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与政治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众传媒　公共领域　政治文明　三鹿奶粉事件

政治文明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一施政纲领的提出确立了政治文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是以人民、权力制约、人权保障、宪法至上为基本内容和特征的文明体现，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政治参与，缺乏政治参与，民主便无法体现人民、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也不可能建构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公民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避免或减少对“公意”的可能的偏离，实现国家各种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是政治信息的沟通和知晓，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是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与舆论引导机构，在大众传播信息中有许多政治新闻信息，这对于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可以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008年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了诸多公共事件。大众传媒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以2008年9月发生在我国公共生活中的三鹿奶粉事件为例，分析大众传媒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三鹿奶粉事件中大众传媒的作为

三鹿奶粉事件是2008年发生在我国公众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被新华社和时代周刊评为2008年国内及国际十大新闻事件之一。其重要影响不言而喻。这是一起公共安全事件，2008年6月至9月中旬，在我国许多省出现了婴幼儿因为长期食用三鹿奶粉而导致的肾结石病症。9月17日，据国家卫生部统计的数字。肾结石患儿达到6244例，其中158例重症，3例死亡。从9月11日开始我国各级媒体对此事件做了全方位的报道，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国政府开展了事故原因调查和食品卫生全国性检查。经调查，儿童患病的直接原因是奶粉中含有的三聚氰胺物质，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由于其中含有大量氮元素，常被不法商贩冒充成高蛋白物质加入。以提高检测时食品中蛋白质检测数值，还能大幅度降低成本。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1级响应、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全面开展奶粉市场治理整顿，废止食品质量免检制度、追究相关企业及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等(省略，2008-09-19，大洋综合)。在这起举国震惊的食品安全重大事件中，大众传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其实，早在2007年年底，问题奶粉生产企业三鹿集团就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2008年5月17日三鹿高层接到产品出了问题的报告；7月16日，卫生监管部门甘肃省卫生厅就接到婴儿患肾结石病例明显增多的报告，这期间事态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直到患病儿童数量增加至6000多例，2008年9月12日三鹿奶粉才被卫生部彻底查封，而在这期间，我国新闻传媒所做新闻报道对于问题的发现、对于问题的揭示、对于问题的解决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甘肃媒体在9月9日报道了问题奶粉导致儿童致病的严重问题。使奶粉致病一事浮出水面。之后，全国多家媒体相继发出同样问题的报道，向社会发出了食品安全警示。9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指出了问题奶粉的生产企业――河北省三鹿乳业集团，紧接着中央、省、市各级媒体报道了全国各地问题奶粉致病相关新闻，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运用各自的媒体优势，通过各种报道形式，反映问题奶粉导致的严重影响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以及地方电子媒介也都在重要时段了有关三鹿奶粉事件的各种新闻报道，可以说在这一公共危机事件中，大众传媒构筑了公众生活中的公共领域，媒体的联动最终形成舆论合力，对于政府行为的积极介入，对于政府迅速处理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众传媒在我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传媒业的兴起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新闻传播带来的政治信息沟通的普及化和公开的政治意见表达渠道，同决策民主化、公民的广泛政治参与以及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对于政治过程和政治人物的监督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三鹿奶粉事件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大众传媒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这些作用具体体现为：

大众传媒在公众政治生活中可以发挥环境监测的作用。大众传媒通过及时发现社会生活中危及公共利益的社会事件，调查探讨这些事件下潜藏的社会政治问题，为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起到守望作用。英美国家对此有一个相关的概念叫媒体的“看门狗”作用，也就是说媒体要维护公众的利益，看公共利益这个门，为使公共利益免受侵害。大众传媒要及时就危机情况向公众发出警告。我们从三鹿奶粉事件中看到，媒体对于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确实起到了监测与警示的作用。这次事件涉及面之大、危害之严重，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及时报道，后果则不堪设想，那些一箱箱被下架、被烧毁的有毒奶粉也许会成为更多儿童的充饥之物，新闻媒体的报道向公众发出了危险警示，也向社会政治系统发出了相应警示。为公共管理决策、公共管理行动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信息。大众传媒由于其畅通的传播渠道、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社会环境监测中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为政府公共管理行为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

大众传媒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中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提供支持。知情权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公民行使参与管理权的前提，媒体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实现对于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会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默多克在《数字鸿沟：通讯／传播政策及其矛盾》一文中指出：“充分的公民权依赖于五种基本的文化权利：(一)获得同作出个人决定和政治抉择相关的信息：(二)获得主要的知识框架以将信息整合成关于世界的清晰连贯的解释；(三)获得对于相互竞争的解释和政策的批评意见：(四)获得能充分而公平地反映所有社群的生活及抱负的表述；(五)获得作为参与

者和旁观者介人公共文化的机会。”大众传媒是信息的职业机构，而政治信息的广泛流通，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的重要标志，而在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中，不论是参与政治决策、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评议，还是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都需要以获取政治信息、了解政治情况作为前提。我国的大众传媒在性质上都属于国有，因此，在传递政务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在民主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众传媒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公共事务意见平台的作用。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在公共事务处理中，公民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以保证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大众传媒由于具有构筑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的能力，可以在这一领域中让更多的公民参与进来，平等自由地发表自己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看法，因此，可以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公共事务意见平台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实现可以使社会管理层在掌握多方声音、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对社会事务管理作出最佳决策。传统媒体的读者信箱、听众热线、观众来稿等以及网络媒体的网民论坛、聊天互动等都是大众传媒所构筑的公共领域空间，是大众传媒社会公器性质的具体体现。三鹿奶粉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同大众传媒构筑的公共领域平台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更多的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参与了此事的关注、报道与评论，使这一事件成为全民事件，为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提供了有利资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媒所构筑的公共领域对于政治文明建设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大众传媒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可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舆论监督是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务、政务和一切公共事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的施政活动，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政治家、演艺明星、上市公司等)的监督，这种监督既包括揭露和批评。叉包括评价和建议。新闻媒介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是我国现阶段舆论监督主要的和常见的形式。对于政治生活中存在不合理、不科学的管理问题，或者各种违法乱纪问题，媒体可以通过议程设置，调动公众意见，形成舆论，对相关事件当事人施加压力，保障权力处在公共监督的视线之下，这是腐败及其他政治不文明行为最为惧怕的有效手段。由传媒作为中介的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中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西方新闻传播史上，舆论监督对于政治生活构成影响的案例不胜枚举。众所周知的美国“水门事件”就是《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率先对美国政治丑闻的揭露抨击，是导致尼克松下台的导火线，媒体在西方公众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近年来的反腐倡廉过程中，大众传媒也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说：“要进一步加强各项监督制度建设，把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紧密结合起来，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来为人民谋利益。”因此，大众传媒进行舆论监督报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是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

第2篇：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

【关 键 词】军事政治学 文武关系 军政关系

近年来，军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大陆地区一经建立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学者也开始从军事政治学视角研究军政关系问题。笔者在查阅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研究军政关系的著述时，发现一些基本概念的使用稍显混乱，最集中的问题表现在对“文武关系”和“军政关系”两个基本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上。

一、概念的多重使用

概念是学科的基础。当前主要是对军事政治学的核心概念“Civil-Military relation”的理解差异较大。台湾学者洪陆训将其译为“文武关系”，指武装力量的组织和成员与社会的组织和成员之间的关系。“文”（civic）不仅指狭义上的文官或文人政府，而且指广义上的平民或民间社会。“武”指所有的武装力量。多数时候，他把“文武关系”作为军事政治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但有时却把“文武关系”和“军事政治”相提并论。比如，在其《军事政治学——文武关系理论》一书绪论中，他认为“文武关系如作为较狭义的界定（着重军、政关系），它是军事政治研究领域的主题之一；如以广义的界定来看，它的范围不断扩大，又接近于军事政治研究领域”。上下比较洪陆训给出的军事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军事政治事务和军政互动现象与“文武关系”的含义（广义包含了整个军事和非军事领域，即武装力量与社会），后者的范围明显要比前者大。但他又说广义的“文武关系”才相当于整个军事政治学研究领域，这两种概念的范围存在差异。

高民政认为西方的“Civil-Military relation”即“文武关系”外延非常广泛，“武”即武装力量，“文”即所有非武装力量，所以“文武关系”大体相当于大陆所说的“军民关系”或“军地关系”。而军政关系是文武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看出，“文武关系”外延要远远大于“军政关系”外延。因此，他认为可以划分三个层次，外延最广的概念是文武关系，其次是广义的军政关系，再次是狭义的军政关系。

在其他学者的一些著述中，也同时并存了其他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台湾学者郑晓时在《春秋时期的政军关系》一文中，既没有使用“军政关系”也没有使用“文武关系”而是使用了“政军关系”。大陆学者李月军认为文武关系主要指“军队（主要是军官阶层）与文官政府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国家政治领导和武装力量指挥者之间、组织化暴力与政治目标和利益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使用类似于洪陆训所理解的狭义的“文武关系”。我们承认后面的解释完全符合西方社会关于“civil military relation”的理解，但能否就成为我们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文武关系”呢？值得商榷。以现代术语学的观点来看，以上对军政关系或文武关系的定义，都属于外延性定义。但是要使定义科学就必须符合“定义的外延与被定义的外延必须完全相同”和“定义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的标准。而“文”和“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是多层次的，其外延与当代所要表述的内容既有相称的部分又有完全不同之处，因此，必须首先对其进行历史的考察。

二、“文”和“武”的历史考察

“文武”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是丰富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化。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三层意思。

（一）“文”和“武”表示两种不同的治国之策。《资政史鉴·为政篇》提出“文武”指的是治国方略，即‘文道’和‘武道’。“文武之道”最早由孔子提出，《礼记·杂记下二十》中记载，“子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在这里的意思是文王和武王通过德教民众和强力征服两种方法治国。汉朝初期，陆生给高祖刘邦建议“…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将“文武”称为长久之术，可见当时“文”是一种治国方略，具体内容指的是尚德崇礼，以“诗”“书”教化民众，而“武”指的是武力或严刑峻法。因此，作为治国之策的“文”与现在的政治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古代的“文”更广阔的含义也指“文化”。当国家建立之初“巨浪滔天，兴亡决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当国家稳定之后“及乎海岳即晏，波尘已定，…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文武二途，舍一不可”。所以，邹牧伦说，传统政治文化中君王治国之道“对外开疆拓上是武道，对内偃文息武是文道”。

（二）“文”和“武”表示两种不同的官别。中国古代最早的文武分职始于战国中期，陈辅良在《历代兵制》中指出“三代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而军礼独裁于大司马”，这里提出“国礼”和“军礼”不同，可见当时已经产生了文武的分职。《尉缭子·原官篇》尝言：“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六韬·文韬·举贤》则说：“将相分职，而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中国古代国家职能可简单的划分为文治和武功两部分，这两种职能分别由文官和武官来担任，所以国家有文武分职是自然的事。如以中国古代官制看，秦代的三公九卿制度，由丞相辅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御史大夫监察并帮助丞相工作，太尉协助皇帝总领全国军事。因此，丞相和御史大夫即为“文官”，太尉即为“武官”。

现代意义上的“文官”是从“civil servant”或“civil service”翻译过来的，原义是“文职仆人”或“文职服务人员”，并且这些人员是在武装部队以外担任公职，不包括法官，仅指行政机构的文职人员。这里的“civil”内涵显然要比中国文化中的“文官”要小。《牛津英汉词典》中，”civil”的含义有①：国民的，平民的；②：国家的、政府的（非宗教或军事）。其指涉显然又要比“文”的指涉大。所以，无论是作为官别或其他，两者的内涵都是不相称的。

（三）“文”和“武”表示两种不同的修养或才能。这在成语里表现的最为突出，比如“文武双全”“文武兼备”等等。明太祖曾说“夫位隆而不知学，徒长骄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岂识成败之迹。古之良将，皆文武相资，尔等不可以为两涂”。可见这里“文”指的是政治或文化修养，“武”指的是军事技能。《尉缭子》云：“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就是说武力、军事能力是主干，谋略、道义、文化宣传等是根本。在治军时既以培养良好的军事素质为基础，又要以文化修养提高军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战斗精神。两种手段兼用，两种能力兼备就能知胜负。现代汉语中经常以“文武双全”来形容军事将领既懂得带兵打仗，又有较高的文化修养。

相较而言，西方的“civil”与“military”含义要单一的多。“Civil”指“non-ecclesiastial， non-military” 即“非宗教的，非军事的”。根据日本学者小川芳男编著的词典考证，“civil”一词源于拉丁文，表示“市民的、国内的、平民的”，而它的反义词就是“military”。以军事为标准，这两个词的外延各自包含了社会中两个相对的部分，而中国的“文”和“武”两个词却没有这样宽广的外延。

由于“文”和“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具有多重性，且它的外延不如“civil”与“military”宽广，所以不加辨析的使用“文武关系”来解释“Civil-Military Relation”，或表示“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容易引起理解的混乱。至少在目前军事政治学发展起步阶段，对其传播和研究是不利的。

三、如何使用两个概念

从词源辨析来看，“军政关系”明显要优于“文武关系”。国内学界已经有了使用“军政关系”一词的传统。1988年，于杰在《论军事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一文中，以“军事与政治的动态关系”来指称“军政关系”。1994年，吴惕安和俞可平编写的《当代西方国家理论》一书“国家关系”章节，专门介绍了当代西方的“军政关系”理论。作者将“civil-military relation”译为“军政关系”而不像台湾学者一样译为“文武关系”。复旦大学的陈明明教授在《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一书中，使用的是“军政关系”一词。徐勇教授重点讨论过这两个概念在日本和台湾学界的使用情况。他认为有关“军政关系”及“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同义概念，在汉字圈内有多种表达方式。日本学者三宅正树、纐纈厚等学者以及一些大型日文工具书中以汉字“政军关系”加以表述。在分析台湾及大陆部分学者使用“文武关系”一词的原因时，他认为这是受中国文武两分的官制直接影响，即前文“文武”一词的第二种使用情况。

因此，笔者认为在军事政治学研究领域，一般情况下使用“军政关系”一词更为恰当，因为西方军事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就是军政关系问题。如若要在研究文章中使用“文武关系”一词，应该首先对所用概念进行界定。应指出所用“文武关系”一词是指称文臣与武将的关系、政府与军队的关系，还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或其他。从大陆目前的研究来看，“文武关系”一词主要在涉及中国古代及近代军政关系时出现，而且部分大陆学者也的确是在研究古代军政关系时使用“文武关系”一词的。比如《北洋前夕中国政治中的文武关系的变化》等文章。像“军地关系”“军民关系”等词一般在政论文章、政府公文、党史军史研究中出现较多，在大陆的军事政治学研究领域使用的比较少。

从上文关于军事政治学两个基本概念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到引进或借鉴的理论从其基本概念到理论体系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大陆的文化环境；对西方军政关系理论的借鉴必须坚持“本土化”即在国外军事政治学深刻影响我国军事政治学发展的情形之下，立足我国实际，发展能够正确描述和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预测社会发展前景，有助于中国军政实践发展的理论。最根本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

参考文献：

[1]洪陆训.军事政治学——文武关系理论[M].台湾：五南出版社，2002.

[2]郑晓时（台）.春秋时期的政军关系[J].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1994（2）.

[3]李月军.新文武关系理论：范式替代抑或理论补充[J].军事历史研究，2010.

第3篇：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

（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时政植入分析是《政治学原理》教学中的一种创新教学方法。其在《政治学原理》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要发挥该教学方法的效果必须借助其他的辅助教学手段。

关键词 ：《政治学原理》教学；时政植入；理论与现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0．033

收稿日期：2015－04－16

时是政治是很多人每天关注议论的热点，尤其对关注国际国家大事，一腔热血的新时代大学生而言，更是如此。《政治学原理》是一门解释政治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内容比较深奥且枯燥，学生难提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课程。因而，在《政治学原理》的课程教学中，另辟蹊径，将国际和国内的时政植入政治学理论的讲解中，有助抽象的政治理论与现实的政治现象对接，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基础上，诱导学生自觉地运用相关政治理论知识分析政治现象，把握政治生活的本质。

1 时政植入分析在政治学理论教学中的意义

1．1 时政植入分析有助于学生明确学习的重要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自古以来，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就不高。在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的大学生的政治热情也不高，主动学习政治学科相关课程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严重不足。然而，事实是，政治生活与每一位大学生的生活都密切相关，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无法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且无时无刻不受其影响。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既然无法超脱，理解政治现象并把握政治本质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疑问，政治学理论的学习与政治现象的对接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重要途径。在《政治学原理》课程的理论教学中植入时事政治的教学方法是一种与传统的纯理论教学模式完全不同的教学形式，这种教学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在政治理论的教学过程中强调把时政引入课堂，直接在讲解现实的政治现象中阐释相关政治学理论，从而为学生在贴近政治现实社会的客观环境中学习枯燥的政治理论知识，实现提高学生学习《政治学原理》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目标。

1．2 时政植入分析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政治学核心概念和理论知识的理解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赫德曾经指出，基本概念和原理构成一门课程学科结构的主体，它们被视为学科的核心概念。《政治学原理》课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既是这门课程的基础知识，支撑起这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也是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基石和工具。然而，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知识富有抽象性，很难将其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政治事件相对应，这就给学生的理解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因此《政治学原理》教学中如何来表述核心概念以及如何阐释理论以帮助学生达成对核心概念的基本理解是一个困扰教学的重要问题。政治学理论教学中植入时政分析的优势是在对身边的、及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和阐释，界定课程的核心概念和理论知识及相关体系，从而拓展学生对核心概念和政治理论的理解，而不是记住事实性信息、知识和定义，在高质量的探究式教学活动中完成课程知识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核心概念和理论知识形成比较深刻的理解。

1．3 时政植入分析是政治理论与现实政治现象的中介

理论是枯燥的，政治理论尤其如此。《政治学原理》课程体系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政治理论反映的客观现实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距甚远，导致政治理论高深莫测且枯燥无味。二是《政治学原理》课程的理论性很强，对概括性、抽象性思维的要求很高，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关注。因此，《政治学原理》历来就是一门比较难以形成高质量教学效果的课程，令许多教师都深感困惑。但是，深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会发现导致产生此种境况的因素之一是教师仅从枯燥的教条中传授政治理论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理论本身来源于生动的政治实践，是智慧的结晶。枯燥的灌输式的理论教学毫无意义，也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如何把课程上得生动，且贴近学生特点，这是值得广大教师思考的问题。在《政治学原理》课程的教学中植入时政分析，改变模式，使教学贴近学生，增添趣味，加强互动是课程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将政治学理论与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直接联系起来，促使学生在了解政治事件中学习政治理论。

2 如何在政治学理论教学中植入时政

2．1 学生了解和熟悉时政的阶段

《政治学原理》教学中运用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都是已经发生的或是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任何的政治事件或政治现象都具有极其复杂的时代背景、起因、过程、结果和本质。在进行政治理论教学前应引导学生熟悉具体时政和现象，对政治事件和现象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在课堂教学之外，要求学生广泛地关注中外政治生活，收集和认真研读背景资料。在教学中，教师启发学生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和概念分析和思考，从而将原本枯燥的理论知识的学习置于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以期望学生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得出自己的独到观点与见解。时政植入教学法不同于注入式教学法的主要特征在于将政治理论教学置于还原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通过对热点时事政治的关注、相互讨论和交流，启发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实现最终提高学生政治素养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2 讨论、交流式的互动学习阶段

政治现象纷繁复杂，各种要素相互关联，各种现象互为因果，教师需要规避学生局限在某一角度对具体政治事件和现象进行分析，而应引导学生对其做出全面深刻的分析。因此，这一阶段教师需引导学生关注的主题是，政治事件的发生需要哪些条件、具有哪些现实和理论背景？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政治事件的本质如何？可以运用何种政治理论解释该种政治事件或政治现象？围绕这些问题，教师提前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要求各小组在课前进行充分的交流和小组内讨论并制作PPT，以便上课时进行课堂演讲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小组成员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则把控讨论的原则和方向，引导和启发学生为考虑到的领域，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对于存在争议的时政问题，教师应多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尽量让所有学生都有展示自己观点的机会，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教师可以以提问的方式启发学生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去思考、去争论。对于不成熟的观点不要批评，应及时调控讨论的方向和节奏，从而培养学生主动探索求知的精神。通过讨论和交流，学生可以多视角和更全面的了解具体政治现象的规律和本质特征，从而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拓展了学术的分析思路，又培养了学生分析政治问题与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

2．3 得出理论结论和教师点评阶段

《政治学原理》教学中植入时政方法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对整个案例教学的全过程进行评价。一方面总结案例中相关知识点的运用，即运用政治学相关理论对时政问题进行全面阐述，透彻的讲解理论知识以及灵活的将理论知识运用于现象分析；另一方面综合评价学生掌握和理解相关理论知识的程度，分析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政治现象时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帮助学生如何把握分析问题的切入点，如何找到分析问题的理论支撑，如何厘清问题的分析思路。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逻辑性、全面性和深刻性。其目的是帮助学会运用政治理论知识解释政治现象和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与此同时，教师在点评中既要给出自己的观点，又要给学生留下独立思考的空间，促使学生在主动学习中更深入的探讨理论问题。

3 如何巩固《政治学原理》教学中时政植入教学方法的效果

3．1 借助时政植入分析引导和激发学生思考现实政治现象

《政治学原理》教学的最终目的不在于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和基本概念，而在于，借助于掌握的理论知识和知识体系去观察政治社会、政治生活，理解政治生活的规律与本质，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高取决于学生长期和主动的政治学习，在日积月累中不断积淀和提升。时政植入分析方法提供的是一个由事件到理论的分析思路，学生可以将从时政植入分析中学到的分析方法进一步运用于分析各种现实政治问题，使学生在政治问题分析中更深刻的理解政治理论知识，提升不断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与此同时，教师通过在《政治学原理》的理论教学过程中植入时事政治分析，其作用在于激发学生对政治理论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引导和诱发学生习惯性的运用政治理论分析现实中的政治事件和现象，启发学生分析政治问题的一种理论与逻辑思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学生对“枯燥”的政治理论感兴趣时，自主学习将贯穿学生整个大学学习阶段，甚至是延续整个人生。

3．2 借助时政植入分析引导和激发学生获取更多的政治理论知识

政治学理论是极其枯燥的，在《政治学原理》教学中时政植入分析的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习兴趣从而主动地获取新的政治理论知识。因而，教学方法仅是一个促使学生将政治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的中介和工具。当学生能从政治事件分析中获得乐趣时，学生必然会主动追逐领略政治学大家的思想，从而进一步提升政治理论知识的储备。这时教师可以给学生推荐政治学名著以供其获取政治知识和理论。实际上，某些政治现象和政治事件的规律和本质，学生可以从经典的政治学名著中找到解释，如《旧制度与大革命》等。教师在课堂教学之余，可以将时政分析与经典阅读相结合，引导学生由阅读通俗易懂的政治学读物到精读精读政治学名著，不断拓展阅读，促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加藤节著．唐士其译．政治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3

3 罗布特·A·达尔著.王沪宁，陈峰译．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第4篇：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 认同危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205-06

自从1984年成为独立的学科建制后，思想政治教育在政策支持、同仁努力以及社会形势需求等多重动力的推动下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的发展道路。然而，不少社会成员甚至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研究以及实际工作的专业人员时常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疑惑或质疑，引发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及其活动的认同危机。思想政治教育是不是一门学问？能不能称得上是独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用？这些基本问题成为缠绕每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根源性问题，深刻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度与实践效果。

一、认同危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问题意识

自1984年成为独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后30多年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与此同时，也不断地遭遇人们对这门学科及其实践的认同危机。这一认同危机表现为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以及实践活动缺少知识、价值以及情感上的认可、支持与接受。譬如，有人或是不认同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各门知识的“大杂烩”，算不上独立的学科；或是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差，甚至不是理论；或是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作用效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形式主义”、“假大空”、“没有用”等。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所出现的“认同危机”以隐秘、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严重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具体表现为：

第一，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引发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空场”。思想政治教育所出现的认同危机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学科评价机制标准的“移位”是分不开的。在告别了“知识即美德”那种神圣的价值判断标准之后，现代社会所崇尚的工具理性、经济利益成为学科评价体系的基本尺度。一门学科的认同度与这门学科是否面向市场、获取经济价值紧密相关。在“工具理性蔓延”的现代社会，经济利益成为社会生活统一化的度量衡，货币也变成一种人人都必须学会和使用的“统一语言”。以人的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难以获得社会甚至高校的认同。在现代社会里，工具理性的高扬将原本富含价值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挤兑”，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精神蕴含被现代性的价值标尺所“漂逝”。如韦伯所说，工具理性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心肝。”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人文精神、文化趣味，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应有的学术使命、学术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应当具备的引领精神功能及崇高、神圣的气质在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过程中被荡涤的“烟消云散”。由于缺少十足的学科与实践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不支持、学生不配合、社会不理解的合力作用下变得弱化、低效。思想政治教育俨然成为纯粹而又机械的知识教条，似乎成了“不思想”、“无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理论研究脱离社会现实，思想政治教育遭遇“生态断裂”。从应然的生态来说，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应当源于实践需求，现实的社会生活为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旨在解决的理论课题：反过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又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更科学、有效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者有义务审慎地厘清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这无论是对于学科的理论研究、工作实践，还是提升人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同感和喜爱度都不无裨益。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来说，人们的接受程度和热情很大程度源自于理论研究者对这一学科基本问题的精湛阐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的最后说过：“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尤其如此。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两张皮”现象十分严重：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亟需具备相应的知识、理论加以指导；另一方面，经院化的理论研究难以生产出有效的、实用的理论产品。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要么世俗化，要么精深化，“社会上不受欢迎，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套没有用；学术也不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时政语言，缺乏知识，更不要说学术含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所生产出的“科研成果”距离社会现实相距甚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形下所开展的工作常常混乱、无序、低效。

第三，外部投入与内在认同形成反差，思想政治教育陷入“自信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做的是人的精神领域的思想工作，其基本精神为正义。“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正义的工作，它高举正义的旗帜，从正义出发，为着正义的目标而努力。思想政治工作活动的过程，就是为正义而奋斗的过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规范建制，增加师资投入，在人力、财力以及物力上大力地投入和保障。近年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独立化建制，在部属“211”层次高校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力度。200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科建制中升格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六个二级专业。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也步入快车道，拥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硕士点达到200多个，博士点60多个，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与巨大的外部投入形成反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未形成充足的学科自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还缺乏学科和学术的自信，尽管有学科平台，但多数成员主要还在从事非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或重点放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外的学科那里，以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学科，缺乏学术，而其他学科才是学科，才是科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遭人非议，认为“不管用”，“知行分离”，“说一套、做一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好做，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理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明显”业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致的共识。

思想政治教育所遭遇的“认同危机”以深刻的、隐秘的形式渗透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当中，弥散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系统结构。缺乏足够的认同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萎靡”状态的根由。笔者认为，尽管我们可以从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工作方法对此作出解释并提出化解之道，但更为主要的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者和从事业者缺乏审慎的态度和系统、认真的了解，并未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准确认知，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有的自觉。

二、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基本蕴含

自觉，本属于哲学概念，它指的是主体内在的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解放意识。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理论或实践形态所体现出的学科特质、学术品位与实践特色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的“自知之明”，反映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科研以及实践工作的人“认识自己”的能力。它是从认识论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描述，是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各项活动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作出的认识。“自觉”具有“反思”的特质，是人的理性认知能力的重要体现，是事物以自身作为认知对象进行自我刻画的表现。“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应当具备的认知思维和认知能力，他能够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性质、特色，理论研究应当具备的旨趣、品位和社会实践活动所应具备的特点、品质等。

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知之明”。笔者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知、主体性以及文化性三个维度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结构：

1 价值认知自觉。价值认知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能够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研究以及实践的重要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并非人们简单地认定的“官方说教”，也不是他人肆意贴上“无用”标签的活动。它以人的精神领域尤其是人的思想作为对象，旨在揭示人们的思想如何转化为行为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这是其本质，但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文化性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是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优秀人才的渠道，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科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正规化、系统化以及科学化的人才培育通道。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是一项具有探索性和神圣性的事业，其价值在于科学地解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转化规律，意识形态嵌入社会的内在机制，人们道德行为发生的心理缘起等，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可靠的理论阐释以及有益的理论指导。价值认知自觉不仅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培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内在的认同与热爱。

2 主体性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自觉认知，它解决的是“谁之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中国特色的学科，它发端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立足于中国具体的国情与实际，继承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以自己独特的立场和方式言说着“中国故事”。主体性自觉在全球化时代越发具有现实意义，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研究是多元思潮竞相争斗话语权、通过思想的力量获得主体性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是获致中国研究的自主性、指认中国独立性的重要标志。“谁之思想政治教育”的提问是全球化时代追问主体自主性的表现。当下的中国，在大国崛起步伐加剧的浪潮中以崭新的姿态、强劲的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势如破竹”式的社会发展进程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大国的能力与地位。与之相应，中国的崛起激发着中国学术寻求自主性的理论表达。在西方知识系统和概念体系笼罩中国的当下，中国迫切地需要贡献出自身的理论创建和知识表达，体现出应有的大国风范和主体自觉。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学科，“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出发，运用中国特有的视角和方法，秉承中国特有的思维传统，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结论和实践路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增进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认知与它作为中国学科的自主性，使人们更加认清自身的使命，以中国的话语、中国风格诉说着“中国故事”，表达出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中国气派”。

3 文化传承自觉。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实践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文化活动并在文化的历史传承性上所发挥作用的自觉认知。思想政治教育是处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人们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化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之一。文化情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社会背景，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都是文化的存在物，借助一定的文化载体宣传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一定阶级所需要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意识形态作为教育对象，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特征的基本面相。“价值与规范的传授与认同则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这便是文化沟通与运作的过程”。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文明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承的作用。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一系列有益的理念、内容和方法都是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的要素。传统文化的一些优秀的道德品质（如孝道、仁爱），教育观念（如因材施教），教育方式（如道德教化）完全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传承的过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有效的传播方式和传承载体，将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成果得以极力地发扬和推广。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自觉就是要自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征，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所担负的文化传统传承的使命与重任。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尊重、吸取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对其加以转化、利用，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传承自觉的实践要求。

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作出的“自我认知”。这一过程体现出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与自我批判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自我认知的理性认识阶段，已不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活动进行简单的、直观化的描述，而是上升为内在的自觉。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所产生的主观认知，成为团结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程度与行动活力的内在“精神纽带”。可以说，如果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思想政治教育将很难进行准确的认知定位。无法准确地认识到其各项活动的价值与使命，也就不能真正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活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培育之途

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自知之明”。其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自觉也必然从这一群体入手，提升他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认知的自觉性。具体而言：

第一，树立“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的职业伦理观。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思想、灵魂方面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职业伦理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具备怎样的伦理品质直接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实际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神圣性、正义性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当秉持韦伯式的“天职”观念，保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忠诚与热爱，真正地认识并努力地践行“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的职业伦理观。“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认识到这项活动所承载的价值理想，投入热情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教育教学以及实际工作当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应当能够将本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以及方法说清楚、讲明白，澄清他人对这门学科的误解，解决人们对于这门学科认知上的混乱局面。实际上，外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这门学科的不解或误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从业者应投身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中，科学回答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疑问、质疑，提高这一学科的科学化水平，提升人们对这门学科的认同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观念深刻地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与实践开展。“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而不是“靠思想政治教育生存”应当成为每个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应当秉持的伦理操守。

第二，寻求有效的问题意识，以书写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故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的形成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观照以及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与解读。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提炼出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线索，上升至学理的范畴，再加以充分地研究，寻找到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应当培养解读与回应中国社会的能力，书写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叙事”。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在观察、解释社会现象中发现问题意识，进而提升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提高其解释、解读中国社会的能力，从精神交往、价值传导、文化交流等视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作出全景式与多断面的剖析。尤其是要对当下中国的转型社会作出描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转型所特有的“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东方与西方的碰撞”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包含痛苦相伴”的基本特征。用自身独特话语或理论对中国社会进行观察，提炼出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叙述、解读以及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在解释、解读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从自身的立场对其作出回应。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故事”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的表现，它建立在鲜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作出详尽的解释与回应。

第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研究取向，以“彻底”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说服人”。目前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难形成认同，其根由之一在于理论研究流于空泛，难以有力地切中现实问题。之所以如此，与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外部化倾向是分不开的。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外部化研究，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选题、主要观点及成果处在外圈层。尽管这些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有联系，利用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名义，也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语言，但并没有进入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只停留在思想政治教育外部或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系统交叉地带。在外部化研究趋向的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未进入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触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问题，难以形成社会认同。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内部化，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进行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规律，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机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科学化的体现，也是今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向。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真正地触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直面思想政治教育所遭遇的现实问题，有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彻底化，达到“说服人”的效果。

第5篇：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

1．时事政治材料的选取缺乏科学性

首先是由于教师看报纸杂志较少，所以接触的新知识较少，一个时事政治材料反复讲，时间久了，自然与现实相差甚远，收不到好的效果。其次，不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讲一些较高深的东西或与当今社会现状相差甚远的陈年往事，既没有效果，也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再次，备课不充分，课前准备不足，因此在运用实例时明显存在不足，无法理论联系实际。最后，由于互联网络的发展，获取信息的媒介增多，但也因此，虚假或过分夸大信息内容比比皆是，这就造成了学生获取信息不准确，影响了教学。

2．时事政治材料处理不当

时事政治，必然注重“时事”二字，因此时事政治教育存在时效性，时事政治材料的处理相当重要。在现今的时事政治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一些教师由于对教材或时事政治把握不够全面和深刻，选择的时事政治材料可能与所讲知识点无关，即便讲得再精彩也无济于事。其次，虽然引用的时事政治材料很多，但与考试重点、难点无关，只注重外在形式，象征性地引用时事政治，却不注重内在内容。最后，讲述的时事政治材料过于枯燥乏味，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无法调动学生的探索欲。

3．对待时事政治的观念错误

由于高中学生面临高考压力，教师的理念就是考高分为首任，因此平时对时事政治几乎不闻不问，打算在高考前猛攻。通过历年高考时事政治考题来讲述哪些是重点难点，学生只是临时死记硬背，但并没有完全理解，认识上还存在诸多偏差，没有在实质上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二、如何推进时事政治与政治教育相融合

1．教师要与时俱进，时刻关注时事政治

一名合格的政治教师，不仅仅是能够完美地理解与传授书本上的知识，在此基础上还要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与教材教授内容相关的其他知识，用以构建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因此，教师在平时应坚持通过互联网、电视新闻、报纸杂志等媒介搜集时事政治材料，并及时更新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理论与实际的融会贯通首先需要深厚的知识体系做基础，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在教学中运用自如。

2．学生要养成课前读新闻的习惯

教师可安排学生在课前几分钟轮流读报纸，并在朗读结束后一一点评，学生读完并点评完后，教师做总结。如此一来，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时事政治的学习与记忆也不再是枯燥的事，反而变得非常有意义，更能激发学生的思维意思与语言表达能力，也从能从根本上起到培养学生思想政治意识的作用。

3．开展时事政治案例讨论会

在一个课时讲授完毕后，教师可选择一个比较接近所讲知识点的时事政治材料，让学生围绕这个案例用所学知识来讨论。一个案例中一般包含了很多政治学知识，需要学生发散思维去思考这些东西，大家各抒己见，而后互相交流，更快地提高自己，这种学习形式也更便于记忆。从案例讨论中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点，更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变被动为主动，课堂气氛从沉闷到活跃，有效性必然更高。

三、政治教学与时事政治融合的意义

1．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一门课程的学习上，激发起学生的兴趣就等于成功了一半。而思想政治教学因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限制，一直比较枯燥乏味，找准学生的兴趣点，就更加重要。现在的学生接受能力强，渴望探索新事物的求知欲也强。因此，在政治教学中引入时事政治，是激起学生兴趣的一种有效方法，一是时事政治本身的趣味性所决定的，二是时事政治与政治理论相结合时碰撞出的火花能很好地引发学生的求知欲及渴望解决问题的好奇心。

2．理论联系实际，加深对课程的理解

时事政治反映了当今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与实质意义。思想政治课是长期以来总结的正确的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理论，虽具有权威性，但毕竟社会不断在发展，书本上的理论必然存在滞后性的缺陷。只有把时事政治与书本教学相融合，才能更好地诠释思想政治教育。对政治的学习归根结底是让学生今后为社会更好地发展做贡献，而发展离不开实践，只有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才是活的理论，只有融入实践中去，才能深刻理解理论的内涵，才能更好地用理论来分析实践。另外，时事政治的具体化、灵活性也使学生学起来更简单。

3．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时事政治包含了国内外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学好了时事政治也就是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主要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时事政治主要以人物或事件的形式出现，具有一定的生动性，而学生由这一事件引发诸多思考。在了解各个时事政治案例的时候，学生就已经开始掌握很多知识，在分析完案例以后，不仅获得了知识，更学会了方法，这将有利于以后处理类似的事情，大大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文化底蕴。

4．改变传统教育理念、与时俱进

一直以来，传统的政治教学都是“填鸭式”教学，即老师只管讲，无论学生是否有兴趣，是否能一次性接受。政治课堂相较于其他课堂而言，本身就比较枯燥，再加上这种教学方法，学生就会更反感。而时事政治的引入，将会有效改变这一现状，“事件”能很快地把学生带入教学情境中去，引导他们思考、解答，从而使政治课堂教学充满活力，学生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各方面能力得以提升，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势必会提高课堂有效性。

四、结束语

第6篇：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治理论教学，全面，协调，可持续

 

政治理论教学在加强和改进学员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军校学员综合素质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发展观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方针。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军校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审视政治理论教学的教学改革，立足使学员全面可持续发展，开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

一、政治理论教学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使学员全面发展,积极适应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的程度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科学发展观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其中，成为新的发展观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与人对立的、外在于人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离开了人的活动，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的历史。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共产党宣言》里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强调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让每个人的创造力和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在人才培养方面也要坚持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思想先进、政治坚定、道德高尚、作风优良、知识广博、身心健康的学员才是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高技术战争要求的军事人才。当前我军面临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中国军队与发达国家军队综合实力的差距短时间内难以缩小，如果将来与强手作战，我们无疑将处于明显劣势，需要有强大的抗“震慑”精神力量。因此，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既要注重发展信息化武器，更要注重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培养以劣胜优的坚定信念。政治理论教学的目标就是引导学员坚定革命理想信念，明确历史使命，确立高尚道德情操、献身国防的精神和军人的特有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具有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因此政治理论教学在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中具有重大作用。江泽民曾指出：“我们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使我军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和军事变革加速发展的形势，加快推进军队的各项改革和建设。”当前政治理论教学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军事变革的形势，加快教学改革。

二、政治理论教学要促进学员各项素质的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军校政治理论教学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党的教育方针为指针，对学员进行以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思想道德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是灵魂，军事专业素质是主体，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是基础。当前政治理论教学仍然要围绕这个基本原则，要突出时代特征，促进学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理论素养、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一是以党的创新理论为统领，切实打牢思想理论根基。

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对提高学员政治素质具有主导和定向作用。。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把党的创新理论贯穿教学始终，渗透到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全过程，切实打牢学员的理论根基。要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重要内容，紧密结合国家和军队建设改革的实践，注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政治坚定性，提高政治鉴别力。只有打牢了理论根基，才能坚定理想信念，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学员的全面发展奠定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不仅对实现院校培养目标有重大作用，而且对学员走出校门后的健康成长与长期发展有深远意义。

二是加大人文社科知识的学习，培养人文精神。

军校学员将成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才。因此，他们不仅应该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素质，而切还要有厚实的人文底蕴。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学科专业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化，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单一的素质结构将难以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文素质对启迪思维、获取知识、完善人格、增强创新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人文社科知识的传授，实现文理兼容、文理交融，改善学员的知识结构，培养高尚的人文精神，对学员的全面发展异常必要。。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其中八个为荣“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尊纪守法”、“艰苦奋斗”哪一项都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当前政治理论教学主要偏重于马克思理论教育，突出了它的政治教育功能，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忽视了人文素质的培养与训练。特别是专业技术院校更加应该发挥政治理论教学的优势，加强学员的人文精神培养，提高综合素质。军校学员的人文精神应该包括：能够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事业心的人，有科学文化知识开拓能力的人；具有互相协作的团队精神，学会合作，善于共事；具有艰苦创业，不断进取，积极向上敢于冒险的精神；能够从提高综合素质和社会文化进步的高度追求自身完善，形成高品位的文化素养和品格修养。政治理论教学要向学员充分揭示科学活动和科学事业的人文规律，培养学员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这种包含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人文精神，对学员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三是注重心理教育和疏导，保持心理健康和谐。

心理问题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正在经历社会变革的国家，精神病患者的比例相对较高。特别是处在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思想观念的碰撞导致的心理困惑与冲突、利益关系的调整使人的不平衡心理加剧、社会竞争的加剧让人深切感受到生存压力的增大。这些给人们造成了剧烈的“心理震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如社会竞争加剧、升学压力增大、就业形势严峻、贫富分化和城乡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这些不和谐是造成人们心理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军校学员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也受到来自社会和军队内部的各种压力，面临学习、工作、婚恋、军地反差等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抑郁、焦虑、恐惧、不平衡心理等更为突出。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调适，势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果。政治理论教学必须下大力气做好学员的心理教育和疏导工作。

四是重视军人战时心理素质培养，强化战斗精神。

现代局部战争的实践表明，在信息化战争中制胜因素中，人的战斗精神、知识智能、科技素养在战斗力构成中越来越重要。军事领域历来是高新尖技术最先涉足、最为集中的领域。现代战争从军事理论到作战样式，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体制，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这对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高技术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具有极高的作战效能，武器装备的质量在决定战争胜负中所占的分量也越来越重，而我军武器装备现阶段仍处于相对劣势，且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改变，使人们易于产生悲观情绪；再比如，现代条件下作战行动的机动性、突然性增大，各种大威力、高精度远程兵器已被广泛运用，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性增大，在战争初期，人们易于产生慌乱和恐惧现象等等。。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厮杀与生命的脆弱易导致人员产生精神障碍，极大削弱战斗意志，毁灭战斗精神。军校学员不仅需要精湛的业务技能，而且需要有过硬的战斗精神、意志品质和思想作风。未来高技术战争，其激烈性和残酷性将超过以往任何一场战争，对军人的战时心理素质和战斗意志提出了严峻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加强学员战时心理素质培养和训练，有目的有意识强化军人的作战意识，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英勇顽强的作风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战斗精神是军队的军心、士气、斗志、勇气、胆量、毅力、气节等精神因素的综合体。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激发官兵的民族义愤，培养军人的爱国情感和为捍卫国家利益而战的斗志和勇气。军校学员是部队未来的战斗骨干，他们的战斗精神直接影响着部队整体的战斗士气。因此学员的战斗精神培养应该是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政治理论教学要使学员能够可持续发展。

军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首先是人，其次是军人。教育的可持续性就是不仅要满足当前所处地位的需要，更要为将来的长期发展创造条件。着眼于学员的可持续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之一。因此，政治理论教学首先要立足当前，根据学员的需要，有效解决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又要着眼长远，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要想保证学员在政治上永远合格，单靠教育者的灌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学员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才能终身受益。政治理论教学要确立新的师生观和新的过程观，改进知识型教学，努力实施发展型教学，坚持指导学员进行创新性学习，注重开发人的潜能，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具有现代思维方式、方法、修养的创新型现代军人。所以，政治理论教学一方面要紧紧抓住国内外重大事件、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军队重大改革举措及社会中出现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和学员进行探讨交流，解决他们思想实际问题，疏堵结合，积极引导。从而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巩固军魂意识，树立献身精神。另一方面，要增强政治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要突出学员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既要坚持正面灌输，又要开展民主讨论。既要强化系统的基本理论灌输，包括哲学、历史、道德、法律等基础理论学习，打牢政治理论基础，又要使学员掌握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才能使学员的综合素质得到可持续发展，既能够为毕业后岗位任职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又能够为将来到地方工作创造良好的个人条件。

参考文献

唐洪鑫等主编. 21世纪军校学员思想 政治 道德教育规律研究. 解放军出版社，2002

薛国安等.世界新军事变革热点问题解答.解放军出版社，2004

第7篇：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

【摘 要】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时事政治作为政治教学的内容补充和典型的实例素材，与政治教学相结合，全面反映了当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时事政治具有贴近生活，与时俱进的特点，与高中政治的理论体系紧密联系。所以笔者认为，找准时事政治与教材的切合点，把时事政治融入政治教学中，能大大地提升高中政治的课堂教学效用。

关键词 高中政治教学；时事政治；理论体系；课堂教学效用

目前，大多数的高中时事教学通常分三步：时事专题、时事新闻、时事评述文章。在教学过程中，时事政治教学往往流于形式，主要以学生讨论为主。甚至，圈定一些时事政治资料，让学生死记硬背，并没有真正地将政治与教学相结合，把时事政治运用于课堂教学。那应该如何利用时事政治，提升课堂的教学效用呢?

一、以时事政治为话题，导入新课

政治课，由于理论多，内容枯燥，学生往往难以提起学习兴趣。如果教师一直采取填鸭式的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学生很难集中精神听讲，学习效率非常不高。然而，时事政治具有新鲜热辣，贴近生活，与时俱进的特点，而且来源广泛，学生可以从报纸，杂志，电视新闻等多种途径了解到时事政治。教师如果能利用近期时事作为切入点，导入新课，那么将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的心思迅速进入课堂，认真听讲接下来的内容。

比如，在学习人教版必修二第一单元第二课《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的时候，可以给学生看选举视频，看完之后，看是否有同学知道选举流程是怎么样的？再问，是否有同学知道主席是怎么选举出来的？以此作为导入，进入公民的政治参与这一块知识，引起学生的兴趣以及好奇心，让他们接下来能好好学习该板块的知识。

二、利用时事，丰富课堂教学

鼓励学生广泛了解时事政治，一方面可以丰富课外知识，扩大知识面，另一方面可以巩固教材理论，加深理解。在教学过程中插入时事政治，还可以丰富课堂教学。

1.利用时事帮助学生掌握抽象的概念

高中政治包含了大量的抽象概念以及原理，有些概念虽然学生听过，但是看不见摸不着，难以理解其中的本质和内涵。如果教师在讲授这些晦涩难懂的概念时，能够穿插一些时事政治加以说明，就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

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四《生活与哲学》这一教材中，主要讲的是生活中哲学，众所周知，哲学是比较难懂的。对于高中生，更加是只能理解到一些表层的意思，而不是深入地理解了内容。比如，在学习该教材第四单元第十二课《实现人生的价值》这一课中，首先对价值与价值观就不能深刻地理解它们的含义。这时，教师就可以结合时事案例分析，让学生了解到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也能积极主动地进行实践。关于价值观的实例非常多，比如之前造成很大轰动的河北保定李启铭交通肇事案，流行语“我爸是李刚”就是从此案而来。还有许多抗洪救灾的英雄们，为了抢救灾民，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于是他们受到了人民的尊重与爱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所以他们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事情。好人受到人民的尊重与爱戴，而坏人就会受到唾弃与批判。让学生明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多么重要。

2.将时事政治作为实例素材

根据教学内容和目标，将最新的时事和社会新闻作为实例素材，选用学生关注的重大事件，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学习自觉性。用最新的时事代替课本教材中陈旧的案例，增强新鲜感，同时也跟着时展，是学生对教材上的知识点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

在学习必修一第八课《财政与税收》这一课的时候，在讲完征税与纳税的概念性知识后，可以引入一些企业或个人偷税漏税的时事，让学生加深对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认识。

3.深入分析时事政治，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想要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提升学生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也是为学生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例如，人教版必修一第一单元第二课《多变的价格》，教师可以把黄金的价格作为分析例子。从各方面深入分析为什么黄金价格会波动。并让学生思考问题：“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有什么？为什么大家要抢购黄金？”学生可以分成小组讨论，分析及解答问题。学生有了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说明课堂教学的效果明显，学生能学以致用了。也就是大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用。

4.专题讨论，用所学政治理论评述时事

时事中蕴含了很多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学生们去发现，判断。在课堂上开展专题讨论会，教师引导学生 围绕时事政治材料进行讨论，分析时事中的理论知识。然后进行相互交流，相互讨论，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这种探究方式，改变了教师授课为主的传统教学，让学生独立去思考，去发现，自己获得知识。

三、小结

总之，时事政治在政治教学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它保证了学生主体地位，发挥了教师主导作用。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开阔了学生视野，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地提高了政治教学的课堂效用，应该引起广大教师的重视。希望每位高中政治教师都能关注社会热点，把握政策方针，尽量把时事政治与教材理论结合起来，渗透到日常教学中去。把时事贯穿于高中思想政治的教学中，让学生们在学中用，用中学，二者结合，达到最有效的学习与运用，为政治教学注入活力。

参考文献

[1]刘西亮.如何提升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时效性.中学时代[J].2013.

[2]史云婷.高中政治课教学中时事政治运用策略.考试周刊[J].2012.

[3]吴析宸.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时间管理研究.西南大学[D].2013.

第8篇：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一党执政，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第9篇：时事与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媒介；舆论；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4-0191-02

媒介具有教育，引导受众的功能。人们通过传媒获取社会信息，在休闲娱乐中表达意见，传递、沟通、交流思想。现代传媒工具的多样化以及媒介环境的开放性，使得公共舆论的形成具有及时性、广泛性、普遍性。在关注媒介素养教育的同时，还应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充分认识公共舆论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并以此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一、公共舆论的内涵与特征

作为历时性概念，公共舆论经历了从舆论到公众舆论再到公共舆论的演变过程。在我国古代，舆论被称为“舆人之论”，最初指地位很低的人的言论，后来泛指一般百姓即众人的言论。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舆论最初指相对于真理理性的没有完全得到充分论证的不确定的判断。现代社会，随着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发展以及公共舆论的环境标准和手段的不断变化，公共舆论活动的范围和能量不断扩大。一般认为，作为社会群体意识，公共舆论以人们内心深处的政治文化价值体系为标准，通过公众与公共渠道对当前政治事务和公共生活表达的意见。公共参与性是公共舆论的最重要的特征。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中，舆论所关涉的主题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一个国家、地区，乃至人类社会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不同的阶级、团体和群体通过会议、论坛、大众媒介等意见场所交流和表达观点，在意见的争论、讨论等互动中将个别性意见转化成公众的意见。相对于一般的意见交流而言，公共舆论以公共事务为议题，在公共论坛中能够引起讨论的往往是没有固定处理方案而又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的问题。意识表层性是公共舆论具有一般的舆论的特性。舆论具有表层意识的特性，人们的脑力的感觉、需要、意图和关系是舆论形成的心理动因。与一般舆论一样，公共舆论往往呈现出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流动状态，在表达上因重于反应观点意见而往往显得情绪化，在内容上捕捉厉害问题、重要事件及其最新动态而居于时间的表层空间。正如黑格尔曾指出，公共舆论的形成中，“个人所享有的形势的主观自由在于，对普遍事务具有其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1]

二、社会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社会舆论对人的思想行为影响的积极作用

社会舆论可以为人的行为引导方向，处于新环境的人会因舆论的启迪和暗示作用而尽快适应环境。社会舆论可以加强正当行为的力量，在引导正当行为迅速发展的同时约束和制约非正当行为的发展变化。当社会舆论成为一定范围内相对稳定的共同遵守的习俗和准则时，可以自发、自觉地调整群体内的意见和行为，促进群体内协作精神的形成，增强群体凝聚力。

（二）社会舆论对人的思想行为影响的消极作用

当社会舆论由少部分持错误观点的人操纵并利用宣传工具和大众媒介广泛渲染，就会导致更大的错误。而且，当社会舆论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现实时，一部分持正确观点人就会受到舆论的压力和打击，使群众无法了解事实真相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三）社会舆论对思想政治主体和客体的影响

首先，社会舆论影响教育者行为的方式和内容变化。在社会舆论的影响制约下，教育者在实施自己的目标时，可以利用舆论的强大力量促进被教育者的行为的转化。同时，教育者本身就处于复杂的社会舆论之中，其伴随舆论的变化发展，将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自己的认识得到发展和提高。其次，社会舆论可以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对环境的熟悉和适应。如大学校园的非正态舆论会诱使一年级新生盲目追求并模仿，从而减弱了教育者所施加的教育影响。而且，受教育者的成长发展都离不开舆论和各种规范，在舆论的暗示下，人会知道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在某种情况下社会舆论对人的效果作用超过了其他的教育形式，它还影响着被教育者对教育者的教育行为的态度和选择，如社会舆论中的不利因素会影响教育过程的顺利实施等。

（四）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舆论有着反作用

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舆论的导向。可以发挥其正面作用规范舆论的形成和发展，使持不同意见的人减少，使负面舆论发生转移，从而有利于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三、处理好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增强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正面作用

公共舆论与社会舆论正在以各种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方式和方法，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应该善于运用这一工具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

在媒体鱼龙混杂的状态下，各种不良信息和消极心态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观价值观，一些官本位思想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再次滋生出来，而生活在底层的贫苦大众则怨声载道，思想上有很多负面情绪难以发泄，在这种时候，舆论就要适时给予正确的引导，把党的大方针重点通俗地传达到群众的耳朵里，运用舆论这一媒介手段拉近政府与人民的距离，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在新时期也要强调宣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一）政府应加强网上舆论的正面性引导，防止造谣者蛊惑人心

自从提倡网络媒体言论自由以后，各个渠道的信息量与日俱增，可信息参差不齐，对新闻事件报道的真实性有待考究。不断浮现出假新闻，有意重伤、诽谤、编造新闻等恶劣情况的出现给舆论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例如，2012年各大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的“世界末日”事件，从传闻出现到这个事件的结束，经历了好几年，专家们已多次澄清这个事件并否定这个传闻的真实性。但是，广大受众在媒体争相报道的舆论环境下，公众又开始信以为真，并在各大论坛以及日常生活中展开议论，这个事件一直扑朔迷离，政府相关部门并没有坚定公众的信念，任凭公共舆论大肆渲染以增加收视率等以商业企图为目的的运营。最后这个事件造成了很多无辜受众的思想上的恐慌。一些侥幸分子甚至投机取巧造谣末日黑暗等等，导致大量公众哄抢蜡烛等日用品，造成商家形成暴力，公众盲目积压囤货，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在群众的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假设政府等部门在这件事上给予正规引导，公众可能会更理性对待。

（二）社会舆论与公共舆论应时刻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为风向标

当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在传媒行业也是如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度而获利他们不惜采取各种方式来吸引受众眼球。因此，社会舆论与公共舆论应该时刻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为方向。致力于提高受众的文化素质水平，加强对民众的正面思想政治教育。在此，有个舆论平台可以说是正面舆论宣传以增强公民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榜样――《感动中国》。这个栏目每年都会由全国人民投票评选出中国在各个领域做出不平凡的事迹的榜样的人物。他们有下岗工人、科学家，航天功臣，大多数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舍己为人，帮助孤寡老人，默默地心甘情愿地做好事几十年。俗话说，做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在高速发展的经济时代的受众心目中，雷锋那样的只是一个标志，新一代的人类并不是都生活在那个年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并了解雷锋的故事。所以，《感动中国》这个节目把在我们身边的感动人物展现了出来，让我们发现原来感动就在我们身边，好人就在我们周围。为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添加了很多的正能量，给人们以希望和动力，起了很好的模范教育作用，在人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感染熏陶作用。真正地把我党宣扬和坚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落到实处，走进了寻常百姓人家的内心，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再只是一句空话，已经成为指引大众争相效仿的榜样，为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出了贡献。由此，我们必须充分运用好公共舆论与社会舆论，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从而逐步加快我国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进程。

（三）充分运用公共舆论和社会舆论，揭露社会上存在的负面事件，以达到思想警示作用

近几年，政府官员丑闻百出，好多的发现都要归功于社会舆论。由于网络的匿名制和微博，博客的流行，有些正义人士在网络上举报个别官员事迹，并奉上证据，这给司法机关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线索，为社会公正，公平，法律的平等性公开性做出了巨大贡献，依法惩治了不少贪官污吏，同时也给各个部门机关的官员们敲响了警钟。舆论监督遏制了这种歪风邪风，树立了社会的正风。其中在媒体节目中《焦点访谈》在这十几年来揭露了社会上众多的黑暗面，地沟油、黑心棉、毒馒头、毒鸭蛋，还有社会公共部门执法不严执法不力这些都在焦点访谈这个舆论平台上曝光，并被大众所认知，帮助公众区分事务的善恶美丑，并警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立即停手，让社会秩序回归稳定，在思想上达到惩戒与警示作用。

虽然社会舆论与公共舆论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建设上有很大的正面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负面作用。例如，舆论媒体也会传播各种虚无的谣言，制造虚假新闻，扰乱公众的正常思维判断能力，做出错误判断，混淆视听。例如前些年张悟本假借中医世家的名义，在地方电视台大肆宣扬他的养生之道，盲目灌输不科学的养生方法。他抓住了受众的心理，造成绿豆，白萝卜等物品涨价，导致市场混乱，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社会舆论与公共舆论应该遵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以及价值导向，发挥正面导向作用，遏制其负面作用。

正确的社会舆论和公共舆论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反之则会抑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行。良好的舆论环境，可以从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思想变化，从而引导正确的行为变化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扩大正面舆论的影响，引导自觉舆论的形成和发展，使符合人民利益的大政方针尽快深入人心，启迪更多的人民群众来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应利用正确舆论的力量，控制错误舆论的蔓延和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人文环境，进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