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主题党日精选(九篇)

第1篇：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

 

关键词：参政党　理论　重要性

在多党合作实践中产生、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政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民主党派建设与参政规律为研究方向的参政党理论,则是中国特色政党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是一个亟待加强和进一步完善的领域和学科。为什么要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如何认识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我们在学习与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

参政党理论建设似乎是一个新的命题,实际上在我国政党制度形成期间,这一课题就已经提出来了,最先提出这一课题的就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1949年8月24日,正在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筹备期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针对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的严正声明《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当日致函民建负责人黄炎培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8月26日,毛泽东又给黄炎培写信指出:“民建此次声明,不仅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毛泽东的这两封信函在中国政党合作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党派理论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民主党派思想理论建设的要求和方式,并把建立民主党派理论的重要意义提升到建立民主党派主动性和发展多党合作的战略高度来认识。1994年,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著文重温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述,感慨万千,他说:“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参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后,重温毛主席的指示有了较之过去清醒得多、深刻得多的认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民主党派理论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基本性能,是一个政党能否保持和增强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这位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写进《宪法》作出贡献的老一代党派负责人,一直不忘毛泽东的指示,长期坚持思考和研究民主党派理论建设问题。《孙起孟文稿选编》中有7篇讲到理论建设。孙老深有体会地说:“民主党派的理论建设并不难,其实质就是把民主党派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使之带有条理性、结合性,上升到理论。这种理论事实上民主党派已经在做,只是还没有把它摆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工作还不系统,还不够自觉,与实践本身相比还落在后面。”这一点是十分中肯的。

客观地说,真正意义上的参政党理论研究是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中国特色政党理论建设,宣布各民主党派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并把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极大地调动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各民主党派工作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邓小平非常重视民主党派参政的制度化建设。1989年1月2日,邓小平在一位民主党派成员的建议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

第2篇：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

关键词：修宪；两党制；选举制度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026-02

近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屡屡提及修改宪法的设想，并在国内进行推动宣传，但是来自自民党的安倍晋三并没有得到执政联盟公明党的支持，关于修宪的议题究竟能走多远还需要拭目以待。至于安倍晋三致力推动的修宪，在日本的政治现实中来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里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日本的政党制度。

日本1955年形成所谓的“五五体制”，即以自民党为首的一党独大制。自民党控制着日本政坛，但是在1993年自民党因实力下降，难以独力控制众议院，遂组建执政联盟，直到2009年被民主党夺取执政党的地位。

一、政党制度变化的原因

（一）自民党自身原因

1.自民党执政能力低下

1993年后日本自民党一直无法保持众议院绝对多数的席次，故不得不组建执政联盟。面对严重的经济政治问题，2001年以改革为主题的小泉纯一郎获得民众的支持，成为日本新首相。因为日本金融尤其是银行的大量坏账，导致日本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到2006年3月，日本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从2001年3月的5.3%下降到1.8%”[1]，小泉通过一系列改革确实降低了银行坏账的比例，使得日本经济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开始增长。小泉的改革增强了日本经济的活力，但带来了日本社会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不良后果。

自民党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使日本的经济社会问题得到有效改善的情况下，日本民众失去了耐心，2009年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失去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彻底失去了政权，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党。

2.自民党派阀林立

自民党在1955年后，成为国会最大的党，别的政党无法挑战自民党的地位，形成了稳定的一党优位制。而社会党在无法取得政权的情况下，满足于做第一大在野党的地位，社会党在相当程度上对自民党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自身却无法提出系统的完整的执政方略，“在‘1955年体制’仅度过五六年的时间，就放弃了对政权的争取。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总选举中，该党经常是只确立不过半数的候选者，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其放弃了对政权的争取”[2]。使得这种稳定的政党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实质上使得在野党进一步泡沫化，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样，自民党政策的变化只能在其内部的派阀竞争中得到实现，当某一派阀的政策不能有效满足民众的需要或者民众反对时，别的派阀将取而代之，这种派阀之间的政策转换，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日本政党轮替的另一种形式，所以这种派阀在自民党内存在是某种程度上对政党不正常关系的补充。填补了在野党失效后的权力制衡和斗争，自民党的派阀存在也使自民党的政策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成为缓解民众不满的缓冲区。

派阀林立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分裂，1993年自民党失去政权就是小泽和羽田分裂的后果，当某一派别在自民党内做大并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后，该派会携众多议员和民意自重，会逼宫，争夺首相的位置。日本自民党首相在前期往往不是被选民赶下台的，而是被党内派阀赶下台的。

派阀林立的后果之二是，政策难具稳定性和不利于深度改革。派阀林立使得日本的首相在位时间都比较短，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一下积弊甚深的政策是有很大难度的。而且深度改革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日本自民党的政策往往是讨好选民的，暂时有利于拉拢选民集中选票的手段，而一些长远看对日本有利却不利于眼前的政策往往不会被采纳，这样很多严重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被一再拖延一再忽视，甚至是有意忽视。

（二）民主党的崛起

民主党成立于1996年，是由小泽一郎为首的自由党和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民主党合并而成的。小泽素有选举之神的美誉，被称作日本的希特勒。小泽作为日本政坛的实力派，本身即是此自民党分裂后自立门户的，深知自民党的种种积弊

。在小泽和羽田的分裂后，自民党就开始陷入了分裂的泥潭，不断的分裂后，自民党自身实力进一步衰落。只是在小泉执政时又短暂的增强。而民主党的成立也是小泉的强势人气下导致的，在野党为了对抗小泉领导的自民党开始进一步整合非自民党势力，最终形成了最大的在野党，成为自民党最大的对手。

在民主党之前，日本政党并没有有效地制衡自民党，就是1993年的短暂下野，也是因为小泽等自民党实力派的分裂导致的，而非其他在野党的有力挑战。自民党之所以能够维持38年的1955年体制，相当程度上是没有有力的挑战者促成的，原本最有实力的社会党一直没有扮演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而一些其他的政党一直没有能够壮大自己，有效整合非自民党势力，而且长时间的连续执政，让其他小的在野党进一步泡沫化和无力感。最后严重衰落，失去制衡自民党的实力。

而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时，议员往往由总裁提名，而总裁的提名是源于派阀的推荐，这样议员强烈地依附于政党和派阀，在别的政党衰落时，想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能够挑战自民党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具相当的实力是不可能去做这样无意义的事。事实上，小泽和羽田敢于分裂，除自身有很强的实力外，日本失去的十年，让自民党的弱点暴露无遗，金权政治使得民众对自民党非常不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小泽看准自民党的弱点和民众的意愿，小泽羽田才组建了新的政党，并最终成为最大在野党民主党。

（三）选举制度的变化

日本的选举制度是两种选举制度的混合物，小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的混合。“在1947-1993年的第23届—40届的选举中，日本众议院选举一直采用中选举区制的单记转让式投票制。中选举区制贯穿了整个五五体制时期。在中选举区制度下，同一选举区可以推选复数的候选人。1947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修正案》，全国划分为117个选区，共选举产生466名众议院议员，每个选区产生3-5名议员，实行无记名单记投票制，按取得有效票数多少次序决定当选者”[3]。这种中选区制，使得日本政党的选举事实上集中于自民党内部派阀的竞争。由于其他在野党实际执政的可能性很小，那么选票就流向自民党，区别就是流向哪个派阀推荐的议员而已。所以，每个派阀往往推荐自己的候选人，这种情况下，每个议员几乎都要投靠在某个派阀门下，否则连议员参选的资格也很难得到。议员高度依赖于派阀，进一步促进了派阀的巩固和发展，之后造成日本自民党严重的派阀林立。 1996年众议院选举，开始采用新选举制度小选区制和中选区的比例代表制，“众议院法定人数为500人，其中300人由小选区以相对多数制选出，200人以比例代表制选出，2000年比例代表制名额削减为180人，议员总人数为480人，全国划分为300个小选区，11个比例代表选区，每个小选区应选议员为1人，比例代表选区应选议员为6～29人不等。”[4]这是日本新的选举制度，对于日本政党的壮大和消亡有着极大的影响。众所周知，小选区制有利于大的政党，尤其是有利于最大的政党，事实上容易造成小党的消亡。

在面对合作还是消亡的选择下，日本其他党派开始分化组合，如果日本采用纯粹的小选区制，那么日本政党将向两党制方向发展。其他政党为了生存，必须和其他小党派联合组成非自民党势力反对执政党，这样会加速政党的整合和壮大，日本将会形成自民党和非自民党的两大政党或政党联盟。

二、政党制变化的影响

（一）两党制逐渐形成

1993年自民党下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下野，并且很快重夺政权。但是日本从1993年开始真正走上了政党大调整时期，在小泉的高人气改革的逼迫下，在野党开始了有力的分化组合，形成了现在的执政党民主党，这段时期是日本在野党由弱到强的反复调整期。

现在，民主党取得政权，严重打击了自民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成为日本崛起的最强大力量。自民党必须要和过去切割并深入改革自身的积弊，自民党的严重衰弱将是自民党改革的根本动力，如果自民党想重新夺回政权，必须要全力整合党内派阀和破除僵化。

日本的民主制度进入一个深度调整期并逐渐走上稳定的政党民主体系，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日本将最终走上两党制之路。日本的其他小党派将会出现分化组合，往往选择自民党和民主党中的一方为依托。自民党的完败让自民党走上改革之路否则将一蹶不振，而让民主党进一步走上中庸的执政之路，否则民众

依然会抛弃它。

两党制的发展将使两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立场，协调内部分歧。并且彼此的政策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二）日本选举制度进一步改变

当年，自民党推行选举制度改革时，是因为改革有利于最大党，在和众多党派协商下，保留了小选区制和中选区比例代表制。目前，在民主党为国会第一大党的情况下，继续推进选举制度改革应该是民主党的题中之意，因为这种改革有利于民主党。之前自民党等一直在推行逐渐减少中选区比例代表制，提供小选区的比例，今后民主党很可能延续这一改革方向，进一步提高小选区比例。小选区比例的提高，将在制度方面促进两党制的形成，如果不出意外，各个党派很可能会分别融入自民党和民主党，形成自民党和民主党对峙的政治格局，处于第三方的政党，如果不能改变自身立场，将逐渐失去选民并消亡。

参考文献：

[1]杨伯江.改革——日本政治主旋律的起与落[j].当代世界，2008，（4）.

[2]耿丽华，于丽萍.日本政党政治失败的十年[j].世界政党，2005，（8）.

[3]闫国生.冷战后新选举制度及其对日本政党政治的影响[j].行政与法，2008，（2）.

[4]周杰.新选举制度对日本政党体制的影响[j].日本学刊，2009，（4）.

[5]徐万胜.参议院选举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j].日本学刊，2008，（1）.

第3篇：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

一、人员调整制度。各乡镇和包村部门在确定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的人选时，原则上要把那些熟悉党建知识、热爱农村工作的年轻后备干部和已从实职岗位退居非领导职务的干部选派为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换，对因工作调动或其它原因确需调整的，包村部门要及时同乡镇党委沟通，并报县委组织部批准。

二、驻村工作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工作与原单位脱钩，每月到村上工作时间不少于20天，离开派驻乡镇、村3天以上要向乡镇党委书面请假。条件成熟的村，可由乡镇党委任命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挂职村党支部副书记，以便于开展工作。

三、学习培训制度。派驻期间，指导员统一纳入乡镇干部学习培训规划，参加乡镇党委组织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同时，要积极指导并督促执行好所驻村建立健全“”、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等制度。

四、交流反馈制度。县委组织部每季度召开一次指导员工作例会，听取指导员工作情况汇报，相互交流经验，共同探讨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县属涉农部门主要领导要参加县委组织部组织召开的指导员工作例会；乡镇主要领导要参加乡镇组织召开的指导员工作例会。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每月要向所派驻乡镇党委和派出单位汇报思想、工作、生活等情况。

五、工作帮扶制度。派出单位要按照“干部作代表，单位作后盾，主要领导负总责”的要求，明确联系领导，并把指导员派驻村及乡镇作为挂钩联系点，单位主要领导每两个月至少一次到联系点进行调研、指导，并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扶；乡镇领导要同党建工作指导员保持经常性联系，帮助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协调并指导开展农村工作，加强同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派出单位的联系和沟通。

六、约访群众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要经常走家串巷入户，做到“五必到五必访”，即：自己所驻村召开决定重大事项的村两委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必到；村里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必到；村里重要经济活动必到；村里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必到；村干部要求帮助解决问题必到和村里的困难户、示范户、党员户、村民代表户、老干部户必访，及时了解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同时，为方便联系，各指导员要将姓名、工作职责、联系方式及电话等内容在村务公开栏上公开或制成便民联系卡发放到各户，随时接受群众的约访。

七、廉洁自律制度。党建工作指导员在派驻期间伙食费用自理，在农户家搭伙用餐要按所驻乡镇的有关规定交伙食费，不得扰民。要严格做到“五个不得”，即：不得在所驻村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各种费用；不得用公款吃请；不得收受所驻乡镇、村发放的各种补贴、有价证券；不得在所驻乡镇、村廉价购买物品和土特产；不得参与有损党员干部形象的活动。要自觉服从乡镇党委的领导，自觉执行各级组织的决定，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或下村后擅自返回，经教育不改的，视情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八、考核奖惩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的考核由日常管理、年终考核和群众评议三部分组成。

日常管理。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的日常管理以乡镇为主，派出单位搞好协助，县委组织部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指导员的出勤和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检查情况及时进行通报。每位指导员一般每年要走访所驻村农户一遍，平时要详细做好工作日志或民情日记，以备检查考核。

年终考核。由乡镇党委根据党建工作指导员的职责和派驻村的实际情况制定考核细则。年度考核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县级选派的干部由县委组织部会同乡镇党委组织考核，乡镇驻村干部转为指导员的由乡镇党委负责考核。考核时，先由党建工作指导员根据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办法进行工作总结和自评，再由乡镇党委组织考核。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工作总结、自评和乡镇党委的考核意见一并报县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对县属部门下派指导员的工作考核情况进行复核、审定。

第4篇：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

关键词：日本 自民党 派阀政治

自民党作为日本战后长期执政的第一大党，其政治中心一直表现为派阀政治。要研究日本政治，就要了解和掌握派阀政治，如果忽略自民党的派阀政治就无法正确理解和把握日本政治。“派阀”从字面上可以分解成“派”和“阀”两个层面。日本问题专家高洪认为，“阀”之生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政府中“藩阀”的久远年代，一百多年的政治历史中派阀政治其表现虽然不尽相同，但“阀”的排他性质和垄断性质的确是凝聚起派系的核心，乃是不争的事实。

一、自民党派阀政治的形成

前文讲述了日本自民党的派阀政治可以追溯到“藩阀”时代，那么“藩阀”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日本明治维新后成立的新政府内部，同藩出身者之间彼此关系密切，他们努力保护、照顾本藩的利益，并不断地将本藩出身者吸收进政府，试图扩大本藩出身者的势力，形成“藩阀”。其实，派阀不能算作是个正式的机构，它是一个政党内部的小集团。派阀是一种私下组织，而且这种组织的形式与议员自身的喜好、人际关系、乡土关系等因素有关。各派阀价值观不同、代表利益不同，所主张的政策也往往不尽相同。

藩阀政治是明治时期日本政治的主要特征，而派阀政治是“五五年体制”时期日本政治的主要特征。1956年12月14日，自民党进行总裁公选。公选的结果，是石桥湛山成为继鸠山一郎后当选为第二任总裁。“几乎没有群众基础的石桥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当时自民党的派阀尚在形成之中，还没有固定下来。但是，通过这次总裁选举时的拉票交锋，企图登上政权宝座的自民党领导者们更加明白了培养派阀是必要和不可或缺的道理。”这次选举也给自民党带来了划时代的重大影响，“那就是通过这次选举确立了自民党的派阀体系”。[ 同上：254-255]自民党的派阀体系在成立之初，有11个主要派别。经过这次公选后，这些派别经过整合变成了8个主要派别，又被称为“师团”。这8个主要派别分别是池田（勇人）派、佐藤（英作）派、石井（光次郎）派、大野（伴睦）派、岸（信介）派、石桥（湛三）派、河野（一郎）派和三木（武吉）派。这些派系经过时代的变迁有3个最后消失（石桥派、石井派、大野派），最后剩的“五大派阀”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

二、自民党派阀政治产生的原因

派阀活动必然对自民党的权利结构和政治实践产生影响，形成派阀政治。自民党的派阀政治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金赢认为，一言以蔽之自民党的派阀政治之“所以能够发生而且长期存在，是因为中选举区制的制度环境。”究其原因，“由于同一选区经常产生复数的自民党议员，因此仅有党本部的公认是不够的，候选人必须依靠派阀和后援会的力量，依靠在某一政策领域调整利益的特长，才能顺利当选。”而且，“在中选区制时代，自民党属于分层型、分权型政党。众多的派阀作为中间层占有和瓜分党权‘大饼’，居于下层议员与上层本部中间，党内的决策模式自下而上。”徐万胜认为，“二战以后日本引入了中选区制度，每个选举区选出3～5名候选人，这极易导致党内人员之间的强烈竞争，导致一些年轻议员不得不投奔派阀获取政治和资金上的支持来扩大当选的概率。”另外，“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方式也推动了党内派阀的形式。”因为根据规定，总裁当选需要两个要素：一定数量议员的推选和表决中获得多数过会议员的支持。如果总裁候选人拥有自己的派阀，那么就可以依靠自己的派阀力量推选参与预选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拉拢联合其他派阀，反复协商以使自己竞选成功。李莹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自民党派阀政治产生的原因，即历史上的原因、制度方面的原因和实际政治运营的需要。具体说来，首先历史上讲自民党是靠求大同而存小异形成的体制政党。在成立之初就涵盖了众多的保守流派，不仅有政治路线上的差异，有人与人之间的恩怨，也有因出身不同而形成的“党人派”和“官僚派”的对立。制度方面的原因如前所举徐万胜提出的原因基本一致，在自民党内部为了在选举时获得有利条件而必须依靠派阀的力量。最后一个是实际政治运营的需要。从岸信介内阁时期开始自民党的派阀联合执政形态得以巩固，以派阀为单位来获得官职并加以分配，促使派阀进一步定型。所以，从本质上讲，把派阀领袖与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利益主义和合理主义的产物”。

除上述原因之外，派阀政治的产生以及存在的原因还应与日本社会独特的文化特征有关。日本人有着强烈的集团意识，在集团内部讲究的是下级对上级的忠诚和服从。派阀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也就是派阀内存在着等级关系、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这些都是日本社会社会政治的缩影。

三、派阀政治的历史发展阶段及特点

一般说来，人们把1993年前的自民党派阀政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5年至1978年，即所谓的中小派阀阶段。这是自民党成立初期，各个派阀由小到大、不断发展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至1987年，即所谓的派阀突出阶段。这个时期是田中派得到大发展、居于主导地位，而其他小派阀无力与之抗衡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1987年至1993年，即所谓的大派阀阶段。这个时期主要是指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合纵连横，在自民党中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派阀。

自民党的派阀政治具有与其他政党不同的特点。高洪在《日本政党制度论纲》一书中将自民党派阀政治的主要特点归纳总结为：第一，自民党派阀虽然最初也缘自不同党派的政治见解，但却因漫长的“五五年体制”中保守政党内部香火衣钵接续演变为“人脉”性质的组织体系；第二，人事关系上的春城关系使得自民党派阀用于很高的稳定性，派阀内部的利益甚至常常超越全党的整体利益；第三，在纵向结构社会里，派阀的变化往往惟派阀领袖的马首是瞻，派头与派系阵营中的成员都具有明显的主从关系痕迹。前者起到保护伞和靠山的作用，后者则必须为受到庇护和提携付出必要的政治忠诚。

臧志军则从内部结构、目标指向、组织类型、生长过程、组织氛围等六个方面分析了作为自民党特殊政治集团的派阀所具有的主要特点。首先从内部结构上看，派阀的核心是派首或曰首领。派首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取决于其在党内的发言权和派阀规模的大小，制约派阀规模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资金的多少。各派通常只是在有关政治权利资源分配、重要政治职位获取方面显示出“集团效应”，而在其他政策领域，则很少直接、主动地发挥集团势能。派阀只是自民党内的非正式组织。然而，派阀有不同与一般的非正式组织，因为它在自民党内部已经实际取代了正式组织序列，一旦时机成熟派阀均会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除个别从事隐秘活动的成员以外，绝大多数派阀成员均不隐瞒自己的派属，而且其活动的目标直接指向政治职位的获取。另外，派阀内部还存在着一种义理精神。

四、结语

自“五五年体制”以来，日本自民党经历了多年执政的历程。虽然在1993年曾有一次短暂的下野经历，但总体上掌握了日本政坛50多年的执政权。但是，随着2009年大选的惨败和的执政，日本的政党政治已经由自民党一党独大向两党制转变。国会选举也开始由派阀本位向政策本位转变，派阀政治的主导作用已经呈现衰败迹象。日本自民党的派阀政治还能走多远？50余年来，日本自民党这种“党中有党”的派阀政治，是否会随着日本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最终走向消亡？这些将是我们今后持续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高洪.日本政党制度论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8-69.

[2]王振锁，徐万胜.日本近现代政治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48.254-255.

[3]李莹.日本战后保守政治体制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258.

[4]金赢.密室与剧场――现当代日本政治社会结构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4-135.258-260.

[5]徐万胜.战后日本政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151-152.

第5篇：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

（一）1941年的“九月会议”：拉开整风序幕

会议过程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即党史上的第一次“九月会议”。

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呢?说是“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非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而拉开了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的序幕。

这次会议的时间比较长，从9月10日开到10月22日。但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5次会。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秦邦宪）、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李）、陈伯达、高岗、林伯渠、、王若飞和彭真。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九月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9月10日、11日、12日为第一阶段：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旨报告，与会者联系实际发言，许多人进行了自我批评。之后休会半个多月；9月29日、10月22日为第二阶段：十年内战后期负责中央工作的博古、洛甫和李，进一步作自我批评。

在政治局召开的5次会议中，先后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的报告，肯定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不少同志联系“两个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表现，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特别是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幡然醒悟，痛心检讨。不少人发言两次，甚至还有的人三次发言。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严格要求自己，找出教训，分析危害，明确纠正的方法，会议开得成功而热烈。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解放日报》配合“九月会议”，连续发表社论，如：《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加强党性的锻炼》、《打碎旧的一套》等，以及胡乔木、艾思奇等的文章，宣传开展整风学习的意义和应取的态度。

会议内容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内容有三个方面：（1）过去党长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后者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严重。（2）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他指出，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政治路线，但主观主义的遗毒仍在。延安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他指出主观主义来源于党内“左”倾传统、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三个方面。（3）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办法。要求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要宣传前者，用它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此，要实行学制改革，研究马列的方法论，反对性。要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提出：中央政治局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要“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讲话后，首先发言做自我批评。他表示完全同意的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错误路线的观点。他分析说：那条错误路线的特征是政治上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号召攻打大城市；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顶点。他检讨说，自己在莫斯科学了一些马列主义条文，回国后不了解实际，却写文章、作报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军事战略，要苏区和红军去实行。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根本塌台。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调查研究，夸夸其谈，自以为比别人高明，就会转化为教条主义。他建议，七大时一定要彻底清算教条主义。表示，自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下决心补上这一课。4个月后，他毅然去陕北农村，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自觉补课。

接着发言的是博古。此次会议前，他就承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许多政策错误，他应“直接负责”。此次会议上他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整个路线是错误的。这表现在对革命的性质、动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结合，以及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等问题，都有不正确的认识。过分估计敌人的动摇和崩溃，夸大革命的力量，总说革命比以前更“高涨”。这就导致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强迫命令主义，对中间阶级不讲策略；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他分析说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那时，我们把马列主义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做教条在苏区搬用。

9月11日，王稼祥发言说：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是以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致后来还会犯错误。我们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没有实际经验，很容易地成了教条主义者。

任弼时在9月12日的会上发言，表示完全同意的报告，说这个报告在党内外影响很大。他分析说，陈独秀有社会经验，但对革命不敢前进；李立三等缺乏社会常识，只知一味地“前进”。四中全会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它脱离实际，又要巩固自己的地位，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他联系自己说，过去以为学了理论去做实际工作，就是理论联系了实际。、刘少奇能根据实际情况，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他检讨说：在中央苏区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诱敌深入”的意见，认为苏区以外也能打仗，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啊。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那时，我们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

李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他在立三路线时期担任过中央领导工作，积极执行了错误路线。他说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就是反对；在江西反对“邓、毛、谢、古”，就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的路线。他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受到大家的肯定。

在“九月会议”上，大家都认为土地革命后期中央的路线是错误路线，但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却不一致。这个问题，直到1943年的“九月会议”才得到统一，认为那是一次王明用阴谋手段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中央全会，从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长达4年之久，对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

王明对抗会议

王明在会议过程中，态度消极，情绪抵触。10月17日，、王稼祥、任弼时一起找王明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他不但拒不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文过饰非，大讲自己的“功劳”，并批评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会议对着干。别人发言时，他傲慢地撇嘴瞟眼，流露出一副十分傲慢的神态。

9月11日，王明第一次发言，他言不由衷地说：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反主观主义与反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接着他炫功说：1930年反立三路线时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斯科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洛在中央苏区时对毛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会议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表明自己一贯正确。接着，他假惺惺地说：当然我也有缺点，就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所以，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王明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他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空洞无物，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

9月12日，王明第二次发言。他抓住李发言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发言时说，经过检查，放下了思想包袱，觉得“轻松愉快”。这句毫无问题的话，却被王明大加批判，认为李的检讨“不诚恳”、“不彻底”。王明说：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李）却认为“轻松愉快”，这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纠正错误的。

然后，王明采用“搅浑水”的战术，在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说这个是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以图转移目标，在混乱中逃脱大家对他的批判。

“九月会议”后，王明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在10月8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向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发起进攻。

王明第一个发言。他首先郑重声明：昨晚和等的谈话，“是随便谈的，今天我把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他谈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时局问题。他认为，国际来电后国共关系仍不好，妨碍统战，其原因是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该文没有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未说明要联合大资产阶级，也未说明今天我们不希望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抗战期间要与搞好关系，应承认政府的领导。二是关于过去武汉的工作。王明认为，他与党中央是一致的，那时的“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个别问题”包括：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谈话，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和前方发指示性的电报等。说这些都是“作风问题”。他发言后，气势汹汹地冲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做结论全在你。”颇具挑衅性。

本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王明的错误已作出原则性的阐明，此时他又翻案。10月12日，王明突然称病，不参加政治局会议，拒绝批评，干扰了会议进程。

会议成果

这次“九月会议”，采取主题报告和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与会同志本着对党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联系自己，联系实际，畅所欲言地进行讨论。会中也有一些批评和争论，但都是说理的。随着讨论的深入，对几个党的重要历史问题取得了共识。

关于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大家共认，1932年至1935年，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中央实行的是一条“左”倾机会路线，表现为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对此，王明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都同意了”。

关于经验主义问题。以往人们对经验主义的危害没有全面、深刻地认识，此次会议对于这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王稼祥、和任弼时的发言都认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指出，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可以互相结合，相互为用。经验主义常作主观主义的俘虏，就是因为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如无经验主义帮衬，就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故二者能结合。后来，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谈到经验主义时，吸收了的观点。

关于对刘少奇的评价问题。在9月11日的会议上，陈云有一个重要发言。他说过去白区的主观主义错误路线，在刘少奇、刘晓到达后才得到纠正，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据此，陈云提出，现在刘少奇的位置摆得不适当，将来要提高。这个观点得到大家的认同。后来，刘少奇在延安升为党中央的二把手。

九月政治局会议，尽管受到王明的干扰，但是关于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中央高层还是统一了认识，为以后的全党整风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会中也提出一些尚待讨论解决的问题，如这条机会主义路线始于何时?它的标志是什么?如何评价党的四中全会?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与错误路线的关系如何?等等。

这次“九月会议”的政治思想意义是巨大的。一是鉴于以往对学习重视不够，中央作出《关于设立高级学习组的决定》。高级学习组，又称研究组，负责组织党的高级干部（中共中央、中央局及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的某些职员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学习党史，学习理论，自上而下地带动全党整风学习。12月，由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出版，内收文献资料662篇，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1942年10月，又出版《六大以前》）。二是中央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即“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和“复查受错误路线打击干部委员会”，由和陈云分别担任主任，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进行实际清理。三是改革干部教育。为此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四是中央作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各部门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做好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这两件大事。五是中央根据会中提出的：思想教育是政治局“第一等的业务”意见，决定以整风精神，大力改进宣传工作、《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和文风。

以上五点，从思想到组织，从目的到措施，保证了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彻底清算，促进了党的高级干部政治路线水平的提高。1942年2月，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三、四月间，回叙了1941年“九月会议”的意义。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意义非常大。“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对于“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果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1943年10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要改造好中央，就得经过各种步骤，条件成熟。前年的“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在1942年2月1日）到中央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报告的，审查干部也很困难。再一次肯定了“九月会议”。

（二）1943年的“九月会议”：奠定七大胜利

会议经过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党史上的第二次“九月会议”。主题是关于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和抗战初期的右倾路线错误。这次会议，是在非常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召开的：平静了两年的国共关系又紧张起来，加紧法西斯化；共产国际解散，国际上浪潮弥漫；王明再度暴露出投降主义面目。

先后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康生、、洛甫、博古、邓发等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请病假。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聂荣臻、、、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肖向荣和胡乔木等19人。

“九月会议”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9月7日至10月6日。其中9月7日至9日三天，有博古、林伯渠、、陈伯达、发言。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等待回延安参加会议，同时安排其他工作。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为此，由主持，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了《两条路线》（上、下），收入从建党到1943年间党的重要历史文献137篇，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的主要学习文件。11月1日，高级学习组召开大会，揭发批评王明的错误，王若飞、陆定一以亲身见闻揭发批判王明；王胜荣、李国华原为王明集团的成员，现在反戈一击，揭发王明在莫斯科的许多错误。第二阶段从11月13日复会起，此时回到延安，中央高层整风进入第二阶段。有讲话，博古、作检查，、任弼时发言，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进一步揭发批判。11月下旬，大会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与王明谈话，传达大家的意见。之后，1943年底至1944年初，政治局整风会议又停了一段时间。第三阶段为1944年开春后，中央整风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历史问题作出总结。此间中央很少开会，以便大家集中学习。5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着手准备召开六届七中全会。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过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形成空前团结一致的局面。至此，第二次“九月会议”经过1年又7个月，胜利结束。

主要发言

博古在第二次“九月会议”上检查说：抗战初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是的正确路线，一是王明在长江局推行的错误路线。他承认自己是这条路线的“负责者之一”，应该受到批判。博古揭发说，王明反对在《新华日报》发表的《论持久战》。王看不到的本质，曾对外国记者说，是“英明全才”、“雄才大略”，抗战要依靠。对于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的法”，放弃独立性；在党的建设上，他把共产党降低为民族革命党，一味追求公开，使党在白色恐怖到来时遭到重大损失；在思想作风上，钦差大臣味道十足，到处发文件，形成另一个中央。11月13日，博古做第二次检查。他承认在莫斯科是教条宗派仅次于王明的“第二号人物”，反对过中共代表团；回国后，在米夫、王明扶持下，控制了临时中央，成为在国内推行立三路线的“第一人”。临时中央反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的游击战传统，打击毛的干部，使毛不能开展工作。遵义会议上，强调客观原因，没有承认错误。抗战后，从极“左”转到右，不同意独立自主，成为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和赞助者。

林伯渠批评王明的路线是“洋共”，引用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欺负我们的“”，硬搬外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手法。

的发言朴实、真诚。他说：南昌起义以来，率领红军南征北战，深知创业艰难，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王明错误路线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还分析了王明与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共同性和不同点。

发言，批评王明以无知充高明，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更不知为何人。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他是“身在毛营心在蒋”，躺在软椅上睡觉，这就不能不犯投降主义的错误。

在“九月会议”上，主要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四中全会有两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种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种形态。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在莫斯科形成的。后来利用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之机，夺取了中央权力，统治全党三年四个月。它没有功劳，其罪过超过立三路线。教条宗派至遵义会议告一段落，以后开始分化，但未死亡。王明是长江局的“总司令”，有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切问题不让中央知道。对经验宗派进行了剖析。他说：他们是比较不自觉的，但思想方法是自觉的，片面性，局限性，只看到脚趾上的事，分不清对错，对王明不自觉的相信。经验主义者长期分隔在农村，各占山头，又缺乏马列主义教育，客观上造成各种集团。这些集团的领导人，大多数是正派的，少数不正派，有的是歪派，如，弄得亡党亡头。有些经验主义者与教条主义结合，思想教条，政治投降，组织心照不宣。

又说，这两个宗派比较，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所以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反对性，使党在组织上统一起来。对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要“救人”，问题是要“治病”。最后，提议，先用一周到十天的时间学习有关文件，然后大家交头接耳酝酿。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为这次九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定下了基调。

此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1944年9月30日、10月5日开了两次会议，决定：政治局委员返回延安前，整风会暂停；扩大会议范围（有700人参加学习）；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委调整，以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

10月1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讲王明路线问题。他说，王明教条宗派是在米夫的支持下形成的，它有一条政治纲领，四中全会时他们大闹天宫。王明的小册子是想改造党，它是错误路线的开山祖师。（1938年）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做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

讲话后，刘少奇、、、、任弼时相继发言。

刘少奇主要讲党内斗争传统问题。他说在党内干部中间讨论党的路线，是很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有许多是不好的，应该有意识的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的空气，中央同志要有随时接受群众监督和批评的精神准备；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准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他批判说：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一本记载四中全会及前后党内斗争黑幕的小册子。这一派人，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他们不独没有功，而且有莫大的罪过。这次，不仅思想上要解决问题，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主义。

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后说：王明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事实证明，凡是从实际出发的都对，从教条出发的都错。办事脚踏实地，在人家反对他时，还是按实际情况办事。他书读得多，能使理论联系实际。照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胜利的把握。资格老，威望高，他的发言对大家影响很大。

离开延安三年，刚回来就参加“九月会议”。他认真研究文件，写出了题为《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发言说：经验主义者政治上没有创建，容易崇拜打着马列、国际旗号的教条主义。经验宗派和教条宗派结合才能称雄。他分析经验主义者的品质时指出，品质有三类为人的品质、革命者的品质、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我们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所以要整风。11月27日，他根据会前写出的两万多字提纲，做了长篇发言。从27日下午，到12月4日，共讲了5个下午，大家的反映相当好。他对自己20多年的革命历史作了认真反思。他说，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念”。那时，自己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反对游击战争。抗战以来，工作上有成绩也有缺点。缺点是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对王明抗战以来的错误路线有容忍退让的地方。他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他在发言中，系统批判了王明的小册子。

发言说，自己毫无实际经验，却在发号施令。到苏区后，反罗明实际是反毛反老干部。他认识到，教条宗派的特点是崇拜教条，不问实际；布尔什维克气少，“买办”“政客”气多；不讲党性，只有宗派成见；作风恶劣，吓人造谣。

任弼时执行过错误路线。11月下旬他检讨说：在江西苏区时，将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当做是“偏杀风”和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论”，不指名的加以批判。在宁都会议上，认为毛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不得力，同意把他召回后方。

11月下旬，整风大会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分头找王明夫妇谈话，希望他认真检查。12月1日，王明签署了孟庆树起草的给和中央的信，表示“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在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下，我愿意做一个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错误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12月28日，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全党发出指示，要求传达和讨论“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

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5项决定：（一）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但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3月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上述5条变作6条作了说明。1945年4月20日，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批准了提出的6项意见。这标志着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讨论胜利结束。

特点与成果

1943年的“九月会议”，与1941年的“九月会议”相比，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并且，以其历史性的重大成果，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这次“九月会议”的第一个特点，是时间长、人数多。它从1943年9月开始，至1945年4月结束，时间长达1年又7个月，这是党的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因为，此时中央有了相对巩固的根据地，客观环境比较稳定，具备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条件。参加学习的干部范围很广，除了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外，还吸收了政治纯洁、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参加。说，1941年那次“九月会议”还不深入，今年则更深入。目前中央停止开会，组织700人来学习，目的就是打散教条宗派、经验宗派。

重点突出，是这次“九月会议”的另一个特点。检讨过去，是为了前进分清是非，是为了找到正确路线。会议始终以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为议题；以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特别是前者为研究重点；以王明和博古，特别是前者为批判对象；首先搞好党的高级干部的学习，自上而下地带动全党干部学习。由于突出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重点，会议才能按计划正常有序地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次“九月会议”的成果是巨大的。首先，找到了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方法。会中刘少奇、都讲到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问题。在1943年10月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犯错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是非，是达到真正团结的基础。要以斗争求团结。第二，党内斗争方法，赞同刘少奇的意见，继续贯彻以马列主义自我批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会议对于党内斗争正确方法的基本内容，有了共识：要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团结要有原则，在犯错误同志检查错误、觉悟的基础上去团结，即以斗争求团结。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要避免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种错误方法。对历史上犯错误的同志，批评要严格，作结论时应取宽大态度，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思想斗争一要放手，二要谨慎。“九月会议”和创造的这个正确方法，后来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斗争-团结”，或者说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这个公式解释说：“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其次，巨大的思想收获。在会议过程中，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学习文件，联系党的历史，总结经验，开展批评，进行了一场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史上历次“左”右倾错误。犯过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诚心作了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与全党同志团结在一起；广大党员通过学习，真正解决了“思想上入党”的问题。经过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的彻底批判，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出现焕然一新的气象。

再次，政治上的成果更为明显。通过党史研究和理论学习，全党认识到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思想是走向胜利的指针，从而紧紧地团结在以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信心百倍地把革命推向前进。党第一次达到如此高度的巩固和统一，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核心力量。

第6篇：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

一、“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

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对主观主义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强调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重要论述表明，学风问题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结合得好事业发展就顺利，结合得不好事业发展就要遭受曲折和损失。通过对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的回答，深刻分析了主观主义的实质和危害。

关于什么是理论家。究竟什么是理论家，给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判断标准，这就是：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在看来，那些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而不能联系中国实际进行研究问题的人，不能妄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更严肃指出，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这些主张在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脱离中国实际的倾向既无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更无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种错误倾向必须得到克服。

关于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指出，人们常常讲“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但许多同志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强调指出，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论述表明，不能联系实际的理论研究不仅是无益的，还是有害的;“照搬外国的东西”也是一种教条主义即“洋教条”，这样的“洋教条”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并不少见，这种研究方法同样是有害的。

如果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在《关于整顿三风》中，指出：“过去干部教育中是有很大毛病的，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把方针完全搞到另外一边去了，研究马列主义搞到违反马列主义方面去了，方法也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方法，这个毒害相当深。现在的主观主义的毒害有历史的，也有最近这个时期产生的，都相当深。历史的毒害是遗留下来的。最近教育方面又有许多东西搞得不好。因为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之所以会出现“各人有各人的说法”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一些研究者脱离中国实际“自说自话”。如果能够真正联系中国实际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就只有一个派别即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派”。

二、“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

关于宗派主义，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使得我们党里有很多的 “剧团”，说得粗一点就是有好多“戏班子”;在一个班子里，不论是唱主角的，唱配角的，跑龙套的，他们都是很亲热的，并且有个原则：我这个班子可以批评你那个班子，但是你那个班子不可以批评我这个班子，这就叫宗派主义。关于宗派主义的实质，指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同时，还指出，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通过剖析性问题和脱离群众问题，分析了宗派主义的主观主义性质及其严重危害。

关于性问题。指出，有些人之所以性，就是因为他们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这种狭隘的利益观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就容易产生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为严重的则可能走向党和人民的对立面。认为，性的人为了个人利益，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关于脱离群众问题。在看来，宗派主义作风同脱离群众密切相关。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还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由此可见，宗派主义的实质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一心谋私的人必然容易成为宗派主义者;一心为民的人不需要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认为，要克服宗派主义，就是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认为，文艺界的宗派主义，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

从个人私利和局部利益出发是宗派主义的主要特征，宗派主义者总希望通过自己的“山头”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私利，最终走向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结果总是害人害己、使党和人民蒙受损失。2014年1月14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所说的“总有一天会出事”，就是所说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宗派主义者只联系自己的实际，不联系人民群众的实际;只谋求自己的发展，不谋求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这样的人必然没有好结果。

三、“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

强调指出，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之所以强调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重要性，是因为只有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处理好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才能真正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经100多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做了90多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宣传、普及工作。但是，不信马列信鬼神的现象在党内并未消灭，一些党员干部与风水先生关系甚密，有的党员干部遇事求神拜佛，以为只有神灵才能保佑自己。这些都是党性不纯、思想不纯的表现，也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表现。我们党一直强调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员干部的看家本领，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丢失了自己的“家”。有些党员干部确实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反认他乡是故乡”。在这里，“他乡”就是功名利禄、权力地位、享乐奢华等等。之所以强调要宣传唯物主义，就是要解决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解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

主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在认识世界、历史、人生、利益、未来等问题上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片面性就是不懂或不讲辩证法的表现。指出，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比如，如果不能认识人的生命的有限性与事业的无限性的关系，只是片面地看到生命的有限性，就容易陷入悲观主义和享乐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就会陷入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由此可见，唯物辩证法既是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方法，也是科学的工作方法，不掌握唯物辩证法就不能正确开展实际工作，就不能持续推进党的伟大事业。这就是经常号召全党同志要学习唯物辩证法的要义所在。

2015年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相违背，加强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和修养是在思想方法上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要途径。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自觉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进行斗争，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7篇：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

1924年8月，彭述之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回到国内，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讲授唯物史观，但主要精力是协助陈独秀主办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突然率部占领北京，囚禁贿选总统曹辊。并发出停战主和通电，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1月10日，孙中山发出《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中共中央19日发表对时局的主张中对此予以接受，并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等13条具体主张。随之在中国出现了一场群众性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对此时局，彭述之认为，尽管北京后中国政局依旧，中国人民始终还是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但面对这种国共双方都赞同的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的主张，“我想凡是被压迫的中国人民都应该起来站在的号召之下，按照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具体要求去努力实现。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应该参加，并且还须以领导的资格起来参加，同时在运动中提出自己本阶级最切身最急迫的要求。”

11月13日，孙中山在国共双方的支持下，抱病离粤北上，途径上海时。遭到租界当局的刁难。彭述之当即在《向导》上发表《孙中山先生来沪与帝国主义》一文，指出上海法租界巡捕阻止中国国民欢迎自己的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并想尽快赶走孙中山的行径，再次证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乱源，它们与军阀相因而成。因而“欲扑灭军阀。必先打倒凭借之帝国主义”。但就在这时，段祺瑞已被北方军阀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并宣布“外崇国信”，实际上便是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对此，彭述之指出：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政治经济绝无改进之希望，犹如奴隶的卖身契约不取销，奴隶绝没有自由发展之可能，而段祺瑞执政竟贸然承认帝国主义宰割中国之一切不平等条约，这种卖国行为，不啻曹吴第二，此而可忍，熟不可忍。各地已成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在紧要关头，应赶快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从中产生一个临时执行机关，一方面敦促国民会议预备会之急速成立，同时有组织地阻止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之实现。各地促进会则应极力扩大组织与实力，以便做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后盾。

1924年12月初，正当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彭述之被中共中央指定参加中共四大的筹备工作。随即他与陈独秀、维经斯基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共四大的一系列文件。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起草委员会内部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在关于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彭述之与陈独秀都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二者并无分歧。但是这场民族革命即国民革命到底由哪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却产生了分歧。彭述之认为“这是一个最严重而又最科学的问题”，他批评中共“在第三次大会上闹出许多错误，完全是忽略了此点。换言之，就是我们同志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彭述之以旅俄支部代表、大会秘书长的身份与陈独秀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2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审查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关于宣传工作、组织问题等一系列议决案。大会最后选举了由9人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彭述之为其中之一。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兼党的机关报《向导》主编，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委员。这五人中，蔡和森同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之后，暂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直至1927年才回国，经常不在上海，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工作便由陈独秀、彭述之和瞿秋白主持。

1925年上半年，上海工人阶级掀起了巨大的革命风暴―一五卅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不屈的斗争精神，吓坏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1925年7月，戴季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从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论，从组织上排斥共产党。为此，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纷纷撰文批判，并且，中共中央于10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中央扩大会议，指出“共产党现在的职任，便是更加应当继续与合作的政策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竭力赞助他的左派”，即“现在我们对的政策，是反对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斗争”。

年底，彭述之发表了《中之左的争斗与共产党》一文，针对《民国日报》上公开鼓吹左之争是共产派与非共产派之争以及戴季陶主义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有人说左之争是共产派与非共产派之争，实际上是想借着反对共产派的招牌，革命的左派，重新将置于不生不死的非革命状态。同时掩饰自己之非革命的事实。

1925年底至1926年初，北方政局发生了很大动荡，先是1925年底郭松龄倒戈反奉，冯玉祥率国民军进军大天津；但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很快渡过难关，并与直系吴佩孚勾结，四面进攻国民军，并制造了“中东路事件”。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为了打击主要的敌人奉张，在北方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反奉倒段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主要城市。面对这一时局的巨大变化，彭述之先后在《向导》上发表了《人民应急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军事侵略》、《直系军阀之反动行为》、《所谓反奉战争之结果与民众目前之责任》、《中东路事件中日本帝国主义和奉张之阴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联合战线还是民众的联合战线》、《民众应急起向吴佩孚总攻击》等文章。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彭述之出席了会议，并与鲍罗廷、等人着重讨论了北伐问题，认为现在时局的根本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的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加紧在农民之中工作，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从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胜利。党在最近及将来政治上的第一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

会后，彭述之撰文指出：国民军虽在北

方失败，北方的革命运动虽受打击，但是中国的革命运动并不因此终止，并且有了新的出路，便是以广州政府的革命势力往北发展，换言之，即广州政府北伐，向北发展，是今后中国革命运动唯一的新出路――五卅运动的最后出路。现时的责任就是准备向这条新出路前进，用全力帮助广州政府北伐。而执行这条路线的先决条件，便是全力拥护广州政府，拥护国民军，发展自身组织，不断地反奉、反昊佩孚，反对帝国主义。

但就在彭述之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夕，即3月19日夜，在广东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对共产党猛然一击。3月底，在广州经历了这―事件的苏联布勃诺夫使团回国路过上海时，中共中央从他们那里得悉了这一事件较为可靠的消息。陈独秀据此在4月3日出版的《向导》周报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挑起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

彭述之说，当中共中央与依文诺夫斯基(即布勃诺夫)会谈时，陈独秀问他经过这次事变，莫斯科对蒋的态度有无改变?我党对的政策是否照旧，然依文诺夫斯基避而不答，只说不久的将来，莫斯科会作出决策的。彭述之还说陈独秀的那些意见正是表明在没有得到国际的指示时，还得继续执行过去的既定政策。

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的详细报告，而希望得到莫斯科的一些指导却渺无音讯，因此中共中央必须自己制定对的政策。这次政策的要点是对抗，扩大工农武装，并派彭述之赴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以彭述之为特委会书记，执行中共中央这一政策。

在彭述之到达广州的前两天；4月29日鲍罗廷从苏联回到了广州，并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人继续留在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则主张退出)。彭述之抵达广州后不久，又发生了由提出的党务整理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加入的共产党员名册交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委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且不能充任中央部长等等。

对于这一提案，鲍罗廷不仅未反对，相反与达成了三项“君子协定”：共产党接受限制共产党在内活动的建议；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反击的措施”；鲍罗廷明确同意支持北伐战争。

鲍说：“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很可能发生的反革命。我反对执行中共中央的政策。”并质问彭述之：“假使依照中央的决议去做，势必退出，你是否主张我们立即退出?”

彭述之说：“我们应当立刻准备退出，实行党外合作。”

鲍借口说：“征询左派领袖的意见。”并说：“在现时的里没有人像他(指)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的反革命阴谋。因此，我们不得不对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3月20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反对他的‘党务整理案’，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

对此，彭述之与鲍罗廷发生激烈争论。

彭述之虽然认为不能接受党务整理案。但当同志们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

由于鲍罗廷的决定作用，彭述之在广州的活动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此间。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工代表大会，并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了演讲，同进行了两次接触。

5月15日，彭述之、出席了的二届二中全会，17日，二中全会顺利通过了的党务整理案。17日，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部长均辞去了他们的部长职务。于是，独揽了的党政军大权。

1926年6月，彭述之从广州回到上海，放弃了数月以前主张广东政府北伐的初衷。在当月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北伐问题时，他与陈独秀都反对北伐，认为北伐是用以排除共产党的一种诡计。会上，国际代表也害怕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害的剥削和镇压人民，但还是主张北伐。而瞿秋白则坚决主张北伐。因此，中共中央最后作出决议，同意并支持北伐。

当时瞿秋白坚决主张北伐，还为此写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该文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彭述之主编的《向导》，拒绝刊登这篇文章。

7月12日，中共四属三次扩大执委会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彭述之和陈独秀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改为党外合作，认为只有摆脱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我们才能执行一项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否定了这个提案，并对陈、彭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现在退出，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后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批评陈、彭退出的提案是和苏联的“反对派”一样。犯了同样大的错误。

中共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召开前的第3天，即7月9日，在国共两党双方的支持下，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并节节取得胜利，7月11日占领长沙，9月7日攻克汉口，转而东进江西。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彭述之虽然改变了他对北伐的消极态度，但也不无忧虑，这从他在《向导》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体现出来。

如7月8日《北伐军攻克长沙与政局前途之推测》一文说：“如果北伐军不顾民众的要求，不注意民众的势力发展或甚至妨碍民众势力的发展，那便完全丧失了此次反吴北伐的根本意义，那便与其他军阀的互斗无多少差别”。

8月15日《中国政局大变动之前日与民众之责任》一文说：“尽管北伐形势很好，但是如果民众不起来发展自己的组织。参加一切破坏反动军阀势力的工作，督促国民军和北伐军，前途的危险还是很多的。”

9月10日《我们的北伐观》一文说：“北伐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扫清一切军阀，统一中国，建立比较民治主义的政府以对抗帝国主义。现在国民政府很软弱，有名无实，实际上不过是军事领袖的一个特别机关。

彭述之认为共产党的责任只是动员群众尽力参加北伐，发展自己的组织和力最，尽可能的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取得应得的一切政治权力，以便将来好监督政府。但对于北伐军所攻克地区的领导权，则应归国民政府。

为了讨论北伐战争引起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于9月17日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迎回国复职，作国民政府主席，以制约势力不断得到膨胀的的权力。

9月20日，中共中央局作出《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由担任，否则无法减少唐生智等人对蒋的反感。军权归蒋，党政

大权归汪，共产党必须立脚于在野党的地位。

1926年7月底至1927年3月，随着北伐军相继占领九江、武昌、南昌、福州、杭州、安庆、南京，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而与此相伴随的是：行将崩溃的军阀之间的勾结，革命阵营内部之间的冲突，中国革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日趋紧张、激烈。而尤其是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但使英日等帝国主义者惊恐不安，同时也使痛恨不已。面对这一瞬息万变而又错纵复杂的时局。此间彭述之以《向导》为阵地，相继发表了《孙传芳解散“上海保卫团”与上海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对国民政府之态度与国民政府的外交问题》、《目前革命中的联合战线问题》等23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一是揭露军阀之间勾结的阴谋及其行将崩溃前的凶残、反动；二是阐述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扰；三是主要论及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右倾问题及其危险。

在此期间，彭述之还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的后两次起义的有关组织准备工作。1927年2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因准备不足而流产后，中共中央随即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一个以陈独秀为首的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彭述之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并在2月底3月初先后10余次出席了特委会的会议。3月20日至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但是，在的策划下，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不久还是被白崇禧的军队缴了，并于4月12日对上海工人的总同盟罢工进行血腥镇压，上海工人阶级用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最终被夺去了。

“四一二”反革命前夕，彭述之曾奉中共中央使命前往南京，协助林伯渠(此时以军委秘书长之名到南京慰问前线将士)、李富春促成程潜执行武汉国民政府之密令：“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立中心的阴谋得逞。如蒋氏违抗……将蒋氏逮捕起来”。但程以“事关重大，且力不胜其任”为由予以拒绝，主张商谋妥协，林伯渠被迫立即离开南京前往武汉，彭述之到达南京时，他发现南京周围的军事要地都已为部队所控制了，程潜指挥的二、六军的大部都散处在南京城内维持秩序。因为当时南京城刚发生过外舰炮轰的暴行，群众反帝情绪如波涛汹涌，随时都可能招致外人干涉。于是，彭述之在南京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一心忙着鼓励反帝运动，同时又要防止侵犯外人生命财产之举动的发生。不久，二、六军调离南京。彭述之见南京大势已去，只好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武汉，准备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会上，陈独秀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检讨，对“四一二”后中国革命出现的严重危机缺乏清醒的认识，引起大多数代表的不满。第二天，瞿秋白散发了他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右倾错误，并列举了1923年以来党内领导右倾错误17例，直截了当点名批判了彭述之的右倾错误。瞿秋白说：“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我们的党，必须毅然决然和这彭述之主义奋斗，我们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五大”选举时，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坚持，彭述之被选人中共中央委员会，但未被选入中央政治局。

中共五大后，彭述之停留在武汉，1927年5月下旬，彭述之被中央派往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他通过陈为人等，迅速与中共北方区党委建立了临时工作机关。当时，彭述之对瞿秋白、蔡和森等人主张在北京和天津组织起义持反对态度，认为是冒险主义，建议采取防卫政策。在这之后被免职，降为顺直省委宣传部临时负责人。不久，他便携妻女重回上海，为谋生计而从事俄文翻译。1928年6月至7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曾邀请彭述之参加，他拒绝前往。

1929年5月，彭述之从尹宽那里看到了几份有关苏联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油印文件，彭述之看的托派文件，来自于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该派是中国首批从苏联归国的托派分子梁干乔等于1928年12月在上海秘密成立的，原名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1929年4月创刊《我们的话》油印刊物，大量翻译和刊载托氏的文章，故而人们称其为“我们的话派”。这些文章开始在曾经参加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领导工作的干部中流传。彭述之看了托派的文章后，便传给陈独秀看。经过讨论，彭述之、陈独秀都接受了托派的观点。

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不断革命”论。他对中国革命之主张的主要观点是：大革命失败前夕，他坚决主张中共退出，在城乡组织苏维埃，集中一切民众力量夺取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他认为资产阶级胜利了，革命形势趋于低落，处在两个革命间的过渡期，资产阶级的稳定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应当先进行防御，后改为进攻战。中国共产党应当提出立宪会议(亦称国民会议)的总口号，尽而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经过议会制度时期就到了夺取政权的斗争。因此托氏反对现在在中国进行创立苏维埃的革命运动，反对工农民主的口号。托氏的观点遭到斯大林的坚决反对，1927年12月，托洛茨基被联共开除出党，次年被流放。

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学过马克思主义，学过列宁主义，但没有学托洛茨基主义。尽管他们很早就知道托洛茨基有一个不断革命论，但不知道它的内容。现在学了不断革命论之后，他们便觉得对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不再糊涂了。这样，大概经过一二个星期的互相讨论，互相交换意见之后，彭述之、汪泽楷等人便基本上都变成了托洛茨基派了。

彭述之等人成为托派后，便着手进行反对派的组织工作。成立了几个支部，由支部推举一个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彭述之参加了这个领导机关。彭述之等人的托派活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必然是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工具，来危害中国革命，相信全党一定能战胜这些反革命倾向。

1929年8月，彭述之等人希望加入“我们的话派”，但该组织以正统自居，要求个别地而非集体地加入，并对要求加入者进行审查。对此，彭述之坚决反对，认为“我们的话派”尽是些年轻人，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他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而只能接受他们这些老干部的领导。

就在此时，托派分子刘仁静等从苏联回国。刘在回国时曾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氏亲自起草了中国托派政纲一《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纲领》交刘带回中国。刘回到上海后，以老托

派代表的身份调解“我们的话派”与彭述之等人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成功。

1929年10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定。将彭述之、汪泽楷、马王夫、蔡振德4人开除出党，因为他们“企图使党分裂”，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

10月26日，彭述之与陈独秀联名致中共中央信，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等4人党籍决议案。

彭述之等人被开除出中共后，便自己组织起“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陈独秀为书记，彭述之为4个常委之一。他们在中共内部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分裂活动。12月15日，以陈独秀、彭述之为首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号称81人签名，实际上是彭述之与陈独秀等几个人所为。签名的人自认为是站在恢复列宁主义的国际，巩固苏联无产阶级，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都应该起来根本反对斯大林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的组织路线……中国受斯大林派机会主义之害最为酷烈，应当是国际各国党中之站在最前线最勇敢的反对现在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要求召回托洛茨基等反对派，解放在监狱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亚、土耳其等处的联共及其他各国反对派同志，恢复其党籍。并恢复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等等。中共中央一方面对《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进行了猛烈批判，另一方面对参加托派组织的所有成员一律开除出党。

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无产者》，彭述之任主编，从此这一派被称作“无产者社”。1931年5月1日，中国4个托派组织(无产者社、我们的话派、战斗社、十月}土)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彭述之为9人组成的中常委之一，并主编《动力》杂志(后改名为《读书杂志》)。5月21日夜，托派中央组织被查获，13人被捕，8月间又有8人被捕，彭述之两次逃脱。

九一八事变后，彭述之与陈独秀在《火花》《热潮》杂志上将反对重点转向，虽然仍然不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但倡议与中共联合进行反蒋抗日斗争，被中共中央拒绝。

1932年10月15日，正当彭述之等托派中央常委在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210号举行会议时，公共租界工部局政治处及虹口区捕房中西探员持上海特区地方法院搜捕票前往搜捕，彭述之等新组成的5个常委全部被捕。当天陈独秀亦被捕。17日，捕房将彭述之等人押解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18日，上海市公安局提案审问，关防甚严，禁止任何人旁听。次日，陈独秀、彭述之被押往闸北火车站，当夜乘火车解往南京，由军政部军法司监狱收押。

1933年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在蔡元培、宋庆龄等著名人士要求下，才公审彭述之等10人，4月26日。彭述之、陈独秀均被叛处有期徒刑13年。罪行是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后经上诉改为8年。

彭述之被判刑后，被从看守所押到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这座监狱位于南京老虎桥(现址32号)，故俗称老虎桥监狱。在狱中，彭述之埋头阅读了各种领域的大量书籍，与陈独秀产生了严重分歧。他批评陈独秀不懂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将民主任务(国家独立统一和土地问题)与国民会议完全混同，成了“国民会议狂”，并“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一贯从右边’来援助托派路线等”。这样，围绕苏联问题、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的问题，与陈独秀完全决裂。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坏，彭述之获得释放。他重回上海，继续从事托派活动。而同时被释放的陈独秀则在出狱后不久就与托派组织失去了联系。1938年，托派的第四国际成立，彭述之任中国支部书记，反对陈独秀无条件地支持的抗战主张，并从事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

第8篇：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

关键词：第三种力量；抗日战争；；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210-03

第三种力量即史学界所说的中间势力，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和共产党之外的，能够反映这一力量见解并且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集团、群体和代表性人物，包括在抗日高潮中逐渐形成的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性团体和组织，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宋庆龄、邓演达为首的左派；试图运用改良手段进行社会改造的团体和个人，如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还有从事职业或半职业性政治活动的资产阶级政党，如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这些党派、团体在抗战时期逐步联合起来，相继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代表人物基本都是中国近代高级知识分子，人数虽有限，但在特定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智慧阶层的特有思维及其对国家民族未来的独特设计与构想。但无论从组织形式还是政治主张来看，都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因此，对第三种力量的研究首先从其特点分析开始很必要。

一、从其发展背景看，严重的民族危机是促其活跃于政治舞台并发挥作用的重要动因

史学界一般认为第三种力量产生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共激烈斗争时期，兴起于“九·一八”事变后，但其真正活跃于政治舞台、充分发挥作用是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所以，国共两党在政治主张、路径选择等方面的区分与对抗是第三种力量产生的基本条件，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却为其生存与发展开辟了更广大的空间。在抗战期间，第三种力量第一次有了合法的活动形式——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1937年8月，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置全国国防军事最高决定机构——“国防最高会议”，负责国防方针、国防费用、国家总动员事项及其他与国防有关的重要事项之决定，其下设立“国防参议会”。国防参议会的作用在于“把各党派的有力分子，集中于此会议中，共策国事。”①在抗日的旗帜下，国防参议会基本容纳了在野各党派的主要领导人，从军事、外交、政府机构调整及战时经济力量的加强等方面对抗战建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围绕加强抗战力量这一中心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建议。国防参议会为增进不同党派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与了解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场所，促进了第三种力量的成长。

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国防参议会已不能满足全国各界表达抗日救国意志以及在野势力参政议政的要求，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组织国民参政会，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意见，以利国策之推行。”②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包括了除中国共产党之外的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中国第三种力量的代表，其规模、组织形式、职权等都是国防参议会所无法比拟的，在野党派很受鼓舞，晏阳初认为这不仅“是表示全国各党各派各种社会学术团体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决心，而且“对敌人是打碎挑拨离间的阴谋，对国际是表示中国国家的统一、抗战的决心、建国工程的迈进”。③国民参政会成为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第三种力量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舞台。

无论是国防参议会还是国民参政会都是在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升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大背景之下产生的，而它们则为中国第三种力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因此，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严重的民族危机是中国第三种力量快速成长的重要动因。抗战后期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大整合，促使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完全形成，也是由于豫湘桂大溃败及其后的社会动荡的刺激。

二、从其政治主张看，民主与自由是其一贯的追求

民主与自由是第三种力量一贯的政治追求，体现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就是对的主张。抗日战争时期，第三种力量曾积极参与和推动了两次运动，一次是在1939年至1940年，另一次是在1943年至1944年。第一次运动发生于1939年9月的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在这次会议上，在野党派围绕问题提出了6个提案，其主旨都在于促进民主政治，最终会议通过了《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决议案》，并在会后不久成立了国民参政会期成会，这标志着抗战以来第一次“晴天霹雳的运动”（邹韬奋语）的开始，第三种力量在运动中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致力的舆论宣传和宪法草案的讨论，尤其是后者，国民参政会期提出并通过了一个《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之修正草案》（即“期成宪草”），以帮助政府制定一部成型的宪法，进而促进法制制度的建立。虽然期成宪草最终夭折，但在的制度设计方面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次运动虽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和中国战区的建立为背景，但内部的推动力量主要还是来自于第三种力量的努力。1943年9月16日，张君励和左舜生向国民政府郑重提议：由国民政府与参政会出面，共同组织一个实施筹备机关，此机关应吸收以外的人士参加，共商如何推进言论结社自由，以及改进民选机关诸问题。他们同时采取攻守策略向国民政府施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也写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小册子，抨击，呼吁实行。由此，被迫重提，从而使第二次运动被合法地提上了日程，并于1943年11月12日成立了实施协进会，在成立大会上致辞，提出该会的任务是“宣扬草案的精义与征集关于问题的意见”，要“考察各级尤其是县级民意机关设置情形”，要“研究如何增进法治与自由的精神，以期发扬民意，奠定民治的基础，早作由战时而进于战后的准备”。①第二次运动致力于争取人民的自由权利，经过一番激烈论争和努力争取，在关于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和身体自由权利方面取得了切实的成果，使国民政府通过了“放宽新闻之检查”的宣传方针，颁布了《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和《特种案件诉讼条例》。在扩大参政会职权方面，也争取到了预算初审权。无论是宪法的制定还是人民基本权利的争取，两次运动都能本着民主自由的基本精神对中国的从制度、政策和法律层面进行探索，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的建设，不管结果如何，都会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从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看，为维护团结抗战局面不遗余力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中国反抗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其意义自然非常重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系是抗战取得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于协调国共矛盾，这也是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以中间党派为主的第三种力量将调解国共矛盾、维系国共合作局面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积极策划，不遗余力。1939年，第三种力量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梁漱溟在谈到其成立动机时指出：“鉴于国共不协，隐忧实大成”，故“结合国共以外之各党派暨在野人物，进以求全国之团结抗敌，退亦将抑止内战”。②成立于1941年春、包括了三党三派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以调解国共矛盾为己任，罗隆基在其回忆中说，他们“认为在抗战时期两大党的武力冲突是国家极大不幸的事情”，且必“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于是“商议联合起来组织一个中间派集团，以调解国共两党的冲突，结果就组成了民主政团同盟”。罗隆基在文别强调，成立民主政团同盟的“目的是要求两党团结抗战”。③

第三种力量首次调解国共争端，是统一建国同志会出面的。在其第一次参加国民参政会所提交的多个提案就以解决党派团结问题为中心，其中以梁漱溟的《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最典型，反映了他一贯主张的厘定党派关系以求党派综合为一的见解，明确指出了党派问题与维护国本的关系。梁漱溟在提案中提出了三种具体办法来解决党派关系，包括在参政会内组织特种委员会，公开讨论和评判国共间的分歧，这一主张其实也是统一建国同志会同人的共同意见。这一提案在本次参政会获得通过，从而使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正式进入参政会议程。

1941年皖南事变的爆发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第三种力量出于避免国共关系破裂、维护抗战大局的考虑，积极居间斡旋，于事变的善后阶段进行了一系列调停。首先是争取中共参政员按时出席将于1941年3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以使双方的分歧能够在合法的渠道内获得解决，为此，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励等第三者力量的代表人物在国共两党之间奔走调停一月有余，但由于中共方面坚持其严正立场和斗争策略最终没能成功。3月10日上午国民参政会闭幕后，他们开始致力第二项努力，即组织各党派委员会，从政治上讨论国共关系问题，以图使党派问题获得体制层面的彻底解决，但由于在关于与该组织的具体设计方面（如职权、组织隶属等）未达成一致而徒劳无获。虽然这次调停国共矛盾的努力没有成功，但第三种力量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与真诚令人动容。黄炎培是其中奔走最为积极者，他是带着丧妻之痛和高烧不退参与调解的；梁漱溟在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后仍不甘心，又分别拜访了张群和，相谈甚久，欲极力促成谅解，但终不可得。对于第三种力量的中间党派而言，这次斡旋虽然没能使双方达成谅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紧张的形势，同时国共两党都开始重视这支力量，中共方面甚至在党内正式文件中对中间党派进行专门评价，并且着手将统战工作的重点向中间势力倾斜，表明第三种力量的地位开始提升，而这种提升无疑会加大国共斗争的制衡力量，有利于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

四、从其人员构成看，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信仰

第9篇：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

苏联驻平壤大使向斯大林报告：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现在朝鲜已经没有美国军队了。因此，统一的这种障碍已经消除。人民希望统一。金日成和朴宪永不想承担拖延国家统一的责任。他们指望获得苏联政府和新中国的援助。

至于斯大林的苏联为什么会热衷于研究如何推动朝鲜的统一，按照沈志华教授的研究，是因为冷战爆发后，斯大林决意在欧洲取守势，在亚洲取攻势，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对比。详细内容参见沈志华教授所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一章、第三章。

注：本系列资料来自沈志华教授所编《朝鲜战争：俄罗斯国家解密档案》、所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在（温和派）朝战专题 [wenhp.xilubbs.com]中有大批有关朝鲜战争解密档案和权威资料。欢迎朝战研究者和地缘战略爱好者发表独立意见。

什特科夫关于南北朝鲜状况及所应采取的对策致斯大林电

（什特科夫为苏联将军，任苏联驻平壤大使）

致斯大林同志

为补充我1949年8月27日的报告，现呈上关于朝鲜南北方政治经济形势的简要说明和关于相互斗争的民主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力量对比及其在人民中的影响的材料。

朝鲜南方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在朝鲜从日本人统治下获得解放以来的时期内，南方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左派和右派政党及组织之间的政治斗争非党激烈。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由于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三国外长决 议（1945年）而变得特别尖锐。

莫斯科决议引起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尖锐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给美国人破坏关于朝鲜问题莫斯科决议提供了可能性。

美国人和南朝鲜反动派确信他们不能在朝鲜建立反民主政府，并且看到左派在人民中有很大影响，因此积极地进行反对作为所有左派政党和组织先锋队的劳动党。

1947年，南朝鲜警察按照美国人的指示，破坏了所有印刷厂并查封了左派的报纸，颁布了逮捕左派政党和组织领导人的命令。由于恐怖活动和追捕，左派政党和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 1948年，由于联合国的使团到达朝鲜并筹备南方的单独选举，开展了反对左派的大规模恐怖活动。许多左派活动家被捕。许多人没有经过审判和调查就被处决了。地主不向参加劳动党 的农民出租土地，而参加劳动党的工人和职员则遭到解雇。

由于这种状况，朝鲜南方劳动党党员人数到1948年底从90万人减少到24万人。1949年，由于政治上不太坚定的党员退党和对劳动党员的迫害，党员人数进一步减少。其他左派组织也出现类似情况。

但是，尽管存在警察和宪兵的恐怖活动和迫害，左派组织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

劳动党和与其有联系的左派组织在农村和城市居民中开展工作：向人民解释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和李承晚对本国人民的叛卖行为，揭露联合国朝鲜使团的活动，向人们说明民主政府采取 的措施和朝鲜北方为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改革。

美国人撤军时向李承晚政府提出条件：如果李承晚政府采取措施镇压左派组织和消灭南朝鲜境内的游击运动，他们才能给它武器。

李承晚政府采取了这些措施。1949年3月至4月，不仅调集了警察部队，而且调集了精锐正规军队去镇压游击运动。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和总理亲自赴巨济岛领导镇压游击运动，最后李承晚也去检查军队和警察的行动。

镇压该岛游击运动的战役实际上是由美国军官领导的。

在所发生的战斗中双方损失惨重。

据南朝鲜政府的正式声明，在镇压这次起义中打死了15，000名起义者。根据我们的朋友的资料，打死了大约30，000名游击队员和平民。

但是，尽管李承晚政府采取了这些措施，但在陆地并没有取得成功。他们镇压了巨济岛的起义，而这一斗争在陆地越来越发展了。根据我们的朋友的资料，目前大约有2000名游击队员 在活动。1949年，游击队员进行了200多次战斗中。在游击队员活动地区，居民给予粮食和 衣服帮助，向游击队员报告同游击队作战的军队和警察的集结地点。傀儡政府自己承认，军 队和警察镇压游击运动时遭到重大损失。

缺少有经验的军事干部和武器弹药严重短缺是游击运动的最大困难。

劳动党中央已采取了措施来消除这些缺点。正在培训指挥员和军事教官，采取了购买日本和美国武器弹药的措施。

劳动党中央通过自己的全权代表实现对游击运动的领导。根据我们的朋友的通报，进一步发展游击运动的各种条件和前提都已具备，他们正在采取措施来扩大这个运动。

政治形势对南朝鲜政府来说是十分紧张的。它所进行的反对左派党和组织以及反对游击队员的行动，在人民中不受欢迎，而且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

迄今为止，李承晚甚至不能把右派阵营团结在政府的周围。在右派阵营中，各个政党及其领导人正在继续争夺权力和扩大该党在政府中的影响。

李承晚的政策依靠的是民主党（地主资产阶级党）和亲近它的组织。许多右派政党反对民主党把持政权。按照李承晚提出的任务所进行的联合右派党和建立所谓的民族阵营的工作目前还 没有获得成功。

劳动党和亲近它的左派组织巧妙地利用了右派阵营的分歧和李承晚及其同谋者采取的有利于美帝国主义的反民族政策，把对政府政策不满的许多中间派和右派政党和组织吸引到自己方 面来。左派得以把一部分中间派和右派政党著名活动家拉到朝鲜北方来。

劳动党巧妙地组织了把许多南朝鲜国民会议代表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工作。根据劳动党的指示，国民会议代表在会议上提出许多旨在破坏南朝鲜政府威信和美国朝鲜政策的要求。

这包括62位代表要求美军撤出朝鲜、对政府投不信任票和要求所有部长辞职的请愿。这种要求得到了国民会议多数的支持。在讨论法案时，他们揭露这些法律的反人民性质和要求对其进行修改。

左派党和组织成功地揭露了李承晚政府是反人民的政府，李承晚政府成立一年来的实际工作清楚地表明，它不能为人民的利益解决任何一个问题。迄今为止，没有解决朝鲜南方人们期待解决的基本的和主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在这里有土地问题，迄今为止，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手中。还日本的财产问题，也没有解决。劳动日和劳动法问题没有解决。到目前为止，地方政权机构问题没有解决，在道、郡和面各级都没有选举产生的政权机关。

人民认为，国民会议和政府只颁布和实行对美国人和政府有利的法律：居民纳税法，批准不平等条约等。

朝鲜南方的经济形势也很严峻。

大多数工业企业由于没有电力和原料而不能开工。朝鲜资本家购买的许多企业关闭了，设备被出售。失业一直在增加。

农业年复一年地缩减。许多地主因担心土改而想方设法将土地卖给农民。农民因没有资金而拒绝购买。地主则想迫使农民购买土地，但农民拒绝购买。因此，许多土地由于没有人耕种而荒芜，但农民却在挨饿。缺少肥料是农业中的第二个重要问题。美国公司运来了化肥，但由于质次价高，农民不想购买。由于农业的这种状况，播种面积和农产品生产继续减少。1948年政府大米采购计划规定收购750万石大米（一石等于150公斤），而实际上只收购到370 万石，即只占49.4％。粮食生产的减少导致政府无法保证居民的食品供应。农林部长宣称，政 府计划保证720万居民每天450克的定量供应。但是，所收购的粮食只够290万人每天300克定量的供应。

工人阶级和农民所处的这种严峻的经济状况，使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并引起他们对政府及其政策的不满。

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

已经建立的所谓的国民会议（议会）不是代议制机关。在所选出的代表组成中，没有一个工人 、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它主要是由地主、商人和有反动情绪的知识分子组成。所建立的政府及其部长们在人民中不受欢迎，没有威信和得不到广大人民阶层的支持。

美国人清楚南朝鲜政府不牢固和在广大人民阶层中没有威信，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支持这个政府的措施。

美国人借助于自己的仆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达到了承认南朝鲜政府是合法政府的目的，然后美国便正式承认这个政府并同它交换大使。在美国的帮助下，有18个国家承认了南朝鲜政府。在南朝鲜，正在围绕这件事开展巨大的宣传工作。

近几个月来，关于给南朝鲜提供1．5亿美元贷款问题的讨论，成为美国和南朝鲜注意的中心，而且这一切被说成是美国人的援助。为了提高自己在人民中的威望，李承晚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成为建立太平洋反共联盟的倡议者。但是，朝鲜人民对李承晚的这项措施表现出不信任，甚至讥讽的态度。

由于美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官方活动家做出了许多声明，说将帮助南朝鲜政府免受北方共产党人的进攻。

从美国人对朝鲜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到，他们关心朝鲜不仅想从经济上使其成为自己的商品市 场，而且使其成为大陆上的战略基地。

为了借助美国人来巩固现有的李承晚傀儡政府及其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军事方面的措施和镇压反对现政权力量的措施。

李承晚政府的警察措施。

李承晚政府采取了反对左派党和组织的最残酷的措施。所有左派和组织都被赶入地下。出版机关被查封，印刷厂被破坏。在发现左派组织的活动时，其参加者被逮捕和监禁。对被逮捕者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拷问、毒打和枪杀。

例如在丽水市和顺天市，据正式报导，根据所谓的军事委员会的判决，从1948年10月22日至11月2日，有1170人因参加起义而被枪决，而实际上被枪杀的人在10，000人以上。另据南朝鲜各地政府的正式报道，1949年3月和4月，在全罗南道有1742人因参加游击运动被枪杀。根 据我们的南朝鲜朋友的很不完全的资料，在这三年内在南朝鲜总共杀害了80，000人以上。 从1948年1月至10月有136，000人被捕，其中有40，000多人被交付审判和被投入监狱。

但是，尽管进行了这些镇压和恐怖活动，朝鲜人民在南朝鲜争取民主和独立的斗争仍在继续 。

为了保持所谓的社会秩序和进行反对反民族分子的斗争，南朝鲜政府拥有用日本步枪和美国自动步枪武装起来的60，000名警察和宪兵。

南朝鲜军队的状况。

南朝鲜军队共有七个步兵师和五个独立步兵团和步兵营。军队总人数为85，000人。还有五个旅约50，000人的卫国军（半军事组织）。

1949年以前，军队兵员的补充采取自愿原则，但是军队的主要骨干是由地主、商人和其他反动分子子弟组成的反动青年组织成员。军官骨干通常从在日本军队以及在国民党军队和美国军队中服役过的朝鲜人中挑选。在火力和战术方面，军队的训练很不够。三八线的战斗经验表明，南朝鲜军队各部队在战术方面准备很差，结果在进攻时遭到了重大损失。在政治精神方面，部署在三八线上的部队表明自己是稳定的，在战斗行动中很少有人自愿投降。但是，我们的朋友通过向南朝鲜军队派遣自己人并在那里进行相应工作来瓦解敌军的经验表明，瓦 解敌军工作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功。例如，由于北方派去的谍报人员的工作，争取过来了两个营长和一小批士兵和军官，结果在1949年3月把两个营拉到了朝鲜北方。

根据美国人的指示，南朝鲜政府在1948年和1949年进行了清除军队中不可靠和政治上不坚定分子的工作。

军队通常是与居民隔绝的，普通士兵可以与居民接触。

只在一个方面对士兵进行政治工作，即反对共产主义，粉碎北朝鲜军队和消灭北方的现存制度。

北朝鲜的政治经济形势。

北朝鲜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政权机构的威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恢复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政治热情高涨。

祖国统一民主阵线把现有的民主政党和社会组织联合在一起，协调和指导他们的活动。劳动党是领导政党，它有90万党员。自从国家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获得解放以来的四年内，进行了大量的民主改革工作，例如进行了土改，对原日本财产实行了国有化，进行了人民教育改革。颁布了和正在实行劳动法、男女平等法。政权机关从上到下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在政权机关中有所有居民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企业家等的代表。

所进行的一切政治和经济改革都由最高人民会议1948年批准的宪法加以确定。

各政权机关和所建立的政府得到了全民的支持和爱戴。

政府实行的政治和经济措施都在成功地实施。

例如，在1948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选举期间，99.97％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人民民主阵线侯选人获得了98.45％的选票。

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

国民经济已经第三年按计划进行。

1948年国民经济所有部门都完成了计划。1949年的计划相当紧张，例如，上半年工业产品计 划比1948年增长50％。1949年上半年计划完成了90.8％，但是与1948年上半年相比，工业产 值实际增长率为34.6％。

农业中播种面积、产量和牲畜头数都有所增加。

1947年和1948年农民的农业实物税计划超额完成了。由于农业的成就，政府建立了粮食储备 。

政府每月根据食品卡按规定标准和品种给居民发放食品。而且在自由市场上有足够数量的食品出售。但是，北朝鲜自由市场工业品短缺，因此其价格一直保持在高水平。

近四年来，北朝鲜在发展民族文化和艺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在北朝鲜有许多需要人民民主政府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包括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中缺乏熟练的技术干部，在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没有足够数量的有经验和受过良好培训的 干部。

尽管人民团结在民主政府周围和支持政府采取的措施，还是存在敌对分子反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情况。

对现行政治制度不满的人首先包括其土地被没收的原地主分子，曾经同日本人积极合作过的人以及一部分曾在日本受过教育和通常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出身的专业人员。

国家分裂成南北两部分和在朝鲜南方存在着反动政权，也是对朝鲜北方敌对分子活动的刺激因素。

1949年与1948年相比，政治犯罪案件有所增加。例如，1948年安全机关揭露出了1248宗案件，涉及2734人。

1949年上半年揭露出665宗案件，涉及2771人。

1949年案件类别的分布是：

恐怖活动662人；特务活动356人；后方破坏活动212人；破坏行为11人；准备武装起义221人；散发传单和进行反对现政权宣传1133人；变节叛变66人；其他犯罪行为160人。 还应当指出国家安全机关揭露敌对分子破坏活动工作的改进。尽管敌对分子的活动没有构成对现政权的重大威胁，但是政府和朝鲜劳动党领导采取了必要措施同各类政治罪犯的活动斗争，并进行了提高国家机关和人民政治警觉性的工作。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国家重点目标和各个机关，内务省有大约28，000名大体上是用日本步枪武装的警察。

为了保护同苏联和中国的边界，以及为了保护三八线，还有三个边防支队和两个警备旅，总人数大约为14，000人。他们是用苏联武器装备的。因此，警力的总人数为42，000人。

民族保卫省（朝鲜的民族保卫省相当于国防部。）

朝鲜民主政府有自己本国的军队，它创建于1946年。军队的骨干，首先是指挥员中的骨干是在朝鲜本土和满洲参加过反日斗争的前游击队员。1949年8月1日朝鲜人民军的人数大约8000人，其中：

五个步兵师，51，000人。

一个步兵旅，6000人。

一个机械化旅，6000人。

机械化旅的装备、坦克和大炮还没有完全到位。一个独立坦克团有33辆T-34型坦克。

人民军独立炮兵部队：

（1）炮兵团有三个营，其中两个营有76毫米大炮，一个营有12门122毫米大炮。

（2）高炮团有三个营，一个营有85毫米高射炮，两个营有37毫米高射炮。

空军：有一个航空教练团。计划建立由两个团组成的空军混合师。

现在有24架歼击机、24架强击机、18架教练战斗机和8架教练机。

共有26名经过战斗机飞行训练毕业的飞行员。150名飞行员正在训练，预计10月份有50名战 斗机飞行员训练结业。

军事训练学校：

有一所军官学校，培养步兵军官、参谋和炮兵军官。

有一所军官政治学校，为朝鲜人民军各兵种培养政工干部。

有一个坦克教练团，培养坦克手、炮手和无线电话务员。

朝鲜的三步兵师、一个步兵旅、一个机械化旅和炮兵部队均按我们的编制组建，并用苏联的 武器装备。

人员组成无论在火力方面还是在战术方面都受过很好的训练。

训练是在苏联军官顾问领导下和按照我们的战时条例进行的。

军官组成在战斗能力和战术方面都训练有素，但是参谋部在指挥战斗和各兵种协同行动方面 尚有不足。

从整体说来，部队未经过战斗考验。但是第1步兵师的一个营在高城前线参加战斗的情况表 明，这些部队将会出色地战斗。

今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个师的20，000人已经到达。这两个师的人员有参加反对国民党 军队的丰富战斗经验。这两个师用日本、美国和中国武器装备。指挥员有丰富经验，但是在 战术和战役方面训练不足。

海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没有海军。

促使北朝鲜人提出进攻南方问题的原因。

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当前形势下，用和平方式统一国家是不可能的。美国人和南朝鲜反动派不同意和平统一。在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期间和在随后的联合国大会上，解决朝鲜问题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建立有左派、中间派和一部分南朝鲜右派政党参加的由南北方代表组成 的祖国阵线，也不能保证用和平方式统一国家。南朝鲜反动派拒绝了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的号召。因此他们面前出现了如何统一国家的问题。

他们的出发点是绝大部分人民赞成国家统一，赞成取消三八线。

在美国军队驻扎南朝鲜期间，人民被告知，美国军队妨碍统一。现在朝鲜已经没有美国军队了。因此，统一的这种障碍已经消除。人民很自然地会问，是什么妨碍国家统一。在朝鲜南方，反动派进行反对民主政府、反对共产党人的宣传，指责他们是国家统一的障碍。

金日成和朴宪永显然考虑到了这一情况，他们不想承担拖延国家统一的责任。当他们看到不能用和平方式统一国家时，便产生向南朝鲜政府发动武装进攻的方式来统一国家的想法。他们认为，无论朝鲜北方还是南方的人民，都会支持他们的这个措施。他们显然认为，如果现在不用武装方式实行统一，那么统一问题就会拖延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将会扼杀南方的民主运动，摧垮和消灭左派组织。同时南朝鲜反动派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建立更加强大的军队并进攻朝鲜北方，以便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

在金日成和朴宪永的谈话中，有根本不容许朝鲜长期分裂的想法。

我不排除，金日成进攻南方，是指望获得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他显然认为，既然朝鲜人曾参加过反对国民党军队的斗争，因此中国人也应当帮助他们。

我的结论和建议。

同我的报告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仍然认为，无论朝鲜南方还是北方的内部政治形势都对我们的朋友都是有利的。

为国家统一和独立斗争的左派民主力量在人民中的威信很高，他们采取的措施得到了朝鲜人民广泛阶层的支持。

但是，应当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在这种形势下，反动的帝国主义国家将利用朝鲜人民军发动进攻来反对苏联。我并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人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且我认为，人民军的人数和他们拥有的物质保证现在不能保证彻底打垮南方军队并 占领南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