受者语言信息是否与原语语言一致，它们之间是动态关系，即接受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应与原语接受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保持一致”。在奈达的“等效论”看来，译作对译语读者产生的效果必须与原作对原语读者产生的效果一致。而这个相同或相似的效果最终是以译语读者对译作的反应作为检验的主要标准。这样，翻译活动就从传统单纯的线性语言转换活动转变成具有交际功能和负载了等效信息的语言编 码、传递、解码和接受的复杂过程。因此，翻译须随时顾及读者可能有的反应，翻译活动的服务中心应该从过去的作者转移到译作的读者。这里，奈达已经将翻译形态的“动态对等”(D一ETheory :1964)发展成为“功能对等”(F一E Theo-ry:1993)，从而将“等效论”进一步完整化和系统化。而翻译界至今对他的“等效翻译理论”评价各异、褒贬不一。

二、等效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传递中的信息流失 在翻译等效论看来，翻译其实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把一个原来用甲语言表达的信息改用乙语言表达出来，使不懂甲语言的人也获得同样的信息。因此，翻译既然是以不同的语言或形式再现原文所承载的文化或语言信息，这个信息应该可以是意义上的，也可以是关于某种文体的。译文要做到与原文功能等效，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原文的语境和文化指涉，甚至它最终的语用效果。在跨文化交际中，“等效论”视域下的翻译就必须充当语用交际的工具，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交际和语用的过程。按照Nida的“翻译即是交际”、“翻译即译意”的理论原则，翻译活动中的译者既扮演着接受者的角色，又身临其境地充当着交际者。这样，译语的文化内涵和译语的产生语境就成为他首先要考察的重要因素。这时候他的翻译其实就成为了一种语用翻译，不仅要注重对原文意义的等效传达，还要注意挖掘原文某些话语在特定语境下的隐含意义。

但是，当一个译者将上文所提及的原语文化内涵、会话情景和隐含意义等因素一起考虑进翻译活动中时，在更多的时候，他无法全部做到。根据会话原则，在交际中对会话含义的推导是会话顺利进行的基础。但这个推导过程是很复杂的，尤其在文学作品中，话语往往承载了太多的语言信息或文化信息。那么，当他力图进人这种跨文化交际的会话情景中时，他既要表达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又要不露痕迹地揭示作者的隐含意义，而且这一切是建立在他将原语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基础之上，大量的语用翻译实践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真正的翻译活动中，无论是功能等效，还是语言等效，都很难成功。

正如金堤先生在《等效翻译探索》中所指出的:“对等从来就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恒在的，文化因素本身是无法等效转换的。例如，客观地说，属于某种同一文明的语系内部，即存在着诸多的异质因素，如英国人与美国人在行为方式和语言表达上就有着很大的不 同。东西方人在思维习惯、美感和文化纬度上更是存在着很多迥异的地方。中国人表达的情感或处理问题的方式与欧洲人也就大相径庭。相对来说，中国人“喜具体，长归纳”，而西方人“喜抽象，长推理”。

文化与语言是互为一体的。正如Juri Lotman和Uspenskij所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中西文化的差异体现在两种语言上，从形式上来说，英语重逻辑、重组织，句子结构长，句子间的关联词丰富显明，且层次之间过渡清晰、有条理，句子呈“树型结构”;而汉语则注重整体结构，首尾呼应，并一般以动词为中心，构成层递式叠加，句式则呈“线型结构”。那么在翻译活动中，由于等效论鼓励的是译者译“意”，在内容和形式之间，在二者无法兼顾的时候，形式总是成为首先被抛弃的对象。而事实上，有时候话语的文化特色往往就附着在它的形式上。一种文化的语言一般都是具有别种文化的语言所无法替代的某种独特的形式，词汇本身意义的繁复、话语结构的灵活性与多样性等都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当我们用等效论翻译爱·伦波的结构繁复、曲折幽晦的恐怖小说时，如果我们只将小说的内容或句段的意义传达出来，而将那些用以衬托恐怖气氛、制造神秘气息的漫长的句式和复杂的句法等形式因素舍弃的话(因为我们是无法在汉语中找到和它们具有完全一致的句式或表达)，那么译文的读者就不可能像原文读者那样体会或享受到小说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乐趣，而那些伴随着特殊形式的原语文化因素就会损失了不少。

因此，从文化转移的层面上来看，在跨文化交际中，等效论翻译具有极大的语用难度。在很多时候，它必然会损失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文化因素，因为它进行的前提是一种“功能”等效、交际等效，它重视的是交际的顺利进行和语义的准确传达。

三、等效翻译在译语文化的接受过程中的信息流失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在等效翻译活动的第一个阶段，当译者既作为原文的接受者又作为译文的传达者时，由于原语与译语的文化差异、译者本人对原语文化和语言的掌握程度、译者为了功能等效而有意识地对原语文化信息的选择、比附与传达等因素的影响，译文文本的面貌与原文文本的面貌就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改变。这是任何翻译中都不可避免的现象，但由于等效翻译重在译意，这种损失就显得更加明显。但是，这还只是等效翻译活动中第一次信息的流失。等效翻译中造成信息流失的还有诸多的因素，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译语接受者，即译文读者的接受因素的考虑、译者对原语文化的“归化”等。

正如接受美学所倡导的，接受者是任何进人交流或交际活动中的文本所必须顾及到的重要因素。当一个文本缺乏接受者的欣赏或解读，它就根本无法传播或流通。接受者是重要的媒介。而等效翻译理论同样对译语读者倾注了太多的注意力。如果依据等效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必然会为了译语接受者接受的需要而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有时甚至是舍弃了很重要的原文特色。在更多的时候，译语读者并非是等效论所描述的那种理想状态，而是层次不一、千差万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