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年终总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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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编辑年终总结范文

回首往昔，09年两个月工作感受

转眼间从2009年11月17日进入公司至今已经将近三个月之余，我也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渐渐成为了上班一族，慢慢的也渐渐适应了这种工作过程中所带来的压力与快乐。

来公司工作两个多月之中，学会了不少东西，既有工作上关于编辑的知识，也学到了其它方面的知识，比如房产、网络等知识。在这期间也曾有过压力，也曾对自己失去过信心，但日子长了，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与周围的同事也都慢慢地熟悉了起来。压在心中的石头与初出茅庐的担忧也随之渐渐减轻，感觉工作起来心情也愉快得多了，偶尔的困难也会很快得到帮助与解决。

由于今年刚刚毕业刚走出校园，所以工作经验十分欠缺，并且限于所学专业跟编辑、房地产相差甚远，所以我在实践中不断地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因此也碰了不少的壁，但相应地也得到了不少的磨砺机会，这些机会对我这个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说都是实际而有效的，是受益匪浅的。经过两个多月的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过程，时至今日工作状态也已经一步步的走向成熟、正规。随着工作量的不断增加，压力也随之而来。在工作中难免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

工作总结

由于对编辑这个职业有一定的向往，对写写画画之类的文字工作相对兴趣较高，以及我个人认为房地产对今后生活帮助很大，所以经过好几个月一心要选择一个令心仪的工作的徘徊，于11月17日毅然加入了xx网这个大家庭。刚开始工作由于自己不太善于言辞，往往都是同事帮助我发现并解决工作上的问题及困惑，这也让我从中得到一些在其他地方未得到过的温暖。正如以前的一个同事跟我说过一句话：进入房地产行业你会对其他一切行业失去兴趣，所以现在渐渐地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来到公司后，首先打开的就是房产网站并去快速的浏览相关地产资讯，和查看一些报刊、杂志的电子版，做到及时有效地掌握楼盘最新的优惠信息、业内声音、政府动态等。

两个月的工作期间，我主要从事于新房系统的更新工作以及小伟看房的撰写，偶尔还会写些软文。由于前期对系统的不熟悉，往往会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去熟悉软件及动手操作能力，这也是我以后需要改进的地方。新房系统的更新，主要包括新房的添加跟资料的补充更新。相对来说新房的添加就需要多动手去网上查找资料或者出去采集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也锻炼了我对问题的分析、组织能力，以及沟通能力。而小伟看房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人际交往能力、对问题分析的深入能力以及思考能力，软文撰写加强了我动手操作能力以及语言表达、叙述能力。期间自己也曾经尝试过做专题，不过由于能力有限加之动手操作能力差，所以在网页美化排版方面尚有欠缺，今后自己要多接触这方面能力的锻炼。在工作了期间，自己主要有以下几点收获：

一、要多多出去采集信息

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很多种，不过对于房产知识、信息来说，我比较赞同多出去跑跑的。不过在这之前要有一定的基础或者对项目有一定的了解，之前刚进公司就是因为对这些基本信息欠缺，导致到了售楼部后往往自己询问过三五个问题之后就无话可说得尴尬局面。之后自己为了弥补这种情景的再次出现，业余时间就经常去了解些房产知识的基本信息以及上网去搜集下网友所比较关注在意的东西，实践证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以后的踩盘工作中我能很快的进入角色并与之沟通、详谈。并且经过多次踩盘、小伟看房的写作，我对房产知识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终于结束了那段一无所知的历史。同时另一方面也锻炼了我个人交流沟通能力，让自己今后与人交流更顺畅自然起来。

二、要经常关注新闻资讯，每天浏览

最近一段经常听到有反应网站信息更新不够及时以及信息不全的声音，这对于编辑来说无益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所以今后的日子里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关注最新楼盘信息跟业界动态，做到第一时间掌握及时有用的信息更好的做到为广大网友服务。

展望未来，2012年工作计划

当然，在努力做好以上几个方面的同时，自己在两个月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自身素质跟修养尚缺。

虽然在学校里学过的知识也包括各个种类，工作中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在实际动手操作起来还是会难免出现一些可笑的差错。同时，也能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还欠缺，文章撰写还不够深入，分析还不够彻底。今后在日常工作方面要认真收集各项信息资料，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情况，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工作经验，及时向领导汇报，让领导能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最近工作的实际情况，为解决问题做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强化自我工作意识，注意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工作效率，冷静办理各项事务，力求周全、准确、适度，避免疏漏和差错，保持了良好高效率的工作状态。自己性格沟通方面的多少有些问题。

具体到细节，新房系统要进一步的完善更新，做到有楼盘出现时能第一时间更新新房系统。小伟看房更深入、实际，切切实实做到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全面专业的看待问题。加强软文的深度、力度问题。争取新的一年又新的突破!

同时也希望未来几年以内，能够独当一面，更好的为公司创造更多的效益，同时实现自己的价值所在。

小小建议

首先是规章制度要更细致的明确化；对于以后新加入的同事

第2篇：编辑年终总结范文

来报社快一年了，非常感谢领导给了我这个工作机会，也非常感谢同事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帮助。在报社，我看到了领导对下属的体恤，看到了同事间的合作共事，这是个团结向上的团队。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努力而快乐地工作着。

一、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刚来报社前几个月都是实习阶段，每天就是帮其他同事校对稿件。刚开始认为这项工作很简单，可是时间长了，才意识到这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需要高度的责任心、细心和耐心。虽然大学学了几年英语，但是毕业后干了一段时间的翻译工作，所以编辑这一行对我来说很陌生，有很多理念和知识需要我去学习。正式开始中考湘教版14版的编辑工作以后，王延伟老师，徐辉老师，王丛军老师等同事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很快熟悉了我们报纸的特点和流程，使我能够很快地独立开展工作，度过了新工作的适应期。

由于一开始就接手九年级的编辑工作，我知道自己面临着很大压力。由于湘教的作者少，来稿有限，需要很多时间修改，所以想做好并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湘教教材来得晚，从8月份拿到教材到11月份，短时间内就签了半年的报纸。所以那段时间经常加班加点，研究教材，研究中考试题，和其他同事按时签付印。虽然辛苦，但我觉的是值得的。为自己喜欢的工作而努力，虽然辛苦但也是一种享受。在每次看到新一期的报纸出来时，就有一种成就感，干劲也更大了。

二、努力培养作者队伍。

作者的多少和来稿的好坏对报纸的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接手工作以后，我尽快熟悉并巩固了现有的作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尽量和他们多联系沟通，征求他们对自己工作的建议，虚心接受并改进工作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想办法寻找新作者，给他们发邮件，寄样报。虽然辛苦换来的收获并不丰盛，但我会继续努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三、加强业务修养和专业水平，努力创新。

第3篇：编辑年终总结范文

关键词: 高校校报编辑 学习意识 知识经济时代 自身发展

编辑工作是一项崇高的社会职业,是一种以影响和改变人们观念作为自己根本目的的精神生产,是为了培养“有益于社会的人”。高校校报的受众绝大部分是大学生,校报编辑不仅肩负着构建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的重任,而且要把“培养社会主义可靠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己任。要做到这点,校报编辑除了要有崇高的道德、敬业的精神外,还要有创新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而创新思想和丰富知识的来源,就是学习,坚持不懈的学习。可以说,强烈的学习意识,是知识经济时代对高校校报编辑的要求,是校报编辑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胜任工作的必然选择。

一、知识经济时代要求校报编辑不断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爆炸”、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有关专家统计,人类知识总量的翻番周期愈来愈短,从过去的100年、50年、20年缩短到5年、3年。资料显示,在农业经济时代,人类只需要7岁到14岁的学习就能胜任日后的工作;在工业经济时代,人类的学习时间延伸为5岁到22岁。这表明,历史绵延很久的“一次性学习时代”已告终结,学历教育已被终身教育取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具有世界意义的《学习生存》一书中,提出“终身学习是21世纪的生存概念”。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可以说,构建学习型组织,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是时代的召唤,是社会的共识。在此背景下,作为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编辑,理应顺应时代走在时代的前列。

事实上,知识经济时代,各种信息已是海量呈现,在海量信息面前,编辑的选择与加工能力,已被推到了历史上空前重要的位置。哪些是最适合读者的信息和知识,怎样的稿件才可能优化成受众喜闻乐见的精品,这些都需要编辑对新知识的熟悉和把握。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高新科技对编辑工作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对编辑知识面的宽度和深度要求越来越高。编辑原有的知识储备已远远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在不少编辑身上知识老化现象已显得尤其突出。知识老化,必然造成编辑思维的局限、眼光的狭窄,使得审稿过程中不能做出恰当、合理的判断、修改或取舍,其工作质量必然会大受影响,更谈不上编辑工作的发展与创新了。

作为编辑队伍中的一员,高校校报编辑身处大学校园,学习意识理应更为强烈。因为大学是传播知识的重要阵地,所有的新思想、新知识都会在这里得到最迅速、最充分的体现。师生是校报的主要受众,而这一受众群体对新知识、新观念最为敏感。如果校报编辑思想陈旧、落后于时展,其编辑的稿件和版面自然就不会散发出新鲜的气息,就缺乏吸引力和生命力,长此下去,校报的作用和功能就会丧失殆尽。因此,置身于知识经济时代的高校校报编辑,要想成为合格的先进文化的引领者、促进者和传播者,更好地应对时代的变革和编辑工作的发展,就必须尽可能地拥有广博的知识,拥有最多的文化信息量,而这一切都源于学习。

学习是编辑工作的支点,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高校校报编辑自身要发展,要肩起传播先进文化的使命,就必须善于学习、不断学习。

1.校报编辑的职业特点要求不断学习

高校校报是出版界的一个特殊领域,其编辑身份不同于其他有形出版物的编辑,具有多重性,应该是教师、编辑、学者、记者组合的“杂家”。因为高校校报所报道的内容涉及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教学研究、科研动态、产业发展、后勤保障、行政管理、思想建设等,涉及的领域多层次、涉及的专业多方面,这就要求校报编辑掌握更多的知识,不能仅仅只是传统意义上“替他人做嫁衣裳”的文字匠。知识经济时代,校报编辑原有的知识结构已不足以应对当今编辑工作之所需,必须在不断深厚编辑技能的基础上,学习文法修辞、哲学逻辑、政策法规、自然科学和心理知识等,尽可能地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2.编辑学理论的兴起需要不断学习

编辑工作表面上看并不复杂,无非是选题、组稿、审读、加工、发稿、读样,所谓的“编辑六艺”。事实上,所谓“六艺”,只是编辑工作的一般流程,编辑工作中最重要的、最富有创造力的内容是对选题的策划与设计。要做好这最重要的一点,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编辑理论知识。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编辑的头脑才是清醒的、才是对社会负责的,也才可能是高效的。在现实中,不少编辑的专业素养靠的还是师徒相承的模式,或者仅仅依靠自身的摸索与感悟,其实这远远不够。随着编辑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推进,编辑学理论正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编辑一定要破除“编辑无学论”的旧观念,积极投身编辑学理论的研究和学习,主动自觉地加强专业学习和培训。

3.面对特殊的受众群需要不断学习

高校校报的受众主要是学校师生,这是一个知识层面较高的受众群。面对这一群体,校报编辑必须与时俱进地丰厚自身的学养,学养越丰厚,视野才能越开阔,思维才能越敏锐,编辑的版面语言才能越丰富,才能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受众是一切编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所高校校报只有被特定范围内的受众接受才能将其潜在的功能转变为现实的社会功能,才能产生应有的效益。因此,校报编辑必须具有与作者沟通、与受众对话的学识和素养,要研究和把握受众的心理,切实树立和实现“读者第一”的服务观。而这正是建立在编辑对受众熟悉度的基础上。所谓熟悉,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达到和这一特殊受众群对话的水准,了解其所思所想,这样办报才有针对性。

4.提高校报的竞争力需要学习

校报的竞争力源于编辑的创新能力,编辑的创新精神是校报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目前,社会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已呈白热化的态势,高校与高校间、高校内部不同的媒体间同样存在着竞争,只不过表现得不那么突出而已。作为高校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媒体的校报,由于出版周期长、表现形式单调,吸引力和可读性的缺失已是不争的现实。在此背景下,编辑更应该接受挑战而不是墨守陈规。首先,要从校报具有鲜明的党性特征出发,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素养、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其次,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师生对信息需求的新变化,研究互联网、新媒介的特点,善于运用数字化工具,在学习中创新舆论引导的手段方式,使传播形式日益丰富。与此同时,实现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向升华新思维的能力转变,从掌握单一学科知识向多学科知识转变,由完成编辑任务向编辑研究转变。这样才能提高校报的报道水平和产品质量,实现传播内容的“有血有肉”,传播形式的丰富多彩,达到提升校报竞争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第4篇：编辑年终总结范文

关键词：《武警后勤》杂志；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理论指导；舆论支持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72-02

近年来，《武警后勤》杂志在主管、主办单位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严格遵循党和国家关于新闻出版工作的政策、法规，始终保持正确的宣传舆论导向，紧紧围绕总部后勤部党委首长关于后勤工作的安排部署，抓好后勤重点工作的宣传研究，全力打造军事后勤精品期刊，圆满完成了以杂志编辑出版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在为武警后勤建设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舆论支持方面发挥了工作指导类刊物应有的作用。2015年12月，武警部队后勤部孔诚部长、詹海观政委在编辑部上报的年终工作总结上批示，这体现了总部首长对《武警后勤》杂志的亲切关怀，是对杂志坚持正确办刊导向、稳步提升综合质量、竭诚为部队服务成绩的充分肯定。

一、紧紧围绕办刊宗旨，始终保持正确的宣传研究舆论导向

一是积极引导部队后勤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党的十召开前后，编辑部先后在2012年第5期、第6期刊发《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十献礼》《学习贯彻十精神 加快推进建设现代后勤步伐》的评论员文章，引导部队后勤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及时开设“后勤学习贯彻十精神”“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栏，集中刊发部队后勤学习贯彻党的重要会议精神的体会及研讨文章，积极引导各级后勤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切实提高引领后勤建设、指导后勤工作实践的能力，在促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后勤的贯彻落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精心组织撰写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是工作指导类刊物的旗帜和灵魂，精心组织撰写、刊发评论员文章，对于指导各级后勤高屋建瓴地把握部队工作大局，营造做好后勤工作的良好舆论环境，促进武警后勤建设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武警后勤》杂志紧跟党和国家及部队建设整体发展形势，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武警党委重大工作部署、提倡和强调的某一思想、精神，部队某一时期后勤工作重点或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总部新颁布的后勤法规政策的诠释解读等确定题目，研究撰写评论员文章。写作前全体编辑人员参与座谈、讨论，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由主编、副主编和有较高政策理论水平、写作能力的同志撰写，或约请总部机关及总队（师）有关领导，后勤业务、理论研究方面的专家撰写。这些评论员文章立足点高、问题抓得准、针对性强，对部队后勤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使杂志始终保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

三是重视做好后勤先进典型宣传。典型宣传在唱响主旋律、引领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做好后勤先进典型宣传始终是《武警后勤》宣传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和杂志的一大特色。从1997年以来，编辑部坚持每期以封面人物的形式宣传一位后勤先进典型，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以封面人物形式对先进典型感人事迹、突出贡献等予以简要介绍的基础上，专门设立“群星争辉”“后勤群星谱”栏目，对其进行深度报道，充分展示后勤官兵特别是基层一线官兵的风采，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使后勤官兵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这几年杂志推出的封面人物中，新疆总队的庄仕华、宁夏总队的孙香萍等作为后勤官兵的杰出代表先后被评为武警部队“十大忠诚卫士”。

二、准确领会上级意图，抓好后勤重点工作的宣传研究

一是及时宣传报道总部及后勤部的重要精神和大项活动。根据总部后勤部首长关于《武警后勤》杂志要增强宣传研究工作时效性的指示精神，编辑部统筹协调、科学安排，将往年对总部和后勤部党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宣传从第2期调整到第1期，虽然每年第1期出刊时值寒假，但全体编辑人员始终坚持工作，赶在春节前完成杂志的编校、出版、发行任务。在杂志显著位置安排专版，刊登总部党委扩大会议和后勤部党委扩大会议的图片报道，在“本期聚焦”栏目集中刊发总部后勤部首长和二级部领导有关新年度后勤工作安排的文章，以使基层官兵从中及时了解会议精神，明确新年度后勤工作任务和上级党委首长的要求。对于后勤年度重大工作和总部后勤的重要活动，编辑部除组织文字稿件进行宣传报道外，还充分利用图片直观、视觉冲击力强等优势，及时安排图片专版进行宣传报道。以今年第1期杂志为例，本期以图片专版的方式报道了浙江、河南总队做好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警卫安保后勤保障工作，武警部队召开“向后勤理论研究要保障力”学术研讨会，广东总队严密组织深圳山体滑坡救援后勤保障，安徽总队组织后勤应急保障能力检验评估考核等情况。图片报道现场感强，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大大增加了杂志的信息量和吸引力，读者反映良好。

二是围绕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增设栏目。去年7月份，总部王宁司令员提出“后勤变前勤”指示要求，编辑部在深入学习探讨、撰写研究文章的基础上，自今年第1期开始，专门开设“后勤变前勤”专题研究栏目，约请后勤战线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撰写研讨文章，刊登稿件20篇。总部后勤部首长提出建设“六型”后勤要求，编辑部在组织编辑学习的基础上，从今年第2期开始，开设“六型”后勤建设研究栏目，分工一名副主编负责落实约稿工作，目前已经刊发研究文章15篇，均有效配合和促进了首长指示要求在部队后勤的贯彻落实。

三是积极配合总部后勤机关年度重点工作开展征文活动。近几年来，编辑部着眼提高部队后勤学术研究整体水平，主动与武警总部后勤部有关业务部局联系，举办联合征文活动，发动部队后勤官兵围绕征文主题深入开展专题研究，推进了武警后勤学术研究工作持续深入发展。今年以来，编辑部就与总部后勤部财务局联合开展“依法管财改革兴财、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征文，与总部后勤部运输局联合开展“提高全域投送能力”征文活动，为有效地配合这些重点工作在部队后勤的落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严格遵循办刊规律，全力打造军事后勤精品期刊

一是认真落实新闻出版制度规定。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不断强化编辑人员的工作责任心。落实业务学习制度，定期讲评编辑人员修改稿件情况，进行业务辅导，努力提高编辑人员的业务能力。严格稿件三审制和编校工作程序。所有来稿必须经内勤编辑登记后，由各栏目责任编辑初审、修改，副主编二审，主编终审签发，并上报总部后勤部主管领导审批。严格落实“三校一通读”制度。每期稿件均精心组织三次校对，及时发现和消灭差错，然后由主编、副主编通读一遍，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每期杂志出版后，对编辑校对的差错情况和担任责任编辑工作的情况都逐一确认并登记留存，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追究责任，增强了编辑人员的责任心。严格落实保密审查责任制。每期杂志定稿后，由编辑部主任对稿件逐一进行保密审查，确认无失、泄密和敏感内容后，再进行录入、排版、校对，杜绝了失、泄密问题的发生。

第5篇：编辑年终总结范文

关键词：秦兆阳；邵荃麟；《九月寓言》；《人民文学》；《当代青年》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155-09

秦兆阳是新中国第一代文学家的杰出代表。秦兆阳及其编辑实践在中国当代编辑史上具有独特价值，秦兆阳研究对编辑学、中国当代编辑史研究等具有重要的个案意义。

在秦兆阳研究中，目前需要回答的有五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即《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问题、秦兆阳致邵荃麟信的影响问题、《九月寓言》的鉴审分歧问题、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主体价值及其评价问题、编辑家的研究方法问题。它们处于不同层面和维度，但均为秦兆阳编辑实践、个人命运及其研究的重要关键点，解析其内在关系，可深化对编辑家秦兆阳的内在认知，引导秦兆阳研究走向深入，进而更全面地把握他在中国当代编辑史上的独特意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问题已有另文探讨。本文集中探讨后四个问题。

一、秦兆阳致邵荃麟信的影响问题

此问题属于以编辑家秦兆阳为核心的关联性研究，意在通过对一个现存观点的进一步分析，描述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遭遇，揭示他们所处的媒介生存环境及其悲剧成因，从而推动对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

长期以来，因受批判秦兆阳文章的影响，文学界、出版界较普遍地认为秦兆阳因主编《人民文学》时直面现实、锐意改革而罹祸。秦兆阳去世后，他女儿秦晴找到并公开发表了秦兆阳1957年5月31日、6月14日致邵荃麟的信，并转述了秦兆阳生前的一个观点：“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信却种下了极大的祸根”。秦兆阳因信致祸说还见于他1978年9月写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申诉材料：“直到1958年7月我在‘结论’上签字时，郭小川同志才告诉我：‘这次要斗倒丁陈是指示的，你怎么能给党组写那封信？’我不是丁陈小圈子里的人，又是党组成员，为什么事先不把的指示告诉我？为什么某些应该知道此事的同志也都不知道？像这样把底牌捏在手里，利用党的会议来测量干部对某个个人是否忠心，我认为是不正当的错误的手段；因此我对这个会的抵制是对的，怎么能说是？”

黄秋耘也认为致邵荃麟信才是秦兆阳被打成的根本原因：

记得1956年文艺界发动批判“丁、陈集团”斗争，秦兆阳适请创作假在外。大家都知道，秦兆阳从来不会拉帮结派，与丁、陈素无瓜葛之嫌。他不想参加运动，只要静悄悄地躲起来就是了，谁也不会想到他，要把他揪回来。可是他偏偏要引火烧身，主动写一封长信给作协党组书记声言反丁、陈的斗争实质上只不过是丁（玲）、陈（企霞）与××、××之间的宗派纠纷。所以不准备回作协参加运动了，请求作协党组延长他的创作假。由于有这一段话，秦兆阳就非打成不可。但这封信的内容是不能公开的，所以就揪住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来大做文章，硬说这一谬论是主义的，是极右的表现。调子是上头定出来的，谁还敢提出异议呢？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提倡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

李清泉的类似遭遇可以佐证黄秋耘所说。秦兆阳离任《人民文学》后，李清泉接任。他“执行作协领导的指示，大胆果断，贯彻‘双百’方针毫不迟疑”，“编出了体现‘双百’方针的《人民文学》5、6月号和7月革新特大号”。紧接着“反右”扩大化，等人发表长文批评《人民文学》代表了修正主义创作逆流，革新特大号被说成“毒草”专号。“耿直的李清泉贴出一张小字报，其大意谓若说《人民文学》成了修正主义逆流，作协某些领导人也有其责任。李清泉不久被划为‘’，成为《人民文学》被划右的第一个领导干部。”郭小川1957年11月27日记载：“下午，讨论批判秦兆阳会议的准备工作，大家提了很多意见。会议结束后，又谈了一下是否划黄秋耘、李清泉、秦兆阳的分子的问题。”秦兆阳1958年4月12日被划。

这里有必要交代信的由来、内容与表达方式。屈于1956年第9期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编辑加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巨大压力，秦兆阳1957年2月1日起请假学习，不再负责《人民文学》编辑工作。当年5月中旬请创作假去北戴河写作。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为张罗讨论丁玲、陈企霞问题的党组扩大会，写信给党组成员秦兆阳，希望他回京出席会议。秦兆阳两次回信谈及个人看法。5月31日信拒绝回京开会，实际上6月初他回京参加了两次党组扩大会。会后，他6月14日主动致信邵荃麟。

既然秦兆阳因信致祸，他是否有可能不写这两封信呢？单从其性格考量，不太可能。秦兆阳曾这样自我剖析：“从很小的时候起，故乡的父老们就给我起了个‘板大先生’的绰号。板者，古怪也，遇事爱咬死理和不通常理也。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本性难改。”就因为“爱咬死理”，加上对党的文艺事业的忠诚，对文艺界精诚团结的期盼，他在信中再坦诚不过地对文艺界的核心领导人提了意见：

我的意见很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的态度。一切自以为是和舍本求末的办法都只能加深矛盾。我认为周扬、默涵、甚至乔木和陆定一等同志应该参加作协的一定的党内外的会议，该说清楚的事情说清楚，该听的听，该检查的检查。我认为刘白羽同志应该改变过去那种自以为是的作风，切实地虚心地正视问题，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个人在这一斗争中不属于任何一派，我对任何一派都有意见，如果不是为了党的利益，我是不会提这些意见的。

假使他能得到组织关怀而被打招呼，他绝不可能写这两封信。这就是1957年历史的玄奥之处。1957年5月15日起草的标志着下决心开展反斗争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公开发表前曾作为机密文件下发。“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王蒙在1957年5月曾被通知去北京市委机关看一个文件，等了几个小时，又说不去了，王蒙认为这是改写他命运的关键情节。同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涂光群那几天与王蒙经历相似，但结果相反。他回忆说：“作协党内一部分人知道这份文件最快也是三天之后，即1957年5月18、19日之际，或稍后几天。因为这时曾对党内少数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我不仅听了传达，还受到作协一位领导同志个别关照。所以我成了个幸运儿……不会当‘’了。”秦兆阳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没有让他看这个文件。

既然秦兆阳因信致祸，为什么他没有与李清泉、黄秋耘同一时间被打成，而是延宕了半年多呢？该如何看待邵荃麟在其中的保护作用？

龙世辉在一封信中讲到：“荃麟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人一再地说：秦兆阳是学术思想问题，要给他时间思考、检讨，将来在一定范围内批评帮助，要和反斗争严格区分开来……当然，后来不可能按照荃麟设想的那样进行。”邵荃麟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他有“设想”尚不能实现，可见复杂性。联系一个事实看，邵荃麟的保护起了相当作用。《人民文学》1957年9月号发表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同何直、周勃辩论》，文章第一句是：“自从去年九月何直的文章在《人民文学》发表以后，在文学理论中逐渐出现了一种修正主义思潮。”当年11月8日出版的《人民文学》11月号发表了《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李希凡《所谓“干预生活”、“写生活”的实质是甚么？》，姚、李两人文章发表在前，议论秦兆阳是否划“”在后，且延宕半年，邵荃麟保护较为难得。秦兆阳回忆：“中国作协党组最后讨论我的问题时，党组正书记邵荃麟同志是不同意划我的，只有个别人坚持要划。当时《人民文学》的支部书记申述同志可以作证。”“1958年1月，在开始批判我的前两三天，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还对我说：‘我觉得你这篇文章没有什么问题嘛！’”

对照韦君宜的遭遇有助于对秦兆阳遭遇的思考。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举行扩大会议，研究重新处理“丁玲、陈企霞小集团”问题。周扬首先发言，说：“1955年批判丁玲、陈企霞的结论站不住脚，现在重新给他们做了结论。但是，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还是必要的与正确的。”韦君宜在会上两次发言，说：“正确的批判怎么会作出错误的结论，作出错误结论的批判怎么是必要的呢？这在逻辑上讲不通。”会议开了三个半天，没有一个人发言同意周扬的意见。6月8日下午散会前邵荃麟宣布“暂时休会”。“君宜为丁玲等人说过话，周扬与党组负责人商量也要划君宜为分子。杨述将情况告诉党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胡乔木打电话问了刘白羽。他们虽对‘胡乔木多事’很不满，但也免君宜一死，再不提划她的事了。”同为文学期刊主编，因自己上司的官阶不同而结局不同。事后，韦君宜为自己在《文艺学习》1957年第5期以“方怀”笔名发表《从“马路天使”引起的问题》做出深刻检查，检讨方式是在《文艺学习》1957年第11期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彻底纠正我们的右倾错误》。述及于此，非为抱怨邵荃麟保护不力，而在揭示当时文学编辑复杂的生存环境。

秦兆阳受到会议批判是1958年1月23、24日，是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责令秦兆阳检查并接受批判的。2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3期，发表总编辑张光年署名言直的文章《应当老实些》，矛头直指前编委秦兆阳。2月28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表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该文据“1957年9月16日在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整理、补充并和文艺界的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之后写成”。文中写道：“修正主义者十分厌恶文学艺术表现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力图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和过去一切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原则的区别。秦兆阳就是如此”。在引述《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原文后，周扬说：“秦兆阳的这些话，无非是否定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否定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革新意义。实质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可是因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指示和鼓励才写的，数易其稿过程中吸纳了《人民文学》多位编委的智慧，正式发表前送周扬、刘白羽审阅过。林默涵在《人民日报》1958年5月3日第7版发表文章《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的观点。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第7版据新华社10日电讯，发表文章《拔掉文艺界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揭露分子秦兆阳》：“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最近举行多次扩大会议，揭发和批判了党内分子、《人民文学》前副主编秦兆阳的主义活动，并且彻底粉碎了他在文艺界插起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同年7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宣布将秦兆阳“”，下放劳动。

据说，从1958年1月到7月，批判秦兆阳持续半年。《人民文学》1958年3月号开设“秦兆阳思想批判”专栏，发表李希凡的《评何直在文艺批评上的修正主义观点》和樵渔的《秦兆阳眼中的农村》；4月号发表唐弢《谈“增灶撤军”》、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严文井署名左随的《谈“毁誉”》、朱寨《秦兆阳的身手》和葛洛署名常础的《秦兆阳的前言和后语》；5月号发表艾芜《评“沉默”》和贾霁《所谓“灵魂”的“挖掘”》。9月号发表刘白羽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秦兆阳的破产》为此作结。刘白羽认为“秦兆阳这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只有彻底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我们与秦兆阳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

刘白羽1955年动员秦兆阳出任《人民文学》执行主编。当时，主编严文井因发表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受批评，想辞职；刘白羽便动员萧殷出任副主编，萧殷坚辞。刘白羽转而找秦兆阳。秦兆阳听说是组织决定，便答应。在1957年6月14日致邵荃麟信中，秦兆阳说：“据说，何路曾到南京调查陈企霞的材料，回来后，刘白羽同志把一些本来不是确切可靠的材料当成可靠的材料加以运用。还有，在追查匿名信期间，陈企霞曾提出，给他三天时间他可以把信查出来，但刘白羽不答应。”

秦兆阳还回忆到：“大约是1959、1960年，林默涵同志也曾对广西区党委宣传部的同志说过：‘给秦兆阳的处分是重了些。’（原广西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梁宁同志可以作证）那时尚且说‘重了些’，现在回头来看就更清楚了。”

行文至此，连笔者不能不怀疑这种研究是否还属于编辑家秦兆阳研究。在略一沉思之后，觉得难以断然否定。文学编辑处于一个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的核心，既然是核心，关联就是多方面的。于一个期刊主编，可是正当盛年有所作为之后突然沦落为“异类”；于个人生活，可是“充军”广西20年的生命代价。如果说，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中存在难以化解的“悖论”，那也是源于秦兆阳命运本身的、难以回避的历史的悖论。

1957年的“反”斗争扩大化，在极大范围和极深程度上破坏了新中国的精神文化生态。秦兆阳这两封信以及由此遭际的人生，决定了这两封信可以成为20世纪50年代精神生态史的典型文本。

二、《九月寓言》的鉴审分歧问题

此问题关涉文学与编辑学，试图应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编辑鉴审等理论工具回答秦兆阳编辑生涯中的一个具体问题。问题源于编辑家何启治详细披露的材料和其自省：“在《九月寓言》的问题上，我未能说服老主编秦兆阳同志是我的编辑人生中的一大遗憾。”

《九月寓言》是山东作家张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历时五年完成。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发表于《当代》1986年第5期，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张炜一举成名。1991年6月，何启治以《当代》常务副主编身份到山东组稿，张炜念旧情将《九月寓言》交《当代》。一审洪清波二审何启治于1991年6月25日分别写出了同意出版的意见。口头汇报并征得秦兆阳同意后，何启治决定1991年第5期全文刊发《九月寓言》，并于1991年7月10日致信季红真，请其撰写评论同时刊发。秦兆阳调阅《九月寓言》的部分章节后，于7月11日行使了主编的三审否决权。《九月寓言》转而在《收获》1992年第2期发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单行本，“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崇高的声誉”。

将此作为秦兆阳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一则因其疑难性，希望突破难点；二则何启治已披露了较为详尽的一手材料，借此可解剖秦兆阳编辑生涯中另一类型的个案，丰富对《当代》、对文学编辑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何启治说：“我曾经写过《从到》、《档案》等文，那是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是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败走麦城是不全面的。”

对此问题的检讨，首先应该定性鉴审分歧还是鉴审失察？从何启治披露的材料看，一二审对《九月寓言》评价甚高，同意出版，只秦兆阳三审否决。“老秦的结论是：‘不能发表，发表出去很荒唐’。”可见鉴审严重分歧。何启治7月12日请另一副主编朱盛昌审稿，以求朱盛昌协助说服秦兆阳。可见鉴审分歧之深。依《九月寓言》发表后的社会反响及获奖奖项，说秦鉴审失察也非毫无来由。秦兆阳究竟失察在哪里？这样一个饱经风雨沧桑的编辑家为何在这样一部作品上失察，并与同事严重分歧？其分歧、失察的形成机理远比失察之类的认定更有意义。

从运行流程看，《九月寓言》的鉴审是以往《当代》运行模式的自然流转，秦兆阳不存在轻率失察。秦兆阳终审主要听汇报几乎在1980年代前期龙世辉做《当代》编辑部副主任时就已成惯例。秦兆阳就凭听龙世辉电话汇报，过几天就通知龙世辉，古华的《芙蓉镇》发下期《当代》头条，该小说后来获茅盾文学奖。相比而言，秦兆阳处理《九月寓言》更为慎重：7月11日否决前，秦兆阳审读了何启治挑选的《九月寓言》的精彩章节。因系力排众议，秦兆阳于7月11日到《当代》编辑部谈其意见，7月19日参加编辑部会议，7月22-24日写了“十条意见”，题为《对的基本看法》，近3000字。郑重其事。

从鉴审方式看，鉴审《九月寓言》是秦兆阳以往文学稿件鉴审的自然延伸。秉承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他鉴审作品时，核心指向稿件所描绘的社会生活，可以称为秦兆阳式的现实生活鉴审。对古华的《芙蓉镇》如此，对路遥的成名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也是如此。从《对的基本看法》文本看，秦兆阳依然把鉴审的重点聚焦在《九月寓言》所描绘的农村生活，秦兆阳是以散文化小说《农村散记》成名的。可为何终审《芙蓉镇》成为秦的编坛佳话，而《九月寓言》则让他与作者、编辑同事都意见不一致呢？是秦兆阳的现实主义文学编辑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挑战？秦兆阳现实主义的文学编辑思想和实践未能与时俱进，从而从容应对挑战？

何启治说，秦兆阳的“十条意见”中的有些部分，让张炜“看了有些发凉”。这“发凉”意味着编辑家与作家的严重分歧，同样意味着擅长写作农村题材的两代作家之间文学表达的鸿沟。这种分歧甚至比编辑部内部一二审与三审之间的分歧更值得重视，更值得思考。不知张炜感到“发凉”的到底是哪些部分，秦兆阳说：“总之，作品的问题在于：寓言的虚构与生活真实的矛盾；从哲学上讲则是‘抽象人性论’、‘人命意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从政治思想上则是偏颇的思想认识的表现。”是类似这样的意见虚空、言重了？

让何启治难以释怀的“余波未息”也让研究秦兆阳的后人多少费解。秦兆阳取消了何启治作为常务副主编的终审权，并意欲调离何启治的工作。不关心出版社编辑工作以外的事务，是秦兆阳的一贯作风，他1985年离休时就辞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职务，怎么这时反倒关心《当代》杂志的人事安排了呢？秦兆阳1994年辞世，他辞世三年前的这些行为及思想到底与1990年代初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有何关系？与范继忠博士谈及这一问题时，她主张在1990年代京派文化与海派的不同走向中思考研究。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看，值得进一步探讨。

三、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主体价值及其评价问题

此问题关涉秦兆阳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主体价值、自我评价及其与社会认知的差异。“1994年5、6月间，秦兆阳已重病在身，仍然没有停止他的思考。”其女儿秦晴在协和医院的病床前纪录了他断简残篇式的《最后的歌》。其中说：

趁残烛余光未灭，几句话要对朋友们说说，时代把我做成了一面镜子，照见了一些恶狠狠的正人君子，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动机，对镜子锤击了二十余年，反而使他们原形毕现，逃不过历史的检验。既然我一生未做过什么大事，仅只是这一件就没有白活。虽然是受尽了折磨苦难，总胜于生活得平平凡凡，啊，朋友们再见。

一声“朋友们再见”，可见他的平静与清醒。80年人生自况为“镜子”，难免不让人费解。其费解在于，秦兆阳一生充满了矛盾，而矛盾的集中表现就在于对编辑家一生从肯定到否定的评价悖论。秦兆阳自己“发现，这几十年竟是在许多矛盾中走过来的。搞写作而不愿以作家自居；是歌颂者却长时间变成了‘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在取消了‘代表性’以后反倒写了一点批判意味的作品；一直不愿意搞编辑工作却一直在使劲地搞编辑工作，甚至在编辑工作上摔了很重的一跤也不后悔”。“如果一个人必定要有一种头衔的话，我倒觉得‘衔’我以‘编辑’二字更为恰当。”秦兆阳在临终《最后的歌》中否定了。这就是问题的由来。

与此悖论相关联的还有他无法求解的临终问题。他在《最后的歌》中说：

我经历过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事。有一件最大的怪事，我千思百虑也找不到解释，共产党员，用最冠冕、最冷酷、最残忍的手段往死地里整自己的同志——在上，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哪能找得到解释？

秦兆阳临终问题是他临终时再次强调的问题，而非临终才提出的问题。他1985年7月在《忆侯金镜》的文末说：

我如此不厌其烦地回忆这些，如此细致地怀念一位同志，主要的并不是由于我们之间的“无言的友谊”，而是想提出如下的问题：在战争年代里，经历过那样不可想象的艰苦锻炼，解放以后又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这样的人会是“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要使他终于丢开了那种“明智”，终于忍不住政治的、人格的、人身的折磨？似乎是很平常的人，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业，然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个没有充分发挥才智的人的一生，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秦兆阳临终问题到底是一个人性问题，还是他所在群体的共同性问题。如果其中难免秦兆阳的个人因素，也因为秦是一位思想者。研究周扬时，李辉就提问：“宗派斗争”“为什么它偏偏在左翼文艺界内部最为严重”？“卷入其中的许多人，本应是战友，因为从事着同一事业，拥有同样的理想，却为何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其矛盾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其它。”秦兆阳的临终问题表面看来是对自己以及一批文学编辑家、文艺家人生遭际的命运叩问，其实质是对新中国文艺界“宗派斗争”的历史实践反思，更具体地说是从文学编辑的角度对新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深刻反省。王培元在《秦兆阳：何止文章惊海内》的导语中说：“他是把编辑工作，把主持《人民文学》和《当代》杂志的工作，当做一项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不可或缺的事业，来对待、来追求的。这是他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他那代人的共同点。”秦兆阳说，“凡我主持编辑的刊物，从未忽视文学与政治关系以及文学本身的特点，总是力求掌稳方向”。为何偏偏是他这样一个自觉追求而又做事谨慎的人有此遭遇尔后发出世纪慨叹？如果说，秦兆阳因早年出身贫寒而个体有某种性格缺陷，那么为什么韦君宜与他总体而言人生走向与思想轨迹相似？

秦兆阳的反思方式带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共产党员，用最冠冕、最冷酷、最残忍的手段往死地里整自己的同志”是他亲历和亲见，不用怀疑其真实性；秦兆阳寻求理论解释的对象是和马克思的著作。这并不仅仅是他“板大”性格的体现。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作为终生信奉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家，他除了和马克思的著作，又可以再从哪里找更权威的解释？领袖教导、上级文件反复指示要理论联系实际，历经那样的现实后，他能不从深层探求理论的解释？找不到解释的结果意味着理论与实践脱节？面对亲历的历史却找不到权威的理论依据与历史逻辑性解释，他困惑了，他因此要将其作为“最后的歌”的音符唱出来。

秦兆阳是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典型代表。他这一代编辑家在中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史上的代际划分问题在本文中不再展开。其代际特征是鲜明的：青年时正当抗日战争投奔延安走向革命；建国后走向编辑出版工作的领导岗位；人生的盛年期与共和国的历史共沉浮共命运。秦兆阳“临终”问题、“镜子”问题既指向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家的主体价值，也从一个侧面较典型地表现了他们的群体特征。龙世辉从编辑岗位退休后，也认为“没一丝美好的回忆”。还可简要平行比较的是：当秦兆阳以《农村散记》闻名文坛时，韦君宜以《中国青年》总编辑身份活跃在新中国的思想、舆论阵地；1957年，秦兆阳执行主编《人民文学》受批判，韦君宜主编《文艺学习》被停刊；晚年韦君宜留下《思痛录》，秦兆阳“临终”问题、“镜子”问题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思痛录”，一样凝聚了批判和反思精神。于此值得追问的是，经历“反右”和“”等政治运动后，秦兆阳、韦君宜是否还有继任者，他俩是否已经成为新中国编辑出版家中最后的思想者？如果一个编辑家、出版家个体没有思想者的底色，这样的编辑家、出版家以及作为他们行为结果的出版物该是怎样的形态和风貌？如果一个时代的编辑家群体不以思想者为底色，不追求其独立性思考与选择，那么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出版文化该是怎样的思想文化形态？怎样的历史文化价值？这才是秦兆阳、韦君宜等新中国第一代编辑家、出版家以其一生的矢志追求留下的世纪问题。有学人严正地倡议“回应韦君宜”，出版界、出版理论界义不容辞应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有所应答。

镜子的功能是反照，是映现事物的面目以观照、观察、分析事物。沉思冷静如秦兆阳，竟想到以此自况。这与他们那一代编辑家身处文学与政治漩涡中心的编辑职业不能说没有联系。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期刊主编更是以期刊为核心而展开的诸多社会关系的焦点。提出秦兆阳“镜子”说意在启迪后人认识以他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启迪后人开展秦兆阳的人物关系研究。

检视十余年来编辑家秦兆阳研究的成果，以几近停滞、零碎无力来评价当不为过。其表现是，除秦兆阳逝世后一批作家、编辑同事撰文回忆之外，很少见到较深入系统的研究文章。文学界、编辑学界似乎淡忘这一人物及其曾经的社会焦点。这可以视如历史与时间的无情淘洗，如将其视如历史理性，难免一叶障目，则不能不是编辑出版学的学科悲哀。其背后缺失的是编辑家研究方法的理性自觉。因为出版学作为新兴学科没有系统成熟的理论，诸多学人忽略了秦兆阳、韦君宜这样在新中国出版史上显著而典型的理论话语对象；因为基本没有编辑出版人物研究范式，在感知到秦兆阳、韦君宜之后又于系统、精当的理论阐释失语。

编辑家研究，就学科性质而言应该属于出版学中编辑史学领域。编辑家是编辑人的理想的人生目标，属于编辑人的高端层次。编辑人培养和素养构成等属于出版学的一般理论领域。就此而言，编辑家是出版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是指有自觉的编辑思想、编辑理论的编辑实践活动主体，编辑家研究是出版学中诸多概念交集、命题关联的关键性研究领域。编辑家研究在目前的学科认知中属于出版史学与一般出版理论的交叉地带。处于初创阶段的编辑家研究范式的摸索、构想特别需要历史与理论的深度结合。

编辑家研究应该采取结构化方法研究“书和人和我”的互动关系。“书和人和我”是编辑家陈原晚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出版评论集的书名，凝聚了他一生对编辑出版活动的社会学思考。我主张将此导入作为编辑家的研究方法。编辑家的结构化研究在我看来与“书和人和我”的研究方法是等义语，主张系统而不是孤立地，多维、立体而不是单维、平面地研究编辑家；基于社会一时代环境，全面把握以编辑家为核心的编辑家与作家、编辑家与出版物之间的社会文化关系。这一结构化方法的第一层面，要锁定社会一时代、编辑家、作家、出版物等四个结构要素，主要研究编辑家与作家的互助合作关系，编辑家与出版物的创造关系，社会一时代对编辑家、作家诸活动的同步影响和制约关系。第二层面则在明确第一层面的结构要素及其关系的基础上，以结构要素为单位，循其内在机理进一步剖析、分解，以求研究的层级深入。

“人和我”的关系落实到秦兆阳研究中就是以秦兆阳为中心的人物关系。这实际是文学期刊、文学期刊主编的社会关系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侧面。既有编辑学的一般理论的普适性，也有编辑历史研究的特殊过程性。抽象地看，人物关系研究有秦兆阳与作家、秦兆阳与编辑、秦兆阳与读者等三种类型。秦兆阳与编辑的专题可以以《人民文学》和《当代》为中心展开两个系列：前者借以研究1950年代的文学编辑工作，具体可以以秦兆阳与严文井、葛洛、李清泉等为对象，后者借以研究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学编辑工作，秦兆阳与韦君宜、龙世辉、孟伟哉、朱盛昌、何启治等较值得关注。秦兆阳与作家的专题较为繁复，在1950年代的作家中，值得研究的有秦兆阳与肖也牧、侯金镜、陈登科、杨沫、刘宾雁、王蒙等；在1980年代的作家中，值得研究的有秦兆阳与程树臻、路遥、蒋子龙、陈国凯、李国文、张炜等。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殊为薄弱，急待开垦。其研究指向依据其关系形态在文学创作、文学编辑等方面可以有所侧重，既显示编辑家社会关系形态的多样性，又显示社会变迁背景下编辑工作形态及其编辑与编辑、编辑与作家关系的变化。

在秦兆阳的人物关系研究中，秦兆阳与文艺界领导人的关系研究尤其值得重视。他主持《人民文学》时，兼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两种身份的重叠促成了他期刊主编与媒介高层管制者的结合。形成了其他编辑家很少产生的社会关系。这一关系的维持时间很短，此后其身世较为惨烈，但终究是秦兆阳一生的关键时段，因而秦兆阳与邵荃麟、周扬、刘白羽、张光年、林默涵等文艺管理部门负责人的关系研究尤显分量。

“书和人”的关系落实到秦兆阳研究中就是以秦兆阳为中心的编辑家与出版物的创造关系。出版物作为编辑实践活动的产物，是编辑思想和理论的物化。从《人民文学》到《当代》，是秦兆阳编辑生涯的物化表征。

编辑家的主体地位无疑是把握编辑家与出版物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展开编辑家与出版物的创造关系研究时，媒介性质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参数。这涉及到秦兆阳研究中他作为一个编辑家及其成就的关键选择的评价。以后是回中国作家协会还是调人民文学出版社，秦兆阳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不整人为依据选择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首先是认可社长严文井、总编辑韦君宜的为人，很可能这其中还有秦兆阳对《人民文学》和《当代》的期刊性质的考量。对《人民文学》作为机关刊的编辑个性、期刊个性的追求，秦兆阳有过广泛而深刻的思考，且进行了系统筹划后的改革、尝试，其经历刻骨铭心，其思考能没有领悟甚至顿悟？于此，可以导入一个假设：假如秦兆阳1978年回《人民文学》而不是到《当代》，他编辑生涯诚然延续了，能否取得《当代》那样编辑成就的高峰？即使排除“作协”领导等个人恩怨因素，《人民文学》继续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刊，能不对他的编辑思想及其深化有所制约？《人民文学》作为月刊的期刊体裁，作为以短篇作品为主的刊物，能不对他的编辑实践有所限制？至少《人民文学》不像《当代》这样自如地书刊互动。

《人民文学》《当代》是中国当代期刊文化的高峰，由于中国作协机关刊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办期刊的媒介性质不同，秦兆阳因两个刊物而发生的时代关系、编辑关系不同，其期刊意义显然有异。秦兆阳主编的《人民文学》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处于建国初期，包括作家在内的社会总体文化水平较低；秦兆阳主编的《当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处于拨乱反正、生机勃勃的历史新时期，文学大国中的作家社会地位也较高。以此时段和媒介性质的交叉视角观察，以出版物为中心的编辑家与作家的互助合作关系、编辑家与媒介建构成型的实践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正是秦兆阳研究中最有魅力的部分之一——新中国文学关系、媒介关系的变迁。主编《人民文学》，秦兆阳改稿甚多，所发稿件几乎无稿不改，但主编《当代》则主要是思想引导，方向把握。从宏观上把握这种转换，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秦兆阳与作家的关系，从而把握社会变迁、出版业发展。

以秦兆阳为中心的期刊主编与期刊出版物关系的研究显然不能局限于人与物两个维度，还要由此探究其背后的深层意义，探究期刊凝聚的时代风云与思想积淀。就时代风云而言，1956年，秦兆阳呼唤《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那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响应党的号召而谨慎歌唱。1979年，在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年头，为告示秦兆阳的复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发表秦兆阳《现实主义——艰苦的道路》。主编《当代》以后，他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依然表白“要做真正的歌德派”：“我们通过批判来歌颂，通过歌颂来批判！”现实主义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主线，《人民文学》《当代》是引导、推动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重镇，秦兆阳在两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先后执掌这两大重镇，并开创了这两个刊物的黄金时期。在这一点上，尤其值得提出来探讨的是秦兆阳作为主编的个人思想与他所主编的期刊的个性关系。秦兆阳担任两刊主编，是历史选择了秦兆阳，反过来说，是秦兆阳及其思想、思考塑造了《人民文学》和《当代》。主编《人民文学》时，秦兆阳的思想以“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为核心为标志，求索之，呼唤之。主编《当代》时，秦兆阳的思想核心是什么呢？到底该如何看待秦兆阳1980年代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考，以及人性和人道主义在秦兆阳后期编辑思想中的地位。从家属最近披露的材料看，秦兆阳在1980年代就开始着手，想系列地写有关人性探讨的理论文章，去世前一年大病出院后，又是拉开架势铺开摊子写。因为总不如意，秦兆阳才迟迟没有拿出来发表。如果说秦兆阳的“临终”问题与韦君宜一起“思痛”，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深思，则秦兆阳与周扬同步、同气相求？超越文学编辑的操作，超越文学而直面人性，秦兆阳、韦君宜、周扬则是殊途同归。其中隐含着秦兆阳、韦君宜等新中国第一代编辑家经历、思想、精神的关键密码，构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编辑家共有的精神现象，甚至成为一个建国后文学思想史的基本问题。以此为切入口或许能取得秦兆阳、韦君宜研究的重要突破。期刊的个性魅力来自期刊主编的成熟思想，《当代》的厚重深广首先是主编秦兆阳及其编辑群体思想更为深广了。由文学思潮到文学期刊，由文学期刊到期刊主编，由主编实践到主编理念，由“广阔的道路”到“艰苦的道路”，如此层层深入，当不难看出秦兆阳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史的缩影意义，当不难感悟到秦兆阳作为中国编辑家的个案研究价值。因此，以秦兆阳为中心研究《人民文学》和《当代》，就不再是一般性地研究两大名刊在中国当代出版史期刊史上的地位，而在于（一）秦兆阳与两刊关系研究，（二）文学期刊形态变迁与秦兆阳文学编辑思想、实践变化研究，（三）基于前两者而形成的秦兆阳文学期刊思想与期刊成就研究。

第6篇：编辑年终总结范文

自1927年8月始，卡特利奇为纽约时报效劳了40多年。

他主要的思想贡献在对报纸编辑部的有效管理方面。

纽约时报实行的是“家族发行人制”，一个家族对报纸的执掌和统治的色彩十分浓厚。“在家族报纸内部，其制度安排具有若干‘封建’色彩，而维系这种独特制度的关键人物显然是家族指定的发行人。”①在这样一个不宣自明的“报纸王国”里，权力的集中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报纸的运作效率。正由于纽约时报自阿道夫・奥克斯时期确立并延续下来的“终身雇用制”、“家族发行人制”，使得倚仗特权和关系的“诸侯”们割据称霸，各自为政。这种分裂的状态无疑会影响到编辑部的资源整合及职员间的互动协调，出现军心涣散、工作效率降低的后果，并使编辑方针无法畅通贯彻。卡特利奇作为领导，意识到收回编辑大权已刻不容缓。于是，卡特利奇便以遵循奥克斯时代既定的大方针为前提，在苏兹贝格家族发行人的协助下，开始了对行政混乱的整顿和对编辑部领导权的集中。

1.对赛・苏兹贝格特权的取消

赛・苏兹贝格（以下简称赛）是发行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侄子。赛是驻巴黎分社的驻外首席记者，凭借自身才能以及高层亲属的眷顾，他特立独行、独来独往，藐视纽约总社的制约，成为虽无名却有实的国际新闻总编，其放任自流的作风让其他编辑敢怒不敢言，更与卡特利奇新闻集中化管理的理念背道而驰。卡特利奇致信赛，严厉指出：对于采写和发表大量报道的指挥权，应该被逻辑地置于编辑部。他不允许报纸的编辑部被拆分成数个小个体。他认为，最好的新闻产品来源于对负责提供报纸内容的编辑部的严格管理。1954年赛被派遣接任外事专栏作家的职务，其特权被纽约总部收回。

2.与华盛顿分社的斗争

卡特利奇把纽约总社和华盛顿分社的疏远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双城记”。他甚至连做梦也想促使两社编辑间的关系密切起来。对华盛顿分社维护自主、摆脱纽约总社控制的状况，早在1929年卡特利奇还是一名驻华盛顿记者时，就已察觉到。他认为，新闻的数量和复杂性一直在增加，若编辑部领导不力，会导致大量优秀的报道流入别的渠道，大量的疑问也不会在报道中得到回答，编辑风格也得不到发扬。1968年，卡特利奇鼓励并努力推动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任命别人代替汤姆・威克的华盛顿分社社长职务，以削弱华盛顿分社这个“自治领地”的特权。虽然最终由于苏兹贝格的退却而使建议被，卡特利奇仍旧尽力依靠自己在华盛顿分社里的某些私人交情，竭力使两个部门的关系密切起来，并“果真取得一些成绩”。②

3.与纽约总社内部星期日版“公国”的斗争

卡特利奇在回忆录中写到：“由精明强干、性情暴躁的莱斯特・马克尔管辖的星期日版编辑部是最自作主张的部门之一……谁当编辑主任都不能对星期日版编辑部施加任何有效的影响。星期日版实际上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有时甚至违反纽约时报的风格。”③对此，时任执行主编的卡特利奇采取了迂回战术――他每周用一个上午会见尽量多的星期日版编辑，并带去自己的报道设想，谨慎而努力地使内容和版面发生一些变化。他和编辑们一起将新点子注入星期日版内，不但为该版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对马克尔的独行政策进行了警告和抵制――“公国”的特殊权力得到遏制。

在某种程度上，卡特利奇对报纸编辑部的管理闪现着强硬的色彩。他不是谋私利，也不是搞自治。他意在“从上至下坚持努力设立一种理想的、必须的直线领导关系。”④纽约时报发展史也证明，卡特利奇所作的编辑集权努力，纠正了当时编辑部的涣散风气，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阿道夫・奥克斯时代的遗弊，扭转了编辑方针，带领编辑部走上了良性运作的轨道。

卡特利奇在回首自己的职业生涯时认为，作为一个报纸编辑主任，他并不是在和抽象概念打交道，而是和人，和那些有天赋、敏感而野心勃勃的男男女女们打交道。他觉得自己必须与这些人一道，并通过他们来进行工作。他们有才华、有抱负，个性高傲，彼此争执不断。因此，整体意识是令他们协同作战的唯一途径。编辑部不是一个普通机构，应该是“富于创造精神的人们一道自由工作的集合体”。⑤卡特利奇深知要巧妙地聚合各种要素，创造一个彼此理解、相互合作、积极和谐的编辑集体，才能确保他们才能的最大化发挥。

自阿道夫・奥克斯时代起，编辑部遗留下了一种“两班编辑制度”。“实行两班编辑制，一班白天工作，完成大多数新闻的采访和写作工作；另一班晚上工作，完成报纸的排版和印刷。……夜班编辑们――我们也称他们为‘大主笔’，对白班编辑们的意见和知识置若罔闻。”⑥编辑部内两个班别之间彼此分离必然带来恶性的后果：报道的最终决策权紧握在夜班编辑的手中，白班编辑就会落得被怠慢、蔑视的境地。两班间丧失业务上的连续性和彼此间必要的互动磋商。裂痕加深、人际关系紧张，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白班、夜班的分裂现象引起了卡特利奇的注意。他每天中午上班，晚上10点下班，以保证每天晚上报纸在排版时，由他而不是由夜班编辑做最后决定，白班编辑的意见被采纳，两班得以沟通。

纽约时报编辑部出现过以下怪事――不但有“商业新闻编辑”，而且还有“财政新闻编辑”，并且没人确切地知道二者的区别；在一次酒会上，社内体育新闻编辑和国内新闻编辑相遇时，却彼此陌生；本地、国内和国际新闻部的编辑们因争夺版面，分裂日深；报道范围按地理位置而不是按主题划分；编辑间鲜有交流沟通，编排的新闻报道交叉重叠，质量不高。编辑部内逐日加深的不和谐，为编辑政策的贯彻执行埋下了重重阻碍。为突破这些桎梏，卡特利奇每天下午举行新闻碰头会，大家聚在一起探讨记者编辑的表现及新闻的发展问题，各部门编辑据此了解其他编辑在做什么，相互间集思广益，取长补短。他坚信，新闻碰头会可以使工作人员团结起来，并“让大家养成一种看法――决定是集体做出的，每个编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⑦

卡特利奇作为编辑部领导，一直致力于建设一支年轻、能干的人才队伍。在他看来，好的编辑是报纸的核心。也许在读者看来名不见经传的编辑，却关系到报纸的存亡。他认为，根据才能擢升编辑人员的制度，可使引人注目的人得到推荐。而优厚的待遇可以提高争夺有才能的青年的可能性。同时，给予编辑人才以高工资，不是经费的浪费，而是一笔人才的投资，更是对职员工作成绩的肯定与赞赏。此外，他视“把有抱负、有才华的人集中在一起，并解决他们中的争执”为己任，并坚信争论才能产生建设性意见，而调节争执的过程就是发挥优秀编辑才能的过程。

注释：

①展江：《家族发行人制――〈纽约时报〉丑闻探因》，《中国记者》，2003年第6期

第7篇：编辑年终总结范文

一、理清关系，明确定位

编辑的工作重心在于生产产品，而图书产品的生产有两个面向：一是面向作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专业的编校当然是核心内容)；二是面向读者，提供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市场部的工作重心在于以图书产品的生产为核心，提供有力的支持服务。在面向作者的服务方面，市场经理需要提供的支持服务主要以图书的营销推广为主(旨在通过作品提升作者的社会影响力)；在面向读者方面，市场经理需要向编辑部门提供的支持服务以提供市场调研报告为主。

(二)市场与发行

发行经理的工作重心在于如何把产品送到客户面前，并成功收回资金，实现商品的价值。主要涉及物流、资金流和销售渠道的建设与管理。市场经理的工作重心在于树立出版品牌、产品品牌，给客户提供购买产品的理由和刺激。

(三)以服务定位自身

总的来看，编辑主要关注产品内容及其形式，市场经理主要关注产品市场，并把市场信息提供给编辑，为编辑服务；发行经理主要关注渠道及资金回收，市场经理主要关注客户(终端)，通过各种方式有力触动客户的产品购买，为发行经理成功实现渠道销售服务。

二、功能定位与主要职责

从图1来看，市场经理的功能定位通过编辑、发行(渠道)、产品与客户四个维度分成了四个部分(或者说象限)。

首先，看第四象限，它是由编辑和产品两个维度合成的区域。编辑是产品生产的主导者，但是编辑在产品加工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产品的市场面向。这个面向是由客户和发行(渠道)两个维度的介入所造成的。简单的说，市场经理在这个区域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发行(渠道)的需求和客户需求引入到编辑制作产品的过程中来。

在此模块的工作内容上，市场经理向编辑提供的服务如下：

其次，看第三象限。它是产品和发行(渠道)两个维度合成的区域。不同的产品需要不同的发行渠道，只有适合产品销售的发行渠道，才能够实现资金的流转。但是产品对于渠道的影响又受到编辑对于产品的设计规划及其所面对的客户(终端)影响。简单来说，市场经理在这一区域所做的工作就是把编辑对于产品的设计规划和客户(终端)的需求引入到发行渠道的设置中来。

在此模块的工作内容上，市场经理向发行经理(渠道)提供的服务如下：

第三，看第二象限。它是发行(渠道)和客户两个维度合成的区域。

客户是发行(渠道)的终端，客户能否在现有的渠道上购买产品将决定整个发行(渠道)的成败。而编辑在产品的规划设计上已经考虑了客户需求。换句话说，市场经理在这一模块所做的工作就是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信息对接，并刺激客户(终端)，从而使得客户通过发行渠道的购买满足需求。

第四，看第一象限。它是客户和编辑两个维度合成的区域。

从整个出版过程来看，编辑是除去作者之外的起始点，而客户(终端)则是终点。但是客户所接触的不是编辑，而是产品和渠道，他们从渠道中购买产品。市场经理在这一模块中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客户对于产品的反馈(包括产品销量)和渠道的诉求反馈给编辑。

三、职责细分与工作流程

通过以上分析来看，市场经理的功能和职责可以细分为四个模块。这四个模块在执行层面可以按照如下流程操作。

第8篇：编辑年终总结范文

几十年来，随着报业改革的进行，报纸的生产流程也不断发生着变化。而每次流程革新的背后往往都是一种新的新闻编辑理念、新的媒体运作模式。本刊记者深入到报纸采编一线，与夜班编辑一同经历报纸的生产过程，以此梳理近年来报业在生产流程变革上所做的尝试，探讨流程变革背后的意义与价值，展望变革的可能方向。

流程，韦氏大辞典的定义是“为达到预想的目标或产品的一系列有序和完善的步骤或操作”。

报纸的生产流程，就是一份报纸生产出来的全过程。笼统来说，它包括从纸张的采购，到新闻的采写编辑，再到最后的印刷等等前后相连的一系列环节。在这一生产流程中，采编流程居于核心地位。在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报纸生产流程呈现出不同特征，它们或被动跟随技术的脚步，或主动调整应对市场的挑战，不同报社的生产流程也有很大不同，甚至看起来各自处于不同时代。

与版面变革、组织结构变革一起，流程变革是中国报业嬗变、前进的缩影。

信息化浪潮下的流程衍变

告别铅与火：技术推动流程变革

历史的脚步永远不像钟摆那样均匀平衡。1987年，世界上第一张采用计算机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在《经济日报》印刷厂诞生，中国报业开始告别“铅与火”，到1993年，仅仅6年间，全国99%以上的报社采用了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延续近百年的中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得到彻底改造，中国报业眨眼间跨入世界报业信息化的先进行列。

对《无锡日报》来说，这一历史性时刻是在1991年5月28日。之前，《无锡日报》的版面编辑们晚上要离开编辑部，到印刷厂去工作。和版面编辑一起工作的还有校对、收讯(接收新华社电讯的工作人员)和排版工人。在印刷厂，版面编辑将文字稿件交给拣字工人，拣字工人将相应的铅字拣出来，打出小样，并经过初步校对后，交给拼版师傅。拼版师傅则根据版面编辑事先划好的版样拼版。在拼版中如果遇到稿件字数过多或过少，编辑则随时对稿件进行增删。在版面编辑、拣字工人、校对、拼版师傅的交叉合作中，报纸的版面得以最终完成。

1991年5月28日之后，这一切都被电脑替换。拣字工人和拼版师傅被组版员所代替。版面编辑划好版样直接交给组版员。组版员根据版样排版。《无锡日报》总编办主任陈子明说，原先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排版工作在实行激光照排之后，在熟练的组版员手中，只需要15-20分钟。版面编辑增删字数、更换字体等等不再需要众多不同工种人员的参与和协同。在生产链条缩短、报纸采编环节与生产环节分开的背后，生产效率急剧提高。

采编流程计算机化：未完成的流程革命

就在不少报社刚刚告别“铅与火”的1994年，又一场信息化浪潮出现了。1994年1月，《深圳晚报》首家采用新闻采编流程计算机管理系统，编辑、记者开始“告别纸和笔”。根据这一计算机系统，整个采编流程，从采访、写稿、编辑、传送、审定、签发直到组版、发排，全部实现了电脑化管理。

《无锡日报》1998年12月28日正式启用新闻采编流程计算机管理系统，在这一系统中，记者将写好的文字稿提交给部门主任审阅，部门主任审定后交给总编办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对稿件进行编辑处理后提交给值班总编，值班总编电子盖章后返回给责任编辑。新的采编系统看起来繁琐和不便，甚至改变了人们一些习惯性的做法。为了完成这一采编流程的电子化，《无锡日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来培训采编人员。

《无锡日报》网络新闻部主任李燕回忆无锡日报报业集团子报《江南晚报》初上采编系统时说，“上采编系统遇到的最大阻力还是观念上的。为成功过渡，刚开始，《江南晚报》单机不联网，我们一直和方正的技术人员在现场交流和磨合，磨合到这一系统基本符合我们的采编需求时才联网。电子化流程也是根据当时已有的采编流程为框架。”在随后方正不断对这一软件进行升级更新时，《无锡日报》也没有盲目跟进，无锡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刘川始终强调，要以自身的需求为着眼点，“把采编系统用到极致再更新”。

采编流程计算机管理系统并没有颠覆或者大规模更改新闻采编的原有流程。它更多的意义在于将报社已有的采编流程加以固化和规范。借助计算机网络的便利，编辑部的指挥和把关得以前移。《无锡日报》社会热线部副主任潘一东说，通过这一系统，他和编辑几乎可以同步看到记者写作的内容，这便于他及时与记者沟通稿件，避免在记者完稿时才发现问题，从而更好地对稿件进行统筹。

流程的固化使采编系统可以更好地避免差错，任何一个环节对稿件所做的修改和处理都可以在电脑里清晰呈现出来，一旦出现差错便可迅速查找原因，责任清晰明确。

然而，这场信息革命并没有像告别“铅与火”那样迅猛地被各个报社接受。基于各自实际，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地方报社并没有上马电子化的采编系统，一些报社虽然设置有采编系统，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搁置未用。

市场竞争中流程的分化与整合

上个世纪末之前，技术是报业流程变革的第一推动力。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1999到2000年前后，中国报业迎来一次业务流程再造的高潮，这一阶段，中国报业由被动变为主动，不断通过业务流程调整提高生产效率，满足读者需要。

采编合一还是采编分离？

这一时期，“采编合一”和“采编分离”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争论与尝试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1986年《扬子晚报》创刊时，采编部门只有两个：编辑部和采访部。后来，当报纸不断成长，原有采访部中的条口逐渐发展为独立部门，这些部门有编辑又有记者，从采访到划版都在部门内完成。《扬子晚报》副总编辑戴平介绍说，那时，不但文体部、副刊部，包括新闻部也实行部门自采自编的编采合一制。

到20世纪末，多数的中国报纸已经抛弃了简单的编采分离，以部门为单位的编采合一成为大多数报纸最重要的采编流程。

也同样在此时，一些大城市的晚报和都市类报纸竞争开始日趋激烈。压力一方面来自于对新闻质量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来自于报纸版面不断扩大，发稿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为了应对新的要求，不少报纸开始逐渐改变传统的以部门为单位编采合一制的流程，探索适合自身的采编模式。

以《北京晚报》为例，1998年之前，《北京晚报》实行以部门为单位、部门主任为编辑人的编采合一制。这一时期，各个部门有归属于自己的记者和编辑。记者采写稿件，首先交部门主任审核，部门主任审核完毕交给本部门的编辑排版。编辑将所有版面拼接完成之后，再交给总编把关。

1998年之后，《北京晚报》在地方新闻（北京新闻）的编辑流程上做了重大改革，重点是在部门主任之下设立责任编辑，一个部门负责2-3个版，每个版配备一个责任编辑。责任编辑一方面指导记者进行采访，另一方面也负责最后的拼版工作。经过不断变化调整，到2003年，《北京晚报》的采编流程已经稳定为以版为单位，责任编辑为编辑人的编采合一制。

关于此次流程改革的原因，《北京晚报》副总编辑谢星文说，“1998年之后，版面越来越多，部门主任疲于应付，没有足够的精力用于新闻的策划和组织指挥，设立责任编辑，可以把部主任的工作进行拆分，分流一部分给责任编辑。另外，设立责任编辑可以更好地发挥年轻人的积极性，让年轻人发挥更大作用”。

从以部门为单位的编采合一到以版为单位的编采合一，看似变化不大，实则是整个编辑思想的重要转变。它意味着报纸采编的重心从记者转移到编辑。在以部门为单位的编采合一下，编辑大体相当于排版员，新闻采访的策划与指挥权在部门主任手里，但在实际操作中，部门主任大多无力过多承担策划与指挥的任务，记者拥有相当多的自由。在以版为单位的编采合一下，责任编辑地位有了重大提高，被赋予策划和组织指挥新闻采访的重要职能。

就流程改革的方向来说，《北京晚报》试图采取一种以编辑为轴心的“大编辑”制。2002年左右，《北京晚报》在编辑部中分别设立“采访中心”和“编辑中心”，实行较彻底的“采编分开”。但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很快，《北京晚报》又退回到以责任编辑为核心，以版为单位的编采合一。

总结分分合合的原因，谢星文说：“采编分离事实上是大编辑制。但由于历史原因，《北京晚报》形成了记者强、编辑弱的局面。好记者并不能直接拿回来做大编辑，大编辑奇缺。后来没办法，还是以原来的编辑升任大编辑，结果，编辑指挥不了记者，没办法起到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搞了‘责任编辑制’，部门主任和责任编辑一起发挥作用。”

《现代快报》也在1999年改版时尝试过采编分开，但很快发现同样的问题：队伍年轻，编辑较弱，采编分离并不能完全实现编辑参与策划、组织报道的原初设想。和《北京晚报》类似，《现代快报》并没有完全依赖编辑实现组织指挥报道的职能，而是通过强化“采前会”“编委牵头”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协助编辑完成对报道的策划和组织指挥。

时至今日，采编合一还是采编分离的争论和探索依然在持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单纯的采编合一或者采编分离都不符合当下中国报业的实际，但重新梳理采编流程，建立以编辑为中心的采编体制则是较为一致的变革方向。

从单一流程到多个流程

2000年前后，都市类报纸进入到厚报时代，与此同时，全国的晚报纷纷改为早出，与都市报争夺市场。报纸急剧膨胀且在时间上高度集中的印刷需求难以同时得以满足，印刷生产环节能力的缺失开始反馈到采编流程上，不少报社结合印刷时间，重新设计和调整流程，形成若干条采编流程并行的局面。

《扬子晚报》从这一时期开始实行分时校版，与此对应，部分版面截稿时间提前一天，预拼版占所有版面的一半左右。

《现代快报》则从2002年开始，实行分时分类签版，将全部采编内容分为当日新闻、广告；非当日新闻、广告；专刊、副刊；突发新闻；外号、特刊等五类，分别制定不同的流程，将过去的单一流程划分为五个流程，对终签实行不同的时间段控制。

在这五类采编流程中还有细分，由于非当日新闻、广告和突发新闻都要和当日新闻拼版，所以在这三者中，非当日新闻、广告最早签大样，当日新闻最迟签大样，而突发新闻则随时签大样，交错岔开。专刊、副刊和外号、特刊不需要与当日新闻版拼版，可以单独印刷，《现代快报》在流程设计中使其有计划地提前签大样，平衡整个采编工作时间。

通过多个流程在不同时段上的并行，采编部门工作量在时间分布上也更均衡，为印刷的均衡生产提供条件。

流程刚性不断增强

随着生产环节对采编环节的影响与制约的显露。报纸印刷方式、印刷地点、彩版数量、印厂分布等等对采编流程和时间节点形成了倒逼。谢星文说，2006年《北京晚报》的分叠方式发生了变化，从16版、8版一叠变为32版、16版一叠，分叠的变化直接导致报纸清样时间的改变。“现在，我们必须把32个版面全部传齐之后，印厂才可能印刷。”

但时间不等人，市场竞争一方面使各报增加版面，另一方面，也使各报上市或“出街”的时间变得极为敏感。

戴平说，“扬子这么多年出晚报，实行了一年的一报两出为彻底改成早报做了铺垫，使得时间观念更为突出。”在谢星文看来，在《法制晚报》诞生后，《北京晚报》的竞争压力更大了。《法制晚报》一面市就积极拼抢出版时间，依靠比《北京晚报》早出摊半个多小时的优势，《法制晚报》在零售市场上奋起直追。

这种情况下，《北京晚报》在采编流程上任何一点延误都可能给对手留出足够生长的空间。几乎所有的晚报和都市报都同样面临类似问题。为了保证最终的面市时间，各报都对流程设计了严格的时间节点，甚至进行流程压缩。

第9篇：编辑年终总结范文

首先，我觉得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熟练的编辑，编辑部与个人需要从三方面努力。

一、观念。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在个性张扬的时代，80后编辑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如何与国家意志、社会伦理道德做到有机统一，如何体现参与并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如何与报刊的政治诉求、市场方向达成一致。

二、眼光。眼光决定一切，选择决定一切。稿子好与否，没有绝对标准，只有对本媒介合适不合适、适宜不适宜问题；媒介好与否，也没有绝对标准，只有市场认可与接受问题。走市场，靠眼光，达到预期目的即为成功。

三、能力。做媒体不是天马行空，编辑要以总（主）编意志为天职。执行力如何，要看学识功底、应变能力与工作态度。虚心学习、积极求教、注重动手、勤于思考、和谐相处，是年轻编辑在媒体生态中茁壮成长的必需。

其次，对于编辑来说，日复一日的编稿审稿，时间久了，便会陷入一个“疲”字。身心的疲惫，导致的结果便是工作越来越机械化，创新不够，激情递减。要改变这种状态的方法，便是兴趣和计划。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唯有兴趣不减，才会每天激情地投入，永不厌倦；而计划，是激发每个时段激情的最好良药。每个时期提出一个新的创意，然后努力去实现它，这个过程，便会激发不竭的激情。而每一个计划，将它变成是一件有趣的事，便达到了工作与享受相结合的最佳效果，才能在工作中创造出最高的效率。

就专栏编辑来说，方法不对，很容易流于形式化劳动，时间久了，会导致每天麻木地在大量的故事稿件里穿梭，而忘记了细心体会每个工作环节中的内涵，无法深度总结编稿经验。所以，需要时时停下来思考，总结某一时段的工作经验，改进不足，并寻找新的闪光点，启发新的创意。市场需要我们将读者的需求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地创新，将受众的需求与媒体宗旨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创办出更受市场欢迎的精神产品。

再次，要热爱本职工作，将编辑工作视为一种享受。作为一线编辑，往往首先接触到广大优异的作品，如果将工作视为享受，就会有工作热情，就会有工作动力，就会有工作效益。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与时俱进，将最新最优的文化产品推荐给受众。

作为编辑，就要始终紧跟形势的发展，不断学习，更新知识储备。并且要站在时代的前列，挖掘推荐具有远见卓识的作品，献给广大群众。这就要求80后编辑不仅仅是个博采众长的杂家，还要是一位站得高，看得远的引导者。做到这些，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一日不可松懈。比如，面对青春期的受众，就要求我们了解他们有着流动性的浏览心理，他们追求的是新鲜、时尚的潮流，对于他们有着引导作用的内容，通过时刻洞悉青春市场使我们了解到媒体必须要有与时俱进的意识，这样才能办出引领市场的节目。

在编辑策略上，大多媒体人都会跟风，这样下去容易失去自己的特色，到最后很难找出在文化市场的一席之地。所以在办节目上要注重特色经营，结合有效资源，推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创新栏目、策划和活动，或者与同样具有一定影响的传媒单位联手合作，树立品牌形象，扩大宣传和影响力度。

做为文摘栏目的编辑相对比较枯燥，循环工作很容易出现倦怠情绪，在这里我谈谈在工作中出现的对自己有触动的几个问题：

一是如何保持工作中的创造力。文摘编辑工作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第一时间找到最有价值的新闻稿子，这就要求编辑：一要浏览大量稿件，二要不断总结选稿技巧，三要培养独到的眼光。如果编辑平时不抽时间培养后两种能力，只是疲于应付，就容易丧失工作创造力。

二是如何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文摘报审稿实行严格的三审制，通常会出现初审、二审、三审的意见大相径庭，长此以往编辑会过分依赖于二审和终审，不对稿件进行独立分析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