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管理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时尚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资源;博弈;经济理性人;纳什均衡
近年来国际上各类经济学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就是博弈论(Game Theory)｡博弈论已经受到理论界越来越高的重视,成为现代经济学最新发展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学科,很多经济学家都转而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解释众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此外,博弈论也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基础和核心,符合纳什均衡原则的管理机制已是制度设计和管理创新的目标｡
同时也不可否认,博弈论在我国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例如在不少经济管理案例中,“三个和尚没水喝” 这一中国传统小寓言是作为管理问题的典型对象进行详尽分析的,但是迄今为止学者们都着眼于定性的阐述,缺少与现代实际经济活动背景联系密切的定量剖析和计算｡本文针对这一问题,从“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现象入手,对有限资源约束下的三方博弈进行了分析,建立了相应的对策模型,并给出了问题的详尽解释｡
1 相关文献理论综述
近些年来,国内每年都有不少学者就“三个和尚没水喝”所蕴含的深层哲理发表学术观点｡
(1)资源配置说｡
有学者认为庙是一个组织,和尚､扁担和水桶是组织可支配的资源,而水是组织可支配资源最终配置的成果,理想状态下水是可持续使用的｡对于“一个和尚有水吃”的现象,组织所投入的一个和尚的经营成果接近“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最大化使用效率”的理想状态,属于管理学中的高效配置;对于“两个和尚抬水吃”的现象,组织所投入的两个和尚的经营成果则偏离了上述理想状态,属于管理学中的低效配置;而“三个和尚无水吃”的局面说明组织所投入的三个和尚的经营成果远远偏离了这个理想状态,属于管理学中的无效配置｡
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解决上述管理学中的无效配置问题,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活动进行改善｡比如让两个和尚或三个和尚轮流挑水,或者安排一个和尚挑水､一个和尚种菜､一个和尚化缘｡
(2)“搭便车”说｡
也有学者假设其中一个和尚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他两个是很少喝水的“耐干旱品种”,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或者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介意每天下山挑水,借此机会偷偷瞧一瞧在河对面洗衣服的漂亮村姑｡以上论点都是基于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以及存在“选择性激励”的情况｡
在这类学者中,也有的人假设三个和尚中一个是“理性利己主义者”,另一个是“条件合作者”,第三个是“志愿惩罚者”｡“条件合作者”是老好人,他们愿意发起协作行动,并且只要群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以互惠行为做出反应,他们 就坚持合作｡
因此,三个和尚在以上的假设条件下,大家都会有水喝的｡这是因为其中作为“志愿惩罚者”的和尚会不惜时间和代价盯住想要搭便车的“理性利己主义者”,不给这样的和尚喝一滴水,逼使他参加取水行动｡
(3)创新管理说｡
还有学者对“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进行了新的解说,提出了改变现状的三种创新方法｡第一种是“机制创新”,将挑水的路平均分为三段,每个和尚都挑一段;第二种是“管理创新”,规定谁挑的水多,晚上吃饭时就多加一道菜,谁挑的水少晚上就没菜吃,因此,大家就争先恐后去挑水,水也就喝不尽了;第三种是“技术创新”,三个和尚可以利用当地的竹子和木材,架设简易的自来水管道,今后取水就可以又快又省力｡
但是,众多的文献均缺乏利用对策论对问题进行有效的定量分析｡这其实也是对当今经济社会中资源有限情形下的三方博弈模型研究的缺憾之处｡
2 有关三方的博弈分析
为了引入有限资源情形下的三方博弈问题,以下借用上述寓言所反映出的哲理,由简单的一个和尚逐步过渡到三个和尚的情形分别予以剖析｡
2.1基本分析
这里先假设整个庙中只有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而且其中的和尚都是“经济理性人”｡
首先,当只有一个和尚的时候,和尚可以利用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解决水源问题｡他所得到的利益是最大化的,没有利益的外部溢出,也就自然形成“一个和尚挑水喝”的局面｡
其次,当有两个和尚的时候,用水问题就不像一个和尚的时候那么容易解决了｡以下借用博弈论中合作模型予以分析｡分析模型详见表1｡
由于“搭便车”是对一个人的很大诱惑,所以若对方“取水”而自己不去,则可坐收渔利,获得最高水平的效用2｡而博弈双方都是理性人,谁都不愿意对方坐享其成而使自己的效用水平下降｡所以当双方都这样理性地算计并行事时,该公共产品就不会提供出来,结果就是集体的低效用水平｡博弈结果就陷入了有名的“囚徒困境”,把这种博弈扩展到多个人的情形,仍会出现相同的结果｡
在上述四种得分的情况下,甲和尚“取水”要比“不取水”得分高,乙和尚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两人都会选择去,结果就成了“两个和尚抬水喝”｡在这种合作博弈的情况下,虽然有一只水桶(资源)没有被利用,付出的人力也要比一个和尚的人力多,但“两个和尚抬水喝”的局面确实是符合纳什均衡原理的唯一出路｡
继而,当第三个和尚出现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博弈论文献中较少提及三方博弈的情形｡但是从对两个和尚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启示:此案例中各个博弈方有相同的想法,他们对最终的博弈结果会做相同的反应,所以有相同的博弈得分｡这样就可以试用表2和表3将第三个和尚(丙和尚)“取水”和“不取水”的情况分别讨论,也就是在确定丙和尚所采取的策略之后,将三方博弈问题简化成双方的博弈问题｡
表2和表3中括号内的数据分别表示甲和尚､乙和尚､丙和尚的得分,表2和表3中的数据分析思路与表1中的数据分析思路类似｡
对甲､乙､丙三人来说,在其他两人都去“取水”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策略由“取水”转向“不取水”时都可以使其收益增加0.5,因此“不取水”是唯一的占优策略均衡,也是唯一的纳什均衡,所以该博弈无疑成了效率低下的非合作性博弈｡
2.2 经济效率分析
从上述分析不难对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得出一个较为肯定的结论,即博弈方倾向于选择“不提供公共物品”的策略｡由于这个原因,上述问题中“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结果就很自然地存在于社会现实中｡
按照上面的解释,“两个和尚抬水喝”现象是行不通的｡两个或者三个人的情形也都一样,均陷入“囚徒困境”｡然而日常生活中却常出现“两人结伴,三人拥挤”的现象,这又是为什么呢?如何根据前述的结论解释“两个和尚抬水喝”的现象呢?
若将表1中的局部数字改动,就形成表4的情形｡
表中数据1.99虽然还是小于2,但已经非常接近于2｡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甲和乙都会做出“取水”的反应,这可以从人际的交易成本来分析｡只有两个人时,人际的交易成本或费用明显要比三个人时小很多,即两人易商量｡随着人数的增加,人际间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能喝到的“水”却越来越少｡此种情况称为资源配置的无效性(从“水”的角度)或劳动生产力的低效率(丛“和尚”的角度)｡在微观经济学中,产品和生产者之间有个效率的最大化问题,即一定条件下单位车间生产者人数初始增加会引起产品产量的上升,但达到最高点后,人数的增加反而会引起产品产量的下降｡这可能是员工之间发生摩擦,也可能是机器设备的低效率使用｡但无论何种原因,都可以得到图1所示的情形:在整座庙里只有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的情况下,一个和尚挑水喝的效率是最高的,三个和尚与没有和尚的时候是一样的,水缸里同样没有水(图中的曲线只是近似地表示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因为人数不可能取小数)｡
图1 人数与效率的关系示意图
图1说明,在整座庙里只有一副扁担和两只水桶的情况下,一个和尚挑水喝的效率是最高的,三个和尚与没有和尚的时候是一样的,水缸里同样没有水｡
然而,如何打破这样均衡呢?
接下去的寓言可以给出提示:突然有一天庙里失火,三个和尚齐心协力一起合作,最终把火扑灭了,而且之后每天都有了水喝｡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里可以从资源的角度来思考:由于防灾的需要,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对资源的配置予以重新安排｡比如增加两副扁担和四只水桶,各自挑自己的水,从而实现一个人挑两桶｡但该种方法要浪费扁担和水桶等资源,没有到达资源的有效利用,所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非合作性博弈的手段是不应该考虑的｡但是无论如何,有时它对局部均衡的影响作用是明显的｡
参考文献
[1]曹红元.从三个和尚没水吃谈资源配置[J].经营管理学说,2002,(2);22-24.
[2]陈抗. 三个和尚一定没水喝?[J].科技文萃,2003,(4);70-73.
[3]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第2篇：时尚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管理创新；战略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
1战略创新
（1）寓言故事：大家都知道三个和尚的故事，一个和尚提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为什么和尚越来越多，反倒是没有水喝了呢？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需要坐在一起好好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理顺一下关系：
①三个和尚为什么要来到这座破庙？回答：和尚嘛，无非是念经修行，图个山里清净，力争在佛道上有所发展有所悟；当然还得吃上饭，喝上水，要生存，这是最起码的要求。②寺庙里现在有啥资源可以利用呢？回答：除了泥菩萨，应该还有和尚生存的几样必需品：几分薄地，以饱肚皮；几本经书，修行念佛；山下一口井，山上一个大水桶等等。③要完成生存与修行的最终目的，需要做些什么呢？回答：念经，种地，做饭，挑水。
（3）解决和创新：和尚究竟是和尚，六根清净，他们的要求和目标很同质，应该可以很好地整合，应该可以更好地利用寺庙里有限的资源。
①三个和尚要将自己的目标做分析、分层、整合。最高的目标的自然是修行发展；最低的目标自然是生存活命。要修行好，就得吃饱，如何吃饱呢？种好菜，做好饭，这两个工作无疑都需要水的参与。挑水的工作很重要。②目标分析完了，就需要分配工作。三个和尚初步决定：三个人轮流做饭，挑水，一起种菜，一起念经。
（4）理论拓展：上面的故事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尚们之所以弄得连水都没得喝，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目标没有明确，各行其是，没有想到合作对他们生存和修行的重要性，也没有好好想想他们三个所面临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寺庙、怎么样的环境。
在企业管理中，经营者也常常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不论是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还是致力于拓展自己经营领域的发展中的企业，都需要一种新的有效的发展思路指导企业的前进，而这些工作都得仰仗战略创新。
战略创新就是一种能力，就如管理大师哈默尔所说，战略创新是一种分析和重构企业和行业现有的资源配置方式为顾客创造新价值以及为所有股东创造新财富的方法的能力。战略创新也是新进入厂商在面对巨大的资源劣势时赢得成功，以及现有厂商继续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战略创新的核心问题是重新确定企业的经营目标。企业确定的经营目标会决定企业如何确定自己的顾客、竞争对手、竞争实力，也会决定企业对关键性成功因素的看法，并最终决定企业的竞争策略，成功的战略创新者会采用与所有竞争对手完全不同的竞争策略和经营目标。
2组织创新
（1）寓言故事：三个和尚初步分了工，开始几天还能相安无事，可是没过多久，又回到了没有水喝的日子，直接原因是，胖和尚把水挑上来后，就一个人占着水桶，小和尚要喝水，他不让，说这是他挑的水，凭什么让别人喝，小和尚说：你打的水你自己喝，可那桶得给我啊，我自己挑水。胖和尚不给，因为他的水还没有喝完。三个和尚开始抢水桶，菜也没得种了，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日子过得比较烦。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对目标都统一了认识，初步划分了各自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样的组合效果很有限。问题在于：三者认识上的统一不等于行动上会统一。和尚有三个，井只有一个，水桶就一个，资源很有限，和尚又要经常喝水，这决定了三个和尚只有合作才有出路，可是他们谁也不服谁。论修行，三者都是入道尚浅；论年龄，虽说有大有小，可也都是佛门弟子；连脑袋都是一样“聪明绝顶”。而且原本的分工就不合理，小和尚体质弱却要承担和另两个和尚一样的挑水活；大和尚种菜还行，可是颠勺的功夫有点让人郁闷；胖和尚干得多，吃得更多。资源分配，劳动强度，劳动所得都不太合理。这样的寺庙怎么能撑下去呢？
（3）解决和创新：针对权威性不够，协调性差的问题，三个和尚决定“空降”一名领导，请老方丈出山，一个寺庙没有方丈，也确实说不过去。老方丈德高望重，知识广博，三个和尚都心悦诚服，愿意在老方丈的领导下，共同为了寺庙的存续和发展，为了自己能修成正果，也为了共同的如来佛祖，决定不计前嫌，再次合作。方丈掌管和分配寺庙所有东西，包括寺门钥匙。分工如下：小和尚力气小，可是做菜很好，让他专门负责做菜；胖和尚力气大，专门挑水，饭量可以加倍；大和尚贫农出身，让他负责种地；四个和尚轮流负责日常打扫事务，晚上由老方丈给三个和尚讲佛论禅。
（4）理论拓展：三个和尚无组织也无纪律，寺庙的问题惊人。起初商量好的分工为什么实行不下去呢？先不用说分工是否是合理，领导的缺位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领导是组织结构中的一员，在协调统一，指挥监督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组织创新需要领导的支持和参与。但三个和尚的矛盾也不是仅仅靠一个老方丈坐镇就可以解决，还需要和尚们在分工和具体的职责上明确各自的角色。
在企业中，也是同样，战略已经改变的组织需要创新，以实现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
组织创新是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和发展，通常意味着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以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变化。然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组织创新意味着企业资源的重组，因而这里的组织创新涵盖了组织治理、结构、流程等多个方面。组织创新应当以打破部门壁垒，促进资源积聚和杠杆效应的扩大，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持续的价值创新为目标。
组织创新也是组织所进行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变革过程。
3制度创新
（1）寓言故事：目标明确了，领导到位了，工作也分了，新的寺庙算是运转起来了，可是问题又出现了，老方丈发现最近的菜越来越蔫了，饭也有时不太熟，喝的水有时也不够了，后勤搞砸了，晚上念经都没神气了。
（2）问题分析：三个和尚都指责对方有过错。种地，挑水，烧饭，一环接着一环，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两个任务的完成，最终还影响到寺庙的核心工作和战略中心：念经。小和尚说：胖和尚打的水不够烧饭。胖和尚说：饭都吃不饱，怎么挑水啊，再说你也没告诉我挑多少啊。大和尚则埋怨：菜蔫了不怪我哦，本来水就不多，烧饭就用去大半，我怎么浇菜啊。
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资源和分配，老方丈开始沉思了：怎么样才能分水均匀，水量充足，饭量合适呢？
（3）解决和创新：方丈需要引入工作分析与规范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具体可以这样做：小和尚与老方丈一起，测算做一顿饭需要的水量，做两道菜需要多少水量，并让胖和尚这个饭资源的最大消耗者空腹半天后进食，测算他的最大食量；之后大和尚和老方丈经验分析，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种菜的用水为一天4桶；这样一算，胖和尚一天要挑6桶水，胖和尚有意见了，“凭啥我一个人累死累活的啊，半点好处没有”。（假设和尚有“经济人”的思考）方丈深知胖和尚的重要性，他负责的挑水是寺庙整个良性运行的基础。老方丈灵机一动，决定采用一个小小的激励措施。胖和尚随是大块头但没有大智慧，晚上例行的佛禅课经常因为背不出经书而被方丈罚站。老方丈对他说：这样吧，以后你挑满6桶水后，每多挑一桶，可以抵消一次罚站，由我亲自记录。胖和尚不傻，满口答应。
（4）理论拓展：和尚挑水都会碰到寺规（制度）的问题，可见制度的重要性了。企业的发展需要充分合理地配置其内部资源，充分调动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其创造性，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科学的制度安排。
制度创新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变革，通过调整和优化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各个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的体现，不断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修正完善企业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使企业内部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发挥最大限度的效能。当今意义上的企业制度创新主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它是企业产权制度（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权利和责任）、经营制度（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目标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分配制度（企业内部资源如材料，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的取得和使用的规定）的综合创新。
4文化创新
（1）寓言故事：自从老方丈对寺庙的规章制度进行大规模整改之后，寺庙的生活一直都还平静。但有一天，小和尚突发高烧，需要休息，没有人做饭。老和尚让大和尚去做饭，大和尚却说：庙里的规矩没让我做饭啊，而且我做饭很差，您找胖师兄吧。胖和尚却说：怎么让我做饭啊，我挑水一天，我容易吗我。最后，方丈没法子，只好自己动手，烧了一盘茄子。
（2）问题分析：人生在世，难免伤病，和尚也不例外。寺庙的人力资源有限，缺了哪个都麻烦。虽然分工明确了，大家做事也算循规蹈矩，可是一到有人有点伤病，不能完成既定任务了，寺庙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老方丈明白寺庙缺少一样东西，缺一样把几个和尚串在一起的东西。一个人哪能不有点病什么的啊，如果他们能互相体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为了寺庙，为了修行大业，不怕苦不怕累多好啊！哎！
（3）解决与创新：老方丈要的东西，是能让四个人紧紧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寺庙文化”，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虽然工作制度和极力机制让几个人各司其职，不敢怠慢，可那毕竟只是硬绑绑的规定，制度只能守住底线，有时需要他们为寺庙做出牺牲和奉献。
方丈决定来一次“文化节”，增强几个人的归属感，增加他们的信任与了解。主要的活动有：打坐竞赛，菜肴品尝和评比大赛，寺庙形象大使评比，道德之星表彰大会，工作经验交流会，方丈《六祖坛经》讲座，寺庙口号会……
一系列活动下来，几个和尚对寺庙了解多了，互相也更了解了，小和尚向胖和尚讨教摔跤，胖和尚希望大和尚教他棍法，大和尚要小和尚教他炒菜，大家都互相学习，互助互爱。而寺庙的口号定为：团结，勤奋，求佛，创新。
自此后，整个寺庙其乐融融，平静而有序。
（4）理论拓展：一个寺庙要有自己的文化，一个企业更需要自己的文化，有人说，战略加文化等于卓越。企业文化一般是指企业内部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一系列行为准则，其实质是企业内部的价值观，企业文化对于其员工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为了形成支持持续价值创新、战略创新的组织氛围并影响员工行为，企业需要通过文化创新使人们重新认识环境，认识企业，更好地把握和创造变革，同时有利于资源整合方式和价值创造系统的不断更新。
文化创新就是改进企业文化管理方式，将文化管理与企业的物质精神环境相结合，通过一系列的文化管理活动，培养和发展新的合适的企业文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文化创新的新趋势有以下几种：
①确立双赢价值观的趋势。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崛起，在使非赢即输、你死我活的狭隘价值观受到致命冲击的同时，也催生出与新的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双赢价值观。一个企业只有奉行双赢价值观，才能不断地从合作中获得新知识、新信息等创新资源，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
②选择自主管理模式的趋势。这种模式以先进的文化理念为核心，充分尊重人的价值，注重发挥每一个员工的自主精神、创造潜质和主人翁责任感，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强烈的价值认同感和巨大凝聚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并通过制度安排，实现员工在企业统一目标下的自主经营和自我管理，进而形成企业创新的动力和创新型管理方式。
③提高企业家综合素质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对企业家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的综合，需要古今中外多种科技文化知识的综合；要打开国际市场，还需要有对各国生活习惯和民风习俗的综合性了解与把握。实践证明，企业家只有具备了融通古今中外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管理经验与民风习俗，善于应对各种市场变化的智慧，才能具备不断创新的实力，获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
［1］芮明杰.管理创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邓水兰.知识经济与企业创新发展战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第3篇：时尚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墨家；兼爱；管理思想；企业管理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政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在那样波澜壮阔的背景下，诸子著书立说，希望凭藉自己的思想理论而建构一个自认为理想的社会，儒、道、墨、法等诸家无不如此。从这样的层面看，诸子学说是一种管理学说，有着强烈的政治、社会管理的色彩。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学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先秦时代，墨家学说足以与儒家思想相颉颃。墨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其主张虽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但并不能减损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则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图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
一、兼爱：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著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政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政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著《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人们在理解成功的时候，有时有偏差。有人认为，企业经营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就是一种成功。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如果要说这是成功的话，那么也仅仅算小有成就。真正的成功还必须体现其社会价值，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成功。港台和西方国家的不少企业家，抱定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宗旨，不是把企业的利润用于奢靡的个人消费，而是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比尔·盖茨设立基金会，救助那些处于困顿中无助的艾滋病人，李嘉诚设立李嘉诚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他们才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这些都为我们的企业家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现代企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企业就会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而社会大众的认同又是一个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用“兼相爱，交相利”来说明这一点。
第4篇：时尚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北魏、政治体制、转型、财政体制、南朝化
北魏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的关系是北魏财政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北魏制度转型不仅包括官制变迁、经济转型、文化心理变化,也包括拓跋鲜卑民族的汉化以及基本经济区的嬗变等等,这一切变化都对北魏不同时期的财政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如何从官制转型中探讨北魏财政体制变迁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资料阙失其难度显而易见。先贤曾有不少卓见[2],对我们深入研究该问题不无裨益。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提出北魏制度转型的三阶段说,并就其财政体制的相应变迁提出拙见,就教于方家通人。
一、太和改制前北魏政治与财政体制的转型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后,“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以上谷张兖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王建、代人和跋、叔孙建、庾岳等为外朝大人,奚牧为治民长,皆掌宿卫及参军国谋议。长孙道生、贺毗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3]。这是北魏立国之初体制转化的第一步,形成部落大人制和魏晋十六国以来班爵制并存的胡汉杂糅体制,非驴非马。但其政治体制此时仍是胡族体制据主导地位,中央政治体制上的内外官并行制更为明显。
拓跋鲜卑内朝形成的时间,远早于登国年间。史载,拓跋什翼犍在建国二年(339),“始置百官,分掌众职”[4]。这实际上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言:“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于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这种带有氏族制残余的制度经过百余年发展后,到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又设外官系统,“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5]。至此,拓跋魏最终形成了内外朝制政治体制,并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
有关北魏初期内外官并行的政治体制,严耀中有深入研究。他指出北魏建国伊始,便并存着内、外两个官员系统,各有职司,分庭抗礼,认为北魏内行官的文官系统主要职责在于“主顾问,拾遗应对”;掌机密,出入诏命;“察举百僚”;“摄行祭事”;典掌内库;典诸曹;领御食、医药等事;折狱。内行官中武职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禁卫皇帝和宫室。但随着北魏版图扩大和被统治民族人数的急剧增多,外朝官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并成为北魏的主要行政机构。自太和之后,有关北魏的史料上就再也找不到关于内行官员的记载。这是孝文帝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6]。
北魏初期内外朝并存的现象,在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7]一书中也有颇多记述,从中也能清楚观察出北魏内外官制一直延续到太和官制改革之际。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山西灵丘县考古发现的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二年(461)南巡碑,其中随行拓跋濬的280余位随从中有所谓的内阿干、库部内阿干、内行内三郎、内行令、内行内小、库部内小幢将等内朝官称谓,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特别是内外官制度有重大帮助[8]。
当然,太和改制前北魏制度转型并非单纯的内外官体制的形成,还包括爵制、礼制改革,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生产方式变迁等诸多方面。这一切都对该时期北魏财政体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只不过内外朝体制对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制度的影响更大而已,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与北魏太和改制前政治体制形成相联系的就是其财政体制的形成,而财政管理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北魏太和改制前财务行政的内容,《魏书》载之甚略。但众所周知,北魏立国伊始就设立了所谓尚书三十六曹的机构,依照魏晋官制,尚书部分诸曹应是掌管财务行政的机构,北魏太和改制前是否如此,值得探讨。
皇始二年(397),拓跋珪任命崔逞“为尚书,任以政事,隶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者”[9]。这是文献所见到的北魏最早设置尚书三十六曹的记载。次年(398),拓跋珪命崔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10]。天兴二年(399),拓跋珪命“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11]。但在同年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12],解散了尚书省。天兴四年(401),“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到天赐二年(405),又“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武归比郎中,修勤比令史,分主省务”[13]。此后十余年的拓跋嗣统治时期就干脆找不到尚书省机构了。这正如陈琳国所指出的,北魏拓跋珪、拓跋嗣时期“三省制并没有坚持下去”,“在主持三省的汉族士人被杀或黜免以后,三省殆同虚设,甚至废弃不置了”[14]。北魏初期尚书三十六曹的频繁废立说明该时期北魏体制波动之剧烈,这是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说明在魏晋时期负责财政管理的尚书诸曹在拓跋珪、拓跋嗣时期徒有其名,不可能发挥财政管理的职能。
拓跋焘刚继位,就“以河内镇将代人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15],将三十六曹恢复。五年之后,即神 元年(428),拓跋焘“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16],尚书省担负起中央行政中枢的重任。但是,拓跋焘所恢复的尚书制从形式到内容又都显着保留着鲜卑制的残余,因而它既与魏晋的尚书省,也与北魏太和改制后的尚书省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突破“八座”之制,并设多曹[17]。表现在财政管理上就是财政权力在集中于皇室的基础上又呈现分散态势。
[2] 该方面相关研究的突出成果有唐长孺先生的《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黄慧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财政管理制度的变革》(《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5期),严耀中先生的《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王三北先生的《论秦汉至初唐间的中央财政管理机构》(《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4期),何汝泉先生的《汉唐财政职官体制的三次变革》(《西南师大学报》1997年1期)等。
[3] 《通鉴》卷106,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条
[4] 《魏书》卷1《序记》
[5] 《魏书》卷113《官氏志》
[6] 严耀中《北魏内行官试探》,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7]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 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刊《文物》1997年12期
[9] 《魏书》卷32《崔逞传》
[10] 《魏书》卷24《崔玄伯传》
[11] 《通鉴》卷111,《晋纪》33,安帝隆安三年条
[12] 《魏书》卷113《官氏志》
[13] 《魏书》卷113《官氏志》
[14] 参见陈琳国《北魏前期中央官制述略》,刊《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2期
[15] 《通鉴》卷119《宋纪》1,营阳王景平元年条
[16] 《魏书》卷113《官氏志》
[17] 前揭陈琳国先生文
太和改制前,由于部落酋长和诸部大人对皇权的分割,国家权力呈现分散状态,皇权尚不强大,其财政管理体制表现出相应的多头管理特点。这种分头管理财政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诸部大人和部落酋长在财政收支上的自主性。随着皇权的加强,部落大人权利渐趋衰微,中央财政权力逐渐集中。就中央财政体制而言,内朝官系统参与负责财政管理的内容颇多,外朝官则在财政管理上几乎无所事事。
《通典·职官典》言,“後魏初有殿中、乐部、驾部、南部、北部五尚书。其後亦有吏部(初曰选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等尚书。又有金部、库部、虞曹、仪曹、右民、宰官、都牧、牧曹、右曹、太仓、太官、祈曹、神都、仪同曹等尚书(自金部以下,但有尚书之名,而不详职事)”。《通典》所述北魏尚书制度之沿革是就整个北魏王朝而言,较为准确的反映了北魏尚书制度的演进。但就其所言北魏初期五尚书的设置而论,在北魏前期发挥作用的主要财政职官为殿中、驾部、都牧尚书、内行长等。
北魏殿中尚书何时设置不得而知,但从《魏书》记载看,殿中尚书在拓跋珪时就已有之。如雁门原平人段霸,在拓跋珪时“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1],但其职责不明确。到拓跋焘时,殿中尚书的职责开始明确,史言,“佛狸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共决国事。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驾部尚书知牛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兰台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又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军戍者,悉属之”[2]。北魏前期的殿中尚书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知殿内兵马仓库”,从“殿内”一词清楚反映出其服务于皇室衣食住行的职能,职位颇为重要。
驾部是太和改制前掌牛马驴骡的重要机构。北魏驾部设有驾部尚书令、驾部给事中、驾部郎中、驾部校尉等职。《魏书·官氏志》言北魏兴安二年(453),“置驾部尚书、右士尚书”[3],此说有误。应该说早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就已经有了驾部尚书一职,如安原,“世祖即位,征拜驾部尚书”[4];尉元,“神 中,为虎贲中郎将,转羽林中郎。小心恭肃,以匪懈见知。世祖嘉其宽雅有风貌,稍迁驾部给事中”[5];阉官孙小在拓跋焘时,“转小领驾部,课理有方,畜牧蕃息”[6];张修虎也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7]。北魏“驾部掌车舆、牛马厩牧等事”[8],具有生产与使用两种管理职能。就生产而言,驾部负责掌管皇室牲畜的饲养、繁衍,“畜牧蕃息”就是证明;就使用管理而言,驾部负责保障皇室成员出行所需的车舆、马匹。驾部在北魏太和前职能的重要与该时期北魏游牧经济色彩的浓厚有直接关系。
太和改制前,内行长虽主要负责侍卫工作,但内行长也领羽猎曹、龙牧曹,兼有掌管皇室财政的职能。史载,长孙头在拓跋濬时“迁内行长,典龙牧曹”[9];罗伊利“除内行长。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领御食、羽猎诸曹事”[10];吕文祖在拓跋弘时,“补龙牧曹奏事中散。以牧产不滋,坐徙于武川镇”[11]。游猎曹、龙牧曹是太和前负责皇室畜产的财政机构,猎郎、羽郎是其中的重要官职。如韩备曾“迁宁西将军,典游猎曹”[12]。游猎曹的设置与北魏初期对游牧经济的重视有直接关系。魏道武帝拓跋珪天赐三年(406),“置散骑郎、猎郎、诸省令史、省事、典签等”[13]。拓跋珪天赐三年设置猎郎,这是《魏书·官氏志》首次出现的与财政有关的官职。北魏早期任猎郎史书有载者为道武帝拓跋珪时的长孙翰、周几、叔孙俊,明元帝拓跋嗣时的古弼、安原等人。这些猎郎都是以“善骑射”者充任。猎郎除了掌管射猎外,还兼有出使、监军等职责。羽郎亦是北魏时期重要财政官职,除上文所述罗伊利以内行长之职“领御食、羽猎诸曹事”外,穆泰在孝文帝时也曾“典羽猎四曹事”[14]。
值得注意的是,商贾部是拓跋焘时较为独特的财政机构之一,如费于就曾“迁商贾部二曹令”[15]。商贾部的设立与拓跋鲜卑的经商传统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太和八年孝文帝颁定俸禄制前,北魏各级官员无俸禄,从商逐利是各级官员维持生计的手段之一,就连皇太子也不例外,“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逐利”[16]。太和八年班禄后,孝文帝就“罢诸商人,以简民事”,但同时又“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17]。这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皇室和官僚经商的普遍,一批系官商人专门从事商业活动,这就需要专职机构管理这些商人,而为皇室服务的系官商人就可能归属商贾二曹管理,服务于皇室财政。但商贾曹属于哪一机构所管则不得而知。
拓跋鲜卑早期的游牧传统使其在入主中原后对游牧经济颇为重视。游牧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使都牧制成为北魏前期颇具特色的财政体制之一,牧曹尚书主要掌管牧场及畜牧,具体负责国家畜产。拓跋弘时,高车人乞伏居“为散骑常侍,领牧曹尚书”[18]。吕罗汉在孝文帝初期平定秦益二州羌民之乱后,孝文帝命其将所获生口、马匹进行重新分配,“其马印付都牧,口以赐卿”[19]。拓跋祯在孝文帝初期“后征为都牧尚书”[20]。前揭文所言张修虎就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北魏还有“都牧令”、“都牧给事”等官。如宇文福在太和初曾任都牧给事一职。到太和十四年七月,孝文帝“诏罢都牧杂制”[21],废除了牧曹尚书。牧曹尚书的废除,暗含着太和改制以后农业经济已经压倒畜牧经济而占主导地位这样的信息。
从以上相关财政管理机构各司其职可以看出,北魏太和改制前所设财政机构主要为皇室需要服务。但令人疑惑的是,除商贾二曹之外的其他财政机构均是和游牧经济有关,这虽反映了北魏前期经济构成的特色,但对汉族统治区的租调、赀赋征收以及政策制订的机构在史料中却了无踪迹,是否由南部和北部尚书负责,因资料阙失不得而知,只能略而不论。
财税储藏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和改制前,内库与外库是北魏前期存贮物资的两套不同系统。拓跋焘时已经设有库部尚书,其是否象后期那样“掌凡戎仗器用”[22],不得而知。但就内朝财务机构而言,御府与内库则是两个重要的财税储藏部门。负责掌管御府的机构称为“内藏曹”。史载阉官张佑在太和初期,“稍迁散骑常侍,都绾内藏曹。时文明太后临朝,中官用事。佑以左右供承合旨,宠幸冠诸阉官,特迁为尚书,加安南将军,进爵陇东公,仍绾内藏曹”[23]。此处的“绾”就是“统管、总揽”之意。从该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内藏曹就是专为皇室服务的财政供应机构。储藏着衣服、金银、珠玉、珍玩、绫罗、锦绣等。而内库不仅储藏弓矢兵仗,还藏有绫绵布帛等。如和平二年(461)冬,拓跋濬“诏出内库绫绵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24];太和元年柔然遣使献良马、貂裘,冯太后“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 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25];太和十一年,孝文帝“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26]。这些都反映出内库与御府在物质储藏上的区别。北魏太和改制前内库和御府一次就可支出几十万匹的绢帛,储藏物资之多以及赏赐范围之广,足以说明内库和御府物资储藏量之大,也证明了内朝财物在整个财务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少府在北魏时期的演变颇为复杂,秦汉时期少府属于掌管皇室财政的机构,东汉以后特别是魏晋时期,少府又逐渐向手工业管理机构演变,西晋时少府“,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淮、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27]。北魏少府机构在拓跋焘以前就已经出现,《魏书·段霸传》载,段霸“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领寿安少府”。“寿安”就是北魏皇太后所居寿安宫。段霸以阉官身份掌领寿安少府,明确无误地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期少府属于专司皇室财政储藏的机构之一。
太和改制前侍御史在财政管理上扮演着颇为独特的角色,如拓跋焘时的赵黑,“有容貌,恭谨小心。世祖使进御膳,出入承奉,初无过行。迁侍御,典监藏”[28]。侍御史在东汉时属少府系统,“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29]。魏晋以后侍御史脱离少府,但仍是宫廷近侍之官。北魏时期这种由宫廷近侍之官——侍御史掌管库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财政体制变迁中的重要现象,是皇帝加强对财权直接控制的重要表现,突出体现了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特色[30]。
大司农在北魏太和改制前属于外朝财政机构,如雁门平原人张黎,由于“善书计”,深得拓跋珪赏识,明元帝拓跋嗣命其“管综机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初期,“以其功旧,任以辅弼,除大司农卿,军国大议,黎常与焉”[31]。太和改制前大司农属于六卿之一,地位崇高。虽然魏晋以来司农掌仓储委积,但在北魏前期由于太仓尚书的增设,分割了大司农的部分职责,大司农从而成为掌管绢帛麻布和贡赋的机构,这是北魏财政体制变迁的重要方面之一。北魏太延年间,司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收取“任土作贡”之物。如拓跋焘太延五年(439)指斥沮渠牧犍十二条罪状中的第二条就是“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不入司农”[32]。北魏前期大司农卿职位虽高,但由于外朝财务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运行状态,其在国家财政中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仓部尚书是北魏在管理仓储方面的独创。北魏立国之初,掌管储藏粮廪应该是大司农,但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四年(470),冯太后宠幸的面首之一李“复为太仓尚书,摄南部事”。对此胡三省解释曰:“魏中世分殿中尚书所掌仓库,置太仓尚书,掌仓粟事也”[33]。仓部尚书是北魏所创置。西晋武帝时始置仓部郎,属度支尚书管辖。北魏的仓部尚书即前太仓尚书[34]。从李“复为”太仓尚书可见此前北魏就已经有此职,可能出现于太武帝拓跋焘时,如穆顗在拓跋焘时曾经“领太仓尚书”[35]。北魏初期的太仓尚书属于掌管京师太仓粟米收支的专职机构,并兼掌粟米征调[36]。太仓尚书和大司农共同构成掌管国家财赋支出的事务性机构。
从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诸官的设置明显看出,北魏初期形成泾渭分明的内朝和外朝财务系统,殿中尚书、驾部尚书、少府、侍御史、内库等都属于皇室财政管理机构,这也反映了皇室财政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而作为掌管国家财政的行政机构尚未出现,只有太仓尚书和大司农在管理粮食绢布,起着物资的储备收藏作用,内朝财政重于国家财政的态势极为明显,这和北魏太和改制前所形成的内重外轻的政治体制相一致的,也说明了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运行机制的低下。
[1] 《魏书》卷94《段霸传》
[2] 《南齐书》卷57《魏虏传》
[3] 《魏书》卷113《官氏志》
[4] 《魏书》卷30《安同传附安原传》
[5] 《魏书》卷50《尉元传》
[6] 《魏书》卷94《孙小传》
[7] 《魏书》卷24《张兖传附张修虎传》
[8] 《隋书》卷27《百官志》中
[9] 《魏书》卷26《长孙肥传附长孙头传》
[10] 《魏书》卷44《罗结传附罗伊利传》
[11] 《魏书》卷30《吕洛拔传附子文祖传》
[12] 《魏书》卷51《韩茂传附韩备传》
[13] 《魏书》卷113《官氏志》
[14] 《魏书》卷27《穆崇传附穆泰传》
[15] 《魏书》卷44《费于传》
[16] 唐·许嵩《建康实录》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7] 《魏书》卷7上《高祖纪》
[18] 《魏书》卷86《乞伏保传》
[19] 《魏书》卷51《吕罗汉传》
[20] 《魏书》卷15《昭成子孙列传》
[21] 《魏书》卷7下《高祖纪》
[22] 《通典》卷23《职官》5
[23] 《魏书》卷94《张佑传》
[24] 《魏书》卷110《食货志》
[25] 《魏书》卷103《蠕蠕传》
[26] 《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
[27] 《晋书》卷24《职官志》
[28] 《魏书》卷94《赵黑传》
[29] 《通典》卷24《职官》6
[30] 王三北《论秦汉至初唐间的中央财政管理机构》,刊《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4期
[31] 《魏书》卷28《张黎传》
[32] 《魏书》卷99《卢水胡沮渠蒙逊传》
[33] 《通鉴》卷132,宋明帝泰始六年条
[34] 《通鉴》卷134,宋顺帝升明元年条引胡注
[35] 《魏书》卷27《穆崇传复穆顗传》
[36] 《魏书》卷44《李传》载,拓跋弘时李为太仓尚书,“令千里之外,户别转运,诣仓输之”。
二、太和改制与北魏财政体制变迁的互动
北魏中期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均田制、三长制的推行和新租调制的颁布,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1]。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国家财政收入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北魏财政收入也由前期的军事掠夺、户调杂税和畜牧狩猎为主要财政来源的模式演变为以租调为主要来源的模式,财政支出则由前期的军费为主转而以官俸为主。财政收入基础和来源的变化以及支出对象的转变必然对原有的财政体制提出新的要求,这一点李锦绣已经注意到,认为北朝国家的主要收入建立在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制之上,因而财政机构的设立与职权的变化与均田、租调制度息息相关[2]。不再赘言。质言之,北魏太和改制和财政收支的变化催生新的财政体制出现,而度支尚书的出现和国家财政压倒皇室财政而占主导地位是北魏中期财政体制最为明显的变化,太和十六年的“改创百官”之举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新现象的总结。
关于北魏太和十六年的官制改革,《魏书》语焉不详,但我们却从碑铭资料上找到了答案。北魏雍州刺史杨播,“年十有五举司州秀才,拜内小,寻为内行羽林中郎,累迁给事中,领内起部,又以本官进厘北部尚书事。太和十五年,拜员外散骑常侍龙骧将军北征都督。十六年又加征虏将军,都督北蕃三镇。讨破地豆于贼。其年秋加武卫将军中道都督,率骑三万,北出鸡鹿塞五千余里,迫逐茹茹而还。其冬改创百官,转卫尉少卿,本官如故”[3]。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材料。杨播死于北魏延昌二年(513),时年61岁。按照其墓志记载,其十五岁时举司州秀才,拜内小,寻为内行羽林中郎。也就是说杨播在拓跋弘皇兴元年(467)被任命为内行羽林中郎一职的。说明孝文帝改制以前这种内外官系统仍然在运行着。 但到太和十六年冬,孝文帝“改创百官”,杨播改任卫尉少卿,这表明太和十六年是北魏官制变化的重要时期,但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魏书》竟然阙载[4]。
而太和十六年孝文帝“改创百官”之事余以为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载的“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着于令”一事[5],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北魏前职品令的制订。这是北魏立国以来继天赐元年(404)拓跋珪对爵制进行规范化整理,“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的改革之后的另一次重大改革[6]。而天赐元年改革实质上就是对登国元年(386)“班爵叙勋,各有差”、天兴元年(398)“典官制,立品爵”之举的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意义重大。因此陈爽认为天赐元年的爵制变革,“是北魏政权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政体的重要标志之一”[7]。此结论虽似可商榷,但其重大意义却值得深思。如果说天赐元年爵制变革是拓跋鲜卑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政体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太和十六年的官制改革,则使北魏完成了由政治经济的内外二元制向封建一元制的过渡。
太和十六年的官职改革,表现为政治上废除了内外官制体制,财政体制上则在均田制和租调制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中央财政的管理。
在北魏前职品令中,孝文帝所设与财政管理有关的官职主要有尚书左右丞、度支尚书、太仆、大司农、少府等。从这些官职的设置中能明显观察出孝文帝时期皇室财政萎缩,国家财政强化这一事实。
如前揭文所述,北魏尚书仆射的设置始于太武帝拓跋焘神 元年(428),“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但北魏前期尚书仆射和左右丞的财政职能《魏书》全然无载,其职责不明确。到太和改制后,尚书左右丞的财政职责进一步明确。据对北齐尚书左丞领度支、左右户等诸曹,尚书右丞领驾部、屯田、金部、库部等诸曹推测,北魏尚书左右丞的财政职能和北齐可能相近。这一点从北魏尚书左丞具有弹纠见事之责,北齐亦是如此可以看出从北魏到北齐,尚书左右丞之职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北魏度支尚书设立的最初时间《魏书》阙载,北魏太和官制改革后出现的度支尚书在国家财政管理中所起作用同样史无从考。但据对《魏书》所载四十余名度支尚书和度支郎的分析,《魏书》中最早出现的尚书度支郎是李道,史载李道“有业尚。初,拜奉朝请、尚书度支郎。迁洛,为营构将”[8]。由此推测度支尚书一职可能就是在孝文帝太后十六年“议定百官”时设立的。随着均田制推行的深入和赋税来源的变化,国家财政管理的任务也开始加重,对土地产权控制是否缜密以及户口的多寡决定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因此计帐、户籍在财政管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计帐、户籍需要专职机构处理,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使得作为“度支国用”的度支尚书职掌的内容会相应增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需要指出的是,太和改制中中央集权的加强和财政管理体制的强化相一致,这也反映在国家对财赋储藏的具体管理上。
北魏均田制颁布和太和十六年改定百官后,大司农主掌邦国仓储委积之事的职能虽未发生大的变化,但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绢布丝麻来源的不同和缴纳多寡的差异,使得大司农接收“调”时的任务进一步加重。同时,由于官吏俸禄制的颁行,与太仓一起,大司农开始承担在京百官俸绢(布)的支出事务,大司农的重要性应该更加突出,《太平御览》所谓:“后魏职令曰,司农少卿第三,清用堪勤有干能者”正是司农重要性的典型体现[9]。因此,北魏中期大司农的职位仍然较高,史言,“后魏初大司农第二品,孝文太和二十年改为第三品”[10]。也就是说,北魏太和十六年改定百官之时司农尚为二品高官。同时,北魏太和改制后在大司农之下增设了司竹都尉这一机构,使其事务性机构的性质进一步明显。史言,“後魏有司竹都尉”[11]。北魏司竹都尉职掌如何,魏书无载,但在唐代,司竹监“掌植养园竹之事”,“凡宫掖及百司所需帘、笼、筐、箧之属,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其笋则以时供尚食”[12]。北魏司竹都尉的职掌可能也是如此,这种变化是否可以看作北魏太和改制后大司农有向北齐司农寺那样“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职能发展的趋势,但因无旁证,只能存疑。
太和改制前,掌管仓库的是殿中尚书,后又设太仓尚书,这在前文已有论述。孝文帝太和初又改太仓尚书为太仓令[13],太和十五年置太仓少卿[14],其加强国家仓储管理的用意十分明显,也反映了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国家仓储在经济生活中地位进一步重要的事实。太仓令、太仓少卿“皆掌仓廪之事”[15]。从而和大司农共同构成度支尚书节制下的财税事务机构。
作为六卿之一的少府卿在太和十六年官制改革后扮演着何种角色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太和改制前少府专司皇室财政前文已有论述。太和改制后少府卿属于六卿之一,虽继续职掌皇室财政,但却出现由皇室财政官向国家财政官过渡的倾向,这从北魏财政体制第三阶段转变中由太府卿取代少府卿可以看出,留待后文论述。
太仆卿是太和改制后出现的掌管国家畜牧的事务性财政官员,史言,“后魏太仆卿第二品上,又置少卿;太和二十二,九卿并第三品。北齐太仆寺统骅骝、左、右龙,左右牝、駞牛、司羊、乘黄、车府等署”[16]。但从太仆统掌骅骝、左、右龙,左右牝、駞牛、司羊、乘黄、车府等署明显反映出其仍具有颇为浓厚的皇室色彩。检课牧产属于太仆卿的主要职责之一,如孝文帝后期,宦官李坚出任“太仆卿,检课牧产,多有滋息”[17]。北魏中期在太仆寺卿下有典牧都尉和典牧令之职。典牧署属于太仆寺所辖,如宇文福在孝文帝后期因掌管牧马有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领太仆典牧令”[18]。北魏太和改制后太仆卿的出现实质上是对前期皇室财政机构驾部权能的分割和国家财政的加强,将北魏前期属于驾部尚书和内行长的部分职权分归国家财政专职机构掌管,反映了国家财政加强的现实。虽然如此,但太仆卿所具有的管理国家和皇室畜牧的双重性质仍然反映了北魏财政管理体制在转型过程中的不彻底性。
从太和改制时期北魏财政职官设置看来,太和改制前那种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现象已发生明显改变,国家财政的主导作用日益强化,由度支尚书、大司农、太仓令、太仆卿等共同构成国家财政的管理和执行主体。虽然还有部分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交织在一起,如少府、太仆寺就是典型,但它们已经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庸,国家财政日趋强化、成为国家经济主体的态势愈加明显。
[1]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对孝文帝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此乃“用夏变夷之政策,为北魏汉化历程之一重要阶段”。此论甚为精审,反映了太和改制之际制度变迁的一面。见氏作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 参见李锦绣着《唐代财政史稿》上卷2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赵超着《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86页,《杨播墓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 《魏书·杨播传》虽对杨播事迹记之颇详,但对其改任卫尉少卿一事仅述为“除龙骧将军、员外常侍,转卫尉少卿,常侍如故”。只字未提“其冬改创百官”一事。
[5] 《魏书》卷113《官氏志》
[6] 《魏书》卷113《官氏志》
[7] 陈爽着《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魏书》卷49《李灵传附李道传》
[9] 《太平御览》卷232《职官部》30
[10] 《册府元龟》卷483《邦计部·总序》。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1] 《通典》卷26《职官》8
[12] 《唐六典》卷19《司农寺》
[13] 《魏书》卷43《严棱传附子严雅玉传》载:严雅玉在孝文帝“太和二年,太仓令”
[14] 《魏书》卷113《官氏志》
[15] 《通典》卷23《职官》5
[16] 《唐六典》卷17《太仆寺》
[17] 《魏书》卷94《李坚传》
[18] 《魏书》卷44《宇文福传》
三、北魏后期(洛阳时代)的政治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
北魏洛阳时代制度转型的动因 之一与王肃北奔直接相关。太后十七年,王肃自建业投奔北魏,深得孝文帝器重,“雅相器重,朝野属目”[1],“器重礼遇日有加焉,亲贵旧臣莫能间也。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孝文帝甚至到了“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的地步[2]。孝文帝对王肃的极其重视,进一步激发了他“欲创革旧制”的汉化意识[3]。王肃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必然受到孝文帝重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说洛阳时代前北魏财政管理机构主要是随着汉化的完成而逐渐向汉魏财政体制靠拢,那么王肃“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王肃所定九品,每品各有正、从二品,历隋唐到元而不变”[4]的制度变革,进一步清除了北魏官制中的胡族成份,影响深远。继北魏而起的北齐、北周也深受影响,史言:“北齐创业,亦遵后魏,台省位号,多类江东”,“后周之初据关中,犹依魏制”[5]。这都说明了王肃所定官制的深远影响。
北魏后期官制的南朝化,陈寅恪先生早有定论[6],无须赘言。如果将王肃所制官品百司与南朝齐梁职官相较,也能清楚观察出北魏后期中央官制的南朝化倾向来。同时下面一例就有反映。孝明帝元诩熙平元年(516),中侍中刘腾等奏重制王后所乘车舆,灵太后令“付尚书量议”,朝中百官争执不休。参与争论的官员有司空、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尚书左右丞,有考功郎中、北主客郎中、南主客郎中、三公郎中、驾部郎中、起部郎中、左主客郎中、骑兵郎中、外兵郎中、右外兵郎中、都官郎中、尚书左士郎中、度支郎中、左民郎中、金部郎中、库部郎中以及国子博士等五十人。他们以为,“皇太后称制临朝,躬亲庶政,郊天祭地,宗庙之礼,所乘之车,宜同至尊,不应更有制造”[7]。我们姑且不论这些人如何取悦胡太后,仅就上列50余人的职官来看,和南朝已无多大差异。
度支尚书是北魏后期中央财政管理的主要机构,其虽然在太和中期就已经出现,但“度支亦掌支计”[8]的作用在北魏后期越来越大,度支尚书不只单纯掌管财务行政,而且深入到经济管理的诸多方面,从这一点上讲,北魏后期度支尚书的职能已经与魏晋南朝时期相同了,这应该是北魏财政制度上的重要变化。如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南伐萧齐,“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参治留台事”[9]。崔亮在魏世宗时为“迁度支尚书,领御史中尉。自迁都之后,经略四方,又营洛邑,费用甚广。亮在度支,别立条格,岁省亿计。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10]。朱元旭在孝明帝元恪时为度支郎中,“关西都督萧宝夤启云:‘所统十万,食唯一月。’于是肃宗大怒,召问所由。录、令以下,皆推罪于元旭。元旭入见,于御座前屈指校计宝夤兵粮及逾一年,事乃得释”[11]。这些事例反映出度支尚书已经不只是被动地掌管财赋,而是积极从事开源节流工作,控制财赋的盲目支出,并参与漕运兴建,作用日益明显。
北魏后期度支尚书下统何曹,史无明载,但从“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北齐度支统度支、仓部、左户、右户、金部、库部六曹”来看[12],应该说北魏后期度支尚书也有此六曹。翻检《魏书》,除度支尚书右户未见外,其他五部均在北魏后期出现。如祖莹在北魏后期“领尚书左户部”[13]。既然有左户部,右户部就不可少,只是《魏书》阙载罢了。北齐左户“掌天下计帐、户口”,右户“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课”[14],估计北魏后期左右户职能也是如此。而北齐度支尚书之下金部“主才量尺度、内外诸库藏文帐”[15],北魏金部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北魏后期确实有金部郎中一职,如邢臧在孝明帝元诩“永安初(528),征为金部郎中”[16]。穆安国在北魏后期“历金部长、殿中尚书,加右卫将军,赐爵新平子”[17]。
财税的储藏与管理仍是北魏后期财政管理的重要内容,而由太府卿取代少府掌管财物库藏则是北魏后期财政体制的重大变化之一。如前文所述,太和改制前少府属于皇室财政机构之一。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特别是国库需要进一步加强,再继续由帝室财政色彩颇浓的少府参与国家财政管理已不符合孝文帝汉化的要求,因此由太府卿取代少府卿成为一种趋势。
关于太府卿的演变,《通典》言:“后魏太和中,改少府为太府卿。兼有少卿,掌财物库藏”。北魏改少府为太府卿的时间当在宣武帝景明元年(500),比梁天监七年(508)置太府卿要早八年[18]。太府少卿为太府卿之副,协助太府卿掌管财物库藏。如范绍在北魏后期曾任太府少卿,灵太后时范绍“转长兼太府卿。绍量功节用,甄烦就简,凡有赐给,千匹以上,皆别覆奏,然后出之”[19]。由此可见太府卿主要掌管库藏绢帛。宣武帝元恪孝昌三年(514),北魏御史中尉王显问治书侍御史阳固曰:“吾作太府卿,库藏充实,卿以为何如?”固对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赃赎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为多。且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岂不戒哉!”[20]。众所周知,北魏百官之禄和没收官吏贪赃之物以及赎罪收入都要上缴国库,王显和阳固的对话清晰表明此时太府已经完成了职能转换,从而成为管理国家公赋的机构了。因此我们认为,北魏设置太府卿,实质上是北魏财政体制转型过程当中的重要现象。至于有学者指出,北魏后期将少府卿更名太府卿,虽然其职掌未变,但却隐隐透露出魏晋以来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局面已开始松动这一重要消息[21]。此说并不完全正确,应该说太府卿的出现,不是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局面已开始松动,而是二者已经完成了分离。
左右藏署是北魏太府卿下掌管库藏的主要机构。南朝梁时“太府卿,位视宗正,掌金帛府帑,统左右藏令、上库丞,掌太仓、南北市令。关津亦皆属焉”[22]。关于北魏的左藏署,《唐六典》云“后魏阙文。北齐太府寺统左右藏令、丞。后周有外府上士、中士二人,掌绢帛、丝麻、钱物、皮角、筋骨之藏”[23]。北魏太和以后也有左右藏令,这显然是受萧梁财政体制影响的结果。如宣武帝元恪熙平三年(518),“尚书奏复绵麻之调”,谏议大夫张普惠认为,“今若必复绵麻者,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新绵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库绢布并及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总常俸之数,千俸所出,以布绵麻,亦应其一岁之用”[24]。可见北魏是有左右藏署的,掌管绢帛、丝麻、金玉、货币之物,估计和北齐、南朝相同。北魏末期的左右藏令和南朝相同应是王肃改定官制的结果,这也说明了北魏财政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南朝化。
值得注意的是大司农在北魏后期财政管理中的地位,一般认为,北齐司农寺“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而“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北魏后期司农之职当和北齐相近。其实事情并非如此。据刁遵墓志记载,北魏后期,大司农仍然掌握着财赋的出纳,是国库的大总管,职位颇为重要。如刁遵在北魏正始年间(504~508年),“转大司农少卿,均节九赋,以丰邦用”[25]。而“九赋”是赋税的统称,这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单独由太仓尚书掌仓廪之事到北魏后期又转为太仓由大司农统领,以此来看北魏大司农职能要重于北齐。
太仆寺仍是北魏后期掌管畜牧的重要机构,驼牛署、骅骝厩等就是属于太仆寺管理下的机构。如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尔朱天光遣贺拔岳等破丑奴于安定,追擒丑奴、宝夤,并送京师,孝庄帝将萧宝夤“于太仆驼牛署赐死”[26]。而为北魏进行畜牧生产的就是众多的牧子或牧奴,左牧令就是太仆卿之下管理这些牧奴的官员。正光五年(524)八月,“南秀容牧子于乞真反,杀太仆卿陆延”[27];斛斯椿,“广牧富昌人也。父敦,肃宗时为左牧令。时河西贼起,牧民不安,椿乃将家投尔朱荣”[28]。但无论是北魏的牧子抑或牧奴,都是属于国家掌控的人身依附者,其所创造的财富应该属于国家财政而不是帝室财政。
作为服务于皇室需用的御府在北魏后期仍然存在,但其财政职能和北魏前期相较已不可同日而语,仅成为皇室掌管御用财物的机构。太和二十二年(498),孝文帝下诏赐徐謇“钱一万贯”,但由于国库货币存贮不足,孝文帝又下诏曰:“钱府未充,须以杂物:绢二千匹、杂物 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谷二千斛;奴婢十口;马十匹,一匹出骅骝;牛十头”[29]。而骅骝却属太仆寺管辖,同时提供皇室所需御马,这也说明北魏后期皇室财政已经失去了前期那种囊括国家财政的职能,仅成事务机构。
总之,北魏后期随着国家财政的进一步加强和财政体制江南化趋势的出现,其财政管理体制趋于成熟,由度支尚书负责财政收支计划的制定,太府、司农负责财税的出纳,从而使财政管理和执行机构分离。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分离有利于皇帝对全国财政的控制与监督,这一切都是北魏制度转型和财政体制长期互动的结果。
[1] 《魏书》卷55《刘芳传》
[2] 《魏书》卷63《王肃传》
[3] 《魏书》卷66《崔亮传》
[4] 《通鉴》卷142,东昏侯永元元年条
[5] 《通典》卷第19《职官》1
[6] 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中有较为详细论述。
[7] 《魏书》卷108《礼志》4
[8] 《文献通考》卷52《职官》6《户部尚书》条
[9] 《通鉴》卷141,明帝建武四年条
[10] 《魏书》卷66《崔亮传》
[11] 《魏书》卷72《朱元旭传》
[12] 《通典》卷23《职官》5
[13] 《魏书》卷82《祖莹传》
[14] 《通典》卷23《职官》5
[15] 《通典》卷23《职官》5
[16] 《魏书》卷85《邢臧传》
[17] 《魏书》卷27《穆崇传附穆安国传》
[18] 前揭王三北文
[19] 《魏书》卷79《范绍传》
[20] 《魏书》卷72《阳尼传附阳固传》
[21] 前揭王三北文
[22] 《隋书》卷26《百官志》上
[23] 《唐六典》卷20《太府寺》
[24] 《魏书》卷78《张普惠传》
[25] 赵超着《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96页,《刁遵墓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6] 《魏书》卷59《萧宝夤传》
[27] 《魏书》卷9《肃宗孝明帝纪》
第5篇：时尚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 时尚产业 供应链 管理 研究
鉴于国外经典时尚品牌和快时尚品牌的启蒙作用，国人的时尚视野得到了不断开拓，有关时尚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潜力正不断发展壮大，本土时尚产业方兴未艾，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时尚产业将成为世界时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受到来自世界范围内的关注。正如福布斯总结词中所说的那样：“自2003年入驻中国大陆以来，《福布斯》一直关注时尚产业的发展动态，以敏锐的嗅觉发现中国时尚产业中不断成长的企业家和设计新秀，旨在挖掘这个新兴产业背后财富创造和财富增长的力量。”
然而，我国的时尚产业至今仍缺乏较为系统的产业研究，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发展状态。目前对时尚产业的研究仍然主要分布在社会学、心理学、服装设计工程和美学等领域，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尤为缺乏。作为一个朝阳产业，时尚产业需要能提供理论指导的产业研究，唯有如此才能助推产业的未来发展之路。未来中国的时尚产业能否依托国内庞大的消费实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通过供应链管理的路径，深入挖掘本土时尚产业的经营智慧，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命题。
一、时尚产业概述
自1908年罗斯在其著作《社会心理学》中首次对时尚进行探索式研究以来，涉及时尚与时尚产业的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甚至是哲学等学科专家的研究对象。狭义的时尚产业是指对人体进行装饰和美化的行业，通常服装业被认为是时尚产业的核心部分。然而就广义而言，时尚产业的内涵非常宽泛，它糅合了技艺、创意、传播、消费等因素，是对传统产业资源要素进行重新整合后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产品、商品或服务的运作模式。因此，广义的时尚产业不仅涵盖个人生活的装饰美化，还包括对个人生存和发展中相关事物和情境进行的装饰和美化。基于此，时尚产业可定义为是“以经济为载体，以市场为手段，更加明确，更加现实地围绕人和人的审美价值追求展开，具体地满足人们对于生活美的需求的产业”。
时尚产业的边界比较模糊，其本身也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它是一个传统产业时尚化的过程，是由时尚消费方式不断滋生的，也是对人文思想变迁时的需求的供应，因此时尚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向商业化和社会化的不断延伸，浓郁的文化特质是时尚产业整个产业链条的核心。日本产业界在20世纪80年代就预测，“下个世纪的产业是宗教、艺术、哲学的时代”，而文化产业恰恰是本世纪各国产业调整的主要方向，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尚产业正受到各国政府和产业部门的高度重视。
时尚产业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创造力经济。日本环球经济研究所所长杉浦勉先生提出：文化力可以推动新经济，文化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流行，这就是时尚的发端，同时流行和时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而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变迁又会产生新的需求，并进而导致经济的新增长。创意先驱霍金斯先生认为：时尚产业经济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倾向，是一种集广义的与人的创造力、人的才能、人的技能为一体的经济现象。时尚研究者白银峰由此认为，时尚先由思想意识起步，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与传统的较为“理性”的工业体系相比，时尚产业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感性”的元素更加倚赖，因此对于时尚产业的研究视角，不仅要基于一般产业的共性，更要植根于时尚产业的特性。
二、时尚产业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供应链是一个到从供应商到最终客户的集物流、服务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价值流于一体的上下游实体网络组织。近年来供应链管理模式日益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如果注重供应链管理，那么将可以突破物流功能要素效益背反问题的系统优化边界。企业进行供应链管理的目标是有效地联合行业中其他上下游企业，建立一条经济利益相关、业务关系相连的行业供应链，以便实现企业间的优势互补，共同增强市场竞争实力。物流专家Seuring提出供应链管理应包括两个维度：产品维度（包括物料和信息流的管理）和关系维度（主要是供应链成员间的互动关系的管理）。
第6篇：时尚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 墨子思想 企业管理 价值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显著的东方文化特色，并曾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虽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以至于今天一般人都认为科学管理的观念和方法都来自于西方。但随着近年来亚洲经济的强势运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
墨子作为墨家管理学派的创始人，以其独到的见解，鲜明的主张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发展起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其管理思想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墨子管理思想的挖掘对于促进当今管理科学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对于当今企业管理的实践亦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一、墨子管理思想概述
1.“兼爱”思想
在墨家的一系列道德理论中，“兼爱”原则乃是贯穿一切和决定一切的关键思想。“兼爱”，即“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这是墨子最核心的主张。“兼爱”本义可以更精确的阐述为“像爱自己一样地爱所有人”。他认为当时社会动乱不安，国家管理者不能治理国家，是由于人们不相爱造成的。为了克服这些弊病，他提出“兼以易别”，即以小生产者所要求的“无差等的爱”代替国家管理者的“爱有差等””，这与儒家倡导“亲亲”“尊尊”的“推爱”是相对立的。墨子竭力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这些思想使得墨子思想具有内在的合理内核，从而能以其自身特有的价值耦合时代需要。
2.“尚贤”思想
“尚贤”思想是墨子思想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墨子认为，尊重贤才不仅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而且是国家政治的根本。他认为“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於众贤而已。”正是由于贤能对于一个国家如此重要，所以墨子竭力主张在国家的治理上选贤任能。选贤任能是除道家外先秦诸家的一致主张，但墨子的“尚贤”思想打破了门第观念，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他把贤人的范围从儒家的“在位或不在位的君子”扩大到“”阶级，即农夫、手工业者、甚至屠夫，强调只要有才能，就是贤人，这比儒家更彻底。
3.“尚同”思想
“尚同”思想是墨子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墨子认为，当时社会的混乱，产生于个人意识之间的冲突，要使天下达到太平，则必须使人们的思想达到统一，而这个统一，就是要由下而上，最终归之于天子之义，达到“天下之百姓，皆同于天子”，“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业。”
二、墨子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悠远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管理领域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将墨子管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继承、发展，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有很大用武之地。综观国内外现代管理思想，可以发现许多成分与墨子管理思想同源。墨子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现代企业的以人为本管理思想是墨子“兼爱”思想的延伸
“兼爱”是墨子管理思想的核心所在。墨子认为，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有“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墨子的“兼爱”思想的实质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它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现代管理学上的“人本管理”思想要求企业领导平等对待员工，把员工当成企业运行的主体，尊重每一个员工的思想及其创造的价值，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创造更大的价值。人本管理的管理思想与墨子的“兼爱”思想实质相吻合，是“兼爱”思想的延伸。
2.现代企业的知识管理思想是墨子“尚贤”思想的实际运用
墨子深刻地认识到于贤能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贤能之士乃“国家之珍，社稷之佐也”，必须“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由此看出，墨子十分重视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也逐渐意识到知识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尤其是存储于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是一个企业最终发展的能量之源，因此人力资源关乎着一个企业的命运，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与开发也就决定了一个企业能否在当今日益变化的激烈竞争中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稳步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及其企业重视贤能人才，不惜重金吸引与聘请贤人，为国家注入高附加值的人力资本，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现代企业的知识管理思想是墨子“尚贤”思想的实际运用。
3.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企业文化思想是墨子“尚同”思想的新发展
“尚同”思想的本质是建立组织自上而下的统一的思想行动体系，这一思想至今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对于企业来说，作为汇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组织，企业领导必须使全体员工高度认同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理念并转化每个员工自己的行动准则，才能形成一个企业强大的凝聚力。因此，客观地说，所谓企业文化也就是通过传播文化的方式加强对员工思想的同化与控制，从而使员工在认同企业目标的前提下，激发巨大的凝聚力与创造力。因此，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培育企业文化思想可以看作是墨子“尚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新发展。
三、墨子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价值分析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墨子思想中有着很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富，是我国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企业的管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1.“兼爱”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价值分析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柔性管理，它通过人们的“自爱”和“爱人”，从而使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既符合人的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的要求。墨子的“兼爱”思想用于企业管理中可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对塑造成功的企业文化也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在企业中实施“兼爱”思想，能沟通、协调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避免许多矛盾，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塑造成功的企业文化。同时，在企业外部实施“兼爱”思想，能够协调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形成企业内外的良性和谐关系，从而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2.“尚贤”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价值分析
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主张尊重贤才，任用能人。他提出要考察贤良之士，扩大贤人的范围，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相反，虽然为“官长”，如其不肖，就应当“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的这种不拘一格发现人才，选用人才的观点对于企业管理来说同样具有借鉴意义。企业价值说到底就是人的价值，企业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尊重人才、知人善用，是管理企业的根本所在。墨子的这种以才举人、以德举人的思想，有助于现代企业人才观的建立和改善。对真正德才兼备的贤才，无论其出身的高低、贵贱，都应该广而招之，举而用之，使企业对人才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使人才乐于投奔到企业中，为企业的发展、壮大发挥出他们的一切聪明才智。
3.“尚同”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价值分析
墨子把“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的“尚同”思想作为治理天下的良方，认为“由君王来统一天下的义”，人们的思想才能统一，社会才不会发生混乱，国家才能得到治理。不仅如此，墨子还认为，“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也就是说，墨子认为，天子和臣民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互相沟通和协调的。这一思想完全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在世界500强的许多企业中，企业领导和普通员工的关系相当和谐，企业领导和员工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十分畅通，由于劳资双方都把企业的利益放在首位，建立信息收集系统，上下级关系融洽，因而形成良性循环，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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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立新:墨子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商场现代化，2008（4）
第7篇：时尚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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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班牙INDITEX集团2014年净利润全球服装业第一[EB/OL].（2015-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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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司晓甜，郭建南，朱伟明.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服饰时尚跨界合作研究[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3，（3）.
[10]郭丰秋，黄李勇.“快时尚”现象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及其前景展望[J].美与时代（上旬），2014，（06）.
第8篇：时尚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时尚观；传播观；时尚
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时尚，与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过往的不少研究也偶有涉及传播的视野的（如将服装视作一套语言体系来研究的）。笔者受此启发，从两种传播观入手对时尚进行研究，归纳出与此相应的两种时尚观；同时，希冀对时尚的研究能反过来照亮传播研究，达成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势。
一、“时尚”的界定
历史学家们认为时尚开始于14世纪中期的欧洲，在此之前，人们的着装变化很小。[1]而真正将时尚发扬光大的则是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2］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传统贵族对于奢华生活的向往也提到了更高的高度。为了满足贵族们的需求，当时巴黎出现了一些专为贵族服务的所谓的“couture house(高级时装定制室)”，专门为贵族们定制奢华的、昂贵的服装。到了18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全面发展，欧洲形成了以巴黎为中心的全球性的时尚工业。也正是在18世纪初期，欧洲政府停止了对于反奢侈法（sumptuary）的更新，任何阶层的人们第一次被允许穿一些时尚的、奢侈的衣服――只要他们买得起。[3]
自此以后，时尚就呈现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特质：成为不断变化的、以新颖为特征的、渗透进许多领域的一种现象、一种体制甚或一种理想。时尚有了现代层面（modern sense）的意义即所谓的现代时尚（modern fashion），这也是大部分学术研究中所限定的“时尚”，也是本文所特指的“时尚”。
二、两种时尚观
直接将时尚作为现代社会每个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加以研究是由西美尔开始的。正是从西美尔开始，关于时尚，特别是关于时尚的动因，或者说时尚的机制（mechanism），可以归纳至各种滴渗（trickle）理论。
作为符号的时尚：上、下渗理论（trickle-down）。这种理论以西美尔为代表。如果将凡勃伦的有闲阶级的研究也视为有关时尚研究的话，那么凡勃伦也是持此观点者。[4]下渗理论认为时尚是社会的较低阶层对较高阶层生活趣味的一种模仿，是较高阶层用以区别较低阶层的一个手段。如果一个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其他方式彰显社会的阶层，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时尚就没有可能存在。同时，一般社会中的最高阶层，如统治者，由于其铁定的权力等级，不需要依靠别的手段就可以彰显其社会地位时，也不需要时尚。而“一旦一种时尚被广泛地接受，我们就不再把它叫做时尚了。……因为它的发展壮大即它的广泛流行抵消了它的独特性”[5]77。为此，较高的社会阶层就会另找一种东西让其成为时尚。总之，下渗理论认为时尚来自社会的较高阶层，并由较高阶层向较低阶层渗透，并且在独特性的驱使下让时尚不断前行。
从下而上的时尚主要在于推崇一种类似于艺术家一般的生活方式，以某种颠覆性的力量来达到引人注目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或者说在某个反文化运动的初期，这暂可以称为一种“反时尚”。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时尚的创新元素可能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来自一种反文化的力量――所谓的“反时尚”，但这些来自草根的或者说反文化的创新元素，只有被社会的主流阶层采纳或至少接受时，这才成其为一种时尚。就如朋克的元素被Vivien Westwood采纳后，才成为一种时尚。
因此，上渗理论相对于下渗理论，只是探讨了时尚元素的源头所在，并没有提供一种不同的时尚观。西美尔早就说过时尚也可以通过走向它的反面来达到：“追求个人的引人注目可以借社会模仿的颠倒而达到。”[5]80总之，上、下渗理论都是将时尚视作阶层的某种符号，或用以彰显优势，或用以表达反叛。一句话，上、下渗理论将时尚视作一套在垂直的阶层间流动的符号。
作为社会过程的时尚：漫渗理论（trickle-across）。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Herbert Blumer)被认为是持此观点的代表与先驱。他在分析了巴黎时装秀后，发现最终总是有那么几套衣服会被所有的买家看中。而事前，这些买家根本就没有沟通。为此他观察了买家与设计师，发现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在驱使大家走到一个会合点上，他称之为集体选择（collective selection）。时尚正是通过这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共同选择过程展开的。西美尔的研究在布鲁默看来错过了时尚机制最为关键之处，那就是要时尚（to be in fashion）的共同愿望。因此时尚在布鲁默的漫渗理论之下并不是阶层区分的一种需要，而是一种对于“要时尚”的共同响应，一种不落后于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不断出现的新品位的表达。换句话说，时尚的动因在于要时尚，于是时尚是一种“自我推动的社会过程”[6]，而且正是这种社会过程整合着社会，产生着社会秩序，“在一个否则会极其碎片化的世界中，时尚引入了一个让事物一致与统一的显著办法”[7]289。因此布鲁默对“时尚是什么”的回答可以概括为：时尚是一种集体选择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社会赖以整合的一个中心机制。
三、两种时尚观与两种传播观
若是在传播的视野下进行观照，两种时尚观事实上关联着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
作为符号的时尚观与传播的传递观。垂直渗透理论视时尚为表征较高社会阶层的一种符号。这种符号通过社会的垂直的阶层体系，加以渗透、传播、更新，从而推动时尚的进展。如果从符号学的角度层层分析的话，可以认为时尚作为能指，其一级所指为新奇；而后新奇又作为二级能指，其二级所指为独特；独特又可视为三级能指，其所指则是较高的社会阶层。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正是传递观之下的传播。套用最经典的五个W模式，可以将此垂直模型下的时尚解读为：较高社会阶层（Who）通过社会的阶层结构（Where）向较低的社会阶层（Whom）传递一种可称之为时尚的符号（What）。当然，时尚作为一种符号，要具备流动性与传递性，是需要落在一些相对具体的物什之上的。但为何落在“这些”物什之上，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只是较高的社会阶层选择了它们而已。因此，较低的社会阶层看起来模仿的是这些具体的物什，但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模仿这些物什是因为较高社会阶层设定的时尚。较低阶层看中的是这些具体物什之外的符号意义，即时尚的符号意义。更进一步说，在这个时尚观念中，“时尚”是否称为“时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符号作为所指的意义。相应地，从传播角度来说，就是指一件事或一个信息用法语、汉语还是阿拉伯语进行传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符号承载的内容――信源的意义。这正是后来被凯瑞所批判的传播的传递观在时尚领域的翻版，持此观念者总是认为事物的意义是先验的存在的。
作为社会过程的时尚观与传播的仪式观。作为社会过程的时尚观认为并不是什么阶层创造了时尚，时尚本身是一种社会驱动整合的动力。人们加入时尚，是为了在时尚中共享“要时尚”（to be in fashion）的意愿。人们选择时尚，只是因为时尚够时尚。“要时尚”是时尚的中心机制。人们通过这个意愿来完成一次又一次的集体选择过程，从而推动一些时尚的具体现象生发而后死亡，另一些时尚的具体现象又涌现，继而走向死亡。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时尚不仅是传递一些所谓的时尚信息，更重要的是维系时尚本身，分享人们“要时尚”的意愿。而社会则通过时尚而生生不息：时尚俨然是社会群体形成的一种机制。这种自发、自满、自驱的机制驱动着社会、联结着社会、区隔着社会。
这不正是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吗？“传播的‘仪式观’并非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8]这样的时尚观念与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是心心相印的，持此观念者都认为意义是共同创造出来的，不存在不可变更的先验的意义，而社会正是通过共同的意义分享而得以整合的。
四、比较及结论
时尚的符号观依然还是时尚研究中主流的观点。尽管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当代社会日益呈现出平面化、碎片化、去中心化的趋势，但是与权力、控制相关的垂直型的结构依然在不少领域存在。只要有控制，时尚的符号观将依然是适用的，与这种时尚观相关联的传播将依然是传递观之下的传播。虽然巴纳德（Malcolm Barnard）认为将传播仅仅看做信息的传递不能理解作为传播的时尚，因为在此传递过程中无法确定谁是信息的发送者，从而也无法确定一个物件的先验意义是什么，[9]但是在这里，笔者以为巴纳德忽视了此类时尚观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的社会结构。在具有垂直结构的社会中，等级制度或者说一种垂直结构赋予了时尚以意义。这样的等级制度就是巴纳德没找到的那个信息的发送者，或者说信源。当然，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已不是如西美尔所描述的、那么简单地从上至下的线性结构了，但是因权力分配的差异而导致的各种控制无所不在，因控制而强加于时尚之上的意义也无所不在。正是这种控制让时尚具备了符号的意义。如果落实到衣服，蒂安娜克兰也认为“服装在伪装社会地位时是有用的，可以作为打破社会地位的限制，让个人呈现出比实际有更多的社会或经济资源的一种手段”[10]。这样的视角就是一种符号论的视角。而这种视角如果脱离了赋予符号意义的权力结构，那么将无从追寻符号的意义从何而来。时尚的符号观先验地假定时尚符号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正是时尚作为符号可以流通的前提条件。只是我们或许可以将西美尔笔下的社会等级制度更抽象一点，抽象为一种权力控制。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时尚的机制观，则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时尚观是将作为符号的时尚赖以存在的社会垂直结构整个地抽离了，从而假定社会是一种完全平面的、不存在控制的状态。在此前提之下，时尚于是缺失了传递的管道，也缺失了信源，就等于缺失了外在的动力。而时尚依然还存在，那么只能是一种自我推动的过程，或者说作为人类“生活的理想”[11]。
指引着社会，这样的时尚观事实上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民主的思想，能够解释一些特定的时尚现象，但忽视了人类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控制。视时尚作为人的完全自主的一种意愿，多少有点理想主义色彩。依此逻辑，再来观照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就可以看到传播的仪式观抽离的正是传递观之中的层层控制，而将传播作为一种纯粹的、远离社会垂直结构（或说来自各种权力的控制）的一种交流与互动，从而与作为社会过程的时尚观相类似，将传播视作人的一种基本“意愿”或“理想”。但正因为忽视了现实中有可能存在的各种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亦多少具有乌托邦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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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时尚管理论文范文
以新时代文艺思想和2018年在视察青岛时作出的“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等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以《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为指引，围绕青岛发展的全新定位、战略规划，配合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依托青岛特殊的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资源，通过创办国际青年艺术节、举办艺术创作和时尚产业发展高端论坛、组织艺术创作精品和艺术产业周边产品展览展示等形式，搭建艺术和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平台，促进我国艺术和时尚产业加快发展。中国（青岛）艺博会在充分吸收深圳文博会经验的基础上，将突出自身鲜明特色和独特品牌定位，注重市场机制创新、组织形式创新、展会内容创新、展示手段创新，加强展会质量管控，立足精品高端，不断扩大和提升公众参与度和品牌影响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艺术盛会，实现“南有深圳文博会、北有青岛艺博会”的战略格局。
青岛正在全面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通过艺博会的举办，促进全球艺术和时尚产业发展优质要素资源与青岛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充分展示青岛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人才资源等方面的特殊优势和“山、海、岛、城、文、史”独特的城市魅力，讲好 “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青岛故事，助力青岛“搞活一座城”，加快建设青春之岛、时尚之都。
今年恰逢五四运动100周年，青岛与五四运动具有特殊的历史渊源，深入贯彻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通过举办青年艺术节，激励青年人传承五四精神，将个人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让青春年华在为国家、为人民奉献中焕发绚丽光彩。
艺博会将充分体现四个要素：一是战略性。办成落户青岛可持续、永不落幕的盛会，为打造活力城市、时尚之都提供强力支撑；二是开放性。具备国际视野和世界影响，展示青岛面向世界开放发展的气度；三是应用性。搭建艺术和时尚产业国际交流平台，实现产业对接、人才招引、产品交易等良性发展，构建艺术与时尚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青岛时尚产业快速发展。四是创新性。创新展会运行机制、组织形式和展示方式，加大前沿技术手段应用，推动高新技术与艺博会跨界融合发展，推动艺博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艺博会将注重两个结合：一是与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以人民为中心，顺应民意，关注民生，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艺术实践活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树立“时尚之都”的良好形象。二是促进艺术创造与现代制造业相结合。顺应文化经济一体化的潮流，把 “时尚之都”和“品牌之都”紧密衔接，促进时尚产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吸引海尔、青啤、利群等知名企业和名牌产品深度参与艺博会，形成战略合作。
二、艺博会名称及主题
名 称：2019中国（青岛）艺术博览会
英文名称：2019 China(Qingdao) Art Expo
主 题：开放、现代、活力、时尚
三、艺博会时间和地点
（一）艺博会时间：2019年10月26-28日
（二）艺博会地点：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三）艺术节时间：2019年10月24-28日
（四）艺术节地点：青岛大剧院等
四、艺博会组织架构
指导单位：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教育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主办单位：中共青岛市委
青岛市人民政府
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
承办单位：青岛市委宣传部
青岛市教育局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
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艺术装备专业委员会
执行单位：中科华展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青岛市艺术学校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支持单位：国家艺术基金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
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中国音乐家协会
中国舞蹈家协会
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中国录音师协会
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艺术院校大学生协同创新中心
媒体支持：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卫视、
山东卫视、青岛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
光明网、中新网、央视网、中国教育报、
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艺术市场》杂志、
《艺术教育》杂志、腾讯、百度、搜狐、新浪、
今日头条、爱奇艺等
五、艺博会主要内容
艺博会主要包括青岛（国际）青年艺术节、艺术创作和时尚产业发展高端论坛、艺术创作精品和艺术产业周边产品展览展示等内容。
（一）青岛（国际）青年艺术节
本届青岛（国际）青年艺术节主要分为国际青年艺术交流展示、全国艺术院校大学生展演、青岛（国际）青年艺术节颁奖盛典等板块。
1、国际青年艺术交流展示活动。以“海洋、文明、青春、梦想”为主题，邀请国外青年艺术家、艺术团体进行交流演出，让海内外青年艺术家和青岛市民充分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促进国际间青少年的文化、艺术、思想交流和相互了解。
2、全国艺术院校大学生展演。以“青春与祖国同行”为主题，组织全国艺术院校大学生优秀艺术作品展演，展示大学生高雅健康的审美追求，展现当代大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艺术节期间，还将举办国际青年艺术嘉年华、1919艺术周、“青春之岛”主题创意艺术灯光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及游客文化艺术体验。
艺术节将创新观演和参与方式，充分利用5G、VR等高新技术手段，与抖音等新媒体紧密合作，向全世界传播，展现青岛国际化海洋文化名城的独特风貌和时尚魅力。
（二）高端论坛
本届艺博会同期举办多场高规格论坛，包括主旨论坛和平行论坛，将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和文化艺术界专业人士、政府代表、产业界权威人士等5000余人参会。主要包括：
1、2019“海洋文明视野下的艺术创造与交流”国际高端论坛。主旨发言人有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文化学者余秋雨、文化学者冯骥才、国学专家王杰、著名编导赖声川等；
2、2019“时尚与文化创意”国际论坛暨“中国时尚产业发展蓝皮书”研讨会。主旨发言人有英国经济学家、“世界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John Howkins)、法国高级时装工会前主席迪迪埃·戈巴克（Didier Grumbach）、格莱美主席尼尔·珀特劳(NeilPortnow)、财经作家吴晓波、美学专家叶朗等。
（三）展览
本次展览将注重突出时尚元素，加强展示理念、展示内容、展示方式和展示技术等方面的创新，积极营造展览氛围的艺术感、时代感、动态感、科技感，提升生动、趣味的交互式体验，为观众带来创意时尚与艺术美感。展览共规划为7个展区，预计展出面积为室内60000平方米、户外20000平方米，参展单位2000余家，到场参观人员达15万人次，行业媒体300余家。
1、序展-时尚青岛
本次序展以“时尚青岛”为主题，通过展示青岛的时尚产业、时尚地标、时尚文化、时尚生活，充分反映青岛的时尚特色，叫响青岛的国际时尚城市品牌。
2、艺术教育成果展示与交流区
展示建国70年来全国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取得的发展改革成果；早教机构、艺考机构、美育教育及艺术特长培训机构品牌和特色课程等；搭建艺术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组织国内外艺术院校、文化企业和艺术培训机构等开展专业建设、人才交流等合作洽谈。
3、艺术教育器材与演艺装备展区
展示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影视等艺术教育领域教学用具、设施、器材、服装、道具等；数字化教学设备、教育信息化技术产品等；悬浮式全息投影、空中成像、裸眼3D、4D动感及弧幕影院、虚拟现实展示、超4K高清及LED屏等；音响及周边设备、灯光设备、数字功放设备、激光设备、舞台设备及系统、舞台机械、视听及传送设备等。
4、艺术科技互动体验展区
展示VR、AR、MR等新媒体、多媒体、音视频系统集成产品，云计算遥控、多平台流媒体播出等最新技术及应用、舞台科技与专业视听设备、数字图文信息技术、互联网+艺术教育等。
5、专业乐器展示交易区
展示和销售琴类、管类、弦类、打击乐器；乐器配件和加工机械、乐谱和音乐书籍等。
6、艺术品与工艺美术品展区
展示绘画、书法、摄影、雕塑等艺术作品；陶瓷工艺品、刺绣编织工艺品、当代工艺品、民间工艺品和珠宝首饰等。
7、文化艺术创意和设计服务展区
展示推介相关单位、企业、高校师生、创意团体及个人等的优秀文化艺术创意和设计作品，促进文化艺术创意设计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艺术类院校大学生毕业作品，并提供创新创业展区和就业交流区，邀请创投基金和投资机构、文化艺术企业为学生创业项目进行对接，搭建艺术类大学生的艺术作品知识产权市场转化平台。
六、艺博会宣传推广
（一）举行新闻会
根据艺博会筹备和组织工作进展情况，适时召开新闻会，邀请国家及省、市媒体，介绍艺博会组织情况、艺博会特色、参展企业和主要活动，扩大艺博会影响力。
（二）自媒体宣传
通过艺博会官方网站、微信平台刊载艺博会信息。设计、制作广告宣传折页、观众参观券，向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发出参展参会邀请。
启动艺博会官方微信，修改更新艺博会官方网站，设计广告宣传折页、观众参观券和艺博会logo。安排专人撰写艺博会宣传软文、参展企业信息、艺术教育行业新闻报道，定期通过网站和微信进行，并建立艺博会官网在线报名平台接受观众预登记。
（三）大众媒体宣传
（1）电视媒体：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华网络电视台；
（2）报纸：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新京报等；
（3）网络及直播媒体：北京时间、今日头条、爱奇艺、腾讯天天快报、百度视频、北京时间、央视网视频、中国网视频、中新网视频、腾讯、爱奇艺、VR直播等；
（4）其他自媒体 ：百度百家号、凤凰号、今日头条、搜狐自媒体、一点资讯、网易自媒体、封面新闻等。
（四）行业组织推广
通过行业组织渠道进行艺博会宣传推广，将精准用户导向艺博会网站或公众号，扩大艺博会宣传推广渠道。
七、艺博会招展工作组织
（一）参展对象
由于本届艺博会参展行业门类较多，将根据主题展览划分的13个展区确定参展对象，在另行制订的艺博会招展工作方案中进一步梳理和明确。
（二）招展方式
由于本届艺博会参展行业专业门类丰富、构成复杂，且展演（青岛国际青年艺术节）活动专业性较强、组织工作难度大，因此，在招展工作的组织方式方面，将采取组委会执行机构自主招展与委托相关行业协会或专业机构招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确保招展工作高效率、高质量完成，艺博会组委会执行机构将加强对委托招展工作的督促管理。
（三）艺博会市场化开发工作
1、商业赞助。为满足市场化需求，便于业界借助艺博会的影响力扩大品牌宣传及新闻公关，提升品牌形象，艺博会将设立商业赞助方案，吸引有实力、有意向的大客户全程参与赞助或冠名活动。
2、广告招商。积极动员参展单位在艺博会现场进行广告投放，如拱门、道旗、广告牌等，在获得部分广告收入的同时，较好地营造艺博会现场气氛。
八、艺博会观众邀请与组织
（一）邀请范围及对象
1、全国相关艺术高校、职业院校、中小学和幼儿园等教育机构负责人和教学管理人员；
2、各省市区县教育装备行政主管部门、各大院校设备管理部门等负责人和技术人员；
3、艺术教育装备器材和教学用品、演艺装备等行业的生产企业、品牌商、渠道经销商、国际贸易采购商等有关人员；
4、艺术科技研发和生产企业、信息化装备和软件研发企业等单位有关人员；
5、艺术研究院所、艺术院团等单位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相关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有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6、非遗技艺传承人和非遗技艺推广机构人员；
7、工艺美术品企业相关负责人和设计研发人员；
8、文化艺术创意和设计服务相关单位、企业、高校师生、创意团体及个人；
9、国外艺术院校、文化艺术教育企业和艺术类培训机构等相关人员；
10、文化艺术创投基金、文化产业投资机构和投融资专业服务机构；
11、艺术教育从业者、文化传媒行业从业者、关注艺术教育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及艺术爱好者。
（二）邀请方式
1、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学会邀请
由政府有关部门发文（函）定向邀请；邀请青岛本地的政府机关、教育系统、相关企业参观展会；委托国内外相关协会、学会、商会等，组织会员单位参展参观，组团进行艺博会现场观摩、项目洽谈等。
计划5-9月份招展招商组领导带队拜访各地区相关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为后续招商及观众组织提前沟通与对接。
2、通过全国展会推介邀请
由组委会赴国内外参加相关展会，进行现场招商和观众组织，针对全国业内人士做深度推介邀请。通过相关会议及展会，进行推介和集中发放邀请请柬、宣传资料和门票。
3、通过专业媒体邀请
充分利用专业期刊、广播电视媒体专业频道、专业网络媒体等，结合艺博会官网、微信公众平台和其他自媒体，针对目标客户群体精准推送展会相关信息，进行参观邀请，通过专业刊物随刊寄发等形式发放专业观众邀请函。
4、电话邀约
整理上届艺博会参展及参观企业数据库，有针对性的进行邀约，做好登记及后续通知等服务工作。广泛收集整理和艺博会相关参展对象信息，安排专职的市场宣传专员，通过电话邀约登记，积累专业观众资源。
5、重点拜访
对国内重点院校、院团、行业组织、企业等单位登门拜访，重点邀约。对有采购需求的重点客户安排专人服务，协助参展商邀请目标客户，以组团形式参观和对接洽谈。
九、艺博会筹备工作进度安排
（一）工作准备阶段（4月10日—5月15日）
1、制定艺博会实施方案；
2、讨论确定艺博会组织架构和艺博会具体实施方案；
3、讨论确定艺博会经费预算，并协调确定经费来源；
4、协调确定艺博会商业赞助和广告招商方案。
（二）集中招展工作（ 5月16日—9月10日）
（三）冲刺调整阶段（ 9月11日—10月20日）
（四）现场服务阶段（ 10月21日—10月28日）
（五）会后总结工作（ 10月29日—11月25日）
十、艺博会预算安排
待本方案经领导审定后，将按照具体实施方案制订和上报详细可行的艺博会经费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