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年度总结精选(九篇)

第1篇：国企年度总结范文

1.在政治意识和立场方面。能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上级党组决策部署能全面认识。工作生活中能否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从自身做起改进作风，落实“正风纪、树形象、为民众”活动主题要求，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并坚持始终，工作中能做到敏感、敏锐、敏捷。

2.在理想信念方面。因为岗位原因（单位小人员少，虽身为中层，但在实际经营活动高中，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始终坚持党性，绝不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在实际工作中，不讲条件、无怨无悔。

3.在执行党的纪律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严格按党性原则、政策法规、制度程序办事；在实际经营活动中有大局观念，自觉维护集体利益，服务大局；切实执行上级决策，不推诿扯皮、被动应付、敷衍塞责了事；能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决策。

4.在联系群众方面。脚踏实地坚持工作在生产一线，兢兢业业工作，加强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的学习，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真正做到了与员工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有群众意识，员工利益放在首位，对基层情况了解，能解决实际问题。无漠视员工正当要求和侵害员工合法权益的现象。

5.在落实“八项规定”，解决“四风”问题方面。能认真学习，对公司党组加强作风建设的思想认识到位，严格落实“八项规定”要求，改进作风，无违反规定的现象；始终坚持勤俭持家理念，无奢侈浪费现象。

第2篇：国企年度总结范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第3篇：国企年度总结范文

作者简介：牛树海(1976―)，男，河南林州人，博士，郑州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6-0047-03

收稿日期：2006-05-05

一、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快的发展，工业生产极大提高，外商投资也快速增加，目前正逐步变为世界性的生产基地。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工业企业进行了抓大放小，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诸多措施以求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国内学者对工业企业生产效率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论点。但这些研究侧重于探讨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企业的生产效率及其异同。我国区域间的禀赋差异巨大，因此从区域角度出发，对不同地区的工业企业生产效率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方面的研究尚欠缺。本文通过将区域内的不同类型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加总，在省一级维度上对区域生产效率进行研究，探讨不同省份、不同类型企业加总水平的生产效率。

我国工业生产中最重要的是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如2001年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90．9％，而且这类企业有比较详细的数据，因此本文仔细研究了分省加总的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随着私营企业及三资企业的增多，他们必然和国有企业争夺人才，资源和市场，这种竞争对区域范围企业的生产效率有何影响。同时由于私营及三资企业的管理水平高，在竞争的同时也可能存在扩散效应。因此本文将讨论这两种效应在省一级维度下是如何共同影响国有企业和区域的生产效率。

二、数据来源和理论模型

对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研究可以用许多模型，本文采用生产函数常见的Cobb―Douslas生产函数，即式中为产出，Ki为资本，Li为劳动，随机干扰项vi表示统计上的误差，为厂商无法掌握的随机因素，如自然灾害、工会罢工等，ui表示技术无效率，是厂商本身可以控制但却没有很好控制所产生的无效率，例如生产者本身的积极性低，努力程度不够等，这些都会影响技术无效率ui。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3)，包括分省加总的全部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分省加总的全部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分省加总的全部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职工人数；分省加总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分省加总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分省加总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职工人数；分省加总的三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分省加总的三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分省加总的三资工业企业职工人数，另外，还有这三类企业分省企业数，文中所用价值量数据都已经根据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过调整。由于使用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指标，因此在选取资本投入的指标时采用的是不同类型工业企业分省加总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劳动指标使用的也是相对应的分省加总的职工人数。最后，考虑到我国地区差异特别显著，而地区差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差异，因此引入了地区虚变量，用来表征该省是否属于东部地区。

三、实证研究及结果

(一)生产函数估计结果及其含义

如前所述，我们使用分省加总的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来表征区域生产水平，在估计中以它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分省加总数值和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的分省加总数据。地区虚变量，当该省是东部省份时为1，否则为0。引入虚变量的原因是因为东部地区在禀赋、政策灵活性、资金来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和其他地区有许多不同。时间变量，用来测度技术进步。由于生产函数采用Cobb―Douslas生产函数的形式，因此对工业增加值，资本和劳动取了对数。

上述回归把所有年份数据合并起来主要是为了检验一下规模经济，其二是考察一下虚变量的作用到底如何，其三是检验一下技术进步是否为正。希望了解经过这几年的改革，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贡献份额是否发生了变化，资本产出和劳动产出的弹性是如何变化的。为了得到上述结果，用1999～2002年数据分年度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1。

从合并数据回归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虚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数值为0．286，这说

最后，年份变量的系数为0．111，这对于技术进步的衡量来说是相当高的。但是，考虑到技术进步包括管理技术的进步，制度创新激发的潜力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等，这个数值对于巨变中的中国也有其合理性。因为自1998年以来，我国加大了企业改革的力度，这种改革带来的进步可能会相当大，遗憾的是数据不足，不能把制度变迁带来的技术进步识别出来。

从表1后面几列的年度回归中可以看出，资本产出弹性从1999年的0．656变为2000年的0．734，2001年的0．795最后变为2002年的0．704，这说明生产经历着动态调整。劳动产出弹性由1999年的0．473变为2000年的0．358，再到2001年的0．364，最终到2002年的0．429，出现了稳步上升的势头。从他们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在改革之初，劳动产出弹性经历了剧烈的下降，这说明改革开始确实给地区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受冲击最大的是企业的职工队伍。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各项配套措施，如社会保障改革、再就业培训、减员增效等改革措施终于初见成效。这完全可以从2000年后劳动产出弹性的稳步增加得到证实。

(二)分省生产效率估计及其结果

我们对我国分省加总的国有及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有一般的了解之后，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的生产效率如何。如果区域利用现有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在有限的资源下，若能达到最大产出水平时，区域的生产点恰好落在生产边界上，这时可以说该区域具有完全的效率。若产出低于生产边界，则表

示该区域缺乏效率。为了更好的表示区域生产的边界，需要把不同类型的企业加总数据都考虑进来。区域的生产企业按类型分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但只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三资企业有分省加总的数据可以得到，因此本小节分析的样本点包括分省1999～2002年的三类企业的加总数据。同时，这些数据都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了换算。本文对各个省不同年份，不同类型的企业的效率都使用随机边界生产函数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因篇幅限制不再列出。

从结果可以看出，对几乎绝大多数省份而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生产效率最低，而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是三资企业。由于国有及限额以上工业企业估计出的生产效率比国有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相比，在相同的投入条件下，东部地区的产出平均而言要比其他地区的高出0．286。

通过对资本和劳动的系数和为1的检验可得，F(1，110)＝18．31，远大于1％置信水平的临界值。这表明，在给定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为0．739和0．436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系数和为1的概率几乎为0。因此可以认为，对省一级区域生产来说，它们表现出具有规模经济。

及国有控股企业高，因此可以推断限额以上非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这一点和人们的日常认识是一致的，但本研究给出了一个客观的度量。

以上讨论主要侧重于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进行研究，现在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不同区域的工业企业生产效率是否有所不同。在表2中列出了不同省份的生产效率估计值，但它们之间的数值不具有直接可比性。为了让东部省份和其他省份的效率估计能直接比较，可进行如下换算，其计算方法如下，首先，地区虚变量可看作是将生产边界向外移动，移动的比例为exp(．)，括号内的值为虚变量的估计值。因此，东部地区生产边界在不同年份相对于其他省份移动的比例分别为1．209，1．307，1．27和1．292。把这些数字乘以东部地区的生产效率估计值，就可得到东部省区在不同年份的可和其他省份直接比较的效率估计值。由于数据量很大，故只列出它们的均值，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根据中西部省份的随机生产函数边界，东部省份的三资企业的生产效率甚至大于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把东部地区相对于他们自己的随机生产函数的效率估计转化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随即生产函数的效率估计，进行这种转化的原因是为了两类地区的效率估计只可以直接比较。

从表2中可以看出，从分省加总的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来看，1999年度东部省份的生产效率平均来说比中西部省份高25．2％，2000到2002年分别为35．9％，31．8％和33．6％。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相同指标分别是20．8％，25．1％，24．5％和26．8％。三资企业的情况也类似，它们分别是20．2％，35％，28．4％和33．7％。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以后在研究区域差异时要更多的关注区域的生产方面。

四、结论

第4篇：国企年度总结范文

实际上，中国设备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被外资长期关注，未来设备制造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及升级将带来制造业用钢的需求空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变化、外资对中国投资结构变化将影响中国钢铁市场需求，并进一步决定未来钢材市场的需求品种。

2003年，外商投资额达到1150．7亿美元，2004年上升为1473亿美元，增长28％，实际使用外资606亿美元，同比增13．3％。其中投向制造业占很大比重(7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52．9％，通用设备制造业同比增41．4％，专业设备制造业同比增68．1％。制造业的发展，极大地拉动了2004年制造业用钢的需求。尽管受到11号、29号文的影响，预计2005年实际使用外资仍将达到去年水平，并仍将主要投向交通运输及设备制造业。

中国经济由基础产业和制造业支撑，目前制造业中，中国产品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而设备制造业如轨道交通设备、输变电设备、工业设备，以及机器装备制造业如生产工业设备的基础制造业等产能严重不足，是中国急需发展的产业，它们对优质钢材有长期需求，如无逢钢管、合金钢或特种钢国内需求不足，需要大量进口，没有钢铁工业支撑，无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外商的投资为其发展注入活力，并因此带动相关钢品种的需求。

物流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拉动相关钢材品种的需求

物流用固定资产投资2000年以来持续增长，2004年物流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0．7万亿(图1)，同比增长24．3％，增速低于同期社会物流总额增长速度5．6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25．8％水平1．5个百分点。

物流用固定资产投资即将进入增长期，今年上半年，国内物流相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预计为3447亿元，同比增长26．5％，增幅比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投资增长水平。从投资构成看，交通运输业投资，达到2858亿元，占物流用固定资产总投资的83％，同比增长24．5％，增幅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物流用固定增长产业，与GDP运行规律非常密切。以轿车为例，2004年轿车产量231．62万辆，同比增11．99％：销量247．5万辆，同比增15．17％;Kj(轿车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值)为1．28。本次调控是延长经济上升期阶段，2004年GDP为9．5％，2005年预计9％左右，轿车市场一定存在“余喷”，即ki指标仍会上升到2．0以上，表现出中等繁荣，预计三季度仍是锯齿波态过渡，四季度平稳回升(图2)。

汽车行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预计到2020年，中国汽车需求量将达到1320万辆，需用钢材3600万吨，特别是板材类产品的消费空间很大。2005年，行业开始回暖，特别是大客车和重型货车需求保持快速增长，而二者用钢量较大，其用钢需求逐步上升，预计2005年汽车行业全年用钢需求量约为1500万吨，较上年增长20％。其中，由于中高档轿车的钢板、以及轿车、卡车的一部分棒线材、汽车发动机的气阀钢和一些高强度标准件用的冷墩钢、易切削钢需要大量进口，国内仍供不应求；特别以优特钢为主要材料的汽车零部件用钢的需求呈不断增长态势，预计2005年汽车行业优特钢的需求量为300万吨以上，将同比增长近40％。

按发达国家钢结构占用钢总量平均10-20％计算，中国年钢结构产量将达2000-4000万吨

钢结构在国外发达国家应用十分广泛，如美国、日本，其钢结构建筑与混凝土建筑比值在0．9以上，欧盟也在0．5以上，而中国仅为0．1左右，与希腊和葡萄牙的情况相当(图3)。各国钢结构占钢材总量的比例表明，美国和日本在25-35％，而中国不到5％。这说明，钢结构未来有很大的发展机会。

目前中国钢结构市场的主角是工业项目，建筑用钢结构市场仍未得到发展，这是国内钢结构企业和钢材生产企业的潜在发展机遇。目前H型钢在钢结构制造企业的用料比例仅占15％左右，其它钢材品种，如方矩管的应用比例在不断增加，而目前钢铁工业技术进步水平和城市化进程使钢结构已具备实际应用价值，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明确提出使用节约型钢，大力推广H型钢、高强度钢板、钢管等钢材品种，这对钢铁行业的发展，其潜在市场十分巨大(表2、表3)。

如果按年递增7-9％的发展速度计算，目前我国年钢结构产量600-700万吨(2004年为645万吨，5~2005年为700万吨)：按发达国家钢结构占用钢总量平均10-20％计算，年钢结构产量将达2000-4000万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2005年，受到宏观调控的影响，预计钢结构用钢需求1100-1200万吨：未来西部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奥运和世博会等重大基础建设稳步快速推进，将进一步推动整个城市化进程，钢结构的市场空间和应用领域已经打开。行业利润将集中在

四类钢铁企业

中国钢铁总的产能正开始由供不应求向供大于求转变。

2004年底，中国炼钢产能达到4．19亿吨，炼钢在建规模1．19亿吨；到2008年，如果1．19亿吨在建能力完成，总的炼钢产能将达5．38亿吨。需求方面，2010年，中国钢铁需求预计为4．3亿吨(不含重复材)，而到2006年，中国炼钢产能就可达到4，9亿吨。

与此同时，目前钢铁工业的产业布局表现出能源、旷产资源、港口运输与钢铁生产配置的矛盾。能源与旷产集中在西北和东北，大部分钢铁企业集中在华北和华东；特别是一些大型钢铁企业布局在华东和华北中心城市或是周边，影响或违反环保要求；华北地区缺水少电，但聚集了较多钢铁企业；长江南北铁路运输能力相对较弱，长江流域运力较强，港口接运能力与铁路疏运能力不平衡状况严重，影响甚至制约铁矿石的进口量(图4、图5)。

这些都使得原燃料价格不断上涨，钢铁生产成本不断上升。2004年钢铁行业总的炼钢生铁成本比上年提高46％(表4)。

今年1-5月炼钢生铁制造成本同比上升14．92％，预计2005年成本再上涨15％左右。特别在成本结构中，原燃材料、运输成本的增长远远大于人力成本的增长，其占总成本比重在不断加大。相比之下，拥有矿山和完整产业链条的企业，其生产成本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如果自有旷比例在70％以上，2004年炼钢生铁成本上升不到30％(表5)。

因此，未来产品结构调整充分，且具有能源、矿产、水利及交通保障的钢铁企业盈利能力强，成本优势显著，这就决定了未来行业利润将集中在四类钢铁企业(图6)。

目前这四类企业均被包括在中国92家重点冶金企业中。财务数据表明，这92家重点企业2004年到2005年每月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总体上呈现增长态势；2004年全年利润总额782．62亿，平均月利润额65．22亿。尽管2005年2季度钢材价格下跌，但上半年仍实现利润总额500．15亿，平均月利润额83．36亿，同比增长34．27％。特别是年产量500万吨规模以上的15家钢铁生产企业的销售收入、利润分别占重点大中型企业销售收入、利润总额的54％和72％以上。

2005年上半年，对68家钢铁企业的统计数据表明，利润增长最大的集中在前10名企业，其利润合计为335．82亿元，占68户总额的68．21％；其中宝钢、鞍钢和武钢三家利润合计249．52亿元，占总额的50．68％。

第5篇：国企年度总结范文

一、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进展及趋势

（一）国有经济的总体情况及变化趋势

1、国有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1978―1993年国有经济发展较为平稳，除企业数量先升后降之外，其他指标均缓慢上升；1993―1998年除国有企业利润呈下降趋势外，其他指标继续缓慢上升；1998―2008年，国有企业数量持续下降，而其他指标均呈鲜明上升态势，如图所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国有企业综合实力在增强，运行效率在提高，尤其是2003―2008年这一变化更加明显。

而从《中国财政年鉴》1998―2008年各年度数据变化情况看，除2008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下降之外，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国有企业净资产额、国有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均保持持续增长趋势，其中国有资产总额由1998年的48051.6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34365.5亿元，增长了2.8倍。在此期间国有企业数量持续下降，户数减少了近60%。

2、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国有经济绝对量在持续增长的过程中，相对量在持续下降。根据《中国财政年鉴》（1999―2009）工业企业数据计算：（1）从工业企业数量占比情况看，自1998年到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占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的比重由39.22%下降到5.00%，10年内降幅达34个百分点；（2）从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情况看，自1998年到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9.63%下降到28.37%，10年内降幅约21个百分点；（3）从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比情况看，自1998年到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由68.84%下降到43.78%，10年内降幅约25个百分点；（4）从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比情况看，自1998年到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由36.02%下降到29.66%，10年内降幅约6个百分点。

（二）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情况及变化趋势

根据《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数据计算①，2008年，国有资产主要分布的行业是：工业（48.97%）、交通运输业（13.78%）、社会服务业（11.35%）、邮电通信业（8.15%）、房地产业（4.85%）、建筑业（4.25%），占全部国有资产的91.34%。从国有资产分布调整的趋势来看，2003―2008年国有资产主要向房地产业、建筑业、工业等行业集中，这三个行业国有资产占全部国有资产的比重分别增加了2.71个百分点、1.72个百分点、1.42个百分点。而国有资产退出较快的行业分别是：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餐饮业、机关社团及其他等行业，这三个行业国有资产占全部国有资产的比重分别降低了3.08百分点、1.63百分点、1.34百分点。

（三）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情况及变化趋势

从国有经济区域分布来看，2008年，东部沿海地区国有资产总量达到105798.9亿元，占全部国有资产的81%。而从国有资产的变化趋势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国有资产总量呈现持续增长趋势，而中部内陆地区和西部边远地区呈现停滞不前状态。可见，国有资产在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

（四）国有经济企业结构情况及变化趋势

从企业结构来看，2008年，大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总量达到109195.2亿元，占全部国有资产的82%。而从国有资产的变化趋势来看，大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总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而中小型国有企业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尤其是小型企业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可见，国有资产在向大型国有企业集中。

（五）国有经济所有制结构情况及变化趋势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2008年，国有独资企业国有资产总量达到99612.1亿元，占全部国有资产的75%。而从国有资产的变化趋势来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资产总量呈现持续增长趋势，而国有控股企业国有资产总量呈现停滞不前状态。可见，国有资产在向国有独资企业集中。

二、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总体上看，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了明显进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资产总量持续增长，特别是近几年来，明确提出着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调整之后，国有资产增长趋势更加明显，国有经济质量不断提高；国有企业数量快速下降；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远没有到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从国有经济总量方面看，对国有经济总量区间没有明确的界定。虽然国有经济绝对量在增长，但是相对量在下降。“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只退不进、全都不为”，国有经济既要有质的优势，又要有量的优势，国有经济不是越少越好。体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需要有量的保障，应该对国有经济的“量”设置合理的区间。从国有经济产业布局来看，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界定比较模糊。就行业自身而言，都有其重要性，而每个行业又都有其关键领域。而且国有经济退出还需要有承接主体，有的行业不适宜外资进入，有的行业民营经济没有能力进入。因此不能对所有的行业都搞“一刀切”。从国有经济区域布局来看，国有经济有加剧地区间不平衡的趋势。我国东西部差距日益拉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是缩小这种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而国有资产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无疑会加剧这种不平衡。从国有经济规模结构来看，仍有相当一部分国有资产分布在中小企业。随着国有经济功能的转变，中小企业已经很难发挥作用，而且中小企业会由于存在多级关系而付出高昂的监管成本，因此不得不逐渐退出。从国有经济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有经济中国有独资企业比例过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国有控股企业能够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

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是：

一是渐进式改革。与在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指导下的改革不同，中国的改革是以实践导向、问题导向的渐进式改革，即对改革本身的认识是渐进的、改革目标的确定是渐进的、改革方式的选择是渐进的、改革的策略也是渐进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也不例外。二是先易后难。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一项复杂的、涉及面较广的系统工程，工作本身难度较大。从推进的程度不难看出，调整难度大的推进得慢。比如区域结构问题，尽管国家同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区域差距仍然有扩大的趋势。三是缺乏有效监管。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集监督、管理职能于一身，既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又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在短期内较快调整很可能损害企业利益，而从国有企业考核体系来看，评价国有企业的主要指标还是经济指标②，因此企业也缺乏积极性。四是“承接主体”缺位。虽然我国的民营企业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与国有企业相比在相当多的行业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存在一些国有企业退出而民营企业没有能力进入或者不愿意进入的行业。可见国有企业也不能“一退了之”。

三、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理论研究

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改革既是一个创举，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在没有现成理论指导和前人经验借鉴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也不例外，其实质就是要把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有经济改造成为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国有经济。渐进式改革较好地兼顾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多重目标，但渐进式改革不是自发的改革，而且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新旧体制的摩擦和冲突，改革的每个阶段都可能产生大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受益于前期的改革，却可能成为阻挠进一步改革的力量，延长改革的时间跨度。因此必须加强理论研究，为政策的不断完善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改革实践向更深层次迈进。

（二）制定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总体规划

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性调整，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国家应制定出台统一的规划和实施细则。在产业布局方面，即要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行明确的界定，又要解决行业之间的平衡问题；在区域布局方面，既要注重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又要突出地方特色；在企业规模结构方面，既要做大又要做强；在所有制结构方面，要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结构的优势。

（三）建立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评估体系

管理实践表明，评估具有立竿见影的导向功能，对于被评估者而言，评估是个指挥棒，评估什么指标，被评估者就会朝什么方向努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债权人、企业及其职工等， 他们之间存在认识上的不同，也存在利益上的不一致。特别是当前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各种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推进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应在制定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规划的基础上，建立起相应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评估体系，通过评估及时发现问题，通过评估增强推进主体的使命感。

（四）推动我国民营企业加速发展

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就必然要从一些领域中退出，为了保证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国有经济退出而带来大量的市场空间就必须要有民营经济及时进入或填补。国有经济退出后的一个承接主体是民营经济，另一个承接主体是外资经济，如果外资经济过度进入某一行业势必会产生诸如市场控制、技术控制与产业控制，直接危及到产业安全。因此，政府应该积极促进和推动我国民营企业的加速发展，实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由“排他抑制”型向“互补共生”型转变。

①以下数据据来自《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

第6篇：国企年度总结范文

关键词：企业年金；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政策

中图分类号：DF47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2.024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为建立多层次的企业养老保险体系，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障水平，国家鼓励企业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的前身）。后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出有条件的企业可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实行市场化运作和管理。国家颁布相关规章制度，规范企业年金监管，促进企业年金健康规范发展。但当前国家相关企业年金政策仍不尽完善，如何用好这项制度，发挥其积极作用仍是个重要管理命题。必须结合国家政策和企业实际，进行深入研究论证，才能作出科学决策。

一、年金制度及作用

（一）主要政策

2004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国家部委联合颁布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部令[2004]第20号）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部令[2004]第23号)分别就企业年金的建立和管理等基本方面作出了规定[1]，各级地方政府相应出台了实施意见，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的基本管理制度体系。一是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企业自愿建立，依照国家规定审核或报备后方可实施。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1/12，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1/6。二是企业年金基金实行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按照规定委托管理和投资运营，企业年金基金财产与企业法定财产独立。三是职工退休、出境定居或死亡可领取，变动工作单位可随同转移。

2005年和2007年国务院国资委从完善中央企业薪酬福利制度，建立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激励机制等角度出发，先后出台了《关于中央企业试行年金制度的指导意见》（国资发分配[2005]135号）和《关于中央企业试行企业年金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分配[2007]152号）。一是要求中央企业量力而行，必须盈利并完成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要统筹考虑建立企业年金与调整薪酬福利结构的关系，要保持和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不得因试行企业年金而造成人工成本大幅度增加。二是合理确定年金缴费水平，根据企业发展阶段和经济效益状况实施动态调整。规范列支渠道，企业缴费列入成本的部分原则上不超过工资总额的5％（低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规定比例）。三是企业年金方案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规范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外项目支出，并要规范企业年金监管和规范运营，保障企业年金的安全性。

2009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27号）规定，对企业缴费部分，自2008年起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费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5%标准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国税总局2009年发出《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694号）规定[2]：个人缴费部分，不得在个人当月工资、薪金计算个人所得税时扣除。企业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属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在计入个人账户时，应视为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不与正常工资、薪金合并），不扣除任何费用，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算当期应纳个人所得税款，企业按季、半年或年度缴纳企业缴费的，均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不扣除任何费用，按适用税率计算扣缴个人所得税。从税收征管规定来看，个人扣缴和分配所得企业年金均纳入工资、薪金所得，全额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收政策对实施企业年金没有给予优惠政策，且征收税率较高。

(二)企业年金制的作用

1.允许企业缴费部分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扣除，兼顾了企业和员工利益。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42号）、财政部《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3]61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5号）以及国资委的有关规定，企业实施企业年金企业缴费列入成本的部分原则上不超过工资总额的4%，后续政策调整增加1%，达到5%。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2007] 第512号），企业为投资者或者职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在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准予扣除[3]。也就是说，若企业在年度盈利情况下每100万元的企业年金缴费，按税法规定可少缴企业所得税25万元（企业所得税一般税率25%）；不实施的情况下，企业就增加25万元企业所得税支出。有条件执行的企业，可以降低企业年度所得税税金支出，转而用于企业员工福利，对企业和员工都是有利的。

2.为企业员工退休生活保障增加新来源，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增添了新措施。

企业年金政策要求必须坚持普惠的基本原则，企业年金计划要基本覆盖到所有企业员工。中央企业还需要解决“中人”补偿问题，实现新老政策的平稳过渡。因此，参与企业年金计划的员工在退休时除获得基本养老保障之外，还可以获得一次性企业年金待遇，这有利于提高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水平。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在确定企业缴费分配比例时，应根据职工对企业经营业绩贡献的大小，结合职工的岗位责任，工作年限各个因素综合考虑，适当地向关键岗位和优秀人才倾斜，发挥企业年金的激励作用。因此，企业科学设计年金方案，有利于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发挥企业年金的“金手铐”作用。

3.有利于强化企业对资金和成本费用的控制。

近年来，各地方政府从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生活待遇的角度，根据当地财政负担能力出台政策，给予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外的生活补贴，但将中央企业退休员工排除在外，造成中央企业退休员工待遇不平衡，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央企业被迫跟进补贴，造成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外项目不规范，企业的社会负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实施企业年金制度，并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结合起来。凡试行企业年金制度的企业，要统筹解决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外项目支出问题。对试行企业年金制度后的离退休人员，企业不应在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和企业年金之外再支付任何福利性项目。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减少企业不合理负担，规范企业统筹外的费用支出，强化企业管理。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政出多门，实施空间受限制

尽管国家建立了企业年金的基本制度体系，但具体政策并不完全统一，实施空间仍受到限制，表现在政策制定部门的导向不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张把企业年金作为调节企业员工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渠道，希望加大比例，做大蛋糕，搞好普惠，调动企业积极性，发挥养老补充作用。国资委则想利用企业年金，理顺退休人员统筹外费用，兼顾发挥激励作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则将其作为一项企业福利加以严格限制，对个人所得实惠征收个人所得税。因而导致以下问题。

1.实际提取比例过低，增加了实施的难度。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国家部委联合颁布的《企业年金办法》规定企业年金可以按照8.33%的比例提取，但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总额在工资总额5％以内的部分，从成本(费用)中列支。企业缴费总额超出规定比例的部分，不得由企业负担，企业应当从职工个人工资中扣缴。个人缴费全部由个人负担，企业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资助。国资委规定，企业将实行工效挂钩办法形成的工资总额结余资金用于企业年金缴费的，需在企业年金方案中予以说明并经国资委同意，并强调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使得年金方案设计变得复杂，关键在于企业提取总额不足，难以兼顾各方要求。一方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企业统筹外费用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年金计划的过渡期必然较长，很难较好地实施。另一方面，如果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会使得大部分工龄较短的员工在年金方案执行的初期获得的企业缴费分配水平较低，不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实施企业年金整体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如果还想加大对企业管理骨干激励的力度，就更显得捉襟见肘，企业方案无法实施。

2.税收政策支持不够，抵减了部分实施效果。

国家财税部门规定企业按规定比例计提的企业年金缴费可以在税前扣除，但对个人缴纳的部分和企业缴费分配至个人账户部分，实行全额征收个人所得，没有税收减免。如此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抵减了实施企业年金期望达到的效果，企业给员工的越多，按照目前税收规定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就越多。

（二）企业负担增加，管理风险加大

1.企业负担增加，对企业效益影响需认真权衡。

实施企业年金制给企业带来的负担压力还是非常明显的，直接造成企业人工成本增长，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从部分企业率先试行的经验来看，一旦企业实施企业年金，一般情况下就很难停止，企业负担是长期的。当企业工资总额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对企业利润总额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大，盈利能力不强的单位在实施企业年金时应重视这个问题。当企业处于亏盈边界时，实施企业年金计划将对企业经济效益产生直接影响。

2.管理投入和资产风险不容忽视。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分别都对企业实施企业年金采取监管措施，以保障年金基金管理规范、安全。实施企业必须积极有效地进行各方面的管理对接，认真组织做好企业年金管理工作。如果是集团企业实施企业年金制度，从多级法人现状来看，既不能使企业年金实施过程的风险和业务过于集中，又不能过于分散而得不到有效控制，这必然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因此，必须投入一定的管理力量，保证庞大的企业年金制规范安全地运营，以应对企业年金制管理的各项业务工作。企业年金基金管理采取市场化运营管理[4]，在国际国内投资环境变化较大的情况下，基金投资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失误，并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年金基金收益难以保证，而最终承担运营风险的是参与员工。企业年金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安全管理问题及规范管理问题，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受托管理机构，都还处于摸索和完善时期，既然按照市场化操作，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一旦出现了亏损就会影响到员工的权益。

（三）认识不统一，实施效果仍难确定

当前，对企业年金计划的设计和实施要达到的效果尚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实施企业年金不一定必然会实现提高员工退休时点的收入，实施企业年金的保障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搞企业年金制比不搞好，早搞比晚搞好，既然是发达国家普遍实施，必然有其科学性。

本文根据一定的假设条件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企业员工工资增长较快的情形下，企业年金中企业缴费分配积累并不可能达到理想中的高额积累。员工年收入增长较低的情况下，实施企业年金对职工在退休时点的收入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如果仅考虑企业缴费的分配部分，按照一定的员工收入增长率，企业年金投资收益率，一定的工作年限，分析计算结果见表1。

其中：g表示工资年增长率；i表示投资收益率；r表示企业缴纳提取比例；P（g,I,r）表示企业缴费分配形成的个人账户年金累计余额占当年年收入的比例[5]。

三、建 议

（一）认真开展利弊分析

第一,保障和激励作用分析。企业年金的保障和激励作用主要通过三类指标进行衡量。

一是绝对指标，即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积累达到的绝对金额。个人账户积累金额越高，保障和激励作用越明显。个人账户积累金额绝对值达到或超过行业其他企业平均水平时，企业年金的激励效果越明显。

二是相对指标，即企业年金保障系数。若企业年金保障系数越大，则说明企业年金积累的保障效用越高。超过一定水平，企业年金的激励作用开始发挥作用。计算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是未来取值法。当个人可以领取企业年金时，个人账户预测积累金额占个人在退休年份的预测年收入的比例，或者个人账户预测积累金额占个人退休年份预测养老金发放水平（月标准）的比例。第二种方式是折现当期法。当个人可以领取企业年金时，将其个人账户积累金额按预测投资回报率折现至预测年度，再将折现值与个人参与企业年金计划前一年收入相比较取值。

三是月工资当量，即进一步对企业年金保障系数按月份折算，以了解企业年金积累相当于预测可领取年度当年几个月的工资水平，或相当于参与企业年金计划前一年几个月的工资水平。若月工资当量值越大，则说明企业年金保障和激励效用越大；若月工资当量值越小，则说明企业年金保障和激励效用越小。其计算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未来取值法月工资当量=企业年金保障系数×12月。第二种方式是折现当期法月工资当量=企业年金保障系数×12月。

企业应根据这三项指标来权衡实施企业年金的保障和激励作用。

第二，企业经济负担分析。实施企业年金制将直接增加企业成本费用，加大企业资金支出，减少企业年度利润。当企业工资总额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对企业利润总额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大，盈利能力不强的单位在实施企业年金时应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当企业处于亏盈边界时，实施企业年金计划将对企业经济效益产生直接影响。

第三，税收负担影响分析。要从企业和个人税收负担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根据税收法规的上述规定，企业在规定的比例范围内提取企业年金，可以发挥“税收挡板”作用。即当公司年度实现的财务利润水平较好，实施企业年金可减少当年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若不实施，则企业放弃减税机会。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企业年金一方面可以将企业实现的利润惠及企业职工，另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所得税支出，对企业和员工均有利。尤其是企业当年实现的盈利水平大幅度超过年度预算利润目标，企业按规定支付所得税金较大时，实施企业年金计划是一个较好的税收筹划手段，可以减少企业所得税税金支出，转而惠及企业职工。对个人而言，实施企业年金方式的个人所得税税负略低于不实施企业年金而直接增加当期工资收入方式的税负。

第四，对工资总额管理的影响分析。目前国有企业按国资委的要求实施工效挂钩和工资总额预算管理，由国资委对企业的工资总额进行年度结算和审批。国有企业超过国资委批复工资总额的部分，也将按照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对部分国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存在缺口的，利用企业年金这一单行政策，既可以提高员工收入水平，同时并不增加工资总额。

（二）研究制定科学的实施方案

企业在推动实施企业年金时，要科学设置企业实施企业年金制度的控制条件，只有达到规定条件时，企业才能启动实施。国有企业制定年金方案还要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要求，与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相结合，规范企业退休人员统筹外项目的发放。大型集团企业对所属单位要针对不同企业的经营状况，有选择性地实施，先进行部分企业的试点，再进行大面积的实施。

企业要将企业年金计划的实施过程与企业年度经营状况密切挂钩，形成联动机制。在实施过程中要从严监控，不具备条件时，必须暂停执行年金计划。一旦企业在实施过程中，经审核其运营状况发生了较大的不利变化，不具备继续实施的情形时，企业就必须停止实施年金制，以降低企业的风险。

（三）规范管理，控制风险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及运营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一是委托风险。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建立在信托和委托关系之上，同时委托人之间协作难度大，客观上存在较大的管理控制风险，这就造成企业年金基金可能产生财产损失。二是投资风险。如果企业年金投资项目组合发生一定的投资失误，企业年金基金的保值增值目标将很难实现。尽管按照国家有关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制度规定，投资管理人应从当期收取的管理费中提取20％，作为投资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投资亏损。但这一部分款项提取比率不高，积累缓慢，在一定年限内也不足于弥补可能出现的亏损，难以发挥较大作用。因此，实施企业年金的企业要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实力强的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实施中应加强对“四类人”管理和运营行为的规范性监督，确保信息完整，资产安全，收益稳定，资产保值增值，将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内。从根本上讲，企业年金基金的安全与保值增值的潜在风险无法消除，无论是实施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都应加强对企业年金的安全监督管理，企业还应深入研究保障企业年金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的举措，采取风险应对措施，有效规避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

（四）加大国家政策支持力度

国家应加大对企业实施企业年金的政策支持力度，适当提高企业可计提比例，扩大企业年金的可实施规模。尤其是国家税收政策要转变对企业年金的认识，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从而调动企业积极性，发挥企业年金对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开辟企业养老保险的第二通道，减轻国家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的压力。

总之，实施企业年金制度是对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个挑战，需要结合企业的发展运营状况进行全面深入地论证，充分辩识实施企业年金制度对企业产生的各方面影响，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要求慎重地作出决策，并应稳妥组织实施，规范管理操作，积极防范风险，确保资金安全。这样才能实现实施企业年金制度的预期效果。

[参考文献]

[1] 杨燕绥.企业年金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03:106-118.

[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J].中国劳动，2010（1）：62.

[3] 陈 诚.关于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思考［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1(2):67-71.

[4] 陆解芬.企业年金投资风险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6):170-173.

[5] 游 春，谢 杰.中国新企业年金替代率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78-83.

Sugges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terprise Annuity

YANG Shu-hua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China Railway Group Limited,Beijing 100039,China)

第7篇：国企年度总结范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

三、协调“二元”结构关系　有效改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破产兼产、产权重组等等，在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未缓解，而且效益滑坡趋势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同时对数量众多的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经实施了多年，促进了许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无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依然持续下降，98年实现利润甚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许多人认为对国有小企业放开经营，就能像乡镇、三资企业一样具有竞争活力，实际上乡镇、三资企业的相对竞争活力，也来自国有企业为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服从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上缴大量财政税收和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需求萎缩，“二元”结构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不应简单强调依靠市场调节，放开经营和推向市场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企业效益和社会失业进一步恶化。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合作关系，大型企业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其它类型企业，这样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单纯抓少数大企业不利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倘若国有小企业因销路不畅而被迫转产或出售，经济扩张时期大中型企业会失去合作伙伴，因无法组织配套生产丧失市场或被迫重新建厂。一些地方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被政府管的“过死”，而小型企业却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八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良好，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并非是困难原因，政府的适当监督和计划协调有利于企业经营，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协调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分工关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随着市场变化和企业经验积累逐渐调整，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或“放任自流”。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扩大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形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效益，否则难以吸收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许多地方纷纷对困难企业进行“包装上市”，这种办法欺骗了股民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改革形式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资一般仅适合效益良好的企业，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显改善国有企业困难，一些企业甚至还要求退出改革试点。许多国有小型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筹集资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体操作办法往往很不规范，甚至以剥夺劳动权利来威胁强迫职工入股，有些企业通过筹集资金暂时缓解了经营困难，但是，后来因经营不善或市场疲软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职工的长期积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近年来各地虽然采取了上述多种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恶化，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破产逃债”现象，甚至廉价拍卖或直接赠送盈利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虽然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市场疲软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加剧社会失业困难和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引起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1996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为412亿元，不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为790亿元，不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199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比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实现利润本身竟变成了负112亿元，比较97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为399亿元，比较97年同期增长了40％，均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爆发金融危机的覆辙。

倘若我们未能及时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继续持续下去，各地继续推行“破产逃债”和“廉价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不断继续恶化，企业亏损和社会失业的状况将更趋严重，甚至形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

1）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需求萎缩，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均出现生产过剩，全国的产品库存积压高达三万亿元，各类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状况更趋严重，职工下岗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40％，许多地方私营、三资企业也大面积亏损。

2）我国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导致银行坏帐猛增，贷款总额中大约20％成为了呆账，银行为避免坏帐被迫缩小贷款规模，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资金困难和亏损状况，一旦银行因坏帐积累出现了信用危机，广大人民和各类企业的存款都会遭受损失，股票市场也会因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崩溃，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3）我国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上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私营、外资企业的两、三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税收的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国的工商税收下降了2％，国有企业效益长期滑坡将会触发财政危机，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失去工资保证，甚至导致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4）倘若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崛起形成的“二元”规模结构，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情形，私营企业的规模水平远低于国有企业，更加难以同西方大跨国公司的进行竞争，外国资本控制国内盈利高的正规产业部门，私人资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规产业部门，分散在市场夹缝中小规模生产低档的产品，社会财富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购买力低下。社会经济“二元”分化趋势发展下去，还会诱发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动荡，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维护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曾屡屡干涉别国内政，国内外敌对势力可能趁机制造国家分裂，从而形成对国家和领土完整的威胁。

倘若我们不能及时地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制止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被廉价出售，防止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趋势，很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甚至重演我国解放前和拉美国家的悲剧。我国解放前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缓慢，外国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业行业，民族私营企业规模小难以抵抗外国竞争，许多次在外国竞争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向我国大举倾销过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营企业有60％破产。拉美国家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企业打垮了民族工业并垄断了当地市场，西方诱迫推行的非国有化变成了非民族化，外资企业采取不适用技术雇佣人数很少，出现了少量外企高级雇员构成的富裕阶层，以及广大人民构成的社会贫困阶层，贫富悬殊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控制了当地的主要产业和银行体系，本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制订经济政策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企业严重亏损和三角债拖欠危机。美国29年股票泡沫破灭之后，引起了企业破产风潮和社会失业危机，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缓解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赋、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赋消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倘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责任制创新为主，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改革则应采取稳妥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渐进进行，防止急于下放资产处置权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导致经营秩序混乱，纠正监督松弛造成“权力失控”和“责任虚置”。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未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混乱和“责任虚置”问题，98年俄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竟然高达70%，我们应充分吸取俄罗斯企业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70％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93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倘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有效宏观调控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经济矛盾，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企业和银行采取单纯追求盈利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美国29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私有企业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采取了削减工人和工资成本的办法，商业银行则缩小信贷规模以避免坏债危机，垄断资本趁机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兼并，结果导致了社会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也更趋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企业银行连锁破产风潮，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当前，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利用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大量的企业闲置设备和人力资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环保等方面建设，尽快促进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贯彻扩大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战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矫正经济失衡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尽管社会基础建设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低，私营、乡镇和外商企业一般不愿意进入，但是，政府通过计划调节和国有企业的积极配合，能够重新启动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帮助矫正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通过产业间联系和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缓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需求将大幅度增长，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将显著提高，政府税收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明显改善。我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坚持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重协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才能防止国民经济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扰。关于政府调节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受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国际经济组织从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出发，大肆宣传“科斯产权理论”以贬低国有企业，诱迫前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困境，但是，事实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政府曾对濒临破产的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缓解了经济萧条，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冷战的压力，推行了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政策，出现了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贫富差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右翼推行的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工业衰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政府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濒临瓦解，我们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垄断媒介的宣传，追随垄断资本诱迫推行的灾难性“私有化潮流”。

我国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会经济“二元”分化的趋势，包括扶植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协作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城乡集体企业的监督和指导，防止许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状况，协调国有、集体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对私营、外资企业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必须有众多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配合，否则大中型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专业化生产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加强社会基础建设，需要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必须坚决刹住各地廉价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风潮，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采取廉价卖光国有中小企业的错误作法，地方政府将失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对于陷入严重困难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也不应简单采取破产清算或出售拍卖政策，而应提供特殊的破产整顿保护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暂停支付债务负担，恢复行之有效的扭亏增盈承包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恢复经营秩序和偿债能力，帮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难的企业，防止政府税源和银行债权的重大损失，保护社会生产力和广大职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经济的主张，难以搞活国民经济和解决社会失业，因为，这些企业集中在过度竞争的非关键性行业，难以产生启动国民经济的广泛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前，不会舍弃自身利益雇佣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国的城镇、农村集体工业企业，不应该将暂时的经营困难归于公有产权，也不应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应该继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经验，继续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加强职工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导并承担社会义务，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乡镇集体企业应协调同国有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接受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指导，避免出现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项目，纠正许多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状况。我国应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餐饮、服务、小型商业等等，还应鼓励私营经济生产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进入生产过剩的消费品行业，以免加重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应限制其进入市场潜力大的高盈利行业，以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事业的经费来源，以及财政税收的比重不会下降；特别应严格禁止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逃避交纳税收或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应限制其进入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的行业，如破坏矿产资源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92年盲目竞争引近外资的教训。我们应该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在鼓励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纠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强调发展私营、外资企业，一方面轻视公有制企业甚至搞私有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同志论述我国现阶段的改革任务时，强调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国有、集体企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贯彻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数据引自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③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统计摘要》1992年。

第8篇：国企年度总结范文

一、沪渝百强企业业绩的对比分析

1. 经营规模分析

从总量指标上看，上海百强企业2014年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47238.94亿元，比2013年的43077.25亿元，同比增长9.66%。重庆百强企业2014年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12812.64亿元，比2013年的11505.18亿元，增长11.36%。上海百强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量明显高于重庆，增长比重庆低近2个百分点。纵向比较，沪渝两市百强企业营收增长率都明显放缓，其中上海百强下降6.79%，重庆百强下降7.98%，营收增长的下降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上海百强企业2014年的净利润总额达到2689.45亿元，比2013年的2691.25亿元略降0.07.71%。重庆百强企业2014年的净利润总额达到646.81亿元，比2013年的467.02亿元增长38.50%。纵向比较，上海百强企业净利润下降明显，重庆百强企业增增幅明显，企业经营活力凸显。

上海百强企业2014年的资产总额为175367.30亿元，比2013年的157378.29亿元，增长11.43%;重庆百强企业2014年的资产总额为24821.62亿元，比2013年的20963.21亿元，增长了18.41%。显然，上海的资产总规模绝对量远大于重庆，而增长率方面，重庆明显高于上海。

2. 集中度分析

集中度主要反映企业的数量及其相对规模的分布结构。其中，CRn表示前n位企业在某项经济指标上占总体的占比。例如，当采用营业收入统计时，CR10表示前10位企业的营业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的占比。本报告采用CR10、CR30 、CR50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对沪渝两市百强企业进行统计，数值如表2所示：

根据表2中显示的结果，上海百强企业中前10位企业2014年的营业收入占比53.56%，净利润占比74.64%，总资产占比74.97%，从业人数占比37.00%，其中，营收指标与总资产指标较之2013年略有下降，净利润与从业人数指标则略有上升;同期，重庆百强企业中前10位企业的营业收入占比43.65%，净利润占比72.01%，总资产占比33.83%，从业人数占比40.96%，四项指标占比除从业人数外，均呈现了上升态势，其中净利润上升幅度明显，增长了近20个百分点。再结合前30位企业、前50位企业的同类指标值来分析，上海企业的经济指标的占比仍高于重庆企业。这说明上海企业百强中排名靠前的大企业在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规模和员工人数方面具有更高的集中度，重庆百强企业的占比相对较低，集中度的提升还有较大空间，也说明较小规模企业的经营状态比较活跃，有一定的竞争力。

3. 盈利能力分析

在盈利能力方面，2014年上海百强企业总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是1.53%，较之上年的1.71下降了0.18%，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平均值是8.46%，较之上年的7.58%上升了0.88%。重庆百强企业这两指标值2014年分别是2.61%和13.15%，较之上年均略有回升。从整体上看，沪渝二地企业在盈利能力方面保持平稳状态，重庆百强则呈现出复苏迹象。

4. 纳税贡献分析

从总量指标上看（表4所示），上海百强企业2014年的纳税总额达到3706.36亿元，比上年的3364.31亿元，增长342.05亿元，增长了10.17%;重庆百强企业的纳税总额达到756.100亿元，比上年的634.54亿元，增长121.46亿元，增长了19.14%。上海百强企业的纳税总额远高于重庆，但增长率明显低于重庆。

从营业收入纳税贡献率（即纳税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上看，上海百强企业2014年纳税比例达到7.85%，较上年的7.81%略有回升;重庆百强企业2014年平均纳税比例达到5.90%，比上年的5.52%页略有回升。上海百强企业营业收入纳税率高于重庆百强企业，也表示了上海企业的税负高于重庆企业;上海百强企业营业收入纳税贡献率上升0.51%，重庆百强企业上升6.88%，说明重庆百强企业税负弹性较大。

5. 就业和用工效率分析

从沪渝百强企业的就业人数规模看，上海百强企业2014年156.57万人，比上年的157.65万人减少0.69%，用工规模持续下降，但降幅在缩减;同期，重庆百强企业的93.02万人，比上年的93.38万人减少0.39%。可见，两市用工规模均呈现了一定的缩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宏观济整体不景气有关，其中上海用工规模的持续下降还与产业升级有关。

上海百强企业2014年人均营业收入是301.71万元，比上年的273.25万元增长10.42%;人均占有资产1120.06万元，比上年的998.28万元增长12.20%;人均利税23.67万元，比上年的21.34万元增长10.92%。重庆百强企业2014年人均营业收入137.74万元，比上年的123.21万元增长11.79%;人均占有资产266.84万元，比上年的224.49万元增长18.86%;人均利税8.13万元比上年的6.80万元增长19.56%。

由此可见，上海百强企业由于人均占有总资产额的数量庞大，比重庆高出4.20倍，拉动了人均营业收入额和人均利税额方面比重庆高出许多，但从人均营业收入增长率和人均利税增长率指标看，重庆增速略高于上海。同时，结合近几年的数据，上海百强企业用工人数持续缩减，尽管重庆百强企业也在减少，但幅度略低于上海。由此可见，沪渝两市百强企业在2014年的发展，主要动力各有不同，上海百强企业依靠资金的集聚，重庆百强企业劳动力效率提升明显。

6. 行业分布分析

从百强企业的行业构成来看，沪渝二地产业结构有较大区别。

上海百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有37家，制造业营业收入19647.39亿元，占比41.59%（占比指行业数据占100强企业合计收入的比率，下同），净利润869.47亿元，占比32.33%，资产总额22071.03亿元，占比12.59%;农业无企业进入百强;建筑业9家，营业收入3552.51亿元，占比7.52%，净利润73.98亿元，占比2.75%，资产总额3414.52亿元，占比1.95%;服务业54家，营业收入24039.04亿元，占比50.89%，净利润1746.00亿元，占比64.93%，资产总额149881.75亿元，占比85.46%。

重庆百强企业中制造业43家，营业收入7060.35亿元，占比55.10%，净利润256.50亿元，占比39.66%，资产总额6807.14亿元，占比27.42%;农业1家，营业收入56.44亿元，占比0.44%，净利润3.35亿元，占比0.52%，资产总额109.91亿元，占比0.44%;建筑业16家，营业收入1154.68亿元，占比9.01%，净利润29.63亿元，占比4.58%，资产总额1289.92亿元，占比5.20%;服务业40家，营业收入4541.17亿元，占比35.45%，净利润357.33亿元，占比55.68%，资产总额16614.65亿元，占比66.94%。

由上述数据分析，上海百强企业中在行业占比上，服务业营业收入比制造业高9.30个百分点，服务业净利润比制造业高32.60个百分点，总资产更是比制造业高72.87个百分点。重庆百强企业中，服务业在营业收入、净利润占比较去年略有下降，且与上海相比明显较低。这一特点说明，上海的创新转型经济战略及“四个中心”建设成效初显，服务业发展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重庆地处中部，是新兴的直辖市，制造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服务业尚处在积累资金蓄势待发的过程。

7. 企业所有制分布分析

从百强企业的所有制构成来看，沪渝二地百强企业2014年在经营规模上有较大区别。

上海百强企业中外资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外资企业）有10家，民营企业有30家，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有60家。经营业绩分布：营业收入方面，外资企业1695.45亿元，占比3.59%（占比指该类所有制企业数据占100强企业合计收入的比率，下同），民营企业5216.48亿元，占比11.04%，国有企业40327.01亿元，占比85.37%;净利润方面，外资企业32.58亿元，占比1.21%，民营企业165.98亿元，占比6.17%，国有企业2490.89亿元，占比92.62%;总资产方面，外资企业1591.20亿元，占比0.91%，民营企业5281.82亿元，占比3.01%，国有企业168494.28亿元，占比96.08%。

重庆百强企业中外资企业有1家，民营企业42家，国有企业57家。经营业绩分布：营业收入方面，外资企业253.94亿，占比1.98%，民营企业4248.97亿元，占比33.16%，国有企业8309.73亿元，占比64.86%;净利润方面，外资企业2.63亿，占比0.41%，民营企业249.26亿元，占比38.53%，国有企业394.92亿元，占比61.06%;总资产方面，外资企业64.00亿，占比0.26%，民营企业5664.43亿元，占比22.82%，国有企业19093.19亿元，占比76.92%。

由上述数据分析，沪渝两市国有企业与外资、民营企业相比，平均规模较大，外资、民营企业的规模较小。其中，上海国有企业的业绩占比超过数量占比的现象比重庆更突出。上海百强企业国有企业的数量占比只有60%，而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方面的占比远远高于该类企业的数量占比，并按照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的顺序由低向高排列。外资、民营企业在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方面的占比则相反，远远低于其数量占比，并按照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的顺序由高向低排列，说明国有企业实力强大而资产效率和效益则稍低，而外资、民营企业则恰恰相反。重庆百强企业的所有制分布同上年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占比略有增加，说明重庆也非常重视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

二、沪渝百强企业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

1. 沪渝百强企业发展状况的差异特征：

（1）上海百强企业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资产规模总量高于重庆百强企业。2014年，上海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增长率低于重庆的格局依然存在，其中净利润增长率低于重庆38.57个百分点。

（2）上海百强企业在营业收入、净利润、资产规模的集中度略有放缓，表现出上海特大型企业的扩张能力不再强劲;重庆百强企业的集中度整体稍低，说明相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具竞争力，但较之去年集中度呈增长趋势，反映出重庆企业扩张势头逐渐放缓。

（3）上海百强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低于重庆1.08个百分点，净资产收益率低于重庆4.69个百分点，说明重庆百强的盈利能力较强，但纵向比较而言，上海百强的盈利能力略有回升。

（4）上海百强企业的纳税总额远高于重庆，但纳税总额增长率明显低于重庆。上海、重庆两地的营业收入纳税贡献率均有回升，且回升幅度类似。总体来看，上海大企业的税负明显高于重庆。

（5）沪渝两市百强企业用工人数均呈现缩减;沪渝两市人均利税额均有增长，其中重庆增幅高出上海8.64个百分点，但上海人均利税额近3倍于重庆。两市人均利税增长均依赖于人均营业收入和人均占有资产的快速增长，同时因2014年用工人数的减少而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人均利税额。

（6）沪渝两市百强企业产业结构占比反映了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现状。上海服务业在净利润和总资产方面占比较高，重庆制造业营业收入占比较高。

（7）沪渝两市百强企业在所有制分布方面也有较明显的差异。上海国有企业规模庞大，经营业绩占比依然很高的现象基本不变，重庆民营企业的经营业绩占与上年相比基本持平。

2. 沪渝两市百强企业发展现状差异特征的原因分析

根据数据分析，结合两市的区位特征、地理环境、产业布局等因素，造成以上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各项宏观经济调控进入新常态，政策效果显效，百强企业增长率回升。从整体上看，在目前国内外宏观经济背景下，沪渝两市百强企业不但保持了增长的势头，而且较之201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与总资产增长率都有明显提高，重庆的净利润增长率高达38%。上海百强的净利润增长率下降了0.07个百分点，这与上海加快创新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压力有关，而营业收入、总资产增长率的持续复苏则得益于近年来上海经济已经进入转型带来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对制造业的依存度减少，服务业的高速增长拉动了百强企业整体的业绩。重庆地处西南内陆且正处在新一轮经济开发初期，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服务业发展态势平稳。总体上，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也进入了新常态，出台的各项措施更加重视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潜在活力，沪渝两地均抓住了这一宏观机遇，不断加快转型创新的步伐，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使得2014年两市百强企业在经营规模、盈利能力方面继续呈现出复苏迹象。

（2）扩张态势依然存在，沪渝动力有所不同。从百强企业行业结构看，沪渝两市的农业、建筑业企业所占比重都很低，服务业和制造业所占比重较高。由于沪渝两市的经济基础和发展阶段不同，服务业和制造业在沪渝两市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上海城市经济正处于产业转型期，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方针指导下，上海有选择的发展先进制造业，一般制造业已处于限制或淘汰中，资金和人才正在继续向服务业注入，推动了现代服务业以较高速度发展，服务业企业不仅占百强企业的数量达到54家，净利润和总资产的比重分别达到64.93%和85.46%，继续保持着扩张的态势。重庆尚处于新一轮开发期，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继续扩张势所难免，同时服务业的的占比有所增加，也预示着重庆制造业的发展将会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3）经过长期的的深厚积累，上海的百强企业在营业收入、资产规模等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正由于基数较高，规模扩张的速度已经明显放缓，表现为上海企业在增长率上低于重庆的现象。重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规模还相对较小，规模扩张、做大企业是主要目标，相信重庆的两大产业在近年内还将延续较高的规模增长。

（4）总体资产收益率有待提高。在2014年，上海百强企业尽管资产规模上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但资产收益率略低于2013年。数据显示上海百强企业中制造业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都比较高。整体总资产收益率比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百强企业中金融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基础设施行业（如航空业、航运）等高资产低收入企业占比较高，影响了整体的资产效率的提升。在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背景下，金融业和基础设施行业的规模扩张还将将继续，且扩张速度将超过制造业，因此，上海百强企业的资产效率在近几年内，难以有明显的改善。重庆百强企业今后的发展也可能因服务业的发展，遇到上海同样的问题。

三、上海企业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完善税收制度，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上海企业在纳税贡献率方面明显高于重庆企业。要继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形成完善、平等的税收体系，提升上海企业的竞争力。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给予一定的财税政策的支持，促进他们加快发展。

（2） 优化创新转型机制，激发国有企业经营活力

上海百强中有60家国企，它们的营收、资产规模占有绝对优势，若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将明显提升上海的经济实力。上海应继续大胆改革，优化国企创新转型的各项机制，出台有利措施，激发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力与竞争力，以更好地发挥国企的“排头兵”作用。

（3） 落实相关扶持政策，推动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上海民营企业只有30家上榜，营业规模仅占11.04%，表示上海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空间还很大，应进一步落实融资等相关扶持政策，增强对上海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对于进一步激活上海经济活力意义长远。

（4）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全面转型创新

第9篇：国企年度总结范文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也称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是指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以人民币报关并且进出口贸易均以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居民可以向非居民支付人民币，也允许非居民持有人民币存款账户，其业务种类包括进出口信用证、托收、汇款等多种结算方式。一直以来，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主要使用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外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和对外贸易量逐年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我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国的地位和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使贸易大国和货币小国的矛盾得到越来越深的激化，这种矛盾不利于我国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国际结算货币汇率的剧烈波动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了很大的风险，而人民币汇率在此次危机中保持了较小的波动幅度，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企业竞争能力的不断提升，未来人民币的需求将逐渐增大，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也充满了信心，要求跨境贸易以人民币结算的呼声便随之越来越高。为保持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水平稳定发展，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和银监会联合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标志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运作，试点工作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多家跨国银行开始敦促企业客户在与中国的贸易交易中使用人民币而非美元。据中国人民银行初步统计，截至2010年5月底，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445.52亿元，较2009年底大幅增长十余倍之多？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委又联合了《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扩大到20个省，不再限制境外地域。到目前为止，2011年前4个月跨境贸易结算总量已达到5300亿，超过2010年全年的总量5000亿，占总的进出口贸易量的2%左右，并且人民币结算量现在以每月新增1500亿至1600亿元的态势继续增长。而在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欧盟和日本等部分发达国家竞相通过维持低利率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引导本币贬值，就中国而言，美国政府加大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力度，激化了中美之间的货币纠纷。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对规避汇率风险，改善贸易条件，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我国外贸企业财务的影响

（一）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1）对营业收入的影响。在传统结算方式下国际结算货币汇率的剧烈波动会给我国外贸企业带来巨大的汇率风险。如若一家外贸企业采用美元计价与境外客户签订了一个5400万元人民币的订单，当时汇率为$1=￥7.50，在货到付款销售方式下，该企业在会计上应增加720万美元的应收账款，而当货物验收合格入库时，汇率变为$1=￥7.40，此时这家外贸企业就只能收到5328万元人民币的货款，那么该企业在这笔交易中就整整损失掉了72万元人民币的营业收入，由此看出，结算货币汇率的变动那怕是微小的变动对我国进出口企业来说可能都是致命的，企业会因此而不敢贸然接单，进而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额。在采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后，不管其他货币汇率如何波动，我国外贸企业将不再承担汇率风险，这将有助于我国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稳定和便利外贸企业的对外出口，最终使营业收入总额得到提升。（2）对成本费用的影响。首先，规避了汇率风险。采用人民币结算可为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减少汇兑损失，降低财务成本，同时还会减少由于汇率变化所带来的定价成本，企业可以在贸易谈判中一次性锁定价格。当然，如果企业自身出口收汇量可满足对外付汇需求，则不需承担汇兑损失，企业可根据收付汇情况对财务进行管理，此时若采用人民币结算，将会对企业财务产生影响。其次，降低了出口成本。以出口信用证为例，一般银行开信用证需支付1.5个点，结汇需支付1个点，此外，对外汇进行套期保值，还要另行支付成本。据研究表明，对出口企业而言，用人民币结算大致可以节约3%-5%左右的出口成本，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出口数量和出口金额，扩大了对外贸易量。再次，节省了部分汇兑成本。在传统结算方式下，对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跨境贸易的双方来说，由于使用的是第三方货币，就存在着各自本币兑换为第三方货币再进行结算的两次兑换成本，境内母公司与境外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跨境贸易结算亦是如此，当跨境贸易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后可以减少其中的一次兑换并节省部分的汇兑成本，从而可以增强外贸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最后，节省了进行外币衍生产品交易的有关费用。当采用外币进行结算时，为了规避汇率风险，企业通常会委托银行进行衍生产品交易，而外资银行对衍生产品交易的收费普遍要比中资银行收费高。根据调研，委托银行进行衍生产品交易约占企业营业收入的2%-3%，在使用人民币结算后可以减少在这些交易中发生的有关费用，并且企业的成本利润可以用人民币清晰的固定下来，有助于企业进行财务核算。由以上分析可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将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和产生更大的现金流，利润总额的增加能提高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指标。在资产变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还能使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率得到提高。除此之外，对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和EVA率等指标也有所改善。

（二）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影响 （1）对企业筹资投资的影响。跨境贸易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提高了境外机构获取和运用人民币的渠道，使境内企业能更加便利的使用海外资本，降低了企业筹集资本的成本，提高了投融资的效率，促进了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发展。（2）对资本结构的影响。随着人民币在境外流通性的加强，人民币结算偏好程度的增加，我国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外汇管理制度越来越完善，我国外贸企业将能更轻松更便利的进行对外投资和对内筹资，这将有助于企业对资本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有助于企业有效的运用财务杠杆的作用进行生产经营和对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带动对外第三产业发展。同时，由于我国外贸企业对外出口的产品大都是低附加值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不失为国内外贸企业转型的大好机会，企业可以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革新来促使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提高科技含量和生产效率来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从而带动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采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后，企业能更灵活的进行筹资和融资，能使企业将资本结构调整到更合理的状态，有助于管理层对资产负债率、速动比率、现金流动负债比等财务指标向着有利于自身发展方向进行灵活的调整。

（三）对企业营运能力的影响 （1）对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在外币结算制度下，出口企业需要去外汇管理局领取核销单，出口后还需要等待核销才能结汇。当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时，不需要纳入外债额度管理和外汇核销管理，进出口时也不需要提交核销单，而且减少了外币定价、结售汇等环节，这样在节省费用的同时还能缩短兑现时间，使企业进出口的便利性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高。同时，对外贸易中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企业的外汇核销手续和进出口业务流程都得到了很大的简化，并且货币汇兑次数由两次变为一次缩短了资金流动环节和结算过程，进而可以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提高企业资金的结算效率和使用效率。（2）对资金管理的影响。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时，生产用资金和贸易用资金币种相同，企业运营货币和合同计价货币币种也相同，企业在合同签约前就能切实的了解收入和交易成本，从而可以提高企业决策的有效性，有利于企业更有效地进行现金等资金管理，便于企业制定长期规划，增强企业应对国际经济变化的能力。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有助于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有助于资金得到更好的管理，从指标上来看就是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等财务指标将会得到提高，不良资产比率会有所降低。

（四）对企业发展能力的影响 （1）对企业贸易合作关系的影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有利于加强国内外贸企业与贸易伙伴，特别是周边贸易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的贸易关系，有利于促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的发展，同时也为企业开拓新市场创造了条件。（2）对企业外贸发展的影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有利于我国外贸企业改善贸易条件，促进企业从低端向中高端延伸，有利于促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部署全球发展战略，有利于促进我国周边贸易的发展和提高我国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缓解国际贸易摩擦压力，创造和保持平稳的贸易环境，对提高企业总资产增长率、资本保值增值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等财务指标有较大促进作用。

三、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我国外贸企业财务影响的案例研究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新闻中心的2010中国家电企业排行榜，选取了7家在出口额和利税总额均名列前茅的国内知名家电企业作为本文的分析样本，其中有2家被列入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的名单内。案例分析中所用的数据，除权重数据是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出的以外，其他数据均来自巨潮网中各家企业的半年度财务报表和季度财务报表。

（二）具体案例分析 由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是从2009年7月初正式启动的，本文将运用层次分析法分别对每家企业2009年上半年和2009年第三季度两个时间段的财务综合水平进行定量分析，然后对财务综合值进行单位化，在消除时间因素的影响下再进行比较。与上文的分析相对应，此处仍将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着手，根据客观性、重要性、综合性和代表性原则，在能衡量这四种能力的财务指标中，各选取了3项指标来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层次结构如图1所示。按照图1三个层次关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层次结构中各层次相关元素的相关程度赋值并经过一系列计算后，得出该12项财务指标在企业财务综合评价分析中的权重数据按上图从左至右的排列顺序分别为0.087、0.022、0.022、0.038、0.008、0.022、0.080、0.080、0.241、0.044、0.124和0.233（因篇幅原因详细计算过程略）。同时，根据企业对外公布的半年度报表和季度报表的财务数据计算出的每家企业2009年上半年和2009年第三季度的各项财务指标结果如表1所示。然后根据每项指标的数据结果和对应的权重数据计算出各企业2009年上半年和第三季度的财务综合评价值，这样各企业之间可以进行横向比较，为了使各企业能进行纵向比较，需消除时间因素的影响。本文以ST春兰的财务综合值为基数，即视ST春兰2009年上半年和第三季度的财务综合评价值均为单位1，分别计算出其他各企业财务综合值的单位化值，最后用各企业第三季度与上半年单位化值进行纵向比较，计算出各自的降低幅度，具体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三）分析结论 根据表2中的数据结果分析可知，当以一家企业的财务综合值为基准（本案例以春兰为基准）进行比较分析时，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外的四家家电企业（青岛海尔、美的电器、四川长虹和青岛海信）的财务综合值降低幅度均接近于80%，而对外贸易结算方式由外币结算改为人民币结算的两家试点内企业（深圳康佳和广州国光）财务综合值降低幅度略为70%，明显低于试点外企业财务综合值的降幅，而这还仅仅只是经过了一个季度所产生的财务综合水平差距，如果时间越长，预期所产生的差距会越大，这说明对外贸易结算方式的改变对企业财务综合水平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正面影响。同时，从表1中各项财务指标计算结果来看，不管是用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率，还是用来衡量偿债能力的速动比率和现金流动负债比，还是用来衡量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其他财务指标，从整体上而言试点内企业要比试点外企业上升幅度大，这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由于精力和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原因，本文仅选用了七家公司作为案例样本，在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并验证时还存在不足之处，希望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杜莉芬：《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思考》，《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年第12期。

[2]郭红玉、陈诚：《改善金融服务环境提高金融服务质量积极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中国经贸》2009年第5期。

[3]王仙婷：《金融危机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国际商务财会》2009年第11期。